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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钦州地区“文革”大事记

日期:1987-10-0 作者:中共钦州地委整党办公室编

中共钦州地委整党办公室编

前言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这个结论,完全符合我地区实际,“文化大革命”给我地区带来的灾难是十分严重的。

《钦州地区“文革”大事记》,除了作为历史资料存档外,其目的在于帮助当代和后代人理解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精神,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运动,吸取这一惨痛的历史教训,避免重蹈覆辙。

《大事记》的编写,本着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把1966年6月至1976年10月期间,我地区发生的与“文化大革命”有关的重大事件和有一定影响的问题,按时间顺序排列,作简要记述,某些事件和问题,适当集中叙述。

《大事记》的材料,来源于四个方面:一、档案馆和有关单位提供的文字记载;二、处理“文化大革命”遗留问题的档案材料;三、县、市《“文革”大事记》;四、对一些知情者的调查。

由于我们政治理论水平不高,编写经验不足,错漏之处在所难免,请批评指正。

1966年

6月12日,地委开会研究贯彻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决定成立钦州地委“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组长林中(地委副书记、专员),副组长陈永安(地委宣传部长)、崔栋(军分区政治部主任);领导小组成员还有专区5个未搞“四清”(清政治、经济、组织、思想)的县、市有关负责人和专署文教单位负责人等8人。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陈永安兼办公室主任。6月20日,地委对“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进行调整,调整后的领导小组由林中、张贯一(地委副书记)、崔栋、倪天铎(自治区统计局副局长、“四清”上思分团副团长)、陈永安5人组成,林中任组长,陈永安兼办公室主任。

6月下旬,地委“文革”领导小组向各县、市派出工作组,每组4至5人;司东臣(专署卫生科科长)带队到合浦,高冬九(专署教育科副科长)带队到钦州县,杨银春(专署体委副主任)带队到灵山县,刘林映(专署文化科科长)带头到东兴县,莫剑青(地委统战部副科长)带队到合浦县。工作组主要是进驻重点中学,协助发动、组织师生员工开展“文化大革命”,揭批《海瑞罢官》、“三家村”(吴晗、邓拓、廖沫沙)、“资产阶级教育路线”以及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所谓“三反分子”。

6月24日,地委书记霍俊峰在地区“四清”总团召开分团委(钦州、上思两个搞“四清”的县都设有若干分团)会议上的总结发言中部署:“四清”运动必须把文化大革命加上去,作为“四清”的一个重要内容。我们现在斗争当权派(指“四清”对象),对敌斗争和揭发一切牛鬼蛇神,这实际就是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步;这就是夺权必须坚决搞好。现在文化战线已搞了,所有城镇、企事业、机关都要开展文化大革命,大揭牛鬼蛇神。各中小学一律派工作队去搞文化大革命,小学放暑假就进行集训。接着,来蹲点搞“四清”的区党委书记乔晓光指示说:对这场文化大革命不要怕乱,要站在群众前面,领导群众搞好文化大革命。今后小学上课,要有《毛主席语录》做教材,真正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

7月12日,上思县“四清”工作团集中工作队员在县城集训,开展文化大革命。城镇分团队员陆书城和刘兆宁(均系广西中医学院学生)贴出一张《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大字报,批判上思“四清”工作团是资产阶级保皇派,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陆书诚被逮捕入狱。这次集训,有161人分别被指控为现行反革命分子、野心家、政治扒手,受到批斗、或停职反省、或强迫劳动。

7月18日,林中在地委常务会议上传达区党委领导人韦国清、伍晋南在区党委会议上的讲话指示:中小学生教师要清理一部分,把最反动的清理出去。总之,地、富、反、坏要清理,有些要送回农村劳动改造,有些要法办。清理后力量不足,从农村知识分子中吸收,再就是从工作队的干部、劳动大学学生中抽一些。关于老师集训,地委负责集训中学教师,县委集训小学教师,暑假集训时间一个月。第一,学习毛主席著作;第二,要发现一批重点对象线索;第三,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头面人物要斗一下;第四,发现右派。

7月23日,地委派林中、高冬九等到北海市集训各县、市中学教师。参加集训班的有专区各县、市中学教师和学生代表共1050人,集训时间一个月。集训班主要是传达、学习中央《五·一六通知》和自治区党委乔晓光书记动员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讲话以及毛主席有关语录;揭批教育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联系本地具体人和事,揭批所谓混进学校、教育界的封资修代表人物。集训班分县组织批斗了教师30多人,其中大会集中批斗4人。浦北县小江中学副校长何统和,在浦北被批斗执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和“三反”言行以及海外关系问题时,割颈自杀未死,到北海集训班后,又被作为重点对象继续进行大小会议批斗,致其再次撞墙自杀(未死)。同一时期,各县、市也相继举办了小学教师集训班,上挂下联,揪斗所谓“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三反分子”和“牛鬼蛇神”。

8月中旬,中央公布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决定》指出:“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揭露一切牛鬼蛇神”。“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接着,毛泽东等在天安门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群众和红卫兵。地、县(市)以学生为主体的红卫兵组织迅速兴起,并从学校走向社会,传抄、张贴各种大字报,串连闹革命,向各级当权派造反,揪斗“走资派”。从城市机关、企事业单位到农村社队也纷纷成立“文革”领导小组和群众组织,全面开展“文化大革命”。

8月份,钦州县以“四清”工作分团为单位,在钦州、附城、黄屋屯、大寺、小董、平吉、那彭、犀牛脚等8个社镇对教师进行集训,搞人人过关。参加集训的除公办、耕读教师外,还有知青代表,贫下中农代表,总共3437人。集训中,中小学教师被批斗的有298人,后被扣上“地富分子”、“修正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等帽子处分的有241人,其中:开除172人,勒令退职39人,开除留用2人,法办1人,其他政纪处分27人(1975年落实政策时,除个别违法乱纪的外其余人员已平反)。

8月底9月初,专区及各县(市)撤销了派驻各中学的工作组。同时,各县(市)召开了学校师生以至机关干部职工大会,批判主管“文化大革命”的县(市)委领导和工作组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学校“文化大革命”等问题。工作组回校作检讨。

8月29日,地委召开县(市)委书记会议,霍俊峰在传达了区党委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紧急会议精神后,提出地委研究贯彻的意见:一、认清形势,站在运动前面,在全地区掀起一个文化大革命高潮。现在运动已经发展到上街拆招牌,破四旧,很快就会烧到我们机关,烧到我们自己。规模之大,来势之猛,怎么办?要站在运动前面,领导好运动;二、毛主席对红卫兵很重视,县(市)要成立红卫兵指挥部,每个县(市)有一、二十个中学搞起来就好办了,那里有事他们就出去;三、中学没有工作组了,各县(市)要搞接待站,地委也要搞,不然,有人来了无人接待;四、机关、企业要搞赤卫队,保护机关,保护档案。

9月1日,北京科技大学南下串连队5人到北海,串连发动群众把斗争矛头直指北海市委,贴出了《炮打市党委》的大字报。刘一祯副专员亲往北海研究对策,市委书记王志毅立即布置各级领导发动干部群众写大字报反击,围攻南下串连队。

9月上旬,林中调任桂林市委“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顾问。地委“文革”领导小组长改由张贯一担任。

9月上旬,一些地方出现了红卫兵冲机关、抢档案,地委“文革”领导小组决定,立即发动、组织地专机关干部职工成立赤卫队保卫机关;赤卫队筹委会主任姜振月(公安处长)、副主任岑立健(财贸部副科长)。

9月中旬,钦州农校红卫兵首先来地委造反。红卫兵与机关赤卫队在地委门前由互相辩论发展至互相斗殴。随着各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深入开展,赤卫队被指责为“保皇派”。不久,赤卫队便自动消亡;各单位、各战线纷纷成立“战斗队”、“兵团”等群众革命造反组织,首先,地委党群战线成立了“七·一战斗兵团”,专署办公室、计委等联合成立了“毛泽东思想战斗兵团”。

9月16日,地委成立生产领导小组,成员5人,组长:阎庆身(副专员),副组长:刘延仁(组织部长)、范裕(财办主任)、王广泰(盐务局长)、雷炳铎(农办副主任)。

9月22日至25日,第一批上北京接受毛主席检阅的红卫兵先后出发,钦州100多人,合浦400多人,上思132人,灵山120多人。

9月底,地委“文革”办公室设立红卫兵接待站,接待站由高冬九负责。不久,派柴元智(专署办公室副主任)任站长,高冬九任副站长。接待站设在当时的钦州县人委礼堂,工作人员有四、五十人。

10月15日,从地直机关和各县(市)抽调到上思县、钦州县搞“四清”工作的干部收队返原单位,和单位干部一起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展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掀起了揭批“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浪潮。机关单位、街道到处张贴大字报,地委球场边的空地上还搭起了大字报专棚。

10月19日,浦北县委首先研究决定,把小江公社改为红旗公社、张黄公社改为长红公社、福旺公社改为东风公社、寨圩公社改为朝阳公社、龙门公社改为向阳公社、白石水公社改为新风公社,此后,全专区各县(市)的社队、街道以至学校名称,普遍改用带有革命和政治含意的词语命名,以示破旧立新。

10月20日至11月4日,地委在钦州召开全专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及四级干部大会,参加会议人数12525人,其中正式代表3874人。会议主要是介绍和交流学习经验,表彰先进,宣传典型,部署在全专区迅速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高潮。

10月至11月,红卫兵起来破“四旧”、立“四新”(思想、文化、风俗、习惯的破旧立新)。灵山县艺力粤剧团演戏用的一百多套服装、道具、剧本、唱片等被烧毁,价值3万多元;北海市天主教、基督教的档案、书籍、牧师制服等被查抄一空,教堂圣像、供桌、屋顶十字架被捣毁。钦州刘永福(民族英雄)故居匾额、装饰图雕以及冯子才(民族英雄)墓碑等被破坏。

11月初,专区“四清”总团通知原“四清”工作队员集中到钦州,布置他们返回原搞“四清”的单位检讨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问题。钦州、上思两个搞“四清”县的部分“四清”中被处理、免职干部和准备交流未安排工作的部分干部,组成“造反大队”等组织,纷纷揪斗“四清”工作队员,直至年底中央关于保卫“四清”成果的通知下达后才停止。原抽调搞“四清”的工作队员中,被留下县、社任职的部分干部,也来地委造反,要求返回原单位工作。

12月下旬,各县(市)普遍召开人代会,选举县长、法院院长等政府新班子。其中合浦县参加会议的代表已报到,由于陈寿本(县人委干部)等人强迫要县委书记黄德赐把召开人代会改变成召开万人造反大会,于是冯德宁、朱鉴湖等写出了“延期召开人代会,火速召开万人大会”的造反标语,并印发传单,人代会被迫解散;浦北县人代会已选出了政府新的组成人员,但鉴于当时形势复杂,怕红卫兵冲击,始终未有向全县公布。

1967年

1月9日,地专财贸战线的群众组织,对财办主任范裕进行抄家,将其家具、被服、日用品、书籍等物品集中起来,于10日在地委饭堂摆设,作修正主义实物展览。在此之前,范已被停职检查和批斗。被停职检查、进行批斗的还有地委副书记张开诚、秘书长王英、财贸部主任陈蒙生、农办主任王克等人。

