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81-7-7 作者：邓力群
邓力群华楠同志要我来讲讲《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座的有很多老同志、老革命、老前辈，革命经历比我长得多，经验比我丰富得多，对革命斗争的历史、党的历史比我知道得多，思想水平、政治水平很高，是非的判断能力也都比我强。所以，要我在这些老前辈面前讲话，实在有顾虑，有犹豫。但是就《决议》起草这件事情来说，因为参加了很少一部分工作，接触中央领导同志的机会，听到他们的指示，了解起草和修改的过程，看有关材料比较多些，把这些向同志们介绍一下，或许会对大家学习、领会和贯彻《决议》的精神有些用处，而且我讲得不对，还可以接受大家的批评，所以就鼓起勇气来了。
据我所接触的情况，六中全会到会同志对于《决议》普遍都表示满意，说会开得好《决议》经过反复的讨论、修改、补充之后，改得好。同志们认为《决议》稿原来的基础就不错，经过这次的修改，大家都满意了。小平同志自己也表示了这个意思，说这个《决议》是个好《决议》，这个稿子是个好稿子。六中全会以前和全会期间，他先后两次重新看了一九四五年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经过比较，认为这个《决议》比那个《决议》写得好。叶帅因病没有到会，写了一封信。信里说：“在小平同志的亲自主持下和参加写作的同志们的辛勤努力下写出了‘决议’，修改稿，又经过同志们认真细致的讨论修改，最后形成了‘决议’。虽然由于我长期在病中，未能详尽地研究，但我是同意和拥护中央所做的这一决议的。决议中确立毛泽东同志以及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这对于我们党的事业无疑是十分重要的。”耀邦同志对于《决议》的评价，见于他建党六十周年的讲话。其他几位常委，也都对《决议》作了充分的肯定。
《决议》公开发表以后，党内的各级干部，普通党员，党外的民主人士，广大的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知识分子，都是很高兴的，很满意的。新疆乌鲁木齐一些居民小院有这样的反映。许多人都说，现在对毛主席的功过分清了，理直气顺，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一位居民委员会的干部对记者说，“过去毛主席住在天上，他是神，我们敬他，可就是觉着离他远；如今党中央通过了《决议》，把他的功过讲活了，就象把他从天上请到人间，和我们百姓住在一起，我们都感到他老人家也是人，离我们近了，我们对他老人家更亲啦！”。话虽不多，但是确实代表了一般群众、基层干部的心理，语言亲切，感情真挚，寓意深广。
南宁一小工厂的团支部书记说，“就象党的七大预示着中国革命就要胜利一样，我们从六中全会进一步看到了中国的希望。一位大学教授说，“文革中党犯了错误，但共产党有错误敢于承认，勇于改正，其他政党都是掩盖自己的错误，从这一点，我坚定地相信党，愿意跟着党把中国建设好。”另一位大学教授指出：“我们党在这样重大、这样复杂的问题上处理得这样恰如其分，说明我们党还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有人曾说中国共产党光荣、伟大，但不正确，这种观点很幼稚。”这只是举几个例子，但这些例子是很有代表性的。
《决议》在国际上反应也很好。兄弟党、国际共运的同志、我们的朋友、资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人、知名人 士和各种报刊，普遍反应都好。苏联、台湾当然还是老腔调。许多国外人士指出，中国共产党有勇气，毫不含糊地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对毛泽东同志错误的批评很严厉，很严肃，对他功劳的评价又很公正，合乎历史事实。
第一条，党中央有正确的、坚定的指导思想。
《决议》的起草和修改工作，始终是在中央常委、中央书记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小平同志和耀邦同志亲自主持了这项工作。去年三月，起草小组经过一段准备，提出一个粗略的设想。小平同志看了这个设想，三月十九日找我们去谈，说他对这个设想不满意，明确提出了起草《决议》的三项基本要求，即三项基本原则。这三项基本要求，简单地说就是：（一）树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二）对解放三十二年来，历史上的大事情，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中央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都要作出公正的评价；（三）总结过去，宜粗不宜细，争取《决议》通过以后，党内、人民群众思想明确了，认识一致了，然后一心一意搞四化，团结一致向前看。总起来是这三条，其中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是第一条。
从那以后，一直到《决议》通过之前，中央领导同志或者同起草小组谈话，或者在会上讲，都反反复复强调要按照这三项要求办。对于这个指导思想，小平同志几次讲话的时候，一再进行阐述、发挥，自始至终都坚定不移，毫不动摇，包括各种反对的意见出来以后，除了说服教育，也进行适当的批评，其目的还是为了要坚持这三项要求。陈云同志也多次提出实现这三项要求的重要意见。这三项要求体现在《决议》的整个结构上，体现在重大问题的判断上，体现在每个重要提法甚至于字句的斟酌上。现在越看越清楚，如果不是中央领导同志明确规定指导思想，而且毫不动摇地坚持这个指导思想，《决议》很难收到这样的效果，得到这样的好评，真正使全党同志、全国各族人民取得思想的一致，认识的一致，在《决议》的基础上团结一致向前看。如果相反，采取另外的一种指导思想，接受了那些反对乃至错误的意见，其结果就不是消除思想混乱，而是增加思想混乱，那就不会是加强团结，而只能是妨碍团结了。
在讨论过程中间，听到这样的意见那样的意见。起草小组对于三项要求的理解和准确地表达，也有一个过程。小平同志每看一次稿子，就指出哪些部分大体上可以了，同时也提出批评，说哪些地方没有实现或没有很好实现这三项要求。直到后来，他才说三项要求已经达到了，基本论点可以不再改了，基本结构也不再改了。有利于体现三项基本要求的好意见，不管大意见、小意见，统统接受。不利于体现三项要求的，或者有违于体现三项要求的，一概不接受。对于各种意见，小平同志、耀邦同志都是这样，有博采众议的一面，也有力排错议的一面。不管你讲什么理由，只要离开三项基本要求，尽管道理讲得很多，就是不接受。六中全会前，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的时候，小平同志讲，哪些意见接受了，因为它能体现三项基本要求，还有多少条意见不接受。他多次讲过，这个《决议》里头，最关键、最根本的，是树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一条如果写不好，情愿不作这个《决议》。这一条是关系到我们党的全局的问题。毛泽东同志从我们党成立那天起，到他逝世那天止，整整五十五年，同我们党的命运是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问题，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问题，不是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而是全党全国的、全局性的问题，世界性的问题。耀邦同志也是一而再、再而三地补充小平同志的意见，支持小平同志的意见。对于那些不利于体现三项基本要求的意见，耀邦同志也是旗帜鲜明的，也是多次告诫我们，说这样的意见、那样的意见是不能够接受的。
对小平同志提出的三项基本要求、基本原则，中央常委、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都一致同意。
党中央有正确的，坚定的指导思想，这是第一条，也是最重要的一条。
第二，在中央常委的集体领导下，中央内部以及不同范围对于《决议》的讨论、修改、补充，能够充分发扬民主，大家畅所欲言，集思广益，共同负责，集体修改，集中大家的智慧，进行集体的创作，使《决议》真正体现我们党的最高的领导水平、理论水平。乔木同志讲，不但起草小组内部分不清楚这一段是谁写的，那一段是谁写的，就是整个《决议》要说这个意见是谁提的，那个意见是谁改的，也确实交代不清楚了。
《决议》稿子在正式通过和发表以前，曾经多次提交集体讨论。 去年七月提交书记处会议讨论一次， 提了很多意见，然后进行了很大的修改，十月提交全国四千人范围讨论。这次讨论，多数高级干部都参加了，提了很多好的意见，也有一些值得商榷的、不能接受的意见。包括对三十二年的评价问题、对毛泽东同志功过是非的评价问题。小平同志看了简报，找我们去谈，指出：总的说来，我们党的历史还是光辉的历史，虽然党犯过错误，但是党终究把革命搞成功了，使我国在世界上站住了。这是了不起的事情。小平同志多次说，不能把错误都归到毛泽布同志个人，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而且如果这样，很多问题是解释不了的。他又说，把毛泽东同志的错误说过头，给毛泽东同志脸上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就会离开历史事实，会损害党的形象、国家的形象，削弱人们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信任。有些意见不能接受，但是对于促进《决议》的改善，也有好作用。就是要使我们考虑，怎么进一步讲清楚道理，说服这些同志。这次讨论，总的来讲， 对《决议》结构、论点的完善化，是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的。四千人讨论中，同志们普遍反映《决议》应对粉碎“四人帮”以后党的工作做出总结。这个意见很好，中央接受了。
在这个基础上又搞了一个稿子，于一九八一年三月提交政治局、书记处同志和部分老同志共五十几人征求意见。老同志熟悉党史，经验丰富，提了很多好意见。有的同志还提出，说这个问题或那个问题还不满足，希望能够进一步核对事实、斟酌文字。
今年五月，修改稿提交由七十五人参加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前后讨论了差不多十个半天。根据大家意见修改了以后，又请每个同志在新的修改本子上把自己的意见加上去。六月十三日，又把集中了这些意见的修改稿提交政治局扩大会议原则通过。如果加上六中全会期间根据大家意见作的一次修改，前后较大的修改已经有七次之多了。至于起草小组自己的修改，就更多了。
六中全会预备会讨论了八天，其中包括阅读文件的时间。会议期间实际上有两次修改稿。粗略估计一下，这两次修改，接受大家的意见共一百多条。会外，还给一千名参加过四千人讨论的同志发了稿子，征求意见，也征求了一些党外人士的意见。
讨论中间的意见，大体上有四类情况：
一是补充和修改的意见。这是大量的，占绝大多数。
第二类，没有谈具体改法，但是表示对某些地方不满意或不满足，要求起草的同志认真斟酌。这种意见很重要，逼着起草小组作更深入、更细致的考虑。
第三类，不赞成的意见。小平同志反复讲，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一定不能丢。可是确有一种意见，主张不提毛泽东思想，说很难写出多少东西来。原来稿子中提的是三项基本原则，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很多同志说好，也有同志不同意。如说实事求是，我们汉朝就有这样的语言，很难说有什么创见，群众路线是我党的创造，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就讲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你不过用另外几个字表述这个意思，说不上是什么新东西；至于独立自主，无非是一个对外关系的原则，哪个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还不同样要独立自主啊，这算什么毛泽东思想的贡献。针对这些意见，小平同志反复讲，毛泽东思想丢不得，这个旗子必须举，《决议》必须全面地，概括地阐述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
第四类，错误的意见。小平同志讲，讨论中间众说纷纭，确实是百家争鸣，有些意见提得很尖锐。对于这种状况，中央采取了冷静的、科学的态度。三十二年复杂曲折的过程，“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很严重，要大家的意见一下子都一致，都正确，不可能。各种各样的意见说出来并不奇怪，也有好处。允许发表，不作批判，在组织的范围讲的，这是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但也要分别情况，进行分析，正面回答这些问题，使人信服。
总之，《决议》的起草、修改和定稿，充分体现了党中央的集体领导，充分体现了党中央领导下的党内民主生活的高度活跃。我入党的时间比同志们晚，到中央机关工作更晚。根据我所接触的情况，讲集体领导，讲民主集中制，讲民主生活的活跃，这次讨论《决议》，恐怕是前所未有的。这表明我们党中央政治上的成熟， 表明我们不但要恢复而且要发扬延安整风时期形成的优良传统，确实做到了在高度民主的基础上实现高度的集中。
第三条，起草小组下了苦功夫。起草小组的负责人是胡乔木同志。
他在《决议》上花了很大的精力，花了很多的心思。他身体不好，还病过几次，始终振作精神，负责地把《决议》写好、改好。六中全会前乔木同志进医院动手术，照样关心《决议》的修改，从简报上仔细研究大家的发言，多次打电话提这个意见、提那个意见。刚一下床就把我找去，说这个意见应该考虑、那个意见不能接受。一九四五年的《决议》是他负责起草的。这个《决议》也是他当起草小组的组长。每次修改的设计方案都是他提出来的。拿出去讨论之前他都要认真地修改一遍。不少段落，从头到尾都是他自己亲自写的。所以，小平同志讲，写这个《决议》确实不容易，起草这个《决议》的同志，乔木同志，确实是煞费了苦心。没有这一条，要完满地实现三项要求，充分吸收大家的意见，使《决议》有现在这样一个面貌，是难以做到的。
下面依次说一下《决议》的各个部分。
最初的几次稿子没有这个部分。这是根据陈云同志的意见加上去的。
小平同志从一开头就讲，要使《决议》既能实事求是地评价功过是非，又能鼓舞革命精神，使人们提高干劲，增强信心。但是，在没有写这部分之前，这样改，那样改，总是显得低沉。建国以后共三十二年，毛泽东同志逝世以前是二十七年。这中间，“文化大革命”十年犯了严重错误。“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十年中，有“大跃进”、“反右倾”、三年困难，对国内阶级形势的错误估计越来越严重。对这十年，大家看法很不一致。大家一致认为工作做得好、取得了辉煌成绩的，是开国以后的七年。《决议》应该对毛泽东同志一生的功过是非进行评价，尽管二十七年中也是成绩是主要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但是用这代替对他一生的评价，显然是不公正的。如果只就这三十二年来评价他的功过是非，说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不少同志觉得难以信服。
