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86-11-0 作者：中共玉林地委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
中共玉林地委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写《玉林地区“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6~1976）》（以下简称《大事记》）的目的，是依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精神，为了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巩固处理“文化大革命”遗留问题的成果，教育广大干部群众和子孙后代，实现长治久安。从历史的观点说，让《大事记》起到资政、教育、存史的作用。
编写《大事记》的原则是：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尊重历史，尊重事实，按照事情的本来面目，客观地加以记述。
《大事记》按事情发生的时间顺序排列，选择“文革”十年中比较重大的事情，用记述的方法编写。同时，尽量做到反映先后继起的各个事情之间的因果关系，使《大事记》能勾画出“文化大革命”发展的概貌。
《大事记》有关人物的记载，限于“文革”期间同事件发生的关联人物，而且只限与这些人物有关的最主要的事情。
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玉林地区是“文革”的重灾区，《大事记》把“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如何处理遗留问题，写上一二，以示对十年内乱，拨乱反正，正本清源。
限于水平，难免有错误和遗漏之处，敬希指正。
中共玉林地委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1986年11月
正当“四清”运动（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清经济）即将结束之时，玉林专区步入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先从文化教育战线开始，后转入机关厂矿和企事业单位，逐步扩展到乡镇山村。
5、6月间，按上级的布置，全玉林专区文化教育战线广泛地开展声讨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的“三家村”，批判广西作家陆地的“反革命反毛泽东思想黑帮、黑话”，要求充分认识进行“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
6月3日，玉林地委成立了“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
组长：熊福芝（玉林专员公署专员）
副组长：邹林（地委秘书长）
丘秀瑀（地委宣传部副部长）
成员：廖英东（专署文教局局长）
李清彪（地委办公室主任）
秦进德（专署办公室主任）
丁乐玉（玉林军分区政治部主任）
办公室主任：丘秀瑀
办公室副主任：张国德、赖宗全、梁成棠
下设教育组、文化组、简报组、秘书组共20人。
6月5日至14日专区召开各县（镇）“文化大革命”办公室专干会议，参加会议有190人，地委书记韦树辉在会上作报告，专署专员熊福芝作会议总结。会上学习毛主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论述，传达中南局书记陶铸的报告，传达区党委“文化大革命”会议精神，研究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对专区“文化大革命”作了部署。
一、要加强领导，面上的县和“四清”县的县团、分团，要建立专门机构，成立“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
二、发动革命群众干部，革命知识分子参加哉斗，壮大左派队伍。
三、搞“四清”的县，把“文化大革命”同“四清”运动结合起来搞。
四、当前“文化大革命”的重点，主要是抓学校，所有的中等学校停课10天左右搞“文化大革命”，学习毛主席著作和有关文件，批判全国、全区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把语文、历史课改学毛主席有关著作为主。
五、高、初中招生，只进行挑选、保送，不再考试。
6月15日，根据上级布置，地委“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分别派工作组进驻玉林专区重点学校，指导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以梁成棠为组长的11人工作组到玉林高中，以汤泽崇为组长的4人工作组到玉林专区卫校，以范克机、欧建初为组长的工作组到专区农校。随后，各县（镇）也先后派工作组进驻中学指导开展“文化大革命”。从此，专区的中学、中专半天上课，半天搞运动，并逐步全日停课搞运动，开展动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
6月18日，地委、专署在南江电影院召开地直单位职工干部大会，动员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熊福芝作动员报告，地直机关的“文化大革命”的序幕逐步拉开。
“文化大革命”运动重点是文化教育战线，小学要学习毛主席著作和《解放军报》编的《文化大革命宣传要点》，农村以公社为单位，召开贫代会传达宣传《文化大革命宣传要点》，县城街道、圩镇则组织居民声讨邓拓“三家村”和陆地等所谓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揪斗本单位的“牛鬼蛇神”。
工作组进驻学校后，即组织师生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在中南局“文化大革命”动员会上的报告和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韦国清在自治区“文化大革命”动员会上的报告，组织师生上街游行，采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法，迅速掀起揭发批判高潮。据地委“文革”领导小组资料记载：“玉林高中在短短的几天内，革命大字报贴满了大礼堂和4个教室，左派队伍正在形成，中间派开始分化，牛鬼蛇神正逐步暴露出来”。各学校还大搞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立“四新”（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玉林高中仅在20天的大鸣大放中，就把罗祺康（校长）、黄兆平（教导主任）、李毓询（物理教师）等6人列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来批判。各县（镇）中学也把一大批教师、学校领导作为所谓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来批斗。有的被罚跪、戴高帽游斗，宣布为“牛鬼蛇神”，不得自由行动。
6月24日，北流县平政初中教师黄运球，因被揭发是地主分子和有不正当男女关系问题，被批斗后投河自杀；贵县木格中学校医梁厚联因被批斗服毒自杀。这是玉林专区“文化大革命”最早发生的死人事件。
进行“四清”的玉林县、北流县的中学“文化大革命”运动搞得比较猛烈，据地委“文革”领导小组资料记载：“四清县的27所全日制中学，教职工1098人，通过大鸣大放，有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的重点人物就达104人，其中支部书记、正副校长13人，7所中学的领导权在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手里，教师队伍严重不纯，桂平浔高64名教工中，有历史问题的28人”。
7月16日，开始集训教师。据自治区布置，地委“文革”领导小组决定利用中小学放暑假期间进行集训20天，中学教师在玉林高中集训，小学教师在县城集训，中学集训自7月16日至8月上旬，全专区53所中学，参加集训的教师有1421人，还有学生代表145人，“四清”工作队队员151人。学习毛主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论述，学习《解放军报》的文章《文化大革命宣传要点》和《红旗》社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等。开展大鸣大放、揭发批判。据资料记载，“通过鸣放揭发，初步揪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和“牛鬼蛇神”及问题严重的有149人，确定重点斗争对象15人，即罗国杰（博白一中校长）禤健（专区卫校副校长）、周昶旦（容县初中副校长）、吕泉（陆川中学教师）等”。各县（镇）在集训小学教师中，也定出了一批重点批斗对象。
8月12、13日，各县（镇）先后召开了学校师生员工和机关干部大会，贯彻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16条），学习毛主席8月5日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播放了中央“文革”负责同志的讲话录音，公布了区党委《关于撤销大、中学校文化大革命工作组的决定》。在玉林专区召开的师生和机关干部大会上，熊福芝同志在会上讲了话，进驻学校的工作组于8月22日撤离学校，一些学校师生还要求工作组回校公开检查错误，随后各学校成立了“文化大革命”筹委会，取代工作组领导学校“文化大革命”。
8月底，为了应付红卫兵、学生频繁的上访，地委“文革”领导小组成立了群众接待站，秦进德任接待站主任。
9月2日，专区农校300多人到地委群众接待站，要求地委“文革”领导小组同意他们全部赴京取经，地委领导没有同意，经解释后才离去。
9月2日，专区医院职工和护士学校学生200多人到地委群众接待站，要求立即撤销孟凡印党内外一切职务，熊福芝、高纯一出面接待，说撤职要地委研究才能答复，他们坚持要马上答复，不然不走，在强烈要求下，地委“文革”领导小组几位领导即临时研究，确定接受罢免孟凡印专区医院党委书记职务的要求，宣布后他们才离去。接着专署卫生科、专署体委等单位的干部也送大字报到地委接待站，要求撤销本单位领导的职务。
9月6日，北京市第五中学学生吴耕民等5人到地委群众接待站，赖宗全接待，并介绍他们到玉林高中串连。晚上，玉林高中召开大会，吴耕民等人介绍北京“文化大革命”情况，并说地委“文革”领导小组对他们的革命串联多方刁难，表示支持玉林高中学生出大字报“炮轰玉林地委”。
9月上旬，各中学先后成立了红卫兵组织，并酝酿准备外出串联。
9月7日，玉林高中学生到地委专署造反，上午，玉林高中学生黄秀春（女）等11人，拿“炮轰玉林地委、专署”大字报到地委、专署张贴。学生吴植广带领28名学生，带上“锄牌声明”扛锄头冲进专署大门，质问专署工作人员为什么不铲掉“专员公署”牌子，接着有500名学生冲入地委、专署大院大吵大闹，吴植广等人即动手锄毁“专员公署”4个大字。一些人则推拥熊福芝专员到办公大楼前广场的凳子上站了一个多钟头，进行斗争。一部分人冲入办公楼及宿舍搜查，一些人高呼“炮轰玉林地委！”、“玉林地委是黑店！”“除了毛主席、林彪的话外，谁人的话都不准听”，这是玉林地委、专署第一次被冲击。
9月7日下午，玉林高中召开大会，由学校“文化大革命”筹委会杨成森主持，批斗了地委“文革”领导小组副组长丘丘秀瑀等人，并要求地委撤销丘秀瑀地委“文革”领导小组副组长的职务。
9月8日，北京市第五中学的吴耕民等5人，通过玉林县委“文化大革命”筹委会在人民体育场召开城区主要学校高中师生大会，吴耕民等介绍北京“文化大革命”和打死人的情况。
9月9日，北京师范大学学生谢宏微（玉林人）、彭仁芳（陆川人）等5人到玉林高中串联，散发《告玉林县革命师生员工书》，提出“不管他是什么校长、支书、文教局、县委、地委，都毫不例外地进行炮轰”。“我们就是串乱队”。
9月份，地直和县直各单位也成立了“文化大革命”筹委会和“文革”小组，大单位为“文革”筹委会，小单位为“文革”小组。
随着运动的发展，红卫兵不断冲击地委、专署机关。地委、专署机关成立了赤卫队，由秦进德任队长。
9月中下旬，接上级布置，各中学挑选学生、红卫兵代表上北京接受毛主席检阅。
9月13日，玉林专区首批学生、红卫兵代表371人乘火车赴北京。
9月20日，广西银行学校成立玉林第一个红卫兵组织“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称毛主席是队长，葛冲（学生）是副队长，成立后即往外地串连。接着玉林高中645班也成立了“毛泽东主义红卫兵”。
9月21日，第二批红卫兵、学生代表900人乘火车赴京。
9月23日，第三批红卫兵、学生代表200人乘火车赴京。
《毛主席和百万“文化大革命”大军在一起》纪录片到玉林，各单位撑旗打鼓，兴师动众去车站迎接影片。9月23日在玉林专区隆重上映。
根据林彪指示，大搞个人崇拜，大量印制毛主席像章、像片、著作，在县城圩镇显目处都要建造大幅的毛主席画像、毛主席语录，致使红漆油供应极为紧张，不管耗资多少，财务部门都要保证开支。
9月25日，玉林高中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改名为“毛泽东思想战斗队”，发表宣言，负责人是梁传嘉、欧家富，当天印发“炮轰玉林地委”传单，散发到学校，贴到大街上。
9月27日，第四批红卫兵、学生代表1100人赴京。
到9月28日止，玉林高中先后成立了“锋火战斗队”、“革命造反战斗队”、“烈火战斗队”、“红旗战斗队”、“八一八红旗战斗队”、“青年真理战斗队”等红卫兵组织。各县中学也成立了各种名称的红卫兵组织。这些组织开始多以班为单位组成，处于独立，以后就围绕着打不打倒韦国清（区党委第一书记）、伍晋南（区党委书记）；打不打倒本地区、本单位的当权派，而进行各种宣传活动。
10月1日，玉林城区机关干部职工、学校师生30000多人在人民体育场集合，隆重庆祝建国17周年。地委“文革”领导小组长熊福芝在大会上讲话，工、农、兵、学生各界代表发言，并进行大规模游行。
10月5日，专区农校红卫兵发出“最紧急、最强烈的要求！！！”传单，说“玉林专区‘文化大革命’，开展3个多月仍是冷冷清清，有很大阻力，要求地委立即召开群众大会，表明立场态度，自我批评，引火烧身”。煽动“火烧地委”、“炮轰地委”，掀起“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浪潮。
据当时“文革情况资料”记载：（1）红卫兵组织情况，至10月6日止，全专区已有红卫兵9145人；（2）革命串连情况，组织红卫兵、学生代表到北京接受毛主席检阅，进行参观取经的有4700人，到其他地方串连的有543人；（3）全专区除平南县外，地委、专署和各县（镇）的党政领导干部，都受到“炮轰”批判。
10月10日，地委“文革”领导小组副组长丘秀瑀同自治区联络组人员到专区师范学校了解“文革”情况。被红卫兵、学生扣留围攻10多个小时，到晚上11时才准离校。
10月11日，专区师范学生带上“炮轰玉林地委”大字报，从容县徒步赶往玉林地委，玉高红卫兵知道后，即派出50多辆自行车前去接运。各红卫兵造反组织相互支持，联合造反。
10月12日，专区农校、师范、玉林高中、广西银行学校的红卫兵负责人在地委群众接待站召开会议，地委“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派人参加。为了把各地红卫兵组织逐步联合起来，确定成立玉林专区红卫兵联络站（相当于临时总部）。联络站主任申志民（专区农校学生）、副主任施国泰（专区师范学生）、宁文尤（玉高学生）。
10月20日，专区红卫兵联络站召开会议，研究如何组织外出串连问题，决定由地委“文革”领导小组进京办公室（当时安排学生上北京的临时办公室）和各学校选派1名代表参加安排学生外出串连，把每天乘火车的名额分配到各学校。
关于串连情况，据地委“文革”领导小组资料记载：仅10月28、29两日，玉林专区中等学校外出串连的人数就达2137人。玉林师范红卫兵发表重要启事，宣称“我们90人是为了配合各兄弟学校共同炮轰地委和专署文教局走资派，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决定到外地学习取经，回来后更好地战斗。”从此，各县中学师生也相继外出串连，接着出现了徒步串连长征队。红卫兵、学生外出串连由国家财政开支发给生活费。为了解决大量串连人员的食宿问题，专区和各县（镇）成立了红卫兵接待站。铁路、公路、航运的主要交通要道都设接待站，规定不准收住宿费，给串连队免费供应纸张、油墨印刷或书写传单。到11月17日止，开始串连仅1个多月，我专区接待外地的串连人员就达2187人，串连时间一直持续到1967年春节才逐渐结束收队，耗费了国家大量的资金财物，仅陆川县“文革”接待站在一年之内总共开支了640000多元。
地委党校以黄日南、赖宗全、王叙镇为首的一批人到外地串连回来后，即开始向地委造反。地委党校的造反组织成为当时掀起造反影响较大的组织。
11月22日，专区农校“北上敢闯队”在玉林印发《炮轰玉林地委一小撮走资派老爷》传单，列举地委所谓“十三大罪状”。从此，批判、攻击玉林地委的大字报传单逐渐增多。
12月17日，红卫兵组织在南江电影院召开批判丘秀瑀大会，提出要打倒丘秀瑀。在红卫兵造反派的压力下。玉林地委被迫决定撤销丘秀瑀的“文革”领导小组副组长职务。接着地委秘书长、地委“文革”领导小组副组长邹林受到攻击批判。
12月中旬，传达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指示》规定：“农村文化大革命，也要采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实行大民主”。“领导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机构是贫下中农文化革命委员会”。此后，农村普遍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和各种造反派组织，各级乡村干部被斗，“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席卷广大农村。
