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86-11-0 作者：中共玉林市委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
中共玉林市委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写《玉林市“文化大革命”大事记》（以下简称《大事记》）的目的，是通过总结十年浩劫的教训，实录十年的灾难，将它载入史册，全面地彻底地否定“文革”，教育当代，警戒子孙，起到资政、教育、存史的作用，巩固处理“文化大革命”遗留问题的成果。
《大事记》材料来源，是根据我市档案馆保存“文革”及“处遗”材料收集整理记入。编写时，按时间顺序排列，按照事件的本来面目客观地记载。
1965年玉林县全面开展“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开始是和“四清”运动一起搞，所以有些大事记，涉及到“四清”运动。
玉林县1983年改为玉林市，玉林镇属玉林市（县）管辖，“文革”期间（1966~1976）曾划出成立县级镇。《大事记》包括玉林镇发生的事件。
由于编写时间仓促，错、漏难免，敬请更补。
中共玉林市委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1986年11月
5月4日~5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5月16日，会议通过了经毛泽东同志修改，并经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通过的指导“文化大革命”的称为纲领性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这个文件是“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标志，《五·一六通知》中说：“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洗清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因为他们“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改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要求和估计，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也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重要内容。《五·一六通知》发表时，玉林县正处于“四清”（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清经济）运动的结束阶段。“四清”运动是1965年8月25日全面铺开的。以张达明为党委书记，王斌吾为党委副书记，林挺柱、刘傅勇、王振铎、李子英、董春和、曹凤举为委员的玉林县“四清”工作团党委代替了玉林县党委。“四清”工作队员有从地区专署、平南、容县、北流、陆川、玉林县抽调的干部、工人、社员、广西大学的教师、学生和区商校学生共3859人。“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贯彻区党委8月会议关于“四清”和“文化大革命”一起搞的精神，“四清”运动继续进行，直至1966年10月，在“文化大革命”的猛烈冲击下，才草草结束。这场持续了一年零一个多月的“四清”运动，自始至终执行“左”的干部路线，以“四不清”、“走资派”等罪名，批斗了各级领导干部和一大批群众，处分和开除了一批干部以及中小学领导和教师，还有的被强迫退职，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
6月5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韦国清在南宁召开党员干部大会，传达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和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在中南局直属机关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并作了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动员报告。
6月中旬，成立玉林县“四清”工作团文化革命小组，组长张达明，副组长林挺柱、刘傅勇，组员曹凤举、鲍学融、邓子章、陈敏仁，办公室主任邓子章。
6月15日，地委“文化大革命”训干会议结束。
同日，区、地文化革命小组通知：批判陆地的文章见报后，各地可以转播转载，同时要组织广大工农兵和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起来，用向报社、电台投稿和大字报、小字报、座谈等方式，进行彻底的揭发和批判，在单位内部揭发和批判的方式提法不受限制。
6月16日，“四清”工作团文化革命小组抽调了368名干部组成文化革命工作队。接着召开了中学师生，小学教师，机关和单位干部会议传达6月5日韦国清在自治区“文化大革命”动员大会上的讲话精神，并举行了声讨所谓“三家村”，“四家店”，声讨邓拓、陆地“黑帮”的群众大会。
韦国清的讲话内容主要是：一、当前国内外大好的革命形势；二、“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意义；三、在“文化大革命”中要大学毛主席著作；四、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措施：?加强领导；?必须放手发动工农兵群众和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积极参加战斗，组织和壮大左派队伍，开展一个真正的革命群众运动；?在运动的部署上，不论什么地区，都要以学习毛主席著作为中心，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搞好“文化大革命”和“四清”运动；?清理文化领导机关，调整充实文化部门的领导骨干。
同日，丘秀瑀传达地委书记韦树辉从石南打来的电话指示，要求各分团“文革”小组研究贯彻执行：一、“文化大革命”要放手发动群众，依靠工农兵，揭发批判、写大字报；二、组织和扩大积极分子队伍；三、在运动中要认真掌握反面人物的材料，突出的反面人物要揭深搞透；四、要配合全国、全区批判头面人物，揭发本单位的问题；五、对现行反革命分子一般不公开揭发，但掌握好，可以依靠和发动群众进行揭发；六、教育厅来电，中等学校不搞期考，大专高考推迟。
6月18日前后，文化革命工作队分别进入玉林县一中、二中、三中、四中、农校、城关初中和部分机关单位，组织收听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迟高考、改革考试制度的决定的广播，传达6月5日韦国清在自治区“文化大革命”动员大会上的讲话，发动师生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通过组织发动，师生上街游行示威，声讨邓拓“黑帮”，同时用大字报、黑板报揭露学校和机关中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牛鬼蛇神”，从19日至24日，共贴出大字报28000多张。
6月29日，玉林各界声讨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陆地罪行大会，大会主席是郑世荣（玉林镇长）。会上学生代表晏家生，农民代表梁丽娟，工人代表周祖禧，解放军代表李优以及老红军罗东，县委领导林挺柱等人讲了话。会后城区“文化大革命”迅速出现高潮，并推动了圩镇、农村“文化大革命”的开展。一些学校领导、老师以及文化系统的一些领导、干部被以“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陆地黑帮”、“牛鬼蛇神”等罪名进行点名批判，其中有宣传部副部长张昭弘，一中支书彭忠，校长黄俭，教师凌勉（后被迫害致死），邓志贤，三中教师陈宗蕃，黄绍球，城关初中教导主任吴先源等。
在此期间，县直机关的“文化大革命”也从文化艺术领域入手，开展了大鸣、大放、大批判的轰轰烈烈的批判斗争，上挂邓拓、吴晗、廖沫沙的“三家村”、“四家店”，下联我县文艺工作者龙辅章（文化馆干部后被迫害致死）等人，对他们进行了错误的批判和斗争。
7月6日、7日两天，县“四清”工作团根据总团的指示，召开各分团、4个社教试点（公社），中学文化革命小组长会议，由县团“文革”小组组长张达明（玉林地委副书记）、曹凤举（玉林县县长）、邓子章（玉林县副县长）主持，张达明传达总团的指示，还传达学习区党委副书记伍晋南在区直属机关全体文化革命工作队员大会上的讲话和中共中央文件《如何提高群众对敌斗争的水平》。错误地布置回去的4步做法：第一步，大胆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揭露问题，用大鸣、大放、大字报的形式，彻底揭露敌人的丑恶面目，不断进行分类排队，不断挑选培养左派，壮大左派力量，团结中间层，孤立分化右派，为下一步进行对敌斗争作好准备。第二步，对敌斗争，要求在斗争的过程中，坚持说理说法，要斗出一个水平，做到口诛笔伐，剥掉画皮，彻底揭露，暴露无遗。总的是要彻底斗倒，彻底斗臭，彻底斗垮“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及一切“牛鬼蛇神”。第三步，学习“老三篇”大搞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立“四新”。第四步，整顿组织，挑选干部，发展党团员。会议也研究不同情况的单位和系统的大体做法，中学除一、二年级学生放暑假外，其余师生员工留校进行“文化大革命”。农中、小学教师集中县城搞“文化大革命”运动。机关单位在家人员有多少搞多少，不论人去那里工作，都要普遍揭，矛头指向所谓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一切“牛鬼蛇神”。圩镇居民，学习毛主席有关“文化大革命”的语录及区党委指示，进行揭发“牛鬼蛇神”，开展批判斗争，开展破“四旧”、立“四新”。农村大忙学习“老三篇”破私立公，结合座谈，写大字报，声讨邓拓、陆地的所谓罪行，批判本地的“牛鬼蛇神”，大忙之后解决敌我矛盾问题，大搞破“四旧”、立“四新”。
