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86-12-0 作者：中共防城各族自治县委员会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
中共防城各族自治县委员会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防城县“文化革命”大事件》的编写，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六中全会的精神为指导思想，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选取我县“文革”中几起重大的事件进行全面、详细的记述，作为对《防城县“文化革命”大事记》的重点展开和说明，以具体的事实过程，进一步揭示我县“文革”的悲剧，立史存册，启迪后人，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
本《大事件》以我县档案馆保存的“文革”和“处遗”档案、对事件知情人的采访等资料经过筛选、核实后作为材料来源。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我县在这场内乱中，政治上、思想上执行极“左”路线，后果严重，影响深远；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遭到巨大的破坏，浪费了宝贵的时光；尤其令人痛心的是，大批无辜的干部、群众蒙受了各种政治迫害、身心摧残，有的甚至被迫致死。据统计，全县“文革”中受立案审查、批判、毒打、监禁、判刑等种种严重迫害的党员、干部职工和群众共1850人（其中干部职工574人，群众1276人）；被迫致死、失踪的734人（包括自杀143人，失踪20人）。其中国家干部40人，工人11人，居民36人，学生6人，社员160人，“四类分子”子女116人，“四类分子”364人（包括一部分民主补课时错划的在内），香港同胞1人，占当时全县总人数的2.7‰，灾难之惨，骇人听闻，损失之重，无可估量。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的形势迅速发展，但刚开始广西仍认为“文革”中“广西有一条正确路线”，使否定“文革”的工作阻力重重，难以深入。其时，我县县委6名正副书记中，有5人在“文革”中犯有不同程度的错误；11名乡镇正副书记在“文革”中犯有严重错误，其中报复杀人的防城公社书记张光廷竟是旧县委在83年“处遗”前几个月才提拔的。许多“文革”中的投机钻营、迫害无辜、草菅人命、杀人奸淫者，依然或身居高位，或逍遥法外。对此，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受害者及其家属极为不满，强烈要求全面处理冤假错案，落实党的方针政策。
1983年，新的区党委成立后，下达了经中央批准的桂发[1983]54号、55号两个文件，又在中央钦州地委工作组的协助下，对“文革”中有问题，给我县“处遗”工作造成阻碍的原县委书记和两名副书记、部分乡镇、单位的干部15人分别采取了停职、免职、回避等各种必要措施，重新建立了我县各级“处遗”领导小组，在区党委、地委和县委的领导下，全县共抽调了390多人，全面开展处理“文革”遗留问题。从1983年6月至1984年12月，大体上完成了如下几项工作：
一、组织全县党员、干部、群众反复学习中央和自治区的有关文件，认真领会有关政策，从思想上进一步拨乱反正，彻底否定“文革”，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
二、深入细致地进行大量的调查研究。核实了“文革”中在非武斗情况下被迫致死或失踪以及受立案迫害的情况。按照有关政策，对所有死亡和失踪者作出结论，平反昭雪；对1798名受害者及其家属作出恰如其份的平反结论，恢复名誉；同时，根据具体情况，给被杀者家属分别发放埋葬费、抚恤费、抚养费、生产生活困难补助费等款项，共计人民币40多万元；此外还为43名被杀干部、工人的子女安排了工作。
三、认真严肃地对全县“文革”中参与乱杀人或与此有关的1254人进行甄别，对其中的543人作了立案审查，按照桂发[1983]54号文件规定分别给予适当的处理。处理结果如下：
1、逮捕法办的10人。
2、开除公职的3人。
3、开除党籍的125人。
4、留党察看的149人。
5、其他处理的220人。
以上五项共处分507人，其中国家干部86人，党员420人。
四、在做好被杀者遗属、被害者本人的经济善后工作和犯有乱杀人错误的人员的处理及思想教育工作的基础上，还做了90％以上的遗属、受害者和犯错误人员的思想愈合工作。
“处遗”工作胜利结束以来，我县面貌焕然一新，政治局面安定团结，经济建设蒸蒸日上，社会风气逐步好转，党的威信大大提高。全县各族人民正在为“两个文明”的建设同心同德，奋发图强，阔步前进。
另外，《大事件》的编写毕竟时间匆促，人力有限，难免有错漏之处，仅供后人参考阅读使用，顺以说明。
中共防城各族自治县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1987年8月
