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86-11-12 作者：中共柳江县委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
中共柳江县委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根据中央的布置，为了在政治上、思想上彻底否定“文革”，巩固“处遗”成果，教育干部群众和子孙后代，我们编写了《柳江县文化大革命大事记》（下称《大事记》）。
“文化大革命”始于1966年5月，终于1976年10月，历时10年5个月。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为了如实反映“文革”十年我县所发生的大事，《大事记》依照时间的先后顺序和事情的本来面目，抓住重点人和事，实录我县十年的灾难，载入史册。
《大事记》的材料来源，主要是我县档案局、地区档案局保存下来的“文革”材料和我县“处遗”存档的材料中，经过审核无误整理记入的。《大事记》编后，还把我县“文革”十年，重要的人事变化，以及“文革”结束，如何处理遗留问题作了说明，以示十年内乱就此终结。
限于水平，错误遗漏难免，敬希指正。
中共柳江县委整党办公室1986年11月12日
1.6月7日上午，县委在文化宫召开县直机关干部职工（学校的高中班学生）约1500多人的大会，县委副书记刘伯生传达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陶铸《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报告》，我县文化大革命运动从此开始（县档案局）。
6月8日晚，县委在文化宫召开县直机关干部职工“声讨邓拓”大会，批判邓拓“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档案局）。
2.6月9日，县完中三位师生贴出第一张大字报，内容是“炮轰县委”、“火烧县委”，揭发批判外语教师用“形而上学”的观点教育青年学生。第一张大字报贴出后不到两天，完中师生又贴出2000多张大字报，并要求县委派工作组领导他们搞“文化大革命”（县档案局）。
3.6月17日，县委发出《认真发动广大民兵积极投入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柳江县志）。
6月20日，县直机关单位开始“声讨”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活动。并要结合揭发本地区、本单位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柳江县志）。
6月22日，刘伯生在文化宫向县直机关干部职工、师生传达韦国清《关于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报告》。决定抽调23人组成6个工作组，分别进驻各学校领导“文化大革命”。刘传贵带领工作组进驻柳江中学，柳州地委派了一个工作组到我县，组长杨清泉，以及王荣华等人。
4.6月23日，经地委批准，柳江县“文革”领导小组成立。组长刘伯生、副组长刘传贵、刘云虎，下设办公室，刘传贵兼办公室主任，工作人员31人（县档案局）。
5.7月6日，县直党总支召开县直党、团员大会，号召联系本战线、本单位实际，揭发批判本战线本单位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会后，县人委揭发民主人士、统战对象、副科长刘尚杨为“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文化战线揭发蒋品然、梁鲁为“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档案局）。
6.7月7日，全县公办教师1111人集中柳江完中，由工作组长刘传贵主持搞“文化大革命”，到8月3日结束，历时26天。7月24日，对共产党员、小学校长黄树恩进行批判，黄进行驳斥和反抗。当众被以所谓“现行反革命”宣布拘留。8月3日在大会上宣布开除党籍、公职、逮捕法办（同年平反）。8月7日，在完中又集中全县民办教师574人搞“文化大革命”，历时20天，两期共集训公、民办教师1685人，共揭发批判“五种人”（“五种人”即：1.原被带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2.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3.漏网的四类分子；4.特务、特嫌分子；5.强奸女学生等严重违法乱纪分子。）75人，重点批判22人，集训结束留下劳动审查96人，共审查2个多月（县档案局）。
7.7月25日，经地区“文革”小组批准刘尚扬、蒋品然定为批斗对象。8月，县直机关干部职工连日召开大会批判刘尚杨、蒋品然、梁鲁。在县直机关干部职工批斗蒋品然的大会上，以蒋品然把毛主席油画像丢在尿桶为由，由副县长梁水生当众宣布蒋品然为“现行反革命”，撤销文化馆馆长职务，立即由韦加益等2人武装押送县农场监督劳动（1982年已平反）。并对所谓“牛鬼蛇神”进行抄家，被查抄财物2124件（县档案局、县“处遗”办）。
8.8月28日，我县第一个红卫兵组织在柳江完中中学生中建立。
9.学校成立红卫兵，机关成立“赤卫队”。9月1日县委成立“赤卫队”。此后，一些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也成立“赤卫队”，规定只有贫下中农、工人等出身的“红五类”才能参加。不久，各种“战斗队”成立，“赤卫队”自动消失（县志办）。
10. 9月2日，县委召开县直机关干部职工、师生，以及附近县城的贫下中农1500多人大会。刘伯生作报告，动员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高潮。并宣布支持红卫兵的“革命行动”（县档案局）。
11. 9月13日，县“文革”领导小组召开各区（当时的区现称乡，下同）学生、红卫兵代表大会。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革命师生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研究成立赴京参观团问题。9月19日和20日分两批赴京参观共852人。在红卫兵和师生赴京参观前后，以红卫兵为首，在全县范围内，掀起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高潮。到10月22日止的不完全统计，共拆去庙宇2间、教会房3间、菩萨几十个、社王神位1022个、拆撕香火17591个、清除“资产阶级色彩商标”503个、收缴巫师巫婆封建迷信品2430件。县城红卫兵和县直机关部分干部职工还把黄健夫（统战对象）的坟炸毁、挖掉（县档案局和个人记录）。
12.11月间，在全国性“打倒刘、邓、陶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影响下。县直机关干部职工和师生，纷纷起来揭发批判县委执行的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求撤回派到各学校领导“文化大革命”的工作组，并消毁所谓“牛鬼蛇神”的黑材料（柳江县志）。
13. 在学校师生外出串连的影响下，从11月27日起，各战线各单位的干部职工也相继外出串连，开始是有组织、有领导的外出串连，后来就自由外出串连（干部、职工的串连路费于69年已扣回）。全县红卫兵、干部职工外出串连有2万余人（柳江县志和“处遗”办）。
14.12月7日，县委召开县直机关干部职工、师生1500多人的大会，刘伯生代表县委在会上作关于“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检查，并批判进驻完中的工作组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肃清其流毒（县档案局）。
15. 12月26日，县委在县城召开四级干部及贫下中农代表大会。到会代表4000人，历时6天。会上宣读中共中央《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地委书记王杞恒、县委书记韦日荣在会上讲话并宣布地（市）、县“文化大革命”从此开始。会中，由完中师生主持。接着召开全体代表及县城中小学师生约6000多人“向柳江县委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的誓师大会（柳江县志大事记）。
16.1月2日起，县直机关单位相继成立“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各机关、厂矿、学校、医院也陆续成立各种名目的“战斗队”。有些单位成立几个“战斗队”。大的“战斗队”12人，小的1个人。“战斗队”纷纷揪斗本单位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且进行“罢官”。有的勒令外单位“走资派”限定时间来他这个单位接受批斗；有的联合批斗“走资派”，并勒令县委领导按规定时间参加批斗会”，并强制县委领导表态。如县医院院长华士珍，拿到大小会批斗、游拉堡街。在县文化宫的批斗大会上，“战斗队”勒令县委书记韦日荣参加会议，并强行要他宣布解除华的党籍、撤职、安排搞勤杂工、工资由原来行政18级，降到每月只发26元生活费（68年恢复，工资已补发）。此后，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学校的领导班子逐步处于瘫痪状态（县“处遗”办档案材料）。
17.1月26日。在上海“一月风暴”和柳州地区“1·25”夺权的影响下，县公检法首先被韦有念、覃国广等夺了权。接着27日，县广播站也被外单位夺权。此后，单位由批判“走资派”、“罢走资派的官”，转入到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从此各单位党政财文大权都掌握在“文革”小组手中。27日晚，县局长30多人被拿到文化宫“亮相”，次日又被拿去游拉堡街（县“处遗”办调查材料）。