12月20日，成立玉林专署机关“文化革命委员会”。委员会主任谭永（文教局干部）、副主任陈芳修（粮食局干部）、卢明发（计委干部）、委员有易文杰（经委干部）、沈乃坚（专署办公室通讯员）等15人。地委机关也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委员会主任吴奇华（团地委干部）、副主任李寿仁（农村部干部）、委员有杨华（组织部干部）、陈世球（宣传部干部）、黄家华（监委干部）、刘文雄（地委办公室干部）、刘世光（农办干部）等7人。由“文化革命委员会”领导地委和专署机关的“文化大革命”运动。
12月25日、26日，玉林高中“野战兵团”（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发起并主持召开“批判韦树辉为首的玉林地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地、县（镇）、各机关、厂矿职工干部、各学校及外地串连的红卫兵、师生共10000多人参加。韦树辉在大会上作检查，各红卫兵组织代表在会上作揭发批判。除了要韦树辉同志在大会上作检查外，还把张达明、熊福芝、邓允萃、李清彪、丘秀瑀拉到会场进行批判，点到名字就上台，回答造反派提出的各种问题。这次批判大会的召开，对全专区的形势影响很大。各县（镇）也纷纷拉开了向各级党政领导干部进行揭发批判的序幕。
北流县县委、县政府领导黎济武、李强增、周桂森、刘仲华等同志被斗靠边站，受到长期审查。接着北流县“四清”工作团团长祖振兴（地委副书记）也受到批判。县委造反派贴出了《炮轰官老爷祖振兴》大字报。
容县县委书记丁绍岚等领导干部也受到红卫兵造反派猛烈批判、斗争，被拉到万人大会上作检查。从此，丁绍岚同志被造反派长期关押审查，毒打致重伤。
陆川县刷出了“打倒李明加！（县委委员、宣传部副部长）、炮轰杨志庆！（县委书记）”标语。李明加同志是陆川县第一个被戴高帽斗争，被罢官的领导干部。
桂平县红卫兵造反派召开了万人大会，勒令张为周（县委书记）、何奎（专署副专员、“四清”工作团团长）在大会上作检查。接受批判斗争。
12月29日，地委、专署机关“文化革命委员会”抽调了170多人赴各县参加学毛著大会，宣传地专机关的所谓大好形势，还印发了20000份呼吁书带往各县散发。呼吁书列举了地委、专署副部长以上负责人名单，鼓动群众揭发批判。
1月、地委、专署领导韦树辉、熊福芝在被深入批判、斗争中，处境渐渐困难，个别领导干部出于个人目的需要、进行反戈一击，同韦树辉、熊福芝划清界限，在行署会堂召开的一次批判会上，魏益年，蒋昌永带头挥手呼喊“打倒韦树辉！打倒熊福芝！”。在此期间，地委农村部以陈育诗、熊景德为代表。带了一批人去博白专搞邹林（曾任博白县委书记）等同志的黑材料。查回来之后，讲邹林在博白搞“邹家皇朝”，说邹林前任博白县委书记邹优宁是“邹家皇朝”始祖，邹林是“邹家皇朝”主帅，周秀英是“邹家皇朝”副帅，接着在地委反复批斗邹林和周秀英同志。红卫兵造反派对各县（镇）的党政领导干部的批判、斗争又进一步升级。
北流县“红联总”造反派于1月4日召开万人批判大会，还勒令县委副书记黎济武、县长李强增等领导干部背粪箕、敲面盆等进行游街。
在玉林县，造反派勒令县委领导交出权力，组织人员炮制县委书记林挺柱、县长曹凤举的“罪行”材料。以“假党员”、“叛徒”等罪名进行批斗，并采取拉去进行假枪毙方式威迫认罪。
在博白县，先是大肆批斗“邹家皇朝”，造反派到处张贴、散发所谓“邹家皇朝”的黑材料，把60多名党政机关干部作“邹家皇朝”的人进行批斗。之后，甘焕杰（县委书记）、张平（县长）等领导干部受到长期的批判斗争。
受上海“一月风暴”、“全面夺权”浪潮的影响，红卫兵、造反派一面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领导干部，一面酝酿着准备夺各级领导的权。
1月24日，玉林地委、专署被夺权。地委、专署机关的“文化革命委员会”于23日晚在地委会议室联合召开地委、专署各部、委、办造反派组织头头会议，策划夺取地委、行署领导权。会议认为：地委、专署的权应由地委、专署两个机关的“文化革命委员会”夺权，不能让大院外单位进驻夺权，会议决定于次日夺权。会后，连夜仿照上海夺权通令的内容，拟草了几条夺权通令。24日上午，在地委灯光球场召开大会，把地委、专署的领导也叫来参加。会上由吴奇华宣读夺权通令，叫韦树辉表态，韦树辉被迫表态，表示愿意把权交给革命造反派，接着就敲锣打鼓庆祝夺权胜利。
1月26日，邹林的地委秘书长职务被撤。1月下旬，地办等单位8个造反组织派出代表陈育诗、李寿仁、江基等人带着一份《坚决把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邹林打倒！斗垮！斗臭！》材料上南宁，强烈要求区党委撤邹林和周秀英（邹林妻子）的职务。在造反派的压力下，区党委于26日作出《关于撤销邹林玉林地委秘书长的职务》和《关于撤销周秀英的玉林专区妇联办事处主任的职务》的决定。此后，邹林、周秀英同志受到长期的残酷的批判斗争。
1月29日，地委、专署被第二次夺权。24日以吴奇华为首的进行第一次夺权后，以林坚、李雄为首的专区“革命工人联合总部”的造反派进驻地委、专署大院，攻击24日夺权是假夺权，真保皇，说“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想夺取地委、专署大权，与地委、专署机关的“文化革命委员会”的负责人进行了激烈的论战，因受到机关造反派的强烈反对，站不住脚。林坚、李雄等被迫撤出地委、专署大院。隔一、二天后，林坚、李雄等造反派经研究后，再次进入地委、专署大院，采取拉拢、分化瓦解的办法，向黄日南、陈育诗等人活动。由于得到军代表李坚的支持，黄日南、陈育诗等人很快向“革命工人造反联合总部”靠拢。于是出大字报列举地委、专署机关“文化革命委员会”的7条罪状，公开责难第一次夺权，吴奇华被迫作检查。接着，李寿仁、陈世球等人宣布退出第一次夺权委员会，使第一次夺权处于不宣而散的局面。29日，以林坚为首的“革命工人造反联合总部”同地委、专署机关、玉林高中等47个造反组织宣布成立“夺权行动委员会”，并召开誓师大会，宣布正式接管地委、专署大权。
“夺权行动委员会”负责人：林坚（汽车总站工人）
成员：杨华（地委组织部干部）
谭泳（专署文教局干部）
李雄（插秧机厂工人）
陈方修（专署粮食局干部）
黄育安（电业公司工人）
为了扩大影响，促进各级夺权，第二次夺权后不久便召开电话会议，“夺权行动委员会”负责人林坚不知电话会议怎样开法，只好把专署副专员蒋昌永找来，让他在电话会上讲话，蒋昌永说：“我们支持造反派的夺权行动，各县（镇）要相信他们，要积极贯彻执行”。在此期间，地直机关各单位造反派也在这时先后夺了本单位的权。各县（镇）、各系统的造反派组织也先后成立“夺权行动委员会”，夺取各级政权。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大部份被斗靠边站，各级党政机关处于瘫痪。
2月9日，贵县贵城镇党委书记覃谨英被拉去游斗后死亡，开创了领导干部被游斗死亡的先例。此后，各地陆续出现被斗死人现象。
2月下旬，贯彻毛主席关于“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和广大群众”的号召，军队要“三支”、“两军”（即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玉林军分区和玉林驻军开始介入地方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由于当时的各级政权被“炮轰”。领导干部被斗靠边站（即被罢官），工人造反派和机关造反组织虽然成立“夺权行动委员会”，但控制不了局势，从此，玉林军分区和各县（镇）人民武装部在支左中逐步掌握了地方的党政大权。
2月21日，成立了以玉林军分区为主的“玉林专区生产办公室”。办公室主任廖前珍（玉林军分区副司令员）、副主任蒋昌永（专署副专员）、黄育安（地区电业公司工人）。
3月7日，玉林军分区党委决定，成立在玉林军分区领导下的“玉林军分区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
主任：曹德潜（玉林军分区司令员）
副主任：廖前珍（玉林军分区副司令员）
金文秀（6977部队负责人）
丁乐玉（玉林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
蒋昌永（专署副专员）
委员：黄凤山（一八三医院院长）
卫克和（443部队主任）
高纯一（区监察委员会驻玉林监察组长）
王德峰（地委组织部部长）
李源善（公安处副处长）
办公室主任：蒋昌永
副主任：覃金合、覃宏球。
玉林军分区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成立后，各县（镇）也先后成立在人武部领导下的“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逐步取代了“夺权行动委员会”，指挥部实际上是行使党政大权。
4月份，玉林地专机关造反派主办铅印的《风雷激》小报。主编有赖宗全、陈旭生、梁福汉、覃汉周等人，记者有陈天成、陈家昆等人。此报后来成为“联指”派的主要宣传喉舌。该报在批判刘少奇、邓小平、陶铸，诬陷地委、专署领导干部、宣传派性等方面推波助浪，影响恶劣。
4月13日，玉林军分区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发出“关于深入彻底批判大毒草《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通知”。要求运用各种宣传工具，开展革命大批判，把大批判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来完成。
5月18日，玉林军分区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召开专区农村政治工作会议，专题研究布置开展革命大批判。主要批判所谓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刘、邓、陶，以及在广西的代理人伍晋南、贺希明等和各单位的“走资派”。
4月份以后，红卫兵造反派逐步形成了两种观点：一种观点是支持韦国清（区党委第一书记）站出来闹革命，打倒伍晋南（简称支韦打伍）；一种观点是支持伍晋南站出来闹革命，打倒韦国清（简称支伍打韦），这两种对立的观点，逐步发展成为两大派对立组织。
6月9日，玉林地委、专署支持韦国清。打倒伍晋南观点的造反派成立“6769指挥部”。指挥部负责人是林坚、黄日南。由于形势的发展。于8月将“6769指挥部”改为“广西玉林专区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简称“联指”，玉林专区支韦打伍派组织由此指挥部领导。接着，支持伍晋南，打倒韦国清观点的造反派成立“广西4·22玉林革命造反派大军指挥部”，简称“4·22”，玉林专区支伍打韦派组织属此指挥部领导。
广西玉林专区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领导班子名单：
总指挥：林坚（玉林汽车总站工人）
副总指挥：欧家富（玉高学生。毛泽东思想战斗队负责人）
政委：黄日南（地委党校辅导员）
政治部主任：李雄（专区插秧机厂工人）
副主任：俞瑞祥（自治区银校干部）
宣传部长：陈家广（玉林县银行干部）
作战部长：张山林（玉林县三轮车社集体工人）
副部长：侯兴华（专区建筑公司干部）
副部长：林海光（玉林专员公署计委干部）
联络部长：张平（玉林专区卫校学生）
后勤部长：易文杰（专区经委干部）
副部长：谢树源（玉林县政府人事科干部）
办公室主任：王叙镇（地委党校干事）
副主任：陈育诗（地委农村政治部干部）
广西“4·22”玉林造反大军领导班子名单：
总指挥：文业章（宝林镇州佩大队社员）
曾志廉（玉林柴油机厂技术员）
副总指挥：蔡梓权（玉高学生）
宣传部负责人：陈建诗（玉林一中高中学生）
作战部负责人：盘文贵（桂林七○一步校学生）
组织部负责人：蔡梓权（兼）
后勤部负责人：邓福明（玉林县轻工局干部）
办公室负责人：焦植兴（地区手工业局财务科长）
6月，玉林专区“联指”成立由罗贤操负责的熊福芝专案组，搜集黑材料。诬陷迫害熊福芝同志为叛徒。
自6月份开始，玉林军分区和各县（镇）人民武装部公开表态支持“联指”。由于“联指”得到军队的支持，“联指”组织得到扩大，全专区持“联指”观点的人数约占持派性观点总人数的70％，持“4·22”观点的约占30％，形成了支一派压一派的局面。
6月初，戚本禹发表《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攻击刘少奇文章，普遍开展对刘少奇的批判。6月9日，专区造反派联合召开了20000人的批判誓师大会，按上级印发的所谓“党内最大走资派刘少奇滔天罪行”进行批判。
6月，刘碧荣主动找陈立、吴厚恩、陈世球、李寿山等人研究策划秘密审干，开始搜集整理地委、专署领导干部的黑材料。
7月6日，玉林军分区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发出《关于成立学习毛主席著作小组的通知》，领导小组组长曹德潜、副组长廖前珍、周德银、蒋昌永、丁乐玉。各县（镇）也先后成立了学习毛主席著作领导小组，开始大量印发红宝书《毛泽东选集》和最高指示《毛主席语录》。几乎人人都有红宝书和最高指示，个个佩带毛主席像章。形成声势浩大的学习毛泽东著作和崇拜毛泽东的群众运动。
玉林专区“联指”和“4·22”两大派组织形成后，围绕着支韦打伍、支伍打韦为中心问题的争论，愈演愈激烈，矛盾尖锐，从文斗发展到武斗，双方都建立据点，修筑工事，并自制武器，而且双方都设法弄到枪支弹药，搞武装力量。外地也常发生抢枪事件。此时，专区“联指”酝酿抢夺玉林军分区独立营枪支的计划。
6月24日，桂平县发生“6·24”武斗事件。24日桂平县“联指”和“4·22”各聚集1000多人，在县城用竹棍木棒武斗。这次武斗持续到27日，“4·22”派受伤20多人，“联指”派伤10多人。由于“联指”得到武装部的支持，“4·22”的据点被击破，抓获“4·22”派100多人，分别关押在县人民礼堂、县招待所。
6月24日，原中共博白县委常委、副县长李第槟同志被诬陷、迫害含冤去世。
8月7日，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发表砸烂公、检、法的讲话，传达后，地、县公安处（局）、检察院、法院受到造反派的冲击，有的红卫兵造反派进驻公、检、法，公安处（局）、检察院、法院处于瘫痪。
8月19日，桂平糖厂“联指”头头、厂斗批组副组长曹汝贞主持批斗糖厂秘书欧炳才（县级干部），曹汝贞布置谭绵富等人把欧炳才活活打死，并把尸体抛下郁江。
8月上旬、中旬，玉林专区“联指”由黄日南主持两次召开常委会，“联指”各部头头王叙镇、易文杰，玉林县（镇）的周祖禧、谢树源等也参加会议，专门研究制定抢夺军分区独立营武器的计划方案。最后会议决定：（1）8月22日晚夺枪；（2）由卫校、玉高“联指”观点红卫兵出面夺枪，“联指”总部派车和人接应，把武器拉回地委大楼；（3）组织人员在宁屋角至专区医院一带监视“4·22” 派活动。
8月22日，专区“联指”实施抢枪计划，晚上12时开始行动，由张平、李雄带领300多人进入独立营。
“4·22”发现“联指”抢枪后，即鸣锣集中人员冲入独立营企图阻止“联指”抢枪，并与“联指”警戒人员发生殴斗。由于得到军分区的默许，专区“联指”仅用了2个小时就完成了抢枪计划。运走独立营300多支枪和一批弹药。与此同时，玉林县“联指”也抢走县武装部仓库的武器弹药。
8月23日，玉林“4·22”指挥部强烈要求军分区命令“联指”交回抢去的武器，两派代表到军分区谈判。8月24日玉林专区“联指”把没有撞针的二三十支枪送回独立营，以此缓和局势，但“4·22”坚持要军分区公布交回的枪支数字，再三要求军分区收回“联指”抢去的全部武器。“4·22”多次冲击“联指”藏枪地点，使“联指”常处于紧张状态，在各方面的压力下，“联指”于8月底把抢到的武器交回独立营。
玉林军分区支持“联指”，引起“4·22”的不满，常常指责军分区支派不支左。由于从军分区到县（镇）武装部都一致袒护“联指”,“4·22”派与玉林军分区矛盾逐步加剧。
8月份，周恩来总理第五次接见广西两派代表，肯定“4·22”是革命组织。“联指”内部动荡，处于被动，怕军分区支左转向，多次召开会议研究，争取军分区不转向。此时，军分区沉默了一段时间，但不久仍支持“联指”，反对“4·22”。
8月23日，北流县发生大型武斗事件。县“联指”负责人黄乃丰、宁培琳、许武林等人策划拔掉“4·22”在城区的据点。“联指”动用汽车12辆，调动工人、农民3000多人进城攻打“4·22”据点，围攻持续5天，把“4·22”据点全部攻占，“4·22”大部分人员被俘。这次武斗事件，“联指”派死1人，“4·22”派死9人（多数是俘虏后被杀）。“联指”在5天的攻打中，吃去国家大米20000多斤，用款4000多元。
8月23日，桂平县麻垌区黄、李两姓开始发生宗派械斗。这一场由“文革”期间无政府主义影响而发生的长期械斗，牵涉到广东、广西的20个县（市），双方动员了数千人参与械斗，开始用棍棒打，后使用枪炮弹药，使用民兵武器，轻机枪7挺，步枪119支，冲锋枪8支，手枪6支，历时6个月零10天，双方共被打死5人，伤31工人，烧毁房屋543间。
8月30日，博白县“联指”派观点的红卫兵司令部派人到玉林揪邹林回博白批斗。掀起批判揭发所谓“邹家皇朝”、“邹修集团”，诬陷曾任过博白县委书记的邹优宁、邹林同志。
8月31日至9月20日，博白县造反派拉邹林、张平（博白县长）等人到各圩镇游斗。
9月上旬，专区和各县造反派（“联指”观点）进驻公安处（局），宣布砸烂公、检、法。
9月2日，玉林专区“联指”在体育场主持召开有城区红卫兵、各单位造反派和群众参加的万人批斗大会，揭发批判“玉林专区党内最大走资派韦树辉”。玉林县、玉林镇也召开了大会批斗林挺柱（县委书记）、刘傅勇（镇委书记）等领导干部。其他各县也召开大会，批判县委、县政府领导干部。
出于造反夺权的需要，专区“联指”成立斗批办公室，刘碧荣、罗贤操等人为斗批办公室负责人。该办公室组织人员先后进行36次外调，整理韦树辉、熊福芝、祖振兴等人的黑材料。
9月7日，玉林镇“红缨兵团”红卫兵冲击地委机关，强押韦树辉、熊福芝上街游斗。
9月7日，容县黎村“4·22”派攻打同心区“联指”，夺取“联指”派民兵26支枪。
9月13日，容县黎村“联指”负责人覃绍柏任总指挥，周达昭任作战指挥，在四维四面山头设岗哨、架机枪，向“4·22”派据点开枪。“4·22”派播振杰任指挥还击，并攻下“联指”据点，把“联指”的周恒彬、何启绍打死。黎村两派矛盾尖锐，是当时玉林专区两大派组织武斗最激烈的地区。
