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83-4-25 作者：[待确定]
同意刘庆棠专案组对刘庆棠主要罪行和错误的审查报告。
现已查明：刘庆棠在十年动乱期间，积极参加了江青反革命集团，成为重要骨干，是这个集团安插在文艺战线的重要代理人。他积极参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篡夺、控制文化部门领导权的阴谋活动；积极参与了他们诽谤、攻击周恩来总理、妄图打倒邓小平副主席的阴谋活动；他利用文艺工具紧密配合江青反革命集团策动的企图颠覆政府的新动乱；他积极推行文化专制主义，肆意制造大量假案、冤案，恶意诬陷、残酷迫害文艺界知名人士、干部和群众，严重破坏文艺事业。刘庆棠犯下的罪行和错误是极其严重的，民愤极大。“四人邦”被粉碎后，他坚持反动立场，继续负隅顽抗，在受审查期间态度极为恶劣。
据此，对刘庆棠的问题作如下决定：
一、刘庆棠是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重要骨干，属于敌我矛盾性质，罪行触犯刑律构成犯罪，提请检察部门起诉，对他依法制裁；
二、撤销刘庆棠党内外一切职务，开除党籍，开除公职。
中共文化部党组一九八三年四月二十五日
刘庆棠，男，一九三二年生于辽宁省盖县，一九四八年参加革命，一九六○年入党，先后在辽东文工团、中国青年文工团、中央歌舞团、北京舞蹈学校、中国舞剧团(即芭蕾舞剧团)任舞蹈演员、教员、副队长。“文化大革命”中，刘庆棠积极投靠江青，深得其器重和信用，从舞剧团演员队副队长一跃而为舞剧团党委书记，中共“九大”、“十大”代表，四届人大代表，国务院文化组成员，中共文化部核心小组成员，文化部副部长。
刘庆棠是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重要骨干，是他们在文艺界的重要代理人。他同于会泳、浩亮、张维民等人一起，积极参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犯下了一系列严重罪行。经中央批准，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二日开始对刘庆棠隔离审查，一九七七年十月十日送北京卫戍区监护审查，一九八○年九月十日转交公安部继续监护审查，一九八二年九月八日由公安部依法逮捕。
经查，刘庆棠的主要罪行和错误有：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刘庆棠造反起家，利用以前排戏的工作关系，多次向江青写效忠信和诬告信，吹捧江青，诬陷别人。江青则多次在公开讲话中庇护刘庆棠的错误，并亲自点名要刘上“一一·二八”首都文艺界大会主席台，由于舞剧团多数群众抵制，此事未能得逞。之后，刘庆棠接连向江青写信诬告芭蕾舞剧团是“坏人掌权”，“队伍严重不纯”。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九日和十二日，江青两次对文艺界发表讲话，点名芭蕾舞剧团是“属于捂着的”，并强令舞剧团结合刘庆棠进领导班子。自一九六八年三月刘庆棠参加了“清队”专案工作以后，他伙同军代表黄厚民大打出手，将剧团内凡是对江青、刘庆棠稍有抵制不满的同志统统加以镇压和清洗，叫嚷“谁反对江青谁就是反革命！”“紧跟江青就是胜利！”很快把舞剧团变成了江青的一统天下。他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一日向江青写信献媚说：“目前我团形势越来越好，正沿着江青同志指示的大方向继续前进”，“若不是江青同志的‘一一·一二’讲话，我团根本翻不过身来。”江青则表扬刘庆棠“阶级斗争心里亮堂”，后又将刘庆棠大乱舞剧团的所谓“总结报告”当作样板，批转给“五团二厂”(中国京剧团、北京京剧团、中央乐团、上海京剧团、中国舞剧团、北京电影制片厂、八一电影制片厂)加以推广。刘庆棠正是在江青庇护下，靠着残酷镇压的手段，逐步篡夺了芭蕾舞剧团的领导权。该团党委成立时，刘被指定为党委副书记、书记。