县团文化革命小组发出“关于清理一切公共场所有毒作品的通知”，要求对一切公共场所中的书画和陈设，把有毒素的作品统统取下来，适当增加毛主席语录和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书画、工艺品、电影广告、游览地区的解说词也要清理，有不恰当的要改过来。
玉林县“四清”工作团文化革命小组错误地发出《关于报送重点批判对象材料的通知》，要求各单位将需要重点批判对象进行登记，连同其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的材料上报审查。
7月17日，全县小学教师（包括农中）3519人集中县城集训一个月，开展“文化大革命”（玉林镇于7月8日开始集训），学习毛主席有关“文化大革命”的著作和《解放军报》发表的《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宣传要点》、《人民日报》的社论《党的阳光照亮文化大革命的道路》、《红旗》杂志社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等文章，放手发动群众，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进行揭发和批判。学习班自始至终强调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用阶级分析方法分清敌友我，把斗争的锋芒对准敌人，横扫一切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横扫一切腐朽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封建的意识形态。当时，在“左”的思想和“左”的路线影响下，对参加集训的教师进行了上纲上线的批斗迫害。集训前，全县已揪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牛鬼蛇神”和“问题比较严重的人”193人。截止8月19日玉林县、镇中小学已斗争174人。其中一中教师钟延年、邓志贤被戴高帽挂纸牌拉上街头示众。四中校长唐敏卿、教师陈业经也被拉上街头示众。
机关单位连日召开斗争大会，至8月19日已斗争129人，被挂牌游斗的人也逐渐增多。
8月1日~8月12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公布了8月1日毛泽东同志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的一封信和“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会议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明确规定，“文化大革命”的斗争目标，是斗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把领导权夺回无产阶级手中来。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方法是运用“四大”（即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5月份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的公布，标志“文化大革命”已经全面发动起来了。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以青少年学生为主体的“红卫兵”运动风靡全国，毛泽东同志在天安门城楼接见和检阅“红卫兵”。一场由党的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所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在全国蔓延开了。8月8日，区党委宣布撤销大、中学校“文化大革命”工作队的决定，工作队开门整风，听取群众的批评意见。
在这段时间，玉林县各中学纷纷成立“红卫兵”组织，8月30日至9月底，县直机关、厂矿和公社机关单位相继成立“赤卫队”（“赤卫队”的任务是保卫机关）。据当时不完全统计，“红卫兵”组织人数有922人，“赤卫队”组织人数有839人。
8月25日，在大府园举行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县委书记林挺柱、镇委书记刘傅勇以及工人、农民和教师代表在会上讲话，号召广大群众学习、熟悉、掌握、运用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统一认识，统一行动，发扬敢闯、敢干、敢革命、敢造反的精神，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会后，批判“文艺黑线”达到高潮，宣传部、文化科、文化馆的主要领导黄辉泽、苏洽熙、蒋刚等人都被强加罪名点名批判。“红卫兵”走出校门大搞破“四旧”、立“四新”，横扫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一大批有保存价值的古籍、佛经、名人字画和文物、瓷器遭到销毁和破坏，许多地名、街道名被更改，不少私人住宅被抄查。
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外地革命师生来北京参观革命运动的通知》。
9月6日，玉林县第一批“红卫兵”代表赴京参观学习“文化大革命”，接受毛主席的检阅，全县陆续共去7批，人数2600多人。生活补助费交通费按中共中央通知，由国家财政开支。10月13日至11月1日赴京“红卫兵”代表分批陆续回来。“红卫兵”传播北京“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后“红卫兵”组织和人数迅猛增加，纷纷外出串连。至12月22日《人民日报》社论《红卫兵不怕远征难》发表后，各级中学师生、小学教师自发外出串连（有的步行串连）。学校相继停课，机关干部、厂矿工人也有外出串连。
9月11日，中共玉林县委机关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委会，筹委会主任肖宏，副主任卢承义，委员有张有英、陈文明、陈杰夫、阮展英、何宝云。各单位相继成立文化革命筹委会。
9月18日至20日，召开县城、圩镇的中学文化革命筹委会正副主任和“红卫兵”负责人联席会议，玉林镇各街道办事处代表以及公安派出所的同志也参加。会议错误地决定：玉林镇各街道清出的“黑五类”（指地、富、反、坏、右）180多户，老少共数百人，应遣送回原籍进行劳动改造。会后，城区和圩镇的“黑五类”大部分被逐出家门，遣送到农村去。
10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要求各地大中小学一律立即开学。我县部分学校师生响应号召回校上课，但仍有相当多学校无法上课，或短期复课后又停课。
10月9日至28日，毛泽东主持的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陈伯达作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报告后》，大肆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林彪在会上讲话，指名攻击刘少奇、邓小平执行的是“一条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路线”，并说，“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错误路线主要是刘邓发起的”。会后，全国掀起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
11月4日，由地、县、镇三方派专人在玉林火车站设立“红卫兵”接待站，为前来我地区串连人员安排食宿，并为串连人员提供印发传单，写大字报的笔墨纸张，所用经费全由国家开销，仅11月4日至7日4天之内，共接待外来串连2243人（县、镇还分别设接待站）。
12月16日，县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出“关于开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通知”，全县开始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各中学纷纷要求过去进驻学校的工作组和联络员作检讨。农村要求“四清”工作队员回去接受批判。各机关“赤卫队”相继瓦解。
1月初，县委召开四级干部会，布置学习毛主席著作和搞好春耕生产，参加人数1万多人，会议中间农村干部造反，批判县委执行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求恢复农村干部的“双十五”补助（即每月每人补助大米15斤，人民币15元），强令县委对林崇强（洛县公社党委书记）、郑显征（小平山公社党委书记）两人进行处分，接着又到地区、自治区造反。
1月上旬，县委、县人委机关大院成立“6711”兵团群众组织（负责人卢承义、杨令元）和“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群众组织（负责人庞业基）。各机关相继成立各种名目的战斗队，干部、职工纷纷参加。
这段时间，上海刮起了一股篡夺党、政大权的黑风，当时叫做“一月风暴”，而且被称为“文化大革命”进入新高潮的标志。在所谓“一月风暴”的影响下，夺权之风迅速刮到了全国各地。1月26日，玉林县革命造反派联合夺权行动委员会召开县人委全体干部职工大会，发布《夺权通令》，宣布夺人委的权，黎国进宣读夺权声明。此后，街委、镇人委和县、镇各机关单位、厂矿、学校、公社生产大队“造反派”，陆续夺权，各级领导被勒令靠边站进行检讨，特别是“点鬼台”大字报（罗列各级领导莫须有的罪名）张贴并印发全县后，城乡上下，机关学校，都发生了各种群众组织竞相揪斗部门、单位领导的所谓革命行动，有些地方连生产大队、小队干部也被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进行批斗，这段时间，各级领导被强加各种罪名批斗和游斗，党政机关相继瘫痪。
