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83-7-2 作者：会议简报组编印
会议简报组编印县团委韦于军同志说：我父亲韦成勋在“文革”中备受残酷的政治迫害和惨无人道的人身摧残，以致终生残废。为此，我曾多次替他上书中央、自治区、地区、县党委申诉，要求给我父亲平反昭雪。不料这情况给当时把持自治区落办工作的韦雄知道了，就大发雷霆。于1979年他来上思处理“文革”问题，在一次科局长以上干部会上，他恶狠狠地说：“有的人要求处理‘文革’遗留问题是对的，但有的人是不怀好意，有意恶毒攻击，竟指名骂到我韦雄头上来了，还质问我韦雄。这样的材料就是不署名是谁写我也懂得，这个人就是在广西民院中文系。这种人我要好好找他谈一谈。”此会议后，我母亲去找他要求按三中全会精神给予我父亲落实政策，要求给予平反，给予恢复党籍、恢复工资。可韦雄却幸灾乐祸地说：“好嘛，你转告老韦，他对这个问题是不满的，是不能平反的。党籍、工资也不能恢复，病好后也不能恢复。有机会我要去教训他才行。”
直到1980年6月，因为我替父亲上书的材料全部转到了钦州地委。钦州地委组织部长王志毅（当时我不知道此人职务）以组织部的名义写信给我。竟说：“你父亲在文化大革命中是有错误的，不存在什么平反问题。你应该帮助他认识错误，彻底坦白交待，争取组织和群众宽大处理。”
1982年元月，我从学校毕业，到钦州地区人事局报到。在统战部办公室遇上陈永安的老婆，她知道我的身份后，从里间出来，就板起脸孔训我说：“你爸在上思是有严重错误的，你要帮助他坦白交待，认清形势，不要老是上告，那是白费力气的。”
由此可见，韦雄、王志毅等人的帮派思想是何等的严重！他们的所作所为，与三中全会、六中全会的精神又有什么吻合之处！象他们这种人能处理好“文革”遗留问题么！
南屏公社管委会付主任黄朝轩同志说：原我县委付书记刘镇生，是一个极力推行“四人帮”极左路线的重要人物。他在我县所搞的那套极左的东西，给我县造成的灾害也是很大的。75、76年间，刘镇生就很推崇张春桥、姚文元，曾亲口夸赞张、姚的文章写得好。对“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这条语录，他也推崇备至，到处宣扬。据说他每到那个单位开会讲话，都离不开“敢斗、能斗、善斗”，并以此来衡量干部的好坏。在所谓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他搞的也很积极、很卖力。经常把老干部拿到灯光球场批斗、示众。公社上来开会的干部，稍有不顺他心的也被拿来立正示众。我因为对当时县委办公室一天几个通知不满，发了几句牢骚，凌冠熙就告到刘那里去，结果我也被刘痛骂了一顿。有一次开办公室人员会议，我因听错报到日期，迟到了一天，就被刘镇生发动、组织县直机关的秘书对我进行批斗。刘亲自上阵，用手指着我说：“你紧跟邓小平，搞翻案；同县委对着干，反对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等等。还说：“邓小平反对中央，搞翻案不得人心。现在已经四脚朝天了，看你怎么样？！”总之，据我所知，刘镇生在我县工作3年多一贯很仇视老干部，动不动就批判斗争。使我县干部人人惧之如虎，望而生畏。总观其行，他有“三积极，一消极”。即：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积极；搞阶级斗争积极；搞突击提干入党积极。对落实农业生产责任制消极。对落实生产责任制，他说什么：“等3年以后再说。”这样极左的人，在极左路线表现最猖獗的“文革”期间，难道都没有什么问题吗？应认真审查。
