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87-2-5 作者：中共德保县委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
中共德保县委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德保县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是在中央和上级领导下进行的。整个运动和全国一样，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到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即从1966年5月到1969年4月。这个阶段的初期，县委成立“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安排机关半天学习半天工作；派工作组和联络员到德保中学和各初中、农中指导开展“文化大革命”；暑假教师集训，一批教师受到冲击；66年的8月至9月，各中小学组织红卫兵破“四旧”和外出串联，掀起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高潮。从1967年1月起进入全面夺权，各级党委陷入瘫痪状态；县武装部和驻军介入地方执行“三支两军”任务，成立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党政财文大权转到人民武装部手中。从5月份起两派（联指和4·22）形成，开始两派斗争，准备武斗，但由于强调联合，各级革命委员会普遍成立，德保县最终没发生武斗。1968年3月县革命委员会成立，掀起抓“反共救国军”高潮，特别是在贯彻中央“七·三”布告以后，形成乱抓乱斗乱打人局面，全县被打死人最多也是在贯彻“七·三”布告之后，造成了大批冤假错案。1968年10月成立县“五·七”干校，把部分下放的干部和被揪斗人员集中到干校边劳动边搞斗批改，使一部分干部继续受到审查和残酷批斗。
二、从“九大”到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即从1969年5月至1973年8月。这个阶段主要贯彻党的“九大”精神，搞斗批改，清理阶级队伍，落实干部政策。从1970年1月至1971年7月，在全县范围内开展的“二·五”运动（即“一打三反”运动），虽然打击和清理了一些犯罪分子，但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在贯彻“公安六条”中，把一些不同看法的言论当作反革命看待，又造成一批冤假错案。1972年8月至1973年8月，全县开展批林整风运动，对于认清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面目起到重要作用，但由于把极左的东西当作右来批，不可能达到反左的目的。
三、从党的“十大”到“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即从1973年9月至1976年10月。这个阶段，主要是学习贯彻“十大”文件精神，在城镇乡村普遍开展以所谓党的基本路线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行批林批孔，“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大打所谓批修批资总体战。“十大”路线继续了“九大”路线的错误，因此，不可能从根本上总结经验教训，摆脱左的思想指导，反而执行更左的东西，比如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大打批修批资总体战，在农村大抓阶级斗争，大批“资本主义倾向”，把社员的自留地和正当的家庭副业当作“资本主义尾巴”来割，严重挫伤了社员发展农村经济的积极性。在这期间搞的批林批孔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也给城镇乡村造成思想混乱。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全县军民举行悼念活动。10月，党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粉碎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反党集团篡党夺权的阴谋，全县各族人民衷心拥护，随即举行集会游行，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的历史性胜利。至此“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结束。
（1）县委成立“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
6月初，县委根据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和区党委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的规定，成立“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县委副书记李荣康任组长，宣传部长张若冰和组织部长谢继翠为成员。“文革”小组成立后，安排机关干部半天工作，半天学习中央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文件。到了7月份，地委在田东召开布置“四清”运动会议上，确定德保县在10月份全面铺开“四清”运动。县委根据有关文件规定，决定机关和农村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等到“四清”全面铺开时一起搞。因此，机关和农村的“文化大革命”从7月到10月，仍冷冷清清。这段时间的“文化大革命”只在各中学进行。
（2）德保中学“文革”初期的活动：
7月，县文革小组派工作组和联络员到德保中学和各中学指导“文化大革命”运动。派到德保中学的工作组是：组长张若冰；副组长岑志明（壮校校长）、陆大同（德保中学党支书）；成员：黄朝文（县工交部干部），蒋英（电影管理站干部）、李世武（宣传部干事）。在工作组和学校党支部领导下，德保中学主要进行以下几个方面的活动：一是由陆大同、欧阳玖（党员副校长）组织方士杰、韦业华、许道深等教师把常子忠、肖文、刘济民、周德元等教师打成“四家村”，诬陷常子忠为村长，肖文为参谋长，刘济民为马前卒，组织全校师生进行批判。接着把陆尚遵、黎乃珍等教师当作“四家村”外围人物，由岑志明、欧阳玖等召开教师团支部会议进行批判。二是把校长何快揭露为“叛徒”，勒令他靠边站。三是把学生写学校领导的大字报压下去。在批判“四家村”中，高十四班学生写《学校领导居心何在》的大字报，陆大同布置欧阳玖、许道深等去找该班学生陆克忠谈话，叫高十四班学生写检讨书交给学校党支部。四是陆大同因听说林新隆老师在给区党委书记韦国清写信中提自己名字而怀恨在心，布置欧阳玖、方士杰等人到林新隆家乡调查，把林新隆打成政治野心家，开设一个《政治野心家——林新隆》的大字报专室。10月初，林新隆从靖西“四清”工作队收兵回来时，学校里开始组织各种战斗队。林新隆因陆大同组织出他的大宇报，便把自己所知道的党支部内部材料提供给另一个战斗队，把陆大同揭露为“走资派”进行批斗。从此德保中学陷入混乱中。（摘自县委66年会议纪录和德保中学文革概貌）
（3）暑假教师集训：
8月中旬，根据上级指示，县委把全县中小学教师集中到县城，学习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文件，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学习中，搞人人写检讨过关。并斗争了丁宣博、李常昭、蒋茹蘅、梁建南、罗英雄、李宏图、陆加奎、罗山、陈世英、班锡中、李杰等12位教师，同时被批判的教师60人，认为有问题挂起来待查的40人。负责这次集训的是宣传部长张若冰。张若冰向县委常委汇报准备在全县范围内斗争李常昭、，罗山、何快（专区未批下）。经县委常委研究决定，在全县范围内重点批判李常昭和罗山。在学习中，德保中学陆大同、欧阳玖等组织方士杰、韦业华、许道深等教师，用大字报大力围攻足荣初中校长何绍仁，说何是“地地道道执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典型。县委宣布何绍仁停职反省，并列为重点批斗对象。但到集训结束时，没有发现严重问题，同时考虑到学校已陷入无人管理状态，需要有人管，又宣布取消对何绍仁停职反省的决定。这次集训，使一批教师受到冲击。（摘自县委66年会议记录部）
（4）红卫兵破“四旧”和串联活动：
8月，在首都红卫兵运动影响下，本县各中小学普遍成立红卫兵组织并仿照首都红卫兵的做法，冲上街头，深入农村，大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仅东关镇到8月28日统计共没收到香炉、上梁红布、旧书画、烟枪、光洋、旧式服装、伪证件、道公的道具道书、花瓶、妇女首饰、花衣、花鞋、墓碑等所谓“四旧”物品3万多件。由于“四旧”没有明确的概念，红卫兵到处抄家没收，使很多有价值的字画，工艺品和历史文物遗失或遭受破坏。
