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86-12-0 作者：中共防城各族自治县委员会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
中共防城各族自治县委员会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震惊遐迩，绵亘十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结束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光辉又把中华大地照耀得春光明媚。可是劫后余生的中国人民，只要一提起那史无前例的10年，就心惊肉跳，坐卧不安。因而必须教育后人：灾难的历史再也不能重演了！
所以，编写《防城各族自治县“文革”大事记》（简称《大事记》）有3个目的：一是为了彻底否定“文革”，巩固处理“文革”遗留问题（以下简称“处遗”）的成果；二是为了教育全县的党员、干部、人民群众以及我们的子孙后代；三是为了及时总结这一场10年大难，给后人留史存册。现将编写《大事记》的指导思想，编写原则，记事方法，材料来源以及它所涉及的人物等分述如下：
一、《大事记》的指导思想是：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六中全会的精神为指导思想，尊重历史，实事求是，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如实记载。
二、《大事记》的编写原则和记事方法是：按事件发生时间的先后为序，遵照大事写清楚，要事不遗漏的原则，选取其中较为重大的记载，绝不一一罗列，面面俱到，同时顾及所记事件启起先后的纵横间的互为因果的关系，力求比较准确地勾画出我县“文革”的轮廓，尽可能清楚地反映出它的概貌。
三、《大事记》材料的来源是：从我县档案馆保存下来的“文革”的和“处遗”的档案材料以及对知情人员的访问材料中经过筛选，并加以核实无误的才使用。
四、《大事记》中有关人物的记载是：只限于记取与我县“文革”期间发生的大事有关系的主要人物，而且仅仅记取与这些人物有关的最重要的事情。
五、《大事记》始于1966年6月，终于1976年10月，事记十载。在《大事记》的《后语》里将我县“处遗”工作也写上一笔，目的在于宣告这场史无前例，历时10年的大动乱、大灾难、大浩劫就此结束。
由于时间仓促，水平有限，《大事记》错漏之处，敬请指正，恳切致谢！
6月18日，县委代理书记任西江主持会议，根据中共中央《5·16通知》的精神，决定成立东兴各族自治县（1979年改名防城各族自治县）“文革”小组。罗光超（县委常委、县委办公室主任）为组长，徐永敏（县委宣传部长）、黄菊枢（县人民武装部政委〉为副组长，吴英（县委会干部）、陈惠贞（县医院院长）、吴承中（县教育局长）、曾德澄（县劳动大学副校长）等为组员。徐永敏兼办公室主任。并发通知要求全县各公社、镇党委亦要建立“文革”办公室。
当时的县委代理书记是任西江，书记处书记是白永清、郭洛，常务委员是任西江、白永清、郭洛、朱福祥、朱光、李永明、罗光超、冯明川、刘业钦。县长是赵荣，副县长是尚宪政、颜天才、李世友、马成初。
6月19日，徐永敏带领东兴中学罗一智、防城中学郑传旺两校党支部书记到南宁参加区党委“文革”试点工作会议，回校后两校按照会议精神开展“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揭学校教育方向路线上的问题，大批教育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6月中旬，县委派两个工作组到东兴中学和防城中学领导两校的“文革”。吴承中带领一组到防中，徐永敏带一组和地委派的刘林映带的工作组以及马威带领的工作组一起领导东中的“文革”。马威是自治区总工会教育工会负责人，工作组是“文革”前夕到东兴中学总结东中师生学毛泽东思想经验的。他们做了2个月的调查研究，写出一份洋洋万言的总结。可是“文革”开始后，马威工作组变成“文革”工作组了，工作组易名，人的态度也变了，他们印发赞扬东中师生事迹的墨香未散，却又指责东中全校教师无一好人。不是“三家村”、“黑帮”分子，就是“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忠诚执行者。从6月下旬开始，两校的校长等领导人员和120多名教师，被大字报围攻，被诬为“邓拓黑帮”、“反动学术权威”或“资产阶级教育黑线”的忠实走狗。东中的校长马剑雄、教师庞景云、黄富忠、姚大忠，防中的劳鸿伴、章尉伦、黄邦伟、程光鑫、陈飏等一大批教师和校长裴幸秀（裴是7月7日才从上思四清工作团被揪回防中的）被围攻、批斗，遭受严重的政治迫害。高三班学生唐光明（学生会主席）、颜力（学生会学习部长）、陈耀恒（学生会文娱部长）、骆文多、黄色范、王学廉等6人抱打不平，联名写出《同学们，有鬼》的大字报，保卫校长裴幸秀。指出如果防中真的执行了刘少奇的教育“黑线”，那么，它是在县教育局领导下执行的，责任应由县教育局承担，怎么能发难裴幸秀呢？因而认为工作组嫁祸于人。接着贴大标语要赶走工作组。吴承中立即把情况向罗光超汇报。罗光超亲自到防中作报告，为工作组撑腰，代表县委把当时早已取缔了的防中学生的一个组织——“东风社”（“东风社”是1965年防中高二班黄志满等几个学生自发组织的。当时公安机关就对其进行了调查，在“东风社”的纲领和他的成员中都未发现有反动的言行。当时的结论只作为非法组织，要求其解散）宣布为“反动”组织（当年12月县委宣布为“东风社”平反），准备批斗学生黄志满。防中的“文革”更复杂更混乱。裴幸秀被诬为“东风社”的“黑后台”，连续7日7夜被轮番批斗，直至7月15日裴幸秀被迫自杀。裴幸秀死后还被开除党籍，1983年“处遗”才得彻底的平反昭雪。
7月21日，县委奉命集训中、小学教师。中学教师由徐永敏带队到北海集训。
小学教师集中防城镇集训。县委抽调罗光超、冯明川等2位常委委员和1名县委委员陆沛林到防城小学教师集训班加强领导，还在全县机关抽调各级干部114人组成工作队，经过提前4天的练兵训练，才将全县1352名小学教师集中到防城集训。集训班成立临时党委会，由罗光超兼任书记，冯明川、陆沛林兼任副书记。整个集训班分三大片、19个中队，中队长和指导员一律由工作队担任。集训班分3个阶段，采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办法大揭教育界尤其教师本身的问题，共写了大字报22531张，根据揭发出来的问题，将参加学习的教师分为左、中、右派（内部掌握）。揪出右派教师194人，其中问题特别严重的有16人。一时间“走资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叛徒”、“特务”、“牛鬼蛇神”等等各种各样的政治帽子满天飞。一夜之间大批教师变成了“反革命”，被加以莫须有的罪名进行审查、批判、斗争。此后更遭受长达10年的严重的政治迫害、经济处罚、身心摧残以至肉体打击。有的被害得家破人亡，还株连了亲属、子女一大片。直到1983年“处遗”才得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公职、安置工作。
8月底，贯彻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之后，红卫兵开始在全县学校成立。红卫兵一出世就立即表现了它的造反天性。高举“造反有理”的大旗，杀出学校在社会上大闹“破四旧”（旧思想、旧风俗、旧文化、旧习惯）、“立四新”（新思想、新风俗、新文化、新习惯），他们扛红旗、敲锣打鼓到处“破四旧”。改动村名、地名、街名。如把防城镇的“镇夏路”（烈士名）改为“东方红大道”，把东兴镇的“木栏街”改为“长征路”等等。打烂建筑物上的花、鸟、虫、鱼等古代艺术装饰，销毁文物古迹，焚烧古本书画。青红不问、皂白不分，凡在“坏人”手里或家中搜出来的书画文物，其中包括毛泽东的著作、手迹在内，亦不加区分，一律被当作“四旧”加以封存销毁，还要无理地批斗它的主人。无知们上演的“破四旧”这幕闹剧，把家有古代书画、器物的人吓傻眼了。他们被迫在半夜深更里关门封窗偷偷的焚烧古代书画，或用棉垫着将古代器物打碎深埋灭迹。防城中学有一座《谦受图书馆》是陈济棠秉承其父陈谦受的遗志于1929年创建的。建成后藏书近10万册。其中有很多古版珍本书籍诸如《四库全书》等等，其后移交县文化馆保管，“破四旧”时，当时的县文化馆长陈建芳（已病故）被迫将这批珍贵的书籍焚烧。烧了足足一日一夜，把房屋的四壁也烧红了。珍藏几十年的书籍就这样毁于一旦，被消灭殆尽了。
8月，我县红卫兵分二批选代表赴北京接受毛泽东检阅，进行“文革”大串连。以后，全县各条战线都有一些人员自发赴北京或前往全国各地进行“文革”串连、取经。县文工团赴京串连返县之后，在东兴点起“文革”烈火，第一次贴大字报上街提出砸烂公、检、法，造反闹革命。
9月初，县委根据任西江传达地委会议精神，决定成立机关赤卫队来对付红卫兵，并把赤卫队分派到防城渡口和防城车站去劝阻外地红卫兵，不要到边境地区串连，因而除个别的小批量的人员之外，要到边境串连的绝大部分红卫兵都被劝阻回头。
9月中旬，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外地革命师生来北京参加革命运动的通知》，开展全国性的“文革”大串连、县委根据通知精神，抽调大批干部在防城、东兴两地分别设立“中共东兴县委群众接待站”，接待全县来往串连的红卫兵，开支48万元经费和28万斤粮食。
9月，全国掀起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防城、东兴两中学的红卫兵发起揪斗工作组，批判县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县委派吴承中代表工作组到防中检讨，派徐永敏代表工作组到东中作检讨。
12月，县委成立平反办公室，作出若干平反决定，为防中“东风社”平反，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被错戴帽子的人平反。
