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87-4-0 作者：中共环江县委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
中共环江县委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本《大事记》是按照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整党办公室的部署，为全面、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巩固处理“文化大革命”遗留问题成果，教育干部、群众和子孙后代，作为史料存档而编写的。
本《大事记》主要记述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我县所发生与“文化大革命”运动有关、影响较大的事件。为弄清“文化大革命”的始末，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拨乱反正和“处遗”情况亦加以简述。
本《大事记》本着尊重历史，尊重事实的原则，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将事件的本来面目如实记载，并略加评论。
本《大事记》的材料来源，主要依据我县档案馆所存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材料和我县“处遗”所形成的材料。
由于事隔已久，时过境迁，“文化大革命”的材料已不完整，有些事件在“处遗”中未作调查，或虽作了调查但无法结论，致使一些事件不能全面记述，实属缺陷。加之编写人员水平有限，错漏是难免的。
本《大事记》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县档案局，档案馆和有关同志的大力协助，在此谨致谢意。
5月29日，县委宣传部部长李长有在县直机关领导人会议上作“关于开展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报告，揭开了我县“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5月31日，县委在人民礼堂召开县直机关干部职工大会，声讨“三家村”（邓拓、吴晗、廖沫沙）。
6月上半月，县委开会，学习“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会上决定成立县委“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由县委副书记蒙文任组长，副县长谭亮明任副组长，李长有为领导小组成员。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李长有兼任办公室副主任。并决定派工作组到环江中学、明伦中学和都川中学，领导那里的“文化大革命”。
6月17日，环中学生在校内贴出数十张大字报，揭发本校教师戴崇和的所谓“三反”（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并指责该校党支部书记龙孟庄和校长韦瑞芳扶植、庇护戴崇和。这是我县“文化大革命”的首批大字报。
6月18日，工作组进入环中，莫寿龙（县直机关党总支书记）任组长。当天，李长有向环中师生作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动员报告，并宣布环中的“文化大革命”由工作组领导。从此环中“文化大革命”运动正式开始，几天后，张新和（明伦区供销社主任）和莫兰忠（县水电局局长）也分别带领工作组进入明中和都中。
6月19日，环中部份学生认为李长有宣布由工作组领导环中“文化大革命”运动，是束缚群众手脚。因而往街上张贴李的大字报。
6月21日，环中工作组增加领导人谭亮明，过几天，河池地委也派工作组周明等3人到环中（环中是河池地委“文化大革命”试点之一）。
6月下旬至7月初，环中党支书龙孟庄、校长韦瑞芳、教导主任苏启兴、代总务主任秦启丰、教师戴崇和、李必本、阎国英；明中教师何定远、覃天保、谭皓麻和都中教师崖岛仙等，被诬为执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或有政治历史问题的人而被批判斗争。他们是我县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批斗的第一批人。
7月6日，根据河池地委6月28日的电话通知，县委集中全县小学、农业中学和民办中学的教师在县城办集训班，进行“文化大革命”。参加集训班的教师达700多人，集训班由谭亮明和李长有领导，下设一个10人的办公室。7月7日李长有在集训班上作报告说，这次“文化大革命”是要彻底揭露和批判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清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集训中，采取“三边”做法，即边学习、边揭发、边批判。不少学校的领导人，被诬为执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人。他们和那些政治历史较复杂的教师，受到揭发和批判。县小教师李扶掌、龙岩小学教导主任卢志郁和川山小学教师覃安庭因政治历史问题，被作为重点对象在集训班中进行批斗。集训结束后，数十名校长和教导主任被免职。集训班至8月21日结束，比原计划的25天延长了20天。
8月11日晚，环中师生及县直单位干部职工，集中环中收听刘少奇和邓小平作关于派工作组的错误路线的检讨广播讲话。之后，蒙文宣布：派工作组的做法已不适应“文化大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决定撤出工作组，撤出前要开门整风。8月13日工作组离开环中。明中、都中工作组也同时撤出。
9月初，红卫兵组织开始在环中出现。它是在当年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第一次接见首都红卫兵的影响下产生的。最初由十余人组成“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以后逐步发展，成为我县“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在各个领域横冲直闯：破“四旧”、冲击“走资派”、搞武斗……。在一段时间里，他们成了响当当的“英雄”。
9月7日，县委从县直各单位选择人员组成不离开原工作岗位的机关“赤卫队”，人数由40人发展到97人。县监委干部廖炳省任大队长，县供销社副教导员董宪臣任政委。“赤卫队”的任务是保卫县直机关单位的安全，实是防止红卫兵的冲击。9月下旬，“赤卫队”得知环中红卫兵要拿蒙文、谭亮明和李长有去质问，便事先分别护送他们到公安局和检察院躲避。不久“赤卫队”被红卫兵指责为“保皇”组织，强烈要求县委予以撤销，10月1日便解散。
12月26日，县委召开四级干部会议，贯彻《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等中央文件。当时环中一些红卫兵已从外地串联回来，一些在外面院校读书的环江籍红卫兵也来到环江串联，二者汇合一块，造反劲头十足。12月29日，四级干部集中在县委球场听县委副书记、县“文革”领导小组副组长韦水光宣读中央文件，王雪梅、陈创伟、覃解生等环中红卫兵突然高喊“打倒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打倒走资派”等口号，把韦水光轰下台来。为使会议继续进行，与会人员临时推举县法院干部韦其宣上台宣读文件，韦上去不久，又说是“保皇派”，也被轰下来。这时，红卫兵上台宣布县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压制红卫兵、保护走资派的“罪行”。县委书记裴昌世被质问。此后接连几天，县委领导人都被反复质问、揭发、批判，并作检讨，这是县委第一次被公开冲击，影响很大。会后全县形成一股“踢开党委闹革命”之风，各级党政机关、各单位的领导人几乎都受到批判，甚至很多大队、生产队的干部也被扣上“走资派”的帽子而靠边站，党政各级组织瘫痪了。
1月1日，“县委革命干部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发出倡议，号召县直单位各派一名代表赴南宁，观看批判区党委第一书记韦国清。3日，30多人出发前往。县体委干部覃庆云，也同日出发去北京，参加批判国家体委副主任荣高棠。
1月5日，来环江串联的1965年参加过宜山县小龙区“四清”工作的广西大学红卫兵召开批判会，批判当时领导小龙区“四清”工作的裴昌世和苏健行（河池地区妇联主任）执行“四清”极左路线的错误。
