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84-8-0 作者：上海市直机关党委
上海市直机关党委市革会机关党委于1973年7月份成立。是在“十大”前夕，马、徐、王根据张春桥、王洪文的黑旨意，匆忙建立起来的。
马、徐、王为了控制机关后院，指定由王秀珍兼任市革委会机关党委书记，张教浩（原市委办公室负责人）为兼职副书记，何宇生和厉敏之为专职副书记，何宇生主持日常工作。
市革会机关党委会由王秀珍、张教浩、何宇生、厉敏之、汪湘君（市妇联主任）、马建村（组织组核心）、史任远（工交组核心）、刁象臣（组织组）、庄瑞章（文教组领导成员）、于绍本（外办领导成员）、钟定栋（民兵指挥部负责人）、徐同根（地区组办事组组长）、纪夏莉（团市委）等十六人组成。党委委员的具体分工情况是：组织工作（包括保卫、保密）由马建村、于邵本、周强华、刁象臣负责；宣传工作由张教浩、钟定栋、徐同根负责；妇女工作由汪湘君、史任远、纪夏莉负责；生活方面由杨有根、陶元顺负责。
市革会机关党委人员的编制情况：开始只有八名，除了何宇生、厉敏之以外，首批挑选的六名工作人员是：桑志达（市革会组织组）、汪剑芳（缝纫机一厂团委书记）、夏振龙（原上棉六厂团委书记）、李维义（原市委办公厅二室副主任）、周中兴（原市委监委）、孙振良等六人。后来潘真麟、罗法宽、陆含芳、张秉言以及武保组、图书馆的几个人都陆陆续续调来机关党委，到“四人帮”粉碎时，机关党委的人员是十七名（周中兴七六年三月份调离机关党委，余华是七七年六月份来的）。机关党委工作人员的具体分工情况是：组织组：李维义（负责人）、陆含芳；政宣组：汪剑芳、张秉言；秘书组：潘真麟、周中兴、罗法宽、余华；团委：夏振龙（团委书记）；武保组：许国华（负责人）、都民承（负责人）、刘增涛、肖方银；图书馆：李韵龙、曹玉良、陈和；打字员：王阿小、姜东基（是统战小组借来的）。
王秀珍对市革会机关党委控制的很紧，凡是党委的重大活动都是她亲自布置安排或经过她点头同意。在王秀珍、何宇生的直接控制、把持下，市革会机关党委在成立三年多的时间内，积极推行“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纲领和路线，为“四人帮”及马、徐、王的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效劳、卖力，特别在批林批孔和七六年的“诬邓”时期尤为突出，完全成为“四人帮”及马、徐王手中的御用工具。
在王秀珍、何宇生控制下的机关党委、那个时候权力大得很，到处插手另搞一套，不仅整了地方的一些老干部，而且还插手不对，想整上海警备区和南京军区的领导同志、甚至把手伸向外地，千方百计了解外省市的情况，积极为“四人帮”篡党夺权，反军、乱军提供炮弹，正如金业明同志在清查时说过，外单位对机关党委有这样一个看法：“时间不长，好事不多、坏事不少，人手不多，能量很大”。下面就把市革会机关党委成立三年来的主要活动分几个方面整理如下：
1974年1月31日，市革会机关党委在第六会议室召开各组办支部书记、宣传委员参加的会议。会议由何宇生主持，张教浩根据王秀珍的指令、把王洪文背着毛主席、擅自通给马、徐、王的“三箭齐发”的黑报告，在会上全文传达，在会议结束前，王秀珍特意从工厂赶来作了煽动性的讲话，王秀珍奉了张春桥、王洪文的知识，要抓典型，何宇生就提出了吴若岩（统战组负责人）。
2月8日和2月9日，王秀珍两次来机关党委，确定要整吴若岩，何宇生就布置机关党委出简报造舆论，一开始派李维义、周中兴、夏振龙去统战组开座谈会、放火。
2月12日，由李维义整理了义愤简报初稿，潘真麟作了修改，提法就更左了，反映“统战小组的领导态度不端正”，王秀珍在简报上作了黑批示：“希宇生、敏之同志去统战小组支持群众，联系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对待文革的态度问题揭矛盾，斗则进，不斗则退，不斗则垮、不斗则修、要发扬五敢精神”。后来冯国柱，何宇生，李维义一起去统战组，冯国柱在统战领导小组会上传达了王秀珍的黑指示，何宇生在统战组全体工作人员的会议上传达了王秀珍的黑指示。冯国柱讲要派人，后来就调了丁道明、曹建藩、孙金根三名工人作为联络员小组，机关党委派李维义负责联络。
2月18日，李维义又整理了第18期简报《统战组反映吴若岩的几个问题》，张春桥在18期上作了黑批示“对工人讲统战，至多算个开明的资产阶级，算不得共产党人”。
何宇生根据王秀珍的黑指示，以“反复辟”、“反倒退”为名，煽动各支部要抓住“对待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问题，要“上挂、下联、揭矛盾”。并且决定把科技组，统战组作为重点单位来整。
2月中旬，何宇生指使科技组先走一步，向杨序昭等人暗中授意，揭所谓许言的问题，把许言（科技组领导核心）参加全国科技大会带回的精神说成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问题，给许言同志加上“刮理论风”、“右倾回潮”等罪名，进行批判，并派出了夏振龙作为机关党委的联络员，参加科技组活动，进行鼓动、打气，何宇生要夏振龙把科技组的一些活动情况都告诉他，科技组每次大的活动何宇生都参加。关于《科技组许言的主要问题》这份材料，是由夏振龙起草，周中兴修改后报王秀珍，材料共分两大部分，七个问题，王秀珍同意点许言的名，实际上批判科技界“刮理论风”，是“四人帮”把矛头对准国务院、周总理的。
3月份，机关党委准备召开一次全机关参加的批林批孔大会。
3月6日，王秀珍到机关党委讲“开大会要成熟了开，要尖锐，要起放火作用，重点是科技、统战，要点名，要起放火作用”。
