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83-7-2 作者：会议简报组编印
会议简报组编印综合公司蒙焕瑚同志的来信说：在“文革”的动乱岁月里，我受到原公安局干部黄桂生的无情打击和残酷迫害。
事情是这样的。1968年7月间，我在明江旅社当会计。与原总店会计张道能关系较好。（张于1957年被错划右派，于1961年脱帽后调到总店任会计，文革期间被揪斗。平反后调任县轻工局副局长，今在区水电局工作）。
一天，我忽然获悉总店“联指”准备揪斗张道能的消息，立即写一封信，托罗炳和（当时任总店经理）交给当时在南屏劳动改造的张道能，不想此事被黄桂生察知，即派思阳大队民兵去捉拿，搜出了我那封信。
于是，祸从天降。想不到一封普普通通的信件，却使我蒙受一场灾难。
7月中旬，我被黄桂生派来的“专政”队伍花大绑，解赴县公安局。我在拘押期间，不分昼夜一直被捆绑着，饿疼交加，呼天莫应。在整个审讯中，始终全由黄桂生经手。他凶残至极，酷刑用尽，不是拳打脚踢，就是鞭挞棍揍，其手段之烈，令人发指，无法言表。我身心受极度摧残，左手曾麻木僵直，动弹不得，长达一年之久。后寻医觅药，多方治疗，才勉强恢复常态，但至今每逢阴天，仍疼痛不已。
在无休无止的审讯中，黄桂生逼我供出我是原派出所所长李付业的联络员，明江旅社是反共救国团的联络站，李付业的联络站。追问我与李的特殊关系，把一大堆的罪名强箍到我的头上。我义正辞严，一一否认。可见以后李付业同志的遇难，肯定与黄桂生有很大的关系。他的目的是把我当作突破口，进而迫害李付业，以达到其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
我在公安局被拘禁折磨十多天，又投进大牢近两个月，出狱后送商业局隔离审查，后被列入所谓“走资派”“牛鬼蛇神”队伍，继而到总店付业场劳动改造。
两个多月的铁窗生涯，使我尝尽了咸辣酸苦。出狱半年后，黄桂生还伙同总店坏头头妄图把我划为四类分子，他的狼子野心由此可见一斑。
“四人帮”倒台后，我重见了光明。1979年，县公安局给我平反，恢复了名誉。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以派性作掩护，知法犯法。在“文革”中做了很多坏事的黄桂生得到停职反省的处分。不过，照其罪状来看，不给予他严厉的刑事处分，不足以平民愤。
蒙焕瑚，原是明江旅社会计，据群众反映，文化大革命运动期间，经常与来历不明的人接触。县直属机关大部分联合后，总店的派性斗争仍是很激烈的，经常发现三三两两到外面去研究，行踪可疑等。于去年（什么月份记不清），有一个夜晚，刘志强、江玉恩向我报告一情况，说是当晚江玉恩同中学高中生李××到总店的饮食店去吃饭，受到蒙焕瑚、黄振荣的跟踪监视，吃完饭，蒙焕瑚叫学生李××去到他的帐房了解江玉恩情况，在当中有一生面人进到蒙的帐房，蒙就从拖桶中拿出一封信交给生面人（原是罗炳和，但学生李××记不到）并吞吐说把信交给他等。李××出来后，就将见到的怀疑情况向江玉恩反映。后刘志强、江玉恩再向我报告的，当时是发动群众抓黑手，根据蒙平时行动，结合交代情况是可疑的，后由思阳民兵纠察队去调查，查获蒙发出的信是在罗炳和手上。
蒙焕瑚发出的信，是给罗炳和代转给张道能的信内容大概是这么说，你去了以后，在家的两派斗争很激烈，他们（指联指一派）已贴出大字报，大造舆论，要揪你及某某等3人（具体名字已记不清，其中有一个好象是伪人员）我们也贴他们揪，我们也揪何付盛等，情况是复杂的，你要加以注意等。