9月初，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外地革命师生来京参加运动的通知》精神，县文革小组通知各中学立即成立文化革命筹备委员会，以便迅速选举产生上京的师生代表。“革筹委”成立后，在师生中以10:1的比例，选派赴京代表。选派的代表，由“革筹委”根据是否“红五类”子弟的条件推荐评选出来，报县“文革”小组审查批准。10月底，新华社报道大连海运学院15名学生组成“长征红卫兵”步行串联的消息和《人民日报》22日为此发表题为《红卫兵不怕远征难》的社论后，全县掀起串联高潮。不仅在校师生要求上京串联，插队知识青年和社会青年也要求外出串联，各中学完全打破了10:1的比例，仅德保中学学生就上京串联673人，给交通运偷，财政支出增加很大压力。县委于10月2日在县人民会堂设立群众接待站。为了应付红卫兵串联，接待站分为三层，一层为初步站，由组织部长谢继翠负责；二层由县委副书记李荣康负责；三层由县委书记李凡负责。采取第一层能解决就不要找第二层，二层能解决，不找第三层等做法。接待站为支持红卫兵串联，仅12月份开支5万元，至1967年1月开支15万元。
到11月，外出串联的红卫兵陆续回到学校，他们高喊“造反有理”的口号，纷纷成立战斗队，到处鼓动“造反”。由于他们对“黑帮”、“牛鬼蛇神”、“走资派”、“修正主义”等的含义不清楚，因而普遍发生乱揪乱斗的现象，使各级党委和政府机关陷入瘫痪状态。（摘自县委66年会议记录和德保中学文革概貌）
（5）机关赤卫队成立：
9月初，县委组织部干部黄澄清接受行署副专员郜作胜、副县长杨玉林和组织部长谢继翠的布置，出面组织机关赤卫队，用以保卫机关，免受冲击，保卫“文化大革命”运动。由黄澄清任大队长，闭夫文（县公安局干部）任副大队长，各战线成立中队和分队。县人委机关成立一个中队，由岑勋（县人委干部）任中队长，农定健（县人委打字员）任副中队长。不到5天，整个县直机关参加赤卫队有171名。9月10日，赤卫队在县人民大会堂举行成立大会，黄澄清在会上讲话。赤卫队成立后的主要活动：一是印发《倡议书》，号召机关干部职工捐献钱，笔墨纸张，送给德保中学和城关镇红卫兵，所谓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搞好关系，以便日后到他们那里了解和掌握情况。二是派赤卫队员到德保中学，农林水系统，粮局、银行等单位了解情况，掌握动态，特别是注意掌握出头露面冲击机关的肇事者，以及外地来串联干坏事的红卫兵，及时向领导报告，以便采取对付措施。在11月间一个晚上，黄澄清、杨智（县委组织部干事）等到学校了解情况，得知粮局造反派当晚拉蒙子清（副局长）到县委批斗时，回来向李凡作了报告，李凡躲到公安局不露面。当晚在县委球场批斗蒙子清到深夜，逼迫李凡出来表态宣布罢免蒙子清副局长职务。批斗会才结束，由于赤卫队是县委批准成立的，被其他造反派说成“保皇派”，随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活动不到2个月，便不宣而散。（见黄澄清回忆材料）
（6）县人委机关革命造反派总部成立：
随着红卫兵串联陆续回到学校和单位，为了批斗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开展夺权斗争。县直机关和学校纷纷成立战斗队，掀起“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高潮。县直机关赤卫队解散后，岑勋把原来他串联参加赤卫队的那帮人马拉出来，成立“激战”战斗队，岑勋任队长，钟孟盛（县人委干部）、言奇丰（县人委办公室干部）任副队长。县委机关成立以唐承坤（宣传部干部）、马武（团县委宣传部副部长）为首的马列主义战斗队，以杨双寿（组织部干事）、兰家胜（县监委干部）为首成立“暴破”战斗队等等。在后来的夺权斗争中，“激战”战斗队起了重要作用。到了12月初，县人委各个造反派组织为了便于统一指挥和行动，通过协商，成立县人委机关革命造反派总部，总部主任许绍虎（酒厂支书）、副主任黄平（工交部干部）、黄立意（劳动科科员），到12月底，总部主任改为黄立意，副主任为许绍虎，黄平、岑勋、钟孟胜。
总部成立后，积极调查和整理老干部的假材料，钟孟胜具体抓宣传（资料）工作。先后整理林伟隆（县长）、杨玉林（副县长）、齐圣和（副县长）、黄荣阶（副县长）、阮瑞国（副县长）、赵子玉（县人委办主任）、高凤英（人事科副科长）、刘耀祖（文化科副科长）、罗树刚（财贸部副部长）、罗茂轩（民政科副科长）、张纯（手工业科副科长）、谢锡恒、王海南（均劳动科副科长）、刘超鹏（县财政局长）、袁世田（财政局副局长）等人的所谓“走资派”材料，汇总后交给农定健打印，散发全县各地。后来，又组织对上述人员进行多次批斗，使上述人员长期受到审查，身心受到不同程度的摧残。（见县处遗办、县人委文革概况）
（7）县委四级干部会议：
12月28至1967年元月2日，县委召开全县四级干部会议，到会人员近5000人，贯彻中央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在12月29日，德保中学红卫兵向县委提出在12月31日召开县直机关学校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在此之前12月20日和24日，县委由李凡代表在县直机关干部会议和三级干部会议上作关于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检讨。在这个会议中，红卫兵又提出这样那样的要求，县委常委只好决定派李荣康、黄荣阶找红卫兵协商。协商虽然成功，但会议期间红卫兵仍不断冲击会场，并勒令李凡在大会上检讨，出席会议的一些区代表团回到住地，也马上批判区委书记和区长。到元月24日，全县12个区已有6个区委领导被批判，到2月6日，全县161个公社已有138个开展批判斗争，包括生产队长在内的领导都被当作“走资派”进行批斗，使生产处于无人抓的状态。此后，德保县文化大革命进入全面夺权阶段。（见县委66年会议记录本）
（8）县委加强文化革命领导小组：
元月5日，以德保中学红卫兵为主，召开县直机关学校红卫兵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在会上批判张若冰（宣传部长、县文革办公室主任），认为张若冰在前段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犯有严重错误，并强烈要求县委罢免张若冰职务，要求撤销或改组县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针对这些要求，县委常委在李凡主持下，于元月7日开会研究，认为县文革小组是党内专门搞文化大革命的机关，这和群众自己组织的文化大革命委员会有所不同。“文革”小组在前段所犯的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问题，不是一个两个人的问题，而是整个小组的问题，都属于不自觉的，都是上面来的。如果采取改组或撤销措施，那就等于承认前段我们已经自觉地执行了反动路线错误了。在这个问题上，如果不按照党的干部政策处理，不坚持原则，群众喊罢官就罢官，将使整个县的文化大革命造成大损失，使整个党委处于瘫痪状态，现在已有这个趋势。同时在原来的小组成员中，也还未发现哪个是明显的走资派或烂掉。县“文革”小组成员不应该改组和撤销，只有根据现在形势的需要适当加强力量。决定在原来小组李荣康（县委副书记）、黄荣阶（副县长）、张若冰（宣传部长）、吴毓凯（监委副书记）、谢继翠（组织部长）的基础上，增加林伟隆（县长）和齐圣和（副县长）2个人，仍由李荣康任组长，黄荣阶、张若冰为副组长，并由黄荣阶抓办公室。下面分农村组、机关企业组。农村组由韦显堂（农村部副部长）任组长。机关企业组由农振溪（县医院党支书）任组长。接待站由齐圣和负责。县委办公室由黄澄清负责。农村“文革”、生产生活、学毛著等工作由赵平原（县委副书记）、杨玉林（副县长）、麦向荣（农村部部长）、陆赛英（计委主任）、覃河（农办副主任）、梁道源（组织部副部长）等负责。这次调整“文革”领导小组和办公室人员，县委集中了全部力量，力争加强对文化大革命运动和当前生产的领导，扭转混乱局面，这实际也是县委抵制文化大革命的做法，与造反派进行斗争的一次较量。但在上海一月夺权风暴影响下，县委的努力没能达到目的。（见县委66年会议记录本）
（9）县武装部布置广播“四个文件”：
在进入夺权斗争初期，县武装部虽然没有明显地介入地方工作，但实际上也已经介入。元月6日，县武装部长纪世发在武装部党委扩大会上分析县直机关大批判问题时说，各机关还没关门，但各部门抓得不紧，材料抓不上来，如公安部门。下一步措施：一、用电话联系，让各部门汇报材料（已开过电话会议）；二、组织下去检查；三、各区武装部下到武装连去，主要是抓革命促生产；四、和有关部门商量，召开复员军人会议；五、联系广播站、广播“四个文件”，即《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元月1日发表的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上海《文汇报》1月2日发表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11个所谓“造反派”组织1月4日发出的《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告上海全体人民书》、由中央文革小组起草的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名义向“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32个所谓“造反”组织发出的贺电及1月1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的社论《反对经济主义、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使上海“一月风暴”、“全面夺权”的浪潮波及全县。（见武装部党委67年会议记录）
