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83-8-18 作者：[待确定]
1983年8月18日，武汉中院对我的庭审，我作了要点记录，亦转录下面留存，留予历史明鉴。
参加者：审判长、二位陪审员、检察院二位公诉人、书记员、二位律师及省市有关领导，地院代表总计约五十人。
审判长问：籍贯、年龄、民族，曾任何职务？
被告答：四川德昌县，４２岁，汉族。曾任小学少先队大队长，初中任学生会学习宣传部长，高中三年任班长，大学五年任班长、团支书、系团总支委员。文革初期６６年８月８曰“地质学院东方红大队”成立，８月１７日“东方红公社”建立，朱成昭（革干之子）同学任一把手，我为二把手。１９６７年３月５日始，我任一把手。“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核心组副组长。１９６７年４月３日任北京地质学院革命委员会主任，４月２０日任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
检察院公诉人：宣读起诉书……。法庭调查。
审判长问：起诉书指控你参与彭回京是否有此事？
被告答：有此事，但我是反对揪彭的，并向中央报告过我们不同意揪彭的意见。
审判长宣布：由法庭宣读证言如下：
（１）戚本禹供词：……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人说彭是修正主义头子，在成都不老实，决定要揪彭回京。根据中央的决定与上面指示，我派阎长贵当面给地院朱成昭传达中央的指示，叫他揪彭回京。
（２）阎长贵证言（阎是江青秘书，中央文革办事组成员）：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中旬，在中央文革办公室，戚本禹指示，要我找地质学院东方红的朱成昭传达中央的指示，叫他负责揪彭德怀回京。我给地院东方红负责人朱成昭打过电话，在地质部找到朱成昭，当面向朱传达了中央的指示，叫他揪彭回京。
（３）朱成昭证言：中央文革指示，阎长贵叫我们地院东方红负责将彭揪回北京。我就向西南联络站和在南充的联络站打电话，下达中央揪彭指示。后来王大宾到成都了，曾给王通过电话叫王揪彭，因王不执行，后又派胡乐成坐飞机去成都揪彭。
（４）费安琪（重庆地院东方红联络站负责人）证言：总部朱成昭给我，南充联络站电话指示揪“海瑞”回京，我接到成都、（南充）电话。十二月十五日东方红公社的第二把手王大宾由武汉到重庆，得到我传达的指示后，就带地院在渝的部分学生（除了办红卫兵展览的人之外），于十八日到成都，张家声等同往。
（５）王大来（干部，地院东方红公社负责人之一）证言：我们在南充接到朱成昭指示说中央文革上面指示，要想尽办法不惜代价，把“海瑞（彭）揪回京，揪不走就在当地批斗后也要揪回京。我们从南充于１６日赶到成都，在成都联络站负责人钱新、郑文卿我们同去与彭长谈话后，到底揪不揪这是件大事，我们作不了决定，要等公社主要负责人之一王大宾到成都后，由王大宾作决定。王大宾十八日上午到成都，我们向他作了汇报。决定打电话给朱成昭，要朱向党中央、毛主席、中央文革汇报我们认为上面党中央、毛主席可能是不了解彭总一年来的工作、思想情况，彭是拥护毛主席发动领导的文化大革命的，是反对刘少奇的。现在揪彭，上面判断可能有误，所以我们决定暂不执行揪彭的指示。王大宾派我和郑文卿次日立即坐飞机回京向毛主席、党中央请示、汇报。在京，我被朱成昭等臭骂了一顿。后来，过几天朱成昭派公社负责人之一胡乐成坐飞机专程去成都揪彭。
（６）费安琪证言：１２月２２日胡坐飞机到成都，传达上面指示，坚决揪彭回京。在地质局开会，王大宾参加了会议。决定２３日揪彭回京。２３日上午七点，发现彭已被北京航空学院驻成都地质学院联络站的人，奉韩爱晶的指示于２３曰凌晨将彭揪到成都地院。胡乐成、王大宾等人，胡带队去成都地院与北航学生谈判，共同揪彭回京，但一边谈判，张华清等同学从彭所在的屋里将彭拥出来，坐上车就到了地质局。１２月２７曰傍晚回到北京火车站，北京卫戍区拿上面指示来，要把彭交卫戍区。指令拿到火车上给王大宾了，朱成昭不同意交卫戍区，当晚就到了地院。
审判长问：以上证言是不是真实的？
被告答：是的。但我要说明一点，２７日到北京站后，我接到上面的命令后，我是和谷万才首长商量过，要坚决执行上面的命令。周总理给我和谷首长的指令，“把反党分子彭德怀交卫戍区”（说明：在讲到周总理对揪彭的指示时，审判长打断我的回答，要求我回避提及周总理对揪彭的指示，包括胡乐成到成都时传达的周总理的指示）。是别人（指：朱成昭）赶到车站，不同意交卫戍区的。所以当晚到了地院，次日才由卫戍区接走的。另外，我由武汉回四川，是生病后回家治病，在重庆得到传达的朱成昭电话内容的。１８日上午到成都，听了有关汇报，看了他们同彭总的谈话长篇回忆记录后，我动摇、犹豫过，决定暂不同意执行上面叫揪彭的指示，所以才打电话请示，和派王大来、郑文卿次日下午乘飞机回京向毛主席，党中央面呈我们的看法的，是去请示汇报。后来朱派胡来成都传达上面指示后才揪的。关于费安琪说，我去成都地院一事，不实，我没有去。胡虽也是公社负责人之一，但我是主要负责人，是政委，由成都揪彭总回京一事，由我承担主要责任。
