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86-11-0 作者：中共平南县委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
中共平南县委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粉粹王、张、江、姚四人帮后，广西对极左路线没有认真进行拨乱反正，各级党政机关派性依然存在。“三种人”不仅没有受到处理，有些还继续得到提拔重用；受害者和死者遗属满腹冤情，备受歧视，十多年来不断申诉，均无结果。在党中央关怀支持下，派来工作组，自治区党委从1983年3月开始，认真进行处理“文化大革命”遗留问题（简称“处遗”），把它列为首位工作抓好。我县共抽调1006名干部进行“处遗”工作，到1985年3月结束。根据区党委（83）年54、55号文件精神，对“文革”期间打死人这类严重违法乱纪的行为，进行了认真的调查核实工作，按照党的政策予以严肃处理。立案审查920人，逮捕判刑的13人，其余的分别给予党纪、政纪处分和批评教育。平反了“平南地下党”案、“反共救国军”案、“大安反革命暴乱”案、“贫下中农法庭乱杀人”案、“活人展览”、“哭伍爷”、揪“黑班子”、清查“五·一六”案、“平中牛栏塘黑会”案等9个集团的和1187人的冤假错案，给受害者恢复名誉，安排了75名遗属子女的工作，发放给遗属的经济善后款26万元。并且做了大量的“伤痕愈合”工作。这样，使政治上安定团结的局面进一步巩固起来。
为了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巩固“处遗”成果，也为了教育干部群众和子孙后代，我们编写这份“文化大革命”《大事记》，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贯彻《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精神，尊重历史，尊重事实，把“文革”期间比较重大的事情记载下来，按时间顺序排列。为了尽可能较完整地记述一件事，有些也将其因果写在一起，力求勾画出我县“文化大革命”的概貌，使后人引为鉴戒。
这份《大事记》以政治方面事件为主，所用资料是从我县档案馆中保存的有关“文革”和“处遗”案卷中取来，经过认真审核分析编写出来的，最后经县委审核定稿。
限于水平，时间仓促，且有些档案材料不全，错误和遗漏在所难免，请予指正。
中共平南县委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1986年11月
6月中旬，成立中共平南县委“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组长盘佐杰（县委副书记），成员有王柱久（监委书记）、孙洪祥（组织部副部长）、吴锡芳（宣传部副部长）、黄足佳（公安局长），下设办公室，吴锡芳任主任，负责具体工作。
6月22日，县委抽调30人组成工作组。分别进驻平中、大安、丹竹、思旺、同和、大坡、六陈、平山等中等学校开展“文化大革命”。工作组在学校发动师生写大字报，大鸣大放，摸底排队，执行依靠左派，团结中间，孤立与斗倒右派的路线方针。
7月16日，全县8所初、高中及黄花华侨中学教职工集中玉林专区集训。县“文革”办公室分配各校挑选真正“左派”的学生共160名参加教师集训。在集训中，斗争和批判了吴增慈等16名学校领导和教师。
7月24日，全县16个区（镇）241所小学和城厢、大安民办教师集中县城集训，共2271人，其中工作队24人，区干部16人，这些教师自7月1日起先后分区集训7天，再在县集训一个月，24日先传达韦国清的报告，25日“文革”小组长盘佐杰做动员报告，28日开始鸣放揭发，同时分区召开贫农成份的教师会，忆苦诉苦，组织和扩大积极分子队伍。8月3日盘佐杰布置转入斗争阶段，4日起各区（镇）开始批判斗争，共批斗了学校领导、教师邝鹏翔等20多人。上级关于撤销工作组的通知下来后，中学、小学教师集训都提前于8月中旬结束。
8月末9月初，平中、职中、镇小部分师生代表请示县“文革”小组批准成立红卫兵组织，并请盘佐杰担任红卫兵总指挥，随后各中学和圩镇都成立红卫兵组织。红卫兵首先行动破“四旧”、立“四新”，押巫婆神棍、喃巫算命、修女神父游街，大改街道、社队名称，如平南镇的乌江、城东、城西街分别改为反帝、光明、朝阳路，还有部分人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卫东、卫彪、崇林等。9月底，红卫兵押送天主教堂的修女神父回原籍监督劳动，平中教师覃泽钢等3人被诬为地主分子，取消公职押解回乡监督劳动，自食其力。
9月8日，平南镇小学代课教师古传玲被打成反革命。小学教师集训后，古在镇上和群众一起写大字报揭发镇党委的问题。学校上课那天回校，当时负责学校党支部工作的陈其桂不给古安排工作。后来李振容等一些人借口学生向古讨还红领巾的纠纷，指使学生拉古来斗争，说古是反革命，戴上高帽押去游街，又拉古去县灯光球场开大会斗争。古向上反映，10月间区党委、玉林地委“文革”办公室都派人来了解，认为应予平反，恢复工作。盘佐杰于11月17日晚在镇小开会给古平反，对这次平反，古认为范围太小，且检讨不深刻而不服，陈、李2人认为学校的做法没有错，不给古恢复工作。
9月25日，县直机关单位成立赤卫队，队员230人，大队长吴锡芳，副大队长黄足佳、王德胜（县直机关党委书记），下分4个中队，若干小队。任务是保卫“文化大革命”，支持红卫兵，共同捍卫毛主席、党中央和毛泽东思想，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队员由单位挑选，要本人申请，支部审查报“文革”办公室批准、成立时发表革命宣言。9月27日赤卫队同红卫兵一起上街游行。
9月，按中央关于红卫兵上京串连接受检阅的规定，我县中学师生有1300多人要去北京的，但当时每校只能选少数代表前往，10月后提倡步行串连，外出串连的学生多了，中等学校停了课，县设立红卫兵接待站接待外地来串连的红卫兵（地点在原天主堂，即现在的二旅社），与此同时，教师和文化系统的干部也外出串连去了。
9月间，外地大专院校红卫兵来平南串连，被机关干部围攻、驱赶，有些被禁闭，11月后再来平南串连的大专院校红卫兵比以前更多了，他们到处鼓动造反，宣传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号召踢开党委闹革命，开始冲乱各级党委的正常工作。
10月1日，全县水稻受旱面积达15万亩，县委召开区委书记电话会议，布置紧急抗旱任务。随后，根据上级指示，为了抓革命、促生产，暂不搞“文化大革命”。
12月20日晚，县委在人民会堂召开县直机关干部大会，县长刘春学在会上宣布，我县城乡立即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各单位由群众讨论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或小组。领导这次“文化大革命”。会后，县直单位即组织成立“文革”机构和红卫兵组织，开展“文化大革命”，写大字报，大鸣大放，揭发当权派的问题。
12月26日至67年元月3日，县委召开“文化大革命”动员大会暨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大会（原计划县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同时召开的，后又决定暂不开人大代表会了）。到会的有县、区、乡、生产队干部和学校教师代表，共2500多人，县委书记张建民代表县委检查在“文化大革命”中不自觉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盘佐杰检讨他在“文化大革命”工作中的错误，再次公开为古传玲平反。根据部分会议代表的要求，在会议中对县农办主任胡非是进行批判斗争。
会议布置各区回去立即召开贫下中农代表会议进行贯彻，每生产队来1、2人，时间3、4天，迅速把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全面地在机关、学校、农村开展起来。
元月3日，由县委、县人委，公检法3个单位的红卫兵组织合伙编制的“群妖图”，把县、区党政领导及部委办科局领导97人的名字，家庭出身和所谓的“三反”罪行列出，铅印14000份，向区内、外散发，至使大批各级领导干部受到揪斗。
去年冬以来，学校师生和机关干部纷纷组织外出串连。元月初达到高峰，县“文革”小组以批判韦国清（区党委第一书记）、韦树辉（玉林地委书记）的名义，4日批准去玉林的1062人，5日批准去南宁的704人，6日又批准1338人去南宁，外出串连的要县委发给车船费和伙食费，宣传费。后来有些单位要当权派签字补发以前的劳保福利费，附加工资等。这次经济主义风潮，使国家蒙受损失。仅“文化大革命”串连费由财政支出的1966年203306元，占当年财政总支出的10%，1967年180170元，占当年支出的8%，粮食十多万斤。
元月中旬，各区先后召开贫下中农代表会议，开会时间普遍延长，大新、镇隆开了10天，在会上区委领导进行检查，有些区就在会上开展批判斗争。区会议结束后，各区、乡的“文革”组织和红卫兵组织都成立了，由这些组织主持召开会议，勒令当权派和一些干部进行检查，接受批判。各级领导机关受到冲击，干部被没完没了地拉去检讨批斗，戴高帽游街游村。当时党政机关瘫痪了，城乡出现混乱局面，生产无人领导，水利工地民工减少，冬作物不护理，乱砍滥伐森林，赌风各区均有出现。
元月15日，在“无政府主义”影响下，六陈水库库区1000多人到六陈圩举行游行，要求减免公购粮任务。元月23日，龙凤乡又组织数百人进行同样的游行。
