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86-10-0 作者：中共邕宁县委整党办公室
中共邕宁县委整党办公室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指出：“‘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这个结论，反映了全党、全国人民的共同认识，也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彻底否定。我们根据《决议》精神，以编年历的形式，编写《邕宁县“文革”大事记》（以下简称《大事记》）。对我县“文革十年”所发生的要事，按时间顺序进行简明扼要的编录，把全县各族人民在十年浩劫中蒙受的灾难，用记实的办法将它载入史册，以起到存史和《资治通鉴》之作用。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编写《大事记》的目的在于彻底否定“文革”，巩固处遗成果，用血的事实教育广大干部群众，告诫后人，牢记这一惨痛的历史教训，不让“文化大革命”这一历史灾难重演。
在编写《大事记》中，我们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尊重历史，尊重事实。通过查阅我县“文革”档案资料及当时各有关文件，采取访知情人和召开有关人员座谈会的形式收集资料，并从时间、地点、人物、因果关系上加以鉴别、考证，力求按照事情的本来面目，客观地加以记述。但因“文革”资料不全，年事较久，虽经努力，仍难免错漏，恳请知情者指正，以便加以修缮。编后语附上我县“文革十年”县委、县政府领导变动情况。
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了由毛泽东主持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和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和6月1日北大哲学系聂元梓等人写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以及改组北京市委的文章发表后。我县先是邕宁高中学生归维荣、谢华业、蒲庙中学学生晏万发、何日芬等人，首当其冲地组织学生活动，起来“造反”，并以归维荣为首成立了第一个邕宁县红卫兵组织“《闯》战斗队”。从此，拉开了我县“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序幕。
6月5日，在县委大礼堂，县直机关召开全体干部、党员大会，会场戒备森严，当时与会人员凭票入场，县委书记郑永茂、副书记蔡日恒分别传达区党委第一书记韦国清同志、中南局书记陶铸同志“关于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报告”。会议还声讨“反党反社会主义邓拓一伙的滔天罪行”，要求配合全国、全区揭发、声讨社会黑帮“三家村”，向文化大革命进军。
6月8日，《解放日报》、《文汇报》刊登姚文元的文章，揭露《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文章说：“邓拓、吴晗、廖沫沙的写作，是经过精心策划，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一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进攻。”叫嚷要从文化艺术领域入手，上揪支持者，下扫追随者。邕宁县机关、学校开始上挂、下连，揭发单位的所谓有问题的人。
6月9日，邕宁县文革领导小组成立，组长蔡日恒（县委副书记），副组长郑永茂（县委书记）、韦式诚（县委副书记），下设办公室，办公室工作人员共23人。
6月20日，县委邕发（66）25号文件“关于做好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通知”发至全县。通知说：当前美蒋正在阴谋策划，搞反动宣传，特务组织对我电台、工厂、桥梁、仓库为目标进行破坏活动，全县广大民兵，要提高警惕，加强战备，进行文化大革命教育，保卫文化大革命。
6月23日，南宁市在朝阳广场举行有30多个大专院校、中学4万多人参加的“向文化大革命进军”的誓师大会，提出横扫所谓钻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理人和一切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以及“破四旧”“立四新”的口号。邕宁县委、人委及县直群众“造反”组织声援，支持红卫兵的“革命行动”，首先在县直机关掀起了“揪党内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打击党内一小撮走资派为重点”的群众运动。从此，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迅速在全县全面展开。学生走出学校，杀向社会，大破四旧，大立四新。对城乡、古老刻绘的连花鞋、花衣和妇女留长辫子等都被视为“四旧”，或是封资修加以破除，进行砸、烧、封、剪。使许多文艺作品被禁阅、禁演、禁唱和烧毁，许多文物古迹遭受破坏。
7月27日，县文革小组以（66）01号文件发出《邕宁县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意见》，号召广大干部、贫下中农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和“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进行揭发、批判、声讨。
8月1日，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和公布了毛泽东同志支持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一封信“我的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后，邕宁高中和蒲庙中学等革命师生、红卫兵组织，县直、区直各造反派便掀起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批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封资修”的热潮，各造反派积极参与上挂邓拓、吴晗、廖沫沙，下联广西陆地的“钦南黑诗社”及曾东江等人进行批判。
当时邕宁县在机关、学校和大街小巷到处都搭起革命大批判栏，大写特写《毛主席语录》和批判封资修、走资派的大字报。“红海洋”（红海洋——即凡写毛主席语录的地方，要求红底黄字）活动也就此时在我县出现，从机关到学校，从工厂到农村，到处出现一派红色的景象。
9月5日，毛泽东主席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连续接见和检阅红卫兵战士和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发出了毛主席关于“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后，以青少年为主体的红卫兵“不怕远征难”、“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开始了全国性的“长征式”的大串连，续而发展到干部、职工的大串连，进行全面的、广泛深入的“文化大革命”的大宣传、大发动。使“文化大革命”的烈焰烧遍全国，南宁和各地的红卫兵和所谓的造反派近万人相继来邕宁进行串连、宣传“造反有理”和揪斗“走资派”，致使游斗、剪发、炮轰、打倒党内一小撮当权派的行动不断升级，只要是被带上“封、资、修”或“叛徒、特务、走资派”的，就会在劫难逃。用当时的语言叫做：“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当时受冲击的县委领导有郑永茂、蔡日恒、张志民等同志。
11月12日，邕宁县红卫兵接待站成立，接待站工作由曹尚志、杜汉初等同志负责，并抽调一批干部到接待站工作。县“文革”办又发出了《关于做好对革命师生红卫兵进行串连的接待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区、社对革命师生串连给予热情的接待，并指定专人负责解决革命师生串连的食宿问题。
12月31日，县委机关“革命造反战斗队”李旺斌（县宣传部干事）、何维斋（宣传部干事）、张师隆（农村部干事）、陈光浦、农昌会（教育科科员）、梁世尹（县供销社干部）、陆分平（农村部干事）、黄君昌（工交部干事）、刘学明、李昌廉（工交部干事）、刘玉池等人联名印发《告全县革命造反宣言书》。教育系统的干事、职工和部分中学学生、红卫兵开始外出串连、分别到广州、上海、北京和区内各地。农村公社社员也出现红卫兵组织，县内的区与区、社与社、队与队的串连达到了高潮。造反派们既造“走资派”的反，又造党委的反，“踢开党委闹革命”，搞乱了全县各级党组织和政府机构正常的工作秩序和生产秩序。据不完全统计，全县所开支“长征”的经费共333710元。
1月1日，南宁军分区学毛著报告团（第一组）由许副政委带队来邕宁县作巡回报告。成员有苏旺英、陈带华、许绍森、黄作再等一行6人。报告会由黄寿枝（组织部副部长）主持，县委副书记韦式诚代表县委作指示，县武装部政委蓝逢春作重要讲话，会后掀起了人人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高潮。提倡活学活用要“立竿见影”。红卫兵要戴红袖章，胸前佩带毛主席像章，讲话、写大字报、作文章，要把毛主席语录（最高指示）放在前头，以表示对毛主席的“无限忠于，句句照办”。
1月3日，县委《灭资战斗队》红色兵团和邕高、蒲庙中学红卫兵及城镇各造反派组织，印发《蔡日恒镇压革命师生的罪行一则》。
1月4日，县人委各造反派组织印发《反革命修正主义蔡日恒制造县文革办的白色恐怖》、《郑永茂企图瓦解邕宁高中“红星总部”的罪行一则》。当天下午，中和红卫兵和邕高红卫兵在邕高联合召开批判邓善生大会。
1月20日，各造反派组织，写出《彻底粉碎县委以郑永茂为首的一小撮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和《阶级异己分子张志民在邕宁犯下的滔天罪行》的大字报。说是：“揭开了邕宁县委两条路线、两条道路斗争的盖子”。
1月27日，在上海《一月风暴》全面夺权的浪潮影响下，邕宁县城各基层单位、全县各区的造反派组织也纷纷起来向本部门、本单位“走资派”展开了全面夺权的活动，使全县上下，各级党组织、政府机关等一切国家职能机构全部处于瘫痪状态，无政府主义思潮盛行，秩序大乱，人们无所适从。但还错误地认为：“形势大好的根本标志就是人民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了，乱了敌人，锻炼了自己，天下大乱才能达到大治”。
1月29日，邕宁县“长征造反联络总站”筹备举行批判“邓永茂、蔡日恒为首的县委贯彻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