18.1月28日晚，县委书记武绍庭（1963年调任融水县委书记）被红卫兵从融水要回，被带上猪笼高帽，拿到县文化宫召开的县直机关干部职工、师生会上批斗（“处遗”办材料）。
19.2月18日，里雍中学教师孙国光写大字报写错个字。被开除公职，逮捕法办（当年6月26日平反，恢复公职）（县档案局）。
20.2月20日，县直机关各“战斗队”联各组成县“联合总部”（柳江县志）。
3月3日晚，县人武部政委宋吉月在文化宫向“造反派”组织作报告，关于如何搞“文化大革命”问题（“处遗”办）
3月6日，县委常委在县委第一会议室，向县直机关局长以上干部“亮相”，各自检查自己的错误并互相揭发（“处遗”档案）。
21.3月6日至8日，县召开“抓革命、促生产”三级干部会，成立柳江县“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组长宋吉月，副组长邹大成、覃木松，委员13人，3月10日正式行文成立“柳江县人武部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接着县“抓促指挥部”转发中共中央《关于生产大队、生产队干部不要夺权的通知》（县档案局）。
3月15日，县“抓促指挥部”发出通知，动员学校师生要“复课闹革命”（县档案局）。
4月10日，柳江县人武部“抓促指挥部”发出通知，各区社“抓促指挥部”要由武装部长、民兵营长任“抓促”组长。调整充实领导班子（县档案局）。
22.6月14日，柳江完中联合“战斗队”（简称“联战”，支持伍晋南派）在“桂林老多”支持下，与县直总部（支持韦国清派）辩论“支韦”和“打韦”问题，辩论持续数日。从此县城分“支韦”“打伍”和“支伍”“打韦”两派（注韦国清当时任广西区党委第一书记，伍晋南任广西区党委书记处书记）（柳江县志）。
6月23日，县完中学生成立“百万雄师”（“支韦派”）。24日“百万雄师”抗议“联战”殴打他们的“战士”（县“处遗”办材料）。
6月28日，县人武部政委宋吉月正式表态“支持韦国清”（“处遗”档案）。
7月9日，县直机关干部职工在县文化宫召开“声讨伍晋南”大会。24日又召开“批判陶铸”大会（县档案局）。
8月3日，县城“支韦”派的各兵团联合组织“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简称“联指”）。10日，县城“打韦”派各群众组织联合组成“县城革命造反大军”（简称“大军”或“4·22”）。之后县城两派就谁是“革命派”，谁是“保皇派”问题开展辩论。开始是口头辩论，后来发展到拳打脚踢，和用石头砸等小型武斗，最后发展到用大刀、长茅、枪对打，矛盾逐步激化（柳江县志）。
8月24日，县武装部政委宋吉月在“联战”驻地，县完中表态支持“联战”。25日，“联战”上街游行，“百万雄师”把原来县人武部授给他们的队旗退还武装部，下午“联指”筹备游行（县“处遗”办）。
8月26日，“联指”游行，呼喊“打倒宋吉月”的口号（县“处遗”办）。
23.8月27日凌晨3点，县“联战”和柳州“工机联”抢县武装部的枪支弹药，县医院“联指”出来拦截发生武斗，“联指”伤2人，“大军”红卫兵死1人。27日，柳江县“联指”在县城成立，“联指”5000多人环城游行。29日凌晨，“联战”继续抢武装部的枪，白天“联指”抢县武装部的枪支弹药（县“处遗”办档案材料）。
24.8月30日凌晨，县“联战”在柳州“工机联”援助下，在县人委大门外用冲锋枪、步枪对空射击。县人武部韦晨钟和九九分队指导员韦善图等解放军前来制止武斗，韦善图被驻守在人委办公室内的韦宗传向外开枪击中死亡。“联指”因开枪打死韦善图指导员，中午，“联指”成员及家属全城“疏散”撤退到各地，银行“文革”组长何国祥及“联指”成员“疏散”时带走现金7万元（回时已归还）（县“处遗”办材料）。
25.9月1日，县“造反大军”进驻文化宫（柳江县志）。6日（拉堡墟日）县武装部在广场召开群众大会，人武部政委宋吉月表态支持县“造反大军”（个人笔记）。
9月19日，县“联指”在百朋召开大会，决定回单位“抓革命、促生产”，继续“战斗”。20日“疏散”各地的县直机关干部职工陆续回单位“抓革命、促生产”，“联战”响应搞大联合向人武部交枪（县“处遗”办材料）。
9月21日（墟日），县“联指”、“大军”分别召开“拥军爱民”大会，会后各自游行。县武装部32名解放军全付武装参加“大军”游行（县“处遗”办材料）。
10月24日至30日，县人武部“抓促指挥部”召开三级干部会，会议到总结时两派红卫兵互相抢夺高音喇叭，会议无法开成（“处遗”档案）。
11月2日，“大军”在县城召开成立全县“造反大军”大会，到会1000多人，会后环城游行，呼减“打倒韦国清，支持伍晋南”等口号（柳江县志）。会上宋吉月再次表态支持“造反大军”（个人笔记）。
11月8日，广西两派（“联指”和“4·22”）在京达成十条协议。县城两派开始谈判搞大联合。20日，县城两派分别集会，听取传达广西两派在京达成的协议（个人笔记）。
26.11月22日，进德“大军”同泗浪“民兵”（“联指”武装）发生武斗。“大军”熊国芳被抓。27日，进德“大军”到县人武部“静坐”，各区“大军”声援进德“大军”（个人笔记）。
27.12月15日晚，成团地区发生群众性抢粮事件。成团粮所水灵粮仓一个夜晚就被抢光。16日晚，六道、大荣粮仓被抢，共抢走粮食310多万斤，油料12000斤，油脂5000多斤（柳江县志）。
12月27日，成团供销社、六道、大荣供销点被抢劫一空，约损失40万元（县“处遗”办材料）。
28.12月23日，县城两派群众组织上街（墟日）宣传。双方接触时开始是口头辩论，接着动手打人，再接着用石头打、后开枪，“大军”被打死2人，“联指”的靖国衡被“大军”抓到文化宫被打死（县“处遗”办材料）。
29.12月24日，韦日荣和人武部的韦晨钟等人到成团看粮所、商店被抢情况，韦日荣被“大军”扣留在成团区府（县“处遗”办材料）。
12月25日，两派到柳州开会搞大联合。31日，两派常委在县城开会搞大联合，因双方争坐左边席位问题造成纠纷，协议没有达成（柳江县志）。
2月6日，县城两派谈判达成制止武斗四条协议（个人笔记本）。
2月10日，“联指”在成团龙山大山脚伏击抓得“大军”6人。回县关押（县“处遗”办材料）。
2月13日。“大军”“联指”在渡村桥交换被抓人员，韦日荣获释回县（“处遗”档案）。
30.2月14日到23日，“联指”和“大军”开始激战。
14日凌晨县“造反大军”攻打县交通大楼，炸死红卫兵1人，攻打新华书店炸死1人。接着到县武装部抢枪。人武部一科长被炸死。2月15、16日两日，县“联指”和柳州“联指”到县人武部抢枪。17日下午3点县“联指”在柳州市和地专“联司”支持下，分三路攻打“造反大军”据点县文化宫。“联指”被打死6人，2月18日至23日，“联指”继续攻打文化宫，“大军”死4人。23日凌晨“大军”撤出文化宫，从14日至23日的武斗，就是所谓“2·14”事件。武斗中，双方用高音喇叭指挥，并播放毛主席“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等语录歌曲（县“处遗”办材料）。
31.2月28日，“造反大军”在三都、里高拦路抢劫6886部队的药品和枪支弹药。29日，6886部队24部卡车全付武装人员到里高强行收缴被抢的药品和枪支。并把抢劫者押解柳州关起来，后逐步放回（个人记录）。
32.3月中旬，里雍区“抓促指挥部”在里雍小学召开“抓促”大会。参加会议的有区领导、区直机关干部职工，里雍公社和附近群众近千人，会议由区“抓促”组长、武装部长黎伦科主持并讲话。接着批判搞“资本主义”的韦加敏，在“批判”中，讲韦不老实，把韦拉出会场打，经制止无效。韦加敏被“民兵”开枪打死。这是我县第一个在区领导主持召开的群众大会上打死的人（县“处遗”办材料）。
33.4月16日，百朋区成立“革命委员会”。之后，各区相继成立“革委会”（县档案局）。
34.4月19日。县“三代会”（工、农、红卫兵）代表到县报到。20日，洛满区赴县参加“三代会”的代表，乘坐两架汽车经过柳州河北车渡时，被柳州“大军”“检查”。代表覃仁欢被打死，洛满银行随车上缴现款7万元也被扣留。后“联指”抬覃仁欢尸体游街，呼喊要“以血还血”的口号。各地“联指”集结柳州，大规模武斗暴发，武斗持续20多天，这就是所谓的“四二○”事件（县“处遗”办材料）。
35.4月27日，经广西区革筹批准，柳江县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县革委下设三部一室（政治部、生产指挥部、保卫部、办公室）。宋吉月任县革委主任，副主任韦日荣、刘伯生、韦熙年。常委宋吉月、韦日荣、刘伯生、韦熙年、马云龙、宋洪盛、梁水生、尹振兰、计大开、岑贤、韦祯贤、王同连（暂缺5名）共17名。委员49名（县档案局）。
4月28日至5月2日，县革委召开第一次全委会议，会议由宋吉月传达自治区革筹首长15条指示，结合我县情况讲了8点工作意见及县革委机构设置问题（县“处遗”办材料）。
36.5月18日，县委举办第一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参加学习班的有各区革委主任、武装部长、县直有关领导干部。内容是：学习阶级斗争的理论，研究布置全县对敌斗争问题。人员报到后，因当时龙怀水库“群众闹事”，当晚县革委决定暂时停办学习班，转召开各区革委主任、武装部长会议。研究县、区组织力量，响应洛满呼吁，决定“攻打”龙怀。5月24日县公安局干部覃安乐配合成团武装队伍进入龙怀地区时被对方打伤抓去杀了，26日县革委决定暂时停止“攻打”龙怀。
5月26日，县革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宋吉月主持会议并作了“关于革委会当前应抓的几个主要工作”的指示。提出要大抓阶级斗争。经过讨论，会议决定：5月28日至31日召开各区革委领导和公安员参加的公安工作会议。5月28日至31日，会议按期召开，29日，三都、百朋、土博等区汇报阶级斗争情况（县“处遗”办材料）。31日刘伯生作会议总结，表扬了百朋、洛满、三都、穿山区阶级斗争抓得好，成团、进德两区在困难情况下，坚持岗位工作，并号召各区回去向阶级敌人进行主动进攻。各区要成立三、四十人脱产“保卫组”，县成立120人脱产“保卫组”。主要任务是“保卫红色政权”，保卫国家财产，保卫贫下中农，矛头主要对准“阶级敌人”（县公安局档案）。
37.5月26日，进德区监委、纠察队负责人廖志强，带几个民兵到四连凤村抓罗永成（曾任过国民党军需主任）到进德关押。28日，由韦显明、张华智等民兵押罗永成到进德小学塘边枪决，当天进德街上贴出枪决罗永成的布告（进德“处遗”案卷）。