元月27日，平南县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夺权行动委员会（以下简称“夺委会”）在人民会堂召开夺权大会，宣布夺了县委、县人委以及大院内各部、委、办、科局的权，由当权派把印交给造反派。夺权仪式结束，把县委、区委书记和科局长，统统挂牌戴高帽游街。“夺委会”主任肖福华（公安局干部）、副主任叶飞（县委干部）、何炳新（县人委干部）、委员有叶大康等6人（其中一名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其余都是机关干部）。随后财贸系统和县直单位也相继夺了权，原来的领导干部统统靠边站，由造反派掌权。2月上旬，各区和区直单位也都夺了权，有些乡、生产队也夺了权，全县有66个乡，35个生产队被夺权的。丹竹有一个乡夺权后，夺权者打电话问区发给多少工资，听说没有工资的，又把权（印）交回去。
县“夺委会”不符合军队、领导干部、造反组织代表的三结合要求，得不到人武部的支持，于2月14日至17日开了一次贫下中农、革命群众组织抓革命、促生产代表大会。2月23日，住进县长楼的肖福华回公安局去，存在了27天的“夺委会”就这样散了。
元月29日，支持古传玲的镇“红卫队”和红卫兵，拉刚从广州串连回来的陈其桂、李振容戴高帽去游街，陈、李两人极力反抗，群众就簇拥他们到县政府的宣传台上去辩论，有人通知盘佐杰出来，但盘不来，张建民出来承担县委应该负的责任，并加以劝导，但群众仍不放过。陈、李二人在纠缠中李的上衣被扯破，皮肉有损伤，这时县人委和其他机关的红卫兵百多人出来，指责镇上的群众这样做是武斗行为，公安局一干部拿石灰桶来在路面划线，以线为界划分两派，双方辩论直到天暗下来才散去。30日，镇红卫队等20多个群众组织集队游行示威，抗议机关红卫兵干涉他们的行动。县人委等80多个红卫兵组织联合发表声明，支持陈、李二人，指责镇上的群众组织。31日，机关红卫兵集队，让陈、李二人走在队伍前面，撑着李被扯破的上衣游行示威，这便是“一·二九事件”。从此，县城的红卫兵组织分成观点不同的两派。随着“文革”的发展，支持陈、李二人的一派归入“联指”，另一派归入“4·22”群众组织。
2月26日，根据中央关于军队要把生产抓起来的指示，县人武部部长曾秀出来组织生产办公室。（即后来的人武部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主任曾秀、副主任许振昌（县委副书记）、王翰林（工交部副主任）。3月7日至9日在县城召开三级干部大会，到会的800多人，动员把生产工作抓起来。会上布置各区、乡回去立即建立生产领导班子，区以武装部为主，乡的班子民兵营长要参加进去，会后抽调300多干部下乡抓生产。
3月20日，调整充实县抓促指挥部，主任曾秀、副主任杜玉志（人武部副部长）、许振昌、王翰林、余继元（县监委副书记），委员有李友龙等7人。下设办公室，主任杜玉志，副主任李友龙、张恒光。月底，各区抓促生产指挥部和乡的生产委员会都建立了，区指挥部除安怀、大安区武装部长当副主任外，其余14个区、镇都是武装部长当主任。在开始建立抓促指挥部时，人武部又成立支左办公室，由政委吴光海任主任。这祥，全县的党、政、财、文大权实际上由人武部全部接管了。
3月21至23日，县抓促指挥部召开中、小学复课闹革命师生代表会议，4月15至17日又开一次，研究贯彻中央复课闹革命的指示，全县中、小学陆续复课，以学习毛著、语录，开展革命大批判为主课。会后，人武部派军训团进驻平中支左。
2月起，人武部支左人员下机关街道了解群众组织的情况，认为组织不纯，特别是对镇红卫队这一派，成员岀身成分复杂，有些表现不好的人也参加进去；对另一派的也示意要进行组织整顿。从3月下半月开始，县城的群众组织陆续进行改组，把红卫兵的名称改为兵团或战斗队，重新吸收队员，凡经过改组又听从人武部指示的就是左派组织，人武部就支持，队伍不断壮大，到5月9日成立平南县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总部，7月10日改称平南县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即“联指”），总部设在县人委，出版《西江激浪》小报。总部人员有韦世桓、黄居泉、彭旺乘、刘文渠等13人，到1968年9月下旬撤销总部，归口闹革命，给参加“联指”的成员发“联指”证。
5月14日至18日，抓促指挥部召开县、区、乡三级领导班子会议。到会的918人，5月16日，会议在平中操场组织批判党内头号走资派，支持韦国清站出来闹革命的集会示威游行。平中不同观点的学生列队堵住校门，不准队伍进来，平中同观点的学生就来冲开道路，让队伍进来。互相冲撞时损坏了些毛主席像和语录牌、红旗等，集会游行照常进行。次日，曾秀、吴光海召平中学生头头张柏南、吴永林、宁荣光等人到人武部，嘉奖他们做得对。从此，平中学生分别组成“抗大兵团”和“五·一六兵团”两派组织，以后各自占据初中部大楼和高中部大楼为据点，进行派性活动。
4月下旬春插基本结束，全县各地都开展声势浩大的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派的大批判。县委“七·一兵团”，县人委“春雷兵团”从玉林专区拉原县委书记何奎、原县长杨容回平南批判。县内狠批刘春学。到6月上旬，县区乡都普遍召开批判会，参加批判会的有40万多人。批判会进行忆苦思甜，新旧社会对比教育，并联系当时“文化大革命”实际，鼓动大家“支持韦国清站出来闹革命”。6月12日，在县直单位“文革”领导人会议上，杜玉志代表人武部公开表态“支韦打伍”。
6月中旬，抓促办公室向上汇报，农村和机关95%都支韦。当时，外地大专院校家在平南的支伍派红卫兵回来，即被围攻辩论，变相扣押，强迫写投降书改变观点，如不改变的就送去农村监督劳动。6月下旬，平中“抗大兵团”发出“六·三〇通令”，不准外来人带进支伍派的传单资料，派人在车站、码头监视和盘查外地来人，发现观点不同的人就进行辩论围攻，甚至拘留。那时的辩论，开始出现动手打人，罚跪沙、石子等的行为。
6月25日至7月1日，县召开抓促和活学活用毛著讲用的三级干部大会。有1448人参加。人武部副政委葛立志在大会上作《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的报告。他在报告中大力歌颂韦国清，说他是好同志，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指责诋毁伍晋南，说他是刘、邓伸向广西的黑手，是“大右派”，说贺希明是“历史反革命”，霍泛是“假党员”、“叛徒”，说支伍的都是“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对观实不满的人。说支韦还是支伍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复辟和反复辟的激烈斗争。他再次重申人武部的态度：坚决支持韦国清，坚决打倒伍晋南。来会的人听了报告后，有些支伍的就改变过来支韦了，还组织代表到平中去教育子女和本乡、生产队的学生，要表态支韦。县会议结束后，立即分区召开三级干部会议传达贯彻。但根据平山等12个区统计，仍有10%的生产队不来开会，原因之一是有的生产队全是支伍的不来开会。
县、区三级干部会后，全县抽调2484人（其中县抽367人、区直抽2117人）组织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分赴全县各地。宣传队下到乡到队就大力宣传抓促方针和上级指示精神，尤其是大力宣传为什么支韦打伍的道理。对有支伍观点的队员和社员，就支持贫下中农进行批判、辩论，使他改变观点。这样，在全县范围内“4·22”派的活动沉寂下去了，有些组织宣布解散，个人不改变观点的只得离开单位到外地去。
9月10日，平南县“造反大军”总部成立。
3月间，县城两派群众组织在灯光球场辩论“一·二九”问题，少数派的陈显培、李超等组织了“平南革命派红色联络站”（“红联站”）进行领导，6月后，这个组织就没有活动了。8月下旬，中央第五次接见广西两派谈判代表后，“四·二二”组织纷纷恢复活动，县城由“镇工总”“机联”、平中“五·一六”兵团“于9月10日组成平南县“造反大军”，总部设在少年宫，后搬去西街中部红卫队那里。总部人员有欧六、姚澄钦、李超、莫旭桂等。随后大安、丹竹及一些区也相继成立“大军”组织。
两派对立，互相攻击，力图压倒对方，为了本派的利益而冲击对方，侵犯别人都说是革命的行动。摩擦时起，外地武斗消息频频传来，两派都袭用“文攻武卫”的口号，筑工事、打刀矛，积极准备武斗，进而两派分别寻找武器，“联指”的送炸药去桂平农械厂制手榴弹，又在县人委内请工匠来修枪械翻制子弹，11月初，从公检法、人武部借枪支来。大安造反大军在农具厂自制手榴弹，并向外寻找枪支。武斗气氛一天比一天浓起来。
9月8日，县抓促办公室转发玉林军分区周副司令员电话会议指示，说要坚信解放军，各级领导班子和干部必须认清这个问题，站好队，坚决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9月下旬，军分区又召开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电话会议，县即逐层贯彻。10月17日至21日在县城召开有1182人参加的三级班子誓师大会，提出制止武斗，要斗私批修，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搞大联合，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会后布置各区回去立即贯彻。11月19日曾秀在各区电话会上说，各地要做好民兵工作，密切注意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一有发现，立即出动。