农办经管科赵桂祥同志揭发：1968年10月22日上午，县革委、人武部在旧工会举办个学习班，县直属机关参加的有44人。我也是其中一个。这实际上是“牛鬼蛇神”学习班。开班时，魏冠华作了个报告。
他在报告中说：参加这次学习班的人，都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犯有不同程度的错误，在运动中受群众批斗的人。群众批斗你们，这是对你们的教育。但是，你们不服。群众一面批斗你们，你们一面搞小动作。从思想上看，我们干部犯的错误确实是严重的，究其原因有：
一、有的干部在文化革命中，不是把矛头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而把矛头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要揪军内一小撮，冲击军事机关；
二、在运动中，不是听毛主席的话，相当多的干部大量收听敌台。据摸底排队，县人委院内44人，县委16人，电影15人。全县约100多人。收听人数之多，时间之长，已公开化。现在要追究，群众起来批斗你们也是活该的。
三、有些干部与阶级敌人互相勾结，狼狈为奸，通匪济匪。我县的特点是山上有股，山下有一帮。枯那事件发生后，我们明确宣布，是反革命事件，要划界线。但有人还是通风报信，送物资，这是一种错误行为。
四、有些干部还参加了反动组织。今年来，广西破了2个反动组织（反共救国团、5.16）。有的干部直接参加了，有的给这个组织效劳、利用、服务。
五、大搞反革命经济主义，大量动用公款公粮，煽动群众抗粮抗税，是我县突出的问题。据统计，全县动用粮食指标80多万斤，现金10多万元，为上山匪作资金。
六、与一小撮党内走资派，互相勾结，为走资派服务，写文章，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攻击群众，有的与走资派密谋策划，充当走资派的黑秘书。
七、大括右倾翻案风。有些人在一小撮阶级敌人的挑动下，要翻四清案，翻文化大革命案，为牛鬼蛇神翻案，鸣冤叫屈，是突出的、严重的。
八、公开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挑动群众斗群众，挑起武斗，制造杀人事件，破坏公路交通，破坏社会主义建设。
九、盗窃国家机密。有的利用职权，盗窃档案资料，干了不可告人的勾当。
十、暗藏武器，制造杀人凶器，有的准备抢枪。
《上思晚报》头目之一赵克威是国民党别动队（桂系武装特务）队员，父亲是伪职员，其堂兄赵希真是伪县长、桂系特务，堂兄赵克佐是恶霸、匪首、特务，被镇压，他和胞兄赵克师都是杀人刽子手，赵克威吃人肝最多，家中腊有一罐人肝于鸡舍下，1973年发臭，母猪用咀挖出，其儿媳刘仁娇见了惊叫传出于众。魏、段依靠和利用这种人屠杀人民，他到底站在什么立场去了？“文革”中，喊抓“反共救国团”最响的，正是真正反共救国团的孝子贤孙。
（一）林宣民，1950年混入革命队伍，1970年复员，富农家庭，父亲林积籓是桂系特务；林密（国民党少将军官）是他的近亲。1947年，林宣民在上思国民中学读书时，积极反共宣传，加入反动的三青团，并配合其父刺探我游击队情报，1948年，他投奔林密，积极反共，解放前夕，接林密的特殊任务，回家乡潜伏，并与台湾潜伏特务江维汉密切联系。江被镇压后，又与江妻黄裔春保持联系。1950年，林宣民父子通匪首赵克佐。林宣民混入革命队伍后，伺机报复。“文革”中，成了魏、段的得力助手，任杀人指挥部的统计员，并掌握县党、政、军和文教卫生的生杀大权，直接指使心腹赵克威、赵克师等反动分子屠杀上思人民，我弟林春荣就是在他一手策划下被害的。