1月上旬，环中部份红卫兵和县小教工的造反派联合一起，在环江街上批判谭亮明和李长有，批判他们在领导工作组进入环中和办小学教师集训班时，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批判中给他们戴高帽，开了环江戴高帽的先例。
1月13日晚，“县直机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联合筹委会”召开县直各战斗队一千多人的大会，揭发批判县委里以蒙文为首的“走资派”。说蒙文是镇压“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并要求撤销蒙文、谭亮明和李长有在“文革”领导小组中所任职务。裴昌世被迫当众表示同意这一要求，并签了字。事后上报，21日河池地委下文撤销了他们的职务。
1月20日，县直各机关单位的战斗组织联合组成“环江县直属机关捍卫毛泽东思想革命造反联合总部”（简称“联合总部”），发出宣言：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该组织开始由县税务局干部蒙国佐负责。2月8日选出新的领导人：何允良（县供销社干部）、蒙国佐、黄清明（县人委干部）。“联合总部”成立时，尚未形成两派，县直所有战斗队都加入了这个组织。产生两派后，持支伍（晋南）观点的战斗队分离出去，“联合总部”成了清一色的支韦（国清）组织。
1月26日晚，县人委造反派全体人员在县人委楼上由财办干事莫峥嵘主持开会，学习有关上海夺权的报导文章和听覃庆云从北京串联回来介绍外地形势，然后议论，研究本单位的夺权问题。这时韦炳茂小便回来，见黄国兴、郭春来等县人委的中层干部在楼下谈话，便说：“中层干部也在讨论夺权。”这一讲，大家便紧张起来，认为若大权落在中层干部手里，造反派就被动了，要夺权今晚立即行动。经过讨论，决定先夺县人委办公室的权。陈焕龙和覃庆云即去喊办公室副主任黄国兴来，黄一到，大家高呼“造反有理”、“砸烂黄国兴的狗头”等口号。在一片质问声中，黄表示：支持造反派的这一行动。但要夺权，得先请示县长。于是县长韦文长、副县长谭亮明也被叫来，要他们表态。韦文长说：交权要请示县委。谭亮明表示：由上级决定。陈焕龙领众人呼喊“打倒韦文长”等口号，威逼韦、谭表态同意夺权。到深夜，韦文长仍坚持要请示县委，出现了僵局，莫峥嵘宣布休息十分钟。韦、谭、黄离开后，莫说：“看来韦文长和谭亮明很顽固，要强攻”。陈焕龙认为刚才火药味不浓，杨刚维则另有说法：“大权管小权，只夺黄国兴办公室的权有鸟用，要夺就全面夺。”陈焕龙伸出拇指说：“高。”陈国忠讲：“合”。经过短时间的议论，意见统一了，又叫韦、谭、黄3人上来，还找来了县委书记裴昌世。造反派以震天的口号胁迫裴昌世，但裴都不表态，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威逼，裴才表示支持夺权的行动，还提醒要管好公章，并示意韦文长和黄国兴交出公章。黄即将县人委、办公室、收发、信访4枚公章和县长韦文长的印鉴交给造反派。时为27日凌晨0时5分。接着大家选出莫峥嵘、陈焕龙、覃庆云、罗福祯和黄清明5人组成执权小组，并推举陈国忠起草夺权通告。28日《环江县人委卫东公社红卫军第一号夺权通告》印发县直单位和各区，正式向全县宣告夺了县人委的权。
2月10日，“联合总部”在人民礼堂召开清算“环江事件”大会，批判斗争“环江事件”的罪魁祸首洪华。洪华是1958至1960年的环江县委第一书记。在那“大跃进”的年代里，他贪功图名，大搞浮夸，虚报粮食产量，搞所谓“13万斤亩”。由于高产量，就带来了高征购，把生队的库存粮食全部划归国家所有，不准动用，停发农民口粮，又搞反“后手粮”。造成当时仅有16万多人口的环江，在1959和1960两年内饿死24501人的悲惨事件。因此，升任柳州地委副书记不久的洪华，于1961年3月被逮捕法办，判刑劳改15年。由于这一事件给环江人民造成深重的灾难，虽然洪华已被法办，但群众仍愤愤不平。“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广西医学院学生谭四若为首的环江籍在邕学生，打着“广西南宁革命造反联合总部‘环江事件’调查团”的旗号，在环江“农总”的配合下，又对“环江事件”进行了调查。3月1日，他们印发了《彻底清算洪华为首的反革命集团的滔天罪行》的调查报告。调查报告说：1959年我县粮食实产8200万斤，洪华虚报为21800万斤，并在农村全面搞“反瞒产，报红粮”运动，停发农民口粮，酿成了环江县饿死31413人（注：实际数是24501人）的悲惨事件。
3月14日，根据中央关于要军队出来抓生产的指示精神，成立以县人武部为主的“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简称“抓促指挥部”）。王利（县人武部部长）任主任，韦书（县委副书记）任副主任，委员有：覃思贤、涂国均、覃盛华、甘仕、周效孔、欧玉美、赵白平、李柏山、黄清明及红卫兵代表苏明星等。各区亦相继成立“抓促指挥部”，由区武装部负责人任主任。从此，各项工作由武装部门统管，是谓“武装部抓总”。
3月下旬，南宁对支持区党委第一书记韦国清，或支持区党委书记处书记伍晋南“站”出来的问题持不同态度，以至发展成为支韦和支伍两个对立派。在其影响下，环中学生也出现两派，以覃桂拔和苏明星为首的“环中老多”支伍，以周庆芳和覃火焕为首的“斗批改兵团”支韦。环中两派的产生和成立后的辩论，很快蔓延到机关单位，乃至农村，也都先后形成两派。
5月24日至6月7日，“联合筹委”主持召开历时15天的县委扩大会议，县直科局长以上和各区负责人等领导干部，以及造反派头头均参加了会议。会中以批判“中国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为主题，上挂下连，大家对县委领导人裴昌世、陈诗、韦文长、蒙文等人进行面对面的揭发批判，并叫他们作检查交待。
6月28日，县直机关单位和城管区持支韦观点的81个战斗组织联合组成“环江县城关地区无产阶级革命联合指挥部”（简称“联指”）。它是在“联合总部”基础上发展过来的，与“广西联指”及下面各区“联指”同一观点，互相呼应。“联指”总负责人是何允良。何允良、覃庆云、覃卫（县农业局技术员）、谭亚洲（县邮电局工人）、张兵（县委打字员）、蒙国佐、孙卫民（县防疫站医师）、谭决然（环中教师）、宾奎东（汽车站工人）、周庆芳（环中高中学生）、韦托帅（环中初中学生）、谭三健（商业局干部）、谭宝宏（县人委干部）等为常委。“联指”指挥部设在县委大楼。“联指”是大派，以机关单位的干部为主体，其下属各单位的造反组织掌握了本单位的权力。从全县来说，党政财文大权全操在“联指”手中。自“联合总部”成立后，何允良和蒙国佐成了响当当的人物，驰名于环江县，显赫一时。县革命委员会成立，何允良成了县革委委员，实际上仍在指挥着“联指”。1970年何因犯男女关系错误受到开除党籍行政开除留用察看处分。处分后何仍坚持错误而被停职反省，在停职反省中，何不服而擅自跑回家，1971年11月被开除公职，76年收回作工人安排。蒙国佐于1969年4月一蹴而成为县财税局的负责人。
自“联合总部”后期以来，尤其“联指”成立以后，这个组织与持支伍观点的“广西‘4·22’环江革命造反大军”展开了势不两立的派性斗争。
7月3日，81名领导干部联合发表《坚决支持韦国清同志站出来闹革命，彻底粉碎伍、贺、霍反革命复辟阴谋》声明，县委书记裴昌世、副书记韦书和副县长覃盛华3人、部委办级领导干部罗忠发等11人和黄泽华（大安区区委书记）等21名区的领导人，都在声明上具名表态。领导干部这一声明，助长了“联指”的威风，激化了两派的矛盾，后来由于种种情况，原先参与这一声明的黄泽华、梁绍桐（税务局副局长）等少数人又转变观点表态支持“4·22”，因而以后在清理阶级队手中被视为反革命，连遭斗打。
7月5日，由“城关联指”发起，全县共208个“联指”战斗组织共同发表《关于当前南宁、环江局势的严正声明》，表示要坚决砸烂“4·22”，打倒伍晋南。持“4·22”观点的组织也不示弱，针锋相对地高喊“打倒韦国清，解放全广西”的口号。两派矛盾加剧。
9月6日，在“联指”成立并占居绝对优势的情况下，以“环中老多”为主，联合“工总”、“农总”等持支伍观点的造反组织，成立“广西4·22环江革命造反大军”。主要负责人是环中高六班学生覃桂拨和苏明星。“造反大军”自始至终处于人少势单的被动状态。
9月16日，县人武部部长王利在当天“联指”召开的拥军爱民大会上发表讲话，明确表态坚决支持韦国清站出来闹革命。同日县人武部发表了给环江“联指”的公开信，信中说：“你们坚决支持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韦国清同志站出来和革命群众一起闹革命，保的对。你们坚决打倒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贺希明、霍泛，革的对。……你们紧紧掌握了斗争的大方向，我们全体指战员，一如既往，坚定不移地支持你们的一切革命行动。”至此，县人武部公开介入了地方派性，支持“联指”，而对“造反大军”，除李树旺政委外，其他人武部的领导人及绝大多数干部都另眼看待了。
