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83-11-0 作者：[待确定]
一、胡旦增，男，五十五岁，一九四九年十月入伍，一九五一年二月入党，“文化大革命”初任贵州永胜电表厂保卫干事，一九六八年被结合担任厂革委会副主任，一九七五年调岳阳化工总厂机械厂，现为该厂供应科计划员。
一九六八年，胡旦增在主持永胜电表厂“清队”工作中，将十余名无辜的干部和群众立案审查，刑讯逼供，摧残人身，致使二人自杀身亡，二人自杀被救。
一九六八年初，胡怀疑工人忻鑫根和吴义明搞“特务”活动。胡在未进行调查的情况下，就把二人关押起来，组织专案人员白天晚上审讯。审讯中除拳打脚踢外，还用“坐土飞机”、“空中吊猴”等刑法，使被害者疼痛难忍。胡还用鞋底猛打忻的头部、脸部。吴义明因不堪折磨，曾碰铁管自杀，幸被人发现得救。同年七月二十一日，该厂家属区发现一起所谓“反标”，胡没有任何证据就怀疑是周云鹏写的，把周关押起来，每天批斗、毒打，坐“土飞机”，逼周承认。周在百般折磨难忍的情况下含冤服毒自杀。胡听说财务科长曹朗如是国民党区分部委员和商车老板，便将他关押起来毒打，“坐土飞机”。曹年近花甲，忍受不了精神和肉体上的严重摧残，跳楼自杀身亡。当曹奄奄一息时，胡还揪着曹的头发用脚踢，说曹是装死。胡诬陷该厂办公室秘书姜莹耀是“两面派”、“阶级异己分子”，指使专案人员给姜“坐土飞机”，进行残酷批斗。姜被迫跳河自杀，被人救起后，胡还决定给姜以开除党籍、干籍和降级处分。胡抓的上述案件，后经永胜电表厂党委逐个调查核实，均属冤案、错案。
一九七三年至一九七五年，胡旦增经常擅离生产岗位，到社会上积极参与帮派头目杨世才等人大乱贵州的帮派活动。胡与一个帮派同伙共同起草了一份给贵州省委的公开信，诬蔑省委领导同志“大捂阶级斗争盖子”，“上欺中央，下欺群众”，提出“各组领导班子应吸收九、十次路线斗争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参加”，极力宣传林彪、江青的反动思想。他还盗用省总工会的名义给中华全总发电报，诬蔑负责省工会筹备工作的白肖凯同志是“执行资反路线”、“镇压革命群众的走资派”，不能主持工代会的筹备工作。并同杨世才等带领百余人去哄闹筹备会，又参与策划冲击省工会代表大会会场。一九七四年，胡还煽动工人“不为错误路线生产，不为走资派贴金”；参与策划成立了全省性组织“反潮流”，胡是该组织十名核心成员之一。胡与杨世才等人有计划地几次冲击贵州省委常委会议，揪斗省委副书记贾庭三同志，冲击省军区礼堂，围攻省委和省军区领导同志；胡还亲自带人把省委常委马扶增同志从家里拉到大会上批斗，围攻省委常委傅爱农同志，绑架省煤炭局李剂民、李健刚两位局长，冲击省委召开的地、师级干部会议，把省委领导同志围困了两昼夜，使会议无法进行。一九七五年元月中旬，省委召开落实政策会议，胡旦增等人冲进会场，要求省委“释放在押罪犯”，吸收所谓“路线斗争觉悟高”而“惨遭错误路线迫害”的人参加各级落实政策领导班子。
根据中央整党决定的精神，岳阳化工总厂党委和岳阳市委决定，开除胡旦增的党籍。并建议追究其刑事责任，但考虑胡能主动交待问题，认罪态度较好，可从轻判处。
二、文希国，男，三十八岁，一九六一年八月参加工作，一九七五年五月入党，“文化大革命”前系石门县电影院放映员，一九六九年九月结合为县革委委员、电影站革委会副主任，现任石门县九渡河公社党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
一九六七年八至十月，文五次带领本单位的一派，群众，到军队驻地先后共抢到冲锋枪两支、左轮手枪一支、子弹一箱（三百多发）、手榴弹两箱（一百枚）、刺刀一把、子弹袋一副、弹夹两个。
一九六八年五月，文在电影院组织武斗队，收集和制造武斗工具，架设了电网，划了警界线。六月二十三日，不同观点的群众在电影院门前写大字报，文以对方复盖了电影站的大字报为由，要本单位武斗人员从楼上摔砖头、石块，发生了武头。船运社工人张继秋武头中被戳穿肚子，成为终身残废。
一九六八年七月五日，文带领武斗队攻打另一派群众组织的驻地县副食品公司大楼，没有攻下。文便与同观点的组织负责人策划再次攻打，有人不同意硬攻，但文坚决主张硬攻，并发动其他单位同观点的武斗人员参加武斗，进行了武斗部署，文坐在印刷厂电话机旁负责前沿联络。七月六日下午，再次发生了围攻副食品大楼的武斗，打死二人，打伤二十多人。
一九六八年八、九月，文三次亲自动手和指使别人毒打干部。他亲自用木渣块打伤原县委宣传部副部长伍凤支。指使一些人用皮鞭、竹条、棍子抽打原公安局长李新安，用绳子将李吊起来，绳子被吊断，李跌得晕了过去。还指使一些人将原县委农村办秘书贺宗亮的双手反绑后，用木棒穿过腋窝抬着拴，名曰“坐飞机”，贺被拴得晕过去两次，尔后又强制贺喝冷水。