1966年6月中，县委派两个工作组到东兴中学和防城中学领导两校的“文化大革命”（下面均简称“文革”）。吴承中（县教育局长）带领一组到防中，徐永敏（县委宣传部长）带一组和地委派的刘林映带的工作组以及马威带领的工作组一起领导东中的“文革”。马威是自治区总工会教育工会负责人，工作组是“文革”前夕到东兴中学总结东中师生学毛泽东思想经验的。他们做了两个月的调查研究，写出一份洋洋万言的总结。可是“文革”开始后，马威工作组变成“文革”工作组了。工作组易名，人的态度也变了，他们印发赞扬东中师生事迹的文章墨香未散，却又指责东中全校教师无一好人。不是“三家村”的“黑帮”分子，就是“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忠诚执行者。从此，灾难降临，横祸加身，两校的校长等领导人员和120多名教师，被大字报围攻，被诬为“邓拓黑帮”、“反动学术权威”或“资产阶级教育黑线的忠实走狗”。东中校长马剑雄、教师庞景云、黄富忠、姚大忠，防中教师劳鸿伴、章尉伦、黄邦伟、程光鑫、陈陈等一大批教师和校长裴幸秀（裴是7月7日才从上思“四清”工作团被揪回防中的）被围攻、批斗，遭受严重的政治迫害。高三班学生唐光明（学生会主席）、颜力（学生会学习部长）、陈耀恒（学生会文娱部长）、骆文多、黄色范、王学廉等六人抱打不平，联名写出《同学们，有鬼》的大字报，保卫校长裴幸秀，指出如果防中真的执行了刘少奇的教育“黑线”，那么，它是在县教育局领导下执行的，责任应由县教育局承担，怎么能发难裴幸秀呢？因而认为工作组嫁祸于人。接着贴大标语要赶走工作组。吴承中立即把情况向罗光超（县委常委、县委办公室主任）汇报。罗光超亲自到防中作报告，为工作组撑腰，代表县委把当时早已取缔了的防中学生的一个组织——“东风社”（“东风社”是1965年防中高二班黄志满等几个学生自发组织的。当时公安机关就对其进行了调查。在“东风社”的纲领和它的成员中都未发现有反动的言行。当时的结论只作为非法组织，要求其解散），宣布为“反动”组织（当年12月县委宣布为“东风社”平反），准备批斗学生黄志满，防中的“文革”更复杂更混乱。裴幸秀被诬为“东风社”的“黑后台”，连续七日七夜被轮番批斗，直至7月15日裴幸秀被迫自杀。成为我县第一个被“文革”迫害致死的人。
7月21日，县委奉命集训中、小学教师。中学教师由徐永敏带队到北海集训。
小学教师集中防城镇集训。县委抽调罗光超、冯明川等两位常委委员和一名县委委员陆沛林到防城小学教师集训班加强领导，还在全县机关抽调各级干部114人组成工作队，经过提前4天的练兵训练，才将全县1352名小学教师集中到防城集训。集训班成立临时党委会，罗光超兼任书记、冯明川、陆沛林兼任副书记。整个集训班分3大片、19个中队，中队长和指导员一律由工作队担任。集训班分三个阶段，采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办法大揭教育界尤其教师本身的问题，共写了大字报22531张，根据揭发出来的问题，将参加学习的教师分为左、中、右派（内部掌握）。揪出右派教师194人，其中问题特别严重的有16人。一时间“走资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叛徒”、“特务”、“牛鬼蛇神”等等各种各样的政治帽子满天飞，一夜之间大批教师变成了“反革命”，被加以莫须有的罪名进行审查、批判、斗争。
8月31日，县城七千军民集会欢呼毛泽东两段最新指示的发表：“我国有7亿人口，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要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一切工作中的领导作用。工人阶级也应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县革委会亦于当天至9月3日在县城召开160多人参加的全县工人代表大会。学习贯彻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和姚文元写的《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文章。会后组织工宣队、贫宣队进驻全县中小学校，领导教育革命和学校的一切工作，大抓斗批改，要“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现象”，提出一些片面的政治口号：“要求每所学校要办成革命化的大熔炉、埋葬帝修反的阵地！”“把学生培养成为毛主席放心的人；要求每一个学生：永远忠于毛主席”等等。在学校还片面强调劳动教育，盲目突出政治。打乱了学校的正常教育秩序，乱批斗教师，擅自取缔学生课本，停授大部分科目，破坏学校的教学质量。东兴中学60多位教师，除一人外，个个被批判、揪斗，其中汪勇被迫剖腹自尽（后抢救不死）；校长马剑雄被打伤至今未愈；围攻教师的大字报贴满校园课堂、宿舍，甚至故意贴进教师宿舍的台凳、床铺和地板上去坑害教师，将教师们被斗得半生半死爬回到宿舍后无处安身（当时谁要是破坏大字报是罪该万死的），野蛮地摧残教师的身心。所谓复课闹革命不过是嘲弄教师的另一种手段。教师姚大忠走进课堂，“红卫兵”就大喊“打倒地主仔姚大忠！地主阶级孝子贤孙没有资格登上我们的讲台！”