考虑到这种情况，陈云同志建议，《决议》要树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就需 要写党成立以来的六十年中间毛泽东同志的贡献，毛泽东思想的贡献。有了整个党的历史，解放前、解放后的历史，把毛泽东同志在六十年中间重要关头的作用写清楚，那么，说毛泽东同志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毛泽东思想指引我们取得了胜利，就能够很好地说服人了。
把建国以前二十八年毛泽东同志的贡献写上去，从建党到毛泽东同志逝世的五十五年中，他的历史地位就清楚了。加上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三中全会以后的几年，我们党取得了伟大的成就，毛泽东同志功绩就一目了然了。这样写，党内可以通过，人民也可以信服。陈云同志提了这个意见以后，小平同志、耀邦同志完全同意陈云同志的意见，指示起草小组体现陈云同志的精神。这一部分，全会以前的稿子叫前言。经过全会讨论，改成现在的题目。全会以前大概只有二千多、三千字，现在已经五千多，增加了将近一倍。下面分四个方面说明这一部分的内容。
首先，要从全部历史来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功过。平常说，看干部要看他的全部历史，看毛泽东同志，也要看他的全部历史。他是我们党的创始人之一。建国前二十八年中，他提出的方针、政策都是正确的。我们党从小到大，中国革命力量由弱到强，直至取得全国胜利，毛泽东同志的贡献是谁都承认的。加上建国以后他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贡献，同他“文化大革命”中的严重错误以及“文化大革命”以前的错误来比，说他的功绩远远超过过失，大家就都信服了，要否定这个评价，也就站不住脚了。
其次，从全面的观点来评价他的功过，就是说要从毛泽东同志的全部活动和党的全部工作来评价。过去的稿子中，关于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写了他在大革命时候重视农民运动，反对陈独秀机会主义，大革命失败以后提出枪杆子里出政权，领导秋收起义，上井冈山，制订一系列军事战略，组织人民军队，建设根据地，以及遵义会议挽救危机，抗日战争中提出和制定统一战线政策。因为只是孤立地写他个人的贡献，没有放在党的全部历史中、全部工作中，缺少全面的观点，所以不能把他的历史地位充分显示出来。现在通过的稿子既讲了根据地也讲了白区，既讲了武装斗争也讲了群众运动。讲根据地，讲了井冈山，也讲了其他许多根据地。讲红军既讲了一方面军、二方面军、四方面军，也讲了其他根据地的部队。十年内战时期，“群雄并起”，凡是想革命的人，不愿意接受蒋介石屠刀政策的人，到处搞武装起义，到处组织红军，到处建设根据地。正是由于全面讲了各个方面的情况，也就很自然地把毛泽东同志的作用突出出来了。
很多老红军、老革命，根据自己的亲身经验，都一致得出这么一个结论：自己虽然也搞了红军，也搞了根据地，但是比来比去，还是毛泽东同志那一套最正确。好花需要绿叶扶，光只是一朵孤零零的好花，你不管怎么称赞，没有比较，就显不出好来。有了绿叶扶持，花就显得更美了。在创业的时期，每个人都贡献了一份，写上了党的《决议》，表明党、表明历史不只是承认领导者个人的功绩，而且承认这块根据地、这支红军和全体根据地人民、全体指战员的功绩。当然，因为限于篇幅，有些应该提到的，后来没有提到。比如宁都暴动，邓大姐提出，小平同志也同意，说应该提一下。这就是指十年内战时期，国民党的部队经过我们地下党同志的工作，赵博生同志、董振堂同志领导的二、三万人的起义。后来考虑，宁都起义如果写了，暴动还多得很，象蓟南暴动、渭南暴动，等等，起起伏伏，有成功的有失败的，前前后后几十次，加一个名字，篇幅就会拉得太长。所以，后来只写了几次有代表性的起义。南昌起义是必须写的。广州起义、秋收起义也写了。有的同志提出，不是还要写湘南起义。因为写了朱德、陈毅同志的部队到井冈山会师，把湘南起义的意思包括进去了，湘南起义这四个字就可以不出观了。
第三，从历史发展转折的重要关头来评价毛泽东同志的贡献。稿子中比较突出的历史转折关头是两类。
一类是从失败转到胜利。大革命失败以后，怎样从失败走向胜利，是一次很大的历史转折关头。在这次转折中，大家都有贡献，而贡献最大的是毛泽东同志。概括地说，就是走出了一条井冈山的道路。另一次是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到遵义会议。这是我们从失败转向胜利的第二个重要关头，也显示了毛泽东同志的突出作用。
另一类是从胜利进到新的胜利的重要关头。《决议》也写了两次。一次是西安事变的发生及其和平解决到抗日战争的发动。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在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抗战发动以后，毛泽东同志制定了独立自主地发展游击战争的战略和策略。今天各报发表了一组毛泽东同志抗战初期关于独立自主发展游击战争的电报。这些电报非常重要。《毛泽东选集》里就是几句话，说明要进行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或者从理论上论述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但是，要了解具体的部署，形势的估计，和蒋介石部队、阎锡山部队的关系，还是要看这四个电报。第二次从胜利转向更大胜利的关头，是延安整风和“七大”的召开。两个从失败到胜利，两个从胜利到新的胜利，都是二十八年中间历史转折的重要关头。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到毛泽东同志的杰出作用。毛泽东同志作为领袖、作为导师，确实起了扭转乾坤的作用，在掌握历史发展的规律上，发挥了高度的主观能动性，表现了高度的领导才能和领导艺术。这样一写，人们就明白了，毛泽东同志的功劳和领袖地位不是写文章的人写得出来的，而是斗争中自然形成的，是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显示出来的。这部分实际上还写了抗日战争结束以后转到人民解放战争，人民解放战争从战略防御转向战略反攻，打到外线去，指挥三大战役和渡江战役，以及七届二中全会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向社会主义革命做出了战略决策和理论上的准备。所有这些都表明，毛泽东同志确实比别的领导同志站得高些，看得远些。
最后，从思想上、理论上的贡献来看。阐述毛泽东思想那个部分，列举了很多毛泽东同志的重要著作。其中大部分是建国以前写的。选集五卷中有四卷是解放前写的。陈云同志讲，这些著作，在我们党内，没有第二个人能够写得出来。只有毛泽东同志有这么丰富的经验，有这么高的理论水平，能够写出这样一些好的著作来。陈云同志又讲，毛泽东同志用毛泽东思想，用他的科学著作，教育了我们整整一代人。他说这包括他自己，也包括“三八式”的干部在内。现在这些人在全国各个岗位上都担负着重大的责任。这是极大的一件事。耀邦同志也说，“在长期斗争中，我们全党同志从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那里吸取智慧和力量。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培育了我们党的一代又一代的领导者和大批干部。”
有了建国以前二十八年历史的回顾这一段，才能得出最后的结论，“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多次从危机中挽救中国革命，如果没有以他为首的党中央给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和人民军队指明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我们党和人民可能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时间。”陈云同志讲，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可能我们现在还在作秘密工作，也是这个道理。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可是领袖的作用绝对不能低估。有正确的领袖同没有正确的领袖，尽管其他条件差不多，但是革命成功的早晚和成果的大小就会很不一样。
《决议》接着讲，“同中国共产党被公认为全国各族人民的领导核心一样，毛泽东同志被公认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在党和人民集体奋斗中产生的毛泽东思想被公认为党的指导思想，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前二十八年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很快要发表一篇毛泽东同志关于“七大”工作方针的讲话。这个讲话，对于我们学习《决议》有很重要的借鉴作用。其中就讲到，近代中国人民斗争了一百多年，受压迫了就要起来反抗，各种方法都试验过了，各种道路都寻找过了，只有到有了共产党以后，才找到了正确的道路。所以，我们党成为各族人民的领导核心，也是在斗争中自然形成的。在我们党内，经过正面的经验、反面的经验，经过胜利和失败的比较，大家都公认，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陈云同志讲，彭黄张周，被整得那个样子，“文化大革命”中间，老干部被整得那么厉害，可是大家仍然相信毛主席，老一代人拥护毛主席是真心诚意的。彭真同志有次发言也讲到，我们解放初期，毛主席的形象，党的形象，国家的形象，人民解放军的形象，你说是靠我们宣传造成的？宣传也宣传了一些，不过那时广播有限，电视还没有，报纸也有数，写文章写得好的人也不多，主要不是靠宣传，主要是靠我们二十八年的斗争历史，在人民中间自然地形成的。
二十八年用四、五千字，应该说已经很短了，可是内容确实很丰富。有了这一段历史的回顾，再来反驳《决议》对于毛泽东同志历史地位的评价，人民也通不过。陈云同志还讲，他在延安整风时期学了哲学，受益很大，提倡我们学点理论，特别要学点哲学。小平同志讲，学理论，学哲学，还要加上学历史，首先是党的历史。很多问题，不学历史，认识就不全面，学了历史，很多间题就解决了，不那么明确的就明确起来了。历史的确是最有说服力的。
这里首先列举三十二年的主要成就，内容基本上同叶剑英同志国庆三十周年讲话的有关部分一致。叶帅讲了五段，这次分成十项，包括各行各业、各个方面。这个写法，对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增加自己的信心有好处，而且易懂、好记。同时加了一些经过反复核对的数字。光是概括的语言，没有确凿的数字来比较，对我们成就的认识和估价，印象就不那么鲜明。数字一列；一目了然。三十二年确实做了不少的事情，成绩相当可观。
本来还有一两句话，说同我们解放初期、或者解放前条件差不多的大国相比，他们独立后取得的成绩，远远不如我们。这是事实，也是国际上和这些国家自己的学者也承认的。讨论中间有同志说，固然我们现在比他们好，可是我们如果不犯错误，不是更好一点吗？所以，这样的比没有多大意义，就把它删掉了。如果没有重大的错误，我们可以取得比现在大得多的成绩。这是完全合乎实际的。
整个这一段，都是用正面叙述的办法来肯定成绩，指出错误。总的结论，成绩还是主要的，没有用批评的口气，也没有用论战的方法。当然，写这一段的时候，也还是有针对性的，那就是低估甚至抹煞我们的成就观点。有必要用正面肯定叙述的方法，来回答和澄清一些错误意见。这里特别指明，我们三十二年的历史，是我们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是我国今后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这是对那些错误观点的一个正面的回答。因为按照那些观点，我们就没有什么成绩或者成绩很小。据说原因是搞了社会主义，如果不搞社会主义，我们就会怎么样怎么样了。我们说，如果不搞社会主义，要改变旧中国的面貌是不可能的。这一点非常重要。
我们搞社会主义没有经验，难免犯错误。问题是应该怎样对待错误。还是毛泽东同志的方针，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我们党有没有战斗力，我们党是不是一个郑重的党，是不是一个对人民负责的党，并不在于犯错误不犯错误。在这么一个情况复杂、人口众多的古老的东方大国，搞社会主义，不犯错误是不能设想的，问题是正视错误还是不正视错误，改正错误还是坚持错误。在这样一类问题上，毛泽东同志也有两方面的经历，两方面的教训。有时候犯了错误，改正得很快、很坚决，有时候犯了错误就一直坚持下去。这在下面各段的分析中是可以看出来的。
这里有几句话是根据耀邦同志的意见改的。这段末尾讲，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是我们党必须采取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根本立场。过去采取这种立场，曾使我们的事业转危为安、转败为胜。这也是历史的总结。大革命失败以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以后，还不是这样？“大跃进”以后，到后来的三年困难，三年调整，还不是这样？粉碎“四人帮”、特别是三中全会以后，还不是这样？所以说，今后继续采取这个立场，必将引导我们取得更大的胜利。
所谓坚持真理，很重要的一点，是保卫人民已经取得的阵地，保卫人民已经得到的利益。所谓修正错误，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中关于党的部分讲得很清楚。什么叫错误？为什么要修正错误？妨碍了人民的利益，损害了人民的利益，这就是错误。共产党要对人民负责，既然发现错误，就必须改正。问题还必须归结到对待人民的态度。抹煞我们党的成就，实际上是藐视人民，否认亿万中国人民的社会主义实践。我们三十二年的成就，光靠三千多万共产党员是干不出来的，这是几亿人民的功绩。我们的伟大的人民，在社会主义事业中付出了无数的劳动，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三十二年的成就，凝结着中国人民的血汗、智慧、创造性劳动和献身精神。不从这样的观点看问题，不去面对基本的、全面的事实，而是只看到鼻子底下的个人得失，这个不如意，那个不如意，然后就得出结论，说这也不是成就，那也不是成就，用一种轻俏的语言，嘲笑和否定几亿人民三十二年的奋斗成果，显然不能说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我们需要理直气壮地回答这种错误的意见。这不只简单地是维护共产党的威信的问题，而且是维护人民利益的问题。我们党犯了错误，就立即改正。《决议》能够得到国际国内的普遍好评，得到党内党外的一致称赞，就是因为我们党采取了真正对人民负责的态度，自己有错误，哪怕是我们的领袖有错误，也毫不含糊地进行严肃的批评，坚决地加以纠正。
