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87-5-0 作者：中共北海市委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
中共北海市委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根据中指委和区党委整党办公室的指示，编写《北海市“文化大革命”大事件》，目的在于以此教育广大干部、群众，否定“文化大革命”，巩固处理“文革”遗留问题的成果；并归档存史，留存后代、告戒子孙，牢记这一血的教训。
编写《“文革”大事件》，坚持唯物主义观点，贯彻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精神，尊重当时的历史事实，按照事件的本来面目，客观地加以记述。
《“文革”大事件》是在《“文革”大事记》的基础上从中选出有重大政治影响的，造成严重后果的大事补充写成。材料来源于北海市档案馆保存的“文革”材料和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存档的材料
限于水平，难免有错误遗漏地方，敬希指正。
中共北海市委整党办《“文革”大事件》编写组1986年12月
“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在“文革”十年内乱中，北海市发生了不少重大事件，归纳起来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派性斗争和派性武斗；二是“刮风”乱杀人；三是“斗批改”中残酷斗打干部、群众；四是泡制冤假错案，迫害干部群众。这些事件给党造成极坏的影响，给干部群众带来严重的灾难。在这些事件中，被杀害、被打死、被迫含冤自杀的共有365人，占全市总人口116348人（1966年年末人数）的3.14‰。其中：国家干部39人；工人50人，集体干部51人，居民41人，学生14人，渔、农民170人。无辜死亡者，有的是在派性武斗对打时被打死的，有的是在武斗中被对方“俘”获后杀害的，有的是在“刮风”乱杀人中被杀害的，有的是在“斗批改”中以各种莫须有的罪名进行斗打致死或被迫含冤自杀的。杀害手段极为残忍，有枪杀的，活埋的，刀砍死的，木棍打死的，石头砸死的，绳索勒死的等等；有成批屠杀的，也有单个残杀的。
“文革”的斗批改中，一宗宗冤假错案泡制出笼，一批批干部、群众受害被折磨、上千个家属亲友受株连。以各种罪名诬陷而受审查、受批斗的干部、群众1682人。不少人遭受长期关禁，过着非人的生活。不少人在被批斗中遭受捆绑、挂牌、拳打脚踢、吊打、跪石子、针刺、挂半边猪、坐直升飞机、跪梅花桩、木枷套颈、炒豆子、冷热处理等多种多样的刑罚；有的还被穿纸衣，涂红黑脸，剪阴阳头，担幡跪拜等。人格受尽凌辱，身心严遭摧残，造成有的终生残疾，有的斗打致死，有的含冤自尽。
这些事件，在1983年处理“文革”遗留问题时，都进行了调查，作了严肃的处理，做了善后工作。对一些事件的泡制者、策划者、组织者，属于严重违犯法律的，给予了一定的法律制裁；属于严重违犯党纪政纪的，给予一定的党纪、政纪处分。对“文革”中被杀害、被迫害致死的，给予平反昭雪，恢复政治名誉，对其家属给予抚恤。对被以各种罪名而受批斗、受迫害的同志，给予平反，恢复政治名誉。“文革”中，一件件事件，莫不使人触目惊心！一宗宗惨无人道的案件，莫不使人深感悲痛！一幕幕悲剧，莫不使人深思！现将这些重大事件记载下来，让人们从中吸取这一惨痛的历史教训！
1967年2月17日，由群众组织“党群”、“人委”总部发起，以北海市批判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筹委会名义召开全市“批判王志毅、方永存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大会主席团成员议定由各系统、战线造反派组织选举产生。而主席团成员、学生代表郑秀兰是不经学生选举产生的。当大会开始时，宣布主席团学生代表郑秀兰就坐主席台时，北海中学“井岗山”、“红旗”、“东方红”、“韶山”等11个学生组织总部代表张新、吕世昌、谭泽洁等走上主席台提出抗议，发表声明，要求立即取销郑秀兰主席团成员的资格。大会执行主席石堃、邱大伟拒不接受。北海中学11个学生总部发表声明，退出会场。大会主席团指责“井岗山”等总部学生破坏批判大会，学生们据理力争。会场上群众议论纷纷，争着上台发言，会场哄动起来。这时“文化总部”的夏森林关闭广播器，广播突然中断，会场一片混乱，不少群众见状便退出会场。大会开不成，不欢而散。这就是“2·17”事件。