11月10日，平中发生“牛栏塘事件”。“抗大兵团”头头于10日晚派聂保生、韦泽元等潜入牛栏塘教师住地侦察，被教师发现后就跑回来。聂、韦向张柏南、吴永林汇报，诬说潘守胜（平中校长）、邓汝康（平中教师）等7人在李树忠（教师）房开会，策划用炸药炸初中部大楼，杀害红卫兵（事实没有开会，潘不住牛栏塘宿舍，当晚他也没有到那里去。），张、吴等立即命人写成书面材料进行广播，次日又写成大字报张贴并印发全县。这便是牛栏塘黑会冤案。致使潘、李及一批教师，无辜被残酷斗打迫害达数年之久，“处遗“时，1984年才彻底平反。
11月11日，县城发生打死人的武斗。11日下午，县“联指”召开部分兵团和战斗队头头会，布置各战斗队晚上出动驻守地段。同时，民矿站派汽车入新平矿区拉民兵约30人，携带武器出县城，傍晚时从后门进入县人委休息待命。晚饭后曾秀通知公检法张国华等人到人武部，布置他们回去做好机关保卫工作，外面发生情况不用理会。当天暗下来时，城厢供销社和对面的“造反大军”总部打起石头仗来。随后，隔邻的供应经理部内的两派发生争吵，后经协商，“4·22”在楼下，“联指”在楼上，互不干扰，并不准引外单位的人来，约9时许，楼上雷管爆炸，伤了一人。“联指”便用广播筒向外呼救，县“联指”听到呼声，“春雷兵团”黄居泉等立即集合人马，人武部的王明君等催快出去，这时“联指”的高音喇叭由韦世桓播岀：上有黄河，下有长江，按计划进行的话。于是，彭旺乘、刘文渠等同矿山民兵共约100多人冲出去，当晚阴冷天黑，出动的人臂扎白手巾为号，先出去的人在城厢供销社门前碰上“镇工总”头头陈德森，用刀矛把陈戳死。罗合民兵奉命从罗冲桥进城，到县府门口时，西街已无战斗，人武部的军官叫民兵回去，民兵回到“镇工总”（劳动调配站）时向里面开枪示威。后来西山民兵又从西街入城，次晨3时许，韦世桓、徐海华和西山民兵营长余华祥等用竹梯爬进供应经理部二楼，打开阁口下去，“4·22”派的人在半夜时已挖开后墙离去，便把被炸伤的人送入县人委。这晚死1人，伤3人，“造反大军”的活动便消沉下去，有些人离开县城。
11月19日至26日，大安区武装部长杨明，“联指”头头谭潮东，用召开“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坚决拥护中央表态支持韦国清同志站出来闹革命誓师大会”名义，组织武装民兵和社员1000多人在大安镇集会示威游行，沿途拆除“4·22”设置的武斗工事——街道栅闸，队伍行到大军总部附近时，游行队伍用竹竿钩发“4·22”埋设的土雷并拆闸，“4·22”的丢两个自制手榴弹，杨明开了枪，均没有伤人。队伍随之散去，杨明立即命令民兵封锁路口，实行包围，当天晚上县“联指”黄居泉带10多人携带武器乘船去，韦世桓等驱车经旺村去到大安，县“联指”下去的人鼓动大安“联指”攻打“造反大军”，他们先把“4·22”分散的据点搞掉，压缩回“大军”总部及附近的两条街内。县人武部于21日曾试图调解，但没有做成，当晚杜玉志和县“联指”下去的部分人回县汇报，大安区武装部也派人向人武部要子弹。22日上午，大安供销社工人胡北木在收购站门口被枪打死。当天下午，人武部就调动丹竹、镇隆、大新、大坡区的100多武装民兵到大安，杜玉志在武装部带两箱子弹和干事冯明下去，县“联指”的10多人全副武装乘车连夜赶到大安。23日早，由杜玉志、杨明带领各区武装干事和民兵干部视察大安圩地形，部署兵力。下午5时以后，由杜玉志、韦世桓指挥爆破“造反大军”总部大门。24日开始进入军部附近逐家搜捕，25日继续进行，捉到“4·22”头头拉出门外就枪杀，其余的关到旧区委会的监牢去。25日晚杨明、谭潮东、韦世桓等带队到镇东街一间民房搜捕大军头头宾仲生，把宾打死。后来，杨、谭等和覃达儒在区公所开会决定枪杀李大东、莫雨涛等8个俘虏。由胡汉中带稻花民兵，于午夜押往狮子岭边枪决。26日晚，又把抓在大安的县外贸站指导员彭达雄，由凤谷乡民兵唐耀雄等押往武林江边枪杀。这场武斗共打死和枪杀22人，伤约20多人，吃去国家大米4万5千斤，猪肉1万4千斤，损失总值达3万元以上。
12月1日，桂平县城两派武斗，桂平“联指”向平南“联指”求援。韦世桓、黄居泉开“联指”会决定派人去桂平。4日由徐海华、何福坤带领陆和昌、蒙福炎、余华祥、余少鹏等10多人乘专船去，配合桂平“联指”攻打北江街，浔高等据点，参与杀害桂平镇群众林蕴玉、林芳陵2人。并且还把桂平民兵在路卡盘查扣留在附近公社内的，我县寺面区的梁宗和（广西劳大学生，大安武斗后在家里绕道罗秀经桂平去南宁，在那里被扣押的）拉出大坑口江边枪杀。
11月23日至12月9日，以“农民法庭”的名义杀死12人。
“农民法庭”最先在大安区出现，大安武斗期间，武林乡以朱奕桐、何亚珠2人有“破坏活动”为名，于11月23日在武林剧场召开群众大会，由乡长欧柏荣主持，支书陈创文讲话，民兵营长卢运福宣布“罪状”，即押朱、何2人去枪杀。11月27日，新儒乡支书欧有初接大安区杨明打来的电话要抓紧行动的指示后，即召开乡“文革”成员和民兵骨干会议，以赵达伟帮大安“造反大军”制火药的罪名，决定处决。当晚在学校操场开群众大会，由唐振强主持会议并讲话，蒙海云宣读赵的“罪状”，由“农民最高法庭”判处死刑，民兵押赵达伟出会场边墓地枪杀。12月初，同德乡农代会主任廖英汉请示杨明同意成立“农民法庭”。12月3日在同德乡政府开会，廖英汉、乡长黄慧才、民兵营长胡大玲、治保主任谭振全和温北木、廖柱南等人参加，决定处决廖楚才、蒙延通、温七贤3人。12月4日在金龙学校召开群众大会，由温北木主持，廖英汉任庭长，宣读判决布告，民兵即押廖楚才3人去鱼子塘角枪杀。
12月初，大新区干部、“文革”组长梁炳新、区公安员、“文革”小组成员李德昭等人，在大中乡召开联席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区武装干事龙成华、区干部梁日兴、大中乡支书李振威、民兵营长李德华、大有乡支书朱卓才、治保主任秦德明、大中供销社副业员李中环等人，讨论决定成立大中贫下中农“最高法庭”，处决大有乡梁家模、黎德全，大中乡李浩平、李卓新4人。12月8日，在大中乡召开群众大会，朱卓才主持，李中环任庭长，由李中环、秦德明宣读“罪状”，民兵即押梁家模等4人去武塘岗枪杀。
12月7日，寺面区岑凤乡在王庙岭岗召开有附近乡群众参加的1000多人大会，由支书李荣主持会议，乡长梁汉超讲话，治保主任宾保伦代表贫下中农审判大会，宣读对梁达明的判决书，立即执行枪决。12月5日，寺面区直单位“文革”头头30多人在粮所开会，区武装部长李宝珍和区干部覃宜贤等人参加，会议决定处决李世炎。12月9日，在寺面圩召开群众大会，区干部李发任主持会议，农总负责人覃孔成讲话，韦才邦宣读李世炎“罪状”，随即把李押出会场旁边，用竹杠、扁担、锄头和石头，把李打得脑浆四溅，当场死亡。
对于这些杀人罪行，当时的人武部和以后的革委会都不追究，到“处遗”时才给杀人者以应得的惩处。
12月6日，大坡区大坡乡支书、抓促小组长韦志进从1966年起，以介绍安排工作为饵，诱骗本乡女青年梁惠霞，多次奸污了梁。韦回家闹离婚，企图与梁结婚，遭到女父梁石德坚决反对。韦怀恨在心，12月1日，韦诬梁石德参加暗杀队，带刀想暗杀他，把梁捉来关在乡政府。6日下午韦开乡干会，策划以送梁去区公所为名，说梁途中逃跑把他杀掉。当晚深夜，由民兵梁世林、陈桂贤押梁石德枪杀于大坡乡后面的塘基附近。
平南、大安武斗后，“4·22”派的部分人陆续逃往南宁，多数住在广西医学院。12月18日，由沙江、温永佳、陈德盛等带领，参加以梧州“造反大军”为首组织的13个县市（都是当地发生武斗后逃往南宁的）的数百人到广西军区静坐示威，要求广西革筹小组、军区派工作组和野战部队去制止武斗，并下令制止“农民法庭”杀人。韦国清、伍晋南等两次接见代表，答复所提的要求。并发给回去的路费伙食，通知各县人武部派人来接回各地，平南去的人大部分于1968年元月5日回来。
中央关于广西问题的决定是1967年11月18日发出的，决定成立广西区革筹小组，并同意广西军区在支左中所犯方向路线错误的检查报告，同意韦国清的检讨，批准广西两派革命群众组织关于促进革命大联合的十条协议，这3个文件都经毛主席批示照办。
为了贯彻中央的决定和解决各地问题，区革筹小组和广西军区在南宁举办21个县市的两派学习班，我县被通知参加学习，元月19日参加学习人员出发，他们是人武部杜玉志、陈少芳，领导干部许振昌、盘佐杰。两派各去7人，“4·22”的是曾永忠、梁庆朝、高汉松、欧阳武等；“联指”的是刘文渠、谭潮东、陆和昌、吴永林等。学习地点在西乡塘机械学校，到2月中旬才正式开班，有17个县市300多人参加，我县参加学习的达成协议，于3月上旬回来，着手商议大联合成立革委会的工作。
3月21至23日，县工代会、农代会在县城召开，讨论成立县革命委员会问题。4月11日成立红代会。工代会主任彭旺乘，农代会主任郑名权，红代会主任张柏南。“三代会”的办公地点在原红卫兵接待站，设有专职干部数人，县革委会成立后，县“联指”报《西江激浪》停刊，由县“三代会”主办“卫东战报”进行宣传。“三代会”组织工人、农民纠察队，配备武器，任务是保卫红色政权，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区、乡都组织脱产的农民纠察队，由社、队记给工分，并发生活费补助，全县纠察队总数约1000多名。5月初，吴光海在县革委第一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总结中说：“县、区革委会必须发挥‘三代会’联系群众的纽带作用，大力支持他们……同时，发挥‘三代会’的监督作用。各级革委会要定期向‘三代会’汇报工作，接受他们的检查和批评……”。因此，“三代会”拥有一定权力，以后的一些带派性的活动，革委会就让“三代会”去干。
3月24日，广西区革筹小组批示玉林军分区、平南县人武部：“同意你们3月23日关于成立平南县革命委员会的报告”。批准县革委会主任曾秀，第一副主任许振昌，副主任盘佐杰、吴光海，常委黄球、王柱久、余继元、杜玉志、王翰林、韦世桓（县共青团干部，“联指”代表）、卢葵（县汽车站职工，“4·22”代表），（暂缺8名），共批准委员49名（待选红卫兵代表7名，暂缺13名，不在内）。3月27日县城召开成立大会。革委会下设办公室，政治部，生产指挥部，保卫部，4月22日正式启用印章。