《决议》（9）节说，“从一九四九年十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一九五六年，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有步骤地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耀邦同志建党六十周年讲话中说，我们成功地实现了我国社会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伟大转变。两句话意思完全一样。就是说，建国以后，我们曾经有过一段新民主主义社会，经过三大改造，过渡到了社会主义社会。这样，我们过去的一个提法就要修正了。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提纲讲，我们是从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过渡到社会主义国家。但是有些文章，包括毛泽东同志的文章，说这是指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现在看，还是应该讲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比较准确。一九四九年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按照毛泽东同志一贯的理论，应该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政协通过的《共同纲领》，是新民主主义的纲领。
过渡时期分为两小段。一段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一九五二年底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这段主要是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在全国范围，在新解放区，进行大规模的土地改革，把官僚资本主义企业全部没收，变成社会主义的国营企业。一九五一年第一次宣传工作会议上，少奇同志说，当时我们的主要敌人还是三大敌人。但这段也已经开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一九五一年发布农业互助合作决议，说明已在老解放区开始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开始实行初级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也开始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如加工定货、五反、工人监督生产。这都还只是开始，是个别地区的、试点性质的。第二段是五二年底到五六年。总路线公布以后，我们开始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开展了全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到五六年底基本完成。多年来我们叫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决议》把这个提法改变为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更能准确地表达三大改造的任务和性质。“所有制”是一个抽象的用语。有社会主义的全民的或集体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有个体经济生产资料所有制，有公有的，也有私有的，公有制中也还有这种形式、那种形式。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两种形式，今后还要继续进行改造，一直到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原来的表达方法给人一种印象，好象我们的所有制不需要再改造了。完成三大改造以后，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就在国民经济中占了绝对优势。
这一部分在几轮讨论中大家是一致同意的。只有极个别同志提出另外一种意见，认为毛泽东同志从开国以后就离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轨道。后来，对于是否应该搞三大改造，也提出了不同意见。一家大学学报去年第四期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后期的几个理论问题》。文章不但对我们的三大改造，而且对我们的社会制度、对我们的党，可以说都提出了根本否定的意见。在我看到的文章中间，这篇是最有代表性的。文章中的观点，不只是作者个人的观点，而是东抄西抄，拼凑起来的，经过集中、加工、提高，确实走得远了。学习《决议》，对照看看这篇文章，很有好处。这篇文章集中批评毛泽东同志。说党和毛泽东同志是反对狭隘经验论，反对历史唯心论的，另一方面又在偷偷地宣扬狭隘经验论和历史唯心论。文章说，“《毛泽东选集》是经过毛泽东同志和毛选出版委员会认真修订过的，狭隘经验论和历史唯心论的观点，已经不是反映三七年某一个领导同志的看法了，而是反映了我们党在建国以后的共同认识了。所以，在社会主义改造后期暴露出我们理论上的错误，这是十分自然的。既然如此，我们中国就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斗争，或者由农业社会主义的理论来统治，在小农乌托邦幻想的形式下，使我们的国家沿着刘邦、朱元璋、洪秀全的道路向封建主义滑行。”“小生产的汪洋大海，在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关口，必然会在我们党内孵化出一个反科学、反民主、反进步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招牌，以农业社会主义为核心，以封建社会主义为归结的派别”。“现代中国的大工业的发展一定会锻炼出同这个派别进行艰苦卓绝斗争的革命战士，他们经过马克思主义的长期教育，通过对客观实际的调查研究，一定能够用科学社会主义战胜农业社会主义。”这是一些具有煽动性的语言。这里说得很清楚，不是指毛泽东同志某一段、某些问题上有错误，而是对他进行全部的评价，不是说毛泽东同志个人，而是说党成为那样一个派别，也不是说社会主义改造有什么缺点，而是。说我们搞的是农业社会主义，封建社会主义。因此，才号召人们起来战而胜之。对文章的作者，对有这样观点的同志，还是要采取帮助的态度，以理服人的态度，进行批评教育。可是文章提出的
考虑到上面这种情况，《决议》必须写清楚，我们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不仅是正确的、成功的，而且是历史的必然，是历史发展的要求。《决议》不得不为此专门增加这样的内容。具体行文，起草小组的同志搞了多少遍，都没有搞好，最后是乔木同志亲自动手写成的。
下面我就（11）、（12）两节的内容，解释几个问题。
我们有些理论文章，包括上面提到的那篇文章，反复引证马恩列斯的著作，说明只有生产力高度发展才能搞社会主义，我国生产力很落厂后，没有条件搞社会主义，搞了，也不是真主的社会主义，而是农业社会主义，封建社会主义。对于这样的问题，我们是不能不回答的。
第一，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确说过，只有生产力高度发展，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问题在于，生产关系也好，生产力也好，都不是可以简单地、机械地规定某种数量界限的东西。《资本论》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资料的集中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敲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全部马克思主义的著作，都从各方方面论证了这一点。但是在对革命形势的估计上，马克思，恩格斯多次讲，革命形势来到了，社会主义革命可以进行了，但是都没有实现和得到证实。绝不能由此否定他们理论的正确。最近有的同志查了一下，马克思写《资本论》的时候，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程度是个什么样子呢？一八七○年，包括英国、美国、德国、法国四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世界各国，钢产量为五十二万吨；铁一千四百万吨，石油八十万吨。我国一九五二年钢产量就达到了九十多万吨。我们一九五七年钢和石油的产量，都远远超过了一八七○年世界的总产量，钢达到了这个总产量的十倍。列宁说，资本主义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进入到帝国主义阶段。那么一九零零年世界主要帝国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状况如何呢？美国：钢一千零二十万吨，铁一千三百八十万吨，煤二亿四千多万吨。英国：钢五百九十八万吨，铁九首一十万吨，煤二亿二千八百八十万吨。德国：钢七百三十七万吨，铁八百五十二万吨，煤一亿四千九百八十万吨。法国：钢一百九十三万多吨，铁二百七十万吨，煤三千三百四十多万吨。一九零零年世界钢总产量二千八百三十万吨，铁四千一百万吨，石油二千多万吨。我国一九七八年生产力的水平，远远超过了列宁所说的已经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的每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引用这些数字只是想说明，单纯从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产品的产量来判断该不该搞社会主义，是很不科学的。革命当然归根到底有其经济动因，但它并不是纯经济的过程。就一个国家来说，是其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各个阶级、各种社会力量的对比，加上国际条件的作用，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造成的一种结果。列宁讲所谓革命形势主要是三条，一是旧的统治阶级再也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了；二是革命的阶级和团结在他周围的群众，再也不愿意被压迫、被统治下去了，非起来革命不可；三是中间的力量发生了动摇，起码对革命不是采取反对的态度，而是采取中立的甚至于同情的态度。斯大林在《列宁主义问题》中讲，为什么在俄国首先搞了二月革命，接着搞了十月革命呢？为什么俄国成了列宁主义的故乡呢？他分析了世界的各种矛盾，分析了俄国的各种矛盾，指出尽管俄国是一个军事的、封建的帝国主义国家，生产水平、经济发展水平比欧洲资本主义国家落后得多，可是，由于它是世界帝国主义体系中间的一个最薄弱环节，利用这一条，俄国无产阶级取得了革命的胜利。我们一九四九年的胜利，当然和俄国有很大的不同。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就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结果，使帝国主义削弱了。从国内来说，各种条件也成熟了。所以，只记住生产力高度发展了才能搞社会主义这么一句话，对它进行孤立的、简单化的理解，根本不考虑多种因素的作用，是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的。
第二，有一种意见，说三大改造开始后，我们把国家工业化忘记了，只搞阶级斗争去了。这首先不合乎事实。我们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就搞了一百五十六个大项目，成为国家建设的中心。一九五六年，陈云同志和周恩来同志首先提出，我们的建设中出现了左倾冒进的倾向。最近陈云同志讲，从一九五六年以后，我们经济建设中指导思想上的主体的错误是左的错误。一直到今天，我们经济工作上要改正的错误主要的还是不量力而行，搞得太多，因此要调整。这是事实。我们过去不是不搞工业，而是搞急了，不量力而行了。其次，在阶级对抗的社会里，在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取得国家政权之前，以及在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进行三大改造的时期，用主要力量来抓阶级斗争并没有错，抓革命、促生产也没有错。抓三大改造，对于解放我们的生产力，提高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创造性，确实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我们在这方面的失误，是发生在三大改造完成，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不存在以后，长时期内把阶级矛盾作为社会主要矛盾，没有集中主要精力搞建设。
第三，前面提到的那篇文章批评了毛泽东同志的一句话，“农民中蕴藏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文章说这是“对农民阶级自发性的崇拜”，是“违反马克思主义对于农民阶级的科学分析的”。文章引列宁关于农民有二重性的论述作为根据。但是文章作者忘记了，列宁说农民有二重性，毛泽东同志说“农民中蕴藏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这是从不同方面提出问题的，并不是同一个命题。说农民的革命性“绝不是科学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觉悟”。但是，难道工人不是也不能自发地成为科学社会主义者吗？列宁在《怎么办？》这部著作里，就批判了经济主义者对于工人运动自发性的崇拜。列宁说，工人群众自己决不能在他们运动进程中创造出独立的思想体系，不可能自发形成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因此，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只有从外面灌输到工人中间去。
