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87-3-30 作者：中共田东县委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
中共田东县委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1966年8月5日，毛泽东同志发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点燃了文化大革命之火，在全国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运动的推动下，我县各中小学校师生、各单位干部职工、相继成立了红卫兵组织和各种名目的群众组织，他们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指导下，打着“造反有理”的旗号，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党政各级领导，1967年初在上海“一月风暴”的影响下，我县从县委到基层生产队都发生了夺权事件，各级领导干部有的被靠边站，有的被打倒。有的被扣上反、坏分子或叛徒、特务、“走资派”和以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参加“中苏美反共救国军”等莫须有的罪名，加以批斗迫害，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据统计：“文革”期间，全县被批斗4526人，被打死204人（其中被枪杀死80人），被逼害致死176人，共380人。被打成冤假错案3502人，其中被打伤致残1020人。被抄没财物的损失难以数计。“文革”中遗留下来的大量的冤假错案没有彻底平反，一些犯有严重错误的人还逍遥法外，以致民怨载道，影响党在群众中的威信。
1983年4月，根据区党委关于处理“文化大革命”遗留问题（以下简称“处遗”）的指示，县委成立了“处遗”领导小组和办公室，组织了430人的强大“处遗”队伍，用了近两年的时间进行否定“文革”、拨乱反正的教育，对“文革”中的冤假错案政治上给予平反、恢复名誉。经济上发给遗属及伤残者生产生活补助费206628元8角3分，安排死者子女顶替工作29人。组织上对在“文革”中犯有错误的333人（其中干部147人，工人5人，群众181人；党员300人），根据其错误情节，分别给予追究刑事责任11人，开除党籍145人，留党察看77人，党内警告和严重警告59人，撤职5人，双开除9人，开除留用6人，其他处分15人，对冤假错案3502人（其中“反共救国军案”537人，“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案”7人，“地方民族主义”案1人，广西地下党案32人，其他案2925人）已全部给予平反。从而挽回了党的威信，团结和教育了群众，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文化大革命”在政治上搞乱了自己，破坏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在思想文化上，危害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影响了一代人的健康成长；在经济上，延误了四个现代化建设的进程，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和社会进步，而是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的严重灾难和内乱。必须全面地彻底地否定。
为了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教育当代和后代，巩固“处遗”成果，根据县档案馆等单位提供的资料，特把我县“文革”十年期间发生影响较大的事件，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按照事件发生的年月日次序，写成《田东县“文革”大事记》，以便使后人知道我县“文革”十年之概略，并从中吸取教训，引以为戒。
由于水平有限，在收集、整理和编写过程中，缺点一定难免，敬请领导和同志们批评指正。
编者1987年2月25日
田东县的“四清”运动还未结束，“文革”已经开始了。
6月18日，根据区党委指示，在百色地区“四清”工作总团领导下，为了适应“文革”形势发展的需要，成立了中共田东县委员会文化革命小组（下设办公室），组长杜晶一（县委书记），成员农益家（县委宣传部长）、武振弟、陆英林、陈可祥（均是地区驻田东县“四清”工作总团领导成员）。（66年县委永久654卷）
文化大革命首先在学校搞起来，田东中学高三年级学生黄兵锋、汤国鸿首先发起成立红卫兵组织，经校党支部批准，分批发展，成立全校统一的总部，后来由于意见分歧，分别成立“抗大兵团”和“毛泽东思想战团”，67年3月，毛主席发出复课闹革命的号召，各个红卫兵组织回到学校各个班级，以上述两大群众组织为核心，实行班级联合，后又以全校为单位实行大联合，经民主选举，组成15人的大联委，“抗大兵团”的创始人罗锡丰，因选不上大联委成员，就拉一部分人出去，另立山头。在广西分裂成为支持韦国清（区党委第一书记）和支持伍晋南（区党委书记）（以下简称支韦和支伍）两派群众组织的影响下，大联委持支韦观点，以罗锡丰为首，另立山头的那部分人持支伍观点。（83年至84年党群处遗永久172卷）
“文革”的重点开始在学校，为了维持学校的正常秩序，经地、县“四清”工作团研究，决定成立驻校工作组，分别进驻田东中学和各公社中学，派驻田东中学的工作组组长陈可祥，成员有农益家、冯锦标（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随后，部队也派出了军训团，对学生进行军训。（66年县委永久635卷）
7月7日，“四清”总团百色分团在合恒公社搞点，总结合恒公社集中教师搞文化革命的经验，总团转发了这个经验。此后，各公社即以合恒公社为榜样，在公社集中教师40天，专搞“文化革命”，批邓拓、吴晗、廖沫沙，并联系实际，挖本地区的“代理人”，在农村， 则开展破“四旧”（即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抓道公巫婆游街，捣毁神庙等活动。（65至66年县委永久635卷）
7月13日，县委召开县直机关全体干部职工和学校师生大会，杜晶一代表县委作报告，动员重点转入揭批本地区、本单位的党内“走资派”和一切“牛鬼蛇神”。（县档案馆存“文革”资料3卷）