法庭出示证据：我笔记本记有朱成昭电话指示（是别人在我的笔记本上抄的指示）。
答：这是我的工作笔记本。
出示证据，还有“１８日派王、郑乘飞机向毛主席、党中央请示汇报”的我的笔记。
（７）綦魁英（彭的秘书）证言：I２月２０日北航学生××和成都地院红成××等学生，以找彭了解刘少奇等人问题为藉口，到了彭总住处，２３日凌晨他们把彭揪到成都地院。７点北京地院学生谭保华、卢庆生等人了解到彭已被别人揪去成都地院，他们和王大宾就去成地，在屋子里揪彭总拥上汽车到了地质局。郑文卿等人１２月１６、１７、１８日曾到彭住处与彭谈过话。２３日彭被北航揪走后，北地学生卢、谭等抄查了彭总的东西，王大宾去后，还翻看了一些书籍材料和看过我的笔记。抄查的东西装在两个皮箱中，他们带走了。交了一份抄查的清单给我，我把清单交给了解放军成都军区后勤部了。
被告说：我要说明一点，抄查东西时，我到场时已收拾完毕，两个皮箱已锁好，钱新给我看了清单。二份清单，钱和綦秘书都签了字。我问綦，清单是否准确，他说已写清楚。我并没有看过什么材料的事。
审判长问：１９６７年７月中央文革是否有指示叫批斗彭？
被告答：有。中央文革办公室给地院有电话指示。还送来批判材料几份。
法庭出示证据：中央文革电话指示：“与北航联合批斗彭，不要军事院校参加，要文斗，不要武斗，但也不要太限制群众，要批斗时与北京卫戍区傅司令员联系要人。”
（１）贾振远（常委）证言：６７年７月１５日中央文革在中宣部礼堂召开各大专院校、机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的要“立即掀起对刘一小撮大批判新高潮”的动员会。７月１６日晚王主持常委会，贯徽执行１５日会议精神，对刘邓陶彭罗陆杨一小撮开展大批判。会上分工，成立了大批判组和领导班子。
（２）侯力平（常委）证言：大批判，物探系xx班为主成立了批斗彭联络站。
（３）李贵（副主任）证言：革委会贯彻执行过中央１５日会议精神和有关中央文件，大批判的事。
法庭念：７月１６日常委会记录和有关参加会议人员名单。念７月２８日东方红报大批判文章，“诬彭总里通外国”“军事政变”等话。
王大宾：１５日中宣部礼堂会议后，我主持过常委会，只研究贯彻执行一事，是说的大批判，并没有研究过要批斗谁的事。中央文革办公室电话指示批斗彭，我没接到电话，是别人向我传达的。我没有参加过关于研究批斗彭总的会议，也没有参加北航召开的批斗大会。当时，我身体很不好，工作已交给别人，然后我就去小汤山治病去了。“东方红”报上的大批判文章，不是我写的，我也没有叫别人写过，其稿件，我也没审查过。但，我是革委会主任，在地院出现的问题，我都应负领导人应负的责任。
审判长；地院把聂克当走资派批斗，把杨遵义、冯景兰当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批斗，有无此事？
答：有此事。但我需说明一点，是在１９６６年６月地质部派的以邹家尤副部长为首的工作队，将地院原党委书记高元贵等领导干部打成走资派，正式宣布罢了官，聂克副书记，杨、冯教授当反动学术权威批判。我们保高元贵等领导人，认为地院党委是延安，不是西安，工作队执行了打击一大片的资反路线，就几进地质部，要邹作检讨。聂克等人当时被保工作队的斗批改兵团游街批斗，我们东方红公社未参与。后来，我们掌权后，我当革委会主任，在审查干部，清理阶级队伍中错误地批斗过聂克，系里批判过杨、冯二教授。但，革委会都未给他们定案，作为群众运动，揭发批判，当时是搞过的。但，革委会派出大量人力四处调查，历经半年时间，查清了工作队强加在聂克头上的最大罪状——参与其父杀害一位地下党干部问题，我们的结论是聂克不但无罪，而是有功，因此地下党干部已投降日伪成为汉奸了。因此，１９６８年的六月，我们决定要解放结合聂克，报告已送北京市革委，后来军宣队领导学院，我们的愿望未实现。杨、冯等人的事，当时保工作队的一些红卫兵抄了他们的家，抄出有的人家有国民党党徽、党证、变天账等东西，他们在教工之家举办了展览会，此事，地院的人都是清楚的，另外他们都是有海外关系，是英、美上学回来的。因此，我当革委会主任后，在清理阶级队伍时，曾审查过一些人的问题。
