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83-6-17 作者：广西区党委处理“文革”遗留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
广西区党委处理“文革”遗留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现就广西区党委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工作会议反映出来的，有关韦国清同志在广西“文革”期间所犯错误事实分3个问题整理如下，供中央参考。
第一，韦国清同志应对广西1968年乱打乱杀害死大批干部和数万群众负主谋、祸首的责任。
第二，广西“文革”形成的帮派是以韦国清同志为首脑的宗派集团，特点是杀人夺权，上台干坏事，对抗三中全会以来的中央正确路线，压制群众，统治广西15年之久。
第三，三中全会后，广西区党委坚持所谓文革中韦国清的正确路线，对抗中央，压制群众。韦国清遥控广西，造成严重后果。韦国清同志的错误性质、结论应由中央来做。这里只摆事实、证据，供中央参考。
广西大规模杀人、打死人是1968年4月开始，7月是第二个高潮，延续到八九月，两派武斗致死的人很少，绝大多数是被韦国清为首的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有组织、有计划、统一布置、统一指挥杀死、打死的。
韦国清号召杀人的证据和后果：
（1）1968年4月初，韦国清与广州军区司令黄永胜、广西军区司令欧致富等人内定广西4·22为“反革命组织”。在广州军区支左办公室工作的陈雄同志去信给避难到武汉的钟国松提及此事，要他不回广西。（钟国松同志作证）
4月中旬，军区布置地市军管会，“向阶级敌人主动进攻”，刮12级台风。4月20日，玉林军分区召集各县、公、检、法军管会负责人开会，贯彻区革筹小组和军区指示。陆川县是4月23日在公安局召开公社武装部长、公安员和革委主任会议布置“刮台风”杀人。4月26日开始杀人，28日晚上大杀，29日晚继续。该县杀死、打死1452人，绝大多数是4.28、4.29两晚打死的。容县被杀1200多人，一个县竟然搞出有43个“反共救国军”，有正、副司令8人，正副军长41人，也是4月份开始大量杀的。贵县是4月13日开始大屠杀，该县县委现在统计杀死2899人。（群众统计有4000人，仅县城就杀死800人）
（2）韦国清于4月26日在革筹小组接见南宁三代会、两大指挥部主要负责人会上的《重要讲话》（上午9:30时至下午2:20时）就是杀气腾腾的：“不管阶级敌人多么猖狂，他们最后一定会失败的”。“我们同他们的斗争就是同国民党斗争的继续，就是同资产阶级斗争的继续，就是你死我活的大搏斗。”“所以我们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打击这些阶级敌人，就是白干了两年！”“广西地处边防，是援越抗美的最前线，又是解放前国民党桂系军阀的老巢，阶级斗争十分复杂，有暗藏的特务、叛徒，有残留的桂系军阀残余，有钻进革命队伍的反革命两面派，有地、富、反、坏、右，他们干尽了坏事。我们要擦亮眼睛，把这些坏家伙揪出来示众”。
“我们说血债一定要用血来还！”
有一段话简直是为他68年大杀人自画像：“广西有一批人过去血债累累，有的互相勾结，狼狈为奸，在“文革”中有的赤膊上阵，妄图篡党、篡政；有的幕后策划，煽动分裂，制造事端，挑起武斗。”“一切阶级敌人，在他们行将灭亡的时候，总是要玩弄各种阴谋诡计，进行垂死挣扎，我们要和他们作殊死的斗争。”“对阶级敌人，不断地、主动地打进攻仗。对敌人我们绝不能手软，或者犹豫不决，要猛烈地向敌人进攻……把他们打翻在地，再踏上千万只脚，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不要看那么一小撮阶级敌人很疯狂，但我们一点他，他就会粉身碎骨。”
根据韦国清的指示，广西日报68年5月17日刊登了各军分区、地区革委的负责人讲话，口径和韦国清上述一样，都是要“主动地、不停顿地向阶级敌人猛烈进攻。”广西联指报4月30日发表 “外省五人”的万字长文，更是杀气腾腾：“警告阶级敌人，不许轻举妄动，否则自取灭亡”，“不见棺材不掉泪，对待反革命暴动的态度，一是反对，二是不怕……主动对阶级敌人发起猛烈的进攻。”
