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83-4-27 作者：区五届政协第一次会议秘书处简报组编
区五届政协第一次会议秘书处简报组编26日下午，第一组田克委员（区科协付主席）就广西“文革”中遗留的问理，提出了几个问题和意见：
一、广西“文革”中遗留的问题主要是死人问题。七·三布告后，特别是区革委会成立以后，刮12级台风，死了那么多人，到底是什么性质的？对这个问题，是群众之间乱打？或是镇压？上林县在一次万人大会上就杀了176人，这是群众乱打的吗？如果仅用群众派性来解释问题，难于令人信服。
二、1968年7、8月间，动用解放军打了展览馆、解放路以后，就发大水。回忆当时并没有下大雨，为什么洪水暴涨，淹没了解放路。怎么这样巧合？是什么原因？
三、中央指示，对广西解决“文革”遗留问题宜粗不宜细。我认为应在彻底弄清问题、解决问题的基础上才能宜粗不宜细。否则问题依然不能解决。
四、刘重桂是“三办”的负责人，对“文革”遗留的重大案件，需要他来讲清楚。
总之，我认为应从认真地、彻底地解决几个重大案件入手，才能查出主谋者、策划者和协从者。
五、广西新的领导班子产生了，乔晓光、韦纯束同志最近在区党委工作会议上讲了话，韦纯束同志又于25日晚在电视上答了记者问。广西3600多万群众正看着新领导班子今后的行动。我们希望他们能把广西问题解决好。
25日上午，第7组继续学习政协章程，并根据章程的有关精神，联系实际提出问题。
金孟肖委员说：查清广西“文革”遗留问题区党委已表了态，下了决心，群众寄以很大希望，大家最关心的是执行得如何，即听其言而观其行，现在广西落实政策问题阻力重重，说明帮派势力还很顽固，应当采取坚决措施，使广大群众尽快放下思想包袱。
虞竟委员说：“文革”遗留问题，真正了解情况的是广大群众，现在盖子还捂着，群众还敢怒不敢言，到目前为止，桂林市还有很多单位没有传达，关于清查“三种人”的文件，而一些帮派分子活动频繁，希望区党委通知要各地迅速传达清查“三种人”的文件，让群众心中有底，传达要达到家喻户晓，因为“文革”是迁涉到千千万万个家庭的。区党委应早日派工作组下来，发动群众清查“三种人”。
全世之（梧州市农工副主委）委员说：“文革”中中共梧州市委副书记还寄萍同志、市委常委，公安局长王延福同志，被迫害致死，群众反映，他们的死，与梁成业、王渔舟有直接关系。
梧州市最近发生了一些知道打死人内情的人突然死因不明，这些事件应当引起高度重视，现在“三种人”帮派分子，还有人在台上，有的还把持着要害部门，以致落实政策阻力重重，下面根本搞不动，希望区党委尽快派工作组下来。
虞竟（桂林市工人医院五官科主任委员说：选定六届人大代表和五届政协委员是在区党委新的班子组成以前搞的名单。当时，群众心有余悸，也出于无可奈何，选举了一些代表和委员。现在情况不同了，有新的区党委撑腰，广大群众思想解放，敢于讲心里话，要求对代表和委员资格重新审查，严防“三种人”混入人大、政协中。
魏明河（农工区委会副秘书长）委员说：据有的委员估计，政协委员中有问题的至少有三、四十人、人大代表中也有相当部分人属“三种人”这些人怎么办？一方面是重新审查，另一方面我们要揭发斗争，通过组织向中央工作组和区党委反映情况。
邓达之（农工区委会副主委）马明龙（农工区委会副主委）委员说：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比过去实事求是，首先敢于端正指导思想、指出在区政协“左”的思想很严重，并指出要进一步肃清“左”的流毒，我们比较满意。