这篇文章的作者忽视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我们党从大革命后期，一直到全国解放以后，领导农民进行了长期的斗争。无产阶级通过自己的政党，用先进的思想来教育农民，组织农民，领导农民。农民本身有倾向社会主义的要求，加上无产阶级政党用先进的思想来启发他们，教育他们，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说中国农民中蕴藏着巨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就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就是完全正确的。工农联盟的思想是马克思、恩格斯最早提出来的。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中就说，无产阶级的革命，需要某种再版的农民战争的支持。列宁也讲过，俄国的无产阶级政权，基础是工人和农民的联盟。但是，应该说，在实现、巩固、发展工农联盟的理论及其实践上，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所取得的成功，远远超过了我们的先辈，我们工农联盟的巩固程度，比苏联好得多。几十年来，中国的无产阶级同广大农民，在长期的斗争中间形成的无比巩固的工农联盟，使我们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解放以后，毛泽东同志以主要力量领导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通过这种改造，割断了城市资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系，从而促进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两个胜利，是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在工农联盟问题上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前所未有的、带有世界意义的伟大贡献。因为我们党坚定不移地依靠农民、团结农民、教育农民、领导农民，和农民建立了异常密切的联系，为实现广大农民的利益而斗争，在斗争中引导农民一道前进，广大农民在民主革命时期就充分发挥了革命主力军的作用，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也可以说起了带头作用。对于亿万农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实践，采取一笔勾销的态度，无论如何是站不住脚的。
也是在工农联盟的基础上，在我们党的领导下，组成了以农民为主体的、有严明纪律和严格组织、战斗力很强的革命军队。我们长期搞农村根据地，在革命斗争中从农民中培养了一大批治党、治国、治军、治文的优秀干部，一直到今天，这些干部还占我们干部队伍中的多数。我们党领导农民从事几十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创造了许多震惊世界的奇迹，涌现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模范人物。我们的将领，我们的领导人员，我们的大批干部，我们的很多英雄模范，相当大部分是农民出身的。我们党用先进思想教育农民，领导农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接受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农民，为中国历史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难道说一句他们中间蕴藏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都不可以吗？直到现在，农民还在我们人口中占多数。他们相信党、拥护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继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在最近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座谈会上，紫阳同志讲，广大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很坚定的，农民不但过去，而且现在都有一种很高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现在不少地方搞包产到户，搞大包干，人们中就出现了一种合理的担心，这样会不会滑向单干？个别地区因为领导不力，也确实不顾自己那里的实际情况，出现了分田单干的现象。中南海的一位服务员同志讲，他们的家乡在前年曾经搞过一次分田单干，搞了一年又说不行，还是回过头来搞责任制了。现在很多实行包产到户、包产到组的地方，确实提高了农民的积极性，但是跟着在农民中间也产生了走向新的联合的强烈要求。因此，社会主义改造的成果，把私有制改成公有制这一条，无论如何不能够动摇。特别可贵的是，广大农民不愿意动摇。有的同志说，我们搞新民主主义时间太短了，搞社会主义改造太快了，太早了，要回过头来搞五种经济成分。可以设想，土改以后，如果土地私有再延长三年、五年，土地的买卖。出租，农民从地主那里得到土地，由于阶级分化又重新卖掉，阶级分化大发展，肯定会相当地严重。所以耀邦同志讲，我们要分清两个问题。一个是私有制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个要肯定，不能动摇，我们是搞得对的，今后也一定要坚持；再一个是在公有制的基础上，如何搞好经营管理，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们过去的错误不在前一条，主要在后一条。
第四，《决议》在充分肯定三大改造的成绩的同时，也指出了三大改造后期具体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现在的写法是，“在一九五五年夏季以后，农业合作化以及对手工业和个体商业的改造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以至在长期间遗留了一些问题。”曾经有同志提议，是不是加上三大改造的后期，我们出现了左倾错误的萌芽。经过反复考虑，觉得现在这个说法更切合实际。如果加上“左倾错误的萌芽” 这样的语言，反而把问题搞抽象了。
顺便说一下，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也联系到了对毛泽东同志《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这篇讲话的评价。起草小组同志重新读了这篇讲话，认为内容的大部分还是应该肯定，当然也有缺点。文章一开头批评“小脚女人”，后来讲到工农联盟的时候，说有些同志从资产阶级、富农和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出发，提出了这个要求、那个要求，说正是为了巩固工农联盟，合作化应该“上马”，因此，主张“下马”就是资产阶级，富农和富裕中农的立场。这个说法起码提得高了一点。邓子恢同志并不是主张不搞合作化，而是主张稳当一点，不要搞得那么快。所以，如果说有争论的话，不是搞不搞合作化的争论，而是快慢的争论。
《决议》肯定八大是开得成功的，说八大对社会矛盾的分析是正确的。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因此，八大关于主要任务的提法也是正确的。阶级矛盾不是主要矛盾了，可是还有阶级斗争，还要加强人民民主专政。但其基本任务已经变成了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生产力。你的阶级斗争搞得对不对？加强人民民主专政搞得好不好？就是要看你在新的生产关系下保护还是没有保护生产力的发展。
这一部分，几次讨论中意见最多，争论很大，稿子的反复次数也很多。直到政治局扩大会议前，几次修改稿。小平同志都不满意。从起草小组做具体工作的同志来讲，主要是被“大跃进”，庐山会议以后的“反右倾”，三年困难，以及反右派斗争以后毛泽东同志有关阶级斗争的一些错误观点的逐步提出和逐步升级这一类问题，把脑子束缚住了，看不到全局。打不开思路，看不清十年发展的整个过程。所以，这一段从题目到每一个段落的表述，都没有搞好。讨论中间，已经有同志认为，说这十年的成绩是主要的难以成立，表示不同意。有的同志讲，从五七年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以前，就有一条左倾路线贯彻始终，加上“文化大革命”十年，我们党的左倾路线长达二十年之久。在几次修改稿中，我们曾经用过这样的题目，《曲折中前进的十年》、《沿着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的十年》。在讨论中，有的同志说，什么“曲折中前进”，应该老实承认，是“曲折中后退”。小平同志几次谈话，亲自提出这一段应该怎么改。乔木同志亲自动手，首先从题目改起，改成现在的题目。这个题目出来以后，也还有同志表示不同意，可是中央和绝大多数同志认为，这是合乎实际的。
小平同志对这一部分的修改意见，归纳起来就是这么一个意思，首先要肯定成就，然后再来写这些成就是经过曲折的道路取得的。现在的稿子，基本上是按照小平同志的意见布局的。
（16）节就是肯定我们的成就的，扼要地说，一是我们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部分是在这个期间建设起来的；二是我们经济文化建设的干部，包括技术人员、领导干部、管理人员，大部分是在这个期间培养出来的；三是我们的建设经验，大部分是在这个期间积累起来的。
（16）节列举了毛泽东同志、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陈云同志、邓小平同志、朱德同志、邓子恢同志分别提出了什么问题。这些意见，在当时和以后都有重大的意义。这里列举中央领导同志的这个意见那个意见，同前七年相比，在文章的写法上、语句的表达上不大一致。前七年都是讲党中央。当然也讲毛泽东同志，其他同志就没有列举了。这反映了一个实际情况。前七年我们党中央的集体领导是健全的，领导核心的意见是一致的。中央内部的分歧，是一九五六年反冒进以后才开始产生的。反冒进是对的，毛泽东同志不太满意。五七年杭州会议，他第一次提出，说五六年反冒进使他心情很压抑，不舒畅，泼了群众的冷水，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
讲到“八大”时候有一句话，说大会坚持了一九五六年五月党中央提出的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八大”一次会议的政治报告，原来一直是按照毛泽东同志《论十大关系》的思想起草的，反对的就是右倾保守的倾向。到了陈云同志、周恩来同志提出，五六年我们的经济建设出现了冒进，才在“八大”报告中写进了反冒进的内容，到定稿时确定了既要反保守又反冒进这么一个方针。现在的表述，有这样一个背景，把反冒进写在“八大”一次会议的报告上，后来作决议也同意了这一点。这对于保证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完成以至于做好一九五七年的工作，起了积极作用；所以，在文字的表达上，前七年除了提到毛泽东同志，没有列举其他的同志，到了这十年，除了这一段以外，也列举了中央其他一些负责同志的名字。文字上这点细微的差别，不注意也可能想不到，实际上是说明五七年以后，毛泽东同志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之间的意见分歧逐步表面化。
这中间有分有合。八届三中全会重提阶级矛盾是主要矛盾，改变了“八大”的提法，中央的同志没有表示不同意见。到六二年八届十中全会毛泽东同志重提阶级斗争，其他中央同志也没表示反对。这是多数同志接受毛泽东同志看法的情况。
也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毛泽东同志同意多数同志的意见，向多数同志靠拢。最明显的是七千人大会，以至于毛泽东同志作了自我批评。接着是后来的西楼会议，周恩来同志、陈云同志提出渡过困难时期的方针政策，常委讨论的时候，一致同意。那次毛泽东同志在武汉，后来少奇同志、恩来同志、小平同志把会议讨论的文件带到武汉，向他汇报。毛泽东同志表示，多数都赞成，我也赞成。所以，有分歧。但是主要的是这两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毛泽东同志首先闯了乱子，大家也跟着他犯错误，又是他首先发觉并且纠正错误。最明显的就是“大跃进”、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五风”。毛泽东同志首先发现并提出纠正错误，开始的时候， 还处于少数地位，多数同志还头脑发热。
总的说，这十年中间，中央的集体领导，基本上还保持了。政治局的工作、书记处的工作、国务院的工作，基本上还能够正常进行。正因为这样，才能完成调整时期的任务，使得我们不但很快得到恢复，而且重新走向发展，取得前面所说的这些成绩。
肯定成绩以后，《决议》按照历史的面貌，指出这十年确实有曲折，有时候错误严重，有时候纠正错误，重新走向正确的道路。这里讲了毛泽东同志的责任和在纠正错误中的作用，也讲了其他同志的责任和在纠正错误中的作用。
然后讲毛泽东同志在阶级斗争问题上错误思想逐步发展，越来越严重，也指出这些错误当时还没有达到支配全局的程度。这里最明显的是在八届十中全会，毛泽东同志重提阶级斗争，公报也这样讲，他的讲话更尖锐。后来所说的基本路线，就是在这次会上提出来的。“阶级斗车，一抓就灵”，以后讲得越来越多了。整风会议主要讨论的是阶级斗争问题。可是会议结束的时候毛泽东同志讲了几句话，关系非常重大。大意是说，我们这次全会重提阶级斗争，讨论阶级斗争，批评阶级斗争问题上的修正主义观点，右的倾向，可是这个问题在这个全会上讨论就行了，不要向下传达，接受一九五九年的教训。一九五九年在中央全会上批评彭德怀同志，如果不往下传达，层层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就不会中断纠左的过程。所以，这次全会讨论了就行了，回去不要传达，以免干扰经济调整工作的进行。经济调整工作照原来计划进行。正因为这样，全会以后，党的工作，主要的精力，还是搞经济调整，搞经济建设。
毛泽东同志这个时期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的错误越来越严重，但同“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主要论点很不相同，只是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发生，还不是、不等于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他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的形成有一个过程。这个区别很重要。小平同志讲，我们这次对毛泽东同志错误的批评恰如其分，分寸掌握得很好。其中就包括对这类问题的处理。因此，这十年中，毛泽东同志在“大跃进”、“反右倾”、阶级斗争等问题上的错误，虽然是严重的，有的是越来越严重的，但是终究属于一般性质的错误。
小平同志对原来这一部分稿子最不满意的还有一点，是说写来写去，给人家一个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错误，这个人就是毛泽东，这个时期的错误都要由他一个人来负责。小平同志说，这个不合乎实际，不公正。他反复表示，这个时期的错误，中央也要负责，不能完全推给毛泽东同志一个人。讲头脑发热，他说自己也头脑发热。对阶级斗争的这些错误观点，当时大家都没有反对，都接受了的。在经济建设上，小平同志讲，高指标主要是没有经验。大家知道，对于高指标，陈云同志是一向不赞成的，他对钢铁翻一番到什么时候才怀疑呢？才不赞成呢？是在北戴河会议以后，他同先念同志到西北考察，发现用小高炉那些办法炼钢炼铁不行，才不赞成钢铁翻一番的。所以，《决议》这一段最后是按照小平同志、陈云同志的意见写的。说十年中的一切成就，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集体领导下取得的。这个期间工作中的错误，责任同样也在党中央的领导集体。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但也不能把所有错误归咎于毛泽东同志个人。这次《决议》发表以后，普遍反映对毛泽东同志功过的分析是公正的，与这些写法关系很大。