38.6月6日，县革委召开常委会议，宋吉月传达贯彻全区召开各县革委正副主任会议精神，主要是①突出政治，举办学习班；②狠抓大批判，大抓阶级斗争，主动向阶级敌人进攻；③狠抓各级革委两化（思想革命化、组织革命化）、“三忠于”；④狠抓革命，猛促生产。会议在讨论如何贯彻各区会议精神和如何大抓阶级斗争时，宋吉月讲：“形势大好，不是说风平浪静才是大好。‘打’挑起武斗，暴露了敌人，也是形势大好的表现。现在看来，谁不听中央、区革筹、分区的话，谁就要犯极大的错误。对当前的斗争，不要把革委、军队、“联指”推向第一线，应该是贫下中农。对当前的斗争要主动向阶级敌人发动猛烈进攻，谁这样做，谁就主动。为了适应当前的阶级斗争，要成立‘纠察队’，设岗卡。也打算发些东西，由革委统一领导，队伍要搞到一两百人，‘纠察队’可制队旗、制袖章，我们是第一线，我们的斗争也不是孤立的，各兄弟县都支持我们”。韦祯贤发言汫：“为了贯彻得快，最好召开一次全委扩大会议，扩大到各区地委正副主任，武装部长来贯彻”。宋洪盛讲：“县城纠察队马上搞起来，岗卡马上设置”。韦熙年讲：“纠察队问题要马上组织，确定人员，组织领导，向阶级敌人发动进攻，“刮起12级台风”。会议最后决定：①6月8日至11日召开全委和各区革委正副主任、武装部长或武装干部、公安员会议；②成立县“纠察队”，工人和一般干部60人，复员军人60人，同时已抽来县里的“执勤民兵”都拨过“纠察队”共200人，县“纠察队”领导由刘伯生担任，队长韦来成、副队长韦振良、指导员陈寿仁、副指导员唐景元。纠察队的任务：1.收缴武器；2.放卡检查；3.协助专政机关追捕坏人；4.处理外流人员；5.打击投机倒把；6.对过路军人要进行检查，防止坏人冒充解放军。宋吉月对成立纠察队问题还提出六点要求：1.突出无产阶级政治；2.人员来源从贫下中农、工人、干部中挑选；3.设哨卡要依靠群众，搞好联防；4.人民纠察队可配备武器，武器来源从库存和民兵收缴的；5.人民纠察队哨卡，抽调贫下中农，其他生活费用，都由县革委会开支；6.哨卡人员和武器配备情况要迅速报分区（县档案局）。
39.6月7日，县革委召开县直机关干部职工大会，宋吉月在会上作“刮12级台风”动员报告，他讲：“一定要向阶级敌人刮12级台风，一定要伸出无产阶级的铁拳，一定要向阶级敌人发起主动进攻，一定要揪出一切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叛徒、特务、反革命、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交给群众把他们斗垮、斗臭、无藏身之地”。并宣布县革委的几项决定：①县区都要成立在革委领导下的“人民纠察队”，武器由武装部配备；②要求县直各单位要紧急动员起来；③各单位要尽快成立起革委会，领导小组；④革委工作人员要上班办公；⑤要求政法机关要“大显身手”，支持县城“革命左派”，向“阶级敌人专政”（县档案局）。
40.6月8日至10日，县革委在县革委会议室召开全委扩大二级干部会议，会议由韦日荣传达军分区5月底在柳州召开第一次各县革委正副主任会议精神，9日各区汇报了前段对敌斗争的情况、经验和措施，百朋区革委主任韦炳修汇报本区农村组织了167个保卫组（纠察组）3177人，鸟枪620支，大刀390把，长矛150把，琴屯搞了5门炮，哨卡天罗地网，加强市管15人；土博区革委主任覃炳通汇报组织了50人，以琴怀作为大抓阶级斗争的重点；穿山革委主任朱贵元汇报办了土改老根子学习班，开了三天会，并以区为大队、社为中队、屯为分队共成立9个中队，65个分队，集中鸟枪、长茅、大刀，放哨卡、清理“黑人黑户”；成团区革委副主任韦素琼汇报三个公社成立“保卫队”80多人，集中鸟枪40多支，灵江和里湾公社开展了斗争会等。10日，韦日荣作会议总结强调“要大办学习班，对当前的阶级斗争要搞人民战争，要立即成立“纠察队”，检查外来人员，要稳、准、狠打击阶级敌人，形式上可游村游街斗争。对大的案件要顺藤摸瓜、一网打尽。至于武器问题要发动群众把鸟枪、长茅、大刀组织起来，上面也要设法发些。”最后宋吉月作工作布置，要求立即行动起来，不要心慈手软，以刮12级台风的劲头，全面向“阶级敌人”发动猛烈进攻。要以区或公社召开贫下中农对敌斗争誓师大会。这次会议专门研究布置对敌斗争问题。这次会议以后，各区到县参加会议的领导，回去都作了贯彻，各区乱打死人的现象更严重了（档案局）。
进德区：6月中旬，召开二级干部会议，传达县二级干部会议精神。到会有区革委领导、纠察队全体成员、公社干部、保卫队长约100多人。会议由区革委主任林克光主持和传达县会议精神，总结本区阶级斗争的情况，号召各公社回去掀起抓阶级斗争高潮。6月23日，黄岭公社召开公社革委全体干部会议，贯彻县、区会议精神，研究本公社抓阶级斗争的情况，公社干部刘德华讲“四类分子”刘亚权不服管制，怎么办？到会的朱汉文、邬启坤、邬洪权、刘茂兰等8人决定第二天召开公判会，将刘亚权枪决。24日，在黄岭小学召开公判大会，朱汉文主持会议，邬启坤宣布刘亚权的“罪状”，张显强宣读枪毙刘亚权的布告，由刘继旺、邬洪军、邬启生、邬洪辉把刘亚权枪决，并张贴布告，接着四连、乐山、新龙等公社也开大会乱打死人（进德“处遗”案卷）。
洛满区6月15日，召开区革委领导、区直单位负责人和各公社领导人会议，贯彻县全委扩大二级干部会议精神。会议由区革委副主任刘求保主持。区革委主任张仕连作报告动员、布置“刮12级台风”，要求各单位回去摸底，并说“专政是群众的专政”。在运动中要显示群众的威力，会议最后强调，那个地方搞不起来，领导要负责任，这是革命与不革命的问题。散会后，各公社回去立即贯彻。6月19日，流山公社“抓促”主任韦炳秀通知纠察队长韦子歧、公社信用会计韦俊华到流山粮站开3人会议，韦炳秀传达区“刮台风”会议精神，结合本社的情况落实要“刮掉”的“四类分子”的名单，经过讨论，决定将近当村富农韦巧秀、六雪村的莫云龙、流山街的莫锡林、洛吉村的陈鸿书、兰豪、更村的周秉昌、码头村的邱善丰7个“四类分子”“刮掉”。6月20日在流山满燕山脚召开批斗会，到会群众约1000多人，韦炳秀主持大会，韦子歧宣布莫锡林等7人的“罪状”，接着韦宏春、韦占辉和纠察队员熊反修、韦长义就用木棍和沙枪把这7人打死。7月3日，韦炳秀又召集韦子歧、韦俊华等人在公社广播室开研究会，决定再开一次“刮台风”批斗会。会议经过研究后，决定第二天在流山小学“刮掉”“四类分子”莫家球、韦政业、周和隆、伍树标、李秀琴5人。四日上午，批斗大会在流山小学召开，韦子歧主持大会和宣读批斗对象的“罪状”。纠察队员韦天恩、韦奇荣等人将韦政业等5人押到会场外的小学岭背，给韦良征、周炳祥、韦现开、韦政武、韦奇能、韦美珍等人用棍棒、五寸刀搞死（洛满“处遗”案卷）。
流塘公社参加区“刮台风”会回来后，立即召开了两次“刮台风”研究会。第一次研究会在公社背四队仓库（纠察队驻地）召开，到会有公社支书兰运隆、革委主任韦炳文、会计韦庆耀和纠察队员韦景福、韦朝广、韦现飞等10多人，会议由支书兰运隆主持和传达区会议精神。然后讨论要“刮掉”“四类分子”的名单。第二次研究会议在公社办公室召开，参加会议的除上述人员外还扩大到部分老党员、老贫农、骨干分子。兰运隆主持会议并讲话，在讨论批斗对象名单时，兰运隆打开笔记本，把第一次会定好“刮掉”的名单念给大家听。最后决定拿韦文艺、韦怀仁、韦成功、韦钦廷、龙桂芬、周素英、韦文豪、韦志东、韦茂义、韦现金、韦继德等11人到大会交群众批斗。21日在流山墟头独山下面石灰窑附近，铁路边的树林里召开全公社群众批斗大会，韦庆耀主持会议，公社革委主任韦炳文讲话，韦良忠用手提式直流广播器呼喊口号。韦炳文讲完后，纠察队员韦景福、兰昌隆、韦朝广、韦尊义等人就用木棍打人，对一些被打后还没有死的就拖到山脚下用短粉枪补火打死。当天下午，韦怀仁的儿子韦洪宽（16岁）提着一桶柚子叶水去收尸，发现其父韦怀仁未死，其父还叫口渴要喝水，韦洪宽喂了一些柚子叶来给其父吃后，跑回家讲给爷爷听，其父未死，并问怎么办，要不要回来，爷爷想了很久，就对孙子说：“孙呀，算了，要他回来或转移到哪里，明天我们这个家就保不住了，你赶快去公社汇报，叫他们去处理”。爷孙由于害怕连累自己，要韦洪宽转回到公社报告给纠察队听。傍晚，由韦炳文带韦现飞等人去补火把韦怀仁打死，这次批斗共打死韦文艺等11人（洛满“处遗”案卷）。
6月21日晚，洛满区革委常委，分管区直机关的韦应转召集了机关单位的头头会议，到会有营业所主任梁华、龙汉岭林场场长周裕荣（“处遗”中被判刑），税所刘家义、粮所覃凤朝（已判刑），供销社邹记生等人，研究区直机关“刮台风”名单，韦应转提出要“刮掉”熊哲元、杨宝洲。周裕荣提出要“刮掉”向云青。会议也提到覃国体，由于覃国体已回老家，最后决定“刮掉”熊哲元、杨宝洲、向云青3人，会议还研究到怕机关干部职工不敢动手打人，还决定要附近村的民兵社员群众来参加大会。第二天（22日）中午在四中教室召开区直机关干部、职工和部份“民兵”社员群众批斗大会。批斗供销社干部熊哲元、杨宝洲和龙汉岭、林场干部向云青，梁华主持批斗会和宣读3人的“罪状”，农民代表韩崇山也在会上讲了话，讲完后，农民朝明伦、韩明基、韩良森、韩崇山就开始用棍棒、板凳打这3人，接着粮所干部覃凤朝、唐炳生、供销社的邹记生也上台去用棍棒敲打。熊哲元被打时还高呼“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等口号，这时打的人都停了手不敢打，周裕荣见状，立即喊“大家不要受他蒙蔽”，这时这帮人打得更凶了，直到把他们打死了为止（洛满“处遗”案卷）。
6月23日，洛满区革委又召开了有各公社负责人和区直机关单位头头会议，会议由区革委主任张仕连讲话，副主任刘求保主持，专题研究筹备召开万人誓师大会的问题，会上张仕连总结了前段的工作，并指出：“我区阶级斗争的盖子，经过我们干部的带头和发动，现已基本揭开，贫下中农也基本发动起来，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与别地比，还有很大差距，声势不够大，有的人还怕，怕反复等等。根据上级指示，结合我区情况，阶级斗争必须狠抓，12级台风必须继续刮。有必要召开一次全区性的万人大会，向群众讲清楚，把所有的贫下中农真正的发动起来，把革命和生产搞上去，把我区的被动局面扭转过来”。接着讨论：一、认真分析社队形势；二、有没有必要召开一次声势浩大的群众誓师大会；三、如何组织群众，保证人人到会；四、在誓师大会上，要不要一些阶级敌人出来示众。会议经过讨论，决定26日在洛满中学广场，召开全区万人誓师大会，并制定了会议的8项仪/议程。要求各公社回去后迅速定好拿到大会批斗“刮掉”的名单。