10月22日，持支韦观点的南宁红卫兵“后备军”到环江串联。当时环中两派已在辩论中发生矛盾，互相攻击。“后备军”到环江后，即与“环中斗批改兵团”配合。且自持是南宁来的，趾高气扬，不时以刺激性的语言和行动向“环中老多”挑衅。26日，“后备军”准备离开环江，上午8时许上街张贴标语，有意将一些“环江造反大军”的大字报加以覆盖，因而与“环中老多”发生争吵。10时许，“后备军”伙同“斗批改”一些人到“老多”驻处挑衅，一些人甚至冲入“老多”驻处，因而引起双方动手打架。当天是圩日，一些从清潭来赶街的持“4·22”观点的农民也参与了，白云腾（县医院医师）等几个“工总”人员及环中“斗批改”的老师韦治、兰进举等也都前来参战。这场武斗双方都各伤了数人，“老多”的吴婉华被打重伤，“斗批改”的谭映耀伤势也不轻。下午2时，持“4·22”观点的食品公司干部罗水生从街上回单位，路过县人武部门口时，也被“斗批改”学生刺伤。事后，“老多”前往县人武部要求处理这一事件，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下午5时，“联指”指挥部派人到县医院把正在上班的白云腾医师抓到县委大院斗打后令其写检讨，晚上通知“造反大军”打着白旗前去领人。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环江发生的第一场武斗。
11月7日，环中教师崖玉钟署名“俯首评论员”，发表一篇长2万余字，题为《解剖麻雀看形势》的大字报。他从当时环江两派斗争现象剖析，认为环江县的走资派是活的洪华，“联指”保走资派，压制革命的“造反大军”，是由于“联指”之中大多数是干部，且其中相当一些人过去与洪华是同路人；“联指”与“造反大军”之争实质上是“保”与“革”、是走资派及其帮凶所代表的新兴资产阶级与以广大群众为代表的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造反大军”把这篇大字报油印散发。到1968年3月县革委成立，各级革委均持“联指”观点，《解剖麻雀看形势》被视为反革命传单。一些地方对持有这一油印件的人视为现行反革命分子而进行残酷批斗，有些人甚至为之丧命，洛阳区妙石大队农民覃陆凯因此而跳河自尽，就是一例。《解剖麻雀看形势》的作者被“联指”骂为“黑教师爷”。1968年5月，崖见形势紧急，预知自己难于立足，即外出躲避，并曾到中央办公厅反映广西动态。8月崖回到柳州，县公检法军管会派人前去抓回，以后多次惨遭斗打，不久被从环中调去八面小学当教师（以后调到八面农中、城管中学任教）。
11月25日，“造反大军”在环中球场召开“坚决砸烂环江县公检法誓师大会”。会后游行示威，游行队伍行至公检法三家口前时，有人竞把这3家的牌子取下砸烂。事后，各区亦陆续发生砸派出所、法庭牌子之事，使公检法处于瘫痪状态。
12月7日，持“4·22”观点的都川中学师生一行28人到下南街进行宣传，宣传复课闹革命和张贴人民日报社论《再论大中小学复课闹革命》以及《关于军区支左工作犯方向路线性错误的检查报告》等大字报，被下南区直单位一些“联指”人员围攻、殴打，韦世军、莫照川等数名学生甚至被捆绑。事后都中师生派代表到县人武部要求处理这一事件，经县人武部召集双方谈判，基本互相谅解。但都中代表回校后，师生们认为处理不当，于13日又派十多名学生代表再到县人武部要求惩办凶手，未达目的。在“环中老多”的支持下，到县人武部大门口静坐，日夜不离。县人武部耐心做解释工作，并为他们搭棚送被，经再三劝说，半个月后才自行撤离回校。
12月21日，“造反大军”占用公私合营旅社为其指挥部。
12月，两派斗争日趋激烈，县人武部支左办公室为防止事态发展，多方进行调停，促使两派联合。12月26日，由县人武部退休部长崔锡恩、科长庞作兴和助理员黄星桂召集两派代表进行谈判。为防止两派其他人员的干扰，谈判地点定在河池军分区。双方主要代表是：“联指”方面为蒙国佐、陈焕龙；“造反大军”方面为覃桂拔、苏明星。经过谈判，勉强达成了联合协议。29日由支左办公室在县人民礼堂召开大会，向两派群众介绍了谈判情况。后因“造反大军”方面认为协议不公而改变态度，使协议变成一纸空文，联合未能实现。
2月3日下午5时许，“造反大军”在覃桂拔等人的组织指挥下，约60人突然袭击大安区的区公所、供销社和粮所，供销社指导员刘道敏、副主任覃恒亩、干部蒙文相和粮所所长韦台、统计员覃高良5人被刺伤、打伤，“造反大军”亦伤一人。抢去步枪3支、子弹320发、手榴5枚、炸药768公斤、雷管180发、导火线1000米、粮票11927斤、救济棉被20张、救济衣服42件及其他一些东西。事后经军管会追缴，武器弹药及大部份物资已收回。
大安“2·3”事件，尽管是“造反大军”在处于受压的情况下，为夺取武器武装自卫而造成的，但这一抢枪伤人事件，加剧了两派的矛盾，也使“造反大军”处于更被动地位。
2月15日上午，“造反大军”一些人，到国营饭店院内，搬取饭店原存放在那里的瓦片，为理发社修整房子。“联指”得知，即派城关大队党支部书记兰法德带领负责看守城管粮所的“联指”武装民兵20多人前往包围。在民兵来到之前，瓦已搬完，“造反大军”多数人员已离去，只有周杏河（建筑队工人）和李云祥（居民）尚在。在和民兵相遇时，周被民兵韦云腾和黄世成开枪打死在院内。当天“造反大军”强烈要求县人武部严肃处理此事并要求交出凶手。县人武部决定召集两派代表协商解决，但“造反大军”却将派去通知的两名支左人员扣留在指挥部，胁迫县人武部满足他们的要求。这一行为激怒了县人武部人员，晚饭后，该部部份干部不顾部领导人的劝阻，带枪前往要人，在对空鸣放了数枪进行威胁之后，“造反大军”才将被扣人员放回。周杏河被杀，是我县在“文化大革命”中两派斗争致死人命第一例。事后县人武部副部长王安虽然批评兰法德擅离职守并非法打死人的行为，但对这一严重事件未作严肃处理。
2月27日，应宜山“联指”的呼吁，环江“联指”组织25名县直机关干部职工，全副武装，由蒙国佐、覃庆云带领，前往支援宜山“联指”攻打庆远镇以四方楼为中心据点的宜山“4·22”人员。队伍到宜山后，没有参加战斗，10天后返回。
3月13日，在中央“砍倒派旗，围攻派性”的号召下，环江“联指”作出姿态，宣布砍倒派旗，解散组织，并将“联指”的大旗、公章和袖章上交县人武部。14日发表了《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砍倒派旗，围攻派性》的告全县人民书。但派旗虽倒，组织实存，派性不减。
3月27日，大安区革命委员会在县城宣布成立。当时该区革委成员和区直各单位代表正在县城参加县革委成立庆祝大会，在讨论回去如何抓阶级斗争时，有些代表提出，把参加大安“2·3”事件，后被民兵抓送县看守所关押的李家仁（大安铁木社工人）要回大安批斗。韦素浩等革委负责人同意。因他们仍需留在县城开会，派刘道敏先回去和在家里的区武装部干事覃秀则共同办理要李家仁回去事宜，覃秀则叫刘派守卫供销社的武装民兵去。4月1日早上，刘在民兵临走时，擅自交待在半路杀掉李家仁，下午又亲自到半路督催，于是民兵把李押至地欧村附近时，覃顺华等人开枪将李家仁打死。这是县革委成立后发生的第一次杀人案件，性质严重。
3月28日，经广西革筹小组批准，环江县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裴昌世任主任，王利、韦书任副主任。常委有裴昌世、王利、韦书、周效孔、李树旺、苏永勤、罗忠发、谭凤仙、李长有，覃恩贤、甘仕等17人。委员55人，其中红卫兵代表6人。“联指”的何允良，孙卫民、谭亚洲，“造反大军”的韦香馨、陆永秀亦是委员。县革委下设办公室（主任罗忠发，副主任李柏山）、政工组（组长覃思贤，副组长李长有）、生产指挥组（组长韦书，副组长甘仕、莫纪文）、保卫组（组长涂国均，副组长周效孔）。继而各区革委会亦先后于3月底4月初成立。各级革委会成立后，人武部抓总结束，革委会实行一元化领导，统揽党政财文大权。革委会虽是军队、干部和群众三结合，实持“联指”观点。因此，县革委成立后，乱斗乱打之风得不到制止，造成我县革委会成立后被斗打迫害致死137人，占“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总人数94.5%的严重后果。
4月12日，清潭原民兵副营长覃晓被杀。覃晓持“4·22”观点，为躲避批斗，1968年春外出，后自己回到县人武部，希望得到保护。清潭民兵得知并报告大队长覃振理，覃即叫民兵覃江渭、覃花订等把覃晓从县人武部要去清潭大队批斗。行至洛平道班附近，正遇见去县城执行守卫仓库任务的民兵营副教导员覃英根等武装民兵，覃英根等在质问覃晓时，有人喊：“不老实就干掉他去。”覃英根紧接着也这样喊。话音刚落，覃花订即开枪将覃晓打死。为了制造覃晓逃跑而被打死的假象，覃英根令覃花订再打一枪，然后带领民兵扬长而去。覃江渭和覃花订向人武部汇报时，谎说是覃晓半路逃跑而被打死。事后军管会对此事进行了解，但不作处理。