2月26日，县委机关革命造反派“夺权行动委员会”成立。主要成员有卢焕、梁体利、梁乃珍、巫永辉、范敏生、张师隆、李恒元、梁宜邦、玉达教。
3月3日，县人武部根据中央《关于要各大军区、军分区、县人武部出来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精神，成立“邕宁县抓革命、促生产委员会”，共9人组成。
主任委员：王富文（县武装部副部长）
副主任委员：黄友德（副县长）
李伟基（财贸部副部长）
马文基（邕宁高中学生）
委员：范敏生（农村部干事）
邓家荣（粮食局干部）
黄忠豪（县人民银行干部）
陆祖烂（县人民银行干部）
苏仕添（法院院长）
具体分工：王富文管全面工作，李伟基兼办公室主任，黄友德、范敏生管农林水战线，邓家荣、黄忠豪、陆祖烂管财贸工交，马文基、苏仕添管政法、文教、卫生战线。并发出通知公布县抓促委员会的建立和人员分工情况，以及要求各区相应建立抓促委员会或指挥部，建立健全有领导干部、部队代表、造反派参加的三结合领导班子。
3月5日，县委机关“东风”战斗队与邕宁红卫兵《闯》战斗队印发告全县人民书《彻底清算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蔡日恒的滔天罪行》。
3月6日，县委机关“东风战斗队”抛出了县委几个主要领导同志和部分委办领导干部的档案后，又积极串连全县各造反派共同揭露、批判“走资派”的罪行，从1月29日至3月6日的一系列活动，为夺县委及各级领导权从组织上、舆论上作了准备。
3月13日，在毛泽东主席1月下旬发表“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指示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即逐步以“三支两军”（即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的形式介入了地方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广西军区贯彻落实毛主席的指示，广西部队正式介入了地方“文化大革命”运动，并执行“三支两军”任务。此间，邕宁县武装部即派支左人员张仕元（科长）等人到邕高、蒲中、大塘等中学对革命师生、红卫兵进行军训。
在当时混乱的情况下，军队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实行“三支两军”是必要的，对稳定局势起了积极的作用，但也带来了一些消极的后果。
3月15日，以梁宜邦、梁体利为首发动的罢了县委副书记蔡日恒的官。13日晚，由梁宜邦主持召开紧急会议，组织发动了县委、人委干部职工一百多人，第二天到区党委上访静坐，请愿罢蔡日恒的官，在区党委门前由梁宜邦指挥唱《造反有理》歌，并呼喊“不罢蔡日恒的官，决不罢休！”要求区党委领导出来接见表态。区党委书记安平生出来接见时，为妥善解决问题，要求双方进行谈判，罢官队伍即派梁宜邦、卢焕、梁乃珍、巫永辉、范敏生、张师隆、李恒元等人为代表参加谈判，其余人员搭车返邕宁。谈判中采用强硬手段，逼区党委同意并下令地委书记孟庆颜来邕宁召开大会，宣布罢蔡日恒的官。15日，地委书记孟庆颜被逼来邕宁在总工会球场召开会议，宣布罢了蔡日恒同志的官。造反派们说：这是造反有理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3月30日，县委机关“五·七”兵团成立，参加这个组织的有组织部、宣传部、农村部、监管、团委、工会、妇联、工交、财贸部等单位各战斗队的干部职工，主要负责人是：梁宜邦、卢焕、梁体利、杜献严、马腾润、翁显任、甘月娥、邓守魁等人。
同月，县人委“3211”兵团也相应成立，兵团负责人由人委所属的各单位造反战斗队组成，主要是：
统计局：玉达教
人委办：李汉兴 何天植
农业局：梁富明
林业局：张国凡
计生办：卢济达
财政局：雷建立
计委：邓南星
农委办：石寿兴
文化馆：罗远任
水电局：周升培
广播站：腾满善
新华书店：廖月初
教研室：冼诗进
森工站：李金柱
4月19日，区党委领导干部伍晋南、贺希明、霍泛等发表了“坚决站在造反派一边，支持造反派红卫兵的革命行动，和造反派一起战斗”的声明后，邕宁县直机关5月23日组织干部职工集会，表示支持韦国清同志站出来革命。会后，各造反派贴出大字报，有的支持韦国清站出来工作，有的支持伍晋南站出来工作。由于对区党委领导站出来意见不一而展开辩论，分歧点是支韦或支伍的问题，在邕宁各造反派组织中，思想上开展形成了两种明显的不同观点。萌发着以人划线，以观点分派的迹象。
7月上旬，邕宁县革命派联合指挥部成立，领导成员由各兵团负责人组成，主要是：梁体利（县组织部干事）、梁宜邦（县宣传部干事）、黄强（县邮电局工人）、农秀清（邕高红卫兵）、晏万发（蒲中红卫兵）、梁兆忠（地区水泥厂干部）、谢英中（县酒厂工人）、黎明伦（县造纸厂工人）、杨忠延（农机厂工人）、唐蔼亮（县商业局）、翁显仕（县财贸部干部）、玉达教（县统计局干部）、周升培（县水电局技干）、邓家荣（县粮食局干部）。
7月中旬，广西“4·22”邕宁分部正式成立。主要负责人有：苏茂章（邕高红卫兵总部负责人）、周作相（邕高红卫兵总部负责人）、班卫民（地区水泥厂工总头头）、曹树华（蒲中红卫兵总部头头）、李锋（县耕读学校红卫兵总部头头）、卢鸿甲（蒲中教师）、黄舜祖（蒲中教师），由苏茂章任指挥长。周作相、班卫民任副指挥长、曹树华任作战部长、李锋任作战部长、卢鸿甲任组织部长、黄舜祖任宣传部长。
8月中旬，邕宁县直机关干部职工杨建亭（农机局干部）、张绍贤（宣传部干事）、朱沛宏（税局干部）、黄宣浪（文化科干部）、龙建伙（体委干部）、苏克旺（统计局干部）、黄焕新（税局干部）等人公开发表参加“4·22”组织，并在蒲庙小学召开会议，正式成立广西“4·22”邕宁县直属机关革命造反派联合会（简称“革联”）。选举产生“革联”领导班子，由杨建亭、张绍贤、朱沛宏、苏克旺、龙建伙、黄宣浪、黄焕新等人组成，杨建亭负责全面工作，张绍贤为副负责联络，朱沛宏为副负责组织，黄焕新负责办公室，苏克旺抓组织部，龙建伙抓联络部，黄宣浪抓宣传部，负责协助各部工作的有班宗英（县联社干部），黄春荣（新华书店干部）、李镇宇（教研室干部）、伍东生（文化馆干部）、梁富华（新华书店干部）。“革联”一切活动隶属广西“4·22”邕宁分部统一领导。
这样，邕宁就出现了“联指”和“4·22”两大派组织。两派由于对“文革”的理论、政策的不同理解，对本部门“当权派”有不同看法，从而加深了两派之间的隔阂，加上两派中的极小数坏人利用派性，干出很多“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来，从开始的嘴斗、笔斗、发展到真枪真弹的武斗，造成了惨重的后果。
8月20日凌晨1点，邕宁“八·二〇”抢枪事件。事前，南宁“航运工总”巫抱平、史苗蒲和蒲庙邕高学生马干明、水电局青林、邕高老师林家聪接头策划。搞外攻内应抢夺邕宁县武装部的枪枝。8月20日凌晨1点，南宁三中、二中、五中、九中等几百名红卫兵由“88武工队”掩护，乘南宁“航运工总”3条驳船，来到邕宁武装部抢枪。船到八尺江口时，早已在那里接应的曹树华、何显光（蒲初学生）带领他们直冲武装部，抢走各种枪枝400多支，各种子弹13万余发。事件发生时，县委机关干部职工集中到县委、人委大楼等候出击，并打电话报告广西“联指”后，“联指”电话答复：“开一个炮艇来截击，并要邕宁联指出击”。后县人委职工干部尾随到车站汇合单位开了一个小会，梁宜邦扼要地讲了几句，马上率队追到水泥厂码头，但“工总”船己开走了，后县武装部通知良庆区直武装民兵出击截击。凌晨5时许，当工总船驶到良庆楞塘时，双方交火了一阵。天亮时，县武装部重新组织人员，并向九九分队要了枪，乘坐两部车赶到良庆，但工总船早己过了良庆。后来在青山塔至柳沙河段，被广西“联指”炮艇袭击。据当时“联指”战报报导，“工总”船被打死13人，打伤40多人。但枪己被红卫兵在船驶至青山河段时，下船四散上山带入南宁。
8月22日，县联指红色财贸造反兵团翁显仕等6人走访（冲击）县人民武装部。要县武装部答复为什么把枪给南宁“四·二二”搞武斗，为何不给邕宁“联指”等。
8月31日，邕宁县“联指”指挥部召开紧急会议，由梁体利、杜献严主持，会议以加强领导，迎接新的战斗任务为题，决定以红卫兵和工人为核心。重新改组了“联指”常委，改组后的“联指”领导成员是，常委：梁体利、梁宜邦、黄强、杨宗延、何永志（印刷厂工人）、梁兆中、谢英忠、翁显仕、农秀青、晏万发、黎明伦、周升培、玉达教、邓家荣等人，杜献严负责指挥部办公室，卢焕（宣传部干事）负责与地专机关“联指”联络。
9月7日，金光农场被抢枪。金光农场干事青世年和农场“抓促”班子王志元2人到区农垦局向广西“联指”反映场里“4·22”有准备抢枪的迹象。广西“联指”当即表示“先下手为强”。立即下令南宁治矿厂甘世隶带领20多人，全部武装，乘两辆汽车、一辆小车、一辆摩托车，在当天下午3点，到金光农场抢走民兵枪枝120支。
9月27日，邕宁县召开两派群众组织代表会议，县武装部蓝逢春、张仕元、秦增三、乔兴才、严伟章等人参加。会议由联指办杜献严传达广西两派大联合会议精神，主要内容是：
1、广西、南宁、广州、北京的革命形势。
2、关于中央九·五命令，两派十条协议。
3、广西两派赴京告状代表团情况。
4、关于全面上交枪枝弹药问题的7条协议。
会议中，两派还讨论了就无产阶级关于坚决贯彻《广西两派抓革命促生产大联合的具体措施》。邕宁“4·22”代表：
反苏修 邓卓凤 罗山 何顺隆 黄宣浪 班卫民 廖德才。
邕宁“联指”代表：
杜献严 谢华业 晏万发 黄才慧 钱新 蒙彪 吴培俊。
这次会议，毫无结果，没有达成任何协议。
10月7日，邕宁县城及各区、社、中小学生积极响应毛主席、党中央《关于大中小学复课闹革命》的指示，广大革命师生陆续回校《复课闹革命》。
11月7日，邓善生发表了“我坚决支持‘4·22’邕宁分部的革命行动，坚决和‘4·22’邕宁分部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的声明，这是当时所谓领导干部站出来革命。由于派性作怪，两派都是竭力争取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肯定和支持，只要某领导的只言片语于本派有利，马上就会成为“特大喜讯”，以此攻击和压倒对立的一派领导干部公开表态，客观上是加深了两派的矛盾。两大派群众组织的斗争更加明朗化，“文攻武卫”更加白热化，以致酿成了后来更多惨重的流血事件发生。
11月8日，邕宁“4·22”和“66616”战斗队将县委书记郑永茂、组织部副部长马南光、黄寿枝拉到邕宁高中进行批斗，并受到蒙眼、塞嘴、木棍打、拳打、用匕首顶住他们的肚皮，推下河边搞假枪毙，逼他们承认是“联指”的黑后台、黑高参，使他们几个被打成重伤，几天起不了床。
11月12日，邕宁联指写信给周总理并中共文革小组，汇报“4·22”批斗老干部的情况。
同日，蒲庙街发生抢枪事件：蒲庙区广良民兵梁××持“三〇”步枪一支，子弹29发，行经蒲庙街，被张信南（蒲庙工总）、李世明（邕高革联）、曹树华等人发现后，当场要缴梁的枪，而发生争执。梁要求到县武装部去解决。但曹树华却带一帮人来强行缴了梁的枪，事后武装部指出，抢枪是错误的，要曹交回枪枝，但曹拒不交枪，拿回交给杨泽民暗藏，作为他们的武斗工具。
11月16日，为贯彻广西两派大联合会议的《十条协议》，邕宁召开两大派组织革命大联合签字仪式大会。双方代表和武装部签名的有：