一九六九年四月，江青安插刘庆棠为中共“九大”代表、主席团成员。四月二十四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特地与刘庆棠以及于会泳、浩亮挽臂合影。合影后，江青对于、刘、浩说：“要是出了修正主义，我就得象你们俩演的那个角色(指浩亮演的李玉和、刘庆棠演的洪长青)”，“他们不敢卡我的信，你们有什么事，给我写信。”以后她又对刘庆棠等人讲过：“我(要)是坐牢杀头，到时候你们也跑不了！”“我要是死了，你们去找张春桥、姚文元。”刘庆棠受宠若惊，一九七○年七月二十四日给江青写信说：“您把我们当作最亲近者，这是我们的幸福和光荣”。他还多次向群众鼓吹说：“我们确实是江青拉扯着走过来的”，“要紧跟江青一辈子”，“掉脑袋也要保卫江青！”与此同时，刘庆棠还在他的讲话、日记和给报刊写的文章中，竭力吹捧江青是：“披荆斩棘的英勇旗手”、“硬骨头精神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无产阶级芭蕾舞剧的奠基人”、“开创了无产阶级文艺的新纪元”等，为江青大造舆论。
一九六九年八月十四日，江青在文艺界煽动大抓“5·16”，刘庆棠即于八月二十七日和二十九日两次写信给江青，说：“您指示肃清‘ 5· 16’匪团和清队斗争，实质还是夺权问题”，表示“要为查清文艺界的‘5·16’匪团作出一点贡献”。江青即委派刘庆棠直接插手中直文艺系统各单位的运动。刘到处宣扬：“江青同志有指示，让我过问文化部的清查工作。”并把中直文艺单位许多人打成“反革命”，制造了一系列冤案。当周总理听说刘庆棠干预文化部运动时，很生气地说：“是刘庆棠领导我，还是我领导刘庆棠？”
自此江青对刘庆棠更加器重和信用。一九七○年江青提名刘庆棠为国务院文化组成员，一九七三年又安插刘为中共“十大”代表、主席团成员，一九七四年为“四届人大”代表，一九七五年文化部成立时，江青更进一步与张春桥合谋，提议任命刘为文化部副部长、党的核心小组成员。至此，刘庆棠由投靠江青造反起家，受到江青的庇护重用，青云直上，窃据了国家副部长一级的高位，和于会泳、浩亮等人一起篡夺了文艺领导权。(见刘庆棠罪证材料第一卷)
“四人帮”一直视周总理为他们篡党篡国的主要障碍，必欲除之。早在一九六九年夏，江青就在十三陵水库向于、刘、浩三人交底说：“文艺界大批判有个困难的问题，就是总理，有些事都是总理主张的，一批就批到总理头上了，不批又不能肃清流毒。”刘庆棠心领神会。这年八月二十九日，他在给江青的报告中说：“文艺界的阶级斗争，实质上还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是贯彻您的指示，还是抵制您的指示的斗争。”一九七○年文化组成立时，江青对于，刘、浩说：“你们要请示报告，行政方面的给总理，思想创作、大批判方面的给我，现在要反对多中心即无中心。”自此，刘庆棠四处宣扬：“我们几个样板团，是江青直接领导的团”，“江青的试验田，不准任何人插手。”而对周总理的指示，刘庆棠则采取阳奉阴违、刁难对抗的恶劣态度。一九七四年夏，在于、刘、浩陪同江青到天津、小靳庄的活动中，江青多次对他们三人讲要批“现代大儒”、“党内大儒”。自此，刘庆棠对周总理的诽谤攻击更加肆无忌惮。一九七五年春节前，周总理调看了影片《海霞》，并于二月二十八日通过邓颖超同志和耿飚同志建议文化部在春节期间用此片招待在京的马列主义外宾。刘庆棠得知后，责问电影局罗光达同志：“谁叫你们把片子送到总理办公室的？”并向北影厂谢铁骊同志追问：“给总理推荐这部影片的是谁？”“是不是拿中央领导同志压文化部？”随即又派电影局钱国栋等人收集周总理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调看这部影片的情况，亲自写成材料向江青密告。同年冬，刘庆棠还分别向于、浩和徐景贤等人扩散江青恶毒攻击周总理的言论：“谢铁骊(北影厂导演)搞了个片子(指《海霞》)就往邓颖超那条线上送”，“总理可支持哩”。
一九七五年底，刘庆棠和于、浩等人窜到上海，与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一起议论说：“教育界反右倾，有的是批周总理的。”后来，刘在文化部批邓时，还公开攻击说：“周总理在邓小平问题上有错误，有些问题是总理支持的。”一九七六年一月十五日刘庆棠向电影演员谢芳说：“总理比较右一些。”一九七六年四月天安门事件后。刘庆棠又散布江青对周总理的恶毒攻击，说：“邓小平如果没有总理的支持，他那有那么大胆子！总理才是个大两面派。”(见刘庆棠罪证材料第二卷至第三卷)
一九七五年八、九月邓副主席主持中央工作期间，江青为了制造新动乱，策动于会泳、刘庆棠、浩亮说：“现在好比一九五七年反右派前夕的情况，先叫他们放，将来再说。”并进一步向他们交底说邓小平是“邓记谣言公司总经理”、“董事长”。刘庆棠按照江青的示意，先后在芭蕾舞剧团和艺术局所属各团负责人会议以及山东省文化局等处散布说：“邓小平是谣言公司的总经理”，诬蔑反对江青的干部群众是“存心想翻天”，还说：“让他们讲，天塌不下来，象五七年一样”，“现在先让他们放”。
