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83-4-25 作者：区五届政协第一次会议秘书处简报组编
区五届政协第一次会议秘书处简报组编4月25日下午委员们继续学习政协章程，结合讨论廖联原同志所作的区四届常委会工作报告。18组（医药卫生）委员们谈到端正指导思想，逐步清除“左”的错误影响时，黄征（区卫生局局长）常委说：“中国封建社会的思想意识是根深蒂固的，三中全会以来虽然在拨乱反正方面做了一定的工作，但“左”的错误影响仍然没有根本好转。“文革”时，给人扣帽子比什么都容易，给我扣上走资派，没有经济基础，没有生产资料，怎能叫走资派？真是狗屁不通！”邱畬泽（梧州市人民医院付院长）委员说：“我院妇产科许可主任医师，是30年代的大学生， 业务水平不错，为党和人民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文革”时说他是地主而被层层批斗，后来本人及家属多次向有关部门反映，至今仍未平反。于1979年在忧郁中死去。死时尚未恢复工作。”黄展国（右江民族医学院）委员说：“我院晏秀英教授各方面都很好、“文革”时也被扣上一些莫须有的罪名，被判处20年徒刑，1979年才给平反恢复工作。”李宁（桂林市人民医院）委员说，原桂林市委宣传部科员曹铁军，因文革时造反有功，现调任了南宁市委宣传部部长，原市建公司的二级工伍华春，也由于文革时造反有功，提拔为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现任南宁绢纺厂党委书记）这些人既升了官也提了薪。我认为：对在文化大革命中违法乱纪的人，一定要严加惩办，至今还在台上的领导干部不但要撤换，而且要根据情节轻重绳之以法，提了工资的也要降下来，因为他们没有功而有罪。否则不能平民愤。
黄道存（农工南宁市主委）委员说：南宁市中医院“文革”中被挂牌游街的达60多人，我本人被打多次（有几次当场吐血）幸好我是医师，否则早已死于非命。打人、杀人的凶手至今不但逍遥法外，有的还担任着领导职务。如梁原红（女）“文革”中靠造反打人起家，现任中医院门诊部主任，很多无辜的人被整被打，我多次向有关部门反映，但动不了她，上下都有她的一帮人。另一打手朱柳春，“文革”中被他亲手打过的人无法准确统计，光是中医院被他打过的就有六、七十人，其中3人被打致死，此人现在市煤建公司。
在市财办主任曾昭钦的庇护下另一打手李树本，（现任南宁第二百货公司经理，过去曾因作风问题，被判2年徒刑，“文革”中造反起家）干了很多坏事，曾昭钦在“西乡塘学习班”时，被他整过的老干部、知识分子达400多人，其中2人被迫害致死，4人被逼得神经失常，曾支持李树本在单位为非作歹，大搞不正之风、营私舞弊、非法尅扣敢于坚持原则的干部职工工资。并扬言说“局里，财办，市里都有我们的人，你们去告我！”气焰十分嚣张，但象曾昭钦这样的人，还被提名为自治区人大代表，后经市人大会6个小组反对，才被除名。上述问题均有人证，物证。要求有关部门追究责任。
第7组杨溪如委员（广西大学教授）说、63年我2个儿子响应党的号召，到大青山农场当工人，67年听说大儿子死了，我多次申诉，并要求了解儿子的死因，但总得不到答复，直到82年10月，一个知内情者从外地来南宁，告诉了我儿于死亡的真正原因，我才知道，这完全是一场有预谋的迫害案，事情经过是这样的，在我儿子死去的前一天，大青山农场一个姓覃的总支书记和一个分场姓赵的书记，召集了几个人开会，策划如何将我儿子打死，第二天，我儿子正在劳动，突然被叫到偏僻处，责令另一工人挖一土坑，待土坑一挖好，有人便把我儿子拉到坑前从后面用锄头猛击他的后脑致其昏死，其余的人乱棒齐下，拳打脚踢打得他口鼻流血，遍体鳞伤，据目击者说，我儿子当时还未断气，便叫他们推下土坑活埋了，其状令人惨不忍睹。