3月11日，何宇生、厉敏之把机关党委筹备召开批林批孔大会的情况向张教浩、王秀珍作了报告，并讲了统战组发言可能点吴若岩的名，科技组的发言可能点许言的名。此件经马、徐、王圈阅，王秀珍在报告上批道：“揭矛盾的单位，统战小组点吴若岩，科技组点许言的名，其余不点”。何宇生在发言稿上大做文章，事先把统战组准备发言的唐仁找到机关党委，具体策化了发言提纲，何宇生定调子，在党委会上通稿子。
3月15日，机关党委在市革会大礼堂召开全机关批林批孔大会，市革会各组办、工、青、妇等全体机关干部都参加了。会议由厉敏之主持，马、徐、王，冯国柱等十九名市革会头头均参加大会上了主席台。在大会上统战组的唐仁、工交组的唐光煊、外事组的夏云芳、科技组的张源昌、知青办的张芳信、总工会的干玉娥等六个单位代表做了大会发言。统战组的发言题目是《狠批“克己复礼”，坚持革命，反对倒退》，在发言中点名批判了吴若岩同志，集中批判了吴若岩同志对造反派的不满言论，如讲造反派是败家子，以及吴若岩同志抵制“文革”中极左一套的做法；科技小组的发言题目是《狠批“克己复礼”，痛击修正主义路线回潮》，发言中点名批判了许言同志，批许言同志作为上海代表，参加七二年八月召开的全国科技大会的会上发言，批判他传达贯彻科技大会的精神是“右倾思潮”，是“复辟、倒退”；而工交组的发言则大骂交通部和远洋公司，是“崇洋媚外”。大会发言后，何宇生、王秀珍分别作了煽动性的讲话。
许多组办受大会的影响，回去以后又进一步开展“揭矛盾”，使血多老干部都被扣上了“两个否定”的帽子，受到了批判、迫害。3月下旬，王秀珍到北京开会，得到了张春桥对机关这次大会的“肯定”，王秀珍回来以后，马上就进行了传达。
由于吴若岩、许言同志对“四人帮”、马、徐、王的言行都有所抵制。所以批林批孔开始以后，张春桥、王秀珍对统战组、科技组特别重视，整吴若岩、张春桥和王秀珍都有黑批示，张春桥讲吴若岩“至多是个开明的资产阶级，算不得共产党人”，所以整吴若岩由王秀珍直接插手，由冯国柱、何宇生亲自抓，冯国柱先后去统战组20多次，坐镇指挥，何宇生非常卖力，厉敏之有时也参加，同冯国柱、何宇生一起找吴若岩谈话。
四月初到四月上旬，冯国柱到统战组找汤XX、刘光照，说是要搬掉吴若岩这块石头，后来何宇生伙同冯国柱以充实“新生力量”为名，增加二个“新干部”当统战组的领导，并把丁道明、曹建藩、孙金根等三名工人联络员塞进统战组的政工、秘书和业务组当乐副组长，还搞了支部改选，夺了吴若岩支部书记的权，实际上是夺了吴若岩对统战小组的领导权。
“四人帮”及马、徐、王整许言同志，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有一次开组办会议，张春桥点名要许言发言，而许言不开口，结构是姚文元出来打了圆场，所以张春桥对此很气恼。
另外，何宇生还散布：“许言在全国科技大会上发了言，而马天水是反对科技大会的”。
当他们强迫许言同志承认错误时，许言同志据理力争，被认为是态度问题，除了大会小会多次挨批、整外，后来王秀珍直接点名许言到市直干校继续挨整，何宇生向干校的负责人交了所谓许言的“底”，指使干校作为“重点帮助”对象，使许言同志到干校后，遭受了无辜的打击、迫害。
9月份，潘真麟整理了第43期简报，说吴若岩的态度仍然没有解决，这时充实的“新干部”王阿牛已去统战组，王秀珍又作了批示“过节后抽个时间，市委对犯有严重错误的而态度恶劣的，像吴若岩这样的人，要采取有效措施”。过节后，何宇生写了一个报告，像是定案报告，实际上是把吴若岩放在学习班上当活靶子来整。
机关党委除了整了许言、吴若岩外，还整了其他一些老干部的材料，自3月15日大会以后，4月22日机关党委开会研究了各组办的运动情况，4月26日汇报整理了十个人的情况（吴若岩、许言、黄克、杨心培、蒋从云、王左群、黄海松、何七雅、张辑伍、戴玉根），后来把前八个人的情况形成材料报了马、徐、王，这份材料是由汪剑芳、周中兴参加搞的，有的纯属颠倒是非，后来由于中央12号文件下来，强调做好转化工作，所以没有整成。
约在七四年年底法院党的关系转到的机关党委，何宇生即派李维义、汪剑芳二人到法院去了解情况，大约作了近两个月的了解，汪剑芳执笔写了一份情况报告。
74年12月15日，何宇生利用“白头简报”（74年第8期），将法院的情况上报给马、徐、王，告了法院第一把手李继成的状，讲他经过“文革”变化不大，“政治迟钝、思想保守”，把法院的问题全部归在李继成的身上，说什么“党组战斗力不强，关键是第一把手”，马天水也讲过“法院社会主义的东西不多”，在何宇生的布置下，由汪剑芳、李维义整了李继成同志的材料，并且反映法院的老干部多，工人新干部成分少，并且提出“尽快考虑调一批工人新干部到法院掺沙子”等，这种做法完全超出了机关党委的职权范围，适应了“四人帮”改朝换代的需要，结果后来李继成同志受到了打击、排挤，名义上当了顾问，实际上是靠了边。
七四年年初，在机关县、团级干部学习毛主席关于“八大军区司令对调”的指示时，民兵指挥部的头头钟定栋（机关党委委员）等人攻击上海警备区和南京军区，不支持民兵参加社会阶级斗争这个“新生事物”，对民兵指挥部不支持，指责对上海民兵指挥部是搞新机构、走老路，是“指挥部的牌子，武装部的班子，公检法的案子，工人没有位置，走上老路子”，对民兵工作是“光唱高调子，行动不支持”，并且职责《人民呢前线》、《东海民兵》不肯等上海民兵抓阶级斗争的稿件，何宇生把这些情况口头汇报给王秀珍、王秀珍如获至宝，令写成书面反映，何宇生立即要民兵指挥部的一些人整理成材料，由机关党委用手抄件《情况汇报》上报给王秀珍。
批林批孔运动开展不久，何宇生接受王秀珍的旨意，先后三次去民兵指挥部，煽动支部的一些人要放手发动群众揭矛盾，结果民兵指挥部贴出了许多攻击警备区领导的大字报，矛头指向南京军区，直至总参，何宇生问他们的底稿留了没有，准备收集汇报马、徐、王。