总的来说，是将总店两派斗争向张道能汇报，并要求张道能给予帮想出对策的，根据这些情况，当时是搞大联合，三结合的高潮，蒙焕瑚这一行动，对当时形势发展极其影响，后决定将蒙焕瑚传讯教育，交待错误事实，但蒙焕瑚抗拒交待，结果军管会决定给予蒙焕瑚拘留教育。
以上情况是当时拘留蒙焕瑚的过程，但我回忆起来，有些细节已记不太清，最好找原档案材料审阅更清楚了。
黄桂生1969.1.28
黄桂生同志原是公安局二股，现在军管会工作，该案是黄同志经手办理，所提供材料属实。
中国人民解放军广西上思县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章）69.1.29
县委组织部长刘瑞益同志说：从1972年至1981年，我在区党委组织部工作。从我所掌握的情况和亲身感受来看，广西在“文革”中根本不存在执行一条“正确路线”的问题，而是连续三任第一书记，都是坚持执行一条极左路线。其具体表现在：
1.从派性观点出发，提出所谓广西“文革”以来，有一条“以韦国清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这是广西的土特产，是派性的总根源，派性的精神支柱。华国锋搞了两个“凡是”，广西的乔晓光同志搞了三个凡是，即多了一个凡是韦国清点了头，定下来的事都不能动，不能改。因此，历史性拨乱反正工作就不能进行。
3.毛主席逝世后，广西是全国第二位抢先给江青写效忠信，紧跟林彪“四人帮”。
4.广西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是急先锋。在区直机关大会小会批。当时还在都安县树立了女青年韦花荣作为批邓的典型，乔晓光、刘毅生同志还亲自到她家和她一起照相。并让韦到南宁介绍反邓批邓的“经验”和“事迹”。批判“四人帮”却很消极，区直机关几乎没有搞。干部、群众反映说：区党委批邓轰轰烈烈，批“四人帮”冷冷清清。
5.紧跟华国锋，宣扬和执行“两个凡是”很积极，而对真理标准的讨论，却是销声匿迹，不见行动。中央部署对真理标准的讨论，广西是全国倒数第二位表态。后来中央要求补课，广西也不了了之。
6.广西学大寨是促进派，搞大包干是反对派。乔晓光同志在区党委的一次会议上讲到搞大包干造成破坏时说，如果说“四人帮”作乱时是一场浩劫的话，我看大包干也是一场浩劫。由于这样的指导思想，广西对实行农业生产责任是抵制的，比全国其他省市区晚两至三年。
7.广西在“文革”中，乱杀人、打死人数量之多，手段之残忍，是全国之最，被杀害近十万人。但原区党委对中央封锁消息，谎报情况，并把“七·三”布告所造成的恶果推给中央。
8.原区党委的思想路线是以我为核心，组织路线是以派来划线，政治路线是抵制和对抗党中央。广西“文革”遗留问题有5个最多：在“文革”中被打死人最多，打击迫害老干部最多，“三种人”进各级领导班子的最多，造反起家、违法乱纪的人得提拔重用的最多，派性思想严重，一派用人，一派掌权的最多。这些问题长期不解决，总根子是韦国清。
9.对“文革”中造成的冤假错案，不积极进行平反。早在1979年前，由区组织部统计，就宣布平反了99.8％以上，其实是欺骗中央和广大干部。1979年至80年间，以刘重桂、史清盛为首又大抓广西地下党的所谓叛徒、特务、土匪、国民党的残渣余孽等，又制造了新的冤假错案，后果极为严重。