去年10月以后，来反映我儿子死亡原因的前后有三批人（其中有原在该场工作的共产党员，他们反映的情况是一致的。现在这些凶手仍然逍遥法外，有的仍担任领导职务，我要求有关部门调查核实，对这些打人杀人凶手绳之以法。
4月25日下午、19组的委员们重点谈了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的问题。大家认为，由于长期以来“左”的思想影响，党的民族政策在文化方面还得不到很好的落实，主要表现是：
一、文化部门的干部中，少数民族比例少。兰秋云委员说，区歌舞团少数民族仅占10％多一点，7个正付团长中只有1个是少数民族，区文化局5名正付局长中仅有1名是少数民族，区舞协5位负责同志中仅有1位是少数民族。少数民族比例少的主要原因是我们一些同志头脑中“左”的影响未清除。民族政策观念差，对少数民族同志有偏见。他说，在区舞协的一次会上，我提出多让一些少数民族同志参加活动．当即有人反对说：“要注意团结，不要搞狭隘的民族主义，”“不要老谈这个问题，我们一听起来就不舒服。”此后，我对提这类问题很有顾虑。
二、一些文艺团体只顾演出收入，不愿到边远少数民族地区去演出，不注意排演少数民族的传统节目。兰秋云委员说，现在为了演出收入，一些少数民族演员也不得不放弃自己喜爱的少数民族传统节目而去摇摇摆摆地演唱港澳流行歌曲。
三、有人反对用少数民族语言表演节目。陈竹林委员说，去年全区壮族文艺会演，上林县原已用壮话排练了《洪卯》民间传统剧目，到南宁后，不准用壮话表演，一定要改用柳州话表演，既然是壮族文艺会演，连用本民族语言的权利都没有，少数民族文化如何能得到发展？
四、招生中不愿录取少数民族学生。郭秀玉委员说，去年广西艺术学院到隆林招生，一些少教民族子女文化水平、健康状况、身材等与汉族子女基本上一样，但只录取汉族子女，群众意见很大。
为了发展少数民族文化，兰秋云委员建议自治区文化部门建立一个专门的文艺团体，以少数民族文艺工作者为主，适当吸收有志于少数民族文艺工作的汉族同志参加，主要创作演出反映我区各族人民生活的文艺节目，并适当介绍外地一些优秀节目，通过这一团体，大力培养少数民族文艺人才，同时为边远山区少数民族群众服务。
为了更好地继承和发扬壮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李文达等委员还建议通过立法形式，确认每年3月初3为壮族人民的歌节。
25日第11小组（妇女）继续学习政协章程，委员们边学习边讨论，联系实标，感到作一个政协女委员很光荣，责任很重大。佘力委员说，我从事政法工作20多年，觉得我们国家过去一段时期，把法律当“御用”工具，或有法不依，造成法治上的混乱，一些坏人更是无法无天，做了坏事没有受到法律制裁，许多妇女特别是农村妇女更是身受其害。
今天，已拨乱反正，党中央十分重视法制，要以法治国。我是学法律的，更感到自己责任的重大。目前在开展法制宣传方面还不普遍不深入，综合治理还不够有力。政协设有法律工作组，建议加强这方面的工作，开展法制教育和调查，反映情况，更要注意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让妇女在四化建设中发挥作用。吴韩丽委员也说要呼吁社会共同努力，进行法制宣传，提高全民法制观念，改变社会风气，要为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大造舆论。
4月25日，第13组学习讨论政协章程。朱培均委员（广西艺术学院教授）说，政协章程总纲中提出，知识分子同工人、农民一样是社会主义事业的依靠力量。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知识分子的地位有了些变化，但有的单位领导和党员对知识分子的培养和重视不够。曹冰洁委员（广西京剧团名演员）说，最近几年来党对知识分子是重视的，但有个别单位领导对知识分子重视不够。我爱人和我一起参加京剧团工作，多次申请要求加入中共党组织，但单位领导不重视、不培养，把他的入党申请书丢掉被人当成大便纸，后来他申请加入了民进组织。盘继虹委员（区歌舞团歌唱家）说，我们单位有个演员60年就是共青团支部书记，多次申请要求加入中共党组织不得批准，后来那个同志申请加入了民进组织。有的人威胁说：“加入民进组织，我给它白刀进红刀出。”