“2·17”事件发生后，社会上各群众组织就这一事件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党群”、“人委”等总部对北中学生进行谩骂、攻击，说他们破坏批判大会。学生则指责“党群”、“人委”总部是假批判，真包庇，是“铁杆保皇派”。街上不断出现互相攻击的传单和大字报。这一事件导致党政机关干部和北海中学师生开始观点上的分歧，双方矛盾从此加深，这也使社会上的群众开始形成两种对立的观点。
1967年3、4月间，部队介入地方“文革”后，北海市武装部组成武装部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领导北海市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和工农业生产。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军队要大力支援地方抓好春耕生产”的指示后，市“抓促指挥部”动员军民下乡支援春耕。党群、人委机关干部在下乡支援春耕生产的同时，在农民中间散布学生破坏批判大会的言论。市长余坤下到马栏大队，煽动农民写大字报围攻学生，说学生“吃屎不吃米”、“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这期间，东兴县群众组织6次书面勒令余坤返回东兴接受批斗，北海中学学生给予支持。这时，一些学生组织认为武装部的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只抓生产，不抓革命”，“用生产压革命”，“下乡支援春耕生产是糊涂虫”。并向北海市武装部提出改组“抓促指挥部”，撤掉余坤副指挥职务，武装部断然拒绝。后来又提出打倒余坤。揪出余坤的后台，张贴武装部长的大字报，提出“打倒符琪”口号。
这期间，北海市人武部政委祁法治，公检法军管会主任张文竹曾对温世雄、石绍雄说：“现在广西南宁不少地方已经开始分派了，一派支持韦国清，一派支持伍晋南，应尽快组织串连争取人，把一批人争取到支韦派方面来，否则全部站到支伍方面去了……。”张文竹还对石绍雄说：“你快去串连，你是内保，识人多，快去争取多些人加入支韦派。”根据祁法治的示意和张文竹的指使，“抓促部”成员温世雄和石绍雄到市委、市人委各总部开展工作，成立了“红色联络站”（支韦联络站）。石绍雄便以联络员身份到工厂、企业、医院等单位串连，进行派性活动，暗中拉拢结成支持韦国清派。
5月10日，北海市武装部科长刘政新召开公检法等单位头头会议，研究成立“政法总部”。过了几天，刘政新又召开各总部头头会议，筹备举行拥军游行的问题，参加会议的有温世雄、黎普丰、石堃、邱大伟、陈继贤、吕克雄、曹汝宽、郑秀兰等人。刘政新科长在会上说，现在社会上出现反军现象，北海市亦叫打倒符琪，各总部要组织一次拥军游行大会。但意见不统一。第二天又到果菜公司楼上召开，后又到武装部召开，最后决定5月19日搞拥军游行大会。5月18日晚，“人委总部”头头邱大伟向市人委干部介绍拥军游行筹备会议情况。市人委干部苏清洲、邓发、谢康才、罗锦华等人认为组织游行的动机不纯，有阴谋。后经全体干部讨论决定，“人委总部”不参加拥军游行。5月19日下午5时左右，拥军游行组织者以市“抓促部”的名义通知“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渔、农民参加拥军大会。