（二）梁雄绪：1947－1950年参加黄清匪特武装队，梁的岳父陆川澄是伪乡长，县参议员，恶霸，50年被劳改，梁同年混入革命队伍，在“文革”中，他率领《上思晚报》匪徒进行大屠杀。
（三）何汉初：《上思晚报》和《统战军团》头目之一，地主成份。父亲何培芳是伪军官，反共老手，参加过反共救国团，1965年“四清”运动，原公安局股长李文英亲自调查何的历史，并实行管制。何汉初对此怀恨在心。“文革”中与林宣民一手策划，把李文英还给匪首黎卜长的儿子黎国韬等暴徒杀死，这难道不是活生生的阶级报复？
（四）王昭腾：《统战军团》的总指挥，其胞叔王世X是宪兵，解放初同恶霸地主，伪乡长王世伯参加反共救国团，被定为历史反革命，王昭腾利用职权为其叔摘帽，并安排工作。
（五）林景湖：家庭地主，侵吞游击队财物，其X陈士涛是国民党中将军长，是蒋介石亲信，今仍在台湾，林景湖是《统战军团》的幕后指挥，杀人有“功”，竟升县公安局长。
（六）黄则胜：父亲黄世良（国民党员，伪县长）曾与伪乡长黄文柄狼狈为奸，刺探游击队情报。黄则胜在“文革”中与黄文柄的孙子黄有权杀人有“功”，竟提为县委常委，县革委副主任。
（七）刘华玉；原姓肖，湖南人，父亲伪团长在上思被俘，而将他继人抚养。“文革”中是《红代会》、《三代会》头头，屠杀红卫兵林春荣、陆志刚、刘若芬是他指挥。
（八）方安湖：公正公社大吉村人，这个村200多户，800多人口，反共救国团匪首黄云秀、黎天文就在这村，魏、段竟搜罗匪徒子弟组成《统战军团》屠杀人民。魏杀人有“功”，竟提拔为公社主任，其心腹农之繁也提为武装干事。
（九）陆化波：家庭地主，其父是伪村长，解放上思时抢枪顽抗，被我们击毙；其外祖父潘象中是恶霸地主、伪乡长，反共救国团头头，其舅潘瑜暗杀农会干部，上山为匪，陆化波如此有杀父之仇，杀亲之仇，“文革”中趁机报复。他亲自指挥暴徒杀害那板中技学校校长黄有安和学生林春荣、陆志刚、刘若芬等人。陆杀人有“功”提升为市管会主任，耀武扬威。
由上可知，他们确实是一群狼，一群十恶不赦的魔鬼！现在，该是清算他们罪行的时候了。
（摘自柳州市糖果二厂林春晖同志《控诉书》）
我弟林春荣生前是上思县那板中技学校的学生，县《红代会》成员之一，他热爱党，热爱毛主席，《毛主席语录》背得最多。“文革”期间表现积极，而且刚直，见义勇为，颇得到县干部和群众的信任。在上思面临危急的关头，他挺身而出，接受县受迫害的干部和群众的委托，曾1967年5月和1968年7月，分别两次赴京向党中央汇报上思县“文革”情况。他不杀人，不放火，不打砸抢和违法乱纪，想不到赴京为上思人民上诉却导致杀身之祸，被诬为“反共救国团”，无缘无故就被关进监狱，当时县武装部凭哪条法律随便抓人入狱？既进了狱，而又随便给拉来杀，这又凭哪条“王法”？中央“七·三”布告公布两个多月，自治区“九·二三”通知已下达，明明白白的指出，不准随便抓人，不准随便杀人！但1968年9月24日急急忙忙地把我弟从监狱拉出来，交给《三代会》批斗。在魏、段的指意下，在林宣民、陆化波、何汉初、刘华玉这几个反动分子的策划下，在当时那板中技学校书记罗纪秀的指挥下，我弟当晚惨死于上思那板中技学校。那晚，同时被杀的还有那板中技学校校长黄有安和一位老工人。这次屠杀的严重性是：第一，对抗中央“七·三”布告和自治区“九·二三”通知的精神；第二，严重的阶级报复；第三惨无人道，天理不容！
伟大导师列宁曾指出，“他们在遭到第一次严重失败以后，就以十倍的努力，疯狂的热情，百倍增长的仇恨来拼命斗争，”恢复他们被夺去的“天堂”，反动分子林宣民、陆化波、何汉初、刘华玉等，就是利用“文化大革命”内乱之机，进行恶毒的阶级报复！