老师被轰走了，学生们读几段毛泽东语录后下课了。考试被诬为对学生的突然袭击而取消了。对学生成绩的考核方式采取自报公议的办法，因而个个学生门门功课都是90分以上。至于谁能升级升学，全由工宣队、贫宣队推荐。一大批因家庭出身“不好”、社会关系“复杂”或父母亲属被揪斗而其实德、智、体各方面都能全面发展的学生，得不到推荐，无法升学。而被推荐升学的一些学生，却无心读书，整日喊冲喊杀、乱斗教师。这些人读书无志、却有造反天才，那良中学严端李等几个学生，竟然捉起义人员，那良中学的教导主任毛超海夜半更深押出山野进行假枪毙，然后又秘密收禁毛超海，取笑他的爬地嚎哭的妻儿，师长之尊严被践踏了，教师人身的安全没有了。十年里，我县受诬陷、迫害的教师共达一千多人，其中被迫死的24人，还株连了他们的亲属子女一大片。这些受害的教师直到1983年处理“文革”遗留问题时才得到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学校的斗批改最后发展到将所有的公办小学下放给大队办。全县推广那梭公社东山大队办小学的做法，大批教师被下放回队务农记工分，吹捧“农教对流”，结果，大批从专业学校来的外籍教师调离东兴县，致使本来缺少专业教师的我县人才更缺，严重地摧残了我县的教育事业。
1966年6月，全国文化大革命宣告开始，全国到处组织了“红卫兵”。我县的第一个“红卫兵”组织是随中学教师集训班在北海集训的学生代表建立的。8月，我县红卫兵分二批选代表赴北京接受毛主席检阅，进行“文革”大串连。以后，全县各条战线都有一些人员自发赴京或前往全国各地进行“文革”串连、取经。县文工团赴京串联返县之后，在东兴点起“文革”烈火，第一次贴大字报上街提出砸烂公、检、法，造反闹革命。当时就有人想抵御“红卫兵”这个灾害。9月初，县委根据任西江（县委代理书记）传达地委会议精神，曾决定成立机关“赤卫队”来对付“红卫兵”，可是无济于事，“红卫兵”浪潮，势不可挡。“红卫兵”一出世就立即表现了它的造反天性。高举“造反有理”的大旗，杀出学校在社会上大闹“破四旧”（旧思想、旧风俗、旧文化、旧习惯）、“立四新”（新思想、新风俗、新文化、新习惯），他们扛红旗、敲锣打鼓到处“四破四立”。改动村名、地名、街名。把防城镇的“镇夏路”（烈士名）改为“东方红大道”、把东兴镇的“木栏街”改为“长征路”等等；打烂建筑物上的花、鸟、虫、鱼等古代艺术装饰，销毁文物古迹。焚烧古本书画。青红不问，皂白不分，凡在“坏人”手里或家中搜出来的书画文物，其中包括毛泽东的著作、手迹在内，亦不加区分，一律被当作“四旧”加以封存销毁，还要无理地批斗它的主人。无知们上演的“四破四立”这幕闹剧，把家有古代书画、器物的人吓傻了。他们被迫在半夜深更里关门封窗偷偷的焚毁古代书画，或用棉被垫着将古代器物打碎深埋灭迹。防城中学有一座《谦受图书馆》是陈济棠秉承其父陈谦受的遗志于1929年建成的。建成后藏书近十万册。其中有很多古版珍本书籍诸如《四库全书》等等。其后移交县文化馆保管，“破四旧”时，当时的县文化馆长陈健芳（已病故）被迫将这批珍贵的书籍焚烧，烧了足足一日一夜，把房屋的四壁也烧红了。珍藏几十年的书籍就这样毁于一旦，被消灭殆尽了。
年底，“红卫兵”运动更加风起云涌，从学校到机关、从工厂到农村，到处出现“红卫兵”，他们三人一个“战斗队”，五人一个“司令部”。什么“井岗山兵团”、“乾坤赤纵队”、“上九天战斗队”、“从头越司令部”等等。而且每个组织都自封了“司令”、“政委”、“部长”、“参谋”等官儿一大串。“红卫兵”组织是自发的，不要任何人批准，只要几个人筹谋一下，树起大旗，刻制大印（其中“北部湾”“红卫兵”司令部大印的直径15公分），戴上“红卫兵”袖章，到当街路口贴一张海报，宣告成立便成立了。“红卫兵”一成立，就扛起毛泽东大像，担大红旗，敲锣打鼓、手持语录本，口唱语录歌，浩浩荡荡，上街游行，还要揪斗“走资派”。但凡领导，上至县委书记，下至生产队长、居民组长都有被揪斗的。当时“靠边站”的同志，一听见锣鼓响，就一身冷汗。“红卫兵”各组织之间因为观点不同，对领导干部态度的不同，还要互相辩论，互相攻击，还要到全县、全区、甚至全国各地去开展所谓“文革”大串连。县委亦因此而要抽调大批干部在防城和东兴两地分别设立“中共东兴县委群众接待站”，接待来往串连的“红卫兵”。至66年底止，不足3个月时间全县因支持“红卫兵”串连共开支现金48万元，粮食28万斤。给社会的财力物力都造成巨大的浪费。
1967年1月底，在上海的所谓“一月夺权”风暴的影响下，县政法战线红卫兵驻南宁联络员传回南宁夺权斗争的情况，夺权风暴势不可挡。凡被外单位红卫兵进驻机关夺权，就更加混乱，局势更不可收拾。经过认真分析形势，权衡得失之后，得出结论。如要不让大权傍落，本单位的红卫兵就必须立即行动，进行夺权。政法战线的红卫兵于1月25日一马当先在本单位夺权之后，又马不停蹄地串连县直机关的红卫兵头头连夜召开紧急会议。临时组成一个行动委员会进行夺权。这个委员会的成员有林泽喜（县委会干部）、汤华润（县人委干部）、赖国威（县委组织部干部）、庞志初（县委宣传部干部）、钟伯均、杨百贤（两人为县农办干部）、刘随兴（县人委办干部）、陈启智（县委组织部干部）许乃仕（县团委干部）等9人。林泽喜为主任。在这个组织的推动下，立即行动。分几个方面开展工作：首先是取得驻军和县人武部的支持；二是做任西江的思想工作，为顺利夺权做好准备：三是发动县直机关干部参加夺权。经过一番紧张的准备，从26日早晨2时起县委、县人委首先开展夺权，接着是粮食局、广播站等单位，继而是全县机关、厂场、学校、公社、大队、生产队等所有的基层单位都进行了夺权，掀起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浪潮。全县各级领导人一律靠边站，由造反夺权者摄职从政。全县基层组织从此瘫痪，大量的事情无人过问，也无法过问，混乱不堪。