1月中旬,林中被桂林市红卫兵组织“老多”以其在桂林市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打击、镇压红卫兵革命行动的“罪魁祸首”等罪名,戴高帽、挂黑牌,用大汽车押回钦州街上游斗,游斗后当晚,交给地专机关群众组织在地委会议室进行批斗。从此,林中一直留在钦州受机关群众组织的审查和批斗。因其历史问题,后来受到党组织多年的审查。

1月24日晚,专署公安处群众组织首先向处的当权者夺权,夺权时举行了会议,发表了夺权声明。26日下午,专署办公室、财政科、民政科的群众组织也召开了夺权会议,发表了夺权声明,宣布夺了本单位的大权。

1月27日下午,钦州军分区在钦州灯光球场召开了“支持无产阶级革命左派夺权誓师大会”,驻钦州地区的陆、空军指战员荷枪实弹参加大会。军分区政委王晓峰在大会上号召说:现在是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的关键时刻,我们要用实际行动支持无产阶级左派夺权!夺权!!夺权!!!会后短短的几天内,地区机关各部门、各单位的群众组织都相继进行了夺权。夺权后,原来的主要领导干部都靠边站,接受审查批斗。地委、专署的大权当时虽没有正式宣布夺权,但当权者亦已处于有名无实,成了批斗、打倒的主要对象。

1月27日,陆川县委机关吕广胜、陈流等27人到钦州来揪斗王英(地委秘书长、原陆川县委书记)的所谓“陆川土皇帝”等问题,与地专党群战线群众组织的韦汉福等人共同组织批斗会,于29日在钦州电影院召开大会进行批斗,范裕陪斗。在钦州,王英是继林中之后,第二个被戴高帽、挂牌游街的当权派。

2月26日,东兴县各单位的夺权委员会联合组成的“东兴各族自治县无产阶级革命委员会”宣布成立。3月8日,县革命委员会发出通知,要求各单位、各公社成立革命委员会或革命领导小组以主持日常工作。3月9日,浦北县也宣布成立有解放军、地方领导干部、群众组织代表参加的“浦北县革命委员会”。东兴、浦北两县革命委员会的成立,由于各群众组织未有实现大联合,参加班子的成员未经群众组织的普遍酝酿,又未经上级机关批准,因此,革命委员会受到部分红卫兵和部分机关群众组织的反对,把它称为“伪革委会”或“非法革委会”。

2月下旬,地专机关财贸系统的各群众组织成员到地委饭堂开会,由财贸部陆立宽宣读中央有关“文革”的文件,在宣读过程中,商业局仇桂礼等人说陆念得不清楚,便动手抢夺文件来读,招致持不同意见的双方人员发生争执。不几天,财贸部下文件把仇打成现行反革命,仇桂礼等人不服,提出抗议,两个月后,财贸部撤销了该文件。

3月6日,广西军区批准成立钦州专区抓革命、促生产委员会,钦州军分区政委王晓峰任主任,副司令员苏桐卿、专署副专员阎庆身任副主任,军分区副参谋长黄新平、军分区科长孙永安、地委陈永安、地委监察组长刘广亨、监察干事韦汉福、专署科员韦立木、公安处干事廖福尚等7人为委员;黄新平为办公室主任,韦汉福、韦立木为办公室副主任。3月13日,根据广西军区指示,我区、县(市)、社(镇)“抓促”委员会统一改称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从“抓促”委员会成立开始,军队全面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派干部到地直机关、厂场、学校抓革命促生产,掌管党政财文大权。

3月11日,钦州县公安局认为泥兴厂“尖兵”战斗队组织只有两个人,且二人的社会关系都不很好;县剧团“千钧棒”战斗组织共4人组成,为首者曾劳改过,因而下令取缔该两组织,遭到一些红卫兵组织的反对、抗议。

4月5日,钦州军分区首先对专区公安处实行军事管制,由军分区副司令员苏桐卿任“军管会”主任。1968年3月9日,正式宣布对地、县(市)公安、检察、法院等单位实行全面“军管”。

4月下旬,地专机关群众组织受南宁支持与打倒韦国清、伍晋南问题的影响,不同观点的群众组织由开展辩论到互相攻击,分歧日益加深,逐渐发展成为两大派别。“支伍打韦”观点的各群众组织联合成立“钦州地区机关无产阶级革命造反联合总部”,简称“地专革联”。其组织的主要成员是吴韬、范先有、张艺抒、周中杰、彭嘉栋。“支韦打伍”观点的各群众组织联合成立“钦州地专机关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简称“地专联指”。“联指”初期设联络员,到9月份,取销联络员建制,改设常委会,常委有韦汉福、倪洪志、韦立木、莫修仁、卜源德、何其仪、周洪深,由韦汉福作召集人。

5月6日,红卫兵组织“新钦中4.15部队”(“支伍打韦”观点)数十人,在钦州县公安局门前静坐示威,砸烂军管小组广播宣传器具,抗议公安局把“尖兵”战斗队、“千钧棒”战斗队打成反革命组织,要求公开平反,恢复名誉。静坐至6月24日,在得到军管的县公安局答复同意平反,队伍才撤除,前后历时49天,这是我地区发生最早的静坐事件。

6月8日,南宁“支伍打韦”观点的班济民等8人到北海市推销被夺权后出版的《广西日报》时,被“联指”观点的群众抵制、辩论、围攻。北海市“支伍打韦”观点组织的负责人认为,问题的发生和解决,关键是在武装部,于是集结数十人到武装部门前静坐,要求武装部长符琪接见,符未予接见,事态继续发展。市“支伍打韦”派建立了静坐指挥机构——“六·八”指挥部,静坐人数增至二、三千人,静坐时间从6月8日开始至7月12日晚,历时34天(因武斗气氛紧张而撤退静坐)。“六·八”事件是我地区规模最大的静坐事件。此后,合浦县、浦北县、上思县都发生过程度不同的静坐事件。

6月30日,钦州军分区支左办公室发表声明,坚决支持韦国清站出来闹革命,声明中写道:“伍晋南、贺希明和霍泛等,他们是什么人?大家都很清楚,他们的问题很大,很严重。这3个人搞了一个‘四·一九’声明,犯下了滔天罪行。所谓两派斗争,就是这个声明后形成的。广大革命群众对这些人,进行了彻底地揭露,坚决地斗争,揭得对,斗得好”。后来,军分区曹俊德司令员在少数派干部的一次会议上检查支一派压一派问题时说:钦州分成支韦、支伍两派,我是倾向支韦的,认为“四·二二”打韦是大方向立场问题,特别是打了南宁的永宁派出所,我不支持他们。结果就同意支左办公室“六·三〇”声明,公开表态支持韦国清。

7月12日,北海市一些社队的社员、民兵围攻、驱赶前来支援“双夏”的“六·八”派学生,当晚,“六·八”指挥部通知该派成员,下乡学生集中百货大楼门前召开控诉北海市走资派破坏支援“双夏”的罪行大会,会议进行中,受到“联指”派广播的干扰,致双方动武伤人,“六·八”指挥部立即停止大会和撤离武装部静坐队伍,集结一千多人进入文化宫据点;“联指”则发出通谍,勒令对方检讨和交出打人凶手,并组织所属成员和调集社队民兵共3000多人,于13日晨围攻“六·八”指挥部和北海中学“红司总部”。双方用木棍、石头进行对打,双方受伤共一百多人,其中重伤36人。同日武装部为制止武斗,在政委祁法治的主持下,组织双方派出代表进行谈判,达成停止武斗协议,双方武斗人员即撤离了现场。

“七·一三”事件后,“六·八”撤出文化宫,占领市中心的电影院、手工业大楼、海滨饭店等制高点,从新推选指挥部领导成员,由谢家才任总指挥,下设作战处、参谋处、东战团、西战团。“联指”也改选了指挥部,由石维雄任总指挥,陈清熙任前线作战指挥长,温世雄任参谋长,下设13个战团。双方积极筹集武器、钱粮等,酝酿更大武斗。

7月18日中午,军分区副司令员苏桐卿到“六·八”据点手工业大楼视察。3/26日晚,军分区政治主任滕世舜,北海驻军76分队韦副教导员、徐军医等到“六·八”指挥部对26日被“联指”枪伤的两个伤员验伤。27日下午,军分区禤祖英副科长、市人武部黄志钦科长、驻军韦副教导员同往“六·八”指挥部——海滨大楼视察。

7月20、21日,地区政法战线、公安处分别成立“抓促”领导小组,两个组织的组长是王有富(部队干部),副组长姜振月。

7月27日晚,广西军区周礼成副政委、钦州军分区王晓峰政委、苏桐卿副司令员、滕世舜主任、涠洲部队蒋文泉政委以及市武装部祁发祥等领导人在北海召集市“联指”领导成员和作战指挥员会议。会上周副政委讲话说,“联指”大方向是对的。“六·八”专搞那些坏事;他们冲,我们就采取自卫还击。“联指”提出“六·八”围困百货大楼,断水断粮问题,由部队想法解决。部队某领导说:部队对问题无能为力了,你们怎样解决就怎样解决。

8月2日,由于前几天“联指”人员曾两次暗枪打伤“六·八”成员4人和“六·八”派围困百货大楼并断水断粮,“联指”从农村进城的民兵1900多人携带步枪418支,冲锋枪34支,重机枪3挺,髙机枪4挺,火箭筒2门。会同“联指”在市内组织参加武斗人员,从早晨5时半开始,用推土机、土坦克铲除对方防御工事,用消防车喷射氨气、农药,对“六·八”所控制的据点进行攻击。次日凌晨3时,“六·八”大部分据点失守,指挥部撤离海滨饭店,退守海珠楼。5日下午1时,“六·八”最后一个据点——海珠楼被攻克,“联指”开始进行全市大搜查,把被抓“战俘”和被搜捕的近3000人,分别关押在12个“战俘营”。

2日晚,“联指”将武斗前捉到和武斗中俘获的各一人杀害;3日,把“六·八”派被俘工人3人,战前被捉农民一人以及刚从合浦出差回北海的老干部陈琪用刀棍杀死;4日,把俘获的工人、农民民兵各一人用刀棍杀死;6日,拉出“俘虏”杀害,用绳勒死4人,用刀棍杀死4人;7日,经温世雄同意,由民兵押岀“俘虏”用绳索勒死干部1人,工人6人;8日,把在武斗中负伤在医院治伤的2人交东星大队民兵用棍打死;9日,在经过请示温世雄、石维雄、余坤之后,晚上,由公安局程昌友带队,市委人委“联指”40多人参加,把“六·八”派彭全兴、李志光等15人从看守所拉上汽车,运往东星大队树林中开枪集体杀害,就地掩埋。为了灭迹,后来移尸别处,还觉不妥,最后,又雇请民兵将全部尸体挖出剁碎装入麻袋沉入牛尾岭水库。

8月6日至8日,北海市“联指”在海滨饭店举办尸体展览,展出“六·八”派成员尸体9具和有关实物、照片等。地专和专区各县“联指”组织一批成员前往参观,并就地举行各“联指”代表会议商讨“文攻武卫”的联防措施。

北海市“八·二”事件是我专区发生最早、规摸最大的武斗事件。双方各出动了两三千人,军管的公安独立营也参加了“联指”方的战斗;市“抓促”指挥部在财力物力上大力支持“联指”,前后共拨款269000多元,供应大米223000多斤、食油1460斤。武斗造成死亡107人;在武斗中打死34人,武斗后杀“俘虏”69人,搜家捕杀4人。