林宣民与我同村，他家与我家结三代仇；我二叔公给林宣民的近亲林密所杀，林密是反动军官，而我大伯林克是上思县游击队领导人之一，这是水火不相容的。我祖父也曾与林宣民的亲伯父林积恩打过官司而结仇。国内战争时期，我长辈都到十万大山打游击，林宣民父子勾结特务、恶霸赵克佐和特务、地痞流氓林世昌（林密的长克）积极反共，刺探我游击队情报，经常拉县城和国民党兵来我村进行袭击“清乡”，“扫荡”。在一次“清乡”中，我叔林海山、林提贵和一起来的游击队员，险些遇害，而共产党员林能三不幸牺牲，林宣民父子血债累累。然而，“文革”中却得到魏、段的重用，盛气凌人，不可一世。我年轻的弟弟林春荣对林宣民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并无情而过早地揭林宣民的反动老底，林宣民恼羞成怒，拍案发誓要砍我弟的脑袋！果然，我弟遇害前一天，他父亲跑到我家门口高叫：“春荣说要宣民的头，宣民也说要春荣的头，到底谁要谁的头，就快知道了！”我弟遇害那天，林宣民亲自与陆化波、刘华玉、何汉初等策划，林宣民亲自押送我弟游斗，在游斗中，我弟被《上思晚报》暴徒用石头砸破了头，昏倒在地，林宣民用手一挥，暴徒就停手，我弟醒来后说：“难道就这样杀死我了吗？”林宣民恶狠狠地说：“这个短命鬼还啰嗦什么？”就这样，暴徒把我弟拉去那板中技学校，从县城到那板有7、8华里，暴徒沿途对我弟毒打得死去活来。到了学校，书记罗纪秀和教师陆化波就指使陆柏高（那板电站工人）、银志初、朱德友、吴重芳、韦者日、刘日辉、江绍荣、雷之佳等暴徒下毒手。他们用建筑碾石米机的钢筋毒打，打断了几条肋骨（检尸看出），然后开始用刑：先割鼻子、耳朵、割肉。他们无中生有要我弟承认参加“反共救国团”，我弟不承认，刽子手银志初和朱德友首先拿刀对我弟活活的剖腹挖肝。当时，我弟没有马上断气，眼珠直转，并奄奄一息地说：“你们要有点良心啊！”刽子手就惊叫：“他还讲话，眼珠还转，快！把他眼珠挖下！”就这样，把我弟眼珠挖下，把肝扒出……。刽子手就发疯一样的手舞足蹈狂叫：“林春荣的肝胆好大啊！快把他的肝炒来吃啰！”惨状令人发指！在场的师生和群众目不忍睹，不觉流下同情泪。我弟死后，他们又割下生殖器，用柴油焚尸……。真比日本鬼子还凶残！我母亲闻讯后，当场晕倒，跌伤了腰！我弟死后，恶棍黄现国、吴汉玉天天威胁要把我母亲游斗，就连我弟生前的女友也不放过，被拿来游斗，差点给打死。他们还派人来柳州想抓我“斩草除根”，但他们动不了我，就派人疯狂地抄了我的老家，把我老家所有值钱的财物一掠而空；把我宝贵的书籍抢走后统统烧光！甚至我母亲辛辛苦苦的劳动果实，也被抢走。这和土匪强盗有什么区别？！而那些杀人的主谋和凶手不但逍遥法外，而且没有工作的安排工作，升官的升官，天理何在？国法难容啊！
我弟没有罪，但“文革”中有很多亲人受株连，我亲伯父林日清参加过游击队，1952年在合浦垦殖场任分场场长，1953年该场精简，他以领导干部带头，自愿回乡。“文革”中因我弟牵连，吴汉玉、黄现国指使凌建巧和廖汝胜等暴徒对我伯林日清猛踢腹部重伤致死！我邻居民兵得意洋洋地说：“县武装部说了，专政是群众的专政，群众要杀谁就杀谁！”劳改释放犯吴汉民的老婆黄月娥（富农女）也说：“林家都到外地当官了，我们群众要把他们一个一个拉回来斗！林克当了大官，我们怎么把他拉回来才好呢”？看！这意味着什么？难到不令人深思吗？
上思大屠杀当中，也有些人趁机谋财害命，公报私仇，我大舅父是贫农，为人正直，仅因养一匹大肥马惹人眼红。给民兵罗玉邦（那X屯人）、农经祥拉去枪毙，抢走了马，县城边的菜园屯韦××也参予筹划。我大舅父被杀后，二舅、三舅、大表弟由于害怕逃到南宁，后被抓回交“群众专政”。我二舅黄加琳连夜被吊起来毒打致死，凶手仍然是罗玉邦、农经祥等，我二舅死后，就要我三舅黄加琳、表弟黄锦槐去埋尸。刚埋了尸，就开群众大会喊叫：“黄加琳、黄锦槐该杀不该杀”？我几个舅和表弟一向为人忠厚，又合得人，我三舅黄加琳还当过大队干，群众威信甚高。