邓达之委员说：政协委员在“文革”中很多人被揪斗、游街，区政府参事室参事几十人无一幸免，全部被抄家、揪斗，很多人在关押期间仅发生活费29元，其策划者是统战部梁华新和官涛，在区政府是阎光彩。这些人长期身居要职，专横跋扈，阻挠党的政策全面落实，对这些人要严肃处理。
李任仁在武斗后期，被禁在三宿舍（有人说关在汽车库里）当时邕江水涨，水已淹到三宿舍楼房底层，李要求上楼避难，被横蛮拒绝，结果李被活活淹死在房中，这个事件要求清查。
马明龙委员说：我是50年代就参加政协工作的，“文化革命”前政协在党的领导下做了很多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委员们对政协的感情是很深厚的。到了“文革”，政协和民主党派被搞得一塌糊涂，祸根就是梁华新、官涛为首的极左分子。政协在“文革”中所遭到的灾难真是全国罕见的，请看下列事实：
“文革”开始不久，政协大院门口便贴出大字报，要“砸烂民主党派黑窝”。一批民主党派负责人瞬间成了阶下囚，其中有：莫乃群、张丘辰、先良、马明龙、龙明勋、黄启汉、陈汉流等，当时在“文革筹委”下，拿这批人轮番批斗，统统集中“学习”。有一天，政协大院球场上斗争一个家属，突然把这批人都拉到球场，叫这些人统统跪下听公安六条的传达。武斗时，政协大院成了打人、杀人的“地狱”，院中天天传出打人者的叫骂声和被打者凄惨的喊声，还有尸体摆在院子里。民主党派干部很多人被毒打，一些打手拿着棍棒刀枪，想打谁就打谁，民革一女干部练炳坤被装进麻袋中打，直到打得听不到呻吟才住手，民进的马任远被打得血肉模糊爬在地上起不来，连斗几天打几天，其惨状不忍睹，后被摧残致死，吕集义的爱人石宝康也是被折磨致死，（有人反映是先奸后杀），……这些打手想方设法折磨人，每天清早，用枪押着大批“牛鬼蛇神”面对面的跪下，要他们狠狠地互相打嘴巴，谁打轻了，即遭责骂、毒打，打人的花样之多，真是不胜枚举，闻所未闻。
68年区革委会成立后，梁华新、官涛搞了一个学习班，梁在开学时训话说：“要把民主党派搞个天翻地复、砸个稀巴烂”梁等人的目的确实是达到了。这个学习班长达11个月之久，派被斗的达到90％，参加“学习班”后全部人员被赶到西乡塘强迫劳动，在这个学习班中，大家受尽凌辱，过著非人的生活，叶干等人挖空心思折磨人，如逼迫马万里等人在烈日下装狗围着水塘爬，骑在他们的背上大声吆喝、踢打，“学习班”的人每天干十几小时大强度劳动，吃的是猪狗食，我和卢燕南养了2年猪，经常清早3点起床拉着板车从西乡塘到市区拉饲料，往返40里，日晒雨淋，下午才赶回去。平时开饭只有一小碗南瓜，很多人在这人造的恶劣的环境中被折磨致病……。在这样的艰难情况下，我们始终坚信，党总有一天，会为我们这些无辜的人伸张正义。
“文革”中我们被加上各种罪名，强迫我们承认是刘少奇同志的社会基础，林彪倒了又叫我们承认是林彪的社会基础，批邓小平同志时又说我们是“邓小平的社会基础”，“四人邦”垮台了，我们又变成了“四人邦”的“社会基础”，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党的三中全会以后，梁、官等人一直抵制三中全会的总线，方针、政策，如政协办公楼被外单位占据一直不归还。几年来，政协各党派都挤在斗室里办公，出于无奈才由政协牵头各民主党派联名写报告给区党委，要求建造办公用房，据说梁华新闻讯火冒三丈，批评张华说：“你这是想用民主党派来压我们”，又说民主党不该“直接上报告给乔书记”。张华同志反驳说：“乔晓光是政协主席，政协民主党派向自己的主席打报告，有什么不对”，梁才无言以对。