（10）德保县小学教师造反司令部成立：
元月初，由东关学区廖谷生、马隘学区罗加雄、都安学区张建南等3位教师发起，成立德保县小学教师造反司令部，住址在原城关镇中心小学一个教室里。司令部成立后，派人到百色、巴马等地调查教育科副科长梁仲和、教育科副科长黄英烈的有关家庭出身材料，打印成册。然后集中全县小学教师到县城批斗罗开勋（县教育科长）、梁仲和、黄英烈、宣传部文教干事梁金旦。特别是在元月20日上午，在县人民会堂开大会批斗黄英烈，会后以公社为单位拉黄英烈到大街搞接力游斗，连午饭也不给吃。此后，黄英烈长期受到审查和多次批斗，身心受到极大损害。（见县处遗办教育局处遗材料卷宗）
（11）黄振珠事件：
元月28日，多敬中学红卫兵总部负责人农强、农校、黄剑等在多敬小学广场召开批斗多敬区委领导大会。会中让区直单位领导也上台示众，并介绍个人历史，轮到多敬食品营业所主任黄振珠上台介绍后，走到另一张凳子坐下，手拿语录放在旁边，农强等红卫兵说黄振珠拿毛主席语录垫坐，是反革命行为，要求逮捕，公安特派员李逢对在会上念了“公安六条”（中共中央国务院于1月13日颁布），说黄振珠犯了第一条，“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同意逮捕，红卫兵还勒令区委书记罗克武立即召集区委领导研究，作出了撤销黄振珠的主任职务，并同意逮捕。接着红卫兵给黄振珠戴高帽游街示众，当晚由李逢对押送到县公安局关押。到同年4月6日，县武装部党委讨论处理这个案件。作出：同意公安局意见，不够逮捕。建议组织给一定处分，至于其他问题，待运动后期决定处理，放回县食品公司劳动改造。黄振珠思想负担很重，于同年2月11日在县食品公司含冤吊颈自杀身亡。这是《公安六条》发下后，德保县干部的第一个受害者。（见武装部党委67年会议记录和县检察院工作笔记）
（12）县人武部“三支两军”：
2月7日，县人武部根据1967年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精神，成立了支左办公室，由纪世发（部长）、黄春杰（副部长）黄明案（干部）等负责。此后逐步实行“三支两军”（即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县武装部在家的5名领导中抽出3名、33名正副科长和参谋干部中抽出12名参加“三支两军”工作，其中9名在本县，3名在外县。实行军管的单位有县委、公安局、车站、医院、邮电局、德保中学等。2月10日纪世发在黄海（县人武部政委）传达军分区会议精神后布置支左工作时指出：要深入各部门帮助串联，扩大夺权队伍。发动民兵武装干部抓革命促生产，要成立组织抓生产。20日后要白天搞生产，晚上抓革命。让战斗队对此写呼吁书。并布置召开由革命领导干部、红卫兵总部负责人，各机关战斗队负责人参加的电话会议。此后，德保县的文化大革命进入夺权高潮。人武部的“三支两军”，在当时的混乱情况是必要的，对稳定局势起了积极的作用，但也带来了一些消极的后果。（见人武部关于三支两军总结和67年党委会议纪录）
（13）德保县武装部、驻军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成立：
由于各级领导大部分受到批判、夺权、靠边站，即使仍坚持工作，也已指挥不灵，特别是县委书记李凡在四级干部会议上宣布干部坚守岗位不下乡，春耕生产处于无人抓的状态。在这样情况下，根据百色军分区的指示，和专区夺权行动委员会的通令，德保县武装部、驻军于2月13日成立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主任：纪世发（县武装部部长），副主任：衣维全（驻军副团长）、兰家胜（县监委干部）、李荣康（县委副书记），常委：黄立意（县人委劳动科科员）、农丕凡（检察员）；还有委员12人。同日，县委常委在李凡主持下召开会议，对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的夺权行动表示支持。3月2日，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发出告全县人民书，宣告县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以下简称“抓促指”）成立。3月11日，“抓促指”下成立五个办公室，即总办室，主任纪世发，农办室主任韦显堂（农村部副部长）；财办室主任兰家胜；工交办主任黄立意；文教办主任唐承坤。这个指挥部取代了处于瘫痪，指挥不灵的县委和县人委对抓革命促生产的领导工作。（见抓促指67年会议纪录本）
（14）县“三结合”筹备委员会成立：
3月20日，县“抓促指”召开造反派负责人会议，研究夺权斗争问题，会上，有人反映说“抓促指”光抓生产不抓革命，要求成立“三结合”筹备委员会，以使全面抓起来。3月21日，由衣维全召开各造反派总部负责人会议，研究成立三结合革命委员会的筹备工作方案。会中提出凡要参加三结合的领导干部必须经过批判斗争。因此一批还没有受批判斗争的领导干部均不能幸免。
3月22日，王君太（县武装部政委）传达军分区会议精神时说：“这次文化大革命是全国人民大发动，无产阶级大加强，是全国性的大内战，是全国的挖雷战”、“这次使用军队是战略上使用军队，不是一般的，我们不仅支左，还要打右”。
3月27日，县三结合筹备委员会成立，由15人组成：主任王君太，副主任蓝家胜、何光玉（县武装部副政委）、农丕凡。王君太在当日三结合筹备委员会全体委员会议上谈到成立“革筹会”重大意义时说：夺权斗争是一场大决战，是你死我活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是关系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成败的关键问题。所以，夺权非常重要，必须慎重，没有三结合是不能胜利的。什么人掌权，是天大的事情，所以要做到细，真正使权掌握在左派手里。左派夺了权以后，就要站住脚。“革筹会”成立后，县委、县人委的一切权力全部转移转到人武部手中。（见“抓促指”67年会议纪录和县人武部党委会议纪录）
（15）县委常委内部揭发会议：
3月27至28日，县委机关造反总部在马武（主任）、唐承坤（副主任）的组织指挥下，在支左人员刘世聪等支持下，逼迫县委常委集中开会，进行内部揭发。参加会议的有常委李凡、李荣康、林伟隆、赵平原、麦向荣、崔万、谢继翠等，还有县委委员杨玉林、黄荣阶等。在会议中，发言的人主要是揭发李凡在“文革”中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执行新经济主义政策，以及在用人问题存在的“错误”，并把常委会议讨论的内部事情全部搬出来。从此，县委常委彻底瘫痪。（摘自县委机关造反总部67年3月30日整理的内部揭发纪录）
（16）县人委机关集中批斗5位正副县长：
5月17至28日，县人委机关造反总部在黄平、许绍虎、岑勋、钟孟胜等人组织下，和各区派来的造反派代表一起，重点批判县长林伟隆和副县长杨玉林、黄荣阶、阮瑞国、齐圣和。在25日上午批判杨玉林时，李建林（县人委干部）说杨玉林家藏有子弹，在场的造反派一哄而上，大搜其家。5月26日，县人委机关造反总部办的《斗批简报》第11期上宣布：杨玉林应划为四类干部，三反分子；齐圣和是三四类之间，暂定为三类；林伟隆是三类干部；黄荣阶属三四类干部之间，暂定为三类；阮瑞国划为三类干部。（摘自县人委机关造反总部办的斗批简报）
（17）两派形成：
在5月中旬，在南宁两派（即“4·22”和“联指”）的影响下，德保中学形成支持韦国清派和支持伍晋南派。同学与同学之间互相辩论，互相抓辫子，互相谩骂。6月初，德保中学成立大联合委员会，由于观点不同，又分裂成三大派别，一是以陆克忠（学生）为首组织“氢弹”兵团（中间派）；二是以韦敏芬（学生）、黄廷旁（学生）为首组织“805”（因毛泽东在66年8月5日发表的大字报而得名）部队（持支伍观点）；三是以黄锦燕（学生）、黄程强（学生）为首组织“百万雄师”部队（持支韦观点）。三派中算“百万雄师”人最多，从此，两派斗争从学校发展到机关厂矿农村，进行无休止的辩论。（见德保中学文革概貌和县“抓促指”常委会议记录）
（18）意在压制支伍派的学习班：
两派组织的发展，由德保中学到机关企事业单位，以及全县。两派斗争越来越激烈，4·22主要头头有韦敏芬（德保中学）、罗建波（物资局）、黄守忠（车站司机）、陈兰光（经理部车队司机）。他们的行动口号是打倒韦国清。而驻军和武装部认为韦国清虽有缺点错误，但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不应打倒，4·22派要打倒韦国清；说明他们没有掌握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因此，在6月26日，由驻军政治处高((主持召开三结合筹委会议，布置在机关学校中学习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并在会议中，点了4·22派负责人韦敏芬、罗建波、黄守忠、陈兰光的名。县武装部政委王君太在会上说：“当前斗争形势是好的，支韦派力量不断扩大。我们还要揭露伍晋南的反革命阴谋，开展政治攻势，争取受蒙蔽的群众，最大限度地孤立一小撮阶级敌人，扩大自己力量，使敌人在斗争中没有落脚之地。”7月20日，德保中学在向县革委筹委会汇报学习情况时说，经过请部队政治处负责人作报告表态后，大批保伍派已转到支韦观点方面，只有十多人态度未转变。从以上情况看，德保县驻军和武装部对两派活动，一开始，就带有明显地支一派压一派的倾向。（见县抓促指67年会议记录簿第131——132页和县人武部党委67年会议记录）
（19）两派做武斗准备：