因此，没有人回答，倒有不少人流泪。但是，刽子手唐木保、岑亚大（同村）、李有群（那仇村）有不可告人的目的。《三代会》凌维善（已给雷霹死）、凌维富（江垌村人）、黄朝相（已死）、李有群；还有马运龙、马炳昌、马兆麟、朝方吉、马极经等把我三舅和表弟俩人在陆布屯活活打死（这个情况可以向同村贫协组长马善光了解）！这样，我舅家里劳动力全部给打死，丢下孤儿一大群，寡妇4人痛不欲生！而凶手唐木保要霸我表弟媳为妻，我表弟媳急忙改嫁别村；他又逼我三舅娘为妻，我三舅娘不肯，他就扬言要杀我舅娘全家！岑亚大也帮腔威胁，唐木保就这样逼我三舅娘为妻后，我的几个表弟长大懂事。1979年，区党委派韦雄回县处理上思“文革”问题，唐木保就威胁我表弟黄锦珊；“你做事要留有余地！”并在家中藏有雷管。看，这帮家伙不比《白毛女》中黄世仁差吧！是谁给他们开“绿灯”的？也不令人深思吗？
1968年上思大屠杀中，我被害的亲人还有：我叔伯兄弟林江晓、林彼敢、林现图、林参天和叔伯姐夫李文英等。杀害林江晓、林彼敢、林参天的主谋是黄现球、黄现国（当时大队民兵营长）、吴汉玉（当时大队长）；杀害林现图的主谋是吴汉民、吴汉玉。黄现国和吴汉玉都是杀人有“功”，黄现国今在上思煤矿工作；吴汉玉今在县人民医院搞财务工作。吴汉玉的堂兄吴汉民土改时因强奸林现图之妻被劳改，释放后，仍心怀不满，“文革”中通过吴汉玉杀了林现图报私仇；黄现国的哥哥黄现球，流氓成性，调戏、奸污林参天之妻结仇，“文革”中仗其弟黄现国杀了林参天。黄现球今已捕入狱。黄现国和吴汉玉仍逍遥法外。他们曾扬言：“要把林家杀绝”！林彼敢则因与黄现国的堂姪（黄现忠的女）谈恋爱，黄现忠通过黄现国杀了林彼敢出气。林江晓是在红旗下长大，刚高中毕业后在家务农。因他过去曾揭发本队会计黄彩明、黄宜寿贪污工分行为而发生口角。“文革”中，黄彩明和黄宜寿扬言要杀林江晓，林江晓不得不逃跑钦州地区避难被抓回就杀。被杀前一天，我亲自打电话给县委黎英贤，他推说“不知道”！甩手不管。林江晓被杀时，凶手黄现国、廖锦河、廖锦海用刺刀捅咽喉，恶狠狠说：“他最爱唱歌，现在还唱不唱”！我的堂舅黄国珠是退职干部，因解放前小误会积怨，被李开祥（已死）、黄永相拉出来打死，上面已提到，李文英纯属林宣民、何汉初等进行阶级报复。李文英身为公安干部，临危不惧，刽子手黎国韬是有杀父之仇，他毫无掩饰的问李文英：“解放初，我父亲（黎X长，匪首，已被镇压）是不是你打死的”？“是我代表人民镇压你父亲，该杀”！话音刚落，木棍、石头一齐飞下，把李文英活活打死了。
（摘自柳州市糖果二厂林春晖同志《控诉书》）
商业二组的同志揭开了杀害百货公司黄其雄同志的内幕：
李××同志说：9月9日，黄绍逢在财贸战线各单位头头和专案人员会议上传达县武装部召开的会议精神。要求各单位上报杀人名单。王源发首先提黄其雄的名，他说：“不管那一派都没有斗过黄其雄，应该拿出去经风雨见世面。”由于王源发坚持提黄其雄的名，黄绍逢也同意拿黄其雄去批斗了。
罗××同志说：听李国璋说，刘有佳曾找何雄说黄其雄有问题，要组织批斗。黄其雄死的那天上午，我们组织批斗了一阵。
李××同志说：9日会议上王源发提出要黄其雄去批斗并经黄绍逢同意后，即在11日上午10点钟把黄其雄押送到思阳完小广场。那天早上“三代会”的陆化波到百货公司检查押送人员落实情况时，在百货门口黄红宪问：“黄其雄还送不送去？”陆化波说：“怎么不送？会上都定了的！”当时陆化波亲自布置黄红宪将黄其雄押送去会场。不久黄其雄就在批斗中被打死了。当时在现场的有王忠强、黄绍逢、陈东红等人。
县糖厂厂长林汉伶同志说：1968年9月，我被扣上“枯那反革命事件”指挥者和“韦、林、黄、文反革命集团”黑爪牙等罪名，关进县“三代会”，受尽了非人的折磨，至今两只手臂还留印着道道伤痕。为了逼我交代“罪行”和“后台”，我被韦纯忠、何汉初等人多次非法绑吊，残酷吊打，在我被吊掉下晕迷后，还被韦纯忠用开水淋烫。他们甚至把我毒打得躺在地上成了血人，还不肯罢手。在三代会，象我这样被折磨的人，真不知多少！它是地地道道的人间地狱。
