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86-11-26 作者：区文化厅整党办公室
区文化厅整党办公室村”、“黑帮”、“裴多菲俱乐部”、“地主阶级孝子贤孙”、“国民党残渣余孽”、“漏网右派”、“封建班主”、“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纷纷被拉出来“示众”、群众与群众、群众与领导之间互贴大字报，更多的是给领导贴，一时到处都是大字报，内容捕风捉影、标题耸人听闻，互不信任、人人自危，气氛极其紧张。
同时工作队积极酝酿组建“革筹”。7月上旬，革筹正式成立。局本部主任是于惠兰，副主任李平、李琛珠；文联的主任是苏茵，副主任包玉堂。
7月8日，系统工作队召开积极份子会议，重点研究对文化局副局长郭铭的批判问题。
7月20日下午，区党委第一书记韦国清、书记伍晋南、党委宣传部长贺亦然来文化大院看大字报，看后召集积极份子会议，点名要批判郭铭，并指出郑天健、梅彬、胡仲实等是知情人，要做好他们的工作，让他们站出来揭发，还要求全系统作好充分准备，来一场大暴露、大揭发、大考验、大批判、大提高，提出了“边练兵、边打仗、边总结”的口号，要“重点批判、点面结合”，“先弄清情况再组织处理”。同时，还点了文化局长华应申的名，说他是两朝元老，意思也是揭批。适时，《广西日报》于6月4日起已整版点名批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陆地，说他写小说《故人》、《美丽的南方》反党。下面纷传第二个在报上点名的将是郭铭。
7月28日，根据区党委指示，工作队又召开积极分子、骨干会议，正式研究批郭问题，成立了批斗主席团，成员有于惠兰、赵令善、熊树和等人。
8月4日，在朝阳剧场召开系统大会，由郭铭作检查。
同日下午，演出公司经理赵殿运因生活作风问题被大字报点名后，受不了精神压力，而在朝阳3号楼跳楼自杀。这是文化系统死于文革的第一个人。
8月6、7、8日3天，局里科以上干部在桂剧团排练场开郭铭的批斗会。工作队杨殿选要于锡孟、姚明翊组织科以下干部在一边凑材料，搞所谓“面上工作”，为“前方”提供“枪弹”。科以下干部对此不满，认为是不相信自己，在于锡孟等人主持下，于8月10日召开会议，纷纷提出意见，还贴出了大字报，工作队说这是“前方打仗，后方兵变”，于锡孟是“兵变司令”。于是召开会议，对于、姚等人批了两个晚上，此举反使于、姚的威信得以提高。
8月中、下旬，北京学校的红卫兵来邕，自称“南下一小撮”。本地各学校也纷纷组织红卫兵，“杀”向社会，为应付社会上的红卫兵，文化大院成立了“赤卫队”，由出身“红”“问题小”的同志组成。大队长是于锡孟、政委于惠兰、副政委潘其旭，成员有赵令善、金诚、吴金元、刘开、廖文、李国贵、姚明翊、陈丽梅、苏秋妹等30来人。
8月下旬，社会上掀起一股“破四旧”的抄家风，文化大院的赤卫队配合戏校的红卫兵，抄了民主人士周游、陈芳、文天谷和剧协副主席郑天健等人的家，抄走了一大批名人字画、书籍、古董、首饰、衣物、照片、日用品等，先存放在戏校楼上，后送市文化宫破四旧展览会展览，最后交市财政局统一作价处理了。使这些同志的私人财产受到很大损失。
9月，一批大字报点名较集中的同志以及区直文化系统各单位主要领导人被隔离审查和批斗，计有韩凌、周云鹏、金石声、柯丹、郑天健、林衍强、侯枫、梁苏、甄伯尉、文天谷、孔德阳等人。其中，梁苏于10月10日上吊死亡。林衍强于67年元月7日服冬眠灵自杀，韩凌患黄胆性肝炎住院，还未痊愈就被拉出去批斗，且再不许回院治疗，终因延误了治疗而导致病情恶化，于75年10月10日死于肝硬化。
66年10月，毛主席《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公开发表，各地工作队均受到冲击，中央音乐学院的“南下一小撮”来广西区文化局，在大院新礼堂召开大会，批斗驻文化系统的工作队负责人张黎敏、何子健、朱守刚，指责他们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号召起来砸烂官办文革，“革筹”解体，工作队陷于瘫痪。
11月13日，姚明翊主持召开全系统向资反路线作斗争大会。工作队成员被戴上高帽，挂上黑牌。批判工作组的错误路线达到高潮，以后，工作队逐步撤出大院。
66年11月，文化系统成立了临时党组，由邹优宁、邓凡平、苏茵、董启翔、朱守刚、张黎敏、陈惠7人组成。
11月下旬，在全国大串联风的影响下，经区党委宣传部同意，文化局由邹优宁副局长批条，凡愿外出串联者，可借给150元钱，文化大院约80％以上的人都外出串联去了。院内运动处于低潮时期。至12月29日，外出者基本上都返回大院。
12月中旬开始，文化大院纷纷成立群众性战斗组，战斗组人员或三、五个，或七、八、十来个不等，甚至一个人也能打一战斗组旗号，战斗组名目繁多，如局本部计有“长缨”、“尖刀”、“八·十”、“造反”、“三·八”、“红色”等战斗组，下属二层机构各单位亦然。
后来，局本部在十号会议的基础上，一些认为工作队执行了资反路线的战斗队逐渐联合起来，成立了“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简称“捍卫队”，最先的服务员是姚明翊、姚鸿宽（人称二姚）和陈效实，后又增选了于锡孟和罗德祥，局里另一对立派则组成“照毛泽东思想办事战斗队”简称“照字组”，成员较少，有董克光、刘开、潘其旭、陈丽梅等人。
这一时期，战斗队之间的主要分歧在“革”与“保”之间，如“什么是真正的革命造反行动？”“应不应该‘怀疑一切’？”“那个解放军部队是真正支左的？”“那个领导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工作队是否执行了资反路线？”等等。两边互相指责对方是“老保”，认为自己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并拼命用“左”的言行来显示自己这一派是最最革命的，以为越“左”越革命，言行也就越来越过火，就连党纪国法也都抛在了脑后。
67年元月13日，以二姚（姚明翊、姚鸿宽）为首，批工作队内的军代表宋本洛，斗争时，说他不配当解放军，上去扒掉了他的领章和帽徽。
元月14日，二姚及罗德祥又主持局本部同志开会，批判于惠兰执行的资反路线。
这个时期，下属各单位的正、副工作组长也纷纷回来作检查，有的一次通不过，又来第二、第三次。
67年元月，上海“一月革命”的夺权风暴很快波及全国，广西区直文化系统下属出版社的刘宇一等人又突然进驻文化局办公楼，封房占地，加之社会上一些群众组织也开始起来夺本单位甚至外单位的权。“捍卫队”怕文化局的权被这些人夺去，想先下手为强，就急忙酝酿夺权。
一方面，他们联络本系统同观点的群众组织参加，如区话剧团的“一反到底”、区第二图书馆的“东风”、区电影公司的“红旗”、以及区博物馆、区新华书店等7个单位共9个战斗队联合行动；另一方面又派于锡孟、吴金元专搞对外联络，争取外援，他们争取到“区直造反总部”、《广西日报》社等组织的支持，区直造反总部的庞野（属区党委宣传部）等还亲自前来参加夺权仪式。
参加夺权的组织联合成立了“夺权临时行动委员会”，简称“临委”。元月21日晚，临委在区文化局集中，将局里处以上领导干部都叫来，捍卫队二姚主持会议，宣读了由高今（金万枝）起草的《夺权通令》：
最高指示：“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
通令（67）字001号
一、原区文化局华应申、岳平、邹优宁、吴先清、梁进芳、许务民、李金光、于惠兰、赵芳业、杨克、金诚、孙殿周，自1967年元月21日21时起，宣告无权决定问题。
原文化局的行政权力、人事权力、财政权力归区文化局临时行动委员会接管，监督行事。
一切权利归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
二、原文化局党组、党委，自1967年元月21日21时起，宣告不复存在。
三、原文化局工作人员，均须遵循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作好本职工作，继续深入地搞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接管区文化局临时执行委员会1967年元月21日
夺权后，由姚明翊掌握文化局局长华应申的私章，用以继续处理一应来往公文；陈宏云主管文化局大印。
元月22日，以刘宇一、袁广达、李亚梅等为首，组织了南宁市首次大游斗。将伍晋南、尚持、张黎敏、阳太阳、郭鲁等23名老干部拉来，头上戴高帽，胸前挂黑牌，用大卡车装着去全市游斗，出发前，文化局门口排满了汽车，声势浩大，在全市造成很坏影响。
同时，一批未参加元月21日夺权的同观点组织前来声援。文化局下属各单位也效法局本部，纷纷起来夺本单位的权。如区第二图书馆“东风”、“红心向党”、“燎原”、“五湖四海”、“敢闯”战斗队于元月22日也宣布夺图书馆的权，声称：“停止原党、团支部的一切活动”，以后又正式发表了“夺权声明”。
元月23日，文化系统内未参加夺权的部分群众，因对“临委”单方面夺权不满，以侯育中为首成立了“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委”，联委宣布元月21日夺权为不合法。
元月26日，联委找支持夺权的庞野来辩论，庞野输了，被联委拉去戴高帽游大院。