法庭摘录念１９６７年５月一次常委会记录：王大宾发言说：“清理阶级队伍，要稳准狠，不要放过了真正的壤人……不要心慈手软。走资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要批判。”东方红报说，“聂克走资派还很猖狂”。
证言：
（１）贾振远证言：革委会曾开会决定要批判走资派和资反权威。
（２）秦玉林（干部、办公室工作人员）某月某日在大饭厅开大会批斗聂、冯、杨，要他们在会上自报姓名，“走资派聂克”“反动学术权威杨、冯”。批判完后，从主席台上押下来时，有学生跑过去推打人。这就是王大宾这样在迫害干部。
王答：我从来未打过任何人，也不准任何人打人。
审判长问：地院有没有发表过声明打倒谭震林，炮轰余秋里，打倒何长工的事？
王答：确有其事，这些都是错误的。是“批二月逆流”时，表态性质的。这原因大家都是清楚的。
法庭念：１９６７年４月１０日“东方红”公社作战部会议记录和出席会议人员名单（王、杨、李、夏、陆、张、贾、柴、黄、田等人出席）节录念：公社总部“打倒二月逆流黑干将谭，炮轰资本主义复辟急先锋余”的声明。王参加并主持了会议。声明说：“从上到下有一股资本主义复辟逆流，余充当先锋。”
法庭出示：１９６７年４月２０日革委会《东方红》总部《关于地质部文化革命的声明》其中一段：“何长工在地质战线１７年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打倒三反分子何长工”。
王答：确有此事。这是错误的。说明一点，当时总理指示地质部是先行官，要抓革命促生产，叫戚本禹过问地质部运动，尽快成立新的领导班子，好抓革命促生产。戚给地质部有信件，并要我们支持邝伏兆、李四光等站出来成立领导班子。因此，我们表态。声明中，按当时惯例，提了“打倒何长工”。这还因为，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上面点了李范五、汪锋、何长工三人的名，说何是三反份子。因此，革委会声明中用了此话。
审判长宣布：法庭调查完毕，开始法庭辩论。被告你有什么话说？
答：揪彭总回京是事实，主要由我承担责任。我现在认识到，这是犯罪行为，党和人民的功臣彭总，是一心为老百姓利益奋斗的老帅，我很敬佩他的精神，但当时，我参与揪他回京，我很对不起他老人家，一直心里内疚，痛悔不已。我已作了对不起党和人民，对不起彭总的事了，党怎样处理，我都没有意见，我要把党和人民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服从党的决定，不计较个人的得失。地院工作中许多左的错误，使一些人受到了错误的打击，我向他们表示道歉，对不起他们，因我是革委会主任，所以革委会的错误，由我负主要责任。具体的问题，我不必多说了，你们已为我指定了武汉市法律顾问处主要负责人、武汉市有威望的律师当我的辩护人，我就没啥说的了。
律师姚启超辩护：尊敬的庭长，陪审员，我们是王的辩护人，我们查阅了有关起诉指控被告的档案材料，证人、证言、证据，我们两次会见了被告，听取了他的陈述，我们的辩护如下：首先我们回顾一下，当时的历史背景，还在６５年底，姚文元写《评海瑞罢官》大毒草，矛头直指彭总。后来是江青、康生等中央文革的人策划迫害彭总的，罪魁祸首是江青。第二，揪、批彭总是上面的指示。这仅是江青迫害彭的一个环节的组成部分。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王大宾只是一个执行者，而且在执行中他曾有过动摇犹豫，不同意执行，请示过，并派王大来、郑文卿坐飞机回京请示、汇报的情节；第三，王大宾应当同韩爱晶在揪、批彭总的问题上有原则的重要的区别，这点，我们也要提请法庭注意。（姚律师摘要念韩的判决书有关韩迫害彭的部分）说：“可见，７月１９日北航开小会批斗彭总，是韩首先带头拳打脚踢彭总，彭被打倒在地，然后其他打手又打，头撞地，揪起来又打，将彭肋骨打断三根、头部也重伤；７月２６日韩主持在北航召开联合批斗彭总大会，地院是有人参加的，但以上事件王大宾都没有参与。反革命分子韩爱晶是残酷直接伤害到彭总的，是在当时也是不允许的，情节是恶劣的。再次提请法庭注意，这是王和韩的原则的重要区别。”
“批二月逆流”问题，审判林江都不起诉，王是个学生，我不必要说了。
王大宾是一个穷学生，一贯表现很好，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犯的罪，而且觉悟较早，有痛改前非的表现，实践证明，王从大学毕业分配后并没有任何违法犯罪行为，在彭总问题上早有痛悔表现，他很内疚，感到对不起彭总老人家，在公安机关审查期间，他如实交待了自己的问题，态度是诚恳的，是好的。因此，我们提请法庭，从轻处理。