5月19日晚上，在中山公园召开拥军大会，有21个组织，4000多人参加。但会场既不挂毛主席像，在会上也不宣传中国人民解放军“三支”“两军”中的贡献，只读了两段毛主席语录，宣布游行纪律，就开始游行了。游行由红卫兵引路，唱着语录歌：“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反对”。“红司”组织所属的“无畏”总部学生写了“老保出游”、“检阅老保”的标语张贴在街上。队伍游行到龙皇庙马路时，游行队伍重整队列，把队末的农民调到队伍前头，“党群”、“政法”总部排在最后。游行队伍中有人喊“打倒“红司”！”、打倒“三司”！”的口号。三中“换新天”总部、北中“无畏”总部的学生则喊“打倒老保！”并用台凳拦截游行队伍，引起互相殴打。“火矩”总部成员混在农民队伍中殴打学生，学生也冲上去还击，并撕毁“火矩”总部的横额、彩旗，冲击了渔、农民队伍。据统计，学“毛著”训练班学员被打的有37人，其中受伤的21人，砸烂毛主席像11幅；语录牌11块。这就是：“5·19”事件。
事后，学习“毛著”训练班学员，党群机关造反总部等组织发表声明，提出抗议，提出要惩办破坏“5·19”游行的幕后策划者、指挥者。北海中学学生觉察到自己的行动的错误，第二天凌晨2时便在广播中向贫下中农道歉。早上，又列队到贫下中农的住处，向贫下中农道歉，但学习班的人不让他们进门。5月20日晚上，“党群”总部的石堃、陈继贤通知农民召开控诉大会。“党群”、“人委”总部满街张贴“坚决和贫下中农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支持韦国清，打倒伍晋南！”“坚决揪出殴打贫下中农的凶手！”等巨幅标语。
5月22日，北海市武装部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公开发表《声明》，指出“5·19”游行是完全的革命运动，表示坚决的支持。并宣言坚决支持贫下中农的要求揪冲击游行队伍、殴打贫下中农、殴打红卫兵小将、撒毁毛主席像等的幕后操纵者，建议公安机关按公安六条处理。政法总部、公安机关也跟着发表声明，大造抓人的舆论。
“5·19”事件的发生和武装部的公开表态，说明武装部已经不是“支左不支派”、而是一头栽进派性的旋窝中去了，站在派性的立场上处理群众组织的派性斗争。武装部抓促部22日的声明的发表，进一步加剧了两派的对立情绪，使两派的形成明朗化。
1967年6月5日，南宁“4·22”派的蒙国荣、班济民、钟启秩、张直、罗小英、卢慕娴、方向群、陆忠民等8人，到北海贩卖《广西日报》，被北海“联指”观点的“党群总部”发觉，说该报是南宁“4·22”夺了《广西日报》的权后非法出版的，因而进行抨击、辩论和围攻。
6月5日下午，南宁“4·22”组织的张直、罗小英等人向北海“红司”所属组织的红卫兵介绍南宁形势，着重讲了如下几个观点：①军管的《广西日报》社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镇压了造反派。“4·22”造反派在《广西日报》社和“5·27”夺军管《广西日報》大权是100％的革命行动；②韦国清是广西的土皇帝，有重大问题，“文化大革命”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打倒；③伍晋南“4·19”声明好得很，是百分之百的革命行动，必须支持。他们还介绍了“4·22”造反大军在《广西日报》社静坐的情况和方法。
6月6日至7日，到北海卖报的南宁“4·22”人员继续受到辩论、围攻。6月7日晚上，蒙国荣等人与北海“红司”负责人张新、吕世昌、谭泽洁等人分析了几天来的情况，并研究班济民、钟启秩、陆忠民、蒙国荣等人回南宁的问题。6月8日上午7点多钟，班、钟两人遵照7日晚的决定，因怕在车站上车被“联指”观点群众围攻、辩论，而步行到郊区上车回南宁。路至高德公路时被“联指”派观点的二中“红联”学生和高德公社的贫下中农拦截，进行长时间的围攻、辩论。当“红司”组织获悉高德发生的事情以后，张新、谭泽洁、吕世昌、罗如星等人于北海中学图书馆楼上，召开“红司”、“供总”、“工总”等群众组织头头会议，就有关挽救班、钟两人问题进行了研究，决定一方面动员和组织全体“红司”学生，全力以赴，前往高德挽救；另一方面派人前往航运分局向军管领导小组张金昌等汇报情况，争取支持。