2月下旬，毛泽东发表最新指示：“革命委员会好”！（“革命委员会”下面简称“革委会”）夺权者立即响应，倡议成立革委会。得到县人武部和驻军的赞同。经过朱光（县人武部部长）、黄菊枢（县人武部政委）、李延茂（驻军511部队副站长）等人约1个月的酝酿协商，确定人选之后，于2月26日宣告“东兴各族自治县无产阶级革命委员会”成立（但上级不承认这个革委会）。领导成员是：主任委员陈祥（县贫协主席），副主任林泽喜、李世支（副县长）；委员：朱光、陈凤儒（驻军511部队政委）、张保林（驻军检查站政委）、黄菊枢、赖国威、钟伯均、卢成其、吴柏（县财贸办干部）、刘仁仔（工人）、毛汉（农民）、李永莲（东中学生红卫兵）、马兴中（县法院长）汤华润、何富和（县检察院干部）、黄仕武（县公安局干部）、冯华纯（县教育局干部）、叶大信（县工交部干部）等。这就是我县第一个县革委会成立的概况。尽管上级不承认这个革委会，但因为他是得到县人武部和驻军支持的，所以它还是行使了职权。3月16日县革委会发出通知，要求全县各夺权的单位亦按照县的模式成立革命委员会或革命领导小组，3月底组成县的“四代会”（即职代会、工代会、农代会和红卫兵代表会），并通过“四代会”开展所谓革命大批判，使大批干部群众受害不浅，4月份起由朱光亲自带领工作组到沥尾、巫头两个京族大队去大抓“头等大事”（学毛泽东著作），把这两个大队树立为活学活用的典型大吹特吹。并于10月底召开了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的万人大会。直至1968年3月30日，得到自治区革筹小组批准的“东兴各族自治革命委员会”才宣告正式成立。朱光任主任，任西江、尚宪政（副县长）任副主任。朱光、任西江、尚宪政、黄菊枢、李廷茂、董彪（县人武部副部长）、冯明川、陆沛林、陈基桂、（县法院长）、孙文明（东兴海关关长）、陈祥、李世支、罗光超等13人为常务委员。县革委下设办事组、政工组、保卫组、生产组4个组处理日常事务。30日在县城召开万人大会庆祝县革委成立。会上宣读区革筹、军区的批示和贺信，朱光在大会上讲话，表示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把“文革”进行到底，让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照亮全球。会议通过给毛泽东的致敬信。最后示威游行和举行盛大的文娱体育活动。这就是“文革”中我县第二个县革委成立的概况。
1967年4月，县革委成立后，朱光便亲自带领工作组去抓“头等大事”，到沥尾、巫头两个京族大队去抓学毛泽东著作的群众运动。宣扬这两个大队群众学毛泽东著作的事迹，推广他们搞“红海洋”（人人有“红宝书”，家家有红色的宝书台，户户用红颜料写毛泽东语录到处张贴得像红色的海洋一样）和“三忠于”（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四无限”（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无限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无限忠于的典型经验）。发动全县继而促使整个地区总共组织10多万人到沥尾、巫头参观学习。“红海洋”和“三忠于”“四无限”活动迅速扩散全县全地区。以至全区不少地方的领导都分别带人到“三岛”参观，“三忠于”活动风靡广西。“三忠于”“四无限”的境界也越提越高。毛泽东语录的运用深入到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发展到家家户户每日3次齐集到毛泽东像前，“早请示”、“午汇报”、“晚总结”、饭前要齐唱歌、跳表忠舞。开会前先齐唱《东方红》，接着高呼：“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有一段时间还要加上“祝愿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林彪）身体健康！永远健康！”继而，主持人再背一段最高指示（毛泽东语录），然后才能进入会议的正题；散会前又要齐唱《大海航行靠舵手》，这些程序没有红头文件规定，但缺一不可。那个会议的主持人要是忽略了其中之一，不但要立即遭到造反派的斥责，还要受到“红卫兵”大字报“雷打”、“火烧”的攻击。那时，对领袖的迷信“超过一切，高于一切”，迷到了狂热的程度。每一次“最高指示”（毛泽东的一句话）的发表，县城都要通宵达旦的“庆祝”“欢呼”；还要派成千上万的人敲锣打鼓将这一“最高指示”连夜分赴全县每个山村、海角去宣传，做到“传达不过夜，贯彻不过夜，落实不过夜，行动不过夜”。谁要敢对这些极左行为稍有半点异议，就会落得死无葬身之地。