7月22日，百色医专部分学生上京串联，因要求免费乘车乘船未获批准，徒步经过田东时，受到在田东搞“四清”工作的地委书记郑少东和田东县委书记张平的劝阻，但医专学生不听劝阻，并当场与郑、张书记进行辩论。（县档案馆存“文革”资料3卷）
9月初，在毛主席接见首都红卫兵的影响下，田东中学红卫兵要求上京串联，县委根据中央通知精神，先后组织了3批师生赴京，到全国“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中心，学习首都“文化革命”的“经验”。上京的学生回来后，大点“革命”之火，大煽“革命”之风，以批县委、县人委及学校的某些领导和驻校工作组、联络员执行的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内容，掀起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高潮。（县档案馆存“文革”资料3卷）
同月初，县商业局司机助手黄启尧，因常到服务公司打开水不给钱，受到驻公司“四清”工作队满开敏的指责，黄即在街上贴出第一张大字报，鸣放满的态度。服务公司指导员李盈遂移动这张大字报时不慎把它撕毁，引起鸣放者的不满，导致大字报论战，自此，大字报上街越来越多。县委为了控制这种趋势的发展，曾召开过一次各单位领导干部会，张平在会上说：今后写大字报要签个人的姓名，要实事求是，领导干部的大字报要贴在室内，不要往街上贴，有人要参观，必须持有单位介绍信，这是秘密。（66年县委永久654卷、“文革”资料1卷）
9月10日，驻我县一五〇地质勘探队部分人员（约200人），集队到县“文革”群众接待站（今纪念馆），以田东县委工交政治部副主任胡维臣干预他们揪本单位“走资派”游街为由，要给胡维臣戴“牛鬼蛇神”的后台老板的高帽。围观群众约近千人，经县城红卫兵与之辩论，县委出面调解，一五〇队自觉理亏，才表示放弃原来无理的要求。（66年县委永久653卷）
9月11日，在南宁发生南下串联队殴打韦国清事件后，为了防止群众组织或个人冲击机关、县委、县人委和其他单位，先后成立“赤卫队”，任务是保卫机关，保卫领导，保卫国家机密。不久，“赤卫队”自行解体，为各种的群众组织所代替。（县档案馆存“文革”资料13卷）
10月20日，县委在人民体育场召开“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推向新阶段”动员大会，杜晶一作动员报告，接着各战线代表发言，在大会结束即将游行时，田东中学部分师生以不安排他们代表发言为由，贴出“压制田东中学文化大革命的又一阴谋”的大字报，对大会提出强烈抗议，同时在会场散发传单，煽动不明真相的学生离队，干扰大会的正常进行。（县档案馆存“文革”资料2卷）
11月2日，田东中学驻校工作组，联络员被指责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压制红卫兵的革命行动”而受到批判，被红卫兵轰出校门。（县档案馆存“文革”资料1卷）
12月26日，县委在平桥召开四级干部会议，到会一千多人，内容是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会上很多人由于对“这个运动的重点是整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词的含义不甚理解，对什么是“走资派”界线分不清，害怕群众把自己的缺点也当成“走资派”来批，因而顾虑重重，在思想上造成极大的混乱。（县档案馆存“文革”资料3卷）
12月底至次年初，在全国大串联的影响下，我县也出现了外出串联的风潮，全县外出串联3720人，继之刮起一股经济主义的歪风，县委及县人委的负责人屈从于红卫兵和群众组织的压力，不按有关规定办事，滥发串联费177000元。（县档案馆存“文革”资料1、9卷）
1月8日，田东糖厂的群众组织以工人王保根为首，和干部陆义在、卢君帅、陈丽金、吴云祥等人，揪斗县委委员、糖厂党总支书记李忠义，给李忠义冠以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名，押到平马批斗并戴高帽游街，开了田东县戴高帽游街的先例。（县档案馆存“文革”资料13卷）
1月13日，县委在大楼背后的树荫下召开常委会议，讨论“文革”的经费等问题。在人还未到齐时，大家就七嘴八舌地议论，副书记许汉文说：“江青过去只是个演员，又不是中央委员，有什么名堂，权力这么大，随便点人家的名，到处讲话，批这个批那个。”县长农江沫说：“姚文元是个大学生，刚毕业出来，写个评《海瑞罢官》就了不起，毛主席过于听他们的话了。”副县长陈随志说：“这么多老同志过去跟毛主席干革命，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犯点错误就拿去游街。”说完痛哭。农江沫又说：“今天斗，明天批，再这样下去真受不了，倒不如患一场脑膜炎死了好。”许汉文又说：“这比一次政变还厉害，我准备送小孩回家，上山打游击。”县委书记杜晶一说：“全国形势发展很快，上海就是先例，全国学上海，我们一个也跑不了。造反派要罢我们的官，但我们是区党委管的，他们罢不了，我带你们到区党委请愿。”会后，副书记黄林分别给毛主席、党中央、中南局写信，反映田东“文革”的问题，对“文革”执行的极左路线和做法提出不同看法，后来县委群众组织林瑞肇（县委机要员）等把这次常委会说成“反革命黑会”，把对“文革”持不同看法的人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分子（以下简称“三反分子”），并对他们进行残酷的批斗。县革委会成立后，在对杜晶一、农江沫等人的处分中，把参加“黑会”攻击中央“文革”作为重大错误之一处理，73年11月给杜晶一党内严重警告，给农江沫党内留党察看2年处分。（83年县处遗办永久4卷，“文革”资料1、3、11卷）
1月22日，在群众组织的压力下，杜晶一代表县委，作题为“我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所犯的方向路线错误的初步检讨。”并将这个检讨材料铅印发至各群众组织。（县档案馆存“文革”资料3卷）
1月23日，县公检法成立“广西田东县无产阶级革命造反司令部”，司令梁尚武（县法院干部），副司令陆益隆（县检察院干部）、梁朝峰（县民政局干部）、黄焕宽（县农办室干部）。这个组织因以公检法干部为主体，他们有枪，加上有些党政干部参加，在群众中有一定影响，因此县直不少单位和各公社较小的战斗队，都归附这个司令部，成为“文革”初期人数最多，最有势力的群众组织。