9时许，张新、谭泽洁、吕世昌、南宁的张直等人汇集北中图书馆楼上，分析了高德的情况，认为“联指”观点的群众人多势大，突围不是办法。决定分别派出戚兆刚带领南宁民族学院学生方向群等4人到市“抓促部”要求符琪到高德解决问题；派遣谭泽洁带领民族学院教师张直等5人到武装部，要求武装部出面解决高德事件，和要求武装部收留3名战友，以保人身安全。这些行动都没有得到“抓促部”符琪和武装部的满意答复，并遭到“联指”观点的群众跟踪辩论。10时许，张新、范坤、吕世昌、谭泽洁，还有南宁的罗小英等3人听取了前往“抓促部”、武装部交涉和高德突围的情况的汇报，认为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武装部，因而研究决定把队伍拉回北海市区内在武装部门前静坐，给武装部施加压力。下午3时多，吕维瑞、李志光、杨保、许福全、冯子荣、方森荣等各群众组织头头共10多人，在高德公共汽车车站大榕树下，根据北海中学会议决定，对把队伍拉返回北海的问题进行了商议研究。后由吕维瑞执笔，拟写并宣读了关于要求释放班、钟两人的四点声明。但仍不解决问题，他们把队伍拉回北海。4时许，由杨保和北中“红司”学生包孝芳两人带队到武装部门前要求符琪接见解决问题。符琪设有接见，集结的学生站着连续高呼：“还我战友！”“要求符琪接见！”等口号。5点多钟，集结武装部门口的学生在马路坐了下来。
6月8日下午6时许，张新、吕世昌、罗如星、谭泽洁、范坤、柳隆、张伟业、陈钦、顾卫清、郑月英、钟绍同、许福全、曾其吉、陈镇洪等人一再召开会议，对有关静坐问题进行研究。会议听取了“红司”所属组织“红旗”负责人陈镇洪汇报高德事件经过和在武装部门前行动的情况。与会人员进行了讨论，对静坐是否对头这个问题有不同的看法。“红旗”总部的另一个头头陈钦介绍了国防科委的静坐得到陈伯达支持，并获得静坐胜利的情况，说明静坐是革命行动。经陈这一介绍，分歧意见统一了。最后，张新说：“‘红旗’同学的精神是好的，静坐方式虽然不好，但为了保护革命小将的革命精神，我们‘红司’全体战士坚决支持静坐，要求发动全市工人、职工、革命群众大力支持。”会后分工“红司”学生到工厂、企业、学校、机关进行串连，发动群众支持和参加静坐。
下午7点，“工总”、“供总”、“红司”等群众组织负责人在工人文化宫楼下小房召开了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吕世昌、罗如星、范坤、黄与干、石和生、蔡孟儒、冯子荣等头头共10多人。会议决定建立“6·8”革命行动指挥部，领导和指挥静坐。选举蔡孟儒为总指挥，吕世昌为副总指挥。会议还在蔡孟儒的主持下，黄与干执笔起草，讨论通过了要求符琪接见的五点要求。五点要求是：“一、符琪必须承认6月8日上午中断四级干部会议和先后用5辆卡车运载农民前往高德围攻学生的错误；二、坚决要求符琪接见我们；三、符琪马上交出这两个南宁同志和全市革命群众见面；四、保证今后不能用任何借口和任何形式发生类似事件；五、依法惩办这次挑动农民围攻学生的幕后操纵者。还说，以上五点要求符琪必须作完满的答复，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符琪负完全责任。会议还通过了“如果符琪不接见，武装部不答复五条条件，就要静坐下去”的决议。会后由“红司”负责人范坤和“红尖刀”兵团负责人吴玉郎到武装部门前宣读了五点要求。符琪仍不出来接见，静坐坚持了下去。当晚9时许，“6·8”静坐指挥部全体成员在工人文化宫楼上召开了会议，进行了具体分工，研究了坚持静坐的规划。
静坐从6月8日开始至7月12日晚上，历时34天。静坐期间，“6·8”派不分昼夜地用高音喇叭、大字报进行派性宣传，跟不同观点者进行辩论。封锁静坐区而阻塞交通。“联指”派也用高音喇叭、大字报等，进行辩论、攻击、对骂。这进一步加深了两派群众组织的矛盾，加深了双方的对立情绪。
“6·8”静坐以后，双方攻击、对骂不断升级，不但对一些不同看法的问题进行辩论，而且进行挖苦、讽刺、侮辱，对立情绪加剧。发展到要用武力来压服对方，积极筹备进行“武卫”。