6月24日，周裕荣（洛河人）亲自到洛河公社召集公社干部和纠察队员开会，动员“刮台风”，当时到会有周裕荣、“抓促”副主任周继舜、公社治安主任周镇仁、会计周钦森、支记周绍歧、干部谭仁安、周嗣顺等20多人。会上周裕荣讲：“‘地主’、‘四类’还留着做什么，现在他们已有‘杀贫留中保地富’的口号，留他们，我们更为遭殃了”。会议决定25日开批斗会，要“刮掉”一些人，当日下午周继舜派周钦森、周嗣顺、周镇仁、周绍歧带人到各村抓人，当天只抓得南岸村周敏1人。25日上午，周裕荣派周继舜、周镇仁带纠察队到区集训队提押“四类分子”谭德强、谭德康、韦宝良、周宏昌、谭光辰5人。派洛河小学校长何宝权等人去洛河村抓小学教师周宏图（在家养病）到会，又派人把韦卓硕、周立坚抓起来，一共9人。下午，批斗大会在东墟岭召开，周继舜主持会议和宣读批斗对象的名单及“罪状”。周宏衡（副业主任）讲话。号召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并讲“专政是群众的专政”等，这时龙头村周如芬跑上台用鞭子逐一打人。边打边喊“这个该死、那个也该死”。于是在场的纠察队、红卫兵立即上台用木棒、铁棒将9人活活打死（洛满“处遗”案卷）。
6月26日，洛满召开全区贫下中农对敌斗争誓师大会。到会有全区的贫下中农和区直机关单位的干部、职工、学校老师和学生近万人，还请太阳村水泥厂、宜山三岔公社、露塘农场等单位的代表参加。会场搭主席台，扎松门，大会开始，鸣炮时，先放炸药包，射机枪，后烧鞭炮，表示庆贺，大会由区革委副主任刘求保主持，区革委主任张仕连作报告，接着是机关、群众组织代表谭嗣长、红卫兵代表刘南君和贫下中农等代表发言，应邀到会的各兄弟单位的代表还在会上念了祝贺信。会后，各公社分头“处理”各自带来参加会议的所谓“四类分子”和“坏人”。这次会打死韦世强、石忠明等9人。当时流山公社带韦祯永和周建才来到会场，开会前，公社保卫队长韦子歧向张仕连讲这两人不是“四类分子”。张讲，你们不能乱斗，韦祯永不是四类分子，你们为什么拿他来斗，又讲韦祯永是好人不能动。由于张出面阻止批斗韦祯永，结果韦祯永没有被打死，周建才则被打死了（洛满“处遗”案卷）。
里雍区6月中旬的一天，白沙公社支书韦太和在白沙公社楼上会议室召开公社干部、生产队长、文革组长会议，传达区“刮台风”会议精神，动员各生产队提出参加“纠合案”的人，并布置把这些人抓起来。6月28日，又召集公社干部、保卫队长、纠察队长会议，讨论对抓得这些人的处置问题。会后决定30日在白沙糖厂开批斗大会。6月30日，由韦太和主持在白沙糖厂召开批斗大会，批斗黄云长、黄开元、陈美文、蔡明山、刘水木5人。7月1日继续批斗，会后，这5人被纠察队和保卫队员开枪打死（里雍“处遗”案卷）。
6月16日，里雍区基田公社革委副主任黄海清，召开公社干部会议，以黄冠南参加过土匪，多开私荒为名，决定交由群众大会批斗。17日在白山村对面松树岭召开批斗会，黄海清在会上讲话，罗列黄冠南的“罪行”，黄冠南在批斗中被保卫队员推出会场枪杀身亡。6月间，里雍区“保卫队”抓得白沙小学教导主任龙启洲时，先用手榴弹打头，后用刺刀刺死。6月中旬的一天，里雍街群众张顶文、张顶昌被区“保卫队”梁永隆等10多人抓住后捆绑住手脚，用麻包笼头，晚上抬上小船划到河中间，梁永隆将张顶昌推下水中，用五寸刀戳了3刀，然后丢下河中。接着黄连生等人又用五寸刀戳张顶文，后又丢下河里，回来后说已把二张“放下广东”了。（里雍“处遗”案卷）
土博区6月27日，召开区革委常委会。区革委主任覃炳通贯彻县全委二级干部会议精神，接着30日又召开有区革委常委、区直单位领导，各公社革委主任、保卫队长、民兵营长等人参加的全区贫下中农对敌斗争誓师大会预备会议，会议就要不要召开誓师大会问题作了讨论并统一思想，确定会议时间、内容，布置各公社回去确定拿到大会“批斗”的对象。7月2日，土博区贫下中农对敌斗争誓师大会（又叫万人大会）召开。到会七至八千人，各公社都按规定带批斗对象到了大会。区革委主任覃炳通在大会作报告，号召全区广大群众立即行动起来，以刮12级台风的劲头，向“阶级敌人”展开猛烈的进攻，掀起对敌斗争新高潮，“专政是群众的专政”等等。覃炳通报告结束，接着代表讲话，然后按预备会的安排，梁炳仁宣布各公社自行组织“批斗”，接着各公社在就地组织批斗时都把各自带来的批斗对象给打死了。这次会共打死24人。其中国家干部2人（土博“处遗”案卷）。
全县从6月8日至县二级干部会到6月底止，据统计，全县共被迫害死亡166人，其中被打死147人（县“处遗”办统计材料）。
41.6月11日，柳州河南“联指”失守，“造反大军”占领河南，传说要“扫清外围，踏平柳江”。柳江县革委闻讯感觉十分危急，在工会球场召开机关干部职工紧急会议，刘伯生、梁水生作稳定军心的报告，并给县“纠察队”发了枪和手榴弹（“处遗”档案）。
6月20日，各县“民兵”进驻柳江后，由柳江县革委主任宋吉月与象州县革委副主任郑锡成研究确定，在穿山召开联防会。到会有：柳江县革委主任宋吉月、副主任刘伯生，忻城县革委主任孙廷国、武装部长魏歧；来宾县武装部长傅国良、革委常委朱金生；八一矿革委副主任宋正台；武宣县革委副主任文龙俊、革委常委林光记；象州县革委主任何长寿、副主任郑锡成、葛长山、武装部长田保忠。会议成立“前线联合指挥部”，宋吉月任总指挥。会议研究进兵柳州攻打“造反大军”问题，后因军分区不批准开兵进城，就采取攻打槎山“造反大军”熊国芳等人，引诱柳州“造反大军”派兵增援，然后侧重打来援之兵（柳州地区“处遗”调查材料）。
6月26日深夜，各县“民兵”分三路向槎山进军，第一路，柳江“纠察队”一个连，队长韦来成，由王景章、罗烈奇带路，从槎山塘头直插大队部、加工厂；第二路是八一两个连，由营长王肖余带队，朱启山带路，从槎山南面经正上前村直插槎山小学；第三路是伏兵，忻城两个连埋伏在五里卡，合山矿一个连埋伏在基隆平地屯，准备伏击柳州“造反大军”增援之兵（27日，“柳州造反大军”开了5部汽车的兵力准备来援，至五里卡被驻军拦回去），另外，象州“民兵”约1000人，武宣约400人在新兴农场一带布防。攻打槎山指挥部设在塘头小学，总指挥宋吉月，副总指挥韦熙年、刘伯生，总后勤梁水生，但宋吉月、韦熙年不去，由刘伯生坐阵指挥，参加围攻的2000余人。
6月27日凌晨3点，“民兵”向槎山进发，五点战斗打响，中午战斗结束。“造反大军”熊国芳，潘洪连等10人被打死，生俘3人，革委方面死1人，重伤2人，轻伤1人，当日泗浪民兵把“造反大军”头头熊国芳的头割下，挂在进德街示众。29日，又派人到槎山把潘洪连的头割下，连同熊国芳的头一起拿到拉堡街，挂在柳江饭店门前十字街口示众2天（县“处遗”调查材料）。
43.7月3日至5日，县革委在百朋召开现场会，首先由百朋区介绍抓阶级斗争的成绩和经验，韦熙年作会议总结，并把各区刮12级台风的情况作了排队，百朋、三都、士博、洛满、穿山、里雍6个区台风刮得比较猛，一般的成团一个区，比较差的进德一个区。还提出如下几点意见：1、指导思想上必须明确我县“文革”以来阶级斗争的尖锐性和复杂性，通过刮“12级台风”，把敌人、敌特分子、反革命组织统统挖出来；2、进—步发动群众，抓好点，总结经验，开好现场会，交流经验以指导运动的平衡和健康发展；3、掌握斗争大方向：①抓阶级斗争同批判“中国赫鲁晓夫”相结合；②大批判与揭发四类分子破坏活动相结合；③打击公开与暗藏的敌人相结合；④大小会斗争相结合；⑤揭发斗争与查对事实相结合；⑥专政机关与群众专政相结合；⑦政治打击与经济退赔相结合。这次会议号召大抓阶级斗争，猛刮“12级台风”。布置区成立“纠察队”、社成立“保卫队”（县档案局）。
百朋现场会议后，各区回去贯彻，打死人急剧增多。7月中旬，进德区革委在黄岭召开“刮台风”会议。参加会议有区革委领导、纠察队长、各大队革委主任、“保卫队”长，共60多人。革委副主任韦凤宽贯彻百朋会议精神。黄岭公社干部邬启坤介绍黄岭抓阶级斗争的情况，韦凤宽号召全区向黄岭学习。把本区的“12级台风”刮起来。会后分两个组下各公社巡回检查，原基隆公社没有杀人，这次会后也打死了陈作受1人，消灭区的空白点（进德“处遗”案卷）。
7月11日，百朋小山片（包据小山、分龙、镇西、尧治4公社）召开研究会。到会有区“纠察队”韦组强、林新德、镇西的熊纪修、韦祖杰、黎树等。小山的韦春利、韦祖欢、韦有斌、韦世苗、分龙的韦天丹、韦同安、韦桂生、韦宗寒、小山粮站覃以进、韦华庭等。会议开始韦祖强强调，根据上级的指示要“刮12级台风”，别地都搞了，我们也要搞起来，要各公社提出批斗名单，经过讨论，最后决定拿“四类分子”曾克恭、曾克相、曾承夏、熊天奎、韦仕向5人到大会批斗。7月13日，小山片万人大会在小山公社门前地坪召开，韦有斌主持批斗会并讲话，接着宣读5人的“罪状”，宣读“罪状”结束，韦有斌点名叫把曾克恭、曾克相押上台批斗，二曾上台后，黎贯周第一个跳上台，边骂边用手拉扯穿在曾克恭耳朵上的铁线，曾的耳朵肉被扯掉，倒地后黎一脚将曾踢下台。接着韦祖丁也将曾克相踢下台，台下群众一拥而上，棒打石头砸将二曾打死，二曾死后，韦有斌又点名押曾承夏上台，曾被推上台后，韦祖丁又一脚将曾承夏踢下台来，韦祖豪拿起棍棒就打，后又将棍棒戳进曾承夏的嘴巴，将曾戳死，其惨状目不忍睹，曾死后，韦有斌又点名叫把韦仕向、熊天奎押上台来，韦熊上台后，韦祖丁又逐一将二人踢下台，给台下人用棍棒和石块活活打死。21日和22日两日，百朋区游街又打死22人（百朋“处遗”案卷）。
8月5日，穿山区叶生飞等人从柳州飞机场取道回穿山，经进德区琼林公社，被守卡“民兵”抓活捆绑，在琼林小学关了一夜。6日穿山区武装干事董兆坤派武装民兵覃有恒、黄亚井、韦起道3人乘汽车到琼林将10人押送回穿山粮所，令其跪在院内地坪苦栋树下，粮所武装“民兵”及机关一些干部职工、群众纷纷围观喊打“老鼠”（指“4·22”派）。穿山粮所干部朱美能、韦华美、区干部黎树爽等人就拿麻包笼住10人的头，接着竹山罗致副拿铁条、明同团拿石块、黄亚井拿步枪托就打这10人，随后供销社干部曾凡才、刘玉英、职工李佐棠、粮所干部覃克荣及一些居民“民兵”等一哄而起用木棒和石头将叶生飞、叶生桥、叶宽荣、叶生宝、叶生林、叶庆章、叶合章7人当场打死。叶生佐、叶文栋、罗玉璇3人被打成重伤终身残废（穿山“处遗”案卷）。
8月6日晚，拉堡公社召开“刮台风”研究会。会议由支书刘启辉主持（“处遗”中被判刑），到会有黄凤珍、练俊能、白鹏飞、黄景发、黄正忠、覃元刚、刘显定、朱正坤等公社干部和保卫队员。会上刘启辉讲别地搞了，我们也要拿几个“四类分子”给群众“见面”，给群众“专政”，要抓典型，会议最后决定将邬仕明、谭二妹、钟钧昌、邬孟哲、刘德璋、练俊龙、练亚元7人拿到街上游斗。7月（拉堡墟日），拉堡保卫队拿邬仕明等7人挂牌游斗，一路上刘显定、覃元刚逐个向群众公布他们的“罪状”，借以激发群众的公愤把他们搞死，游斗到拉堡卫生院门口街上时，围观的钟继福、何凤珍、余启庭等人就上去打，接着一些群众一哄而起，拳打脚踢，石块砸，棍棒敲，不上半小时就把这7人打死在街上（拉堡镇“处遗”案卷）。