12月7日至15日，县委召开《全县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和四级干部会议》，到会者1万多人，61个代表登台讲用。当中有全队红、全家红、夫妻红、父子红，知青、少年儿童、活愚公、盲人做好事等各方面的代表，会议还观看了各公社文艺演出队的表演。
年底，红卫兵运动风起云涌，从学校到机关，从工厂到农村，到处出现“红卫兵”，他们3人一个“战斗队”，5人一个“司令部”。什么“井岗山兵团”、“乾坤赤纵队”，“上九天战斗队”、“从头越司令部”等等。而且每个组织都自封了“司令”、“政委”、“部长”、“参谋”等官儿一大串。“红卫兵”组织是自发的，不要任何人批准，只要几个人筹谋一下，树起大旗，刻制大印（其中“北部湾红卫兵司令部”大印的直径15公分），戴上“红卫兵”袖章，到当街路口贴一张海报，宣告成立便成立了。“红卫兵”一成立，就扛起毛泽东大像，担大红旗，敲锣打鼓，手持语录本，口唱语录歌，浩浩荡荡，上街游行；还要揪斗“走资派”。但凡领导，上至县委书记，下至生产队长、居民组长都有被揪斗的。当时“靠边站”的同志，一听锣鼓响，就一身冷汗。“红卫兵”各组织之间因为观点不同，对领导干部态度的不同，还要互相辩论，互相攻击。
66年一年里县委总共举办6期毛泽东著作学习班，每期30天，集训了全县国家干部、大队干部、生产队干部、复退军人、妇女干部共2万人，耗资15万7300元。
1月初，东兴镇造反派到县委造反，迫任西江签名，承认“大大小小都是当权派”，承认“卢添源（东兴镇公社办公室主任）是现行反革命分子”。造反派拿到任西江的签名后，立即进行广播，并捉卢添源等人戴高帽游街，开创了我县捉人戴高帽游街的先例。
1月初，病休在家的老干部颜康泰因为发表同情裴幸秀、批评有关人员的言论，被诬蔑为“漏网大右派”，要其交待与裴的“关系”。大批红卫兵日夜汇集其家门前，高呼口号、张贴标语，对之进行人身攻击。有的还企图破门越墙捣乱。在此情况下，颜康泰被迫逃跑避难。2月秘密抵达那梭东山和老同志陈增相等一批被列入黑名单的干部、群众在山洞里隐藏。但社会上流传的是颜康泰“畏罪逃跑”，“带人上山当土匪了”。因而在那梭一带贴满了“打倒谢王岗（广西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原十万山游击队领导人之一），活捉颜康泰！”的标语。为了追捕颜康泰，县人武部长朱光亲自到东山查问颜的下落，警告社员不许收留颜康泰。县里还派出名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一干人前往东山侦察，又多次出动民兵搜索。颜康泰遭受严重的政治迫害。
1月，“东兴县无产阶级革命派司令部”成立。司令林泽喜（县委会干部），副司令吴泽福（县公安局干部）、杨百贤（县农办干部），政委卢成其（县财办干部），副政委彭志初（县宣传干部）、赖国成（县组织部干部），参谋长冯汉（县法院干部），副参谋长刘随兴（县人委干部）、周文金（县水电局干部），政治部主任庞植辉（县工交部干部），副主任欧汝恒（县税局干部）、钟伯均（县农办干部）。在这个司令部的领导下，开展革命大批判，批判县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批判任西江不坚持原则，签名承认“大大小小都是当权派”和承认“卢添源是现行反革命分子”的错误等等。
1月底，在上海的所谓“一月夺权”风暴的影响下，县政法战线红卫兵驻南宁联络员传回南宁夺权斗争的情况：夺权风暴势不可挡。凡被外单位红卫兵进驻机关夺权，就更加混乱，局势更不可收拾。经过认真分析形势，权衡得失之后，得出结论：如果不让大权傍落，本单位的红卫兵就必须立即行动，进行夺权。因而政法战线的红卫兵于1月25日一马当先在本单位夺权之后，又马不停蹄地串连县直机关的红卫兵头头连夜召开紧急会议，临时组成一个行动委员会进行夺权。这个委员会的成员有林泽喜、汤华润（县人委干部）、赖国威、庞志初、钟伯均、杨百贤、刘随兴、陈启智（县委组织部干部）、许乃仕（县团委干部）等9人。林泽喜为主任。在这个组织的推动下，立即行动，分几个方面开展工作：首先是取得驻军和人武部的支持；二是做任西江的思想工作，为顺利夺权做好准备；三是发动县直机关干部参加夺权。经过一番紧张的准备，从26日早晨2时起，县委、县人委开展夺权，接着是粮食局、广播站等单位，继而是全县机关、厂场、 学校、公社、大队、生产队等所有的基层单位都进行了夺权。掀起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浪潮。全县各级领导人一律靠边站，由造反夺权者摄职从政，全县基层组织从此瘫痪，大量的事情无人过问，也无从过问，混乱不堪。
2月下旬，毛泽东发表最新指示：“革命委员会好”（“革命委员会”以下简称“革委会”）。夺权者立即响应，倡议成立革委会，得到县人武部和驻军的赞同。经过朱光、黄菊枢、李廷茂（驻军511部队副部长）等人约1个月的酝酿协商，确定人选之后，于2月26日宣告“东兴各族自治县无产阶级革命委员会”成立（但上级不承认这个革委会）。领导成员是：主任委员陈祥（县贫协主席），副主任林泽喜、李世友，委员朱光、陈凤儒（驻军511部队政委）、张保林（驻军检查站政委）、黄菊枢、赖国威、钟伯均、卢成其、吴柏（县财贸办干部）、刘仁仔（工人）、毛汉（农民）、李永莲（东中学生红卫兵）、马兴中（县法院院长）、汤华仁、何富和（县检察院干部）、黄仕武（县公安局干部）、冯华纯（县教育局干部）、叶大信（县工交部干部）等。3月16日县革委会发出通知，要求全县夺权单位亦按照县的模式成立革委会或革命领导小组。这就是我县第一个县革委会成立的概况。
2月，县委组织部“7·1”红卫兵的成员在大字报上把一些干部的历史、表现公布出来，看了的人说：“很尖端”。
3月，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的《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的决定》。我县驻军中的六八○四、企沙空军、白龙海军水警师、五一二部队和县人武部等单位成立“东兴驻军支左办公室”、介入地方“文革”，实行“三支”、“两军”（即支左、支工、支农和军管、军训）。全县各大单位均有“三支”人员进驻，领导“文革”。对全县中学实行军训，对县公、检、法以及县邮电局、粮食局、气象站、广播站等单位实行军管。并遵照上级批示，成立“东兴各族自治县人民武装部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由朱光任主任，董彪（县人武部副部长）任副主住，负责主持全县工作。
3月底，县“四代会”成立，它的工作人员有：冯汉（职代会代表）、黄忠亿（工代会代表、县农械厂工人）、毛汉（农代会代表、农民）、XXX（红代会代表、中学红卫兵），以及何富和、吕达雄（县防疫站干部）、杨百贤等。“四代会”按照县革委的指示，领导全县的斗、批、改运动。把大量的干部档案印成小册子散发，让群众利用这些材料来批斗老干部，大批特批所谓的“中国赫鲁晓夫”，致使刘业钦、郭洛、黄富常（县委会干部）、包其贵（农业局长）等等一批老干部被迫害、批斗、毒打致伤，遭受严重的迫害。
4月，朱光亲自带领工作组到万尾、巫头两个京族大队去抓学毛泽东著作的群众运动。宣扬这两个大队群众学毛泽东著作的事迹，推广他们搞“红海洋”（人人有“红宝书”，家家有红色的“宝书台”，户户用红颜料写毛泽东语录到处张贴得象红色的海洋一样）和“三忠于”（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典型经验。发动全县继而促使整个地区总共组织10多万人到万尾、巫头参观学习。“红海洋”和“三忠于”活动迅速扩散全县全地区，“三忠于”的境界也越提越高。毛泽东语录的运用深入到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发展到家家户户每日3次齐集到毛泽东像前，“早请示”、“午汇报”、“晚总结”；饭前要齐唱语录歌、跳表忠舞；开会前先齐唱《东方红》，接着高呼：“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有一段时间还要加上“祝愿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林彪）永远健康！”继而，主持人再背读一段最高指示（毛泽东语录），然后才能进入会议的正题；散会前又要齐唱《大海航行靠舵手》。这些程序没有红头文件规定，但缺一不可，哪个会议的主持人要是忽略了其中之一，不但要立即遭到造反派的斥责，还要受到“红卫兵”大字报“雷打”、“火烧”的攻击。那时，人人都佩戴毛泽东像章，茅岭公社陈瑞芳等人甚至把像章别在自己的奶头上，以示对毛泽东的忠诚。
5月，林泽喜、冯汉等为首成立全县斗苏（广和）筹委会，勒令已经调往湛江工作的前县委书记苏广和及其妻子吴树英回东兴检讨、批判、斗争，甚至戴高头帽游街示众，前后约1个月时间。
5月26日，县革委向全县发出《关于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要求全县各单位每天上午原则上不办公，用来学习毛泽东著作（其中有2小时要求雷打不动）和其他“文革”材料，下午和晚上是搞“文革”的时间。
7月6日，县革委抽调县直机关70％的干部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下乡参加“三夏”工作，此后接连10年，凡春耕、夏种、秋收、冬种都同样组织宣传队下乡，既干扰机关的正常工作，下去无法搞好集体生产，心在“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极左思想的指导下破坏农民的个体生产。
8月19日，县革委会和县人武部抓促指挥部发出《学习万尾、巫头民兵群众无限忠于毛主席的革命新风的决定》和《树立带头“天天读”、带头送丈夫参军援越抗美的万尾大队妇女主任苏明英为新典型》，推广万尾、巫头试行基本口粮供给制等做法，又一次组织全县干部到万尾、巫头参观，扩大左的影响，把形式主义的学习运动推上又一高峰。