6月27日上午，“6·8”指挥部在手工业大楼召开了指挥部成员及所属各组织战斗队长共60多人的骨干会议，由张新介绍参观南宁“4·22”派各据点“武卫”及南宁一中武斗情况，分析了北海目前的形势。会议组织讨论“北海是否会发生武斗”和“北海如何办”的问题。但意见没有得到统一。6月28日晚上，“6·8”指挥部在中山公园召开“坚持文斗，反对武斗”为名的大会，“6·8”所属群众组织成员3000多人参加，张新作了报告。张新介绍了南宁的形势，分析了北海的情况，提出做好“武卫”准备的要求。会后几天，“6·8”派所属组织，以战线为单位，召开了群众大会，漫谈讨论了“武卫”问题。7月初，“6·8”指挥部又在文化宫由蔡孟儒、罗智主持召开了委员扩大会议，听取了各战线负责人对“武卫”问题讨论情况的汇报，从而进一步统一了指挥部内部对“武卫”问题的思想认识。因而，会议决定，一方面号召做好“武卫”的准备，另一方面为了争取政治上的主动，以制止武斗为名，起草了《关于制止武斗的十条协议》，在大街小巷广为散发，争取同情和支持。这也是制造武斗气氛，使群众深感不安。
7月6日，“6·8”指挥部在旧文化宫，由蔡孟儒主持召开了“6·8”指挥部全体成员会议，研究制订了准备武斗的具体规划。规划要点如下：①选择手工业大楼、电影院、北海中学、工人文化宫、海滨饭店为据点；②把北海情况告诉海军，引起海军注意，争取海军支持；③派人上京反映两派形势和驻军“支左”情况，争取政治上主动。④规定武斗发生以击鼓为号，情况危急时，鸣放大型礼炮（烟花），人员迅速赶往集结地点，待令行动；⑤从8日起，各战线分别派人到指挥部值班；⑥各战线单位所属“6·8”组织人员，立即从思想、行动和物质上作好准备。要求每人自备武斗工具（如铁通、木棍、尖刀等）一件，干粮5至7天。
同日晚上，“联指”观点的北海“党群总部”在中山公园召开万人大会，发布成立广西北海市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简称“联指”）的革命宣言，正式宣告“联指”成立。石绍雄为“联指”总指挥，陈继贤、石堃、潘荫标、吕克雄、郑秀兰为副总指挥，温世雄、何宗良为参谋长。下设办公室、参谋部、政宣部、后勤部和东、西线指挥部以及工交、政法、财贸等8个战团。“联指”指挥部的建立，使北海两个对立派正式公开对峙，也促使武斗的早日到来。
7月11日，高德公社开江大队贫下中农、民兵围攻“6·8”派支援“双夏”的“红司”组织的学生苏朝等人，并要把该组织支援“双夏”的学生赶走。12日上午，“6·8”指挥部在工人文化宫楼上召开全体成员会议，决定把支援“双夏”的学生全部从农村拉回，于当晚在百货大楼门前召开“控诉北海市党内走资派破坏支援‘双夏’的罪行大会”，把在支援“双夏”中的“6·8”派学生被围攻、辩论的情况公布于众。晚上7点多钟，“7·8”派指挥部吕世昌和“红司”负责人张新、罗如星、谭泽洁等人主持，召开控诉大会。大会开始以后，占据百货大楼“联指”派的“红商兵”组织的人员放高音喇叭干扰会场。“6·8”派的谭泽洁、罗如星等人从大楼前宣传台的木架爬上三楼，跟“红商兵”人员交涉，要求停放高音喇叭和停止丢掷石头，但“红商兵”不予理睬。到会的学生和群众得知，很是气愤。在此期间，“联指”派的“红联”学生宋光润（北中）、陈元标、莫绍昌（二中）等3人从台边挤出来，建筑工读学校的学生说宋是7月11日晚在人民礼堂掷石头砸伤群众的凶手。于是“6·8”派以抓打人凶手为名，把宋拥到东方红广场殴打致重伤。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涠洲“红岛兵团”组织的成员和贫下中农约60人，在刘保泉、蔡耀的带领下，冲进人群，几个人抢救了宋光润，其余的人要抓打人凶手，对方进行拦截，互相斗殴，在斗殴中有十余人受伤。“联指”派所属“农民革命造反总部”、“工交总司令部”组织，于晚上9点多钟同时发表声明，要“6·8”指挥部交出打人凶手，并向全市人民公开检讨认错。“6·8”指挥部置之不理。“联指”派的“人委总部”即发出第一号通令，限定“6·8”指挥部在4小时内交出打“死”宋光润的凶手。在10点多钟和12点钟，又向“6·8”指挥部发布第二号通令和最后通牒。接着，“联指”指挥部在旧市委楼天台上开会，参加者有潘荫彪、石堃、陈继贤、黄成连、曹汝宽、陈维信、陈锦衡、石绍雄、谢胜、周肇鹏、史宝林、邱大伟，各公社武装部长及“文革”头头莫元才、蔡德裕、郭栋等，还有余坤参加。石绍雄在会上布置各公社以“6·8”派打死了“联指”学生宋光润为由，发动农民进城镇压“6·8”派。