8月30日中午,钦州“四·二二”总部周中权(副县长)、黄雷(县公安局副局长)、潘莲开(县公安局股长)、邹锦新(县商业局长)策划、组织一百多人,携带手枪、步枪、轻重机枪到平艮渡口拦截搜査广西“联指”派路过的吉普车及人员,抢走小汽车1辆、冲锋枪1支及子弹200发、左轮手枪1支及子弹20发。

8月31日,“四·二二”新钦中“四·一五”部队副总指挥唐焕新(学生)带队,联同“四·二二”黄家宝属下共30多人,在县公安局门口附近,抢去沙埠公社武装民兵的重机枪4挺。

9月份,地专机关两派群众组织各自为了争取领导干部的支持而加紧揪斗与自己不同观点的领导干部。地专“革联”和钦州县“四·二二”还在县工商联举办有霍俊峰(地委书记)、张开诚(地委副书记)、金光(地委副秘书长)等领导干部参加的“斗私批修”学习班,争取霍等人的支持。

9月18日,专署财办副主任于绍光、粮食局长张振东发表声明,支持“四·二二”钦州分部和地区“革联”。

10月24日,霍俊峰发表声明支持“四·二二”造反派。10月26日,钦州县“四·二二”分部头头黄家宝和地专“革联”头头开小车来地委,在大门口将阎庆身拉上车押往工人俱乐部,要阎表态支持“四·二二”派,阎未应允。

10月27日,地专机关陈振华、柴元智、董玉峰等6名科局长以上领导干部发表《我们的严正声明》,反对霍俊峰“十·二四”声明,指责霍破坏大联合。29日晚,崔海岚等科局长在地委会议室对张开诚紧跟霍俊峰问题进行批斗。

10月×日,钦州“四·二二”武术教师(犀牛脚公社群众)被“联指”王斌(县粮食局副局长)等人策划绑走,交由沙埠公社西北大队民兵打死于西北水利沟处。

11月6日,地专、钦州县“四·二二”组织把霍俊峰送去城郊东南大队保护起来。几天后,由霍俊峰代表该派的地方革命领导干部去北京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与此同时,阎庆身作为两派的正式地方革命领导干部赴京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霍俊峰、阎庆身去京后约10天,张开诚也自往北京,向钦州军分区,广西军区在京领导人提出要求,参加了学习班。

11月9日,钦州县委书记王剑东等几个同观点的领导干部发表声明,支持“四·二二”派。随后,县委副书记卢寿凯、任勇宪、县长许裕、副县长农兆仁等103名经理级以上干部发表声明,支持“联指”派。

11月17日至18日,地区“抓促”指挥部组织的部分机关干部出发往各县(市)搞秋收和征粮入库工作。“四·二二”派的部分干部和倾向该派观点的领导干部,如胡击(工交政治部主任)、于绍光(财贸办副主任)等,他们另行组织队伍到灵山县。他们下乡(十多天)回机关后,灵山县“联指”观点的干部数十人与地专“联指”一起,在地委球场,以他们到灵山搞“抗粮抗税”罪名,对徐瘦天(计委主任)、张振东(粮食局长)、吕焕文、王展(均系供销社副主任)等领导干部进行批斗(胡击、于绍光已去南宁“四·二二”占据的展览馆)。批斗场面十分激烈,向被斗者嘴巴喂稻草、动手打人的事情都发生了。

11月20日,钦州“四·二二”派头头之一黄家宝带领200多人,手拿大刀、木棍冲入县手工业局办公大楼,把“联指”派的吴永发(干部)捆绑,殴打至重伤。

11月30日,钦州“联指”县人委前卫兵团头头陈炎等策划杀害“四·二二”敢闯战斗队头头张振超(县委干部)。当天上午,张回县委宿舍吃饭,即被“联指”派江志瑞等人捉住拉往人委大楼,对张拳打脚踢、刑讯逼供,致重伤当天死去,后埋尸灭迹。

12月3日,钦州县“联指”发布《紧急动员起来,坚决制止反革命暴乱的动员令》,紧接着,附近部分农村武装民兵开始进城。

12月6日,地专“革联”占据地区物资局,该局“联指”观点的职工及家属被驱逐。

12月7日,地专“联指”召开批斗会,揭发批斗金光跟霍俊峰支持“四·二二”,破坏大联合问题。

12月9日,驻小董应得楼的解放军某连撤走,驻地交由小董镇“四·二二”派接管。小董“联指”派得知消息,当晚,马绍良(小董公社武装部副部长)、沈升权(公社社长)等头头便召开16个大队支部书记和社直机关、学校、街道的负责人会议,决定调动民兵以武力解决应得楼问题。10日8时,马绍良、何耀忠等指挥民兵群众一千多人用枪、刀、叉、棍包围,攻下应得楼。当场打死3人,武斗后杀“俘虏”14人。

12月11日下午,钦州县“四·二二”头领之一的黄家宝和黎镜(县防疫站医士)带60多人,开车到平艮大队,抢走大队民兵的重机枪4挺、步枪5支、以及电话机1部、彩旗8面。

12月14日,地专机关陈良山、钟兆雨、司东臣等77名科局领导干部发表《紧急呼吁》,呼吁两大派群众组织尽快达成制止武斗协议,实现革命大联合;呼吁军分区和驻军要采取坚决有效措施,制止武斗。

12月15日,钦州县“联指”再次发布《紧急行动起来,镇压反革命暴乱》动员令,农村武装民兵大批进城,武斗气氛十分紧张。同日晚上,地专“联指”押解支持“四·二二”派的领导干部金光到钦江大桥头,勒令金光进入物资局传话,要“四·二二”撤出该据点,否则武力攻打。

12月23日上午,“四·二二”派在物资局附近向沙埠民兵营长翟秀偶开枪射击,翟中弹死亡;“联指”加紧了对物资局的包围。当晚,地专“联指”韦汉福、韩希哲也带领几十人到钦江桥头待命。25日凌晨,钦州县“联指”的沙埠公社民兵200多人向物资局正面进攻,但“四·二二”已于24日夜撤出了物资局。

12月26日,地区“抓、促”指挥部印发黄新平的“关于参观学习大寨的汇报提纲”,建议各县(市)于68年开始,有领导地、有计划地组织若干批人去大寨参观学习。

12月27日,钦州“四·二二”派“一、二、三司”头头黄家宝带两名红卫兵到黄屋屯米标海军仓库要枪的归途中,被埋伏在平流桥附近的“联指”人员捉住,当场开枪把黄打死。

1968年

1月,专区各县(市)、社普遍召开贫下中农代表大会,选举成立了县(市)、社的贫下中农革命委员会(简称“贫革”),以领导贫下中农狠抓阶级斗争,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对地富反坏右分子以及一切“牛鬼蛇神”实行“群众专政”。

1月1日,“联指”派红卫兵头头林党生(一中学生)等杀害了“四·二二”派头领之一的官永纯(干部),弃尸钦江。上月中旬,官永纯带领8人到犀牛脚公社六耳环大队组织枪枝武器,被该社“联指”派捉住。几天后,钦州军分区、县武装部派人前往把被捉人员领回钦州;唯独把官永纯一人留下不领。后来,县“联指”头头杨立佑带领30多个民兵前往把官永纯押回,交给林党生处置。

1月3日,钦州军分区组织地专、钦州县“联指”和“四·二二”两大派代表谈判制止武斗问题,地专“联指”代表何其仪、罗源烈、钦州县“联指”代表禤德佳、黄其盛等人在前往谈判途中经人民路时,被“四·二二”派捉去,遭受殴打;其中,何其仪受伤后肺病复发,医治未愈死去。

1月4日,钦州县“联指”杨立佑、李大柱、黄雄等人开会,策划攻打“四·二二”三十六曲林场据点,当晚,由杨立佑带领小董、平吉等几个公社民兵和县直机关干部共一百多人,携带武器,分3路冲入林场场部。当时场部有二、三十人,思想麻痹,还在睡觉,结果“四·二二”的黄耀南(一工区队长)、李国旺(四工区副队长)、胡世林(平吉卫生院医生)等5人被捉杀了,另7人被捉后释放。

1月5日零时,灵山县城武斗打响,至当晚8时结束。县“联指”除县直机关干部战斗连队外,还调动了农村民兵500多人参战,动用六○炮3门、重机枪6挺、轻机枪15挺、冲锋枪44支、步枪315支;县“革联”没有什么象样的正规武器,不具备还击能力。因此,“革联”主要据点——电影院很快被攻克。“革联”的成员和群众在逃出据点的过程中被打死5人,其中县委副书记郑进才逃至附城那艮大队时被民兵抓获后杀害。武斗结束,共俘虏“革联”200多人。

1月9日晚,灵山县“四·二二”观点的人耽心人身安全纷纷离开灵山,出走南宁的苏志伟(劳大教师)、韦铭祥等人,在区水电厅召开会议,组成“灵山县革联赴邕控诉团”。18日,该团一百多人到军区张贴大字报,控告请愿,要求军区首长接见未成,即在军区内静坐,时间达20多天,人数多时达五、六百人。最后,军区副司令员徐其海接见控诉团代表,答应解决灵山“革联”在邕人员吃饭问题和派人去灵山调査处理问题,静坐队伍才撤离。

1月17日,林中从浦北张黄公社调查回来,就写一份《关于张黄圩镇大队阶级斗争情况的调査报告》,他在报告上批语:“此件请常委同志一阅,这是我们这次到浦北张黄圩镇大队阶级斗争情况的调查材料,看来张黄的情况在各个圩镇是有一定代表性的。”报告中说,“这里仍然是地、富、反、坏、右分子,国民党残渣余孽安身的窝巢,是反革命分子复辟的大本营,反动社会基础还是相当雄厚”。

1月10日至19日,合浦县召开贫下中农代表会议,出席代表及公社武装部长等6300多人,县武装部副部长孙煌友和原县委副书记姚贻汉分别作大会报告和大会总结报告;大会还选举产生了县的贫下中农革命联合委员会。大会的两个报告和所通过的决议,都强调要狠抓阶级斗争,依靠贫下中农,放手发动群众,横扫敢于翻案的地、富、反、坏、右和一切牛鬼蛇神,刮它一场“12级台风”。

1月26日零时,钦州县城发生大规模武斗。千多名农村武装民兵进城,成为“联指”打派仗的主力军。县“联指”由袁学福、杨立佑、黄赞先等头头指挥,共出动1300多人,设有东南西北战区。“四·二二”派当时占在三街县商业大楼、二街市总工会、市中医院、一街县粮食加工厂、三、四街的县食品公司、镇派出所、人民路的纺织厂、水产大楼、中山路电影院、印刷厂等;共七、八百人,由黄登辉、黄尚新负责指挥。兵力和武器,“联指”占优势。25日下午,杨立佑主持召开“联指”大小头头、机关部分领导干部会议,进一步研究了武斗方案和准备工作。26日零时,“联指”高音喇叭传出进攻号令和打响第一枪后,很快以优势兵力攻下了“四·二二”水产大楼、纺织厂、中医院等城内的外围据点。27日,“四·二二”退守商业局大楼、市总工会和粮食加工厂。周中权、张万荣、黄尚新、张炳熙等人研究,为了有利于商业大楼据点的防守,决定烧掉旁边的派出所。当晚,由张炳熙指挥刘振旺等人用汽油、棉花引火,把派出所楼房全部烧毁;所内所存档案资料全部烧掉。28日,“联指”进攻商业大楼。下午,“联指”钟正明、刘彩恩等人在密集的机枪扫射掩护下,用炸药包把商业局地层炸开了缺口,从而攻下了商业局据点。商业局大楼被攻下后,接着附近的总工会据点也被“联指”尖刀连攻占了。“四·二二”据点失守,有的成员被俘,有的从坑道撤逃到粮食加工厂据点。29日,“联指”决定乘胜拿下“四·二二”最后的粮食加工厂据点,因事态的发展已反映到广西军区,军区司令员欧致富指示,不得再攻粮食加工厂了。如果“联指”再攻就会走向反面……。这时军分区和县武装部不得不派军队进驻粮食加工厂,并出面做“联指”的工作。经过调解、协商,最后,粮食加工厂内“四·二二”300多人得以和平撤出,钦州城武斗宣告结束。