1月25日，县公检法群众组织派其成员李华（平马镇派出所民警）、黄忠标、韦武伦（均公安局干部）参加地区召开的批判郑少东大会，看到地区公检法群众组织已经夺权，李华派黄忠标先回县，策动夺权。
1月26日，在外地夺权之风已经盛行的情况下，县公检法机关的群众怕被外单位的群众组织来夺权，干扰本单位公安业务的正常进行，故他们模仿地区公检法群众组织的做法，成立了以吴庆强（县法院干部）为主任，由若干人组成的“夺权行动委员会”，由吴庆强、陆益隆先夺公检法3家领导的权，后由梁朝锋、辛荣辉（团委干部）、黄焕宽（县农办室干部）、黄日团（县壮委干部）为首夺了县委、县人委及各部委各科局领导的权，把夺来的公章全部交给梁尚武总管。并于当晚先由周建华（县公安局干部），后由辛荣辉代表夺权行动委员会在县广播站宣布夺权通告。接着，1月27日“田东工总林逢分部”夺了林逢公社党委的权。1月28日，“田东工总银鹰战斗队”夺了银行党支部的权，在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里，夺权之风席卷全县，各级党政财文大权全被各个群众组织所接管，所有的公章被收缴，所有的公文柜被打上封条，所有的领导干部被迫靠边站或者被打倒，使全县工作陷入瘫痪的状态。（84年县政法处遗永久123卷）
1月30日，县委和县人委机关干部黄情安（统战部干事）等35人发表严正声明，宣布不接受“夺权行动委员会”派驻县委、县人委机关“执行小组”的约束，并连续发表三评“一·二六”夺权的文章。对夺权行动委员会不和被夺权单位的各群众组织联合，采取突然袭击，单独夺权的做法极为不满。“广西田东县无产阶级革命造反司令部”及其“夺权行动委员会”在其下属组织的反对和群众舆论的压力下，终于采取妥协的办法，经与县委、县人委机关的群众组织协商，成立“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广西田东县委员会”由林瑞肇任主任，将夺来的公章全部移交大联合委员会接管。（县档案馆存“文革”资料1卷）
1月31日，由梁尚武主持，在人民体育场召开批斗郑少东和田东县委副书记岳佩大会，批斗会后，岳想不通，于次日凌晨用小刀割颈，跳楼自杀（未死）（84年县政法处遗永久131卷、县纪委文件（83）59号）
2月24日，驻田东的中国人民解放军6908、6948部队和田东县人民武装部正式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成立驻军“联合支左办公室和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办公室”，对地方实行“三支两军”（即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支左办公室主任潘大琪（6908部队政治部主任），副主任李克文（6908部队科长），宋乙山（田东县人民武装部政委）。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办公室主任先是张余（县武装部部长）后是禤壮存（县武装部部长）。公检法军管会主任李庆康（县武装部副政委）副主任范景春（县武装部副部长）。
2月下旬， 在支左干部的主持下，在人民体育场召开群众大会，（县直各单位干部职工、街道居民、学校师生均参加）广西军区司令员欧致富在大会上作“全国文化大革命形势”报告，并动员红卫兵就地闹革命，不要上京串联。（县档案馆存“文革”资料3卷）
3月，跨行业，跨单位的群众组织归口闹革命。（“文革”资料6卷）
4月，县委、县人委机关的支韦派组织，以林瑞肇、黄寿全（县委财贸部干事，县人委战斗队队长）为首，责令部委及科局长以上干部亮相，重点揭发县委常委的问题，收集县委常委的材料，准备在社会上批斗。（县档案馆存“文革”资料6卷）
6月1日，《广西日报》版面军管小组被夺权以后，县支左办召开一个声援《广西日报》军管小组的大会，严厉谴责参加夺权的人破坏报纸正常出版的不法行为，并以“坚决声援军管的广西日报”为题，致电《广西日报》军管小组。会后武装部的武装人员领队游行。同日，县城支韦派各个组织的负责人在邮电局楼上集会，听取蒙达荣（田东籍，广西日报记者）介绍南宁“文革”形势，并研究成立田东县联合指挥部组织。（“文革”资料9卷，县纪检会存：83年5月25日杨建伟的检查材料）
6月8日，县科局长以上干部陈随志等46人联合签名坚决支持韦国清。10日晚，县城支韦派及郊区贫下中农7000多人在人民体育场集会并游行示威，支持韦国清站出来和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起闹革命。（县档案馆存“文革”资料5、8卷）
6月11日，公安局干部雷迪规，在新华书店门前参与辩论关于广西日报的发行问题时，误指一群众（李仁义）为四类分子，致该群众被红卫兵扭送派出所，后经查明不是四类分子，并已道歉放人。但该人的亲属及群众组织不服气，认为这是侮辱他们的人格，玷污他们的名声，“右江一司”和“云水怒”（均支伍派群众组织）的头头们，遂组织200多人到公检法院内静坐示威，要求交出雷迪规，并勒令雷检讨。（84年政法处遗长期57卷）
6月13日，县城支韦派隆重集会，热烈庆祝我空军部队击落美帝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会后到6908部队贺喜并参观敌机残骸。6月18日又隆重集会，热烈欢呼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会后举行示威游行。（县档案馆存“文革”资料5卷）
6月20日，县人委机关支韦派黎育培（农村部干事）、王宝龄（县人委干部）、覃美芳（县财政局副局长）等揪斗原田东县副县长黄青（已调区文联工作），把黄青打成“三反分子”批斗达半月之久，至7月5日，经区文联来文索人，才允许黄青返回南宁。（“文革”资料1卷）
8月20日，由支左办公室主持，在人民体育场召开“声讨”刘、邓、陶大会，由各群众组织代表在会上作批判发言。（“文革”资料1卷）
8月23日，在江青对河南省一派群众组织代表团鼓吹“文攻武卫”的影响下，我县武斗空气急剧上升，县人委两派就解决派性用房问题发生争执，双方到支左办评理，由于各持己见，问题得不到解决，以致发生武斗，人委战斗队被围，中学大联委前来解围，大联委3名红卫兵被石头打伤。（县档案馆存“文革”资料6卷）
8月26日，“广西4·22田东革命造反大军”成立。（以下简称“4·22”）总部设在纪念馆，挂总潘桂本（县银行干部），主要成员：张建福（田东汽车站工人）、陈文志（县医院医生）、黄显德（县水电局技术员）、周绍柏（乐善街文书）、刘让君（县银行干部）、郑剑辉（田东中学教师）、杨坛宗（县农械厂工人）、罗锡丰、陈国显、李振武、凌文笔、黄绍武（均田东中学学生）。（84年县处遗办永久87卷）
