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82-6-15 作者：【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两案”第一小组】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两案”第一小组】郝广德，男，汉族，38岁，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份学生，河北省景县人。1967年参加工作，1968年经李树德、敖其尔介绍，由内蒙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直接接纳为中共党员，行政22级。“文化大革命”前系内蒙古师范学院学生，“文化大革命”中曾任内蒙革委会常委，内蒙革委会政法委员会副主任，武川县委副书记、乌盟盟委书记等职。经内蒙党委批准，于1977年1月17日离职审查，同年3月4日隔离审查，1978年3月26日拘留，同年4月3日逮捕，79年11月29日起诉到乌盟中级人民法院。
郝广德在“文化大革命”中，追随林彪、江青、康生一伙，领头造反，大搞“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拉帮结派，篡党夺权，反党乱军，诬陷迫害广大干部和群众，是内蒙四大帮派头目之首，几次搞乱内蒙局势，犯有严重错误和罪行。
郝在“文革”初期即伙同高树华一起带头在师院造反，并在师院组织东方红战斗纵队（简称东纵）任该队负责人。以后由东纵发起的13所大中专院校成立的第三司令部（简称三司）郝为负责人。
1967年1月，郝广德伙同高树华等人即夺了内蒙古师范学院的领导权。（1）
郝广德于1976年1月中旬到报社支持了报社的夺权，并于1976年1月21日，《内蒙古日报》社夺权事件发生后，郝广德、高树华等人率领“呼三司”等造反派组织以找刘昌（内蒙古军区副政委）辩论为名，在内蒙古气象学校，内蒙古师范学院，多次开会硏究策划冲击军区的具体部署，成立指挥部，高树华、王志友为一线指挥，指挥点设在河西公司派出的一辆大轿车上；阎相林、郝广德为二线指挥，指挥点设在河西公司。（2）从1月29日至2月5日，进行了游行、静坐和绝食，冲击内蒙古军区，致发生（2·5）事件。当时严重地瘫痪了反修前线的军事指挥机关，搞乱了内蒙局势。
1967年，在中央解决内蒙问题的四方会谈期间，郝广德是“呼三司”方面的首席代表。他采取造谣、诬陷的恶劣手段，欺骗中央。2月17日，他在向总理反映内蒙情况时当面造谣说：“呼和浩特的革命群众在流血”，“正遭受着皮鞭、木棍的毒打、火刑、电刑、钉竹签、割舌头，呼和浩特正象当年农奴制下的西藏”。“大批工人被开除厂籍，大批干部被停发工资，老人孩子在饥饿边缘上”。“一些被打倒的走资派与老保站在一起，在内蒙军区王良太等人的支持下又重新上台执政”，在内蒙地区搞成了独立王国，迫不及待地以武力实现了全区范围内的反革命资本主义复辟，把全区1200万各族人民置于资产阶级专政、白色恐怖之下。”（3）
“4·13”以后，郝广德以所谓“二月逆流”的“英雄”自居，大搞白色恐怖，残酷镇压广大干部和群众，造成严重后果。1967年4月25日，郝广德在内蒙古师范学院，主持召开了所谓“坚决粉碎内蒙资本主义复辟逆流，批判斗争乌兰夫、王铎、王逸伦誓师大会”，把王铎、王逸伦等30余名厅局长以上干部拉去批斗。（4）5月11日，郝广德带人把群众组织“红卫军”负责人张三林、李忠学、曹文生等弄到新城宾馆，并押在地下室大搞刑讯逼供，威逼张三林交待“徐帅、叶帅给过什么黑指示”？“黄、王、刘、张地下黑司令部和王逸伦、王铎给你什么黑指示”？其后，将张三林等多次批斗，关押4年半，造成张三林等人身体严重伤残。（5）
郝广德 在1967年革委会成立任政法委员会副主任至1969年5·22批示下达期间，是紧跟滕海清大搞“挖肃”和大挖“新内人党”的。
1967年11月2日，郝广德在内蒙革委会常委会上说：“乌兰夫的三个基础，文化基础至今没有批判，反而有抵制、包庇，……民族分裂集团揪的怎么样？这里有风暴、斗争，可能引起反复。宁可把困难想的多些。”（6）