在武斗中,双方共打死8人。被俘和搜捕到的“四·二二”派干部、群众300多人;其中有87人被杀害。县委书记王剑东、总工会主席冯怀忠,在攻下商业局时举白衫出来投降,当了俘虏,就被民兵分别打死在食品公司门市部附近;副县长周中权被俘后,当场被打死在总工会西侧处,农业局长张万荣当了俘虏第二天,被解押到中医院房后打死;前钦州县委副书记蒋斌,随同家人被抓后,当天晚上也被民兵押出打死;“四·二二”派广播员陆洁珍(县剧团女演员)在搜査时逃跑,被民兵开枪打中臀部跌倒,刚好王斌来到,王接过另一民兵手中铁叉把陆刺死;陆死后,王把陆的裤子拉掉,用大号鞭炮塞进其阴道点燃爆炸,血肉横飞。

从上年10月下旬以来,两派在城内抢地盘、占据点,互相对垒,形势紧张,至武斗结束,时间长达3个月。城内商店不能营业、工厂停工,损失严重,难以统计。单就这次武斗,“联指”开支就28000多元;其中经副县长农兆仁批款的两次共7000元。两派吃去粮食和“四·二二”用粮食堆工事就耗去十万多斤。商业局大楼主体被炸坏一项,损失就十万多元。

2月9日,钦州县在西门岭广场召开“抓革命、促生产誓师大会”,参加大会的除了县城干部、职工、居民、学生外,还有郊区农民、各公社代表和部分民兵共7000多人;地、县领导人阎庆身、陈永安、卢寿凯、董义等以及地县“联指”头头都出席了大会。大会除有关领导人作“抓、促”动员外,袁学福作了长篇讲话,内容主要是肯定了“钦州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和贫下中农、革命群众被迫自卫还击的伟大胜利。”会议组织了游行,部分领导人和武斗有功人员还举行了大会餐。

2月份,随着一些地方武斗结束后杀俘虏和搜杀“坏人”,各地部分“贫革”或公社武装部、大队民兵营积极配合派性杀人,掀起对“坏人”专政的髙潮,刮所谓“十二级台风”(乱抓乱杀风)。这股风一直延至8、9月份。据统计,全专区7个县、市打死、迫死、失踪10420人;其中,干部741人,工人205人,学生137人,四类分子及其家属6328人。灵山县打死、迫死、失踪达3200多人,上思县打死、迫死、失踪人数占全县人口数的1.3%,全专区杀人后又抄家的7000多户,抄没财物金额143万多元。死者家属在政治上受株连,在经济上被诸多限制。

2月7日至17日,上思县召开四级干部大会,贯彻中央《关于进一步打击反革命经济主义和投机倒把活动的通知》。县“抓促”指挥部领导人、武装部长段振邦在报告中说:凡四类分子、国民党残渣余孽,他们有罪恶,群众愤恨,杀了就算,要实行群众专政。会后,县、社都相继成立了打击四股“黑风”的办公室(打击投机倒把、赌博、乱砍山林、封建迷信),揪斗、杀人,随时向县人武部汇报揪斗、杀人进度、情况。据不完全统计,从2月7日至5月27日,在打击四股“黑风”中,全县被残酷斗打的1125人,被杀害397人。

2月11日至20日,灵山县召开学“毛著”积极分子暨贫下中农代表大会,出席代表和各级领导干部共10066人。会议期间(17日),灵城公社陈荣等人在附近的丰收桥下打死、勒死“五类”分子3人,陈尸示众,前往参观的会议人员和群众络绎不绝。18日,钦州军分区司令员曹俊德在大会上作报告说:对于胆敢进行破坏的地、富、反、坏、右分子,要狠狠打击,坚决镇压。19日,县武装部长徐广杰在单独召集与会的各公社武装干部开会时又说:杀死三几个坏分子问题不大,我们不要插手,不要压制贫下中农的积极性。20日,大会总结和倡议书号召:对阶级敌人,要发动群众彻底清查、及时处理、坚决镇压。会议最后的两三天,三海、新圩等公社来参加开会的代表,有的连夜赶回去布置杀人。新圩公社夏林大队民兵营长晚上回去就布置指挥杀了5人,第二天一早又赶来开会。

灵山县檀圩公社被杀510人,被迫自杀15人,逃亡失踪35人,其中龙窟塘一个大队杀死、迫死、失踪134人,东岸大队杀害谭文高等一批62人,从押到大队部至杀人结束仅2个多小时。三海公社被杀死、迫死、失踪共519人,其中谭礼大队就被杀死、迫死140多人;新圩公社杀死、迫死、失踪共480人,这是全地区乱杀人最多的公社、大队。

灵山县杀人之惨,手段残忍是达到了极野蛮的地步,全家杀绝的就有520多户,被杀死后剖腹取肝,根据《灵山县“文革”大事记》中提及仅檀圩、新圩两公社知姓名的就有姚盈昌、黄树杰等21人。陆屋公社石子岭大队张禄鉴被杀时,凶手用铁线穿着他的鼻子,象拉牛一样的牵往杀场,张呼天喊地,泪水、血水流湿了衣襟。沙坪公社沙坪大队民兵营长林朝良強奸了女青年施扬英后,被梁雪冰知道并告诉施的母亲简灼华,林即策划把施、简、梁3人杀了。陆屋公社广江小学女教师黄少萍,年方23,凶手将她打死后,又剥光其衣服,用木棍捅入其阴道,陈尸路边。

2月20日,合浦县武装部召开“抓、促”碰头会,公社来武装部长和“文革”主任,县委机关“文革”头头也参加了会议,军分区副参谋长黄新平亲临指导,代表报到的当天下午,会议通知与会者到县公安局门口乘车往总江口观看民兵枪杀两个“坏人”的现场。会上,黄新平副参谋长讲话,他介绍了一些地方的群众起来“杀坏人”,掀起生产高潮的“大好形势”后说:对罪恶累累、民愤极大的四类分子,群众起来了,收他几个看来问题不大,一定把阶级敌人的嚣张气焰打下去,不然的话,我们就没有世界了。县武装部副政委陆卓环在总结中指出:当前,主要是抓阶级斗争……黄副参谋长的指示很重要,大家回去要很好贯彻。

2月14至21日,合浦县白沙、西场、福成3个公社武装部长唐承秀、王昌河、何炳权分别主持召开该公社干部、大队领导干部等人参加的“贫代会”贯彻1月“贫代会”精神,决定成立“横扫兵团”、“社队联合横扫牛鬼蛇神指挥部”,并研究如何“刮12级台风”问题。会后召开了万人批斗大会,会上把一些批斗对象当场打死,白沙10人,西场5人,福成2人。

2月下旬,合浦县多数社队都策划、组织杀人,县公安局军管会负责人刘通时指定李裕俊、髙冠辉专门用电话收集全县杀人情况。军管会还先后6次出具介绍信给一些公社民兵到北海市公安局索解本县外逃“五类分子”和从县看守所提取被关押的“五类分子”交群众专政,结果大都被打死。据统计,合浦县在“乱杀风”期间,被群众专政打死、迫死共1732人。

2月间,钦州县武装部召开公社武装部长会议,县武装部政委董义在会上说:“专政是群众专政;群众杀五类分子是群众专政的事,我们不要出面参与和干预……有的大队不得力,可组织小分队去帮助。这些不要大会上讲。”会后,黄屋屯公社武装部长胡循喜、康熙岭公社武装部长张廷杰、犀牛脚公社武装部长黄敦章、大直公社党委副书记章泰霖等都分别先后召开了支书、民兵营长、治保主任会议,传达县武装部长会议精神,研究、规划、组织杀人。他们召开群众大会批斗四类分子和“坏人”,当场杀人示范。“文革”中,该县公开、私下杀人数字仅次于灵山县,全县先后共打死、迫死2168人。

2月29日,黄屋屯公社以公社贫下中农指挥部出面,在屯南小学操场召开“群众誓师大会”。公开枪杀屯南大队四类分子林成祯等3人后,全社各大队迅速刮起了乱杀风,全社先后共杀184人,是该县杀人最多的公社。大直公社也先后杀了172人。有一次,该公社党委副书记章泰霖通知该社贫联负责人苏起春带凶手把冲文大队施荣恩、施荣华、施济华等7人同时枪杀死后,苏又指使凶手对施家兄弟剖腹取肝,用铁线串回公社饭堂炒吃。

3月1日,发生钦州县京塘水库抢劫杀人事件。“四·二二”有一批人在武斗失败后逃到南宁展览馆,他们策划、组织力量打回钦州抢夺民兵武器,进山隐蔽以建立所谓“革命根据地”。他们分3路行动,一路由黄世文带队取道上思回钦州大寺,一路由罗蒂怀带队回钦州三那,一路由梁任全带队往钦州青塘。梁任全等27人于2月28日乘车到青塘后,定番号为“四·二二”南下野战军山鹰部队,策划首先袭击京塘水库。3月1日,以梁任全、黄民生为首约30人,携带枪枝和其它武器,直冲平吉公社京塘水库,当时水库正在召开水管区工作会议,没有防备,结果一下子便打死了水管区主任张广河和县水电局干部朱克白两人,打伤3人,其他参加开会的人员和职工全部被捉;抢去歩枪3支,子弹57发,雷管30多个,公款300多元,手表两块。事发后,县军管会认定该群众组织的这一行动是反革命行为,即进行武装围捕,在围捕中,打死该集团成员14人,捕获14人,后来,黄民生、黄恰南被判徒刑,利超成、梁建升、劳创煜被判枪决。(“处遗”中,法院复查该案,按杀人抢劫案处理,对上述有关人的判决,维持原判。)

3月10日,上思县“抓促”指挥部、人武部领导人段振邦,布置思阳公社武装部长王昭腾选择了一个不够“四类”的“三点五”分子枪杀以示范。王物色了持“四·二二”观点的复退军人苏天初进行公开枪杀。杀了苏天初后,段唯恐杀人风还刮不起来,又给打黑风指挥部的陆景嘉、黄本益谈话打气:你们杀了苏天初,立了功,方向对,还要继续干。于是,打黑风指挥部又把四类分子黄景佳拉去杀了。苏天初、黄景佳连续被杀害,消息传开,全县乱杀风迅速刮起,每个公社都按军管会要求,成立有专门机构,公社配备脱产武装民兵一个排,大队配一个班,专候令杀人。3月中旬至4月中旬,叫安公社武装部长黄宝兴、社主任黄则胜就策划、组织、指挥在叫安、那荡、板细3个片杀害了76人,其中黄有杰等6人被害后还被剖腹取肝。4月8日,思阳公社在王昭腾、社主任陆巨吉的策划组织下,在昌敦圩召开了昌敦、易和、继精、玉学4个大队联合批斗四类分子大会;批斗后即把其中19人押到昌敦桥头,由民兵李立明用机枪扫射杀死。