同年十月底，王洪文在上海接见刘庆棠，再次交底说：“文化部七、八、九月的压力”、“都是邓小平搞的”，“斗争是长期的”。“要吃得饱饱的，睡得好好的”，“振作精神”，“准备斗争”，“我看那些老的还能活多久”，“注意清华、北大的动向，那里要有大事”。刘庆棠回京后，十一月二日即邀集于会泳、浩亮在北海公园静憩轩秘密开会，传达王洪文的旨意，并议论说：“也许是他(指王洪文)故意去躲一下，叫邓小平主持工作，以便把问题暴露出来，将来再批。”“文化部为什么现在压力很大，肯定是邓小平搞起来的，邓搞文化部的目的就是反对江青。”
按照王洪文的授意，刘庆棠和于会泳、浩亮立即去清华大学与迟群串联，看大字报，还从迟群处要来打击诬陷邓小平同志的《邓小平言论摘录》、《大字报选编》等材料，开始在文艺界掀起诬陷邓小平同志的高潮。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中旬，于、刘、浩等又秘密翻印于会泳从上海带回的《邓小平同志在南方十二省省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同志接见参加钢铁工业座谈会代表的讲话》、《国务院领导同志在听取胡耀邦同志汇报时插话》、《邓小平同志在地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等四份材料，向部分司局干部及样板团党委下发批判。在连续召开的两次司局干部会上，刘庆棠带头发言定调，说：“现在的右倾翻案风刮得已很厉害了！这股风不是一般人刮的，是文化大革命中被批判而一直心怀不满的那个人刮的。”之后，刘庆棠又同于、浩一起以部核心组名义审定了一个综合报告(即《文化部一九七六年一号文件》)上报“四人帮”，其中写道：“风从何处来？树由何处生？必须追根寻源。”“文化大革命中批判过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死灰复燃。现在看得更清楚了，周荣鑫等人攻击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言论都是有出处的。”王洪文看后称赞说：“你们真是胆大妄为！”一九七六年一月，刘庆棠亲自修改了《文艺领域右倾翻案风突出的几个问题》，又同于会泳一起指使当时在对外司的吕韧敏搜集、整理《右倾翻案风在外事方面的表现》等黑材料，密报“四人帮”。刘把《问题》材料的前言中“右倾翻案思潮来势汹汹”一语，亲笔改成为“反动思潮来势汹汹”。
秉承江青、王洪文的旨意，自七五年底到七六年粉碎“四人帮”的时候。刘庆棠在芭蕾舞剧团和电影系统，利用各种场合肆意诬蔑邓小平是“翻案复辟的总根子、总后台”，“拼凑还乡团”，“猖狂反攻倒算”，“打击革命派”，是“地、富、反、坏、右，新老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代理人”，“时机成熟，立即搞复辟倒退”，“利用周总理因病住院、毛主席眼睛不好的机会”，要“同毛主席摊牌，准备十二月份夺权”等等，煽动群众打倒邓小平。
七六年二月，根据姚文元“继续教育和科技界反击右倾翻案风，文艺方面也要开始反击”的旨意， 刘庆棠伙同于会泳、张维民等人修改审定了题为《坚持文艺革命，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反动文章，刊登在《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上。文中不点名地诬蔑邓副主席是文艺界“右倾翻案风”的“风源”，“反攻倒算”，“让地主资产阶级的还乡团重新回到文艺界来称王称霸”，煽动文艺界打倒邓小平，从而在文艺界揭开了诬陷打倒邓小平的“序幕”。
七六年二、三月间，江青、张春桥当着于、刘、浩的面诬蔑国务院政研室胡乔木、邓力群等七位同志是邓小平的“黑班底”，煽动说：“邓小平整文化部整的很苦”，“他压你们，你们要揭发他，批他”，并授意刘等“彻底追查”国务院政研室的活动，收集编造诬陷材料，打倒邓小平。根据这一授意，刘庆棠于一九七六年二月至十月，在文化部所属单位的一些会议上先后多次点名诬蔑邓小平“亲自插手”和“指使”他在国务院政研室的“黑班子”，“黑秀才”邓力群、胡乔木等人，“搞复辟”，“搞策反”，煽动群众揭发政研室藉以打倒邓副主席。刘还与于、浩等研究策划，把曾经给邓副主席写信反映情况的北影导演谢铁骊和钱江、中国歌舞团王昆等人作为“重点追查对象”，并将王昆“隔离审查”。