9月26日，容县黎村“4·22”派在途中伏击“联指”谈判代表，把马耀光、梁英棋打死。“联指”进行报复，当晚把抓获“4·22”派的江文苏等6人枪杀。
6—9月间，地委、专署机关两大派组织情况，地委书记韦树辉、专员熊福芝被斗靠站边后，地委“文革”领导小组已瘫痪。“夺权行动委员会”也无法控制局面，实际是军分区抓促指挥部掌权。地委、专署各部、委、局成立的战斗队造反组织，为了达到共同造反的需要，两派都产生了联合的愿望，建立了“服务组”之类的联络机构。7月18日，地委宣传部的“东风战斗队”和专署农政、农办的“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正式提出地委、专署机关革命大联合的倡议，得到大部分战斗队的响应，只有组织部的“红旗战斗队”宣布退出“联指”，成立“东方红兵团”加入“4·22”派。不久，各派战斗队均响应大联合，进行了初步的谈判，但只是暂时缓和矛盾，没法实行诚意联合。
关于玉林专区两大派组织总部情况，为了实现联合斗争“走资派”，“联指”总挥指部于6至9月份先后9次向“4·22”总指挥部发出大联合倡议书。倡议书指出：“由于闹分裂，大部分精力放在双方论战，搞乱了阶级阵线，有的走资派被置在一边得不到批斗……倡议两派进行大联合”。但各地两派武斗不断升级，对立情绪加剧，“4·22”指挥部未予答应“联指”指挥部的倡议。
7至9月间，两大派组织为了扩大自己的地位影响。都有把可打倒可不打倒的地委、专署主要领导拉到自己这派的意图。对领导干部采取又打又拉的手法，即拉不过来就打倒。当时专员熊福芝被批斗较多，打倒已成定局，“联指”通过派人向韦树辉活动，要韦树辉站到“联指”这边，玉林军分区副政委孙景芳和王政治曾找韦树辉谈，要韦树辉站到“联指”这边，韦树辉不表态，后又派黄日南找韦树辉，韦树辉说“你们‘联指’斗、打我，又跪又坐喷气式，我看不惯你们，而‘4·22’，没斗、打我”。拉韦树辉过来没成功。为了防止韦树辉被“4·22”拉过去，不久，专区“联指”就秘密关押韦树辉同志。
8、9月间，陈世球在地委灯光球场主持批斗张达明（地委副书记）大会。在批斗中，张达明同志被小车司机王德等人拳打脚踢，使张达明同志的身心受到摧残，还把张达明同志拉到容县同丁绍岚同志一起进行批斗。
9月29日，经各中学红卫兵组织协商，成立“玉林专区红卫兵联合指挥部”，在玉林召开庆祝大会。此指挥部后来围绕专区“联指”指挥部开展活动。
9月30日，罗贤操在《风雷激》小报上发表《大叛徒熊福芝是怎样混进党内的》。诬说熊福芝同志是由一个特务分子、假党员介绍入党的。熊福芝同志据实否认。遭到“联指”斗批组的罗贤操、余廉、廖刚、苏礼光、韦乃顾、陈红、徐峰等人的审讯、罚跪，并用带刺树枝拷打，多次残酷审讯、逼供。强逼熊福芝同志在1968年1月21日书面承认是“叛徒”，后被专区“联指”造反派长期关押、批斗。
出于造反夺权的目的，专区“联指”两次印刷陈旭生、陈世球、李胜钦、陈子亮、刘碧荣、林达燊、罗贤操等人编写的《韦树辉三反言行100例》和赖宗全搜集汇编的《打倒韦树辉》共10000多份。印刷费经刘碧荣批准，由专区行政经费开支。这些材料散发后，造成很坏影响。陈世球、刘碧荣、陈旭生召开批斗大会，批判斗争韦树辉同志。地办“井岗山”总部（总部负责人陈世球、刘碧荣、陈旭生、李寿仁等人）两次发出打倒韦树辉动员令。此时形势急转直下，韦树辉同志处境困难。
为了彻底打倒韦树辉同志，地专机关“联指”造反派提出要打倒“三家村”、“李家店”，把邓允萃（农村政治部主任）、张达明（地委副书记）何奎（专署副专员）说是“三家村”，是韦树辉的得力干将，把李恩潮、李清彪、李信育、李特4位同志说是“李家店”，是韦树辉的主要支持者。为了达到其目的，造反派把他们分别立案审查，搞黑材料，写大字报进行攻击诬陷。
9月30日，玉林“联指”派红卫兵在大府园操练，被“4·22”派州佩战斗队七八十人冲击殴打，打伤100多人，重伤10多人，这是“9·30”事件。此后，双方经常在会场等公共场所发生磨擦，此时，常常是“联指”派挨打吃亏。
10月间，林坚、黄日南召集王叙镇和玉林镇“联指”头头陈家广、文显著、张木成等人在玉林县公安局开会，研究策划抓个把“4·22”杀掉示众，给“4·22”抹黑，长“联指”的威风。经策划，张山林、莫东云、周德庆、张柏松抓获州佩大队的杨熙普（13队社员，28岁，已丧父母，无亲属，不参加两派活动）。抓到杨熙普后，黄日南、林坚、王叙镇、陈育诗、陈家广、李雄等人在地区党校开会，研究如何处决杨熙普。决定为掩人耳目，加给杨熙普是“4·22”的“情报员”、“坏头头”、“劳改犯”、“四类分子”等罪名，由镇“联指”文显著、冯昌华负责处决杨熙普。于晚上把杨熙普拉到旧市场通往三叉路口处用木棍、石头打死。并附处决“罪状”陈尸大市场示众，以此威慑“4·22”派。
10月10日，玉林“双十”事件。10月上旬，玉林“联指”卫东彪战斗队在城区五灯坡宣传演出，被“4·22”派冲击，“联指”黄日南、林坚、张山林、李雄和县（镇）“联指”谢树源召开常委会研究，策划布置打击报复“4·22”派。10月10日晚，由工人“联指”、镇“联指”组织4个小队分别埋伏十字街四周，当“4·22”派冲击“卫东彪”宣传队演出会场时，即遭到“联指”战斗队的围攻，当场把“4·22”派的陈秀明打死，打重伤2人。这是玉林城区武斗的第一个死者。陈秀明被打死后。“4·22”派一连两天抬尸体游街示众，高呼“血债要用血来还”。
11月4日，容县黎村“联指”派负责人梁福可、梁锦绵等人研究决定，以“4·22”派抢粮为由，组织灵川 、杨海、石寨3个公社的武装民兵攻打“4·22”的据点。由孔令炽率领民兵排打头阵，直插黎村，因孤军深入，队伍被打散，孔令炽于当晚被打死。6日，县“联指”派黄奎芳为总指挥调动力量围攻“4·22”花果山据点，当“联指”进攻时，枪声响后，“4·22”派撤退，并组成反包围圈同“联指”激战，双方交火4个多钟头，“4·22”打死“联指”25人，俘虏51人。
10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中小学复课闹革命的通知》，由于两派斗争激烈，教师被斗，一些学生参加两派搞武斗，一些学生回家，无法复课。
11月5日，贯彻毛主席关于“要斗私批修”和“要办学习班”的指示，玉林军分区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举办第一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有各县、公社、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领导400多人，由曹德潜主持。
11月11日，玉林军分区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发出《关于进一步开展农业学大寨的通知》，组织人员到大寨参观学习，回来后到各县（镇）宣传介绍大寨经验，实行大寨式的评工记分办法。
11月13日，韦树辉发表声明，由于“联指”派猛烈地攻击、诬陷、批斗韦树辉同志，使韦树辉同志对“联指”产生反感，韦树辉同志于11月13日发表《我的声明》。表示支持“4·22”派观点。
韦树辉的声明出来后，成了舆论的中心，引起两派很大的反响。玉林军分区即把“联指”的黄日南、林坚、陈育诗找去，问他们对韦树辉声明的看法和对韦树辉的态度。黄日南等人说：“韦树辉既然发表了声明，我们只有坚决打倒他”。军分区孙景芳副政委说：“只有此路了，你们回去开会，统一意见并采取措施”。
接着，专区“联指”召开了常委扩大会，专门讨论研究韦树辉问题。会议决定：一、由《风雷激》报发表专区“联指”声明，并附社论，题目是《打倒韦树辉》（由陈旭生、梁福汉执笔）；二、立即同下属组织打招呼，统一口径；三、由办公室用电话通知各县“联指”，讲明我们对韦树辉的看法和态度；四、加强专案组力量，由林达燊任专案组长，成员有吴厚恩、陈宗明、陈立、苏礼光等人。内查外调计划由黄苦刻与专案组研究决定。
11月13日，韦树辉发表声明不久，在玉林军分区的授意下，专区“联指”的黄日南、刘碧荣、陈世球等在专署会议室开会研究决定把韦树辉秘密抓去关押。一天下午，刘碧荣同玉林高中学生廖刚到韦树辉家，说有事情谈，把韦树辉骗到地区党校预先准备好的一间房，韦树辉一进去，即明了“联指”的用意。立即提出抗议，这样就把韦树辉关押在这间房，由玉林高中红卫兵韦乃顾等人看管，也不把关押地点告诉韦的家属。关了一段时间，黄日南等人又决定把韦树辉转移到容县关押。由刘碧荣、陈世球负责组织车辆人员执行任务，由黄汉庄押送容县，把韦树辉关押在一间平房，派两名红卫兵看守，直至1968年2月6日州佩事件后才押回玉林。韦树辉同志被关押在容县，在身陷囹圄，失去自由，悲愤交加之中，以“惊梦”为题写诗一首：
丹的妈正在扶着我的额角悲啼，猛然一声炮响，把我从梦中惊醒，丹妈呀！你刚才为什么这样凄惨，这样悲伤，莫不是风雨莫测的残冬，你切念着生死不明的我。
丹妈呀！我现在正卧在冰冷的房内，饱尝着人间艰苦的滋味，衣单被薄腹内苦饥，逆风吹冻了我的热血，酸泪渗透了我的睡衣，我现在听到的只有枪声断续，喇叭狂厮，寒村的犬吠，午夜的鸡啼，这一切驱散了我的睡意。我现在看到的只有惨淡的灯火，窗外的树枝，树梢月冷，天上星稀，但不知明夜此身又在何处？!
丹妈呀！也许我们不能再相见，但愿你坚强再坚强，待到春光回大地，为我申诉不白之冤。（注：“丹妈”是小丹的妈妈，韦树辉的爱人）
11月13日至16日。玉林县发生“福绵事件”。13日晚，福绵公社“4·22”派缴去福绵“联指”民兵步枪6支，子弹40发，县武装部政委王振铎听汇报后，连夜调动南江、仁东、新桥、樟木、成均等公社和六万林场民兵1000多人，携带大批武器配合福绵公社“联指”民兵，对“4·22”派的福绵、福东、福西3个大队的据点实行包围攻打。县武装部派王吉增前往督战，福绵“联指”成立作战总指挥部。总指挥苏明槐（福绵公社武装部长）、副总指挥钟耀光（仁东公社武装部长），主要策划者周垂堂（福绵法庭庭长）。16日攻占了全部据点，还逐家搜查抓去群众100多人。专区“联指”作战部长张山林、作战部副部长侯兴华带领“联指”警卫排40多人参战，并亲自提审、枪杀俘虏1人，这次事件共死亡21人，其中搜查时抓到就地枪杀11人，抓到关押审讯后枪杀6人。“联指”参战人员吃去国家粮食6800多斤，猪32头，用去现金1100多元，炸毁民房2间。事后200多名群众遭到刑讯逼供，致伤致残多人。“福绵事件”的主要策划参与者苏明槐、钟耀光、周垂堂（“文革”后周被提为玉林县法院副院长、县纪委副书记）均已于1984年受到法律的惩罚。
11月19日至26日，平南县大安镇“联指”攻打 “4·22”据点，县武装部抽调4个公社的武装民兵参加，攻占“4·22”据点后，把抓获的“4·22”负责人宾仲生等10多人枪杀。这场武斗共打死22人，打伤20多人，吃去国家大米40000多斤，猪肉14000斤，损失总值30000元以上。
11月23日至12月9日，平南县大安、大新等公社的“农民法庭”（贫下中农法庭）乱抓人乱杀人，仅10多天时间，就乱杀24人。
11月25日，博白县“联指”同“4·22”发生武斗，于死“联指”派的庞承芳（农民），博白县大规模武斗从此开始。
12月1日至8日，桂平发生“12·1—12·8”流血事件。桂平县“联指”以“4·22”派抢夺县物资局樟村炸药仓库炸药为由，调集武装人员包围攻打“4·22”的主要据点，攻占浔高等据点后，“联指”即按原定计划，对俘虏采用“就地处理”，在一个多小时内杀俘虏21人，农业局局长李卓才、林业局副局长王宝鉴也被杀害。这次武斗事件，双方共死30人。其中“联指”1人，“4·22”29人；“联指”伤12人，“4· 22”伤10人。
12月17日，广西革筹小组和广西军区发出《关于制止武斗的10条命令》，各地均进行了传达、宣传，但各地的武斗、乱抓乱杀人的现象仍经常发生。
12月17日，博白龙潭公社抓促指挥组主任、武装部长李振旺，决定在龙潭圩召开“宣判”大会，枪杀地主分子2人，富农分子1人，这次“宣判”大会造成陪斗的26人也在当场被乱棍打死。“宣判”会的第二天又打死9人。浪平区干部庞昌官、冯贤文召开大队支部书记、民兵营长会议布置杀人，把汤美祥、冯耀等10人抓去杀害。
12月份，各地成立的“贫下中农法庭”召开“公审”大会乱杀人，把出身于剥削家庭的、有过历史问题的、或不同观点的人拉去随便杀掉。如博白县沙陂 12月份仅1个月内就被杀119人。
12月23日，玉林专区赴京代表从北京返回玉林，当晚两派负责人进行座谈协商，签订大联合协议，成立大联合筹备委员会。
12月24日，两派在大府园体育场共同召开玉林专区两派成立大联合筹备委员会和欢迎赴京代表归来大会，当晚发布大联合筹备委员会宣言。
12月25日，由玉林专区“联指”和玉林高中“野战兵团”在人民体育场召开“批判韦树辉为首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周年纪念大会”，有各县（镇）代表和城区红卫兵、造反派、群众50000多人参加，大会开了2天，把韦树辉押到会场批斗，26日又把熊福芝、丘秀瑀等押到会场批斗，还准备把大会实祝转播，但遭到了拒绝。
据玉林高中“野哉兵团”写的大会纪要：“红卫兵勒令玉林县广播站将大会实况转播到农村去，但遭到了阻力。玉林“走资派”与区党委“走资派”相互勾结，以区党委的名义，不准把大会实况转播下去，红卫兵即冲进广播室，准备夺权，由于保守派势力很大，广播员又跑掉了，斗争实况播不出去……”。
12月24日，两派总指挥部负责人在玉林签署了大联合协议，但各地的武斗仍连续不断，流血事件经常发生。
12月25日至27日，容县“收复黎村”事件，25日，容县人武部王惠卿、郭世公、潘建中和“联指”头头彭昭南等人在县招待所开会研究决定调动400多名武装民兵攻打黎村“4·22”，由张洪顺、彭永义任正副总指挥。这一仗打死“4·22”派12人，打伤21人，“4·22”派被打散，1000多人外逃梧州和广东信宜等地。“联指”攻打黎村先后吃去国库粮食36000多斤，开支18000多元。
1月4日，“福绵事件”后，玉林“4·22”数百人到玉林军分区门口召开“反围剿、反迫害、反屠杀”大会，并持续静坐了6天6夜。
1月9日，专区“联指”编印《坚决打倒假党员、真国民党员、三反分子韦树辉》、《韦树辉反动历史的第一批材料》，进一步对韦树辉同志进行攻击、诬陷、迫害。
1月13日，专区“联指”召开“誓夺1968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誓师胜利大会”，大会张贴“打倒假党员、真国民党员韦树辉”、“打倒大叛徒熊福芝”等标语，大造要打倒韦树辉、熊福芝的舆论。
1月16日，玉林县“4·22”派抢去名山供销社运往专区制药厂酿酒用的大米9600斤。
1月18日，由专区“联指”作战部副部长林海光带领玉林高中“野战兵团”学生，里应外合抢去专区公安处枪枝98支，子弹一批。
1月27日，进驻大众印刷厂。“联指”民兵罗春球被打死。两派矛盾激烈、势不两立，以黄日南、林坚、庞业基为首的地、县（镇）“联指”头头，先后三次召开会议，研究和筹备攻打“4·22”州佩据点，并组成由黄日南、林坚、王叙镇领导的作战指挥部，负责组织部署攻打州佩计划。
2月6日，专区“联指”在玉林军分区的支持下，组织了2100多人攻打州佩，其中武装人员800多人，各种炮8门，自制坦克1辆、轻重机枪26挺，冲锋枪106支，步枪407支、手枪164支，双方交战2天，最后被“联指”攻下“4· 22”州佩据点，双方被打死13名，“联指”死8名，“4·22”死6名，抓到“4·22”俘虏后又枪杀13人。在此事件中，明代建筑文物万花楼被炸毁，炸毁民房73间，损失耕牛4头，毁坏群众一批财物，吃去国家粮食14000斤，肉类8800斤，耗费国家资金20000多元。
2月20日，容县县人委“虎穴追踪”造反派头头韦浩芝等人开会研究布置要打死周明南（县委委员、县农村办公室副主任），当晚即召开批斗会，韦浩芝等人用驳壳枪撞击周明南头部，用脚踢周明南心窝和下腹，侯国南用木棍打，仅1个多小时，就把周明南活活打死。
2月21日，玉林镇“联指”的“卫东彪兵团”分别到玉林镇委和地委抢走档案一批，经档案馆同志多次交涉，他们才交回档案。
2月24日，桂平县沙坡公社成立革命委员会，这是我专区成立最早的革命委员会，随后各地也先后成立了各级的革命委员会，行使各级政权。
3月1日，专区成立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
军管会主任：达志（玉林军分区参谋长）
副主任：邓身桐（玉林军分区保卫科副科长）
沈华（玉林军分区独立营副营长）
各县（镇）也先后由武装部组成军事管制委员会，进驻公安局、检察院、法院。
3月7日，容县县“联指”在黎村思贤乡召开“庆功”大会，原定在这次“庆功”会上杀几个阶级敌人，由于在大会进行中，鸣放土制的六○炮第3发时，炮筒爆炸引起武装人员身上手榴弹被击发，造成大爆炸，县“联指”头头韦浩芝以及其他人员共9人被当场炸死。自1967年8月26日至1968年3月7日，历时6个多月的广西著名的黎村事件至此结束。因黎村事件死亡人数202人，伤30人，其中武斗期间死48人，伤9人，武斗后“联指”实行清队“专政”，打死、迫死154人。
3月18日，由玉林军分区主持成立了玉林专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处。
筹备处主任：曹德潜（玉林军分区司令员）
副主任：王政治 覃金合 李明 黄日南 陈承华
委员有黄苦刻等11人。筹备处下设组织、宣传、秘书8个组。
专区革委会筹备处成立当日，即发布第一号公告，称：筹备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革命干部和两派革命组织参加的临时筹备机构，不是权力机关，其任务是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促进革命大联合，尽快建立玉林专区革命委员会。
3月26日，经广西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和广州军区批准，28日成立玉林专区革命委员会。
革委会主任：甘照寰 （玉林军分区政委）
第一副主任：曹德潜 （玉林军分区司令员）
副主任：孙景芳（玉林军分区副政委）
廖前珍（玉林军分区副司令员）
蒋昌永（专署副专员）
李明（地委工交政治部主任）
革委会常委除以上6位外还有：达志 王凤琴 卫克和 甄文林 曹西友 杨志庆 谭泳 陈育诗 黄日南 林坚 周祖禧 张超群 陈国昆 欧家富
在人民体育场召开庆祝大会。
3月29日，玉林专区革委会召开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把学习毛泽东思想伟大群众运动推向更新阶段的决定》，曹德潜作会议总结，会上对革委会工作进行分工。
主管全面工作：甘照寰 曹德潜 蒋昌永
政治部主任：孙景芳
政治部副主任：王凤琴 梁德昇
生产指挥部主任：廖前珍
生产指挥部副主任：周德银 蒋昌永 李明
保卫部主任：达志
保卫部副主任：杨容
办公室主任：梁德昇
专区革委会作出的《关于把毛泽东思想伟大群众运动推向更新阶段的决定》，提出了具体做法，要求从机关、工厂到农村，全体人民群众都要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把学习毛泽东思想放在首位。