（3）武鸣县是韦国清四清蹲点的样板县，被杀死、打死、害死2100多人，其中干部74人，工人11人，贫下中农和学生1278人，四类分子及其子女802人。大屠杀是韦国清授意干的，铁证是：他在四清蹲点的梁同大队支部书记梁家俊，副支书黄锡基（韦国清蹲点住在他家）、前任支书梁其均等3人于6月下旬到南宁找韦国清请示汇报，还带了西瓜送给韦，当晚9时，韦国清和贺亦然到区团委办公室接见他们，大队党支书梁家俊说：“我们要把那些反对你的，想打倒你的“4·22”反革命牛鬼蛇神统统都干掉”。韦国清笑眯眯，不正面回答，却兴高采烈和大队3个干部谈判到下半夜1点钟才走。已经向韦国清摸底的3个干部回去。6月26日晚上策划行动，当晚就杀害蒙世太、蒙世坤等19人，随后连续杀人，已查明被杀的共48人（最近又查出漏了6个，应是54人）顿琶三队有一家7口被杀死6人，仅剩一个5岁女孩不死。事实证明韦国清是武鸣大屠杀的主谋祸首。梁同大队是最先动手杀人的，全县推广了梁同大队经验，梁同大队副支书黄锡基杀人立功，直升武鸣县委副书记兼城厢公社书记（已病死）。支部书记升公社企业办主任。该县县委书记处书记、县长邓维祚也被毒打及掐死，制造上吊自杀现场。此外，武鸣华侨农场有107人被杀后斩头、割睾丸、挖肝、吃人肉。武鸣中学校长王世泉父子、兄弟5人被杀后挖肝炒肉、王校长被凶手割掉阴茎泡药酒，儿子王绍寅被挖肝后还割肉7斤8两，都被凶手炒吃了，对武鸣县的大屠杀，韦国清是逃脱不了罪责的。
（4）1968年6月23日，韦国清为首的广西革筹小组，广西分区发布《关于破获反革命集团“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反革命案件的公告》，这是“杀人帮”制造的大冤案，是为了大规模杀人而搞的档案，到处抓人逼供讯，不承认的立即打死，承认的随即打死。广西联指同日发布《关于彻底摧毁蒋匪反革命集团“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的总攻击令》公开叫嚣要彻底干净消灭之！成为大屠杀的依据。容县被诬为“反共救国团”而被杀的就有731人，其中十里公社大朋大队支部书记一人就点名杀死37个人，都说是“反团”，有三户全家被杀光。
上思县当时12万人，被杀死、打死1639人，占1.34％，其中干部162人，工人61人，农民720人，四类分子689人。
公然由军区派一个营长带两个连去“剿匪”杀人。杀死的人，都报“战场击毙”。县武装部长段正邦是直接指挥杀人的罪魁，普遍挖肝，在革委会吃人肉。有轮奸致死的，杀夫占妻、杀父占女的，武装部科长韦正宣到堤高大队指挥杀死60多人。那坦大队民兵营长马仕琼杀人40多个，强奸妇女20多人。上思县被称为“土匪”的干部517人，群众1153人。
那坡县武装部长孙相云听收音机偶然有“的、的的”杂音，就下令追“反共救国团”，分析敌台在广播站技术员陈积初处，抓来吊打致死，又抓死者妹夫水电局技术员张振光吊打致死，还查不出电台，又抓粮局干部刘建奎、居民黄镇，逼供打死前假供“反共救国军”政委是副县长郭跃卿，师长是法院干部黄庆，这二人被假枪毙，几十人被吊打，还追查到农村。这个武装部长听“的的”电波声，就追查打死28个人。
北流县新丰公社追查“反共救国团”抓了304人，打死110人。南宁当时传说从民族电影院后面搜出国民党的旗子和反动证据，事实上电影院后面正是市公安局一科所在地，拿出这些证据是制造“反共救国团”假案的需要。
（5）韦国清、欧致富、焦红光等人欺骗中央。谎报广西有“反共救国团”，把大屠杀引起铁路交通停顿，诬陷小派破坏铁路交通；把两派夺枪，诬陷小派抢劫援越物资（柳州4·22抢了三个车皮的武器，全区联指则由军区、分区、市、县武装部大量发给枪弹）。于是，由广西革筹小组起草，中共文革定稿，由中央发布《7·3》布告，号召“向阶级敌人发起猛烈进攻”。韦国清为首的帮派利用《7·3》布告作为发动更大规模屠杀的借口和依据。“7·3”布告事实上成为镇压群众的动员令。南宁地区屠杀17000多人，绝大部分是贯彻“7·3”布告而杀的。
宾阳县杀死、打死、害死3850人，“7·3”布告下达后死的达3758人，占98％，完全是韦国清为首的革筹小组、军区、分区、武装部有计划有组织进行的屠杀。韦国清是决策者，县革委主任、6949部队副师长，王建勋（现广州警备区副司令）指挥杀人，7月23日，新兵召开落实“7·3”布告誓师大会9000人参加，7月26日，积极布置杀人，搞“群众专政”，王建勋说：“用不到三天就可以干掉了，又不花一枪一弹，这个任务（是韦国清布置的任务）要坚决执行”，“时间3天，行动好坏，是衡量那个地区领导的觉悟问题，今晚我讲的，只能在座的同志知道，不能说是上级布置，就是讲出去，我也不认帐。”