早在一九七四年七月十八日，刘庆棠打电话找中国歌舞团高业生传达江青关于王昆问题的指示：“王昆这个人很坏，她的言论很恶毒，现在还有活动，要在群众中进行批判。”要求“马上开会进行研究，组织群众批判。王昆言论要防止扩散。”七五年因王昆同志给邓小平同志写信提出申诉一事，经中国歌舞团王然欣密报于、刘、浩后，被列为“文化部第一个与邓小平有直接牵连的人”。进而，责令艺术局组织力量整成了《胡耀邦唆使王昆给邓小平写信诬陷中央领导》的黑材料，上报给“四人帮”。企图通过对胡耀邦、郭小川等同志的追查进一步证实邓小平策反文化部。刘还亲自指挥和参加围攻追逼谢铁骊、钱江及史平(北影编导室党支部书记)、王遐等所谓邓小平通过政研室搞“策反”以及同邓小平的“黑线”关系。刘庆棠还参与炮制了诬陷邓小平利用政研室“策反”文化部的《揭发材料之一、之三》上报江青、张春桥，并打印成邓小平《右倾翻案风言论摘编》，列为文化部“批判”专题，蒙骗并煽动干部群众诬陷和打倒邓小平。(见刘庆棠罪证材料第四卷至第九卷)
一九七六年二月，江青、张春桥多次向刘庆棠等人下达“指示”，提供“素材”，布置炮制“与走资派作斗争”的文艺作品，说“过去《春苗》等戏倒是写了与走资派的斗争，但思想深度还是差”，现在“创作与党内走资派作斗争的”作品，这“是当前斗争的需要”。并具体布置“应该写一个区、一个市、甚至一个部”，“可以写县委、市委的党委书记搞复辟，不要怕”，邓小平、万里“在铁路方面”“搞的名堂很多”，上海丰庆轮“是和走资派斗争的典型”，“要把邓小平他们的那种顽固性、欺骗性、危险性的特点写出来”等等。
秉承江青、张春桥的旨意，刘庆棠伙同于会泳、浩亮等研究策划，在两个月内连续召开会议，布置下属单位以各种文艺形式炮制“与走资派作斗争”的文艺作品。与此同时，刘庆棠自七五年底到七六年十月，在他把持的电影系统及中国舞剧团的各种会上，利用各种场合多次强调写“与走资派作斗争”作品的所谓“重大现实意义”，叫嚷：“要写从民主派到走资派，走资派要写成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和地、富杀人放火的阶级敌人不一样，它有两面性、欺骗性、残暴性，手中有权有势，如何刻划它的特征要很好研究”，“可以写四种人，组织部长、宣传部长、公安部长、秘书长，这些人都是有实权的，邓小平搞翻案就是抓这四种人”，“走资派是葡萄状一大串，层层都有”，可以“写一个县、市、一个工厂，也敢于写一个省、一个部”。刘庆棠煽动说：“现在是大的斗争前夕，(要)拿出戏来当炮弹用”，“用我们手中的武器，去反映当前斗争形势，这是参加这场斗争的具体表现”等等，大肆鼓动用电影等文艺形式制造反革命舆论，妄图打倒邓小平及从中央到地方的党政各级领导干部。
一九七六年三月下旬，根据江青的旨意，刘庆棠把持下的电影系统召开了“《序曲》改编座谈会”。会后，刘庆棠等人以文化部核心组名义向张春桥表决心说：“要象‘十八棵青松’一样，顶风劈浪迎头上，拼死拼活干到底！”后经刘庆棠批准，重新调整了七六年度故事片的拍摄计划，全年要拍摄突出“与走资派斗争”内容的故事片二十六部。刘庆棠要求各电影厂把这类影片作为重点题材“优先安排”，“狠抓落实”，定期汇报进展情况，并派出专人检查督促。刘庆棠还积极参与了炮制反动影片《反击》，抓拍摄进度，抓审查修改，亲临摄影棚督促检查，还伙同于会泳派驻“把关小组”到北影厂支持和协助影片的创作和摄制工作。九月二十六日，刘亲自在上报国务院的备案报告上批示在全国发行放映(因粉碎“四人帮”未能实现)。刘庆棠积极参与了对反动影片《盛大的节日》的讨论修改，为其摄制完成亲自批准调拨优质胶片和借调演员。根据张春桥的旨意，刘庆棠于这年三月多次布置和督促北影和上影组成创作班子。编写以“铁路”和“风庆轮”为题材，矛头指向邓副主席和万里的电影剧本；七月北影以“铁路”为题材，编写出了电影剧本提纲《搏斗》。截止这年十月，各电影厂共炮制了这类影片二十三部，其中已拍成上演了的七部，发行拷贝七千八百三十二套，拍成未上演的一部，正在拍摄的四部，已写成或正在写剧本的十一部。
七六年三月八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授意刘庆棠等人，要文化部“派思想、政治过硬，技术也过硬的摄影小组，限期进驻清华、北大，以及上海、辽宁”的所谓“批邓先进单位”拍摄影片向全国扩散。三月九日刘庆棠亲自布置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等四个厂，派遣三十多名摄影记者进驻北京的清华、北大、上海钟表元件厂、辽宁朝阳农学院等所谓“批邓”先进单位，配合“当前斗争”。截止一九七六年十月，仅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先后就炮制了《反击右倾翻案风》、《坚决和邓小平对着干》等七部纪录片，经刘庆棠等人批准，共发行拷贝一千零七十二套，在全国放映。