一、抓根本，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开好斗私批修会。
二、开展“三忠于”活动（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举办“三忠于”报告会，“三忠于”展览。机关、学校、街道、生产队和家庭，都要设“表忠台”、“表忠室”、“表忠栏”，天天读红宝书（毛主席著作），天天办大事（向毛主席早请安，晚汇报），呼喊“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农村要坚持“五到”（即毛主席像到田头，语录牌到田头，红旗到田头，学毛著到田头，批判会到田头）。
三、大抓狠抓阶级斗争，对走资派、地、富、反、坏、右分子和投机倒把分子要实行群众专政，进行坚决斗争。
专区革委会成立后，即在玉林县的五金、垌心搞“三忠于”试点，树立样板，并组织各县的职工干部、社员去参观学习，大张旗鼓地宣传，推广五金、垌心“三忠于”的经验做法。
3月下旬，陆川县“红联”（即“联指”）在县武装部的支持下，策划和实行围剿、攻打“4·22”派据点。李文成为作战指挥部总指挥，县武装部方希俭等人动员了1000多民兵参加对“4·22”的攻打、围捕。从3月24日开始，攻打了10多天，“4·22”派被杀110人，受牵连审查的1000多人。陆川县监委副书记周履光等8人被集体枪杀后，“联指”派用炸药包毁尸，炸得血肉横飞，惨不忍睹，这是陆川县最惨重的“3·24”事件。被害人、受审人员于1983年“处遗”时才得到平反。这次事件的主谋杀人者刘汉华、吕广盛、刘傅达富等人受到了法律的惩罚。
3月27日，贵县石龙公社“联指”调动1000多名民兵攻打大农村“4·22”派，惨杀47人，打伤17人，炸毁、纵火烧毁民房26间。
3月27日至5月22日，贵县石龙公社松英大队覃锡明（乡长）等人诬陷覃志珠等组织暗杀队，因此分12次用枪、棍、锄野蛮手段打死覃志珠及无辜群众40人。其中有未成年的12人，有双目失明的老妇人，有未满7个月的婴儿，有13户的男性全部被杀光，杀后又洗劫被害人的财物。1983年“处遗”时，杀人凶手受到法律制裁，覃锡明被判处死刑。
4月13日，贵县举行庆祝革委会成立大会，在革委会名单中，由于把“联指”头头误作“4·22”派代表，引起“4·22”派不满，说革委会是武装部包办代替的“派委会”、“假委会”，并冲击庆祝大会，“联指”开枪打死小孩刘小园。“4·22”抬尸冲击大会主席台，在混乱中，将贵县革委会牌子砸烂，撕毁大会横额标语，这是贵县“4·13”事件。
“4·13”事件后，贵县“联指”以“4·22”破坏红色政权为由，成立“保卫红色政权指挥部”，并研究出整套的镇压“4·22”派的方案，开始刮“12级台风”。一是围攻炸毁“4·22”据点，二是清理街道，抓人杀人。在10天时间里，捕了数百人，除一些当场打死外，其余分别关押，有的在深夜用汽车拉到山上、水库、江边集体枪杀。仅4月24至28日，晚上分5次秘密集体杀害44名职工干部。贵县城区一时杀人成风，从“4·13”事件后的一个月里，在贵县城区被杀和被迫害致死的达230多人。
在贵县“保红部”血染贵城的影响下，布置各公社也仿照县城的做法。纷纷成立“保卫红色政权指挥部”、“贫下中农指挥部”、“贫下中农法庭”，以这些“指挥部”、“法庭”的名义大肆杀人。4月底，东津公社“贫下中农指挥部”召开大会，搞示范杀人，公开杀害群众38人，批斗致死的90多人。
4月18日，专区召开公、检、法军管会紧急会议，各县（镇）公、检、法军管会负责人和地方公检法领导人参加会议。专区革委会主任、军分区政委甘照寰、革委会保卫部主任、军分区参谋长、专区公、检、法军管会主任达志先后在会上讲话，作会议总结。会议主要内容：一、收缴社会上枪枝弹药；二、成立工人纠察队，清理外来人员。这次会议布置要刮“12级台风”（即杀人），这是造成以后大刮“12级台风”乱抓乱杀人惨案的风源。
4月23日至29日，专区革委会召开政治工作会议，各县（镇）主管政工的领导干部参加，甘照寰、孙景芳、蒋昌永在会上讲话，会议中心内容是“反击右倾翻案风”，击退“二月逆流”，刮“12级台风”。这次会议同公、检、法军管会会议一样，是乱抓乱杀人的风源，大批杀人的先兆。
专区公、检、法军管会和专区政治工作会议后，各地开始大抓阶级斗争，大造“群众专政”舆论，全专区各地相继出现乱抓人乱杀人事件，大批无辜干部群众死于这次灾难之中。
陆川县革委会是在“3·24”流血事件后成立的，一些在事件中的杀人主谋凶手进入了县革委会的领导班子，在“杀人有功”的影响下，4月下旬，全县出现了由县武装部、县革命委员会、军管会布置，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有部署的刮“12级台风”乱杀人的高潮，由军管会主任方希俭等人策划，这次杀人比“3·24”事件更严重，全县11个公社（镇）155个大队，有154个大队布置杀人。从4月26日开始，到29日达到杀人高峰。几天里，全县被杀的干部、群众674人，从县北到县南的公路两旁，到处是尸体，真是陈尸百里。从4月下旬至5月中旬，仅20天，陆川县就杀害1229人。这是玉林专区“刮12级台风”乱杀人惨案的缩影。
4、5月间，桂平县19个公社（镇）都召开万人批斗大会，贯彻专区革委会的政治工作会议精神，大刮“12级台风”，被斗的2000多人，其中当场被打死的461人（有的打死后把尸体抛落浔江灭迹），斗打后抬回去死亡47人，被迫害后自杀的103人，失踪6人。
各县（镇）也是在这段时间有组织、有布置地大肆杀人，被杀的大多数是“4·22”观点，有所谓历史问题或出身剥削家庭的人，有的地下党员、游击队员也惨遭杀害。
4、5月份乱抓人、乱杀人，是玉林军分区、玉林专区革委会、专区公、检、法军管会的主要负责人提出“反击右倾翻案风”、主动向阶级敌人进攻、实行群众专政、“刮12级台风”而形成的，当杀人进入高潮时，军分区、专区革委会和军管会的负责人也曾出面制止，但措施不力，只不过是扬汤止沸，制而不止，愈演愈烈，并持续了半年时间。玉林专区在“文革”中死亡的10156人，其中大部份是在刮“12级台风”中被杀害的。
5月4日，玉林专区革委会政治部作出《关于“渔目岂能混珠”、“伪装应当剥去”，必须彻底批判的通知》，指出这二篇文章的泡制者，把“文化大革命”描绘得“漆黑一团一片白色恐怖，街头萧条冷落”。否定“文化大革命”成果，要求全专区开批判会彻底批判。
5月16日，专区革委会政治部向自治区作《阶级斗争情况综合汇报》，汇报中列举了一些阶级斗争事例：
1、玉林县六旺大队蓝冲生产队在4月份的一个晚上，把全队毛主席像烧掉，在文化室挂上刘少奇的像。
2、玉林县五泉大队卢善普说：“搞错了刘少奇，(((的政策不好，限制我们的自由，刘、邓最好，能三自一包四大自由。
3、玉林县小平山公社东方红大队发现“保卫刘少奇”标语。几乎各县都有抵制“文化大革命”的大字报。
5月20日，陆川县“5·20”事件，5月中旬，陆川县革委会召开贯彻专区政治工作会议精神第一期学习班，学习班负责人刘汉华（县革委副主任），学习班决定，要放一批走资派到街上游斗，陆川县斗批改办公室的李里明、罗国南、李俞才、李茂英、朱和基等人开会研究，李里明主持会议决定把莫永祺、何为礼、陈炽光、罗匡民、吕梁、何星光等6人拉上街游斗，规定游斗路线，统一下午4时出去游斗，由群众斗打，打死就算。游斗不久，莫永祺（县财贸政治部副主任）在检察院门口被周广胜等人打死，陈炽光（农业局副局长）在十字街被吕志明等人打死，何为礼（曾任公安局副局长、农村办公室副主任）被打跳下三教塘，被乱石打死在塘中。县委机关各部委造反派也决定把一些重点斗争对象拉去游斗，李明加（县宣传部副部长）在游斗中被打致重伤。吕梁（农村办公室干部）被打后，因跑得快，幸免一死。这是“5·20”事件。
6月11日，专区革委会召开组织工作会议，会议要求大力搞好专案和清理阶级队伍，开展对敌斗争。会议总结中指出：“前阶段由于大力搞专案和清理阶级队伍，已查出自首分子1482名”。这些是进行逼供信所造成的冤假错案。
6月16日，专区革委会召开第二次全体委员会议，曹德潜在报告中指出：专区革委会成立两个多月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开展革命大批判，向阶级敌人开展猛烈进攻，“三忠于”活动广泛开展，全专区9个县（镇）、129个公社都建立了革委会，举办各类毛泽东思想学习班55567期，参加学习3293800人，做到机关办、工厂办、生产班子办、学校办、班级办、街道办、公社大队办、生产队办、家庭办、田头办、工地办，形式多种多样，“三忠于”活动越搞越好。
6月17日，贵县早礼公社“联指”派打死“4·22”派梁永汉之后，引起“4·22”派打死武装干事李翠奇。贵县“保卫红色政权指挥部”和专区“联指”林坚等人研究调集贵县、玉林县共12个公社民兵围攻岭塘、新联“4·22”据点，在木格公开乱抓乱杀人，被打死、枪杀和迫害致死的达490多人，这是贵县木格“6·17”事件。
6月21日，专区革委会召开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大会，参加会议代表3000人，革委会副主任蒋昌永致开幕词，革委会副主任刘景荣、曹德潜先后作报告，大会向毛主席发了致敬电。
6月17日，自治区革筹小组和广西军区将已破获的“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老反团）”案件公布，要求各地追查摧毁“反共救国团”，公布传达后，北流县首先行动，成立了“揪反团指挥部”。6月26日由李国伟主持召开30000人参加的彻底摧毁“反共救国团”誓师大会，于是全县出现了追查“反共救国团”，乱揪、乱斗、乱杀人的局面。专区革委会把北流县的做法印发简报推广。玉林县、桂平县、贵县、容县等地很快转入追查“反共救国团”，大搞逼供信，造成大批冤假错案，全专区因此而被牵连审查的人达5213人。其中厅局级干部1人，县级22人，许多人被迫害致死、致残。1984年“处遗”时才得到平反。
7月1日，玉林军分区、专区革委会决定成立玉林军分区第三办公室（简称“三办室”），各县（镇）也成立由武装部领导的第三办公室。原来“联指”审查领导干部的专案组合并到第三办公室。
第三办公室总负责人：李寿山（玉林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
秘书组组长：严冠群（地监委干部）
定案组组长：梁成棠（地委监委）
审干组组长：汤泽崇（专区公安处副科长）
个人专案组组长：林达燊（地委农村政治部）
集团专案组组长：罗贤操（地委监委副科长）
清查组组长：莫秀文（军分区支左干部）
6个组共41人，专门成立一个党支部，先后担任支部书记的是李寿山，李坚（军分区支左人员），莫秀文。个人专案组后改为“606”专案组，专门审查地下党专案。玉林军分区第三办公室从1968年开始至1972年止，是迫害干部、制造冤假错案的主要机构，在整个“文革”运动中，扮演了很不光彩的角色。
“606”专案组在审查地下党专案中，地、县两级的就抽调了120多名专案人员，以博白地下党为重点进行立案审查，把党组织派进敌伪党、政、军中做秘密工作的同志打成反革命、特务。受审查的博白地下党创始人、领导人及地下党员104人，把玉林地区地下党一批负责人如林克武、邹优宁、张祖贵、熊福芝、张达明、邓允萃、梁淑溪、梁进芳等同志诬为假党员、叛徒、两面派，把这些同志所领导的地下党列为不明性质的地下党组织。全专区被审查的地下党员、地下革命干部1308人，厅局级干部3人，处级9人，县级73人。其中博白县被审查的地下党员、干部406人，被斗341人，被吊打90人，被关押56人，被迫疯1人，被打致伤残27人、被迫自杀3人，被打死12人，造成极大的冤假错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逐步得到平反。
在进行审查博白地下党主要领导人之一熊福芝同志（专署专员）的专案中，先是专区“联指”斗批办公室专案组罗贤操等人负责，罗贤操和余廉亲自对劳改释放人员和劳改犯庞永棋、陈栋才、兰永晖搞逼供信，威迫他们供出熊福芝在狱中“自首叛变”、“收集共产党情报”的假材料，罗贤操、余廉要到假材料后，红卫兵即对熊福芝同志进行严刑拷打，强迫承认是叛徒。军分区“三办室”成立后，吴厚恩接任熊福芝专案组组长，对熊福芝同志继续进行迫害，经常进行小会批、大会斗，斗争后又进行审讯。熊福芝同志因受到长期的政治迫害和人身摧残，造成神经失常。
邹优宁同志是“地下党”冤案的主要受害者之一。邹优宁同志是博白县地下党负责人，曾任玉林专署专员，1966年前调任自治区文化局副局长。1967年11月间，经玉林专区“联指”研究策划，黄日南、林坚派廖刚（玉林高中“野战兵团”负责人）、黄儒、沈乃坚、苏礼光、莫建芳、蒋谨云等人到南宁把邹优宁同志押回玉林批斗，先后关押在专区党校和“联指”总部的玉林饭店，“三办室”成立后由吴厚恩等人对邹优宁进行长期的审讯斗争。一天，廖刚、苏礼光同看管邹优宁的谭泽明、姚仕芝商议，说邹不老实，要整整他，接着他们到关押邹的房间，要邹老实交待问题，邹严词驳斥他们，谭泽明即把邹捆绑起来，他们几位上去踢打一阵之后，又放开绑，把邹优宁同志压在地上轮流当马骑，一边骑一边用脚踢，把邹优宁同志折磨得精疲力竭，廖刚还用墨水在邹优宁同志的脸上写上“叛徒”字样，谭泽明还下流地拔下阴毛放到邹的嘴边，惨无人道地摧残、侮辱邹优宁同志。一次在楼上批斗时，造反派还把邹优宁同志推跌下楼，跌断左腿。
在审查“地下党”专案中，邓允萃同志受到审查、迫害。邓允萃同志于“文革”前是中共玉林地委常委、地委农村政治部主任，是博白地下党北区总支书记。于“文革”初期的1967年、1968年，专区“联指”的斗批组和玉林军分区的“三办室”先后对邓允萃同志进行立案审查。“三办室”成立后由吴厚恩等人负责邓的专案，用逼供信搞到的假材料，把邓允萃同志打成叛徒，使邓允萃同志蒙受不白之冤，被关押、斗争。
张达明同志在“地下党”专案中也受到审查迫害。张达明同志是博白地下党党员，1965年任中共玉林地委副书记。“文革”中被批判斗争。玉林军分区“三办室”成立后，由吴厚恩等人立案审查，诬陷张达明同志是特务分子，并进行关押审查，使张达明同志受到摧残打击。
关于“101”黑班子案。1968年4月，专区革委会召开的政工会议，各县相继掀起清理阶级队伍，“刮12级台风”高潮。6月21日。桂平县在揪斗谢兆平（副县长）时，县人委会干部吴全育、李运才等人把谢兆平推到积满水的防空洞边，说若不供出地、县两级黑班子名单，就推下防空洞淹死。于是，谢兆平为了保存性命，就伪造出地、县两级黑班子名单，即玉林专区有一个“黑班子”，韦树辉是“黑班子”书记。桂平县武装部“三办室”负责人闭炎秋向玉林军分区“三办室”汇报，“三办室”负责人李寿山、林达燊又向专区革委会领导甘照寰、曹德潜、蒋昌永、李明、孙景芳、黄日南等人汇报，经研究作出决定：（1）成立追查“黑班子”专案组，代号“101”，由“三办室”领导；（2）召开各县“三办室”和政工组会议，进行部署交流揪斗“黑班子”的经验和其他专案工作的经验；（3）要搞简报，及时交流互通情报，接着就在全专区掀起揪“黑班子”高潮，这次揪“黑班子”实际上又是一次揪斗韦树辉的升级，是所谓“罪上加罪”的迫害高潮。大批干部受到审查批斗，造成大批的冤假错案。地、县（镇）被作“黑班子”进行审查的360人，因“黑班子”、“走资派”被牵连审查的达9221人，其中厅局级干部1人，处级9人，县级230人。这些冤假错案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才得到平反。韦树辉同志的错案于1981年才得到彻底平反。
地委、专署大院因“黑班子”案而被关押的有：韦树辉、熊福芝、邹优宁、张达明、邓允萃、李恩潮、李清彪、吕德义、吴伯辉等人，把他们关在专署保姆房，每人单独关在一间，窗外用木板钉住，大小便在房内。在长期的关押期间，他们经常受到专案人员审讯毒打，特别是熊福芝、邹优宁同志被打得大声叫喊。各县（镇）所谓被打倒的当权派也是在此期间受到“三办室”关押审讯，“五·七”干校成立后又先后送去“五·七”干校劳动改造，继续受到审查迫害。造反派不但从政治上迫害专区和各县（镇）的主要领导干部，还对他们进行抄家，抢夺财物，扣工资。如地委、专署的韦树辉、熊福芝、张达明、邹林、丘秀瑀，县（镇）的林挺柱、曹凤举、丁绍岚，玉林高中的罗祺康等人，被长期克扣工资，只发生活费，克扣出的工资有的被造反派贪污私分。
7月初，由于广西革筹小组片面向中央汇报，中央发出“7·3”布告，主要内容是：广西两派立即停止武斗，拆除工事，撤离据点。专区和各县（镇）发出贯彻“7·3”布告通知，号召以“7·3”布告为强大政治威力，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做好“三查一清”活动，做好清理阶级队伍。此时，我专区“4·22”派基本失势，在贯彻“7·3”布告进行清查中，实行戒严，清理外来人员，由于派性思想严重，“7·3”布告为派性所利用，致使有的把查出是“4·22”派的便拉去批斗，有的被打死，有的趁机搞报复、暗杀，大批无辜职工群众死于这次清查之中。
7月13日，博白县沙河区大石乡庞国球（兽医）以80元人民币收买庞永瑜、庞斯青为凶手谋杀社员陈润刚，当晚把陈润刚诱骗到矮岭处，活活把陈润刚勒死，然后用绳子套颈吊在树上，伪装成自杀现场。陈润刚被谋杀后，庞国球即占死者之妻林国珍为妻。1974年，林国珍知道原丈夫死因后，悲愤地与庞国球离婚。1984年，主谋杀人犯庞国球已被判刑。
7月份，玉林军分区直接派人去南宁参加攻打“4·22”派，去南宁打仗的枪枝弹药由玉林军分区出面给的，大炮弹在仁东兵器库给了1000发炮弹，打完仗剩下3发。
7月25日，贵县“保红部”派出贾杰为团长的民兵团，带领370名武装民兵去南宁参加攻打“4·22”据点，29日又派去200名民兵，在此期间，专区各地“联指”动员群众捐款、捐物支援南宁“联指”攻打“4·22”派。
8月2日，黄日南、林坚、王叙镇、易文杰、何金煊、陈家广、陈育诗、李寿仁、陈世球、黄汉庄等人分别押送10大卡车的大西瓜、饼干、糖果等慰问品送往南宁，慰问“联指”参战人员。回来时，索取了一批作战地形图，搜集了大量的战绩资料及传单，作扩大派性宣传，还押回一批在南宁抓到的“4·22”派俘虏关押在专区卫校。
7、8月间，陈世球、李胜钦、陈旭生、林树钧、黄绍民、黄汉庄等人在宣传部图书室秘密开会，策划审查习蕴冰、周复昌、刘与同志，把这3位同志作为重点清查对象进行残酷批判斗争，直至开除党籍。
8月20日，玉林公检法军管会副主任邓身桐带领60名武装人员，开13辆汽车前往南宁将抓获“4·22”派所谓俘虏271名，押回玉林集中关押在专区幼儿园进行审查处理。在审讯中，被俘人员常被捆绑、拳打脚踢，用凳子砸。
8月下旬，邓身桐向专区革委会主任甘照寰请示，要把俘虏拉出搞活人展览，随后即在专区幼儿园主办了3次活人展览。展览时，把被展的俘虏韦子佳等人挂上牌，有的还挂上烂鞋，吕琼珍、林广春、谢英3位女同志还被剪头发，同时还用讲解人员向围观者讲解，使被展人员备受丑化侮辱，还把韦树辉、熊福芝、邓允萃拉去一起搞活人展览。活人展览引来围观者数万人，影响极坏。