邕宁“4·22”代表：
反苏修 邓卓风 罗山 何顺隆 黄宣浪 班卫民 廖德才
邕宁“联指”代表
杜献严 谢华业 晏万发 黄才慧 蒙彪 钱新 吴培俊
邕宁武装部代表：
张仕元 乔兴才 严伟章 秦增三
邕宁两派在达成协议签字后，11月20日，南宁市两派群众和解放军指战员15万人，在朝阳广场举行集会，庆祝我区革命大联合“筹备委员会”成立。这大大推动和促进了我邕宁县各派组织的大联合。
11月26日，邕宁高中两派首次石头仗，也是邕宁县武斗的开瑞/端。这次石头仗是由于两派争夺阵地而引起的，当时邕高“4·22”红卫兵住在邕高东楼制高点，卡住路口，“联指”红卫兵出入不便而气愤，当日下午，“联指”红卫兵就用石头投掷攻打，“4·22”派因人少“寡不敌众”而害怕，纷纷跳楼逃跑。后来黄镇因跑不及，见到联指派的谢毕业、莫如福冲上楼来，便丢了一枚土制手榴弹，结果莫如福被炸伤晕倒，后及时送医院抢救才免于死亡。这次石头仗两方都有轻伤（邕高吴仕荣同志口述）。
12月24日，邕宁两派正式派代表进行“革命大联合”的谈判，两派代表有：
“4·22”代表：
林青 张纯纪 何顺隆 李腾 覃绍谋 卢鸿甲 陈柏柱 徐光强 颜家福 郭新华 黎文勇 赖宏图 梁作明 李炳南 雷闯
联指代表：
玉达教 梁宜邦 谢英忠 农秀清 黄飞 何光万 黎明伦 周德丽 翁显仕 晏万发 黄维庆 潘束月 钟汉宽
武装部代表：
蓝逢春 曾昭秦 黎旭照 甘水养
1月22日上午抢车、绑架邕宁“联指”的郭福腾司机等3人。酒厂梁世权知道，县财局司机郭福腾、人委司机刘卓达、广播站腾满善等3人，驾驶一辆中卡汽车去南宁，后便找在五塘插队的知青周永祥等十多人，坐车到五象岭路边埋伏。下午2点多钟，当中卡车从南宁回到五象岭时，被拦截并将3人捆绑押送到展览馆，进行审讯毒打，除抢走中卡车和30多发手枪弹外，还抢要私人手表2只，钢笔表2支，人民币60元，粮票100斤。第二天才把司机等3人拉到良凤江放走。
1月24日，县物资局炸药仓库被抢。“4·22”分部卢鸿甲、曾保忠、青林、谢业常等开会研究抢县物资局炸药仓库。卢鸿甲说：“联指组织去抢炸药，我们不去抢就完蛋”。当晚9时半，由水泥厂司机黄坚开车拉30多人去。因不知炸药放在何处，又被人发现而没抢成。到下半夜2点多钟，谢业常、曹树华等20多人又去到仓库附近，李孙友、王祖雪、莫上灼等3人，先摸下去，李孙友撬开了仓库，找到了炸药，20多人即把炸药扛上山，后由黄海坐车到蒲庙街叫莫裕根找水泥厂司机黄坚开车去把炸药（共60多箱）运回来。第二天分到各据点。
1月27日，攻打县手工业联社，争夺据点。邕宁“4·22”“航运工总”李就添和蒲庙中学红卫兵被“联指”抓去后，“4·22”分部便决定攻打手工业联社，以防止联指调动民兵进城搞武斗为借口，并决定由曹树华、马干明负责，剪断县医院门前和圾歧岭侧坡的长途电话线，由曾保忠、杨志善带队攻打联社楼。后来曹树华剪断电话线后，再用炸药炸崩了手工业联社大门前壁，但没有攻下。第二天，联社的人撤出后，“4·22”分部才进驻该楼，并作据点。
2月2日，“4·22”抢夺蒲庙水泥厂战备汽油。当晚凌晨3时，蒲庙水泥厂赖宏图、陆军、班卫民等，为了“4·22”需要，要求分部派人去抢本厂的汽油。并说，我们不去，联指就要去了。当晚由谢业常、王祖雪带一帮人，在手工业联社要油桶，用水泥厂汽车，直开到水泥厂油库，谢、王砸烂油库门锁，便进去装油。刚装得两桶（一桶汽油，一桶柴油）时，“联指”在山上打枪。汽车司机黄坚叫大家把装好的两桶油搬上车后，便开车运到莫裕根家门口。其他人即一边与“联指”对打，一边从蒲庙中学方向撤退。撤到对面山头后，双方枪战持续到天亮，混战中双方共伤6人，县农业局干部尹贤忠在五象宫山头上中弹身亡。
同日，“4·22”分部谢业常、曹树华、王祖雪、赵静安、李孙友等红卫兵以解决生活困难为借口，常到向秀丽饭店要米、油、糖等食物回据点，又从向秀丽饭店爬窗入医药公司抄要药品。曾保忠让大家把药品封存好，实行有计划的分配。随后，曾保忠进驻向秀丽饭店，黄涛、李锋进驻医药公司，黄镇进驻百货公司，邕高、蒲初和各县来的人吃饭问题统一由分部负责分配。这样，向秀丽饭店能吃的东西除被偷部分外，其余都已要走了。医药公司的药物，由曾保忠、黄焕新、李锋等商量后，要去各种药2至3担，交给陈九出售，以解决“文攻武卫”的经费。后来又到百货公司要了肥皂173箱，到五金公司要螺钉6盒，拉火环3盒，钢锯30把。在这段时间，有些学生和蒲庙街的散仔趁机偷了大量商品。从2月至3月，五大公司总计损失公私财物（折款）达13万多元。
3月1日，邕宁县军事管制委员会正式成立。县武装部党委根据党中央和上级的指示精神，决定派出4名干部对县公检法机关实行军事管制，并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邕宁县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委员王富文、副主任赵祥（科长），成员韦睦纲（参谋）、于大贵（干事）。
3月3日，吴圩“马德山”事件发生。当天下午5时，吴圩区抓促办接到那陈来电说：有一辆车在那陈圩口把牛撞死了，车上的人还持枪威胁牧牛员，并把死牛扛上车，往南宁方向开走，要吴圩想法拦截捉拿他们。吴圩区“抓促办”即派谢添贵（区公安员）、梁永善等6人，全副武装乘车拦阻。汽车刚开到吴圩至钦州零公里加500米处，两车相遇，谢叫对方停车检查，对方即用手枪打来，于是双方便发生枪战。枪战中，对方有4人被打死，3人受伤，1人逃跑，其余被捉。吴圩受伤1人。缴得两支五四式手枪，一支五六式冲锋枪，两支五六式半自动步枪。这是轰动一时的所谓“马德山”事件。
3月7日，八里亭伏击战。当晚10时，横县连塘区“4·22”约20多人携带武器步行前往南宁，他们走至南阳时，南阳区公安员李才贤打电话告知了县“联指”。次日凌晨5时左右，行至刘圩时，刘圩区文书李成丕亦打电话给县“联指”常委黄强，黄即向武装部副政委张明品反映，并要求派员前往伏击，张表明此事应由武装部出面解决。但黄提出3个条件：一要解除他们的武装；二不准他们进入蒲庙县城；三要他们退回横县。张不答应。上午8时许，黄强即擅自组织武装人员12人，至蒲庙八里亭伏击。当场打死连塘区“4·22”两人，打伤1人，缴获机枪1挺，步枪6支，冲锋枪2支，手枪2支，“俘”18人（其中学生2人）用汽车送回县委大院的会议室关押。后县“联指”的县委机关干部和邕高学生对被俘人员进行审讯斗打，其中1人被斗打致死，8人被打伤，在关押中，一个女学生被县委通讯员邓承启强奸。
3月21日，公检法在清理阶级队伍中，揪斗所谓内部阶级敌人韦奇才、黄元武等3人后，公检法30人被调离，再在各单位抽调了32人（退伍军人）补入公检法部门。
3月12日，苏仕添（县法院院长）向王富文汇报邕宁县发现有“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组织活动。16日，经苏智民、苏用松、古培输等公安人员了解后，军管会决定把“反团”案上报，并组织立案侦查。
3月27日，全县贫下中农、红卫兵首届代表大会在县城召开，时间2天，选举农民代表，筹建县革命委员会。县人武部副政委张明品在大会作了报告和总结发言。
4月7日，经自治区革筹领导小组批准，邕宁县革委会成立，委员由69人组成。现有委员57人（暂缺12人名）。主任蓝蓬春，副主任刘存保、王兆禧，常委：张明品、王富文、秦衍才、张耀杰、彭振明、黄济群、翁显仕、杨建亭、青林、梁体利（缺8名）。委员：阮豪、乔兴才、玉达教、周升培、黄强、杨忠贤、黎开基、腾彩华、李耀山、钟润球、韦世庆、马文华、梁富孙、李康孔、吴大修、廖复庆、苏琼光、李恒成、谢娇娥、潘美群、周秀廷、曾代绕、周月兰、黄光益、陆秀连、黄振慎、孙少兰、彭志宏、杨春生、邓家荣、徐光强、罗山、张国林、莫裕根、黎明伦、周兆龙、莫上钓、韦伟堪、谢毕业、何流、黄宣浪、黄德归、刘世高（尚缺5名）。到4月15日县革委以邕革字（68）1号文件正式启用“邕宁县革命委员会”公章。
4月10日，县革委召开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以最高指示为纲，全面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的决议，并以邕革（68）3号文件发至各区、社及县直各单位。决议主要内容是：（1）要更加广泛地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群众活动。（2）继续开展革命大批判，发展、巩固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3）正确对待干部，帮助干部站出来革命。（4）整建党的组织。（5）维护解放军的崇高声誉，加强军民团结。（6）抓革命促生产。（7）提高警惕，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决议说：美蒋、苏修、日本特务和钻进我们革命队伍内部的叛徒、特务、党内一小撮死不悔改的走资派，以及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他们必然会进行破坏和捣乱，要狠狠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要充分发动群众彻底清查，坚决处理。（8）把革委会建设成无限忠于毛主席，有无产阶级权威的革命指挥部。4月17日，经县革委主任蓝蓬春签发了“邕宁县革委会第一号公告”，公布了决议内容，并印7000份，发至全县各地。
同日，县革委常委决定成立革委会办事机构及其人员配备：政工组12人，组长张明品，副组长黄济群、梁体利、黄宣浪。秘书组5人，组长秦增三，副组长杨建亭。办事组10人，组长秦衍才，副组长翁显仕、青林。生产组25人，组长张耀杰，副组长彭振明，阮豪。保卫组5人，组长王富文，副组长赵祥。
4月18日，县革委会主任蓝蓬春主持召开各大组长会议，再次明确各组、个人工作分工。
4月23日，召开县革委委员扩大会议（扩大到各组长），主要研究和讨论如何加强革委会的思想组织革命化建设，开办各种学习班和进行革命大批判的重大问题的决议。
4月29日，古培输、苏智民到苏圩密捕“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成员甘发威。
5月1日，苏智民、古培输到苏圩密捕“反共救国团”杨德标、何有德、何超洋等3人。
5月6日，县革委召开常务委员会议，赵祥传达区革筹、军区关于制止乱杀人的指示和逮捕、拘留、判刑的有关规定，说明民兵的调动权限，只有由军事系统来调动，任何组织部门无权动用民兵。
5月7日，由苏仕添等人带队包围那马区那僚坡逮捕“反共救国团”黄廷敏等人。
5月8日，召开县革委常委会议，学习周总理“五·六”指示，讨论决定各个群众组织凡没有经过武装部批准的枪枝弹药、炸药，要一律在9日早上7时至10日下午5时前上交；决定要求成立革委会（领导小组）的单位或机关，要成立人民治安保卫领导小组、民兵战斗队。
5月16日，由古培输执笔起稿写“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邕宁反团活动组织案的综合上报材料。
5月18日，县革委在那蒙公社召开1763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现场会，张明品到会作了指示。
5月24日，古培输、苏智民到吴圩区拘留“反共救国团”陈海春。26日，邕宁县军管会向全县发出《关于“中华民国救国团广西分团”反革命集团案件情况的公布》（即《告全县人民书》），公布由古培输执笔，经苏仕添、赵祥修改，由王富文签发至各区、社、县直单位。