9月7日至8日，县革委召开县斗、批、改筹委会议，何富和代表县革委总结前段“文革”情况时指出：前段曾组织了209300多人次参加了对党内“头号走资派”和各单位“走资派”的大批判，并宣布解放县级干部4人，科局级干部25人，下一步工作是整理中层干部在斗、批、改中揭出有关县级干部的问题，为最后解决县级干部作好准备。
9月2日，受南宁派性斗争的影响，我县派性斗争正式公开化，而且日趋尖锐。分派的原因是观点不同，一派支持韦国清，打倒伍晋南，另一派正好相反。属“4·22”观点一派的群众组织支持伍晋南，打倒韦国清。于9月2日在东兴成立“6·25”指挥部。从此与另一派群众组织“广西无产阶级联合指挥部”（简称“联指”，支持韦国清、打倒伍晋南）的斗争公开化。从机关到学校，从工厂到农村，甚至从街道到一些家庭，本来大家是好端端地和睦相处的，因派性作怪，竟在一夜之间变成仇敌，彼此都要压倒对方、消灭对方。两派为了扩大队伍充实力量，都千方百计争取干部、群众，尤其要争取领导干部。能争取过来为自己派性讲好话的就封为好同志好干部，就死死地保住他；对争不过来为自己派性讲好话的人，就要打倒，就要揪。那时“4·22”派认为朱光支持“联指”，就揭朱光的老底，把朱光的“罪恶”，包括他的家庭、历史和社会关系等公诸于众。而“联指”派又认为包其贵等支持“4·22”，也要揪斗包等，并公布他们的“罪状”，揭他们的历史。一时间这样的大字报、大标语贴满单位，贴满街头。两派还搭台上街，公开辩论，互相指责，互相揭底，互相抹黑。这样又一次把大量的干部履历、国家机密、人事档案都泄露出去了。
9月23日，县革委发出《关于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坚决执行无产阶级司令部战斗号令的通告》，“一、更高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伟大的战略部署，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二、坚持文斗反对武斗；三、拥军爱民；四、抓革命促生产；五、要节约闹革命；六、提高革命警惕、严防国内外阶级敌人挑拨离间，混水摸鱼，坚决镇压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
10月21日，县革委和县抓促指挥部又一次召开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万人大会，会上大背诵、大演唱、大讲用毛泽东语录。出席会议人员个个持毛泽东语录本，戴毛泽东像章，以公社为单位，各扛毛泽东画像，扛“宝书”（毛泽东著作）台游街。可是“4·22”派反对这次大会，因而引起到会代表和县城郊区贫下中农对“4·22”派的反感，加深了派性斗争的矛盾。
10月，县供销社干部邓其文被揪斗，指责他过去在单位会上发言不赞成林彪封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认为只不过是“半山腰”罢了，因而被迫到榕树头工地劳动。其后，生不见人、死不见尸，1983年“处遗”时，其家属承认邓其文确实死亡了，才得到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11月下旬，防城中学两派斗争激化，“4·22”派学生100多人。对有关领导压制该派言论和“联指”派人员殴打该派学生的行为不满，在唐光明、王学廉等的带领下，到防城镇驻军六八○四部队门口静坐，要求交出躲入该部的校党支部书记郑传旺来进行批判，保证本派“四大”自由和公平分配“文革”经费。静坐持续了6天，直到部队领导接见学生代表，答应部分要求，表示要保障“4·22”派学生的安全、自由，静坐遂告结束。
12月25日，那时每逢新年我县都邀请越南芒街的领导人和群众代表到东兴参加节日活动。东兴“6·25”总部利用这个机会组织东兴中学红卫兵“井岗山”战斗队80多人，由学生许友邦、凌立兆、黄进凤等带领到县人武部静坐，抗议人武部支派不支左。直到12月31晚，于连富（县人武部副部长）出来答应学生们的三点要求，静坐人员才撤离，持续7天7夜的静坐宣告结束。
1月上旬，县抓促指挥部召开全县贫下中农代表大会，号召发挥贫下中农主力军的作用，促进两派大联合，防止武斗。可是会议期间，贫下中农代表殴打了东中“4·22”派的教师吕观应（重伤至今未愈）和学生许友邦、凌立兆等人，影响很坏。
1月14日，县革委和县抓促指挥部决定拨款7万元，兴建一幢面积2100平方米的毛泽东思想宣传大楼，作为永久性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阵地。建成之后于69年起接连举办了《毛主席去安源》、《收租院》泥塑、《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儒法斗争》、《农业学大寨》和《阶级斗争案例》等几个大型展览。
1月下旬，为了筹建经自治区革筹小组批准的县革委会，两派举行了联合谈判。
1月底，自治区革筹举办学习班，领导干部任西江、罗光超和两派代表卢成琪（联指）、杨子刚（“4·22”、县税务局干部）4人代表我县前往南宁参加学习，为两派大联合和成立自治区革筹承认的县革委会做准备工作。
2月7日，县抓促指挥部召开“打击经济主义和投机倒把会议”，传达地区会议精神，贯彻中央《关于进一步打击经济主义和投机倒把活动的通知》，参加会议的人员是各公社武装部长、公安干部。会议由朱光主持，陈道生（县武装部科长）传达地区会议精神，李廷茂讲话。陈道生在传达时讲：湖南杀了不少人，有的地主家庭一个晚上便全家杀绝。本地区的灵山、浦北也杀了不少。几个领导人的讲话都强调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刮十二级台风”、“搞群众专政”。对于陈道生、李廷茂在会议上发表如此明显的吹风杀人的错误讲话，朱光不但不制止，反而支持，还布置会后各公社要开会贯彻，立即行动。因而各公社参会人员回去之后都一律开会传达、贯彻打投会议精神，传达了陈道生、李廷茂的吹风杀人的讲话。有的公社还建立了专门的杀人机构。那良公社成立了“武工队”；防城公社组织了“勾刀队”；茅岭公社组成了“武装民兵小分队”；东兴成立“沥血兵”等等。在非武斗的情况下，全县范围内都发生了大量的乱杀人的非常现象。那良公社于2月16日召开三级干部会议，贯彻县打投会议精神，时间3天，前两天在公社召开，第三天改到派出所召开。会议的参加者也只有大队的民兵营长和治保主任。那天的会议由公社武装部长江业和派出所长黄产主持。江业在传达县打投会议精神时说：“人家其他地方刮十二级台风了，我们也要起风”。黄产讲：“专政是群众的专政”。为了实行所谓“群众专政”，会议还决定成立“武工队”来抓全社的“四横扫”。武工队长由彭角（那务大队治保主任）担任，指导员由林树桔（大村大队民兵营长）担任，并决定20日召开一次全社的批斗大会，做“四横扫”的“示范”。批斗会的开法是：“专政对象”名单由各大队自己提出，然后由大家公推一个在批斗会上批斗。经大勉大队民兵营长沈铭光和那良街大队治保主任廖世雄提名，确定地主分子沈耀源（历史上任过伪职，群众有意见）为批斗会的批斗对象。20日上午，由各大队送押所有五类分子在那良分别游街示众后集中到那良中学背的会场开会批斗，沈耀源夫妇相继被打死。散会后黄产召集全社各大队治保主任到派出所总结。黄产讲：“今天已打响了第一炮，回去后各大队要根据本队情况，对那些有罪恶、民愤大的就干掉他”。会后，各大队先后都召开了类似的批斗大会，刮起了乱杀人的歪风。短短一段时间内那良公社便乱杀死32人，防城公社更是大开杀戒，全社杀人96名，其中全家被杀绝的共有4户。苏厚和一家5人，包括60多岁的老母和5岁的小女均被杀死。唐颂南的被杀是骇人听闻，唐颂南是防城公社里二江大队人，早年跟随孙中山先生参加辛亥革命，会见过孙中山先生，其后他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统治，解放后他拥护中国共产党，为广东省文史馆选写并发表过3篇辛亥革命回忆录，被誉为辛亥革命老人之一，是我县知名人士，“文革”时已年近80高龄。1968年2月29日，被“造反派”们捉到防城镇与全社五类分子缚成一串游街示众。游街中，唐颂南因年老，行动不便而失足倒地之后，“造反派”们竟迫着与他同捆在一起的五类分子拖着唐颂南游完防城街一圈，把唐拖得裂皮出骨，又放进批斗会陪斗、陪杀几个小时，散会时唐颂南已奄奄一息，痛苦万状。“造反派”见唐颂南未死，就把他踩落水沟，用石头擂，打到累了唐还不死，叶子胜（防中红卫兵）就搬起一块大石，用力掷在他的胸口上，才悻悻离去。唐颂南被折磨了很久之后才死去。马路公社的竹围大队因迟迟不杀人，多次被公社批评，指责右倾。竹围大队因此被迫召开会议，研究杀人，以便向上交差。该大队从(月(日中午开会至深夜，将全大队的“坏人”逐个比较，整整十多个小时，都找不出应杀的，最后追不得已了，就拿地主出身的陈龙群，陈龙云兄弟两人杀了向公社交差完事，以求公社不再批评。小小的一个马路公社也杀了26个人。那勤公社大坝大队民兵营长卢日棠秦命去捉被指责搞投机倒把的社员卢可伟到大队批斗，竟然在卢家擅自开枪将质问他为何要捉卢可伟批斗的卢的儿子卢家林打死，接着又开枪将指责他无理杀卢家林的卢可伟的弟弟卢可生打死。那时的杀人真是无法无天，无理至极。那勤一个公社共杀死31人。全县最小的平旺公社杀人也是十分少见的，共杀了28个，其中一个晚上就将那柏大队的6个人成批杀死。有一天公社批斗会结束，就枪杀群众张月业等4人，当时身为国家干部的公社打投办公室主任陈德基见张月业中弹后仍不死，便从衣袋里取出装有导线的雷管插入张的鼻孔中引爆，把张炸得血肉横飞，十分残忍。茅岭公社小陶大队“文革”主任张绍贤一个人就参与杀害10个人，全社共计乱杀死30人。企沙公社山心大队“文革”副主任吴如兰，怀疑社员裴君基与其妻通奸（其实并无此事），竟利用职权，借“四横扫”乱杀人的歪风将裴和其弟裴开基还有他们的母亲全家3人杀绝。杀了人，还拆屋，抄走裴的一头大猪。该公社乱杀人达31个。