在押回南宁被抓的俘虏中，有的在途中被杀，有的押回后拉去游斗被打死。玉林县从南宁押回“4·22”被俘的31人中，途中枪杀3人，用棍打死1人。各县也先后把抓到的“4·22”派人员举办活人展览。
在对俘虏进行审查、展览后，陆续对俘虏进行了处理，专区公检法军管会先后批准逮捕了83人，对这批俘虏作了错误处理。
8月3日，北流都宫“8·3”事件。北流县民乐公社革委会常委、都宫大队副大队长林广源伙同大队支部书记吴昌华、治保主任卢志清、乘贯彻“7·3”布告之机搞挟嫌报复，密谋泡制“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军广西分团中南游击一分队”，诬陷郑屋郑钻周等人参加“反共救国团”，一个晚上就把郑钻周等11人打死，威逼诱迫死者妻子改嫁，造成人亡家破的惨案。
8月5日，北流县清湾公社侯山大队齐瑞北（生产队记分员），为了谋占著名革命烈士李明瑞堂侄李应球的房屋及宅基地，把李应球打昏后抬去山猪窝（地名）活埋，并在墓上打竹桩，以防被活埋者复生。齐瑞北已被判12年徒刑。
7月中旬后，各级革命委员会和造反派再次布置向阶级敌人发动猛烈进攻，实行“群众专政”，把所谓的走资派，有历史问题的，出身剥削家庭的，不同观点的人都可以列入专政杀掉对象。如平南县大新公社实行由各片包干专政办法杀人。沿江的贵县、桂平县、平南县，打死人后丢下西江，称“免费旅游广州”，杀人手段极为残忍。
8月17日，已离休的陆川县民政局局长李姚春（老地下党员，17级干部），因说吕志（物资局“联指”头头）当过伪兵，吕志认为是揭他的老底，蓄意报复杀死李姚春，8月17日，吕志勒令李姚春到物资局接受批斗，在物资局斗争后，不许人送回，李姚春返回家途中，被吕志布置冯伟仁在途中把李姚春打死丢下三教塘，伪造自杀现场，吕志已被判15年徒刑。
陆川县“5·20”事件后，全县城乡被枪杀、打死的无辜干部群众499人。
8月29日，博白县副县长李康峰（1934年入党的老党员）由于被县第二期学习班造反派斗打致重伤在县看守所含冤去世。
9月20日，优秀共产党员刘振武同志被迫害在狱中逝世。刘振武，男，1926年生，博白县新田乡亭子村人，高中文化。1948年参加革命，任博白文地中学党支部书记。他反对资产阶级派性，反对“文化大革命”。于1968年7月21日用“中国人民保党反派委员会”的名义，写了《宣言》和《对当前全国各地两派争论的意见》寄给玉林军分区。《宣言》说：“它通过各种乔装、披着各种画皮，偷偷地躲在我们敬爱领袖身边……推翻了正确的党的八届中央的正确领导，全部篡夺了它的职权……打击许多领导干部，已经把我们党的领导队伍和干部队伍糟踏得不成样子”。《意见》说：“两派都是错误的，……两派都在错误的立场上，帮助派性中央，推翻了全国人民所衷心拥护的党的八届中央委员会；推翻了无产阶级政党最根本的组织原则——民主集中制……从而导致了全国性的大分裂、大流血、大内战”。刘振武同志为了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敢于坦率地陈述自己的见解，揭露林彪反革命阴谋，反对资产阶级派性，呼吁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保卫正确的八届中央委员会，却被专区公检法军管会一些负责人错误地认为是“特大反革命匿名信”，由专区公检法军管会查办，派专区公检法的李桂光等2人、博白公检法的黄征秀等9人组成侦破组，组织200多人进行包围搜查，于8月11日以书写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罪名将他扣留，9月12日以“现行反革命”罪逮捕。刘在狱中病逝后的9月23日，县军管会决定对他“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这是一件颠倒是非的冤案。1983年“处遗”时才得到彻底平反昭雪，自治区人民政府于1984年3月3日批准追认刘振武同志为革命烈士。
9月24日，容县县委书记丁绍岚同志被进行8个月的隔离审查之后，由县革命委员会批准，进行武装关押，被关在一间又小又黑的房里，不准睡木板，睡在湿地板上，只给吃些粗米淡菜，连水也不给喝够，被折磨了3年之久，先后被关押的还有刘荣光（县委副书记）、何明（副县长）。
10月3日，专区召开革委常委会，革委会主任甘照寰主持，研究布置如何进一步开展斗批改问题，各县（镇）先后成立了斗批改领导小组，掀起斗批改高潮，由于强调清理阶级队伍，向阶级敌人发动更猛烈的进攻，因此，阶级阵线混淆，各地乱批乱斗有增无减，乱抓乱杀人仍照常发生。
10月22日至26日，专区革委会召开各县（镇）革委会负责人会议，会议主要内容：（1）清理阶级队伍；（2）抓整党建党；（3）抓教育革命；（4）精简机构；（5）抓革命促生产。
10月初，成立玉林专区“五·七”干校（设在北流县新圩），“五·七”干校主任甘照寰、副主任陈世球。各县（镇）也先后成立“五·七”干校，全专区成立的10所“五·七”干校仅开办1个月，就有6850名干部（包括打倒靠边站干部）被下放到“五·七”干校进行劳动改造。以后大批干部（包括被审查干部）被分期分批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接受审查。
11月22日至29日，在地委党校召开地、县（镇）党员代表大会，在29日的大会上，把韦树辉、熊福芝押至会场，负责专案的罗贤操在大会上宣布熊福芝的所谓叛徒罪状。林达燊宣布韦树辉的所谓叛徒、历史反革命罪状，在未经上级审批的情况下，蒋昌永在大会上宣布大会决定：撤销熊福芝、韦树辉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出党。接着，玉林镇造反派也把刘傅勇（镇委书记）押到会场，由镇“联指”头头陈家广宣布刘傅勇的所谓罪行，撤销刘傅勇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出党。在此期间，各县、公社也陆续召开党员代表会议，对被诬为“黑班子”、“叛徒”的领导干部撤销党内外职务，开除出党，这些冤假错案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陆续得到平反。
12月1日，玉林县革委会党员代表大会，以“假党员”、“黑县委书记”、“叛徒”、“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等罪名，通过将林挺柱、曹凤举、李联璞、庞真、韦子佳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
11月23日至24日，贵县革委会召开的党员代表大会上，宣布把周可正（县委书记）、胡玉山（县委副书记）、黄醒怀（县委副书记）、张贵恒、闭子麟、闭赋康、郑显庶永远开除出党，撒销党内外一切职务。
11月27日，平南县“联指”观点的“三代会”组织“哭伍爷”大游斗。“联指”说伍晋南被判了政治死刑，强迫“4·22”观点群众和认为是“牛鬼蛇神”的三四百人组成一个送殡队，有捧灵牌的，有读祭文司仪喊礼的，披麻戴孝，三步一跪一拜，百步一哭祭，沿途有纠察队、民兵跟随监视，有不照做者立即被打。
12月3日，专区革委会发出《关于教育革命一些问题的意见》，实行公办小学下放大队，由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公办中小学校教师一律下放回原籍，出身贫下中农家庭的仍安排任教，出身剥削家庭的，或有政治历史问题和受株连的教师不作安排，也不发工资，回生产队劳动。学校教师不够，就从有高中、初中文化的社员中聘请任教，由于师资质量差，学校又经常组织学生去学工、学农、学军，学校秩序混乱，教育质量急剧下降。
12月8日，北流县“三办室”诬陷自治区人大副主席李殷丹父亲李矫西（80多岁）是国民党小二乡乡长，实际上小二乡乡长李乔西，“乔”字与“矫”字不同，但“三办室”专案人员竟然张冠李戴，因此李矫西被残酷斗争致死，造成冤案，1984年才予平反。
1月17日，专区革命委员会发出《关于进一步开展“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的决定》，《决定》要求立即进一步开展农业学大寨的大宣传、大发动，大造舆论，要紧密结合农村的斗、批、改和生产斗争实际，要各级树样板，层层抓典型，各行各业都要学大寨，突出无产阶级政治。
1月13日至17日，专区革委会召开第三次委员（扩大）会议，会议分析了本地区形势，研究部署1969年上半年工作：（1）狠抓根本，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群众运动推向新高潮；（2）以整党建党为重点，认真抓好斗、批、改。
各县（镇）在贯彻专区革委会第三次扩大会议精神中，普遍整顿充实斗、批、改办公室，各公社、各基层单位成立斗、批、改领导小组，负责清理阶级队伍，整党建党，各县还组织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开赴农村三类地区揭开阶级斗争盖子，大力提倡以抓阶级斗争促进学毛著运动的开展，促进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深入。此时，“4·22”派组织已基本上被“联指”派搞垮，各“4·22”组织瘫痪，在清理阶级队伍，斗、批、改中，许多“4·22”成员被加上“站错队”、“坏头头”等罪名进行批斗，政治上受到长期迫害，株连亲属。
玉林军分区第三办公室和各县（镇）人武部的第三办公室改为革委会第三办公室，为配合搞好清理阶级队伍，搞好斗、批、改，进一步抽调人员充实专案组，继续加紧进行所谓的“反共救国团”、“黑班子”、“地下党”等专案活动。
2月3日，玉林第一批城镇知识青年、居民934人下放农村插队落户。其余各县（镇）也先后进行，一些因受冤假错案迫害和受牵连的职工、干部和居民也被赶到农村，有的全家被赶走。
3月，贯彻毛主席关于“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指示，继贫下中农进驻管理学校之后，在城镇各厂矿又组织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管理学校，说是“文化大革命”的新生事物。
3月，自治区党政领导干部贺希明、霍泛、傅雨田、谢王岗、袁家柯等同志被拉到玉林专区各县（镇）游斗。在巡回游斗中，地委、专署领导韦树辉、熊福芝、张达明等被拉去一起陪斗。到各县（镇）又把县（镇）所谓走资派拉去参加陪斗。先在玉林镇游斗，玉林县和玉林镇领导林挺柱、曹凤举、刘傅勇被拉去陪斗。3月14日到北流县游斗，把北流县委副书记黎济武、周桂森等4人拉去陪斗。15日到桂平游斗，徐旭升（县长）张朝光（副书记）赵国璋（副书记）被拉去陪斗。17日在容县游斗，县委、县政府领导丁绍岚、郭松森等人被拉去陪斗。被游斗的领导干部，挂上牌站在台上、汽车上接受批斗、示众，搞得精疲力竭，受尽凌辱。
4月间，把专区“五·七”干校从新圩园艺场迁到桂平石排农场，主要由陈世球负责。被放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的干部继续受到审查迫害。把214名干部党员定为“走资派”、“特务”、“叛徒”、“历史反革命”、“牛鬼蛇神”。
4月12日，专区革委会举办“专案定案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进行了10天。各县（镇）、公社和厂矿负责专案工作的共500多人参加。孙景芳作总结报告，主要两个问题：（1）专区一年多来专案定案的基本情况；（2）对今后专案定案的几点意见。孙景芳在报告中列举了容县的情况，容县被揪斗审查对象1541人，审查后解放了999人，尚有542人受审查。孙景芳强调要突出专案重点，狠抓大案要案。
4月1日，按上级布置，全专区动员了160万人连夜欢呼庆祝党的“九大”召开，次日举行大规模的游行活动。
4月25日，专区革委会、玉林军分区作出《关于宣传、学习、贯彻、落实“九大”精神的决定》。
5月6日，专区革委会政治部召开教育革命座谈会，出席会议的有各县（镇）革委会管文教的领导，管理学校的工人、贫下中农代表，会议总结交流了工人阶级、贫下中农领导上层建筑斗、批、改经验。会议指出：要深入开展“四好连队”、“五好师生”活动（当时学校的班改为连），大力支持教育革命的新生事物。会议指出：小学教师由领工资到实行记工分加补贴，是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新生事物，要继续实行。
据专区革委会5月5日资料记载：全专区原有小学4948所，全部下放给大队、生产队办，有全日制中学58所，初中下放给大队办，高中下放给公社办。
此时对教师队伍进行一次大审查、大清理。全专区公办小学教师15874人，安排任教的12099人，尚有3775人未安排，被定为敌我矛盾的1426人，由于执行极“左”路线，教师队伍进行了大清洗，许多有才学的教师被赶出校门，接受审查、批斗，受到摧残打击。
5月30日，经自治区革委会审批，同意增补魏益年为玉林专区革委会副主任，连厚迎、代世功为革委会常委，陈世球为委员；同时免去甄文林、卫克和的革委会常委职务。
6月12日，专区革委会批复，同意成立玉林专区教育革命学习班革命委员会，李意蔼任第一副主任，梁昌华任副主任。
8月8日至12日，专区革委会召开政治工作会议。会议主要内容是：进一步落实党的“九大”精神，总结整党建党和斗、批、改运动经验。上半年，全专区组织了3200多人参加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下乡抓斗、批、改运动。
8月29日，专区革委会贯彻中央两报一刊社论，发出了《关于抓紧革命大批判的通知》，提出要认真学习，采取措施，立即掀起一个革命大批判的新高潮。《通知》仍以极“左”为指导思想，要求要狠批刘少奇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克服“大批判搞得差不多”的思想，认真开展革命大批判，搞好斗、批、改，政治冲击一切，把发展生产的做法当作修正主义、资本主义来批判。生产力受到阻碍，生产停滞不前。
9月2日至13日，专区革委会召开第四次全体委员会议。这次会议是贯彻自治区革委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精神，刘景荣作总结报告，会议提出：（1）狠抓根本，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增强革命团结；（2）抓紧革命大批判，落实党的政策，认真搞好斗、批、改，把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9月下旬，玉林专区革委会对斗、批、改作了规划和部署，决定集中力量抓“三分之一”，先后铺开基层单位955个，其中生产大队692个，城镇企事业单位263个。专、县、社的革委会先后有正、副主任211人，常委196人，分别带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7000多人深入基层蹲点，抓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这个主要矛盾，重点解决领导班子革命化问题，放手发动群众，广泛深入地开展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运动分三步进行：第一步主要是发动群众，打击敌人，批臭资本主义倾向，在解决敌我矛盾问题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第二步进行组织建设，进一步整顿加强领导班子；第三步巩固提高，检查验收。
9月25日至28日，专区革委会在陆川县马坡公社新山大队召开整团建团工作经验交流会。各县（镇）革委会和整团建团较好的单位负责人参加会议。会议主要内容：学习对照新山大队整团建团的经验，结合革命大批判和斗、批、改，明确整团建团的方向和做法。“文革”中处于瘫痪停顿的共青团组织，此时开始逐步整顿恢复。
11月15日，专区革委会召开斗、批、改会议，刘景荣作报告。（1）前阶段斗、批、改运动的情况和当前阶级斗争的新动向；（2）对当前斗、批、改的几点意见。专区革委会副主任魏益年作会议总结报告，主要三个问题：（1）关于对阶级斗争认识的问题；（2）关于方法和步骤问题；（3）关于加强对运动的领导问题。
下半年主要是贯彻中共中央党的“九大”路线，狠抓阶级斗争，开展革命大批判，搞斗、批、改贯穿着一套“左”的做法。在农村，发展家庭副业、搞种养，被当作资本主义加以制止，统一实行逢五逢十的集市日，废除各圩镇原来的集市日，限制集市贸易，农村社员不经请假，不准赶圩，各地还派民兵把守路口，不准社员挑柴草等上圩贸易。
1月27日至2月3日，玉林专区革委会召开第五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专区革委委员、革委各大组负责人，县、公社主要负责人、专直单位负责人共472人。会议学习了毛主席最新指示和中央两报一刊元旦社论，传达贯彻了自治区革委会第四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精神，部署了工作。
2月25日，召开玉林专区革委常委扩大会。军分区政委、专区革委主任刘景荣在会上传达了自治区革委常委扩大会议精神，对贯彻中共中央“二·五”指示（即毛主席2月5日指示“照办”的中共中央《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的3个文件和开展“一打三反”运动作了部署。会后各县也相继召开县革委常委扩大会，进行研究和部署本地区本单位的运动。全专区在第二批三分之一中开展“一打三反”运动的单位有1481个。其中农村大队1049个，城镇机关单位432个。组织毛泽东思想宣传队10626个，训练了骨干4346人。各级领导都到第一线去指挥战斗，专区革委和军分区政委刘景荣、副司令员廖前珍、魏洪林，副政委毕可周、冯亚舟，革委副主任魏益年、蒋昌永、李明等都分别到8个县去宣传贯彻。从此，一场大规模的“一打三反”运动在全专区全面展开。
