日期：1981-7-4 作者：[待确定]
同志们，今天向大家传达六中全会精神。共分三小部分：
一 、会议概况和重要意义
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三、改选和增选中央主要领导成员
有关这部分的内容，公报作了高度概括，大家都看了。这里再介绍些情况。
全会的议题是两项：一是审议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于历史问题的决议》；二是改选和增选中央主要领导成员。
本来还有一些重要问题，如陈云同志亲自调查起草的关于提拔培养青年干部、安排好老同志的两个材料，需要研究，为了使全会集中精力解决好这两项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议题，没有列入全会的议程，留在全会后专门召开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会议讨论。
中央常委决定，会议分两段进行。第一段，预备会议，从六月十五日开始，到二十五日结束，共十一天，其中八天分组讨论决议，三天讨论改选增选中央主要领导成员问题。第二段，正式会议，从六月二十七日开始；到二十九日结束，共三天，其中第一天通过决议，第二天进行选举，第三天通过公报。并决定六月三十日发表《公报》，七月一日发表《决议》，七月二日发表耀邦同志在七一纪念大会上的讲话，这些都在前一天晚上广播。中央常委要求一切准备工作都要在预备会议期间做好，正式会议只开三天。会议按预定计划，如期完成任务。
在会议过程中，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了三次各组召集人会议。
第一次是六月十四日下午，胡耀邦、赵紫阳同志受常委的委托主持召开的。会上，耀邦同志讲了这次会议的议题、时间安排和怎样把会议开好等问题。
第二次是六月二十二日，常委请各组召集人开会，讨论怎样根据大家提的意见对决议进行修改和怎样讨论第二项议题的问题。会上，邓力群同志汇报了根据大家意见进行修改的情况，各组召集人提了补充修改意见。小平、陈云、先念、耀邦、紫阳同志针对大家提的问题讲了话。
第三次是六月二十七日下午，常委就选举程序，中央主席、副主席名次排列等问题，召开了各组召集人会议。全会充分发扬了民主，严格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办事，在总结历史经验和讨论决定中央领导人选过程中，采取了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贯彻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到会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和列席的同志普遍反映，这次全会是继三中全会以来又一次充分体现民主精神的会议，大家心情舒畅，畅所欲言；重要问题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决定；重要文献由全会宣读表决通过，重要人事更动无记名投票选举决定。公报说，这生动地表明了我们党的坚强团结，充分地反映了我们的事业发达兴旺。
全会的三次正式会议，分别由胡耀邦、李先念，邓小平同志主持。由于一切重大问题，都是由常委共同决定，所以公报说“中央政治局常委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华国锋同志主持了会议”。这种做法，体现了集体领导的原则。
叶剑英同志高龄有病，老人家鉴于这次会议事关大局，亲自给中央常委和全会的同志写信，表示赞成决议稿、中央的人事更动和对华国锋同志的批评帮助；亲自参加全会的开幕式；亲自到会参加投票选举。当全会开幕式首先宣读叶剑英同志致全会的信时，全场报以热烈的鼓掌。下面宣读剑英同志的信。
由于年老又在病中，我不能参加这次全会的讨论。特向中央告假。
在小平同志的亲自主持下和参加写作的同志们的辛勤努力下写出了“决议”修改稿，又经过同志们认真细致的讨论修改，最后形成了“决议”。虽然由于我长期在病中，未能详尽地研究，但我是同意和拥护中央所做的这一决定的。决议中确立毛泽东同志以及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这对于我们党的千秋大业无疑是十分重要的。
对于中央的人事更动，我也是同意的。
我和小平同志谈过，我觉得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主席、副主席名次排列，还是胡、邓、叶、赵、李、陈、华。这样更好些。
对于华国锋同志的批评、帮助以及对他所担负的职务调整，我认为中央的处理是妥当的。
我希望通过这次全会能更进一步统一思想，加强团结，共同奋斗，把经济工作以及其它各项工作做得更好。
此 致
叶 剑 英二十六日
会议闭幕时，耀邦、陈云、邓小平等同志先后作了简短的重要讲话，全文传达如下，（读文件，略）
小平、陈云、耀邦同志的讲话，对这次会议作了高度评价，指明今后中央领导核心的格局和工作方向。
这一部分，准备讲讲决议的起草过程，决议的指导思想，指导思想在决议条文中的体现。中心是决议的指导思想。
决议的起草工作是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具体来说，中央常委委托小平同志指导，由乔木同志具体主持。参加起草工作的有二十多位同志。
起草工作从去年三月开始到这次全会正式通过，经历了一年零四个月的时间。如果从一九七九年五月起草叶剑英同志国庆三十周年的讲话算起的话，则是二年多一点时间。在一年零四个月中，大的讨论和修改有七次：
第一次，去年七月三日，起草小组提供了一个稿子，书记处进行了讨论；
第二次，去年十月十一日，起草小组提供了第二个稿子，全党四千位高级干部进行了讨论；
第三次，今年三月二十一日，起草小组根据小平同志针对去年十月的稿子和四千人讨论的情况所作的指示，改了一个稿子，在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和部分老同志共五十位同志中征求了意见；
第四次，今年五月十九日，在有七十五人参加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进行了讨论；
第五次，七十五人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根据大家提的意见，又改了一个稿子，印发书面征求意见；
第六次，六月十三日，政治局扩大会议原则通过，提交六中全会审议。
第七次，六月十五至二十二日，六中全会预备会议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六月二十六日，根据六中全会预备会议的意见进行修改，提请全会正式通过。
与此同时，提请全会预备会议审议的稿子，还征求了中央党政军机关参加去年四千人讨论的近一千人的意见，征求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的意见。
这个过程说明，起草工作是充分发扬民主，走了群众路线的，最后通过的决议是全党智慧的结晶。
决议起草工作，遇到的最大的难题有四个：第一是，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还是错误是第一位的；错误是毛主席一个人犯的，还是别人也有点份；毛主席犯错误的原因是个人品质问题，还是无产阶级伟大革命家犯的错误。毛主席的理论自己同自己打架，怎样坚持毛泽东思想。第二是，建国二十二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前十年，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
对这样一些问题，党内外、国内外都有不同的认识，在党内高级干部中，意见也不一致，甚至很不一致。
这是一个极大的政治问题，关系到我们的党、军队、国家和人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思想，巩固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沿着正确的政治航向胜利前进；处理不好，就要造成极大的混乱，破坏安定团结的局面，走向错误的道路，自己把自己搞乱。
这不仅是中国国内的问题，而且是个国际范围的问题。处理得好，有利于各国工人政党和革命组织的团结，有利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有利于第三世界人民的团结，有利于人类进步事业，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加强反霸统一战线；处理不好，就可能带来一系列的问题。
对这样一类问题的错误处理，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发生过，这就是五十年代，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中央对斯大林的错误处理。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给苏联带来多么严重的后果，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各国人民带来多么严重的后果，四、五十岁的同志都是身临其境，记忆犹新的。
为了正确处理我们党遇到的这些问题，中央领导同志，首先是邓小平同志，一开始就对决议的起草工作提出了三条基本要求，明确了指导思想，并且做了大量的说服工作，使决议的起草工作沿着正确的方向进行，最终实现了这三条基本要求。
这三条基本要求是：
第一、要树立毛泽东同志、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明确毛泽东同志的功劳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对毛泽东同志的错误，要进行实事求是的、恰如其分的批评。但是不能认为只是毛泽东同志一个人犯了错误，其他人都是正确的；不能认为错误的责任全在毛泽东同志，其他人没有份，要区别不同情况，分别对待；不能认为毛泽东同志犯错误的原因是个人品质问题，要明确他的错误是伟大无产阶级革命家犯的错误。
第二、要肯定三十二年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年，我们党的成绩是主要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不能把建国二十二年的历史写成黑漆一团，也不能认为三十二年错误是主要的。在此基础上，对重大历史事件、有关领导人的是非功过，做出实事求是的评价。
第三、在前两条的基础上，统一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思想，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同心协力搞四化。 这三条基本要求，最关键、最核心的问题是第一条。为了使同志们深刻了解上述指导思想，需要向大家比较详细地传达几位中央领导同志，主要是小平同志有关的一系列指示。这部分的份量比较多，让大家知道是很有必要的。有少量在过去发的中央文件中下达过，现在重新回顾一下，也很有意义。
树立毛泽东同志、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坚持毛泽东思想，是小平同志的一贯思想。一个时期以来，外面宣传小平同志搞什么“非毛化”，党中央搞什么“非毛化”，国内也有人有误解，别有用心的人还恶意挑拨、攻击。这是极大歪曲。《决议》的发表正是对这种混乱思想的一次十分必要的、及时的澄清。为了帮助同志们深刻理解这一点，有必要先简略地回顾一下，小平同志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到起草决议以前有关的讲话，按时间顺序传达：
一九七七年四月十日，小平同志还没有出来工作时，就针对《人民日报》发表的“两个凡是”的社论和三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坚持“两个凡是”的做法，在给中央写的信中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
十届三中全会，恢复了小平同志的政治局委员、中央副主席等职务。小平同志在闭幕会上讲话的第三部分专门谈了怎样正确对待毛泽东思想的问题，进一步阐述了“准确”、“完整”这一提法的含意。他指出，只有对毛泽东思想体系有完整的（不是零碎的）、准确的（不是随意的）认识，并且运用它来指导我们的各项工作，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指出，林彪、“四人帮”就是引用毛主席的某些只言片语骗人，吓唬人。
紧接着，小平同志领导全党准确地、完整地掌握运用毛泽东思想体系，进行拨乱反正，解决了一系列的实际问题。如肯定“文革”前十七年成绩是主要的，推翻对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等领域的“两个基本估计”，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制度等，极大地调动了广大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积极性，迅速改变了社会风气。
一九七八年六月二日，小平同志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深刻地指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根本点，批判了坚持“两个凡是”的错误，真正恢复和捍卫了毛泽东思想体系。
一九七八年九月，小平同志出访朝鲜回到东北时指出，“两个凡是”不是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搞不好，要损害毛主席”。