10.原区党委一直不承认广西在“文革”中有“双突”和造反起家的人。1979年8月，我到中央组织部开会，组织局局长王雨田问我：你们广西有没有“双突”？我说实际是有，不但有，而且数量还不少，并举例一些事实。
陈志民同志说，在“文革”中，零谦是那当地区揪斗小组成员，他经常与那当大队的常怀兴、马国良、机关揪斗小组的吴美业、黄振宽等人密谋，还经常来往县武装部和平江农场黄泽龙之间。
零谦还在“斗私批修”会上供认，他的儿子在上中读书时带回一支枪，企图暗杀韦成勋。
零谦最近还犯有贩卖法币等错误，至今仍在百细电站当站长，没有给予任何处理。
林杏桐同志说：1968年9月11日，温雄同志挨打死在思阳粮所的门口，在温未死前的10日晚9点多钟，我曾到温的家，谈论有关“文革”的事。当时我对温说，杀人的形势那样紧张，你看怎样？怕不怕？温说：“怕死又逃到那里去？斗争免不了，不一定死人。”大约10点钟我离开他家，11点钟左右，我出外小便，发现粮食局的储运股办公室里有人讲话，便走过去一看，见曾庆旺、梁如明、卢玉生、武国荣、吴善松、陆玉宝、黄梦熊、李伯南、党光乃等人在开黑会。我听的时间不长，当时我听到陆玉宝讲这么一句话：“这帮人如果不除掉的话，有后患”。这样我就回房间睡觉了。第二天早上，就是9月11日上午8时左右，我见陆玉宝去叫温雄时，温雄身穿一套兰色衣服，脚穿一双新胶鞋，被陆玉宝带走了。9月11日还不到中午，我就听说温雄被打死了。死时与开黑会相隔不到半天。我想，昨晚他们开的会难道不是策划杀人的黑会吗？
商业一组的同志说：食品公司工人梁葆邦，文革期间在“三代会”做了不少的坏事，是“闻名”的杀人“干将”。此人十多年来一直受到重用，去年，不知那一级领导人还器重他，把他从工商局抽到财办搞“经济案”。此事在本战线的干部群众中引起强烈的反映，人们愤愤不平，纷纷议论说，用双手沾满干部群众鲜血的人去办案，怎么得了。后来，迫于群众舆论压力，某些领导人想了个办法，从“东家搬到西家”，今年4月份将他调到食品公司。
梁在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工作会议期间，明里暗里跟他过去在“三代会”的那些“哥们”如韦纯忠、黄桂林、刘怀玉、马成干等勾勾搭搭，活动频繁，搞的什么勾当不是很明显吗？
上述问题可想而知，然而是那一级的领导人撑梁的腰，做他的后台，却是令人费解的问题。
林科所付所长刘英业说：老游击队员陆如龄之死是何席重（原公安局股长）亲自策划和指挥的。陆如龄在“文革”中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关进县看守所几个月。后来何席重亲自通知龙楼大队民兵来看守所要陆如龄回去批斗，当时他对民兵说：“你们要他去就不要回来了”。这样，陆如龄在龙楼被批斗后就被枪杀了。因何席重在“文革”中策划杀人有功，被调到钦州公安边防局当科长，现在还在台上没有拉下来，这是不平民愤的。
建委江再泽同志说：零应春之死，我是目睹者，现予揭发。那天我看见零在车站交叉路口被十几名打手拳打脚踢，后把零踢倒在地，身佩驳壳枪的黎龙熙上去看到零还未死，黎就朝零应春身上连打两枪，当时看单车的黄四就上去用刀剖零的肚部，然后用脚猛踩上零的胸部取肝，后黎、黄各分一半肝回去煎吃。过后零的尸体去向不明。杨党林当时是工交战线斗批改的头头（不知是组长还是顾问），那天杀零应春时杨党林也在场，暗中指挥。枪响零死后，武装部还打电话去质问杨为何用枪杀？可见杀零是有预谋、有计划的，杨党林的罪责难逃。