成团区，6月28日召开了公社和区直属单位负责人会议，区革委副主任韦素琼传达县二级干部会议精神。主任韦春秀作“刮台风”动员报告，布置各公社要成立保卫队，提出打击对象是“24种人”，要把“台风”刮起来，7月28日，成团区在银盘岭召开全区的群众对敌斗争誓师大会，盘石公社保卫队把梁仲登押送到大会会场。大会散后，打死在银盘岭下。8月3日，成团区又召开区直各单位负责人和各公社干部会议，韦春秀总结了全区“刮台风”的情况，表扬了行动快的大荣、盘石等公社、批评差的白露、龙山等公社，并布置各公社回去摸好对象，分期分批批斗或游斗。这次会后韦素琼和区里的干部8月6日下到同乐、白露公社督促“刮台风”。在韦素琼的督促下，当天下午，同乐公社保卫队长韦好即召开会议，决定拿韦就福、黎成高2人游村批斗。8月8日，又召开全公社群众批斗大会，会上韦就福、黎成高、韦祯荣及其妻和韦天昌5人被打死。白露公社经韦素琼督促后在批斗中又打死3人。8月10日、15日、20日三个墟日，成团区各公社带所谓“四类分子”、“坏分子”到成团游街，打死42人（成团“处遗”案卷）。据统计，7月份全县被迫害死亡356人，其中打死287人，8月全县被迫害死亡420人，其中打死368人。8月是“文革”期间“台风刮”得最猛，死人最多的1个月（县“处遗”办统计材料）。
44.7月3日至5日，石龙会议召开，这次会议是穿山联防会后又一次军事联防会，是郑锡成与何长寿研究，征得宋吉月的同意召开的，参加会议有忻城县王建民、韦长仁；武宣县高陵云、腾柏昆、严玉林；来宾县龙德源、朱金生；鹿寨县张义信；象州县何长寿、郑锡成；柳州市“联指”沈善泽、王仁贵；市郊区郑蒂旺、罗天琦；地专“联司”唐彪、苏一民、凡冠华；柳江县宋吉月、韦日荣、韦炳修。内容是进一步研究对柳州的打法。会中请示开兵进城，又遭上级反对。于是又决定：1、发表一个强硬声明，要“造反大军”立即交出抢走的武器、物资；2、军事上做好准备。7月7日，韦日荣在县革委常委会上传达石龙会议精神（柳州地区“处遗”调查材料）。
45.7月19日，洛满区革委发出《洛满告急》书，书中说7月18日柳州太阳村水泥厂方向，出动100多名全付武装“暴徒”包围我“保卫红色政权指挥部”派在凤山公社（现在的福塘乡凤山村委，龙怀附近）执行“保卫生产任务的纠察队。”呼吁我县各区、全柳州地区、柳州市和宜山县革命委员会和“革命人民”给予支援，当日柳州“联指”发出《关于洛满区“7·18”“反革命事件”的严正声明》。7月21日，柳州“联指”又向中央文革报告，说“造反大军”制造这一事件是有预谋的“反革命事件”，要求中央迅速解决。同日柳江县革委召开常委会，研究解决福塘、龙怀（造反“大军”据点）问题，决定7月25日动手，动手前充分做好一切准备，会后将攻打福塘、龙怀的决定向军分区请示，军分区又向广州军区请示，后分区来电答复同意打龙怀，得到上面的同意后，县革委、人武部调兵遣将，除调动攻打槎山原班人马外，还请来柳城、宜山、柳钢，柳郊、柳州市、金秀、环江等县（单位）“民兵”共3000多人，设立“战斗联合指挥部”，指挥长宋吉月、副指挥长刘伯生、韦熙年、蒋传璞，参谋长孙廷国，总后勤梁水生，指挥员王友余、蔡立志、刘云虎、谢遵谊，指挥部设在福塘粮所。
7月22日，“指挥部”抽调土博、三都武装人员和县“纠察队”组织一个机动连，由连长韦来成，参谋韦志和带领前往龙怀侦察“敌情”。然后向“指挥部”汇报，“指挥部”决定23日进兵攻打福塘、龙怀。7月23日晚，“指挥部”带领人员进军福塘。24日凌晨发动总攻，“造反大军”在大兵压境时，大部分人早已退往太阳村水泥厂和柳州市，只有五、六十人在福塘、龙怀一带。24日，革委方面就攻下单华山、十二料山、良上村。后这五、六十人又相继逃脱，最后只抓得一些与“大军”观点相同的群众，韦来成带领机动连把良上村打下后，全村除2户外，全部被洗劫一空，猪、牛、鸡、鸭杀来吃，财物要走，家具打烂。7月27日，福塘、“龙杯”战斗结束。据统计双方死亡44人，其中革委方面死16人（包括误会打死1人）。“造反大军”方面，23日晚武斗中被打死8人，搜山抓得枪杀4人，在家被抓打死9人，在外地被抓回打死4人。外地人被打死2人，福塘大队社员劳动被冷枪打死1人，共28人。福塘攻下后，大部队撤回县城，还留部分兵力配合福塘区革委和“保卫队”继续“清理”“残余”，这段时间，又打死100多人，“纠察队员”韦德金（“处遗”中已被判刑）见一妇女（韦玉凤）背小孩进屋，即拖出屋外打倒在地，用石头猛砸未死，又补了一枪，仍未死，又用石头砸，妇女死后，小孩还活着哭喊母亲，韦将小孩举起猛甩地下，把不满2岁的小孩活活甩死。据统计，从总攻到清理“残余”，共打死“造反大军”和群众146人，自6月中旬各县“民兵”进入柳江，到8月底离开柳江这2个多月中，柳江负责全部费用开支，共开支现金104000多元，粮食53583斤（柳州地区、县“处遗”办调查材料）。
46.7月中旬至12月，洛满学区成立教师“斗批改”学习班，由学区“斗批改”领导小组组长陈可森负责。8月，陈可森指派蒋启廉、何宝权、周嗣辉绘画韦奇珍等50多名所谓有问题的教师的丑像，张贴在洛满公社墙上，公之于众。后又在洛满老墟棚办阶级斗争展览馆，把刘佐藩、胡津两个教师的皮箱、衣物和潘国居、覃仕山（均系“造反大军”头头，当时已被打死）的人头像绘画成图进行展览，还把洛满供销社领导黎树见、韦天省2人拿到展览馆作阶级斗争活人展览6天。8月下旬的一天（洛满墟日）在洛满老球场召开批斗会，陈可森主持，把覃天芬等30多名所谓“牛鬼蛇神”的老师进行批斗示众，洛满区组织教师搞“斗批改”期间，被批斗打死2人，被打伤致残16人，被关押9人，被罚没收钱物22人，折金额1237元，被宣布回家和劳动改造20人（均先后平反，洛满“处遗”案卷）。
47.8月16日，县革委召开常委会议，讨论在柳州被清理人员要武装遣送回来，如何安置问题，会议决定：1.先不回来，在柳州先划分出几种人出来再说，没有问题就给他们回去，有问题就关起来；2.明天派宣传队去，去两个解放军，地方干部由梁水生负责；3.准备召开县直机关领导、群众头头、革委委员、“纠察队”等人会议，向大家说明政策，要讲清不能随便乱打死人的道理，再三表明革委的态度，谁乱搞谁负责（县档案局）。
48.8月18日，在文化宫召开红卫兵成立2周年纪念大会。县城武装“纠察队”人员全部参加会议，宋吉月在会上作纪念报告。报告到半，“造反大军”头头罗乐民、韦云哉、李成宝、覃永谋、潘国成、李建强由柳州军管会用两部汽车从柳州押送回县。郑耀忠坐小车提前回县报讯，参加会议的“纠察队”、“百万雄师”、“红卫兵”得讯后赶到县交通局十字路口，将军管会押送人员的汽车拦住。用武力强行把罗乐民、韦云哉、李成保、覃永谋、潘国成、李建强拉、丢下车，除李建强送文化宫关押外，罗乐民5人均被脚踢、枪托冲、石头砸、刺刀戳、活活打死在公路上和水沟里（县“处遗”材料）。
49.8月19日至24日，县召开全面落实“7·3”、“7·24”布告，迎接全国布告颁发三级干部誓师大会。19日，宋吉月在会上念了几条毛主席关于不准乱抓人、乱杀人的语录，并说乱杀人的问题，问题在下面，根子在领导，今后谁乱抓、乱杀人谁负责。20日，刘伯生传达自治区革筹、军区三级会议精神，深入宣传贯彻“7·3”、“7·24”布告。迎接全国布告的颁发。
8月24日上午，誓师大会总结，宋吉月在总结会上讲：“……中央‘7·3’、‘7·24’布告下达后，广大贫下中农和革命群众进一步提高了阶级斗争觉悟，敢于主动向阶级敌人发动猛烈进攻。据不完全统计，‘7·3’、‘7·24’布告下达后，全县共游斗坏人1670人，其他300人。广大贫下中农和‘革命群众’个个扬眉吐气、喜笑颜开、奔走相告。总之，给敌人在政治上搞臭，在经济上搞垮还做得不够”（县档案局、县“处遗”调查材料）。这次会议宋吉月虽然口头强调不许乱杀人，但缺乏具体措施加以制止。因此，乱杀人仍然继续发生，如会议期间即8月19日，县城拉堡小学在教师刘碧云的提议下，经过李连珠、刘碧云、兰耀力、韦承权等人研究决定，拿教师刘斯云去拉堡游斗，被棍棒打死在拉堡联合诊所门前的十字街口，铁棍插进嘴里，头发被烧着，而无一人过问，县革委也不出面制止，（县教育局调查案卷）公社下面的情况更严重了。
县三级干部会24日上午结束，福塘公社党支书覃浩杰下午回到公社，就与联指“头头”韦宝勤商量当晚召开公社干部、保卫队成员会议，研究召开群众大会搞掉覃立德、韦照、覃宝华、覃仁耀、覃占丰、覃志美、覃海强、覃庆海、覃永宽、覃超堂等10人。26日上午11时，保卫队把关在“牢房”里的10人叫出来拥绑，临时又把年仅17岁的潘秀金捆绑，当时县武装部廖有生知道后到现场对覃浩杰讲：“用双绳把他们绑这么紧，送去哪里？”浩杰讲“拿去示众”，廖讲：“不行啊”“你们经过指挥部批准没有，这样乱拿人去敲死你要负责，以后你这个党支书就当不成”。覃回答说：“群众运动，我有什么办法”。当天在福塘公社老医院门口的地坪上召开批斗大会，当场把覃立德等11人打死。
县革委组织围剿福塘、龙怀后，8月份洛满区跑到外地的一部份群众，有些被抓回来，关押在洛满公社，当时认为他们都是“坏人”，为了把这些人打死，8月17日洛满公社贴出海报，内容是：“8月20日在老戏台批斗柯玉忠（“大军”派头头）黑干将林青、何少忠、柯松德等人。”号召群众参加。8月20日下午洛满区革委，有人把武斗死亡的李春林的父亲李秀森请到区里，以酒肉相待，有区革委的人和红卫兵代表陪同吃饭、喝酒，有人在劝酒时对李讲：“李伯，喝，你不要难过，坏人抓到了，到时候我们带你去看看。”吃完饭后，由红卫兵林秀凤等2人从区里扶出喝够了酒的李秀森到台上，还有人递给李一根棒子，李拿起棒子即朝跪在台上的所谓“坏人”，一头打过去，把4个公社送来的17人统统打倒在台上，李的裤子掉下来都不知道，还是女红卫兵帮他扎起，李打了以后，接着一些人也跟着打了，直到把他们打死为止。这次共打死林青、何少忠、柯松德等17人，是洛满区开批斗会打死人最多的一次（洛满“处遗”案卷）。