根据中央整党决定的精神，中共常德地委决定，撤销文希国党内外一切职务，开除其党籍。
三、魏金寿，男，五十九岁，一九三七年五月入伍，一九四五年八月入党，“文化大革命”前任钱粮湖农场副场长，一九六八年被结合为钱粮湖农场革委会副主任，现任汨罗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一九六七年十至十一月，魏先后参加了一派群众组织的十四次会议，直接策划、组织和指挥了钱粮湖农场的一次武斗。在十月二十日、二十五日的两次会上，魏公开表态说：“以前我对你们支持很少，现在，我要打吊胯上阵，要拿起木棒子，按江青同志的讲话，要文攻武卫，要停止生产搞文攻武卫，错了我负责，错了打黑鬼就打我，我是后台”。“我的方法与你们不同，我主张用‘赶鸭子战术’，把他们赶跑，把他们赶散”。一边说边用火柴棍子在桌上摆阵势，讲战术，还具体提出了人员的安排和攻打的路线，受到到会人员的赞同，被采纳为武斗的行动方案。十一月四日，在检查武斗准备情况的汇报会上，魏又进一步进行发动，再一次讲了武斗安排，用籽花在收谷用的撮板上摆阵势，作了战术演示。十一月十二日，发起总攻的时间和信号确定以后，晚上十二点，魏和一名头头还到武斗据点帮武斗人员擦了枪，查看了武斗人员花名册。凌晨一时，魏对负责发信号的说：“你不要误了时间，现在马上去（指放火光信号）”。凌晨四时，准时发起了进攻。武斗发生后，在研究防止另一派反击的会议上，魏又提出了调整兵力、火力和构筑工事的意见，后因解放军到农场收缴枪支，武斗才平息下来。这次武斗，持续八个小时，双方出动近两千人，使用了机枪、手榴弹等武器，打死五人，重伤三十人，轻伤十九人；损失财产九千二百多元，造成人员外逃、部分停产的严重后果。
魏金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所犯错误是严重的。本应从严处理。鉴于魏金寿参加革命工作较早，对党对人民作出了一定的贡献，而且调离钱粮湖农场后的工作表现尚好，本人一直能够如实交待问题。根据中央整党决定的精神，中共岳阳地委意见：给予魏金寿留党察看二年处分，并建议撤销其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职务。
四、杨佑庆，男，四十二岁，一九五九年八月参加工作，一九六六年二月入党，“文化大革命”前衡阳地区文化干校语文教师。“文化大革命”初期，杨佑庆是文化干校一派群众组织的副队长，一九六七年参与夺权，任校革委会副主任、斗批改领导小组组长。地市合并前任地区司法局律师。
“文化大革命”初期，杨揪斗了该校领导干部三人、教师七人，给被揪斗对象挂牌子、挂扫帚、背红砖、剪头发；三伏天，强迫批斗对象打赤脚，穿春、夏、秋、冬四季衣服游街。与同观点群众组织一起，赶走了两个教师的家属。还强迫校党委点头，停发蒋严、王仕生、向岳生、何景云四名教师的工资，并遣送原籍劳动达一年之久。
一九六八年，杨亲自动手打了九人。在批斗原文化干校校长符安祥时，用小木棍敲击符的脑袋，把符的脑袋打出了肿块。将原干校党委书记赵廷文叫到宿舍，用鞋掌和捆被褥的绳子抽打，把赵的左眼打青。在批斗原文化干校教师蒋严的会上，先用报夹子打蒋的头部，后又用皮带抽打，使蒋多处受伤。杨还用拳头和皮带打过原文化干校的陈秋云、吴洋清、何景云、向岳生、王德安等同志。一九六八午九月十六日，杨在批斗会上，动手打过不同观点的群众组织头头王仕生等人之后，又与两个工宣队员一起将王仕生叫到办公室，杨解下身上的皮腰带抽打，打得王在地上打滚、惨叫，把王的眼睛打青、脸打肿。当天晚上，王被送回宿舍后，呻吟不绝，第二天早晨就跳井自杀了。王仕生死后，杨召开全校批判一大会，说王“畏罪目杀，死有余辜”，挖了一个简易的坑埋了。几天后，王的爱人及亲属来校，要求把尸体抬回老家安葬，遭到杨的训斥，只好忍气吞声地走了。
杨佑庆在“文化大革命”中迫害干部群众，摧残人身，后果严重。但杨对自己的错误认识较好，早在一九六九年的一次党员会上就讲“我打人是错误的”，后又向部分被迫害的同志赔礼道歉。一九八一年司法局党支部改选，有人提他的名，他又找局领导和支委申明，说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打过人，当支委不合适，要求领导在支部大会上加以说明，不要投他的票。这次审查他的问题，他也能主动交代。根据中央整党决定的精神，中共衡阳市委决定，给予杨佑庆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调整出司法部门，另行安排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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