县军委会副主任说：“交给群众零敲碎打，节约子弹……你们当好观察员，自己不要参与，否则将来会变成幕后者”（以上讲话记录，几个人的都一致，并非孤证）。第五次布置杀人会上，县武装部政委（现南宁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说：“要掌握名单，专政谁，民兵营长心中有数”，在统一布置，统一指挥下，12天内杀掉1997人，“煞车”会议后，还杀1853人。王建勋说：“极坏的杀得差不多了，杀下去就不好了。但如果群众认为是坏的，还要专政。”该县医院有八位主治医生、科主任、副院长、被打死7人。王建勋说：“医院一百多人，不死他一、二十个算什么。”
七月下旬，韦国清在北京给南宁打电话提出要把“反共救国团”处理清楚，要武装灭火。
8月28日，韦国清在南宁五十多万军民“庆祝广西革委会胜利诞生大会”上讲话：“以林副主席为光辉榜样，永远忠于……”，“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其他反革命分子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肃清国民党的残渣余孽。”至此，广西城乡已屠杀74000多人，正如杀人者狂欢叫喊的“广西遍地红了！”韦国清还要狠狠打击，还要更红。
1968年4至8月底，150天内，造成4个重灾市，26个重灾县。仅南宁地区就打死17715人；玉林地区8200多人；桂林地区10000多人；柳州地区7000多人；钦州地区上万人；河池地区6000多人；（梧州、百色地区不详）。南宁市8000多人；桂林市3000多人；柳州市3000人；梧州市1600人。
据区民政局1974年统计全区农村和圩镇居民（不包四市、区直和厂矿）1968年被杀死、打死的共75761人。其中农村社员和圩镇居民26040人；四类分子及其子女49721人。
最近区党委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工作会议统计则是7400多人，这还是不完整的答案。民政局同志认为，68年非正常死亡超过10万人，公安厅唐家仁（当时在公检法办公室）曾估算16万人，作为民政局做救济预算的依据。也不够确切。在没有全面查清之前，暂按74000多人计算。
（6）韦国清给军区的指示有：“1、斗一批。2、抓一批。3、判一批。4、处理一批。”当时说“处理”就是“交给群众专政”，打死了算。现在出版局任副局长的刘彬68年任职安县武装部政委他说“四个”一批是革筹和军区布置的，该县就处理（打死）1305人。
区党史研究委员会副主任杨烈同志的亲属被杀5人，剩下2个侄儿也到外县外公社做上门女婿去了。杨烈同志革命40多年是解放战争时的桂中南地委书记，粤桂边纵八支队司令，国民党没有把他家人杀绝，韦国清策动的大屠杀使他家散人亡，他沉痛地说：“教子教孙不要学韦国清搞文化大革命乱打乱杀人。”
（1）韦国清出尔反尔，把自己同意站出去的贺希明同志打成“反革命”，说成是广西分成两派的根源。1967年2月中旬，韦、乔与王荔（中央文革广西特派员）在乔家密议如何应付局势，霍泛也到来。乔说：“区党委已被夺权，书记常委难以碰头，照此下去，与其死在一堆，不如设法各奔前程。”当时要人出来“抓促”，王荔认为韦乔都不行了，而贺希明的大字报较少，站出来易一点、韦、乔、霍都赞成这个意见。韦认为贺要站出来。可以抓住批判韦、乔，肯定群众夺权，发表声明，在群众中亮相。贺同意这样做，进行了串连，安平生夫妇到贺家苦苦求贺让他参加发表声明。安哭了鼻子，安的妻子还恳求贺的妻子李德欢在贺前求情，无论如何也要让贺参加发表声明。
