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83-6-26 作者：会议简报编印
会议简报编印思阳镇委书记陆开程同志说：党的三中全会，中央制定了拨乱反正的方针，但我们广西贯彻得很不得力，有的根本就不执行。因为当时的区党委认为广西在“文革”中执行了一条“正确的路线”，实际上，广西与全国一样，都是在极左路线指导下搞运动的，根本就不存在什么“一条正确路线”。但由于前区党委派性严重，始终认为是执行了一条正确路线。这与六中全会的决议是相违背的，是一种颠倒是非的说法。我县“文革”中大量杀人，是广西区党委执行极左路线的结果，当时杀人是有准备、有预谋的，并且还搞杀人灭迹，他们对于什么人可在白天杀，什么人在夜间杀，都事先有了安排。四类分子在白天杀，还让家人去收尸；干部杀了，不让家人收尸，马上叫“牛鬼蛇神”拉去埋，有的还被挖肝挖脑。如此地草菅人命，怎能说是执行了一条“正确路线”呢？
在妙公社党委书记施有贵同志说：长期以来，广西不执行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主要是说广西在“文革”中执行了“一条正确路线”，说明白一点，就是说支持韦国清的就是“正确路线”。到底广西在“文革”中是否执行一条正确路线？我们广西、我们县在“文革”中的大量事实说明，广西在“文革”中并非执行“一条正确路线”，而是一条地地道道的林彪、江青的极左路线。拿我们县来说，死了1600多人，在妙公社20000多人，就死了133人，其中干部131人，死得都很惨。如李文兴、刘志等，是在自治区下达不准杀人的通知后被惨杀的。68年4月23日，在七门圩杀了8个人，这是完全有组织有计划的。在前一天晚上，张明峰、段振邦点了在妙跟不上形势后，许绍秀、班其禄就急急忙忙召开会议，说：我们不能再落后了。第二天就派陈绍章到七门布置，陈打电话叫各大队在第二天圩日拉一批人来批斗。第二天，各大队都拉来了一些人，批斗会后，就把人押上拖拉机亮了一下相，就叫民兵拉到旧粮所去杀掉了。我在广元当老师时，有一天，思阳公社武装部干事韦元翠到广元去召开批斗大会，把三个四类分子拉来批斗。开始，组织群众和小学生唱《东方红》，然后就叫原广元大队干部陆景加、陆锦秀等人把三个四类分子押到路边，叫几个女民兵开枪，用以壮胆。打死以后，韦元翠又过去亲自翻尸看是否已打死了，过后不久，陆巨吉下广元去，在寺城学校边碰见我，我当时很害怕，想绕道走开，但这时他把我叫住了，问我说：“你现在怎么样？要认清形势，否则要交给群众专政！”又说：“但也不要怕，现在是杀阶级敌人的！”又有一次，我到公社去要介绍信，陆巨吉碰见我，叫我到他房里去，拿出3、4页纸的名单跟我说：“今天又杀十几个，这些都是阶级敌人！”
这些情况表明，当时我们县执行的是一条地地道道的极左路线，我们县的杀人问题，并不是群众自发起来干的，而是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地进行的。
我县在“文革”中被无辜杀害和迫害致死的共1600多人，占全县当时人口的1.34％，其中属干部、职工的223人。从财贸战线来说，就有77人死于非命，占全县被杀害干部、职工总数的34.9％，灾害特别惨重。
人们不禁要问，上思在“文革”中没有发生武斗，为什么在革委会成立后反而发生如此残酷的大屠杀呢？是“群众运动”、“群众专政”吗？不是，绝对不是，而是由当时的县革委和人武部段振邦、魏冠华、张明峰、赵炎初之流有计划、有步骤、有组织、有领导制造出来的。现列举如下事实：
1、1968年3月17日，段振邦、张明峰、张志安等召开电话会议，限于20日前各公社、大队要建立“打黑风指挥部”（实是乱杀人指挥部），并配备有脱产民兵（实是行刑队），公社配一个排，大队配一个班，随时动用。
2、上思县革命委员会是68年4月13日成立。被杀害的财贸干部、职工是在5月27日前后被分散或成批杀害的。
3、层层建立揪斗机构，逐级上报进度。县有“三办”、“清办”，财贸有以黄绍逢、陆阳为首的“财贸战线斗、批、改领导小组”，还有黄海波当高参。揪斗和杀人的数字逐级上报，至今还留有部分他们杀人的罪证。
4、被杀者个个整有材料，捏造罪名后杀。商业的黄菊芬、谭新进都是陆阳等人整理黑材料定性后被害的。
5、账目有移交。凡他们计划杀的对象，都事先被通知把账目移交清楚。商业的会计，出纳或门市部、粮食的账目、银行的金库等都办妥移交手续，没有那个被杀害者的数目弄不清的。
6、杀时有安排。就以县四级干部会期间拉到思阳粮所杀害的那一批同志来说吧。为什么陆光春同志送到“三代会”了而不要去？黄安吉同志送到东门桥头还要追回来？而黄菊芳同志躲在家中却不能幸免？这分明是定了名单的。
以上六点，足以驳倒“文革”期间杀人是“群众运动”、“群众专政”的谎言。充分说明了当时的县革委和人武部领导人是有组织、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大屠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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