元月30日，捍卫队游斗了何子健、朱守刚。
元月31日，在联委的串联下，“广西文艺界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的“进驻小组”进驻文化局，封闭和占用了局里全部办公室，抢了扩音器材。从此，临、联两委天天对吵，直至临委解散。
2月，广西军区派刘马达、王保鼎等几名联络员来文化大院了解情况，刘马达表示不承认元月21日的夺权。从而引起捍卫队内部意见分歧，二姚、吴彪等退出捍卫队、组织“重上井岗山”，捍卫队分裂。以后捍卫队的服务员是于锡孟、罗德祥等人。
3月30日，罗德祥代表捍卫队作检查，承认单方面夺权错了，临委正式宣布撤消。没有了对立面，联委也自然消失了。
临委撤消后，捍卫队与局本部另一派“照字组”合并，选罗德祥，于锡孟，潘其旭为服务员。
67年3月中旬，广西军区在军区小礼堂召开21个群众组织负责人会议，军代表通知杂技团“愚公移山”的李琛珠、话剧团“一反到底”的何文海前去参加了。会议由军区司令员欧致富主持，陈发洪传达了中央对韦国清的看法，说韦支越是有功的，是好同志，要支持他站出来。回来后，“愚公移山”和“一反到底”两组织连夜讨论，首先贴出支持韦国清站出来的大标语，从而揭开了支韦、支伍的序幕。
由于伍晋南在“2·19声明”中支持革命造反大军的“八·三一”红卫兵，与造反派站在一起，故大院内一些组织是支伍的，他们认为韦国清执行了资反路线，应让伍晋南站出来。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谢王岗、南宁市委副书记袁家柯等也来大院到支持他们的支伍派组织内躲避支韦派的揪斗。
4月16日，支伍派去军管单位《广西日报》社门口静坐，要求报社对支韦、支伍明确观点。同时，支韦派也去报社表示声援《广西日报》
4月19日，区党委书记伍晋南、贺希明、候补书记霍泛发表“造反声明”，抨击韦国清执行了资反路线，这就是轰动一时的“四·一九”声明。
4月22日，支伍派一阵石头仗之后，冲进并占领了报社。从此，全市支伍派群众组织联合了起来，成立了“四·二二造反总指挥部”，简称“四·二二”。
“四·二二”在文化大院内的群众组织，是以桂剧团为主的“全无敌加强团”，其前身是“四·二七独立师”、加强团曾参与过不少打、砸、抢活动。
5月7日，岳平、陈良等20多名干部发表造反声明，表示支伍。
5月9日，董启翔、郑天健、涂克等人也发表支伍声明。
5月下旬，文化系统各支伍派组织负责人在桂剧团开会，联合成立“区直文化革联总部”，负责人是侯育中、高今、亢进、周维民（原加强团团长）等人。
5月25日，全市支韦派成立“广西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简称“联指”。
5月28日，“四·二二”派攻打杂技团“愚公移山”后，“联指”派分批撤出文化大院，住到局幼儿园，区电影机械厂、区人委礼堂。
6月9日，在区人委礼堂，文化系统成立联指派的“红色文化联合战斗兵团”。简称“红色文化”，一开始的服务员有彭学斌、罗德祥、王瑞祥等人。
从此，区直文化系统内正式形成了“红色文化”和“四·二二”这互相明争暗斗的两大派组织。
1967年3月下旬至4月上旬，逐渐形成了支持韦国清和支持伍晋南互相对立的两派，并各自聚集力量。
文化系统各级领导干部也相继表态，华应申、郭铭、邹优宁、吴克清等支韦。岳平、董启翔、郑天健、侯枫等支伍。
支韦派视华应申等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布署，是革命领导干部，支伍派则认为岳平等具有革命造反精神，坚决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划清界限，应该支持。双方针锋相对，由于观点的分歧逐渐产生了摩擦，发展到了武斗。
（一）武斗的发生
1967年4月16日到4月22日，支伍派到军管的广西日报社静坐，在静坐时发表抗议宣言，与对立面辩论，进而集合同观点的人员冲击报社印刷厂等要害部门、支韦派则聚集力量到报社进行保卫，广西日报社成为南宁两派斗争的中心。
4月22日支伍派夺取了报社，并进驻区展览馆大楼，正式成立“广西4·22革命造反派指挥部”，区京剧团的张光藻任常委。
4月27日区桂剧团“4·22”派成立“4·27独立师”并宣布该团实施兵营兵训以与军营军训对抗，并保护谢王岗、袁家柯住进桂剧团，“4·27独立师”还不断宣耀武力挑动武斗冲突。
5月中旬，以“3·27”独立师为基础成立了文化大院“4·22”派的“全无敌加强团”武斗组织，先后由京剧团的蒋贤、桂剧团的罗光福，壮剧团的崔柱良，杂技团的刘凯春（女）担任团长。
5月14日广西艺术学院的“独立8·31红卫兵”十多人在桂剧团附近张贴支韦标语，被“全无敌”撕毁，并殴打驱赶贴标语人员，大院支韦群众赶到现场声援，被“全无敌加强团”扭打，并捉住区话剧团黄林福等人罚站在石桌上，对其进行人身侮辱，这次有数百人参与的事件，正式拉开了文化大院武斗序幕。
（二）大院武斗的急剧发展
5月17日区体委“4·22”派“卷巨澜”人员与杂技团“4·22”派的“井岗山”“狠牙山”两战斗队配合用石头攻打“愚公移山”战斗队。
5月18日“全无敌加强团”集合精壮人员到话剧团联指派“万里长征”战斗队示威，抢去楼上6个高音喇叭，打伤话剧团刘有权，木偶团朱莉莉（女），一举砸毁了“万里长征”据点，当夜区体委“联指”派“起宏图”兵团住进话剧团大楼协助保卫。
5月25日以蒋贤、罗光福、王梧龙为首的“加强团”再次冲砸“万里长征”该组织人员被驱逐。同时“加强团”反复广播要把对立观点的干部和群众赶出文化大院。
5月27日，由周维民带领“加强团”再次攻打广西日报。
5月28日“愚公移山”“万里长征”成员由广西军区派来卡车接到军区大院，由军区工作人员进行安抚招待吃饭，把两个组织的人员送到望火楼的消防大队和区人委礼堂、区党委群众接待站、自此文化大院支韦派逐渐集结在区人委礼堂，建立起新的据点。
“4·22”“全无敌”控制了文化大院，设卡放哨，夜间巡逻，并清查支韦派人员，一时恐怖气氛加重，两派更加敌视。
（三）“全无敌加强团”参与社会上的武斗。
6月初“加强团”参加围攻南宁市委大楼，6月10日，高今，侯育中带队攻打军训单位南宁一中和西平桥粮所，6月17日蒋贤、崔柱良带队攻打人民印刷厂，冲击区邮电局。
同时期“加强团”还殴打了区京剧团的李立功，绑架民族学院“三七”红卫兵到广西军区“请愿”，殴打解放军战士，张贴出“揪出徐其海，解放全广西”的标语。
“全无敌加强团”以武力向社会不断冲击，频繁武斗，招致了“联指”派的愤恨，促使了武斗的升级。
（四）文化大院“联指”派建立新据点。
文化大院“联指”被迫撤离后，在区人委礼堂建立了新据点。各直属剧团的“联指”人员纷纷到区人委礼堂集中。军区联络员刘马达、王宝鼎等都来到区人委礼堂支左。在“联指”指挥部的领导和支左人员的支持下，6月9日在区人委礼堂正式成立“红色文化联合战斗兵团”选举了彭学斌、罗德祥、李美珍、史君良、唐社君、王瑞祥、黄家学等为常委，彭学斌、王瑞祥担任正副指挥，从此文化系统支韦派的活动，都在“红色文化”领导下进行。
“红色文化”建立后即发动组织全兵团“战士”构筑工事，为武斗作准备，并绑架了歌舞团的吴雄旗、陆善林等进行审讯，以获取文化大院的“全无敌”的情况。
（五）“全无敌”的武斗指挥体系及防御布署
随着斗争形势日趋紧张，文化系统“4·22”派成立了“全无敌总部”，统领全系统“4·22”派。区京剧团张荣藻任总指挥；区戏研室高今任副总指挥；话剧团侯育中任情报部长；杂技团冯东胜任作战部长；歌舞团周维民任宣传部长；京剧团蒋贤、壮剧团崔柱良和桂剧团罗光福分别任“加强团”团长；桂剧团的王梧龙任“加强团”连长。
6月22日，高今、冯东胜、侯育中、唐炳生、刘凯春、胡正（区医学院牙科医生）等开会，作出文化大院防御布署，把大院分为3道防线。第一线，京剧团、杂剧团和文化局一带。第二线，桂剧团、话剧团、电影公司一带。第三线，歌舞团新礼堂和文联大楼。
会议决定由胡正接待外单位“4·22”派进驻大院的人员，计有艺术学院交通学校、区体委、民族学院、桂林老多等约500人，会后即构筑工事，架设天桥，筑起掩体，加强防守，准备战斗。
（六）“联指”派攻打文化大院
在两派日趋对立，冲突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又发生了“4·22”派攻打南宁市一中，绑架军队代表孔竹和攻击解放路永宁派出所杀死公安干警事件。航运局和医学院也连续发生战斗。广西“联指”指挥部召开了紧急会议，建立了以农垦局干部葛礼为总指挥，艺术学院何维钦为副指挥的武斗队，命名为“6·13部队”。
6月18日和6月21日，“联指”召开了常委和各兵团负责人会议。作了反击“4·22”的武斗动员和布署，准备攻打文化大院。
6月14日下午，区文化局行政科长牛玉祥把文化大院地形图纸秘密送到望火楼转交给军区联络员。
6月24日，“联指”派少数人从物资局、冶金局方面袭击了文化大院内杂技团作火力侦察。
6月25日区邮电局“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下令停止展览馆和文化大院与外界电话联系。
6月25日上午“联指”在区物资局二楼设立了指挥部，乘当日下午2时“全无敌”到林业厅院内抢夺生猪和其它物资之机即开展宣传攻势，指责“全无敌”抢夺国家财产，挑动武斗。5时许“联指”派即从民主路、建政路、思贤路三面包围了文化大院，并用推土机推倒了部分围墙，7时许攻进了京剧、桂剧、木偶三团住地，王梧龙被石头击中右眼，驻在该团的20多名红卫兵负伤，“全无敌”退守新礼堂及文联大楼。