1月28日，“玉林县委机关夺权行动委员会”成立。卢承义为主任，何报伟、杨令元为副主任，参加夺权行动委员会的还有陈杰夫（县监委）、张有英（县委办公室）、周国兴（团县委）、何雅珍（县妇联）等人。上午在县委大院召开夺权大会，大会由卢承义主持讲话，何报伟宣读夺权声明，勒令县委书记林挺柱和一批县委领导干部交出权力。当晚，“夺权委员会”召开各公社“造反派”头头电话会议，电话会议由卢承义主持、讲话，宣布县委一切权力归“夺权委员会”，接着组织人员炮制林挺柱、曹凤举“罪行”材料，并分别以“假党员”、“叛徒”等罪名进行批斗。此后，又集中到宝岭农科所进一步残酷批斗，并用假枪毙方式威迫曹凤举认罪。玉林县党政领导机关被夺权后，自此不能进行正常工作。
1月底，毛泽东同志发表“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群众”的指示。此后，中国人民解放军逐步以“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的形式介入了地方的“文化大革命”。“三支”、“两军”在当时混乱的情况下是必要的，对稳定局势起了积极作用，但也带来了一些消极的后果（出现支一派压一派）。
3月1日，广西军区根据中央军委2月23日《关于军队大力支援地方抓好春耕生产的指示》，发布《关于抓革命促生产，迅速掀起春耕生产高潮的通知》。提出：?坚决支持真正无产阶级革命派；?各地驻军、“红卫兵”、革命师生、革命干部组织宣传队，深入农村进行宣传；?迅速建立各级“抓革命促生产”领导班子；?集中力量，抓紧季节，完成春耕生产任务；?打倒反革命经济主义；?安排好群众生活；?坚决反对无政府主义；?各行各业主动支援农业；?全体民兵要成为春耕生产的骨干；?加强对地富反坏分子的管制。之后，玉林县、玉林镇武装部分别成立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实际上接管了县、镇的党、政、财、文大权，玉林县“抓促”指挥部主任夏清波（玉林县武装部部长）、副主任曹丕江（玉林县武装部副政委）、李子英（县委副书记）、邓子章（副县长）。玉林镇“抓促”指挥部主任关海山（中国人民解放军玉林军分区派驻玉林镇组长）、副主任谭玉天（玉林镇宣传部干部）、扈广明（中国人民解放军玉林军分区派驻玉林镇副组长）。
4月9日，区党委伍晋南、霍泛等人到南宁插秧机厂和广西大学等单位，发表“造反声明”，表示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政治挂帅，到群众中去，和群众一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个声明发表后，全区各群众组织以“支韦”（支持韦国清）还是“支伍”（支持伍晋南）进行组合，分裂为互相对立的两大派群众组织，这股风很快吹到了玉林，县委大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和县人委大院“红卫战斗团”，工农兵战校“卫东彪”，石南中学“东风兵团”，玉高“野兵”，一中“百万红师”等组织发表声明，“支持韦国清同志站出来闹革命”。一中“红革会”，工农兵战校“长缨兵团”，石南中学“革联”，玉高“革野”等组织发表声明，“支持伍晋南同志站出来闹革命”。县、镇一些领导也参加了“支韦”的活动。自此之后，两派之间的辩论、摩擦不断发生。
6月17日，城区军民集会庆祝“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大会”会上解放军部队公开表态支持韦国清同志站出来。
7月29日，晚上“支伍”派工人在人民体育场召开大会，成立“玉林红色工人造反总部”，简称“红工总”。
“支韦”派成立“玉林县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筹备委员会”，有11个造反派组织的负责人参加。筹委会负责人庞业基、谢树源、莫维才。
8月1日，晚上“支伍”派农民在人民体育场召开大会，成立“玉林红色农民革命造反总部”，简称“红农总”。
8月4日，“玉林县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简称“联指”）正式成立。下设运动指挥部、政治部和办公室，总指挥庞业基，副总指挥谢树源、莫维才、李协全。口号是：“打倒伍晋南”，“支持韦国清同志站出来”，指挥部设在玉林县人委大院。5日晚召开庆祝大会。18日镇“联指”成立，指挥员文显著、梁安能。
8月8日，“玉林红色革命造反大军总部”（简称“四·二二”或“造反大军”）宣布成立。口号是：“打倒韦国清”，“支持伍晋南同志站出来”。总部设在州背大队。
两大派总部（指挥部）成立后，两派间对立情绪日益加激，互相谩骂、攻击、武斗事件常有发生，并且逐步升级。机关学校内部构筑工事筹备武斗工具，酝酿更大规模的武斗。两派为了显示自己是真正的革命派，常常分别集会批斗韦树辉、熊福芝、林挺柱、曹凤举、刘傅勇、鲍学融、苏荣灿……等地、县、镇领导干部。各公社的造反派也纷纷批斗公社领导。
为了减少和避免两派间日益加激的摩擦和武斗，“联指”和“造反大军”派出代表于8月8、9两天，在县武装部谈判，达成建立监督小组决议：?监督小组各派10人参加；?其中各派4人参加核心小组；?小组成员要经过双方审查，凡公安六条第四条规定的人员不能充当监督小组成员。由于双方的派性膨胀，没有诚意，监督小组根本没有起到作用。
8月23日，这段时间全国各地的两派武斗不断加激，抢枪事件不断发生。县“联指”在庞业基、谢树源、杨令元、何报伟、周国兴、钟章彩、冯寿仁等人的策划指挥下，于深夜1时进入县人武部抢枪，到5时止，历时4个小时，人武部大部分武器、弹药被运回县“联指”总部。24日“联指”进驻玉林军分区仁东军械仓库。
9月5日，（即永红公社圩日）永红公社“联指”和大西大队“四·二二”派在永红圩上由辩论而发展到武斗。早在8月16日大西大队“四·二二”派冲击“联指”和税务所的事件中，“联指”吃了亏。永红“联指”头头李海庭和永红公社武装部召开会议，研究加强武卫和以后应变方案，并作好了“自卫还击”的准备；布置各大队民兵营长，以后凡发现“四·二二”冲击“联指”都要发动民兵和群众支持“联指”。这次武斗发生的当晚，吴超（永红公社武装部长）亲自布置公社办公室苏国新、唐厚然分别用电话通知各大队组织民兵和群众支援“联指”围攻大西大队“四·二二”，发出电话后，陆续有龙潭、莫村、莲塘、湖村、荣华、枫睦等11个大队3000多人，携带枪支、木棍，进驻永红圩和莫村大队，从东至西形成对大西大队的包围。并出现了几次小规模的武斗，双方打伤各有10多人。吴超日夜坐镇指挥部指挥，前后对大西大队实行三天三夜的包围。8日县武装部派出干部多人做双方的思想工作，因而武斗没有升级，避免了死人事件发生。这次事件中，“联指”非法吃去国家粮食11000多斤，大豆1000多斤，用去供销社大批笠帽、塑料布和木棍，共折款4710.11元，使国家财产遭到了损失。这次事件称永红“九·五”事件。
9月6日，玉林镇工农兵战校“卫东彪”群众组织的“红卫兵”进驻玉林县、镇公安局，宣布砸烂县、镇“公检法”（公安局、检察院、法院）。
9月7日，玉林“造反大军”到玉林地委、玉林县委、玉林镇委，强押韦树辉（地委书记）、熊福芝（专署专员）、曹凤举（玉林县长）、林挺柱（玉林县委书记）、刘傅勇（玉林镇委书记）、郑世荣（玉林镇长）、鲍学融（玉林镇委副书记）上街游斗。
10月10日，县、镇和武装部的干部参观新桥公社五金大队大批判现场会，结束后回到玉林城区遭到袭击。当晚两派在城区发生武斗，南江公社竹美大队社员陈秀明（“造反大军”成员）被打死，这是“文革”中玉林县第一个打死人事件。“造反大军”一连两天（11、12日）抬陈秀明尸体游行，高呼：“血债要用血来还”。
10月14日，中央《关于中小学复课闹革命的通知》下达，玉林两派斗争激烈，不能贯彻执行。
11月13日晚，福绵公社“联指”民兵薛志权等10多人去福绵大队白坟岭江边抓赌徒回时路经南闸门福绵“造反大军”据点“造反楼”，“造反大军”认为薛志权等人跨越了两派共同划定的界线，当即缴了“联指”民兵的步枪6支、子弹40多发。县武装部政委王振铎听汇报后，指示福绵公社武装部长苏明槐“要想办法夺回武器”，并错误地连夜调动南江、仁东、新桥、樟木、成均等公社和六万林场的民兵共1000多人，携带大批武器，配合福绵民兵对“造反大军”据点实行武装包围。同时，还派了科长王吉增前去督阵。
14日上午，县“联指”派梁贻立等人赶到福绵，与各公社带队人开会决定，在公社大院设总指挥部，由苏明槐任总指挥，钟耀光（仁东公社武装部长）等人任副总指挥，并制订了先攻打“造反大军”设在福绵初中这个据点，后打福东“造反楼”的作战计划。
当天中午12点多钟攻打开始，南江公社民兵先攻打下南闸门（“造反楼”），接着配合樟木公社民兵攻打福绵初中，民兵先打了一阵机枪、冲锋枪和步枪，然后用手榴弹、炸药把据点的南门、西门炸毁，下午攻下据点。
15日，苏明槐又召开会议，增设火线指挥部。
16日，总指挥部组织攻打福东“造反楼”，县“联指”头头庞业基、周祖禧到福绵了解攻打情况，对作战方案表示同意和支持，并鼓励民兵一定要在16日拿下福东“造反楼”。当天中午，民兵发起进攻，下午2时左右攻下福东“造反楼”。紧接着便对福绵圩镇和福东大队进行全面搜查，抓去群众100多人。攻打过程中，地区工人“联指”作战部长张山林、作战部副部长侯兴华也带领40多人到福绵参战，并亲自提审和枪杀“被俘”人员1人。这次事件共死亡20人。其中：搜查中抓到就地枪杀的8人；抓到关押审讯后枪杀的6人。“联指”民兵非法吃去福绵粮所大米6800多斤，宰吃食品站生猪32头，花去现金1100多元，炸毁民房2间，烤烟炉1座。事后200多名群众遭到刑讯迫供，致伤致残多人。
11月18日，毛主席亲自批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广西问题的决定”、“广西两派大联合协议”、“成立广西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3个文件（简称“三个照办”），这3个文件一是中央认为韦国清、伍晋南、安平生同志的联名检查是好的，中央同意他们的检查；二是广西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三是中央决定成立以韦国清任组长，包括伍晋南在内的广西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19日凌晨3点钟，“联指”10000多人在大府园体育场开庆祝中央关于广西问题决定大会，会后到军分区报喜，并进行了游行。
11月19日晚上7点钟，“联指”在体育场召开批判贺、霍、傅、谢、袁大会。2万多人参加。
11月20日上午，“联指”和“造反大军”的代表在军分区谈判商讨两派联合召开庆祝广西问题决定下达的大会，因安排讲话、游行前后次序发生争论，未达成协议。
当日下午3时，“造反大军”1000多人在体育场召开庆祝广西问题的决定下达大会。会后进行了游行。
12月4日，广西革筹小组发出《关于制止武斗》的通知，5日“联指”和“造反大军”分别于上午和下午在体育场召开庆祝大会，表示坚决贯彻执行。实际上双方没有贯彻执行，而且在酝酿着更大的武斗。