滩散公社亦杀死24人，其中沈季饮、沈季铭兄弟和其母亲黄义英先后被杀害后，房屋被拆，财物被充公，杀人者将沈家的鸡鸭杀了大吃一餐。不但农村乱杀人，机关、工厂、学校亦到处乱杀人。东兴中学的教师莫雄（归侨）被杀死；防城中学教师黄国铭（归侨）陈飏被杀死；防城医院著名外科医生张源（侨属）被迫死……。全县统计总共被迫杀死的国家干部、教师40人，国家职工11人。因为乱杀人太多，被广西军区通报批评，但还是制止不了。华石公社那湾大队因未杀解放前任过伪重庆市公安局专员的陈剑雄，而继续被点名，指责为右倾。有一次公社武装部长黄才余到县里开会，朱光亦问：“你们那个国民党专员还在吗？你们都不敢动他一根毫毛吗？”黄才余回公社传了朱光的话，那湾大队感到压力太大了，受不住层层的指责，就于9月(日即离广西军区通报批评半年后，将“大老虎”陈剑雄杀死。这样，华石公社乱杀人共计38名。“文革”中全县乱杀人（包括少量自杀和失踪的）共计734人。这些人在1983年“处遗”时已得到平反昭雪、恢复名誉。那时当权者草菅人命，极“左”派以杀人为“荣”。县文工团一些人因不能杀人，亦要演一场假杀的闹剧来过瘾一下。一个晚上，他们把女演员易宁（唯一的大学生）绑到东兴公园岭上，迫她跪下后宣布：“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要枪毙你这个满身资产阶级臭气的地主妹，你还有什么话要讲吗？”易宁只说：“我无罪！”然后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就挺起胸膛迎接“革命者”的子弹……
1月31日，颜康泰到东山闸土村治病的消息传出后，那梭公社公安特派员和武装部长按上级指示立即带领40多名武装民兵和学生共100多人，赶到闸土村，包围搜查房屋。住在颜康泰藏身隔壁的陈增相，手执砂枪挡住家门，据理力争，坚决阻止民兵进屋搜查，严正责斥对老干部的无理迫害。双方剑拔弩张，相持到深夜12点钟，来人经过电话请示县人武部后撤离，颜康泰在群众的掩护下幸免于难。其后，东山大队的几个干部、群众在夜间用单车偷偷将颜康泰送到东兴县武装部，颜随即被软禁。又因拒写“交待”，被投入收容站单独关禁了2年，并扣上“谢王岗伸到防城的黑手”“5·16分子”等各种罪名在县内批斗，直至1970年因病重才得“保外就医出狱”。陈增相亦被关押了一段时间。
在颜康泰离开东山大队后几天，那梭公社书记禤祖云亲临东山召开群众大会，斗争参与收藏颜康泰的陈增彪、陈增发、陈增相之妻廖世娟。会上，陈增彪被民兵用绳索狠狠勒颈，当场晕倒在地；廖世娟正怀孕在身，又背着一个几岁的小孩，被民兵用扁担卡住双手不让下垂，折磨了整整一天，当日回家后母子即患病，几天后小孩病死，廖因身受严重摧残，导致早产，婴儿夭折。接着陈增彪等8人被列为杀害对象，幸得早知风声，各自寻路逃走才免一死。
这个所谓“颜康泰事件”，后果严重，震惊全县，受害者直到1983年“处遗”时始获平反。
3月10日，我县杀人太多，广西军区通报批评，要求立即制止杀人。县人武部抓促指挥部虽在当时召开的三级干部会议上，明确宣布严禁杀人。但既不批评杀人者，亦不追究乱杀人的责任。会后杀人事件继续发生。
3月30日，东兴各族自治县革委会（经自治区革筹批准）正式成立，朱光任主任，任西江、尚宪政（副县长）任副主任。朱光、任西江、尚宪政、黄菊枢、李延茂、董彪、冯明川、陆沛林、陈基柱（县法院院长）、孙文明（东兴海关关长）、陈祥、李世友、罗光超等13人为常委委员。县革委下设办事组、政工组、保卫组、生产组，4个组处理日常事务。30日在县城召开万人大会庆祝县革委成立。会上宣读区革筹、军区的指示和贺信，朱光在大会上讲话，表示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把“文革”进行到底，让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照亮全球。会议通过给毛泽东的致敬信。最后示威游行和举行盛大的文娱体育活动。
4月1日，县革委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部胜利第二季度应抓的几项主要工作任务》提出：“头等大事是狠抓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全面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大树一个‘忠’字”，“狠抓一个‘用’字，“大立一个‘公’字”，“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巩固和发展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
4月30日，县革委发出《关于继续深入地、持久地开展革命大批判的通报》，要求全县“以阶级教育入手，组织群众投入革命大批判”，公社大队要抓好点，以点带面，“处处摆战场”，“人人上战场”，“村村讲村史”，“队队讲队史”，“户户讲家史”，用“三忆三比三查”的方法，当前除了狠批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广西的代理人贺、霍、傅以外，还要狠批大毒草《今日的“哥达纲领”》等。同时要大力开展“三忠于”活动，推广江平公社发动群众向公社送展览品建立“忠”字展览室，以及大队、生产队普遍建立“忠”字室的经验。在联系单位实际的革命大批判中，出身不好或社会关系复杂的人员，普遍被批斗，受迫害。
5月初，东兴的“文革”波及越南芒街，一批华侨在芒街碗厂围墙上写：“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等大标语，一批华侨工人、教师还对越南当局造反，要开展学毛泽东思想，搞“文革”，越南当局逮捕镇压。一批华侨在国际河边静坐，抗议越南当局捕人，十几个华侨被迫逃回东兴避难。
5月，县革委第三办公室成立，人员约40名。“三办”由广西军区政委刘重桂和钦州军分区政委黄晓峰领导，在县里由黄菊枢直接领导，郝春昌、谢逢茂（二人均是县人武部科长）负责具体工作，“三办”还成立了党支部。“三办”下设三个专案小组，个人专案组由郝春昌负责，到中期改赖国威任组长，农绍球（县百货公司副经理）任副组长，下有盘广发、谭锡森、禤祖丰、郭其源、李雄、唐光珍、欧介辉、易景进、许同邦、阮成秀、余瑞环、严守智、黄宗辉等人。敌伪档案组的组长由谢逢茂兼，中期由王其隆（县委组织干部）任组长，后期由苏加焕（那梭中心校长）任组长，下有：陈同儒、禤祖纯、裴松、耿子贞、陈观水、叶枝荣，翁志友（火光农场人员）等人。集团专案组由田德俊（511部队医生后升人武部副政委）、郝春昌负责，组长是黄齐仁和黄超（二人系公安局干部），下有：彭庆全、杨贵澄、骆鸿辉、马中南、杜华昌、张纯轩、梁菊香、钟志英、庞家凤、刘侨、阮贤有、蒙家仁等人。“三办”从成立起至73年7月止，有组织、有计划地对我县地下党的1500多人，其中国家干部295人，进行了审查。大批老革命同志遭受长达10年的惨重的政治迫害，不少人甚至被害得家破人亡。当时李廷茂多次散布说，东兴地下党除黄志友一人外，其余无一好人，后来连黄志友也是坏人了。下面将被审查的几个大事分述于后。
审查所谓“新街事件”的经过：抗日战争胜利后，形势急剧变化，由于对反动顽固派的狡猾本质认识不足，县地下党领导为部队一时行动方便，利用国民党张午桥组织的伪“越南国民革命军第三军第三师第五团”的番号，把“钦防华侨抗日游击队”开赴越南，接收日伪武器，开展华侨工作，发展革命武装力量。队伍到达越南新街时遭到张午桥的伏击，受到重大损失。这是我党领导武装斗争犯了政治上幼稚和军事上麻痹的错误。但“文革”中将这一失误疑为是“叛徒”、“特务”、“出卖革命队伍”的行为。1969年7月，东兴县革委根据广西军区的布置，由“三办”的集团专案组派黄齐仁等人在那良举办了审查新街事件的老游击队员、伪军政人员、五类分子等各种类型的学习班，深挖所谓新街事件的“叛徒”、“特务”。在县外工作的谢王岗、宋森、沈耀勋等人亦被长期隔离审讯，宋森的爱人李铁红被迫致死；沈耀勋被打伤致残，其父沈蒞余含冤病死，还强迫其弟沈鼎勋跳楼，制造自杀假案，沈坚决斗争才免一死。
全面审查防城地下党的经过：1969年，东兴县革委根据自治区专案定案和落实政策工作会议精神，指定由“三办”负责把防城地下党定为“谢王岗特务党”、“叛徒集团”的“大案”“要案”，进行全面审查，并把广东“揪南路叛徒网”的“南路专案组”的计划纳入审查防城地下党的计划。1969年12月17日，县革委发出（70）东革字第一号文件（机密），确定以那良、那梭、光坡、防城、那勤、扶隆、板八、滩散、茅岭等公社为清查集团案、审查地下党的重点。将任务下达到各公社，要求“查清本公社解放前党组织（包括游击队）建立发展过程中，发生过哪些重大事件，从事情起因、经过、结果去深挖一小撮阶级敌人”。调查方法是“既要发动群众，又不能公开宣传”，“不可讲调查地下党”。在这次调查中，全县发现“叛徒和可疑的人”593名，挖出“混进革命内部的叛徒”42名，我县解放前第一个民主政权峒中乡乡长、“文革”时任县民政科长的黄礼德、东兴镇的老游击队员张峰被迫害致死。大批老区干部、群众被揪斗，受陷害。峒中公社丈义大队就有17人被当作“叛徒”斗争，并将此“经验”向全县推广。这次对防城地下党的审查，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造成了严重的、深远的消极影响。
还有审查“东兴支部”始末：防城地下党最早的东兴支部于1939年重建后，在当时国共合作抗日的条件下，为了斗争的需要，派了个别党员和几名进步青年打入国民党特务吴南山的谍报组织，收集日伪情报。日军撤出邕钦线后，该谍报组织奉命“注意异党”，“东支”即对派去的人员作了撒离和处理，保证了党组织的纯洁和安全，不受任何破坏。这是历史事实。可是“文革”期间，却把这一事件列为“要案”，把“东支”疑为特务组织。1970年2月，广州军区专案组、广西区和广东省革委专案组、钦州地区和湛江地区革委专案组、东兴县革委“三办”专案等单位联合行动，分别在广州、南宁、东兴三片设立中心点，定期集中东兴研究，从1970年2月至1973年7月，进行了为期3年零5个月的审查，举办了两期长达1年的“学习班”。把老同志宁德堂、韩瑶初、谭思勉、李健甫、王次华、黄翠英、谢王岗、赵世尧等人和原国民党特务吴南山、钟萍、陈伟等一起审查。重建“东支”的第一任支部书记宁德堂被从湛江押回东兴监护审查了1年多时间。早已调到外县工作的老干部黄志英、刘德余和民主人士刘镇原等先后受株连被迫害致死。彭扬、钟力等被诬为“特务”被批斗。彭扬还被流放到西北沙漠劳动。