这一部分，是乔木同志去年七月写出并基本定稿的。提交书记处讨论的时候，认为很好。昨天起草小组同志交换意见，说原来这一部分写来写去，中央不满意，其他看了的同志也不满意，归根到底是起点太低，很多问题没有说清楚，乔木同志重新写过，起点就很高。这里首先把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全部列出来。列的时候，反复对照了他自己写的文章，自己讲的话，自己批的文件，批的文件只用他自己的话，别人的话都没有用。这些主要论点一列，就可以看得清楚，同“文化大革命”以前的观点比，完全是一种新的面貌，证明他关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套思想已经形成一个体系了。
原来说毛泽东同志的错误没有达到支配全局的程度，到这些论点出来以后，就不能不支配全局了。这些论点，最核心的是，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还要进行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而且不只是要进行一次，要进行多次。这些论点出来之后，别人把它们概括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对于这个概括，毛泽东同志是认可了的，同意了的。后来长期使用这样一种概括，并且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第三个里程碑。过去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改造中，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有发展，增加了许多新的东西，可是只有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才被认为是新阶段。
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完全错误的，是左倾错误的理论。《决议》列举这些论断之后，写道：“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这些左倾错误论点，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必须把它们同毛泽东思想完全区别开来。”毛泽东思想是科学的东西，是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东西。这些主要论点不属于毛泽东思想。
起草过程中最大的难题，是毛泽东同志自己跟自己打架。如果自己原来错误了，后来自己改正了错误，这种打架是前进了，好处理。问题是“文化大革命”这套理论一出来，就否定了他自己过去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东西，而且一直坚持下去。六中全会期间请党外人士对《决议》草案提意见。有的党外人士认为，《决议》是一个杰作，表现在是用毛泽东思想来批评毛泽东同志的错误。起草小组是在小平同志的指导下，找到这个出路的。小平同志再三说，如果树立毛泽东同志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个问题写不好，《决议》宁可不写。乔木同志煞费苦心，写来写去，改来改去，深思苦虑，最后形成了上面那段文字。讨论中间和《决议》发表以后，许多人讲，这样一来，更证明毛泽东思想确实是科学原理，谁违背了也要犯错误，毛泽东同志自己违背了也要犯错误。这样说不能丢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就顺理成章了，要坚持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原理，就更能为大家接受了。
（20）从四个方面批评这些主要论点。用语很重、很有分量，又是科学的、有分寸的，甚至用的是毛泽东同志的语言，用他的正确思想来批评他的错误。
第一条说没有事实根据，在一系列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上混淆了是非。这个“混淆了是非”，是毛泽东同志经常讲的话。一个领袖，把是非都混淆了，这还不严重？可是没有用“颠倒”是非这个话，又是很有分寸的。
第二条，这种是非的混淆必然导致敌我的混淆。“敌我的混淆”，也是他的语言。领袖混淆敌我，确实严重，可是并没有写成颠倒敌我，更没有写成认敌为我，认我为敌。
第三条，名义上是直接依靠群众。毛泽东同志给斯诺讲，说这里也是独立王国，那里也是独立王国，只有直接诉诸群众。但是实际上既脱离了党的组织，又脱离了广大群众。讲的是“脱离”，没有讲摧毁了党的组织，打乱了党的组织，反对了群众，压迫了群众。
第四条，“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这是很重很重的话，任何意义上的革命都说不上，任何意义上的社会进步都说不上。这里没有采纳“文化大革命就是文化反革命”的意见。这涉及到把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罪行同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严格区别开来的重大问题。包括用语，用于林彪、江青的，绝不滥用于毛泽东同志。更不用说性质不同，他们是反革命，毛泽东同志是左倾严重错误。
小平同志再三讲，在这个问题上要实事求是，要恰如其分。现在这个《决议》，分寸是掌握得很好的。事实证明，对这样的评价，反应是很好的。
讨论中也有的同志讲，现在的批评还不够，这件事情没讲，那件事情没讲，有的同志甚至说，我们旧社会的道德叫隐恶扬善，家丑不可外扬，为尊者讳。这一段对毛泽东同志的批评，不是遵循旧的道德观念。该批评的都批评了，有些细节略而不写是必要的。小平同志讲，对林彪、江青的重用，是事实，《决议》里写了重用了这几个人，要是有人问，为什么重用？这就属于枝节问题。批林批孔，结果批评周恩来同志。《决议》讲， 毛泽东同志批准开展批林批孔运动。讲到这里就行了，其他也略而不提了。
这里涉及到用不用“路线”的提法，十年“文化大革命”用不用“路线错误”的提法。小平同志讲，这里说是全局性的、长时间的严重错误，这个判断实际上比路线错误更严重。经过反复考虑、反复讨论，中央下决心，从这个《决议》起，不用“路线错误”、“路线斗争”的提法。关于这个问题，乔木同志几点说明中详细谈过了。内战时期，王明左倾错误使第五次反“围剿”遭到失败。有同志主张，加上左倾路线错误不好吗？现在没有加。为什么呢？因为这样观察党的历史上的各种各样的错误，难免引起不必要的纠缠。索性连王明也不提左倾路线错误，而实质已经说清楚，是左倾冒险主义导致了红军根据地和白区工作的严重失败，红军从三十万减少到三万左右，党员从三十万减少到四万左右。
“文化大革命”的三段，是按照历史顺序写的。这里既写了敌人的捣乱，也写了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也写了我们领导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同林彪、江青的斗争，对毛泽东同志错误的抵制。这部分按照历史的情况讲了，毛泽东同志在哪一段里曾经做过什么好事，尽管从全局来讲，错误是严重的，但是做过好事，对党有过贡献，不能因为有严重错误就忽略这些东西。对于“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同志要负主要责任。但是他的错误还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所以，有的外国友人说，一方面讲错误，同时讲贡献，表示我们党对毛泽东同志的谅解，这种谅解是诚实的，不是违反事实的。这个评价我看很对。我们不是为了谅解而硬编一些他没有做过的好事，来减轻、平衡他的严重错误，而是严格按照历史的面貌，严重错误不含糊，可是做了好事，对党对人民有贡献，我们也如实肯定。也就是坚持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肯定应该肯定的东西，否定应该否定的东西。
提交六中全会讨论的稿子，第（23）节有二、三百字讲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罪行，反革命的本质，反革命的阴谋活动。全会讨论过程中间，郝建秀同志说，起草人出于好心，想把毛主席同林彪、江青区别出来，实际上这样一比，倒把毛主席比低了，革命家怎么能跟林彪、江青相提并论呢？她主张把这段删掉。这个意见很好，中央接受了这个意见。《决议》掌握一条很严格的界限，就是主要处理党内问题，不是处理对反革命分子的批判和论断的问题。
《决议》肯定了“文化大革命”十年中我们各级领导干部、广大群众，一方面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斗争，另一方面也对毛泽东同志的错误进行不同程度的抵制。正因为这种共同斗争，才使得我们尽管遭受了严重的破坏，但是这种破坏还是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国民经济遭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本来想列点数字。讨论的结果决定不列了。 固定资产增加了一倍半，工业生产增长速度平均为百分之六、七。这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们的事业会取得大得多的成就。我们终于战胜了这些反革命集团。党、国家政权、人民军队的性质，整个社会的性质，没有改变。历史再一次证明，我们的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们的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巨大的、顽强的生命力。
在讨论“文化大革命”所以发生而且持续十年之久的原因的时候，大家都在考虑，将来会不会再发生“文化大革命”呢？《决议》的分析表明，多种特殊的原因、特殊的条件的综合作用，才造成“文化大革命”。这些原因和条件消失以后，再象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那样搞“文化大革命”，起码是很困难的。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毛泽东同志有那么高的威望，他的一些主要论点又离开了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形成那么一套“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只要我们全党和党的领导同志，都从“文化大革命”、从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中吸取教训，全党同志、全国各族人民的觉悟都大大提高，而且党和国家从制度上进行一系列改革，我们就一定可以避免重犯“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严重错误。因此，我们应该是有信心的。《决议》的分析是多方面的，内容十分丰富。有的同志觉得不容易理解，但是绝大多数同志认为写得比我们过去的认识深刻多了。篇幅很短，把很多意思浓缩成为千把字，要真正理解其中的道理，理解其中的相互关系，确实比较费力。要真正把这些道理说通说透，需要有若干篇有分量的文章来详加论述。
第一个原因提出了几个层次的问题。
首先，搞社会主义历史不长，经验不多，许多问题的答案需要我们去探索，难免犯错误。有同志说，一九六六年总比开国的七年经验多了，那时候经验更少，为什么搞得很好，后来倒犯了那么大的错误呢？所以，光讲这一层还不行。
其次，意思是，毛泽东同志不愿意停步，不断地探索，党很难抵制他的左倾错误，很多同志反而接受了这种左倾错误。党内多数同志，特别是领导同志，都是在长期阶级斗争环境中成长的，熟悉和习惯于阶级斗争的观念，阶级。斗争的经验，阶级斗争的方法，而对于新的情况却很不熟悉。所以，在毛泽东同志探索出一系列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道理以后，尽管我们一时跟不上，但是总还是想办法跟，后来就一步一步接受了。
再次，我们都相信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同志直到“文化大革命”期间，还多次提倡我们读马列，庐山会议以后讲，庐山会议闹了大笑话，几百个中央委员，上了政治骗子的当。他反复要我们读《哥达纲领批判》、《国家与革命》、《法兰西内战》等著作，他自己也从这些著作中找理论根据，用他的探索来证明这些理论，又用这些理论来证明他的探索是符合马列主义的，是有马列主义理论根据的。我们都认为，毛泽东同志在马列主义的修养上，水平比我们高得多，因此相信他，相信他对马列主义的解释。而恰恰在这些问题上，《决议》说，从领导思想上来看，把马列著作中的某些设想和论点加以误解或教条化了。
最后《决议》肯定了我们反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正义斗争。这一条，任何时候都站得住。这场斗争是他们挑起的。我们不能受欺负，才被迫应战。但是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接着毛泽东同志就讲，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于是国际斗争引到了国内、党内。没有这个危险吗？所以，毛主席提出这个问题以后，你说一个共产党员，一个搞社会主义的人，对这么高威望的人发出的这么一个问题，脑子里头不想一想？想一想是完全合乎当时的思想状况的。
这几个层次的因素凑在一块，尽管“文化大革命”初期说我们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很不得力、很不认真，但是各级领导干部还是想办法紧跟。既然不理解就想办法理解吧，既然不得力就想办法得力吧，既然不认真就想办法认真吧。至少绝大多数的人，不论是被打倒的、被打倒以后又出来工作的，还是一直工作的， 都相信毛泽东同志那一套是对的。即使被抓到监狱里头了，隔离起来了，也都是诚恳地作检查、作交代，作自我批评。那个时候有两句话，从路线上找错误，从世界观上找原因。慢慢地，先承认错误，然后承认右倾错误，然后承认修正主义错误，修正主义路线错误，然后自己戴上修正主义分子的帽子。一九六八年毛泽东同志说，不要一提走资派，就认为都是坏人。我那时还隔离着，听到传达，心里感到，总算有希望了，有出头之日了。从此有了走资派和犯走资派错误这样两种提法。我觉得，能够给个犯走资派错误的结论，就心满意足了。这些说明，“文化大革命”不是单由毛泽东同志一个人的作用能够完全说明的。它是当时党内、国内以至国际上的各种条件互相起作用、互相影响的结果。