一九七八年冬，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期间，小平同志针对“西单墙”出现的全盘否定毛主席的大字报，在接见外国记者时说，如果没有毛主席，中国革命很可能还在黑暗中苦斗，毛主席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三中全会闭幕时，小平同志提出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
小平同志在这次讲话中，非常坚定明确地指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其中包括坚持毛泽东思想，是我们的根本立场。“每个共产党员，更不必说每个党的思想理论工作者，决不允许在这个根本立场上有丝毫动摇。如果动摇了这四条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条，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事业。”
下面传达小平同志对《决议》起草工作的直接指示。
一九八○年三月十九日，针对起草小组设想的《决议》的起草方案说：“这个《决议》，整个文字不要写成一种文章式的东西，不要展开论证，要多用些论断性的语言。这些论断性的语言，要力求准确。
中心是三个问题。其中最核心的问题，第一位的问题，就是要树立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树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不仅是指今天，而且是以后，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五中全会关于少奇同志平反的决定传达下去以后，一部分人中间思想相当混乱。必须明确地对这种混乱思想加以澄清。国际上对这个问题很关心，左派党关心我们的态度，许多朋友也在看我们怎么说。要写毛泽东思想的历史，毛泽东思想形成的过程。延安这一段，可以说是毛泽东思想比较完整地形成起来的一段。毛泽东思想中，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包括党的建设的理论和处理党内关系的原则，在延安整风前后，都已经比较完整地形成了。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完备。那个《决议》主要是批判三次左倾路线，对照着讲了一下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没有专门讲毛泽东思想的全部内容。这一次，要树立毛泽东思想的地位，就要把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特别是今后还要继续贯彻执行的，用比较概括的语言写出来。‘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毛主席是犯了错误的。在讲到毛主席、毛泽东思想的时候，要对这一个时期的错误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这是第一个问题，也是第一位的问题，关键性的问题。
第二，对解放后三十二年来，主要是粉碎‘四人帮’以前，历史上的大事情，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中央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功在什么方面，过在什么方面，是和非都要作出公正的评价。
第三，要通过《决议》对过去的事情作一个基本的总结。总结的时候，还是过去所说的，宜粗不宜细。总结的目的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争取在《决议》通过以后，党内、人民群众内的思想明确起来，认识一致起来，历史上重大问题的议论就基本结束了。要力求这个《决议》通过以后，不要象现在这样，一有机会就面向过去，对过去的问题议论得没完没了。《决议》作了以后，就要一心一意搞四化，团结一致向前看。做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因为对历史问题的看法，大家分歧很大，意见很多，但是要努力做到。当然，议论过去，将来也难以完全避免，但是将来的议论只是在讨论当前工作的时候联系着谈谈过去有关的事情。《决议》要力求做好，能够使大家的认识一致，不至于在《决议》通过之后再发生大的分歧。要做到，即使谈到历史，大家也觉得没有什么不同的意见可以说了。要说，也只是对《决议》的内容、对过去经验教训的体会。
总的说来，总的要求，或者说是总的原则，总的指导思想，就是这么三条，其中最重要、最根本的是第一条。”
一九八○年八月十八日，邓小平同志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在谈到制度问题的重要性和历史决议起草工作时说：
“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
“我们在讲到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方面的弊端的时候，不能不涉及到毛泽东同志晚年所犯的错误。正在起草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将对毛泽东思想进行系统的阐述，也将对毛泽东同志的功过进行比较全面的评价，其中包括批评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我们共产党人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只能实事求是地肯定应当肯定的东西，否定应当否定的东西。毛泽东同志在他的一生中，为我们的党、国家和人民，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因为他的功绩而讳言他的错误，这不是唯物主义的态度。因为他的错误而否定他的功绩，同样不是唯物主义的态度。‘文化大革命’所以错误和失败，正因为它完全违反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经过长期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不但在历史上曾经引导我们取得胜利，而且在今后长期的斗争中，仍将是我们的指导思想。对于党的这样一个重大原则表示任何怀疑和动摇，都是不正确的，都是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相违背的。”
一九八○年十月二十五日，针对十月十一日稿和四千人讨论的情况，谈了一些极为重要的意见：
“关于毛泽东同志功过的评价，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写不写，怎样写，这的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个《决议》里头，如果不提毛泽东思想，如果对毛主席的功过评价不恰当，老工人通不过，土改时的贫下中农通不过，和他们相联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过。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子丢不得，丢掉了这面旗子，实际上就是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
实事求是地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功过，肯定并且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在这个问题上不能让步。去年西单墙有人贴这样那样的大字报，中央提出四个坚持，得到绝大多数人民、干部的拥护，才把局势慢慢稳定下来。如果这次的《决议》离开四个坚持，不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那是很不妥当的。那将对整个局势的稳定发生不利的影响。有的同志提出非常尖锐的意见，说‘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比斯大林的错误严重得多，甚至比任何一个剥削阶级统治的国家发生的问题还严重。如果作这样的估计，那就势必得出结论，我们不如勃列日涅夫，这样，问题可就大了。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同志，同我们党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要看到，这是一个全局性问题，很值得我们大家注意。对毛主席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仅是国内问题，而且是国际问题。有的同志主张，关于毛泽东思想的部分根本不要。不能够不要。这不只是一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一个政治问题，是国内、国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如果不写这部分，那整个《决议》都可以不作。表述的方法，需要认真地考虑一下。但是不管怎么写，还是要把毛泽东同志的功过，把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对我们当前和今后工作的指导作用，写清楚。
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是恢复老人家的那些正确的东西，就是完整地、准确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三中全会以后所坚持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基本点，还是毛主席思想中的东西。当然，我们也有发展，今后也还要发展，但是基本点还是毛主席给我们规定了的。这次《决议》稿中没有说毛泽东思想全面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新阶段，这样提是对的。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这些提法完全对。我们党在运用马列主义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过程中，的确有很多发展，这是客观的存在，历史的事实。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要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还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东西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经过我们把它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么几件事。
‘七大’规定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我们党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了整整一代人，使我们赢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世界上站住了脚。‘文化大革命’的确是一个大错误，但是我们党还是粉碎了林彪、‘四人帮’，以至发展到今天。这些事情，还是毛泽东思想培育出的一代人干的！有的同志说，‘文化大革命’中间，党不存在了。党员的组织生活确实停止了，但党在实际上还存在着。否则怎么会不费一枪一弹、不流一滴血就粉碎了‘四人帮’？我们现在讲拨乱反正，不仅要拨林彪、‘四人帮’之乱，而且要纠正毛泽东同志‘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纠正三大改造以后左的错误，返回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总之，不把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应该作为我们今后工作指南的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写进《决议》，我们过去和今后要进行的革命、建设的份量，它的历史意义，都要削弱。不写、或者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就要犯历史的大错误”。
这次，小平同志还指出：“要批评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但是一定要实事求是，分析各种不同的情况，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到个人品质。毛泽东同志不是孤立的个人，他直到去世一直是我们党的领袖。这个问题一定要慎重考虑。对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不能写过头了，写过头了，给毛泽东同志抹黑，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就会把我们党、国家的形象搞得很不好，离开历史事实。无论从哪方面来说，建国以来，我们的事业是前进的。过去是这样，更不要说粉碎‘四人帮’以后的这几年了。”
“《决议》的结构可以改，但基本的调子、基本的论断不能改。”
一九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邓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工作的评价，一定要充分肯定三十一年来的巨大成绩；缺点、错误要进行严肃的批评，但决不能说得一团漆黑。就是‘文化大革命’这样严重的错误，也决不能说成是‘反革命’。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这种实事求是的立场。