12月17日，广西革筹小组和广西军区“关于制止武斗的十条命令”下达，玉林“联指”和玉林“造反大军”两派经协商达成联合召开庆祝大会的协议。18日，两派在大府园体育场联合召开庆祝大会，并庆祝两派代表在北京学习达成大联合（但是联合未能实现）。
12月19日，一中“红革会”群众组织在其学校门口，抢去三山园艺场供开石用的炸药100公斤，雷管200个，导火线200公尺。
12月24日，两派在人民体育场召开庆祝玉林地区两派实现大联合大会，参加人数约2万多人。会后有采购经理部、供销社、六万林场和卫东（龙安）、永红（城隍）、沙塘、大平山等公社单位达成了两派联合。
12月29日，石南中学“东风兵团”到石南公社抢去石南武装部冲锋枪1枝，七六二步枪2支、七九枪2支、土拉八手枪1支、子弹一批。
1月1日，上午，城区军民在大府园体育场召开庆祝1968年元旦大会。两派都参加，“造反大军”组织一部分人绕场走一圈，并强行架走军分区干部朱芳信，双方发生争论，最后“联指”退出会场，解放军部队也退场，庆祝会没有开成。
1月4日，玉林“造反大军”数百人到玉林军分区门口召开“反围剿、反迫害、反屠杀”大会，并持续静坐了6天6夜。
1月12日，四中“红星兵团”（属“联指”）缴了该校“造反大军”的手榴弹。13日，一中“红革会”、镇工农兵战校“长缨”和四中“革联”约五、六十人，到四中找“红星兵团”进行报复，双方引起武斗，发生枪战，共打枪和掷手榴弹约200多响，无伤亡。
1月17日，玉林“造反大军”抢去名山供销社运往玉林制药厂酿酒用的大米9600斤。
1月18日，玉高“野兵”、工农兵战校“卫东彪”等组织到地区公安处和县公安局抢夺武器弹药。
1月19日，“造反大军”在易塘岭公路抢去县粮食局由小平山运回的粮谷14000斤。
继陈秀明被打死后（1967年10月10日晚），在城区陆续发生“造反大军”成员被枪杀事件。21日晚“造反大军”成员陈继钢被枪击重伤致死；12月初，州背社员杨熙普在长线站路口被打死；12月27日州背社员陈耀芳、黄书贵也先后被打死。
1月24日，玉林“造反大军”约200多人，手持武器，进占专区粮食机修厂。
1月27日，福绵中学“红卫兵大队部”和玉高“野兵”数十人冲入福绵公社武装部，抢去重机2挺、冲锋枪1支、手枪1枝、步枪15支、子弹471发、雷管611个。
同日，“造反大军”从州背开枪打伤名山公社进驻大众印刷厂民兵罗春球（女，“联指”成员），因伤势过重31日死亡。
这段时间，由于抢枪事件连续发生，两派的摩擦不断增加，武斗经常出现，人员伤死也时有发生，军分区和人武部作了多次调解，2月3日晚，人武部召开电话会议，要求各公社对民兵加强教育，管理好武器，强调不准动用民兵武器进行武斗。5日又电话通知各公社武装部，坚决制止武斗，坚决劝阻农民进城武斗，武装干部不准参加武斗，认真贯彻3日的电话会议精神。但下面没有贯彻，两派矛盾更趋激化，以黄日南、林坚、庞业基等为首的地、县、镇“联指”头头先后3次召开会议，研究和筹备攻打州背事宜。
地区“联指”夺权后，为了实现其一派掌权的目的，蓄谋拔掉州背“造反大军”的据点而进行备战。早在1967年12月3日，地区“联指”总指挥林坚派遣作战部长张山林等人到桂平要回1千只手榴弹壳。12月20日林坚又亲自去南宁铁路分局找“金钢钻”（群众组织）取回机枪、步枪子弹350发。1968年1月18日，地区“联指”政委黄日南还派人“夺”了地区公安处的枪98支，与此同时，县、镇“联指”也在分头筹备和制造各类武器。1968年1月底，黄日南、林坚等人一面打电报给中央谎报广西“四·二二”集结州背，武斗可能在玉林发生。一方面又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攻打州背，并通过了首先拿下制高点万花楼，实行围攻东、南、北三面，网开西面，在西边江岸一带设卡捉拿突围人员的作战方案。攻打州背前夕，由黄日南、林坚等人，组成作战指挥部，指挥部设在地区中医院。张山林任战地总指挥，庞业基坐镇县“联指”办公室和参战各公社保持联系，指挥作战。
2月6日，以地区“联指”为主体联合县、镇“联指”攻打玉林“造反大军”总部——州背的战事爆发了。
6日凌晨4时开始正式进攻。主攻队伍是张山林、李国成（汽车总站民兵连长）带领的两个工人“联指”民兵连和陈丽坤（名山大队支书）带领的名山“联指”民兵连。张山林带领100多人潜伏到万花楼山脚，李国成带60多人配合张山林进攻。战斗按原定的作战方案进行，先从中医院方向佯攻，6时左右发炮，主力则强攻万花楼，抢占制高点。上午，炮弹击中万花楼，下午又击中“造反楼”。晚上，张山林带领民兵把万花楼全部炸毁。“造反大军”失去了屏障，全线崩溃，连夜从西面江岸方向突围逃跑。7日，武装民兵进入州背搜查，到下午整个战斗宣告结束，各哨卡把从州背逃出来的人抓起来，送到地委党校关押，共计关押285人。其中杀害1人，送交公检法2人，其余的经审讯后分批释放。
这次攻打州背，调动了地、县（镇）各机关单位和附近几个公社共2100多人。其中出动武装人员的有地区化肥厂、汽车总站、六万林场、玉高“野兵”、玉林县委、人委机关、县农机厂、玉林镇以及名山、福绵、南江、仁东、茂林、成均、樟木、新桥公社民兵共860多人，动用了炮8门、自制坦克1辆、轻重机枪26挺、冲锋枪106支、步枪407支、手枪164支，还有手榴弹和炸药包一批。事件中，双方对打死亡13人（其中“联指”8人，“造反大军”5人）。万花楼（明代建筑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被炸毁，还炸毁民房73间，房屋倒塌压死耕牛4头、猪3头。毁坏群众财物一大批，约计损失11万多元，攻打过程中，“联指”耗费国家大批弹药及现金25670多元，非法用去粮食14170多斤，肉类8850多斤，各种酒668斤，香烟554条，毛巾1700多条，蔬菜和饼干一大批，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严重的损失。
事后，从州背逃出的人，有些遭到杀害。如汽车修配厂工人陈祖秀，逃至江岸村被民兵捉到就地枪杀，玉林镇北辰街道的杨熙鲁，逃出后躲在小平山公社崇善大队钟金成家被抓去打死。州背大队的黄书添，跑到茂林公社六峰大队岳父家躲藏，也被名山民兵抓回玉林杀掉。仁东公社下罗大队李盛修被诬告从州背据点带有人和武器回家，公社武装部长钟耀光派200多民兵前去围攻，并用炸药炸毁李家的9间房屋，李盛修被打死，其父李继能被炸死，他的弟弟从外地回来也被民兵抓去枪杀，州背事件后被整死、炸死、枪杀共13人。
州背事件之后，各地搜捕从州背走出的“造反大军”成员，加以乱批乱斗，甚至枪杀。县武装部于2月9日晚向各公社发了电话，要求各公社坚决制止武斗，制止乱抓人、杀人，保管好民兵武器，又于16日找了“联指”头头庞业基、谢树源、黎国进研究教育“联指”不要随便抓人杀人。但乱批乱斗和乱杀人的现象未能制止。
2月21日，县抓促指挥部在新桥公社召开政治工作会议，会议期间揪斗了林挺柱、曹凤举、董春和（农村部长）、黄辉泽（宣传部长）、陈敏仁（党办室主任）。
同日，工农兵战校“卫东彪”兵团，到玉林地委和镇党委抢去档案一批。
2月22日，永红公社大西大队民兵以四类分子梁泽文、梁景功、钟桂伦、钟桂南等4人收藏枪支武器为名，捆绑挂牌游街后于当日下午4时，在粮食仓库门口被打死。
3月1日，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广西玉林县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
3月6日至18日，根据玉林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丁乐玉传达广西军区和广西革筹小组会议的精神，玉林县20个公社成立革命委员会（简称革委会）
6日高峰公社革委会成立。主任欧科民，副主任梁茂初、吴日贤、梁贵兴，常委13人。
沙田公社革委会成立。主任刘康球，副主任黄兴和、胡燕英、庞朝海、覃明初，常委11人。
南江公社革委会成立。主任颜克刚、副主任梁凤璋、庞佑荣、张昆、庞书芳，常委15人。
8日，北市公社革委会成立。主任蓝英，副主任容显皆、郭桂清、徐庆年，常委14人。
9日，卫东公社革委会成立。主任吴明初，副主任庞惠荣、朱兑衔、李雅兴，常委11人。
10日，仁东公社革委会成立。主任赖俊卿，副主任钟耀光、文丕环、吴明阶、周德英，常委14人。
沙塘公社革委会成立。主任林德华，副主任凌育修、李付芳、赖俊明、李远侯，常委14人。
11人，樟木公社革委会成立。主任陈寿松，副主任黄锦文、曾方传、梁家成、张仁伟，常委11人。
成均公社革委会成立。主任郭辉，副主任李树升、宁福来、黄富清、宁兆猛、梁俊光，常委14人。
13日，葵阳公社革委会成立。主任王强，副主任唐应森、姚在沃、黎家普，常委13人。
山心公社革委会成立。主任陈纯信，副主任丘茂宗、余寿贵、梁敬友、宁兆南，常委13人。
14日，茂林公社革委会成立。主任邓寿伟，副主任杨德斌，杨济佩、梁超才，常委14人。
15日，蒲塘公社革委会成立。主任梁仲翔，副主任陈伟秋、林国贤、张济勋、廖亚火，常委15人。
石南公社革委会成立。主任覃海春，副主任黎惠正、车茂南、余承通、李少芳，常委16人。
太平山公社革委会成立。主任彭全才，副主任张龙甫、文福元、庞寿才、谭树雄，常委11人。
新桥公社革委会成立。主任陈国坤，副主任唐敬喜、张永盛、苏爱良、林崇志，常委15人。
16日，小平山公社革委会成立。主任张锦龙，副主任陆光世、李树英、明福全，常委13人。
永红公社革委会成立。主任吴超，副主任蔡熙章、李家林、庞福才，常委15人。
名山公社革委会成立，主任李忠。副主任张启富、凌开发、杨德才、杨超升，常委17人。
18日，福绵公社革委会成立。主任陈沛清，副主任苏明槐、陈国声、苏佩清、黎加朝，常委16人。
3月7日，玉林县抓促指挥部召开会议，决定成立“三代会”和县革命委员会筹备领导小组，组长曹丕江，副组长张堂、庞业基。
3月17日，玉林县“三代会”成立。到会代表2000多人，正式成立县工代会、农代会和红代会。会议由夏清波致开幕词，军分区曹司令员在会上作报告。工代会主任周祖禧，副主任甘显明、李延庭，常委杨济仓等13人，委员39人；农代会主任陈国坤，副主任梁超才、冯求英、李少芳、廖亚火，常委5人，委员37人；红代会主任晏家珍，副主任廖永强、黎海锋、黄家增，常委11人，委员34人。
3月21日，广西军区吴华副司令员代表广西革筹小组批准玉林县革命委员会组成名单，主任王振铎（县武装部政委），第一副主任夏清波，副主任曹丕江、邓子章、张堂，常委庞业基、黎国进、甘显明、赵瑞国、徐民、王镛昆、黄永端、刘景祥、吕春荣、陈国坤等15人，委员26人。23日在大府园体育场召开7万人大会，宣布玉林县革命委员会和玉林镇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玉林镇革委会主任郑世荣，副主任关海山、陈国芹，常委文显著、张盛伟、崔凤山、宁明才、谭玉天、陈家广、莫可恶、吴赞贤、任纪祯、蒋孝英、梁安能等14人。
3月24日－26日，召开玉林县革委会第一次全会，会议决定：