6月7日，召开县革委委员扩大会议，与会人员107人。会议强调“用生命来保卫新生的红色政权”，并通过“关于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维护革命新秩序的公告”。公告9条：
1、地富反坏右分子，只准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对外地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和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叛徒特务以及小数坏人，坚决采取专政措施，在什么地方出现，就在什么地方抓起来。
2、对现行反革命分子、杀人、放火、放毒、抢劫、盗窃、强奸等犯罪分子，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3、坚决执行中央、国务院“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
4、坚决执行中央“六·六”通令，“九·五”命令、“九·一三”通知，严禁乱抓乱杀乱抄家行为。
5、坚决执行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方针。
6、各革命群众组织要立即开展清理自己的队伍，迎头痛击反革命翻案妖风，把隐藏在革命队伍中的走资派、叛徒特务和一切阶级敌人统统挖出来，批倒批臭。
7、在本公告公布以前，有犯罪行为者，要立即向专政机关投案坦白，抢来或自制的武器弹药，无条件上交。
8、对带枪人员（除武装民兵外）必须持有公检法军管会的证明。
9、本公告自公布之日起生效。
同日，那楼区召开全区基干民兵、武装民兵、贫农代表、生产队长、政工员大会。贯彻县革委关于抓坏人、捉特务和走资派，设公路关卡检查来往车辆，执行有关规定及指示。所谓的“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维护革命新秩序”。
6月21日上午11时，4名解放军护送一辆汽车（车上装有毛著书籍）路过蒲庙街，在向秀丽饭店吃饭时，采石工总杨志喜立即告知邕高马干明和蒲中莫上灼等人，他们组织十多名学生冲入饭店，抢了一支冲锋枪和一支半自动步枪，被解放军发现抓住，另一名战士鸣枪警告，在周围群众协助下，要还了枪枝。此时县人武部的同志赶到，抓了谢新民才平息了事态。
68年7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布告（即“七·三”布告）后，县革委会、人武部于7月7日以邕革字（68）86号文件作出《关于坚决贯彻执行中央“七·三”布告的决定》。决定要求各级革委会（领导小组），要不折不扣贯彻执行“以阶级斗争”为纲，深入持久地开展革命大批判，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沉重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乘胜追击，彻底摧毁“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中国青年党”等反革命组织。从而在全县范围内进行了全面的清查，造成了乱抓、乱打、乱杀的严重后果。据当时县革委会进度统计资料记载，己破获“反革命组织”168个，抓到“坏人”共4762人，其中被斗打的2861人。
7月9日，苏圩区保伦公社首先成批杀人。9日晚，保伦公社党支书吴荣生召开大队干部会议，决定将“暗杀队”成员交给群众处理“无产阶级专政是群众的专政”。次日，吴荣生在六思水库坝底主持召开全大队2000多群众的斗争大会，会上成批被打死有：彭振声、庞焕彬、卢晋清、黄永康、黄明德等6人。
同日，吴圩区召开全区性“向阶级敌人进攻”的誓师大会，坚决贯彻执行“七·三”布告，誓死保卫无产阶级专政。
7月10日，县武装部成立“邕宁县敌伪档案清查小组”，由张仕元负责。“清查小组”成立后，对敌伪档案进行清查，并印发了“广西邕宁县敌伪档案清查汇报”（汇编之一），将“清查”出的24名特务、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姓名、籍贯通报各区，要求各区发动干部群众查对，找人头对号上报，并强调为了稳、准、狠地打击敌人，各区必须主动地向阶级敌人进攻。
同日，县革委（68）93号文件发出《关于召开全县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代会的通知》。通知决定：于本月下旬召开并成立积代会筹备委员会。筹备委员会主任王兆禧，副主任张明品、张耀杰，委员：秦衍才、梁体利、秦增三、吴凤林、杨胜澄、陈怀文、陆奎、何济贤等人组成。
7月13日，那陈区攻打周子安（邕宁县副县长）楼据点。区革委、人武部认为，部分“4·22”观点的人正集结在那陈街周子安楼上。于当晚由韦癸酋、杨万友等人组织指挥武装民兵对该楼进行包围攻打。天亮后，发现楼上无人，便对该楼附近的民房进行搜查，将陈敬民（那陈街居民）抓回区关押，第三天拉上街游斗时，陈被民兵开枪打死。
7月17日至18日，县革委副主任刘存保在蒲庙区、常委张明品在南阳区、常委王富文在五塘区、副主任王兆喜在吴圩区、常委张耀杰在坛洛区，分片召开区、社干部会议，传达贯彻执行南宁地区革委会第二次全体会议精神，结合我县形势，检查了县委常委存在右倾思想，表示会后要进一步坚决贯彻执行中央“七·三”布告。18日，刘存保亲自签发批准逮捕梁世权（县酒厂工人），并宣布梁是双料的反革命分子。
7月17日，县革委在大礼堂召开批判韦式城（县委副书记）等人大会。
7月19日，县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王富文到苏圩区召开部分区公安人员、派出所人员抓“反团”现场会议，介绍苏圩抓“反团”的经验。总结我县抓“反团”情况，号召各区要迅速掀起大抓“反团”高潮。造成全县以“反团”罪名被抓的共1346人，其中被斗打致死的有393人。
1、广西“联指”是无产阶级革命派。
2、广西“4·22”从2月份以来大方向就是错了。
3、南宁武斗不是一般武斗，是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群众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
4、广西联指的枪枝不用上交。
7月27日，蒲庙区革委会召开贯彻“七·三”布告誓师大会，与会人员有区、社二级干部和小学教师420多人。区革委会领导带头作了检查“右倾保守思想”。大会决定，组织宣传队下乡宣传“七·三”布告，区革委成员分工深入阶段斗争第一线，在蒲庙、良信、州同3个村搞点，一天内清出所谓坏人近100人，逮捕1人，游斗48人。
同日，攻打“反团”据点写书村。大塘区人武部部长陆育师，认定写书村是“反团”据点。26日，便同区武装部干事宁旭辉、黄荣德研究决定，调动大塘、田洞、南州、那造4个公社的武装民兵100多人，围攻写书村抓“反团”。经电话请示县武装部同意后，即下达调兵命令。27日凌晨3时，各公社民兵赶到区革委集结待命，由陆育师动员，宁旭辉布置围攻行动方案后，陆、宁率领队伍出发。当天下午开始攻打。28日下午，南晓区、那陈区、吴圩区、南宁糖厂、明阳劳动大学等武装人员陆续到达增援，县革委常委、武装部副部长张仕元也亲临指挥，围攻历时48小时，动用了步枪、冲锋枪、班用机枪、“八二”无后座力炮、高射炮等武器。炸毁民房2间，当场打死社员李灿金，抓捕群众李耀龙等九人，搜取群众衣服、现金和贵重物品等折款币5000多元。将抓回的群众关押在大塘小学吊打、审讯。群众李献廷、李灿龙、李金榜被打致残。8月9日，大塘区召开群众大会，枪决了民办教师李湘和社员李统凡等2人。
同日，新江区新乐公社革委主任黄荣茂在公社主持召开队干会议，研究如何处理韦克昌、韦盛正、罗广增、施显金、施显堂、施可资等所谓的坏人，会上麻富廷提出：他们（指上述6人）扬言要谋杀干部，要坚决杀掉，但不准开枪，只能用木棍打。黄荣茂等人即同意，并决定于8月1日晚将韦克昌等6人押去那练坡批斗，押回途中把他们打死。8月1日晚的批斗会由黄荣茂主持，会议结束时，黄说：这6人都不老实，押去灵元坡，当押到鸡吞山（地名）时，黄便说：现在已夜深了，难以召集群众开会。这样，事先有准备的民兵即将韦克昌等6人推上鸡吞山用木棍、石头活活打死。
8月2日，3次围攻三联医院。2日上午，苏圩区武装部长莫京田带领民兵包围三联医院。4日，县武装部副部长李志光带领民兵第二次包围三联医院。12日，县武装部副部长阎魅武带领蒲庙、吴圩的民兵和苏圩武装部长莫京田带领的民兵共一千人第三次包围三联医院，以“反团”罪名抓走该院副院长王秉义、李剑秋、李海元和护士长陈碧芳等18人回苏圩“镇反指挥部”等地关押。陈碧芳在“镇反指挥部”被吊打致死。
8月5日，县革委副主任刘存保主持召开县革委扩大会议，并作了《关于宣传贯彻中央“七·三”、“七·二四”布告情况小结》的发言。主要内容是：表彰了那龙江德、良庆新琴、南晓雅王、南阳留凤、那马共和等单位在贯彻中央“七·三”、“七·二四”布告中，对“敌人”实行群众专政的事迹，要求全县从上到下都要紧急行动起来，认真宣传贯彻中央两个布告；区革委领导成员要到群众中去搞群众专政，进一步揭开阶级斗争盖子，抓“反革命分子”，抓“坏人”。把各级革命委员会尽快建立起来，争取在8月底实现全县“一片红”；现在是夺取“文革”全面胜利的关键时刻，是对每一个群众组织和每一个革命者的严峻考验。各级革委会成立之后，要求革委成员要思想革命化，敢字当头，亲自挂帅，以最大的决心，最快的速度，全面落实“七·三”、“七·二四”布告，把革委会建设成为坚强的无产阶级战斗司令部；要认真地分析研究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新特点、新问题，带领革命群众向阶级敌人发动猛烈的进攻，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揪出来批深批透，斗倒斗臭，把隐藏在革命队伍内部的叛徒、特务和一切反革命分子统统挖出来，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在扩大会议后至17日的半个月中，全县共游斗打死76人。
同日，南宁军分区发出紧急电话通知，要求各县、市武装部对公路、铁路、水路沿线，区、社、队要组织巡逻队。凡是从南宁市跑出来的人都要抓起来，送县看押，并将人数报军区。在押扣中，无特殊情况，不得随便打死。望接通知后，立即布置卡点，明天报军分区司令部。县革委当天即指定良庆、吴圩、江西、伶俐设关卡站，对公路、铁路沿线加强巡逻队，检查来往车辆和行人。发现从南宁方向来的人要抓起来，送县人武部。
8月5日上午，伶俐区关卡民兵在五合车站发现有从南宁逃跑出来的人。区武装部即向县武装部报告并组织民兵围剿，县武装部副部长阎魅武立即带领县直机关武装民兵200多人前往五合铁路站，与伶俐民兵配合围剿附近山口。围剿中，伶俐区武装民兵开枪打死3人，活捉女青年3人，押送交县武装部。
同日，县武装部召开各区武装部长紧急会议，部署全县用武力解决各“反团”据点，清捕坏人。当日，那楼区接到县武装部关于“要拔掉那度那浪‘反团’据点”的电话通知后，立即调动几百名武装民兵，由区革委副主任黄辉军、李孙顶等人分别带领民兵前往攻打那度、那浪两“据点”。7日上午，抓俘43人。14日，区革委主任黄植生、副主任黄大旺等人，又带领民兵再次围攻那度村，抓俘66人，两次共抓109人，后来这批人被游斗打死2人，放回公社后被民兵枪杀5人。