6月26日凌晨，曾发动攻击，因天黑而中止，到了6时许“联指”从粮食厅方向攻入文联大楼，将“4·22”人员全部压缩在新礼堂内。天明后，武斗停止，“4·22”派600余人，全部被俘，并被押解至物资局院内，其中部份人被捆绑、蒙眼，受到了审讯，有些人还受到了殴打，6月26日晚除少部分“全无敌”骨干人员被押送区人委礼堂和市粮食局“联指”据点外，大部份人获释。
“联指”进攻大院的人员庞杂。有的人乘机报复，有的人借故打劫。因而许多房门被砸坏，财物遭偷盗，不少人被殴打。彩调团的黄家学用钢叉刺伤郭铭的后背，血流不止。所有这些引起了不少人的反感。
7月中旬，驻文化大院的“613”部队发表了坚决支持“红色文化”的具有威胁性的声明后，撤离大院。“红色文化”所属人员搬回文化大院。
以后到了8月份，周总理在第五次接见广西两派群众组织时，批评了广西“联指”攻占了对立派的一些据点。南宁市形势趋于缓和，两派群众陆续回到各自单位，文化大院暂时维持了正常生活秩序。
（八）文化大院再度紧张
1967年底到1968年初，文化大院两派都在表面谋求联合却又在另一方面以各种形式进行斗争，形式较为微妙。
此时，两派组织人员都作了一些调整，“红色文化”由于锡孟任总指挥，“全无敌”由亢进任总指挥，亢进并任广西“4·22”总指挥部常委。
2月7日下午7时半，突然发生了“联指”常委林传忠在大院“全无敌”总部门前枪杀“全无敌”总部的胡云峰事件。大院两派再次掀起斗争波澜，形势十分紧张。
案发后，两派都组织了调查组。“全无敌”总部发表了《声讨红色文化策划杀人并立即交出杀人凶手薜洪凯》的声明。接着，“全无敌”又抬胡的尸体到广西军区请愿，要求严惩杀人凶手，并在新华街召开了追悼会，指责“广西联指”策划杀人。“联指”则极力开脱自己的罪责，并得到支左解放军的支持。军队代表孟某就在大院两派群众大会下宣布胡云峰是反革命分子，为杀人凶手开脱罪责。这一重大杀人案件直到“处遗”期间才得到处理。
5月30日，林业厅发生了震惊全市的“5·30”事件。“4·22”派的一些人化装成解放军进入林业厅，杀死了驻林业厅的“联指”人员10余人，手段残忍，惨不忍睹。事情发生后，大院的两派人员纷纷撤离。“联指”指挥部的何维钦带领武装人员进驻文化大院。不久“红色文化”也组成两个武装班守卫文化办公大楼。
“5·30”事件后，南宁武斗大大升级。枪炮、炸药都用到武斗中，全市笼罩一片打仗的阴云。文化大院除少数人留守外，人烟稀少，一派寂静。
6月，“红色文化”常委彭学斌。于锡孟等曾率人先后到长岗岭及屯里的武器仓库抢枪，得到了一些轻重机枪、冲锋枪和小炮、子弹等。他们曾将这些枪弹用于武斗，直到区革委会发出上缴武器通令后，才送回广西军区。
6月份，联指指挥部攻打“4·22”水电院的“火种”兵团。“红色文化”奉命配合，具体任务是防卫民主路、建政路一带。在攻打“火种”时，李世泽、黄家学都曾带枪进入水电院大楼。
另外，在这次大武斗的期间，电影公司的唐社君曾于7月下旬带领当时一些由贵县来的人到戏曲学校抓走了陈寿全。24日下午，陈寿全被这些贵县来的人枪杀在邕江边。之后唐社君又泡制了“陈寿全现行反革命”材料，发放到陈的家乡贵县，使死者家属也受株连。
（九）“红色文化”配合攻打展览馆、解放路
1968年7月底，南宁警司干部王国典来文化大院安排俘虏收容点。架设军用电话，为攻打展览馆做后勤准备。7月31日，解放军开始攻打展览馆。10点发动总攻，下午1点战斗结束。俘虏数百人，关押在文化大院。当时，“红色文化”组织了不少人来做后勤工作，为俘虏做饭、送饭、参加登记被俘人员的来历和财物。
在押送俘虏来大院时，少数“红色文化”的人踢打了俘虏。其中有一位年轻的被俘者因喊口号被绑在歌舞团蓝球场上吊打致死。在这殴打俘虏中，以食堂管理员方继仁表现较为突出。
8月5日“红色文化”的彭学斌、于锡孟等部分常委到红星戏院对参加攻打解放路的壮剧团人员进行了慰问。
这以后“4·22”派的郭淑珍、李惠雨、孟琼英、姜述贤金，被抓回大院，并被本单位《联指》派群众批斗殴打、隔离审查。
从前的被审查人员也在这个时候被集中起来看管。当时由金重和钟富民负责，钟富民在此期间多次打人，对老干部徐江平十分凶狠。
8月中旬，南宁市区洪水暴潮，文化大院被淹，俘虏收容点被转移至交通学校。外单位人员搬出大院。
8月底，洪水消退后，文化大院开始由军宣队领导，再没有发生武斗事件。
经过一年多的大动乱，广大群众人心思静，所以1969年初，在驻文化系统军代表的力促之下，“红色文化”和“4·22”“全无敌”两大对立派开始酝酿联合。但由于四人帮的挑动，社会上极左思潮的干扰，一部分派头头的派性情绪仍在继续膨胀，又给大联合造成了巨大阻力。
由于中央要求搞三结合的领导班子，故两派都指责对方所支持的干部是走资派，己方所支持的才是革命的领导干部，此外，还相互指责对方的组织不“纯”。因此，又各自清理自己的组织，力求使对方更无可指责，同时批斗对方所支持的领导干部，以显示己方比对方“革命”、更“正确”。
元月10日起，两派总算坐在一起开始讨论大联合问题，并停止了武斗。
2月7日，“全无敌”服务员胡云峰被“联指”派人员林传忠枪杀。一时风云又起，“4·22”派抬死尸游行，强烈抗议，“联指”派为己开脱协助警司搜捕杀人凶手，大联合处于停顿，陷入危机。
经过一个多月的再次工作之后，总算澄清了事实，消除了误会，在3月12日，两派正式联合，成立了大联委，每派选出11人为大联委委员。
3月20日，区直两派在体育馆召开倒派旗大会，文化系统以大联委名义，组织两派人员参加大会。
3月25日“红色文化”常委彭学斌和“4·22”“全无敌”常委亢进分别代表两派作“斗私批修”的发言。
此后，运动转入砸“二黑”阶段，两派联合开了一次砸“二黑”会议，发表支持“砸二黑”声明。
5月份，两派在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6周年的纪念大会上，因对“云水怒”和“国际共运画廊”看法不一，产生争执，紧接着在批斗“走资派”中，又明争暗斗，批斗会上，“4·22”“全无敌”殴打了“红色文化”所支持的领导干部华应申，“红色文化”人员中途退场，以示抗议。加之社会上又发生了“五·三〇”林业厅事件，“4·22”派有人冒充解放军进入林业厅大楼，打死了“联指”派的红卫兵，“联指”派又打“火种”兵团，气氛一时又紧张起来。
7月5日，“红色文化”和联指派“小八红卫兵”去戏校抓了在哪里避难的支持“4·22”“全无敌”领导干部岳平及王琦、顾建国3人，拉至文化大院关押审讯。
8月1日，军队攻下“4·22”派据点展览馆之后，形势趋于明朗，“联指”派趾高气扬，“4·22”“全无敌”许多群众纷纷退出“4·22”派，8月7日，军队又攻下解放路“4·22”派据点，“4·22”派全面崩溃，“全无敌”的常委、服务员被当作“坏头头”挨批斗，一些群众挨打被关押，大联合名存实亡。
（一）“二黑”的起由
1967年5月下旬，为了庆祝“4·22”派夺取军管《广西日报》大权的胜利，在谢王岗的授意下，话剧团的“东方红联队”上演了由天津方纪（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文联书记）等人编写的话剧《新时代的狂人》，谢王岗亲临指导，观看了这出戏，以后在区内桂林等地也上演了这出戏。
同年6月，在桂林，由桂剧团毛正三、话剧团何寄林等人编写了活报剧《南疆烈火》，其内容是反映当时广西派性斗争的。这个戏于8－9月份到北京演出。8月25日在新华总社演出时，伍晋南观看了，并和演员一起照了相。9月11日在北京展览馆演出时，由于缺少道具，临时向在场的一位比利时外宾借了一把餐刀，由此而引起了以后所说的“外国特务送匕首”的事。
10月下旬，“广西工农兵业余文艺造反总部”接受“天津业总”“上海工总司”“湘江风雷”等群众组织的邀请，指派梁宝光（南宁船厂工人）、雷群策（市郊白沙大队社员）、赵永茂（南宁化工厂工人）3人去天津参加“全国工农兵业余文艺战士座谈会。”后因会议没有准备好，以及上面又不同意开了，在津十天左右，只参加了一个预备会后，便邕。
68年2月，江青等人把67年11月在天津召开的（实际未开成）“全国工农兵业余文艺战士座谈会”定为“黑会”；把由天津方纪等人编写的《新时代的狂人》定为“黑戏”。在广西，继而又把《南疆烈火》也打成“黑戏”，把“国际共运画廊”列为“黑画”事件。
（二）批“二黑”的过程
1、前奏
3月初，区革筹为了抓“二黑”总后台，由区革筹文教组组长宋本洛派李宁（文教组成员、军代表）、刘有权（话剧团）二人去天津调查“黑会”之事。到津后，他们从会议签到簿上查到梁宝光、雷群策、赵永茂的名字。回来后，向区革筹小组成员魏佑铸做了汇报。
这以后，揭批“二黑”的活动很快就开始了。由于话剧团是演“黑戏”的当事者，又直接派人调查了“黑会”，运动最早也就从这里开始。
3月25日晚，话剧团“万里长征纵队”（联指观点）开全体会议，由黄铭忠、夏宗学介绍揪“二黑”的方法，吴晨海布置“纵队”下一步揭批“二黑”的步骤，说该团有人演过黑戏，要揭。
26日，“纵队”贴出大字报，勒令《新》剧导演吴桐华交代排黑戏的问题，要主演黑戏的周永怀回团交代，并抄了吴桐华家，还把大标语贴上了街。“东方红支队”（4·22观点）“严正声明”，支持“纵队”追查黑戏的“革命行动”。
28日，“支队”勒令李哀交代排黑戏之事，“纵队”贴大字报表示支持，并抄了李哀家。
几乎，也就在同一个时候，参加天津“黑会”的3个人也先后被抓起来。
3月29日，雷群策在石平村边被“小8”组织五花大绑，蒙上眼睛，拉上汽车，带往桂剧院内关押。