8月28日，周总理在北京第五次接见广西两派代表时说“4·22”是造反派，“联指”是群众组织之后，田东驻军6908、6948部队，田东县人民武装部联合发表支持“广西4·22田东革命造反大军”的声明。（县档案馆存“文革”资料2卷）
8月30日，县城支韦派举行集会并游行示威，喊出了打倒魏佑铸（广西军区副政委）的口号，贴出了大量反对军队支派声明的大字报。（县档案馆存“文革”资料1卷）
9月8日，6908部队得到江青讲话的录音带，先借给县委机关毛泽东思想战斗队，后拿到县广播站广播，“4·22”的张建福、罗锡丰等认为这是部队抬高“老保”贬低“4·22”而兴师问罪，组织了约200人到部队静坐示威。（83年党群处遗永久136卷）
9月10日，县城两大派的各个群众组织，除各自挂起高音喇叭，每天都派出宣传车在街上互相追逐，进行宣传战以外，还派出宣传车、宣传队到各公社游说，以争取更多干部群众的支持。9月10日是思林街，两派都派出宣传车到思林街宣传，由于互相攻击，互相指责，当地两派各自增援与自己观点相同的一方，最后大打出手，双方均有7人受伤。（县档案馆存“文革”资料6卷）
9月27日，田东县“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成立。（以下简称“联指”）总部设在县人委，指挥杨建伟（县农机厂工人），主要成员：关炳耀（县税局干部）、林瑞肇、黄树同（县人委干部）、罗桂初（县银行秘书）、王宗武（县商业局会计）、唐全发（糖厂干部）、廖学恒（田东中学学生）。（县档案馆存“文革”资料10卷）
10月29日，由禤壮存主持召开田东县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会议，代表1000人，会期5天。（83年党群处遗永久140卷）
10月31日，县人委“4·22”为了分占县人委楼上会议室作为自己活动的地点，以黄显德为首，趁“联指”看守人员不多，乘机抢占，并把“联指”的牌子砸烂丢到楼下，县人委战斗队寡不敌众，“中学大联委”和“财贸战团”前来解围，中午时分，“4·22”趁联指人员回家吃饭之机，在半路上各个截击，打伤联指郑志贤、王宗武、韦民雄等5人。并把“财贸战团”的王宗武关进纪念馆，制造了一起轰动全城的事件。（县档案馆存“文革”资料2卷）
11月4日，财贸战团的王宗武被“4·22”抓去以后，米强昆（中学教师）马上在校图书馆楼上召开联指派邓智杰等人会议，会上米说：他们（指“4·22”）口口声声讲要文斗不要武斗，现在他们抓人了，我们怎么办？会议决定，抓“4·22”学生中的一个头头来交换，于是决定给邓智杰等人在11月4日上午到校实验室门口，以找“4·22”学生辩论为名，趁机抓“4·22”的李振武到联指据点，后来双方不服，武斗再次发生。在武斗过程中，米在图书馆楼上开扩音喇叭广播说：现在4·22学生纠集社会上不三不四的人来田东中学参加武斗，我们联指战士要粉碎他们的进攻，保住大楼，誓死保卫我们的指挥部，在米的煽动下，武斗越打越激烈，学生凌文笔被打伤眼睛，学校花去200多元医药费，赶来制止武斗的解放军有两名头部受伤住院，学校公物被毁坏损失达3000多元。（田东县人民政府文件〔84〕60号）
11月14日，继田东驻军和县武装部发表支持“4·22”声明后，田东中学校长黄立权，党支书廖学明，县长农江沫接连发表支持“4·22”声明，表示坚决和“4·22”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农江沫、黄立权、廖学明发表支持“4·22”声明后不久，即同持“4·22”观点的纪念馆馆长黄福林，县工会副主席黄猛彪到南宁展览馆（广西“4·22”总部）和南宁“航运工总”总部住过一个时期。（县档案馆存“文革”资料2、6卷，二办室存黄福林的检查材料）
11月20日，毛主席亲自批示的中央《关于广西问题的决定》传到田东，上午9时，在支左办公室的主持下，“4·22”和“联指”共同召开庆祝大会，但由于双方缺乏诚意，台上握手，台下踢脚，会后不但没有实现联合，而且酝酿着更激烈的斗争。（县档案馆存“文革”资料3卷）
11月28日晚11点钟，“4·22”在纪念馆中厅右侧小房开会，研究抢平马镇武装部枪支问题，参加研究的有潘桂本、郑剑辉、孙家和（工会干部）、陈义章、黄锦华、滕炳坤（均街道群众），还有广西“工总”来的两个人，他们以在平马镇内储存武器，对“4·22”构成威胁为由，公然违反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不准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的命令，于当晚抢夺了平马镇武装部轻机枪6挺，重机枪8挺，冲锋枪59支，步枪35支，后见枪支已拆去撞针，不起作用，即把抢来的枪支交给6908部队。（83年平马镇处遗永久29卷）
12月25日，广西“4·22”田东工总举行周年集会并游行示威。同日，支持“4·22”观点的湖南“湘江风雷”宣传队到我县演出，庆祝田东工总成立一周年。（县档案馆存“文革”资料13卷）
12月26日，“联指”违反中央九·五命令，违反两派达成的关于制止武斗的八条协议，韦民雄等到合恒大队武装连（联指观点）要步枪2支，高射机枪1挺，接着刘翰兴（县粮局干部）、彭玉华（县医院医生）等，以接病号为名，开救护车到思林，要檀乐大队民兵连（联指观点）步枪10支，机枪1挺，手榴弹1箱和一部分子弹拿到联指据点，以作武斗之用，直到两派大联合后才交给县武装部。（83年平马镇处遗永久29卷、84年县处遗永久95卷）
12月29日，在支左干部的支持下，两派成立了大联合筹备委员会。并于当天由杨建伟主持，在旧电影院召开了一次批斗“田东县党内最大的走资派杜晶一”大会，会上给杜晶一、黄林戴铁皮帽高1米，挂用1米×1米钢板制成的黑牌，其他陪斗者的黑牌为80×80公分，这些笨重的黑牌挂在被批斗者的脖子上，使被批斗者的颈部受伤。（83年党群处遗永久159卷）
1月4日，由于打砸抢事件不断发生，武斗空气紧张，为了防止坏人抢劫国家金库，保卫国家财产安全，县武装部调动平桥大队一个民兵班，配以轻重武器，驻守田东银行，宣布不论任何组织或个人，不论以任何借口，凡是冲击银行，抢劫国家金库的，一律以敌我矛盾论处。（83年党群处遗永久148卷，县档案馆存“文革”资料13卷）
1月12日，在区、地“4·22”造反总部驻田东联络员刘光明、张庆广的煽动下，以郭海涛（田东中学学生）为首，集红卫兵数十人，公开抢劫县医院门诊部药房，将药品全部抢光，大联合后虽已退回一部分，但已损失药品价值7000多元。（83年党群处遗永久136卷）