5月间，为审查在批斗中揭发出来需弄清问题的人，县人武部组成第三办公室，由政委李树旺领导，裴昌世、王利亦经常过问和指示。办公室具体负责人先是欧伯祥，后是庞作兴。工作人员从各部门抽调来，共十多人，办公地点，初期设在县人武部院内，几个月后移到县革委大院，并交由县革委领导。不久又增设第二办公室，负责清查敌伪档案，以从中“深挖”和找线索配合弄清被审查者的历史问题。二、三两办同一领导。至1973年12月结束。经“三办”立案审査的57人，陈诗、韦文长等县的领导人亦列为审查对象。57人中有41人被错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已先后平反。
5月27日至29日，裴昌世主持召开县革委会第二次全会（扩大），各区革委和县直各单位革委（领导小组）负责人参加。会议传达贯彻河池地区革委会第一次全会精神，同时学习人民日报社论《划时代》、《对派性要进行阶级分析》。会议强调：各项工作都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狠抓阶级斗争；为开好“三忠于”誓师大会作好思想准备。
5月31日，军管会副主任涂国均主持召开县直各单位负责人会议，布置成立纠察队，裴昌世在会上讲了话。6月上旬，从县直单位选调32人组成“县革委保卫红色政权纠察队”，其任务是保卫新生的革委会、收容流窜人员。“县委造反司令部”负责人张兵任队长，蒙国佐任副队长，军管会派代表韦龙武常驻纠察队，纠察队所用武器由县人武部发给，队部设在汽车站二楼，以县物资局仓库为临时收容所。纠察队先后关押了160多人，其中王喜清（县监委副书记）被关押时间最长，达42天之久，被关押者无一不惨遭踢打。原县建筑队工人黎琪，不堪忍受折磨，于1968年8月24日乘小便之机跳进附近水塘，被看守人员开枪打死。纠察队于1968年12月解散，县革委和县人武部发给每个纠察队员一套《毛泽东选集》为纪念品，以表其功，其上写有“赠给红色政权保卫者”字样。
6月1日至7日，紧接着县革委第二次全会（扩大）之后，县革委在县城召开有县、区、社、队干部和阶级斗争积极分子近万人参加的忠于毛主席、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忠于毛泽东思想的“三忠于”誓师大会。6月1日上午裴昌世在大会上作“‘三忠于’和狠抓阶级斗争”的讲话，强调要向阶级敌人发动猛烈进攻。下午，广州军区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地区革委副主任毛风鸾和我县城管区革委主任谭凤仙，在大会上介绍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及抓阶级斗争的经验。6月2日中午，城关大队首先召开批斗会，大会全体代表前往参加，然后以区为单位，全面开展批斗。有些区来时没带斗争对象，即电话通知后方送来。6月4日全日搞批斗，当天县直机关在街上批斗陈诗、韦文长、蒙文等10人，同时拉一批所谓“牛鬼蛇神”共30多人一同游街示众。会中批斗气氛逐日高涨，整个“三忠于”誓师大会成了大会斗，小会斗，白天斗，晚上斗的斗争会。批斗中普遍搞了非法斗打，川山区下久公社持“4·22”观点的农民韦登奎被打得死去活来，回家不久即死去。
为表示对毛主席无限忠诚、无限热爱、无限崇拜、无限敬仰，自1966年冬起，从城镇到农村，从机关单位到家庭，掀起一股又一股“忠”字狂潮。首先是1967年用红油漆到处书写毛主席语录，人称“红海洋”；1968年又盛行“早敬晚祝”，即各单位、各户成员每天早晚集合在毛主席挂像前读毛主席语录，高呼毛主席万寿无疆、林副主席永远健康，此外还号召家家设“宝书台”，人人背毛主席语录袋，胸前挂毛主席像章，等等。这些所谓“忠”的行为，其实并非真正出于人们内心和自愿，而是在一些狂热分子的“创造”后，或盲目跟随，或不敢违拗，因为谁也不愿冒不“忠”之险而撞下灭顶之祸。重楼大队农民党员莫耀东在一次写毛主席语录时，因文化低，把毛主席的“毛”字写成多了一横，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逮捕入狱数年之久，类似这样的政治灾难，在当时屡见不鲜。
6月8日，县“三代”（工人代表、农民代表、红卫兵代表）会成立，县邮电局职工、我县出席广州军区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覃绍祖任工代会主任，县交通局局长苏永勤任农代会主任，河池地区古宾农校学生韦永坤任红代会主任。“三代”会虽成立，但活动不多，几乎是虚有其名而已。
6月14日，“联指”指挥部为庆祝本派与“造反大军”斗争的胜利，决定组织一次游行，并拿支持伍晋南的人去游斗示众，头天晚上，张兵召集“县委造反司令部”人员传达“联指”这一决定，研究具体做法。为了丑化伍晋南及其支持者，决定搞一个伍晋南假尸，让被游斗者抬上街示众，谓之“吊孝伍晋南”。14日上午用一张竹椅加以编织，糊上纸，做成了假尸。为了折磨抬“尸”者，还装进了烂钢管等重物200多斤。中午县直各单位把本单位的被游斗者共200多人押到县革委大院集中，纠察队架着轻机枪严加看守。“革命”群众在球场集合，何允良讲话后游行。游行时，令两个被批斗者抬着假尸走在前头，其余的被批斗者跟随在后，边走，边跪，边“哭”，不从或做得不像的即遭踢打。陈诗、韦文长、蒙文和谭亮明等领导人亦被押上街“吊伍”。文化馆副馆长纪良等人被画黑脸扶“孝杖”作“孝子”跟随。此举，各区随即仿效，纷纷组织“吊伍”游斗。川山区6月19日所搞的，更是别出心裁，强迫盘晚成等4人戴上编制的牛、鬼、蛇、神头壳，游行中，还不时强令爬行示众。
在县城搞“吊伍”游斗当天晚上，纪良因忍受不了当天和多次批斗所遭受的人身摧残和精神侮辱，在自己房中割颈身亡。纪良原系海军南海舰队文工团副团长，业务造诣甚深。不幸于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而放到我县平原牧场教养，1960年脱帽安排工作。死时44岁，仍孑然一身。
6月17日。广西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发布破获“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的公告。据此，我县洛阳区在批斗“4·22”人员中搞诱供、逼供，一些人被迫承认参加“反共救国团”。同时，城管区也有些地方逼出了“反共救国团”和“全民党”等“反革命组织”。随后波及县直一些单位。一次，公路段的造反头目覃朝日回到洛阳老家，听到本村的造反派在追查“反共救国团”，即想：如果公路段也搞出个“反共救国团”来，我们就有功劳了。于是召集本单位有关人员进行研究，决定从参加“造反大军”的工人杨飞武身上搞突破口。杨在此之前已被批斗，挨吊打多次，为免受皮肉之苦，一逼问即“承认”，并“交待”了本段黄云等4人为同伙。手工业局等一些单位也把持“4·22”观点的伍耀宗等人打成“全民党”。计全县共有50人被诬为“反共救国团”，34人为“全民党”。这些人都惨遭毒打，受尽折磨，致使罗振雷等6人无法忍受而自尽，葛庭甫被活活打死，覃承辉被公安部门关押3年7个月，杨飞武和黄云挨7个月冤狱。所有这些冤假错案均已平反。
6月19日，川山区举行“吊孝伍晋南”游斗大会，区直机关“五·四总部”派纠察队队长苏桂发带领纠察队人员和都川民兵共40余人，持枪前往一致持“4·22”观点的都川中学抓校长王忠立等人去游斗。上午8时许，该校正在上课，民兵突然包围学校，校门口架着轻机枪，苏桂发等人冲入学校办公室，命令王忠立叫全校停止上课，并要王等人去川山和群众“见面”。为保护老师，学生派代表要求：不要打老师，当晚放人回来。苏桂发不予理采，学生代表一再苦求，惹火了苏，他鸣枪威胁。学生代表韦和宪被吓逃跑，民兵谭继儒即追赶，赶不上，便向韦开枪，幸好未中。这时，其他民兵亦纷纷乱打枪，致使全校师生惊恐不安。最后，纠察队将王忠立和教师韦自疆、潘宜贵以及学生朱文喜、韦海蛟绑走，押到川山，5人先被打了一顿，打得王忠立鼻子出血，韦自疆昏倒，然后押去参加游斗。游斗结束，韦自疆又被下南区纠察队绑去下南斗打两天才放回校。都川中学积极响应中央复课闹革命的号召，经几个月的努力，已恢复正常上课，秩序井然。这一场冲击，吓坏了师生，家长更不放心，纷纷把子女接回家去，学校又被迫停课。
6月26日，明伦区青年干事，区直机关纠察队队长莫初鸠主持批斗原英豪大队党支部书记蒙荣祥和明伦中学少数派学生头头韦乃凡大会，逼蒙交出莫须有的暗杀队名单。斗争中，二人被捆绑踢打，受尽折磨。原被蒙荣祥揭发其贪污事实的该大队干部蒙朝圭，斗打蒙荣祥达到疯狂的程度。斗争持续了4个多小时，蒙荣祥被打得七窍流血，周身伤痕累累，鲜血浸透衣裤，阵阵的惨叫声催人泪下。斗争会结束，蒙、韦被押回粮所仓库关押，蒙荣祥不能动弹，呻吟不绝，看守民兵莫万松不允许，抡起板凳又把蒙猛砸一顿，蒙荣祥因伤势过重，不久便含冤死去。