司机班长管副主席正象广东话说的，一百岁唔死都有新闻听。请看邹贞业委员的反映。
1年多来，区政协发生了一件颇为哄动的事，政协副秘书长官涛和统战部干部韦儒直接命令区政协的汽车司机班长，叫司机监视政协副主席张华和副秘书长钟国松的行动，他们两人每天到那里去，司机都要负责登记，3天上向汇报一次。这是一种公开的侵犯人身自由的恶行。官涛、韦儒是奉梁华新之命这样干的。在打倒“四人帮”6年之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广西壮族自治区首府南宁，居然发生这种践踏宪法的恶行，难道是可以容忍的吗？我们的国家是共产党领导的，党有党纪，国有国法，干部如果有错误，应批评教育，严重的应处分，这都是正常的。但不能用非法的手段，更不允许用盯梢跟踪的办法。用这种手段来整你领导下的干部，算是无法无天吧。
梁华新之所以敢这样做，背后还有什么人指挥，虽然现在尚未查清楚，但终归是会有结果的。
4月25日下午16小组在学习讨论政协章程中，委员们联系我区的实际情况时，集中讨论以下几个问题。
一、政协组织要宣传贯彻党的方针政策，现在要解决落实政策问题。李德韩委员说：我区落实政策晚了一步，慢了一些，落实政策问题不解决好，广西是很难搞上去的。现在区党委新的领导班子已经建立，对我区“文化大革命”以来遗留的问题的处理做出了决定，这是我区的转折，新的领导班子能够打开新局面，我有信心。
二、我区当前要把“三种人”拉下来，这些人现在有些还在台上，有些还在要害部门，政策落实不了。汤庆源委员说：隆林有个打、砸、抢者，对受害者说：“有意见到鸡笼去啼（提）”。可见“三种人”不拉下来，党的政策无法落实，“四化”搞不上去。
三、对平反“文革”中的错案，有些地方工作草率，对人不负责任，调动不了积极性。石锦莲委员说：融安县教育局长对学区的领导说：凡在“文革”中挨批、斗的老师，我现在宣布平反，大家回去照我的话宣布。就这么一句话，算是平反了吗？
四、对整个“文化大革命”的看法问题。有些委员说：我区“文化大革命”遗留问题很多，主要表现在：1.广西有没有所谓以韦国清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个问题大家的认识说是统一又不统一，中央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灾难，是一场浩劫。但还有人说广西的“文化大革命”是正确的，既然整个“文化大革命”都错了，怎么说广西是正确的呢？在庆祝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20周年时，廖炜雄还提出“文化大革命万岁”的口号。2.“七三”布告是对的还是错了？有人说是周总理签发的，不用怀疑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七三”布告左得不能再左了，在广西是对群众的专政。桂林有“八·二〇”运动，说广西师院是牛鬼蛇神的窝子，全市有5万人进驻，在桂林当时“官方”承认抓了7000多人，光师院就抓了二、三百人，有些半年释放，有些1年释放，敲死几百人，对“八·二〇”要个个人表态，谁说“八·二〇”一分为二，就挨批斗。3.清查“516”分子，手段是恶劣的，到处是反共救国团，现在定谁为“516”分子？一个也没有，不是左了吗？不是打击一大片吗？4.整地下党，广西地下党都受审查，说是刘少奇的叛徒党，有些人被整死了。5.广西有没有“双突”？廖炜雄一再讲广西没有“双突”。6.广西在“文化大革命”中打死那么多人，这些恶果是谁搞的？是谁指挥的？7.广西不仅有2个“凡是”，还有3个“凡是”8.我区基本是一派的派性掌权，形成了一股势力。9.我区成立革委以来，提拔了什么人，重用了什么人？有些人的的确确是造反起家，现在仍然在台上。