3月30日，梁宝光在市委左侧被捆绑，蒙眼殴打，后带往桂剧院内关押。
4月7日晚11时，赵永茂在化工厂门口被蒙上麻袋，押上汽车，送往桂剧院。
随着，在4月10日的南宁工人代表大会上，区革筹小组成员焦红光第一次正式公开指出了广西揪“二黑”的问题。他说，去年11月间在天津召开的“全国工农兵文艺战士座谈会”是一个黑会，我们广西也有人参加这个黑会，进行罪恶活动，我们区文艺界有人演了黑戏，这个黑戏叫《新时代的狂人》。
也就在当天，文化系统大联委研究了批斗对象。
时隔2日，即12日，红卫片的“联指”各组织在区党校礼堂开会揭批“二黑”，由黄铭忠介绍天津“黑会”情况。
到了4月17日，区革筹小组成员魏佑铸代表革筹小组在南宁“三代会”委员和两大派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的座谈会上进一步指出，“黑会”和“黑戏”是陆定一、周扬为夺权而进行的组织和舆论准备，这是严重的反革命事件。南宁参加这个黑会的有梁宝光、雷群策、赵永茂，有一个革命组织（指“小8”）把这3个家伙抓起来了。谢王岗与参加天津黑会的广西组织有密切联系。
根据区革筹的精神，4月24日至28日，文化系统大联委在桂剧团排练场开会，研究砸“二黑”问题，参加会议的有“红色文化”的罗德祥、曾学强、李美珍等，“全无敌”的有亢进、唐炳生、高今等。李宁做为区革筹文教组的军代表参加会议，并做了发言。他说，“黑会开了，广西的梁宝光等人参加了”。当时，有人提出不同意见，说那个会议并未开成。李接着说：“不是未开成，开成了，而是有些人把它转为秘密。”这番话显然与其实际调查不相符，这对当时的形势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2、高潮
4月份以后，在文化大院内掀起了批“黑戏”的高潮。几乎是天天大会小会的批个不停，院子里刷出了许多大标语，有的单位成立了专案组，与“黑戏”有瓜葛的人先后被抓起来进行隔离、审查、批判，气氛日趋紧张起来。
也就在这段时间里，梁宝光等3人先后被转往广西军区军事法庭看守所，然后又转到公安厅看守所关押，关押期间他们被李宁等人多次提审，受尽了虐待。
5月4日，《广西日报》发表题为《黑会黑戏必须彻底批判》的社论。文中指出“由中国赫鲁晓夫的黑干将陆定一、周扬死党之流在天津导演的反革命黑会（全国工农兵文艺战士代表座谈会）和反革命黑戏（《新时代的狂人》）就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接近全面胜利的时刻，一小撮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向无产阶级夺权的一次疯狂反扑”。“现已查明，广西不仅有人参加了这个黑会，而且有人还当上了这个黑会的所谓《勤务组》成员，在会上发言放毒，参与了反革命罪恶活动；同时我区有的地方还演出了反革命黑戏。这是偶然的吗？不是！绝对不是！它是中国赫鲁晓夫的黑干将陆定一、周扬为代表的又粗又长的反革命文艺黑线在广西的顽强表现。”
5月6日，《广西日报》分别发表南宁市工代会、农代会、红代会批判黑戏、黑会的文章。
继而，在5月14日，话剧团召开了一个规模很大的砸“二黑”誓师大会，文化局、文联、电影机械厂、京剧团、桂剧团、歌舞团、壮剧团、彩调团、杂技团、木偶剧团、评剧团、戏校、艺术学院都有人参加，区革筹、工代会、红代会、“4·22”文批站、“联指”文批站、区党委宣传部大联委、“红色文化”“全无敌”、广西日报也派了代表来，有近400人参加，会上，刘勇代表支队、华克代表纵队、李岳松代表话剧团大联委、吴彪代表系统大联委、罗德祥代表“红色文化”、张仲安代表“全无敌”做了发言。另外，“4·22”文批站、“联指”文批站、红代会、支左解放军也都发了言。所有发言者都支持砸“二黑”，只有张仲安说“有人想拉一派，打一派，没有好下场，有些组织乱抓人，破坏大联合”。5月18日，《广西日报》以《区话剧团大联委举行誓师大会，彻底批判和追查黑会黑戏，揭开我区文艺界阶级斗争盖子》为题报道了14日话剧团大会的情况，同一版还登载了区直文化系统大联委批判“二黑”的文章《团结对敌，彻底摧毁我区文艺黑线、黑网》。
到了5月至6月份，区革筹文教组宋本洛、李宁又布置黄麟、左颐、刘仁贤北上调查《南疆烈火》在京演出情况，然后到天津进一步调查“黑会”情况。
另外在10月份，区革筹文教组长苏大伦布置林士炎、郑妙昌去南京诱骗刘宇一、李瑞眉夫妇回邕，以审查他们搞《画廊》以及同伍晋南的关系。刘、李一到南宁，下了火车就被出版社、歌舞团的人捆绑、挂牌、游斗，之后，就被关押起来。
10月12日，文化系统召开了一次批斗谢、袁大会，伍晋南到会回答问题，斗争的主要内容包括批“二黑”、《南疆烈火》《国际画廊》等。与“二黑”有关的白续林、吴相华、毛正三、梁宝光、雷群策、赵永茂都被抓来陪斗。
11月9日，话剧团开大会，斗争侯育中破坏、抵制砸“二黑”，会前把参加“黑戏”排演的白续林、李哀、何寄林、吴相华、刘勇、周永怀又一次押出来斗争。
两天之后，11日至12日，文化系统又在新礼堂召开批“二黑”大会，会上批斗了董启翔、侯育中、吴桐华、何寄林、刘勇、并把熊一军、石怀宇、梁宝光、雷群策、赵永茂、黄其明和和“全无敌”的头头都押来一同陪斗。
从68年底以后，批“二黑”的活动还在陆陆续续地进行。但随着“倒派旗”“归口闹革命”，使由进驻大院的军宣队、工宣队直接领导了以后的文化系统“斗、批、改”“清理阶级队伍”“清查‘5·16’运动”。在这些运动占主导地位以后，“二黑”中的问题也就归纳到这里面去了。
（三）批“二黑”的恶果
在广西，由于“黑会”、“黑戏”以及“黑画”受牵连，被视为反革命进行审讯、批斗、关押、搜捕的被害者，人数过百，波及到全区各地、市、县。
参加所谓“天津黑会”的几个人都以“现行反革命”的罪名先后关入监狱，戴上手链、脚镣，在关押期间，梁宝光等3人多次被文化系统拉去狂批乱斗，被架成“喷气式”和被乱拳殴打，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他们长期背着反革命的罪名，被关押达16个月之久，直到1969年7月才放出来。
在柳州，有个同志只因为与参加“天津黑会”的同志谈了话，就被迫害致死。
参加设计《国际共运画廊》透视的一位女同志，被迫害得了精神分裂症，丈夫也离婚走了。
还有不少人被抄家洗劫，被逼得妻离子散，被毒打成疾。
还有许多人到了1971年的清查“5·16”时又被重新拉出来审查，《南疆烈火》就是清查“5·16”的一大罪状。
这起由当时的区革筹来直接领导，持续时间长达一年多的大冤案，给人们造成了十分严重的后果。
1968年8月26日，广西区革委会成立以后，“红色文化”一部分头头怕今后再不让搞大游斗了，就急忙研究、组织一次规模空前、有全市影响的大游斗。
8月31日上午，他们先到警司，将关押在那里的区文联副主席董启翔拉回大院，在新礼堂以文联为主斗，开批判大会，局领导到会陪斗。他们要董承认自己是叛徒，董不肯，就遭毒打，以致重伤。醒来后，还强行边拉边推地去参加游斗。与此同时，他们将区文化局、区文联、区艺术学院及下属各单位一些领导干部、知识分子、文艺界知名人士、对立派的一般群众等近200人集中到文化局食堂门口，强迫他们跪在地上等游斗，跪得不直，就从背后一脚踢倒，有的口鼻被水泥地面撞得血淋淋的，人人胸前挂黑牌，许多人还戴了高帽子，女的被剪成阴阳头，有些年轻姑娘胸前还给挂上一对破鞋。跪了一个多小时，等董启翔批斗大会开完了，才叫站起来整队。
出发前，“红色文化”头头于锡孟、罗德祥等人先训话，然后叫他们排成单行，每人发一件破盆烂罐等响器，有的男同志还两人合抬一段钢轨等大件，一路走，一路敲打以吸引路人围观，再大声自报强加给自己的种种罪名。队伍两边走着两路臂带红袖章，手执竹、木鞭子的看“牛”人，边走边敲打这群所谓的“牛鬼蛇神”，谁心中不服，或喊得声音小了，打得就更厉害，如范炎勉就挨了不少打，路上还有不懂事的看热闹小孩出来打，李树柏、李世泽、钟富民等打人是很厉害的。陆地、吴克清、华应申、郭铭、邹优宁、钟崇英、周民震、满谦子、陈良、尹兮、范炎勉、陈烟桥、卞景、董启翔、曾公朗、刘鲁也、刘荫林、胡仲实等都在被斗之列。
这次大游斗的主要负责人是于锡孟、罗德祥、彭学斌、王瑞祥等人。
被游斗者承受了极大的精神压力，既污辱了他们的人格，践踏了他们做人的尊严，又打伤了他们的身体，严重危害了大批无辜同志的身心健康，在社会上也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1969年1月文化系统按区革委指示精神，开始清理阶级队伍（简称清队）。这是一次以阶级斗争为纲，贯彻极左路线的统一行动，被审查清理的对象多是无辜的受害者，是派性的牺牲品，伤害了不少同志。
实际上清队是贯穿“文革”全过程的，是“文革”的一项重要内容，文化系统大体可分4个阶段。
（一）工作队时期：1966年6月18日，工作队进驻文化系统各单位，对各单位领导人实行停职审查，由工作组直接掌握领导权，采取扎根串连的办法，重新组织阶级队伍，确定了依靠，团结，打击对象。审查批斗了一批领导干部，知识分子，专业人员。这期间先后受迫害自杀身亡的有：赵殿运、梁苏两人。
（二）两派斗争时期：1967年3月12日，广西军区传递了支持韦国清站出来“抓革命、促生产”的意向后，形成了支持韦国清和支持伍晋南的对立两派的激烈斗争。两派以各种罪名互相揪斗、绑架对立派的干部和群众。特别是中央“七·三”布告公布后，斗争达到高潮。在“4·22”派被搞垮后，文化系统在一派掌权的情况下，又揪斗了“4·22”派（全无敌）一些人，被当成现行反革命批斗的有数十人，这期间被迫害致死的有林衍强、陈寿全、胡云峰、李淑源、白续林、蔡海球等6人。