第10组李春兴（柳铁总工会）、梅村（柳州市总工会付主席）委员说：三中全会以来，广西形势大有好转，但和其他省比较还差一大截，关键是落实政策问题没搞好，突出的是“文革”遗留问题最多，处理最晚。对三种人，不仅没有清理，反而重用提拔，他们在台上横行霸道，所以群众总感到不放心，有的还受压。现在区党委已开始行动，希望一抓到底。
第9组的委员们在今天的讨论会上，讨论到政协章程工作总则的第3条、第4条，就“文革”期间遗留的问题反映了许多情况，要求各级人民政府调查处理。
李瑞吉委员反映：
一、我93学社社员陈绮文、侨眷，现在南宁市妇幼保健院任主治医师，“文革”期间在南丹县人民医院工作时，其丈夫纪渤海医生于1968年2月4日晚上被刘卫（现任天娥县副县长）、南丹县人民医院李世锦、莫顺光、罗雄、刘炳炎以及南丹县山口林场黄李耀、覃锦平、黄其厚等人出自私人怨恨惨无人道地开枪杀害，并抢走人民币、手表等贵重物件。陈绮文要求人民政府伸张正义，严惩凶手，抚恤遗孀遗孤，追回被抢物资，但至今未得公正落实。
二、广西梧州地区八步化肥厂马工程师，向来老老实实地工作，1968年间在该厂个别人操纵下被斗争、吊打。有一次在押游斗中被抛下河里淹死。过后不久，该厂的廖技术员也被拉到广场开枪打死，对这些杀人凶手，至今未见严肃惩办，死者家属及群众都很有意见。
三、现任广西出版局副局长的刘斌在“文革”期间是融安县武装部政委，那时操纵指挥杀了很多人，现在反而升官，这是什么干部路线？
杨浩委员反映：她有一个同学名叫周绍昌，是工程师，他的爱人名叫陆毅谦，夫妇都在平桂矿务局工作，在“文革”期间被抓出来砍头。对这些杀人凶犯，至今是否严惩，死者家属及群众都有很大意见。
文戈委员（广西区化工研究所工程师）反映：
据区化工研究所韦广庚揭露，1968年在73布告公布后不久，区化工研究所司机莫秉权奉命开车出去抓人，抓回一男一女，他们把那个男的杀了，把女的拉向另一地方，是否杀了现尚未弄清楚，因为韦广庚没有跟去。在这一杀人行动中，区化工研究所的秦善连参与杀人之事，他当时是头头，现提升到区化工局政治处了，区化工研究所的霍根明参与此事，他现也提升为区化工局物资公司仓库主任；区化工研究所的吴礼贤也参与此事，他也被提升为广西区化工研究所研究室的书记。杀人的人升官了，群众如何服气。
张凤煜委员（来宾县科委）反映：
来宾县有一个拖拉机手，名叫蓝盛松，在“文革”时杀了很多人，现在提升为县的农办副主任。
张凤煜还说，广西过去分成两派与旧区党委有关，现在新的领导班子，在省一级变动了，在地、市、县等一级也要变动才成。如果在台上有五种人，则五种人那能处理五种人呢？过去打人的人，现在又升为领导，这怎样调动人的积极性？
周年生委员（广西区机械设计院）说：
我于1979年才从辽宁调来南宁，在辽宁自“四人帮”倒台后，凡是“文革”期间打过人的人一律不给提工资，要提工资需得到对方的谅解才成，如果提了工资，对方知道了去揭露也会被拉下来。（文戈插话：广西77、79年提工资的多是“文革”中冲杀的红人，那些在“文革”中被抄、被斗，那些老实工作的人则提不上，这样，积极性难于发挥，广西工农业如何翻两番？）
我到广西近几年来，发现广西干部怕官，连个科内的组长也要挂个官衔，比辽宁差得远了，这与区的领导班子有很大的关系。
第8组（致公党、归侨）25日继续讨论政协章程。着重讨论机构改革和保护华侨、归侨正当权益问题。