9月上旬的一天，福塘公社保卫队召开研究会，决定到县收容所要覃德光4人回来搞掉，会上有人提出“7·3”布告下来了，再乱来，恐怕不行了，也有人提出县里不给人怎么办，覃浩杰当时出“主意”讲，如果县里不给，就讲要他们回来修水库，县里就给回来了。会后第3天，几个保卫队员就以这个名义到县领回覃德光、覃美对、覃举松、潘有元4人，押送回到北车石灰窑附近时，这4人便被事先通知等候在那里的兰景悦等人用木棒、刮子等凶器打死了（福塘“处遗”案卷）。9月28日，三都区直机关干部职工批斗税务所干部韦敏烈，覃振运主持会议并在会议上讲话，批斗中韦被踢打。散会后，韦回家时被“民兵”迫撵，韦用石头还击。第二天覃振运带人把韦抓到邮电所和营业所路边，绑在树下，给“民兵”打，韦被活活打死。10月下旬，百朋区革委的代表从南宁参加活人展览回后，决定学习南宁在本区也搞活人“亮相”。经区革委常委研究决定，派公安员张天开、韦炳强2人到县提押关在县的曾繁瑚、覃瑞刚、覃时德3人回百朋“亮相”。二人到县，县革委副主任刘伯生指示，只准“亮相”不准打人，二人提曾繁瑚等3人到半路交由来接应的韦祖利、韦成忠等人，并转告刘伯生的指示，就先走了。一路上韦祖利他们对3人拳打脚踢，覃时德被打成重伤昏迷。韦祖利用车把覃时德送回百朋区委。曾繁瑚、覃瑞刚被押到百朋烈士墓活祭武斗死亡的覃有英、孙荣福。曾繁瑚被李福禧、莫顺常、韦建利踢打腹部重伤昏迷，覃瑞刚被韦成忠抓头撞碰烈士墓碑休克，当晚在百朋区革委院内死亡（百朋“处遗”案卷）。
50.8月22日，梁水生在柳州市八中对被遣送人员训话，他讲：“你们拒不执行命令、通令，你们犯了靠”。“你们懂得这个办什么学习班。如不端正，后果是不好的。”“刘亚昌，你说你回去要闹革命，你干什么革命，是反革命，你要回去，今天就给你回去”。刘亚昌是黄岭公社人，被遣送回黄岭后就被打死了，在八中被遣送回来的人很多被打死（“处遗”档案）。
51.8月25日，县革委在县革委会议室召开常委会，内容：1.关于庆祝自治区革委成立大会问题；2.关于“联指”成立1周年纪念大会的问题。关于“联指”成立1周年纪念问题，宋吉月意见只限于县城参加，横额不一定写“联指”成立1周年纪念大会，可写“柳江县无产阶级革命派贯彻‘7·3’、‘7·24’布告大会。”8月28日，县革委召开会议，关于上交武器和清理外来人员问题，要突出抓如下两点：1、落实上交武器；2、清理外来人员，机关组织一个武装“民兵”连，对外叫“人民纠察队”。枪支配备由县革委或“保卫红色政权指挥都”统一安排（县档案局）。
52.8月，县革委在全县群众中开展“三忠于”（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活动。要求家家户户贴“忠”字，人人跳“忠”字舞，戴毛主席像章，机关团体天天向毛主席像进行早请示、晚汇报，饭前对毛主席像喊翻身不忘共产党、幸福不忘毛主席、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社员群众出工前向毛主席像早请示，收工前晚汇报，搞“红海洋”，到处写毛主席语录，画毛主席像。
53.9月，工宣队、贫下中农进驻，管理全县中、小学（柳江县志）。
54.10月8日，柳江县“联指”召开撤消总部归口闹“革命”誓师大会（柳江县志）。
55.10月14日，县革委批准县直机关斗批改领导小组成立。16日，刘伯生在县直干部职工大会上作斗批改动员报告（县档案局）。
56.10月22日至23日，县革委召开常委会，刘伯生传达专区革委政工会议关于“斗批改”的重要指示，韦日荣作关于如何搞好“斗批改”提出要求，会议最后分工：斗批改领导班子，由宋吉月、刘伯生、韦熙年、马云龙、尹振兰、岑贤、韦祯贤负责。抓面上工作，由韦日荣、梁水生、计大开、宋洪盛负责（县档案局）。
10月24日到27日，县召开斗批改三级干部会。25日县革委在县城广场召开“活人展览”群众大会，县人武部副政委、军管会主任马云龙在会上讲话。接着逐个被押上台去“亮相展览”的有潘有锡、陈治安、刘尚阳、刘如伦、兰春凤、董玉忠、颇菊英、谭玲玲、刘三台、梁小初、杨炳生、严佩珍等110名干部职工，上台示众时，均被跪打脚踢、铁鞭抽打，有的被踢下舞台，头破血流。拉堡街的刘连英二次被踢打下台，胸部、头部受伤，造成精神失常（县档案局、“处遗”办调查材料）。
57.10月29日，刘伯生在各单位斗批改领导小组负责人会议上指示，全县斗批改学习班集中到穿山柳锰，开完工代会（工代会11月1日至5日开）才去。县领导小组增加杨达兴、马云龙。11月5日，县革委召开常委会，会议决定斗批改学习班在穿山柳锰，梁水生去负责抓斗批改（县公安局档案）。
11月8日至12月中旬，县革委集中县直机关534名干部职工到穿山柳锰搞斗批改。斗批改领导小组成员有梁水生、韦祯贤、岑贤、尹振兰、杨达兴，由梁水生负责，韦祯贤兼办公室主任，办公室有覃兆纯、韦兆德、梁文杞、何宝才等10多人。以战线为单位分5个连，有连长、指导员。这5个连是：一、革委（县委、人委）为一个连共135人，指导员刘传贵、副指导员韦凤鸣、连长龙玉乾、副连长李忠心；二、商业、粮食为一个连共101人，指导员赵春芝、副指导员刘文学、连长练水一、副连长韦以才；三、水电、农业局为一个连共106人，指导员覃炳南、副指导员叶其昌、连长覃立强、副连长罗炳汉；四、供销、银行、税务、手工科、交通、物资局为一个连共97人，指导员韦平波、副指导员杨胜祥、连长韦来成、副连长覃玉龙；五、卫生、文化系统，指导员华士珍、连长姚玉梅、副连长梁美荣。其中武装连30人，指导员杨胜祥、连长韦来成。任务是“揪三黑”（所谓“文化大革命中的黑手、黑后台、黑参谋”）、“叛徒特务”、“残渣余孽”、“走资派”、所谓历史有问题的老干部和“文革”中持“造反大军”观点的约100多人被审查，武装看守，挂牌罚劳役。大批干部被斗，逄斗必跪、逄斗必打、刑讯逼供，有的被搞假枪毙，被挂假炸药包，有的手被打断，不少人被打致伤致残。有一个晚上把“被审查”的人突然集中球场，接着宿舍集体被抄，治病治伤的药品和营养品全部抄走。县委常委、财贸部长、南下老干部孙健康，以所谓“假党员”、“人贩子”“黑高参”，被大小会批斗，被踢打挂铁牌劳动。第一次批斗大会由韦祯贤主持，梁水生讲话，接着余华筠在大会上揭发孙健康所谓“假党员”，把过去已经正式结论了的材料拋出来，覃兆纯也在大会上作了“揭发”“批斗”讲孙是“人贩子”。原县委书记，现任革委第一副主任、主管生产的韦日荣，以要他去柳锰看大字报为由，未经上级批准，接着就要他检讨和隔离审查，以所谓“黑后台”受大小会批斗。批斗会由韦祯贤主持，梁水生讲话。学习班还收集整理人武部政委、县革委主任宋吉月的所谓“军内黑手”材料，并派何宝才、韦兆德等人向柳州军分区郭鹏政委汇报，郭不听。12月7日。郭鹏政委到校视察，批评这个学习班的做法是错误的，指示立即撤消。12月中旬，除留50人在穿山继续监督劳动外，其余全部回县文化宫继续搞“斗批改”。1969年3月将被审查未“解放”的干部交由“三办”专案审查，柳锰斗批改学习班结束（“处遗”材料）。
58.1968年12月，柳江县革委“第三办公室成立”。主要负责人是人武部副政委赵成学。赵病故后是邓贵崇。军代表先是韦晨钟，后是王桂生。具体负责人是余华筠。下设专案组、大案组（审查地下党）清查敌伪档案组、秘书组。共抽调干部80多人。“三办”的任务是审查干部的政治历史，所谓“六种人”包括叛徒、特务、地、富、反、坏、和“走资派”，还包括历次运动审查未弄清和结案的（县“处遗”办调查材料）。
12月22日，县“三办”工作会议。韦晨钟传达军分区会议精神，要求通过清查和专案工作，划出“现行（历史）反革命”及“走资派”的线索（“三办”第8号笔记本）。“三办”工作会后，在“三办”管理下成立斗批改学习班。把所有问题的干部集中起来，集中吃、住、劳动、写检讨交待，开始半天劳动，半天学习，后来全天劳动。变成小劳改队、不准回家、不准外出。先后集中在文化官、柳江中学、老武装部等地，集中在这个学习班接受审查的干部共152人（在老武装部朱树尧被迫害死亡）。“三办”还向外拋了干部档案。把50年代肃反和历次运动审查的材料都拋出来（县“处遗”办调查材料）。68年12月29日，县革委召开常委会，到会有刘伯生、韦熙年、韦日荣、马云龙、梁水生、岑贤、韦祯贤、宋洪盛，关于斗批改的情况进行排队。正副区长，书记35人，已解放23人，参加三结合15人，未解放12人；县正副书记3人，解放2人，结合2人；正副县长2人，解放2人，结合1人；县委常委3人都未解放；正副部长6人，解放3人，结合3人，未解放3人；区级正副科局长58人，已解放26人，结合25人，未解放32人。受审查152人中，经过“三办”审查，最后定为敌我矛盾18人，叛徒1人，特务2人，历史反革命8人，地主富农分子7人。受各种处分28人，开除公职2人，开除党籍5人，撤职5人，党内留察1人，行政开除留用降工资8人，记过5人（已先后平后）（县档案局）。
59.1月21日，149名知识青年到农村插队落户，到6月15日，全县到农村插队落户达500多人（柳江县志）。
60.3月8日至14日，县革委举办整党建党学习班，从此，全县转入以整党建党为中心的斗、批、改运动（柳江县志）。
61.5月，全县在一个晚上统一行动，县城、墟镇、大队同时对认为有问题的“阶级敌人”数百家进行点名搜查（柳江县志）
62.6月24日，县革委在县文化宫召开县直机关干部职工约1000多人参加的所谓宽严大会，会上宣布对陈仲和、彭望震、韦仕俊的定性处理。陈仲和作为从严对象，被定为特务分子，戴帽监督劳动。定彭望震为汉奸分子，不戴帽作从宽处理。定韦仕俊为反革命，戴帽交单位群众监督劳动（均已平反）、（“处遗”材料）。
63.9月，县“5·7”干校在穿山正式成立（县档案局）。
64.9月27日，县直在文化宫召开机关干部职工，学校老师大会。宋吉月作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的动员报告（县档案局）。
65.10月24日，在文化宫召开干部、职工、教师大会。宣布精简机构和人员名单。县革委成立四组一室一校，革委机关工作人员141人，充实基层87人，宣传队40人，到“5·7”干校88人，调动工作17人，继续弄清问题53人，斗批改办公室工作人员20人（县档案局）。
66.10月29日，县直机关干部88人到“5·7”干校（县档案局）。
11月5日，“5·7”干校革委会正式成立，委员7人，主任韦日荣兼，副主任覃木松、岑贤（1973年以后停办，学员逐渐分配）。（县档案局）。
67.1月10日，县革委、县人武部发文件关于加强战备，在全县组建民兵独立营、团工作（县档案局）。
68.1月12日到18日，县革委召开第三次全委扩大会议，出席1000多人，县革委部署“一打三反”运动（一打是打击现行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三反是：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运动持续到1972年。（县档案局），运动中采用刑讯逼供残酷斗争。3年来共被迫害自杀的有30人（70年死15人，71年死13人，72年死2人），其中国家干部死2人，工人死1人（个人记录）。