七四年三、四月间，何宇生开始插手半军事单位人防办的运动。指使机关工作人员夏振龙去摸情况，以个人名义向王秀珍写信，打小报告。何宇生根据王秀珍的黑指示，到人防办煽动一些乱军派和群众起来揭矛盾、把火烧向警备区，并主动找李彬山（警备区的副政委）要他多“关心”运动，何宇生亲自参加人防办的支委扩大会议和全体工作人员会议，坐镇揭矛盾会议，鼓励他们发扬“反潮流”的精神，带头“揭矛盾”，当会上所有人点名整警备区朱万国副司令和陈博副师长（二师），何宇生立即表态支持，为了马、徐、王能严密控制人防办，何宇生背着机关党委向王秀珍写了两份小报告，告警备区的状，并主动向王秀珍提出了要增加“工人新干部”充实力量。马、徐、王在这些材料上作了黑指示，并派了徐维贤、徐阿虎、金善良三名工人新干部去充当核心，挤走了警备区的副司令和副师长。何宇生和曲增言（一师副师长）及时找三人交底，煽动了对警备区的不满，要他们有“情况”及时上报。
另外，何宇生还两次找原人防办的负责人曲增言谈话，把曲攻击警备区的言论写给王秀珍。
约在六月份，何宇生将人防办的所谓“揭矛盾”，主要内容是攻击警备区的材料加以整理，向王秀珍提供炮弹。
此外，马、徐、王一伙向支左的干部散布他们是“受压”、受“排挤”的，煽动支左干部对警备区的不满情绪，动员他们回部队参加整警备区的领导，何宇生还找到刁象臣（机关党委委员、警备区干部），做一些态度不明朗的人的工作，在机关支左的干部不给安排工作，叫他们回去参加运动，更为恶劣的是，何宇生受王秀珍的指使，做在机关的警备区干部的家属工作，要她们支持爱人参加整警备区的领导。
机关民兵团是在王秀珍的指使下，由钟定栋、何宇生具体策划筹建，马、徐、王亲自为建立民兵团指示。
74年7月2日召开了机关民兵团成立大会，会议由何宇生主持，厉敏之在会上宣布了民兵团部分成员名单，宣读了张春桥的报告和王洪文的信及军委（73）162号文件批语。民兵指挥部的头头周宏宝、钟定栋参加了会议。周宏宝在会上大讲“四人帮”对民兵工作关心，而钟定栋则以讲民兵工作中的两条路线斗争为名，攻击南京军区和上海警备区对民兵工作不支持。
市直机关民兵团钟定栋兼任团长，何宇生任政委、都民承任参谋长，夏振龙人政治部主任，建制为二个营、十二个连和四个直属排，先后配备半自动步枪200支，自动步枪140支，轻机枪两挺，子弹三万余发。
75年1月，为了贯彻“三位一体”的经验，由何宇生、钟定栋、康宁一（警卫处政委）策划将机管局行政组所属的保卫组，改为武保组，归机关党委领导，赶走了原保卫科的几名干部。
75年5月份，许国华从民兵指挥部调来机关党委，根据王秀珍的指示组建民兵专业队伍，76年4月增补许国华为民兵副团长，并成立了专业的警卫连、抢救连。
75年9月份，王洪文在锦江小礼堂接见民兵指挥部的头头，随后民兵指挥部召开了区、县、局的师、团干部会议，传达王洪文的黑指示，机关民兵团许国华参加了会议。
10月11日、12日两天，机关民兵团连续召开会议，传达王洪文的指示。
11月1日，机关民兵团开交流会，在会上肉麻地吹捧王洪文，机关民兵团还出了一期简报，迎合了“四人帮”的需要。
机关民兵团建立后，通过各种会议和活动，鼓吹“四人帮”的民兵改造论，为“四人帮”拼凑“第二武装”制造反革命舆论，鼓吹民兵要“立法、管法”、“参加社会现实的阶级斗争”。在何宇生、钟定栋的支持下，由许国华出面联系，民兵团曾先后三次组织民兵到徐汇区、黄浦区参加“刮台风”，干扰了专政机关的活动；另外还利用民兵团组织，兴师动众进行追谣，把揭露“四人帮”及其余党的言论作为“谣言”进行追查，对机关很多干群，进行迫害（“四人帮”粉碎后，机关民兵团的活动停止，武器弹药上缴警备区后勤部）。
74年8月17日，在“四人帮”影射史学的影响下，机关党委在市革会大礼堂召开了一次全机关参加的批林批孔经验交流大会，内容是“评法批儒”经验交流，机关党委的全体委员和冯国柱、金祖敏、张敬标，张宜爱及陈阿大、叶昌明等人都上了大会主席台。总工会的万瑞章，专案办的祁小湖，组织组的顾胜秋，地区组的李桂芳和工交组的张栽养等五个单位的代表作了大会发言，发言都有些问题，搞借古讽今，适应了“四人帮”反革命政治纲领的需要，特别是工交组的“读《盐铁论》的一点体会”，以批判所谓重阳迷外批判了刘少奇同志，还攻击了远洋公司和交通部，是什么“一味依赖进口，对外国破船崇拜得五体投地，而对我们自己制造的万吨轮，万匹机横加挑剔”，宣扬了“风庆轮”。客观上为“四人帮”利用“风庆轮”事件攻击周总理制造舆论。何宇生在这次大会上作了长篇讲话。
上述几点是批林批孔时期的一些较大的活动。
在七五年年底，“四人帮”及马、徐、王以“反击右倾翻案风”为名，妄图打倒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大批党政领导干部，抛出了大量黑材料，大造反革命舆论，何宇生根据王秀珍的旨意，积极布置机关党委的工作人员、大量收集，翻印，散发黑材料。
从七五年十二月份到七六年一月份，何宇生布置机关党委的工作人员，陆续从地区组、文教组、财贸组等单位收集了邓小平、江渭清的讲话；将科技汇报提纲，中央领导同志在全国工业书记会议上的讲话等七篇白头材料加以翻印，（其中周中兴从科技组、文教组、地区组拿回几份；潘真麟到财贸组要过一份；张秉言从轻工业局拿来一份），其中五篇124分散发各支部。
七五年十二月中旬，何宇生还亲自到科技组收集了一份关于《胡耀邦同志的讲话》材料，回来以后立即组织办公室同志分工抄录，然后打印几十分，到处散发；另外，原市委办公室通过机关党委下发的，以及从文教组、复旦、师大和总工会等处搞来转发给各支部的各种材料，如《周荣鑫的讲话》、《邓小平的言论摘录》等共达一万五千多份，搞乱了广大机关干部的思想，流毒甚广。机关党委散发黑材料的后果是严重的，正如档案馆的一位同志讲：“别的单位发的都是小路，我不要，机关党委发的我要的”。