高森（区侨办副主任）委员说，广西区政协机构必须改革。过去许多人是共产党派来的，长期执行极“左”路线，与各民主党派关系比较紧张。“文革”期间发展到登峰造极，把民主党派作为残渣余孽、牛鬼蛇神来批斗，使民主党派长期受压制、歧视。三中全会后党中央重申了党的正确的统战观点，要团结好各民主党派。因此，政协组织上必须调整，文革中整人、打人的应处理，不受欢迎的要调走。
过去统战部执行“左”的政策，打击、歧视党外人士。有人说区党委是“墨索里尼，总是有理”。现在重要的问题是改革，不要穿新鞋走老路更不应穿旧鞋走老路，政协有无三种人、五种人？要查清楚，再作处理、政协的主要工作负责人员应与民主党派充分协商为好。
潘正江（区侨联秘书长）、郭园君（南宁市侨办副主任）、郑心兴（柳州化肥厂工程师 ）陈忠和（广西中医学院主治医师）刘明海（北流人大常委）等委员说，①机构改革、政协首先要改革。不要老是把民主党派当作花瓶来摆；②侨联是六大团体之一，但仍受到歧视，有些地方经费还没解决好，编制也少，更重要的是不要把非归侨侨眷来当侨联主席，③政协应该成立华侨工作组，以利华侨工作和归侨侨眷工作，调动他们为建设祖国四化事业多作贡献。
郭可展（广西农学院副教授）黄炳发（桂林总工会干部）、郭园君、郑心兴、高森、潘正江等委员说，落实政策，广西搞得较差，就拿华侨房产问题来说，华侨补校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现在才刚恢复。但共和路区政协所在地就是原区侨联和华服务社，不要搞老虎借猪，区政协应主动归还原主才对。原民权路104号区政协、民主党派的房子为南宁市警司所占用，也应归还政协民主党派，才是落实政策嘛。区政协李祖华是因打人有功而入党的，就是他把我（郭园君）从华侨服务社硬赶出来的，这种人应坚决开除出党！
丘钿忠（武鸣华侨农场党委副书记）、郑心兴、高森等委员说，应该看到广西的机构改革还有很多阻力，三种人还在台上，这些人是掌权的。“文革”时武鸣华侨农场被打死113人，被批斗700多人，所以归侨在农场很不安心。农场杀人都分指标，团结分场没有搞就被质问，黑话叫“杀大猪”，或“杀老鼠”，有个南下老干部被杀害，用竹竿从喉咙插到肛门而死。有一个18岁的女孩被脱光衣服游斗，然后被几个民兵强奸，华侨慕祖国强盛之名回国，希望子女后代生活幸福，一提到“文化革命”就心寒，不少人千方百计去香港或出国。
陆振超（钦州丽光华侨农场副场长）委员说，①房子不退回，叫海外华侨怎样高兴？9口人住30平方的房子，归侨的处境可想而知；②越南难侨有与越人通婚的，只身回国后成了孤寡，想再结婚，必须得到越人同意，现在中越交恶，这问题如何解决？③在难侨里知识分子较多，在待遇方面不管是60年代大学毕业的则同国内刚毕业的大学生工资待遇一样，影响了他们的积极性。
郭园君，潘正江等委员说，我们归侨强烈要求人大候选人名单、选上北京的人大代表要交给归侨委员协商、讨论，特别是有关侨办的候选人名单，不要选定以后再征求意见搞马后炮。
第1组罗杰林委员（区卫生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说，根据政协章程第4条，政协对政府工作人员要提出批评和监督。我们有责任对政府工作人员的选举提供情况。有个文件定梁成业为自治区副主席，我希望人民代表在选举时三思而行。对梁成业的情况，除昨天下午谈的以外，还有，解放前，梁到梧州搞地下工作，是以在西大参加地下党的黄振麟（女，现在梧州师专任教）的家作掩护的，