（三）清查反共救国团时期：
1968年6月“区革筹”负责人欧致富讲话指出广西出现了“反共救国团”，并作了清查“反团”的布置，文化系统立即组织“反团”专案组，由彭学斌、李美珍、农亩烈负责，下设办公室。当时军代表李宁、李能甲也去了解情况，督促检查工作。
当时文化系统与艺术学院联系甚密，互通情况，互相支持。一次李美珍与艺术学院联系将他们被审对象周仲押到文化大院进行审讯，在逼供的情况下，周仲供出一些假情况，承认1968年1月18日已在交通厅工资科开会成立了“反团”，后又在文化大院开会，30多人参加并建立了“组织”。并承认发展组织的方法有单线发展，也有条件填表发展的。并说：“反团共有3个军，3个师，2个旅，3个团，第一师师长为木偶团罗思颜，第一旅旅长为壮剧团的莫士迪”等。根据周仲的假供，壮剧团便审查了莫士迪、黄世泽、农正丰3人，在逼供的情况下莫士迪承示于1967年8月21日，周仲发展他参加了“反团”，他的代号是046，他又发展了农正丰，代号是051，并说经他发展的成员在6个剧团都有，并按地区和单位划为4条线，根据莫士迪的口供，壮剧团派黄乃龙到德保县抓回了农正丰，进行隔离审查，壮剧演员黄家林回家乡躲避，因壮剧团发出通缉令抓他，也被凤山民兵处死。
对反团问题，因多是在逼供情况下乱说乱讲的，矛盾百出。最后因查无实据，便予以否定。前后经半年的清查“反团”问题，便不了了之。
（四）斗批改清理阶级队伍时期：1969年1月8日徐其海代表区革委在文化系统干部会上进行“斗批改，清理阶级队伍”的动员，此后，便转入全面的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
1月31日八大队副大队长石国玉提出：文化大院要清理好3种情况，即：大院的历史情况，党组织和党员的情况，文化系统人员的来历情况，要分清敌我，把敌人清理出来。
文化系统根据区革委发出的在对敌斗争中，对几种对象定性的草案精神，重点清理了被群众组织扣以叛徒、特务、现行反革命分子、历史反革命分子、死不改悔的走资派、阶级异己分子、坚持反动立场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的子女等260人。
首先由本单位进行分类排队，通过审查对一些在“文革”中没有新的错误（指站队对了的），历史上有些一般性问题，由各单位陆续解放一批。然后对一些问题比较严重的对象，需要进一步审查的，由八大队先后办了两期专案对象学习班。第一次于1969年4月26日，开始，用一个多月时间，对27人进行深入审查；第二次于1969年9月19日又集中47人进行专案审查清理。经学习班审查，最后对多数人做了结论处理。1969年10月28日斗批改办公室负责人段哲夫在专案工作会议上宣布：“被审查的260人中属人民内部矛盾予以解放的196人，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17人，定为敌我矛盾的10人，未定性的37人，最后对有些问题难以结论的24人，于12月12日送区革委武鸣学习班继续审查处理”。文化系统还派去24名骨干参加审查工作。
这次清队是在极左思想指导下进行的，加上派性干扰，虽对被审人员都做了结论，但不少结论是比较重的，因此后来多次给以复查平反。如歌舞团乐队指挥丁承策，本无任何问题，就因参加对立派，便给扣上各种罪名，进行审查批斗，上纲上线，把问题看得很严重，结论处理时给予开除公职留用，党内给以开除党籍处分，虽经多次复查处理，但最后还是在“处遗”时才给彻底平反。又如文化局副局长张纯之57年被划为右派，62年脱帽，最后安排到区博物馆工作，“文革”期间说过一些对被划为右派分子不服的言论，在斗批改期间又被重新戴上右派帽子，直到三中全会后才平反。
文化系统领导干部受迫害情况。
“文革”开始，工作队进驻后，文化局几位主要领导及下属各单位的一些领导，先后因各种问题被批斗。据统计：局级干部5人，处级干部13人，县级及专业骨干206人，特别是对几位局的领导，批斗时间长，次数多、罪名大，遭受打击深，身心伤害更加严重。
文化局长华应申，从1966年6月18日“文革”初期，就因“二朝元老”被批斗，并免除其局长职务。工作队进点后，又说他是“周扬一伙安置在广西的黑钉子”，是疯狂反对毛泽东文艺思想和文艺路线的“三反分子”，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问题被揭发批斗。1967年3月又以“叛徒”问题，在查无实据的情况下，由文化局干部熊树和模仿华的笔迹，伪造一份华的自首书，用以假乱真的恶劣手段，说华是“叛徒”对他进行批斗，游斗，毒打，实行迫害。1967年9月27日晚因他支持韦国清又被支持伍晋南的“4·22”“全无敌”派的顾建国、潘健等人，联系西大红卫兵，将华和邹优宁二人绑架到广西大学受审，并用木棍、皮鞭抽打他们，还用假枪毙的办法进行逼供。1968年4月又遭到“4·22”派一些成员二次毒打，致使筋骨断伤，长期不愈。
在重重的残酷迫害下，华应申始终不向任何恶势力屈服，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坚持了原则立场。清队时由于查不出他的任何政治问题，于1969年7月被八大队结论，宣布解放。
文化局副局长郭铭；1966年6月18日伍晋南在文化局干部会上说：“郭铭已被揭露，要做郭铭的知情人的工作”，从内部就成了批判对象。1966年7月、8月间工作队曾几次组织批判会对郭进行批判、1967年初以后又给他扣上“广西文艺界的一个大恶霸”，“地地道道的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等罪名，被多及批斗，游斗，关进“牛棚”接受强制性劳动。1967年6月25日“联指”派攻打文化大院时被彩调团黄家学用钢叉刺伤背部。1969年3月文化系统开大会批斗郭铭，文化局干部熊树和提供假证，说：“郭铭拒绝毛主席的接见”，使郭受到更加严厉的批斗。1969年12月被送进区革委办的武鸣学习班，进一步接受审查。1973年春审查结束，被宣布解放，并任命为文化局副局长。
文化局副局长岳平，“文革”开始受到大字报的冲击，工作队进点后被剥夺了副局长的职权。1967年5月7日他发表支持伍晋南的声明，从此便陆续遭到多次批评、毒打、关押等迫害。
1967年7月12日岳平和谭流，拟去桂林躲避武斗。在南宁火车站被“红色文化”的王瑞祥等30多人抓回文化大院审讯，被葛礼等人毒打受重伤以致昏迷、血尿，并进行短期关押。
1968年6月被“联指派小八红卫兵”从戏校抓到文化大院，由“红色文化”一些人多次审讯并关押。十多天后又由“红色文化”常委罗德祥、李美珍、于锡孟将其送到南宁警备司令部监护。交区革委三办审查，长达4年之久。期间文化系统多次组织对岳的批斗，说他是“广西反革命文艺黑线的重要人物”，9月，从警司押回文化局礼堂批斗时，于锡孟、刘开等人对岳进行拳打脚踢，使其身心遭受伤害。1973年从警司放回原单位，没有安排工作，74年批林批孔时又受到文化局领导任杰点名批判，以后被下放到宾阳县降为县级干部，1980年落实政策调回区文化局任副局长，1984年“处遗”时，由区党委给以平反。
文化局副局长邹优宁，“文革”前从玉林调到文化局任副局长，大家对他并不熟悉，1967年5月他发表支持韦国清的声明后即被对立面群众组织贴出“打倒历史反革命分子邹优宁”的大标语，从而停止了他在文化局主持“抓革命促生产”的工作。
1967年9月27日晚他同华应申一起被抓进广西大学受到木棍、皮鞭的毒打，审讯和假枪毙。
1967年12月被李世泽串连玉林“联指”派抓回玉林关押、批斗，说他是“邹家王朝”，“历史反革命”，他在难以忍受的情况下，想跳楼逃难，跌断腿骨致残。
文化局副局长吴克清，“文革”中被指责为“叛徒”遭受游斗，先后被李世泽、侯育中、高今等人抄家，拿去存折勒索现款100元。1968年8月31日被游斗，并被关押劳动。
68年以后，北京发生了“揪军内一小撮”，火烧英国代办处等一系例/列事情，针对这些极端分子，根据中央有关指示，一个清查“5·16”分子的运动便逐步开始了。
本来广西与此并无很大关联，但一些人却从派性观点出发，进行无限发挥、扩大，以致造成了大批的冤、假错案。
早在1970年3月中旬，韦国清就派董坤、李宁去北京卫戍区学习清查“5·16”的经验。由于当时那里并没有完全开始搞运动自然他们也就没学到什么东西便回来了。
到了8月份，当时广西军区政委刘重桂在公安厅召开了一次布置开展清查“5·16”的会议。文化系统由张乃健派李宁去参加了这个会。会上，刘重桂点了广西所发生的冲击广西日报，抢劫援越抗美物资、挽留6984部队、演出《南疆烈火》、兵管兵训、反对砸“二黑”等事件，指出清查“5·16”就是要清查与这些事有关的人和事，并点了文化系统侯育中的名。
（一）举办重点学习班
公安厅会议后，张乃健根据李宁的汇报，向文化系统各单位做了布置。于是下面便相继报来了一批重点对象的材料。这些人包括：侯育中、谢民、刘士昭、续正泰、邵伟尧、李广才、梁凯华、秦大宁、陆铿荣、杨春曦、亢进等。张乃健看了这些材料后，同意报三办，再经三办批准，便决定将这些人集中起来办学习班，实行隔离审查。
这样，这些人先后被强行或以欺骗手段抓起来，先后关押在戏校、展览馆和军区保育院对面（现国防工办）。例如陆铿荣，就是在70年11月间，李宁以“到区革委文艺创作学习班搞创作”，用欺骗手法把他抓起来的。