机关党委散发上述黑材料的方式大致有三种：一是塞，布置机关党委的工作人员塞给所联系的单位，如李维义、潘真麟、周中兴、夏振龙、罗法宽，在塞材料的时候，何宇生还交待：“不能说是机关党委发的，要作为他们自愿要的”；二是在会议上散发，何宇生还根据王秀珍的布置说：“什么党委发的，是大学里拿来的，今后要收回的”。做贼心虚，发了又不敢承认；三是通过各支部大量转发，这些材料大多是罗法宽发，汪剑芳、许国华一起帮助发的。
76年4月2日，夏振龙去机管局接待室同志讲起以常州来的旅客谈到了南京群众对《文汇报》反总理事件的反映。何宇生指导后立即指使夏振龙写了一份手抄《情况汇报》报给王秀珍，何宇生又根据王秀珍的指示，布置机管局的一位领导注意掌握外地旅客情况，及时汇报。
76年1月底，空四军二十六师政治部主任肖舟找何宇生到他家去，（此人是何宇生搞王维国专案时认识的），谈了一些军、师临到对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思想动态，以及南京军区和南空的不满情绪，讲了他在北京一位战友反对“四人帮”的话。二天后，何宇生在参加示威常委扩大会议休息时，向王秀珍作了口头汇报，王很感兴趣，何宇生根据王秀珍的布置写了书面材料。
76年3、4月份，何宇生根据王秀珍的指示，曾向知青办的黄克、张芳信、田卫东、贾晋等布置收集外地情报。4月份收到一份反映浙江、江西、云南等四、五省的综合情况。5月份又收到了一份福建的李庆林路过上海和知青办负责人的谈话情况、内容是福建省的运动情况和省委领导的态度。何宇生都转报了王秀珍。
75年12月27日，机关党委在六号会议室召开了支部书记会议，会议由何宇生主持，在这次汇报交流会上，何宇生要依稀与国务院各部委联系角度的组办的发言，介绍各单位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表现，文教组的腾锦珍、科技组的毛生芳、财贸组的陈锡渭、工交组的梁星明、外事组的张祖寿在会上作了发言，这些发言中点了国务院的九个部委，不点名地批判了一位副总理和几位部长。何宇生要各支部回去传达，引导群众把矛头指向国务院各部。
76年1月9日，王秀珍把何宇生叫到总工会，传达了王洪文的黑指示，“要以批邓的实际行动来悼念周总理”。
1月10日，机关党委召开了悼念周总理逝世的单位扩大会议，前半段大家沉痛悼念周总理，中途何宇生突然扭转会议方向，叫汪剑芳在会上宣读《江渭清同志关于传达十二省委书记会议的讲话材料》，并在会上散发了材料，要大家“看一看，想一想，议一议，看到阶级斗争的严重性”，在何宇生的煽动下，把悼念周总理的会议，开成了诬邓的会议，民兵指挥部的钟定栋、总工会的巫惟格、法院苏永康、组织组刁象臣，防空办徐维贤、团市委邱荣萍等九人在会上发了言，攻击了邓小平和一大批中央和地方的领导同志。
2月17日，王秀珍在机关支部书记会上将：“北京寄来了邓小平言论摘录，机关要有高质量的批判稿。”
2月20日，何宇生和汪剑芳召开了座谈会，何提出要写出有质量的发言稿。
3月3日，机关党委在六号会议室召开党委会，讨论审查3月5日大会的发言稿，除张教浩、史任远、汪湘君、陶元顺缺席外，其他党委委员全部参加，何宇生主持会议。
76年3月5日，机关党委在市革会大礼堂召开了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大会，会议由何宇生主持，参加会议的有各组办负责人和机关工作人员一千八百多人，市革会王秀珍、陈阿大、黄涛、金传德、陈新发、叶昌明、汪湘君、王一平、杨西光、李彬山和全体机关党委委员上了大会主席台。文教组庄瑞章、科技组吴英熙，工交组陈阿大、组织组王静国、总工会干玉娥、写作组高义龙和外事组金志城等七人在大会上发了言；财贸组的黄金海、团市委邱荣萍和机关业余大学写作班潘蓓英等三人写了书面发言稿，这些发言都是疯狂滴供给和诬陷邓小平同志的，王秀珍在大会上讲了话，抛出了大量的谣言，对邓小平同志进行了全面地、系统地攻击。大会后，机关党委发了一期简报，并将这些发言稿装订成册共800份，发到各支部，流毒整个机关。
76年4月7日，北京“天安门广场事件”发生后，王秀珍串到机关党委，说“要抓住这一极好的反面教材，掀起深入批邓的高潮”。
4月23日，机关党委召开预备会议，张秉言在会上除了不少主意，他参考了总工会的会议情况，提出了15个题目，办公室的几个人参加了议题。
5月11日，机关党委在市革会大礼堂召开了全机关1800余人参加的大会，内容是所谓“深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追查反革命”，会议由张教浩主持并讲了话。机关党委何宇生、市办公室汪洋、高级法院金仲元、民兵指挥部钟定栋、郊区组晨波、机管局黄锦亮、文教组郝铭鑑和市团委周中雯等八人在大会上作了发言。发言中颠倒黑白，把广大群众自发悼念周总理的活动，说成是反革命事件，借“天安门广场事件”，从不同的角度诬陷和攻击了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并影射、攻击了军队的领导同志。
统战小组准备了一份发言稿，准备由王阿牛发言，但未来得及发言。
76年6月份，在北京、辽宁理论讨论会的影响下，王秀珍多次提出要组织机关理论讨论会。何宇生、张教浩按照王秀珍“正面阐述基本理论，紧扣‘批邓’的黑指示，围绕‘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这个专题”，召开了三次理论讨论会。