防城供销社干部邓其文在学习会上发言，说他不赞成林彪封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最多只能说是半山腰罢了。其后就挨批判，斗争，并被下放榕树头工地劳动改造。后来邓其文竟然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当时，戴毛泽东像章是一种忠不忠的表现，县革委曾先后两次拨款办厂制毛泽东像章。第一次是1968年7月，拨款15000元给东兴公社办厂制铝质的毛泽东像章，但因铝质像章不够威势，又于同年10月拨款32000元到县陶瓷厂制造高级的瓷质毛泽东像章。因而人人都要佩戴毛泽东像章。当时茅岭公社的陈端芳等人甚至把像章别在自己的奶头上，以示对毛泽东的无限忠诚。这事当时被当作佳话，流传一时。
祸国殃民的林彪、江青一伙制造的那个“史无前例”的岁月，给整个中华民族带来空前的浩劫。上至国家主席，下至平民百姓，千千万万的人在受迫害，凌辱、遭摧残，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中华大地冤魂萦绕，冤狱遍地，泡浸满了人民的鲜血和泪水，远在天涯海角的我县人民同样被渍浸在永志难忘的苦水之中。1968年2月7日，县抓促指挥部召开“打击经济主义和投机倒把会议”，传达地区会议精神，贯彻中央《关于进一步打击经济主义和投机倒把活动的通知》，参加会议的人员是各公社武装部长、公安干部。会议由朱光主持，陈道生（县武装部科长）传达地区会议精神，李延茂讲话。陈道生在传达时讲：湖南杀了不少人，有的地主家庭一个晚上便全家杀绝。本地区的灵山、浦北也杀了不少。几个领导人的讲话都强调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刮12级台风”、“搞群众专政”。对于陈道生、李廷茂在会议上发表如此明显的吹风杀人的错误讲话，朱光不但不制止，反而支持，还布置会后各公社要开会贯彻，立即行动。因而各公社与会人员回去之后都一律开会传达，贯彻县的打投会议精神，传达了陈道生、李廷茂的吹风杀人的讲话。有的公社还建立了专门的杀人机构。那良公社成立了“武工队”，防城公社组织了“勾刀队”、茅岭公社组成了“武装民兵小分队”、东兴成立“沥血兵”等等。在非武斗的情况下，全县范围内都发生了大量的乱杀人非常现象。那良公社于2月16日召开三级干部会议，贯彻县打投会议精神，时间三天，前两天在公社召开，第三天改地点到派出所召开。会议的参加者也只有大队的民兵营长和治保主任。那天的会议由公社武装部长江业和派出所长黄产主持。江业在传达县打投会议精神时说：“人家其他地方刮12级台风了，我们也要起风”。黄产讲：“专政是群众的专政”。为了实行所谓“群众专政”，会议还决定成立“武工队”来抓全社的“四横扫”。武工队长由彭角（那务大队治保主任）担任，指导员由林树桔（大村大队民兵营长）担任；并决定20日召开一次全社的批斗大会，做“四横扫”的“示范”。批斗会的开法是：“专政对象”名单由大队自己规划，然后由大家公推一个在批斗会上批斗。经大勉大队民兵营长沈铭光和那良街大队治保主任廖世雄提名，确定地主分子沈耀源（理由是：地主分子历史上任过伪职，群众“有意见”）为批斗会的批斗对象。20日上午，由各大队押送所有五类分子在那良分别游街示众后集中到那良中学背的会场开会批斗。批斗后沈耀源夫妇相继被打死。散会后黄产召集全社各大队治保主任到派出所总结。黄产讲：“今天已打响了第一炮，回去后各大队要根据本队情况，对那些有罪恶、民愤大的就干掉他”。从此，各大队都前后召开了类似的批斗大会，刮起了乱杀人歪风。短短一段时间内那良公社便乱杀死32人，防城公社更是大开杀戒，全社杀人96名，其中全家被杀绝的共有4户，苏厚和一家五人，包括60多岁的老母和5岁的小女均被杀死。唐颂南的被杀更是骇人听闻，唐颂南是防城公社里二江大队人。早年跟随孙中山先生参加辛亥革命，会见过孙中山先生，其后他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统治，解放后他拥护中国共产党，为广东省文史馆选写并发表过三篇辛亥革命回忆录，被誉为辛亥革命老人之一，是我县知名人士，“文革”时已年近80高龄了，却于1968年2月29日被“造反派”们捉到防城镇与全社五类分子缚成一串游街示众。街中，唐颂南因年老而行动不便，失足倒地之后，“造反派”们竟迫着与他同捆在一起的五类分子拖着唐颂南游完防城街一圈，把唐颂南拖得裂皮出骨，又放进批斗会场陪斗，陪斗几个小时，散会后唐颂南已气息奄奄，痛苦万分。“造反派”见唐颂南未死，就把他踩落水沟，用石头擂，打手们都打累了，唐颂南还不死，叶子胜（防中红卫兵）就搬起一块大石，用力掷在他的胸口上，才悻悻离去。唐颂南被折磨了很久之后才死去。在那年的5月至7月的清队运动中，防城公社黄竹塘大队支书黄志升因对“文革”开始时向他夺权的人心怀不满，在“支左”人员和部分公社领导的支持下，伙同“文革”主任江国强、民兵营长黄文岳、治保主任刘肇庆等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反共救国团”和“渡船口杀人集团”两个错案。更是荒唐至极，令人发指。所谓“反共救国团”案的起因是：当时三波大队一个被斗争的对象半晚逃到黄竹塘大队的红水生产队被民兵捉住杀死后，黄志升等人断定此人是来红水找同党保护的，当时红水队有个青年苏美芳读过点书，于是,硬诬苏是“反共救国团”的副团长，用尽酷刑迫苏认出一大串人是什么什么来。