2月7日防城县“抓促”指挥部召开“打投会议”(打击经济主义和投机倒把活动会议的简称),会议有各公社、镇的武装部长和公安干部参加,朱光(“抓促”指挥部主任)主持会议,陈道山(县武装部科长)传达地区“打投会议”精神,讲到阶级斗争形势时说:湖南杀了很多人,有的地主家庭一个晚上全家杀绝,本地区灵山、浦北杀了不少。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刮12级台风”,专政是群众专政。会后各公社、镇召开各大队民兵营长和治保主任会议,贯彻县“打投”会议精神。那良公社武装部长江业在会上说:外地已刮“12级台风”(杀人意思),我们也要起风。该社成立了“武工队”(杀人组织),由那务治保主任彭角任队长,大村民兵营长林树桔任指导员,其他队民兵营长、治保主任为队员。并决定2月20日召开全社批斗大会。由各大队规划批斗对象,当天上午押游街示众后,进行批斗,当场把沈耀源夫妇打死。散会后,那良派出所长黄产召集治保主任在派出所开会,黄说:今天已打响第一炮,各大队回去根据本地情况,对那些有罪恶、民愤大的就干掉他。从此各大队刮起了乱杀人歪风。到3月中旬全社杀死了20人。当时有人提出反对杀人的意见,3月10日,广西军区也通报批评了乱杀人问题,但乱杀人事件仍继续发生。华石公社武装部长黄才余到县开会,朱光问,你那个国民党重庆副专员还在吗?黄答:还在。朱接着说:你们都不敢动他的一根毫毛吗?由于层层指责,那湾大队拖至9月把黄江小学教导主任陈剑雄(解放前曾任重庆市伪副专员)杀死。杀人歪风遍及全县,据“处遗”统计:全县“文革”中被杀死(包括少数自杀和失踪)共734人。

3月11日,专区革委会筹备小组成立,组长:王晓峰,成员有:曹俊德、苏桐卿、滕世舜、阎庆身、陈永安、刘广享。

3月11日,地区公检法军管会在给军分区领导的《1?5日的情况反映》中说:各县(市)公安局都组织力量,宣传党的政策,发动群众,依靠群众专政,狠狠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上思县在四级干部大会期间,斗争黄赞斌(盗窃)、王世超(赌博)同时,还拿20多个坏分子陪斗示众。目前,全专区贫下中农已自觉起来对阶级敌人和各种坏分子作坚决的斗争和打击;阶级敌人和各种坏分子已陷入被打击消灭的群众专政的大海中。

3月18日,地区公检法军管会给军分区领导的《3月5?12日的情况反映》中报告:全专区共杀人2000左右,其中灵山县一千多。被杀的大部分是四类分子,还有的是小学教师;灵山县的三海、白木、三多大队还对出身不好、表现不好的教师下驱逐令赶走。灵山县佛子公社有个四类分子在山上行凶杀死2个贫农子女,群众对此十分愤恨,把他全家杀掉。据灵山县报告,目前有的群众害怕四类分子报复,每天下午6点多钟就关门不出;四类分子也害怕贫下中农杀他,有的跑上山,有的逃到外县去。

3月22日,自治区“革筹”领导小组批复同意我专区浦北县第一个成立县革命委员会。

4月5日,钦州专区革命委员会成立,成员68人,常委20人。主任:王晓峰,副主任:曹俊德(军分区司令员)、苏桐卿、滕世舜、林中、阎庆身。群众组织的两大派头头韦汉福、吴韬参加了常委。

4月8日,专区革委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东兴县江平公社万尾大队召开,会议作出《关于广泛深入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决议》,号召各级革委会积极组织开展学万尾、巫头(大队)的活动。

4月11日,浦北县革委会召开各公社革委会主任、武装部长会议,布置全县开展革命大批判,狠抓阶级斗争,号召“要刮12级台风”。

4月13日晚,专区革委会召开电话会议,王晓峰主任向各县(市)宣读毛主席最新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强调斗争的矛头要对准一小撮“走资派”及各地的代理人和未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火力要猛,打击要狠,人人上阵,口诛笔伐。

4月15日,浦北县城小江公社革委会召开各大队支书、民兵营长、“文革”负责人会议,由革委主任陈德刚、副主任何桂甫分别传达专区革委会13晚和县革委会14晚的电话会议精神后,决定于4月18日在小江菜市场和县革委会门口广场召开万人大会。大会当天,被押到场批斗的四类分子有60多人。大会后半段以大队为单位进行批斗;当场有8人被用木棍、石头打死。

4月4日至25日,浦北县北通公社定更大队,以治保主任赵鼎铭为首策划、组织杀人,前后4批杀了该大队24人。凶手在杀人后还剖腹取肝来煮食饮酒。定更大队乱杀人问题,由于县社革委会未及时制止,致乱杀风迅速蔓延;全社被乱杀了180人,是该县杀人最多的公社。杀人手段凶残,该社博学大队凶手刘维秀、刘家锦等人,把刘政坚父女绑抽上山,打死刘政坚后,即对未满17岁的刘女进行轮奸;打死刘女后又剖腹取肝,切乳房、割阴部。策划者和凶手们还对遗属的寡妇、女儿勒索改嫁、出嫁费(开证明费)。

4月至6月,北海市“六·八”派头面人物韩明炫、黄英传、陈振武等6人组成的“北海六·八上京控诉团”出发,经湛江往北京。5月上旬,在京的控诉团核心组开会,决定派人返湛江建立根据地。下旬韩明炫等人返湛,积极与北海武斗后外潜在湛的莫基发、潘武杰等人策划、组建了“四·二二”北海赴京控诉团驻湛小组,庞桥光为组长,韩明炫为副组长。6月上旬又成立北海“六·八”驻湛文攻武卫指挥部,总指挥裴日逢,副总指挥韩明炫、梁家雄,参谋长苏昱枢。

5月17日至22日,上思县军管会召开公社领导、大队民兵营长、治保主任会议,武装部长段振帮在会议上布置“枪换肩”工作,以便收缴“四·二二”民兵枪支,装备“联指”民兵。27日,公正公社按布置通知民兵集中大队交枪。“四·二二”派民兵先在途中埋伏,要强行收缴“联指”派民兵排长李巨才枪支。李拒不交枪并卧倒推弹上膛,“四·二二”派民兵宁协利当即开枪把李打死,并把李的枪支拿走。事发后,县武装部向军分区谎报说:“公正公社枯那大队有土匪三、四十人伏击我民兵,疯狂开枪扫射。”同时,段振帮、魏冠华(武装部政委)指派黄昭腾等率领思阳公社武装民兵进剿,一无所获。8月6日,段、魏又向军分区谎报说:公正公社10名民兵上山打野猪,在公正和钦州县交界的山上,被逃在山上的土匪包围,要求支援,经军分区向广西军区报告指示后,县武装部成立了剿匪指挥部,由段振帮和驻军营长缪承义分别担任正副指挥长;军分区派副司令员杨伊铭往公正公社坐镇“剿匪”。动用兵力有驻军一个连和一个排、上思中队一个班,公社、农场7个武装民兵连,还有钦州、东兴两县共4个民兵连。结果,依然没有抓到一个土匪。8月23日,县革委发出剿匪《布告》,张贴全县各地。这样,一场指鹿为马的大屠杀开始了,仅估那大队先后惨遭杀害的有61人,全县因“估那”事件而被杀973人,其中国家干部149人;至于因该事件被斗打关押致伤致残的还有1670人,后果极为严重。

4月下旬,成立专区革委会斗批改小组,成员有王晓峰、李金堂、陈永安、阎庆身、刘广享、杨玉茂(统战部长)、韦汉福、倪洪志;下设办公室,由韦汉福负责。该组织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对当权派的审查批斗工作。做好对被批斗干部的立案、审查、处理,不久,又设立了专区革委会第三办公室,简称“三办”,由军分区独立大队政委常玉林、副政委李东临负责;办公地点设在军分区,后来搬到革委会办公,地专机关干部立案审查的共38人;其中送去地区农试站集训队,边劳动、边审查的30人。

4月至8月,钦州县板城公社飞跃大队党支部书记黄芳明到山西昔阳大寨大队参观学习回来后,在全大队掀起了“农业学大寨”运动,积极推行大寨的一些极左做法、垒石墙、造梯田、修水利,取得了一定成绩。事迹逐步传开,引起了各级领导重视;经过进一步总结提高后,被区、地、县三级领导机关树立为“农业学大寨”典型,在全自治区掀起了学飞跃、赶飞跃热潮。据不完全统计,至1971年8月止,各地先后组织到飞跃参观学习的人数有16万多人。

5月20至24日,专区“抓促”指挥部召开增产节约、打击反革命经济主义和投机倒把工作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各县(市)“抓促”指挥部及运动办公室负责人。会议总结了1月下旬开展运动以来的成绩;共査破了反革命经济主义和投机倒把案件8868宗,没收现金442000元,还有黄金、白银、枪支、弹药、凶器等;批斗了有破坏活动的五类分子、投机惯犯、集团首要分子2466人。会议部署、号召:全面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放手发动群众,狠抓阶级斗争,主动地、不停顿地向阶级敌人进攻;对于有破坏活动的五类分子、反动资产阶级分子、投机倒把惯犯和其他破坏集团的首要分子,要从政治上搞臭,经济上搞垮,并采取专政措施。

5月23日,专区革委会发出第一号公告,提出4项任务:一是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打击阶级敌人;二是各革命组织要开展清理自己的队伍;三是加强户口管理;四是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夺取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6月6日,专区革委会文件通知,革委会领导成员分工如下:王晓峰、曹俊德领导全面工作,政治部领导小组由滕世舜、林中、陈永安负责,“抓促”领导小组由阎庆身、黄新平、雷炳铎(农办副主任)负责;保卫部领导小组由苏桐卿、李金堂、刘广享负责,杨玉茂负责办公室、行政接待和信访工作,地专机关大批判领导小组由王晓峰、韦汉福、吴韬等人组成,王晓峰任组长。

6月17日,军分区派出3辆小车并派军队干部去南宁把霍俊锋、张开诚护送回钦州。当日中午,霍俊锋、张开诚到地委下车不久,就被韦汉福叫去,交群众推往饭堂批斗,因人多又转往礼堂继续批斗。18日在礼堂召开大会继续批斗。两次批斗,都给他们挂上了“死不改悔走资派”的大木牌、木颈枷、五花大绑、左推右按以至拳打脚踢,斗争场面十分激烈。

6月23日,农政、农办的群众组织对农村政治部主任韦永清的“假党员”问题进行批斗,当晚,韦在宿舍卫生间上吊身亡。27日,财贸战线群众组织批斗供销社副主任吕焕文“侮辱幼女”、“伪造历史”等问题,给吕画花面、要其学“乌龟爬灰”,当晚,吕在床上吊死。