7组魏明河（农工区委会副秘书长）、杭维翰（广西大学顾问）、黄道存（农工南宁市主委）等委员说：总的来说，政协工作报告贯彻了政协章程和党中央关于机构改革指示的精神，对5年来的工作作了全面的回顾，是实事求是的。近2年来，政协工作有了很大的进展，各方面的工作比较活跃。特别开展咨询服务活动，很受群众欢迎，同时，还就各个专题（如：开发红水河问题，桂林风景区的建设问题等）邀请在南宁的有关政协委员和专家，进行实地参观，举行专题座谈，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发挥了政协和政协委员在四化建设中的作用。
7组唐逸云（农工桂林市副主委）委员说：
政协工作报告中对今后工作的几点意见，首先是进一步清除“左”的思想影响；并提出绝不能让“三种人”和杀人犯进入领导班子，这是符合广西的实际情况的，是恰当的。
（一）关于政协工作方面：
（1）要发挥“智力库”的作用
7组孙仲逸（四届政协副主席、农学院院长）委员说：政协工作报告中说政协是个“智力库”，这提法很好。但是如果将智力积压在“库”里面，那也不太好了。广西很多事情要做，农业生产也好，工业生产也好，都没有很好利用这些智力。例如：广西的农业生产应该怎样搞？粮食种植面积只占3000多万亩，森林、草地所占的面积大的多，如何利用？可以放到“智力库”里来商讨商讨。教育方面，在高等院校中如何使系主任有使用教师的权力，发挥系主任的作用，把学校办好？如何选派真正“内行”的人出国考察？这些都可以拿到“智力库”来商讨商讨。
王世荣（农工梧州市主委）委员说：政协委员中有各界的人士、专家、学者，在会议中可以分别组织他们座谈，听取他们对各方面工作的意见和建议。例如，医院也搞抓经济，搞责任制，这必然造成国家公费医疗费用的超支，这不是一个方向，而是生搬硬套。
（2）对今后工作的意见
7组王世荣委员说：今后的工作意见只是一般地提5点，对于结合广西当前的实际情况，如何搞好机构改革，处理好“文革”中的遗留问题，提得不够突出，且缺乏具体的措施。是否组织调查组，深入下面调查了解情况，提出意见和建议，协助搞好这方面的工作。
（3）建议加强与在各市、县区政协委员的联系
魏明河、杭维翰委员说：过去政协组织委员开展活动，只限于在南宁的区政协委员，在各市、县的区政协委员只是参加一年一次的全体会议，为了发挥他们的作用，建议举行有关座谈会或组织专题调查，也可以邀请他们来参加，或者委托各市、县政协机关组织他们开展各项活动。
（二）关于六五计划方面：
7组全世元（梧州市红会医院副院长）委员说：六五计划中经济效益和生产率的比例是不恰当的。全国六五计划在工业总产值方面每年递增7.2％，而广西只6％；1985年粮食产量达到280亿斤，这样的增长速度太慢了。医院病床的增加也太少了，卫生人员的增加，应该考虑到老医生的自然规律的问题，现在全区各个医院均感到医务人员的不足，而且现有的一些医务人员的技术水平很低，这个问题是值得注意的。
7组魏明河、黄道存委员说：两年来的实践证明，民主党派，社会团体，响应中央号召，举办各种类型的业余学校，方向是正确的。宪法第19条关于这点也作了明文规定，但在广西遇到不少阻力，教育主管部门大力支持不够，报上去了不批准，不承认，实际没有贯彻“两条腿走路”的办学方针。在65计划中也没有提到这个问题。建议政府加强对这类业余学校的鼓励和检查督促，并设立一个考试委员会，对在这些学校毕业的学生进行统一考试，及格的应承认其学历，按照需要与可能予以分配工作。