小学教师黄志民被诬后，挨吊打5次。第一次双手、双脚的指头被缚吊起来毒打，迫他承认是救国团的“营长”。理由是他的外甥是个不识字的农民也当上“参谋长”，他是个有知识的教师，怎可不当营长？他不认，打昏后又用辣椒水灌醒再打，打出屎了，恶臭难闻，才放他爬回家去。三天之后，第二次捉黄志民到大队，这次只缚一个手指头和一个脚指头侧身吊起来（这叫半边技）毒打，迫他承认是“连长”，黄志民不认，就在他光着身的肚皮上烧炮弹。弹昏了才放绑。第三次吊打时，迫黄志民承认是“排长”算了，到第四次吊打时，又要黄志民承认是“班长”,最后一次又降为“士兵”要他承认，黄志民始终不认。从此，他天天被斗、游街游村，前后一个多月，被打成残疾满身，至今未愈。女教师张玉群甚至被剥光衣服倒吊毒打，火烧、炮弹，受尽凌辱。至于“渡船口杀人集团”案的炮制就更离奇了。大约5、6月间，渡船口一些社员自发学功夫，其中地主仔吴德光参加，这事被黄志升知道后，便小题大作，断言地主仔学功夫是想搞阶级报复。于6月29日起捉吴德光打斗共8次，打得太重，吴德光受不了，7月4日晚，吴德光被打后回家吊颈自杀了。几天后，他父亲吴才业（地主）一早出门，就把碰到的贫农李晚的13岁独仔斩死，然后上山自杀。吴才业的报复行为是犯罪的，但他不是有组织去做的。而黄至升和公社干部陈进发、“支左”的陈兰卿(6804部队干部)等人，却认为是反革命集团搞阶级报复，集中全大队干部到渡船口队开追悼会后，把斗争扩大化，当日杀死吴才业的老婆、地主仔吴金进、地主吴德仁、归国华侨吴经文等4人。加上被报复杀死的李晚仔及杀人后自杀的吴才业，一个小小的生产队一天共死6个人。在这2个假案中，黄志升等人使用跪、吊、假枪杀、蚂蝗咬、暗杀、踢、火烤、水推尸、颈挂柴、打、游街、强奸、抄家、勒索、抢、打跛脚后再迫到公路跑步，打伤不准医，迫产妇去埋死人等21种。毒害全大队的教师、干部、社员共64人，诬这些人为反革命分子，对未死的要戴帽管制。其中死了9人（吊打死6人，迫自杀2人，自杀者共15人，13人被发觉后救生），暗杀3人（其中2人未死），外逃1人，重伤21人。这件事当时县公、检、法军管会曾派黄品权进行调查，黄品权调查后作出否定的结论，当即向正在防城公社检查工作的朱光汇报，朱光不表态，不制止错案的发展，县革委会反而将防城公社领导人吴国光、陈进发、张梓辉、彭忠信和“支左”人员陈兰卿等把黄竹塘事件歪曲事实的材料当作典型经验介绍推广到全县。到了1970年事件才能真相大白，4个制造假案的大队干部、共产党员被开除党籍，逮捕法办，其中黄文岳一人亲手杀死江朝文、李式荣、江国汉、李明池、黄邦坚、徐国辉、徐尚刚婆等7人，参与策划杀死孙炳经、周基旦、黄??等4人，毒打18人（其中重伤9人）强奸1人，强奸时，黄文岳是背着冲锋枪挂着民兵营长的招牌去干的，正因为他们坏事做尽，人民法院宣判黄志升有期徒刑15年，江国强13年，黄文岳10年，，刘庆3年。并为受害者洗雪沉冤，昭雪平反，恢复名誉；马路公社的竹围大队因迟迟不杀人，多次被公社批评，指责右倾，竹围大队因此被迫召开会议，研究杀人，以便向上交差。那天该大队从中午开会至深夜，将全大队的“坏人”逐个比较，整整10多个小时，都找不出应杀的，最后迫不得已了，就拿地主出身的陈龙群、陈龙云兄弟2人杀了向公社交差完事，以求公社不再批评。小小的一个马路公社也杀了26人。那勤公社大坝大队民兵营长卢日棠奉命去捉被指责搞投机倒把的社员卢可伟到大队批斗，竟然在卢家擅自开枪将质问他为何要捉卢可伟批斗的卢的儿子卢家林打死，接着又开枪将指责他无理杀卢家林的卢可伟的弟弟卢可生打死。那时的杀人真是无法无天，无理至极。那勤一个公社共杀31个人。全县最小的平旺公社杀人也是十分少见的，共杀了28个，其中一个晚上就将那柏大队的6个人成批杀死。有一天公社批斗结束，接着枪杀群众张月业等4人，枪响后，当时身为国家干部的公社打投办公室主任陈德基见张月业中弹后仍不死，便从衣袋里取出装有导线的雷管插入张的鼻孔中引爆，把张炸得血肉横飞，十分残忍。茅岭公社小陶大队“文革”主任张绍贤一个人就参与杀害10个人，全社共计乱杀死30人。企沙公社山心大队“文革”副主任吴如兰，怀疑社员裴君基与其妻通奸（其实并无此事），竞利用职权，借“四横扫”乱杀人的歪风将裴和其弟裴开基还有他们的母亲全家三人杀绝，杀了人，还拆屋，抄走裴的一头大猪。该公社乱杀人达31个。滩散公社亦杀死24人，其中沈季钦、沈季铭兄弟和其母亲黄义英先后被杀害后，房屋被拆，财物被充公，杀人者将沈定的鸡鸭杀了大吃一餐。不但农村乱杀人，机关、工厂、学校亦到处乱杀人。东兴中学的教师莫雄（归侨）被杀死；防城中学教师黄国铭（归侨）陈陈被杀死；防城医院著名外科医生张源（侨属）被迫死……。全县统计总共被迫杀死的国家干部、教师40人，国家职工11人。我县因为乱杀人太多，被广西军区通报批评。但还是制止不了。华石公社那湾大队因未杀解放前任过伪重庆公安局专员的陈剑雄，而继续被点名，指责为右倾。有一次公社武装部长黄才余到县里开会，朱光亦问：“你们那个国民党专员还在吗？你们都不敢动他一根毫毛吗？”黄才余回公社传了朱光的话，那湾大队感到压力太大了，受不住层层的指责，就于9月■日即离广西军区通报批评半年后，将“大老虎”陈剑雄杀死。这样，华石公社乱杀人共计38名。“文革”中全县乱杀人（包括少量自杀和失踪的）共计734人。这些人在1983年“处遗”时全部平反昭雪、恢复名誉。那时当权者草菅人命，极“左”派以杀人为“荣”。县文工团一些人因不能杀人，亦要演一场假杀人的闹剧来过瘾一下。一个晚上，他们把女演员易宁（团内唯一的大学生）绑到东兴公园岭上，迫她跪下后宣布：“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要枪毙你这个满身资产阶级臭气的地主妹，你还有什么话要讲吗？”易宁只说：“我无罪！”然后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就挺起胸膛迎接“革命者”的子弹……