自一九七六年三月开始，刘庆棠亲自布置和指挥中国舞剧团炮制了煽动“层层揪邓小平代理人”的反动舞剧《青春战歌》(因粉碎“四人帮”未能公演)。刘将剧中地委书记等领导干部丑化为“还乡团”，编造了公安局长带暴徒抢人、鸣枪镇压群众的情节。在该剧炮制过程中，刘庆棠派创作组去福建，通过“四人帮”在福建的骨干陈佳忠，搜集编写了恶毒诬蔑邓副主席及福建党、政、军负责人的《到福建深入生活的汇报》，上报江青，并在舞剧团进行“宣讲”。
上述电影和舞剧，不仅恶毒诬蔑邓副主席是“翻案复辟的急先锋”，“走资派、牛鬼蛇神的总后台”，还捏造了从中央部委领导人，到省委、市委、地委县委书记，直到公社主任、小学教学组长等各级“死不改悔走资派”，竭力鼓吹“民主派发展到走资派是客观的必然规律”，煽动打倒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政干部，密切配合了江青反革命集团制造的新动乱。(见刘庆棠罪证材料第十卷至第十七卷)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刘庆棠认为芭蕾舞剧团给他写大字报的群众是“牛鬼蛇神蠢蠢欲动”，组织所谓“大辩论”进行围攻压制，激起团内广大群众的强烈不满，抵制了江青要让刘庆棠上“一一·二八”首都文艺界大会主席台的指示。刘庆棠对此不满，怀恨在心，伺机报复。他向江青写信，诬陷给他贴过大字报的杨少甫、李文译、邓元森、陈敏等同志是“敌人第二套黑班子”。一九六八年三月，刘庆棠伙同黄厚民纠集一些人私设公堂，大搞刑讯逼供。他提出“要从搞攻击言论入手打开缺口”的方针，对芭蕾舞剧团及其他单位有牵连的干部、群众开始了镇压和清洗。一九六八年九月，刘庆棠伙同军代表黄厚民给江青写信，诬陷剧团军代表第一把手章亦敏(原北京军区文化部副部长)“抵制江青指示”，“支持某群众组织调查刘庆棠的家庭历史和社会关系，是把矛头指向江青同志”，致使章亦敏同志被强令检查交待问题。刘庆棠又于一九六九年十一月至十二月，三次伙同黄厚民给江青写信，诬陷章亦敏“包庇反革命5·16”，将章拉回芭蕾舞剧团批斗，后经江青批准逮捕入狱，关押五年半之久。
刘庆棠还多次给江青写信，诬陷现代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的编导之一蒋祖慧同志“恶毒攻击江青，篡改样板戏”，诬陷该剧琼花扮演者白淑湘同志“对党对毛主席有刻骨仇恨”，并将蒋、白二人分别隔离审查。随后，刘庆棠向江青上报了她二人所谓“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罪行定案材料，把她们打成“现行反革命”送干校长期监督劳动。同时威逼蒋祖慧丈夫与蒋离了婚。
一九六八年，刘庆棠在清洗舞剧团中亲自对杨少甫、李文泽等九同志进行刑讯逼供。他把一些恶毒的语言写在纸条上，威逼杨少甫等同志照抄下来，作为“攻击江青”的罪行交待。他还纵容打手用皮带把李文泽同志的脊背抽出条条血痕。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九日又以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罪名将邓元森、陈敏以及陈敏的母亲李莪荪，还有丁金城、王秀芳等五位同志投入监狱。总之，当时的芭蕾舞剧团，凡对江青、刘庆棠稍有抵制和不满的干部、群众，无一不遭到通令、勒令、审查、揪斗或坐牢，造成剧团内一片白色恐怖，广大干部群众人人自危。而刘庆棠却得意洋洋地于这年七月二十四日在给江青的汇报提纲中写道：“揪出二十九人，逮捕五人，自杀一人，……形势大好，成绩很大。”九月二十一日又在写给江青的信中说：“由于坚决贯彻执行了您‘一一·一二’重要指示，把舞剧团捂着的阶级斗争盖子揭开了，阶级阵线搞清了，被篡夺了的领导权夺回来了”。