6月19日至7月3日，机关党委召开了有关支部（总支）书记、宣传委员、理论小组长等27个单位，120余人参加的三次理论骨干学习讨论会。张教浩主持会议并讲了话，围绕着“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这个专题，从如何理解“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为什么党内会产生资产阶级”、“为什么走资派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对象”这三个方面十五个问题，分三次进行讨论，每次两个半天，上午大会发言，下午小组讨论，有26个单位。3位同志以口头或书面形式作了中心发言，每次讨论会前，机关党委都召开预备会议，进行审稿平衡。张秉言、汪剑芳参加了议题，审稿等准备工作，这次会议全面、系统地宣传了“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纲领和张春桥的思想，造成了恶劣的影响。
8月10日，王秀珍来机关党委作了几点指示：“现在的主要目标是批邓，基层学得好，机关要向基层学，要解决厌战情绪等等”、并别有用心地提出要大家研究国际共运史的经验和教训，提出了赫鲁晓夫是怎么上台的等三个题目要大家讨论。后来潘真麟、李维义、张秉言到上钢五厂去请人，张秉言到一〇一厂区请人来介绍经验。
8月17日，机关党委召开了学习小组长，理论小组长以上的骨干共四百来人参加的“批邓经验交流会”，会上由上钢五厂二车间和一〇一场的代表来介绍所谓“深入批邓的经验”。何宇生在会上讲话时，把王秀珍出的三个题目都抛出来，会后，大家感到这个讲话有来头，严重地搞乱了干部的思想，这个会议配合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步伐，造了反革命的舆论。
1、关于国际旅行社的起哄事件。
4月1日，国际旅行社上海分社欧洲组的同志，听到传达马天水为《文汇报》反总理是事件所作的解释时，非常气愤，法文翻译苏兆麟等人纷纷指出，“究竟是谁分裂党中央”等等，外办的余新裕（领导成员）把起哄的情况告诉何宇生，何宇生认为这是反对市委领导，立即写小报告报王秀珍，并要外办连夜向冯国柱汇报，在马天水的策划下，由冯国柱亲自上阵，对欧洲组进行了打击、迫害。
4月2日，由汪剑芳向张祖寿取得联系，祝文惠、陈丽明向何宇生作汇报，汪剑芳作记录，整理成情况汇报报给王秀珍。
4月3日，冯国柱到了欧洲组，火气很大，一个一个地点名、训人，何宇生还通知汪剑芳参加欧洲组的辩论，汪回来以后把情况向何宇生作了汇报，并按照何的要求，向党委的同志通了通。
2、关于机关业余大学的问题。
机关业余大学是在全国“7.21”大学经验交流会的影响下，及徐景贤的催促下，于七五年八月酝酿成立，机关党委由何宇生兼管，汪剑芳负责联系。
机关业余大学设文书、档案两个班。档案班由档案馆主办，写作班由机关党委组织，地点设在档案馆六楼。由于不设专职教师，机关党委聘请了写作组、工交组、办公室、总工会等有关人员分单元包教《评论》、《简报》、《调查报告》、《总结》等课程，学制为一年。学员来自20单位共44人，组、室以上负责人6名，班级的学员支部由五人组成：总工会刘妙发任支书，地区组马宝英、统战组姜东基任副支书、支委由组织者唐正国、复退办王叔贤担任。学员支部领导班级的教学和思想工作。
机关业余大学在选择教材时和在学习范文，讲课内容中，向学员灌输了不少攻击，诬陷邓小平同志，吹捧“四人帮”的黑货，如“简报”这一单元的教学目的和要求，就是“把简报办好、更有力地为反击右倾翻案风，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而斗争”；方针、做法是：“带着战斗任务，真刀真枪从事实践”。特别《评论》、《调查报告》两个单元的教学中，组织学员进行写作实践时，写了不少有严重错误的文章，有两篇刊登在《文汇报》上，一篇是76年3月30日刊登的，题目是“邓小平为什么害怕和反对评论《水浒》”、是由姜东基组织写的；另一篇是76年3月4日刊登的，题目是“‘拉车’杂谈——读鲁迅的杂文《趋时和复古》想起的，是由陈惠玉写的”；76年3月31日《解放日报》上有一篇题目是“学习鲁迅，狠批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是由马宝英组织写的；刊登在《学习与批判》上有两篇。一篇是陈惠玉写的“复辟派的凶恶嘴脸——重读《阿Q正传》有感”，另一篇是潘莅英、杨应石合写的“护红旗——看‘盘石湾’有感”。这些文章，混淆黑白，颠倒是非，流毒甚广。另外，刊登在《工交情况》上的有三期，刊登在市委办公室简报上的有七期，这些简报，调查报告客观上适应了马、徐、王篡党夺权，改朝换代的需要，据讲其中有一篇还被原写作组改写成大字报，作为炮弹送到外贸部，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关于《评论》由写作组任教，《简报》由工交组任教，《调查报告》由办公室任教。另外，工交组方晓兰（现上海教育学院副院长）、文教组王志兴为顾问，参加指导、研究。
教室情况，语法：由严修、李嘉耀任教；评论：由高义龙任教（文教组文艺组组员）；简报：由章增（工交组秘书组副组长，现机械学院副院长）、杨学富（秘书组工作人员）任教。
3、关于76年10月13日吹风问题。