一、抓根本，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开好“斗私批修”会，坚持“早请示”、“晚汇报”制度，坚持“五到”田头（即毛主席像到田头、语录牌到田头、红旗到田头、学习“毛著”到田头和革命大批判到田头）；
二、大抓狠抓阶级斗争，对走资派、未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投机倒把分子和一切坏人必须进行坚决斗争；
三、继续抓好解放干部工作；
四、进一步节约闹革命；
五、抓革命促生产；
六、把革委会置于人民群众监督之下，迎接新的战斗，为人民立新功。
3月28日，玉林专区革委会成立，庆祝大会在大府园体育场召开，参加大会约10万人。
3月30日，县革委会成立“斗、批、改”小组，由吕春荣、黎国进、庞业基、甘显明等4人负责，下设抓叛徒小组，审干小组和宣传小组，共抽38人参加各小组工作。
4月前后，大造“群众专政”舆论，掀起乱杀人的第一次高潮。如葵阳公社武装部长唐应森公开说：“对四类分子，群众专政嘛，打死一个少管一个”。樟木公社武装部长陈寿松也在公社传达会议上说：“全社浸种满，出现四类分子破坏，不杀个把吓吓不得了”。还说：“只要你们查准是四类分子就得了”。几句话带来了严重的恶果。仅葵阳公社2至6月份便枪杀了“四类分子”21人。永红公社湖村大队武装民兵胡启初，晚上巡逻到地主吴若芳家门口，听到屋内有人谈话，认为是开黑会，便把门踢开，用冲锋枪把吴若芳、覃务芝和梁庭器等3人当场打死。石南中学教师唐厚生、唐普明、唐忠晃，被该校“东风兵团”张光练等人残酷批斗，被推下粪池浸并用铁铲毒打致死。朱克宁半夜从家里（葵阳公社铁城大队）被拉出枪杀。4月18日，大平山公社革委会召开批斗四类分子大会，借口赵仲伟（大平山农中学生）和赵仲荣（石南中学学生）冲击会场，把兄弟俩绑押入会场，与其父母一起跪地陪斗，兄弟两人当晚被鸣峨大队民兵拉去批斗后枪杀。这段时间各公社都把四类分子押到圩镇游斗，石南公社在游斗时，仅4月份枪杀四类分子6人，其它公社，枪杀四类分子也时有发生。仅永红公社被枪杀就达26人。
4月24日至29日，县革委会副主任夏清波主持召开县革委第二次会议。会议决定开展“三忠于”（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活动。会议认为，“三忠于”是时代的第一需要，是革命的第一需要，是阶级斗争的第一需要，必须使“三忠于”活动家喻户晓，深入人心，成为个个自觉行动的群众运动，做到人人心往忠字上想，劲往忠字上使，血往忠字上流，命往忠字上献；个个大学忠字书，大唱忠字歌，大做忠字事，使每个人成为“三忠于”革命派，每个单位成为“三忠于”的集体，革委会、“三代会”成为“三忠于”的领导班子。从农村到城市，机关到生产队都成为天是忠字的天，地是忠字的地，人是忠字的人，把“三忠于”活动持续地开展下去。会后，县革委配合玉林军分区、县武装部在新桥公社五金、洞心大队办“三忠于”试点，组织当地群众大跳所谓表忠舞，大画毛主席像，每日早上集体“办大事”（向毛主席表忠心），甚至有的地方亲朋相见同志相见也以“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毛主席万岁”等口号代替“您好”、“再见”等日常用语。五金、洞心大队成了“三忠于”的“典型”，上门学习取经的人数达26万人次，自治区农业学大寨会议的全体代表也来参观。形式主义活动波及全县机关、厂矿、学校、城镇、农村，劳民伤财，为害很大。
6月，自5月25日，中共中央转发《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要求全国各地区、各单位“有步骤地、有领导地把清理阶级队伍这项工作做好”后。县直单位和玉林镇于6月间，在“三办室”内设“地下党调查小组”，后改为“六〇六”专案组，专案组的主要任务是：?主要抓自首分子、叛徒、特务，特别是现在还在革命队伍里的人；?对原地下党领导，现在还在的，又是领导的，要大胆怀疑；?要抓重点，如桂东南起义失败后的自首叛变者。并根据自治区“三办”召开的会议精神，对玉林县地下党开展全面审查，审查中把党组织派进敌伪党、政、军中做秘密工作的同志打成特务、反革命，把一些被反动派逮捕过的同志打成叛徒，有的则被打成阶级异己分子。专案牵连968人。其中有46位党员同志和73位非党员同志被斗、打、关押、管制、假枪毙，受到残酷迫害。如林挺柱、刘傅勇、苏荣灿、黎斐然、胡继才、朱克宁、梁进芳等，并株连亲属，造成被斗致残77人，死亡3人，革命烈士覃注礼、覃震声也遭到诬蔑和丑化。
6月12日~16日，县革委政治部在沙田召开教育革命大批判现场会。到会代表97人，县革委副主任邓子章讲话，县文化教育革命领导小组长钟培德作报告，会议提出错误要求，教育革命大批判要克服右倾保守思想做到四个结合（即革命师生结合、校内外结合、革命师生和贫下中农结合，教育革命大批判与肃清农村中资本主义流毒结合）。大揭教师队伍中阶级斗争的盖子，把混进来的阶级敌人揪出来，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会后，全县教师于暑假期间分别按公社集中，对所谓“走资派”、“反共救国团”、“牛鬼蛇神”进行批斗。被批斗的共有1282人。其中被打致伤致残236人，致死42人，杀人手段十分残酷。如小平山公社教师覃永林，于8月18日（圩期）被批斗后押到圩上游斗，游到石桥时被乱棍打下江去，然后投下几十斤重的大石头把覃的头打破，这样活活把覃打死；8月21日（第二个圩期），又押教师梁书超游斗，游斗结束后在返回中心校的半路上，又被乱棍打倒，继而用木桩戳进肛门，梁还未死，最后用砖压头部直至气绝身亡；8月24日（第三个圩期），又继续游斗林传杨教师，并于当晚组织“尖兵”对林继续批斗，把林吊在教室的梁上，然后用木棍毒打，当晚活活被吊打死。
6月19日，山心公社人武部长陈纯信接到贵县木格公社“保红部”（属“联指”）的求援后，便组织武装民兵20多人，由公社团委副书记徐兴有带头，前往贵县木格公社，协助“保红”指挥部组织的民兵参加围攻新联、岭塘两个大队的谭连、岭塘、社塘的武斗，造成4人被打伤16人被打死的严重后果。
7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广西问题的“七·三”布告颁布。这个布告根据广西革筹小组的片面汇报，把一派群众组织的错误行动定性为反革命事件，提出两派都是群众组织，停止武斗，撤除据点，混进两派群众组织的坏人两派各自进行清理。
7月11日，根据6月17日广西革筹小组和广西军区破获“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的公告，县革委保卫组在石南召开誓师大会，县人武部王吉增、县革委副主任张堂在会上讲话，号召广泛深入追查“反共救国团”、“罗平党”、“桂南边区103师”、“桂南地区全民革命同盟会”等反革命组织，追查范围涉及石南、葵阳、永红等7个公社74个大队。这些地方都出现了乱揪、乱斗和乱打人现象，有干部群众1032人蒙受不白之冤。其中有的被迫得家破人亡，不少人被害致残致死。
7月13日，县革委召开会议，作出关于坚决贯彻执行“七·三”布告的决定：
一、立即掀起一个规模空前的广泛宣传“布告”的高潮；
二、立即掀起一个规模空前的贯彻执行“布告”的高潮；
会议具体要求：
一、通过学习、宣传，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
二、结合革命大批判开展“三查一清”工作（“三查”是：查走资派的幕后活动，查叛徒、特务，查地、富、反、坏、右分子破坏活动，“一清”即清理阶级队伍）；
三、在对敌斗争中认真贯彻“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首恶必办，协从不问，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的政策；
四、通过学习，贯彻“布告”精神，实现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
五、把学习、宣传“布告”和“三忠于”活动、“三夏”（夏收、夏种、夏管）工作结合起来。
7月17日~19日，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发出指示，狠抓阶级斗争，促进“三夏”工作胜利开展，要求大力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坚决贯彻“七·三”布告。
玉林县革委会转发地区革委会、玉林军分区关于贯彻执行“七·三”布告的几点意见。
1、要继续广泛深入宣传中央的“七·三”布告特别要深入到后进地区和阶级斗争盖子尚未揭开的单位，使“七·三”布告精神深入人心；
2、迅速掀起革命大批判的高潮，大力开展“三查”活动，抓好清理阶级队伍工作，彻底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叛徒、特务和反革命分子揪出来批倒批臭；
3、对破坏贯彻执行中央“七·三”布告的一小撮阶级敌人，必须狠狠打击；
4、要把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引导到搞好本地区本单位的斗、批、改，搞好当前“三夏”。
县革委根据玉林军分区“三办室”召开各县“三办室”负责人座谈会的要求（7月16日、17日玉林军分区“三办室”召开玉林地区“三办室”负责人座谈会，会上桂平县介绍清理“黑班子”，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强调各县要成立揪“黑班子”领导小组，不仅要搞出本县的“黑班子”，也要搞出由上而下这条黑线。会后还发了会议纪要）成立县对敌斗争指挥部，主任曹丕江，副主任庞业基、黎国进，组员庞家初、廖永强、文尚业、杨朝阶、肖寅敬、庄式旋。并于7月18日召开第一次会议，会议决定：各公社机关单位和县直成立对敌斗争领导小组。县直对敌斗争领导小组由各战线抽人组成，组长文尚业，副组长梁贻立。布置进一步查“黑线”，挖“黑手”，搞好“三查一清”工作。其后，县镇又分别成立揪“黑班子”领导小组，县领导小组由肖寅敬任组长，镇由扈广明任组长。县、镇、各公社开展层层追查，大、小会议揭发，并组织大会小会批斗。追查面越来越广，冤假错案越来越多，受株连的人越来越多。被划为“黑班子”成员的有韦树辉（地委书记）、刘傅勇（镇委书记）、苏荣灿（副镇长）等937人，包括受株连的共2400多人。全县出现了大批大斗、刑讯逼供高潮，不少干部、职工、群众被关押审查，被捆绑和吊打，有的致伤、致残、致死。
7月28日，玉林军分区达志参谋长组织召开由玉林各单位抽调支援南宁“联指”的42名炮手会议，会上指定张甫国（总站工人）为总领队，下分4个班，每班10人，使用山炮1门。梁品任一炮炮长，周仲兴任二炮炮长，李元土任三炮炮长，周××任四炮炮长，（炮长兼班长）乘坐教导营派出炮车4辆，拉山炮4门，弹药车6辆，载炮弹1000发，从仁东直赴南宁。参与了炮击展览馆、七三旅社、华强大楼、红卫医院等“4·22”据点，共打炮弹960发，于8月13日返转玉林。