1967年11月4日，郝在内蒙革委会第一次会议小组讨论时说：“乌兰夫在文化领域遗毒至今还没有批判，这是很严重的问题。”（7）
1968年6月26日，在内蒙革委会常委汇报会上说：“我们挖肃大方向正确、有成绩，……我们那里有右倾，敌人就在哪里隐藏。有的反左，就把自己反到右边去了，说没有乌兰夫残渣余孽了。我们反了右，取得了对敌斗争的胜利，挖出3万多，其中挖肃中挖出的是很多的，我觉得挖出的叛徒、特务数字差距不大，从数字可以看出成绩的一面”。（8）
1968年7月9日，在内蒙革委会常委会上说：“应该强调挖肃斗争的成绩，……反右倾反对了”“挖肃挖对了。”（9）1968年8月17日，郝在满洲里市群众大会上讲：“当前的主要危险仍然是右倾翻案”，“挖肃斗争，实际上是广泛地、深入地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是全面的对敌斗争”。他还诬陷“旧市委的第一书记李俊谭……很早以前就是乌兰夫的亲信，……被乌兰夫派来掌握外事口岸这个大权，他在满洲里有相当的反动政治影响，而且在组织上有较大的反革命社会基础”。“挖肃斗争开始以来，革命群众揭发了市公安局的两个走资派常柱、陈德元，这也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满洲里的问题不只是常柱、陈德元的问题……还远不能彻底揭开满洲里市的阶级斗争盖子”。（10）
1968年11月9日，郝在内蒙革委会核心小组会上批判高锦明等人时说：“你们不抓阶级斗争，呼盟发现一个内人党头子，是过去领导哈丰阿的，他揭发了170多名内人党徒，其中谈到了巴图巴根，这个问题我和组织组讲了，可是一直没告诉巴盟。你们一提就是‘政策、政策’。好象群众都不懂政策，实际是压群众”。（11）
1969年2月14日，他在内蒙革委会常委会上说：“清理阶级队伍以后，挖出了内人党，这是最大的胜利。对内人党已经突破，已经搞清了，这种认识我不同意，我认为‘206号案件’没搞清，不能算搞清”。（12）
直到1969年5月13日，他还在内蒙革委会常委会上说：“说内人党犯了逼供信、扩大化的错误，怎么提法”。现在就平反，很可能否定一切”。（13）
为了取得所谓“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的“罪证”，郝广德于1968年2月17日根据核心小组及李树德的指示亲笔写报告，计划以“行移花接木之术，采取杨子荣的办法”，企图对吉雅泰同志以特务手段进行非法侦察。（14）
1968年4月25日，郝根据核心小组的决定，批准拘留了内蒙古大学副校长巴图和内蒙古师范学院留金锁。（15）
1968年7月1日，他还根据乌盟的要求，亲自批准将郝秀山同志解回乌盟批斗。（17）
郝广德不但在挖肃和挖内人党中起了很坏的作用，犯有严重罪行，而且在中央“5·22”批示下达后，又拉起队伍，设立联络站，干扰和破坏落实政策，又一次搞乱了内蒙局势。
十大以后，郝广德对自治区党委的常委班子组成不满意，觉得内蒙的“文革派”没有掌权，应请高锦明回来，应该结合他们几个造反派的大头头（郝广德、高树华、那顺巴雅尔、王金保）为区党委常委。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在批林批孔运动中，郝广德“认为时机已到，公开跳出来，明目张胆地夺取了内蒙党委对运动的指挥权，搞乱了内蒙局势，对党和人民犯下了新的罪行”。（18）
1973年9、10月间，郝伙同那顺巴雅尔、高树华、王金保等人，大闹内蒙革委会三届六次全委会，企图改变会议议程，把高锦明选为四届人大代表，并增补高树华、那顺巴雅尔为代表。同时还给自治区党委施加压力，联名给中央发电报，要高锦明回内蒙工作。（19）
1974年2月，王洪文的反党讲话传来后，郝广德多次召开串联会组织学习。他说：“揭郑维山是有阻力的，阻力主要来自区党委，区党委又主要来自尤司令员。我们要揭盖子，揭不开就撬，撬不开就砸”。（20）
根据郝广德的交待，他是有一整套路线、方针和纲领。
路线是：批倒“颠倒论”；
最低纲领是：政治上把郑维山批倒，组织上把没有工作的革委会委员安排工作，不是委员的造反派头头也要在本单位争取进入一定的领导岗位；
最高纲领是：赶走尤太忠，请回高锦明、权星恒；