一九六八年八月底，刘庆棠通过对北京舞蹈学校教员邸尔同志进行逼供，将一九六七年七月前文艺组音乐舞蹈口成立后的第一次工作会议虚构成“反革命5·16兵团文艺方面军音舞组”成立会。之后，刘又对芭蕾舞剧团杨少甫、中央乐团刘天语、中央民族乐团刘枫晓等同志多次逼供指供，把出席这次会议的十一名同志打成“ 5·16兵团文艺方面军”的匪首、骨干，从而一手制造了“ 5·16兵团文艺方面军”的假案。一九六八年九月三日和二十一日，刘庆棠伙同黄厚民两次向江青密报，诬陷前文艺组成员金敬迈同志是这个方面军的“司令”，诬陷中央乐团陆公达同志是“副司令”，诬陷音乐学院危大苏同志是“音舞口组长”，并说“这个反革命组织在文艺界牵涉面较大，人数不少，非常隐蔽”。这就博得了江青的赏识。一九六九年八月，江青指派刘庆棠和黄厚民负责文艺界的“深挖5·16”工作。自此，刘庆棠得以直接到中央乐团、中国歌剧舞剧院、北京舞蹈学校、中央音乐学院、中央歌舞团、中央民族乐团、中央歌剧舞剧院歌剧团等单位私设公堂，进行刑讯逼供。被诬为“匪首”的危大苏同志，拒不承认自己是“5·16”，为了抗议刘庆棠等人的法西斯暴行而进行绝食斗争，却遭到刘庆棠打手们的毒打，身心受到摧残。中央乐团演奏员陆公达同志在刘庆棠等人反复刑讯逼供下含冤自杀，当时年仅二十五岁。中央乐团演奏员王华翼同志也多次被刘等人审讯、毒打，造成伤残。北京舞蹈学校教员邸尔同志被逼无奈，跳楼求死，留下严重伤残。一九七○年一月，经江青、谢富治批准，刘庆棠先后将金敬迈、李英儒、章亦敏、唐益、危大苏五同志投入监狱，关押五年半之久。刘庆棠一手制造的这起假案，造成了严重的恶果，使文艺界大批干部群众遭到诬陷迫害。仅据中直八个文艺单位的不完全统计，在这一假案中被逼自杀身死的六人，自杀未死受到严重摧残的八人，被逼供拷打折磨致伤致残的十七人，连同遭到隔离、揪斗、非法关押、监督改造的干部群众一起。共达三百七十五人。
江青在文艺界掀起的“乱敌人、树队伍”恶浪，以及刘庆棠等人的横行暴虐，激起了文艺界的广泛不满。一九六九年五月，芭蕾舞剧团演员史大里同志在给江青的申诉信中写道：舞剧团的清队中严重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在许多专案审查中存在着逼供信现象，“这种吓人战术对敌人毫无用处，对同志只有损害，这是剥削阶级和流氓无产者惯用的手段。”一九六九年六月十八日晚，江青在样板团的负责人会上说：“文艺界有一股翻案风，老的、小的都要翻。必须给以回击！”并胡说史大里写万言翻案书，背后定有集团。还大骂中国京剧院阿甲、张东川、李和曾，北京京剧团肖甲等同志。之后，刘庆棠伙同治亮、黄厚民等人，立即筹备召开了“首都文艺界反击右倾翻案风大会”，对以上同志进行批判。刘还在舞剧团亲自主持对史大里同志的轮番批斗，扣上“反革命分子”帽子，将她送干校管制劳动达八年之久。
一九七○年初，刘庆棠大树江青的“绝对权威”，在芭蕾舞剧团发起所谓“统一思想运动”。二月，江青将刘庆棠等人镇压群众的所谓《总结报告》批转给五团二厂进行学习。随后，刘庆棠在芭蕾舞剧团再次掀起“深挖5·16”高潮，使更多的同志蒙受其害。刘庆棠多次威逼孙学敬同志承认所谓“5·16”问题，孙严词回绝，被送往干校劳改。一九七一年五月，刘庆棠在芭蕾舞剧团大会上点名批斗续健、韩达夫等同志，续健同志被打成“反革命”，韩达夫同志则含恨病逝。
一九七一年二月，原芭蕾舞剧团乐队指挥卞祖善同志，因表示赞同史大里同志“翻案书”的观点，对自己的问题提出申诉，竟被刘庆棠作为翻案典型，组织大小会批斗，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监督劳动，被专政六年。
刘庆棠借批林批孔之机，于一九七四年三月八日亲自批示将北京舞蹈学校教员唐满城隔离审查，并在文艺界大会上点名批判，将唐关押一年之久。
一九六九年九月，江青以反对写真人真事为名，胡说原参加过攻打威虎山战斗的英雄孙大德同志去各单位报告英雄事迹是“冒认样板戏中的角色”。刘庆棠即伙同黄厚民收集整理了孙的报告录音上报江青和姚文元，诬告孙“到处作报告”，“流毒甚广”，“应该严肃处理”。江青、姚文元据此大骂孙大德同志是“冒充孙达得的扒手”，并在《红旗》杂志的文章中定他为“政治扒手”，使孙大德同志惨遭陷害，按“现行反革命”被批斗多次，一九七○年含恨死去。
一九七三年七月，江青、姚文元诬指著名诗人郭小川同志“是个修正主义分子”。一九七四年于会泳、刘庆棠、浩亮等人拚凑了所谓郭小川“复辟活动”的材料，刊登在文化组《文化动态》第十七期上。这年八月，郭被隔离审查，直到一九七五年十月才解除审查。但当刘庆棠等人得知中央一些负责同志接见了郭小川同志后，又认定郭“是通天人物”，“背后定有高人指点”，叫嚷“要一追到底”，继续对郭进行迫害。这一切使郭小川同志身心备受摧残，于一九七六年十月逝世。
一九七五年八月，中央音乐学院青年教师李春光同志贴出炮打文化部的大字报，刺到了“四人帮”一伙的痛处。于、刘、浩等人暴跳如雷，经过反复策划，终于一九七六年七月不顾群众的强烈反对将李隔离审查。连芭蕾舞剧团支持该大字报观点的彭传秀同志，也遭到刘庆棠一伙组织的大小会批斗，最后被赶出样板团，家属也受到株连。