8月，德保县两派斗争严重对立。县直机关支持韦观点的造反派成立德保县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简称“联指”。总指挥黄恩旭（外贸车队司机）、黄锦燕（德保中学学生），副总指挥俞善泳（县粮食局防化员），主要成员有赵敢（县医院医生）岑勋、钟孟胜、杨智等，其中真正起指挥作用的是俞善泳。“联指”总部占领云山作为据点，并在得知4·22派要抢县委人事档案和要抢夺机关民兵枪支消息后，把县委、县人委、公安局等单位的档案搬到云山兹出洞中，在岩洞口开设眼睛，安上电网，另外，为了对付4·22,联指在俞善泳主持下，采取“联防方案”，德保中学、粮局、经理部、车站等新圩一带划为一片，纸厂、法院、南桥一带划作一片；农械厂、森工站、酒厂等作一片；县委、电影院、公安、百货、银行等单位作一片，只要一方有事，大家支援，并指定德保中学由北桥经后龙山支援县委（因东桥到南桥一带大街基本被4·22占领）。到必要时，由东关区武装部干部农启作调动云梯、汉龙大队的民兵进城参加武斗。（见黄锦燕回忆材料）
持支伍观点的各战斗队在县被服社大楼成立造反大军，主要领导成员罗仕彦（县银行干部）、陈兰光、韦敏芬、李肯（县供电所干部）。造反大军控制了东桥的大街，并把被服社作为中心据点，又准备从被服社打通饭店，使其连成一片，变成能攻能守的武斗堡垒。后来由于靖西县发生武斗死人的教训，加上革委会普遍成立，强调大联合，德保县两派终于没有发生武斗。（见军管会罗仕彦案件材料）
（20）4·22造反大军静坐县人武部：
9月上旬，德保县4·22造反大军认为武装部支持“联指”，压制4·22，说4·22是牛鬼蛇神。因此，对武装部的不满情绪不断上升。
10月中旬，4·22造反大军得知广西军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性错误的消息后，在罗仕彦的主持下，研究和县武装部“算帐”的问题，认为武装部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压制不同观点，在支农工作中犯错误，造成粮食减产，这都是县武装部的责任。便决定由朱秀文、郭德超（均县银行干部）、梁启生（县委干部）、刘国质（县委干部）负责搜集材料，整理成文，用大字报形式公之于众。
11月4日、许格（城关镇人，当时在广西医学院谈书，参加4·22组织）到马安知青点活动，该村民兵对许查问，许和民兵辩论，因许没带证明，被民兵送到东关区公所才放走。许来到造反大军总部（被服社），说民兵非法“绑架”知青、迫害知青。造反大军早就对武装部不满，便以此为借口，动员大军成员、德保中学“805”红卫兵和知青100多人到县武装部静坐，目的一是要武装部对“绑架”迫害知青作检讨；二是对4·22组织的性质明确表态，给予支持；三是把枪发给4·22；四是把王君太弄出来游街，并在11月5日成立了反迫害斗争指挥部，由陈兰光任指挥长，黄守忠临场指挥，罗仕彦管全面，下设宣传组、后勤组、接待组、保卫组。到7日，指挥部打算退出。8日，德保中学“8O5”红卫兵不同意退出，该兵团的“716”战斗队还带去尖刀、匕首准备冲击武装部。罗仕彦和陈兰光认为搞武斗对自己不利，不同意搞武斗，到了晚上便悄悄地撤走。（见军管会罗仕彦案卷材料）
（21）驱逐“831”演出队：
12月20日，南宁独立“831”红卫兵（持支韦观点）演出队来德保演出，罗仕彦、郭德超等人组织造反大军在德保中学广场摆开辩论台，以辩论为名，不让他们演出。罗仕彦指使“716”战斗队人员把广场讲台的电源线剪掉，并拆下电源开关，把讲台的木板拆开，闹了一晚未能演出。第二天，驻军6909部队的支左负责人刘世聪对罗仕彦说：“今晚要给部队演出，你们不要赶了”。罗当面应承，回来又指挥人马闹了一晚，使其不能演出。
（22）县人委联指总部给莫永略送“花圈”：
（23）第三办公室成立：
1968年初，为了查清“文革”中群众揭发出来的有关干部个人政治历史问题，德保县武装部成立第三办公室。谢善伟、杨先明、赵祖福等武装部干部先后任主任；4月23日后由县委组织部干事黄澄清任副主任。全县共被立案审查的干部142人（其中县委常委9人，区委委员37人），给120人做了一般政治历史问题的结论或否定，22人被定为敌我矛盾开除公职回家或开除留用只发生活费。使一批干部政治上受到迫害。直至1973年，第三办公室才撤消。
（24）德保县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
2月21日，德保县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简称军管会）成立，主任龙廷书（县武装部副政委），副主任赵春（县武装部科长）。2月29日，军管会在公安局召开会议，宣布全面实行军管。王君太在会议上讲了话，他说“军管以后要把反纠案（反共救国军）侦破，搞得彻底，迅速把情况摸清楚，根据上级的意图该打击的要打击，同别县别地一起搞好这工作”。公检法军管会成立后，大搞群众破案活动，特别是大抓“反共救国军”，造成德保县历史上牵涉人最多、面最广的冤假错案。（摘自公安局文书《研究案件记录卷》1968年1633）
（25）县革委会成立：
3月8日，广西区革筹小组批示同意成立德保县革命委员会。县革委由63人组成，王君太任主任，李凡、衣维全、纪世发、俞善泳、李肯任副主任，李月文、龙廷书、马永富、韦显堂等任常委。3月9日，县城军民在德保中学广场隆重举行县革委会成立庆祝大会，大会由李凡主持，王君太讲话，还有工农商学兵代表讲话。大会还宣读了给毛主席、党中央的致敬信。当日县革委向全县发出第一号通告，宣布德保县的“党、政、财、文”等一切大权归县革命委员会。县革委会成立后，仍然贯彻执行极左路线，带着派性大抓阶级斗争，支一派压一派的倾向更为明显。县革委会成立时，4·22组织的头头才有9个人作为群众代表被选为县革委会委员，但不久，在大揭革委会内部阶级斗争盖子的名义下，凡参加4·22组织的各级革委委员都被当作“反共救国军”进行无情揪斗，造成许多冤假错案。
（26）破获“中美苏反共救国军1114分团”案：
1967年底，龙光区法庭人员到靖西湖润公社调查案件，得知龙光公社黄金利等人参加黄邦伟组织的《中美苏反共救国军1114分团》，并在龙光发展组织。在向县武装部汇报后，武装部领导派公安局干部邱宏珍、检察院干部农济到龙光侦查。12月14日，邱、农将侦破情况向王君太、赵春和地区公安处来的7人汇报。1968年2月13日，由支左人员赵春带领大批公安干部和武装民兵到龙光区抓了20多人进行关押。捕这批人后，立即在该公社由合大队召开抓人现场会，然后推广到燕峒公社，掀起大揭发、大批判、大斗争高潮。到6月，仅龙光公社的平圭、龙光、多龙、那练、妙怀、徊林、大邦等8个大队统计，共查出参加这个组织241人，其中四类分子56人，一般群众185人。到1970年8月结案。其认定的材料内容是：一、进行反革命宣传，造谣拉拢，大力发展反革命组织；二、搜集武器，阴谋配合美帝、苏修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反革命暴乱；三、策划杀害贫下中农积极分子和干部；四、多次召开各种反动会议，大肆污蔑、攻击谩骂我们伟大的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六、进行盗窃、诈骗、抢劫、伪造公章、单据等犯罪活动；七、大力恢复“四旧”，八、煽动抗粮抗税；九、抗拒投降，准备伺机再起。全案划定为反革命骨干受刑事处分32名，死刑立即执行4名、无期徒刑3名、20年3名、15年2名、13年1名、10年2名、9年1名、8年1名、7年2名、5年2名，戴反革命帽子6名，免予刑事处分6名。
（27）足荣区大批抓人
元月份，县武装部召开各区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负责人会议，在会议总结前，钟孟胜在会上发言，主要是讲广西4·22组织中有美蒋特务混进里面，以派性为掩护搞反革命活动，即组织“反共救国军”，其组织原则是以派性为名个别串联活动，发展对象是地富反坏右分子及其子弟和社会上国民党残渣余孽，他们的行动纲领是“杀贫留中保地富”。要求各公社回去如发现外地人来串联搞反共救国军活动的要抓起来。足荣区武装部长黄继杰回去以后，立即在全区范围内发动群众追查“反共救国军”。3月6日，县军管会又召开各区特派员和各公社治保主任会议，布置抓“反共救国军”。
2月18日，黄继杰到足荣公社叫许修玉（支书）到区公所布置：前几天晚上区公所被敌人包围，你们公社是皇城脚下，要先走一步，把陆廷明、苏卫国（均是社员）和他们的所属部下（4·22组织人员）抓起来，动作要迅速，不能走漏风声。
3月19日凌晨，许修玉按黄继杰布置带武装民兵抓了陇翁屯李荣奇、潘福精、周录康、李荣权、许世作等，又到田庄屯抓李恒光、李生美和街上苏卫国、陆廷明、扶苏屯的杨春茂等11人，关押在扶苏屯仓库里。黄继杰组织专案组，大搞逼供讯。与此同时，许修详（民兵营长）从县城了解到陆水山（隆桑屯人，在马安大队绿柳村插队）是“反军”派到足荣区组织“反军”的联络员的线索，黄继杰和农英朝（区公安特派员）决定派许修详带民兵到县城把陆水山抓到足荣审查。在吊打逼供中，陆水山供出了德保县有一个“反军”，番号为“中国反共救国军81兵团，在广西301部队领导下，德保叫54兵团”的情况，并供出一批所谓团以上干部名单，于是足荣公社开始大批抓人。面上的大队在抓人中，一般都没有请示公社（区革委成立后，改为公社，公社改为大队），群众一揭发出来，或在斗争某个人中逼供出来谁是“反军”就被抓起来批斗审查。到4月9日，足荣公社16个大队就有12个大队抓人，共抓了115人关押。在关押中自杀2个，因逃跑被开枪打死3个。（摘自足荣公社处遗材料第四卷及黄继杰检讨材料）
（28）农实星杀人