“6·8”派方面听到“联指”派的最后通牒后，韩明炫向总指挥蔡孟儒提议要密切注意事态的发展，提出撤去静坐会场，采取临时措施把花圃砖头搬上指挥部楼上。接着，“6·8”指挥部鸣放大型烟花，静坐者撤离静坐会场、集结静坐学生，“工总”、“供总”等组织群众1000多人进入工人文化宫。
“联指”指挥部天台会议后，西塘公社副书记陈广衡、武装部长林绍仪、公安员陈铭廉、“文革”头头叶贞庆等人回公社发动400多人于13日凌晨集结在党校；外沙公社“文革”头头容辉宗到沙脚、岭底等大队发动近80名渔民，并由容辉宗、庞承烈带队到二小集结；高德公社由陈继贤亲自去发动，有700多名农民由公社武装部长蔡德裕、副社长张培佳，“文革”头头郭栋、冯远先、陈钦颐、陈继贤带领，从高德下路到北海法院集结，然后分两路，一路在北部湾东路，一路在招待所旧门口附近。水产部秘书苏礼盈及梁英芳用电话通知地角、咸田公社的渔民进城集中。党校教员林乃光动员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咸田、地角、外沙、西塘、涠洲公社学员120人参加。13日早上3时“联指”发表《告全市人民书》、《告急，十万火急！》的文告。5点多钟，“联指”发射信号弹后，大批农民手持禾叉、禾签，兵分两路，一路在陈继贤等人率领指挥下，把“6·8”指挥部所在地工人文化宫团团包围，发起进攻。“6·8”指挥部所属人员在韩明炫的指挥下，击鼓助威，舞动刀叉木棍投掷石头，进行对打。另一路在“联指”“人委总部”、“手总司”、“火矩”带领下，“联指”派人员及农民围攻北中“红司”总部，学生用砖头跟农民相持。8时，“6·8”派的“搬运工总”约30人赶到，解救北海中学学生，围攻“6·8”指挥部所在地——工人文化宫的农民和唐荣振、吕克宏带领的“财贸司令部”人员，被北海港务局工人打散，当场捉了供销社朱钦及关井农民陈冠松等13人（后13人一起送回市武装部）。在“7·13”武斗中，“联指”派方面伤10人，“6·8”派方面伤20人。
13日中午，在海军4405部队和北海航运分局军管小组毛成三等几位官兵的劝阻下，武斗停止，双方到武装部谈判。参加谈判的“联指”派方面的代表有：梁世昌、唐荣振、岑坤、姚伟厚、李起德、邱大伟、刘光富、郑秀兰、陈元标等；“6·8”派方面的代表有：谢家才、方森荣、李惠章、吕维瑞、龙飞、谭泽洁等；武装部参加人员有：钟日芳、刘政新、黄道贵、施珍等。经双方协商，签订了《关于制止武斗问题的协议》。议定武斗从7月13日12时30分开始停止；双方集结的工人、农民、学生、群众要立即撤离现场，返回本单位（不包括静坐人员在内）；双方一律不准打、砸、抢、抄和复盖大字报；被抓人员双方立即放出，回原单位抓革命、促生产，严禁打、骂等人身侮辱；对受伤人员立即送往医院治疗，双方打死打伤人的凶手和幕后操纵者，要严加查处。在协议书上签字的武装部是政委祁法治，“6·8”革命行动指挥部的是吕维瑞、方森荣、李惠章，北海“联指”代表是梁世昌、唐荣振、岑坤、姚伟厚、李起德。
“7·13”武斗结束后，双方参与武斗人员撤离了武斗现场。但是由于武装部、“支左”部队没有采取强有力措施，和没有认真做好双方的思想工作，协议只是一纸空文。武斗虽然表面上停止了，但双方都在筹备着更大的武斗，酝酿着更大的灾难。当双方已经准备就绪，就发生了更大的武斗，并且从刀、棍、石块的冷武器武斗，升级为开枪、开炮的热武器的武斗。
7月14日，“6·8”指挥部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占领据点和制高点。会后由韩明炫指挥“6·8”派所属群众组织，从总工会办公楼撤到市中心，占据了电影院、手工业大楼、海滨大楼等制高点。