一九七六年三月，北京电影制片厂工人李升山同志在一次会上公开表示不同意对邓小平同志的诬陷，被于、刘、浩等人扣上“现行反革命”帽子，组织全文化部的批斗，送进监狱。直到粉碎“四人帮”后才获释放。
“天安门事件”后，刘庆棠又将芭蕾舞剧团的戴珊、张玉屏、赵汝衡等同志先后列为重点追查对象，加以逼供迫害。
据文化部复查办公室统计，十年浩劫期间，“四人帮”和于、刘、浩一伙在文化部机关和直属单位制造冤假错案，以停职审查、大小会批判、办学习班、隔离审查、直至关进监狱等种种形式迫害的领导干部和文艺工作者，累计达2686人之多，约占总人数的百分之二十四。(见刘庆棠罪证材料第十八卷至第二十卷)
刘庆棠伙同于会泳、浩亮等人按照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阴谋意图，自一九七三年起，以“替刘少奇翻案”、“黑线回潮”、“为修正主义路线唱赞歌”、“对抗文艺革命”、“反对江青”等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对音乐界、美术界、戏剧界、电影界、曲艺界广大群众进行大规模的镇压，在文艺界制造了一连串大冤案。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故事片《创业》摄制完成在全国上映，江青别有用心地抓住这部影片大作文章。一九七五年二月十五日晚她把刘庆棠等人召到钓鱼台十七楼，大骂影片《创业》在政治上、艺术上都有严重问题。刘庆棠领受江青的旨意，于三、四月份加紧活动，伙同于、浩等人给《创业》罗织了十大罪状，攻击影片是“为刘少奇、薄一波之流涂脂抹粉”，“混淆了两个司令部的界限”，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周总理。四月五日、八日刘庆棠亲自召集吉林省委负责同志、长影厂的党委书记、《创业》摄制组的主要创作人员开调查会。刘在会上说：“这次会，谈谈拍摄过程中的情况，不管涉及到哪个人、哪件事，都要实事求是，如真人真事的问题，希望不要有顾虑。”并责令长影厂写出总结性的自我批评文章。刘反复追问真人真事，送帐篷、送书等情节，企图以“介绍情况”、“总结经验教训”为幌子，把批判、攻击的矛头指向领导大庆会战的中央领导同志，同时将真人真事的调查材料，向江青密报。一九七五年七月二十五日，毛主席对影片《创业》作了重要批示。八月的一天，江青把张春桥、姚文元、于会泳、刘庆棠、浩亮等人召到钓鱼台十七楼。江青恶毒攻击说：张天民的信“是邓小平逼着毛主席批的！”张、姚也呼应着叫嚷：“主席说无大错，那还是有中错和小错嘛！”“每当党内要调整政策时，总有人利用，借机闹事。五七年、五九年都是这样。”对电影《创业》作者张天民同志的迫害，从一九七六年初开始，一直持续到七六年九月主席逝世以后。刘等甚至派人对张天民同志的爱人进行逼供，妄图揪出写信一事的“后台”。
一九七五年三月刘庆棠利用影片《海霞》发难把攻击矛头直指周总理后，四月他又进一步指挥北影厂的亲信展开了对《海霞》的围剿，批“行邦”，批“导演中心制”，旨在扼杀此片。六月二十一日，刘庆棠阴险地提出：“还是按北影第一次送审的《海霞》方案上映。”并要求“初澜”组织好“评论文章”(实际是批判文章)，在影片上映的同时发表。刘庆棠伙同于、浩，还以文化部核心组的名义给北影厂写了三封公开信，指责《海霞》是表现“好山、好水、好姑娘”，违反了“三突出”原则，并扬言“就是要动‘三头六臂’的人，蓄意打击迫害该片编导谢铁骊和钱江同志。”七月三十日，邓小平同志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召集政治局委员审看影片《海霞》，决定在全国上映《海霞》修改稿。刘庆棠等人对此极为不满。在一九七六年批判所谓“右倾翻案风”时，他又把《海霞》列为“翻案风”的典型，规定此片“不在节日发行，不在国外发行，不宣传，不用好胶片，收回成本就行了”。
除上述两大事件外，刘庆棠还参与了：一九七三年十月开始的批“无标题音乐”事件，一九七四年二月开始的批“黑画”事件和批《三上桃峰》事件，一九七四年七月开始的批《园丁之歌》事件，一九七五年四月开始的批“陶钝”事件。这七大事件，就是文艺方面的七大冤案，对全国文艺界影响极大。它扼杀了一大批优秀的文艺作品，使数百名文艺工作者受到迫害，而且波及其他各个方面，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见刘庆棠罪证材料第二十一卷至二十三卷)