谁敢想过：有五千年光辉灿烂文明的伟大祖国，被世界人民誉为礼仪之邦的中华民族竟然在林彪、江青一伙的肆虐之下，弄到党纪国法荡然无存、剩下来的只是凶残和兽性。真理被颠倒了，正义不能伸张，人心人性横遭摧残，善良和正直的人类灵性被嘲弄到这步田地？
“清理阶级队伍”这话是毛泽东提出的，从1967年1月至68年10月几次批示中都提及此事，因而它就被林彪、江青一伙利用来陷害广大干部、拔掉异己。1967年3月，县“四代会”成立，按照“上级”的指示，领导全县的“斗、批、改”运动。把大量的干部档案印成小册散发，挑动群众利用这些材料来批斗干部，批斗所谓的大大小小的“中国赫鲁晓夫”。至9月初统计，全县共组织209300的多人次对党内的“头号走资派”和各个单位“走资派”的大批判。1968年5月，县革委又奉命成立第三办公室，简称“三办”。“三办”共抽调40多名干部，上属广西军区政委刘重桂和钦州军分区政委黄晓峰直接领导，下由县里黄菊枢具体部署，更受县人武部派来的2名科长带动工作。
“三办”从成立起至73年7月止，有组织、有计划地对我县地下党的1500多人，其中国家干部295人，进行了审查。大批老革命同志遭受长达10年的惨重的政治迫害，不少人甚至被害成家散人亡的冤鬼！当时李廷茂多次散布说，东兴地下党除黄志友一人外，其余无一好人，后来连志友也是坏人了。下面将审查的几个大事分述于后：
审查所谓“新街事件”的经过：抗日战争胜利后，形势急剧变化，由于对反动顽固派的狡猾本质认识不足，县地下党领导为部队一时行动方便，利用国民党张午桥组织的伪“越南国民革命军第三军第三师第五团”的番号，把“钦防华侨抗日游击队”开赴越南，接收日伪武器，开展华侨工作，发展革命武装力量。队伍到达越南新街时遭到张午桥的伏击，受到重大损失。这是我党领导武装斗争犯了政治上的幼稚和军事上麻痹的错误。但“文革”中将这一失误疑为“叛徒”“特务”“出卖革命队伍”行为。1969年，东兴县革委根据广西军区的布置，由“三办”的集团专案组派黄齐仁等人在那良举办了审查新街事件的老游击队员、伪军政人员、五类分子等各种类型的学习班，深挖所谓新街事件的“叛徒”、“特务”。大批人员遭受迫害，连在县外工作的谢王岗、宋森、沈耀勋等人亦被长期隔离审讯；宋森的爱人李铁红被迫致死；沈耀勋被打伤致残，其父沈■余含冤病死，还强迫其弟沈勋跳楼，制造自杀假案，沈坚决斗争才免一死。
全面审查防城地下党的经过：1969年，东兴县革委根据自治区专案定案和落实政策工作会议精神，指定由“三办”负责，把防城地下党定为“谢王岗特务党”、“叛徒集团”的“大案”“要案”，进行全面审查，并把广东“南路叛徒网”的“南路专案组”的计划纳入审查防城地下党的计划。1969年12月17日，县革委发出（70）东革字第一号文件（机密）,确定以那良、那梭、光坡、防城、那勤、扶隆、板八、滩散、茅岭等公社办清查集团案，审查地下党的重点，将任务下达到各公社，要求“查清本公社解放前党组织（包括游击队）建立发展过程中，发生过那些重大事件，从事情起因、经过、结果去深挖一小撮“阶级敌人”。调查方法是“既要发动群众，又不能公开宣传”，“不可讲调查地下党”。在这次调查中，全县发现“叛徒和可疑的人”593名，挖出“混进革命内部的叛徒” 42名，我县解放前第一个民主政权洞中乡乡长、“文革”时任县民政科长的黄礼德、东兴镇的老游击队员张峰还没有挨到这个时候，就被迫害致死了。大批老干部、群众被揪斗、受陷害。峒中公社丈义大队就有17人被当作“叛徒”斗争，并将此“经验”向全县推广。这次对防城地下党的审查，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造成了严重的、深远的消极影响。
还有审查“东兴支部”的始末，防城地下党最早的东兴支部于1939年重建后，在当时国共合作抗日的条件下，为了斗争需要，派了个别党员和几名进步青年打入国民党特务吴南山的谍报组织，收集日伪情报。日军撤出邕钦线后，该谍报组织奉命“注意异党”，“东支”即对派去的人员作了撤离和处理，保证了党组织的纯洁和安全，不受任何破坏。这是历史事实。可是“文革”期间，却把这一事件列为“要案”，把“东支”疑为特务组织，1970年2月，广州军区专案组、广西区和广东省革委专案组、钦州地区和湛江地区革委专案组、东兴县革委“三办”专案组等单位联合行动，分别在广州、南宁、东兴三片设立中心点，定期集中东兴研究，从1970年2月至1973年7月，进行了为期3年零5个月的审查，举办了两期长达1年的“学习班”。把老同志宁德堂、韩瑶初、章思勉、李健甫、王次华、黄翠英、谢王岗、赵世尧等人和原国民党特务吴南山、钟萍、陈伟等一起审查；重建“东支”的第一任支部书记宁德堂被从湛江押回东兴监护审查了1年多时间；早已调到外县工作的老干部黄志英、刘德体和民主人士■镇原等先后受株连被迫害致死；彭扬、钟力等被诬为“特务”被批斗。彭扬还被流放到西北沙漠劳动。