8月2日，县革委派人把在南宁抓到的“造反大军”成员31人，用汽车押解回玉林，途经石南公社木鞋圩时，覃祖铭、曾美丽（女）被拉下车枪杀。到玉林一中门口时，刘绍箕（一中教师）被活活打死，其余的被关进地区银行幼儿园折磨、侮辱和作活人展览。
8月上旬~10月。县革委庞业基指派黄焕廷等人编印县委书记林挺柱、县长曹凤举的所谓“假党员”、“叛徒”罪名材料，分发全县。并把林挺柱、曹凤举押解到卫东、石南、癸阳、山心、沙塘、高峰、蒲塘等公社游斗。
9月9日，县革委召开“农业学大寨”四级干部大会，县革委副主任张堂在总结报告中号召：“统一认识，统一步伐，统一行动，誓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要求全体干部“坚持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把“三忠于”落实到一切行动上，把每一个家庭变成“斗私批修”的前沿阵地，狠抓阶级斗争，全面贯彻落实“七·三”布告。继续深入开展“三查一清”，“挖黑线、揪黑手”，掀起大揭发、大批判、大斗争的高潮，把一切隐藏得更深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挖出来，斗倒斗臭，彻底摧毁“反共救国团”等反革命组织；把韦树辉伸向我县的“黑线”、“黑手”统统揪出来，彻底摧毁其“黑班子”；要做好受蒙蔽群众的工作，使他们反戈一击，为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立新功。第二天，镇革委召开“农业学大寨”三级干部会议，革委主任郑世荣在报告中强调：“三查一清”中要充分发挥“群众专政”的威力，把挖出来的敌人斗倒斗臭，该管的管起来，该惩办的依法惩办。19日，县革委召开会议，作出关于贯彻执行自治区革委会第一次会议精神的决定：
一、立即掀起一个宣传毛主席关于斗、批、改的一系列最新指示的高潮；
二、以阶级斗争为纲，以斗、批、改为中心，迅速掀起斗、批、改的高潮。要把革命大批判贯彻始终，批判要和清算刘少奇“黑司令部”在广西的代理人贺希明、霍泛、傅雨田、谢王岗、袁家柯结合起来，和清算玉林地区韦树辉、熊福芝及其在玉林县的代理人结合起来，和清算批判本地区、本单位的“死不改悔的走资派、黑线、黑班子”以及有破坏的地富反坏右和一切反革命分子的罪行结合起来，要全面落实“七·三”布告继续向阶级敌人发动更加猛烈的进攻，进一步开展“三查一清”，把隐藏在阴暗角落里的叛徒、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地富反坏右分子及其他反革命分子统统挖出来，斗倒斗臭。要彻底清理阶级队伍。
三、各级革委会和领导班子要带领群众在阶级斗争大风大浪中破浪前进。
由于自上而下错误地反复布置动员，全县又一次掀起了乱杀人的高潮。南江公社五联大队支书古朝文、大队长陈家标、民兵营长陈声传、治保主任陈德声等5人，初时只决定把关押在大队的地主陈建声、陈振威父子杀掉，后来陈的幼子陈柏林（14岁）给父兄送饭来，被大队支书等人发现，于是几个大队干部又开会商量，认为留下陈柏林有后患，决定“斩草除根”，当晚便把这一家3人枪杀了；山心公社良星大队社员陈亚西、陈亚德兄弟二人，被民兵营长徐声林等人挟嫌报复，以所谓反攻倒算，投机倒把等罪名，先组织群众批斗，接着抄家、没收财物、拆房屋、迫害死陈亚西，陈亚德也被毒打后枪杀。新文大队社员丁亚木、朱玉光两人，被大队支书赖善玉、民兵营长黄观养等人，以“隐藏黑枪、企图谋杀队干”为罪名，组织群众批斗，并利用“四类”斗“四类”，接着拖到武思江，由黄观养命令“四类分子”刘寿轩等4人，把丁、朱两人捆绑手脚、包扎脸部，投入武思江淹死；高峰公社新李大队社员徐奕仁、徐云群、徐云凤、李锦华、李锦龙等5人，被大队支书徐兴成等人，以“玉贵反共联盟”（即新李“白狗事件”）的成员罪名，进行扣押、刑讯逼供，致使1人被斗打死，4人被迫害死。从“七·三”布告下达到1968年底，全县共有238人被斗打枪杀致死。
10月4日，南江公社莲塘大队发生4人被活活打死的严重惨案事件。1968年8月30日在牛运岭发现廖永德（莲塘大队社员，大队支书廖盛祥侄儿）尸体，当时玉林县公检法军管会先后两次派员前往现场勘验和复核，证实廖永德是服毒（敌敌畏农药）自杀死亡的，并将这个结论告诉了大队党支书廖盛祥（现已逮捕法办）及死者家属廖永胜。但廖盛祥故意推翻“自杀结论，诬为他杀”，在干部群众中大造舆论，说廖永德是梁屋“4·22”观点的人谋杀的，并扬言要追捕廖永德的所谓“杀人凶手”。竟不顾事实，不讲法律，横加诬害，在廖盛祥策划下于1968年9月13日起以“反革命暗杀团”、“反共救国团”、“4·22干将”、“黑班子”、“黑宣传部长”、“杀人同案犯”、“嫌疑犯”等罪名大抓社员群众，先后抓捕梁明阳、梁经初、梁经常、梁盛俊等24人，关押在庆丰大队、莲塘大队、上塘片、下塘片、风门片、旧农会、南江公社、南江公社农中、南江竹美小学、玉林县党校等处。派30多名民兵，日夜看守。梁经琪等6人被以“反革命犯”关进公安局看守所，个别被关押长达3年零7个月之久。
在关押期间，对被抓的无辜的社员群众大搞酷刑、拷打、逼供诱供，用吊打踢、火烧、砖压、打夯、假枪毙等手段进行残酷迫害，造成严重恶果。梁经付等9人被多次非法斗争，打致重伤。梁福信被酷刑筑打，在长期的非法关押批斗中，使受害者在精神上受到严重的摧残，在肉体上受到了残酷的折磨，家属、亲友受到株连。更严重的是廖盛祥于1968年10月4日在莲塘大队鲈鱼岭召开群众斗争大会，“宣判”梁明阳、梁经初、梁经常、梁盛俊4人为“反革命杀人犯”，有意识地让群众活活打死梁明阳等4人，造成了死人惨案。
10月5日，《人民日报》在编者按中发表毛泽东关于“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的号召，县镇于10月至11月成立“五·七”干校，县“五·七”干校校址在石南农场（文岭），校长李瑞贤，镇“五·七”干校校址在石鼓塘，校长郑世荣。分批下放干部到干校参加生产劳动，县直机关首批下放98人，镇下放108人，接着又把所谓有问题的领导干部押送干校强制劳动，批斗，致使许多老同志的精神和肉体受到摧残。
10月，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二中全会批准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用伪证写成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作出了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错误决定。广西区党委也错误地以“叛徒”等罪名开除贺希明、霍泛、傅雨田、谢王岗、袁家柯出党，撤销他们党内外职务。县革委于12月1日，召开党员代表大会，错误地以“假共产党员”、“黑县委书记”、“叛徒”、“血债累累的反革命分子”、“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等罪名，通过将林挺柱、曹凤举、李联璞、庞真、韦子佳等永远开除出党，并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镇党委代表大会亦错误地通过刘傅勇开除出党处分的决定。各公社也陆续召开党员代表大会，把一些公社领导错误地开除出党。
12月，公办小学下放大队，由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城镇中、小学也由工厂或街道管理，公办教师一律返回原籍，由贫下中农安排。因而出现家庭出身好的仍安排任教，出身不好的不作安排，学校设点不妥当的现象；出现读小学不出村，读初中不出大队（部分大队还附设了高中班），读高中不出公社，废除入学考试，废除升留级；学生以毛主席语录（工农版）为语文课本，经常走出校门去学工、学农或学军，学校秩序混乱，教育质量明显下降。
1月12日，根据1968年12月8日区革委会召开农业工作会议，贯彻毛主席“农业学大寨”的指示，深入开展两条路线斗争，认真搞好斗批改的指示精神，成立县斗、批、改办公室。各公社、单位成立斗、批、改领导小组，具体负责清理阶级队伍和整党建党工作。
1月19日，县革委常委讨论决定，从贫下中农选择360人组成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要求于1月20日前开赴农村三类地区执行以下几项任务：1、宣传、贯彻、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完成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和元旦社论所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2、彻底炸开三类地区阶级斗争的盖子，搞好清理阶级队伍和整党建党工作；3、解决三类地区、单位的印把子和枪杆子问题。通过清理阶级队伍、整党建党，建立大队“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把印把子和枪杆子牢牢地掌握在贫下中农手里。
21日，县革命委员会第三次委员（扩大）会议，讨论通过《关于坚决贯彻执行玉林专区革命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开展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的决定’的决定》，要紧密结合当前斗、批、改和生产斗争实际，迅速掀起“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以大寨为榜样，充分发挥大寨精神，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以两个阶级和两条路线斗争为纲，突出抓好整党建党，进一步清理阶级队伍，推动斗、批、改深入开展，推动农业生产的新高潮。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很多“造反大军”成员被强加“站错队”、“坏头头”等罪名进行批斗，有的干部职工被送“五·七”干校劳动，有的被清除出党、清除出革命队伍。
1月底，广西各地积极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指示，全区城镇中学毕业生、知识青年和城镇居民大批上山下乡。玉林城区分别于2月3日和12月5日、12月21日集会欢送知识青年和居民共1500多人到新桥、樟木、福绵、成均、仁东等公社插队落户。