方针是：造反派团结起来，在批林批孔的大前提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21）
1974年3月，郝广德擅离职守，从武川县回到呼市，纠集那顺巴雅尔等一些革委会常委、委员，于3月8日发出所谓《第一号公告》，拉起“2·18”帮派山头。（22）
《呼和浩特日报》“3·11”事件发生后，郝广德认为有机可乘。3月14日召集帮派会议听取汇报，会后以“部分革委会常委、委员”的名义，发表了所谓《第二号公告》，声明支持呼报行动，要求召开内蒙革委会第七次全委会，并张贴“尤太忠、刘玉柱（呼市第一书记）镇压呼报绝无好下场”，“尤、刘必须就压制呼报错误做公开检查”等大标语，矛头直指呼市、内蒙两级党委。（23）
3月20日，郝广德组织煽动群众，以要求接见为名，冲击和围攻内蒙古党委和党委主要负责人。郝广德在此期间还亲自到农牧、交通、外贸、内蒙党委大院等各系统，各单位，亲自做报告，进行大肆煽动。3月25日，冲击新城宾馆，强迫区党委召开所谓批林批孔大会（即万人大会）。（24）
郝广德在3月29日的万人大会上发言，大造反党乱军舆论，鼓吹批“颠倒论”，攻击自治区党委“死捂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盖子”，“妄图把批林批孔运动压下去”，逼自治区党委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25）
由于郝广德一伙的捣乱，搅得工厂、机关不能正常生产、工作，社会秩序混乱。为了把破坏生产的罪名加在各级党委头上，他们策划召开了所谓“抓革命，促生产大会”，会后还组织了游行。（26）
1974年4月，郝广德还伙同高树华、王金保、那顺巴雅尔等人发表了所谓“43人声明”，并于16日、18日，联名给中央写信、发电报，攻击尤太忠弄虚作假，诬告群众，妄图把尤搞臭、赶走，进而搞垮自治区党委。（27）
1974年4月，郝看到吴涛从北京传回的江青“3·5”黑讲话后，如获至宝，立即组织帮派成员学习讨论，并张贴“打倒大军阀李德生”，“尤太忠必须交待和李德生的关系”等标语口号，妄图达到他们篡党夺权的目的。（28）
1967年至68年，郝广德在担任内蒙革委会政法委员会副主任期间，私藏和转移了大量党和国家的重要文件。郝被免去政法委员会副主任职务时，本应将这些文件交给组织，但郝却于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中，将这些文件交给其帮派成员到处转移，妄图长期隐藏起来。粉碎“四人帮”以后，郝广德不但不交出这些文件，反而面告其帮派兄弟销毁。直至1978年3月，宋香波才将这些文件交出来。
仅现在查获的1578份党和国家的重要文件中，就有绝密文件71份，机密文件361份。
从这些文件的内容来看，有属于绝密的中央公安部专案办公室转给内蒙的46名苏特分子和有苏特嫌疑的名单；有内蒙公安厅在解放初期肃反中发现和掌握的绝密档案材料4本（即日特、日特嫌疑、有重大历史问题和部分策反对象等人员材料）；有内蒙公安部门掌握的部分侦察对象、外逃分子和我们秘密力量的个人材料；有傅作义军政系统将校级军官名册及下落材料；有蒋匪在绥远地区的中、军统特务组织概况和特务人员名单，陕坝中美合作所特务组织情况和名单，关东军情报部特务机关概况，等等。
郝广德长期私藏和转移这些文件严重地泄露、扩散了党和国家的机密，危害了国家的安全。（29）
郝广德在“文化大革命”中是内蒙四大帮派头目之首，在几次搞乱内蒙局势中，他都起了主要作用。错误是极其严重的，并犯有罪行。但考虑其行经是在“文化大革命”这个特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根据中央第五次两案会议“宽大处理”的方针，和本人尚能认错认罪的态度，我们意见可不给刑事处分，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公职，下放基层劳动锻炼或分配适当工作。
1982年6月15日
来源：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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