1985年6月，中共防城县委郑重宣布为在以上二个事件中受审查、迫害的老党员、老同志和老区人民群众彻底平反，撤销1973年7月7日东兴县革委关于审查“新街事件”、“东支事件”的结论向上级所作的调查报告和作出《关于为防城地下党遭受迫害问题的平反决定》。至此，受害的同志才得到平反昭雪。
5月，县革委发出《关于全面开展“三忠于”教育活动的初步意见》和《关于全面开展学习黄永太一家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事迹的决定》。东兴通讯发表《全家心向红太阳万尾大队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先进事迹》，向全县介绍万尾用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经常忆苦思甜来进行阶级教育和路线教育，不断提高阶级觉悟和路线觉悟的经验。
5月，组织全县干部到峒中公社参观，学习《心怀忠字绣太阳，越绣心里越亮堂，永远紧跟毛主席，革命路上不迷航——峒中公社“三忠于”活动轰轰烈烈地开展》等文章，接着全县出现绣像热，人人绣毛泽东像。市场上红布断市红线脱销，“红海洋”、“三忠于”等形式主义的学习运动又被推上一层楼。
6月13日，县革委作出《关于开展向无限忠于毛主席的谭桂英一家学习的决定》，指出谭桂英搞好全家思想革命化是“文革”的丰硕成果，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我县农村、城镇搞好思想革命化的榜样。将请人代笔谭桂英署名的文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进我全家思想革命化》推荐给全国一些大报刊发表，甚至翻译出国，谭桂英被吹上了天。
5月，一批被诬为“牛鬼蛇神”的人被关禁在东兴县人委大院，白天劳动，晚上住在囚室内，由县直机关的民兵看守。领导民兵的李康（县监委干部）、刘随兴、吴美华（县农委干部）等。被关禁的人有副县长颜天才和沈鸿强、黄忠善、谢永群等一批老同志。开枪打死人的前几天，空气有点不同，民兵放风说：要“犯人”守纪律，不准乱动，如果乱动，就不客气。几日后，一晚约10点钟的时候，武装民兵骆振岳用冲锋枪向囚室打了10多发子弹，将“犯人”黄猛才（复员军人）和唐晚富（原驻军511的战士，复员回桂林后来东兴探未婚妻，被诬为来挑动武斗而被收留监禁的）两人打成重伤，后唐晚富死亡，黄猛才终生残废。
6月27日至7月2日，专区“革委会”在东兴县巫头、万尾大队召开第二次“革委”扩大会议，进一步总结两个大队的经验，作出了《关于开展学万尾、巫头大队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先进经验的决定》，又一次将万尾、巫头树为全地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样板。
5月至7月，在清队运动中，防城公社黄竹塘大队支书黄志升因对“文革”开始时向他夺权的人心不满，在支左人员和部分公社领导的支持下，伙同“文革”主任江国强，民兵营长黄文岳，治保主任刘肇庆等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反共救国团”和“渡船口杀人集团”两个错案。所谓“反共救国团”案的起因是：当时三波大队一个被斗争的对象半晚逃到黄竹塘大队的红水生产队被民兵捉住杀死后，黄志升等人断定此人是来红水找同党保护的，当时红水队有个青年苏美芳读过点书，于是硬诬苏是“反共救国团”的副团长，用尽酷刑迫苏认出一大串人是什么长来。小学教师黄志民被诬后，挨吊打5次。第一次双手、双脚的指头被缚吊起来毒打，迫他承认是救国团的“营长”。理由是他的外甥是个不识字的农民也当上“参谋长”，他是个有知识的教师，怎可不当营长？他不认，打昏后又用辣椒水灌醒再打，打出屎了，恶臭难闻，才放他爬回家去。3天之后，第二次捉黄志民到大队，这次只缚一个手指头和一个脚指头侧身吊起来（这叫半边枝）毒打，迫他承认是“连长”，黄志民不认，就在他光着身的肚皮上烧炮弹。弹昏了才放绑。第三次吊打时，迫黄志民承认是“排长”算了，到第四次吊打时，又要黄志民承认是“班长”，最后一次又降为“士兵”要他承认，黄志民始终不认。从此，他天天被打斗、游街游村，前后一个多月，被打成残疾满身，至今未愈。女教师张玉群甚至被剥光衣服倒吊毒打，火烧、炮弹，受尽凌辱。至于“渡船口杀人集团”案的炮制就更离奇了。大约5、6月间，渡船口一些社员自发学功夫，其中地主仔吴德光参加。这事被黄志升知道后，便小题大作，断言地主仔学功夫是想搞阶级报复，于6月29日起捉吴德光打斗共8次，打得太重了，吴德光受不了，7月4日晚，吴德光被打后回家吊颈自杀了。几天后，他父亲吴才业（地主）一早出门，就把碰到的贫农李晚的13岁独仔斩死，然后上山自杀。吴才业的报复行为是犯罪的，但他不是组织去做的。而黄志升和公社干部陈进发、支左的陈兰卿（6804部队干部）等人，却认为是反革命集团搞阶级报复，集中全大队干部到渡船口开追悼会后，把斗争扩大化，当日杀死吴才业的老婆、地主仔吴金进、地主吴德仁、归国华侨吴经文等4人。加上被报复杀死的李晚仔及杀人后自杀的吴才业，一个小小的生产队一天共死6个人。在这两个假案中，黄志升等人使用跪、吊、假枪杀、蚂蝗咬、暗杀、踢、火烤、水推尸、颈挂柴、打、游街、强奸、抄家、勒索、抢、打跛脚后再迫到公路跑步，打伤不准医，迫产妇去埋死人等21种刑罚毒害全大队的教师、干部、社员共64人，诬这些人为反革命分子，对未死的要戴帽管制。其中死了9人（吊打死6人，迫自杀2人，自杀者共15人，13人被发觉后救生），暗杀3人（其中2人未死），外逃1人，重伤21人。这件事当时县公、检、法军管会曾派黄品权进行调查，黄品权调查后作出否定的结论，当即向正在防城公社检查工作的朱光汇报，朱光不表态，不制止错案的发展，县革委会反而将防城公社领导人吴国光、陈进发、张梓辉、彭忠信和支左人员陈兰卿等把黄竹塘事件歪曲事实的材料当作典型经验介绍推广到全县。到了1970年事件才能真相大白，四个制造假案的大队干部、共产党员被开除党籍，逮捕法办。其中黄文岳一人亲手杀死江朝文、李式荣、江国汉、李明池、黄邦坚、徐国辉、徐尚刚婆等7人，参与策划杀死孙炳经、周基旦、黄((等4人，毒打18人（其中重伤9人）、强奸1人。强奸时，黄文岳是背着冲锋枪挂着民兵营长的招牌去的。正因为他们坏事做尽，人民法院宣判黄志升有期徒刑15年，江国强13年，黄文岳10年，刘肇庆3年。并为受害者洗雪沉冤，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7月18日，县革委决定拨款15000元由东兴公社工业革命领导小组开办毛泽东像章厂，制造铝质金属毛泽东像章不够架势，为了制出更高级的瓷质的毛泽东像章，县革委又于10月15日拨款32000元给县陶瓷厂生产瓷质毛泽东像章。
7月中，县革委贯彻毛泽东批示的“7·3”布告，强调“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要“向阶级敌人发动猛烈的进攻”，要同县内正在开展的“三查”（查走资派的幕后活动，查叛徒、特务，查地富反坏右分子的破坏活动）、“一清”（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结合起来进行。要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县委副书记郭洛、副县长颜天才、公安局长刘业钦、政协副主任李禩栋等50多名老干部老知识分子成了大罪人，他们被批斗、被管制受害，做苦工，长达数年时间（83年处遗时，这批老干部、老知识分子全部平反、昭雪），刘业钦、黄富常、包其贵、陈秋泓、夏冶良等人被打伤得不到医治，还要去挖坑埋葬被打死的人。吴承中被押到防城批斗时，有一天(((叫吴承中买一条索或是交2角5钱出来买索让造反派缚去斗争。还说“因为无产阶级革命派没有钱（也不值得出钱）买索去缚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结果吴承中被造反派用自己出钱买的索缚得血液不通，手肿、脚黑、头昏眼花，最后得人松绑才免于一死。
8月21日，县革委会发出《当前斗争中有关贯彻政策的几个问题》的通知，强调贯彻好中央“7·3”和“7·24”布告，制止武斗和乱打乱杀人，搞逼供讯等现象。
8月31日，县城7000军民集会欢呼毛泽东两段最新指示的发表：“我国有7亿人口，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要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一切工作中的领导作用。工人阶级也应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县革委会亦于当天至9月3日，在县城召开160多人参加的全县工人代表大会，学习贯彻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和姚文元写的《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文章。会后组织工宣队、贫宣队进驻全县中小学校，领导教育革命和学校的一切工作。大抓斗批改，要“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现象”，在学校片面强调劳动教育，盲目突出政治，打乱了学校的教育秩序，乱批乱斗教师，擅自取缔学生课本，停授大部分科目，破坏学校的教学质量。东兴中学60多位教师，除1人外，个个被批判、揪斗，其中汪勇被迫剖腹自尽（后抢救不死），校长马剑雄被打伤至今未愈，围攻教师的大字报贴满校园、课堂、宿舍，甚至故意贴进教师宿舍的台凳床铺和地板上去坑害教师，叫教师们被斗得半生半死爬回到宿舍后无处安身（当时谁要是破坏大字报是罪该万死的），野蛮地摧残教师的身心。所谓复课闹革命不过是嘲弄教师的另一种手段。教师姚大忠走进课堂，“红卫兵”就大喊“打倒地主仔姚大忠！地主阶级孝子贤孙没有资格登上我们的讲台！”老师被轰走之后，学生们读几段毛泽东语录后下课。考试被诬为对学生的突然袭击而取消了。对学生的成绩考核方式采取自报公议的办法，个个学生门门功课都是90分以上。至于谁能升级升学，全由工宣队、贫宣队推荐。一大批因家庭出身“不好”、社会关系“复杂”或父母属被揪斗其实德、智、体各方面都能全面发展的学生，得不到推荐，无法升学。而被推荐升学的一些学生，却无心读书，整日喊冲喊杀，乱斗教师。这些人读书无志，却造反天才。那良中学严端李等几个学生，竟然捉起义人员、那良中学的教导主任毛超海夜半更深押出山野进行假枪毙。然后又秘密收禁毛超海，取笑他的爬地嚎哭的妻儿。师长之尊严被践踏了，教师人身的安全完全没有了。学校的斗批改最后发展到将所有的公办小学下放给大队办。全县推广那梭公社东山大队办小学的做法，大批教师被下放回队务农记工分，吹棒“农教对流”，结果大批从专业学校来的外籍教师调离东兴县，致使本来缺少专业教师的我县人才更缺。