3月22日，龙光公社三联大队治保主任农安儒，民兵营长黄治章把足康屯的农民农修田、农欣芳、农春道、农光电等4人打成“反共救国军”，决定杀掉。农安儒布置农实星等民兵当天把这4人抓起来，逐个拉到坡铁（地名），用木棍、石头、尖刀等凶器，把农欣芳、农修田、农春道活活打死，农光电被打成重伤。农实星杀农春道时，先斩其后脚跟，使其不能行走、痛得难忍、哭喊救命、才用刺刀活活捅死。过后，对被害者农欣芳的2个女孩（一个18岁，一个15岁）多次进行强奸，使这两个女孩几年不敢回家住宿（县处遗办材料）
（29）荣华公社东江大队沈建奎策划杀人
3月29日，荣华公社东江大队长沈建奎、民兵营长沈儒帮、大队“革筹”主任沈广帮在东江粮站召开批斗大会，会上把被打成“反共救国军”的重点斗争对象排在前面。沈广帮讲话动员后，台下的凶手用枪托、木棍将沈中秋、沈建富、陆树德等3人活活打死。随后沈儒帮又命令民兵李恒标对尸体开枪。第二天3人被合埋一坑。3月30日，东内屯李恒台（治保主任）和沈开问（革筹委员）组织召开全屯大会，对大队部已放回去的所谓“反军”成员沈建助、沈建结、陆洪刚、李平荣等4人又捆绑拉来批斗。刚斗了一下，李恒台即命令民兵把这4人拉到瓦窑活活打死。接着沈开问又命令民兵李恒标对尸体射击，沈开问也开了枪。4月5日，沈建奎又命令沈开选、岑贤松、沈运真等十多人连夜把原关在大队部的黄恩府（坏分子）拉到东江小学后面打死。4月14日，李恒台、沈开问又召集东内屯群众把75岁的沈中青（富农分子）诬为“反军”参谋长打成重伤，然后关押在小学教室里，沈中青当晚死去。东江大队在沈建奎策划指挥下，在不到1个月时间内，4次组织残酷批斗，打死9人、伤残30多人，是德保县在“文革”中杀人最多的一个大队，沈建奎由于杀人有“功”入了党、提了干，先后任公社团委书记、管委会副主任等职。在84年“处遗”中，被开除党籍、公职，判处有期徒刑5年。（处遗办处遗材料）
（30）军管会研究布置抓“反共救国军”会议
4月6日至9日，县军管会召开各公社武装部长、公安特派员、各大队治保主任会议，研究和布置进一步抓“反共救国军”问题。李继荣（县军管会办公室负责人）在总结时说：通过这次会议，大家认识到依靠人民群众专政的好处，要发动群众检举坏人，该抓的、该捕的坏人，要整好材料上报军管会。回去后，各区、各公社把所发现的“反共救国军”的线索继续查清，并将材料上报。（军管会会议记录）
4月17日，王君太在县武装部党委会的讲话中指出：抓阶级斗争，当前主要是反纠案。要发动群众，做好调查研究，打击主要分子。由于县革委和县军管会错误地把抓所谓的“反共救国军”当作抓阶级斗争的主要任务，使抓不存在的“反共救国军”的行动在全县迅速开展起来，造成了大批冤假错案。（摘自武装部会议记录）
（31）东关公社大批捕人
4月20日，东关公社公安特派员黄明英向公社革委常委汇报县军管会关于抓“反共救国军”的会议精神。汇报中说足荣公社捕陆水山后供出了本社云梯大队陆国华是“反共救国军”的军部总联络员，罗世建（东关公社革委委员，4·22代表）是军部组织部长，反动纲领在他那里。并说军管会批评东关搞得冷冷清清，还传达军管会关于逮捕陆国华的指示。东关公社革委常委立即研究决定：一、由足荣群众带陆水山来见罗世建要回反动纲领；二、收集材料从现在开始；三、对陆国华以民兵出面抓起来，进行斗争，要材料。4月22晚11时，由农启作（东关公社武装部干部）带领汉龙大队民兵武装连包围陆国华家，把陆国华拉到汉龙坡堂屯对面的一个岩洞看管。紧接着黄明英带领干部和一部分民兵搜查了陆国华的家。黄当晚对陆进行审讯。第二天，公社革委主任黄光又对陆继续审讯，晚上黄明英和武装部干部又对陆审讯。过了两天，县军管会李常珠、许明章下去，就把陆国华押到县监所关押。在严刑逼供下陆国华编造了“反共救国军”的有关组织机构人员名单，东关公社掀起了抓人高潮。仅4月份这个公社就抓了“反共救国军”成员93名。（公安局《研究案件记录卷》68年1633）
（32）县革委燕峒扩大会议
5月16至19日，县革委在燕峒公社召开县革委（扩大）会议，参加会议51人，其中县革委委员32人，县工代会和农代会委员18人。会议以阶级斗争为纲，提出我县阶级斗争有8种表现，其中第二种是“组织反革命纠合集团，召开黑会，写反动标语，策划反革命活动，企图暗杀行凶，蠢蠢欲动，妄图变天”。纪世发（县武装部长，县革委副主任）在报告中说：我们全体革委成员，目前要带领全县人民向一切阶级敌人发起持久的猛烈进攻。把一切反革命分子统统揪出来，半个不留，把他们批倒批臭，斗倒斗臭。”在会上，大力推行燕峒公社开展大批判，发挥“群众专政威力”大抓“坏人”的经验。县革委委员罗仕彦（县银行干部，4·22负责人）对农村、机关乱抓人提出不同看法，认为抓人必须经有关部门办好手续，不能乱来。罗仕彦的意见，受到纪世发的严厉批评，纪世发认为出现群众抓人现象是运动中群众觉悟的表现，是实行群众专政的行为，他发动与会人员对罗仕彦及有类似看法的人进行揭发斗争。这是一次全面开展阶级斗争，大揭大批各级革委内部所谓“反共救国军”成员的动员大会。这次会议后，在各机关内，掀起了抓革委内部“反共救国军”成员的高潮。
6月3日，县银行革委领导小组根据军管会指示，以罗仕彦参加“反共救国军”任军政委的罪名把他抓起来关押。
6月6日，县革委由龙廷书（军管会主任，县革委常委）主持召开县革委常委会议，讨论罗仕彦参加“反共救国军”案的问题。在会上县革委副主任俞善泳（“联指”群众代表）把他和李肯（县革委副主任）根据燕峒扩大会议精神，调查罗仕彦的“罪行”材料整理成十八条罪状向会议汇报。最后，龙廷书说：“罗仕彦问题，我们不保了。现在不要叫他出来，出来是不好的。他有几个问题是明显的，把毛主席像贴在落水狗下。画三面黑旗，太阳有黑点，太阳是粉红的。破坏革委会，挑拨“革命大联合”。从此，罗仕彦被正式逮捕，在监所关押达51个月。（摘自县革委燕峒扩大会议记要和县革委68年会议记录本）
（33）那甲公社大捕人
6月间，那甲公社餐甲大队罗振忠（大队革委主任，原党支部书记）因对参加“4·22”组织的蒋英、莫干山等人曾经夺过自己的权并阻挠自己重新出来工作的行为心怀不满，罗担任革委主任后，便乘机报复，亲自组织革委成员研究，把莫干山等人打成“反共救国军”成员，并派民兵营长甘英将名单报送公社武装部干部周国仗。周接到名单后，于6月7日不请示革委，擅自动用那甲、乙深两大队的武装民兵，配合餐甲大队活动，对餐屯莫干山等“四·二二”成员进行全面围捕，前后共捕了39人。在这个事件影响下，其他大队也掀起抓“反共救国军”高潮。从6月到8月，全社共抓了443人，其中国家干部15人、教师47人、小队干13人、学生15人、四类分子68人、其他群众285人。（那甲公社文革概貌）
（34）抓崔万事件
6月22日，县委机关造反总部副主任唐承坤（宣传部干事）参加由王君太、赵春、刘世聪（驻军支左负责人）等在县革委第二会议室召开的县革委机关领导小组成员会议，接受追查“反共救国军”的任务，决定把崔万（县委常委、县财贸政治部主任）抓起来。上午，唐通知谢继翠（县委机关革命领导小组组长，县委组织部长）从巴湾农场回到组织部交底，谢进到办公室后，唐对谢说，我们要抓崔万，他是“反共救国军”总头目。谢说，这事要好好考虑。唐就叫谢走了。当天上午，唐又派农福令、李世武等人到巴湾带崔万回到县革委会。下午2点，唐承坤主持召开县革委机关院内干部职工大会，唐宣布崔万是“反共救国军”三县（德保、靖西、那坡）联防总指挥。然后由梁仁（县广播站工作人员），陆荣根（农村部干部）等把崔万扭住，强迫他跪下，脱掉外衣，只留背心，然后绑起来。在批斗2小时后，就把崔万绑在大木柱上。到下午6点钟，又把崔万关进黄在虎的原保姆住的小房里，唐怕崔跑掉，当晚命令梁仁用铁线做成一条锁链把崔双脚锁起来。自此，崔万被多次戴高帽挂黑牌游街批斗，造成双臂化脓，肛门脱垂，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与此同时，县委机关被以“反共救国军”的罪名非法逮捕的还有梁启生（农村部干部）、杨德先（广播站干部）、许宗亲（县委会计）、刘国质（农村部干部）等，他们均受到多次批斗、捆绑、吊打，身心受到不同程度的摧残，其中杨德先不堪忍受吊打之苦，于8月1日吊颈自杀身亡。
（35）王君太在政法武干会上鼓吹抓人
7月5日，县革委主任、县武装部政委王君太在政法、武干会上的报告说：“我县的大批判，对敌斗争，抓坏人已是一个高潮。广大群众越发动越深入，形势大好。”“广西反纠案公布以后，我们工作要跟上去。”“在斗争方法艺术上，要讲策略，有的要把他杀掉，有的我们要利用他”“判断反革命纠合案，不一定有上级领导。”“总之，是为了消灭敌人。”王君太的讲话，肯定了德保县的抓“反共救国军”形势，并给政法、武干讲了抓人的方法艺术，使抓“反军”斗争愈演愈烈。（摘自检察院工作笔记第12号）
（36）贯彻“七·三”布告
中央“七·三”布告颁发后，德保县革委成立七三布告领导小组，由王君太任组长，其他成员7人。
7月9日至12日，县革委召开有各公社革委主任、武装部长、各大队民兵营营长参加的三级干部会议，贯彻“七·三”布告。会中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深挖阶级敌人，对阶级敌人刮起十二级台风。会议要求各公社在会议结束后要开万人批斗大会，把“反共救国军”和被揪斗人员拿到大会上进行批斗。这次会议把揪斗“反共救国军”运动推向高潮，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
7月13日，足荣公社召开万人大会，在会上批斗了433人，其中“反共救国军”122人，当天被打死3人，即陆庭明、黄明使、黄正东（均是农民）。全社在整个“文革”期间，被诬为“反共救国军”而打死32人、灭口绝户4户、妻离子散2户、致伤致残44人。
7月17日，那甲公社召开万人大会，传达县三级干部会议精神，贯彻“七·三”布告。当日拉到会场批斗的四类分子和“反共救国军”成员187人，当场打伤79人，打死6人。
7月18日，燕峒公社召开万人批斗大会，被批斗人员全部上台亮相，并宣布“罪状”然后经过特设的小门，任由民兵和凶手毒打，名曰过“鬼门关。”这天被打206人（机关干部职工11人，教师36人，农民159人）。在整个“文革”期间，燕峒公社被揪斗639人，死亡33人，其中被打死6人，逼死27人。