记得“万人大会”的前一天，陆化波、陈增显、何汉初、梁宝邦、韦纯忠等人逼我和几个被揪斗的干部去布置会场。收工回三代会时，听到黎平和、梁宝邦等人在声嘶力竭地在练习宣读陈灼超等人的“罪状”。我顿时预感到大难临头了，当晚彻夜不眠。第二天，陈灼超等12位同志果然被从“三代会”押去上中广场枪杀了。这说明他们杀人完全是有预谋的。
财税组林杏桐同志说：1968年8月在我被拉到板细大队斗打期间，黄绍君曾到板细审问我，要我交代所谓黄西林参加“反共救国团”的材料。1972年，黄绍君还去抄我的家，要我交出所谓记有黄西林参加“反共救国团”材料的笔记本。黄绍君居心何在，不言自明。此外，陆玉宝也曾于1968年9月要我写关于黄西林问题的材料送给组织部全海桓。
党群二组陆超群同志说：我原来是电影公司的负责人，没有干过什么坏事，在“文革”期间，只是站在422一派而被揪斗。林春权为首的一帮打手，加给我3个罪名：“走资派”、“反军头目”、“现行反革命分子”。林吊打我最厉害，把我和刘绍俊打吊得死去活来。听说他同林秀业挖过人肝。因他“文革”有功，原来只是个工人，后来提干，又入了党，当付经理、经理、党支部书记，工资几年来连提了几级。林的老婆张成斌，原在电影队乱搞男女关系被清理回家的，后来又说是处理不当，收回来了。这都是当时的县委宣传部长伍平章包庇干的“好事”，因为伍是林的姐夫。
党群二组陆超群同志说：我们被当作“罪犯”而被揪斗的同志，大都被集中在人委那里住。在那里，经常被批斗。组织批斗我们的，主要是伍平章、吴克宗、黄寒梅。特别黄寒梅最厉害。批斗我时，他曾用手把我的头压下来。至于林春权、张玉光、陆化波、韦纯忠、梁宝邦等，对我捆绑吊打就更厉害了。
财税组林杏桐同志说：我在“文革”中无辜受害。1972年，我全家被赶回乡，生活十分困难，多次申诉无法解决，只得写信给中央反映情况。但到1976年，李元祥还指使梁春福斗争我。说我是右派，攻击县委，对现实不满，要我写检讨。这是为什么？
畜牧水产组的同志说：南屏公社兽医站站长李秀宏是许力的亲信。“文革”时，李秀宏是大队治安主任，参与杀害黄青等人。许力明知李秀宏的问题，但一直对他庇护、信任。1982年，许力将500元山区少数民族补助经费交给李秀宏个人，名义说是调查山区畜牧业情况，实际上进了李秀宏个人的腰包，他把经费给李秀宏，县畜牧部门和公社兽医站其他同志都不知道，许力是不是和李秀宏搞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呢？
另外，许力在公安局时，亲自审问赵德景，干了不少坏事。象这样的人，却一直身居要职，我们实在想不通。
党群战线二组同志说：听说我县三个领导班子中还有三种人存在，现在还没有处理。县农办付主任莫修仁也有问题，钦州地区《简报》也点了他的名。县银行行长王忠强有严重问题，应及时追查严肃处理。
另外，1968年9月28日在公正大批杀人时，县公安局黎旦生、李志德（现调钦州地区战办）也到公正参加，审查许多人，也该追查处理。
陈体华同志说：原农业局干部黄兆新、岳志权、陆振才、磨璧传、刘若芬等5人被杀，宁汉忠被迫害致死，韦绍旭、陈日彤被吊打致伤致残，还有王万甫、罗箴、苏琛和我等七八个人被捆、绑、吊、打。当时，农业局的专揪领导小组由覃敬仁负责，主要领导成员有罗焕强、吴君显、杨芳常、李继宗等，还有三代会派来的刘华生和县革委派来的工宣队林秀月。他们这些人掌握着农业局的生杀大权。专门策划和组织揪斗干部。李继宗和杨芳常等人专门整黑材料。在吊打干部时心最毒手最狠，罪恶累累，现在却照样晋升、提级、入党。农业局一个小小的单位，死了这么多人，后果这么严重，为什么还没有揭开盖子呢？农业局现领导刘积善、马炳枢、吴君显等人都在文革中犯有错误，现在仍不觉悟，有的人甚至一言不发，盖子如何揭开？