76年10月13日上午8时，机关党委罗法宽到总工会去准备听党课，听到总工会干玉娥和妇联主任汪湘君讲起“四人帮”被抓的事，汪湘君讲：“我们一夜未睡”，叫罗法宽回去转告何宇生。上午十时，何宇生又特意去妇联找汪湘君了解情况，汪讲了听说“四人帮”被抓，马、徐、王被扣的情况，并讲他们都是文化大革命中最坚决的，有很大贡献的，并叫嚣：“我是要拼了，宁愿站着死，不愿跪着生，我准备把头摆在桌子上同他们拼到底”，何宇生当即表示：“真没想到，毛主席刚逝世一个月，他们几个就被抓起来了，如果马、徐、王被抓，上海还要抓人，我准备坐牢、杀头”。何宇生从妇联回来以后，情绪紧张，坐立不安，接连三次打电话向张教浩打听情况，先把《外电消息》刊登的“四人帮”被抓的情况告诉了潘真麟、夏振龙、李维义等人。下午三时，何宇生将办公室的几个工作人员集中起来（没有通知打字员王阿小参加，王很有意见），叫李维义、潘真麟向大家吹了风。何宇生布置了三项工作：（1）到各组办去摸动态，重点了解半军事单位和调查组等与北京联系密切的单位的情况，单位远一点的可以用小车子去，但车子不能离单位太近；（2）加强机关值班，指定外办和组织组多留些人，以备急用；（3）要机关党委工作人员指定所谓保卫工作“方案”。何宇生说，市委虽然没有布置，但我们不能等待，要从最坏的地方打算，人家抓人怎么办？冲机关怎么办？当听到都民承将警卫团有干部在这里蹲点。何宇生非常紧张，问过去住不住这里？何讲万一有人打电话找他，不要直接找他接，先证实一下，防止被抓。何还特备询问了墙纸弹药的保管情况，要求许国华把枪支集中起来，还问了子弹箱打开是否方便？要求弹药库的钥匙要放在隐蔽处。
按照何宇生的布置，潘真麟和汪剑芳去落实值班，先到外事组找到袁冬林，讲要加强值班，留十个身体较好的人，后又到组织组找到王日初，讲了值班的事。其他工作人员按何宇生的布置，分别到工交、文教、征兵办、复退办、民兵指挥部等单位去摸清情况（巨匠许国华曾几次去民兵指挥部，想请求任务）。
何宇生要求许国华、都民承和夏振龙搞个所谓保卫工作的方案，都民承提出：“一劝说，二不能让人冲进来，好人坏人分不清”，何宇生问如果抓人怎么办？都民承讲尽量守，守不住没办法，由于研究方案的同志感到目标不明确，所以未予制定。晚饭后，工作人员回办公室向何宇生汇报情况，大家七嘴八舌开了议论，何宇生讲：“对这几个人以前不了解，文化革命十年我们是清楚的、是紧跟毛主席的”，在何宇生的影响下，有些同志也跟着讲了一些错话。张秉言讲：“材料是真是假，还要看执行什么路线，一要听传达，看看材料有没有说服力，二要看今后的实践”等等。
当夜，机关党委留了六个人在单位值班（何宇生、许国华、肖方银、夏振龙、张秉言、潘真麟）。
关于10月13日事件的性质是严重的，何宇生明知“四人帮”被抓，不但向机关党委的同志吹黑风，而且布置了解情况，掌握动态，收集枪支、弹药、还要搞“方案”，实际上是想积极参预反革命武装叛乱，企图负隅顽抗。
所谓“白头简报”就是市革会机关党委的手抄件《情况汇报》，是机关党委根据王秀珍的黑指示，直接向王秀珍本人反映情况的一种书面汇报。
根据王秀珍的授意和何宇生的布置，市革会机关党委从1973年7月成立起到1976年“四人帮”垮台止，在三年时间内共出《情况汇报》五十四期（其中包括以党委名义写给王秀珍的五封信），其中74年出了12期，75年出了十八期，76年出了二十四期。《情况汇报》从性质上来讲，有一部分属于机关干部的思想动态，但大部分还是属于“小报告”性质，为“四人帮”及马、徐、王搞篡党夺权，搞阴谋活动服务的，也是为马、徐、王严密控制机关后院效劳的。随着“四人帮”篡党夺权活动越来越频繁。《情况汇报》就出得越来越多，特别是“四人帮”及马、徐、王在七六年另搞一套时，即从七五年十二月份至七六年九月短短的九个月中，就出现了三十四期，超过了前两年的总和。在五十四期“白头简报”中，有将近三分之一是经过马、徐、王的批示、圈阅，其中王秀珍批的最多。这些“白头简报”迎合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需要，成了马、徐、王手中的御用工具。
1975年12月24日，王秀珍把何宇生叫到康办学习室，除策划召开机关部分支部书记会议，以汇报交流的形式抛出供给国务院很多部委的黑材料外，还别有用心地对何交待：“今后机关党委报《情况汇报》给我的时候，不要编号，以便我根据内容给谁看就给谁看，如编号，这期看了，别的不给看不好办，因为我么这里也不都是一致的，有几个不讲话的人。你们留底可以编号，以便查考”这就充分暴露了王秀珍利用“白头简报”搞阴谋的嘴脸。
主持机关党委日常工作的副书记何宇生，对王秀珍的黑指示心领神会，为了讨好王秀珍，表示出政治上的“敏感”，认为反映情况要及时，观点要“鲜明”，以便王秀珍能及时掌握机关动态，所以每次重大事件或平时有什么情况，总是很卖力地布置机关党委的工作人员，手抄《情况汇报》给王秀珍。在五十四期《情况汇报》中，张教浩签发了三期，厉敏之签发了两期，其余均是何宇生签发上报王秀珍的。
《情况汇报》的收集，起草工作，基本上都是根据何宇生的布置，由机关党委工作人员具体承办的。材料来源：有的是工作人员下去收集的，有的是根据下面组、办的汇报整理的，也有道听途说的，还有少数是机关党委转发下面组、办的材料。一听到什么情况，凡是对“四人帮”有利的都可以报，如有的在饭桌上听到的情况，也不问青红皂白，不管情况是否属实，马上就报。在五十四期《情况汇报》中，潘真麟起草了十七期，还给别人修改过两期；汪剑芳写了二十期，占总数的占分之一多；李维义写了五期；周中兴写了四期；夏振龙、张秉言、罗法宽各写了两期；姜东基（市革会机关党委借用的打字员）写了一期，许国华写过一期。
从《情况汇报》的内容来看，大致分为五个方面：其中有攻击或贬低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和地方负责同志的，特别在七五年底到七六年的诬邓活动搞得比较厉害；有吹捧、美化“四人帮”的，为他们篡党夺权造舆论；也有攻击军队的负责同志，搞反军、乱军活动的；有诬陷、迫害老干部方面的；也有压制、迫害革命群众的。
现将市革会机关党委的工作人员，在何宇生的布置下，参与搞“白头简报”的具体情况介绍如下：