1月15日，酒厂联指战斗队负责人杨尚将，听港务站黄月英传说“4·22”要占用酒厂作据点，杨跑到农械厂找杨建伟商量，请求派人保护，次日，杨建伟以保护国家财产为名，派中学大联委红卫兵十名进驻酒厂，目的是对付“4·22”进驻酒厂时进行“文攻武卫”并建立据点，13日，“4·22”平马革联，在张庆广的参与下，在高洪祥家楼上开会，参加人员有：蔡时生、高洪祥、陈永生、韦瑞龙、姚克勤、姚家雄、姚彩凤、刘玉燕（均街道群众），目的是赶走“大联委”的红卫兵，拔除“联指”设在酒厂的据点，使“4·22”总部所在地的纪念馆及红旗旅社以下各条街道直至四平渡口连成一片。14日，“平马革联”先贴出大字报，勒令“大联委”的红卫兵限期撤出酒厂。15日晚，即有群众约300人到酒厂附近街道中心集会，周绍柏作演讲后，立即发起攻击，将石头、砖头象下冰雹式地打到酒厂大门和制酒车间的瓦顶上，一部分人用一条杉木撞开酒厂大门，“大联委”的红卫兵和酒厂的联指群众自卫无效，百谷、靖逸大队民兵前来救援，双方发生了肉搏，靖逸民兵1人被砍重伤，酒厂被打砸抢，损失折币7860元。（83年平马镇处遗永久29卷）
3月6日，在广西两派大联合格局的影响下，在“支左”人员的促进下，田东两派也形成了大联合的格局，经双方协商，达成3条协议：（1）共同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2）共同的战斗口号是：打倒派性，铲除山头，联合起来，共同对敌，迅速实现两派大联合；（3）定于3月7日拆除武斗工事，摘除高音喇叭，由大联筹出面，覆盖一切派性的标语和大字报。（县档案馆存“文革”资料13卷）
3月11日，6908部队下乡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给师部写书面汇报：（1）在印茶、思林、朔良、义圩4个公社发现敌人提出“杀贫留中保地富”的反动口号，并声称要杀害大小队干部和贫下中农，这个口号是义圩公社那荷大队反属黄明定提出的，已被群众拘捕归案；（2）发现义圩公社6个大队有人提出打倒毛××，保卫刘××，迎接蒋××的反动口号，他们以义圩街为中心，以朔晚的晚屯、那荷的能些、那领屯、符桃屯、那炼的访屯、立新的老屯为据点，组织反革命活动。周世同、凌有恒（均已死）、黄中辉（已捕）等为首出面，多次召开秘密会议。（83年党群处遗永久142卷）
3月13日，义圩公社福星大队莲花山民兵黄汉才，枪杀被指责为搞派性干坏事的黄华吉，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首开杀戒。（83年县处遗永久5卷）
3月15日，经区革筹批准，17日田东县革命委员会（以下简称革委会）成立，18日开庆祝成立大会。县革委常委21名，由老、中、青、军、干、群三部分人组成。县革委会主任宋乙山，第一副主任许汉文，副主任禤壮存、陈随志。在庆祝成立县革委会大会上，宋乙山号召向一小撮阶级敌人发动猛烈进攻。（68年县革委永久6卷）
3月19日，印茶大队民兵营长黄选按，副营长刘忠主为首，串连印茶、百城、新建、巴麻、那板5个大队的一些人，以形势紧张、为了自卫为由，非法组织“临时革命筹备会”推选立新大队党支书苏廷作为主任，百城大队党支书潘宜赞，印茶大队群众周仕超为副主任。3月20日、25日召开两次会议，秘密研究要杀哪些人问题。决定云林、那板两个大队，印茶和百城两个大队合作干，其他大队自己干，3月27日统一行动。在3月25日会上，刘忠主等人又把“临时革筹会”改名为“印茶地区贫下中农揪斗坏人行动指挥部”。3月26日，印茶、百城两个大队民兵包围印茶大队的甘茶屯，百城大队的洞巴屯。云林、那板两个大队民兵包围那板大队的崖屯。巴麻、那蒙、供固、江城4个大队的民兵包围江城大队的江圩屯。全公社出现到处乱抓乱杀人的事件。
黄选按等人趁“文革”动乱之机，在派性的掩护下，挑起新的矛盾，进行报复杀人。黄选按等人为了蒙蔽群众，欺骗政府，以达其杀人有据的目的，事前有计划地伪造了一本“中苏美反共救国军3036第三司令部干部战士花名册”，然后栽赃陷害。被列上花名册的涉及两个地区4个县，10个大队，14个单位，共445人，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83年印茶处遗永久74、75卷）
4月中旬，县革委在祥周公社召开全县报导工作会议，许汉文到会讲话，布置收集霍泛（区党委书记）在祥周公社搞四清的“黑材料”，给广西日报组织一个批判霍泛的专版。广西日报和右江日报分别于5月19、22日刊登许汉文批判霍泛的文章。（地区纪委会存、许汉文在“文革”中所犯的错误事实证据材料）。
4月27日，县革委发出坚持“三个雷打不动”的通知，即每天向毛主席早请示、晚汇报雷打不动，每天早读一小时雷打不动，每星期二、五上午为政治学习时间雷打不动，还要求每个单位都搭“三忠于”彩门，（即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写巨幅标语，搞红色海洋，学跳表忠舞，田头地角都要扎上语录牌，做到：眼往忠字看，心往忠字想，脚往忠字走，劲往忠字使。在群众中掀起个人崇拜的浪潮。（68年县革委永久68卷）
5月24日，县革委召开首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到会1085人，其中在“文革”中严重违法乱纪，首开杀戒的福星大队莲花山民兵排和伪造“中苏美反共救国军”花名册，陷害杀人的印茶大队民兵营长黄选按，均以先进单位代表和先进个人身份出席大会。
6月25至26日，县革委常委召开扩大会议，到会83人。会议着重分析和研究阶级斗争形势和今后任务，会议由宋乙山主持，李庆康作形势报告，禤壮存作会议总结并签发会议纪要，李庆康在报告中说：（1）印茶革委会成立后，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敢字当头，狠抓阶级斗争，革命生产热气腾腾，毛泽东思想的光辉在那里发挥了无穷无尽的力量；（2）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一直是很激烈的，而我们队伍里却存在一种右倾保守思想，因而有些地方敌情观念不强，阶级斗争抓得不狠，主动地、不停顿地向阶级敌人进攻不够，隐藏的阶级敌人还没有彻底挖出来，革命大批判和本单位斗批改搞得不够深透；（3）当前阶级敌人垂死挣扎，“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的反革命组织田东也有，但还没有完全破获。（83年党群处遗永久140卷）
禤壮存在总结中说：“当前杀人有4种情况，一是坏人杀坏人，活该。二是坏人杀好人，阶级报复。三是好人杀坏人，义愤。四是好人杀好人，误会。”（县纪委会存：杨建伟对田东县革委一些情况的回忆）