徐彭年委员（南宁地区行署副专员）说，董以法是南宁地区头号“三种人”。他和王文科、张星桥、周德光是“四大金刚”。把董以法分到邕宁县去选人民代表，邕宁县20个代表中，有18人不同意，只有2人同意。据统计，南宁地区“文革”中被杀了17000多人。张星桥任上林县革委会主任时，召开一次万人大会，就杀了170多人。罗茂甘、李文光担任武鸣县委书记，是有计划，有领导，有步骤地滥伐山林，罗茂甘在马山、武鸣2次犯错误，后来还把他调百色当副专员。李文光65年西大毕业，71年姚文元调他到红旗“杂志编辑部镀金1年，回来后当广西日报副总编，又调武鸣当副书记，据说，还打算调任南宁地委副书记。滥伐山林事件发生后，中央工作组说要严办李文光。但区党委决定撤职就算了。这说明有人保护李文光。最近武鸣县还极要提李文光的工资。（地区不批）凭祥市市长，原是玉林造反派头，这里吃不开，就掉别处。这样怎能行？广西搞帮派体系十几年了，组织部。纪检会，公安厅帮派很严重，乔晓光说要清理，且看以后的行动如何。南宁地区周德光，原是22终的科员，一下提为副专员、常委、政法党组书记，他拉了不少人，拉帮结派，有的家属在农村，也迁进城来了。武鸣华侨农场武装部长、革委副主任，是杀人头头，他手下的还有吃了人肝的。区侨办调查后写报告要报国务院侨办，赵茂勋要史清盛把报告追回来，史追回这个报告，现存在区侨办。凶手还未处理。徐委员还说，我是从1958年起就挨整。到1981年才有结论。结论县里写3次，地区写3次，自治区有3次，未通过，到最后第10次才算通过。我在武宣县任革委会付主任、统战部长、又是落实政策负责人之一，我把群众写的材料转中央，在一次谈话中，赵茂勋对我讲，你不懂情况，不要插手，我是落办负责人之一，为什么就不能转群众揭发的材料。1981年民委通知我带领民族参观团到外地参观，过几天突然通知不让我去。他们不让我去，就是怕我到北京反映情况，还有，不愿安排我在南宁工作，要把我调去百色或河池地区工作，也是怕我在南宁向中央工作组反映问题。有材料说明，中央工作组来了，他们派人盯梢，我去找中央工作组，几次被有关人员以种种借口不让进见。
田克委员（区科协副主席）说，春节前。桂林市酝酿市的领导班子，梁成业说，不要提我，我要调到区里去。在几千人的大会上自命不凡。
秦似委员（上届区政协副主席）说，现在的选举不是群众选举，因为有不少是由区里分名单到下面去选的。
第3组（民盟）4月25日，继续学习政协章程。大家就机构改革、落实政策问题，提了些意见。
梁超然委员（民族学院副教授）说：广西原区党委有派性，没有清理文革遗留问题，未贯彻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许多问题未拨乱反正。这次人大的2个报告，都未提过去错在那里，现在如何端正路线。广西新的领导班子，在这个转变的关键时刻，应该在人大会上讲讲话，表表态，公开检查一下。过去区党委讲过“文革”以来有一条以韦国清为代表的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现在这个讲法是否正确，三中全会以来广西存在什么问题，应该在人大、政协会议上有个交代。广西新领导有否决心改正错误，就要看行动了。
徐君慧、陈国材委员说：最近传达区党委领导和工作组长3个人的讲话，我们都不得听。（甘宗容：艺术学院副教授以上都不得听，）应该对全体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传达一次，这次是自治区的一级会议，部是各界代表人物，应该是可以听的，又不是什么机密事，何必搞得那么神秘，让群众知道，接受群众监督，有什么不好？（全组同志表示同意梁超然、徐君慧等同志的意见，要求区党委新的领导班子讲讲话，要求传达乔晓光、韦纯束、周一峰3位同志的讲话）。
吴克清委员（民盟区委会副主委、区文化局副局长）说：“文革”中的问题，广西基本没有落实，三种人未清除，就不能整顿机构，不能产生新的领导班子。过去区党委讲广西没有三种人，最近承认原区党委有严重的派性，因而各种政策落实不了，过去讲：广西存在以韦国清为代表的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个提法是错误的，事实证明文革中被批斗、打、砸、抢、抄、杀的何止千千万万，毛主席这条路线已被证明是错的了，你执行这条路线，还有什么正确的吗？刘重桂、肖寒指挥武斗，听说南宁死了1万人左右，这些杀人犯还掌权，政策怎么能落实。我们盟员现在还有余悸，就是过去挨整得太厉害了，（莫乃群：反右后民盟就换整了），现在党中央虽然拨乱反正，但统战关系还未恢复到1956年的水平。