在五十四期“白头简报”中，汪剑芳一人就写了二十期（其中包括以机关党委名义写给王秀珍的四封信），具体情况如下：
1、七四年情况反映（五）《地区组同志对组、办领导不抓机关运动提出尖锐批评》和情况反映（六）《地区组三位领导中没有人抓机关的运动》，在这两篇“白头简报”中，讲黄克是爱吹不爱批；将孙清华是临时观点，想回部队；讲王一平同志“呼吸文化大革命新鲜空气太少，观点陈旧，对新生事物不支持。”汇报中还讲“三位领导的调子十分低沉，根本没有围绕批判克己复礼，抓住路线斗争的大是大非问题揭矛盾”等等。材料报上去以后，使王一平同志挨了整，马天水在“情况汇报”（六）上批：“要跳出个人的圈子，请积极投入批林批孔，领导好这场运动”。王秀珍批：“请看看二办的三位领导同志的精神状态，怎能当好这场运动的指挥员和战斗员呢？”
上述两期《情况汇报》，均是汪剑芳根据地区组三次讨论会会议记录整理。
2、七四年情况反映（八），《有关市高级法院的一些情况》。
这期汇报中高了高级法院第一把手李继成同志的状，讲他是“经过文化大革命变化不大”、“政治上迟钝，思想上保守”，讲什么“党组战斗力不强，关键在第一把手”，并且提出“尽快考虑调一批工人新干部到法院掺沙子”等。马、徐、王等人专门对法院的问题作了批示，结果使李继成同志收到了打击、排挤，名义上当了顾问，实际上靠了边。这份材料市七四年底法院的关系转来机关党委后，汪剑芳和李维义到法院作了近两个月的了解，写了这份报告。
七五年情况反映（九），《市高级法院党组向全院传达马、徐、王对法院的指示后，在干部中引起的反映》，在这期汇报中办公室调研组焦耳洋和民庭负责人于文，对“四人帮”及马、徐、王推行改朝换代政策的不满都反映了上去，这份材料是汪剑芳到法院了解学习《红旗》的反映时，法院的苏、陈、余对她讲的，汪向何宇生作了汇报。
七五年十二月三日，汪在以机关党委名义写给王秀珍的心中，把李继成调任顾问后，机关干群对金仲元等新干部的看法以及为老红军李继成打抱不平的话，作为奇谈怪论，反映给王秀珍，实际上想继续整人。这份材料是汪到法院听了金仲元的反映写的，并在后面加了一些观点。
3、七六年情况反映（十四）《国际旅行社欧洲组对天水XX讲话思想较乱》。
国际旅行社欧洲组的同志，出于对周总理的无限热爱和对马、徐、王利用《文汇报》反总理的行为表示愤恨，在旅行社党支委祝文惠传达马天水的讲话时，进行了抵制，机关党委听说后，立即用“白头简报”把情况报告王秀珍，在汇报中点了苏兆麟（法文翻译）、顾益梅（德文翻译）、薛宝安、计朝栋（欧洲组副组长）、刘志云（欧洲组副组长）及袁仁祺等人的名，告了他们的状。
这份材料是由汪剑芳打电话与张祖寿联系后，何宇生一定要当夜就来人汇报，祝文惠、丽明来向何宇生汇报时，汪剑芳根据记录整理的。
4、七四年情况反映（七）《机关干部对陈丕显处理决定的反映》，攻击了陈丕显同志，讲陈在历史上认贼作父，推行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破坏文化大革命。毛主席要解放陈丕显同志，而《情况汇报》中却提出对陈丕显解除了监护，不等于没有斗争，同时要密切注意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并说许多同志认为不能让陈担任重要职务，最好到外地去，在上海不行等等。继续宣传推行“四人帮”迫害老干部的政策。
5、七六年情况反映（八）《机关批判右倾翻案风会议以后的反映》。内容有攻击邓小平同志也有反映对点名“批邓”有不同看法的人和情况。如反映了调查组二处处长徐铭新对所谓“剥邓的反修战士的画皮”以及调子越唱越高有看法，也被报了上去。
七六年第九期《机关传达毛主席重要讲话和中央三、五、六号文件以后机关干部的一些反映》，提出了党内走资派是怎样产生的，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对文化大革命的估价，有关邓小平的矛盾性质等九个问题，有提出疑问的，也有对邓小平同志提出攻击的。
6、为马、徐、王掌握动态和收集情报的有：七四年五月十日给王秀珍的信和七六年第十二、第十七期。
七六年第十二期是对江苏省委对待南京事件的态度分析以及反映江苏和四川等地的一些情况。
七六年第十七期，主要内容也是收集各种情报，共汇报了七个问题。如：二炮的情况，北京天安门广场的情况，叶剑英的情况，邓小平的情况以及河南洛阳到上海大学里的一些情况等等。其中涉及到外办的情况是汪剑芳张祖寿汇报的。
七六年第二十一期也是反映毛主席逝世以后，机关干部的一些思想动态，并且反映了“对中央有些人不放心，有些是副总理、有些是部长”表示了担心和不放心。这份材料来源于工交的联络员。
总之，上述几期《情况汇报》配合了“四人帮”及马、徐、王篡党夺权，为他们了解和掌握各地的动态服务。
潘真麟共写“白头简报”十七期（其中七四年有三期，七五年有五期，七六年有九期），其中有突出问题的有八期。具体情况如下：
1、关于诬邓方面的有五期
（1）七五年第十一期《工交组、地区组部分同志学习中央23号文件后的一些议论》。（何宇生在上面批：手抄一份绝密报王秀珍）
这篇汇报影射和攻击了邓小平同志。
（2）七五年第十二期列了五个问题，攻击国家计委卡上海、还点了一位副总理，讲什么：“深深地感到，那些刮右倾翻案风的人，不择手段，制造矛盾”。
（3）七六年第三期，《机关工作人员对邓小平同志在周总理同志追悼大会上致悼词的反映》，该期中攻击了邓小平同志，说“读到此对他是一次教育，希望他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反映总工会的同志担心这样做会抬高邓的身价，增加威信，使斗争更复杂。
该期中有些内容是攻击邓小平同志的。1号文件下达后，说什么“大家对邓没有当总理感到很高兴，可以放心了”，“是对右倾翻案风的有力打击，认为这是对修正主义路线斗争的一个胜利，斗争形势更加明朗了”，认为1号问价下达，消除了顾虑，心里有底了，批判斗争的信心增强了等等。