4月22日，玉林专区革委会贯彻广西军区政委刘重桂在自治区革委会4月18日晚电话会议上的报告精神，总结了前段运动情况和对下一步工作提出了要求，指出前段运动抓住了主要矛盾，运动声势大、效果显著。全地区到4月中旬，新挖出阶级敌人2971人，揭露政治案件2613起，已破案1344起，收缴黑枪66支，子弹11572发，手榴弹639枚，雷管2342只和一批炸药。初步落实贪污盗窃和投机倒把57499人，总金额395万元。从2月开展运动以来到4月底止，总共有323人死亡，其中贵县44人，玉林54人，陆川14人，博白20人，北流30人，容县53人，平南49人，桂平47人，玉林镇12人。指出原因有5个方面：一是坚持反动立场；二是畏罪自杀；三是由于宣传落实政策不够，甚至违反政策；四是随意抄家，不贯彻退赔政策；五是有些地方随意扩大隔离对象。由于运动搞了扩大化，造成大批冤假错案。但是，当时革委会还要求领导要进一步明确运动的指导思想，继续把运动搞深搞透，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5月6日，召开了专区和玉林县（镇）直属机关单位党员干部大会，1400多人参加，军分区政委刘景荣传达区贯彻中央整党建党工作座谈会的精神。5月7日，专区在桂平县召开革委常委扩大会，各县革委抓整党建党的负责同志，政工组负责同志、整党建党办公室同志和各县搞点的公社1名负责同志共118人参加。会议学习了中央首长讲话，学习新党章。在学习讨论基础上，狠批所谓大叛徒刘少奇的“黑六论”，强调从思想上、组织上搞好整党建党。会后各县也相继召开会议传达贯彻。
5月12日至16日，玉林专区革委会在桂平县召开了第6次全体委员会议。会议学习了薪党章，进行了讲用，分析了头4个月的工作形势。传达和贯彻了自治区计划会议精神，讨论了专区1970年和第4个5年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研究和部署了今后的工作。
6月11日至15日，玉林专区革委会、玉林军分区在专区“五·七”干校召开了四好运动经验交流会。各县（镇）革委政工组负责人、解放军代表、专直厂、场的负责人、工人、贫下中农代表137人参加了会议。革委主任、军分区政委刘景荣作了报告。13个单位和个人在会上介绍了经验，革委副主任魏益年作了总结发言，强调突出政治、贯彻执行“政治可以冲击一切”的极左口号。
6月23日至9月27日，玉林专区革委会举办“阶级斗争教育巡回展览”，历时3个多月，观众达110885人，掀起了“一打三反”运动的新高潮。整个展览贯穿着“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专政是群众的专政”的内容，当时运动的扩大化，使许多干部、群众受到审查、批斗。
6月26日，玉林专直机关举行纪念毛主席的“6·26”指示发表5周年大会，军分区副司令员魏洪林在会上讲了话，提到我专区将近下放了一半的卫生人员，走向农村安家落户，为贫下中农服务，同时抽调了1400多名医务人员组成300个医疗队，深入工厂、农村开展防病治病活动，培养了“赤脚医生”6000多人、赤脚卫生员20000多人。强调进一步落实好“6·26”指示。
7月18日，玉林专区革委党的核心小组经自治区革委党的核心小组批准成立，刘景荣任组长，魏益年任副组长，成员有廖前珍、冯亚舟、蒋昌永、魏洪林、李明。
8月23日，专区革委会召开专区第二批斗批改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学习班。刘景荣同志在学习班上作总结报告。他说：今年2月全专区组织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8300余人，分别驻进1474个大队和单位，搞第二批三分之一斗、批、改运动。强调要狠抓宣传队的思想革命化建设。提出4点要求：一、狠学狠用毛泽东思想，走突出政治建设的道路；二、在阶级斗争的风口浪头上炼红心，提高继续革命觉悟；三、坚持五同，密切联系群众，拜贫下中农为师；四、发扬宣传队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9月26日至29日，专区革委会在贵县召开“一打三反”运动经验交流现场会。会上学习了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公报，传达了自治区革委会斗、批、改经验交流会议精神，贵县在会上作了经验介绍。专区革委主任刘景荣在会上作了总结报告，要求各县迅速掀起“四大”高潮。狠抓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大搞阶级教育，开展革命大批判，大搞路线分析活动。把“一打三反”运动引向深入。
10月27日至11月3日，专区革委会举办了专区专案人员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参加学习班的有各县（镇）“三办”工作人员、公社、县直机关专案负责人，以及专直机关的专案人员共470多人。学习班上学习了毛主席“对一个专案的批语”和各项无产阶级政策，学习了两个决议和新党章。陆川县三办和玉林专区工农师范学校在会上作了经验介绍，军分区冯副政委作了报告，对今后工作讲了4点：一、关于树立长期办案思想；二、关于“调研从严”的问题；三、关于“处理从宽”、“给出路”的问题；四、今后须解决的一些问题。强调各级革委会、武装部必须加强对专案工作的领导，继续加强专案队伍的“两化”建设。
12月下旬，玉林专区革委会在总结《玉林专区第三批三分之一中开展“一打三反”运动的做法和体会》中提到：“从9月份开始，全专区共组织毛泽东思想宣传队21455人，进驻了2058个单位。其中农村大队415个，公社直属机关单位1364个，县属机关、工矿企业和事业单位259个，专直机关21个。4个月来，全专区破获反革命集团48个，挖出阶级敌人4933人、揭出犯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52248人，贪污盗窃金额410万元，投机倒把暴利达118万多元，揭发出铺张浪费、物资积压金额5764万元，同时取缔了地下工厂154个，地下商店40个，地下运输队157个，地下包工队34个，地下俱乐部72个。通过这一场斗争，大长了人民志气。沉重打击了敌人，巩固和加强了无产阶级专政”。在“左”的思想影响下，运动扩大化进一步扩大。
12月29日，专区革委会斗、批、改办公室建立党支部，支书梁德升、副支书刘武德、莫秀文，委员赖宗全、杨第娟、陈琼如、唐远生。
2月24日，玉林专区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向区革委党的核心小组提出：《关于在中国共产党玉林地区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点名批判韦树辉、熊福芝等有关问题的请示报告》。报告胡说：“为彻底肃清叛徒、内奸、工赋刘少奇和贺希明、谢王岗在玉林专区代理人韦树辉、熊福芝散布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余毒，所以我们拟在玉林专区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向大会的报告中，点名批判韦树辉、熊福芝和韦树辉的‘11·13’声明，以及《鱼目岂能混珠》、《伪装应当剥去》两篇‘大毒草’。报告分别列举韦、熊所谓的罪行，以此再次对韦、熊两位同志进行攻击迫害。”
2月26日，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任命：黄兴仁（军代表），冯亚舟（军代表）为玉林专区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魏洪林（军代表）为玉林专区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兼任生产指挥组组长；梁德升（军代表）为革委会常委；曹西友为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组副组长。
2月28日，专区革委会发出《关于继续深入展开斗、批、改运动的工作意见》指出：“我专区斗、批、改运动发展不平衡，约占15~20％的单位阶级斗争盖子尚未真正揭开”要把革命大批判贯穿到运动的全过程，以革命大批判开路。学习毛主席关于阶级斗争论述，狠批刘少奇的所谓“阶级斗争熄灭论”，批判资本主义倾向，把斗、批、改运动不断引向深入发展。
3月17日至21日，召开中国共产党玉林地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到会代表597名，专区革委党的核心小组组长刘景荣致开幕词，并代表党的核心小组作了《高举党的“九大”旗帜，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奋勇前进》的工作报告。冯亚舟、毕可周、蒋昌永、梁德升、达志等21位同志在会上发言，魏益年致闭幕词。3月22日，经区党委批准，中共玉林地区第一届委员会成立。刘景荣任书记，魏益年任副书记。常委8人：刘景荣、魏益年、黄兴仁、冯亚舟、蒋昌永、魏洪林、李明、梁德升。委员48人，候补委员10人。中共玉林地区第一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会作出了《关于加强各级党组织领导班子革命化建设的决定》。
3月21日，玉林地委清查“五·一六”办公室在《清查“五·一六”总结报告》中记述，从1970年4月开始，地县两级共有专案干部135人，对1968年以来分配我区的670名大学毕业生进行审查，可能性的40人，初步证实有问题的有唐诚等10人，列为“五·一六”重点对象的有博白县的甘焕杰（县委书记）、江庆东（副县长）、卜功寿（宣传部副部长）、黎永彪（县计委副主任）、陈列（县文化馆干部）等人遭到关押、批斗。最后确定甘焕杰、陈列、曹东峰、肖国兴为“五·一六”分子。这些人的冤案至1981年才得到平反。
4月10日，玉林地委成立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领导小组，组长刘景荣。成员有魏益年、蒋昌永、冯亚舟、陈崇安、达志、李寿山，并设办公机构，简称“清办室”，主任杨敬义（军分区科长）。秘书组长严冠群，第一专案组长杨序荣，副组长杨荫明。第二专案组组长黄盛洛，副组长黄汉庄、陈宗明。第三专案组组长吴发，副组长何远兴。办案人员51人。各县也相应成立“清办室”，对全地区1200多人进行了背靠背审查，其中地委“清办室”直接立案、长期隔离审查的11人。其中苏茵（区文联办公室主任）受党内警告处分；陈祖平（区水电研究所技术员）被行政记大过；曹东峰（博白人，西大学生）被开除团籍，不予分配，送回原籍劳动；罗锦荣（专区水电设计处技术员）被开除留用察看2年；朱汝为（博白二中学生）被判刑6年。这些冤假错案1984年已彻底平反。
4月12日，玉林地委三办室在《关于钻进玉林专区地下党两面派人物情况汇报》中，把地下党的革命老干部韦树辉、熊福芝、林克武、梁寂溪、邓允萃、张达明、张祖贵、梁进芳、黄经柱、黄英等28名同志列为所谓伪党员、两面派、叛徒进行审查，有的被批斗、长期关押迫害，家属受株连。这些同志的冤案1981年已平反。
4月30日，专区革委会在容县召开路线教育经验交流现场会，参加会议的有各县政工组和宣传组负责人，点上的宣传队和党支部负责人共148人。会议传达自治区路线教育交流座谈会精神，黎村公社黎村大队作了经验介绍。会上分析路线教育形势，研究存在问题，专区革委副主任冯亚舟作了总结发言。
5月4日至20日，玉林专区召开了第一期党员干部批陈整风学习班，主要学习毛泽东、林彪关于批陈整风的指示，开展对陈伯达的批判。5月31日至6月20日又召开第二期地直单位党员干部学习班共821人。地委书记、革委主任刘景荣同志作动员报告和批判发言，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魏益年、革委会副主任蒋昌永、冯亚舟、地委常委梁德升等也先后作批判发言，会议期间还分各大组进行学习批判。接着，各县也分别召开了会议，参加会议的共有党员干部4524人。
5月15日至17日，玉林地委召开了常委扩大会议，地委常委、各县正副书记、专区革委会各大组（室）、校的负责人参加。会议研究安排了工作，提出3点：一、深入开展批修整风；二、狠抓阶级斗争，深入开展“一打三反”运动，彻底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搞好社会清队，狠狠打击现行反革命，深挖暗藏的阶级敌人；三、认真贯彻毛主席“一抓三促”的伟大战略方针。地区党委成立了批修整风办公室，办公室负责人李寿山。接着召开了电话会议要各县贯彻执行。
6月21日至25日，玉林专区在玉林县召开军民结合全民办后勤工作现场经验交流会，参加会议共270 人。玉林军分区司令员黄兴仁、副司令员魏洪林先后作了报告。玉林县等7个单位在会上作了经验介绍。专区革委副主任蒋昌永作会议总结。会议要求加强领导，统一规划，再进一步进行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教育，批判“唯生产力论”、“业务第一”促进民兵工作“三落实”。
9月12日，玉林地委以玉地发（71）30号文《关于陆川桂东南起义自首情况调查意见的请示报告》上请下发。《报告》说：起义失败后敌人进行清乡点甲，在敌人点名、威迫、逮捕之下向敌人自首者512人。其中现在革命队伍里有46人，对党员和非党人员分别提出了具体处理意见，制造了迫害陆川桂东南起义人员的一大冤案。1984年已彻底平反。
9月22日，玉林专区革委会政工组召开整团建团工作会议，历时7天，参加会议的有各县、部分公社、地直单位共青团干部65人。
中共玉林地委批转《专区革委政工组整团建团工作会议总结》，总结中指出全专区141个公社（镇）已全部建立了新团委，建立新支部（总支）2861个，要求各团组织按《总结》贯彻执行。
9月22日，根据自治区党委将专区改名为地区的决定：“玉林专区”改名为“玉林地区”，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下发的“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地区革命委员会”新印章于1971年11月22日开始启用。
11月5日，林彪反党叛逃“九·一三”事件，开始传达到群众。据地区革委在地直单位批林整风小结中记述：地直单位从11月5日开始用10天时间传达毛主席亲自批发的中共中央（1971）68号文件。通过学习讨论，大家表示拥护中共中央通知和中共中央采取的各项措施，对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阴谋家、叛徒、卖国贼林彪及其死党的叛党叛国罪行表示极大的无产阶级义愤。对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表示坚决的拥护。
12月29日，玉林地区革委会在《总结知识青年工作》中记述：全地区到农村插队落户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累计17996人，其中安置了10252人，花去安置经费1847655元。称之为广大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1月6日，中共玉林地委批转《地区革委会保卫组关于认真落实对敌斗争政策和加强安全生产的报告》指出：“少数干部路线觉悟不高，阶级斗争观念不强，极左思想严重，有的甚至目无国法，明知故犯”、“个别地方对敌斗争不讲政策策略，乱斗乱打，甚至有组织、有计划非法把人整死”。玉林成均公社大岭大队社员梁常佑被斗打致伤后，于晚上拉到野外杀死。贵县木格公社木格大队地主分子甘庚寿因有通奸行为斗争后，被装进猪笼丢下水渠淹死。上级虽有禁令，但乱打乱斗死人现象仍有发生。
1月26日至31日，在桂平县召开地区“农业学大寨”经验交流会，参加会议的代表84人，绝大部份是先进单位代表，还有少数后进单位代表，参加县、社党委书记学习班的150名同志也参加了会议。地区革委会副主任蒋昌永在会上作了总结发言，印发了65个先进典型材料。18个先进典型在会上作了经验介绍。会议认为，学大寨必须学根本，要学习抓住路线这个纲，搞好领导班子思想革命化。在向上汇报中强调：要狠批“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狠批“弃农经商”、“重钱轻农”等资本主义倾向。
2月5日至13日，玉林地委召开地区三级干部会议，参加会议1320人。会议主要内容：贯彻中发（1972）第4号文件，批判林彪一伙的政变纲领 《“5·71工程”纪要》。地委书记刘景荣作报告，地区党委、常委、军分区负责同志、地区革委机关及各大组负责人共23人作了发言，声讨、批判林彪一伙的罪行。
3月中旬，区党委副书记刘重桂同志来玉林检查工作。16日上午在玉林地区革委机关干部大会上作报告，讲了五点：一、关于学习问题；二、关于狠抓阶级斗争问题；三、要抓好生产；四、关于落实政策问题；五、关于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
5月25日至27日，玉林地委召开工作会议。县、社党委负责同志160人参加，会上学习了中央（1971）82号文件，传达了区党委汇报会议精神，分析了上半年形势，讨论深入进行路线教育，狠抓阶级斗争等问题。提出了四点措施：一、继续深入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二、狠抓阶级斗争，及时地、准确地、狠狠地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三、认真贯彻落实党的政策；四、关于搞好早造田间管理，夺取早造丰收，做好晚造和冬种的准备问题。
10月21日至11月1日，召开了玉林地区农业学大寨会议，历时12天。参加会议的有地委、革委委员、各县委主要负责人、公社党委书记、地区革委政工组、生产指挥组、农林水电等单位负责人共246人。地委书记刘景荣同志作会议总结。讲了三点：一、正确估计两年来“农业学大寨”的形势；二、认真总结和吸取“农业学大寨”的经验教训；三、贯彻这次会议精神的意见，强调动员全党进一步加强“农业学大寨”运动的领导。
11月12日，玉林地委在传达学习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议文件的汇报中指出：1972年主要的中心任务是揭批林彪一伙反革命政变活动，开展革命大批判，进行路线教育。据地委办公室3月9日的综合汇报记载，地、县、社组织了16701人的宣传队，深入大队协助支部贯彻中央4号文件，全地区参加学习听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文件的人数达3270650人，培训了骨干223786人。在认真学习中央4号文件的基础上，逐条地批判林彪一伙的反革命政变纲领《“5·71”工程纪要》，掀起了批林整风高潮。
3月1日，玉林地区贯彻实施自治区“农业学大寨”会议《纪要》试点工作总结汇报记载：根据区党委的指示，全地区选择了8个公社共113个大队1998个生产队作为贯彻自治区“农业学大寨”会议《纪要》的试点，共抽调干部1147人组成工作队，由地、县党委主要领导同志带队，于去年11月5日到试点公社至今年元月25日，历时80天。再次发动全地区开展“农业学大寨”。