9月，上思县“那枯事件”发生后，有几个人逃命跑到我县扶隆公社平龙山一带。县武装部根据军分区指示，通知正在县里开会的扶隆公社革委主任兼武装部长陈永芳马上回扶隆组织民兵围剿。扶隆公社机关关门，学校停课，全民出动上山卡路包围。县武装部还下令大菉、那勤、那良等公社组织民兵配合，卡守路口要道。扶隆民兵配合驻军派去的部队搜山，在格拉山牛隘发现3个人，立即以火力强攻，打死1人，活捉1人（交给上思县后被打死），逃脱1人。
事后，一批参与围剿的人员被树为“功臣”，陈永芳被评为出席自治区学习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会代表，1971年又当选为县委候补委员。
9月30日至10月7日，县革委在东兴召开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大会，2200多人出席会议，历时8天。任西江致开幕词，黄菊枢作了形势讲话，大会总结县革委成立以来活学活用的概况，将活学活用推向新高潮。
9月底，县机关干部集中学习，进行清理阶级队伍，诬陷了一大批干部。县农业局一个单位被批判斗争、写反省交待、被打致伤致残共29人。其中重伤7人，终生神经失常1人；被迫要求调离东兴县工作的11人；被迫外逃至今不回1人；失踪1人。这期间还要各单位向黑龙江柳河“5·7”干校学习搞干部下放劳动的经验。有准备地将大批干部下放劳动。
12月12日，推广湖北省长阳县大搞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试验治病不要钱。接着大兴赤脚医生，大办中草药，大搞群众献方献药，群众治病，一时间闹得热火朝天。有人说注鸡血针可治百病，就个个病人（也有不少无病的人）争注鸡血针；有人讲饮冷开水能治顽症，有些人天天灌一肚冷开水；有人传“甩手”能返老还童，不少人三更半夜甩手不休。后来又传出：打鸡针、饮冷开水和甩手都是骗人的鬼话，大家只好面面相觑苦苦一笑而了之，因为那时的一些人确实被愚弄得无所适从也无所不从了。
12月19日，县直机关干部首批288人正式下放劳动，有的到工厂、盐场，有的到工地、有的到农村，大部分到县办的黄淡“五七”干校劳动改造。使一部分本来受过高等教育的有专业知识的干部、教师被迫丢开自己的专长去学驶牛、插田、割禾等一些简单的终日重复的体力劳动。知识的价值被贬到最低点，人的尊严被无理的嘲弄；一代人的青春被无情地遭塌，宝贵的时光被白白地浪费掉。
12月22日，县革委发出《关于学习“飞跃”的经验，把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推向新阶段的决定》。大搞开荒造田，结果全县近10万亩水田坡地，因劳力分散，肥料不足，管理不善而减产；开荒新造的梯田亦因无法精耕细作而欠收。更害人的是严重破坏森林，破坏水土资源，破坏生态平衡，致使如今地处10万大山的防城木材奇缺，旱季时有些江河断流。
1月，县革委贯彻毛泽东的最新指示：“清理阶级队伍，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抽调大批干部到农村去，集中火力在那里“大打清理阶级队伍的人民战争”。再一次坑害群众，把地下党打成“叛徒党”、“土匪党”，将有光荣传统的我县老区诬为“匪区”，把为革命战争作过重大贡献的老区人民诬为“叛徒”，全县遭受立案审查的干部群众达1595人，被定性为“阶级敌人”的有452人（这些人在83年处遗时才得到平反昭雪）。
2月(日，县革委召开《三级干部热烈欢呼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接见各地革命战士表忠誓师大会》。会议听取了被毛、林接见回来的朱光的传达报告。
2月中，县革委召开三级干部大会，把分发区革委赠的毛泽东像章作为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来完成，要用最高的政治热情，最快的速度把毛泽东像章送到全县工人、农民和革命群众手中。并发动全县群众在各地为此举行盛大的欢呼集会，盲目地推行个人崇拜。
2月23日，县革委决定成立“三反”（反贪污盗窃，反铺张浪费，反投机倒把）领导小组。由黄菊枢挂帅，下抽一批干部组成办公室，在全县开展“三反”运动。
2月下旬，县革委在县城召开万人大会，听取专区召开的《彻底批判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刘少奇及其在广西的代理人贺、霍、傅、谢、袁的反革命滔天罪行斗争批判实况录音大会》的实况录音。
2月底，县革委召开贫下中农代表和三级干部大会，学习毛泽东一系列最新指示，进一步贯彻“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方针。会议被认为是组织和动员全县人民为完成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和元旦社论提出的战斗任务的誓师大会。会议还通过了《东兴各族自治县贫下中农代表大会倡议书》，印发全县。
3月5日，县革委按照毛泽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以东兴、那良两地为典型，在全县掀起上山下乡的第二个高潮，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4月，党的九大期间，县革委政工组为了亮出抓活学活用的新点子，又在巫头、万尾推出新典型。在巫头发展谭五妈、谭家俊（五妈儿子）、谭桂英（五妈孙女）一家三代人同时入党；在万尾发展黄永太和他母亲吴国英同时入党，制造突击入党的新典型。
7月，专区革委副主任林中主持的“瑶族人民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农业学大寨现场会议”在我县板八公社召开，介绍板沟大队瑶族开荒造田的事迹。
7月9日，县革委按区革委指示派“三办”人员到那良集中老区群众、老游击队员、伪军政人员、五类分子等分别举办“新街事件”学习班，深挖细查“叛徒”、“特务”，到处搜集材料迫害老干部。
7月30日，贯彻毛泽东最新指示：“每一个支部都要重新在群众里头整顿，不仅是几个党员，要有党外群众参加会议，参加评论。”在全县开展整党建党工作，发展一批新党员，也宣布解放一批长期被揪斗的干部，恢复他们的工作。
9月17日，县革委召开全县第二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表彰了一批先进单位和个人，评选我县出席专区积代会和自治区积代会的代表；宣布谭桂英被邀请参加全国工农兵国庆观礼代表团，到北京参加国庆20周年纪念大会，准备接受毛泽东的接见。
12月31日，县城3000军民连夜集会欢呼毛泽东最新指示和两报一刊元旦社论《迎接伟大的七十年代》发表。其后在全县掀起学习高潮。
2月初，按照中央指示，县革委成立“2·5”运动办公室，由黄菊枢、李延茂领导，并在全县抽调一批干部组成工作班子进行具体工作，经过一番细致的准备之后，于4月8日，县革委组织干部、民兵、红卫兵共17674人的检查队伍，对全县5个重点社镇，44个重点大队，3478个重点户（其中地主分子508户、富农520户、反革命317户、坏分子115户、右派18户、资本家35户、贪污盗窃分子130户、投机倒把分子178户、其他1679户）进行全县统一的户口大检查，搜出并没收了“赃款”、“赃物”一大批。其中在防城镇苏运筹一家就没收黄金497克、银圆2800多个。制造了一大批冤假错案（83年“处遗”才平反纠正，退还物资）。
2月10日至12日，县革委召开教育革命工作会议，贯彻专区会议精神，提出我县70年教育革命的战斗口号：“要求每一所学校要办成革命化的大熔炉，埋葬帝修反的阵地”；“把学生培养成为毛主席放心的人”；要求每一个学生：“永远忠于毛主席”。会上还公布1969年教育战线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名单。
3月2日，江平公社成立新党委，13名当选的党委委员中，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占7名，如谭桂英、谭五妈、苏明英、罗周群等，谭桂英一家占2人，万尾大队占了2人（苏明英、罗周群）。
3月底，县城召开4000人参加的“坦白、检举、批斗现行反革命分子大会”。会后掀起了一个大揭发、大检举、大批判的高潮。
4月中，县革委又召开3天的各级革委会领导成员参加的讲用会，小组上人人讲用，大会上典型讲用，“抓好带头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以此推动全县斗批改运动和“抓革命，促生产”群众运动的不断向前发展。