7月1日上午，“造反大军”成员谭煦（城管区党委秘书）被逼“承认”自己有枪。事后谭害怕而潜入武装部副部长房间躲避，被诬为企图偷枪，押上街打死。当天下午，县直很多单位接到“联指”指挥部的电话通知，叫押本单位的“牛鬼蛇神”到街上和谭煦尸体“告别”。张兵召集“县委造反司令部”人员作了安排，还推举人写好“祭文”。晚饭后，陈诗、蒙文、韦政修被押去。县人委的造反派也同时押韦文长，谭亮明等人前往。“告别”时，逼陈诗读“祭文”，韦文长、蒙文和谭亮明将谭煦的尸体扶站起来，然后令其余的“牛鬼蛇神”一个个上去和尸体握手、接吻、叩头。更有甚者，百货公司覃惠嫒和城关税务所张玉鸣两个女干部，被强迫和尸体排睡。当时“联指”负责人何允良、蒙国佐和张兵均在场。当天下午，各单位的“牛鬼蛇神”也都陆续被押前来“告别”。这是一起严重侮辱人格的事件，对受害人身心摧残极大。
7月3日晚，环中教师戴崇和被打死。戴解放前大学毕业，是转业干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被诬为特务，后来屡遭批斗毒打，逼其承认是中统特务，并与家人隔离。7月1日戴写一张字条给她的妻子，意约：实无特务之事，自己是军人出身，要咬紧牙关顶过去。字条交给年幼的儿子带去，不慎途中落失，被人拣起交到环中。该校教师龙奋书（“斗批改兵团”负责人之一）如获至宝，即与总负责的造反派教师谭决然召集有关人员研究，决定3日晚上开全校批斗大会。为了斗得猛、斗得狠，事前分别召开骨干教师会和骨干学生会，作了周密布置。斗争大会于晚上8时开始，龙奋书主持，谭决然维持会场秩序。该校其他“牛鬼蛇神”黎熹等十多人被押来陪斗。龙奋书首先审问戴崇和是否老实交待了。答：“已老实交待了”。龙问众人：“戴崇和老实了没有？”骨干学生们答：“没有。”这时学生谭三川向大家念了戴的字条，之后，龙奋书问：“戴崇和不老实怎么办？”台下一片“打”声，龙拍桌大吼：“给我打！”骨干学生们一拥而上，拳脚交加，棍棒齐挥，戴倒下去，满地打滚，哀叫不止，踢打停后，戴被令起来交待，接着又是一阵毒打，昏倒后，被人泼醒。第三次倒下去时，已奄奄一息。龙奋书训戒陪斗者说：“你们不老实交待，也不会有好下场。”这时，谭决然令戴起来整理陪斗者队伍带出会场。戴竭尽余力，才勉强支撑起来，一声微弱的“立正”刚出口，就又倒下去，再也起不来了。龙奋书叫黎熹将戴背回他自己的房间去。次晨，发现戴已死。戴崇和死后，学校不理后事，家属只好自己出钱雇人，用席子包了草草埋葬。
在戴崇和被打死的当天晚上，该校工友潘锡林也被人秘密打死后，拿到他自己房里的双层床架上搞上吊自杀假现场。潘是对“斗批改兵团”乱斗打师生表示不满，因而遭到迫害。
驯乐区平治小学教师韦科，出身地主家庭，被本校教师韦保从等人诬为家藏变天帐、组织暗杀队和在教学上传播封、资、修黑货而遭批斗毒打。其原籍川山区河顿大队干部得知，7月4日派大队革委主任蒙德初等人到平治要韦科回大队批斗。当晚，韦科及其父韦炳文一同被斗，其妻何晒英也被拿去陪斗。批斗中，韦父说没有变天账。韦科父子惨遭毒打，还将韦炳文吊起来。年已古稀的韦炳文惨叫不止，口吐白沫，许多群众不忍目睹，一一溜走。最后打手韦光明割断吊绳，韦炳文摔落在地，昏迷不醒，令何晒英背回家。斗后，韦科又被日夜捆绑关押在大队部，不断受刑讯毒打，弄得伤痕累累，血迹斑斑。何晒英眼见丈夫和家公被如此折磨，十分害怕，乃萌生绝世之念。韦科有6个孩子，大的14岁，小的才9个月。6日上午，何把孩子们拉到跟前，含泪一一抚摸，给他们剃好头，打发去玩后，自己背上小六，边走边哭，来到河边，把自己的发夹和一只小六的鞋子留在岸边，便连同小六投入河中。傍晚，玩回来的孩子一等再等，始终不见妈妈和小弟回家，情知不妙，齐声痛哭。次日亲友多方寻找，才发现母子死于河中。队长蒙孔珠派四类分子打捞埋葬，不准换干衣服，也不许孩子们到旁边哭别。打手韦顶周还洋洋得意地说：“今天报喜了两个”。何晒英母子投河双亡，队干不让韦科知道，7日匆匆把他押回平治。韦炳文自7月4日被吊打重伤后，长期卧床不起，终于1971年5月20日死去。韦科被打内伤，加之妻、儿、父均被迫害惨死，沉重的精神打击，日日加重肉体的创伤，1972年8月26日也含冤去世。韦科一家冤死4人，这种悲惨事件，“文化大革命”中在我县不仅一例。
7月7日，城关大队农民，66岁的欧志和55岁的罗桂兰夫妇，不堪忍受没完没了的毒打折磨，同时服毒身亡。欧、罗出身中农，“文化大革命”初期持“4·22”观点，参加了一些派性宣传活动。1968年4至7月间，该大队党支书兰法德组织大小批斗会，多次对欧、罗夫妇进行斗打，打得年老的欧、罗夫妇疼痛难忍。6月中旬某晚，兰法德在大队部主持一次专打欧志的批斗会，欧志一进会场，兰即令其跪下，只胡乱问几句，就首先用脚猛踢，民兵韦云腾等接着一涌而上，枪托枪尾连续猛冲，如此反复多次，欧志被打得倒地不能起来。最后兰法德令陪斗者欧欢乐把欧志扶回家，途中，欧志连连哀叹：“我愿死了！”此后多日卧床不起。7月上旬某天，在大队民办小学的批斗会上，韦云腾捆绑了欧志夫妇后，用枪托反复猛击，欧志昏倒，罗桂花死去活来。斗争结束，夫妇二人不能行走回家，躺在教室里，年迈的欧志夫妇再也忍受不了这种有增无减的折磨，于7月7日服毒双亡。死后，大队文书蒙巨浪书写对联：“生前极端反动，死后遗臭万年”，冠以“死有余辜”的横额，贴在欧家门上。
7月13日至20日，县革委召开7000人“表忠”大会，总结“三忠于”誓师大会以来对敌斗争的经验和布置向阶级敌人发动更猛烈进攻。裴昌世在大会上作报告，王利作总结，都强调要放手发动群众，发扬连续作战的作风，不停顿地向阶级敌人开展大揭发、大批判、大斗争。裴在讲话中还号召学习都安经验：把五类分子划为3种类型，分别在他们门上写“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只许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和“牛鬼蛇神，当心脑袋”的警告对联，罗忠发在会上传达了都安学习毛著的经验，其经验自然也是以阶级斗争为核心。“表忠”会把我县乱斗乱打之风推向最高峰。从“三忠于”誓师大会到“表忠”会后短短两个月中，全县共批斗1576人，其中16人被打死。到8月份，更是草菅人命，满天腥风血雨。
7月某日晚，“县委造反司令部”负责人张兵在原县委会议室前面篮球场主持批斗陈诗，把陈吊在篮球架上，上下拉动，推来推去，又踢又打，弄得陈屎尿拉在裤里，惨不忍睹。当时县革委会主任裴昌世站在会议室里看见，但不过来劝阻。幸好李树旺政委来到，加以制止，陈诗方得解救。第二天，陈诗双臂、脸以至全身都肿黑，造反派又不准去看病要药，只好拿自己小孩的尿当药喝。
7月15日，街道大队革委副主任、纠察队队长傅江生得到密告，说环江饭店副经理陆俊儒家中藏有白云腾的东西，便带领纠察队员玉瑞群等人前往搜查，发现白确放有一箱旧书籍在陆家，从中翻到一张解放前再兴铁锅厂的股票，股票上方印有蒋介石头像和国民党青天白日旗，傅视为珍宝，向观众诬说：白、陆二人保存蒋介石像和国民党党旗，企图变天。即将陆、白捆绑，猛打一阵后押上街，又在观众面前大肆诬蔑一通。当时“表忠”会正在县城召开，又是晚饭后时间，很多代表和群众都来围观，经傅江生这么一说，一些人便将陆、白二人活活打死。
7月22日，县“三代”会召开县直机关干部职工“坚决捍卫‘七·三’布告誓师大会”，何允良在会上动员大家报名武装前往柳州支援柳州市“联指”平息“4·22”“匪乱”。当天，一支60人的队伍由何允良带领出发。24日，韦其宜、苏桂发又带领70余人随后前往。两批人员汇集于洛满，合编为一个连，转业干部覃肇文任连长，韦其宜任指导员，驻守太阳村附近，无作战任务。某日清晨，有人报称村中有可疑分子，经搜查，抓获一个50多岁的四类分子覃宝秀和谭仕团、覃凤好两名男青年。在押送“前线指挥部”时，覃宝秀因体弱，捆绑过紧，加之烈日暴晒而死于途中。其余2人送交“前线指挥部”。合编后，因内部发生争权矛盾，何允良于8月2日带领少数人先期回县，其余部份，8月5日返回。
8月2日晚，城管区清潭大队大队长覃振理主持批斗地主分子覃经文，说他企图变天，逼他交出大刀，覃无大刀可交，被民兵副教导员覃英根指挥民兵韦同茂、覃现防等人将覃经文紧捆毒打。接着又把他16岁的儿子覃永宁叫出来，覃根英将一根尼龙绳交给民兵将他捆绑，并亲手加以勒紧。凶手们轮番斗打父子二人，当覃经文父子被打快死时，便拉到路边放，这时民兵覃信又端起一块大石头砸永宁的头部。二人就这样被打死了。当天，清潭大队派人到环中要正在那里读书的覃经文大儿子覃永康回去一同斗争，因环中不给，永康才免于死。