外贸局一同志来信说：凌冠熙得知参加这次会议的名单要经过审查，凭票入场后，思想很紧张。让他参加会议后，神态却又一变，不是说什么：“会议开得时间这么长，整天坐又没有什么东西好讲。”就是说什么：别人“揭发问题没内容”。同时又把自己装得一点问题也没有的样子。凌文革中是“千钧棒”的黑高参，由于他不适于在党办工作，前几年才调到外贸局，思想不满，暗中影射县委是“一朝天子一朝臣”，他曾吹嘘自己在县委工作12年，县常委开会都得参加。实际上他也确是张明锋、赵炎初的亲信。据说他在文革期间整过黄西林的黑材料，但在这次会议上却一言不发。闻说准备调苏文东来外贸局时，他还到地区外贸局向赵炎初汇报。赵对他指示说：“你们要顶住，只准调出，不准调入。要局长可从各县外贸局调整”。他回来后，曾在股长会上散布过。另外，凌和陆树春、梁雄绪近一年多来，经常在一起密谈。陆树春开始被审查时，经常来向凌汇报，宣布停职审查后，陆、凌、梁三人又有密谈。他们这样串通一气，意欲何为？
石油公司谭春开同志来信说：我父谭新进原是县商业局股长，于“文革”中被无辜打死。罪魁祸首是本单位的刘有佳、刘有扶、朱典朝、黄超逢、王元发等人。刘有扶十分阴险，他策划打死我父后，我到商业局领取我父的遗物，由刘有扶开门拿给，他趁机窃取我父水笔一支和存折一本（原存款160元，已支10元，尚有150元）。当时我妈由于悲痛欲绝，一时记不得尚存何种物品，过后忆起又不敢去追回。直到“四人帮”被打倒，才敢提出此事。我妈黄琼英多次向商业局要求追问刘有扶，一直没有解决，现再请求帮助予以解决。
陆元才、欧炳凡同志说：谈到所谓“韦林黄文反革命集团”这个假案，赵克光、黄德赞、梁志锋等人是有责任的。
68年冬，全县被批斗未死的干部集中到县城修路，我们两人被“三代会”叫去印刷厂校对文件一个星期，还有从干校来的罗箴同志。交给我们校对的是赵克光、黄德赞、梁志锋“反戈一击”写的材料，其中包括他们揭发的所谓“黑后台”韦成勋、林超等人的假材料。众所周知，赵克光是一派的总头头，黄、梁也是重要人物。那一派所有的行动都是他们几个人决定的。但是，在赵当了县革委委员，黄当了“三代会”成员后，却说过去是“受蒙蔽”的。是受什么“黑后台”操纵的。这种别有用心的假材料，是由他们在专供他们写材料的房子弄出来的。那些抹着良心写的假材料，当时还印出了一本厚厚的书，发到全县，流毒甚广。当时，我们边校对边心里骂他们不要良心。现在，该是他们老实检查、交待这个问题的时候了。
县供销社小组部分同志建议：县劳动局也是要害部门，文革有问题的人也马上调整清理。意见如下：
一、劳动局过去老是向上级反映要指标照顾受害家属，但指标下来后，一些受害家属得不到安排，一些文革造反“有功”的家属子女反给予照顾。现在的劳动局是“没有蔡联松的蔡联松”。
二、花廷干文革中有问题。二·五运动得到赵炎初的信任，大打出手，揪斗大批干部，搞逼、供、信，他因文革中在食品公司揪斗老干部“有功”当上付经理，又摇身一变，到县劳动局专搞调资，工人转正等，应调离，并对其进行审查。
三、林日珊文革造反“有功”，从农村到食品公司喂猪，后来当会计、秘书，又当付经理，入了党。当上劳动局秘书后，把自己在农村的老婆子女转为非农。这个指标听说是林利用职权从自然减员的指标中窃取的。
四、黄金娇在文革中也积极参予批斗老干部，还亲自动手剪去韦加璧的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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