4月20日，县革委通过《东兴通讯》发表文章《主动向阶级敌人进攻，全线围剿反革命分子》，要各级革委会“追查反革命破坏活动，追查来历不明、行迹可疑的人的政治历史，追查历年的政治事件，重大事故和历史悬案”。搞得气氛恐怖，人心惶惶。
4月底，钦州专区革委在我县马路公社召开小学公办教师工资实行“民办公助”现场座谈会，时间5天，地区、县、社、大队抓教育革命的负责人和小学教育战线的代表参加会议。
5月4日，东兴、防城两地召开6万多人的“公判、宽严、坦白、检举大会”，并在全县分9个会场，设324个收听点，组织15万多人收听实况录音。会后各社、镇、厂、场、学校要开2至3天的坦白检举大会，来迫使“敌人”低头投降。紧接着，全县又掀起一个“向阶级敌人猛烈进攻”的新高潮。可是一个真正的阶级敌人也没有抓到。
5月28日，在原来搞“政治边防”的基础上，县革委会部署将全县边境社、队的123户，566名“五类分子”内迁，造成一批五类分子外逃和出现一些动乱。
7月13日至18日，为了交流对毛泽东指示急学紧跟，坚决照办的经验，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群众运动推向新高潮。县革委、县人武部召开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经验交流座谈会，全县40名积极分子出席，会议向全县发出《倡议书》，会后挑选十多个尖子组成讲用团，分四个组到全县各地讲用。
7月16日，县革委根据专区革委指示，决走从17日起，把原来县、社两级的“二五办公室”和增产节约办公室合并，统称“二五办公室”，由李延茂抓总。
10月20日，专区革委、军分区和上思、钦州、东兴三县革委会联合调查组通过《东兴通讯》发表文章《彻底清算〈英雄虎胆〉颠倒历史的罪恶——十万大山剿匪斗争史实的调查》，接着，全县各地口诛笔伐，批判影片《英雄虎胆》，推行极左的文艺路线。
11月5日至14日，县第二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和四好单位，五好个人代表大会在县城召开，全县2000多代表出席，罗光超主持会议，尹长华致开幕词，一些尖子介绍了经验。会上宣读县革委、县人武部《关于授予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先进单位、积极分子标兵称号的决定》，大会还通过给全县《倡议书》。
11月28日，县革委公布谭桂英等55人为我县出席自治区“双代会”的代表。
12月，县革委集中二十二级以上的党员干部举办学习班，开展“批陈（即批判陈伯达）整风”。
元月2日，县第三届党代表大会闭幕（70年12月28日开幕），县委新班子成立。选出县委正式委员26人，候补委员3人，县委领导班子的分工：王志毅任县委书记，黄菊枢任副书记，王志毅、黄菊枢、尹长华、尚宪政、王沛先（地区调来）、陈诚志（县人武部副政委）、董彪、李世友、黎阅经（江平公社书记）等9人任常务委员。
2月，谭桂英等23名青年被推荐为我县第一批上大学的工农兵学员，只有初小文化程度的谭桂英，挑着粪箕、扛着锄头去上大学。后来因基础差跟不上，尽管学校派专职老师辅导，谭桂英也日夜苦读，直至神经错乱仍跟不上，读不下去。
3月，县委决定下放干部10多人，招收工人一批，在防城兴建县化肥厂，由于要从摩洛哥进口原料，远隔万里，运费昂贵，生产越多，亏本越大。加上设备陈旧，技术力量不足，产品质量低劣，办厂几年，投资和亏损共300多万元。
4月底，按照上级要求，县委部署开门整风，在县直机关、厂场、社、镇召开座谈会，听取干部、群众对县委领导班子的意见。
8月6日至10日，县委在江平公社召开“一打三反”定案工作现场会议。各公社、县直厂场，各单位负责人和专案人员83人参加，会议总结成绩和确定今后的工作任务。
12月，传达“9·13”事件。中央公布粉碎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三批材料，在干部和群众中开展批林整风。
1月6日至17日，县委召开“农业学大寨”四级干部会，公社书记、大队支书、跨《纲要》超千斤队代表、县直单位领导1200多人出席。听取谢金榜代表县委作“农业学大寨”的报告，传达自治区革委第六次会议和农业机械化会议精神，贯彻中央关于人民公社的分配政策，开展革命大批判。
8月10日至9月6日，县委召开三届四次全会（扩大）会议，700多人参加，会议传达中央批林整风会议精神，学习有关文件，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总结经验教训。
3月7日，县委发出《关于下发我县〈“4·5”计划期间教育事业发展规划〉的通知》。提出基本任务是：一、普及小学五年教育，扫除青壮年文盲；二、巩固、提高现有中学教育；三、积极创办中等专业学校。结果只是一句空话，连初小教育也普及不了。
9月11日，县委发出认真贯彻自治区党委《关于学习贯彻“十大”文件的决定的通知》，“要求各级领导把学习贯彻‘十大’文件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来抓，摆在当前一切工作的首位”，并迅速使之成为群众运动。“县委决定抓华石公社华石大队、峒中公社峒中大队、江平公社万尾大队为点，各公社都抓一个大队为点”，做出经验，指导全面。
9月24日，驻军和人武部的“三支两军”人员撤出地方。“文革”的“支左”工作收场。
元月30日，县委在东兴召开农业学大寨会议，各公社、大队干部、先进单位代表和社、县、地社教宣传队干部、财贸单位负责人3000多人参加，专区革委副主任韦树辉出席。会议要求统一思想，统一认识，以阶级斗争为纲，继续批资批修。
2月22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张春桥组编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和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县委部署我县通过“农业学大寨”和搞“三分之一”运动来贯彻。工作队下乡之后就以“割资本主义尾巴”为由，大批社员私人开荒扩种、大反社员利用屋前屋后栽种竹木果树，大煞自留地商品化，用一系列极“左”的措施，诸如规定在离社员住宅的“前7（米）、后4（米）、左右3（米）”这个范围之外不准私人种植任何作物，违者一律扫平铲绝，还要受批判斗争。一些地方开推土机去铲除社员自留地上的甘蔗、蔬菜等作物；一些地方竟出动民兵小分队到社员屋前屋后“割资本主义尾巴”——大砍竹木果树。公社生产长期以来就无法搞好，唯一的粮食补助部分是社员的一点点零星种植，也被扫平铲绝了。长期不得温饱的农民深恶痛绝，怨愤冲天。可是“左”视症的患者们根本看不见群众的疾苦和积怨，竟然叫饿着肚子的农民去“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粮”，拿老百姓的温饱和生命来开玩笑。为了“增加”农民的劳动时间，硬性将各地不同日期的三日一墟，改为统一日期十日一墟。为了“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严禁农民带三鸟、蛋品、鱼肉、蔬菜、瓜豆薯类等农副产品到集市出卖，使城乡的物资不足，市场物品奇缺，城市居民必需品供不应求，群众家中的老、幼、妇、孺需要的一些肉食、蛋品调养身体或有亲朋贵客需加点菜吃的，就要跑到离城3、4公里甚至更远的地方去才能买到一些东西吃。人民群众长期不得温饱，国民经济山穷水尽，许多正常的东西被扭曲了。人的思想被搞得乱糟糟的，党和人民共和国的光辉形象受到严重的损害。
3月，贯彻中共中央“批林批孔”指示精神，县委宣传部派工作组到山心大队搞“理论辅导”试点，然后组织全县干部参观推广山心大队批林批孔的经验。
5月，按上级指示，在建立公社党委中领导班子的组成要贯彻“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而且还规定女干部要占一定的比例。于是县委在各公社提拔一批干部，除了公社武装部长一律提为公社副书记外，还在农村基层干部和学毛著积极分子中提拔了54人（包括73年在内）到公社一级领导岗位上来。“文革”中造反起家的或犯有严重错误的人，如张光廷、陈瑞光等也同时进入领导班子。
7月，全国工业生产下降，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县委为了适应当时“农业学大寨”的需要，竟忘了防城化肥厂失败的教训，又决定投资300万元，创办华石氮肥厂，再一次使我县重犯严重经济失误和造成人力上重大浪费的错误。
9月11日至18日，县三级干部会议在县城召开，1734名各级干部出席会议，会议传达中央23号文件和有关区农业机械化预备会精神，学习毛泽东军事思想和他的农业机械化的有关指示；还请农民业余理论辅导员讲“儒法斗争史”；批本县“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和“资本主义倾向”。
3、4月，姚文元发表《论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社会基础》，张春桥发表《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县委继续通过“三分之一”工作队将它们贯彻到全县，继续把社员私人种植破坏殆尽。
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县城万人集会悼念。
4月，“天安门事件”之后，县委举办了多期“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学习班，编印“批邓”资料，批判“三项指示”为纲，大搞什么“批资批修”总体战；大搞什么追查政治谣言的人民战争。政法部门在追查“天安门事件”中把防城公社城南大队敢讲邓小平好话的复退军人禤德超作为反革命分子逮捕判刑。
9月9日，毛泽东逝世，县城万人集会悼念。