3月16日，地委书记刘景荣在县委书记会议上作了《关于当前革命生产的形势分析和一些问题》的讲话。指出：我们继续贯彻毛主席关于“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指示和元旦社论，以批修整风为纲，深入开展“学大寨”，取得较大成绩。全地区已整顿改选的大队党支部有1614个，占80％，生产队队委的改选整顿大部份已结束。部份的大队生产队建立和健全了贫协组织。对下一步的工作，他指出：“以批修整风为纲，狠抓阶级斗争，批判资本主义倾向”。
3月20日至26日，召开中国共青团玉林地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团员代表900人，地区革委会副主任蒋昌永作开幕词，地委书记、革委主任刘景荣代表玉林地区党委团代会筹备领导小组在会上作报告。报告中指出：全地区已建立团支部3546个，办理了38423人离团，接收95444名青年入团，有6735名团员入党，代表大会作出了《深入开展批修整风，积极参加三大革命运动，为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的决议。4月4日经自治区党委批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玉林地区第一届委员会成立。书记张学群、副书记庞业基、覃建明、万琼英。
4月21日至30日，玉林地委召开第四次全体委员会议。出席会议的正式委员37人，候补委员8人，地区革委大组负责人列席了会议。会上传达了全国计划会议和区党委、革委扩大会议精神，地委书记刘景荣提出《关于今后工作的意见》强调三点：一、关于继续抓紧批修整风这个头等大事的问题；二、关于贯彻自治区《十四条》和《十五条》全面检查落实党的政策；三、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加快发展国民经济的步伐，特别加快发展农业。
5月4日至29日，玉林地直举办第一期批修整风学习班，参加人员571人，地委书记刘景荣作动员报告。学习班主要内容：学习马列、毛主席的有关论述，毛主席关于批修整风的指示和中央文件，毛主席《我的一点意见》、《毛主席致江青的信》等文章，以此为思想武器，对林彪进行批判，学习班分8大组进行学习座谈批判。
6月10日，玉林地区贯彻执行中央（72）45号文件的情况汇报中说：元月11日和15日分别召开了地委常委扩大会，传达《自治区贯彻中央45号文件》会议精神，做好落实政策工作。汇报中记述1966年以来全地区非正常死亡人数约有7500多人。几年来组织部门受理的案件4229人，其中定为敌我矛盾452人；1966年以来开除、退职、清理、辞退回家的职工，全地区计有2608人，已回收安排工作的579人；被红卫兵遣送和改造圩镇时，把部分集体单位的手工业、合作店（组）、医务人员和私改过渡人员下放到农村的1054人；全地区户口粮食没有落实好的7397人。“文革”中造成的大批冤假错案，给玉林地区人民带来了难以弥补的伤痕。
6月14日至19日，召开玉林地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代表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各县革委会政工组、上山下乡知青代表、贫下中农代表、家长代表229人。会上玉林、桂平、北流、博白的代表介绍了做好上山下乡知青工作的经验和做法。地委副书记、革委副主任魏益年作总结报告，提出要加强党的领导，认清形势，做好上山下乡的动员安置工作，做好上山下乡知青的再教育工作。
6月25日至30日，召开玉林地区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正式代表800名，特邀列席代表66名。蒋寅妹致开幕词，地委副书记魏益年作大会工作报告，地委书记刘景荣致闭幕词。会议在总结几年来的妇女工作中指出：全地区有女共产党员16000多名，其中“文革”以来入党的7200多名，女共青团员76000多名。大会作出了《树雄心，立壮志，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的决议。7月30日经自治区党委批准，玉林地区妇女联合会第一届委员会成立，主任：蒋寅妹，副主任孔剑珍、陆群玉、丘素娟。常务委员卢霓仙、冯俊芳等9人。
7月12日至19日，玉林地委召开地区清查“五·一六”专案会议。地委副书记魏益年作报告，报告中说：到1972年9月止，审查了分配来我地区的1200名大专毕业生和500名下放干部，先后立案审查的有57人，定严重错误的26人，一般政治错误7人，其他错误16人。
8月3日，玉林地区革委会、玉林军分区根据“中共中央和区党委的决定，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广西军区7月9日关于撤销军事管制的通知”。玉林地区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于1973年8月1日撤销。
8月12日，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桂发（1973）126号文任命：魏益年为玉林地委书记、玉林地区革委会主任，蒋昌永、齐发祥、李国伟为玉林地委副书记、玉林地区革委会副主任。免去刘景荣玉林地委书记、玉林地区革委会主任职务。
9月3日，玉林军分区参加三支两军人员第一批68人撤回部队。
9月4日，玉林地区革委会、玉林军分区发出《关于贯彻自治区、军区“深入开展学习毛主席关于‘大办民兵师’的指示的通知”的意见》。从此，地、县都办起了民兵师团组织，机关、学校、工矿企事业单位，街道、乡村也实行了民兵建制。
10月10日，玉林地委召开了县委书记会议。会议的中心内容是学习贯彻党的“十大”精神。地委书记魏益年在会上讲了话。他说：地、县、社三级共抽调了宣传队6400人，向广大群众宣传“十大”精神和中央34号文件。培训了生产队以上干部15万人。掀起了学习“十大”文件的高潮。指出现在有这样一些问题：一、阶级敌人不服管制，造谣惑众，煽动资本主义歪风，破坏集体经济；二、有些队两条路线斗争十分尖锐，副业单干，自由种植，重副轻农；三、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但也有一些干部政治上“好人主义”不敢抓阶级斗争。下一步要深入学习“十大”文件，深入批林，从实际出发，切实解决本单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问题。
10月26日，中共玉林地区委员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成立。组长齐发祥，副组长雷锋、李中兴。
11月8日，玉林地委召开了县委书记会议，地委书记魏益年在会上作报告。报告中说：“目前资本主义倾向严重，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十分尖锐，据地、县抓的9个重点大队统计，私人开荒的563户，搞自留地商品化的480户，搞副业单干的241户，长期外出搞私捞的81户、投机倒把的19户”。今后强调四点：一、狠狠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二、批判资本主义倾向，巩固社会主义阵地；三、加强领导班子建设；四、认真落实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
12月4日至9日，召开了地委委员（扩大）会议。地区战线的负责人、局长和地直单位领导、县委常委、县各战线负责人、公社主要领导共555人参加会议。会议学习了马列和毛主席有关教导，传达了区党委常委（扩大）会议精神。讨论了《纪要》，韦国清的讲话和安平生的总结。听了10个同志的典型介绍。会议中心内容是如何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如何加强对运动的领导问题。
12月21日，玉林城区民兵领导小组成立。地区分工副书记齐发祥和军分区司令员黄兴仁负责抓此项工作。领导小组由地、县（镇）和军分区、武装部的领导11人组成，组长李清彪，副组长侯民锋、张继宗、黄学裕。
2月12日，中共玉林地委发出《关于成立地区直属机关批林批孔运动领导小组的通知》。通知说：“为了加强地直各机关、企事业单位批林批孔的领导，地委决定成立地直机关批林批孔运动领导小组。由齐发祥、熊福芝、张振武、王德锋、胡继才，陈立等6人组成。齐发祥任组长，何金煊为办公室主任。
3月20日至25日，玉林地直举办批林批孔干部学习班，地委书记魏益年在学习班上作了讲话。指出：“通过学习毛主席和党中央批林批孔的重要指示，学习讨论了区党委常委（扩大）会议精神，分析了地直单位批林批孔的形势，研究了进一步加强对运动的领导。强调要大造声势，大造舆论，发动群众联系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的大是大非问题，联系某些人对‘文革’的态度问题来批，把运动持久地深入开展下去”。
3月23日，在黄日南主持下，刘碧荣、陈世球、易文杰等人在地区招待所经过一番策划，共同署名写了一篇题为《坚持革命，反对复辟》的大字报贴在地委大院内。大字报把恢复韦树辉、熊福芝等领导干部的工作，称之为“复辟回潮”。诬陷熊福芝“企图进行翻案”，呼吁干部群众对这些问题“议一议”。这是当时批林批孔“联系实际”最先最有煽动性的第一张大字报。接着又串连县（镇）“联指”头头庞业基、陈家广、陈永才等人搞派性活动，一时间地专大院、玉林城区的大字报都陆续贴出来了，拉开了批林批孔运动的序幕。与此同时组织了一个写作班子，成员有刘军、姚仕芝、陈育生、黄汉庄、张庆忠、倪治安等人。把揭发地委领导的所谓“罪行”材料用《群言》的署名印发各单位，号召各单位搞揭发批判。《群言》在批林批孔中起到很坏的影响作用。
4、5月间，黄日南、刘碧荣、林坚、易文杰、陈永才等人开专车到南宁会同在区党校学习的张平（地区“联指”副总指挥）去找区党委的帮派人物廖炜雄进行帮派活动。反映玉林地区所谓刘景荣压制打击新生力量的情况。
5月15日，陈世球写了一篇题为《条条黑线连林彪》的大字报稿，交给黄汉庄抄成大字报在地委大院张贴。这张大字报把矛头直接指向原地委书记刘景荣。诬陷刘景荣同志是“林彪线上的人”；大字报把黄日南、刘碧荣、林坚等造反骨干调出地区革委，把玉林镇、博白、陆川等县的造反起家的人物下放到基层称之为“打击压制造反派”，把当时规定的把造反起家的帮派骨干从各级领导岗位拉下来的“73年5月25日发的文件”称之为“五·二五”黑通知。认为这个文件是否定“文化大革命”成果，打击新生力量的文件，为造反派头目争官要权。
6月20日，玉林地委召开玉林城区机关单位干部职工批林批孔大会，会上有7个代表作了揭发批判发言，深揭深批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罪行，深揭深批林彪反党集团重要成员韦祖珍的“反革命罪行”，深揭深批同他们阴谋活动有关的人和事。地委书记魏益年在大会上作了讲话，强调五点：一、各级领导必须深刻理解批林批孔的伟大意义，坚定地站在运动的前头；二、进一步放手发动群众，狠抓“三个深揭深批”。广西不是真空，我们玉林地区也不是真空，韦祖珍不是一个孤立的人，“九·一三”事件前，我们地区发生了许多怪事，搞得很紧张。“九·一三”以后许多事情又烟消云散了，这些都是很值得深思的；三、对群众揭发出来的同林彪反党集团有关的人和事，要组织力量，认真清查，搞个水落石出；四、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五、要注意党的政策，加强革命团结，共同对敌。魏益年的讲话，实际上是不指名的指向原地委书记刘景荣同志。会后又把魏益年的讲话印发各县（镇），以批林批孔为名进一步迫害干部。
7月4日至9日，地区革委召开第九次全体委员的扩大会议，各县领导、战线领导和科局负责人参加。在这次会议上，参加会议的地区革委委员黄日南、林坚、陈世球、周祖禧、龚美仪、关立梧、陈永才联名写了《给地区党委的一封信》。这封公开信说：有人否定“文化大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在哪里？列举了老干部出来参加工作称之为“回潮”。进驻学校“工宣队”撤了，“六·二六”医疗队没有了，“五·七”干校名存实亡等，指桑骂槐，指责刘景荣同志。实际上是给地区党委施加压力，再次向地区党委要官要权。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由于黄日南、刘碧荣、陈世球等人再一次集结，进行帮派活动，受到了魏益年、李国伟的重用，都升了官。黄日南升为地委常委、宣传部长，刘碧荣升为地区计委副主任，陈世球升为北流县革委会副主任、副县长、林坚升为地委常委、地区总工会主席，达到了争官要权的目的。
7月20日，中共玉林地委召开玉林城区工人抓革命促生产动员大会，7000人参加大会。蒋昌永宣读中央的重要指示，魏益年在大会上作动员报告。大会要求把批林批孔引向深入、普及、持久，号召广大干部、职工、群众以批林批孔为动力，迅速掀起工农业生产的新高潮。
9月16日，玉林地委召开玉林城区军民贯彻中共中央重要文件，批判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大会，分13个会场，有12000人参加。地委、地区革委、军分区领导出席会议。李国伟宣读党中央重要文件，魏益年在大会上讲了话，柴油机厂、玉林县名山公社、玉林军分区、地区医院4个单位代表作了批判发言。
2月9日，玉林地区革委召开常委会议，参加人员有魏益年、蒋昌永、李国伟、熊福芝、何奎、盘佐杰、齐发祥、李明、林坚、黄日南、李寿山、赖宗全。会议内容：一是传达二中全会精神，学习毛主席的无产阶级继续革命的理论；二是过民主生活会，先是各人对照检查，然后魏益年向熊福芝提意见，接着蒋昌永、齐发祥、盘佐杰、黄日南、赖宗全、李国伟、李明、何奎也集中对熊福芝提意见。主要意见是：“熊福芝恢复工作后，分工管工业，思想有包袱，工作积极主动性不够，联系群众少，提出是不是对‘文化大革命’还有怨气；批林批孔中，群众出大字报后，又缩手缩脚了。自批林批孔运动常委开会提了意见，情绪就不大同，有点沉闷。是什么问题？是不是对批林批孔转不过弯来？”最后魏益年说：“你考虑看有什么想法，可以议一议。”熊福芝同志自批林批孔开始，由于黄日南、刘碧荣、陈世球、易文杰等人联名写大字报把恢复韦树辉、熊福芝等领导干部的工作，称之为“复辟回潮”，诬陷熊福芝“企图进行翻案”，使熊再次受到攻击批判，加之革委常委过民主生活会，集中对熊提意见，致使熊福芝同志思想再度受到创伤，精神再度失常。
3月4日，玉林地委召开玉林城区各单位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经验交流大会，7000多人参加。地区党委、革委、军分区的领导出席了大会，李国伟主持大会，地区化肥厂、玉林县名山公社太阳大队、军分区76分队、地区“五·七”干校等4个单位的代表发了言。地委副书记刘景荣在会上讲了话，提出三点要求：一、各级领导要带头学好；二、要加强理论队伍的建设；三、总结推广学习好的先进经验。
4月6日至10日，召开玉林地区第一次贫下中农代表大会，参加大会代表1151人，选举产生了玉林地区贫下中农协会第一届委员会。陈国坤任主任，沈维礼、李汉芳、李崇棋为副主任，常委23人，委员108人。
4月25日，玉林地委召开玉林城区干部群众贯彻中共中央重要文件动员大会，工厂、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街道的干部、职工群众和部队的指战员共15000多人参加。地区党委、革委、军分区的负责人出席了大会，齐发祥主持大会。魏益年传达中共中央（1975）9号文件和全国工业书记会议精神，会议提出四点要求：一、继续深入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二、继续深入贯彻中央9号文件和全国工业书记会议精神；三、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狠狠打击阶级敌人现行破坏活动；四、坚持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夺取革命和生产的更大胜利。
7月29日，玉林地区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成立。爱卫会由15人组成，李国伟任主任，刘玉呈、何金煊任副主任，杨俄律任办公室主任。
9月6日，玉林地委召开常委扩大会，参加人员有魏益年、蒋昌永、李国伟、何奎、黄日南、赖宗全、盘佐杰、林坚、各县副书记、各战线负责人参加了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一、整党整风问题；二、关于打总体战问题；三、研究晚稻生产问题；四、农田基本建设问题。会议提出打总体战分三个战役来打。第一个战役突出解决多占土地、自留地商品化，清理野马副业的问题。第二个战役大批大斗在分配问题上的资本主义，突出的问题是工分挂帅、物质刺激、分光吃光、不留积累、贪污腐化、超支欠款。第三个战役大批大斗意识形态里的修正主义黑货。会上桂平县委副书记刘汉华说：“全县已大批大斗1008人，处理私耕滥种收回22951亩土地。博白县农村外出的工副业人员6849人，被清退回队6252人。全县2175个生产队办的三窑（砖瓦窑、缸瓦窑、石灰窑）有1588个被迫停办。严重地挫伤了农民积极性。当时把积极发展家庭副业的作为资本主义倾向，外出经营者称为“野马”，把种好自留地说是“自留地商品化”，组织民兵小分队把社员在田边、村边种的竹子、果树砍掉等。称为割资本主义尾巴。在打总体战中又有许多无辜的社员群众受到批判斗争。
10月30日，召开玉林地区地直机关单位传达贯彻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动员大会，参加会议共有3000多人，地委书记魏益年在大会上讲了话，强调要把普及大寨县作为全党的战斗任务，要求进一步抓好党的基本路线教育，抓好领导班子建设，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大力发展地方“五小”工业。
11月29日，召开中共玉林地委第八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常委：魏益年、蒋昌永、李国伟、李明、熊福芝、黎允武、张学群、黄日南、林坚、赖宗全等10人，委员24人。地委书记魏益年作报告。会议的中心议题是：一、帮助地委常委整风，加强领导班子革命化建设；二、讨论制订全地区1980年发展农业生产和普及大寨县的规划，会议通过了玉林地区“五·五”计划期间农业发展规划草案。