这就是《二一九声明》，发表后贺希明等同志参加了抓促指挥部工作。但因为军区表态支韦，群众组织才分成两大派，韦掌了权，竟批判《二一九声明》是反革命声明。贺希明等同志被定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被残酷斗争，关押，到全区各地游斗，贺希明同志含冤至死后，区党委还印发他的最后一份检讨，形同鞭尸，死了也不饶。霍泛，傅雨田、谢王岗，袁家柯等大批老同志长期受逼害，有的被排挤出广西，有的被打下“地狱”，有的流放，如孙朝相同志（南宁地区专员）只因为不支韦，被放到一个县的小工厂去做一般干部，史乃展（老宣传部副部长，科委副主任九级干部）只表态一句反对韦国清，就被放到邕宁县新华书店做副经理，摆书摊，退休回老家时，组织部填其职务还是县书店副经理。韦国清的亲信梁华新（统战部副部长）把部长李隆斗打，关押歧视，定为“现行反革命”，最后含冤病故。民革中央常委、广西副主任李任仁受磨折中被水淹死，在国内外影响极坏。区党委第二书记说了一些真话：“广西生产象乌龟爬河”等，被韦国清诬陷为“上了林彪贼船。”长期受迫害，82年病故。
（2）韦国清、刘重桂打击广西地下党，定为“大案”“要案”，诬为“土匪党”“地主党”“叛徒”株连的达1万多人。仅博白县被“清查”出“叛统”3390人，加上其它的“阶级敌人”共10880人，其中定案的8774人。干部被打叛徒的674人，特务120人，反革命374人，全国有名的语言学家王力（一级教授）原籍博白，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地下党被骂成“奸匪”比国民党骂得更凶。
韦国清的家乡东兰县也受韦国清的毒害，有16位老干部被定为“叛徒”，农村红军时代的老人被打成“叛徒”的达137人，包括韦拔群的弟媳，县苏维埃妇女主任黄美伦，坚持斗争20年的黄青兰。
要特别指出的是，韦国清于1967年最先出大字报攻击当年的红七军政委邓小平同志“开小差”。韦国清自认是红七军快离广西北上时在河池整编前入伍的，没有资格谈红七军起义史，“文革”中却无情打击东兰凤山地下党攻击邓小平同志，这种罪恶行为就是对红七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叛变！河池地区10个县被打杀，死千人以上的有5个县，军区组织武装到凤山县，“剿匪”，杀死1000多人，所以东凤一带群众痛恨韦国清，甚至要挖他的祖坟，认为韦国清比当年围剿根据地的白军军长廖磊还要坏！
（3）韦国清重用的帮派人物，“文革”中罪行严重的有：
安平生 大批冤假错案制造者，帮派后台。
刘重桂 在广西掌实权10年，害人最多，腐化透顶。
赵茂勋 韦国清帮派的组织者，审干害人最多。
肖寒 南宁武斗策划指挥者，韦、乔心腹接班人。
梁华新 逼死民主人士多人，帮派大头目之一。
史清盛 “反共救国团”制造者，由公案厅副厅长升副主席。“红色公安”后台。
刘、赵、肖、梁、史五人被群众称为广西“五霸”，现在又叫“乱广西的五鼠”。
韦国清还重用造反起家者掌握大权：
廖炜雄原为副科干事，升革委付主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副部长，宣传部长，疗是广西联指副总指挥赴京联络站负责人。
杜易 原为隆安县委副书记。52年入党，“文革”指挥杀死1600多人，下令处死57年错划右派的副县长何竹。升区党委书记，现梧川地委。
岑国荣 原为柳钢箝工班长，武斗指挥升中央候补委员，区党委常委，工会主任。
郭跃卿 原为糖纸厂工人，南宁南岸武斗指挥者，升中央候补委员，南宁市委书记、区轻工局副局长。
韦国清重用的“三种人”，大部份与杀人有牵连。一部分是支“左”夺权的人，他们是逼害老干部制造冤假错案的人，“三种人”占据组织、宣传、纪检、公、检、法、办公厅等要害部门。
各地、市、县的领导班子以“支韦”划线，“文革”杀人越多的官越大。杀人入党、升官，掌权及继续干坏事，上上下下，形成了泼水不入的组织体系。估计全区县以上领导干部中，“三种人”不少于1000名，85个县平均每县有3至5人，地、市平均10余人。区直属机关领导班子则是“三种人”汇集之地。厂矿、铁路、农、林场、大专院校，“三种人”都在台上，成为处理“文革”遗留问题的阻力。
广西帮派是由韦国清组建、安平生巩固，乔晓光发展的。据1981年秋中组部调查广西区党委组织部、人事局，70多个副处以上干部，仅3人无派性。其余不是选反起家者，就是搞三办、审干、逼害老干部的，以及支“左”夺权的。公安系统文革前72个副处以上干部，只留2人，其余均受排挤下放。22级的一般干部潘玉臣，是连指副总指挥，升为副厅长，工资升了4级。
容县造反司令庞昭南，由青年团干事升县委书记。她策划指挥杀害1200多人，罪大恶极。在帮派势力庇护下，长时期窃据县委书记要职（调钟山县任副书记，免职未久）。
以上，是韦国清选拔的“接班人”、“优秀中青干部”，叫做“韦老爷体系，赵茂勋苦心经营的”干部路线。