8月10日，县革委会主任蓝逢春在县直机关干部会议传达参观南宁“三点一片”（即展览馆、广西大学、医学院和解放路一带）的武斗实况。8月12日，县革委常委张明品、黄济群等人组织全县教工在蒲庙中学举办学习班，（各区也同时办班）开展社会清队抓“反团”。13日，在蒲中逮捕邕高体育教师曾保忠。16日，蒲中教师玉今被打死。县、区在办班期间，先后关押批斗老师200多人，其中被打死50多人。
8月16日，那楼区社员梁启甫等3人被活埋。那楼河浪大队党支书卢正直和团支书卢天开、治保主任黄家沃等3人，在大队球场研究策划活埋梁启甫、黄廷楷等3人和打死梁启古、梁其益2人。19日下午4时左右，由卢天开和民兵黄兆琼等人叫被关在河浪小学的犯人出来排队，训话后，由民兵梁其典等人押“犯人”，将去批斗的被打未死、在家养伤的梁启甫、梁其兰、黄廷楷3人扛到桥板（山名）活埋。亲自指挥活埋的黄兆生还说：“你们要把坟踩实，否则，被他们翻出来，由你们负责”。当晚9时左右，在由黄家沃主持的批斗会上，梁其益2人，被参加批斗的民兵黄启准、卢天开、卢天敏等人用木棍活活打死。
8月17日至19日，雅王成批杀人。南晓区雅王公社（后改大队）农家清、农仕业、陆瑞迪（福里村人）等人去南宁参加武斗回来时，带有部分枪枝弹药，他们在路边打枪议论杀人。农家清说：“南宁武斗杀那么多人都没事，全国布告差不多下来，雅王也要杀一批”，并对陆说：“你回福里也要杀几个，先杀刘汉候”。当晚以农家清为首，在雅王供销社陆立金家召开策划杀人会议，与会人员：农家清（食品处职工、公社革委委员）、陆立金（供销社组长）、农德藏（粮店组长）、陆成嘉（联诊所负责人）、雷文坤（食品处工人）、农运进（民兵排长、公社革委委员）、李恒楷（公社革委委员）、农仕德（民兵营长、公社革委委员）等7人。会上，农家清提出杀福里村的李达俸（复退军人）、李达仲、李瑞越、李明训、李大现5人，其他人表示同意。名单决定后，以拉人回村批斗为名，在半路杀掉。行动时间定18日晚上10时半，民兵分3个组，一是押送枪杀组，农运进负责。组员有农家凤、农家龙、莫祖仁、翟才华、莫若明。二是假敌组，陆成嘉负责。组员：庞普平、农德藏。三是放哨组（实是指挥组）农家清负责。组员：陆立金、陆智谋、覃德在。各组带手表一只，以便统一时间行动。农仕德（民兵营长）为掩人耳目，迷惑群众，提出要莫祖仁参加关押组，并对莫枪杀。决定以电筒为讯号，放哨组鸣枪指挥，押送组听到枪响就进行杀人。18日晚9时，由农家凤将犯人绑好，连成一串向福海出发，行至独木桥（地名）时，农运进照电筒为号，放哨组先打了一枪，接着假敌组也打了枪。押送组命令“犯人”统统在低处坐下来，不准走动，即朝“犯人”开枪，当场杀死李达俸、李达仲、李瑞越、李明训、李达现和民兵莫祖仁等6人。18日晚，因民兵莫祖仁被杀后，农仕德公开说：要拉农善、卢辉飞去杀，为莫祖仁报仇。19日，为莫祖仁开追悼会散后，农仕兴对支书农德宣说：支书，何不如现在再杀一个来烧牙（祭墓），农德宣说：“我作不了主，你回去征求群众意见”。在场的陆建柱催促快回去，农仕兴回到街上，在群众面前大叫为莫祖仁报仇，要拿卢辉飞、卢福敬去杀，大家同意不同意？有的群众说同意后，农仕兴即叫民兵去拉出来。当时正在莫祖仁家慰问的南晓区主任赖耀凯知道后，即叫文书农伦祥去制止，农去后，不但不制止，反而说明天开大会再杀。结果当天就拉卢辉飞、农善、卢福敬、卢居宜4人到粮所后背山，由陆建柱等人枪杀了3人，剩卢居宜拉回大队，但雷文坤又将其拉出去杀害了。前后两天共成批杀10人。此后，造成雅王大队（原公社）共乱捕194人，吊打63人，枪杀31人的严重恶果。
同日，县革委会在县城召开三级干部会议，会期5天。与会人员350人。会议由县革委主任蓝逢春传达贯彻广西革筹、军区召开三级干部紧急会议精神，号召各地在贯彻“七·三”布告中，要刮12级台风，要乘胜前进，主动向敌人开展猛烈的进攻。把隐藏得更深、危害更大的走资派、特务、叛徒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统统挖出来。抓阶级斗争要发挥群众专政的作用，专政是群众的专政。表扬了百济区群众说得好，用绳子木棍也是对敌人的专政。那楼等区代表，听了南宁“三点一片”经验介绍后，打消了过去怀疑抓阶级敌人是抓一派压一派，是镇压群众，以“七·三”布告检查对照，认识到这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搞不好不知有多少人头落地。因而有那楼坛吞、棠梨，南晓雅王、凌桂，百济南华、屯茶等公社代表马上打电话回去，交代公社干部落实“七·三”布告，要抓紧，该抓的抓，该斗的斗，该杀的杀，坚决打击阶级敌人。
会上，互通情报，交流经验。南阳区在介绍贯彻落实“七·三”布告经验时说：新江公社晚上3点半钟去捉坏人，一发通知，仅一小时集中起185人，50多岁的社员张中佳也拿起木棍赶到集中点，有3个小孩的妇女李少英也参加捉坏人。
会议期间还组织参观攻打南宁解放路和展览馆现场，批斗了邓善生、蔡日恒、韦式诚等人。吴圩代表到新华书店抓该店干部欧锦云到县革委大院进行批斗打死。会议最后由刘存保（副主任）作总结，肯定会议开得成功，统一了思想，下定决心，明确了方针、政策、任务和下一步方法措施。会议的收获是，全县贫下中农和革命群众，怀着对毛主席无比深厚的阶级感情，认真学习“七·三”布告，进一步揭开了我县阶级斗争盖子。据初步统计，全县已捉“坏人”4762人，对“坏人”的批斗由原来的1044人增到2861人。“反戈一击”从580人增加到4155人。县革委4月7日成立前死14人，到目前止死796人；由“七·三”布告前死42人增到959人。总之，说这就是邕宁“形势大好”的标志。回去要贯彻好这次会议精神…….。
8月21日，那楼区那丰公社民兵营长方世轩，因66年的一天在黄达国屋边碰见宁美芬（孕妇）便动手对宁侮辱，宁反抗时，腹部碰撞墙壁，不几天就流产。后宁的爱人黄通相曾多次到区、公社控告方，方便怀恨在心。于68年8月21日晚，方在主持批斗打死黄启扬、黄启威、莫达超、李盛全等4人之后，便对群众说：未散会，再拉黄通相来报销（即打死），并亲自到关押处把黄拉出会场，抓着黄的衣领说：你还嚣张吗？即将黄打倒在地，并踩下黄的腹部猛踏，致使黄当即死亡。
8月24日上午，五塘区同仁公社党支书粟必正、民兵营长李瑞斋在公社召开党员扩大会议，传达贯彻县三级干部会议精神，结合本公社情况，刮12级台风（即对阶级敌人进行坚决地、全面地、彻底地专政），研究决定当天下午在小学召开群众批斗大会，把被关押在公社的所有犯人拿来批斗。当天下午的批斗会由李瑞斋主持，粟必正传达县三级干部会议精神后，即就地分片进行批斗，澹建华、贤善太、贤普钦、郭樽清、潘杰、潘成侃、潘拍华、潘达华等8人在批斗中被群众活活打死。
8月29日，伶俐区天堂公社革委召开革委成员、区工作组和生产队长会议，研究决定于8月30日召开全社群众大会，批斗李祖细、李全力、李传奇、潘月祥等4人，8月30日的批斗大会由李全勇主持，批斗开始先叫李全力等人交代“反团”情况。当他们说不出时，主持会场的李全勇便向群众说：“李全力老实不老实？”群众同声回答说：“不老实！”全勇又问：“不老实怎么办？”群众答说：“斗倒他们！”此时群众一拥而上对李全力等人毒打致昏倒。后由李仁普派民兵李安杰、李清洁等人叫四类分子黄花香、李加辉、陆良娇、李增乙等人拖出河边当练（土名）处，用石头绑在被害者身上，一起推下邕江活活浸死。说是“水决专政”。
8月31日，县革委在县城召开万人大会（即学习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会议历时8天（8月31日至9月7日），到会人员共11689人（其中列席四级干部6097人）。大会由革委副主任刘存保作报告，主任蓝逢春作会议总结，会议主要是总结检查全县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群众运动的情况和交流开展“三忠于”（忠于毛主席、忠于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活动经验交流。继续开展革命大批判，主动地、不停地向阶级敌人发起更猛烈的进攻。条条落实“七·三”、“七·二四”布告和贯彻县三级干部会议精神。
会上表扬了那陈那梯坡经贯彻“七·三”布告后，揪出了3个“反团”分子，并逮捕归案，揪出一个“中华反团广西分团那蒙分队”的反革命组织的所谓抓“反团”的典型。苏圩保伦民兵营长潘秀梧（南专革委委员）介绍如何夺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揪斗四类分子，向阶级敌人刮起,12级台风，破获“中华反团广西分团苏圩纵队保伦分队”，围剿搜捕了“反团保伦分队司令”黄仕光和袁其生、卢普清、覃荫安、黄一贤等“反团”分子的所谓抓阶级斗争的先进事迹。吴圩区坛白公社介绍在落实“七·三”布告中放手发动群众，主动向阶级敌人进攻，掀起抓坏人、捉黑手、攻暗窝的高潮。强邕坡民兵一马当先，当即逮捕潘德章、梁延富、梁振桂、梁荫生、梁海萍等为首的“反团”分子送到公社。坛白小学揪出隐藏在教师队伍的“反团”骨干梁上琪、雷千威、何干、梁振华等4人，挖出了以凌任才为首的“中美友好协会党”的组织，当场缴获“中美友好协会党党证”5份的所谓斗争经验。
会期中的8月31日，县人武部清理敌伪档案小组材料汇编（二）公布了黄万贵等248人历反名单，要求各区在此大会期间尽量清查后，并将结果报告县武装部。9月1日，由革委常委王富文主持大会，批斗邓善生等人。同时组织代表参观了“三忠于”展览和活人展览，押出黄延敏、曾保忠、甘发威、何友德、何超洋、黄金光、覃建佳等14个“反革命要犯”示众。9月2日在县城的130名“走资派”、“叛徒”及“反革命分子”被强令自己挂牌敲锣上街游斗，向代表、贫下中农“请罪”，在游斗中邕高校长黄美钊和蒲庙公曹社员梁以新两人被群众打死。
9月6日，百济区新平公社文书凌凤和听了副区长余文学讲区政府所在地都是采用以毒攻毒进行清理阶级队伍后，便召开在家的公社干部会议，研究策划用以毒攻毒的办法打死黄显光、向光裕、余效才、向见珍、黄相福、利世业等6人。次日，凌就主持召开批斗上述6人的会议，黄光显、向开裕两人先被群众打死后，凌即号召“4·22”观点的人上来反戈一击，说：余效才、向见珍、黄福相、利世业4人都讲你们参加了他们的“4·22”组织，你们要反戈一击。结果，余效才等4人即被“反戈一击”的人活活打死。
9月8日，南晓区平朗公社班定梧在雅王街卖水果回家的路上，看见本社民兵李萌就、李安昌（治保主任）等人押本村陆美石和李仕能从雅王游街回到旧圩时，班即走过去对李萌就说：你给我枪，等我去扫（杀）他们。边说边夺下李背的三〇步枪，接着就押陆美石、李仕能上雅王旧圩房的菠萝岭（地名）开枪打死。在此以前，班曾以叫陆美石的母亲李××（富农、劳改家属）送通知到古桃为名，骗李到大队卫生室的一间房里进行强奸。
9月9日，南阳区武装部长黄金生和干部施尚纪到南阳公社对该社革委主任孙天生、副主任黄旭佳等人说：“你们今晚做就做了啦，文件已下来了，要不明天一宣读就不做得了”。在黄的煽动下，孙天生、黄旭佳等公社干部即决定当晚批斗打死黄可赞、李启堂、黄天雄、卢鸿基、张瑞文等5人。后黄可赞等5人在当晚的批斗会上被群众活活打死。