8月5日，东凌公社召开万人批斗大会，在农盛国（朴圩小学副校长、东凌公社造反总部副主任、革委副主任）的指挥下，到会的全体被揪斗人员被迫进行所谓的军事演习。他指挥民兵给被揪斗人员除了戴高帽、挂黑牌，还给扛芭蕉杆作“大炮”，背砖块作炸药包，在刚下过雨的烂泥上打滚，匍匐前进，谁不从命，就被民兵和纠察队用木棍和枪托打。当日李祖炳、李青、谭少林、罗元根等干部被打成重伤，李珍南被农盛国用木棍打昏倒地吐血。在这段时间里，被揪斗人员还被用上述演习的办法拉到高国、朴圩等地游斗，沿途受到群众不断殴打，被揪斗人员受到不同程度的伤残。
8月18日，马隘公社继7月23日召开万人批斗大会后，又组织了一次万人批斗大会，被批斗人员在会上受到斗打后，又被拉到县城游斗。罗万盛（公社党委书记）被诬为“反共救国军”总后台，游斗时，被脱去上衣，用油漆在胸部写一个“帅”字，背后写上“黑后台”，坐在“轿”里，手举大刀，不许放下，一直举到县城。谢启祥（营业所主任）被剃阴阳头，其他人员都被用油漆在身上写上所担任的所谓职务，并扛着芭蕉杆走到县城。在游斗时，被揪斗人员均受到不同程度的伤残。
根据县贯彻“七·三”布告办公室8月5日统计，全县农村被揪斗干部群众2120人。（“七·三”布告前1116人，七·三布告后1004人），其中地富反坏右分子789人，参加“反革命”集团726人，现行反革命分子233人。全县在“文革”期间被枪杀、打死、逼死312人。其中贯彻“七·三”布告前死98人，贯彻“七·三”布告后死214人。
（37）控诉揭发罗仕彦大会
8月5日上午，县革委常委由王君太主持开会，讨论处理罗仕彦组织反纠案问题。王君太说：“根据罗仕彦一贯的反革命行为，撤销县革委委员，根据他的罪恶，还要拘留，还要召开大会宣布他的罪恶，扛着红旗反红旗。要开会教育群众和他划清界线。广大群众有这个要求，我们要支持。主要罪状：（1）污蔑毛主席，对社会主义不满。（2）参加反纠案。还要教育群众不能用派性来对待这个问题，要站在党的立场上。大会下午1点钟开，各单位有问题的人都要参加。
下午2点钟，县革委在德保中学广场召开“控诉揭发反革命分子罗仕彦罪行大会。”东关公社、城关镇、县直各单位被揪斗人员全部拉到会场陪斗，在讲台下跪着的“反革命”有700多人。会议由赵春宣读有关罗仕彦的“反革命”罪行材料，并宣布开除罗仕彦公职和撤销其县革委委员职务，正式逮捕。王君太在会上讲话中号召广大群众刮起十二级台风，向阶级敌人发起猛烈进攻。讲台下面的民兵和纠察队员一边开会一边打人，整个会场喊声不断，王君太不得不三次停下来说：“下面不要打先，影响开会。”当天，被拉来陪斗的人员都受到不同程度的伤残。（摘自县革委常委68年会议记录和罗仕彦、许宗亲的揭发材料）
（38）“峒念黑会”汇报会
8月28日，县武装部通知足荣区武装部部长黄继杰专程到县汇报发现所谓“反共救国军”在3月13日（农历正月15日）于足荣峒念召开誓师大会的情况。县武装部领导王君太、纪世发、赵春、军管会干部李常珠、农济，城关镇和东关公社武装部长一起听取汇报。黄继杰汇报后，王君太作了四条紧急指示：（1）把这几个人（指参加峒念会议的骨干）拉到群众中去斗争，再进一步发动群众检举揭发。（2）派入审讯在县城的几个人。他们在3月13日去那里，有没有人证明。农恒义（县森工站职工，4·22成员）现在要拘留他，要从这里把盖子揭开。另一方面带他们到足荣给群众斗争。（3）戴纪林（水电局干部，4·22成员，因其父病请假回江苏看望）问题，军管会要写个材料寄去，当作主要反革命嫌疑犯要那里拘留他。（4）农恒义和农中一个老师，都是现行犯，把手续办好拘留他，给军管会老杨（军代表杨金南）讲这个事。根据王君太指示，黄继杰回到足荣后发动群众查参加“黑会”的人员，对已抓的人搞逼供讯，得出的名单统一填表上报军管会，使172个干部群众因参加这次所谓黑会遭到揪斗。
8月30日，德保县公检法军管会根据王君太的指示写信给江苏省泰兴县公检法军管会，说戴纪林是罗仕彦“反共救国军”案的重大嫌疑分子，要泰兴县军管会先把戴拘留，然后德保派人去押回来。戴被从江苏押回来后，放到县“五·七”干校三连三排进行批斗，多次受到吊打。戴纪林忍受不住皮肉之苦，于10月31日在“五·七”干校（燕峒公社平安大队农中背后）含冤跳山自尽。第二天“五·七”干校给县公检法军管会写了关于戴纪林畏罪跳山自尽的备案报告。
“峒念黑会”纯粹是逼迫臆造出来的，根本不存在事实，但县武装部、军管会领导却如获至宝，派人大查特查，造成了一批人被拘留审查批斗，受到皮肉之苦，蒙受不白之冤。（摘自县武装部党委会议纪录和李常珠笔记本）
（39）县革委揭开革委内部阶级斗争盖子会议
8月30日至9月12日，县革委在第一会议室举行全体会议，革委主任王君太说：“这次会议是认清形势，揭开革委内部阶级斗争的盖子，巩固革委会的会议。除军管会拘留的以外，被抓的也要参加。”在会议中，县革委副主任李肯（群众代表）、县革委委员罗仕彦、许宗亲、谢向阳等被打成“反共救国军”进行多次批斗。在大揭革委内部阶级斗争盖子名义下，县革委委员被揪斗9人（都是“4·22”的代表）。全县共被揪斗或批判的干部1436人，占干部总数的54.6％，其中各级革委委员122人。从1967年元月至1969年元月，全县由专政机关抓起来的干部134人，判刑劳改22人。（县革委68年会议纪录和县处遗办材料）
（40）“五·七”干校
1968年10月5日，《人民日报》在编者按中发表了毛泽东关于“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的号召。根据毛泽东的号召，德保县革委于10月26日在燕峒公社平安大队成立“五·七”干校，把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一部分干部，下放到干校劳动、学习、审查。校长李凡，副校长蒋顺生、俞善泳、韦显堂。10月30日，经县革委批准，县直各单位首批到干校的有242人，分3个连。此外带队人员65人，支左解放军9人。从县城集中步行50华里到校址。在干校中，一般安排半天劳动，半天学习和批判。11月14日，在干校领导主持下，一连批斗麦向荣（县委常委、农村政治部主任）、阮瑞国（副县长）；二连批斗崔万（县委常委、财贸政治部主任）；三连批斗阎俊（农业局长）。11月16日，各连分别批斗何克臣、朱庭义、陈汝初、梁启生等。1969年2月11日，在干校审查的干部和所谓反共救国军的成员走路到靖西县城参加由南宁拉来批斗的自治区领导贺希明、霍泛、傅雨田、谢王岗、袁家柯。干校从1968年10月开办到1971年下半年停办，先后下放到干校受审查改造的干部共有378人，其中下放人员303人，被揪斗人员68人（领导干部被打成走资派的32人，其他干部被打成“反共救国军”的36人）。
（41）贯彻“九大”精神
4月1日，县革委在德保中学广场召开县直机关、工矿、学校以及东关公社附近的群众和驻军指战员万人大会，热烈庆祝“九大”召开。同月7日至10日，县革委举行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关于贯彻“九大”精神的决议》。28日，县革委作出《关于大学习、大宣传、大落实林副主席在党的“九大”所作的政治报告的决议》。5月20至24日，县革委常委举办在县城的县革委委员学习班，学习毛泽东在“九大”和九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要求被揪斗和被吊打过的革委委员要正确对待群众运动，并主动地向组织老老实实交待问题。
7月11日，县革委“贯彻九大办公室”向专区革委汇报具体贯彻“九大”精神情况：一、全县“九大”后办学习班24623期，参加1122387人次。二、“九大”后解决不团结单位：县直8个已解决6个；公社2个已解决2个；社直27个，已解决15个；大队53个，已解决40个。三、解决老大难单位：组织宣传队309个队3086人，受教育面191644人，办学习班3597期，参加147607人次；揭出投机倒把12人，盗窃4人；原有老大难单位18个，解决了12个。四、落实政策：全县干部2688人（教师1142人），被揪斗630人，已解放500人，已使用464人，其中做原工作或下放到农村劳动、搞宣传队的428人，参加三结合36人。未解放的130人中，经上级批准划为敌我矛盾14人，本单位暂定为敌我矛盾40人，未定性43人，属于人民内部矛盾33人。县级干部48人，被揪斗夺权12人，已解放8人；区级干部242人，被揪斗夺权62人，已解放50人。（摘自县革委69年贯彻“九大”精神材料卷宗）
（42）“二·五”运动
根据党中央1970年1月31日发出《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和2月5日发出的《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和《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德保县在1970年2月开展“二·五”运动（即“一打三反”运动）。2月16日，县革委成立“二·五”运动领导小组，由禤壮存、纪世发、李凡、俞善泳、张家吉等5人组成，禤壮存任组长、李凡任副组长。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各公社和县直机关、厂矿也相应建立机构，领导运动开展。3月15日，县革委作出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第一战役的计划，在全县范围内开展大查大挖反革命分子的群众运动，指出“按照党的政策，该捕的捕，该判的判，该杀的杀。” 并明确指定各公社抓好24个材料的查证工作。活动开展到4月13日，全县斗争了583人，扭送拘留7人，宣布处理11人，遣送回家劳动5人，开除留用5人。4月20日，全县统一召开批斗大会，在会上批斗383人，其中属政治问题226人，属经济问题155人。5月22日，根据百色专区革委“二·五”运动领导小组发出的紧急通知，全县组织794人在零时统一行动，重点清查12个单位64人，没收一批证件、书刊和物品。这个运动一直进行到1971年7月才结束。在整个运动中，共被批斗1128人，重点批斗889人（政治问题313人，经济问题353人，其他问题223人），判刑3人，逮捕2人，拘留15人，投案自首1339人。全县共开各种规模批斗会2750次，参加批斗的达30万以上人次。这个运动虽然也打击了一些反革命分子和犯罪分子，但在左倾思想指导下，在贯彻“公安六条”中，一些单位一派掌权而又派性严重的情况下，出现了许多乱搜家、乱搞带帽游街、乱捆绑、乱斗、乱打人的情况，助长了派性，造成不少冤假错案。（摘自县革委70年二五运动情况材料卷宗）