许汉文也在会上讲话，他说：有某些不经手续就干掉，但我们并没有责备群众或给他们泼冷水，广大人民群众总的大方向是“对”的，是“正确”的。（地区纪委存：关于许汉文在“文革”中所犯错误材料）
过后宋乙山在一次职工大会上说：印茶革命群众杀了一批牛鬼蛇神，这是革命行动，好得很。（83年党群处遗永久138卷）
会议决定：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深入持久地开展大检举、大揭发、大批判的高潮。（83年党群处遗永久140卷）
7月10日，印茶公社武装部长，革委主任凌笔斐，同意那板大队群众的要求，到平马劳动服务总站（下简称总站）揪阮成江回乡斗争（阮原籍印茶公社那板大队崖屯人，四类分子子弟，久已迁居平马，“文革”中参加“422”组织。）总站不同意抓人，并与之辩论，禤壮存就此对总站大加指责，后发出（68）东革告字第一号公告，表示支持印茶群众的行动。7月21日，凌笔斐指派公社革委副主任韦少松和武装部副部长罗章师，以到甘莲参观为名组织机关干部、武装民兵、贫下中农、革命老人约200多人到平马示威，宣称定要索取阮成江，后由军管会和工代会出面扣留阮成江，次日把阮成江移交韦少松，阮在被押回印茶批斗中，被民兵打死。（83年党群处遗永久140卷）
7月23日，县革委召开县直机关干部大会，宋乙山作报告，内容是贯彻毛主席的“七·一八”指示，落实中央“七·三”布告，成立贯彻执行“七·三”布告的领导小组，组长禤壮存、副组长许汉文。措施是：（1）层层召开群众性誓师大会，利用各种宣传工具，广泛深入宣传“七·三”布告；（2）在全县开展“三查一清”（即查阶级斗争新动向，查阶级敌人破坏活动，查“走资派”幕后操纵。清理阶级队伍）；（3）以大批判为动力，掀起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新高潮。（83年党群处遗永久134卷）
贯彻“七·三”布告以后，禤壮存在各种会议上动员群众向阶级敌人发动猛热/烈进攻，号召民兵大抓阶级敌人，下令在各公社交通要道设卡放哨，仅思林公社就动员思林、良余、檀乐等大队民兵到与平果县交界处设横条拦路，日夜守卡，防止阶级敌人向南宁方向逃窜。（83年党群处遗永久140卷）
8月至12月，我县掀起了清理阶级队伍和斗批改的高潮，全县被批斗4526人，其中县级干部26人，区级干部70人，一般干部248人，教师150人，一般群众214人，四类分子子女646人。在斗批改中，他们有的被打死，有的被迫害致死，有的被处以各种各样的体罚，其手法之恶劣，很多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其形之惨，目不忍睹（83年县处遗永久4卷）
继福星大队民兵枪杀黄华吉之后，印茶大队民兵营营长黄选按等人便按伪造的“中苏美反共救国军3036第三司令部干部战士花名册”，搜捕杀害本公社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及其子弟和一些地区单位的干部群众，制造了我县有史以来最大的冤案，全公社因此被枪杀30人，批斗后被杀14人。那蒙大队党支书黄清旭私设最高法院，在江城贴杀人布告，指使民兵枪杀伪乡长伪联防主任农尚文（已在押）之妻冯玉芝及其两个儿子农本师、农本干，用木棒打农尚达重伤致死，用尖刀捅农尚宏致死，并没收他的财产，拆掉他的房屋，迫他的老婆改嫁。云林、那板两个大队因红白区的旧怨，调动民兵重点围攻那板大队的崖屯（伪乡长阮道行所在地），诬陷该屯的四类分子及其子弟参加“中苏美反共救国军”，当即打死13人，把7人打伤后送公社关押，使这个屯12户，47人全部逃离家园。丟荒田地25亩。
在印茶公社乱抓杀人的影响下，思林公社坡塘大队保管员梁金身因解放初期亲手枪毙过四类分子害怕其子弟报复，趁动乱之机，进行铲草除根，与峒梅大队的蒙永三（大队贫协副主席）合谋，捏造四类分子及其子弟韦真智等10人参加“杀贫留中保地富反动组织”指使民兵黄廷欢，黄金满等将韦真智等10人，以送公社改造为名，到半路（地名塘兵）叫他们跪下，然后用木棒把这10个人打倒，再用尖刀捅每人一刀，致死9人，1人重伤致残。定广大队党支书廖春广，伙同治保主任韦廷秀诬陷梁有礼、黄明康、黄贵翁等12人参加反动组织，先用铁索绑梁有礼的两只拇指吊到树干上，然后使劲摇来摇去达2小时之久，使梁两眼突出，舌头伸出而死，接着用脚猛击黄明康的阴部，使黄当场倒下，因休克未死，又用一条横条压在黄的脖子上，然后每边站上3个人，直把黄压死断气为止。过几天，廖春广又指使韦廷秀将受害者黄贵翁、李光永、李如三、李如四、李如铎、黄富文、韦忠义、潘富臣、梁春干、黄宏才10人，押往思林游街后在怀西坡干掉，行凶时，以民兵黄玉种为首约近百人，行凶工具是铁条、木棒，不到十分钟，即把黄贵翁等10人全部打死，尸体几为肉酱。定广大队在抓“坏人”，搜捕被列为参加“反共救国军”的名单中，唯一没有被抓获的只有内养屯的李光朗一人，但被发现躲入岩洞，韦廷秀等即指使民兵日夜值班，守住洞口，直至把李光朗困死洞中。祥周大队的欧阳友，被诬为“反共救国军”政委，被合恒、祥周民兵多次批斗，每斗必打，每打必打要害处，直致呕吐血而亡。
县社直属机关的斗批改更是左得出奇，对干部迫害的手段更为狠毒，印茶公社粮所干部黄精批斗被诬为参加“反共救国军”的同所干部郑茂伟时，把郑毒打致死，后将尸体投入河中。县委副书记岳佩被揪回县斗争后，被迫跳楼自杀（未死）。医院院长罗文恕亦被迫触电自杀（未死）。民政科副科长谭国法，商业局教导员严祖贻，锰矿干部黄焕宽，祥周小学教师黄荣光被迫吊颈自尽，糖厂干部覃豪亦被迫跳河自尽。税务局干部蒋亚平、薄兰台被冤假错案迫害，其中薄兰台因被划为漏网地主分子而被关进监狱，在监狱中含冤而死。县委组织部部长莫梦康，被诬为假党员，对他进行残酷批斗，打断他两条肋骨，停止他的组织生活。百色华侨农场干部蒙中（家在思林公社永红大队），因发表支持“4·22”声明后两派斗争激烈，回乡避居，而被军分区授意田东武装部追捕，宣布蒙中3条“罪状”：（1）“走资派”逃避斗争；（2）煽动民兵参加“反共救国军”；（3）携带枪支上山为匪。宋乙山、禤壮存等亲自带县中队一个武装班和宣传队一百多人进驻永红大队，同时发动全公社十几个大队民兵一千多人，从英竹、良坡、果化、东隆到峒梅逐山搜查，进行围剿，迫使蒙中出来“投案”，蒙中下山后，即被李少英（县武装部）捆绑，关入监狱。田东汽车站归国华侨大学生陈泽恩，他怀着热爱祖国的一片赤子之心，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就是因为有海外关系而被当作特务分子批斗，最后被迫害致死。