69.1月20日，县革委布置战备疏散，给干部职工填发防空疏散人口卡片（县档案局）。
70.2月20日，县革委成立“2·5”运动领导小组，组长宋吉月，副组长刘伯生，成员韦日荣、赵成学、林大开。下设“2·5”办公室，全县自此铺开“2·5”运动。12月21日，撤消“2·5”办公室（县档案局）。
71.4月14日，县革委统一布置县、社、大队统一行动，对有严重问题的人统一大搜查。把收缴的财物集中到县，在县文化宫举办近1个月的所谓阶级斗争实物展览，组织干部职工师生和社员群众参观（个人原始记录）。
72.5月13日，县革委召开常委会议，贯彻地区革委会议精神，把“一打三反”运动作为5、6月份的中心任务来抓，探挖阶级敌人（县档案局）。
73.9月8日，县革委研究抽调4000人参加三线建设（技柳线）。组成民兵团，团长李忠奎，副团长梁水生，政委雷霆（县档案局）。
74.9月21日，中共柳江县革委核心小组成立，由宋吉月、韦日荣、宋洪盛组成，宋吉月任组长（县档案局）。
75.10月至12月，各公社党委先后成立。12月23日，县核心小组发出《关于各公社党委成员任职的通知》。瘫痪了近4年的各公社党的组织机构又重新建立（县档案局）。
76.1月3日，中共柳江县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选举第四届中共柳江县委员会，书记宋吉月，副书记韦日荣，常委：宋吉月、韦日荣、宋洪盛、蒙铎、邓贵崇、梁水生、余华筠、韦桂定、林德升（县档案局）。
77.2、3月间，柳江县革委“第四办公室成立，清查“5·16”负责人邓贵崇，办公室副主任龚信尤，工作人员刘德明（县“处遗”办调查材料）。
78.5月，结合批陈（陈伯达）整风，进一步开展“一打三反”运动，清查“5·16”集团，进行社会清队，清查“5·16”重点审查石兆彬、谭宗廷2人，进行隔离审查，专人监护，限制自由，解大小便都有人跟去，不准与外界接触（以后取消审查）（县“处遗”办调查材料）。
79.9月中旬，县直机关，各公社开始在党员区级以上干部中传达林彪反党叛国事件。12月县革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传达中共中央文件，批林彪反党集团罪行，开始批林整风（县档案局）。
80.1月30日至2月3日，县革委召开六次全委扩大会议，确定1872年新的工作任务，主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开展批修整风，全面贯彻“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进一步掀起“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解放军学习全国人民”的群众运动新高潮（柳江县志）。
81.3月，全国五类分子评审工作结束，全县共有五类分子4886人，守法的1656人，基本守法的2170人，有一般破坏活动的820人，有严重破坏活动的204人，评审后批准脱帽32人，共错划戴帽29人，查出漏管和需重新戴帽3人。拉堡镇社会“清队”（清理阶级队伍）结束，百朋、洛满两个街道开展社会“清队”工作（柳江县志）。
82.5月15日，县委发出《关于认真传达学习中共中央［1972］第12号文件的意见》。开始向群众系统传达林彪反党集团问题。在群众中开展揭批林彪反党集团罪行活动。（柳江县志）。
9月12日，县委发出《关于向群众传达贯彻批林整风会议文件的意见》布置机关农村全面开展批林整风工作（柳江县志）。
83.2月13日和9月2日至9日，县分别召开二届三届贫下中农代表大会，选举贫下中农协会委员，韦日荣当选为主席（柳江县志）。
84.11月18日，县委召开公社党委书记会议，布置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狠狠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深入批判资本主义，限制副业单干，限制家庭副业、限制自留地种植经济作物。只准种菜种饲料，自种自给。不准搞自留地商品化，把已种在自留地的烟草、甘蔗、花生等经济作物超过部份全部扯掉。里雍公社就出现蹲点工作队扯掉群众自留地的经济作物，被社员打的事件（县档案局、个人原始记录）。
85.12月，县委派405个干部到35个大队，一个墟镇两个工厂“蹲点”，向群众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简称“蹲点”抓“三分之一”。蹲点期间共培训补导员1594人，办班学习243期，开大小批判会1349次，出批判专栏1406版，写大批判文章18896篇，画漫画4001幅，批斗“阶级敌人”155人，批判有严重资本主义1074人，揭发贪污盗窃383起，金额70199元，清理副业单干441人，处理“自留人”1475人，收回三扩大（扩大自留地、开荒地、宅基地）土地1042亩，收回社员超支款14552元。县委书记韦日荣、副书记蒙铎带30多个干部到三都公社龙兴大队“蹲点”抓“三分之一”，入村就批判生产队买柴草烧瓦是搞资本主义。不久县委又派人到这个大队买瓦回来盖房子，社员说：“县委书记在这里批判我们烧瓦是搞资本主义，你们又来买我们的瓦，我们不卖给县委”这事韦日荣知道后说：“批判还批判，瓦还是要买的”（县志办、个人记录）。
86.2月初，县接到中央发出关于批林批孔的通知。7月，韦日荣在县召开支部书记，“蹲点”宣传队会议，号召立即行动起来，在全县范围内掀起批林批孔运动新高潮，要揭批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要联系本单位实际，狠抓资本主义，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刹住资本主义歪风（县档案局）。
3月27日，县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各公社正副主任、县正副科局长参加，会议布置批林批孔工作。会后，接着召开县三级干部会，到会540人，内容是进一步贯彻批林批孔工作。到5月15日止的统计，全县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共批斗四类分子183人，批判有资本主义倾向的206人，百朋公社龙泉大队，召开批斗会当场打死一个所谓的“反革命分子”韦世昌（任过伪村长）、（县档案局和个人原始记录）。
87.5月中旬，县委先党内后党外，先干部后群众，召开一系列会议，贯彻区党委关于《掀起揭批区党委书记韦祖珍“反党反社会生义罪行”》的指示精神（县档案局）。
6月30日，龙南干渠六利渡槽在施工中，由于抢时间，不注意质量，渡槽崩塌，压死民工33人，压伤22人，有关领导梁水生、叶其昌受到处分（县志办）。
88.11月9日，县人武部宋洪盛，传达广西民兵工作会议精神，学习上海经验，加强民兵建设（县档案局）。
11月11日，成立县民兵指挥部，蒙铎任指挥长，宋洪盛、刘明荣等4人任副指挥长，委员9人，下设4个组（政工、组训、战备、治安）和办公室，各公社均相应成立指挥部，大队成立民兵小分队，任务是：①搞大检查，刮“红色”台风；②维持社会治安，抓阶级斗争，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③直接参加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县档案局）。
1月28日，韦日荣在县委常委会议上提出要把城乡批判资本主义倾向搞起来，常委要成立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要落实人抓政策落实，查证定案工作。要广泛发动群众，搞大批判、大斗争。把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批倒，把资本主义批臭（县档案局）。
89.7月14日，韦日荣在常委会议上指示：在城乡范围内实行“三个一起反”，当前要抓“野马付业”清理外流人员，刹住私人产品上市，反对生产队分光吃光等“资本主义”行为。林德升在工交小组领导干部会议上讲：“集体食堂不能在集市上买菜。”当氮肥厂的同志问，氮肥厂几百人吃饭到那里买菜时，林讲：“你们自己解决，我不管。”穿山公社穿山大队黄日康（队长），因在自留地种了一分果蔗，被当作“资本主义”被批判，后来发癫，上山用雷管自炸身亡。拉堡大队社员叶生录，因外出搞副业，被批斗，当场被打死（县档案局和个人原始记录）。
90.4月9日，县委召开常委会议。贯彻中央两个“决议”精神。一致拥护中央两个决议。11日，在县完中广场，召开了有县直机关干部职工、教师学生，附近公社的社员群众参加约15000人的大会，揭发批判所谓“邓小平的右倾翻案风”。会后，扛红旗，敲锣打鼓环城游行。此后，从机关到学校，从城镇到农村，掀起所谓“批邓”高潮，进德公社进德街居民邓家祥讲：“你们不要批判邓小平，他是我叔公，他没有什么错误”，后邓家祥被逮捕法办，判刑20年（79年已平反）（个人原始记录）。
91.5月20日起，由县委书记韦日荣带队，组织部办领导，公社书记，分期分批去大寨参观，回来后召开三级干部会传达，全县取销生产队平工记分，按件记分，一律执行大寨式评工记分（定期评、自报公议，主要看政治态度，不讲实际劳动效果）。规定干部参加劳动时间所谓一、二、三，即县直机关干部一年要劳动100天，公社干部200天，大队干部300天。搞大寨田（即梯田），造平原，我县集中劳力在龙山大队石山中炸石造田，标语是“炸掉千年石海，造就万亩良田”（后搞不成，得不偿失）、（柳州县志）。
5月，全县追查所谓“政治谣言”（柳江县志）。
8月，全县贯彻地区会议精神，大打批修批资总体战，封闭市场，批自留地商品化，铲除社员自留地商品作物，大割“资本主义尾巴”，后因干部群众反对，逐渐停止（柳江县志）。
9月18日，县城召开大会，沉痛悼念毛主席逝世（柳江县志）。
11月初，县城召开县直机关干部职工和各公社、社员群众、县城驻军参加的大会，欢呼粉碎“四人帮”（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愤怒声讨“四人帮”反革命罪行（柳州县志）。