7组唐逸云委员说：六五计划的说明，一没有谈到依靠科学，二没有谈到依靠政策，这个帐算来算去没算到点子上，我认为这个计划是按照中央下达的控制数字，用加减法编造出来的。
7组杨溪如（广西大学教授、农工区委会副主委）委员说：“七·三”布告下达后，“军、工宣传队”进驻我校，物理系有一名叫胡万堃的学生是该系一个派头头，在9、10月间一连几天经常在晚上2、3点钟闯入我家，将我从床上拉起来训一顿。有一个晚上闯入我家，将我带走，并抢去电子管收音机一个（收音机以后归还了），我最小的孩子赶出来指责他不该拿别人的东西，他将我的孩子打了一顿，赶回家去，随后将我带到学校水塔附近偏僻地方，要我跪下，他在我背后拉动枪栓，我以为是要枪毙我，结果是假枪毙，又叫我回家去，他在西大只读了一年书，也算大学毕业了，领了文凭，后来分配到灵川县任科技局副局长。象他这样的人是否属于“三种人”？
4月25日，第5组的委员，对如何发挥政协的作用，怎样实行民主监督，解决好广西在“文革”中遗留下来的问题进行了讨论。
区政协付主席广西医学院付院长叶培委员说：“现在，党中央对广西在‘文革’中遗留下来的问题，采取的政策和措施是正确的，我坚决拥护”。他还说：“要解决广西在‘文革’中遗留的问题，第一，是要解决派性问题。过去，区党委都说广西没有‘双突’和派性问题，直到最近中央召集区党委主要负责人到北京开会，才说认识这个问题，由于广西被闹派性的经营了20多年，派性的影响根深蒂固，盘根错节”。
第二，不从机构改革着手，不根除派性，四化建设就落空。柳州水泥厂顾问杨璇委员说：“我们水泥厂厂长原来是办公室的一个秘书，是‘文革’中造反起家的人物，现在当了厂长，党内没有谁敢说，我们这些非党人士更不敢说。”在讨论中，委员们普遍反映，现在绝大部分单位的后勤、人事部门，由于派性的存在，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一无知识，二无专长。对党外人士和有知识的人，就是不给入党，即使入党了，也要分左、中、右。广西医学院付院长叶培委员说：“我们知识分子就要求为社会主义建设多作贡献，少给我们阻力，这就是我们知识分子的希望。过去，知识分子被帮派残害了。现在，我们是老年人当中年用，我们这样努力为的是什么，为的是祖国的荣誉和四个现代化的建设。”
陈学人委员说：“党的政策很好，贯彻执行阻力重重，融安县有个四汇林场，是1937年由教育、科技界10来个高级知识分子合资经营，向伪省政府申请领得荒山1800亩，大部分种杉木，到40年已完成造林，这些人都是统战对象，是发展广西林业的有心人。土改时林场无偿被没收。3年前，以莫甘霖林场董事长的名义，先后多次打报告给区林业局、区统战部、区侨办，请求按党的政策补偿投资，区林业局和区侨办，批转给融安县办理，融安县采用种种借口，说：”档案已烧了，拖了2、3年，没有下文。”
6组陈宪章委员说：“文化大革命”初期，区统战部副部长梁华新，通过驻政协四清工作队，后用通过政协文革小组、政协斗批改小组、政协革命领导小组一系列机构在政协大院造成了一场大灾难、大浩劫。现分别简述如下：
一、斗争吕集义逼死他的爱人石定康
文化大革命初以吕集义出版所谓毒草《绿珠唱和集》，《忠王李秀成》自述为罪名，把他从三江县四清工作队调回南宁，立刻进行斗争，并派人抄了吕集义的家，抄得2卡车东西拉来政协大院，又把吕集义的母亲强行送回农村。吕集义被抓走，母亲被赶走，全家抄得精光，在此走投无路当中，石定康自杀了。