在学习班里，对这些重点对象进行了严格的审查工作，专案人员布置审查对象反复学习《敦促杜聿明投降书》、《南京政府何处去》以便从精神上给他们施加压力。学习班里不准他们互相接触，也不准他们与任何外人接触，就连吃饭、喝水、小便、看病都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有时为了某一个问题而日夜三班的追查，搞得被审人员精疲力尽。为此我们引证一些当时受审同志的材料来看。
亢进：“他们轮流吃夜餐、休息，一直斗我到凌晨4点。……不准开窗，连窗缝也用纸糊上，因此我曾严重中暑昏倒两次。……不给吃饭，名义上由专案人员打饭，但他们经常‘忘’，我曾多次饿饭……”。
谢民：“一天吃两次共6两饭，上下午只能各小一次便，因此也限制了每天只给半瓶水喝。”
陆铿荣：“对我车轮式的审问5天5夜。”
陈左眉：“当时我已怀孕，身体很不好，只让我吃5分素菜，不让看病，还要接受审讯。”
这批“重点对象”，以后有的被下放，有的被长期隔离继续审查，大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处分。
这项专案工作由李宁和艺术学院军代表林树鹏负责，专案人员有熊秀芬、何强、金重、邓雅娟、姜大顺、阎九则等。学习班对专案人员提出了“上不传父母，下不传妻儿”的严格保密要求。
（二）运动全面铺开
1971年3月以后，清查“5·16”运动的步骤开始加快了。
3月19日上午，在区革委礼堂，军区政委刘重桂做了关于“清查‘5·16’”的动员报告，报告指出，区直机关和院校第一批搞清查的是：文化大院、西大、艺术学院、航运局、医学院。
为了配合运动的全面铺开，从3月底到4月初，政工系统在教育学院又举办了一期更大规模的专案人员学习班。当时文艺工作团有120人参加了这个班。其间张乃健做了关于专案情况的讲话，重点讲了总结经验的问题。李宁继而对文化大院的具体情况做了进一步的分析和估计。会上还宣布了各单位（剧团一级）清查“5·16”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1、思想发动阶段
4月，广西清查“5·16”运动全面铺开，区文艺工作总团成立了“清查‘5·16’办公室”。负责人有：石昆、陶子权、李宁。工作人员有：黄东成、邓雅娟、欧明英、刘友权、李国贵等。李宁当时还是区革委政工组清查“5·16”运动办公室的副主任，直接抓区直文化系统的清查工作。
在办公室的领导下，各项思想发动工作迅速地开始了。
4月7日晚，区文艺工作总团在团部召开区直文化系统各单位领导小组会议。会上石昆做了有关如何开展清查“5·16”的工作布置。要求各单位要出墙报、刷标语，大讲清查“5·16”的意义。大讲“5·16”的罪行，做好思想动员，造成强大的舆论声势。
4月8日，区直政工系统在区革委礼堂召开了《清查“5·16”反革命阴谋集团动员大会》。张乃健在会上做了动员报告，广西军区宋治平副司令员和张智理副政委到讲了话，主要是讲开展运动的意义和方法。
4月9日，文艺工作团在总部召开各单位领导小组成员会议，汇报昨天（8日）动员会后的动态。李宁、石昆都在会上讲了话。
4月12日，团部在文化大院新礼堂召开各领导小组成员和骨干会议，名曰：战前整风。石昆、张乃健、公安厅三办的夏翰鸠、政工系统清查办的王中学都到会讲了话，要求各单位要进一步抓紧，突出阶级斗争，抓出成效来。
4月15日晚，在区电影公司放映楼召开经验交流会。文化系统、西大、航运局参加了会，石昆、张乃健到会讲话。
4月17日，团部召开各单位领导小组成员会议，石昆对4月8日至17日这段工作做了总结。肯定了前段成绩，同时指出了存在问题，提出了下一步做法。
2、“四大”阶段
在4月21日上午，区文艺工作总团在文化大院新礼堂召开了《文化系统控诉、揭发、声讨“5·16”反革命阴谋集团大会》。会上由歌舞、话剧、桂剧等6单位发言。总团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石昆做了大会总结发言，张乃健做了指示性讲话。这次大会是个转折，标志着运动从思想发动阶段转入了“四大阶段”。
这以后，各剧团掀起了“大揭发、大检举、大清查、大批判”的高潮，举办了各种人员参加的各类学习班，运用大会小会、大字报、大标语、广播等各种形式对重点人物进行点名批判。
当时文艺总团上报区革委会政工组的审查对象名单有：京剧团的张荣澡；评剧团的赵克锋、张宋安；壮剧团的韦佩玉、罗海燕；彩调团的陈亚昭、沈桂芳；杂技团的冯东胜、陆振辉、林云斌；话剧团的侯育中、马文力、李岳松；歌舞团的刘士昭、丁承策、胡六合、孙翩、周维民；桂剧团的石川、张才珍、蔡立彤；木偶剧团的邱元荣等。
3、专案阶段
从5月份开始，运动由“四大”阶段转入专案斗争阶段。
为了提高专案人员的水平，从5月2日至3日，区文艺工作总团在团部举办的为期两天的专案人员学习班。到会的有各单位领导小组成员和专案人员。主要内容是交流经验、统一思想。期间，石昆做了前段工作总结；话剧团刘先贤和桂剧团介绍了专案斗争经验；李宁和公安厅三办的夏翰鸠也到会分别讲了话。
从这以后，文艺总团归纳了本单位所谓属于“5·16”的6件大事，即：“《南疆烈火》”、“6984挽联站”、“兵管兵训”、“夺《广西日报》大权”、“反砸‘二黑’”、“收听反动敌台”。并开始立案审查与上述6件事有关的人，共定重点审查对象36名，6月，在区革委小礼堂召开全区清查“5·16”运动经验交流会。文艺总团石昆在会上介绍了经验，区里清查“5·16”运动办公室还把文艺总团的经验编册发放全区。
8月5日，区文艺工作总团召开《坦白交代和批判“5·16”罪行大会》。会上，京剧团的王焕国、管魁同，歌舞团的周维民“坦白交代了参与‘5·16’的罪行”。对罪行严重、态度恶劣、继续搞秘密串连的陈亚昭（彩调团）进行了批斗。这次大会对全团的清查运动产生了很大影响。
“8·5”大会后，文艺总团在石昆、陶子权、李宁的具体领导下，清查“5·16”运动在各单位更加激烈地展开了。有的单位对被审对象日夜审讯，实行车轮战，进行威吓逼供；有的对病人也不让休息，还要迫其交待问题，接受批斗，甚至强迫进行体力劳动。这里仅引歌舞团丁承策的材料来看。
“党支部会上，逼我交代‘5·16’问题。我不服，以后每天每晚几个小组轮番审讯，搞疲劳战。我被拳打脚踢，被押着坐‘喷气式’。以后就被关押审查，强迫劳动，被开除党籍，取消了干籍，降了工资。我真被逼到了尽头。”
当时，彩调团也在军代表、清查“5·16”运动领导小组组长刘荣弟的指使下，以梁友森为首的专案组发动了对赵小明的连续批斗。仅在71年8月10日到27日的半个月内就对赵小明3次“勒令”，一次“严重警告”，大会批斗2次（其中26日搞了通宵），个别谈话21次，他被逼得精神达到极度恐惧，终在28日清晨跳楼自杀。
博物馆的陈左眉怀孕，直到临产前还遭受轮班审讯，致使其患了精神分裂症。
当时，整个文化大院的空气异常紧张。不少人都被无中生有的诬陷为“5·16”分子。据不完全统计，在这次运动中，全文化系统被定为“5·16”审查的有86人，立案的有36人，被逼自杀1人，精神失常2人，受双开除处分1人，受行政记大过2人，其它处分4人。这使许多同志长期蒙受不白之冤，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不少被无辜诬陷为“5·16”分子的同志，直到打倒“四人帮”后，仍然受到不公平的对待，提级调资受影响，作品不能发表，子女受到歧视，孩子不能招工、提干、参军。这次运动造成的恶果和留下的后遗症是极大的。
（三）运动后期
1971年10月份后，总团撤消，成立文化局。当时区文化局清查“5·16”运动领导小组成员是，组长任杰、副组长王产鸿、刘景林。
从72年4月份以后，运动逐步转向后期结案工作。
1970年7月份，区革委统一布置“精简机构，干部下放”的工作。7月13日文化系统召开会议，各单位领导和部分骨干参加，听取文艺总团副政委陶子权传达区革委关于第二批干部下放的指示精神。要求各系统7月15日开始动员、办学习班、落实下放名单，搞好干部下放工作。
文化系统在石昆、孙殿周亲自指挥下，立即行动起来，先办领导干部学习班，然后各单位办副分队长以上干部学习班，再组织全体干部学习。方法是：学习文件，典型讲用，开展大批判，表决心，公布名单。名单先由各单位领导提出，报上级批准，下放人员条件是：政治历史有问题、家庭出身不好、文革中站错队、业务上没有发展前途、平时表现不好的均列为考虑下放的范围。名单确定后，即强行办理下放手续，强迁户口，限期离开单位。因为是以极左的态度和派性的观点来领导这次干部下放工作，造成了一些不良影响。如：大批专业人员下放，影响工作的开展，某些剧团长期不能演出；有的干部正患病，收回医疗证，不准看病，限期离开单位，（如歌舞队8月30日公布名单，限9月5日必须走人）；不考虑个人困难，造成一些家庭多处分居，老小无人照顾；对不愿走的，就采取批斗的办法，强行下放，使一些同志精神上受到伤害。
文化系统共下放干部345人，占干部总数的28％，其中机关下放28人，占机关干部的40％；文艺总团各单位下放219人，占总团人数的24.4％；文化服务站下放98人，占全站人数的37.2％；下放干部中绝大多数是专业人员，占下放干部的91.62％。