同样，毛泽东同志的功劳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这个估计是合乎实际的，决不能加以怀疑和否定。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决不能归结为个人品质问题。如果不是这样看问题，那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很明显，感情用事地把他的错误说过头，只能损害我们党和国家的形象，只能损害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威信，只能涣散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
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毛泽东思想，仍然是我们的指导思想，必须结合实际加以坚持和发展，并理直气壮地进行宣传，不允许怠工。”
一九八一年五月十九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时也谈到《决议》：
“这个《决议》，也有同志提出，是不是不要这样急于搞。不行，需要搞，因为大家都在等着，从国内来说，党内党外都在等。你不拿出一个东西来，他总是议论。议论是多方面的，而且有很多猜测。国际上也是这样，也在等。拿不出来，人家就说，你们是内部纠纷，矛盾还没有得到解决，这一派那一派，得不到一致的意见。人们看中国，怀疑我们安定团结的局面，其中包括这个文件是拿得出来还是拿不出来，是早一点拿出来还是晚一点拿出来。所以，不能够再晚了，晚了不利。特别是非洲几个国家都提出这个问题，而且最关心毛泽东思想，反应非常强烈。尼雷尔提这个问题，津巴布韦穆加贝也是这样。譬如我们给尼雷尔解释‘文化大革命’，他能够接受，因为他历来就不赞成‘文化大革命’，但是，他说，毛泽东思想无论如何不能丢，毛主席不但是中国革命的领袖，也是世界革命的领袖。外面宣传我们现在搞‘非毛化’，我们给他解释，我们没有搞‘非毛化’，我们准备写一个决议，决议的主要调门怎么样，他理解，他说这样好，人都死了，不要批了。
……现在这个稿子写得比较好。比一九四五年延安搞的那个《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写得清楚一些。这个文件拿出去不能太晚了，设想就在我们党的六十周年发表，七月一日发表。纪念党的六十周年，不需要另外作什么更多的文章了，当然也还需要有些纪念性质的东西，但主要是公布这个文件。
起草这个《决议》的时候，提出了三个基本要求，第一个要求是树立毛泽东同志、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这个《决议》最主要的就是要实现这个要求。我们不是讲四个坚持吗？其中一个就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决议》要体现我们坚持毛泽东思想。如果不能实现这个要求，或者实现这个要求困难重重，宁可不写这个《决议》。第二个要求，实事求是地、恰如其分地评价建国以来三十二年的是非功过，不但要实事求是，而且要恰如其分。第三个要求，就是在上面讲的两条的基础上，统一全党的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这个《决议》作了以后，对于‘文化大革命’也好，对于历史的问题也好，就不再纠缠了。以后就一心一意向前看，一心一意搞建设，一心一意地研究、解决新问题。当然，有些同志的意见没有采纳，他们不满足，但是要完全满足也不可能。有个统一的语言，有个统一的思想，定下来了，就不再纠缠过去的问题了。这个《决议》是根据这三个要求写的，现在的稿子也是合乎这三个要求的。
总之，中心的问题是两个，一个是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还是错误是第一位的；第二个问题是我们的三十二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是漆黑一团，还是光明是主要的？
还有两个问题，一个是这些错误是毛主席一个人犯的，还是别人也有点份？这个《决议》稿中多处提到我们党中央要承担责任，别的同志也要承担一点责任。恐怕这个比较合乎实际。另一个问题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涉及到毛主席个人的品质问题。毛主席犯错误也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犯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犯错误。”
从小平同志的一系列指示可以看出，粉碎“四人帮”以来，小平同志关于树立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坚持毛泽东思想的指示，大体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段，纠正“两个凡是”的错误，提出对待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态度，即实事求是的态度。
第二段，针对社会上怀疑或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提出必须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
第三段，通过起草“历史问题决议”，全面阐述对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评价和正确态度，批判两种错误倾向。
小平同志所坚持的正确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在决议的第31条中，有个集中的概括，这就是：
“把经过长期历史考验形成为科学理论的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同志晚年所犯的错误区别开来”，“必须珍视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一切积极成果，在新的实践中运用和发展这些成果，以符合实际的新原理和新结论丰富和发展我们党的理论，保证我们的事业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轨道继续前进”。总之，“毛泽东同志的重要著作，有许多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写的，但仍然是我们必须经常学习的”，“必须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认真学习和运用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小平同志一直反对的两种错误态度是：一种是否定一切的态度，因为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严重错误，就否定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否认它的指导作用；另一种是教条主义的态度，认为凡是毛泽东同志说的话，写的文章，做的指示，句句是真理，错了的也要遵循；凡是毛主席决定的事，件件都正确，错了的也不能改正，不承认毛泽东同志晚年确实犯了严重错误，而且还要继续坚持。
回顾我们党的历史，从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到第一个“历史问题决议”形成，花了十年时间，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正确解决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问题，把全党思想统一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这一次，我们只花了四年多时间（从起草工作来说，比第一个决议时间长），形成了现在的“历史问题决议”，正确解决了对待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这个关系党和国家命运、影响全世界的重大问题，为统一全党思想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这是全党智慧的结晶，而首先要归功于邓小平同志不懈的努力和正确的指导。
陈云同志在决议起草过程中，提了四次意见。主要是：
对三十二年的错误，一定要把它写得准确，论断要合乎实际，要“敲定”。反复推敲，反复斟酌，使它能够站得住。是大错误就是大错误，是小错误就是小错误。是全局性的、局部性的、部门性质的，都要分别不同情况，一个一个地把它敲定下来。
这个《决议》要树立毛泽东同志、毛泽东思想的地位。但是，要真正使大家能够从这个《决议》里看得清楚，就需要写一下党成立以来的六十年中间毛主席的贡献，毛泽东思想在这六十年中间的贡献。因此，要写一写建国以前的二十八年的回顾。有了一个整个党的历史，解放前、解放后的历史，把毛主席在六十年中间重要关头的作用写清楚，那么，说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毛泽东思想指引我们取得了胜利，就更能说服人了。
从遵义会议到抗战胜利，毛主席的无可比拟的功绩，是培养了一代人，包括我们在内的以及三八式的这一批干部。现在这些人在全国各个岗位上都担负着重大的责任。这是极大的一件事。这是第一点。第二，解决西安事变，制定抗日战争的路线、政策，确定同国民党斗争的一整套方针，提出又联合又斗争，策略上有理有利有节，包括写了许多重要著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等，没有第二个人能写得出来。这是了不起的功绩。第三，延安整风毛主席提倡学马列，特别是学哲学，这对于我们党的思想提高、认识统一，起了很大的作用。第四，对实事求是的体会是从哪里来的？把毛主席的主要著作、重要文电统统看一遍，由此得出结论，一定要实事求是。第五，老人家这一套是总结了陈独秀、李立三、王明的错误教训得出来的，对于中国革命的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第六，在中央领导同志中间，没有一个人能够同毛主席相比，包括少奇同志、周总理，都比不上毛主席。彭黄张周，被整的那个样子；“文化大革命”中间的老干部，整的那么厉害，可是大家仍然相信毛主席，原因就在这里。确实毛主席把这些人教育过来了。没有受过毛主席亲自教育的，同毛主席的感情是不一样。老一代的人拥护毛主席是真心诚意的。
我们党是得到了共产国际的帮助成立的。共产国际在我们党成立的初期是起了好的作用的。在抗日战争时期，苏联援助了我们的抗日战争，最后出兵打垮了关东军。没有这个帮助，我们的胜利起码要推迟好几年。象这样的东西，我们《决议》不能不写。不写，人家会说我们党是不公正的。
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小平同志在六中全会预备会各组召集人碰头会上说：“又听了好多新的意见。没有时间了，这个稿子要定下来了，有些问题可以不放到这个文件来解决。
总的来说，现在看起来，这个决议是个好决议，现在这个稿子是个好稿子。我们原来设想，这个决议要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实事求是地；恰如其分地评价‘文化大革命’，评价毛主席的功过是非，通过这个决议，起到上一次若干历史决议的作用，就是总结经验，统一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我想，现在这个稿子能够实现这样的要求。因此，总的轮廓、基本论点和各个问题的分寸不要再大变动了。”
耀邦同志在近二、三年中也讲了一些重要意见：
一九七九年一月十八日，耀邦同志在《理论工作务虚会引言》中说：召开理论工作务虚会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把思想理论上的重大原则问题讨论清楚，统一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来”。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真理，在任何时候，在任何一条战线上，都是不能背离的。如果背离了，就要犯修正主义的错误。我们要坚决捍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继续警惕以‘左’的或右的形式出现的修正主义倾向。”
一九八○年七月，耀邦同志在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起草《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要以怎样正确对待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这个问题为轴心。对待毛主席、对待毛泽东思想的态度，不单是中国的问题，也是世界性的问题；不单是我们这一代人的问题，也是关系到我们子孙后代的问题。所以，全党必须十分谨慎，十分严肃，千万不能掉以轻心。毛主席的伟大功绩，我们要讲够，他的严重错误，也要说透，话不一定多。不能感情用事，个人意气用事，要向历史负责，向人民负责。”
耀邦同志还批评那种主张取消毛泽东思想的提法的观点，是不妥的。指出：毛泽东思想是历史上形成的，为全党所公认的。
一九八一年一月，耀邦同志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又讲：毛泽东同志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只有说清楚这两个方面，才是公公道道的，才是实事求是的。
对这样的指导思想，其他常委同志，也讲了许多很好的意见，这里不一一讲了。
全会一致认为，中央常委对历史决议的指导思想，符合客观历史实际，反映了党心、军心、民心和一切国际进步友好人士之心。六月二十七日六中全会的第一次正式会议，在全文宣读之后，于下午五时，到会的中央委员一致举手通过这个伟大历史文献。