（43）县党委成立
1970年8月30日至9月2日，中共德保县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出席会议代表共483人。纪世发作题为《高举党的“九大”团结胜利的旗帜，为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而奋斗》的工作报告。9月2日，选出中共德保县第四届委员会，纪世发（武装部长）任书记，高鸣海、何光玉（武装部政委）任副书记；黄琢玉（武装部副政委）、梁祖富（县革委副主任）、马永富（县革委副主任）任常委，其他委员35人，候补委员4人。县党委虽然成立了，但实际领导权还是掌握在县武装部手中，上届县委常委没有一人留任。（摘自县委70年会议记录和会议文件卷宗）
（44）批林整风运动
8月17日至9月3日，县委召开第四届第五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学习中央关于批林整风的13个文件，为全县开展批林整风培训骨干。9月上旬，县社组成批林整风宣传队下到各大队贯彻中央文件。通过学习文件和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广大干部群众认清了林彪反党集团的面目，但由于左倾思想指导，把本来是极左的东西作为极右来批，结果还是重复左的那一套。（摘自县委1972年批林整风运动总结材料卷宗）
（45）贯彻“十大”精神
8月24至2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十大”新闻公报发表后，县委召开电话会议，布置县直和各公社组织力量，运用各种宣传工具开展宣传。全县11个公社共组织了251名干部深入大队、生产队开展宣传和组织群众学习，还组织1547人进行街头宣传。到9月9日统计，全县有1759个生产队开展了学习，401个生产队召开了声讨林彪反党集团罪行的群众大会；有79个大队办了党员学习班，参加学习1894人；还有147个大队办了队干、贫协、民兵、妇女等组织的骨干学习班209期，参加学习7853人。
9月24至10月1日，县委举行第四届第六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县委书记陆春生传达“十大”文件，传达区党委扩大会议纪要“九条”，会议决定在城镇乡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批判资本主义倾向。10月16日，县委作出《关于贯彻十大精神，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安排意见》，指出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主要抓好四个方面：（一）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二）批判资本主义倾向；（三）纠正干部中某些不正之风，对公社党委、生产队领导班子和后进生产大队党支部进行改选；（四）落实政策。从10月底到74年元月，全县组织了309人参加的社教宣传队，搞了29个社教试点（其中大队28个，县直1个），面上开展104个大队，县直各单位也普遍开展。已开展社教的133个大队中，开展大批判780次，参加人数54905人次。在声讨林彪反党集团罪行的基础上，搞上挂下联，有126个大队601个生产队批斗了681人，处理贪污盗窃挪用425人；处理副业单干和外出搞副业74人；处理私荒1548亩。处理超支欠款3022人。全县161个农村党支部进行了整顿，有120个支部进行开门整风，有27个支部进行改选。党的“十大”继续了“九大”的左倾错误，不可能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因此，在城镇和乡村中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大抓阶级斗争，把社员正当的家庭副业当作资本主义倾向来批判处理，挫伤了社员发展农村经济的积极性。（摘自县委73年贯彻十大精神材料和社教运动材料卷宗）
（46）批林批孔运动
1月12日，王洪文、江青向毛泽东写信，要求把北大、清华“大批判组”汇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转发全国。经毛泽东批准，党中央于1月18日将这个材料转发全党。“批林批孔”在全国开展起来。
2月初，县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传达中央有关批林批孔文件，会议结束，立即抽调90名干部，加上原有的社教宣传队共298人组成批林批孔宣传队，深入农村、厂矿、学校传达学习中央文件。
4月23日，县委召开县直机关单位干部批林批孔批韦祖珍大会，到会845人；县委书记陆春生等县委常委和部委办领导共8人在大会上进行发言批判。
4月29日，县委举行扩大会议，着重批判韦祖珍的所谓反革命言论，在会上，县委副书记赵平原等常委和11个公社党委书记共16人对韦祖珍的所谓反革命言论进行批判。
5月11日至18日，县委召开四级干部批林批孔经验交流会，到会2345人。
5月19日，县委办整理《韦祖珍在德保的黑指示材料专集》上报地委和区党委。23至6月16日，县委举行扩大会议，揭发批判韦祖珍的所谓“反党罪行”，揭发批判“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回潮，县委书记陆春生和副书记赵平原在会中作长篇批判发言。
7月11日，县委成立研究儒法两家路线斗争理论辅导小组，由7人组成（工人2人、教师2人、干部3人），陆春生担任组长，研究小组到各公社、厂矿和水利工地巡回宣讲，听宣讲达10222人。8月，又组织18个组88人到18个大队21个小队重点调查坏书、坏谚语、坏山歌的“流毒”情况，在全县掀起批判“三坏”高潮，到11月8日，共收缴坏书40多本，坏山歌300多首，坏谚语500多条，坏格言2万句。
11月6日，县委批林批孔办公室总结开展批林批孔运动的情况，9个月来共批斗713人；运动中发案74起，破了66起，逮捕44人，法办27人。
（47）“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11月，县委在干部职工、教师中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反击右倾翻案风”文件，开展“教育革命大辩论”，批判教育界的所谓“奇谈怪论”。采用请进来走出去的开门办学方法，打乱了趋于正常的教学秩序。1976年2月21日，县委书记陆春生传达地委会议精神，把邓小平作为“刮起右倾翻案风的总根子和总代表”进行批判。3月25至27日，县委举行第八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批判邓小平“三项指示为纲”的言论。4月20日，县委发出关于发动贫下中农掀起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高潮，夺取革命生产更大胜利的意见。5月13日，县委召开各公社书记会议，陆春生传达地委扩大会议精神，追查所谓周总理遗言和有关天安门事件的“反革命政治谣言”。5月27至6月21日，为了掀起“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追查反革命谣言”高潮，县委制定《关于检查政治夜校的方案》。县城成立检查总团，总团长陆春生、副团长唐忠焕（武装部政委）。全县分12个分团共3694人。（摘自县委76年政治运动材料卷宗）
（48）批修批资总体战
根据区党委布署，6月28至7月3日，县委举行全体委员会议，同时召开三级干部会议，学习毛泽东关于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指示，以同党内“资产阶级”斗争为重点，发动大打批修批资总体战。从6月至9月，全县共揭发出投机倒把180人，金额16000元，贪污盗窃166人，金额13万元，其中千元以上的4人。全县收回超过政策的自留地、开荒地、饲料地共9129亩，收回“野马”副业人员7300多人；归还超支款欠款115万元，占超支欠款总数的50％多。运动中，批斗了大批四类分子和所谓资本主义倾向严重的人，逮捕一批人，判刑74人，判死刑2人，（摘自县委76年批修批资总体战材料卷宗）
（49）毛泽东逝世与粉碎“四人帮”
9月11日至12日，县城党政军机关干部职工在县人民会堂悼念毛泽东，各单位送花圈。各公社、大队就地悼念，参加人数33万。
9月18日，县城党政军民和城关镇、东关公社群众15000人在德保中学广场举行“追悼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逝世大会”、县委第一副书记许汉文主持会场，县委书记陆春生致悼词。