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区党委发动了“深揭深批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罪行，深揭深批林彪反党集团在广西的重要成员韦祖珍的反革命罪行，深揭深批同他们有关的人和事的运动”。区文化局党组便发动全体干部投入这场运动，文化大院贴了很多大字报，其中有的揭了区党委宣传部长许圣亭、宣传部副部长张乃健、文化局副局长江滨反对样板戏的问题。文化局社文处干部熊树和等人写了“江滨十骂样板戏”的大字报，引起大家的注意。特别是潘其旭（创作办公室干部）、李美珍（文化局干部）、陈丽梅（广西文艺编辑部干部）3人，认为江滨问题严重，需要向上级反映情况，便在“十骂样板戏”大字报的基础上收集一些材料，给区党委和江青写了一封长信，反映许、张、江对样板戏的所谓问题。信中的小标题是：
1、诬蔑革命样板戏“过时”
2、诬蔑革命样板戏“不是十全十美”
3、诬蔑革命样板戏塑造的高大完美的无产阶级英雄典型是“机械的工具”，“要一分为二”。
4、攻击革命样板戏的创作经验是“框框”，“狂叫”不要踏着别人的路子前进。
5、竭力反对学习移植革命样板戏。
6、狂叫要“超过”革命样板戏。
7、以封、资、修文艺为标本，大放封存影片，排演传统戏，带头唱黄色歌曲、掀起一股文艺黑线回潮的逆流。
8、按照林彪鼓吹的“方向问题解决了”的反动谬论抓创作，强行推销一批有严重错误倾向的作品。
9、违抗党中央的号令，捂盖子、保自己。
这封信74年7月20日写成，通过新华社记者郭玲春转送到江青手中。江青于74年8月18日写了批语，内容是：
按照马克思的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来说，客观现实是不存在什么十全十美的事物的，只有相对的十全十美，当然绝对包含在相对之中。我个人从未吹捧革命现代戏和革命历史剧是十全十美的，实际上，我对他们要求是很严格的，事实上还存在这样那样的缺点，有待今后努力改进。广西文化界这几个小丑表面上诬蔑攻击革命样板戏，实质上他们仇视工农兵，仇视毛主席，党中央领导的中国革命；仇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包括文艺路线）；仇视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无产阶级专政，这绝对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我认为他们这种叫嚣“三忠于”，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建议党中央重视两广的文艺界斗争，以点带面，推动全国。
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歌颂资产阶级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伟大，刻画资产阶级黑暗者其作品未必渺小，歌颂无产阶级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不伟大，刻画无产阶级所谓‘黑暗’其作品必定渺小，这难道不是文艺史上的事实吗？”我认为主席这个教导，对于我们现在说，还是具有鲜明的现实意义的。
江青“8·18”黑批语下达后，在区党委直接领导下对许、张、江三同志有计划的开展了批判运动，许、张由宣传部负责审查，江由文化局负责审查，在各种会上多次对他们进行了批判，他们也做了多次检查，批判持续的时间较长，最后于1976年8月2日区党委为江滨做出了“在文艺工作方面所犯的错误是严重的”结论。
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粉碎后，11月19日区文化局召开批判“四人帮”罪行大会，批判江青的“8·18”黑批语。当时领导说：“四人帮”是“四人帮”，许、张、江有许、张、江的错误，批“8·18”黑批语，不是为许、张、江翻案，这不是一回事，不能因为批“8·18”黑批语，他们就没有错误了。对潘其旭等3人的写信问题，也未追究责任。
1979年春，在深入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区文化局根据群众揭发和区党委的指示精神，对当时任壮剧团党支部书记的潘其旭进行了审查。1979年4月16日局党组对潘的问题，提出了结论意见是：“潘其旭积极投靠‘四人帮’，进行非组织活动，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为了严肃党纪，教育其本人，按照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的原则，经局党组讨论，同意壮剧团党支部的意见，拟给予潘其旭同志撤销党内职务的处分，调离壮剧团，另行分配适当的工作。”潘的材料上报区文教办政治处，1979年4月24日政治处批示：“潘其旭同志等是有私心杂念，有严重错误的。他们的信被江青利用来搞了个‘8·18’黑批语，给广西的文化事业造成了危害。但还不能算做积极投靠‘四人帮’。从他的一贯表现看，他的错误主要还是思想水平问题，应通过学习，认真吸取经验教训，鉴于打倒‘四人帮’后，潘尚能主动交待问题，并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逐步提高认识，根据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的原则，我们认为应该调离领导岗位，不一定给组织处分”。按文教办政治处的批示，最后将潘其旭调社科院工作。
江滨对被批判很有意见，多次要求给予平反。1982年11月24日区党委做出《关于根据江青“8·18批语”批判江滨同志的平反决定》，文中说：“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区党委根据江青强加给许圣亭、张乃健、江滨同志‘四个仇视’的调子，有计划地对他们开展了批判运动，区党委认为，这个批判是错误的，决定予以彻底平反，推倒批判中强加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恢复江滨同志的政治名誉。……曾经传达过江青‘8·18批语’和组织批判过江滨同志的单位，应向群众宣布，以消除影响。对批判江滨同志时受牵连的人，亦应予以澄清”。江滨同意这个平反决定。
“文革”中区文化局领导班子变化频繁，其历次变化的情况是：
“文革”前局长是华应申，副局长是岳平、郭铭、吴克清、安莉、邹优宁、朱守刚，下设机关各处室。
1966年6月区文化系统开始“文革”运动，6月20日区党委派出120人工作队进入文化系统（含文联）领导运动，负责人是：工作队长何子健，副队长张黎敏、朱守刚，队委宗本洛。局领导，机关并未撤销，但要在工作队领导下进行工作。9月份各单位开始批判工作队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11月批判达高潮，工作队便陆续撤出文化系统。
工作队撤走后，区党委指定成立文化局临时党组，领导文件系统的工作。党组成员有朱守刚、张黎敏、董启翔、邹优宁、陈惠、邓凡平、苏茵，机关人员未变。
1967年1月21日文化局群众组织“捍卫队”联络各单位部份群众组织，夺了文化局领导的权，发表了夺权通令，宣布“区文化局党组、党委自1967年1月21日起，不复存在，处以上干部从此无权决定问题，权力归临时行动委员会接管”。委员有：姚明翊、于锡孟、龚明珊、罗德祥、高今、徐俊泰、蔡学渊等。此后党政领导便形成瘫痪混乱局面，有些局领导被扣上各种罪名挨批斗。
1967年3月，解放军开始“三支两军”，军队支左人员进入文化系统，70年以前有李庆林、宗本洛、石国玉、刘景林、李宁等53人先后在文化系统支左，他们对领导各单位“文革”活动，起了重要作用。
1967年6月文化系统各群众组织，按各自的观点，联合成为对立的两派，即（文化系统“422”革命造反派“全无敌”（简称422全无敌）和“广西红色文化”）。
1967年6月3日“422”“全无敌”前身“区直文化系统革命造反派联合总部”成立，10月又进行一次改选，先后任常委的有：亢进、侯育中、张荣澡、高今、周维民、张黎明、冯东胜、马定忠、唐炳生等。
1967年6月9日“广西红色文化”成立，常委是：彭学斌、王瑞祥、黄乃龙、唐社君、罗德祥、周乃玉、李美珍、农亩烈、程起春。1967年11月4日改选，常委是：于锡孟（总指挥）、王瑞祥（副总指挥）、肖俊义、罗水蒂、农亩烈、李美珍、曾学强、熊秀芬、戴洪琪、唐社君、何乃汉。
1968年3月12日区直文化系统大联合，两派各选11人为大联委委员：“422”“全无敌”有：亢进、袁广达、刘士昭、郑淑珍、张才珍、叶松坚、邓林、吴彪、潘丽华、朱丽、廖广新。“红色文化”有：彭学斌、于锡孟、韦翠华、李美珍、王瑞祥、农亩烈、史君良、罗德祥、曾学强、黄乃龙、唐社君。
1968年9月25日区革委下文指示，区直文化系统改为区直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第八大队，主要任务是搞文艺战线的斗、批、改。领导小组成员7名，即：政委李庆林（军队干部，领导小组组长），大队长石国玉（军队干部），副大队长于锡孟、唐社君、牛玉祥，副政委孙殿周、李国贵。下设机关有：大队部，业务组，文教组、斗批改办公室，各直属单位编成15个连队。
1969年1月25日柳钢、绢纺厂、麻纺厂工宣队谢从富、任玉林、王彦洪等257人，进入文化系统各单位参与领导各项工作。