8月13日，县革委召开电话会，县革委常委、县人武部副政委覃思贤在会上讲话，强调要对阶级敌人刮“12级台风”。城关大队和街道大队干部集中在城管区公所听电话会，会后兰法德和傅江生等人根据电话会的精神，商定于8月16日在县城搞一次大型批斗会。14日，裴昌世主持召开有部份县革委委员和县直各单位头头参加的会议，决定把环江“最大的走资派”陈诗、韦文长拿到16日的大会上作重点批斗。会上并指定“县委造反司令部”准备陈诗的批斗材料，县人委造反派准备韦文长的材料。15日，裴昌世又指定何允良代表县革委在16日批斗大会上讲话。军管会副主任涂国均也亲自向纠察队队长张兵布置大会的保卫工作。8月16日上午，县直各单位和街道、城关等大队将“反革命”、“叛徒”、“特务”、“走资派”及四类分子等批斗对象共168人捆绑押到会场跪下。会场设在百货门市部和五金、糖业门市部之间的大街上，县革委纠察队和街道大队、城关大队的武装民兵倾巢出动，荷枪实弹，戒备森严。主席台两旁各架一挺轻机枪，阴森森的枪口对准台下的批斗对象，有如临大敌之势。批斗大会于上午11时许开始，兰法德主持，何允良代表县革委作了关于“如何把斗批改运动推向深入持久”的讲话，兰法德作“城关大队怎样狠抓阶级斗争”的典型发言。接着县委、县人委的造反派代表上台批斗陈诗和韦文长，二人被从台上踢跌下来。最后，蒙巨浪和傅江生先后上台一一宣布本大队批斗对象的“罪行”。大会直到下午3点多钟方结束。当天烈日当空，骄阳似火，被批斗者汗如雨注，汗水浸湿捆绳，绳子发胀，越勒越紧，一些人奄奄一息，甚至昏倒在地。邱勋华和兰玉生渴得实在难忍，便不顾民兵的踢打，假装昏倒，扑下去猛喝坑里的污水。批斗会后游街示众，许多人边走边被脚踢枪冲。兰玉生走过自己家门口时，想要水喝，刚走离队伍，就挨一阵猛打，再不能行动而被拖着走，游街未完即死。吴明孝刚游完街，也倒地死亡。吴死后傅江生不准其家人抬走，陈尸街头示众。这场大游斗后果十分严重，当场打死2人，重伤后不久先后死去的3人，致残的20余人。事后各区立即效法，也纷纷组织类似这样的大型批斗会。
8月24日晚，下南大队革委会在下南街上批斗本大队在桂林师范毕业回来，持“4·22”观点的学生谭海珠。谭因宣传“4·22”观点而被诬为企图勾结“桂林老多”和“柳州造反大军”攻打下南，夺区府的权，自己担任区长。斗争会由大队文书覃宝国主持，斗争中海珠被民兵谭与吾、谭顺吉等人踢打重伤。斗争会结束，在押送回家时，民兵继续踢打，甚至在海珠已休克时，谭荣华还用指甲刀去戳，海珠当晚死亡。海珠惨遭打死，致使其母过度忧伤而病倒，加之双目失明，生活不能自理，于1969年2月亦去世。
8月26日，自治区革委成立。23日晚，县石棉厂革委副主任韦水邓接到县纠察队张兵的电话（张不承认），叫该厂杀“猪”向自治区革委成立献礼。韦接电话后，感到事关重大，为防止走漏风声，守口如瓶，就是对厂纠察队队长谭承飞也未透露，因谭个性急燥，容易出事。次日韦去县里开会，到为才转运站，才把电话内容告诉在那里的厂纠察队副队长黄志愿，由黄回厂与谭承飞商量决定一个对象。黄回到厂里，转告了韦水邓的话，谭承飞即决定杀参加“4·22”而被揪斗的工人莫万亩。26日，谭承飞主持全厂职工大会，先要莫万亩交出电台，莫说没有电台，谭便问众人：“莫万亩不老实，该不该杀？”答：“该杀。”事前已由谭承飞安排好的枪手韦学长和韦日三，即把莫万亩推到会场附近的小河边开枪杀死。开始，大家以为只是搞假枪毙，吓唬而已，就连莫万亩本人也这样认为，在临开枪前，他还回过头来问枪手：“当真杀吗？”众人见莫万亩真的被杀死了，惊恐不安，很多人对谭承飞非法杀人十分不满，几个工人当即把谭承飞捆绑起来，经当时在厂的干部从中调停，才把谭解开。
9月3日至7日，县革委召开首次工农兵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和三级干部会议。王利在总结中仍强调狠抓阶级斗争，坚决落实“七·三”布告和“七·二四”布告，稳、准、狠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台风”继续在刮。
9月5日，县革委和县人武部按照河池军分区的布置，组织60多人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开赴凤山县，协助该县进行清剿少数派。县人武部参谋梁文斌任连长，县革委常委苏永勤任指导员。宣传队于9月10日入村，进驻乔音公社，10月28日回到环江。我县宣传队驻凤山期间，队员覃汉华在配合当地民兵去抓一个被抓后又逃跑的持少数派观点农民时，开枪把他打死；毛国良亦参与开枪打死一人。
10月初，环江中学革委由谭决然具体组织，在高七班教室搞阶级斗争活人展览，强令该校领导人龙孟庄、韦瑞芳、苏启兴和教师周之政、覃有莘、黎熹、李必本、覃国茂等人跪在各自被丑化的漫画像前任人参观。讲解人还向参观者逐人宣布他们的“罪状”。这是对知识分子人身的严重侮辱，是我县在十年浩劫中又一次残酷迫害知识分子的严重事件，影响很坏。
11月初，根据毛主席关于干部要下放参加劳动的“五·七”指示精神，按照上级革委的布置，我县革委在国营华山林场开办“五·七”干校，由县革委两名常委罗忠发和李长有负责。“五·七”干校，实际是集中县直机关干部进行隔离审查的临时场所，于1968年11月8日和1969年4月22日，先后两批共347人入校。其中被审查的150人，原县委、县人委的领导人陈诗、韦文长、韦水光、谭亮明、覃盛华亦在被审查之列。受审查者，尤其是重点对象，除劳动外，还常挨批斗。原华山林场工人况展易被诬收听敌台、企图潜逃国外，挨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逮捕判刑15年，后来改判为8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得到平反。原县人委干部江元贞（大学毕业），有时神智欠正常，被诬为企图行凶而受批斗捆绑吊打，后送看守所关押数月之久，致使其神经病加重，至今无法工作。年逾花甲的县人民政府委员、县医院主治医师梁裕德，因有海外关系而惨遭吊打，后送到“五·七干校”作为重点对象进行审查，强迫参加重体力劳动，重病不准回县医治，最后虽允许回来，但已病入膏肓，不久即死。经“五·七干校”定案处理的10个案件中，有8件冤假错案，其中被开除回家的3人，开除党籍的1人，开除留用察看的2人，带反革命分子帽子和待处理的各1人（这些冤假错案后来都先后得到平反）。其他一般对象，经审查后陆续“归队”，于1969年10月组成工作队分别由罗忠发和李长有带领到明伦、驯乐公社搞农村工作。罗、李离去后，“五·七干校”只剩下一些重点审查对象和少数工作人员，由潘德负责，1971年1月结束。
11月中旬至1969年1月底，县革委为了彻底分化“造反大军”，揭露和批判“陈诗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罪行”，在县壮校举办“斗批改”学习班。由县革委常委甘仕和县人武部助理员黄星桂负责。各有关单位派“联指”骨干人员带本单位的“造反大军”中骨干分子前去“学习”。在历时两个多月的“学习”中，用“政策攻心”和批斗相结合的方法，使一些人“觉悟”过来“反戈一击”，“交待”了自己在“造反大军”中的罪行。“揭发”了别人，这个学习班为后来巡回游斗陈诗等人编造了批斗材料。
11月30日，所谓广西最大的叛徒、特务、走资派贺希明、霍泛、傅雨田、谢王岗和袁家柯被押到金城江巡回批斗，我县直机关干部职工百余人步行前往观听。
12月27日，军管会在明伦地区召开公判大会，枪决因“大量书写、张贴反动传单，进行大规模爆炸、纵火破坏，窃取巨额公款，妄图叛国投奔苏修”而被判处死刑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原石棉厂出纳员覃亚天。因同情“4·22”而被视为反革命的该厂厂长韦志旺，被押上台陪判。覃亚天案，经1981年复查，改判为有贪污罪。对韦志旺则予以平反，恢复名誉。
1月8日至2月10日，经县革委领导裴昌世批准，由“斗批改”学习班具体组织，蒙国佐和陈焕龙带队，把县委副书记陈诗、县监委副书记王喜清、石棉厂厂长韦志旺、县税务局两名副局长卢怀勋和梁绍桐、县手工业局局长韦启祯、川山区委书记朱文权7人押到全县各区共16个点进行巡回批斗。这7人，因或同情，或表态支持少数派而屡遭残酷批斗，成了当时环江县有名的“反革命”人物。在巡回批斗中，每斗必遭人身摧残和精神侮辱，如一到龙岩，就被纠察队边推边打着走，犹如绑赴刑场；到明伦和水源，又被进五步退三步地又拖又拉，进进退退地折磨；路经“五·七”干校，被一阵猛烈斗打之后，7人均被剪“十”字头，并涂上油漆或石灰浆。这次巡回批斗，“造反大军”的苏明星、徐春榜和葛克强也被带去作“反戈一击”的典型教材。
1月，根据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我县的初、高中毕业生开始下放农村插队，至1978年3月停止，先后共有2762人下乡插队。停止插队前后，他们均已陆续回城。
3月，县革委决定将财贸、交通、农业、卫生等各局、行易名为“服务站”，以示改革。如商业局改为生产生活服务站，农业局、林业局和水电局合并为农林水服务站。实践证明，这种“改革”无积极意义，且造成工作上诸多不便，于1972年3月又恢复原机构名称。
2月17日，为贯彻毛主席2月5日批示的有关打击现行反革命和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的文件精神，县革委成立“二·五”运动领导小组，王利任组长，韦书任副组长，下设办公室。以“一打三反”为内容，声势浩大的“二·五”运动在全县开展。
3月10日晚，县革委召开电话会，强调“二·五”运动着重打击现行反革命分子。至3月20日统计，自“二·五”运动开展以来的一个月中，在全县112个大队，1871个生产队中，有109个大队，1379个生产队已向阶级敌人展开了斗争。
4月5日，在城关、明伦两地区分别召开公判大会，枪决现行反革命分子周文华和蒙长计。