6月,浦北县和玉林县军管会共同侦破了以浦北县六万山公社官村大队何时兴为首组织的罗平党。何出身富农家庭,平时对党有不满言论,与地富出身的梁蕙光、何际秋纠集一起,于1966年6月成立罗平党,制订了组织纲领。纲领规定,“成员以地富子女为主,不分阶级,分田分地,贫富不相欺”。他们串连发展了成员114人,其中,玉林县人参加的108人,浦北县人参加的6人。1970年10月16日,浦北县军管会判处何时茂无期徒刑,吴以婉有期徒刑5年,(何时兴等2人关押中病死,2人外逃下落不明)此案先后6次复査,1985年5月份最后复查认定,罗平党成员有一定的反动思想、言论,还未构成反革命集团;其纲领有一定的反动性,但不构成反革命纲领。原案定性不准,判处何时茂无期徒刑属错判,应予撤销原判,宣告无罪释放;吴以婉参加反团,查无证据,属冤案,应撤销原判,宣告无罪。

6月27日至7月2日,专区革委会在东兴县巫头、万尾大队召开第二次革委扩大会议。巫头、万尾是东兴县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标兵,是“破旧立新”、大搞“三忠于”(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典型。会议进一步总结了他们的经验,作出了《关于开展学习万尾、巫头大队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先进经验的决定》,使万尾、巫头成为全地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样板。

7月上旬,东兴县文化大革命影响到越南广宁省芒街。几个华侨在北仑河越南的一家碗厂围墙刷写上“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大标语,一批越南工人、教师对芒街越南当局造反,要求开展学“毛著”搞文化大革命,受到越南当局镇压,一批越南群众和华侨在北仑桥附近越方静坐示威,抗议越南当局捕人,有几名华侨越境到东兴街,要求避难。

8月8日,陈永安宣布地专机关财贸斗批改连成立。随之,各战线亦相继成立了仿照连队建制的组织,开展清理阶级队伍工作。

8月13日,浦北县革委会“三办”收到江苏省革委会清查敌伪档案办公室寄来一份《秘密338993人物下落调查表》,表中列:“张世聪(原粤桂边区游击队司令员,于1945年在大成一次战斗中牺牲了)原为我方人员,后于41年投敌。”县“三办”有的人员看到后说:“张世聪尚未死,还在雷州半岛一带活动”。“张世聪还在台湾当特务,张世聪死了是假的。”11月12日,县“三办”向各社镇、农场武装部发出通报,把张世聪烈士列入叛徒、特务、历史反革命的名单,立案进行审查。张的家属和许多地下党员、游击队员亦因此受到株连。到1983年“处遗”时才平反。

8月19日,合浦县石康公社书记许平志、武装部长莫家俊根据大崇大队党支部对社员庞福昌等人日夜严刑吊打,迫供庞屈招参加“反共救国军”一事,肯定石康有“反共救国军”反革命组织,布置在全社范围掀起揪斗高潮,把干部、教师、群众254人打成“反共救国军”成员。30日(石康圩日),公社集中被诬为“反共救国军”的人到石康镇,个个戴高帽、挂黑牌,列队游街示众,强迫他们抬着公社特意制作的蒋介石画像和“蒋委员长万岁”、“我忠于蒋委员长”的条幅在队伍面前开路导行。9月13日,公社又集中他们在公社大操场进行批斗毒打,被打致伤残215人,被迫致死3人。石康这一事件在全县也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和后果,全县上下,跟着层层追査,把1353名(含石康数)干部、群众诬陷为“反共救国军”骨干或成员;逼供斗打而致死的48人,致残71人,致伤707人;不少人被抄家,政治上受株连。

8月28日,合浦县沙田公社革命委员会成立,对达大队所搭彩桥门的一副对联错写成“大海航行非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驻社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认为是反革命标语,县革委会和武装部接汇报后,作为反革命集团处理,调动县武装部纠察队和军队一个连,包括对达大队和有关村庄,把33名基层干部、群众进行批斗吊打以至装进铁笼展览示众,其中被打致伤致残10人,被迫自杀2人;被判刑和管制8人。

8月,上思县军管会先后派人到南宁和钦州各地,把武斗中被俘的“四·二二”观点的该县县委副书记韦成勋、团委书记林超以及一批干部、师生、群众共166人押回本县看守所、防疫站关押,分批杀害了98人;韦成勋和林超被关押7年后释放。

9月9日,专区革委保卫组在工作情况报告中说,从8月18日起,先后三批,由南宁接收回来的收容人员858人,经初审结果:走资派5人,叛徒1人,坏头头37人,反共救国军8人,反革命1人,杀人犯9人,纵火犯14人,抢劫犯92人,强奸犯4人,贪污投机倒把犯16人,劳释犯36人,五类分子124人,敌伪人员17人,直系亲属被杀、关、管的290人,参加“近卫军”10人,展览馆西城区排长以上骨干2人,共计666人,占收容数的77.9%。

9月13日,灵山县武利公社长岗大队社员,“革联”成员甘强到公社找武装部长、社革委员会副主任黄胜堂,谎报武利中学教师潘光裕动员他参加罗平党(指罗瑞卿、邓小平)反革命组织;黄鼓动甘写书面揭发检举材料。黄胜堂得到甘的口供和书面材料后,经社革委会常委会议同意,亲自出马,层层布置,以武利中学为重点,组织大批大斗、刑讯逼供以致假枪毙,强迫教师潘光裕、韦鸿楚、张裕芬等招认是罗平党头头。泡制出罗平党组织的联络信号和组织机构、成员登记表,罗织了所谓罗平党的政治纲领是杀贫留中保地富。结果,有110人被打成罗平党反革命成员,揪斗了56人,其中50人被残酷吊打,造成4人死亡,1人残废,1人神经失常,多人重伤,罗平党纯属一大假案。

9月14日,钦州县小董公社革委副主任沈升权,常委何耀忠策划、指使那道大队治保主任何佳章等8人,把公社向阳茶场“知青”韦尚满、张宏业、黄瑞敏3人押到大队部,斗争、吊打至深夜后,拉出野外,用石头、钢叉杀死,挖心取肝拿回大队部煮食饮酒。从14日至18日的6天内,他们共杀害了该场知青7人,手段凶残。

9月18日,专区医院医生李俊奇因历史和出身问题被批斗,当晚,在透视室自吊死亡。

8、9月份,自杀事件比较突出,专区保卫组10月17日写给专区革委的《关于非正常死亡情况的报告》:在查叛徒、特务、历史反革命,清理阶级队伍的“三查一清”运动中,8、9月份全专区发生自杀事件391起,其中上思136起,钦州62起,浦北26起,合浦51起,东兴34起,北海30起,地区机关1起。这些人中,五类分子139人,其余各阶层都有。自杀原因,大多数是自身有问题或隐瞒历史问题,被揭发批斗,加上对政策不了解而引起的。

10月13日,专区革委会第七期简报发表《浦北县新风公社向新大队贫下中农一年来管理学校,开展革命大批判,进行改革的做法和成绩》,号召各级革委会学习他们的先进经验,认真领导学校斗批改工作,依靠贫下中农管理学校,把教育革命进行到底。

11月15日,地区机关首批干部122人下放合浦县南康专区“五·七”干校劳动。67年2月5日又下放了72名干部到农村接受再教育。至此,全专区共下放干部6200多人,其中下放到地、县(市)“五·七”干校有2100多人。

10月21日至30日,专区革委会在钦州召开首届工农兵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5700多人出席了会议。(其中代表2658人)。大会最后向各级发出了倡议书,号召向东兴万尾、巫头大队、合浦县北暮盐场、钦州县飞跃大队、北海市五金厂、灵山县下浪大队、浦北县向新小学、上思县明旺卫生室学习,向谭五妈全家红学习,向苏明英、黄秀颜、张立寅、谭桂英、黄永泰、何汉祯、黄芳明、劳风初、阮世光、刘世喜、赖大甲、李亚九学习。

11月下旬,林中、卢邦治(科长)和合浦县革委会政工组长莫立敬到石康公社检查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听了公社书记许志平、武装部长莫家俊汇报全社共挖出各种阶级敌人931人等情况后,便帮助他们把清理阶级队伍的做法、总结经验归纳为“八査八挖”;即查革命斗争史,挖叛徙;查两条路线斗争史,挖“走资派”;查村史、家史,挖漏划地、富;查做过伪职伪事的人和敌伪档案,挖历史反革命分子;查外逃外流的地富敌伪人员,挖混进革命队伍的阶级异已分子;查形迹可疑人物和现行反革命活动,挖现行反革命分子;査地富反坏右的言行,挖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八查八挖”经验出来后,(69年1月17日《广西日报》作了报道)在林中的建议和指导下,合浦县革委会在石康召开了有各公社、大队革委会领导人等共400多人参加的现场会进行介绍、推广。会议还组织了两个批斗“阶级敌人”的现场会,配合大造声势。会后,全县各社队效法石康,大搞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到1969年2月统计,全县挖出各种“坏人”8299人;其中叛徒275人,现行反革命619人,漏网地富1056户。

12月下旬,专区革委会召开机关干部大会,宣布专区革委会下设4大组及各大组负责人:政工组组长李金堂,副组长陈永安、许盈、刘广享;生产组组长黄新平,副组长雷炳铎、符琪;保卫组组长段振邦,副组长姜振月、蓝凤田;办事组组长李廷茂,副组长杨玉茂。同时还宣布了各大组下的小组人事安排。大组、小组的第一把手职务,都由部队干部担任。

1969年

1月27日,地直财贸连组织对税务局汪章珠“伪国民党员、特嫌”问题进行批斗,当天晚上,汪失踪。财贸连到处张贴通稿启示。后来,在钦州尖山处河边发现汪的尸体,鉴定为投河自杀。

2月10日,倪洪志等人前往南宁押贺希明(区党委副书记)、霍泛(区党委秘书长)、傅雨田(区政府副主席)、谢王岗(区党委宣传部长)、袁家柯(区党委委员、南宁市委书记)到钦州市交给韦汉福,先后在钦州、北海、合浦、灵山召开万人大会进行批斗。被陪斗的有霍俊峰、张开诚、刘一祯、张贯一等地委、专署领导人,历时近半个月。

2月8日至13日专区革委会召开第三次委员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委员和直属厂、矿、场和各县(市)、公社革委主任等共180多人。会议传达了党中央的八届十二中全会精神,分析了全专区的革命形势,检查了当前对阶级斗争的右倾麻痹思想,全面部署了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会议总结中强调:对于阶级敌人,你不攻他,他就攻你;你不打倒他,他就打倒你;你不消灭他,他就消灭你。要发挥群众专政的强大威力,积极率领广大群众向一小撮阶级敌人发动猛烈进攻。