1969年11月又将八大队改成两个行政组织，9个剧团合并成立文艺工作总团，其他各馆、站、公司合并成立区直文化服务站，统由区革委政工组文艺组领导。
文艺工作总团领导人是：政委任杰（军队干部）、副团长石昆（军队干部）、安莉、李宁（军队干部），副政委崔华（军队干部）、陶子权。
文化服务站领导人是：刘景林（军队干部）、孙殿周。
1971年10月恢复区文化局，局长张乃健（军队干部）、副局长贺亦然、江滨（军队干部）、崔华（军队干部）、任杰（军队干部）、关世雄（军队干部）、安莉。下设机关各处室，二层机构恢复团、馆、公司等建制。
区直文化系统“文革”中因各种情况受迫害致死的共21人，其中干部18人，工人1人，职工子女2人，他们的具体情况是：
1、平反冤假错案情况：
从1983年初，到1984年底，将近两年的时间，区直文化系统在区党委领导下，进行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平反了因“文革”问题造成的冤假错案，做了大量的工作。
“处遗”中，本人要求和需要平反的317人，其中厅局级5人（华应申、邹优宁、岳平、吴克清、朱守刚），处级7人，县科级19人，一般干部286人。
按问题的性质划分，317人当中，被诬（伍修集团）罪名的2人；被诬（反共救国团）罪名的7人；被诬（5·16反革命）罪名的73人；因广西地下党受迫害的4人；其他罪名231人。
处理情况：给予平反的303人；不需平反的4人；不予平反的1人；问题一下查不清暂缓平反的9人。
2、“文革”中犯严重错误，“处遗”时给予处分的共15人。其中判刑8年的1人，开除留用二年的1人，清除出党3人，除名1人，留党察看二年1人，党内警告处分8人。具体情况是：
姓名 原单位 职务 性别 参加工作时间 入党时间 死亡时间 死亡的主要原因，主要责任者 备注 陈寿全 电影公司 干部 男 56年1月 61年3月 68年7月 在南宁被贵县民兵江彩文等枪杀。 - 梁苏 农村文化队 干部、演员 女 49年4月 66年11月19日 经受不了“四大”的压力，被逼自杀。 - 赵殿运 演出公司 经理（副科） 男 47年12月 66年8月5日 被群众写大字报，画漫画，侮辱人格，受不了而跳楼自杀。 - 韩凌 歌舞团 团长、支书（副处） 男 38年10月 38年11月 75年10月10日 原患黄胆肝炎，从医院揪回批斗，得不到治疗，以致病死。 - 林衍强 歌舞团 歌剧队长、支书 男 51年1月 55年6月 67年1月 被隔离批斗、体罚，以致服毒自杀。 - 黄春宝 歌舞团 干部、演奏员 男 51年2月 68年3月25日 在原籍马山县城躲武斗时，途中被民兵黄丽芬枪杀。 “文革”前因右派问题处理回乡 吕孙瑜 歌舞团 炊事员（工人） 男 54年10月 68年5月 在原籍陆川县家乡被民兵沈育枪杀。 - 胡云峰 桂剧团 干部、演员 男 66年 68年2月7日 在文化大院被林传忠、曾月辉枪杀。 - 李淑源 桂剧团 干部、音乐设计 男 49年3月 68年1月 在攻打文化大院时，被殴打、关押、恐吓，造成神经失常，以致死亡。 - 韦济民 桂剧团 干部、出纳、总务 男 56年9月 70年12月 有病被隔离审查，体罚、折磨死亡。 - 黄志雄 桂剧团 干部、演员 男 68年 在原籍永福家乡，于回家途中被民兵枪杀 -
姓名 原单位 职务 性别 参加工作时间 入党时间 死亡时间 死亡的主要原因，主要责任者 备注 赵晓明 彩调团 干部、演员 男 49年 71年8月28日 被诬为“5·16”分子，隔离审查，逼、供、信，以致跳楼自杀。 - 黄灯伟 壮剧团 干部、编导 男 56年6月 76年5月 被游斗毒打严重内伤，强迫退休回家，得不到治疗，病亡。 - 黄家林 壮剧团 干部、演员 男 65年 68年9月 在原籍凤山县家乡被民兵枪杀。 - 白续林 话剧团 干部、主要演员 男 49年3月 68年9月16日 被隔离、审查、批斗，以致服毒自杀。 - 刘荫林 话剧团 干部、导演 男 49年3月 69年2月10日 被隔离、审查、批斗，因病死亡。 - 金维美 图书馆 职工子女 女 - - 68年8月 红卫兵弄枪走火打死。 - 蔡海球 电影公司 职工子女 男 - - 68年 在区展览馆被打死。 印尼归侨蔡瑞延之子、初中生 唐日樵 桂剧团 干部 男 - - 70年 批斗、关押、毒打致死。 已下放梧州桂剧团 康和武 彩调团 演员（干部） 男 56年 - 70年 因作风问题，于二五运动中揭发，责成他交代问题时，自己在洗澡房用刀割颈，自杀身亡。 - 陈素娟 歌舞团 演员（干部） 女 - - - 因作风问题被揭露后，服安眠药过量死亡。 -
姓名 现在单位 现职务 “文革”前职务 “文革”末职务 出生时间 入党时间 参加工作时间 主要错误或罪行 结论处理情况 备注 李世泽 制片厂 一般干部 会计 副导演 42年 72年6月 60年3月 诬陷、捆绑、殴打、游斗老干部和群众，搞逼供信，勒索钱财，“处遗”中搞派性串连，攻击和对抗“处遗”工作。 85.9.7，区直纪委：将其清除出党 - 陈祖光 判刑 无 助理编辑 67.8，将莫德和、钟福和等3人装麻袋或捆绑后丢下邕江淹死。将张飞等搞活人展览，将张飞折磨致死。 83.11，被捕，84年12月19日，南宁永新区法院判处8年徒刑 - 陆好谋 制片厂 工人 学生 一般干部 46年 69年 72年 “文革”中钦州小董中学红卫兵大队指导员，参与枪杀干部刘昭明，批斗毒打校长、老师，并抄了他们的家。 区直纪委84.4.9决定清除其出党。区文化厅85.1.15决定按工人分配工作。 - 袁统生 文艺干校 一般干部 高中学生 厅团委书记 51年 74年 70年 68.7.12，在平桂矿西湾河边，与杨隆世二人举枪对准被抓的廖长生开枪，将廖打死。 84.9.24，区直纪委：将其清除出党。 -
姓名 现在单位 现职务 “文革”前职务 “文革”末职务 出生时间 入党时间 参加工作时间 主要错误或罪行 结论处理情况 备注 唐社君 实验电影院 一般干部 一般干部 副科长 37年 58年 52年 “红色文化”头头，参与枪杀陈寿全。 区直纪委85.3.28，给予留党察看2年处分。厅党组85.1.14决定撤销副科级。 - 钟富民 木偶剧团 演奏员 文化工作队员 杂技乐队副队长 39年 74年 57年 “文革”中毒打、审讯干部十多人，特别是多次毒打老干部徐江平，反映强烈。 区整党办86.4.2，决定：整党中不予登记，宣布除名。 - 李树柏 壮剧团 舞美人员 舞美 舞美 40年 77年 60年 参与对干部群众批斗、审讯、拷打，前后打了13人，打成内伤，后果严重。 厅党委84.11.6，决定给予党内警告处分。 - 程起春 京剧团 演员 演员 党支部 43年 71年 60年 “文革”初期对十几位老艺人组织批斗游斗、隔离审查、强迫劳动、负责清查5·16对15人隔离、逼供、殴打、抄家，造成一批冤假错案。 厅党委85.2.2，决定给予党内警告处分，行政撤销副科级。 -
姓名 现在单位 现职务 “文革”前职务 “文革”末职务 出生时间 入党时间 参加工作时间 主要错误或罪行 结论处理情况 备注 梁友森 彩调团 演员 演员 业务干事 37年 72年 56年11月 清查5·16运动中，任专案组长，在军代表指挥下，批斗赵晓明等3人，搞逼供讯，71.8.27，赵跳楼身亡，梁友森应负一定责任。 厅党委85.8.3，决定给予党内警告处分。 - 李宁 文化厅 调研员 助理员 电影处长 32年 53年6月 49年3月 “文革”任军代表，在砸“二黑”清查5·16中造成一批冤假错案，负主要责任。 区直党委86.1.8决定给予党内警告处分。 - 于锡孟 文化厅 行政科科长 艺术处科员 办公室副主任 30年 50年2月 48年10月 “红色文化”头头，批斗殴打2名老干部，将其中一人送警司关押5年。组织近200人的大游斗，造成恶劣影响。 区党委宣传部85.2.2，批准：给予党内警告处分。按正科级分配工作。 - 兰日勇 博物馆 文物队干部 高中学生 文物队干部 49年 69年10月 71年 68年在都安百旺高中，于68.7.6.主持批斗廖成福老师，搞逼供信致使廖于当天下午上吊身亡，兰对此应负一定责任。 厅党委85.7.16决定给予党内警告处分。 -
姓名 现在单位 现职务 “文革”前职务 “文革”末职务 出生时间 入党时间 参加工作时间 主要错误或罪行 结论处理情况 备注 阎九则 群众艺术馆 干部 演员 辅导部班主任 37年 71年 61年 在桂剧团，阎负责清队，清查5·16，错批33人，均属冤假错案。 厅党委85.2.2.决定给予党内警告处分，行政撤销副科级。 - 莫启汉 歌舞团 演奏员 学生 乐团副支书 43年 77年12月 68年10月 “文革”中打了干部、师生15人，打得狠重，群愤不消。抄校长、老师的家，拿走东西不还。逼教授岳母回乡，导致自杀未死。 厅党委86.3.5.决定给予党内警告处分。 - 林建雄 灯具厂 钳工 钳工 班长 44年 71年 68.6.25.在武鸣灵马乡灵马街，参与打死了林桂相。 厅党组讨论决定给予开除公职留用察看2年处分。 -
广西区文化厅整党办公室1986年11月26日
来源：《广西“文革”档案资料》（第十七册），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1988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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