7月16日，在罗智的建议下，“6·8”指挥部在电影院开会，研究改组“6·8”指挥部领导成员的问题。这次会议确定，总指挥为谢家才（电厂），副总指挥为蔡孟儒（电厂）、苏美荣（搬运）、伍英权（手工业）、符贤荣（蔬菜大队）、吕世红（“红司”）、张新（“红司”)等人。下设秘书处，处长：罗智，副处长：吕维瑞、罗如星；政治处，处长：石和生，副处长王明；组织处，处长：梁家雄，副处长苏光雍、莫其发；作战处，处长韩明炫，副处长方森荣、谭泽洁、黄大钦，参谋黄人绍；宣传处，处长杨保，副处长黄与干、陈振武；后勤处，处长刘文钦，副处长吴利香；外事处，处长李惠章，副处长张闻。下还设红星戏院分部（包括工商联、红星戏院）；海滨分部（包括海滨旅社、新华旅社、印刷厂）；和平分部；手工业大楼分部（包括电影院、四小）。又下设三个战区：一、西战区（包括中医院宿舍、工商联、航运宿舍、生资公司、棉布商店等）；二、东战区（又叫海滨战区，包括海滨、和平、新华、供销社、外贸、城镇公社、印刷厂）；三、东方红广场战区（又叫野战兵团，包括手工业大楼、电影院、四小、保育院、红星戏院、桂南厂）。每个战团设有团长、副团长，政委、副政委，下设连、排，有连、排长。
7月27日，“联指”指挥部召开干部会议，进一步分析了武斗形势。指出敌人采取压、拖、冲的方针。压就是压武装部承认他们是革命派；拖，就是拖长时间；冲，就是到处打砸抢冲，造成白色恐怖。看来他们可能大打，但他们兵力分散，他们只能出动1300人。我们要做好防守，砌工事，准备弹药，准备2、3个月粮食、干粮，准备打，我们考虑把家属撤走，因而决定采取“文攻武卫”方针，以自卫为主，必要时冲。会议作出如下决定：①不撤据点，要加强；②准备物资，报数字，马上派车运去10——15天，武器各团自己动手（准备）；③《解放军进行曲》是全面进入战备状态，吹号（进攻）；④加强思想教育，定出几条纪律；⑤同意工交编男一团，女一团。
同日，广西军区周礼成副政委、滕主任，钦州军分区副司令员苏桐卿、王晓峰，涠洲部队政委蒋文泉，市武装部祁法治政委等领导人，召集“联指”指挥部团级以上干部在市委二楼开会。周副政委讲话说：“前段‘联指’大方向是对的，“6·8”专搞那些坏事，他们大方向在那里？”还说：“他们冲我们就采取自卫还击。他们占我们的地方，人被打死，但我们也要忍耐。”会上，“联指”人员提出百货大楼问题由部队想办法解决，部队某领导说：“部队对此问题无能为力了，你们怎样解决就怎样解决吧！”这次会议进一步坚定了“联指”派使用武力解决百货大楼的决心。
7月28日上午，“联指”指挥部在监委会议室开会研究战前分工和指挥部的组织机构问题。会议决议分工陈继贤负责发动渔农村民兵；石绍雄去高德组织内部力量；财贸由唐荣振、吕克宏，城镇由苏春华，工交由潘荫彪负责组织力量。温世雄负责制订作战方案，以温世雄、谢胜、余坤、刘玉兴、周国文、陈清熙、冯陈守、陈善、刘远辉、曾德衍、何忠良、黄由坤、陈锦衡、赖长钊、史宝林、王夷、卢剑雄等人组成参谋部。讨论作方案时，谢胜记录整理，何宗良、卢剑雄绘制作战图。决定机构设置是指挥部下设办公室、参谋部（下设情报处、作战处）、政宣部（下设政治处、宣传处、卫生处）、后勤部（下设后勤处、军需处、社会福利处）。这些都是从组织上做好武斗的准备。政宣部由石堃兼管。会后，石堃曾布置姚伟厚等8人写作《急告全市人民书》、《通令》等文告，于战前散发，为用武力镇压对立派作舆论准备。
随着武斗气氛加剧，为进一步做好武斗准备，“联指”指挥部于7月29日在市监委会议室召开“联指”指挥部成员和有关人员会议，研究决定：一、撤退家属中老、弱、病、残、小孩和有小孩哺乳、分娩者，有亲友的自行解决，没有亲友的统一安排到农村；二、解决好干部、职工的工资问题，具体办法由各战线研究解决；三、关于作战伤亡问题，凡是来冲击我们被打伤打死的，打者无罪，而且立功；四、生活问题，前线每天每人食米1斤3两，有战斗任务超过晚上12时的开夜餐2两米；五、公安、市委、人委在每个星期调一个班轮流驻守（人民礼堂）加强戒备。
“6·8”派指挥部也加紧武斗措施。7月30日，“6·8”派由方森荣带领武工队佯攻百货大楼，造成武斗一触即发的局面。7月30日晚上，“6·8”指挥部得知“联指”决定8月1日凌晨向他们进攻的情报，于7月31日下午、召开各总部头头参加的扩大会议。会议分析了形势，认为“联指”可能用枪攻打。会议研究决定：①各据点加强防卫；②派人到有武器单位找枪、子弹；③派人到炮竹厂取炸药。会后派人去搬运大队找到1支重机枪。但缺撞针和子弹，两支步枪也无子弹。到炮竹厂取到炸药3袋。