检察院周忠武发言：（先声讨江青迫害彭的罪行）揪批彭是江青迫害彭的一个组成部分。王大宾红卫兵串联到武汉，本是回四川老家治病的，他身体本来很不好，有病在身，可是当他在重庆联络站接到叫揪彭的指示后，就放弃回家养病看望母亲的打算，便积极行动带领在重庆的学生于１２月１８日赶到成都参与揪彭。于１２月２７日将彭揪回北京地院。王供认不讳。我们认为，王参与迫害彭是有罪的，但我们要区别罪责的大小和情节，我们同意律师的辩护意见：请法庭考虑，王是一个学生，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犯的罪，请法庭酌情处理。
审判长宣怖：法庭辩论结束，被告有何陈述？
被告王答：尊敬的审判长、陪审员、检察员和律师：首先感谢您们在今天的法庭上，对起诉书对我指控的几件事进行了尊重历史、实事求是地查证，对我一贯良好的表现的确认，周检察员同意律师为我所进行的辩护并请法庭从轻处理的意见。我还要在此感谢在我收到起诉书之后，法庭的有关领导曾耐心、认真地听了我长达二个多小时的倾诉和看法，我出生在一个大山区贫苦农家，是党和毛主席使我母子翻身解放，从初中起就用助学金哺养我上学，把我培养教育成一名品学兼优的学生，党和毛主席的恩情真是比山高比海深。听党听毛主席的话，是我家的宗旨，我知恩必报，信仰马克思，崇拜毛主席，时刻准备着听从党和毛主席的召唤，为实现全人类解放，为共产主义伟大理想而献身。我立志要成为一个建设社会主义的红色地质专家，为祖国寻找丰富的矿藏。为反修防修，我必然回应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积极投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在运动初期，我犯了许多错误，有的错误是严重的，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了损害，很早我就深感内疚和痛悔。起诉书把我这个十六年前跟着党中央、毛主席在文革初期犯错误的红卫兵头头说成是反革命，把党内路线斗争刑事化处理，是适用法律不当。对我的倾诉，法院有关领导和律师都耐心、认真地听了我的意见。这个问题，我们不争论，争也无用，是上面的事。对我的问题的处理，在法院权力的范围内，你们已经尽力了。我再次表示感谢。党和人民的利益才是最重要的，我已辜负了党和人民的哺育，现在仍然听党的话，如何处理我的问题，我都服从。在有生之年，我要尽全力为党为人民做一点有益的事，以弥补点在文革中我的过失。我的话完了。
审判长宣布：休庭。
十多分钟后又宣布复庭。宣读判决书后，宣布审判结束。
十点过几分结束全部审判。
法庭上没有提供聂克、杨、冯等人的证词。
1980年11月20日起，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开庭，审判林彪集团与江青集团。
1982年，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先后审判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
对已在看守所关押四年多的我，负责处理我的问题的湖北方面内查外调，正如前面所述吴德的说法：“材料就是当年的那些，没有新的。”过往中央且已定我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现在又没有找到新的证据罪行，实在不好对我定罪判刑。
1982年6月，湖北省公安厅七处周处长和负责我专案的徐科长对我说，他们刚从北京回来专门去为我事。他们对我说，你文化大革命中犯了许多错误，有的错误是严重的，但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和聂、蒯、韩不一样，你安心等待结论，不用急。一直等不到。
1983年的夏天，看守所和专案人员，又通知我，他们到北京找中央汇报请示后，回到武汉告诉我：“对你的问题，有人说：怎么只判天派？地派也要判！”后来我才知道，这个人就是陈云。他们做我的工作，要我顾全大局，要我理解不能不对我也进行审判。他们还要我在法庭上注意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且保证量刑时会区别对待的。
当时的我能说什么呢？
这就是政治。
来源：摘自《王大宾回忆录》第九章，香港：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2015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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