9月23至26日，县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学习中共中央《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
10月21日，陆春生在县委第二会议室传达地委扩大会议精神，宣读党中央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的伟大胜利的文件。
10月25日，县城军民18000人在德保中学广场举行庆祝华国锋任党中央主席、军委主席和庆祝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篡党夺权阴谋的胜利大会。许汉文主持会场、陆春生讲话，还有各界代表讲话。会议结束后举行游行。
根据中共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办公室关于整理好处遗整党档案的指示和区党委整党办的统一布置，编写这份德保县文化大革命十年大事记。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正如党中央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的：“是一场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我县和全国一样，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蒙受了一场大灾难。
在政治上，大批的老干部、知识分子以至一般群众被诬陷为叛徒、特务、走资派、反革命而被残酷批斗。据1969年8月11日德保县贯彻“九大”办公室统计，全县从1966年以来，共被批斗5178人，占全县总人口260711人的1.99％，全县干部2630人，被批斗833人，占31.6％，一般群众被批斗2303人，占一般群众总数的0.9％。造成冤假错案2463人（县科级干部19人、一般干部728人，群众1716人）。全县“文革”期间被打死、斗死、逼死的干部群众共312人（其中干部29人、农民276人、学生1人），被打致伤致残940人。
在经济上，粮食生产下降，财政收入减少。全县农村人口平均每人有粮从1966年的440斤下降到1969年的382斤；财政收入从1966年的153万元减少到1969年的125万元，1969年人均收入40多元。到1973年，全县人均收入也只有43元，每人收入40元以下的生产队占全县总人数的52.2％。
1983年4月，在党中央和区党委领导下，我县开始进行处理“文革”遗留问题。4月6日，组成“处遗”领导班子，由县委副书记赵平原、梁祖富、组织部副部长蒙刚、黄澄清、纪委副书记黄春杰、黄光等组成，并由赵平原任组长，梁祖富任副组长。5月26日调整为：组长赵平原，副组长麦向荣（农村部长），成员：黄光、黄恒星（组织部长）、邱宏珍（检察长）、罗克武（财政局长）、李吉绍（劳动局长）。办公室人员7人（县级3人、区级3人、一般干部1人）。1984年10月19日，县委新班子组成后，“处遗”领导小组调整为：组长卢新贵（县委副书记、县长），副组长陆赛英（政协副主席）、罗志成（人大常委副主任），成员：罗克武（政协办副主任）、王汉武（县委办副主任）、许彪（公安局副局长）、唐启明（组织部副部长）。全县共抽了339名干部、教师（县级19人，区级78人，中小学校长、主任15人）组成各级“处遗”领导班子和工作组。到1985年5月基本结束，余下的案件由县纪委处遗核查组继续处理。
通过“处遗”，按照党中央和区党委的有关政策规定，平反冤假错案2394人，占总数的97.2％，其中县科级19人，占100％，一般干部682人，占93.7％；群众1693人，占98.7％。共发放善后经费139586元，其中丧葬费25900元（死者264人），抚恤费27390元，抚养费26485元，补发工资325元，生产生活补助63户5870元；房屋修建补助92户15160元；伤残补助946人36963元；“三孤”补助18人1492元。
对全县主谋杀人凶手402人和打手857人分别作了处理。全县停免撤和背靠背审查的干部131人，占全县干部总数的2.3％，已定案131人，占100％。共作组织处理170人，其中干部100人（党员70人），工人4人（党员1人），群众66人（党员65人），党员130人。各种处分分别是：（1）判刑5人：沈建奎、罗明义、农实星、罗仁登、许承国；（2）开除（包括开除留用）公职3人：农乐山、农承量、蒙福华；（3）开除党籍（包括清除）48人（干部8人、工人1人、农村党员29人）：李荣生、蒙明禧、岑立魏，黄荷、农盛国、农大保、黄耽光、潘海帆、农盛尧、农盛业、农修珍、农承芬、农仕快、农佐平、农春会、农浙江、农乐洲、农国财、黄夏红、黄桂丹、黄治章、卢将副、陆成仁、刘其祥、韦杰、李权亮、郑宏现、王贤深、王高利、王善芬、岑贤义、时变之、卢家忠、邓义好、岑宏勋、甘林万、卢斌、王奇想、吕天利、李恒业、李恒台、沈广邦、梁华丰、梁贵、劳光现、岑健、杨保贞、黄朝官。（4）留党察看25人（干部14人、农村党员11人）；（5）撤销党内职务1人；（6）党内严重警告24人（干部16人、农村党员8人）；（7）党内警告处分34人（干部30人、农村党员4人）；（8）行政记大过处分14人；（9）行政记过处分15人。
事实证明，党中央和区党委关于进行处理“文革”遗留问题的决定是正确的，是得人心的。这份“文革”大事记，既记录了“文革”十年造成的灾难，也记下了处理“文革”遗留问题的成果。它对于彻底否定“文革”，巩固“处遗”成果，借鉴历史经验，教育子孙后代，实现长治久安，会有一定的帮助。
本大事记使用的材料，主要来自县档案馆藏的县委、县人委文件材料，县人武部的会议记录、县公检法军管会文书、县处遗办文件材料、县纪委“三种人”和犯严重错误干部登记卡。
中共德保县委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1987年2月5日
姓名 职务 起止 李凡 书记 66.7.5——70.11 李荣康 副书记 65.6.25——70 赵平原 副书记 65.6.25——70 谢继翠 常委 62.12——70.7 林伟隆 常委 62.12——70.7 麦向荣 常委 62.——70 崔万 常委 65.——70 纪世发 书记 70.8——72.10 高鸣海 副书记 70.8——72 何光玉 副书记 70.8——72 黄琢玉 常委 70.8——72 梁祖富 常委 70.8——79.4 马永富 常委 70.8——79.4 陆春生 常委 70.8——73 陆春生 书记 73——83.10 许汉文 第一副书记 75——77.10 纪世发 副书记 73.11——74.4 梁祖富 副书记 73——83.10 何从仁 副书记 75.——80.10 赵平原 副书记 73.——84.8 李荣康 副书记 79.5——85.8 宁辉教 副书记 79.5——84 齐圣和 常委 79.5——80 刘松乾 常委 79.5——80 周辉传 常委 79.5——83.10 林春生 常委 79.5——84.6 周花理 常委 79.5——83 赵平原 代书记 83.10——84.6 李兆焯 书记 84.7——85.8 吴汉 书记 85.9—— 卢新贵 副书记 85.9—— 卢胜芳 副书记 85.9—— 陆德忠 副书记 85.9—— 陆日东 常委 85.9—— 王汉武 常委 85.9—— 陈崇发 常委 85.9——
姓名 职务 起止 林伟隆 代县长 65.10——68.2 阮瑞国 副县长 63.6——68.2 杨玉林 副县长 63.6——68.2 黄荣阶 副县长 63.6——68.2 齐圣和 副县长 63.6——68.2 纪世发 抓革指主任 67.2——68.2 衣维全 副主任 67.2——68.3 蓝家胜 副主任 67.2——68.3 李荣康 副主任 67.2——68.3 马永富 副主任 67.7——68.3 韦显堂 副主任 67.2——68.3 邱宏珍 副主任 67.2——68.3 梁光伦 副主任 67.2——68.3 黄春杰 副主任 67.2——68.3 王君太 县革筹会主任 67.3——68.7 蓝家胜 副主任 67.3——68.3 何光玉 副主任 67.3——68.3 农丕凡 副主任 67.3——68.3 王君太 县革委主任 68.3——69.11 禤壮存 县革委主任 69.10——71 纪世发 主任 72——73 李凡 第一副主任 68.3——70.11 衣维全 副主任 68.3——70 余善泳 副主任 68.3——80.12 李肯 副主任 68.3——80.12 马永富 副主任 68.3——80 钟庆棋 副主任 68——69.11 陆春生 副主任 69.9——73 黄在虎 副主任 69.9——75 梁祖富 副主任 69——70
姓名 职务 起止 陆春生 主任 73——78 覃民军 副主任 74——76 何从仁 副主任 75——80.11 许汉文 副主任 75——77.10 齐圣和 副主任 78——80.12 李荣康 县长 79——80.12 林春生 副县长 80.12——84.10 农振溪 副县长 80.12——83.5 周辉传 副县长 80.12——84.10 杨玉林 副县长 80.12——84.10 卢新贵 县长 84.10—— 陆德忠 副县长 86.9—— 陆日东 副县长 84.10—— 郑展才 副县长 84.10—— 陈国岸 副县长 84.10——85.10 张亚琨 副县长 84.10—— 胡芝 副县长 85.10.19——
来源：《广西“文革”档案资料》（第十五册），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1987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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