12月20日，河池地区革委通知撤销“二·五”运动办公室，工作归口负责，要求继续把运动进行到底。
1月1日，县革委发出《关于进一步抓好“一打三反”运动几个问题的通知》。通知指出，必须狠抓政策落实，团结大多数，打击一小撮。对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曲折性要有足够的认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1月20日至23日，中共环江县第三次代表会召开，选出书记王利，副书记韦书和谭凤仙。常委：王利、韦书、谭凤仙、覃建勋、罗继明、张鹤驭、王安、罗忠发。委员28名，候补委员3名。党的组织在1968年3月为革委会所代替，至此恢复。
2月20日，县委、县革委和县人武部作出《关于学习同进大队妇女工作经验的决定》。《决定》指出：《红旗》杂志1971年第二期以《革命妇女意志坚》为题，介绍我县同进大队妇女工作的先进事迹；1971年2月10日河池地区革委会发出《关于学习环江县同进大队妇女工作先进经验的决定》，这是对我们的鼓舞和鞭策，我们要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一个学同进、赶同进、超同进，学都安、赶都安、超都安，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力争在两年内把环江建成大寨式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由此可见，在农业生产上也贯彻了一条极左路线。
5月，县委成立清査“五·一六”办公室，县人武部参谋杨宏猷为办公室负责人。对韦启祯、覃桂拔和刘振豪3人进行隔离审查，至次年11月，无实据而解除审查，1983年8月6日县委下文正式平反。
3月1日，地委丁乐玉等领导人来我县检查工作，丁要求大变、快变、突变，改变环江面貌。为贯彻这一指示精神，3月13日至17日，县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各社镇党委书记和革委主任、县革委各组组长以上干部及部份县直机关领导人、大队党支书共87人参加。会议用整风的方法，与会者对照检査自己的思想认识、领导姿态、工作作风和革命干劲，为实现“三变”打好思想基础。
6月12日至15日，召开环江县第三次妇女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我县第三届妇女联合会，韦利群被选为主任。这是恢复妇女组织的首次妇代会。共青团组织至11月也恢复，9日至12日召开共青团环江县第七次代表会，选举罗忠发为书记，覃世囊为副书记。
l月28日至2月l日，县委召开常委会议，学习毛主席关于“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指示和传达韦国清关于继续抓好批修整风运动的讲话。会议认为，摆在面前的重要任务是以批修整风为纲，动员全党大办农业，树雄心，立壮志，学大寨，赶都安。
2月16日至21日，召开“工业学大庆”会议，会议以批修整风为纲，要求切实办好现有县、社企业。
9月6日至11日，全县农业学大寨经验交流会召开，传达自治区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总结交流我县农业学大寨经验。县革委副主任覃建勋在会上作“认真贯彻‘十大’精神，深入开展批林整风，掀起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新高潮”的总结发言。
10月，开始在全县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运动。
2月16日，县委成立批林批孔办公室，谭凤仙任主任，白志明、陈振芳和吴克耀任副主任，批林批孔运动在全县开展。至11月，据不完全统计，县委举办了12期学习班，各级干部4695人次参加；12个社镇共办了132期学习班，培训大、小队级骨干18777人次；112个大队培训了党员、团员、生产队干部等骨干共59036人次；县、社、大队、生产队和厂矿还培训了理论队伍共5862人。全县96%以上的成年人都投入了这场运动，98%的生产队开展了大批判，运动声势浩大。
12月14日，为进一步打击城乡资本主义和投机倒把，安定社会秩序，巩固和发展批林批孔形势，县革委成立打击城乡资本主义领导小组，覃建勋任组长，下设办公室。各社镇、厂矿、学校和单位也相应成立领导小组和办公室。
5月19日，县委书记韦继松参加自治区组织的广西赴山西省昔阳县参观团，前往学习大寨办农业的“经验”。自此以后，我县各级干部亦先后数批前去参观学习。1976年5月下旬自治区党委组织的第四批参观团，各公社书记都参加，是人数最多的一批。
6月19日，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而发疯的欧幼妹，因谩骂县人武部部长王利而被公安机关拘押。欧幼妹1968年冬自环江中学毕业后，回生产队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由于在学校时持“4·22”观点，参加过一些活动，加之其生父过去为匪，解放后被我政府镇压，因此，生产队干部以反革命家属看待，对她频频斗打，还强迫她参加四类分子劳动。这种精神压力和人身摧残，使她长期失眠，以至神经失常，东游西窜，乱说乱唱，经龙泉山医院诊断为精神分裂症。确诊后，生产队和大队干部不仅不予同情，反说装疯，对她迫害有增无减，致使其神经病越来越严重，以至达到蓬头垢面。光身上街的严重程度。1984年县“处遗”办公室将她送去医治，无明显效果。
6月23日至29日，县委召开三届七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韦继松书记传达参观大寨、昔阳的收获和区党委负责人的指示，各级党的领导人等共933人参加。韦继松书记作了“学理论，抓路线，把我县学大寨、赶昔阳的群众运动推向新高潮”的总结发言，他说：这次会议是把我县学大寨、赶昔阳群众运动推向新高潮的紧急动员大会，要重新安排环江河山，实现区党委提出的“一两年内有个较大的变化，三五年内有更大的变化的号召。会后，为了造成学大寨的浓厚气氛，全县各地在显眼的山坡和石壁，用卵石铺制或用石灰书写“学大寨、赶昔阳”、“奋斗三、五年，实现大寨县”等大幅标语多处。
10月30日，为期8天的贯彻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四级干部会议在县城召开，1636个生产队，5314名代表参加。会议以毛主席关于“学理论，反修防修，安定团结”和“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重要指示为指针，决心要真学大寨。韦继松在总结时强调，要真学大寨，必须打好批修批资总体战（即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本主义、批判旧意识形态；斗修正主义、斗资本主义、斗阶级敌人破坏、斗“四旧”、斗外来干扰、斗歪风邪象；对资本主义要党内党外一起反、城乡一起反、上下一起反、干部群众一起反、各条战线一起反（简称“三批、六斗、五个一起反”）。会后，总体战立即在全县进行。
3月28日召开城关地区反击“右倾翻案风”，批判“三项指示为纲”的群众大会。一场点名道姓地批判邓小平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群众运动很快遍及我县城乡。然而，运动并未能从人们心目中把邓小平批倒。
9月9日毛主席逝世，9月18日县直、各公社镇都举行追悼大会。
10月24日，县城召开“环江县军民热烈庆祝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热烈庆祝粉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伟大胜利”大会。
十年浩劫给我县造成了惨重的后果。全县被迫害死145人，占1968年人口总数181435人的0.08%。其中国家干部16人，工人2人，学生5人，居民12人，农民108人。在145人中，被枪杀的9人，吊打当场死的17人，被吊打重伤后死的50人，不堪忍受残酷斗打而自尽的64人，批斗造成精神创伤而病死的2人，外出后下落不明的3人。986人被斗打致伤，118人致残。此外，造成2074人的冤假错案，其中“全民党”34人，“反共救国团”50人，“五·一六”3人，其他案件1987人。