3月10日前后，以县农械厂等工矿工人组成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先后进驻城区中、小学，实行工人阶级管理学校，但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仍未得到恢复。
4月1日至24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九大”）在北京举行。4月1日晚，玉林城区军民3万多人，在大府园体育场集会庆祝“九大”开幕。25日城区军民和附城几个公社（名山、南江、茂林等）的贫下中农共20多万人，在大府园体育场集会庆祝“九大”闭幕，会后，彩车、红旗队、乐队、方块队到街上游行，晚上举行欢庆会，放焰火几百发。27日和29日，也分别集会庆祝“九大”政治报告的发表和“党章”、九届一中全会新闻公报发表。“九大”使“文革”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加强了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在党中央的地位。“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
11月19日至21日，县革委常委召开扩大会议，进一步贯彻落实毛主席关于斗批改的指示，迅速贯彻执行专区斗、批、改会议的精神，会议定出了今后狠抓“三分之一”地区斗、批、改的有力措施，用毛泽东思想统帅农民集市贸易，肃清反革命修正主义在农村集市的余毒，打击投机倒把，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改革圩镇集市贸易期，把过去3天一圩错误地改为全县统一逢五逢十为圩期。
12月1日，县、镇革委会发布通告，从12月15日起实行统一集市日，把过去3天一圩期改为全县、镇统一逢五逢十日为圩期，各大小圩期原来的集市日一律废除，不准再行集市贸易。
2月中旬起，县革委召开四级干部大会，贯彻中央“二·五”指示精神，内容是以开展和打击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为重点，反对贪污，反对盗窃，反对投机倒把的“一打三反”群众运动，大会期间传来毛主席指示照办的《中共中央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中共中央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和《中共中央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3个中央文件，自治区革委会也颁布《关于贯彻执行中共中央“二·五”指示通知，放手发动群众，开展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斗争的指示》。会议强调要以“一打三反”为当前的中心任务，一定狠抓不放，一抓到底，解决它与“三分之一”斗批改的关系，两者最终目的是把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任务落实到基层，是作好反侵略战争准备，不是有矛盾。具体部署是：公社以上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学校，全面铺开搞运动；大队以下，重点抓好“三分之一”大队，全县第二批“三分之一”搞146个大队。运动分3个阶段进行：1、大宣传、大学习、大发动；2、大检举、大揭发、大批判；3、进行组织处理。各级领导要敢字当头，站在运动的前面，要放手发动群众，要狠批资本主义倾向，刹住资本主义妖风，要上挂刘少奇，下联本地活靶子，狠批私耕滥种，自留地“商品化”，弃农经商和赶圩、探亲、会客、请酒等。县革委决定由覃金合、夏清波、张堂、邓子章、王吉增组成领导小组。下设“第一”和“二·五”两个办公室，以加强对运动的领导。各工厂、机关、学校分别成立贯彻3个“照办”领导小组。各公社、大队的领导班子，则分为贯彻3个“照办”和生产指挥两个小组，统一安排运动和生产工作。运动开展致8月底，县、镇挖出各种“阶级敌人”432人，揭出“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有10852人。这个阶段，在执行政策上出现“宁左勿右”、“宁严勿宽”、“宁推勿拉”、“多捕几个”、“多罚几个”以及逼、供、信，随便抓人、抄家、乱批乱斗，甚至采用肉刑斗争等，“左”的倾向，仍未能纠正。
这段时间，我县城乡机关单位分3批搞“三分之一”斗批改运动，广泛发动干部群众，参加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掀起大检举、大揭发、大批判、大清理4大高潮。第一期搞82个大队，第二期搞152个大队，第三期搞101个大队，玉林县革委第五次全体委员会议通过《关于放手发动群众，狠抓“一打三反”，坚决刹住资本主义歪风的决定》，错误地号召立即从城镇到农村以刮12级台风的势头，狠抓“一打三反”，深入开展以批判资本主义倾向为主要内容的革命大批判。
11月13日至20日，召开中共玉林县第四次代表大会，出席代表528人，于17日建立中共玉林县委员会（中共玉林镇委员会于12月28日成立）。书记覃金合，副书记李子英、黄醒怀、常委覃金合、李子英、黄醒怀、李春义、张堂、张文涛、刘安文、王吉增、庞业基。代表大会工作报告指出：?精简了原机关干部的50％，下放了一批干部到“五·七”干校；?组织了2889人次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分3批深入613个基层单位开展“三分之一”斗、批、改运动。在11月19日召开的中共玉林县四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上，还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开展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的决议。强调学不学大寨，是对毛主席的态度问题，是举什么旗，执行什么路线，走什么道路的问题，是关系到我国改不改变颜色，关系到巩固工农联盟，关系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关系到战备落实的重大问题。树雄心，立壮志，奋战3年，把我县办成大寨式的县，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指出学大寨，主要是学习大寨人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始终坚持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农业学大寨，是一场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学大寨，必须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深入持久开展革命大批判，肃清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余毒，狠狠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坚决反对资本主义倾向，堵死资本主义道路。要求各级党组织和革命委员会，要拿出比当年领导合作化、公社化运动更大的劲头，以更高的姿态组织和领导这场伟大的斗争。把学大寨运动和农村斗、批、改结合起来搞，先抓好“三分之一”，再及其余。
11月初，县召开第三届工农兵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和四好单位、五好个人代表大会，参加会议代表1000人。
12月，玉林县教育革命进一步深入开展，全县建立了355个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委员会，组织了一支拥有5033人的贫下中农讲师团。各学校开展学农、学工、学军运动，按照解放军编制，把教学班组编成排、班，按年级编成连，实行军事训练。各学校师生都具有3件武器：语录本、杀敌武器（木枪、红缨枪、木棍）、防空帽。并开展了红哨兵活动，分班到交通要道站岗放哨，教学秩序继续混乱。
1、2月，根据中共中央1970年6月27日批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高等院校开始招生复课。文件规定高等学校招生废除考试制度，“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招收“工农兵学员”，并确定“工农兵学员”的任务是所谓“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玉林县有蒋以宁、李文华等4人被推荐为首届“工农兵学员”上大学。
4月，县委根据区党委3月16日发出的“关于清查‘5·16’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组成清查领导小组和办公室。领导小组成员是：覃金合、曹丕江、刘安文、张堂、李清彪。办公室由吴有亮、林德跃、庞福才等组成。在全县开展清查“5·16”运动，一大批干部、职工、学生和群众受到审查、揪斗，有的甚至被长期隔离审查，其中庞真、韦建成等受迫害尤为严重。
5月底，根据中共华北会议（1970年12月22日至1971年1月下旬召开，会议揭发批判反革命分子陈伯达的罪行）的部署。党的各级领导机构逐步开展“批陈整风”运动。玉林县，县、区级干部集中玉林四中，开展“批陈整风”运动。
10月，“九·一三”事件后，县委向党员、干部传达中发（71）65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叛党叛国事件的通知”。讨论中央专案组整理的《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之二、之三，全县开展批林整风。
1月5日至10日，玉林县召开全县教育工作三级干部会议，县委书记覃金合在会上做报告，肯定了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作用，并强调要把抓阶级斗争作为教育革命的一门主课，要把批判资产阶级贯穿到教学中去，致使学校教学秩序混乱。
2月5日至13日，县委召开三级干部大会有3000多人参加，传达中央（72）4号文件，号召开展对林彪一伙反革命政变纲领“5·71工程纪要”进行批判，并进一步揭发批判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的罪行。会议结束后，在全县机关、工厂、农村、学校都开展了对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批判和声讨其罪行。