为了贯彻这个指导思想，中央领导同志还对一些重要问题做了指示，也向同志们作一个传达。
一九八一年五月十九日，小平同志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说：
一、对毛主席的问题，宜粗不宜细。“为了合乎三条要求，对三十二年的历史问题，包括‘文化大革命’前的一些问题，特别是对于‘文化大革命’、对于毛主席的问题，宜粗不宜细。这个话，我们从一九七七年讲起。这个《决议》的稿子还是本着这个精神写的。有许多问题，看起来好象没有回答。实际上有些问题不宜太细了，只能够粗一点，有些问题只能够略而不提，提了倒不一定有好处，而且也不容易说清楚。现在，这个《决议》稿子合乎这个宜粗不宜细的要求。
二、有些意见没有接受。这个文件是在讨论的基础上修改的，很多好的意见在这里面都吸收了。比如前面要加上建国以前的二十八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意见，现在写了一段前言，就是讲的这二十八年。还有其他许多重要的意见。大家一看就可以知道，哪些是根据大家提的意见修改的。有些意见这次修改时没有接受， 比如有的同志说，毛泽东同志从建国以来就离开了马列主义；又比如：有的同志讲，五七年以来就存在着一条贯彻始终的左倾路线。请大家注意一下，对“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开头七年，大家没有多少意见；就是后来的十年，五七年到六六年，大家的看法还有些不同，因为这里面有“大跃进”，有五七年的反右，还有其他的一些问题，后来又有导致“文化大革命”的一些文件。有些同志由此认为五七年以来就存在着一条贯彻始终的左倾路线。这个论点没有接受。又比如说，“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年，成绩不是主要的，错误是主要的，这个意见也没有接受。还比如说，有的同志讲，“文化大革命”就是反革命，不同意“文化大革命”是内乱的提法，这个意见也没有接受。再比如说，八届十二中全会和九大是非法的。这个说法不好。因为在“文化大革命”中间我们还始终有党的领导，始终有我们的党。如果否定了八届十二中全会和九大的合法性，就等于说我们有一段时间里面党没有了。这很不好。这个意见没有接受。大家知道，毛主席评价六届四中全会时，也不同意“不合法”的提法，认为是合法的，只是组织手续不完备。（见《学习与时局》）还有一种意见说，“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事情，在任何剥削制度的国家都不可能发生，还有的同志说，毛泽东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是整人开始，整人结束。还有的意见说，“文化大革命”发生的错误，归结起来就是毛泽东同志个人的品质，说他是为了树立个人迷信，说他发动“文化大革命”是怕去世以后有人出来做赫鲁晓夫式的秘密报告。还有的同志提出，说毛泽东同志前期是共产主义者，后期不是共产主义者。还有的同志提出，“文化大革命”以前的错误和“文化大革命” 中间的错误，统统都应该由毛主席一个人负责。所有这些意见，都没有接受。
在全会预备会的各组召集人会上，小平、陈云等同志对决议中没有讲“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的路线错误，没有讲这个错误的阶级根源等问题作了说明。
小平同志说：“这个决议写了一年多了，通过四千人的讨论，以后几十人的讨论，以后又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这次全会的讨论是第四轮了，我看是相当认真、严肃，也相当仔细了。核心问题是对毛主席的评价，稿子的分寸是掌握得好的。对‘文化大革命’，没有什么问题，就是对毛主席，确实要讲分寸。”
一、关于路线问题。小平同志说：“我们说不提路线，从哪里提出这个问题呢？就是‘文化大革命’毛主席这样的错误算不算路线错误？从这里考虑到，过去我们好多‘路线’用得并不准确，而且用得很多很乱。（陈云同志：胡乔木是第一个主张用路线错误的。那个时候，他跟我来讲，要讲路线错误，我赞成，赵紫阳也赞成，姚依林也赞成，你［记录注：指小平同志］也赞成。翻来复去想了之后，乔木讲，讲路线，历史上用惯了，用到谁头上就不得翻身还要上挂下联。‘文化大革命’用得就更滥了。所以，这个问题我赞成现在稿子的提法。）就是不讲这些是路线错误。因为过去我们讲的路线，讲多少次路线斗争，好多已经推翻了，明显推翻的就是彭、罗、陆、杨，彭、黄、张、周，这个叫第几次？过去晓得叫第几次，反正叫十次路线吧，总是八、九次吧。十次路线，两次推翻了。高饶事件维持了，也不好说是什么路线。如果说得更早，说罗章龙是个路线问题。
罗章龙就是搞派别斗争，就是分裂党，另立中央，说路线错误，老实说也没有说中，他的性质比路线错误更严重一点。高饶事件也是类似那么一个性质，当然还不是另立中央。因为评价过去的路线斗争，已经推翻了两次了嘛。就是彭、罗、陆、杨，彭、黄、张、周。（赵紫阳同志，还有刘邓路线。）推翻三次了。过去罗章龙算路线斗争？瞿秋白只三个月，李立三不到半年。（胡耀邦同志：三中全会到四中全会，三中全会是十一月份，四中全会一月份。三中全会还有一条路线，叫调和路线。）这是一个理由，就是好多评价过去的路线斗争并不准确。还有一个理由，过去党内长期是这样，一到党内不同意见，就提到路线角度，批判路线错误。所以，我们要很郑重地来对待这个问题，这是改变我们的党风的问题。十一大，不要谈什么路线问题‘文化大革命’，我们也不谈路线问题。按它的实质分析就是了，是什么就是什么。实际上，现在评价‘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的性质，超过了过去所谓路线的概念。（胡耀邦同志：全局性的、长期的错误。）毛主席的错误，如果讲到路线问题，也讲不清楚。同时，我想大家都不赞成说毛主席犯了路线错误，这样说也不好。所以，我们不讲路线问题比较有利。开个先例以后也这么办。但是，不是说路线两个字一概不能用。譬如三中全会确立了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这样范围的问题还是可以用。譬如制定了正确路线，制定了方针、政策，还是可以用。但是，千万不要用之于党内的斗争，党内斗争是什么性质就是什么性质，犯了什么错误就是什么错误，讲它的内容。譬如以后还有总路线，现在我们还有个总路线。不但路线，总路线也可以用。现在我们讲四个现代化是总路线，是不是可以用？还是用，并不是完全不用这两个字。有些拿路线来表达比较顺当，比较自然，而且一讲就明白，还可以用。但是，党内斗争原则上不再讲路线斗争。总之，这次文件就保持这个限度。路线这两个字，这次决议也用了，不是没有用。这是第一点。”
二、由集体来承担一些责任。小平同志说：“为什么说我们这次恰如其分？就是有意识地把毛主席有些问题讲轻一点，过去有议论，讲得太重了，应该改过来。这样既比较合乎实际，也比较有利，对我们整个国家有利，对我们整个党的形象有利。其中内容之一，就是有些过去的责任由集体承担一下。刚才任仲夷同志讲的稿子中有些‘我们’、‘我们’，就是这个意思。其实，真正按实际情况来说，毛主席负主要责任。我们说，我们说，制度是决定因素，那个时候的制度就是那样。大家吹得厉害，完全归功于毛主席一个人。我们确实也没有反对过，因此我们是负有责任。那个时候起码我们两个（记录注：指小平同志自己和陈云同志）是常委。当然，那个条件下难于反对就是了，真实情况是难于反对。但是，不能回避‘我们’，我们承担一下责任没有坏处，还有好处，就是取得教训。（胡耀邦同志：加‘领导上’几个字。）加一个‘从领导角度上说’，就是说地方上没有责任。决议总的意思就是把毛主席的问题，降低一些分量。其他的中央领导同志承担一些责任，合不合乎实际？我看这个合乎实际，站得住脚，益处大。对毛主席的评价，原来讲实事求是，以后加一个恰如其分，就是这个意思，就是降温，温度要降一下。（陈云同志：讲毛主席太厉害了，老农民、老工人通不过。） 国际上也通不过，第三世界通不过。（李先念同志：干部中间也通不过。）不利。所以，这个基本调子不能再改动了。
三、“文化大革命”原因中提不提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问题。小平同志说：“提了说不清楚。这个文件不涉及这样的问题没有坏处。如果有必要反对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将来其他文件再说，来得及。这里不涉及这个问题。这里批判的，就是说我们搬用列宁的每日每时大批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这个无论如何是搬错了。我们这次讲‘文化大革命’的原因，不涉及小资产阶级，也不必照样搬过去的提法，说每一个错误的根源就一定是三个，都一定有叫社会根源，思想根源，历史根源。我看第一个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这方面就有些缺陷，每一个都是政治上的原因，组织上的原因，思想上的原因，都要讲这么几个。我们这次有个新的讲法，也好。没有时间了，召集人同志是不是同意委托常委的同志定稿？（众：同意。）有些不完满，以后再完满；有些问题没有说到，以后再说。这次不可能都说到。什么都说到，这个文件就写不好了。任何一个文件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甚至于不可能解决大多数的问题。我们现在的稿子解决了我们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就够了。”
在传达了中央领导同志上述指示后，请大家要注意一点，就是在总结建国三十二年的历史过程中，解放思想，各抒己见，发表一些不同的看法，是很自然的，正常的，关键在于我们党能够比较短的时间统一了大家的认识，这符合认识的过程，正是我们党团结强大的标志。
中央常委的上述指导思想，象一条红线，贯串在整个《决议》中间，尤其在《决议》的第七节得到了全面的、集中的表现。
《决议》共有八节，第一节是建国前二十八年的历史回顾；第二节是三十二年历史的基本估计；第三、四、五，六等四节，按照建国以来历史发展的四个阶段，分别加以论证；第七节，在论列了六十年的历史的基础上，高度概括地专门讲了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这是决议的高峰，这方面确实超过一九四五年的历史决议；第八节，把毛泽东思想中对今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具有直接的长远起作用的原则，概括为十条，要求全党认真执行。
为了便于大家学习，下面逐节作一些简要介绍。
这一节是根据陈云同志的建议，在今年五月提请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的稿子上加的。加这一节的目的，就是为了树立我们党、军队、特别是毛主席、毛泽东思想的高大形象。是针对现在四、五十岁以下的人不了解这段历史而加的。加上建国前二十八年的回顾，这就把我们党六十年的历史放到全党、全国人民面前，使大家有一个全面的了解。这一节通过近百年的历史回顾，在第4条中得出五条重要结论，其中又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意义放在第一条，就体现了这个目的。这里特别是通过两次严重失败的痛苦经历（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一九三四年中央苏区等失败）和两次胜利的历史转折（由十年内战到抗日战争，由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的回顾，得出重要结论：“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多次从危机中挽救中国革命，如果没有以他为首的党中央给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和人民军队指明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我们党和人民可能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时间。同中国共产党被公认为全国各族人民的领导核心一样，毛泽东同志被公认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在党和人民集体奋斗中产生的毛泽东思想被公认为党的指导思想，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前：十八年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这是历史的事实，历史的必然，历史的结论。
《决议》针对最近一个时候多次出现的一些不健康的倾向，例如有人提出建国以后应不应该搞社会主义，是不是真的搞了社会主义？有人认为不应该搞社会主义，说我们名义上搞社会主义，实际上是从搞农业社会主义滑向封建社会主义，说我们从一九四九年开始就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等等，做出了回答。
《决议》列举了十条主要成就，理直气壮地指出：“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是我国今后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
同时，决议也实事求是地承认“我们取得的成就只是初步的”，承认由于经验不多，认识偏差，犯了错误，这就是：“文革”前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经济建设上急躁冒进；“文化大革命”犯了全局性的、长时间的严重错误。由于犯了这些错误，“使得我们没有取得本来应该取得的更大成就。”
最后，决议明确指出：“忽视错误、掩盖错误是不允许的，这本身就是错误，而且将招致更多更大的错误。但是，三十二年来我们取得的成就还是主要的，忽视或否认我们的成就，忽视或否认取得的这些成就的成功经验，同样是严重的错误。”只要继续采取“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立场，必将取得更大的胜利。