9月10日，大塘那造公社陈秀和（会计）在大队召开干部会议上说：我去县开会看见到处都有打人杀人，我们大队明天准备用木棍解决（打死意思）陆荣昌、黄平均、班正梧、凌赞生、吴武仁等5人。我已派人去找木棍回来了。后会议决定次日召开群众大会，将陆荣昌等5人交由群众专政。11日中午的群众大会由陈秀和主持，参加大会约500多人，大会开始，先由民兵将陆荣昌等5人押出来，绑着跪在地上。陈秀和即说，这些人员是“反团”、是坏人，他们的口号是“杀贫留中保地富”，如果让他们阴谋得逞，我们贫下中农就要吃二遍苦，这几个人该不该杀？同意的举手。当时到会不明真相的人都举了手，接着，由刘启忠（生产队长）宣读陆荣昌等5人的罪状，群众方正沿、李源、张伯传、黄琼林、林理明等5人就拿起事先准备好的木棍，分别各对准5名“反团”头上猛打约几分钟，5人当场被木棍打死。后陈秀和命令民兵将死者全部割断喉咙。说是群众的“木决专政”。
9月12日，南晓雅王公社再次成批杀人。雅王公社召开革委扩大会议，革委主任农德宣传达县万人大会精神，在会上说：“凡是‘4·22’都是‘反团’。从明天起，凡是放出游斗的一律挂牌，改写‘反团’，蒲庙都这样做了，在蒲庙游斗没人跟，小孩踢打都得”。到会的人听了议论说，这样游斗，肯定是死的多。农德宣又说：“死就死，怕什么，专政是群众的专政。”最后，会议决定在14日召开拼队报喜群众大会，拿农保彬等“犯人”来批斗，交给群众专政。14日上午拼队会将要结束时，农德宣叫民兵农家凤、农泽香等人把农保彬、杜荫亮、陆世承、李红、陆文旱、莫君荣、陆严、黄玲、杨植权、李小金（女）等10人押出会场给群众批斗。除李小金外，其余9人全部被枪杀和木棍打死。
农历七月初七（约9月中旬），刘圩坛两发生斩草除根全家杀绝的惨案。农历七月初七晚，刘圩公社坛两村召开群众批斗大会，以黄英兰土改时放毒害人为罪名进行批斗，黄在批斗会上被群众当场打死。第三天晚上，又将其夫刘其晓以对党不满的罪名，交群众批斗，棍打脚踢当场死亡。次日，刘（死者）的长仔刘次方（13岁）又被刘其旦、刘其珠等人捉去稔床河边打昏后推入河里。后来刘次方在下游上岸逃跑。第二天在其祖母处被民兵抓获，当晚即被群众斗死。次仔刘次主（7岁）被刘全谦、刘保然等人诱至七冬岭（土名）捏死。
9月23日，县革委副主任王兆喜，在县城主持召开千人大会，热烈欢呼我县出席南宁地区在横县召开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胜利归来。
9月30日，南晓平朗大队治保主任李安昌在大队厨房整菜时，听见民兵李明成喊：“张明黎逃跑了。”（当时李明成押张明黎去担水时打伤了张，张便逃跑），即持枪去追，看见张明黎躲在田角，便开枪把张打死。后与李明成回大队将在押的张万全、陆建成等5人押去现场，李手持匕首，当着众人面前，剖开张明黎的腹部，取出肝脏，举起对众人说，“如果谁再逃跑，就同张明黎这样下场”。说后把肝拿回大队炒吃。
10月17日，五塘报复杀人案。五塘西龙大队革委会副主任周以瑞在清理阶级队伍会上说：“谁有仇就报”。当即指使陆建帮宣读郭有贵、郭有兰、郭有伍、覃光升等人的“反团”暗杀队的罪行材料（因文革初期郭有贵等4人揭发过周以瑞有作风问题和质问周为何抓其兄弟郭有兰的事，便怀恨在心），并决定第二天上午在亦上村开批斗大会，18日上午，周以瑞亲自主持大会，并宣布郭有贵等4人罪行，随后由群众用木棍、石头边斗边打，将4人打昏倒后，周以瑞即叫民兵把4人拉到离会场300米处去给群众用石头全部打死。
10月23日，县革委正式成立邕宁县斗批改领导小组。所谓为了稳准狠打击阶级敌人，加强对全县斗批改工作的领导，县革委决定成立县“斗批改”领导小组及办公室，由刘恩春（县革委第一副主任）任组长，张明品（县革委副主任）任副组长，组员有：赵祥（县武装部科长）、苏仕添（县法院院长）、梁体利（县组织干事）等3人，下设办公室，由苏仕添任办公室主任。并以邕革（68）126号文件印发全县各区、社及县各单位，公布领导小组成员和办公室领导名单。
11月4日，县革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传达贯彻上级关于《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组建“斗批改”连队，为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的指示。三级干部会议后，全县20个区在11月15日先后成立了26个连，集中2394名干部搞“斗批改”。县城机关干部编为6个连队，财贸一连，连长：黄纯仁，副连长：黄增松，指导员吴风林，副指导员梁斯成，集中地点在县公路段和酒厂。财贸二连集中在农机厂，连长：卢福贤，副连长：陆奎，指导员：吴赫仁，副指导员：雷建立。三连是县委和工商联、县工会等，连长黄受安，副连长：马,滕仁，指导员：杨胜澄，副指导员：杜献严，集中在县联社。四连是县人委直属各局、科、站等单位，连长，黄如海，副连长：曹尚志，指导员：玉达教，副指导员：卢济达，集中在商业局、交通局。五连是农、林、水系统，连长：梁富明，副连长：农荫新，指导员：周培升，副指导员：兰周举，集中地点在蒲庙街上。六连是公检法和文化、交通系统，连长：滕寿儒，副连长：何锡福，指导员：何绍轩，副指导员：苏用松，集中在县医院。
11月20日，县革委第一任副主任刘恩春、常委梁体利、张耀杰等人召集县直“斗批改”连长、指导员会议，研究准备召开县城大型的斗批改大会工作，并成立和通过了主席团名单。主席团名单是：梁体利、刘恩春、苏仕添、杜献严、黄如海、彭洪、唐蔼亮、雷建立、廖竞业等人。会议还点出了73名“叛徒”、“特务”、“走资派”的名单，准备在大会上公布（称点鬼会），各连还派出一人，由卢济达负责搞大会筹备工作。后因其他原因，“县城大型斗批改大会”没开成。
11月25日，邕宁县革委第三办公室成立，主要负责人有王富文、张仕元、王纯仁、后来由于人事变动，分别由陈木桂、农昌会、陆以歧等人负责办公室，下设秘书、专案、定案等组，“三办”先后共立案审查了538人。
11月26日，县革委在县城召开区、社党员大会，批判邓善生、韦式诚、蔡日恒等3人，会上苏仕添代表县革委宣布了谢祖廉、黄克山、邓善生、周美才、黄绍光、莫展之、张祖雯、黄华贵、邓玉初、张震能、林晖祥、龚光荣，岭峻山等14人是“国民党、地主、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五类分子的靠山”、“叛徒、特务、走资派”、“煽动农村牛鬼蛇神的黑手”。公布后，由公安民警捆绑押送斗批改连，强制劳动，接受审讯批斗。以后转送四塘煤矿劳动改造。
12月2日，县革委召开“三忠于”活动会议。12月下旬，为落实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指示，县革委会成立了知青领导小组，由徐林为组长。
1月6日，县革委召开“三忠于四无限”（三忠于：忠于毛主席、忠于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四无限：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无限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活学活用积代会议。刘恩春、张明品、赵祥、苏仕添、梁体利等领导参加，会议决定在斗批改连队举办各种学习班，在全县掀起一个“斗批改”运动高潮，进入“斗批改”新的阶段，加强“斗批改”的领导，夺取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1月20日，邕宁县第一批（200多人）知识青年到农村插队落户。至1969年7月，全县已有6306名知识青年、城镇居民“高举红旗、手捧红宝书、打起背包、满怀豪情、奔赴广大农村安家落户”。
4月1日，中共“九大”在北京召开后，我县成立了整建党领导小组，由刘恩春、刘存保、李福胜、张明品等人负责，从此，全县转入以整党为中心的文化大革命斗批改，开始举办各级组织整党建党的学习班。
8月2日，全县贯彻中共“八·二八”命令，收缴一批枪枝弹药，开展“五查三清”群众运动，报批处理一批不法反革命分子，以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报请“关于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首犯处理意见的报告”，逮捕法办黄延敏（判16年）、杨超诚（判17年）、何有德（判15年）、何超洋（判12年）、陈海春（判8年）等9人，戴反革命帽子监督劳动的有黄守帮、黄延付、覃建佳、谢允能、黄积南、庞世忠等8人。
8月22日，县委召开整党建党工作会议，刘恩春到会作指示：“要吐故纳新、破私立公，改造世界观。”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开展“一学二批三对照四讲用”的整党运动。
6月23日，邕宁县革委正式成立五·七干校革命委员会，第一副主任黄济群，副主任李雄忠，委员彭振明、黄寿安、陈志怀、胡成荣、邓家荣。
7月16日，县革委召开首届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积极分子代表会议，与会代表496人，刘恩春到会讲话。
10月6日，邕宁县一办清档领导小组成立，组长王富文，副组长苏仕添，办事员：于大贵、李同锦、苏相珍、覃秉衡、伍凤英、王桂兰、张国凡、莫秀琼、何冰、卢乃松、陆增松、何进材。
11月2日，邕宁县第三批参观团赴南宁市主办的“盘踞在区展览馆、解放路一带的一小撮反革命罪行展览会”。
12月份，县革委贯彻“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指示，以工人、贫下中农为主体的工作组进驻管理学校。
3月3日，邕宁县“二·五”运动领导小组和办公室成立（称“一打三反办”即打击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反对盗窃、反对投机倒把）。组长刘恩春，副组长刘存保，成员：李福胜、王富文、张明品、彭振明、李叶莘。下设办公室，由28人组成。办公室主任彭振明，副主任李叶莘、杨胜澄。从此，“一打三反”运动在我县开展了。
4月26日，县革委清查“5·16”反革命阴谋集团办公室成立。由26人组成：
刘韦耀、莫乃壮、蓝云芝、黎健开、覃日春、杨万礼、方德明、方俊福、李时森、何炳蕙、周正葵、李华启、冼诗进、杨桂昌、黎其发、×家振、梁正洁、卢尊瑶、黄福元、黄信安、邓南星、农启官、邓汉能、农昌会、覃志明、何振才。
9月9日，开始对龙健伙、赖宏图正面审查。由梁德忠、何××、周正葵、梁正洁、莫乃壮、蓝云芝等人负责。周、梁负责了解外来人员情况。专案人员：冼诗进、邓南星、蓝云芝，办公室人员：农昌会、李时森、覃日春、杨万礼。
3月16日，邕宁县县委常委会议，组织学习区革委桂发（71）15号文件《关于清查“5·16”反革命集团的通知》，并由人武部副部长张仕元再次传达上级有关清查“5·16”的指示精神。说“5·16”搞阴谋，反对毛主席，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他们过去搞破坏，主要时间在67年间，围攻中南海，冲击军区、印尼大使馆，各地都有组织，在文化革命中，都有反革命活动，要清查幕后操纵者。“5·16”事件，中央后台是关锋、肖华、戚本禹等人。
5月20日，县革委“5·16”办，派5人工作组到蒲庙地区水泥厂搞清查“5·16”运动试点。由人武部副科长、办公室副主任杨桂昌带队进驻。