各区的革委会最早是3月16日批准成立的有大安、大鹏、安怀3个区。到3月27日全部成立了。平南镇革委会到5月27日才成立。县、区直单位的革委会（革命领导小组），最早的在3月16日批准成立的有民矿站、县拖拉机站、港务所、县医院4个单位，其余的分别于4至6月份批准成立，各级革委会成立后，首要的任务是学毛著，狠抓阶级斗争。4月以后，城乡各地陆续出现残酷斗打死人的惨状。
4月25日县革委会印发一号公告在城乡张贴，内容是要端正对待革委会的态度，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收缴武器弹药，清理外来人员。并且郑重宣布，要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任何群众组织和个人，不得随意抓人，打人，杀人；不准私设公堂，搜查，抄家；不准进行人身侮辱。号召“三代会”和革命群众团结起来，一致对敌，检举、揭发破坏“文化大革命”，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牛鬼蛇神”，同他们作无情的斗争。
5月初，召开县革委会第一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各区革委主任参加，吴光海在会议总结报告中说，这次会议是突出阶级斗争，克服右倾保守思想，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会议。他总结革委会成立后狠抓阶级斗争的成绩经验后，列举当时县内阶级斗争的12种表现，其中有6种是属于当时的派性表现的，如说革委会是派委会，三凑合，解放军支派等等，他说这些表现都是反革命逆流。他提出在开展斗争中，不要怕说成群众斗群众，要结合本地区本单位的情况，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4月中旬，城厢区革委会主任杨瑞禧主持召开常委会，参加会议的有区武装部长、革委副主任冯安民，副主任郑波、颜显周，常委郑松邦、余朝春等。研究狠抓阶级斗争保卫红色政权问题，杨提出要召开斗争大会，刹阶级敌人威风。决定分4片召开向阶级敌人发动总进攻斗争大会，“刮十二级台风”。首先在罗新乡召开，把附近乡的斗争对象集中到会，宣布“罪状”后便进行斗打，捆绑罚跪，脱除被斗者的上衣，拳脚交加，棍棒齐下，打得被斗者皮破血流，痛苦呻吟，惨不忍睹。从此开始，城乡的斗争会普遍如此炮制，进而至当场斗打死亡，造成冤案。罗新的斗争会有12人被打重伤，其中3人当场休克，散会后有一人被继续打斗死去，一人投塘自尽。下旬在上渡片的斗争会，当场打死2人，重伤5人；平田片的斗争会当场打死1人，重伤11人。5月上旬在大成片开斗争会，把打至重伤的黄文忠拖去丢下西江，黄在水中时浮时沉未死，梁健文划船追去，用浆脚打黄的头脑才沉下江中死去。
5月4日，城厢区西山乡在统一布置清理外来人员的戒严检查中，纠察队赵荣贞去到兆村方瑞贞家中，发现方的儿子吴恒才藏在楼上，（外出逃避斗争回来的）赵即喝令出门口跪下捆绑，将母子二人押到乡，赵对民兵营长余华祥、“文革”主任余寿昌诬说方母子持刀棍反抗，三人就动手殴打致二人倒地不能动弹，又派人去把方的另一个儿子吴贤才捉来打重伤。余华祥、余寿昌等命令“四类分子”带锄头，用粪箕抬着吴恒才，他们押着母子二人上崩冲，到那里继续殴打，并用刺刀刺方瑞贞和吴贤才，后命令“四类分子”把三母子埋于凉伞坪同一穴内。次日，余寿昌、赵荣贞伙同余华祥等把方瑞贞家的财物搬回大队拍卖，将所得的钱和抄家来的粮食、猪、鸡等物和纠察队共同吃喝掉。
4月中旬，城厢区罗合乡支书林群英主持乡干部会议。军代表、县革委会办公室主任庞辉荣参加，研究贯彻罗新批斗会经验，讨论认为余林保、余国海父子（1966年春庞辉荣下去搞并队时曾顶咀，被定为“四类”，但未批准）“文革”开始时参加派性活动，又拉支书回村斗争，就说是组织反革命杀人集团，要暗杀干部党员，定为斗争对象。复员军人，民兵排长余赞祖告知余林保，余父子逃去大鹏甘雅亲友处，被乡派民兵抓回来。6月上旬在乡斗争余国海，要他供认余赞祖是该集团成员，随即把余赞祖关押在乡。6月26晚，纠察队长余灿章布置余辉太等押余赞祖回村对质，途中把余赞祖打死丢下西江。这一事件株连到5个乡共80多人，被打重伤10多人，死2人。7月由乡报材料给县公检法军管会，随即拘捕余林保等人，关在看守所，并拆了其房屋。到10月因查无实据才释放，并由大队赔偿拆屋的损失。
4月下旬，县水电局干部卢克才，在县革委一号公告发布后返回人委大院住（去年两派对立后，“4·22”派的就不能住在大院），随即被连续开大小会斗争，残酷斗打，在一次斗争会上，卢被打得头破血流昏倒在地，致使在场观看的两名女干部也被吓昏。5月12晚被斗打重伤回房，次早发现卢死去，是用铁线挂在房内楣窗吊死的，这是县城第一个被斗打迫害死去的干部。
5月下旬县召开学毛著讲用会，县“三代会”要平中提供斗争对象，经军代表陈少芳同意，5月23晚，在革委会堂斗争潘守胜校长，迫他交待牛栏塘黑会问题，并把李树忠老师也推上台去，二人被打重伤后又把李送往农村斗打关押10多天。潘在学校继续遭学生毒打。6月上旬，潘到人武部请求保护，陈少芳通知平中说潘来人武部告状诉苦。致使潘回平中后，又立即被殴打重伤。
5月24晚，县“三代会”又批准县财税局在革委会堂批斗税局副局长孔宪著、高旭夫妇。孔被打破手指，踢断肋骨，昏倒在台，高也被打重伤。这两晚的斗争会，来会参加的有各区代表共1000多人。
5月28日，县供销社抓促组长刘树仁与黄达川商议以陈德盛是单位实现大联合的阻力为借口，当天在有外单位人参加的斗打会上，把陈打到昏迷不醒，随即在单位私设监狱，把陈关押长达7个月。当陈稍能动弹又拉去打，先后被打昏死3次，造成严重伤残。
6月3日，大安区“三代会”组织批斗大安中学支书莫世岳，校革委第一付主任覃兴战指派杨达成、何宝球（学生分别任校革委付主任、常委）二人把正患病住大安医院的莫拉到人民市场斗打，罚跪，沙胜北脚穿木履往莫的腹部猛踢，杨、何、覃和一些学生也对莫进行脚踢、棍打，致使莫昏倒台上，奄奄一息。6月7日，糖烟公司武林仓女干部刘肖群，被多次拉出武林街斗打，身受重伤，小便失禁，7日晚，被整死，把尸丢下西江，并把遗属赶出单位。
6月8日，县农业局由林中软主持，组织附城纠察队和外单位打手，在农业局斗打梁庆朝，把梁打至半死倒在地，局革命领导小组付组长黄瑜等即抄梁的家，随后关押在单位进行审讯。梁能走动后押去西山乡劳动，在那里又被吊“半边猪”打昏过去，关押半年后才放去干校劳动。
6月18日，平中“抗大兵团”头头、县革委委员、校革委付主任吴永林，带头围攻毒打“五·一六兵团”头头梁中坚（女），把梁打致重伤休克。后梁回家躲去藤县山区长达3年之久。
7月4日，县革委、人武部根据广西革筹小组、广西军区6月17日发布的《关于破获反革命集团“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反革命案件的公告》的调子联合印发张贴《关于彻底摧毁反革命集团“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的严正声明》。说：“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网罗‘牛鬼蛇神’，阴险、狡猾地混入某些群众组织，打着‘造反’旗号，利用群众组织作掩护进行反革命活动。号召全县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革命群众行动起来，对一切反革命分子开展大揭发、大检举、大斗争，坚决镇压一切反革命，强化无产阶级专政”。
这个声明发布后，到处抓“反共救国团”，“4·22”派的大小头头均被追查参加“反共救国团”、组织暗杀队问题。县电厂姚澄钦被斗打迫供，吊起来打时供出一些组织情况，在不被打时又翻供。县“三办室”组织由该室付主任苏昆荣和军管公检法干部李柱北等4人组成的工作组，按姚供出的线索追查审讯了三、四十人，均无实据。大新区在揪斗中大搞迫供信，说查获了“反共救国团大新分团”。8月中、下旬在大新乡斗打死的韦夏松、王振球，大旺乡斗打死的粟永乾等。都是追迫交代参加“反共救国团”问题的。此案查无事实，“三办室”到1969年才不了了之。但是当时，借此而把一派作为反革命来追查，镇压下去。
2月间，我县在马练区破获反革命组织“平民党”，拘捕了案犯蓝彩仍等4人。6月后将案情公布，作为狠抓阶级斗争的成果进行宣传。7月，开始追查“反共救国团”后，有些区就扩大追查“平民党”问题。被诬为“平民党”而被斗打后枪杀或迫害致死的，有马练区的欧后辉、蓝国燕、郭庭才、欧世焕，镇隆区的张富威等5人。被斗打重伤留下疾患的10多人，其中有马练宣传委员黄世立、藤旺乡学校教师林德荣等人。
7月9日，县革委、人武部联合发出关于坚决贯彻执行中央《“七·三”布吿》的决定，说《“七·三”布告》是解决广西问题的重大战略部署，是对一小撮阶级敌人发起猛烈进攻的进军号，提出要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开展三查（查走资派的幕后活动；査叛徒、特务；查地、富、反、坏、右的破坏活动），一清（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号召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向阶级敌人发起猛烈进攻。跟着又转发玉专革委、军分区7月13日关于进一步贯彻执行《“七·三”布告》的几点意见。提出要深入到边远山区和阶级斗争盖子未揭开的单位去迅速开展三查一清，对破坏贯彻《“七·三”布告》的，必须狠狠打击。7月24日又书面印发玉专革委、军分区召开的电话会议的讲话内容，要各县总结宣传贯彻《“七·三”布告》的成绩经验，提出要加强领导，再拿出10至15天时间，动员一切力量，再掀起一个新的高潮，把一切隐藏的阶级敌人统统挖出来。于是，县、区革委会出动了由48000多人组成的4000多个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县、区乡领导带头深入基层，登门走户宣传贯彻，举办了以《“七·三”布告》为中心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8721班，学习人数达25万人，翻印了《“七·三”布告》等72万份，宣传教育的深广度是空前的。随之，在全县范围也出现空前的乱杀人的恐怖现象。