这一节本来没有什么不同的意见。前边说过，最近一个时期，对我们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表示怀疑的人多了起来。有的人竟公开发表文章说“我们党内孵化出一个反科学、反民主、反进步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招牌， 以农业社会主义为核心，以封建社会主义为归结的派别”。
针对这种情况，《决议》在指出对这七年的基本估计是“胜利辉煌”之后，专门讲了实行三大改造的必然性，讲了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我们党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讲了毛泽东同志《论十大关系》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经验，提出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任务。
同时，也实事求是地检查了这项工作中的偏差，主要是在一九五五年夏季以后，对农业、手工业、个体商业的改造“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以致在长期间遗留了一些问题”，“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对于一部分原工商业者的使用和处理也不很适当”。“但整个来说，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中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如此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促进了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这的确是伟大的历史性胜利。”
这一节中，使用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这个提法，同过渡时期总路线宣传提纲中的提法有区别。这一节重新肯定了八大对国内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的提法（语言有所不同），肯定了八大坚持在经济建设上既要反对保守、又要反对冒进的方针的正确性，肯定了八大关于加强执政党建设、反对个人崇拜的方针的正确性，指出八大路线为新时期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通过这七年的回顾，得出一个重要结论：就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成功地领导了我国从新民主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毛泽东思想得到进一步发展。这个语言，在这节中没有出现，而是写在第七节中。
关于从新民主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关于我国社会的社会主义性质问题，乔木同志在对决议的《几点说明》中，有一条专门作了论述。乔木同志说：
“中国已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这是全党多年的一贯主张，近年有同志提出异议，而党外有些人（好人坏人都有）也大肆宣扬中国不是社会主义，或不是科学社会主义而是农业社会主义或封建社会主义，中国应补上资本主义这一课或恢复新民主主义制度等谬论，有些文章已公开发表在对外出口的刊物上，其影响不容忽视。因为他们都援引马克思或列宁，所以颇能迷惑一些人。最近北京日报和光明日报已载文详加辩驳，故不必多说。 ［这里顺便插两句。这两篇文章都是党校的同志写的。乔木同志特意打电话要我转达他的意思，说这两篇文章写得好。党校在去年就决定要回答什么是科学社会主义的问题，并组织人集体进行了研究］。总之，中国已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虽还是初步），是一个根本的客观事实，并且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发展，党内在这样重大的原则问题上不能‘百家争鸣’，以免动摇党心军心民心。决议稿中只提了一句，不可能多说。又，决议稿说建国前七年‘完成了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这也是符合客观历史的。中央并未在中央正式文件中讲过一九四九年建国就标志着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只是毛泽东同志一九五三年底在修改中宣部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宣传提纲时加过这样一句话。但在一九四九──五二年中，中央从来都是讲新民主主义，否则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就从来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了，新民主主义秩序能否巩固的问题也不会发生了。如果不是这样认识问题，就会损害一九四○年《新民主主义论》发表以来直至一九四九年《共同纲领》通过并加以实行的党的信誉，使党陷于在根本理论上自相矛盾的地位。这不能用没收官僚资本主义资产来解释，因为这个口号不但在一九四八年《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已经明确宣布，实际上《新民主主义论》中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部分即已援引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而宣布了（‘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空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如何能说国民党一大宣言就是宣布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与新民主主义还如何区别？同样，一九四九──五二年所进行的民主革命，特别是占全国人口大多数地区的土地改革这样规模空前的民主革命，也不能解释为顺带完成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至于列宁宣布十月革命为社会主义革命，我们不必照猫画虎。但这个问题只在决议稿中提了一句，今后也没有多加讨论的必要。”
这一部分，讨论中争论最多。主要是，这十年成就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这个问题关系到建国三十二年的总估计。如果说这十年错误是主要的，加上十年“文化大革命”，共二十年，就很难说三十二年成绩是主要的了。经过认真研究，认为这十几年成就还是主要的。因此，决议稿中：
第一、将原来“曲折前进的十年”的标题，改为“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 。
第二、在讲了这个十年的成就之后指出：“总之，我们现在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期间建设起来的；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也是在这个期间培养和积累起来的。这是这个期间党的工作的主导方面。”肯定了这些成绩之后，又实事求是地讲我们党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有过严重失误，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犯过很大的错误。这十年的一系列错误，主要的，在这个决议里都列举了。
第三、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这十年中的一切成就，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集体领导下取得的。这个期间工作中的错误，责任同样也在党中央的领导集体。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但也不能把所有错误归咎于毛泽东同志个人。”
这一节涉及的问题最多，中心是怎样评论毛泽东同志的“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一方面对毛泽东同志的错误观点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另一方面这种批评也是科学的、有分寸的，实事求是地维护了毛主席的伟大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形象，指明他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中国人民始终把他“看作是自己敬爱的伟大领袖和导师”。
这一节还对“文化大革命”中一系列重大事件的是非及有关人员的功过，作了分析和评价。其中特别强调了周恩来同志、邓小平同志的巨大贡献。这是根据同志们的强烈要求写上的。
在讲到我们党、我们党的干部、我们全国人民时，决议中有几句重要的话，即严峻的考验证明：“党的八届中央委员会和它所选出的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书记处的成员，绝大多数都站在斗争的正确方面”；“党的干部，无论是曾被错误地打倒的，或是一直坚持工作和先后恢复工作的，绝大多数是忠于党和人民的，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的信念是坚定的”；“遭到过打击和折磨的知识分子、劳动模范，爱国民主人士、爱国华侨以及各民族各阶层的干部和群众，绝大多数都没有动摇热爱祖国和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立场”；“在国家动乱的情况下，人民解放军仍然英勇地保卫着祖国的安全”。“我们尽管遭到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破坏，但终于战胜了他们。党、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和整个社会的性质都没有改变。历史再一次表明，我们的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们的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具有伟大而顽强的生命力”。
讲关于发生“文化大革命”并且持续十年之久的两个方面的原因。《决议》没有讲阶级根源，对这一点，乔木同志也有一个说明。他说：
“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原因，毛泽东同志固然应负主要责任，但马克思主义者对待这样重大的问题不能不着重分析历史背景，而不应着重个人责任，尤其不应着重个人品格。我认为决议稿的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分析超过了一九四五年历史问题决议的水平（即把主观主义盲动主义等都简单地归因于小资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有其国内历史原因，也有国际原因，包括马列的一些不明确的被误解的论点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传统的影响，指出这些原因，才是客观的，信实的，公允的，全面的。否则即无法解释，何以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忽然会犯如此严重的错误。《哥达纲领批判》、《国家与革命》、《左派幼稚病》以及斯大林的许多著作我们仍要认真学习，但是决不能当作教条句句照搬。决议稿中提到的资产阶级权利，小生产每日每时大批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这与马克思关于小生产者绝大多数都要变为无产阶级的说法不相容，实是各执一端），其本身是非姑不置论，毛泽东同志和很多其他同志确是把这两句话误解了。所谓资产阶级权利并非真的是资产阶级的权利，只是劳动者平等互换劳动的权利的形式（马克思说是原则）与资产阶级等价交换商品的权利有某种类似吧了，更说不上政治上的等级制等等，这种等级制恩格斯早就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就已不存在了，何况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而且资产阶级权利即平等交换权利正是与等级制完全相反的。列宁所说的小生产，是指世界上（也包括当时的俄国）的小生产，这种小生产在合作化多年后的中国农村基本上已不存在。现在开始有一些小生产，在严格管理条件下也不会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但当时并无这种问题。至于说党内斗争一定都是（不是说都不是）阶级斗争的反映，这本身就显然不符合我们党内以及各国党内历史的大量事实。但是这些说法无论是否受到误解，却对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发展发生了难解难分的因缘。这是客观的事实，并非故意要拉上马恩列斯来为毛泽东同志开脱。当然不能说毛泽东同志没有受封建主义历史的影响，但是文化大革命究竟不是只用封建主义影响所能解释的。毛泽东同志犯了错误，但他确是（至少主要是）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犯错误的。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基本上离开了马克思主义，但不能因此就说他不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这一节，是经过四千人的讨论，特别是十一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加进去的。