二、百般折磨画家马万里。
马万里说“文化大革命”是江青整邓拓，于是开始对他进行了残酷的斗争，马万里的家连续被抄8次，他保存的名人字画、金石，包括他自己的作品，衣物等全部被抄走。斗争过程中对马万里轮番进行侮辱和毒打，在青山林场劳动时说他姓马，要他学马爬着走，劳动休息时，别人休息，一些工人便骑在他的背上要他绕着塘边爬着走，要他和陈国材、吕集义、陈宪章、马万里、马任远，双双对跪，互打嘴巴，打不下手，后面就有人打他们。马万里的衣物被破坏无遗，他的女儿缝来新的穿上后又被从背后剪烂，1969年后，马被送到政协农场劳动，又受非人折磨，最后把他定为现行反革命。打倒“四人帮”5年多了，他还在政协劳动，他的家属要求解放他，梁华新、官涛提出3个条件，①不走平反，只摘帽；②不许说他过去有作用，也不许说今后还有作用；③不许要求退还扣减工资。此事又交民主人士民主党派小组、干部、职工小组讨论，群情愤怒，要求无条件平反。但梁华新、甘草等在给马万里作结论时，仍然说他“犯严重错误”，每月只结生活费60元。“平反”后，桂林美术界接他到桂林漓江饭店休养，住了1个月，回来后就去世了，香港报纸曾发表文章悼念他。
三、逼死马万里的女婿吕牧石。
吕牧石在北京被错划为右派，跟随马万里来南宁，因未参加学习不懂得什么叫四旧，因此“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很害怕，把自藏的日本画及其它画稿烧了。莫裕乾得讯后立即斗争吕牧石，说他破坏“文化大革命”。他不承认烧毁字画是破坏运动，不承认立即戴高帽打锣打鼓游街，晚上又游，第二三天还威胁要游，因此被逼出走跳河自尽。
四、逼死雷沛鸿，揪斗他的爱人马清和。
原广西大学校长，西江学院院长雷沛鸿患高血压和动脉管硬化病在医学院留医。“文革”中被轰回家来，不久又说他的近80岁高龄的岳母，是地主婆，连拖带拉哭哭啼啼押上火车，接着斗争了马清和。梁华新说雷的岳母打骂他的小孩，是阶级报复，又说马清和用高级人参吊雷沛鸿的命，多吊1月多得200多元。后来雷沛鸿死了，马清和在政协大院大门口贴出大字报《雷沛鸿是怎样死的》，第2次遭到揪斗，大武斗之后第3次又被绑到政协大院秘密拷打，又拉去同张先辰、吴天佑、陈宪章等进行游斗。“七三”布告后，到解放路劳动，休息时要马清和跪下承认解放路是她烧的。
五、吕剑声被扫下农村，人被打死。
民革秘书处长吕剑声，做过伪县长，是投诚人员，但说他是地主，是万岗县“万人坑’的罪魁祸手，被斗争半月后，扫地出门，送回农村，其妻是棉布店职工，同时被扫下农村，儿女被扫走，吕剑声被扫下农村后，不久被人打死了。
4月25日下午，14组继续讨论。与会各委员畅所欲言，有的多次发表意见或插话，进一步深入讨论广西当前存在的问题。
钟国松委员说：广西文革问题迟迟不得解决，责任全在区党委那里。区党委主要负责同志不承认广西“文革”有杀人的严重问题。口口声声讲“非正常死亡”。“文革”死了多少人？3万多、5万多、7万多，到最近讲9万多，没有准，我不相信，光风山县这个10万人的县就死3000，其他多的县，据说贵县8000、灵山好几千，还有宾阳、上思都比较多的。一个平桂矿就有3000呀！广西“文革”当中杀人是有组织、有领导，上下一起干的。我老家陆川县那个武装部政委刘汉华，奉上面旨意组织杀人，上面说每个大队可以杀2－3人。他讲成每个生产队可以杀2－3人。别的县只杀人1天，他杀了2天人。有的生产队找不到借口杀人，就把小偷拿出杀掉。