王书鸿、麦炳农、吴天佑、陈国材委员说：广西日报除公家订之外，私人是不订的，因内容贫乏，不到3分钟就看完了，农村生产队一定要订1分广西日报，但也没人看，还要国家补贴报费。广西日报不敢反映真实的事情，有时搞假报导，如去年报导二附院一位同志搞科研的成绩，就是把别人搞的都算在他的身上，没有做到的工作，也按作者主观想象架上去，这种报风就应该整。艺术学院六教授写的信、高峰林场森林被砍伐事件，为什么都是人民日报报导，广西日报不敢报导？报纸失掉了人民喉舌的作用，变成了什么性质的报纸呢？民主党派的活动，就更不敢报导了，最多也给你放在百字消息栏。中央的统战政策也贯彻不下去。这都是和区党委领导有关的，再不改正，就不得人心。
第17组（教育）讨论中谈到关于广西“文革”中遗留的问题委员们认为，广西的盖子还没有撤底揭开，“文革”中遗留不少问题没有解决，有的人杀了40多个人，只判了15年的徒刑，对坏分子这样惩办不严。就南宁市一中校长被打死15年了，到去年才得开追悼会，开追悼会也很困难，如地点不能在一中，要请什么人到会有争论，对悼词怎样写也有争论。
很多起义的前国民党军人，在“文革”中被打成反革命、叛徒，现有的仍没有平反。他们都是老年的人了，应抓紧给他们落实政策。
现在知识分子政策没有落实好，对教师还不够尊重，桂林师院有位化学系教师很有才能，得不到重用，经常受到排挤和打击。
广西改革慢，主要是由于有“三种人”掌权，阻力大。十二大后，还有人写“打倒邓小平”的标语，博白县有个剥过人皮的人名叫陈桂平却还当选为区六届人大代表。
26日上午17组委员讨论怎样看待广西三种人问题，大家认为这个问题实质是怎样看待“文革”的问题和旧的区党委的问题。“文革”早已被中央否定了，而在“文革”中广西所产生的两大派群众组织，长期以来某些领导人总是认为这派是革命的，那派则是反革命的，而且总感到自己的看法是正确的。于是“文革”中“革命”的一派镇压“反革命”的一派就成了有功之臣，进而掌握了广西的党政大权，如今处理“文革”问题，群众认为这些“文命”造反、杀人起家的是三种人，而区党委则认为他们是功臣仍委以重任。如：
灵川县委书记刘武森，“文革”中是桂林地区北片几个县的民兵总指挥（实为武斗总指挥）曾带队攻打桂林市，民愤极大，现虽停职，但仍迟迟不处理，此人能否东山再起，群众部打问号。
现任全州县经委生产科长的蔡飞龙，“文革”中也是桂林地区桂北片的武斗总指挥，因带队武斗有功被提升为灵川县委付书记，后因群众反映强烈，才悄悄降级调任全州县经委生产科长。现任恭城县农办副主任的唐某，“文革”前为全州县某公社推广站助理技术员，造反起家，当上了桂林地区革委付主任，地委常委，后群众反映强烈才调任平乐县第一把手，在平乐县因倒卖木材被揭发呆不住了，又调任现职。
去年提升为桂林地区付书记的盘俊，就是“文革”中桂林地区桂北几个县武斗总指挥蔡飞龙刘武森等人的后台老板，幕后策划者，靠造反起家的。
柳州市公安局付局长陈洪远，是“文革”武斗的总指挥，现虽停职但未见处理。
上述几个委员们比较了解的造反使家的人物，都感到这些人有的继续升官得到重用，有的在职务上调整一下仍在台上，有的虽停职，但未见将其错误公诸于众，谁敢担保有朝一日上级不会重用他。这就很明显地告诉人们区党委的某些人物不是把“文革”中造反起家的当三种人看，而是当成功臣人物看，难怪广西清查三种人困难重重，落实政策进展缓慢。感到旧的区党委和中央在怎样看待处理文革的问题上，是不保持一致的。据说一位领导人曾对造反起家的弟兄讲：“文革你们杀了那么多人，还在台上就不好罗！回避回避一下吧！”这样的语调真是语重心长、安慰倍至，表明风头一过这些人又会重新上台，现在一些暂时停职的只是迫于形势。因此，广西三种人不易清查，广西派性掌权的局面难以纠正。