第二条原因，比较容易理解。毛泽东同志脱离实际、脱离群众、骄傲，权力过分集中于一个人，等等。这里讲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没有解决领袖和党的关系问题而出现的一些严重偏差给我们的消极影响。起草过程中间，看了一下第一国际的章程。尽管马克思、恩格斯写信表态，他们不高兴个人崇拜，但是那个章程中各个支部和国际的关系，国际和领袖的关系，是搞得很集中的。共产国际比那个时候更集中了，各国党都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必须服从共产国际。下级服从上级这一条，把各国党管得死死的。列宁很注意发扬民主，但是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中也说，社会主义的民主制与实行个人独裁之间，绝无任何原则上的矛盾。斯大林更厉害。所以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没有很好地解决领袖和党的关系问题。我们接受了这些东西，对党的建设，不能不发生影响。去年八月讨论小平同志在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讲话的时候，讲到对封建主义在我们政治思想上的遗毒不可低估。乔木同志提出，我们党内的问题、党内的关系、领袖和集体的关系，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封建主义影响这一个因素，还应该看到共产主义运动史上这个问题历来没有解决好。我们受这个影响不小。当然了，我们对封建主义的影响也确实不能低估。所以，这一段最后讲，所有这些原因综合起来，就造成一种条件，使党的权利过份集中于个人，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滋长起来，也就使党和国家难以预防、难以制止“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发展。
这一部分写的事件，都是大家亲自经历过的。六中全会上，常委又在召集人会上作了很好的讲话。关于华国锋同志，常委在那次会上再三打招呼，批评归批评，选举归选举，无论如何还要选他当副主席。事实上也选上了。
小平同志说到一个值得注意的政治动向，就是“四人帮”的残余、所谓持不同政见者，都想打、而且已经在打华国锋的旗帜。这个问题小平同志也讲了，华国锋同志没有参与这些事，这些事没有他的份。可是人家打他的旗帜，这个问题确实值得引起注意。这就涉及到对华国锋同志的全面评价问题，对华国锋同志的全面认识问题。在高级干部中，这个问题解决了，至少是绝大多数同志解决了。在中下层干部、一部分群众中，这个问题还没有很好解决。这是一个什么问题呢？是一个外表和实质的问题。小平同志讲，外表很谦虚，可是肚子里头打算盘。陈云同志讲一部分人中间反映，一是有功，二是谦虚，三是经验不足，老同志帮助帮助，何必辞职，何必调整工作。可见这个问题是需要解决的。
耀邦同志去年十一月在政治局会议的发言，非常全面地、深刻地分析了华国锋同志的问题。他指出，华国锋同志的问题，主要不是能力不行、工作上的某些失误的问题，也不是“文化大革命”中间的问题，而是把个人同党的关系、同人民的关系摆得不恰当、不正确的问题。对个人在粉碎“四人帮”斗争中所起的作用的认识上表现得很不正确。粉碎“四人帮”以后，离开了全党、全国人民的迫切愿望。在干部方针上，脱离了全党绝大多数同志意志。在对待毛泽东同志的问题上，采取了实用主义态度。突出个人，造成十分有害的影响。关于这小问题，耀邦同志讲了八件事：（一）当然的继承人；（二）英明领袖；（三）挂像；四）颂歌；（五）题词；（六）照像；（七）写书；（八）搞欢呼场面。耀邦同志的这些分析，对于我们认识华国锋同志，有很大的意义。
下面，我想根据自己接触到的情况，介绍一些有关华国锋同志问题的材料，供大家参考。讲六件事。
第一，阻挠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四人帮”粉碎以后不几天，叶帅就向华国锋同志提出，要赶快让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恢复他原来的职务。华国锋同志没有同意。后来，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叶帅又正式提出这个问题，说他建议让小平同志出来工作，让他恢复工作，在座的同志总不会害怕他吧，他总不会跟我们调皮吧。先念同志马上表示同意，说小平同志应该尽快出来工作。可是华国锋同志不吭声。一九七七年三月中央工作会议，华国锋同志有个讲话。讲话稿子几次送给叶帅，叶帅提了不同意见，很着急。中心是两条，一条是天安门事件是一个冤案，必须平反。叶帅说，天安门事件有点象“国会纵火案”。华国锋同志的讲话稿一直到最后，还是肯定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另一条是对小平同志的估价以及重新出来工作的问题。叶帅几次提出要改变讲话的提法和内容，要求对小平同志的评价写得好一些，以利于快点出来工作，工作以后也方便。快要定稿了，叶帅看那个稿子还不满意，亲自打电话给李鑫，说他要亲自找李鑫同志，再次提出修改意见。李鑫说，请你不要来了，我们派个人到你那里去，听你的意见。叶帅又一次提了意见。李鑫同志回了一个电话，说你的几次意见我们都向华主席反映了，你的很多意见我们都修改了，对小平同志的评价，估计也改得很好了，是会有利于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可是在会上宣读和后来下达的讲话稿，华国锋同志还是继续肯定一九七六年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说“四人帮”只是在批邓上另搞一套，只是在这个问题上错了。他认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决定的，批是必要的，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央决定还要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这是经过反复考虑的，这样做，就从根本上打掉了“四人帮”余党利用这个问题进行反革命煽动的借口。他把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同“四人帮”余党反革命翻案联系在一块。这次会议还印发了一个材料，就是所谓李冬民反革命案件。这个案件去年已经查清楚，完全是一个假案，是适应，当时的需要制造出来的一个假案。华国锋同志就是用这个材料来说明继续批邓的必要性。他说：“现已查获，有那么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他们的反革命策略是，先打着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旗号，迫使中央表态，‘保王洪文上台’，为‘四人帮’翻案。所以，如果我们急急忙忙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就可能上阶级敌人的当，就可能把揭批‘四人帮’的大局搞乱，就可能把我们推向被动的地位。”尽管叶帅反复提意见，华国锋同志还是这么一个态度。那次讲话还说，小平同志出来工作“要等水到渠成”。当时我们几个同志在一起议论，觉得所谓“水到渠成”就是华国锋同志想把他的班子组织好，把他的路线确定下来，把他的轨道铺好，然后让小平同志上这个“车”，按照他铺好的轨道走。这个“车”的第一号司机是汪东兴同志，司机长当然是华国锋同志。邓小平上车以后，只能是他们开到哪里就跟到那里。意图很清楚。实际上是搞一个“华汪体制”，小平同志不过是“华汪体制”下的一员就是了。我们当时也确有这么一种看法，不管他怎么铺轨道，只要小平同志一出来工作，这些轨道都要被冲垮。这不是小平同志个人的问题，而是全党全国大多数人的意愿问题。
第二，“两个凡是”。“两个凡是”的问题华国锋同志作过几句检查，但每次都说是别人提出的，他自己同意的。他只是同意了别人的意见。文献研究室过去听李鑫传达的同志有记录。实际上华国锋同志自己很早就讲了。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六日宣传口传达华国锋同志的指示：（一）集中力量批“四人帮”，连带批邓；（二）“四人帮”的路线是极右路线；（三）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不要去批；（四）天安门事件避开不说。一九七七年一月八日，李鑫同志又布置任务，传达华国锋同志和汪东兴同志的意见，布置写一篇社论，要求把对天安门事件，对小平同志问题的注意力转过来。还说，现在矛头对着谁？要引导大家学文件。
第三，就是一九七七年一月六日，周恩来同志逝世一周年，天安门广场成千成万的群众送花圈，贴诗词，展开广泛的悼念活动。前期，华国锋同志和党中央采取了很开明的措施，广场大放光明，道路两侧设了公共厕所，观礼台上也可以放花圈，同一九七六年清明节“四人帮”镇压时的情景完全两样。问题是后来，天安门陆续出现了一些大字报、打油诗，开始对汪东兴、吴德、陈锡联同志有所批评，批评的语气也有尖锐的。这些东西出来以后，马上采取了紧急措施。一月二十日，汪东兴同志兼任主任的中央办公厅发出一个电话通知，说遵照华主席、党中央的指示，要各地了解有没有关于天安门事件的大字报、大标语，以及政治谣言的情况。如果有，请将情况和采取的措施报告中央。这个电话稿，是华国锋同志签发的。同一天，辽宁省委打了一个电报，说旅大市革委门前出现了一些大字标语：“吴德伙同‘四人帮’制造‘四五’事件罪该万死！”“陈锡联与 ‘四人帮’的黑关系必须交代！”“陈锡联在辽宁犯下不可饶恕的罪恶必须清算！”“吴德、陈锡联伙同‘四人帮’迫害邓小平同志罪该万死1”“‘四五’事件必须翻过来，为参与‘四五’事件的死难者致哀！”“吴桂贤、孙健、姚连蔚紧跟‘四人帮’必须批判！”“坚决拥护邓颖超同志为人大委员长！”“坚决拥护邓小平同志为国务院总理！”辽宁省委报告中央办公厅，说“对此大字标语要加以覆盖，对写大字标语的人要进行教育。当否，请中央批示。”华国锋同志在旁边批了几句话：“拟告辽宁省委，对此反革命大字报，应该追查。”一下子就定成反革命了。华国锋同志在刚刚粉碎“四人帮”的时候，继续提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如果说是认识问题，可以谅解，但是到了一九七七年一月，还把拥护邓大姐为人大委员长、拥护小平同志为总理、批评吴德几位同志用语有点过头的大标语，一巴掌打成反革命标语，实在太过份了。
一九七七年二月，经华国锋同志批发的中央5号文件、6号文件，要求各地“坚决打击政治谣言”，说一些地方出现了“攻击和诬蔑中央领导同志的大标语大字报”，“恶毒攻击一些已经去世的和现在的中央领导同志，妄图蛊惑人心，煽动群众，挑拨离间，分裂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这是“国内外阶级敌人在新的形势下向我们党进攻的一种手段”。所谓“已经去世的”中央领导同志，就是指康生；所谓“现在的中央领导同志”，就是指汪东兴、吴德这些同志。文件接着说；“对攻击毛主席、华主席和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要坚决镇压”。同年三月，国务院又发出30号文件，说“对攻击毛主席、华主席和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破坏揭批‘四人帮’斗争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要坚决逮捕法办。”“对极少数罪恶极大，证据确凿，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要坚决杀掉。”
从这些材料可以看出，那几个月里头，政治空气是很紧张的。也可以看出，华国锋同志为了维护自己的威信，竟达到不可侵犯的程度，稍有侵犯都不行。
第四，华国锋同志对毛泽东同志晚期的一系列错误观点采取什么态度。要求华国锋同志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立即科学地分析和批评毛泽东同志晚期的那些错误，限于当时的条件，确实不那么容易。但是，他反复肯定这些东西，完全是事实。《决议》讲，他这种态度一直延续到十一大。《决议》写得是符合事实的。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华国锋同志在毛主席纪念堂奠基典礼上讲：“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三个坚持，都是这次《决议》中批评的。华国锋同志在十一大的政治报告中，不仅全面肯定十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是正确的，而且提出党的十一次路线斗争──同“四人帮”的斗争，“从思想理论上来说，就是围绕着坚持还是篡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来展开的”。所以林彪、“四人帮”的罪行只是“另搞一套”。一直到三中全会以前，他都讲林彪、“四人帮”的路线是极右，右的不能再右了。华国锋同志在毛主席纪念堂落成典礼大会上的讲话，又把十一大的路线概括成为：“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抓纲治国，继续革命，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奋斗。”这些都证明，他不是批评而是反复肯定“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是继续坚持这些错误。
第五，关于搞新的个人崇拜。关于这个问题，去年十一月十九日耀邦同志在政治局会议上有一段很好的话，“我们的党，绝大多数都犯过对毛主席个人迷信的错误，我们吃了这个大苦头，我们得记忆犹新，华国锋同志也应记忆犹新。但是，粉碎“四人帮”以后，我觉得，国锋同志搞了双重迷信；一个是维护旧的个人迷信，一个是树立新的个人迷信。所以，有同志说华国锋同志在搞个人迷信上，比毛主席有过之而无不及，我认为这是公道的。”接着就讲了前面已经说过的八件事。耀邦同志又说，“搞这个新的个人迷信，一度确实成了铺天盖地的风气。这是怎么来的？我认为有三条客观原因。讲清楚这个问题，好在这个问题上采取正确的政策。第一，初期确实有一些老干部、老同志为了党的事业，对国锋同志说了一些好话。老一代革命家对新上台的同志说了几句过头的、褒扬的词，应该的，可以容许的，应该理解的。我们都跟着说过这个话，我也讲了。第二，我们党确实有一些专门搞吹鼓手的人。我们党几十年来，历来有靠吹鼓手吃饭的人，专门吹喇叭，抬轿子。这种人确有个党性问题。第三种，是受空气压力的人，在上面空气压力下，不讲那么几句觉得日子不好混。绝大多数我看是这种同志。客观上存在三种情况，因此我们要采取正确的政策，不要追究党内同志们的个人责任。而要总结经验。”耀邦同志接着说：“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国锋同志确实要负主要责任。第一是不制止，第二是不降温，第三是还有迷恋。我要讲个历史事实，要少宣传个人是乔木同志提出来的，后来，才请示小平同志，小平同志说，三中全会公报上写上去，后来我们的公报上才有这段话。后来国锋同志要我们几个人在闭幕时为他准备一篇讲话，我就向国锋同志提出，少宣传个人应多说几句话好，他采纳了这个意见。开了会以后，我向国锋同志提，是否把你们五位的八次讲话印到全党去？我两次向国锋同志讲过。国锋同志说，我说过，检讨了，就算了吧。还有件事情，三中全会后，党校有个学员叫王立本，写了一封信，说华主席你到红星养鸡场去，场里把你用过的东西摆起来，不好，应取下来。这封信是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写的，国锋同志延长了半个来月在一月十六日回了封信，是回他本人的。说什么王立本同志，你的信收到了，你提的意见很好，我已托北京市委的领导同志对红星养鸡场的同志作了思想工作，将陈列品撤去，以后如有类似情况，都照此办理，一定要继承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以后如有类似情况都照此办理’。你叫那个王立本怎么照此办理呢？你应该写一封信让中央转发一下嘛。接到这封信以后，我用了一番心思，在党校的毕业典礼上大讲了一番。我说，华主席批复王立本同志这封信很好，我们结合这件事情认真考虑一下我们党里还有那些封建做法，封建办法，需要改过来，改正这些东西，我的意见，宜早不宜迟。今年我们书记处又采取了几个步骤，把天安门毛主席的像减少下来，又发了一个通知。本来华国锋同志有许多机会向中央写个报告，批下去。特别是后来发生南京这个事情，搞那么大的欢呼场面。所以，纪委的同志一致的意见，用了八个字，叫‘明知故犯，阳奉阴违’。这个事情一直不制止，不降温，中央全会上提出来的，还不降温，还有迷恋，我觉得，这是很不好的。”耀邦同志接着说：“搞个人迷信这个东西，是我党的一大教训，我建议，我们的六中全会要正式做出决定，要永远严禁。搞这个东西，第一，根本谈不上民主生活。第二，根本谈不上实事求是。第三，根本谈不上解放思想。第四，不可避免地要搞封建复辟。可以说，为害之烈，莫此为甚。所以，个人迷信永远不能搞了。”这一段话讲得很好、很重要。可是讲尽管这样讲，华国锋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还是没有作出一两句真正诚恳的检查。