3月至6月，全县先后组织524550人参加批林整风学习班。在这些骨干的带动下，各地区、各部门又一次掀起乱斗乱批的高潮。把冬闲时种植一些蔬菜的社员当作私耕滥种，搞资本主义来批；把“田插通，搞点生意来补充”的正当经营看成是大刮资本主义妖风，给予严厉批判。如葵阳公社有些社员自留地上多种了一点瓜菜，被定为自留地商品化的典型，一再受到批判。樟木公社400多个外出搞点收入的社员，全都被勒令回队，分别予以罚款和批斗。据统计，全县有12270人被列为专政对象，交由群众专政；有54人被拉去巡回批判，所到公社还拉本公社的所谓对象进行批斗。用这种办法，把狠抓阶级斗争，狠批资本主义倾向引向深入。
8月16日至9月2日，召开中共玉林县四届七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实际是批林整风会议，事件17天，参加人员除县委委员、候补委员外，还有县革委委员中的党员，县人武部全体党员干部，县直机关的党员领导，玉林镇和各公社党委委员，各大队党支部书记，中、小学校的党员领导等共1535人。会议集中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会议决定要抓好几点：一、在批林整风中要认真看书学习，增强识别真假马列主义的能力；二、在批林整风中要加强党的思想作风建设；三、在深入批林整风中要及时有力地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现行破坏活动；四、在批林整风中要与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结合起来。会议中组织革命大批判，批判林彪的“三论”（阶级斗争熄灭论、路线斗争消失论、天才论）。采取学批结合，领导带头，典型引路，人人准备，个个上阵的方法。由于批林整风要结合实际，致使部分干部、群众遭到乱批乱斗。
1月8日，县革委发出《关于狠抓阶级斗争，打击城乡资本主义倾向的几点意见》的文件，号召“开展革命大批判，批判农忙种田，农闲捞钱的思想”。规定：“自留地不准商品化，产品以自吃自用为主，社员搞家庭副业要以不影响集体生产为原则。农村手工业要纳入集体轨道，不得盲目流入城镇搞私捞。城镇招临时工要经批准，转钱回队”。
8月底，军队支左人员撤出地方单位，县武装部支左的干部按照上级命令，回武装部工作，县委由丁绍岚任书记，原担任县委书记的覃金合回军分区工作。
8月30日，8月24日至2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30日县、镇机关干部、职工、解放军1000多人在大府园集会庆祝“十大”召开。“十大”继续了“九大”的“左”倾错误，并且使王洪文当上了党中央副主席，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政治局内结成“四人帮”，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势力又得到加强。
9月9日，玉林县召开第二次贫下中农代表大会，作出了《在党的十大路线指引下，全县贫下中农动员起来，为尽快把我县办成大寨式的县而努力奋斗》的决议，选举产生了县第二届贫下中农协会委员会。
9月下旬，县、社两级组织宣传队884人，共进驻199个大队。其任务是：狠抓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批判资本主义倾向，抓好生产队领导班子的改选工作，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次运动又错批错斗了很多群众。
4月16日，县党委常委根据区、地关于批林批孔运动的部署，召开常委会议，部署批林批孔运动的作法，揭发批判修正主义。教育战线结合贯彻中央（74）5号文件，深入进行教育战线反回潮的教育，向师道尊严进攻，支持学生反潮流，学校教学秩序又一度出现混乱。
4月下旬至5月，玉林镇造反派部分成员，在关海山和地区造反派头头黄日南的支持下，以镇党委有“倒退”、“回潮”，打击“新生力量”，把革命三结合的群众代表“扫地出门”为借口，贴出了“揭发”县委副书记兼镇党委书记李清彪的大字报，多次组织批判大会，并扬言要整倒李清彪同志，向党委要权。同一时期，地委书记刘景荣、地委组织部长李寿山也遭受“造反派”的批判。城区各单位出现混乱。
6月至12月，县教育战线运用多种形式批林批孔，批“克己复礼”，“师道尊严”。在县师范举办了有公社文教组、高中负责人和部分小学领导共100多人参加的两期批林批孔骨干学习班。全县共举办骨干学习班245期，参加学习人数达79436人。举办儒法斗争学习班48期，参加人数有120864人，各学校还成立了理论小组3186个，理论骨干79000多人。这样，使中小学又出现混乱状态。
1月16日，县委决定，学习上海民兵建设经验，县成立民兵指挥部，李清彪任领导小组组长，李春义等7人任副组长（后增补李子英为组长，黄学裕为副组长），公社、大队也成立民兵指挥部。其任务是，组织民兵参加社会阶级斗争，搞“政治大扫除”，袭击敌人，防范和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举办“劳动教育学习班”，狠抓阶级斗争，大批资本主义倾向，大割资本主义尾巴。在“左”的路线指导下，大部分地区的民兵小分队随意捆绑斗打群众，以“割资本主义尾巴”为名，强行铲掉社员自留地的作物，砍伐自留果树和林木。
5月，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分批组织公社书记和革委会主任到大寨大队参观学习。
6月中旬，县召开农业学大寨总体战动员大会，提出“学大寨就要革命加拼命，早干早变，大干大变，不干就往坏里变”的口号。会后，全县掀起了开山辟岭大造大寨田的群众运动高潮，石南公社计划铲平13个山头，大搞人造平原，计划造田660亩；山心公社新连大队决心搬掉8座山，动5000方土也要造出一亩田；沙田公社丽良大队江洞生产队仅有20个劳动力，也全体总动员，决心搬掉一座山，要造7亩田。因没有按科学规律办事，结果山没有铲平，田没有造成，反而造成了严重的水土流失，破坏了生态平衡，劳民伤财。石南公社搞人造平原仅一个炮眼的爆炸，就用去硝酸铵11吨之多。浮夸风，瞎指挥严重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影响了农业的全面发展。
10月31日~11月6日，县召开贯彻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动员大会，参加大会人数有12324人。会上县委提出了关于全党动员，大办农业，苦战3年，建成大寨县的意见。
2月~4月，华国锋在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同志会议上代表中央讲话指出，当前就是要搞好“批邓”，批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错误路线。4月天安门事件发生后，中央错误地撤销邓小平同志的党内外一切职务。
天安门事件发生后，县召开声讨大会，号召检举揭发与天安门事件有关的人和事，致使有些干部被追查批判，被隔离审查。
8月，江青等人擅自印发《论总纲》、《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等3个文件，并诬之为“三株大毒草”，是所谓“邓小平修正主义纲领的产物”，横加罪名，发动批判。自治区从8月份起开展“批邓”、批“三株大毒草”和“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8月，玉林县委在山心召开“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大会，批判“三株大毒草”，会议还总结推广蒲塘公社龙平大队的所谓“批邓经验”。全县掀起“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高潮。
10月，“四人帮”垮台，县举行庆祝粉碎“四人帮”胜利大会，“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至此结束。
“文化大革命”十年，造成人们思想上的混乱，精神上的创伤，人身上的摧残和物质生产的损失是很惨重的。全市无辜死亡人数715人（其中枪杀332人，自杀360人，其他23人；国家干部职工114人，学生群众601人），造成冤假错案5071件（其中仅“新反团”有700人，“黑班子”937人，“地下党”受株连968人）。乱搜查、乱抄家，没收了一大批物资和错批错斗了一大批人。十年动乱，派性武斗，工厂停工停产，市场封闭，全县财政减收，损失达12亿8000多万元。中、小学停课串连“闹革命”、批斗，长期的混乱，贻误了一代人，其损失是无可估量的。
1983年3月至1985年9月，玉林市进行处理“文化大革命”遗留问题工作，对冤假错案和被错批斗5071人，进行书面平反3714人，其余口头平反，恢复名誉，有的复工复职，恢复党籍，并逐步退赔被查抄物资，对杀人凶手和犯了严重错误的党员、干部、职工、群众需定案处理的1021人进行了审查，作了定案处理，分别给予逮捕法办18人，即：庞业基（原县委副书记）、苏明槐（原福绵公社武装部长）、周垂堂（原福绵法庭庭长）、唐应森（原葵阳公社武装部长）、钟耀光（原仁东公社武装部长）、张光练、胡启初、廖盛祥、容显阶、莫诗云、陈德声、张山林、李雄、林坚、覃绍怀、陈经富、唐锡坤、牟甲武。开除党籍302人（其中42人清除出党），开除公职和开除留用13人，其他党纪处分189人，对死者伤残者及其家属给予善后经济补助338543.5元，包括抚恤金84360元，埋葬费70300元，扶养费67439元，孤幼、孤老、孤残（45人）扶养费5472元，遗属生活困难补助费32408.5元，房屋修理费34800元，因斗打致伤致残（418人）补助费43764元。另外，各企业单位自费开支抚恤、埋葬、扶养三费共18806.12元。通过“处遗”工作，无辜死者得到了昭雪，受害者死者家属得到了安抚，有关政策得到了进一步落实，混乱的思想得到了澄清，精神创伤得到了愈合，形成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两个文明建设正在健康发展。
来源：《广西“文革”档案资料（第十二册）》，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1987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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