在谈到揭三种人时，委员们还提到另一个方面，即注意台上的三种人也要注意学生中的三种人。“文革”中一些造反造得很凶的中学红卫兵，有的杀了人，有的残酷斗争老师，这些人毕业离校后，有的上大学，有的当干部。如果不注意追查这批人，以后强调干部四化又会让他们钻进领导班子中去。
①、应该把乔晓光和韦纯束、周一峰同志在区党委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材料转发给我们各位委员。
②、应把12个人停职的原因和具体情况在政协会议和人大会议上公布一下，让人们在更加广泛的范围内进一步揭发他们的错误。委员们认为在清理三种人问题上不宜搞得太神秘了，应让更多的群众懂什么样的人是我们平常讲的三种人或五种人。
③、会议期间分组讨论的意见反映上去后，希望上面尽可能快些给予回音。
④、三种人不能当政协委员或人大代表，如发现有三种人混进委员或代表中，应在会议期间将他们除名，否则给两个大会丢丑。梁成业为什么能进入人大主席团，此人难道没有问题？区党委难道不清楚吗？
25日下午22组的委员就政协工作和落实政策方面提了不少意见。
韦兴世委员认为要把政协工作搞好，首先要党委重视，以前区政协主席由乔晓光兼任，这只是光挂帅、不出征的。现由覃应机来专抓这项工作，也许会好一些。
曾小琳委员：在会上说：在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要彻底纠正“左”的影响，我们有的同志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特别恶劣，歧视知识分子，而这样的人偏偏还升官、让这些人掌握人事部门的确害人不浅。处理“文革”遗留下来的问题，应该一视同仁，上下一致，部队支左的犯有严重错误的也应该严肃处理，如“文革”时任宾阳县武装部政委，现任南宁军分区政治部付主任的黄贵增，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在68年2月24日上午、在宾阳县人民政府礼堂召开的干部、职工大会宣布“以曾小琳为首的宾阳地下党都是土匪”，煽动了民众，7月27日——8月5日，宾阳被杀的干部、群众3700多人，还为刘重桂在“文革”中说的“广西地下党是‘文革’的重点对象”提供了资料，但是，现在这些人不但没有清理掉，反而升了官，我们要求、不管是地方、或部队都应一样地处理，东兰县黄美伦委员说：现在东兰县也还有“三种人”当权的，有的杀人害人还得提拔当局长。“文革”中东兰把烈士韦拔群等同志和我们这些地下党的老同志，都说成是叛徒、不少革命同志被害、有的烈士家属被铲草除根，损失了好多的革命同志、我感到心寒，区党委要下去调查了解，清除“三种人”，不然，群众是不服的，下去调查了解不要只在县城了解，要下到基层去，到农村去向群众了解。百色华侨农场伍金荣委员接着说：我是个归国华侨，是为了建设我们的祖国回来的，祖国教育培养我大学毕业，志愿到最艰苦的百色山区去，可是，在“文革”中讲我是臭老九，又挂上“反共救国军”帽子、是特嫌，“五一六”被审查，右倾翻案风被斗挨批，被隔离审查整整5年零8天，住牛棚，马棚、鸭房，一天劳役十几个小时、劳动时牛休息人不能休息，真象日本人拿我们中国人去做苦工劳役。但是，现在那些在“文革”中打我、绑我的人还当厂长、付厂长、科长。现在清理“三种人”，但掌握这一工作的还是“文革”中搞我们“专案组”的人掌权，这些人还掌权，到底去清谁呢？能清理得了吗？落实“文革”中问题的政策能落实得了吗？我现在的问题没有弄清楚，我只要求弄清，把抄走我的日记本等拿回，把“文革”中给我戴的帽子，在那里宣布戴，要在那里摘。给我明确是干什么工作的？但这些很简单的事都不得落实，如我出席侨务先代会厂里报我是业余教师，我到区里、区外去开会，又报我是工会主任、中学付校长、我现在到底搞什么工作，自己都不懂得。