区文化大院，有个原区建工局的副局长杨亚陆，尽管他是志愿军的一个团政委、上甘岭战斗英雄，但由于不同意搞武斗杀人，跑到上海去躲一段时间，回来之后，硬活活把他整死了！有的只讲了“我对两派都不支持”的话，（我就是其中之一）就被关进牛棚，整得你死去活来。在牛棚里一天吃不到6两稀饭，冬天没有被褥，不让家属来看，甚至大小便都限制，经常遭到拳打脚踢。干这种事有功的人，还在台上掌权，怎么行呢？党中央十二大的精神不能贯彻、广西的形势怎么能好起来？最近乔晓光讲，他去中央汇报前还有派性，从北京回来之后说没有啦，人们不仅要听其言而要观其行。
严济邦委员说：“文革”当中，宾阳县我老家，制造了一宗在一天之内，把12个医生及医务人员“木决”的惨案！我亲弟弟因当过国民党的军官，在洋铁厂当会计，半夜被拉出去打死，平反仅给了60元，而打死我的弟弟的人还在，那天晚上同时被打死9个人。（钟国松委员插话：陆川县，杀解放前老的大学毕业生，凤山县杀得连个高中生都难找到了）。有的已接到上面电话通知，不准杀啦，但不执行，说先杀了再传达通知。注：木决，就是用木棍打死人。
钟国松委员揭发说：“广西‘文革’当中武斗杀人的总指挥是韦国清。刘重桂是忠实执行者。71年9.13林彪事件发生前夕，9.12广西各县的武装部都曾秘密通知各县委员到武装部集中了一个晚上，第二天说委屈大家啦，没事啦！大家回去吧，不要乱讲啊！其实这里是否同林彪准备到广州另立中央搞分裂、有密切相连呢？广西杀人是用“所谓反共救国军”、“地下党是土匪党”的罪名杀人的，杨烈是支韦的，但他的游击队员，挨杀了不少，他家挨杀了5人。钦州地区的地下党被杀的更多。凤山县武斗，是百色军分区一个副司令带部队去打的，造成大惨案：这个副司令员被打死了，都不敢公布。南宁市解放路武斗，有个点是一邦转业兵据守，联指派去打，死了百多人，后来动用解放军去打，这些转业兵感到不该打解放军，就投降了，结果被全部打死了，一个不剩。
刘重桂不单武斗杀人，还乱搞两性关系，被他搞的足有一个排，就在中越反击战的紧张时期，他也在“寻欢作乐”。
钟国松委员说：肖寒、赵茂勋、梁华新等，都是南宁市武斗的组织指挥者。肖寒承认南宁市至少死5000人 其实有的县里的人说押送回县去，到郊区就都给杀掉了，8000都不止。郭耀卿在市河南搞武斗，死了三四百人，肖寒把他从工人提拔为市委书记。肖寒本来有60多岁的啦，但填表时说56岁，这使人感到他很不老实。
赵茂勋 应该是属于坐直升飞机上来的干部，刘重桂器重他，掌了广西的大权。武斗他戴藤帽下去直接指挥，是他让把袁家柯的老婆剃光头捆绑拉到纪检会去的。是他亲自带着纪检会一邦人到处抓人进牛棚的。
梁华新 是作为壮族干部破格提上来的，这个人在“文革”当中是干将，是他把李隆部长整死的。官涛在区政协是在梁华新串通和指挥下干坏事的。
现在大家听说要把肖寒、赵茂勋等调到外省去工作啦，这样急调走，急处理，大家有意见，因为他们的问题严重，没有向干部群众讲清责任，本人应该很好受教育，希望区党委慎重处理。
孙振国委员说：广西50年代时还象点样，大跃进之后，风就坏了。现在有的领导口口声声讲形势大好，可是广西的物价高是全国第二。问题年年提，照样没有解决，什么原因？一是领导自认为高明，不懂装懂；二是没有为人民办事的精神，当大官、说大话，不下去认真调查研究，办点实际事。建议各部门各单位、每年要很好订措施规划，年终检查总结。就拿蔬菜来说，公家每年填进去几十万元，群众也没有吃好，难道不触目惊心吗？我不信如果有人承包你这几十万，就办不好城市的蔬菜供应？还是领导无能。
1、关于提高教学质量问题