田东中学68名教职工被批斗49名，占72％，他们当中有的每天要唱几次牛鬼蛇神歌，要向毛主席请罪几次才能吃饭，有的被剃光头，有的被强迫吃生猪肉，吃蛆虫，有的被用石灰装入打气筒喷进鼻孔，有的被烈日暴晒，有的被罚跪在铺好的碎石上，有的被用铁钳钳手指头，有的被花盆砸，有的被电击，有的被严刑拷打，特别是老校长黄鹄，老支书韦若明更是吃尽苦头，倍受折磨。对在田东搞过四清工作的区党委书记霍泛，地委书记郑少东，对早已调去自治区、地区工作的县委书记傅克诚、张平、副书记岳佩、副县长黄青等均揪回田东批斗，当时县委书记杜晶一、副书记黄林被扣上田东党内最大的“走资派”，每次批斗，游街给他们戴用铁皮制成的帽高一米，挂用钢板制成的黑牌一米×一米，（重约20斤），使他们的颈部被磨损受伤。副县长罗秀平、黄金娥（女），组织部副部长谷洁心（女），除每次批斗大会都要他们到场接受批斗或陪斗外，平时就把他们当作“牛鬼蛇神”来看管，有什么重活就派他们去干，有一次竟强迫他们到一个水深及腰的水塘拔藕叶。其他单位被扣上反、坏分子帽子的干部，也都遭到大致相同的命运，除被批斗外，每天扫街、扫厕所，做每天规定完成的苦役。68年10月初，军管会以范景春为首，主持在冶炼厂开办的公检法干部学习班，全县两级公安干警全部参加学习，内容是批彭德怀，罗瑞卿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三查一清”，实则是批判法院院长陈冠锋，公安局长韦克勋，教导员黄有宜，学习期间，还给文艺队编节目到学习班演出，用壮话演唱：“老狗罗瑞卿，养成帮小狗……。”极力丑化和谩骂公检法干部。此后对公检法干部实行大换班。毛主席发表“五·七”指示以后，县革委即办起“五·七”干校，（校址在今党校）第一任校长陈随志，政委刘利昌，斗批改领导小组组长肖文阁，强制在“文革”中被扣上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帽子的干部113人统统到五·七干校集中搞斗批改，强迫劳动改造，就是体弱多病的同志也不给予幸免，以致黄日团积劳成疾，直至临死的前一天才给其家属抬回去。老干部鲍日含在牛棚被牛撞死。9月29日，县革委常委召开会议，定杜晶一、农江沫、黄林、罗秀平为敌我矛盾，其中定罗秀平为历史反革命分子，戴帽，开除公职，每月给生活费30元，留在五·七干校监督劳动。（经报地区不批），对一些声明支派的干部被认为站错队当作斗批改对象，将黄福林，黄猛彪送到作登公社三陇大队劳动改造，将廖学明下放到边远山区义圩公社做一般工作人员，将农江沫安排到县食品站，盐业站当普通干部使用。
“文革”中，全县被打死、逼死380人，其中68年死316人，占83％，而在七·三布告后，在斗批改的高潮中被打死、逼死225人，占总死亡数59％，占68年死亡数70％。
毛主席关于教育革命的指示发表以后，我县把田东中学更名为五·七中学，把田东中学搬到农场去办，田东中学原来的教室、宿舍为粮食、百货两个单位所占用，部分财产为县招待所接收，学校与工厂，农场挂钩，进行开门办学，将原来的6年三三分段制，改为4年二二分段制，学生质量很差。至70年2月才搬回原址，恢复田东中学，在这期间，县革委派出了工农兵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各级学校（新州煤矿、县农械厂和平桥、合恒、甘莲、合乐4个大队进驻田东中学，田东水泥厂进驻平马小学，冶炼厂进驻中山小学），把学校的教育大权交给一些目不识丁的人来管理。
（县档案馆存：83年党群处遗永久1、4、5、49、88、103卷。68年县革委永久356卷。县纪委会存（85）59号文件。地区纪委会存许汉文在田东的错误材料。宋乙山、禤壮存在文革中的材料。）
2月13日，由田东驻军及地区革委派员主持，在田东人民体育场召开有平果、田东、田阳三县群众参加的万人大会，批判自治区的领导干部贺希明、霍泛、傅雨田、谢王岗、袁家柯。我县县委书记杜晶一、副书记黄林、县长农江沫、副县长罗秀平被押陪斗。许汉文作为大会的主持人之一，并在会上发言批判霍泛在田东祥周公社搞“四清”工作的所谓错误。（83年党群处遗永久164卷）
2月17日，县革委召开电话会议，贯彻百色地区关于教育革命的指示精神，把全县公办的中小学下放民办，下放后教师待遇采取工分加补助的办法，工分收入比原来工资低的由大队统筹补助，山区分值低的由国家适当补助，下放时，国家先发给3个月工资买粮，新粮登场后由大队供应。规定每月上课20天，劳动8天，休息2天。（69年县革委永久355卷，常委会议记录第一本）
3月17日，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发表以后，地区革委会分配南宁市居民、青年、学生4250人到我县插队落户，计分配到合恒公社300户，1550人，到祥周公社300户，1550人，到林逢公社220户，1150人，接着我县也下放城镇居民239户，954人，知青513人。（69年县革委永久375、360卷）
4月4日，县革委作出大学习、大宣传、大落实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新闻公报的决定，把学习和宣传“九大”精神，落实“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作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69年县革委永久355卷）
2月24日，县革委召开职工大会，县革委副主任毋法孔宣传中央“二·五”指示，在全县开展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运动。运动期间，破获并宣判了反革命纵火犯陶国福，叛国投敌首犯陶仁坚等13名罪犯，处理了各种积案一百多起，揭出并查处贪污盗窃、投机倒把841人，金额85880元。（70年县革委永久377卷）
7月5日，田东驻军驭手刘道友，于合恒公社小龙大队第四生产队村子中间，因驾驶的军马受惊，狂奔向前，适时正有3个小孩在路间玩耍，在这危急之际，刘道友毅然跳下马车，使劲拉住缰绳，使3个小孩免于遇难，然而刘道友却因身负重伤，医治无效而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以自己的英勇行为，谱写了一曲爱民的凯歌，县革委及小龙大队群众为刘道友烈士举行了隆重的葬礼，事后并以中共田东县核心小组和田东县武装部党委的名义，向全县发出向刘道友烈士学习的决定，在全县开展拥军爱民活动。（70年县革委永久68卷）
12月1日至6日，县革委在祥周公社召开农业学大寨四级干部大会，到会1086人，会议参观了百渡、祥周、甘莲3个大队，听取了祥周大队党支书和5个生产队长的讲用，最后提出：学大寨、赶昔阳，一年跨《纲要》，3年粮食翻一番，建成大寨式的县的口号。（70年县革委永久366卷）