国外亲人叫我们出国、而且也批准我出去，但不实现建设祖国的志愿，我不出去、我只要求把我的问题弄清。当然、如果实在被压得不行、还是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26日上午第1组讨论，黄坚委员提出：“文革”期间区党委刘重桂集中我们很多老干部，上至副主席钟枫、林克武等900多人集中审查，美其名曰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实则是劳动改造，要这大年纪的同志去当“潜水员”、捞水草……全力来整地下党，从69年整到73年，没有人身自由，不把宪法放在眼里，甚至送来吃的都要检查，这与集中营有何区别？区党委为何从不检查此事？
李发南副主席说：那时刘重桂对我说：去武鸣的都是敌我矛盾，我说：那有这么多，他说我右倾。吴启增委员说：“那时总要我们学《南京政府何处去？》《敦促杜聿明投降书》就是把我们当敌人对待”。刘重桂还讲：对于武鸣这些人，不能轻易放过。
余明炎委员提出刘重桂为什么如此仇视地下党，硬说地下党是地主、叛徒、特务、国民党残渣余孽，许多老同志因之致伤、致残、致病、致死，一整就是3、4年，和劳改一样，你刘重桂多次搞女人，仇视广西地下党，不作深刻检查行吗？
李发南等说：原区党委不民主，不准人家提意见，如廖炜雄说，广西无双突，无派性，是对着“四人帮”干的，已落实政策98％以上……区党委当时的主要负责人说：廖炜雄的讲话是区党委常委讨论过的。这就是压制大家提意见。阎志超、吴启增委员说：廖炜雄还公开指责提意见的人是“四人帮”的语言，是“唯恐天下不乱。”所以谁也不敢提意见。李发南又说：区党委新的领导班子，不十分令人满意，如乔晓光一不民主；二搞派性；三干劲不足，如不根本改变，广西要翻两番的希望不大。
第5小组的委员听了25日晚韦纯束同志关于处理文革遗留问题的答记者问后反映说：韦纯束同志对清理“三种人”没有什么具体的措施和办法，只能是走过场，还使人感到区党委派性影响仍存在。派性盘根错节，根深蒂固。因此担心清理“三种人”不彻底，不利于机构改革和新班子的组成，不利于广西四化建设。
周忠著委员说：“文革”期间有一个女青年被剥光衣服，用钉子钉在十字架上，然后枪毙了，这些刽子手根本没有人性，简直是野兽，类似情况，广西很多，要严惩，不能光教育而不惩办不行。
张礼贤委员说：68年—69年“文革”期间，桂林公路段有个总段长（名字记不清），在批斗时，双手被捆绑，绳子勒在脖子上，批斗完后关进暗房，第二天发现他已死了，据说捆绑他时他脖子上绳子是松的，但死者脖子上的绳子是紧的了，有人怀疑是半夜有人的去把绳子重新拉紧而死，现在不知怎样处理？
桂林公路段另一名工程师田益寿，在“文革”期间（70年）他的尸首浮在漓江上，捞起时他的怀表还走，到底是怎样死的不明不白。
杨璇委员说：我是1949年在内蒙起义的国民党师参谋，是原黄埔军校第10期学生，我原任柳州市水泥厂副厂长，现任该厂顾问。“文革”期间被批斗挂牌，四人帮一倒台，说是要对台湾宣传原国民党起义人员受到优待的情况，于是宣传部门派人来照像，我的住房比牛棚好一些，我的办公室条件也很差，于是叫我换到副书记办公室照像，我认为宣传要实事求是，不要搞假的东西向外宣传。我写了几十封信给台湾的老同学，他们中间很多是国民党将领，我劝他们回归，但他们不敢回，害怕大陆搞运动。
刘成训委员对我区八大优势两大支柱中的开发红水河问题，提了许多建议。
最后，委员们一致认为广西的资源很丰富，优势也很多。知识分子一心想的是为国出力，为四化建设出力，只希望在各方面减少阻力，特别是要防止各级领导瞎指挥，不懂装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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