7月4日，平中“抗大兵团”头头宁荣光勒令在家治病的江森昌老师回校，江回到校门被宁训斥跪下踢打。宁荣光、周家新、吴明、聂宝生、谭钊全等将江拖到下操场推下鱼塘。江上岸后宁又喝令回上操场跪下斗打，周家新脚穿木鞋猛踢江的下腹及肋部，这伙人又拿绳索，将江吊在排球柱上，继续拷打。适遇下大雨，打手散去，雨后家人去把江抬回家中，经医生抢救无效，当天死去。
7月5日晚，县直单位畅岩蚕种场在场革委付主任徐兆鹏的主持下，挟嫌报复斗打50年代从浙江来支援广西蚕业生产的技术员周根伯，把周打至昏迷倒地，扶回监禁房时已不能动弹。当晚徐指使人伪造周吃老鼠药的现场，次早周因伤重死去。
8月15日下午，“抗大兵团”头头林坚、杨伟新提出要在毕业离校前夕，对被揪斗的所谓“牛鬼”采取行动。得到其同伙支持。当晚他们吃饱喝足后，一帮打手持棍棒把被揪斗集中在教室住的27名教师赶出操场，喝令跪下，进行毒打。造成24名教师被打重伤，其中4人休克，有2人要送医院抢救。
7月15日晚，大安中学由覃兴战主持批斗韦志达老师，拳打脚踢，棍棒齐下，把韦打倒在地。何宝球等说韦装死，拖起来又打倒下去，韦脸被打肿，耳朵被打烂。韦不堪虐待，第二天含冤上吊死亡。
7月下旬，覃兴战同意大安区“三代会”拉身患重病的莫世岳去大安百货市场斗打。在会上，莫被踢打致多次倒地，伤势极重。7月28日，莫终因伤情、病情恶化而死去。到11月，覃兴战、罗旁等以大安武斗时学校化学仪器、药品损失为由，勒令靠边站的领导和教师赔款6280元，限期交清。李平直校长要赔1000元，最少的也要赔180元，致使这批人被迫贱卖手表、衣车、毛衣等家私什物，有的回家撬棚板楼栋出卖、已被迫害死的莫世岳，韦志达，也要其在大安镇小工作的遗孀代死者交罚款。
8月15日，六陈中学由李兆芳主持批斗我县解放前参加工作的地下党员梁朝胡老师，迫他交待假党员、私藏枪支问题。梁据实不承认，纠察队员就把梁捆绑罚跪，给学生毒打一个多小时，梁不堪凌辱，当晚上吊，含冤死去。
7、8月间，思旺中学红卫兵头头谢葵周和朱佩海、蒙军梅等一伙学生，在教师覃用业、李辉农的指使下，残酷斗打老师。更甚的是，谢等一伙推陈胜林等5位老师落大屎坑，喝令潜游四角，谁露头即被竹竿打、掷石头。致使教师满身脸都是血污粪便，痛苦难言。
8月11至13日，在县城西街口连续发生白天当街打死人，丢尸下江的恐怖活动。
11日，附城乡押黄十八出来游街，在西街口宣传台前被殴打重伤。余华祥指使余永和用刺刀捅黄腹部，抬回家后当晚死亡。12日，西山乡纠察队押方国树、吴英才出县城，在西街口宣布台上宣布“罪状”后，把两人推下台去，被纠察队、民兵群众殴打倒地，把尸体拖下码头丢落江去。吴英才还挣扎浮起来，又一阵石头掷去，把吴打沉。同日，新盘乡的方恒福也是这样死去的。13日，平中“抗大兵团”头头林坚叫卢炽杨老师同税所职工黎东海等一同游街，当他们再次游经西街口时，被在那里的纠察队、民兵和群众残暴毒打。卢、黎二人都被打死，把尸体丢下西江。当天，甘连乡纠察队押余伟泉到西街口，又被打死丢下西江。
8月中、下旬，押出去游斗或在斗争会上打致重伤、死亡就丢下西江的，在沿江一带的甘连、柘畲，李练、竹南、丹竹、铁马、白马等乡镇都有发生。
8月18晚，官成区在官成市场百货门市部前斗争副区长覃继荣，斗争会前覃要找吴培东申述问题，但纠察队员吕贵海持枪拦路不准去，喝令覃跪下。覃拨开吕的枪行出，吕从后面把覃抱住摔跌在地互相翻滚，吕大喊：“覃继荣抢枪呀！”其他纠察队员拥来把覃捆绑推去斗争，吴培东主持斗覃抢枪问题，覃被残酷斗打，又被黄朝聪用柴劈猛打头部，伤势惨重，抬回监房当晚死亡。
8月下旬，大新区大新乡干部开会。支书王寿隆主持研究向阶级敌人发动猛烈进攻，实行群众专政问题。由各包片干部提出群众专政对象名单。计有谢宪桓、王受才等10人，并研究斗死这批人的做法。随即分片在旺拥小学、前进晒场、大新街、坡坪、大新片等地分两晚召开斗争会，分别斗打这批人。王受才在斗打会上当场被打死，其余的都是斗后押出路边、桥上打死的。
8月29，参加过我县1927年农民运动的退休老干部李胜愉被斗打致死。1968年4月，退休后住在大中乡政府的李胜愉对乡支书李振威的生活作风问题提出批评，李振威怀恨在心。8月29日，在乡纠察队会议上，李振威策划斗争李胜愉。当晚在大中市场由李振威主持斗打会，诬说李胜愉破坏集体生产，又是“4·22”的后台，李胜愉否认，被残酷踢打倒地不能动弹。斗后命人背回家中，当晚死亡。
9月5日至13日，县革委召开农业学大寨三级干部誓师大会、参加会议的1300多人，在这个会议期间，城乡各地乱斗打死人达到高峰。
在县城，每晚都有很多起斗争会。
9月5日晚，林业局局长杜宜生，在罗冲桥木材厂被打昏后抬去水池淹死。伪造割颈自杀现场，说他是畏罪自杀。同这天晚上，搬运社斗打谢统中，致使谢当晚上吊死亡。县木器社斗打郭美玉，次晚郭也上吊死亡。
9月6日晚，农业局连续几晚斗打肖宁新，当晚斗至次晨2、3点钟，伤势很重，要人扶回监房，天亮发现死去。
9月7日晚，县五金公司斗打已被斗争重伤的欧作梁，当晚欧被迫上吊死亡。
9月12日晚，县大米厂斗打杨忠，又拉其妻关瑞珍来吊打，把关放下来时昏睡在地面不能动弹。次早发现关尸体在厂旁水塘里。
9月11至13日，由县“三代会”组织活人展览（高级动物展览），地点在县招待所。把从外地押解回来关在公检法的和各单位关押的“4·22”派的头头及与“4·22”有关系的领导干部，还加上破获的反革命组织“平民党”的罪犯29人，押到招待所地坪，用杉木围一个大栅栏，把被展出的人关在里面。高音喇叭点谁的名，谁就站上栅内的高台示众，并由喇叭播出诬陷的“罪状”。这个展览除会议代表参观外，还组织各区的人来参观。
在农村，成批斗打死人的几起事件就在这个会议期间发生。
9月4日晚，旺思区镇北乡在支书陈其雄，治保主任范寿轩的策划主持下，把已连续几天吊打身受重伤的唐意贞、张良赛、张良德三母子拉去镇北桥头和桥底沙洲继续开会斗打，把三母子推下思旺江溺死。
9月4日，思旺区思介乡由大队支书曾栋荣主持，在小学操场开斗争会，斗打胡日积，打后拖下西江溺死。9月5日下午和晚上曾栋荣又在小学操场主持斗打胡奕隆、陈辉庭，把胡、陈打了又在地面拖至昏死后，将二人拖去丢下西江。
9月5日晚，镇隆区富藏乡在富藏圩市场开会斗打赵爱中、赵炳元、谢永念。乡长谢在明策划好了才上县开会，到平南后又打电话回来催促抓紧按原计划进行。当晚由谢炯勋主持，把3人打重伤后拖下鱼花塘水中，纠察队员拆厕所的木板，石板把3人压沉下水溺死。
9月10日，丹竹兴华乡由乡长马福基主持，在小学操场斗打韦绪波，一帮打手把韦打昏在地，马喝令把韦拖下旁边的鱼塘溺死。跟着又斗黄坚秋、钟兆福，同样是打昏了拖去溺死。在这个斗打会上还把吴炳周等4人打重伤，吴炳周被关在乡政府，15日死去。9月14日，马福基又在同一地点主持斗争钟兆新、黄瑞云等5人。钟兆新被当场打死，黄瑞云受重伤。
对城乡出现这种乱斗乱打死人的惨象，在这次三级干部大会中，曾秀的大会报告和盘佐杰的总结报告都只字不提，却大讲狠抓阶级斗争的成绩，继续提出要进一步搞好“三查一清”运动。把隐藏着的一小撮阶级敌人统统挖出来，坚决专他们的政。
在十年浩劫中，我县被斗打死、杀死、迫害致死的共529人（其中国家干部、教师62人，职工23人，农民399人，居民44人，学生1人）。在1968年死去的有356人，占死亡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9月23日，自治区革委会发出通知，要各地立即制止乱杀人、乱抓人。我县还继续发生此类事件：
10月6日，原大安区委书记谢恩芹，在小蒙乡马留塘边草坪上，被大安区“三代会”主任唐荣佳、纠察队员陈志武、黎芝海3人活活打死。唐叫陈、黎二人把尸体拖去附近抽水机站内，伪造上吊自杀的现场。
10月中旬，大安区竹南乡乡长谢柏，把“文革”初期出大字报揭发他的贫农郑天汉及其父郑宗达，弟郑天球分别扣上投机分子、杀人犯三反分子的帽子。拉他们到乡、生产队斗打，把郑宗达打重伤不给医治后死亡，兄弟二人也受重伤。又罚郑宗汉投机款600元，迫得他除变卖衣物家私外，还拆四井房卖去交罚款，造成家破人亡。
11月中旬，丹竹区和下属10个乡共11个单位统计，被抓来罚劳役的共510人，这批人属区批准抓来的178人，其余的是乡决定抓来的。劳役时间长的四、五十天，短的半个月，思旺区相塘乡在支书麦炳宗主持下，建立“官塘集中营”，扣押干部群众120多人做苦工，这个乡学校教师吴才雅，是吴克清叔父。1967年吴克清回思旺在叔父处住过，麦据此说吴才雅是刘少奇伸向思旺的黑手，对他进行多次斗争，打致重伤用粪箕做假棺材抬去游村。10月间，又在大畲队斗争吴才雅，打致昏迷后拖去丢下粪坑。
根据县“三办室”1969年初的统计，全县自革委会成立后共揪斗了“坏人”4840人，其中所谓“叛徒”34人，“特务”37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67人，“五类分子”2997人，“现行反革命”41人，“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蜕化变质分子”1664人。
10月，县“三办室”炮制出“反共救国军”冤案。5月中旬成立人武部第三办公室，7月改属县革委会，扩大组织增加人员，由人武部助理员张有智任支书，主持“三办室”工作，副支书徐海华，副主任苏昆荣。“三办室”审查了“地下党、反共救国军、反共救囯团、黑班子”等10个集团案和立案审查500多干部。制造了一批冤假错案，伤害了不少人。