目前我区教学质量很差。广西大学到40多个“老、少、边、山、林”的照顾县招生，有的县降低了两次分数线还招不到一个。有的为了照顾勉强招来，到校后跟不上，上辅导课也不能提高很多，最后是留级或不能毕业，严重影响了教学质量。现在有的学校招了预科班，基本上没有汉族，但人数较少，5年才能出来。要求“老、少、边、山、林”应有计划地普遍提高中小学教学质量。比如河池、百色地区可以集中几个县办个重点中学，选好教师任课，重点培养，这样可能就提高得快一些。现在有些“工农兵”大学毕业生任教，他们本来就学不到什么，耽误了自己，现用他们任教，没有水平，反会误了后代。
2、关于教育经费问题
广西农垦大学有许多事情要办，政府每年向学校要300个人材，但没有经费，设备差，政府又不配足人员。每年现只能给出30个人才。
作为教育经费发到学校的，实际上主要是人头费，住宅金，用在教学上的很少。如横县人头费是总经费的92%以上，用来搞教学的不到8%。
学校设备极差，但又没有钱搞设备，梧州市一中有2000多人，但没有实验室。教育讲要面向农村，怎么向法？博白高中经费极缺，向上申请，回答是要自己解决。东平初中校房极差，前段时间房屋塌下来，压伤了7个学生。
教育经费现在不是增加了，而是减少了，50年代经费与现在一样。60年代初学生人均6角多，文革后4角多，现在是3角多。
3、关于教师的待遇问题
到广西来工作的区外知识分子，应得到补贴，但这与区内的有矛盾，应解决。有些地区也应有补贴。西大有24个专业，任务重，但只有500个教师顶用，近几年走了30多个，去年我区派3个代表团到外面请知识分子，但没得到一个。去年西大派人到南大请教师，南大说只要有人报名，不管是教授还是讲师都给，但没有一个自愿的。这都是由于我们不解决好知识分子待遇的结果，广西有些知识分子在外面工作，以前想回来，但一看广西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不好，就不回来了。
政府对教师的生活不关心，教师没有补贴，没有书报费，玉林地区有的学校教师一年领不到一元奖金，博白县高中25个班，每期300元图书费，怎样订报？教师住房不解决，社会上对教师不尊重，教师积极性不高。
4组陈传赞委员（合浦县工商联主委）说，合浦县在1968年3、4月间被杀的人很多，据官方透露有1600多人，而民间传说是2000多人。杀人最凶的地方是县属西场、沙岗、福成等公社。据闻杀人是有布置，有任务的，当时的沙岗公社七星大队的书记就因为不执行任务，保存了一个姓刘的小学教师的命，因而受到“杀人不积极”的批评和撤职处分。
合浦县杀人是很残酷的，彭师琪一家被杀害，杀人凶手莫家俊（当时是石康镇的抓总）取了韩两个儿子的肝招摇过市，还拿来吃了。现在莫家俊已调到县工商局当副局长了。合浦的名医岑运彬（县政协委员、民主党派成员）被李卓凡（皮防院干部）、李施昆（新华书店干部）等人拉到廉州大医院外的水鬼殿打死，打死前由李施昆带一班打手抄了他的家，抢了大批医疗器材及其他财物。死者家属多次要求惩办凶手和追还被抄物资，但一直没有落实。老中医岑观海是被该中医院职工褚德荣纠集一伙打手与孔超卓等人打死的，闻该院在清理三种人中，交褚德荣（现升为该院人事股负责人）包干落实，有人反映，用三种人去清杀人凶手，能搞出什么名堂？现在合浦县关于清理三种人和落实政策问题，搞得很慢，三种人有的升官，有的还在台上，群众意见很大，坚决要求把三种人，特别是血债累累的杀人凶手拉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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