5月22日，邕宁县革委以（71）34号文件发出《关于深入开展以党的基本路线教育为纲，以批修整风为中心，继续抓好“一打三反”，彻底清查“5·16”反革命阴谋集团和社会清队运动的意见》，号召全县开展“一打三反”、清查“5·16”、社会清队，3个运动一起抓。并成立了运动领导小组，组长马玉林，副组长马万志、张仕元。下设一办，由张仕元任主任，副主任杨桂昌、覃永坚、李叶莘。工作人员：卢焕、莫乃壮、邓朝元、黄普芬、颜其富、杨树培、程东、邓先云、灸世庚、陆忠禧。
8月8日，开始调查“那马基地”、“8·20”事件。根据调查掌握决定以调查“蒲庙基地”、“那马基地”、“8·20”3个事件为清查“5·16”运动的重点，最后经上级批准，定“蒲庙基地”为反革命基地。龙健伙、邓善生、赖宏图、韦式诚、田丹等6人为“基地”的立案调查对象（“5·16”办直到73年10月25日才正式撤消）。
8月10日，召开清查“5·16”运动办公会议，马玉林作指示，并肯定邓善生这个人是坏人，要专案研究，不能放过他。如何开展工作，先办“5·16”学习班。杨桂昌（武装部科长）讲话：“5·16”办是去年9月成立，县委很重视，凡反对地方新生的革命委员会，打入内部夺权、讲派委员、派委会斗争都是属“5·16”的性质。
9月30日，邕宁县“5·16”办召开“反团”调查情况会，杨桂昌作小结讲话：去年10月对龙健伙、赖宏图正面审查后，经10个月工作，到目前止，已初步交代了自己的罪行。在调查工作中，已派人调查广西劳大“井野”、明阳初中“5·16”野战部队“井岗山”分部的情况。专案组派2人到武鸣了解邓善生的资料和调查“七·三”布告后，被群众揪斗的对象所交代的档案材料和有关人物，现己基本弄清。另审阅了文化大革命中分配到我县的大中专学生档案448份，发现25人有问题，其中严重的10人。抓了地区蒲庙水泥厂这个点，并在5月12日进驻11人。据我邕宁县材料反映，“5·16”反革命集团的确罪恶累累，罄竹难书，真是罪该万死，他们的阴谋被揭发后，还扬言70年代准备，80年代再干。不把他们彻底挖出来，后患无穷。
邕宁县通过社会清队、清查“5·16”、“一打三反”运动，共清出各种“坏人”8731人。其中：社会清队清出阶级敌人282人，已定性为特务4人，历史反革命7人，现行反革命20人，没有改造的五类分子、阶级异己分子1人，其他坏分子54人，其余现在正在进行审查和报批。清查“5·16”挖出307人，已定案120人（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62人，按敌我矛盾处理的58人，其中判刑12人）。“一打三反”运动揪出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行为的共8220人，清出款项931669元。定案处理了1844人，其中迫害致死的6人。通过“三个运动”一起反，用当时的话说是进一步纯洁了队伍、落实了政策、孤立了敌人、教育了群众，加强和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
11月2日，邕宁县革委转发中央3号文件（即反骄破满的指示），号召全县迅速掀起批修整风和学习毛主席关于“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的指示的高潮。
11月16日，林彪11月3日反党叛国事件后，县委召开常委会议，学习中共中央（1971）77号文件。18日，县委召开各公社书记紧急会议，研究传达贯彻中央文件的部署。会后几天，全县范围内即掀起了传达贯彻中央文件的热潮，听传达文件的群众达380165人。从此，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活动在全县全面开展。
1月7日，邕宁县革委根据上级指示，全面贯彻“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号召全县人民迅速掀起“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新高潮。
2月2日，县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会期10天，到会人数共955人，会议主要内容是传达贯彻中央（1972）4号文件，继续深入学习中央（1971）77号文件，批判林彪一伙反革命政变纲领《“571工程”纪要》，进一步大揭发、大批判林陈反党集团的滔天罪行，重点批判林彪、陈伯达一伙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制造谣言、挑拨离间，攻击毛主席、攻击共产党政治生活是封建专政独裁式的家长制生活等等。从理论上、政治上、思想上进行批判，划清界限，进一步提高阶级斗争觉悟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
5月17日，县委发出关于认真传达贯彻中共中央（1972）12号文件的通知，号召全县各级党组织系统地向群众传达贯彻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
7月13日，为了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县委决定成立县革委政治工作组、办事组、生产指挥组、人民保卫组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各组党的核心小组成员有：
政治工作组组长：孙宗义 副组长：陆元贵、桂万恒
成员：乔兴才、莫初清。
办事组组长：秦增三
成员：王鸿昶、范敏生。
生产指挥组副组长 李荣均 于守忠
成员：赵建福 蔡日恒 张师隆
人民保卫组组长：张仕元 副组长：李叶莘
成员：覃永坚 王立绪。
8月20日，县委召开第三届第三次全会扩大会议，会期10天，与会人数共1325人，主要内容是传达贯彻党中央批林整风运动会议和自治区党委三届四次全会扩大会议精神，进一步深入揭露、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罪行。学习动员，初步进行批林整风运动。
9月19日，邕宁县批林整风运动开始，运动分3步进行，先传达文件、训干，然后开展群众性的革命大批判和总结提高活动。全县听传达文件的共349901人，训练了29059名骨干。据不完全统计，全县共批斗了147个阶级敌人，不少单位还结合批判了资本主义倾向，对外出搞副业人员进行了清理。吴圩公社就清出了900多名外出搞副业的人员回来搞农业。南晓公社福里大队农民农德芳娶媳妇，摆请酒席，被诬为纠集四类分子、拉拢社员群众、复辟四旧、索取大量礼物被批斗，当场没收390斤稻谷，310斤大米，221元现金。
12月23日，县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会期7天，到会人数2500人，会议以批修整风为纲，认真分析形势，总结经验教训，揭露矛盾，统一思想，研究1973年工农业生产计划和实现跃进计划的具体措施。
2月20日，县委召开全县彻底批判肃清林彪反党集团在各个领域中的修正主义路线表现的大会，以批判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为批修批资的动力，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限制家庭副业，批判自留地商品化，重副轻农，自由种植等，用以推动各项工作，藉以排除农业学大寨的障碍。
2月26日，县委作出《关于学南阳公社二田大队民兵营第十民兵排先进事迹的决定》，学习他们民兵排的25名基干民兵，以愚公移山，改造中国的雄心壮志，上山安营扎寨，立下了“身居山坡为革命，艰苦奋斗创新业，誓叫穷山面貌变，不跨纲要不下山”的战斗誓言，以批修整风为纲，坚持与天斗，与地斗，与阶级敌人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改造了53亩低产田，亩产由原来300多斤提高到1267斤，为革命作出了贡献。此后，全县有393个民兵排，3157个民兵跟着上山“安营扎寨”，改造低产田30万亩。
6月份，县委组织首批领导干部赴山西昔阳大寨大队参观学习。为我县“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的开展奠定了思想、组织基础。
8月6日，根据中央军委关于军队支左人员全部撤出地方的指示，我县武装部及驻我县的人民解放军支左人员全部撤回，结束了长达5年的“支左工作”。
9月24日，县委召开三届四次全会扩大会议，会期11天，与会人员共1520人，会议听取我县出席中共“十大”代表梁运禧传达“十大”盛况和马玉林书记传达广西区党委三届六次全会扩大会议关于“十大”精神的报告，结合本县实际，部署贯彻“十大”会议精神和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深入开展批林整风。
4月2日，县委转发中共中央中发（1974）1、2号文件，号召全县干部党员带头学习，传达贯彻文件精神，积极带领群众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发动群众用现身说法的办法，控诉“孔孟之道”的流毒，要求人人上台批判，写批判文章，联系实际，挖其“代理人”，特别是要通过讲“家史”、“村史”、“阶级斗争血泪史”，联系广西韦祖珍极力宣扬《571工程纪要》中的“国民经济停滞不前”、“农民缺吃少穿”的反党罪行的实际，进行揭发，做到批深批透，肃清其流毒。在运动中，刘圩公社168个生产队全部建立了“阶级斗争教育墙头帐”，把贫下中农在旧社会的苦，新社会的甜，都写成文章，制成表格张贴出来，所谓把贫下中农的亲与仇、爱与恨、苦与甜一桩桩，一件件的写在墙头，记在心头。说是批林批孔有材料，阶级教育有内容，路线分析有对比。
9月25日，广西日报记者“采访”邕宁后，发表了邕宁县八年大革命，十个“翻一番”的文章，总结了邕宁县所谓经过“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翻番”事例。
12月26日，陈永贵副总理、大寨大队党支部郭凤莲、南垴大队党支部副书记赵二苟等人到我县检查农业学大寨情况，为迎接陈副总理、郭凤莲等人的到来，全县上下、男女老少齐动手，掀起深耕改土、平整土地的高潮，学校停课、工厂停工，停止集市贸易。日战夜战搞深耕改土，全县先后深耕改土面积达40万亩。用当时的话说：是使全县人民受到极大的鼓舞，进一步推动了我县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的开展，到处呈现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的欣欣向荣景象。坛洛公社公私合营职工林瑞勇在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中，对群众说：“大寨田每亩放肥一千担根本不到，是吹牛，是搞浮夸风，”被诬为反对农业学大寨，在群众中进行多次的批斗。
12月31日，邕宁县批林批孔运动办公室通报，我县各级党组织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紧密联系实际，狠抓阶级斗争，深入批判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和孔孟之道，大批资本主义倾向。全县批斗了有破坏活动的“阶级敌人”361人，其中地主分子121人，富农分子47人，反革命分子56人，坏分子75人，右派分子3人，其他坏家伙59人。通过大批大斗，进一步提高了广大干部群众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及时地打击了阶级敌人的嚣张气焰，刹住了资本主义妖风，有力推动了当前生产和工作的开展。