对华国锋同志搞个人崇拜，最起劲的是汪东兴同志。他主持筹备宣传会议，说就解决四个字的问题，一个叫“高举”，一个叫“紧跟”。高举就是高举毛泽东旗帜，紧跟就是紧跟英明领袖华主席。“四人帮”粉碎以后一个多月，开了一个全国宣传工作座谈会。汪东兴同志在这个会上带头吹华国锋同志，说“华主席很英明，内秀得很，涵养也特别好，毛主席看得准，选了个好人来接班。”又说，“毛主席要全国逐步认识华国锋。主席的遗志当然要坚决贯彻执行。我们的华国锋同志作为党的领袖是当之无愧的，作为我们的主席，我们很幸运，确实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所以在这方面要加以宣传。对这个历史意义要充分认识，要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不要有丝毫的动摇，有丝毫的犹豫不决”。为了突出华国锋同志，汪东兴同志还讲过，“领袖就是一个，不要把毛主席、华主席、周总理连在一块。”在鼓吹华国锋同志个人迷信的问题上，李鑫同志也特别卖力，而且创造了一个名词，就是叫“中国的十月革命”。他有一次讲话，说为了反击敌人的诬蔑，我们应该在党的正式文件上充分估价华主席领导的我国十月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
第六，关于经济调整。前两年不量力而行，《决议》里讲了。搞不下去了，一九七九年的计划很难编， 多次定不下来。二、三月间，中央常委几次开会，陈云同志首先提出经济要调整，不只调整一年，要搞三年。小平同志立即表示赞成，说要下大决心进行调整，这是最关键的事。先念同志、剑英同志都赞成。可是对陈云同志的意见，对小平同志他们的意见，华国锋同志一直采取暧昧的态度。他这个人一向的作风是这样的，他不赞成的事又不明明白白地说不赞成，而是说，光提调整行吗？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任务呀！是不是还有别的字要加上去呀！是不是加上别的就更完整一点呀！等等。四月，为了确定调整方针，开了一个中央工作会议。会议确定了八字方针，就是调整、改革、整顿、提高。但这八个字应不应该有个中心，有个关键？会上争论非常激烈。华国锋同志主主持的会上，他总是采取这个态度，说有的同志认为调整是关键，还有的同志说提出调整任务以后会妨碍积极性，怎么好呀？三番五次表示这么个态度。陈云同志、紫阳同志提出调整是关键、是中心。送他定稿，他说，有了关键就行了，不要再说是中心了。最后总结讲话，总算讲了八字方针，讲了调整是关键。可是在实际工作上，他对于调整一直是采取消极态度的。八○年三月，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中央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座谈讨论财政问题；华国锋同志有个总结讲话，提纲是他自己起草的。他在回答形势好为什么会出现大量的财政赤字这个问题时，没有讲林彪、“四人帮”的破坏造成了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严重情况，也没有讲粉碎“四人帮”以后对这个情况估计得很不够，继续搞了两年高指标，加剧了比例失调的现象，因此很有必要进行调整。他回答这样一个重要问题，不按照中央通过的意见而按照他自己讲过的话讲。他整个讲话中，对调整二字根本不提，而是数了一大笔账，说提高农产品价格多增加了多少支出；提高职工工资、恢复奖金又增加了多少支出；这样收入减少，支出增加，就出现了大量的财政赤字。本来应该说清楚，提高农产品价格，改善职工生活，增加职工工资，总的目的是为了调整积累和消费这个重大的比例关系，这些都是调整的必不可少的步骤，问题出在应该减的没有减下去，就是基本建设规模没有减下去。应该加的加上去了，应该减的减不下来，这样说明形势好，但又出现大量财政赤字，才能回答得合乎实际。他没有这样说。我们听了以后的印象，就是说调整搞坏了，不但没有把比例关系调整好，而是越调整比例关系越坏。过去还没有赤字，现在调整之后倒大量出现赤字了。后来他要我们帮他整理这个讲话记录，我们也确实用了心思，帮他整理，补充了上面说的意思，而且特别把陈云同志当时说的一段话给他加在上面，然后表示完全同意陈云同志的这些意见。陈云同志讲的是：“形势是好的，但确实潜伏着危机。吴波同志的观点基本是对的。财政收支平衡、略有节余的原则必须坚持。现在需要做些好事，但好事不能做得过多、过快，否则力所不及。基本建设不能形成下面铺开摊子，把上面大的要紧的挤掉了的局面。例如铁路就被挤了。财力的分配，要作好一年计划和十年规划，书记处要大力抓。”稿子整理了好几遍，然后送给他，并写了一封信，说对讲话稿作了一些整理和补充，还引了陈云同志的话。他收到这个稿子以后，打电话给姚依林同志，说没有时间看了。可是，要中办秘书局把他的录音稿送给他，自己作了文字修改，然后正式下达。
从以上这几件事情可以看出，他不仅几次阻挠陈云同志进政治局，而且在陈云同志进了政治局、选为常委、当了党的副主席以后，他对陈云同志的意见，起码应该说是很不尊重的。在中央已经正式确定八字方针以后，他对调整采取这样一种消极态度，对于造成这个问题上党内思想不统一，产生了不好的影响。所以，小平同志在去年十二月中央工作会议上讲了两句话，说，虽然确定了八字方针，但是认识很不深刻，很不一致。当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是我个人认为，作为中央主席而采取消极态度，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关于毛泽东思想，（28）节最后通过的稿子增加了两句很重要的话：“我党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它的形成和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著作是它的集中概括。”有的同志还提出列一下现在的和已经去世的领导者的名单。后来考虑到名单一列就很长，也很难摆平，所以就没列，只用了“许多卓越领导人”这样的话。这里想解释一个问题。毛泽东思想是党的集体智慧的结晶，这个提法大家很满意。可是也发生了一个问题，就是把周恩来同志的著作说成是毛泽东思想的组成部分，把刘少奇同志的著作说成是毛泽东思想的组成部分。这样一来，所有重要领导人的著作都成了毛泽东思想的组成部分。这样一个说法，起草小组的同志觉得不确切。《周恩来文选》中收的还是周恩来的著作，反映他的思想；刘少奇同志的文集，是刘少奇的著作，反映刘少奇同志的思想。不好统统归到毛泽东思想的组成部分里头去。所谓作出贡献，包括他们的经验，包括他们的意见，包括他们著作里头的某些思想，经过毛泽东同志的吸收，用他的语言加以概括，然后在他的著作中反映出来。所以，毛泽东思想还应该是表现在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著作中。比如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这样的话，现在是作为毛泽东思想的。首先提出这个问题的，是少奇同志。毛泽东同志吸收了他的意见，成为现在的语言。井冈山的十六字诀，毛泽东同志一直没有说是他提出的，可是他肯定了，作为我们红军时期初级的、有点成型的正确的战术思想。这个究竟首先是谁提出的？有的讲是朱德同志，有的说可能不是朱德同志一个人。这就是吸收了大家的贡献，毛泽东同志加以肯定，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内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周恩来同志提出，得到许多国际友人赞同的。毛泽东同志肯定了，而且在文章里用自己的语言加以表达，也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内容。至于周恩来同志的很多外交报告，尽管是正确的，也不好说成所有的都是毛泽东思想的组成部分。我们有这么一个看法，对不对还可以讨论。
（29）、（30）两节，讲毛泽东思想的内容。分两个部分。一个部分讲理论贡献，一个部分讲活的灵魂，或者说是立场、观点、方法。经过全会讨论，两个部分都比原来的稿子好得多了，内容更丰富了，结构更严密了，提法更准确了，有些估计更科学了。总的来说，这两部分虽然不能说成是毛泽东思想的概论，但是毛泽东同志理论的贡献，立场、观点、方法的贡献，精粹的东西都写出来了，逻辑上比较严紧，语言也比较准确。
提交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以前，理论的贡献，写了四条：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革命军队的建设和战略战术的理论，党的建设的理论。紫阳同志提出，只讲四项不完备，起码没有包括关于革命斗争的战略、策略的理论，而这一方面，毛泽东同志是很高明的，有不少独到的东西，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战略、策略增加了许多新的内容。中央、小平同志、耀邦同志都认为这个意见提得好，要起草小组增加这方面的内容。后来增加了一个内容，战略战术、思想政治工作、文化工作、教育工作、外交工作，搞得很杂，也没有表述出在战略、策略上的突出贡献。提交六中全会，大家很不满意。经过讨论，现在就成了六个内容了。专门有一个方面，就是叫关于政策和策略。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成为第五点。最后是党的建设。这样一来，不仅增加了两条，更重要的是，把他在政策和策略、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方面的突出贡献，扼要地概括地表达出来了。
其他地方也作了一些修改和补充。比如军队这一条，增加了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的原则。这确实是我们军队同其他军队根本不同的重要之点。增加了三大民主，增加了十大军事原则。拿党来讲，原来只写特别着重于从思想上建设党，提出党员不但要在组织上入党而且要在思想上入党。后面原来还有一句话：经常注意用无产阶级思想改造和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讨论中间说，你们提出这个问题也很对，可是没有充分地把毛泽东同志的建党思想完备地表达出来。有的同志提出三大作风，也加上了。这么一改，毛主席对马列主义理论上的贡献就完备得多了，内容也充实得多了。
讨论中间认为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提得很好，可是对这三条之前原来的几句导语不满意。原来的写法，是说毛泽东同志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创造性地运用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工作，制定了一系列科学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本来是想说明这三个基本点比那些理论更带有普遍性，需要我们今后长期贯彻执行。因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是重要贡献，但是我们以后不需要再搞新民主主义革命了，那个历史任务已经完成了，自然其他国家搞新民主主义革命还有借鉴作用。可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这些基本点，今天和以后还要贯彻。很多人讲，把这些贡献看得比理论低，给人一个印象，这些东西好象只是一个方法问题，毛泽东同志在这些问题上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没有什么贡献，因此很不满意，要求重写。几个起草的同志加了一、两句话，说这些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具有更普遍的意义，不但今天而且将来都要贯彻执行。乔木同志改的时候，也不满意，改成了现在的样子。三个基本点以前加了二百多字：“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是贯穿于上述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它们有三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毛泽东同志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工作，在中国革命的长期艰苦斗争中形成了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这些立场、观点和方法，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这段话加得很重要。形成了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立场、观点、方法，不仅区别于资产阶级政党，而且区别于其它工人阶级政党，区别于其它共产党。底下列举了几篇重要著作。最重要的是说，它们不仅表现在这些重要著作中，“而且表现在毛泽东同志的全部科学著作中，表现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全部革命活动中”。后来考虑到不要说得太满，接受了一些同志的意见，把“全部”两个字去掉了。这样一来，把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这些重要的内容就提到很高的地位了。有了这些论断，我们学习毛泽东同志的立场、观点、方法，就不仅要学《反对本本主义》等哲学著作，而且要学他自己的全部科学著作。虽然不搞新民主主义革命了，可是学习毛泽东同志怎么样分析、实践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还是会有很大教益。过去讲，学马列著作要从中找到它的立场、观点、方法。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著作，都还有学习的必要，还应该从这里学习科学的立场、观点、方法。