2月27日，中共田东县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代表人数499人，经选举产生委员26名，候补委员3名，其中常委7名，县委书记董恩祥（县武装部政委），副书记岑树檀（县革委副主任），代表大会结束后，接着举行第一次全会，通过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狠抓阶级斗争的决定。（71年县党委永久68卷）
11月上旬，我县先党内，后党外，先骨干，后群众传达中共中央关于林彪“九·一三”叛党、叛国事件的7个重要文件，同时抽230人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分别到各公社、各大队、各厂矿进行传达，组织群众讨论、揭露和批判林彪叛党叛国的罪行。（71年县党委永久688卷）
11月18日，印刷厂党支部书记、革委会主任刘启铎，到6908部队礼堂听传达中央文件，在回厂途中，于合恒公社农具厂对面的水利桥头被坏人杀害。刘启铎被害事件发生后，县革委发动全县群众侦察凶手，不久已将凶手李光海、班秀煌捉拿归案，经报高级人民法院批准，已将凶手处决，并追认刘启铎为革命烈士。（见刘启铎墓碑）
9月4日，县委转发地区党委《关于在基层传达贯彻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精神的初步安排》，在全县开展“批儒”、“评法”活动，并联系实际。以地、富、反、坏、右作为活靶子，批阶级敌人破坏活动，批“资本主义倾向”。在两个多月的批林整风中，共批斗了有现行破坏活动的五类分子97人，有严重“资本主义”倾向109人。由于在农业上推行极左路线和政策，割掉“资本主义”尾巴，农民利用业余时间烧砖瓦，打草绳也被视为单干副业加以制止，社员在田头地角或房前屋后种些果树也被收归集体，从而导致了对生产的大破坏，造成农民经济上的困难。（72年县委永久714卷）
8月29日，县委召开职工大会，庆祝“十大”闭幕，同时决定：大力宣传“十大”文件，坚决贯彻“十大”精神，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党内进行整风。（73年县委永久739卷）
9月9日，接自治区党委（1973）号文件通知，任命韦兴世为田东县委书记，县革委主任，改任董恩祥为县委副书记，县革委会副主任，至此，由军队对地方实行军事管制的局面宣告结束。（73年县委永久739卷）
12月7日，县党委、县革委发出“关于启用新印章的通知”，撤销“文革”中县委、县革委设置的办事组、政工组、生产指挥组、保卫组。建立县委、县革委办公室，县委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县计委、县工交办公室、县农业办公室、县政法办公室，同日启用新印章。（73年县委永久739卷）
11月30日，县委召开四级干部大会，强调进一步落实中央26号文件，指出要紧密联系当前阶级斗争的实际，把“批林批孔”运动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在深批克己复礼的基础上，狠批“资本主义”倾向。（74年县委永久765卷）
6月12至15日，县委召开全县工农兵理论队伍代表大会，会议传达了自治区工农兵理论队伍经验交流会和地区在田阳那塘、平坡大队召开的农村政治工作现场会议精神，并作关于“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专题辅导，深入批判所谓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的“修正主义”纲领、路线及其理论基础，反击“右倾翻案风”。（75年县委永久814卷）
10月30至11月6日，县委召开四级干部大会，韦兴世传达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总结交流学大寨经验，讨论和制定76年的规划措施，会议决定：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大打批修批资总体战，要解决“三种班子”（软、懒、散）和“五种人”（坏人，蜕化变质分子，热衷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老好人，思想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的人）的问题。（75年县委永久791卷）
1月8日，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逝世，噩讯传来，全县各族人民沉浸在极大的悲痛之中。
5月11日，县委常委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地区转发自治区电话通知，最后，地委书记郑少东在电话中指示“（1）向各级党委迅速传达会议精神；（2）要注意掌握好党的政策；（3）当前重点是追查总理遗言，其他谣言也要追查；（4）要加强对运动的领导。”（76年县委永久819卷）
9月15日，县委、县革委、县人民武装部党委联合召开悼念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大会，县委负责同志致悼词并宣读发给中共中央、人大常委、国务院、中央军委的唁电。（76年县委永久820卷）
11月14日，县委召开四级干部大会，到会2565人，地区领导禤壮存、李凡出席大会，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中共中央（1976）第5第6号文件和报纸的重要社论，愤怒声讨和批判“四人帮”（即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的反革命罪行，表示最紧密地团结在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76年县委永久819卷）
来源：《广西“文革”档案资料》（第十五册），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1987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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