在提交四千人讨论的稿子快定稿时，中央常委的多数同志和乔木等同志，为了使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得到进一步肯定和贯彻，确定增加粉碎“四人帮”以后这四年的内容，并由起草小组写了一个稿子。但是由于华国锋同志坚决不同意又撤了下来。四千位高级干部讨论时，绝大多数同志，要求把这部分写进去，经过十一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要写这一部分。具体内容经过六中全会一致通过定了下来。现在看来，这个决定是完全正确的，得到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和广大干部的拥护。
这一节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个内容，对三中全会总的评价。《决议》说：“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全会结束了一九七六年十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
请注意后面这句话。这句话非常概括地回答了为什么说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三中全会不仅结束了粉碎“四人帮”以后一段时间徘徊前进的局面，而更重要的是开始全面地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不光是纠正了华国锋同志的左倾错误，而且开始全面纠正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党和毛泽东同志在指导思想上的左的错误。
第二个内容，对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评价。关于这个问题，维持了过去的说法，“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使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关于党的领导和领导人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的作用，提法与过去有一些改动。过去的提法是：以华 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现在的提法是：“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这是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长期斗争取得的伟大胜利”。“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同志起了重要作用”。《决议》现在的提法是完全符合历史事实的，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事实上，粉碎“四人帮”不是华国锋同志一个人的决策，也不是他一个人一举粉碎得了的，没有党和人民的斗争，没有叶剑英、李先念等同志直接参加决策和指挥，要粉碎“四人帮”，简直是不可想象的。因此，粉碎“四人帮”华国锋同志有一份功劳，但是决不能把功劳归于他一个人，并且拿这点当理由，认为华国锋同志的领导职务就是永远不能动的。
首先，毛主席逝世以后，“四人帮”加紧步伐要夺权，简直搞得华国锋同志不能工作了，整天纠缠，日子不好过。那个时候，先念同志、陈锡联同志都说，“四人帮”他们要动手，要想办法。是在这种情况下，才去找叶帅，商量怎么办。最后共同商量决定的。粉碎“四人帮”的这个过程，我们都是听过传达的，决不是一个人一举粉碎的。大家知道， 当时如果没有军队的支持行吗？不行。
其次，如果要讲粉碎“四人帮”的条件的话，恐怕应该还要追溯到“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同“四人帮”斗争的历史，这一点很重要。《决议》第22条、第23条论列了这一点。仅从一九七五年，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那一段看，那一段确实很有成效：万里同志搞铁道部，火车通了，而且正点了；胡耀邦同志到科学院，搞科学院《汇报提纲》，科学教育界都感到有希望，后来叫“三株大毒草”之一；周荣鑫同志抓教育工作，教育情况开始好转；特别是军队，小平同志出来以后，跟叶帅一起开了军委扩大会议，整顿了部队的领导机构。小平同志说：“现在确实有些现象，我们很担忧”，提出“军队要整顿”，“要靠我们这些老家伙”。在邓小平同志、叶剑英同志主持下制定的军委扩大会议的两个决议对部队的整顿、调整和建设起了很好的作用。那一段虽然时间不长，但在全国人民中间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人民从实践中看到，有周总理和邓小平、叶剑英同志那样有力的领导，在正确路线指导下，“文化大革命”造成的被动局面是可以扭转的。从此以后，在全国人民的心目中间，对“四人帮”更憎恨，“四人帮”越是批邓，越是不得人心。“四五”天安门事件和全国各地怀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斗争，一方面当时总理去世了，人民群众悼念自己的总理，同时，也是表示对“四人帮”的憎恨，也是表示强烈要求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这一次群众的革命行动，是粉碎“四人帮”的很重要的政治条件，很重要的群众基础。所以，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应该说那个时候，群众对“四人帮”非常不满、非常愤怒，“四人帮”已经到了惶惶不可终日的地步。正象列宁同志讲的，这是一种很重要的革命形势。在这种形势下，决定粉碎“四人帮”，比较顺利地实现了这个任务。没有一九七五年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到天安门事件这段时间人民的觉醒和斗争，不可能那样顺利地粉碎“四人帮”。
第三，毛主席对“四人帮”的批评，不让他们夺取最高权力，对顺利粉碎“四人帮”起了重要作用。所以，《决议》肯定国锋同志在粉碎“四人帮”中间有一份功劳，但又指出不是他一个人的功劳，而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长期斗争取得的胜利。如果按照陈云同志讲的，华国锋同志是做了一件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的事情。这样讲符合马克思主义，合乎历史唯物主义。这一点我们要看清楚，不要有错觉。有这个错觉就会产生新的个人崇拜。有人把粉碎“四人帮”全看成是华国锋同志一个人的功劳，说什么不让他当主席是所谓“过河拆桥”。这不符合事实，不符合马列主义。如果要论功劳的话，首先要归功周恩来、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归功于党，归功于人民。当然华国锋同志有他一份重要的功劳，《决议》实事求是地肯定了这一点。
第三个内容，对粉碎“四人帮”以后到三中全会这段历史的评价和华国锋同志的错误。这一段党的工作，形象地说概括为“在徘徊中前进”六个字。这是什么意思？
我们可以回顾一下这段历史。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党内的广大干部，首先是我们的老干部，老同志，都是真心诚意地拥护国锋同志当中央主席的，而且有的同志曾经说过国锋同志当我们党的主席，可以搞二十年，就是可以使我们的党稳定二十年。这是不是真心实意呢？完全是真心实意的。华国锋同志年龄最轻，如果他能胜任中央最高领导职务，由他来领导，当然是大家所希望的。当时大家确实是这样想的。老一辈同志讲那些话，第一代表当时老一辈同志的看法，肯定华国锋同志对粉碎“四人帮”起了很好的作用，是有功劳的；第二是代表老一辈同志的一种希望，对华国锋同志寄予了很大的希望。现在看，当时这个想法对不对？是对的。说明我们老同志一心一意为党为国家的事业着想。一个是估价问题，一个是希望问题。刚粉碎“四人帮”时如果没有老一辈革命家支持，没有这样的表态，是不可能很快稳定住局势的。这说明我们许多老一辈革命家是为了党和人民事业的，是识大体顾大局的。但是，实践证明华国锋同志不行，有失众望。他根本不顾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愿望，不是积极地领导全党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就存在的左倾错误，而且继续坚持和推行，并且阻挠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进行拨乱反正的工作。这就造成了小平同志所说的“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造成了耀邦同志所说的这几年我们是“步履艰难” 的局面，确实是这样一种情况。
那么，粉碎“四人帮”以后“徘徊前进”、“步履艰难”的局面是怎样转变过来的呢？是怎样出现三中全会的伟大转折和全会以后的大好形势呢？出席全会的同志认为这是全党同志、全国人民，特别是邓小平、叶剑英、陈云、李先念、胡耀邦等同志努力的结果。拨乱反正的重大决策都是小平等领导同志提出来的。为了证明这个问题，讲几件事：
第一件事。粉碎“四人帮”以后，党内党外广大党员和群众都要求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实际上起了取消继续批邓的作用。那时正好演《甲午风云》，街头巷尾，包括少年儿童都经常说其中的一句话：“邓大人到！”那确实反映了全国人民希望“邓大人”出来的愿望。这是人心所向。叶剑英同志、李先念同志几次坚持要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可以说“四人帮”粉碎以后第二天就提出来了。到一九七七年三月工作会议以前这半年中，提出五六次之多。邓小平同志是我们党内久经考验的老一辈革命家。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做出了很重要的贡献。实践证明他有这个水平，有这个魄力担任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所以，剑英同志、先念同志的提议，代表了全国人民的愿望，得到全党的共鸣，大家都赞成。这就使华国锋等同志想要批邓也批不起来了。叶剑英同志、李先念同志，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不但主张不要批，而且还要请他出来主持工作，当然批不起来。
第二件事。一九七七年二月七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提出“两个凡是”。当天，北京的广大干部，首先是老干部议论纷纷，觉得这篇社论有问题，有的打电话质问。小平同志看了这篇社论以后，认为它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并针对“两个凡是”给中央写了信，提出了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小平同志明确指出“两个凡是”是不对的。不能坚持错误的东西，不能坚持被“四人帮”搞乱了的东西。大家都清楚，如果坚持“两个凡是”，那么天安门事件就不能平反，小平同志就不能出来，毛主席晚期的左倾的理论和方针就不能纠正。小平同志的信，开了我们党解放思想的先导。从此，华国锋同志坚持“两个凡是”的错误也逐步暴露出来了。
第三件事。在一九七七年三月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同志、王震同志公开提出要小平同志出来，要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据说那一次工作会议搞的很紧张。当时不让陈云同志、王震同志的发言登简报，要他们修改，他们说不修改，我们的意见是经过我们深思熟虑考虑过的，不能修改。大家记得《二七社论》发表的同时，还发了一个中央五号文件。华国锋同志、吴德同志还讲了话，都说“批邓是正确的”，“天安门事件还是反革命事件”。那一段时间，要追查“谣言”，确实有点杀气腾腾，周总理逝世周年还抓了人，说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贴吴德同志的大字报，就是反革命，就抓起来。他们还制造了一个李冬民“反革命集团”案，同案的都被抓起来了。关于这件事，在三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发的文件中搞了假证据。广大群众对吴德同志、汪东兴同志，实际上也包括华国锋同志十分不满。陈云同志、王震同志在工作会议上的发言，得到绝大多数同志的响应，真正揭开了拨乱反正的序幕。
第四件事。一九七七年四月，小平同志正式明确提出要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后来在党的十一次代表大会上被采纳。这时，报纸上开始宣传，提出了真高举和假高举的问题。大家逐渐认识到“两个凡是，”是假高举，完整地、准确地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才是真高举，实际上戳穿了“两个凡是”的用意，在许多于部面前把“两个凡是”否定了。