1985年6月，中共防城县委郑重宣布为在以上2个事件中受审查、迫害的老党员、老同志和老区人民群众彻底平反，撤销1973年7月7日东兴县革委关于审查“新街事件”、“东支事件”的结论向上级所作的调查报告和做出《关于为防城地下党遭受迫害问题的平反决定》。
在此期间，县革委还将县委副书记郭洛、副县长颜天才、政协副主席李栋、公安局长刘业钦50多名干部知识分子列进“三查”（查走资派的幕后活动、查叛徒、特务、查地富反坏右分子的破坏活动）。“一清”（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一起来进行审查批斗，长达数年之久。而迫害的手段又残忍至极：刘业钦、陈秋泓等人被打伤后不但不得就医，还要在挖坑理葬被迫死的同伙，在精神和肉体上野蛮地摧残这些人。吴承中被押到防城批斗时却发生了如此的怪事：有一天???叫吴承中买一条索或是交2角5钱出来买索让造反派缚去斗争。还说“因为无产阶级革命派没有钱（也不值得出钱）买索去缚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结果吴承中被造反派用自己出钱买的索缚得血液不通，手肿、脚黑、头昏眼花。最后得人松绑才免于一死。这么野蛮又残忍的害人暴行是古今中外的暴君恶棍未做过的，竟在林彪、江青一伙肆虐下的“史无前例’中在我县做出来了。这些被迫害的干部在1983年得到平反昭雪。
还有，1970年县革委又按“中央”指示成立“二·五”运动办公室，由黄菊枢、李廷茂领导，并在全县抽调一批干部组成工作班子进行具体工作。经过一番细致的准备之后，于4月8日，由干部、民兵、红卫兵共17674人组成的检查队伍，对全县5个重点社镇44个重点大队3478个重点户（其中地主分子508户、富农520户、反革命317户、坏分子ll5户、右派18户、资本家35户、贪污盗窃分子130户、投机倒把分子178户、其他1679户）进行全县统一的户口大检查，搜出并没收了“赃款”、“赃物”一大批，其中在防城镇苏运筹一家就没收黄金497克、白银2800多个。制造了一大批冤假错案（83年“处遗”才平反纠正，退还物资）。阶级斗争的狂热，有时令人毛骨悚然。
也是在当年的5月4日，县革委奉命在东兴、防城两地召开6万多人的“公判、宽严、坦白、检举大会”。并在全县分9个会场；设324个收听点，组织15万多人收听实况录音，会后各社、镇、厂、场、学校要开2至3天的坦白检举大会。来迫使“敌人”低头投降。紧接着，全县又掀起一个“向阶级敌人猛烈进攻”的新高潮。可是一个真正的阶级敌人也没有抓到。结果叫人啼笑皆非。
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在“文革”的后期又插手“农业学大寨”，鼓吹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大打什么“批资批修总体战”。提出要“割资本主义尾巴”、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1972年起县革委多次开会，贯彻上级有关“农业学大寨”的精神，1974年1月底更加开了有3000多人参加的“农业学大寨”会议，会后抽调全县三分之一干部组成的工作队下乡，用搞“三分之一运动”来开展“农业学大寨”。工作队下乡之后就以“割资本主义尾巴”为由，大批社员私人开荒扩种、大反社员利用屋前屋后栽种竹木果树，大熬自留地商品化。用一系列极“左”的措施，诸如规定在离社员住宅的“前7（米）、后4（米）、左右3（米）”这个范围之外不准私人种植任何作物，违者要扫平产绝，还要受批判斗争。一些地方竟出动民兵小分队到社员屋前屋后“割资本主义尾巴”——大砍竹木果树。公社生产长期以来就无法搞好了，唯一的粮食补助部分是社员的点点零星种植，也被扫平产绝了。长期不得温饱的农民深恶痛绝，怨愤冲天。可是“左”视症的患者们根本看不见群众的疾苦和积怨，竟然叫饿着肚子的农民去“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粮”，拿老百姓的温饱和生命来开玩笑。为了“增加”农民的劳动时间，硬将各地不同日期的三日一墟，改为十日一墟，为了“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严禁农民带三鸟、蛋品、鱼肉、蔬菜、瓜豆薯类等农副产品到集市出卖，使城乡的物资不足，市场物品奇缺，城市居民生活的必须品供不应求，群众家中的老、幼、妇、孺需要的一些肉食、蛋品调养身体或有亲朋贵客需加点菜食的就要跑到离城3、4公里甚至更远的地方。人民群众长期不得温饱，国民经济山穷水尽，许多正常的东西被扭曲了。人的思想被搞得乱糟糟的，党和人民共和国的光辉形象受到严重的损害。
来源：《广西“文革”档案资料》（第五册），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1987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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