2月21日,地区科委副主任陆庄垒被诬为“叛徒,出卖革命同志”进行批斗后,关押在革委办公大楼地下小房内,是夜上吊身亡。

2月,合浦县、北海市组织力量重新清理地下党——南路党问题。合浦县武装部政委、县革委主任孙相臣,县“三办”专案组副组长、县革委常委李树余等人,组织了106人的工作队,对解放前、后组织已查清下了结论的“烟庄事件”、“儒家巷事件”、“南康学生事件”等地下党案重新立案,进行审查清理。北海市地下党案与合浦地下党案关系密切,北海市“三办”亦派出谢天岳(市法院副院长)等11人前往合浦共同清理。广州军区、广西军区、钦州军分区、专区“三办”也派人到县指导。李树余亲自带领20多人到南康搞试点。工作队先后把在押罪犯李廉英和认为有特嫌及知情者等11人押回合浦,逼供取证,泡制出民国36年4月13日国民党特务“平川草堂会议纪录”的假材料,把土匪头吴大海的罪恶强加在地下党员身上,把早已被我党枪决的叛徒钟喜卓的罪行栽给地下党。连续办了13期学习班,强迫1600多人参加学习,大搞逼供讯,把一批老干部、老党员、革命群众诬为叛徒、特务、土匪。在清理“南路党”事件中,全县被审查的有1348人(国家干部148人);被打死逼死7人,致伤致残26人;被打成叛徒36人、特务4人、土匪109人、反革命1人,扫管龙等村庄被打成土匪村,北海市被诬为叛徒、特务、假党员的有18人。

1、2月,灵山县391所公办小学全部下放给大队办,4395名教师纷纷返回原籍,其中原籍是外县的有263人。教师返原籍后,有的继续安排在本地小学任教,每月发生活费15元;地富出身和社会关系复杂的,一般不安排,每月发生活费8元;有的既不安排,也不发生活补助。师资不足,只好在社队中另行招聘民办教师。这不仅严重影响了教师质量,而且在以后落实政策工作中,教师的问题,成为一大问题。

2月25日,专区革委向自治区革委报告:根据区组工会议精神,决定成立钦州专区革委会整党建党领导小组,由王晓峰、苏桐卿、林中、黄新平、刘广亨、杨玉茂、陈永安等7人组成。

3月初,专区革委会组织了地直机关干部150多人,由杨玉茂带队前往灵山县三海公社清查处理乱杀风问题,对退休(后改离休)干部潘君耀、莫其华,谭礼大队民兵营长王培立进行了拘捕关押。潘、莫等人于1968年2月组织成立了“飞虎大队”;该大队成员在68年上半年,亲自动手杀了113人,指使别人去杀的222人。地区工作队撤出后,县革委对该案有关人员继续进行处理,并宣布“飞虎大队”,为“潘、莫地方主义反革命集团”。(1985年,县委对此案作了复查,否定“地方主义反革命集团”等一些不实之词,各人具体罪行按政策分别处理)。

3月17日,浦北县革委以《深入发动群众,落实党的政策,坚决把清理阶级队伍工作搞好、搞彻底》为题,向专区革委、广西区革委书面汇报该县清理阶级队伍工作的情况。汇报说,根据群众揭发,有重大历史问题和现行反革命罪恶的10990人,其中,经群众讨论,初步鉴别,属敌我矛盾性质的5293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52人,没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2535人,现行反革命273人,历史反革命1174人,贪污腐化、蜕化变质分子76人,坚持反动立场的地富子女等440人。伤害了不少无辜的干部和群众。

4月6日,浦北县“三办”关于《浦北县清理敌伪档案的情况与做法》一文,总结该县从1968年5月中旬至69年4月6日,清理了敌伪档案411卷,清理对象12050人,已落实2403人,其中:叛徒657人,已落实251人;特务2322人,已落实390人;历史反革命9077人,已落实1762人。这些数字中,属浦北县范围的1002人,已落实868人。其中叛徒201人,已落实175人;特务190人,已落实155人;历史反革命606人,已落实538人。这是清理阶级队伍错误的又一个方面。

4月,党的“九大”召开期间,东兴县革委政工组在巫头大队发展谭五妈、谭家俊、谭桂英一家三代同时入党;在万尾大队发展吴国英、黄永泰母子同时入党。

4月22日,上思县成立“城镇居民下放办公室”,动员城镇居民到农村安家落户,分批下放到农村落户的县城居民123户764人。

7月,地直机关开展整党建党工作,安排分两期办党员整党学习班,每期40天。学习“九大”定的党章,批判“阶级斗争熄灭论”、“党内和平论”、“斗私批修”,进行了“吐故纳新”。从此,恢复了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内生活。

7月25日,钦州专区“五七”干校革委会成立,成员9人;宋良谋为革委第一副主任,范裕为副主任。

9月,专区革委在钦州举办地县社三级革委成员学习班,学员850人,学习班主要学习“九大”会议精神和“继续革命”理论;搞好班子建设,进一步落实“九大”提出的各项任务。

10月31日,自治区革委文件通知,任王大平(军分区副司令员)为专区革委副主任;免去曹俊德、滕世舜专区革委副主任职务。

11月8日,自治区革委通知,翟光任钦州专区革委副主任。

12月15日,专区革委会发出通知,关于专区革委办事机构和人员编制方案:设4大组,办事组24人,政治工作组31人,保卫组35人,生产指挥组170人。

1970年

1月29日,经区革委同意,增补孙景芳(军分区副政委)为钦州专区革委会副主任。

2月9日晚,自治区革委召开电话会议,传达毛主席“二·五”批示和中央关于开展“一打三反”运动(打击现行反革命,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的文件精神后,专区革委连夜召开常委会进行学习,研究贯彻。成立了以王晓峰、孙景芳等5人组成的“二·五”运动领导小组,领导小组成立后立即向各县市发出通知,要求迅速成立相应领导班子机构,抽调干部,开展工作。

2月27日,专区革委召开4大组负责人会议,组织了大批干部,于当夜与钦州县统一行动搜查住户,收缴枪支、弹药、武斗工具,以及封资修书刊、来历不明财物,收容可疑人员。次日,在西门岭广场召开了万人批斗大会。大会后,还分战线或单位批斗了一些人。

3月10日,专区革委召开常委会议,出席的常委有孙景芳、李金堂、阎庆身、刘广享、杨玉茂,列席的有姜振月、胡文彪(支左干部)。会议主要是研究关于“文革”杀人问题的处理。最后由孙晓芳归纳,对乱杀问题的处理意见是:一、好人杀坏人,不追究;二、好人杀好人,要教育,如幕后是坏人,要处理;三、坏人杀好人,不管凶手或幕后,都要处理;四、坏人杀坏人,是破坏国法,要分别情况处理;五、凡属谋财害命或阶级报复,要根据情节轻重处理。处理方法,有的要政法机关判处徒刑,有的要作其它处理。

3月初,林中带领工作组到北海市指导开展运动,在3月3日的该市各单位革委委员、党支部委员大会上和4月18日市委扩大会议上,都指责该市各级领导中存在的对运动认识不足,打击不力的现象;批评北海市没有破一个大案要案,领导右倾,对揭发出来的线索,弄清落实很少;要求他们发挥政策威力,对敌人发动强大攻势,立即着手准备召开宽严大会。

4月8日从零时开始,全专区各县、市统一行动,进行城乡户口大检查。专区革委9个常委分别下到各县、市,具体指导,帮助组织。全地区共组织了工人和贫下中农积极分子、干部、红卫兵243900多人的检查大军,对一些在“二·五”运动中被认为有问题的重点户进行抄家搜查,没收财物以至非法绑人关押。据“二·五”办公室对这次大检查的“情况报告”称:挖出反革命分子202名,逃犯16名,查破反标案336起,反动书信、传单证件、变天帐14000多件,伪造印章230枚,烟土157两,黄金543两,光洋33800多元,银毫26800多枚,铜板7500多斤,伪币40000多张;收缴枪支267支,枪、炮弹33000多发,炸药858斤,雷管导火线一批,赃款237800多元,粮票5900多斤,布票13000多尺,布料17500多尺,还有赌具,迷信道具一批。

5月12日,专区革委“二·五”运动领导小组《关于运动情况分析和今后工作意见》中写述:全专区共组织了7200多个毛泽东思想宣传队,144000多人到基层,进行宣传和协助开展运动。办了各种学习班55000多期,先后参加学习者254万多人次;清理出阶级敌人和重大政治历史问题的共7764人;收缴各种枪支444支,子弹48900多发;揭露出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行为的27000多人,金额460多万元,揭出地下商店、工厂、运输队、包工队、地下俱乐部等335宗;查获黄金560多两,整理了1841个典型案例,发动了143万多人参加讨论;全地区分县、市召开了一次规模空前的“宽严”大会,参加开会者63万人。宣布从宽处理86人,从严处理,当场逮捕71人;大会就地摆开2900多个战场,又批判斗争了5500多人。

6月15日,专区革委“二·五”运动领导小组《关于前段运动的总结》中写到:运动以来,共发生自杀案239起,已死亡188人。“二·五”运动乱批乱斗,搞扩大化的后果是严重的。

5月上旬开始至10月下旬,广西军区根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指示精神,对北海港务局、航运局、海关、检疫所、外贸办事处等开展“整顿口岸”运动。具体任务是:清理阶级队伍,整党建党,改革不合理规章制度,建立革命化领导班子。运动由军区副司令员徐其海挂帅,解放军驻合浦二师副政委刘洪涛具体负责,设立“口岸整顿”办公室和临时党委;二师政治部主任王守学、地委统战部长杨玉茂参与了运动的领导工作。以军队派出近百名官兵为主,地委抽调十多名干部、北海市抽调几名干部为辅,开展轰轰烈烈的“四清四查活动”,即清政治,查坏人坏事;清经济,查贪污盗窃;清制度,查漏洞;清问题,查过去和现在的一切问题。被立案审查、批斗的干部、职工共125人;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4人,被认为不适宜口岸工作而下放干校的60人,运动中,被抄家12人,逼死、逼疯、自杀致残各1人,被关押2人。

5月28日,东兴县在原来搞“政治边防”的基础上,按照专区革委的布置,进一步搞“五类分子”内迁,把123户,566人迁离边境安置。北海市在4月份,也内迁了“五类分子”及其家属97户,383人到上思县安家落户。7月份,合浦县内迁的“五类分子”及其家属有10个公社139户,386人。

7月1日至8日,专区革委召开首届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出席会议的知识青年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代表400名,贫下中农、“知青”家长代表和对“知青”进行再教育的先进社队代表120名。会议根据专区革委的决定,对4个插队青年小组、3个社队革委、7名“插青”家长,分别授予先进集体、积极分子的称号。

7月4日至8月7日,专区革委和军分区党委联合举办政工干部第一期学习班,学员有各县、市革委政工组负责人,社镇以及地直厂矿场站革委副主任、常委、政工干部共277人。学习班主要是学习解放军坚持“四个第一”(人的因素、政治工作、思想工作、活的思想),解决把解放军的经验如何运用到地方工作上的问题。8月24日、11月10日,继续举办了第二期、第三期学习班,每期时间20天。

7月23日,专区革委根据中央通知精神成立清查“五·一六”领导小组,由军分区领导干部王晓峰、李金堂、王大平、李廷茂、段振帮和地方领导干部阎庆身组成。王晓峰任组长,李金堂任副组长。在地区“三办”内设9人专案组具体负责清理工作,各县市也设立相应机构,共有专案人员81人,其中军队参加的22人。地直机关被无辜列为“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成员进行批斗追查的对象有于绍光(财办副主任)、谭政(防疫站医生)等4人。12月6日,于绍光被通知从“五·七”干校回机关,“关押”审查了两年半。全专区“五·一六”案被无辜批斗追查的共188人,其中重点对象42人。最后一个也没能按“五·一六”问题定案。