第五件事。一九七七年八月“十一大”前后，许多老同志，包括叶帅、陈云同志、聂帅、徐帅，还有谭震林同志好多人，一起出来宣传党和毛主席倡导的实事求是的作风，从此就展开了全党性的思想上、理论上的拨乱反正。当时不是说揭批“四人帮”有一个三大战役吗？第一大战役揭批“四人帮”篡党夺权，第二战役揭批他们的历史问题，第三战役揭批理论上的错误。第三个战役怎么搞，华国锋、汪东兴同志有一个框框，就是只揭批这一条：老干部就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怎么就是这一条呢？多的是。七八年五月以后，拨乱反正的理论文章更多了。一九七八年五月十日，《光明日报》发表《理论动态》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开始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这个讨论受到华国锋、汪东兴同志的阻挠。六月二日小平同志在军委政治工作会议公开肯定这个讨论。《解放军报》六月二十四号发表了《理论动态》的第二篇文章。这样就展开了我国理论界、思想界三十年来第一次思想大解放。这个思想解放运动，为三中全会作了最好的思想准备。七七、七八年这一段，理论界、思想界是很活跃的。我们可以说句公道话，地方的、中央的报纸在思想上、理论上的拨乱反正是立了功的。那个时候宣传工具控制在华国锋、汪东兴同志手里，报纸发社论要报他们审批，拨乱反正的重要文章发不出去，怎么办。胡耀邦同志想了个办法，在党校办个《理论动态》，开始只送给思想理论界和中央各部门一些领导同志看，发三百来份。报纸上要登《理论动态》的文章，用社论形式发不行，这才又想了一个办法，用“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这样，可以不送汪东兴同志批，又引起广泛重视。许多拨乱反正的文章就是这样出来的，包括讨论真理标准问题的文章，实际上把李鑫、汪东兴、华国锋同志他们头脑里所设想的第三战役的框框冲破了。与此同时，社会科学院，国务院的研究室，《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都发表了一些重要文章。《解放军报》发表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根本原理》一文，是讲真理标准的第二篇文章，罗瑞卿同志坚决支持，亲自领导修改了三遍，花了很大的力量。
第六件事。七七年十月六日，粉碎“四人帮”一周年的时候，《人民日报》发表了党校三个人署名的文章《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的是非纠正过来》。这一篇文章是在耀邦同志指导下写的，是大批解放干部的先声。文章一发表几乎所有的省市都打电话来问。据说一个月中间接到一万多封信表示拥护。所以，平反冤假错案是从七七年冬天开始的，从这篇文章开始了干部路线的拨乱反正，真正解放干部从那个时候开始。耀邦同志到中央组织部后，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就大规模地开展起来了。三中全会平反了几个大案子，如六十一个人、天安门事件等，迅速推开了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为六十一个人平反的问题，是小平同志首先提出来，得到许多同志的赞同才实现的。华国锋从来不赞成平反冤假错案，当然也不赞成给六十一人平反。
第七件事。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同志仍然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一些错误提法，仍然把阶级斗争作为工作的重点。这些，在他的文章、讲话中，在十一大的政治报告中都反映得很清楚。一九七八．年九月份，小平同志到东北去考察，提出全党的工作重点要准备转移到搞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所以关于工作重点转移，是三中全会以前小平同志提出来的。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的战略决策，纠正了把阶级斗争作为工作重点的左倾错误。
第八件事。一九七八年十月到七九年一月，小平同志访问日本，访问美国，再访日本，开始打开了联合反霸的外交总格局，同时决定对越的自卫反击战。这一件事情很重要，没有一点魄力，没有一点战略思想是不敢发动自卫反击战的。一个同美国、日本搞反霸统一战线；一个对越自卫反击战，这是粉碎“四人帮”以后外交战线两大决策。
第九件事。一九七八年十二月的三中全会平反了十个大的冤假错案，什么“二月逆流”，什么“六十一人叛徒集团”都平反了。当时还增加了九个老同志为中央委员，增补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决定少宣传个人。
第十件，三中全会制定了两个农业文件，大家都知道，不多说了。集中概括在他的科学著作中。讲了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及其对马列主义的杰出贡献。
第十一件事。从三中全会以后，提出我们党的权力能集中在一个人身上，权力集中在一个人身上是危险的，准备取消实际存在的干部职务终身制。三中全会以来一直酝酿这个事情，经过四中全会、五中全会正式确定修改党章，在新党章中要把这个问题写上，提交十二大讨论。
以上这十一件大事可以看出，中央的各项重大决策，都是我们的老同志提出来的。我们的老同志，老革命家起了中流砥柱的作用。这是不能抹杀的。耀邦同志在全会闭幕式上说粉碎“四人帮”以来谁的贡献最大？小平、剑英、先念、陈云四位老同志的作用最大。这是实事求是的。没有老一辈在粉碎“四人帮”后两年做的工作，就没有三中全会的正确方针，就没有三中全会以后大好形势的发展。
从这些大事还可以清楚地看到，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拨乱反正的过程中，华国锋同志作为党中央主席，不但没有提出什么正确的方针，反而对贯彻正确的方针起了阻碍作用，他的“左”的错误对我们国家造成了新的损失，越来越显得不称职。所以，《决议》写进三中全会前两年这段历史，写上华国锋同志的功过，六中全会选举改变他的职务，是历史的必然，是顺乎党心、军心、民心的。
第四个内容，三中全会的重大决策和全会以来各项工作所取得的巨大进步。《决议》的第26条作了概括的论列，耀邦同志“七一”讲话也专门讲了这个问题，请大家联系实际学习讨论，这里就不在一一说明了。
这是《决议》最关键的一节，按照中央常委要求超过前一个决议的指示，共列了五条，分别论列了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内容，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
《决议》首先给毛泽东同志以四个崇高的称谓，这就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接着讲毛泽东同志的一生，功绩远远大于过失，功绩第一位，过失第二位。讲他在四个方面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功勋和贡献。
这一节的第二、三、四条讲了毛泽东思想产生的客观历史根源，形成、成熟和发展过程。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集体奋斗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同志是这一科学思想的主要代表，毛泽东思想 最后，《决议》讲了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批评了两种错误的倾向，并明确指出，我们必须珍视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一切积极成果，在新的实践中发展这些成果，以保证我们的事业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轨道继续前进。
这一节是最后一节，共七条，讲的是根据三十二年的历史经验教训，为了团结起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接受十条经验教训，鼓舞革命信心。
讲完十条以后，讲了要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再也不能搞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以后，着重讲了我们还要坚持革命。因为社会主义不但要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而且要消灭一切阶级差别，消灭一切主要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不足而造成的重大社会差别和社会不平等。这样一个人类历史上空前深刻和彻底的伟大革命，只有经过很长的历史时期才能完成。我们现在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进行的斗争，正是这个伟大革命的一个阶段。我们全体中国共产党党员和中国各族人民，在新的历史时期中一定要继续高举革命旗帜，保持崇高的革命理想和旺盛的革命斗志，保持敌情观念和高度的革命警惕，把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行到底，直到共产主义的实现。 关于《决议》中批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乔木同志作了重要说明。他说：“革命本来有两个完全不同的意义，1、政治革命，即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这是革命的原义。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一书最后说，“只有在没有阶级和阶级对抗的情况下，社会进化将不再是政治革命。而在这以前，在每一次社会全盘改造的前夜，社会科学的结论总是‘不是战斗，就是死亡；不是血战，就是毁灭。问题的提法必然如此。’（乔治·桑）”现在的社会主义社会虽还有阶级甚至某种范围的阶级对抗（反对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反社会主义分子的斗争），但已不存在整个社会的阶级对抗，否则势必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混为一谈（文化大革命正是如此）。无产阶级既已掌握政权，再谈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沿用乔治·桑的说法，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已证明是完全错误和十分危险的，是自己推翻自己的荒谬行为，结果必然不能找到任何出路。至于林江反革命集团是另一问题，用阶级斗争的说法亦不易讲通。他们并不代表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而重用他们的毛泽东同志更不是如此。2、继续用革命精神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目的而进行革命斗争。这是革命由质变阶段转入量变阶段，也可以说是革命的转义。这当然是绝对不能动摇的。（此外还可讲技术革命等等，但那更是革命的转义，是一种比喻，可以暂不置论。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科学实验是三大革命的提法，就是把革命的不同意义混在一起，把不同性质的事物混在一起。）但继续革命或不断革命（马恩也是借用法国大革命时的口号，意指由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但并未加以明确论证，而且当时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还没有明确区分，故后来招致种种误解或曲解。毛泽东同志一九五八年讲不断革命时即指革命的各种转义，到文化大革命时才改为第一义）既可有两种或两种以上截然不同的解释，用作口号就有危险，何况文化大革命时已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个口号作过特定解释，把革命的意义限于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并在三中全会后已经停止使用，现如改变解释，重新应用只能引起新的混乱，而林江残余、托派、其他主张“第二次革命”的反革命分子也必然会加以利用。故不但不宜再用，而且必须加以批判，以便统一党内外思想，使想再利用这一口号造反的人们陷入孤立。至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只有在剥削制度社会或由剥削制度转变到社会主义制度的过渡时期才是正确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提出这个口号就是错误的，这已为八大至文化大革命的二十年历史所证明，决不能再蹈覆辙。因国内主要矛盾已改变，阶级斗争虽在一定范围内（注意：只限于一定范围内）存在而不能成为工作重点，大量社会矛盾并非阶级斗争，故以阶级斗争为纲理论上已讲不通，实践上也不免与三中全会的决策相违背，并必然导致阶级斗争的新的扩大化，社会上的不逞之徒还将用来作为发动所谓第二次革命的借口。为了防止各项工作和工作人员、公民在资本主义影响下走入歧途，建议恢复使用“政治工作是各项工作的生命线”的口号，这与政治挂帅的意义不同，只指保证各项工作都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或坚持四项原则。这比“以阶级斗争为纲”妥善得多。”
全会的预备会议，经过充分酝酿和认真讨论，一致同意中央政洽局关于中央人事更动的建议。
六月二十八日正式会议，通过《批准华国锋同志辞去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的决定》，并通过无记名投票，对中央主要领导成员进行了改选和增选，选举的结果是：
一、胡耀邦同志为中央委员会主席；