“文革”十年，给我县各族人民带来了严重灾难的内乱，造成全县被迫害死亡1232人，占全县总人数0.401％，其中在残酷斗争中采用极端野蛮的手段打死1178人，造成经济损失约3000万元，特别是1968年4月县革委成立后，有组织、有领导“刮十二级台风”打死1131人，占死亡总数的91％，而贯彻中央“7·3”“7·24”布告的8月份，是“台风”刮得最猛，死人最多的1个月。八月，全县被迫害死亡420人，其中“刮台风”打死368人。
我县在广西是“文革”的重灾县之一，死人之多，杀人手段之残忍，是前所未有的。打死人的手段有用拳打脚踢、石砸刀砍、匕手刺死、棍棒、“走火”、枪、粉枪打、挖眼睛、割鼻子、耳朵、剖腹取肝，死后砍头示众、火烧、未死先埋，活活地摔死，有的被活生生的丢下深潭或河里，即所谓“下广东”，真是史无前例，闻所未闻，造成全县无数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流离失所，背井离乡。甘塘有一户父子4人被打死；新艾有一家兄弟妻儿5人被打死；福塘公社被打死64人，被害者被以种种莫须有罪名含冤死去，遗属遭受种种歧视和非人虐待。
大灾难过后，医治创伤，处理遗留，先后用了10年，然而这10年“道路艰辛”。1974年所谓“落实政策”，由于“四人帮”还在台上，给受害者下了“非正常死亡”结论。粉碎“四人帮”后，三中全会前，中央有“两个凡是”，六中全会以后，广西又有一条所谓“正确路线”，两者构成“处遗”的重重阻力。1979年落实政策，由于“三种人”在台上，杀人有功者入团入党，被提拔重用。原区党委下达到县的25号文件，带有派性色彩，冤假错案得不到平反，给受害者补以“不幸去世”、“迫害致死”的结论，死者得不到昭雪。遗属继续上访上告，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没有形成。
1983年，新的区党委成立。在党中央领导下，广西全面开展“处遗”工作，中央向广西派出庞大的工作组，广西区党委先后下达了桂发［1983］54、55号和［1984］15号文件，我县7月份重新组织“处遗”队伍，成立中共柳江县委处理文化大革命遗留问题领导小组和办公室，抽调“处遗”干部508人，在全县范围内全面开展“处遗”工作，对受害者进行专案调查，促使当事人向遗属请罪，交请罪费，搞愈合工作，县人民政府给每个受害者逐个作出平反结论，给遗属发平反结论书，给每个死者的遗属发埋葬费120元，抚恤费100元，遗属有困难的发给生活困难补助费和房屋修建费。“处遗”中全县给遗属发放各项费用共68万多元，其中埋葬费和抚恤费251240元，国家干部职工遗属抚养费131245元，房屋修建费160500元，生活困难补助费61278元，“三孤费”23394元，其它53000元。当事人向遗属请罪1682人，交请罪费57364元，国家干部职工子女顶职75人，集体工子女顶职14人，落实政策恢复非农业人口47户156人（1983年上半年以前，在所谓落实政策中还另外发放各种款项约30万元）。
全县与打死人有牵连1955人，立案审查处理915人，给各种纪律处分807人，其中党员干部131人，占16.2％，非党干部46人，占5.8％，工人党员24人，占3％，非党工人30人，占3.7％，农村党员573人，占71％，农民3人，占0.3％，判刑16人，占1.9％，开除公职16人，占1.9％，开除党籍553人，占68.5％，留党察看102人，占12.6％。经过两年的“处遗”工作，“三种人”得到了清理，参与打死人的组织策划者和杀人凶手得到了应得的处理，冤假错案得到了平反。全县有案可查的冤假错案1633人，进行了书面和口头平反、恢复名誉。由于当时乱批乱斗，乱打遭受种种迫害，有的致伤致残，又无材料可查大约有1300人，也给予了口头平反，恢复名誉。无辜受害者得到了昭雪，恢复了名誉，成千上万受害者遗属得到了安抚，稳定了局势，达到了长治久安的目的。
柳江县“文革”开始时重要人事变化情况附后。
中共柳江县整党办公室1986年11月12日
韦日荣，书记：刘伯生、付春杨。常委：韦日荣、付春杨、刘伯生、何振异、梁庆初、咸昌柏、孙健康，县长：梁庆初，副县长：梁水生、覃木松。
宋吉月（“文革”开始时［以下同］县人武部政委）。副主任：韦日荣（“文革”开始时任县委书记）。刘伯生（“文革”开始时任县委副书记）。韦熙年（“文革”开始时任人武部部长）。
宋吉月、韦日荣、宋洪盛（“文革”开始时任人武部科长）。组长：宋吉月。
书记：宋吉月，副书记：韦日荣，常委：宋吉月、韦日荣、宋洪盛、蒙铎（区检察院处长）、邓贵崇（人武部副科长）、梁水生、余华筠（“文革”开始时任组织部副部长）、韦桂定（“文革”开始时人武部参谋）、林德升（“文革”开始时任副县长）。
梁永隆、梁燕暖、覃凤朝、覃金武、覃结尧、周裕荣、韦德金、韦汉达、兰中六、覃福业、刘启辉、韩火寿、刘水福、韦佩南、韦成克、覃应求
黄海清、张冠金、熊初耐、覃应权、覃班松、覃建付、韦文均、计祖奋
覃浩求、林飞文
黄志泰、莫炳干、芦家荣、龙宫胜、韦洪飞、韦家寿、张华志、黄大初、李茂森、何荣光、黄瑞祥、梁志强、覃新耐、廖志权、韦炳荣、韦金洲、韦永禄、潘五、黄信忠、韦庆达、韦志斌、吴展华、王德成、欧永达、黄云林、莫林生、沈木椿、何发祥、韦善谋、陈金莲、陈定礼、覃日水、覃绍榜、覃春武、韦庆德、曾昭略、覃安立、覃有早、覃玉凤、陆世飞、覃介六、覃佳偶、覃定芳、覃天基、覃建春、覃永岑、覃志从、韦召焕、韦言泰、韦崇太、韦振荣、伍尚智、覃有廷、韦春光、韦天昭、韦继统、韦介亮、韦永贵、陆瑞新、何振云、陆瑞利、覃福线、覃昌朝、黎树爽、廖志强、覃日春、覃祖烈、姚珍体、覃杰、覃永风、覃有良、姚庆节、覃炳端、覃炳庄、韦应转、曾德权、韦茂传、韦启登、韦海义、覃玉莲、周喜庆、黄宜安、覃玉安、谭玉辉、莫祖练、韦学忠、覃和朋、韦果然、韦立权、覃瑞国、韦善修、覃仁望、韦成忠、韦祖亳、熊启修、韦学文、覃美指、黎树等、黎冠周、韦承巨、韦承标、韦立国、韦天双、韦仕居、韦同安、廖志珍、韦京松、韦寿月、韦其华、韦桂生、曾广海、伍于烈、韦莫彪、曾昭经、莫祯杨、刘定六、韦有斌、韦春利、韦兆散、韦有业、韦有仕、韦作善、韦建生、覃志保、梁顺福、梁文高、梁锦清、许玉爱、覃大国、覃华安、覃世良、覃思吉、覃銮生、韦裕连、韦日稳、梁显平、欧必祥、熊日树、胡世强、熊正明、熊金农、覃建章、梁长成、梁加流、梁加厚、韦记昌、兰凤墨、杨胜贵、韦克才、廖景田、张祖温、张运成、覃宇、熊瑞义、刘作平、韦永骙、兰昭湘、覃木英、韦天传、韦五九、熊树德、韦文清、覃玉清、熊树泰、韦国恒、韦继仙、梁加兴、梁文哉、梁文运、韦金如、韦德盘、熊来勋、韦国宜、韦建登、覃天孟、韦大、梁福瑞、韦凤川、韦凤熙、韦占保、韦有学、兰建民、张树华、覃日岩、韦祖恒、韦加录、韦好、韦日前、韦仕八、覃澄洲、韦尚榜、韦炳成、韦加清、韦日亮、韦日连、熊振韬、梁燕尚、张秀媛、韦初宏、韦祖凡、覃仕雄、韦金山、韦加贵、兰运隆、韦庆耀、韦景福、韦炳文、唐梁生、孙凡福、柯玉松、韦政海、谭振坤、韩明昌、韦天厚、韦庆明、韦正甫、兰正茂、兰天云、周培根、周大林、覃周欣、罗权、韦成坤、韦献飞、韦崇轩、韦子歧、韦天愿、覃有荣、覃景忠、王云青、韦俊华、兰永仁、兰保文、韦建林、何宝权、周宏衡、周镇仁、韩世龙、周年旺、韦奇忠、刘有源、覃祖伦、覃如尤、周嗣顺、周宏烈、周继舜、韦明钦、兰继尧、覃绍秀、韦求好、覃万新、韦芝能、覃文国、覃承杰、覃柳延、覃宽然、覃志吉、覃立仁、覃祖之、覃文斗、计振耀、覃浩杰、韦振清、韦凤学、覃少年、覃炳学、覃有满、何荣葵、艾火生、韦立忠、覃连仿、覃强、兰坤芳、计杏龙、覃金和、殷必刚、覃志料、覃求松、谭海耐、兰开荣、兰应宜、韦振权、韦云展、莫增堂、韦秀甫、韦汉条、韦汉群、韦崇秋、韦立额、韦日宽、韦文善、韦如杰、韦华双、韦开谦、韦荣富、韦作小、谭兆葵、黄灿朝、黄爱国、韦加文、韦凤亮、韦兆立、韦凤树、韦瑞兰、韦作克、颜进金、兰显秋、韦凤甲、韦廷武、黄日贤、刘唐杰、韦永伦、覃启广、韦仕勤、韦凤明、韦兆举、韦仕国、谭武、全以廷、韦兆祥、覃桂平、韦德强、朱汉文、刘仕洪、陈天发、张少福、覃洪秋、覃洪钧、覃七一、练六八、刘元光、覃建厚、曾德青、覃洪光、梁锦宽、覃连生、覃美迁、曾凡陆、韦焕居、梁庆业、韦春业、覃志超、覃金运、韦秀强、吕美光、廖家宽、覃海红、韦少刚、郑甲申、郑六寿、练金元、覃平健、郑明保、谢凤英、韦尚述、曾六余、罗文德、曾庆书、刘启明、罗寿荣、罗龙保、钟明坤、韦炳华、刘运才、刘茂兰、刘运权、刘德华、韦明正、覃孟罴、何培中、曾庆璇、潘洪滔、覃台山、陆秀红、胡志统、罗志富、谭炳翻、周志厚、韦玉辽、莫国文、林贵同、韦日印、谭学顺、覃仕根、黄家明、覃炳先、覃志行、韦志用、熊继纯、覃家德、覃启凡、韦定墟、周永修、韦六四、韦花红、谭老穷、谭秀连、莫风达、莫国强、莫有义、莫家宋、银玉和、莫家东、罗美耀、莫有定、刘德智、韦继新、韦玉绿、梁绍金、梁瑞端、覃廷韬、韦兆广、梁玉荣、覃仕昌、韦桂永、唐玉国、韦升对、乔立光、梁国盛、谭木生、韦振立、张志哲、韦兆高、覃华、韦正廷、韦志卜、覃玉德、张作林、韦启道、罗志坤、谭其祥、韦继恒、张典型、覃美杰、蔡达金、韦兆亿、韦荣富、韦用生、潘开业、韦作章、梁玉勇、杨胜祥、韦作伦、韦裕秋、韦玉孟、覃用堂、韦兆合、韦兆芳、韦成墟、韦炳耀、韦用梅、韦华利、张作良、韦升修、韦汉东、韦用才、田景云、韦兆益、兰有宽、覃瑞尤、杨光国、韦日亨、周绍义、梁兆奎、覃汉东、覃汉英、覃立举、韦继文、韦庆珠、韦周盛、韦世康、覃祖宣、韦加能、覃继勋、覃光仁、韦炳杰、韦能、梁世华、梁世贤、覃廷开、梁昭寒、梁贤生、韦大元、计万平、梁建和、梁福佐、韦仕葵、韦继扜、韦世兰、韦才明、韦治、谢如堂、韦正群、覃敏花、梁炳福、覃克新、黄玉忠、练俊能、林秀凤、韦进党、梁美荣、刘子信、韦健康、梁有斌、韦福华、梁继恩、覃兆林、韦日刚、张仕连、韦卓积、韦天乐、韦立举、韦洪烈、覃文智、韦忠栋、邬启坤、韦春秀、梁华、黄继英、罗朝生、雷定鹏、刘九伶、覃炳通、韦太和、刘安杰、覃方然、陆瑞利、韦裕长、韦祖强、韦金明、李福喜、韦如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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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广西“文革”档案资料（第十一册）》，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1987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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