这份材料是潘真麟听电话整理的，机管局的情况是丁如康汇报的，另外还有两条意见是夏振龙笔记本上的。
（5）七六年第十八期，《部分机关干部对批邓，联系实际的一些思想反映》
这期主要内容：民兵指挥部的人提出，邓在下面是否有代表人物？防空办有人议论：“邓小平既然是大走资派，是总后台、总代表，下面必然有小的、分的、副的，对周荣鑫、廖志高、胡乔木、张爱萍等人不点名批判，感到想不通。”
2、属于小报告性质的有三期
（1）七五年第十四期，《调查组等单位少数同志在学习中央23号文件时暴露的一些思想》。（何宇生批：手抄一份绝密报王秀珍）
主要内容：把调查组的刘更生（支部副书记）、郭春生（二处负责人）、徐建屏等人对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以及对批判周荣鑫等人的讲话进行抵制，被作为糊涂思想报上去；另外，还把郊区组周叔康对批“三项指示为纲”的不同看法，科技组干部朱忠全对上海批邓的做法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以及郊区组的组织组马雪林对于乱抛材料有意见，都被作为问题报了上去。
（2）七六年第一期，《统战小组等部分组、办少数同志对当前斗争暴露的一些思想》，主要反映统战组的业务组和政工组的一些同志对传抄材料表示怀疑，对机关党委一月三日召开的交流大会表示反感，对马、徐、王到处散发材料，做小动作进行抵制的情况都被报了上去。王秀珍在这篇汇报上批道：“从少数同志对当前斗争暴露出的思想，需要抓紧机关干部的学习，提高对这场斗争的性质、意义、目的的认识，希望各支部做好过细的政治思想工作，使这些同志提高认识后汇报。”
（3）七六年第六期，《征兵办个别干部对反击右倾翻案风情绪抵触》。
这篇材料是许国华跑征兵办，根据方荀仙、沈克东的汇报写的，潘真麟修改。
李维义共参加写过五期“白头简报”，其中七五年有一期、七六年有四期，有突出问题的三期，具体情况如下：
（1）七五年的第十期《工交组组干组部分同志在学习中议到的几个问题》，实际上是不点名的点名。简报攻击了邓小平同志，何宇生要求手抄一份绝密报王秀珍，并注明此件请秀珍同志阅，能否不给别人传阅。
（2）七六年第七期，《调查组一处的两位处长的一些思想情况》。
主要内容：汇报了一处的代处长高琦，副处长徐国针对马天水供给邓小平同志的讲话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以及对乱抛黑材料进行抵制的情况，打报告告诉了王秀珍。
材料来源：李维义和赵继武分别参加调查组的两个小组讨论了解到的情况，另一组由王金召记录，李维义找王了解了情况。材料由李维义整理。
（3）七六年的第十期《调查组反映出的一些问题》
这份材料是由李维义根据汇报整理的，关于韩仰山的一段是徐建屏讲的，关于赵继武的一段是由王金照讲的。
周中兴参加写过四期“白头简报”，即七四年的第二、第三期，另外还有一封信及“有关黄金海的一些情况”。七四年的第二期，攻击了上海警备区和南京军区，认为对新生事物是“光唱高调子，行动不支持”，给南京军区提了六条意见，认为关键是“路线问题”，为反军、乱军提供了炮弹。
这期是何宇生根据王秀珍的指示，要民兵指挥部写成书面汇报并以机关党委名义用“白头简报”向王秀珍反映，王秀珍并将要向王洪文、张春桥汇报。
该期是由李振发写，潘真麟修改，周中兴抄写的。
其它及其属于一般性的动态反映。
夏振龙共写“白头简报”两期，即七五年第十三期和七六年的第十三期；
七六年的第十三期，主要反映了来机管局住宿的常州市革会工作人员反映的南京情况，听说南京群众上街游行示威，要揪出《文汇报》的黑后台，何宇生把这些外地的动态马上汇报王秀珍。
材料来源：是机管局夏子林汇报学习情况时。谈到南京有人来讲到了南京的情况，夏振龙向何宇生汇报，所以何宇生就叫夏振龙写的，夏振龙到机管局找到接待人员王克兴，核实一下，回来写了《情况汇报》。
张秉言写了七六年的第十五、第十九两期。
第十五期《机关参加大会的同志听马天水传达中央电话通知后的反映》。在议论“南京事件”时，攻击了江苏省委、南京军区。并点了廖政国的名，讲他态度暧昧，是支持事件的。
这期集体汇报，张记录整理的，各组、办的情况谁联系，谁汇报。
第十九期，《地区组对李桂芳同志在运动中的一些错误言行开展辩论的情况》，略。
罗法宽参加写“白头简报”两期，七六年四月六日一期及七六年第廿二期。
76年4月6日《地区组李桂芳同志对当前运动的一些错误言行》。王秀珍在这一篇上作了批示：李桂芳的错误言行可在地区组开展辩论，但准备工作要做好，先在组里辩论，后在地区组辩论，这些错误观点要辩清。
76年第22期，《机关干部在悼念毛主席的活动中的一些思想反映》，主要内容：1、对许世友的行为不满，并表示担忧；2、对王、张、江表示关心，说：“许多同志从电视上看到洪文、春桥、江青等中央领导同志都明显消瘦了，很关心，建议有关部门，注意保护他们的健康”；3、在议论谁接班的问题时，竟公开提出要张春桥党总理，说什么“有的认为是春桥同志”，“多数认为是春桥同志好一点”。
据罗法宽三大讲时说，除写作组的顾苏以外，都是有条子的，归纳起来写的，关于工交组的汇报是李维义在饭厅听到洪文嫒与于善奎的对话，他向洪了解后向何宇生汇报的。
关于市革会机关党委的有关工作人员参加写“白头简报”的情况，大体上就是这样的。
一九八四年八月
来源：根据档案材料翻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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