6、7月间，清敌档小组查出一份“中国人民反共救国军第三路军十六纵队第四师第十二团现任各乡镇、村街、工会职员调查登记表”。这是一份解放初期在南河活动的土匪刺探我革命内部活动情况的调査登记表。表内登记有45个名字，其中有蒙一平、易柏伟、蒙鉴新、胡沛等。但张有智认为表内人员是“反共救国军”成员，向上汇报，于10月份组织专案组进行审查。并将情况向外通报，使蒙一平等在外地工作的人受到残酷斗打迫害。在县内揪斗蒙鉴新，易柏伟、胡沛等，大搞逼供信，得到的假材料又向外通报，使非表内人员吴伯辉、吴俊明、吴秀娟、莫航江、陈圣聪等20多人也被审查迫害。此案涉及两广、内蒙三省的10多个县市，被审查迫害的数10人，被打重伤的20多人，留下残疾的10多人。到1970年11月，“三办室”才作出结论，否定此案。但只是向上汇报和通报外地几个单位，对受害者只是恢复工作，到1984年“处遗”时，县委开大会公开平反，彻底推翻此案。
10月18日，成立县“五·七”干校，校革委主任盘佐杰，副主任黄居泉，校址在原旺官岭劳改农场，劳改犯撤并后农场交由县管理，有水田2200多亩，旱地近千亩。10月18日第一批下放县区直单位干部有321人，12月27日，第二批下放县区直干部647人到校，总共968人。其中靠边站的约占一半。分成6个农业连，1个副业连，在干校不靠边站的住原来农场的宿舍，靠边站的住一个大牛栏270人，还有的挤住在鹅舍、猪舍、白天劳动8小时以上，晚上写交代，挨批斗，捆绑吊打罚跪继续岀现。初时的生活与集中营无异，1969年下半年以后才逐渐改变。
11月，城乡大搞“哭伍爷”大游斗。11月11日，是双十一事件一周年。11、12两天，平南县、镇“三代会”，把县城的所谓“牛鬼蛇神”210人押去游街示众。19日是大安武斗事件一周年，县“三代会”又派工作组去和大安区“三代会”押285人去游街示众。22日，六陈区“农代会”也押200多名干部群众去游六陈圩，对被游者极尽丑化侮辱和摧残迫害。
11月27日，县“三代会”又组织一场“哭伍爷”的大游斗（“联指”说伍晋南被判了“政治死刑”，因此，要所谓“牛鬼蛇神”，送殡哭祭），这时正是县革委召开有1000多人参加的党员代表会议期间，这次被游者三、四百人，搞成一个送殡队，有捧灵牌的，有读祭文的，有司仪喊礼的，有撒谷花的、纸钱的，倶各披麻戴孝。后面跟着抬棺材的。其他被游的人都被强令丑化装饰，有涂黑手的，有指头装上长爪的，有打扮成地主、国民党的，在武斗中死去或被斗打死的要家属或同组织的人或背或撑着一假人，上写死者名字和诬陷之词，还要手持孝棒，各执道具，行进时三步一跪一拜，百步一哭祭，游完街巷集中到平中操场绕圈跑步，沿途旁边有纠察队、民兵打手跟随监视，有不照做者立即就打。这样的游斗后来有些区也照样搞。
12月3日至7日，县革委召开教育革命代表大会，来会的有贫下中农、教师、区乡管教育革命工作的干部1500多人。会议的任务是把文权全部夺回来，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局面。会议决定把公办小学下放给大队办，教师回到原籍大队去。各社队立即制订教育革命规划。在大队成立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组织机构，实行生产队办小学，大队办初中，公社办高中。原有教师由贫下中农挑选，不用的就回生产队劳动，自食其力。缺额教师由贫下中农按村或生产队挑选岀身好的、斗争性强的充任、教师报酬实行记工分，参加生产队统一分配。会后各社回去立即贯彻，县内教师回到原籍大队，因家庭出身，政历问题或亲属株连的不使用，回生产队劳动。回外县外省的，当地不是这样做，流浪失业，生活无着。在学校的教学工作困难也很多，教育质量普遍下降，到1969年下半年才逐步扭转，但已大伤元气。
“文革”初期，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达到狂热程度。活学活用毛著的群众运动，在1967、1968年达高峰。这两年全县共发行毛著190万零8册，其中毛泽东选集5万9千多套。此外，1968年还发行宝像94万5千张，语录纸40万多张。为了发行毛著，1967年抓促指挥部发下通知：在年终分配时，保证留出购买宝书款项，以便按计划购买。1968年广西革筹小组、军区作出决定，分别给农村基层干部、生产队干部、贫下中农户各赠送宝书、宝像若干。从机关单位到社队都推行天天读，早请示，晚汇报（即办大事）。农村生产队劳动要五到田头，即红旗、宝像、语录牌、红歌、讲用会到田头。1968年开始大搞“三忠于”（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要做到县、区有展览馆，队队有表忠室，家家有表忠台，人人有表忠品，并且在早晚和会议，工作空隙唱起祝寿歌，大跳表忠舞。各级机关以至家庭都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1968年参如学习班的达214万人次。县，区和战线每年都开几次学毛著积极分子讲用会，强调立竿见影：学一条语录，批一种谬论，树一个观点，肃一股流毒。并且强调学毛著要为当前的政治斗争服务：革委会成立前为支韦打伍的派性斗争服务；革委会成立后为狠抓阶级斗争、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鼓吹阶级斗争是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在斗打会上，有人高举棍棒，口念“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劈头盖脑狠打下去。
元月4日，县革委会在灯光球场召开宣判大会，革委常委余继元讲话，说全县军民共同努力，挖出隐藏在革命内部的“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巨大胜利。由政治部组织组徐海华宣布对19名干部、教师的政治定性：副县长廖桂标、谭坚和平中教师李祖如、黄节等是“叛徒”（这些人都参加解放前的地下斗争活动，当时还未入党，解放后已经组织结论不是叛徒的）、财政局副局长，解放前组织派他当丹竹乡长黄羨琛是“历史反革命”，……等等。被宣布定性的都五花大绑、挂黑牌在台上跪着示众。会后到处刷大标语，反复广播宣传。元月7日在干校开大会再次宣判，靠边站的干部被带去会场站着听。对这批人的组织处理到3月份陆续进行，有清洗回家的，有一月发给18?22元生活费在原单位监督劳动的，有降职降薪的，是党员的开除党籍，随后，还有22名干部被定性处理。1971年以后，陆续对这批人的处分有所改变，但仍然留下尾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彻底平反。
2月9日统计，全县共有领导干部（包括县、区党政及直属单位的）526人，已解放346人，占65.7%，参加三结合的240人，占45.6%；划为打倒对象的75人，占14.2%；未解放的105人，占20%。在未解放的人中，政历未清的63人，占60%；怀疑是“黑班子”、“站错队”社会关系未清的21人，占20%；作风问题的14人，其他问题的7人。1968年只有6个公社解放干部共9人，其余10个公社没有认真研究过这项工作。因为已在台上的人，怕解放出来自己的“权”就变小了。
3月16日，县革委在体育场召开庞大的批斗大会，近县城的公社干部社员全部参加，其他公社也派出千人以上参加，共达14万多人。批斗自治区的贺希明、霍泛、傅雨田、谢王岗、袁家柯和玉林地区的韦树辉、熊福芝。把这些领导干部押到平南来，又加上廖桂标、谭坚，统统押上台去挂牌示众。大会首先由县革委副主任盘佐杰批判，然后是各方面代表批判，末了又让参加开会的人轮流到台前观看。会开了4个多小时，这些领导干部受尽凌辱。县“三代会”为了搞好这次批斗会，事先编印了《“伍修集团”在平南的反革命罪行》的宣传资料，广为散发。又在批斗会现场拍摄，制成放大图片，组成3个宣传组带到各圩镇社队，进行巡回展览宣传。
为了开这个会，在上、下渡的西江河面搭浮桥，征借船艇木料，耗资不少。4月下旬庆祝“九大”闭幕时，又搭了一次。开这样的大型会议，每次的费用支出在万元以上。
5月，丹竹镇进行集镇改造工作，全集镇227户，2555人，应受专政的超过人口的5%，劳力1130人，动员到农村安家落户的520人（其中知识青年80人），留在城镇的2035人，劳力690人。镇为大队，下按生产队编制分为：手工业队207人，副业园艺队60人，商业服务队120人，工业队196人，交通运输队45人，大队有权集中全部劳动力，贯彻以农为主方针，农闲分散各行各业工作，农忙集中突击搞农业。
丹竹镇的做法在面上推广，到9月，全县集镇下放到农村安家的有2400多人。
9月6日，县革委发文宣布原县委、县人委及直属单位全部撒销，在三部一室下各设若干小组负责有关工作。1970年2月，三部一室全部改称为组、办事组下设秘书、接待、档案、办事（后改宣工）、行政小组；生产组下设秘书、农业、计划、工交、财贸、民事、多经、农机、水电、财税小组；政工组下设秘书、组织、宣传、教育、群工、卫生、新闻报导小组；人保组下设打办室。1972年5月，恢复文教、农林，商业等11个局、1973年11月又恢复公安、民政等9个局，并成立知青办。
2月19日，盘佐杰在专、县、社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会议上布置开展我县第二批“三分之一”133个单位的“一打三反”（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运动。他提岀这批运动要以阶级斗争为纲，从抓阶级斗争入手，充分发动群众，掀起大检举、大揭发、大清理、大斗争、大批判高潮，深挖细找，进一步清理阶级队伍、抓阶级敌人做活靶子，把无产阶级专政任务落实到基层去。强调各级领导要抓好典型，亲自总结经验指导面上。会后，他带工作组到大新公社大新大队去蹲点。