3月初，为了进一步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县委组织第二批公社书记、革委主任等领导到山西昔阳大寨大队参观学习。
4月底，县委组织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599人），深入到全县各公社、大队抓“阶级斗争”，大打批修批资总体战运动，号召全县人民“鼓足干劲学大寨，力争上游赶昔阳”，大批资本主义倾向，大割资本主义尾巴。县委发出布告：统一农贸市场，禁止农副产品上市，把传统的三天一圩改为五天、十天一圩。县委书记马玉林还在全县党员干部会上宣布：集体饭堂不能在集市上买菜，机关干部职工宁愿点社会主义的盐，不得吃资本主义的菜，搞所谓城乡上下实行“三个一反”。各公社相应组织了砍资本主义尾巴队伍，严守圩头路口，检查群众及农副产品入市。全县共收回多分自留地14909亩，处理自留地商品化2756亩，砍掉芭蕉67000多株，收回外出搞副业的“野马”6720人，把社员正当的家庭副业和生产队的多种经营以及工副业当作资本主义来批判，严重地挫伤了社员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影响了农业生产的全面发展。在批修批资总体战运动中，全县挖出贪污盗窃、投机倒把3780人，金额1248693元，千元以上399人（其中万元以上6人，5000元以上20人），属于党员502人，国家干部108人，局级以上领导4人，公社党委常委5人，小单位领导25人，大队党支部正副书记25人；共判政治经济犯罪93人，其中党员7人，国家干部14人。那龙公社因地制宜发挥传统优势，积极发动群众大种芭蕉，年产达80多万斤，南宁地区党委卢禄生副书记带领工作队到那龙后，规定每户只准种芭蕉一株，其余当作“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全部砍掉。使全社芭蕉产量从原来年产80多万斤减至5万斤，公社革委副主任梁运柒因积极引导群众搞多种经营，因势利导大种芭蕉，提倡生产队工分到组，按产记分，多产多分，少产少分的联产记酬方式。被诬为：“鼓吹修正主义谬论，走资本主义道路，以钱为纲，破坏农业生产，搞物质刺激，反对无产阶级政治挂帅的修正主义资本主义的典型代表”，在全县范围内巡回批斗。
3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翻案不得人心》社论后，县委组织领导干部学习这篇文章和中共中央文件。号召全县各级党组织要认真组织广大党员群众学习《人民日报》社论及毛主席关于《走资派还在走》的指示，迅速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邕宁县结合本县实际，“批判党内资产阶级，批判资产阶级法权，继续割资本主义尾巴”。那陈公社赖东大队党支部书记李大余根据山区、水淹、人多地少特点，发动群众开荒扩种245亩，发展养殖业，并带头养了35只羊，被扣上“带头搞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诬为“羊支书”，在全县范围内巡回批斗，整理材料通报全地区，成为当时地区有名的典型案例。
4月5日（清明节），“天安门广场事件”发生后，我县进一步深入学习了中央23、26号文件，大搞批判专栏，召开各种会议，召开全县人民揭发和批判“三项指示为纲”，批判党内的资产阶级，抓党内所谓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帐，死不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等。
9月9日，毛泽东主席逝世的噩耗传到邕宁。全县80多万人民沉浸在无比悲痛之中。9月18日，县城机关、厂矿、商店、学校、人民公社、街道等一切基层单位一律下半旗致哀，停止一切娱乐活动。11至17日为悼念期，18日全国同时举行追悼会，会场转播首都北京大会实况后，参加大会人员，从灵台前走过，向毛主席遗像鞠躬而退出会场。
在悼念期间，我县曾有人因饮酒被认为幸灾乐祸而受到批评，甚至有的逮捕法办。
10月23日，邕宁县在大礼堂传达中央两个决定（拥护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军委主席和粉碎王、江、张、姚反革命集团的通知），热烈欢呼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同时在县城还组织庆祝活动，基层单位和商店门市部，欢呼放鞭炮不计其数。十年“文化大革命”到此结束。
邕宁县是“文革”重灾县之一，死人之多，损失之重，伤痕之深，受害之大，特别是1968年，在贯彻执行中央“七·三”布告时，把一些群众组织错误地定为“反共救国团”组织，并有组织有领导地实行搜捕，造成乱抓、乱打、乱杀人之严重，手段之残忍，有的被枪杀（枪刀决），有的被乱棍打死（木决），有的被石砸活埋（石头专政、土决），有的被投入邕江淹死（水决），有被捏颈割喉，有被水浇火烤，有被剖腹吃肝，有被陈尸示众，有的把父子俩装进两米长的水泥管里，日晒雨淋达4个多月，有的把大人小孩、男男女女连在一架木枷上。如此种种，对人身进行残酷的摧残，举不胜举，闻所未闻。有的全家被杀绝，连7岁孩童也不放过；有的家破人亡；有的妻离子散、流离失所、背井离乡；有的神经失常，终身致残。
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肯定了“检验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纠正了“两个凡是”的错误，作出了“拔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的决定，六中全会又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文化大革命”进行全面地彻底地否定，81年下半年，我县县委成立了“落实政策领导小组”，开始清查68年间乱打乱杀人的问题，基本查清并追究了阶级报复、挟嫌报复和谋财害命等杀人案件，但对“文革”中的派性杀人仍没有得到认真查处。
1983年3月，区党委召开“处遗”工作会议后，县委认真贯彻了会议精神，决定把“处遗”工作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来抓，成立了县委“处遗”领导小组和办公室，领导小组组长韦玲（县委副书记）、副组长邓季梧（人大常委主任）、潘春堂（人大常委副主任）、卢近发（人大常委副主任），成员：韦庆韬（公安局长）、苏仕添（法院院长）、黄应光（纪检副书记）、韦本善（统战部长）、刘荣璋（检察院副检察长）、唐海舲（宣传部副部长）；办公室主任潘春堂（兼），副主任刘荣璋、陆开枝（公安局副局长）、方礼光（纪检副书记），抽调一批党员干部专门搞这项工作。5月份，经地委批准，调整加强了“处遗”领导小组及办公室领导，调整了副组长潘春堂、成员苏仕添，充实了韦庆韬为副组长，李学斯（法院副院长）为成员，由卢近发兼任办公室主任。“处遗办”下设秘书组、审干组、信访组、经济组等。6月份，又作调整，以县委书记李明森为“处遗”领导小组组长。（此后还有调整，这里不再详述）全县各机关、厂矿、学校单位和各社（场、镇）都成立了“处遗”领导小组或有专人负责这项工作。形成了一支共983人的“处遗”工作队伍。
根据中央（82）55号、区党委（83）54、55号文件精神，全面开展了“处遗”工作。经过两年多的努力，对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1177人全部给予平反昭雪（死亡人数占全县人口总数的1.96‰）,其中革委会成立前死14人，“七·三”布告后死1121人，采取极端野蛮手段打死的943人，特别是68年4月革委会成立后，攻“据点”，抓“反团”，杀害“反团”分子393人，占全县死人总数的33.5%，（8月份）贯彻中央“七·三”布告的头一个月就打死了546人，占全县死人总数的46.4%，对乱批乱斗乱打致残的357人也给予了平反，对冤假错案的3429人，以书面或口头进行了平反，恢复了名誉。
在“处遗”工作中，立案审查1289人，经查实，对于犯有错误、严重错误及严重违法乱纪的918人，分别给予了党、政、法纪的处分。其中：党员809人（干部182人，工人32人，农民595人）。清除出党136人，开除党籍192人，留党察看206人，党内严重警告98人，党内警告140人，其他处理7人（劝退、不予登记、取消预备期）；非党109人（干部59人，工人37人，农民13人）；判刑36人。
为了愈合伤痕，维护安定团结，对受害者及遗属做了大量的善后工作，3819名当事人向遗属赔礼道歉，主动交付道歉款83560元；党和政府对死者遗属进行了抚恤，全县发各项费用576488.98元（其中“两费”258940元，房屋修建费116260元,生产生活补助费68049.48元）。对149名“三孤”（孤老、孤幼、孤残）发给抚养费6804元。
此外，机关企事业单位还发出46341.89元，解决干部职工遗属的经济善后。
为更好地落实政策，妥善安排干部职工遗属的生活，恢复非农业人口701户2360人；国家干部职工子女顶职88人；集体职工子女顶职5人。
县委书记：郑永茂
副书记：蔡日恒 李福胜 王兆喜 韦式诚 程世琪 邓善生
常委：李宝庚 李玉山 黄友德 钟国才 李开三 周世杰（列席）。
县长：邓善生
副县长：周世杰 李福胜 黄友德 程世琪 周子安
县革委主任：蓝逢春（县人武部政委）
副主任：刘存保（人武部部长）、王兆喜（原县委副书记）、刘恩春（第一副主任，从隆安县革委副主任调来）
常委：张明品 王富文 秦衍才 张耀杰 彭振明 黄济群 翁显仕 杨建亭 青林 梁体利
副主任：李福胜 滕彩华 任树忱 何景学（革委会负责人）
主任：马玉林（人武部政委）
副主任：陈鸿飞 冯万志 卢福源
组长：
副组长：
成员：
书记：马玉林 副书记：陈鸿飞
常委：李福胜 冯万志 卢福源 孙宗义 张仕元 农天职 刘存保
革委会主任：马玉林 副主任：陈鸿飞 刘存保 李福胜 冯万志 卢福源 任树忱 滕彩华
常委19人，委员38人
副书记：李福胜 卢禄生 冯万志
常委：梁运禧 莫初清 李仁杰 黄碧元
主任：卢禄生 副主任：马玉林 李福胜 冯万志
（12月份后冯任主任），副主任：梁运禧 张仕 莫初清
副书记：韦善补
常委：唐联发（南宁市知青总带队干部） 杜万恒 何成珍 卢秀琼
副主任：韦善补 卢秀琼 杜万恒 何成珍
副书记：卢秀琼
书记：李福胜 李明森 副书记：莫腾贵 吴子益
常委：李元模
革委主任：李明森 副主任：莫腾贵
来源：《广西“文革”档案资料》（第十三册），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1987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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