10月，县委提出3年实现大寨县的规划，花近10万元，分三批组织全县大队支书以上的干部近千人到大寨参观，把大寨“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的一套“左”的经验搬回东兴盲目扩散。
10月6日，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各族人民欣喜若狂，奔走相告。县城万人集会庆贺，欢呼“四人帮”灭亡。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至此结束了。
正如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的那样:“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这场灾难给我县留下的灾难确实是太深重了。生产遭到巨大的破坏，财富蒙受惨重的损失，浪费了宝贵的时光，贬低了知识的价值，践踏了人的尊严。成千上万的人被审查，受批判、挨斗争，遭毒打，甚至出现大批人被杀害，打人的人有的升了官，杀人的人有的入了党。搞乱了一代人的思想，玷污了一代人的灵魂，颠倒了黑白，混淆了是非。这才是最痛心的后患和无法估量的损失。每一个有血有肉的防城人都为之痛心疾首！
大劫之后，医创治伤，但阻力巨大，困难重重。旧区党委硬说“文革”中广西执行了一条正确的路线；县里“处遗”前，县委正副书记6人中，有5人在“文革”期间犯有不同程度的错误；全县22个社、镇的书记副书记中，有11人（张光廷、林树桔、严端李、杨德全、陈瑞光、吴永才、黄华君、符付兴、陈进发、黄钦福、郑钦传）在“文革”中犯有错误。对这些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尽管中央三申五令，受害者又多次告状。旧县委还是提拔重用他们。奸人之妻后又报复杀人的防城公社书记张光廷竟然是1983年“处遗”前几个月才提拔的，因而我县的“处遗”工作障碍重重，几经拖延，历尽周折，最后才于1983年在新的区党委成立之后，下达了经过中央批准的桂发（1983）54号、55号两个文件，又在中共钦州地委工作组（共6人，组长张耀森）的协助之下，对给我县“处遗”工作造成阻力的原县委书记曾发、副书记罗光超、陈瑞芳以及各乡镇、各单位的张光廷、陈进发、温科隆、陈德基、钟英、张梓华、曾宜超、黄钦福、陈进权、胡永光、李胜文、黄聪、郑钦传、陈瑞光、侯家瑞等人采取了停职、免职或回避等一系列必要措施，又重新建立了中共防城各族自治县“处遗”领导小组（组长颜天才，副组长韦达确、禤寿泉；领导小组的成员有颜天才、韦达明、禤寿泉、徐永鸿、吴明辉、马兴中、苏程、黄世勋、黄富常、李雄、吴廷彩、王月恒。后来禤寿泉、李雄、黄富常因工作需要而退出，补充：黄乃琪、蔡胜、吴全华为领导小组成员），下设办公室（主任：徐永鸿兼，副主任吴明辉兼。后由吴明辉任主任，蔡胜任副主任）和成立县直各战线、各公社（镇）的“处遗”领导小组，全县各级“处遗”机构总共抽调390多人，在区党委、地委和县委的领导下开展“处遗”工作。从1983年6月至1984年12月底差不多两年时间里，大体做了五项工作：
一、组织全县党员、干部、群众学习了中央和自治区的有关文件，思想上彻底否定了“文革”，全面地进行了拨乱反正，政治上同中央保持了一致。
二、深入细致地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彻底地核实“文革”中在非武斗情况下，全县共非法杀死734人其中包括被迫自杀143人，迫走失踪20人。734人中国家干部40人，工人11人，居民36人，学生6人，社员160人，四类分子子女116人，四类分子364人（包括一部分民主补课时错划的在内），香港同胞1人。占当时全县总人口的2.7‰。
三、认真过细地对“文革”中全县参与杀人或与杀人有关的1254人，对其中的543人进行了立案审查。按照桂发（1983）54号文件规定给他们予必要的恰如其分的处理。处理的结果如下：
1、逮捕法办的10人（名单及刑期附后）。
2、开除公职的3人（名单附后）。
3、开除党籍的125人（名单附后）。
4、留党察看的149人（名单附后）。
5、其他处理的220人。
以上五项共处理507人。其中国家干部86人；党员420人，非党79人。
四、艰苦细致地做好经济善后工作和思想愈合工作。按照桂发（1983）55号文件精神，给被杀者家属发放埋葬费、抚恤费和抚养费；给被杀死和被迫死者作死亡《结论书》，给他们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给他们受株连的亲属子女平反和恢复名誉；给43名被杀死的干部、工人子女安排（顶职）工作；给83名“三孤”（老、残、幼）发放定期抚养费，给400多户被杀者的遗属发了修、建房屋费和生产生活困难补助费；共用了人民币40多万元。在做好被杀者遗属和被害者本人的经济善后工作和犯有杀人错误的人员的处理及思想教育工作的基础上，还做了90％以上的遗属、受害者和犯有错误人员的思想愈合工作。
五、查清了全县“文革”中受立案批判、斗争、毒打、监禁、判刑等种种严重政治迫害的党员、干部职工和群众共有1850人。其中干部职工574人。群众1276人，并分别按照有关政策、作出恰如其分的平反结论，并由他们的主管党委或行政主管部门发给平反结论书。为受害者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包括他们受株连的亲属子女在内，总共平反了1798人，其中干部、职工553人，群众1245人。
由于“处遗”工作能够准确地执行了党的正确的政策（包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各项政策），我县城乡的生产得到迅速的恢复和发展，大多数群众的生活得到温饱，部分已有了积累，有的成了万元户，社会风气逐步好转，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亦已初步形成。全县各族人民正在为两个“文明”的建设而奋发图强，昂首前进。
陈德基（原国家干部、“文革”时任平旺公社“打投”组长），判有期徒刑10年。
钟英（原县林业局干部）判有期徒刑7年。
黄智永（原光坡栏冲大队团支书，“文革”后任公社干部）判徒刑10年。
阮瑞信（原那梭那副大队支书）判徒刑8年。
刘文义（原大箓横路民兵营长）叛徒刑7年。
庞永伦（原光坡沙港大队社员）判徒刑8年。
吴如兰（原企沙山心大队长）判徒刑7年。
卢日棠（原那勤大坝民兵营长）判徒刑5年。
张绍贤（原茅岭小陶治保主任）判徒刑5年。
方瑞山（原马路大桥副支书）判徒刑3年。
陈德基、钟英、黄智永。
龙廷森 黄智永 陈德基 侯家瑞 钟英 陈瑞光 吴永才 温科隆 张梓华 严华章 唐光游 黄应常 严德宽 陈德贵 张光廷 吴如达 黄敬深 吴振伟 黎贤光 符尚发 郑连娇 张德成 骆宗仁 黄廷坤 缪纯祥 缪轰祥 陈永勤 易亿轰 阮瑞信 利培富 苏英 黄文富 颜开贤 凌永喜 刘大荣 彭角 徐永德 苏运嵩 许积邦 杨彩珍 黄珍才 王辉 叶永成 黄绅 黄云迫 黄大丰 胡胜超 陈宏福 李章标 梁宝春 韦秀珍 谢绍新 韦树才 黄启强 唐黄祯 黄吉林 颜志财 黄德修 唐回光 黄建玉 廖汝辉 廖锦芬 刘文义 卢日棠 卢日初 徐秀和 吴世龙 曾德添 许全 梁代坤 甲世勋 闭文安 班仕珍 陈国春 温雄甫 郑伟昌 郑纪兰 李荣协 叶成辉 王茂通 何常 李荣森 方瑞山 何辉 黄成福 林顶兴 宋成锦 李永有 邓礼光 鸡治昭 黄世安 阮继业 杨相新 张炳全 张炳堂 禤德林 林德 杨添 邹东山 曾发 张友敏 郭瑞光 邓达隆 曾祥 张胜德 吴如兰 李怀颜 曾宜就 吴永光 吴世多 邓浩安 吴贵贺 吴智兴 李其宽 张绍贤 黄瑞冠 钟挺 邱真正 宋家茂 朱业积 黄昭月 缪成祥 张梓升 黄乃祝 李礼芳
黄聪 胡付兴 梁如新 骆胜 吴子勇 江业 胡永光 杨先兆 梁代贤 周海 祝国柱 许善 温日强 张满德 易亿伟 李达安 覃瑶益 颜国南 颜储衡 滕均林 刘益荣 梁秀芬 胡胜农 唐成宏 黄好连 颜光珍 李尚元 黄达有 禤祖星 唐上华 卢其德 黄济凤 龚知先 陈元松 钟启森 廖汝怡 谢乃富 张耀宗 张相英 唐尚全 谢受世 彭德贵 钟福林 郑兴发 廖汝润 莫相昭 吴广群 包其通 唐光林 叶成明 钟德禄 廖世宽 刘裕兴 郑权章 何世光 朱锡球 许茂琨 黄业佳 余文芳 林安权 韦朝雄 巫伟山 巫贤山 余显秀 严祥章 郑志松 巫成山 沈铭光 严端奕 沈琴勋 刘义东 李昌彬 黄祥光 林顶全 姚世华 李考芳 何宗争 宋英华 李成礼 黄胜春 陈耀德 莫永珍 黄恩芬 黄辉 陈汉源 陆永 吴敬清 鸡廷恒 罗振经 刘振金 李成香 唐光辉 张廷业 胡彩安 梁世新 王仕成 杨纲 苏志新 吴喜春 邓仕全 苏玉祯 张文生 邓发权 黄庆 曾明 苏祯付 黄启桂 马先南 张友彪 邓志南 黄电引 骆文冲 陈承集 庞永辽 钟仕进 杨树豪 杨树贵 吴秀礼 梁日山 邓朝荣 李成就 李朝光 黄乃良 陈芳汉 许国邦 张炳云 王仕兴 曾尚田 林培成 黄寿 杜华满 许荣芳 曾庆祯 廖世雄 钟槐才 廖汝林 刘润初 刘云川 林树芳 杨锦福 蔡宗葵 黄敬繁 黄宽常 郑兴仁 朱俊沐 覃勇 黄善强 黄成钦 唐成显
县委书记：曾发 83年6月“处遗”开始被停职审查，最后被撤销县委书记职务。
唐英 83年6月“处遗”开始接任县委书记。
县委副书记：苏国兴（兼县长）83年“处遗”开始后受背靠背审查，最后免予处分。
罗光超 83年“处遗”开始后“回避”工作，最后被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陈瑞芳 83年“处遗”开始后被停职审查，最后被撤销县委副书记职务。
颜天才 83年“处遗”开始后任“处遗”领导小组长，后任县委顾问。
许永益
县长：苏国兴
蔚德科
阮成德
李永莲
来源：《广西“文革”档案资料》（第十三册），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1987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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