为了给运动造声势，3月31日晚县城在灯光球场开宽严大会，4月中旬又分别在平南、大新分片开宽严大会，共有12万多人参加。在会上抓典型，有从宽处理的，有的被当场逮捕。参加会议的人，会后立即就地讨论，交代和揭发问题。5月30日，在县城、大安两处同时召开公判大会，共有22万多人参加。判处“平民党”主犯3人和一个毒杀丈夫犯死刑，同时宣判反革命罪犯10名，刑事罪犯13名。号召更加广泛深入地开展“一打三反”，掀起群众运动的新高潮。
这批运动7月底结束，共查岀贪污盗窃的4099人，金额52万多元；投机倒把的1990人，金额23万多元；揭发铺张浪费金额453万元，根据统计，全年运动共揭出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人数6313人，总金额达85万元，但到年终能定案的3739人，占总人数的59%；落实金额38万多元，占总金额的45%。对那期间的经济案件，到“处遗”时还有不少人申诉，要求查清退赔。如六陈综合店一个职工，大安镇一个居民，因被打成反革命，投机倒打被抄家，两人共被抄走黄金2两多，白银20多斤，铜钱50斤，现款480元，以及衣物等。
这批运动挖岀隐藏的“阶级敌人”686人，运动期间，因被揭发批斗、迫害而上吊、跳水或服毒自杀的72人（其中4人经抢救未死）。盘佐杰蹲点的大新大队就死4人，其中一个是曾任旺拥大队治保主任，工作积极的王瑞生，有人揭发其奸污幼女，被开大会斗争后上吊自杀。这批运动死的人，比两派武斗的1967年还要多，仅次于1968年而占第二位。
4月10日，进行全县户口大清查。共组织清查组36900人，重点清查6689户，清查出外逃“五类分子”46人，投机倒把等来历不明的168人，发现贪污盗窃、反革命线索24件，清查出物资有黄金7两，白银110斤，伪币130万多元，封资修书刊19000多本，土驳壳枪1枝，子弹250发，毒药3瓶，还有变天帐、旧契约、国民党旗、传单等。对清查出的金银，属于地、富和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者所有的没收上缴国库，属于贫下中农所有的，动员卖给国家。封资修书刊一律焚毁，其他物品上缴县处理。
12月26日，中共平南县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第四届委员会。县委书记黄斯伟（人武部长）、副书记盘佐杰、常委有黄球、孟繁裕（人武部副部长）、贾守义（人武部副部长）、杨德山（人武部副政委）、张有志（人武部副政委）、余继元、王翰林共9人，委员共30名，候补委员3名。
5月18日开县委常委会议，根据上级指示决定今后任务是，继续搞好“一打三反”运动，开展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开展社会清队试点工作。
县“三办室”成立清查“五·一六”专案组，组长骆雄才（军代表）。在城乡开展宣传“五·一六”集团的性质和罪行，号召广泛进行检举揭发。农业局干部刘绍听了清查动员会后，于6月13日上吊死亡。专案组审查了干部苏汉和当年分配到县的几个大专学生。到1972年也查不出问题就算了结了。
8月在大安镇进行社会清队试点工作，1972年分两批铺开搞完其他圩镇。
6月中旬至9月底，县委批复各公社建立共青团委员会，恢复团组织活动。次年5月29日召开县共青团第八次代表大会，委员23名，候补委员2名，常委7名，书记盘佐杰（兼）。后任命黎家盛为副书记。
5月底和8月底，县委先后两次在党员干部会上传达陈伯达反党罪行和开展批陈整风。11月，按党员、干部、群众的次序传达贯彻中共中央文件《粉粹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
11月23日，县革委保卫组调查了马练公社马练、三联、九槐3个大队，从1970年到调査时止，继续存在非法乱打乱绑社员群众，强迫游村检讨的现象。被斗争的28人，被批判的11人，出现斗打41次，被打的8人，被绑的13人，罚跪20人，游斗7人。
1月13日，召开教育工作三级干部会议，有796人参加。提出要加强工、农对学校的领导和管理。派工宣队进驻平中，健全社、队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委员会，办有学校的生产队应建立“贫管”小组。健全工、农讲师团，要定时、定点、定人、定内容登上讲台。
2月5日至12日，县召开有2143人参加的三级干部大会，深入批判《5·71工程纪要》。为领导群众开展反对林、陈反党集团的批判打下基础。
4月25日，开县党委常委扩大会议，学习贯彻《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会后抽调县、社干部下大队，把文件精神贯彻到社员群众中去。
8月16日至9月1日，召开县党委全会扩大会议，有1015人参加，传达贯彻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的精神，开展批林整风运动。会后各公社、大队逐层训练骨干，县、社抽干部下去，并组织中小学教师参加，于9、10两月利用晚上时间下到生产队去宣传贯彻，开展大批判。全县听传达的37万多人，占应听人数的95%。
4至6月，县委先后批准各公社（镇）成立妇女委员会。12月5日召开县第六次妇代会，选出第六届妇委会委员29名、常委9名，妇委会主任周洁英、副主任林群英、陈禹贞。
1月以后，继续开展批林整风运动，以阶级斗争为纲，狠批林、陈反党集团的极右实质。联系实际，不仅要斗争有破坏活动的阶级敌人，对有严重资本主义倾向的也要批判，在城乡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平南镇成立民兵小分队118人，还有60名红小兵配合，加强市场管理、各机关单位清理私招滥雇人员退回农村，社、队则清理外出搞收入的“野马”副业人员、地下包工队和私耕滥种等资本主义倾向。据统计收回“野马”人员2204人，缴款回队125978元，斗争306人。
8月6日召开县总工会第六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六届委员会，委员25名，常委7名，主任陆树荣、副主任梁立河、廖炳友。各系统的工会陆续恢复活动。
9月6日，自治区党委决定：任黄球同志为中共平南县委会书记，革委会主任。任黎济武、黄醒杯、杨德山同志为平南县委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免去黄斯伟同志平南县委会书记、革委会主任职务。专管人武部工作。年底，区党委又任命黄斯伟同志为平南县委会副书记。
9月23日，县召开三级干部会学习贯彻党的“十大”会议精神，有1667人参加，强调“九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要作为重点宣传贯彻好，并且培养千百万的革命接班人。会后，县、社抽调758人下去，协助大队党支部开办学习班，贯彻到群众中去。
2月14晚，县委在县城召开有9千多人参加的批林批孔大会，开始批林批孔运动，矛头要对准林彪、孔老二和有破坏活动的阶级敌人，狠批“克已复礼”、“天命论”，联系批判林彪的极右实质。到4月15日止，全县训练骨干3万多人，出专栏6337个，大字报35万多篇。大队、小队共开了6千多次批判会，参加的有120多万人次。这期间批斗了403人。运动持续下去，进一步批判林彪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批判《三字经》、《增广贤文》等。在学校则批“师道尊严”。下半年又批斗224人。
在“文革”期间，“农业学大寨”运动持续进行。1968年大力推广大寨式评工记分，挫伤社员的劳动积极性。以后根据本县实际，开展造田造地，修水利建电站，对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和发展经济都有好处。6月份，县成立农田基本建设指挥部，指挥长余继元，副指挥长胡非是、卢运筹，加强对这项工作的领导。但是也有生搬硬套大寨经验，造成劳民伤财，得不偿失的。平山公社去冬今春调动全社8成劳力约1万人，大战长岗岭搞人造平原，计划造田275亩，投了40万工，只造岀30亩旱田，还不够抵补原有的水田。同和公社搞大会战，开荒造梯田，毁林数万亩，破坏了自然生态平衡。这些教训，现还历历在目。
3月，全县开展学习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学习马、恩、列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语录和论对资产阶级进行全面专政等文章。除在职学习外，干校办班分期分批轮训单位领导和学习骨干，继续深入开展批林批孔，狠抓意识形态领域和经济领域的阶级斗争，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1月，学习全国四届人大会议文件，提出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的目标。随后又传达贯彻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关于“还是安定团结为好”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3项重要指示。县委领导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带头深入实际，生产得到发展，在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评为大寨县。
10月31日，在县城召开有11000多人参加的贯彻全国农业学大寨誓师大会，传达了党中央副主席邓小平的重要指示，华国锋、陈永贵副总理的报告，提出把我县建成高标准大寨县的奋斗目标。会上评出学大寨的先进公社10个，先进大队128个，先进生产队1884个。会后，全县掀起以积肥改土为中心的农田基本建设高潮。