在那派性膨胀，法纪被践踏的日子里，尽管许多领导干部头脑发昏到极点，但我县以县人武部李树旺政委为首的部份领导人，虽然他们在当时形势下，不可能摆脱“左”的路线，也做了一些“左”的事，但对不少事情他们却能坚持党的正确政策，顶着压力，冲破重重困难，在制止多数派压少数派，制止乱斗乱打乱杀中，尽了他们的力量，做了不少工作。这样做，在当时确是难能可贵的。这是我县在“文化大革命”中，相对而言死人较少的重要原因之一。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打倒后，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受迫害者，特别是遗属，强烈要求平反昭雪，惩办凶手，甚至在环江街上连续数年出现“杀傅江生过年”的标语。但在当时中央个别领导人的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影响下，广西坚持有一条“正确路线”，拒不平反。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县按照上级的布置，仅仅查清了“文化大革命”中搞阶级报复、挟嫌报复和谋财害命的杀人案，大量的“文化大革命”遗留问题未得到处理，我县在“文化大革命”中民愤最大的傅江生和兰法德仍然逍遥法外，只是以落选为由，把兰法德从思恩镇革委副主任的位子上，调到县建筑公司当一般干部罢了。至于其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犯有严重错误的人，更是未被触动毫毛。因此，民愤不平，积怨未消，杀傅江生的标语仍时有出现。
1983年，新的自治区党委成立后，中央决定广西进行处理“文化大革命”遗留问题。我县于当年5月成立了以县委副书记覃建勋为组长的县委“处遗”领导小组，20人投入“处遗”工作。7月下旬，县委“处遗”领导小组增为13人，不久又增至15人。“处遗”人员从7月份的100多人增加到280人，最多时达到300多人。“处遗”工作到1985年1月基本结束。
通过“处遗”，对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的人，逐人进行调查，根据各人的实际情况，分别给他们重新下了结论，发了丧葬费和抚恤费，并妥善处理了遗属问题。同时给2074名冤假错案者下了平反恢复名誉通知书。全县发给遗属各种经费78430元，其中丧葬费144人，13532元；抚恤费130人，15916元；抚养费22人，15114元；被迫害致死干部、职工本人的当月工资和3个月工资9人，1028元；发三孤补助10人，1200元，无房危房补助47户，12750元；生产生活补助132户，18890元。同时发伤残补助费962人，52865元。总共发放“处遗”经费131295元。还安置遗属11人，恢复非农户口12户，35人。对责任人，则采取思想教育和内查外调相结合的办法，弄清他们的责任。1201人主动向受害者赔礼道歉，并拿出赔礼费27389元和2000多元礼品，分发给1024位受害者和遗属。
“处遗”中共揭发在“文化大革命”中犯有罪行或严重错误的336人，经过初步了解，立案审查141人，其中国家干部114人（县级6人、区级43人、一般干部65人）、工人10人、农民16人、居民1人。经过调查核实，按照“处遗”政策定案处理结果：法办4人、开除党籍17人、给予其他党纪政纪处分58人，60人免予处分或解脱。另有2人因现行问题，一人已被法办，一人已被开除党籍，故不再对他们“文革”问题作处理。
通过“处遗”，基本达到了消除积怨，弥合伤痕，促进团结，稳定局势的目的。使我县政治上安定团结，经济上进一步繁荣。
为了纠正农业生产上“左”的做法，县委于1979年认真总结了经验教训，为了打破长期以来农业生产徘徊的局面，从我山区县的具体情况出发，县委决定从1979年冬开始，每个农户可借田3至5分搞冬种，这个措施深受广大农民的欢迎。1980年春，农民群众进而要求包产到户，县委根据当时外地的经验，决定搞联产承包到组。当年承包到组的形式全面推开，一部份地方则搞承包到户了。到1981年，在群众的强烈要求下，全县除洛阳镇延至1982年春外，其余地方全面实行了“双包”到户的农业生产责任制。
随着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出现和推行，县委承受了来自上面的压力。1979年冬，河池地委书记傅一屏来到环江，发现农民借田冬种，认为这是瓦解集体，批评了县委，要求纠正，县委大多数同志认为，纠正不利于调动群众积极性，未予执行。1980年5月，自治区检察院检察长童以法和傅一屏书记到我县，听了县委汇报一些地方搞了承包到户后，严厉批评县委，并要县委表态限期纠正。县委持慎重态度，首先认真学习中央有关文件，并作深入的调查研究，广泛听取群众意见。结果反而增强了县委搞农村经济改革，支持群众包产到户和包干上缴的“双包”责任制的勇气和信心。同年6、7月间，区党委发下关于农村党员带头搞三包到户要进行党纪处理的文件。当时，中央有关部门召开的农村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也提出要纠正三包到户风。县委对这些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文件和会议精神，决定不往下传达，因此，在地委召开的县委书记会议上，环江多次被点名批评。为此，韦继松书记在县委会上多次表态，准备被打成搞三包到户的县委，自己则准备挨打成搞三包到户的书记（1957年前，环江县委因地制宜，在分散的山区搞三包到户，得到农村群众的拥护，但县委书记王定、副书记东丙寅和陈朝群却因此被打成右派，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得到彻底平反）。由于县委对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思想明确，并积极帮助群众解决在实行过程中的具体问题，从而使我县农业生产责任制得以顺利推行。
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推行，打破了农业生产上的“大锅饭”，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解放了生产力，从而改变了我县农业生产长期徘徊不前的局面。粮食产量由1979年的15772万斤增至1982年的18182万斤，3年内共增产2310万斤，平均每年增产770万斤；总产值1979年人均87.38元，1982年增至97.7 元；人均口粮从494斤增至564斤。
1、县委书记、副书记及常委：
书记：裴昌世
副书记：韦文长、陈诗、蒙文、韦书、韦水光
常委：裴昌世、韦文长、陈诗、蒙文、韦书、韦水光、崔锡恩、谢兴汉、兰文鲜
2、县长、副县长：
县长：韦文长
副县长：覃盛华、谭亮明
主任：裴昌世
副主任：王利、韦书
常委：裴求世、王利、韦书、周效孔、李树旺、苏永勤、罗忠发、甘仕、谭凤仙、李长有、覃思贤。
（以后先后任县革委主任的有：王利、安隆、韦继松、覃建勋；
以后先后任副主任的有：黄河珠、谭凤仙、覃建勋、王利、罗继明、谭亮明、韦水光、王海亮、盘云乾、周效孔、张龙显、覃家昌、蒙德三、周国助、李长有、覃盛华、崖嘉喜、陈诗、陈冠贤、韦继德、王卫东）
组长：裴昌世
成员：王利、李树旺、韦书
（四）1971年l月成立县党委时书记、副书记及常委：
书记：王利
副书记：韦书、谭凤仙
常委：王利、韦书、谭凤仙、覃建勋、罗继明、张鹤驭、王安、罗忠发
（以后〔截至“处遗”止〕先后任县委书记的有：
安隆、韦继松；任副书记的有：覃建勋、黄河珠、蒙德三、覃家昌、周为民）
主任：谭凤仙
副主任：韦继德、邓鲁之、覃日辉、韦玄森。
县长：覃建勋
副县长：覃盛华、崖嘉喜、杨森林、谭学军、覃树猷
l、1983年5月领导小组成员：
组长：覃建勋
副组长：韦继德、李长有
成员：莫仁忠、彭辉
2、1983年7月领导小组成员：
组长：覃建勋
（以后先后任组长的有：邓鲁之、韦继德）
副组长：韦继德、邓鲁之、韦志旺
（以后先后补充韦天良、兰新岗和龙孟庄为副组长）
成员：吴胜祯、韦天良、伍少全、韦纪纲、兰新岗、彭辉、龙盂庄、韦政修、卢怀勋
（以后补充赵伯平、贾世良为成员）
1、判刑4人：
傅江生（15年）、兰法德（13年）、谭杰勋（判8年执行7年）、韦建华（7年）
2、开除（清除）出党17人：
谭泰仁、陆盛业、刘道敏、覃英根、韦显华、覃花订、覃现防、韦同茂、周重敬、韦贵庭、莫金夫、卢有丙、韦云腾、覃翰林、覃均、覃振理，方继忠
3、留党察看8人：
覃汉华、覃朝日、谭凤政、方宗更、谭贵转、覃顺华、韦丰稔、莫仁壮
4、撤销党内职务l人：
覃绍祖
5、党内严重警告10人：
蒙国佐、罗菲、陆献志、韦水邓、韦炳茂、覃宜勉、赖震球、谭信义、覃奇珍、覃广耀。
6、行政开除留用察看1人：
黄世成
7、行政撤职1人：
李日旭
8、行政记大过5人：
王祥生、方恩沾、韦力程、谭决然、农秀芬。
来源：《广西“文革”档案资料》（第十四册），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1987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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