二、赵紫阳同志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三、华国锋同志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四、邓小平同志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五、中央政治局常委由中央主席副主席组成，他们是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华国锋。
六、习仲勋同志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这个部分，主要传达两个问题，一是关于华国锋同志领导职务的更动，二是关于中央常委和主席副主席的名次排列。
关于华国锋同志领导职务的更动，在这次全会上有三个文件讲到。
一是《历史问题决议》中有一段话，大家一定都注意到了。其中特别重要的是明确指出：“由他来领导纠正党内的左倾错误特别是恢复党的优良传统，是不可能的。”
二是全会正式通过了一项《关于批准华国锋同志辞去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决定》。 《决定》说：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审议了政治局一九八○年十二月五日会议一致通过的《政治局会通报》中的建议，同意华国锋同志辞职的请求，免去他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
三是全会《公报》中说：全会一致同意华国锋同志辞去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请求。
为了便于了解中央这一决定的正确性和必要性，把中央常委在全会预备会各组召集人碰头会上的有关讲话，向大家传达。
邓小平同志：“过去讨论当中提到粉碎‘四人帮’以后前两年的问题，曾经有同志提出；是不是提华国锋同志的名字？后来我们大家斟酌，认为不提名字还是不行。这次决议应该同去年十一月政治局会议通报，即今年年初的4号文件相衔接。刚才好多同志提出要衔接，但是这个决议稿子里面的措辞比4号文件里面的许多措辞温和得多，更柔和一些，分量也减轻一些，我看这样比较好。为什么？因为这是叫若干历史问题决议，那个是政治局会议的决议。若干历史问题决议，这是要放到历史里面去的一个文件。当然，政治局的文件也要放到历史的，但是这个历史决议是更庄重的一个文件，我想，分量更恰当一些，没有坏处。但是，华国锋同志的名字在这里需要点，因为合乎实际。如果不点出，就没有理由变动华国锋同志的工作。如，政治局决议（4号文件）正不正确，华国锋同志的工作应不应该变动？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是这个问题”。
小平同志继续说：“下一个议题就是讨论人事。人事没有多的话讲，包括主席的人选，名次的排列。这个问题，过去好多同志听到过，我们大家议论过，推荐胡耀邦同志当主席，赵紫阳同志排在名次的比较前面一点。这至少是改变了一下我们论资排辈的风气。还有，这样的问题早解决比晚解决好，比到不能不解决的时候再来解决好得多。当然，耀邦、紫阳也不算很年轻了，但总算比较年轻，比较有精力，早点放到第一线，我们这些人退到第二线，比较好。陈云同志、剑英同志、先念同志和我，我们这些人起的作用还是继续可以起。耀邦、紫阳同志是合格的，书记处建立以后的实践证明了嘛，紫阳同志当了国务院总理以后的实践证明了嘛，总不能说他不合格、不称职吧。不单是这个，早一点解决更有益处。这是一。
第二，华国锋同志还继续选他做副主席。当然，名次放在最后。这是真正体现了毛主席相当一个时期处理党内问题的办法，其中包括王明的问题，以及其他相当多的问题。后来毛主席违背了他自己的原则。（李先念同志：他讲过这样的话，张国焘如果不跑，还是政治局委员。）他处理了一系列这样的问题。林彪死了以后，他还说过，如果林彪不跑，还是在中央。但是，后来毛主席自己违背了他开创的好的党风。处理党内问题，无非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团结──批评──团结，批评从严，处理从宽，照这样一些原则办事比较好。所以，我 们希望各组讨论的时候，赞成政治局这个建议。”
陈云同志：副主席，华国锋同志名字要摆上，不摆上对党不利，摆上有利。
邓小平同志：粉碎“四人帮”以后一段，写不写我们的名字问题（指邓小平、陈云、胡耀邦同志的贡献问题），除刚才乔木同志讲的理由外，活人少写好。 当然，个别地方写也可以。
陈云同志：一定要选华国锋同志当副主席。
胡耀邦同志；同大家讲清楚，要选上华国锋同志当副主席。
关于中央常委和主席副主席的名次排列问题，先念同志在主持选举的全体会上说：“把胡耀邦同志放在最前边，把赵紫阳同志放在稍前一些，目的是让中央常委中年纪比较轻，精力比较充沛、实践证明够格的同志，到第一线主持中央的工作，体现了中央最高领导机构准备交接班，带头改变‘论资排辈’的习惯”。先念同志这翻话，代表中央常委中几位老同志高瞻远瞩，深谋远虑的战略思想。小平同志说这个名次排列很有学问。
会议期间和前些时候，剑英同志提出他的名字放到小平同志后边，先念同志提出他的名字放到陈云同志后边。小平同志坚决主张不变动，陈云同志也主张不变动，“以不变应万变”。常委一致同意小平、陈云同志的意见，认为小平同志关于以免引起国内外的不必要的猜测的意见非常对。参加全会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委和列席同志，对几位常委中的老同志，亲密无间，互相尊重，完全以党的利益为重的高贵品质，深为钦佩，受到极大的教育。中央委员在正式会议上，一致投票赞成政治局这个建议。
关于这次中央人事更动的重大意义，《公报》中有一段话，请大家注意领会。
最后，讲一讲怎样学好《决议》的问题。
《决议》公布之后，党内党外，热烈拥护，信心大增，国际上也一致好评。党校有的学员说，六中全会有四个好，“会议开的好，《决议》写的好，领导班子选的好，讲话讲的好”。大家一致认为，这个《决议》既科学地总结了经验教训，又正确地指明了今后的努力方向，一定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坚决贯彻执行。国外的反映，除了苏联讲我们的坏话以外，普遍的评价都是很好的。
许多外论一致认为，《决议》是个最实事求是的决议：一是对毛主席的是非功过和责任实事求是；二是对华国锋同志的功过、是非和处理实事求是。
日本时事社播发评述说：
“这次六中全会拉上了一九七六年秋天以来的“华主席时代”的帷幕，总结了建国以来三十二年里的经验，在“安定团结”的基础上，作为改进党的领导、推进经济现代化的新起点，具有历史性的意义。”
英美报刊报道，
“六中全会标志着从意识形态时代转变为务实时代的开端。”
《决议》把毛主席的错误集中在文化革命上，同毛主席对长期革命领导和理论的贡献分开来，并提出了最有勇气的评价。
《决议》宣告同左倾路线决裂，说现在可以把注意力转向未来了。
马达加斯加大使拉科托菲林加说，
“ 六中全会以后，中国的四化步子将会加快”。
“ 中国强大了，也就等于我们强大了，我们只能感到高兴。”
英美报刊：
认为六中全会确定了集体领导体制。领导机构的改组，是在人事方面同文革后遗症完全决裂，肯定比过去更加稳定而又强有力。报纸只登集体照片而不刊登胡主席标准像明显地反映了重视集体领导。
《决议》使人感到党中央要完成社会主义事业的干劲，今后将以经济稳定为课题，走安定团结的路。
香港《快报》发表社评说：
“现在的中共六中全会，改换了中共的最高领导人和改组了最高机构，把三中全会剩下的那条极左路线尾巴正式割除”。这次会议还使党“从独断独行、不顾客观事实的极左路线转为一种群策群力、不容许以个别领导人的主观愿望代替客观事实新路线。”这次会议对于中共“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新报》的评论说：“我们认为邓小平的唯实政策”，“最主要的是从实际表现上获得大陆老百姓和海外人士的普遍欢迎。‘得民者昌’，这句成语一点不错。 ”
还有不少报刊在评论中说，这次会议的成功，不仅“显示了中共领导层的‘安定团结’，更意味着‘实事求是’的邓小平新政策将可以排除左派困扰而畅行无阻”，这对于“中国今后的发展极为有利”。
为了及时指导学习，中央已经批发了中宣部的通知，《人民日报》在七月六日也发了社论，请大家按照通知和社论的精神办。
为了帮助同志们领会通知和社论的精神，向大家传达一下中央领导同志的有关指示，因为通知和社论都是根据中央领导同志的意见写的。耀邦、紫阳同志，对这次学习决议的要求，总的有四句话，这就是“统一思想，加强团结，振奋精神，搞好生产”。
第二谈谈加强团结。大家一定要明确，学习《决议》的目的，是为了在统一思想的基础上加强团结。 耀邦同志在省市区党委书记座谈会上说：“六中全会两个重大的决策，是能够大大促进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安定团结的。这个问题，我们要有充分的估计。六中全会文件发表以后，国外的反应，除了苏联讲我们的坏话以外，在第二世界，第三世界，在美国从现在看到的，评价都是很好的。国内绝大多数人，初步的反应是很好的，我们首先要看到这个形势。可以这么说，可以大大促进党的安定团结。假使我们的工作做得好一些，可以极大地促进党的安定团结。这个问题不要低估。”
耀邦同志还对干部现状做了分析，指出进行团结工作的途径。耀邦同志说：
“我们干部队伍情况有很大好转，但确实问题还不少。看不到问题，我们可能要吃亏。请同志们想一想，是不是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个方面的问题，我们干部队伍里面确实有那么一些人，在政治立场、政治思想上对党相当的不满。 你说是‘四人帮’的余孽也好，你说是‘持不同政见’也好，横直是政治上不赞成中央这一套。……不宜估计太多，但是会有一 个数量。 ……
第二个方面的问题，有些人根本不好好地做工作，胡来一通，极不负责任。党委开会决定的东西，他可以推翻，他搞他那一套。 ……为什么我们有些党委领导没有力量，办不成事情呢？就是有这么少数人顶着。
第三个方面的问题，违法乱纪，比如走私……还有贪污，盗窃，搞打击报复。”
对于这种情况，“我们的领导责任在那里呢？……我觉得，我们对情况了解不够，……我们的批评教育太少”，该调动的没有调动。
耀邦同志强调指出：为了增强团结，“对干部还是着重看现在的表现，一般的不是再查‘文化大革命’初期怎么样怎么样。”“四人帮”的帮派骨干分子不能用，必须坚决这样办。但对于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做的错事，说的错话，要做历史的分析。
赵紫阳同志说：“团结大多数，使党内安定下来，这是一个基本方针。”对中央不满的人要做分析，“严不满的有三种人，一个是帮派体系骨干，一个是“持不同政见者”，第三就是“凡是派”，这三种人是很少的。“另外，还有三种人，数量相当大，一个是‘文化大革命’中犯过这样那样错误，……占干部中相当一个数量；第二种是长期受我们党的左的教育，对三中全会很多东西不大通，这也是大量的；第三种，一部分青年知识分子中有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这六种人中，有两种人，‘持不同政见者’，有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人，是从右的方面反对的，其他主要是认为三中全会右了。”一定要把现在思想不通的人同帮派骨干区别开来。对现在思想不通的人，要通过教育，通过实践来解决，我们要相信大多数通过教育和实践是能够转变的。因此，对现在思想不通的大多数，要采取团结的方针，说服教育的方针。
耀邦同志说：“六中全会文件将大大地促进党内安定团结，如果把工作做好，将极大地促进党内安定团结。” 我们一定要把工作做好，实现中央领导同志提出的要求。
为了达到团结的目的，在学习过程中要注意：
（1）对待具体历史问题，要贯彻宜粗不宜细的方针，把重点放在总结经验、记取教训上。
学习《决议》，不能不回顾历史，但切不可在一些历史事件的具体枝节上纠缠，更不要对本地区、本单位的具体历史事非进行群众性的争论。
（2）在学习过程中，可能会发生不同的认识，甚至某些错误的意见，对不同的认识，要进行同志式的平等的讨论，对错误意见；要耐心地做工作，摆事实讲道理。
第三，谈谈振奋精神。这次《决议》的公布，中央主要领导成员的增选和改选，使大家看到，现在的中央，在这样短的时间中，妥善地解决了两个非常复杂、非常困难的问题，本身就极大地振奋党心、军心、民心。我们应当通过《决议》的学习，进一步振奋大家的革命精神。
振奋革命精神，在当前要突出强调两条：第一条，在指导思想上要敢于跳出圈子想些问题；第二条，在实际工作中，要敢于根据中央已定的方针、政策、原则主动去解决问题。这两条都是耀邦同志最近讲的，现传达如下：
耀邦同志在省委书记座谈会上说：“在指导思想上，我们要敢于跳出圈子想一些问题。假使我们不跳出圈子搞农业，农业就不会有今天的发展。在工业上能否跳出圈子想问题。工业上也可以联产计酬，机关也可以联工计薪。我们往往有两个东西束缚：一是习惯势力的束缚；二是受周围舆论的影响。想问题不能关闸，做决定要慎重。”
耀邦同志在一个批示上说：“革命队伍中应充分发扬工作中的主动性，争先恐后地做工作。”“现在大家都在喊反对官僚主义，其实官僚主义这个幽灵每天都在我们每个人的身边游荡。”耀邦同志希望各级党的干部，更好地发挥工作中的主动性、创造性，做驱赶官僚主义的模范。
最后，谈谈搞好生产。
关于这个问题，耀邦同志在闭幕会上讲了，在省委书记座谈会上再一次谈了这个问题。他说：“历史上的问题，在指导思想上已经结束了。中央和地方要集中精力抓经济工作。今明年的经济没有一定的速度，明年的十二大不好开。虽然困难很多，但潜力还是有的。粉碎‘四人帮’四年半，在指导思想上我们完成了拨乱反正的任务，再有四年半，到一九八五年，我们能不能使经济工作走上健全发展的轨道？这是一种算法。另一种算法，我们在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实际上只有两年半，能不能也用两年半，到一九八三年，就是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使经济工作走上正轨。”
耀邦同志说：“学习六中全会文件，千万不要放任下面评头评足，最重要的是把决议学好，真正促进安定团结，集中力量搞好—生产。”
来源：根据文件的翻印件，翻印者未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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