9月8日至12月28日,上思县、灵山县、浦北县、东兴县、合浦县、北海市相继召开了党的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新的县、市党委,恢复了县、市一级党的领导。

12月9日,专区革委会发出文件通知:自12月20日起,撤销专区革委会“二·五”办公室,有关“一打三反”、对敌斗争、政策落实等具体工作由专区革委会保卫组继续办理。各县(市)“二·五”办公室同时撤销。

12月,专区革委在钦州军分区教导队营房举办了“批陈整风”学习班,学员有地区单位的党员负责人和行政22级以上的党员干部,时间半个多月,主要是学习毛主席《我的一点意见》,揭发批判陈伯达的《天才论》。

1971年

2月28日,成立钦州专区第一届党代表大会筹备小组,由翟光担任组长,李金堂、陈永安任副组长。

3月14日至18日,专区革委在东兴县万尾大队召开政治建队现场会议,公社以上党委的书记或副书记参加。会议学习了毛主席关于突出政治的有关教导,听取了万尾大队党支部书记何永裕介绍政治建队的经验,5个先进典型的代表和个人在会上作了讲用,专区革委常委李金堂作了会议总结。会议要求全专区向万尾学习,坚定不移地走政治建队的道路。

4月26日,专区革委召开地直单位党员领导干部会议,部署各单位认真组织干部深入学习毛主席的《我的一点意见》,进一步揭发批判陈伯达的《天才论》及其要设国家主席的阴谋。

4月23日,专区革委召开各县(市)委革委领导人会议,部署社会清理阶级队伍运动。

5月31日至6月7日,专区第一届党员代表大会召开,大会选举产生了新的地委;王晓峰任书记,翟光、阎庆身任副书记,黄大平、黄新平、李金堂、陈永安为常委。

8月11日至26日,专区革委在钦州举办全地区文艺会演,进一步宣传、推广革命样板戏。

10月7日,地委举办公社以上领导干部学习班,人数共240多人,由王晓峰传达中央关于林彪抢班夺权和叛国投敌情况的文件,组织会议人员对林彪事件进行揭发批判。

12月6日,自治区革委文件通知,任命:李廷茂为专区革委办事组组长,杨玉茂、刘锡恩为副组长;李金堂为政工组组长,陈永安、许盈、刘广享、范家喜、彭镛为副组长;黄新平为生产组组长,王广泰、雷炳铎、符琪、徐文楼、徐兆发为副组长;段振邦为保卫组组长,姜振月、蓝凤田、毛训星为副组长。(杨玉茂、陈永安、刘广享、王广泰、雷炳铎、姜振月、毛训星是地方领导干部,其余是军分区干部)。

71年间档案员黄兰先、谢森昌清理66615份各种文件资料,经杨玉茂(办事组副组长)批准,由谢森昌、古荣礼押运到北海纸厂处理(溶解做纸)。

1972年

1、2月,在党员和干部、职工中组织揭批林彪反党集团,批判林的《“五七一”工程纪要》,广泛开展批林整风。

2月,为贯彻毛主席关于“一定要抓好典型,面上工作要先抓好三分之一”的指示,地委从机关单位抽调干部60多人到东兴县滩营公社搞点,帮助基层搞好班子建设和农业学大寨等工作。以后每年都抽调干部分期分批下去搞“三分之一。”

6月26日,地委专政机关中的中级人民法院首先恢复,汤廷芳任副院长(管全面)。

7月9日至14日,专区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召开,会议选举产生了钦州专区妇女联合委员会,委员58人;主任:王文飞。

10月13日至26日,原区党委副书记韦祖珍先后到我地区东兴县、钦州县、合浦县、上思县、北海市视察工作。9月,地委派黄俊泰、冯荫平前往北海调查韦的“三反”言行,写了一份调查报告和3份附件,一并送区党委。

10月20日,地委召开一届二次扩大会议传达了自治区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通过分析形势,总结经验教训,进一步部署了全地区农业学大寨运动。

1973年

4月22日至28日,地区共青团代表大会召开,到会代表652人,会议选举产生了钦州专区第一届团委会,委员50人,宾祖媛任书记。

4月30日上午,地委召开常委会议,研究批修整风问题,决定成立批修整风办公室,由彭镛、刘锡恩负责。

6月28日,自治区革委文件通知,任韦树辉为钦州专区革委会副主任;免去林中革委副主任职务。

8月12日,自治区党委、革委文件通知,任丘文懿为钦州地委副书记,革委副主任。

8月,军队到我专区地、县支左干部第一批共135人撤出、调回部队,余下18人到1975年2月,全部撤完。

8月24日,专区革委召开首届教师代表大会,到会代表700多人,大会公布1972年全地区适龄儿童入学率为91.6%。

9月8日,自治区革委文件通知,陈玉为钦州专区革委会副主任。

9月19日,建立钦州地区公安局,姜振月任局长。

9月19日,地委宣布,撤销专区革委4大组,成立地委和革委各部委办科局;同时宣布了各部门领导人任免名单。

10月,地、县(市)革委的“三办”机构撤销。10月27日,地区“三办”工作总结(缺防城县):几年来,全地区共立案审查了干部2714人;被作为敌我矛盾处理的37人(叛徒13人,历史反革命10人,特务4人,地富分子4人,其它6人)。查清一般政治历史、家庭问题予以结论解放的2279人(其中受各种处分226人),维持原来结论的385人(其中敌我矛盾性质19人),暂时未能弄清挂起来的13人。

10月,成立地区批林批孔办公室,办公室工作由农杰民负责。

11月,地区在浦北县龙门公社独涌大队搞批林批孔试点。各县市也抓了试点工作。

11月3日,自治区革委文件,任命张贯一为钦州专区革委会副主任。

12月5日至11日,地委召开一届三次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各县(市)委成员、人武部长、宣传部长、农办主任、抓“三分之一”工作队长和地区科局长以上领导干部共596人。会议主要是部署开展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运动,解决各级领导干部的认识问题和做法问题,迅速掀起社社队队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新髙潮。

1974年

1974年春,批林批孔运动在城乡广泛开展,各单位组织干部、职工群众、学校师生学习人民日报《把批林批孔斗争进行到底》的社论,在地专机关还组织了干部职工收听中山大学杨荣国教授关于评法批儒报告的录音。各级部门、单位建立了评法批儒理论辅导小组和培训了批林批孔宣讲队伍,召开各种集会进行宣讲,全地区共有理论辅导小组和宣讲队伍人数462150人,其中地区机关656人。

4月19日,自治区党委文件通知,任命梁成业为地委副书记兼北海市委书记。

5月10日,地委副书记阎庆身在地直机关批林批孔大会上,带头作了“深入揭发批判上了林彪反党集团贼船的那一个区党委原负责人(指韦祖珍)的反党罪行”,接着发言批判的有钦州电厂职工徐泽群,地委宣传部副部长卢邦治,地委组织部监察科科长赵同春等人。

1975年

2月17日,地委作出《关于学习北暮盐场先进事迹的决定》,要求各级组织要认真贯彻党的十届二中全会精神,在全地区范围内认真学习北暮盐场的先进事迹,掀起“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运动新高潮。

2月18日,自治区党委文件通知,任命阎庆身为钦州地委书记;免去王晓峰地委书记职务。

4月7日,自治区党委文件通知,任命石更为钦州地委副书记。

5月19日至25日,钦州专区第一次贫下中农代表大会召开,出席代表958人,大会选举产生了钦州专区贫下中农协会委员会。主任:李登复。

10月19日,地委书记阎庆身、副书记石更和地区各县(市)委书记前往大寨和北京参加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会议中,阎庆身、石更代表地委给毛主席、党中央写信,报告我地区已有灵山、合浦、钦州3个县实现了大寨县;表示要坚决贯彻会议精神,继续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迅速掀起全地区“农业学大寨”新高潮;到1980年全地区普及大寨县,粮食总产由25亿斤增到40亿斤。

1976年

1月8日,周总理逝世;15日,党中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追悼会。地区直属党委通知地直各单位,就地组织干部、职工收听、收看广播电视实况转播,并举行学习会进行吊唁活动。

3月16日,地委召开一届五次扩大会议,部署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4月7日晚,地、县委收听了党中央《关于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和《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广播后,连夜座谈讨论。8日,地委与钦州县委在西门岭广场举行有26000人参加的大会,宣读中央两项决议;地委和军分区领导讲话后,大会组织了游行。其它各县(市)也举行了同样的集会。10日,各县(市)又组织了集会和游行,参加人数共达12万多人。

4月27日,自治区革委会文件通知,任陈永安为钦州专区革委会副主任。

6月5日,地委发出“关于批转地委驻灵山县那隆公社宣传队办公室《关于路司大队从中农中划分下中农的做法》的通知”。该大队中农共88户428人,从中划出14户60人为下中农。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和农村社队学习路司大队的做法,壮大阶级队伍,树立贫下中农的阶级优势。

9月9日,毛主席逝世,举国悲痛。9月18日,地委和钦州县委在钦州三中操场举行追悼大会,参加人数达3万多人。全地区城乡同时进行追悼会和收听收看北京追悼大会实况转播共有2304800多人。

10月8日,自治区革委文件通知,任赵荣为专区革委会副主任。

10月21日,地委书记阎庆身传达中央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为代表的政治局,采取果断措施,于10月6日粉碎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四人帮”反党集团的历史性大事。地、县、社各界人民集会、游行、座谈、燃炮热烈庆祝“文革”十年动乱结束。

后记

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本来,在打倒“四人帮”、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应全面地、认真地进行纠正,但是,由于广西继续坚持在“文化大革命”中广西有一条所谓正确的路线,致使“文化大革命”一套极“左”的理论和做法,在我地区未有认真拨乱反正。

1983年5月,在党中央和自治区党委的正确领导和帮助下,我地区抽调了8000多名干部,全面开展了处理“文化大革命”遗留问题工作。在政治思想上,进行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教育,对无辜死者及其家属给予昭雪,对上万人的冤假错案作了平反。在经济上,切实做好受害者的安抚工作,发放了各种善后费用500多万元,给700多名遗属子女安排了工作。在组织上,清理了“三种人”(造反起家、打砸抢、帮派思想严重的人),免、撤了一批“文化大革命”中犯有各种错误的领导干部职务,调整了各级领导班子。在法纪方面,对“文化大革命”中策划、指挥或直接杀人的近200名严重罪犯,给予逮捕法办;原上思县武装部长、后任军分区副参谋长段振邦,该县思阳公社武装部长、后任地区砖瓦厂股长王昭腾,合浦县石康公社武装部长、后任县工商局副局长莫家俊,被判处死刑、缓期徒刑;石廉公社书记、后任地区社队企业局副局长许平志,被判处无期徒刑;钦州县一般干部、后任县委副书记杨立佑,被判有期徒刑12年。对“文化大革命”中严重违法乱纪、犯有错误的4000余人,分别给予各种纪律处分。地专“联指”头头、后任地委常委、县委副书记韦汉福,属“三种人”,给予了开除党籍、撤职降为一般干部处分。

经过两年多处理“文化大革命”遗留问题的工作,医治了创伤,大多数遗属、被害者以及干部、群众,消除了积怨,加深对“文化大革命”错误的认识;忆“文革”,牢记历史的惨痛教训,看未来,充满信心搞“四化”,一个安定团结、政通人和的新局面已经形成。

来源:《广西“文革”档案资料》(第十三册),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1987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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