（1）打倒“四人帮”前夕，全国仅有3个省及市在追悼毛主席的唁电后面“向江青同志致以深切问候”，一个是丁盛所在的南京部队，二个是韦国清操持下的两广。而且，韦国清、安平生是批邓的急先锋，他们带头签名要求中央点名批邓，两人深夜动员广西县以上干部批邓，真是赤膊上阵，迫不及待。
（2）打倒“四人帮”后，韦国清又紧跟华国锋，坚持“两个凡是”。乔晓光在广西又坚持多了一个“凡是韦国清定下来的都不能变动“。区党委常委班子有杜易、廖炜雄、岑国荣、曾小平、梁吉泉等五架“直升飞机”，是韦国清在广西时定下的调子，迟迟不给所谓“伍修集团“平反，地下党老干部绝大多数降职使用，而且还做副职。“4·22”观点的干部一律不得重用，下放的不予收回。更重要的是对“反共救国团”假案，对“7·3”布告，定为禁区，不许触犯。
（3）1978年12月，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20周年大庆时，韦国清身为中央代表团长，回来公然宣扬派性言论，强调广西“文革”的伟大成就，继续攻击贺、霍、付、谢等人。他在桂林讲话更严重地宣扬派性，不许为“8·20”事件翻案。广西为20年大庆挥霍了几千万元，搞几十辆大型彩车接受检阅，一辆要花1、2万元，仅仅通过主席台给韦国清看一眼便了事，还大放焰火，群众说是“庆祝壮王加冕”，到处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的大字报。
（4）广西帮派头目每到北京必到韦国清处请示，聆听“上谕”，作为中央指示回来传达贯彻。廖伟雄下放到梧州后还直接给韦国清打长途电话。自吹“我可以随时和韦国清通电话”。“有国清在中央，我们就倒不了”。“现在退一步，是为了将来进两步”。1981年中央工作组到广西调查文革遗留问题。给中央写了报告，广西区党委主任钟绍壮等6人控告中央工作组和反映情况的老干部。乔晓光派贺亦然到京找韦国清、华国锋、王任重，游说工作组偏听偏信，韦国清对向中央反映情况的林克武等同志十分怀恨。覃应机同志说：“国清对林克武意见很大。”因为69年林曾向胡耀邦同志汇报广西“文革”问题，韦十分恼火。
（5）中央要将赵茂勋调离广西，赵向韦求情后，韦向王任重等同志说项，仍把赵留在广西，以免伤了韦的根基。
（6）韦国清要广西区党委写作班子为他写辩护书，韦国清说“人家能写多厚你们也可以写多厚”。
（7）乔晓光一直坚持“韦国清同志代表的正确路线，死保广西‘文革’成就，不许给冤假错案平反”，三中全会以来，对上抗拒中央，对下压制群众，不许讲广西死人问题，更不许上挂到韦国清。造成天怒人怨的严重后果。
参加广西区党委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工作会议的1060多名干部中，多数人认为：韦国清同志在广西“文革”期间，从理论体系到组织体系，都是坚持林彪、江青那一套极左的路线、方针、政策。事实上起到了林彪、“四人帮”在广西的代理人作用。他和华国锋一样，是造反起家的人物。所谓“29个省市唯一不倒的第一书记”（贺亦然评语）是先跟林彪，再跟江青，又跟华国锋。都是跟得最紧最紧的。由区党委第一书记一跃而中央政治局委员（与陈永贵同时上，而未同时下），人大副委员长。青云直上，炙手可热。他在广西的错误是极其严重的，杀人之多，吃人肝人肉之惨是古今中外所罕见的，这罪恶的一页，玷污了我党我军的光荣历史，应于洗刷，以正党纪国法。
为了彻底处理广西“文革”遗留问题，既坚决，又慎重地处理“三种人”平反冤假错案，必须处理好关键人物和重大问题，才能解脱大批有一般错误的同志，稳定局势，团结多数，广西广大党员群众要求中央审查韦国清同志的问题，责成其向广西党组织和人民承认错误。并认为他已不配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人大副委员长。考虑他在解放前对革命事业有一定贡献，如能认错，取得党和人民宽恕，可安排到政协担任适当的工作，或离休当顾问。
广西区党委处理“文革”遗留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1983年6月17日
来源：根据档案材料翻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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