坚持毛泽东思想，是《决议》贯彻始终的线索。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也是中国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财富。一个国家的发展，不仅需要物质生产的发展和物质的丰富，而且需要科学的理论作为精神支柱，用以教育人民、团结人民、鼓舞人民，否则，这样的民族在世界上，在人类历史上最后还是站不住脚的。先进的、革命的、科学的思想，可以保证人民有坚强的意志、健康的情操、高尚的品德、友好合作的关系和为事业献身的精神。这样，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范围之内，才能够形成统一的行动，在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发挥巨大的作用。这也是我们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个重要特征。毛泽东思想正是引导和推动全国各族人民为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共同奋斗的思想旗帜。我们党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干部，教育了广大的人民，过去这样做了，使得我们的事业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现在和今后要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实现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同样需要用毛泽东思想来教育我们的全体干部，教育全国各族人民。我们所有的党员、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都要继续从毛泽东思想那里吸取智慧和力量。
坚持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原理，这是小平同志一向的主张。下面列举一下小平同志从一九七七年以来对毛泽东思想的一些提法，一些论述。如果把小平同志从七七年以后的各次重要讲话，凡是涉及到坚持毛泽东思想这方面内容的，编一个材料，提供出来给我们学习，一定会对我们有很大帮助。“四人帮”的残余、国外的敌对分子用各种形式进行造谣诽谤，说我们党、特别是小平同志搞非毛化。回顾一下这方面的事实，是对他们的最有力量的驳斥。
一九七七年《人民日报》“两个凡是”的社论出来以后，四月十日，小平同志给中央的信中就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这个“准确的完整的”六个字，对于批判“两个凡是”，在当时起了了不起的作用。
同年五月二十四日，他同几个同志谈话，说当面对汪东兴、李鑫同志说，你们这“两个凡是”提得不对，马恩列斯没有讲过凡是，毛主席活着的时候也没有讲过凡是，如果他不去世，也肯定会反对你们的“两个凡是”。他说：提出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是经过反复考虑的。毛泽东思想是个科学体系。我们要高举旗帜，就是学习和运用这个思想体系。
七月，在十届三中全会闭幕会上，小平同志讲话的第三部分专门讲了正确对待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反对林彪、“四人帮”用片言只语来欺骗人、吓唬人，实际上也批评了“两个凡是’。
十一大闭幕词中，小平同志讲要恢复毛泽东同志历来提倡的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其中包括实事求是，依靠群众，联系群众。
在全国科学大会上、教育大会上，小平同志讲话，批评过去两今错误的基本估计，恢复和阐述了毛泽东思想在这两个问题上的正确观点。
在这期间，国务院政策研究室起草按劳分配的文章。文章实际上是在小平同志的指导下起草的。他说过，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有很多正确的观点，应该坚持。
一九七八年六月二日，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反对当收发室、照搬照抄。这对于真理标准的讨论是个很有力的支持。
一九七八年九月，朝鲜访问回来，在东北多次阐明怎么样才是真正的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说坚持“两个凡是”的结果，会损害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同志。
一九七八年冬天，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以后，小平同志接见外国记者，讲如果没有毛主席，中国革命很可能还要在黑暗中苦斗，毛主席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同年十二月，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式的讲话，反对思想僵化，提出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阐述了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曾经对我们党起过重要作用的观点。
一九七九年三月三日，在理论务虚会上讲话，提出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其中包括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一九八零年春节讲话，讲四项基本原则最核心的是坚持党的领导。
一九八零年三月开始起草《决议》。从这以后，小平同志同起草小组谈话及在中央会议上谈到有关问题，共十六、七次。其中最重要的是四次：八零年三月、十月和八一年五月共三次，六中全会召集人会上一次。八零年三月，就提出了《决议》要实现的三个基本要求，以后又反复地阐述了这个问题。
一九八零年八月十八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说要对毛东思想进行系统的阐述，对毛泽东同志的功过进行全面的评价，只能够实事求是地肯定应该肯定的东西，否定应该否定的东西。毛泽东同志一生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一九八零年八月二十一日、二十三日，两次会见意大利记者，说尽管毛主席过去有段时间也犯了错误，但他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重要缔造者。拿他的功和过来说，错误毕竟是第二位的。他对中国人民做的事情是不能抹煞的。从我们中国人民的感情来说，我们永远把他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他。
一九八零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又再一次强调，毛泽东同志的功劳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感情用事，把错误说过了头，只能损害党和国家的形象，只能损害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威信，只能涣散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
一九八一年五月十九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又一次非常明确地阐述了这个问题。直到这次全会上， 还讲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要掌握分寸。从这一系列的事实，我们可以看到，小平同志在对待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上，始终批评两种错误的态度，提倡正确的态度。根据小平同志的意见，《决议》扼要地讲了这个问题。过去他几次讲话中间说，我们现在正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还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东西改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经过我们的努力把它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么几件事。当然，小平同志也反复强调，我们要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丰富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用新的结论来代替旧的结论。
《决议》表明，我们党已经从领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正的任务。耀邦同志说，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是坚持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的，这个《决议》可以说是集中的表现。
（35）节的十条，在起草过程中，在几轮讨论中，曾经有不同意见，起草小组也有多次反复。直到这一次提交全会之前，甚至于曾经考虑，这十条是写好，还是不写好。最后中央决定，必须写，不完善、不准确的地方可以修改。理由就是四项基本原则很重要，是全党团结和全国各族人民团结的共同的政治基础，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顺利进行的根本保证，必须坚持。可是怎么样坚持这四项原则，解决我们面临的各种问题，还需要作出具体的规定。这十条就是这样的规定。这十条总结了我们三十二年的经验教训，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的经验教训，也是对今后方针、任务的规定。有了这十条，就把怎么样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更加具体化了，统一思想、统一认识也就更落实了。
（36）节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口号。关于这个问题，在讨论中间也曾经有过不同意见。有些同志忧虑，觉得虽然阶级斗争已经不是国内主要矛盾了，但是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这样否定，会不会使我们的同志思想上放松警惕，因为我们共产党人总是搞阶级斗争搞起来的，而且现在和以后也的确有个坚持革命的问题。我认为，过去我们抓阶级斗争，在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取得政权以前，在三大改造以前，以主要精力干这件事，没有错，否则就不会有新中国，不会有今天的成果。那个时候，抓革命、促生产，也是起了解放生产力的巨大作用的。但是在这以后，就不能用主要精力抓阶级斗争，因为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了。这当然不是说阶级斗争从此没有了。
小平同志在去年十二月工作会议上讲，“现在有些地方已经发现，一小撮唯恐天下不乱的人正在用‘文化大革命’中的办法进行煽动和实行闹事，有些人甚至叫嚷什么要进行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个别地方少数支边青年的闹事，极少数坏头头操纵的非法组织、非法刊物的积极串连，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的公开发表，反动传单的散发，政治谣言的传播，‘四人帮’残余势力的活动，杀人放火、制造爆炸、抢劫偷窃、强奸轮奸、拐卖妇女、组织卖淫时有所闻，走私漏税、投机倒把、行贿受贿、贪赃枉法、贩毒吸毒等刑事犯罪活动的滋长泛滥，泄露和出卖国家机密，有意违反规定滥发奖金、抬高物价、扰乱市场等等严重违法乱纪行为的不断发生，对这一切现象，我们决不能掉以轻心。这种种情况，有的属于反革命分子的活动，有的属于林彪、‘四人帮’残余势力的反扑，有的属于唯恐天下不乱者的破坏，有的属于剥削阶级残余分子的故态复萌，有的是由于封建主义、资产阶级的思想作风的严重腐蚀。按性质来说，一种是敌我矛盾，一种是阶级斗争在人民内部的不同程度上的反映。这说明，阶级斗争虽然已经不是我们社会中的主要矛盾，但是它确实仍然存在，不可小看。如果不及时地、有区别地给以不同的坚决处理，而听任上述各种不同性质的问题蔓延汇合起来，就会对安定团结的局面造成很大的危害。对于这种种活动的严重性，我们有些同志还没有足够的认识，因而打击不力，有时甚至放纵不管。”“因此，必须加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机器，坚决打击和分化瓦解上述各种破坏安定团结的势力，坚决打击和分化瓦解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残余势力，坚决打击和防范制止各种刑事犯罪活动。”这里有两个问题，一个是不能再提“以阶级斗争为纲”，我们在这方面的沉痛教训一定要吸取。另一个是认为阶级斗争已经熄灭的观点也是不对的。《决议》也是讲了这两个方面。因此，《决议》不能接受写上肯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内容。但是，主张这种意见的同志提醒我们认识确实存在的阶级斗争性质的问题，还是有益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其特定含义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无论如何要否定。但我们还要革命，就是保持和发扬革命精神，搞好现代化建设。不是说我们的革命任务已经完成，不需要在各方面坚持革命了，实际上是说，在旧的剥削制度、旧的统治阶级已被粉碎，新的社会制度、人民民主专政已经建立以后，人民已经当家作主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只能有步骤地进行改革。用列宁的话来说，就是要实行革命的改良主义，再不能搞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我们还要坚持革命，一直坚持到共产主义，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可是进行这个伟大的革命的方法、采取的形式，列宁说过，只能通过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里也说过同样的意思。如果忽视这一点，就要犯极大的错误。
耽误了同志们的时间。讲得不对的，请同志们批评。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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