粮食局林建南同志说：“文革”期间，黄梦熊在粮食部门工作。他是执行极“左”路线最得力的干将，他伙同陆玉宝、李伯南残酷迫害老干部。在幕后策划、组织、指挥打死温雄同志。68年9月11日上午，他们把温雄同志活活打死在思阳完小门口，温当时尚未断气，刘有兴补打最后一棍才丧命。黄梦熊还得意的叫劳月送同志去看。当天被打死的共有12人，由于黄杀人有功，当上了“革委会付主任”，被突击吸收入党提拔升官，当上粮食局副局长，现又调任物资局付局长，是在台上的“三种人”。黄梦熊是靠造反起家的政治扒手。在黄的手下，也还有一帮小兄弟打手，如韦景露、梁基、梁天帝等，也积极吊打过我。当时我被绑、吊、打的不少于50次。
他还说：在“一打三反”运动中，黄等人硬加给我“筹粮筹款支援上山为匪”的罪名，诬我贪污公款500元。当时工宣队米乃标强迫我承认，在吊打死去活来的情况下，被迫说假话，违心承认300元。米乃标等人马上传说：“案破了”，林健南承认了，得意忘形地继续追逼，一直追我承认贪污500元才罢休。
黄梦熊等人，是杀人不用刀的坏家伙，地地道道的杀人升官者，不拉他下来，怎能平民愤？
粮食局党光乃同志说：1968年9月下旬的一天，李有群等3人持有县革委和“三代会”的证明，到思阳粮所要林建南同志去燕城生产队斗争。当时我在家见有证明，就带他们到林建南家去，还问他们要林去干什么？李有群说：“要去干掉他”。过后我想问题不好，故当晚会还未开完，就急急忙忙告诉卢志荣和韦志芳去燕城村要林建南回来。
第二天，黄梦熊见我就说：“你还要林建南回来干什么？”在县人委门口见我时又一次同样说：“昨晚你还叫人去要林建南来干什么”？可见，黄梦熊是蓄意让人把林建南杀掉的。
统战部黎多能同志说：赵有鹤（现松香厂付厂长）在“文革”中，当大队民兵营长。在那布大队指挥参与杀人20多人。第一次杀黎贞元时，竟开公社现场会来杀。那时，陈永安（在大队支书家住）、段振邦、黄则胜等人也在场，由赵有鹤掌握会场，宣布罪状，然后拉黎去杀死。赵有鹤因杀人有“功”，从民兵营长提拔为思阳完小代课老师、正式老师、革委会付主任。不久又提为叫安完小革委会付主任、公社文教助理，后又为思阳公社文教助理、革委办公室付主任、公社革委会付主任、党委付书记、付厂长等职，现在还在台上。
宣传战线第三小组的同志说：从南宁展览馆拉回来的两车人，起码有60人以上，现只剩下4人，其余的都是被民兵每晚偷偷地拉去杀了。每晚杀几个？到底当时是谁管？拉来的人又是谁策划杀害的？应该公布于众。
幕后人：赵炎初、李力、（今北海市）、刘有佳、颜益
百货：罗英妃 李国章 何雄
食品：何运佳 刘瑞典 陆焕尤
经理部：陆建都 王中强 梁映堂 韦加福 黄绍逢
商业供销：陆文胜 王元发 刘有扶 陆阳 刘有佳 阮本华 林亚旺 林秀月
服务公司：陈东红 梁振权
林业局：黎俊专 黄天付 潘着兴 黄兆烈
水电局：梁宏飞 陈加仪 庞正球 孔祥林 黄河
甘宏兴曾打吊谭新进、陆英心、黄菊芳（以上骨干也参加在场）、汤儒生（已断齿）、温万林（女）遗尸见刘有扶整死。芦广生（今赖氨酸厂）打吊黎东熙、黄其深、梁止兹、梁世师、赵清广、林汉龄、李志堂等人（以上骨干也参加在场）
覃文武曾绑打周书臣
银行杨文彦、伍品重、韦银轩、陆虎发曾参予策划参予吊打罗积才、韦群
米乃标 林秀月 李仁等。
农林水战线革命委员会名单（是主持参予杀死者之首）
主任：覃仁付、罗焕强、梁宏飞等。
委员：孔祥林 陈家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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