一九七五年以后，刘庆棠以及于会泳、浩亮与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上海的骨干徐景贤、王秀珍等人勾结甚密，互通情况，联系频繁。一九七六年十月八日，当刘庆棠听说江青、张春桥等人被抓后，即于晚七时半左右给上海徐景贤打电话摸情况。徐景贤在电话中说：“我们跟北京几位领导，(指“四人帮”)到现在都电话联系不上……下午我们已经找民兵指挥部和新闻界打了招呼，作了部署。”他让刘庆棠进一步探听准确后回告上海。刘庆棠与于、浩等人一起在于会泳办公室分析形势、研究对策，并与“四人帮”的秘书和亲信四处挂电话，多方联系。在此期间刘庆棠又与徐景贤多次通电话交换情况。晚十时半左右，刘庆棠在电话中用暗语向徐景贤的秘书张家龙说：“文化部有病情，我们也病了。”刘庆棠的这个电话，成了“四人帮”在上海的重要骨干搞反革命武装暴乱的触发剂。
刘庆棠还恶毒攻击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是“右派翻天”，“主席逝世不到一个月，大家的眼泪未干呢，就这样干，开始抓人了”。
十月十日，在文化部和国家计委共同召开的国产胶片会议上，国家计委的同志宣布退出会议并声明：“刘庆棠八日下午传达的王洪文讲话收回，回去后不要再传达贯彻。”刘庆棠不顾计委同志的明确表态，十日下午在电话里向电影局负责人钱国栋说：“现在外边有人造我传达指示的那个人(指王洪文)的谣言，你要在会上发表声明：一、传达的是精神不是原文；二、传达的精神是对的；三、传达是有效的。”由于钱国栋执行了刘庆棠的黑指示，给会议造成了混乱，成为粉碎“四人帮”后的一起严重事件。
十月十三日，刘庆棠听到粉碎“四人帮”的正式传达后，暗地里与于、浩等人互相串连，订立攻守同盟，统一口径，负隅顽抗。十月十八日，刘主动找于、浩串连，共同商定对他们攻击周总理的言论“不说！不说！”二十一日，刘又在电话中对浩亮说：“关于那个‘线’的问题，还有‘两面’的问题。……(指江青诬陷攻击周总理的言论)实在想不起来就算啦！就这样吧，反正你心里明白就行了。”
从十月十一日至十五日，刘庆棠在办公室及舞剧团锅炉房三次亲自销毁大量罪证材料，其中包括江青赠给刘庆棠的题字，江、张、姚与于、刘、浩的挽臂合影等重要罪证及大批铅印、手写文字材料、来往书信等，顽固对抗清查运动。(见刘庆棠罪证材料第二十四卷)
八、生活糜烂，道德败坏
刘庆棠长期以来生活糜烂，道德败坏。自一九五九年起，就屡次发生调戏、猥亵妇女的恶劣行为，受到党内的批判教育。自从追随投靠江青后，刘庆棠利用窃取的职权与特殊地位，流氓行为更加恶性发展。为达到玩弄女性的卑鄙目的，有的借口女方或女方的丈夫有“5·16”问题，乘人之危进行威逼；有的利用安排工作，封官许愿进行拉拢；有的则以提干、入党、当主要演员等卑鄙手段进行诱惑。他同时与几个已婚或未婚的妇女搞不正当的两性关系，有的竟长达五年之久。最为恶劣的是，一九七六年十月一日，刘庆棠在中国舞剧团主持悼念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座谈会之后，竟强迫一位女演员去他的办公室供他发泄兽性。粉碎“四人帮”后，刘庆棠为逃避罪责，一九七六年十月十日下午对一个女演员进行猥亵之后说：“你我之间，除非一个人死了，或者一个人成了反革命……。”十月十二日中午，刘又对一个女演员说：“我可能被捕，……那件事(指生活问题)你谁也不要讲。”(见刘庆棠罪证材料第二十五卷)
综上所述，十年浩劫期间刘庆棠积极投靠江青，参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诽谤攻击周恩来总理、诬陷打倒邓小平副主席的阴谋活动；他大造反革命舆论，配合江青反革命集团策动颠覆政府的新动乱；他制造假案、冤案，诬陷迫害了文艺界大批干部和群众。总之，他是一个政治上极其反动，生活上腐败糜烂，民愤极大的人。自被审查以来，刘一直坚持反动立场，态度极为嚣张。特别在北京卫戍区监护审查期间，他常向部队干部、战士挑衅，继续诬陷诽谤中央领导同志，犯下了新的罪行(见刘庆棠罪证材料第二十五卷)。刘庆棠的上述种种行为已触犯了刑律，构成了犯罪，丧失了共产党员品质和革命干部的条件。为了严肃党纪国法，扶正祛邪，以平民愤，我们要求对刘庆棠依法起诉，追究其刑事责任；同时，我们还建议开除刘的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直至开除公职，从党组织和国家干部队伍中清除出去。
以上报告，当否，请批示。
刘庆棠专案组一九八三年二月
根据文化部文件原件翻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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