7月20日，成立批修批资（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本主义倾向、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总体战指挥部。指挥长杨德山，副指挥长贾守义等4人。8月各公社先后成立指挥部加强领导。这个运动持续到1976年6月才结束。共清查出外搞“野马”副业的5708人，收回私耕滥种土地13703亩、多分自留地5450亩。清理出社员超支欠款的7843户，金额424770元。为了堵住资本主义的路，大批特批自留地商品化，曾一度取消粮食自由市场。还清理出全县无户口粮食的“黑人黑户”673户1659人，但无妥善处理办法。有些公社曾宣布把社员屋前屋后的竹木果树收归为公有，割资本主义尾巴。致使一些村、队大砍竹木。运动还清查出贪污挪用、投机倒把的1500人，总金额23万多元。查出违法乱纪案277件、338人。运动中批斗905人，逮捕69人，拘留39人。
为贯彻落实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加速消灭三大差别。县委于6月宣布成立“七·二一”工人大学，8月成立“五·七”大学，实际上是把一些短期训练班凑起来，取个大学的名堂而已。
2月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上旬集中全县中小学教师5千多人，进行了8天的学习批判。3月开始点名批判邓小平，批判“三项指示为纲”、“阶级斗争熄灭论”、“唯生产力论”。4月上旬，中央作出撤销邓小平党内外职务的错误决定后，城乡集会游行声讨邓小平的“反动罪行”。县成立运动办公室，各公社成立领导小组，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强调各级党委要认真重视，做到书记带头，深入实际，带领群众投入运动。到5月底，根据汇报统计，全县共训练骨干14万多人。参加游行和批判会的共39万多人，出专栏3100多个，批判大字报28万多篇，批斗了231人。
5月10日起，根据上级指示，发动群众追查政治谣言。据县运动办公室汇报：“到5月底止，全县共查出所谓总理遗言4份，其他反革命谣言31种、书写反动词句、呼喊反动口号的18起，破获一起重大反革命匿名信案，查获反革命纠合集团线索一条，有力地打击了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保证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顺利进行”。
10月22至24日，全县60万军民集会游行，庆祝粉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的伟大胜利。24日，县城8万军民张灯结彩，红旗如林，敲锣打鼓，舞狮放炮集会游行。晚上彩灯通明，人流如潮，烧鞭炮、放焰火，欢庆活动，达到高潮。“十年浩劫”就此告终。
组长周桂森（县委副书记）、副组长耿炳尧（县人大副主任）、李兆发（司法局长）、易柏伟（财办室主任）、莫剑白（县委宣传部长）。成员：范尧明、黎夏松、林伯一、卢运筹、吴世珍、廖良才、曾启祥。
办公室主任李兆发、副主任卢运筹。
县委书记张建民（1969、6、10任六陈水电站革委主任，1969、12、17任县革委会副主任，1970、6、9、调任玉林镇革委会副主任，因治病未到职。1971年申请退（离）休。）
副书记：许振昌、盘左杰、黄球。
常委：刘春学、曾秀、张盛、王柱久。
县长刘春学（1969、9、28任县“五·七”干校革委会主任，1970、6、9调任容县革委会副主任）。
副县长廖桂标（1973、5、3任命为陆川县革委会生产指挥组副组长）。
副县长张盛（1969、3、5任河山石灰厂革委会第一副主任，1969、12、31任县民矿站革委会第一副主任，1973、9、25任工交办公室副主任，1976、5、24任县委统战部副部长）。
副县长谭坚（1973、2、21任县水电局副局长，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任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主任曾秀（县人武部部长。1969、12、7免职，同时任吴光海为主任，至1970、9、23免职，1970、12、4任黄斯伟为主任，1973、9、6免职，同时任黄球为主任）。第一副主任许振昌（1969、12、7、免职调离平南）。副主任吴光海（人武部政委）、副主任盘佐杰（1973、8、4调离平南）。
常委：黄球、王柱久（县监委书记）、余继元（县监委副书记）、杜玉志（人武部副部长）、王翰林（县工交部副部长）、韦世桓（县团委干部、“联指”代表）、卢葵（县汽车站职工、“4·22”代表）。
“文革”期间曾担任过县革委副主任的有：
1969、12、17任张建民、黄球为副主任；1970、12、4任命林挺柱、余继元为副主任；1971、1、4任王翰林为副主任；1973、9、6任黎济武、黄醒怀、杨德山为副主任；1973、12、11任莫世松、罗远林、贾守义为副主任；1975、8、26任林达燊为副主任。
县委书记黄斯伟（县人武部部长、政委，从博白调来）。1973、9、6任黄球为县委书记。
副书记盘佐杰（1973、8、4免职；1973、9、6任黎济武、黄醒怀、杨德山为副书记；1974、1、12任黄斯伟为副书记；1976、2、26任罗远林为副书记）。
常委：黄球、孟繁裕（人武部副部长）、贾守义（人武部副部长）、杨德山（人武部副政委）、张有智（人武部政工科干事）、余继元、王翰林。
全县立案审查的920人，其中党员717人。按职业分，国家干部545人，集体干部77人，工人102人，农民168人，居民28人。
审查党员717人，定性严重违法乱纪的192人，犯严重错误的216人，犯错误的56人，属一般错误的253人。
审査非党员203人，定性严重违法乱纪的34人，犯严重错误的34人，犯错误的17人，属一般错误的118人。
处分情况：开除公职的9人，开除留用的25人，降职6人，记大过28人，记过的17人。免予处分的50人，解脱的68人。
杨 明 15年 唐荣佳 13年 覃达儒 8年
韦志进 14年 梁炳新 14年 廖英汉 11年
徐兆鹏 12年 余寿昌 15年 李振威 14年
曾栋荣 14年 谢在明 15年 马福基 13年
赵荣贞 10年
黎广坤 韦才邦 杨达成 覃兴战 李发任 李玉明
梁永佳 李德超 卢熔炼 沙胜北 卢志明 梁炳新
龙成华 唐荣佳 李 香 李延钧 杨瑞禧 韦伟玲
郭 才 何宝琼 杨 明 林世才 郑寿雄 农开典
郑 波 杨 扬 朱少交 黄赐基 张民伟 谢谨光
韦志进 黄会嘉 韦 有 覃德明 梁志宗 张显球
宁荣光 谭瑞东 翁培儒 朱石林 钟天禄 徐兆鹏
徐 奇 林中钦 徐海华 林文志 植文珍 龙信旭
李德文 梁在坤 石伟文 赵明喜 梁健民 李广和
曾栋荣 蔡超松 韦树华 林 坚 沙超贤 沙日成 徐德文
黄汝乾 麦木水
陈世珍 李家雄 陈家连 陈锦文 李贤心 梁超汉
李 荣 姚振基 姚振汉 玉品志 张桓贞 刘炳华
韦升全 韦相贤 韦昌贤 肖朝荣 粟德全 粟守悌
蒙日才 蒙光才 蒙元球 王寿隆 王日初 王石华
王文勋 王受森 覃转新 覃昌新 李新荣 胡超桂
王正才 王受英 粟炳林 黎华林 黎爱坚 李佩华
马世成 龚硕元 赵汉东 赵灿林 赵怀日 赵炳昌
朱洪华 梁坚林 李中环 李振威 梁辉环 蒋达才
朱卓才 张胜林 李瑞芳 李以盟 秦德明 廖英汉
胡大玲 黄慧才 廖柱南 谭振全 温北木 陈创文
朱桂卿 何炳坤 胡汉中 黎芝海 胡林桂 李效森
李建南 黎效森 陈振强 周烈承 蒙庚宇 韦炎兴
谢在明 谢炯勋 谢永才 谢泽荣 谢幼强 黄华坤
黄继武 韦德全 黄胜石 赵日熙 何荣邦 吴良才
郑毓文 郑 源 柳石富 梁雄德 杨 北 余寿昌
赵荣贞 郑朝新 杨仁荣 姚卓荣 余灿章 藏成光
杜启禄 潘廷全 戴恒辉 覃超荣 马福基 陈恒爱
陈 胜 卢承干 黄显明 冯汉强 林全有 梁志华
梁志有 霍 全 胡健荣 张朝华 罗天仁 莫世海
范寿轩 张廷琼 范裕恩 胡达龙 吕旭林 麦炳宗
陈容伦 巫裕辉 郭廷浩 蒙以林
梁瑞艺 陈尚全 梁世祥 覃宜贤 蒙元旭 王植邦
莫礼强 全富安 李春雄 郭华寿 潘玉堂 周炳义
郑智容 陆海文 林永南 欧阳业 卓钿芳 王禄才
杨焕成 马振球 张柏南 吴永林 郑英富 吴 明
黄居全 李国富 黄继林 黄东兴 张延焕 郑达凤
郑洁英 凌然光 梁立宪 郭起明 李琼瑶 曾继松 卢有凤 赵振荣 翁日开
汤世寿
方定业 黎斯佳 陆 才 陆 南 李桂英 潘宇华
粟颂林 彭达良 覃德初 黎爱东 王植南 李灼均
蒙少雄 胡忠瑞 蒙信石 黎业全 梁 振 黎勇强
黎桂松 周伟旭 梁广全 蒙贞进 陈以文 农善章
何林章 谢永岳 凌瑞雄 凌朝申 叶守兴 华彩兴
黄能炳 方松学 罗德敬 姚兆瑞 石沛业 郑嘉铭
曾仲才 游达能 吴旺绪 梁有才 邵明辉 陈梓藩
陈俊双 张福传 龚甫文 苏汝安 李天扬 覃霍光 黎宗泽
李发任 梁炳新 唐荣佳 韦志进 郭 才 黄会嘉
韦 有 梁志宗 朱石林 钟天禄 徐兆鹏 徐 奇
蒙福炎 胡家运 余永生 覃达儒 林广寅 余连仁
杨 明 梁在坤 梁健文 李广和 曾栋荣 韦树华 黄 伟
余永和 蔡立源
李德超 覃兴战 沙胜北 林世才 韦伟玲 宁荣光
蔡日兴 李宝珍 马贤年 梁 生 潘 礼 余少鹏
周官龙 潘志盛 蒙海云 欧德南 何有祥 吴爵光
陈国盛 吴仲永 黄朝聪 吕津桂 李信南 周家新
林兆金 陆琼业 陈显富 唐振强 蒙钊进 欧阳业
覃敏光
来源：《广西“文革”档案资料（第十二册）》，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1987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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