1月6日，召开玉林地区革委会第十次全体委员会议，革委会主任魏益年在会上作工作报告，报告总结了去年的工作，提出了1976年的工作意见：一、要认真学习毛主席两首诗词和中央两报一刊元旦社论；二、紧紧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深入开展阶级斗争；三、坚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努力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坚决完成和超额完成1976年的国民经济计划。
3月17日至20日，召开了玉林地区党委第九次全委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委员40人，各县委常委、公社书记、地直单位县级、十八级、地委革委机关正副科局长以上干部、自治区宣传队负责人、军分区、一八三医院团以上干部共875人。会上听了地委书记魏益年传达中共中央（1976）3、4、5、6号文件和区党委全委（扩大）会议精神后，接着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玉林城区再度陷入混乱。
3月23日，玉林地区工会工作组、玉林县工会、地区贫协、县贫协、团地委、团县委、地区妇联、县妇联、县民兵指挥部等9个单位联合召开了玉林城区“反击右倾翻案风”大会，参加大会有5000多人，地区党委、革委、军分区、玉林县委、县武装部和一八三医院等单位负责人参加了大会。地区工会工作组、玉林柴油机厂、玉林县自行车厂、玉林镇新民大队、地区工农师范学校、玉林城区民兵指挥部等6个单位代表在大会上作了点名批判发言。随后各县也效仿这个做法，开大会进行点名批判，从此掀起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高潮。
4月10日，玉林城区40000军民举行集会游行，拥护中共中央两个决议，地委书记、革委主任魏益年宣读了中共中央两个决议，接着讲了话。军分区司令员黄兴仁也讲了话。工人、农民、学生、民兵、革委干部代表在大会上发言，支持中央错误定性天安门广场事件为反革命政治事件。
4月20日，中共玉林地区委员会转发地区公安局《关于做好“反击右倾翻案风”保卫工作的报告》，报告主要内容是4月16日至20日召开的各县公安局长会议精神，分析了当时“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形势指出；“我地区敌情有如下新动向，一小撮阶级敌人制造和散布反革命谣言，攻击毛主席，分裂党中央，为邓小平歌功烦德”。错误地提出要集中火力批邓，发展大好形势。
6月14日至20日，地区民兵工作经验交流会在平南县召开，地委副书记林中在会上讲话。地委副书记、军分区政委刘景荣作会议总结。这次会议的指导思想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为动力，落实战备，认真做好民兵工作“三落实”，总结交流围绕学大寨办好民兵工作的经验，平南县人武部等12个单位在会上介绍了经验。
8月28日至9月4日，召开玉林地区三级干部会议，主要是贯彻中央13号文件精神，地委书记魏益年在会上讲了话，军分区、各县、地委部、委、办等20个单位在会上发了言，会议期间收听了区8月28日广播大会实况，听了中央13号文件《关于唐山丰南一带抗震救灾的通知》，会议要求迅速、广泛深入宣传贯彻13号文件，强调把学习放在首位，紧密联系实际，以抓好同党内资产阶级的斗争为重点，批判邓小平的所谓“三株反党反马克思主义的大毒草”，进一步打好批修批资的总体战。
9月9日，中共玉林地区委员会发出《关于成立玉林地区高等教育领导小组的通知》，通知中说：“为了加强对‘七·二一’工人大学和‘五·七’大学的领导，决定成立玉林地区高等教育领导小组，由李国伟，林坚、赖增焕、庞宝绥、刘玉呈、王德峰、陈湘光组成。李国伟任组长，林坚、赖增焕任副组长。”
9月18日，玉林地区所在地玉林县城50000多军民在地区体育场隆重举行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地委副书记李国伟主持追悼大会，地委书记、革委会主任林中致悼词。各县也分别召开了追悼大会。参加追悼大会有各县党、政、军负责人、工农兵群众、各界代表310000人，参加基层单位举行的追悼会有2510000多人。
10月22、23日，玉林地区8个县城500000军民举行集会，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玉林县城举行了100000人的庆祝大会，地委书记林中在会上讲了话，会后举行了游行。历时10年的“文化大革命”就此结束。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指出：“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文革”期间玉林地区是个重灾区，造成的混乱、破坏和死人之多是极其惨重的。“文革”中许多干部群众受到残酷迫害，不少人致残致死，全地区被迫害致死的达10156人。其中干部1104人，工人522人，居民、农民群众8406人，学生124人，共有遗属9048户，留下孤老孤幼孤残706人，还有4714人被打伤致残，经济上造成的损失更难以估量。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1979年，根据党中央的部署和要求，玉林地区开始平反冤假错案，处理“文革”遗留问题，但由于受到原区党委的派性影响，致使平反冤假错案，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受到干扰，走了一段艰辛曲折的路程。当时地委分管政法及“处遗”工作的副书记李国伟，由于其本人在“文革”中有一定错误，在极左的思想指导下，整个地区“处遗”工作进展不大，在这关键的时刻，为了冲破阻力，打开局面，玉林地委重新决定由黎允武、邓允萃俩同志抓政法，“处遗”工作，首先在陆川县抓“处遗”试点，经过调查核实，依法逮捕了在“文革”中的杀人犯吕志、谭增康、周广胜等人。在取得经验之后又在贵县、容县、北流县、博白县铺开，正当“处遗”工作取得进展的时候，当时区党委副书记肖寒等人对玉林地区的平反冤假错案、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却设障碍，定框框，不让追查，不准抓人。玉林地委明确地指出：对“文革”中的杀人案，该查的要查，该捕的要捕，问题牵涉到那里就查到那里。容县是全地区“处遗”的重点，当地委、县委冲破肖寒等人的阻力，依法逮捕“文革”中的帮派头目、挟嫌杀人犯卢爱琼，“文革”中参与策划杀害，迫死37人的杀人犯周达升时，群众自发地燃放鞭炮以示庆祝，这一措施深得群众的拥护。
在处理“文革”中“杀人有功”、造反起家被提升为县委书记的彭昭南（当时已调钟山县任副书记）之时，遇到的阻力更大。当地、县两级调查组经过反复的调查，证实了彭昭南的犯罪事实，向区党委提出了要求处理彭昭南的报告，当时区党委肖寒等人出于派性的需要，通过区纪委的韦雄等人向玉林地委、容县县委施加压力，指责苏民世同志（地区公安处处长），还把陈铭礼（容县公安局长）、阙之宝、梁鸿球召到南宁进行训斥，大发雷廷，这些同志不畏淫威，顶住压力，坚决按地委的指示办，于是肖寒直接出面干涉，带领有关人员到玉林，指责玉林地委领导，强迫地委按照他们的意见修改彭昭南的调查报告，为彭昭南的罪行开脱。地委书记陈泳、副书记邓允萃等同志，坚信党的三中全会的方针、政策，断然拒绝肖寒等人的无理指责。接着肖寒派人又跑到容县要县委修改彭昭南的调查报告，县委书记黎济武同志明确指示县委办公室：这是他们欺骗党中央的错误行为，我们不能修改。地委、县委坚持原则，顶住肖寒等人的压力，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依法逮捕了“文革”中组织策划杀人犯彭昭南等人，并依法判处了他们的徒刑。
1983年党中央重新作出处理广西“文革”遗留问题的决定，新的区党委产生，各级党委建立了坚强的“处遗”领导小组，才坚决贯彻执行中央拨乱反正的方针，清除“左”的影响，进行彻底否定“文革”的教育，把干部群众的思想统一到党的六中全会上来。从此，冲破了阻力，打开“处遗”工作新局面，在组织上采取停免撤的做法，对在台上的“三种人”，在“文革”中犯了错误或严重错误的人进行了审查，全地区立案审查的共10807人，其中国家干部5011人，工人、农民、居民共5796人，党员9342人，非党1465人。根据党中央和区党委的“处遗”政策，对被审人员逐个进行定案处理，全地区在定案处理中给予开除党籍、清除出党的3715人（其中开除公职的165人），非党开除公职的50人，其他党纪、政纪处分的3611人，免予处分的1918人，解脱的1513人，从而教育挽救了一大批犯有错误的人。对在“文革”中血债累累、罪恶严重的244人已逮捕归案，其中225人已被依法判处了徒刑，受到了历史的审判，法律的惩罚。清理“三种人”的工作仍在继续进行，全地区被列入核查对象的30人（已定17人），记录在案的30人（已作出结论的29人），这些人已被清出各级领导班子和党的要害部门。
1984年7月24日，地委召开了我地区6个大的冤假错案平反大会，对在“文革”中的审查“地下党”案，以熊福芝为首的“叛徒特务集团”案、玉林地区“黑班子”案、“反共救国团”案、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案、被戴上“走资派”等帽子受到审查迫害的冤假错案进行了彻底平反。对在“文革”中受迫害的15816人（其中有厅级干部5人，处级干部19人，县级干部334人）进行了平反和昭雪。根据党中央和区党委的指示，对遗属和受害者发放了抚恤费、丧葬费、生产生活困难补助费，被毁房屋修建费、三孤（孤老、孤幼、孤残）生活费等共5788000多元，与此同时对1283名干部职工遗属的子女安排了就业，从而为愈合伤痕，清除积怨，增强团结做了大量工作。
“文革”的十年，给我地区造成的深重灾难，过后医治创伤，先后花去了8年时间，在党中央和区党委的正确领导下，经过后3年“处遗”工作的努力奋战，终于在1985年获得胜利结束。
判处死刑：徐善富 覃锡明
判处无期徒刑：林如健
判处有期徒刑：叶明雄 李学善 韦瑞决 滕志华 杨富明 邓永安 黄焜 丘朝基 程德兴 蒙庆山 黄绍华 覃尚示 朱建德 苏会勇 翚世昌 杨信常 周以余 李乃寿 韦玉律 谭发祥 黄子旺 李振轩 贾杰 黄开政 谭满章 黄社贵 潘希达 李杰华 李守培 陈运生 黄翰昭 谭秉礼 潘汝年 黄杰良 黄彩彬 陈亚桥 李东华 朱彦伯 韦风甜 胡建柱 郭上锦 高廷发 凌济英 陈平廷 覃有勤 黄月杨 朱远球 罗结才 黄玉生 杨亚强 徐汉生 谭烈高 叶火生 梁武旺 周泽尧 庞玉田 覃志彬 刘细忠 叶其伟 张子健 周辉运 蒙祯年 周水寿 蒙耀明 覃桂香
判处有期徒刑：曹汝贞 梁兆源 张明球 陈文群 陈其 蒙宝兴 赖均昌 何国保
判处死刑：李超文
判处有期徒刑：韩彩兴 韦聚贤 罗传才 梁威林 彭昭南 黄超尤 彭振才 杨瑞华 陈成其 杨庆元 覃开佳 李世金 杨辉 翁业成 卢耀文 陈鲁东 郑乃才 黄珩甲 黄坤 刘达群 卢树森 吴业常 卢爱琼 周达生
判处有期徒刑：赵荣贞 李振威 徐兆鹏 杨明 余寿昌 唐荣佳 马福基 韦志进 谢在明 廖英汉 梁炳燊 曾栋荣 覃达儒
判处有期徒刑：徐泽兰 梁芳佑 齐瑞北 刘作基 刘宗基 黄德裕 江恒忠 林茂初 李甫隆 顾德荣 冯荣 蒋家文 黄瑞云 李桂森 曹霖纲 吴科毅 唐福华 刘调瑞 王月光 林广源 卢志清 吴昌华 梁仕清 田福聚
判处有期徒刑：张光练 胡启初 莫诗云 张山林 林坚 苏明槐 周垂堂 覃绍怀 牟甲武 庞业基 李雄 廖盛祥 容显佳 唐锡坤 陈德声 唐应森 钟耀光 陈经富
判处缓刑：黄日南
判处有期徒刑：庞举经 李异泉 何德新 庞一兵 苏方虎 庞能超 刘其远 刘明先 李振旺 宣承华 黄永英 邹颖福 沈福余 罗基强 冯宝永 刁赐新 王小原 周贻梅 叶维新 刘世河 庞为衍 庞昌富 梁懋继 杨贤翔 王大琐 李宏森 庞国球 秦昌南
判处缓刑：梁懋西
判处有期徒刑：陆字才 吕志明 叶玉新 陈纯标 赖志东 占树良 许赞武 叶广铭 郑启清 饶德光 林庆球 罗立新 俞培才 黎立 李辉南 谢可仁 徐为秀 农振川 杨玉军 方希俭 陈超富 谭镜勋 刘汉华 刘德谦 赖培深 万水强 宁春光 陈洪珍 何家海 吕鹄飞 陈流 兰春桂 吕镜林 李炳林 梁朝业 沈友均 陈昆荣 饶荣彪 吴兆广 吴仁焜 林玉华 吕广盛 罗立信 林志芳 陈汗荣 吕卫光 谭增康 周广胜 吕志
姓名 职务 任职时间 免职时间 备注 韦树辉 书记 1962年12月13日 1967年1月24日 魏益年 副书记 1965年7月14日 1967年1月24日 祖振兴 副书记 1965年7月14日 1967年1月24日 张达明 副书记 1965年7月14日 1967年1月24日 齐发祥 常委 1965年9月20日 - 蒋昌永 常委 1965年9月20日 - 何奎 常委 1965年9月20日 - 蒋树熙 常委 1965年9月20日 - 邓允萃 常委 1965年9月20日 -
姓名 职务 任职时间 免职时间 备注 刘景荣 组长 1970年7月10日 1971年3月22日 魏益年 副组长 1970年7月10日 1971年3月22日 廖前珍 成员 1970年7月10日 1971年3月22日 冯亚舟 成员 1970年7月10日 1971年3月22日 蒋昌永 成员 1970年7月10日 1971年3月22日 魏洪林 成员 1970年7月10日 1971年3月22日 李明 成员 1970年7月10日 1971年3月22日
姓名 职务 任职时间 免职时间 备注 刘景荣 书记 1971年3月22日 1973年8月12日 魏益年 书记 1973年8月12日 1976年9月6日 林中 书记 1976年9月6日 1981年10月13日 魏益年 副书记 1971年3月22日 1973年8月12日 蒋昌永 副书记 1973年8月12日 1975年12月18日 齐发祥 副书记 1973年8月12日 1975年6月14日 刘景荣 副书记 1973年8月18日 1979年6月1日 李国伟 副书记 1973年8月26日 1981年12月16日 盘佐杰 副书记 1975年9月15日 1978年5月20日 林中 副书记 1975年12月18日 1976年9月6日 黎允武 副书记 1978年5月20日 1983年11月8日 祖振兴 副书记 1978年5月20日 1983年11月8日 邓允萃 副书记 1979年8月21日 1983年11月8日
姓名 职务 任职时间 免职时间 备注 周可正 副书记 1980年11月1日 1982年4月1日 黄兴仁 常委 1971年3月22日 1979年6月1日 冯亚舟 常委 1971年3月22日 1973年6月28日 蒋昌永 常委 1971年3月22日 1975年12月18日 魏洪林 常委 1971年3月22日 1973年6月28日 李明 常委 1971年3月22日 1983年11月8日 梁德升 常委 1971年3月22日 1978年5月20日 齐发祥 常委 1971年12月22日 1975年6月14日 何奎 常委 1973年6月28日 1975年10月5日 熊福芝 常委 1973年6月28日 1983年11月8日 张学群 常委 1973年6月28日 - 张达明 常委 1973年6月28日 1973年8月12日 盘佐杰 常委 1973年8月4日 1978年5月20日 李寿山 常委 1973年11月3日 1975年5月21日
姓名 职务 任职时间 免职时间 备注 黄日南 常委 1974年9月13日 1980年3月24日 经南宁地委报（84）33号 文定为“属造反起家搞打、 砸、抢帮派思想严重的 “三种人”。 林坚 常委 1974年9月13日 1978年 经玉地处（84）14 号文定 为“三种人”（严重违法乱 纪分子），（84年处分后， 86年1月核查定为“三种 人”） 赖宗全 常委 1974年10月17日 1978年4月29日 黎允武 常委 1975年9月15日 1983年11月18日 李先明 常委 1976年7月13日 1978年5月20日 邓允萃 常委 1977年9月22日 1983年11月8日 祖振兴 常委 1977年9月22日 1983年11月8日 周可正 常委 1978年5月20日 1982年4月1日 张为周 常委 1978年5月20日 1983年11月8日
姓名 职务 任职时间 免职时间 备注 熊福芝 专员 1965年7月14日 1967年1月24日 齐发祥 副专员 1965年7月13日 1967年1月24日 蒋昌永 副专员 1965年7月13日 1967年1月24日 何奎 副专员 1965年9月25日 1967年1月24日
姓名 职务 任职时间 免职时间 备注 甘照寰 主任 1968年3月25日 1969年8月11日 刘景荣 主任 1969年8月11日 1973年8月12日 魏益年 主任 1973年8月12日 1976年9月6日 林中 主任 1976年9月6日 1978年5月12日 曹德潜 副主任 1968年3月25日 1976年2月 廖前珍 副主任 1968年3月25日 1971年2月26日 蒋昌永 副主任 1968年3月25日 1975年12月18日 李明 副主任 1968年3月25日 1978年5月20日 魏益年 副主任 1969年5月20日 1973年8月12日 魏洪林 副主任 1971年2月26日 1973年6月28日 黄兴仁 副主任 1971年2月26日 1979年4月7日 冯亚舟 副主任 1971年2月26日 1973年6月28日 齐发祥 副主任 1973年8月12日 1975年6月14日
姓名 职务 任职时间 免职时间 备注 刘景荣 副主任 1973年8月12日 1978年5月20日 李国伟 副主任 1973年8月12日 1978年5月20日 熊福芝 副主任 1973年6月28日 1978年5月20日 何奎 副主任 1973年6月28日 1975年10月6日 张达明 副主任 1973年6月28日 1973年8月12日 盘佐杰 副主任 1973年8月4日 1978年5月20日 黎允武 副主任 1975年9月15日 1978年5月20日 林中 副主任 1975年12月18日 1976年9月6日 李先明 副主任 1976年7月31日 1978年5月20日
来源：《广西“文革”档案资料（第十二册）》，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1987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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