“联指”也认真做了临战准备。7月29日晚上10时，召开指挥部成员扩大会议，由石绍雄主持研究落实作战方案问题，会上由谢胜讲解作战方案图。会上讨论了各公社动员民兵进城的人数、各战团的战斗任务。决定以西塘公社，工交一团、二团为主力，并决定用拖拉机改装成土坦克，用推土机铲除电网、沙包等工事，用消防车向“6·8”派喷射氨水、氯化钴药液等等。会议确定8月1日早上5时为进攻时间，以《解放军进行曲》和军号声为进攻信号。还研究了撤退家属和提前发工资问题。7月30日，“联指”指挥部派车到外地购买一批藤帽、木棍、电筒、胶鞋、饼干，并准备粮食等武斗用的物资。7月31日，“联指”指挥部在市委旧楼天台上召开包括各公社团级人员会议，研究成立前线指挥部和指挥、参谋的分工。决定前线指挥部设在人民医院宿舍，陈清熙任总指挥，周国文、王夷为副总指挥。分工温世雄、曹汝宽在人民医院宿舍，陈继贤、潘荫彪、陈清熙、周国文、刘玉兴、曾德衍、谢胜、黎普丰、何忠良、郑秀兰在人民礼堂指挥，余坤、石堃留守指挥部。后来由于作战时间被“6·8”派所知，各公社动员民兵进城问题尚未就绪，改装的土坦克尚未做好，“联指”指挥部决定推迟武斗时间。
由于一些公社对“联指”指挥部布置的动员农民进城的计划落实较慢，“联指”指挥部于8月1日派出要员做落实工作。温世雄到地角催促梁朝荣，余坤、陈继贤到高德公社及沙脚、岭底大队催促蔡德裕、招卓信、蔡联平、庞承烈等人，张冠俊、冼伟才、李尚斌等人到咸田公社催促莫元才、刘德新、肖石桂等人。
经过进一步动员，西塘公社发动进城农民1157人，携带步枪96支，冲锋枪4支，轻机枪2挺，重机枪3挺，火箭炮2门，他们集结在一中和党校。西塘公社总指挥是陈广衡，副指挥是林绍仪。他们的作战进攻地点是北中、文明路、物资局、三小、人民医院、旧团委一带。他们把进攻地段划分为三个战区：①三小战区：由西边、西塘、群和大队民兵担任，指挥：张冠蕊，参加这一战区的有苏家发、林绍仪、陈铭廉、蔡耀、林述福、莫其佳等公社、大队干部；②人民医院、旧团委战区：由曲湾、龙潭、下村、关井、驲马等大队民兵担任，指挥：苏以顺，参加这一战区的有陈广衡、叶贞庆、杨在锡等公社干部；③旧北中门口、文明路、物资局战区：由和平、和兴等大队担任，任务是拦截“6·8”人员逃跑，指挥：丁世业，参加这一战区有部分公社干部。
咸田公社动员进城民兵125人，携带步枪66枝、冲锋枪9枝，集结在一中、党校，任务是守卫人民医院、三小街道及配合西塘作战。进城民兵分为两队，一队守卫医院、三小街道，由庞显超、陈铭阅带队，另一队配合西塘打前锋，由莫元才、刘德新、肖石桂等人带队。
地角公社动员进城民兵312人（未包括农丰大队的），携带步抢136枝、冲锋枪15枝、轻机枪5挺，集结在搬运大队，指挥梁朝荣，防守地点是外沙桥头、风机厂、八小、中医院附近至搬运大队。
高德公社于8月3日发动进城民兵约200人，携带步枪70枝，冲锋枪2枝，轻机1挺，指挥：张培佳，带队的有郭栋、黄寿业，参加的有公社干部冯远先，大队民兵营长缪朝仑，任务是围攻珠海楼及驻防外贸旧楼（永济隆）。
航运局民兵负责武装封锁海上交通，防止“6·8”派人员从海上逃跑。
在“8·2”武斗中，总共进城农民约1909人，携带武器有步枪418枝、冲锋枪34枝、轻机枪8挺、重机枪3挺、高机枪4挺、火箭炮2门。
8月2日凌晨3時，“联指”派人员起床进餐。4时，“联指”指挥部的指挥、参谋长检查战前的准备工作。4时多，李才进佩带左轮手枪率领水库13名携带一挺机枪、10枝步枪进入人民医院宿舍埋伏待命，西塘农民也进入三小校园伏击。5时，温世雄対齐集在公安局局长室前面的全副武装的公安人员作战前动员。随后，由石绍雄带领经旧车站到招待所旧门口待命。5时20分，土坦克、推土机、消防车、石油车和三辆装有石头的汽车也齐集在招待所旧门口一带待命。
此刻，在《解放军进行曲》和军号声中，“联指”派人员向“6·8”派据点发动总进攻。
在三小战场，西塘民兵由公安局副局长陈清熙及陈铭廉押阵，在苏家发、林绍仪、蔡耀、林述福、莫其佳的带领下，向“6·8”派进攻。他们遭到“6·8”派的石工队及一中“革联”学生反击，暂且退却。一名公安人员被“6·8”石工队姚为发追赶，姚被击毙。石工队另一名工人叶寿贵被手持禾叉的苏家发、林述福、莫其佳等5人围困。叶大吼一声，引得5人回头，便夺去1人的禾叉，将苏家发、莫其佳捅倒在地。其余3人惊慌失措，爬墙逃跑时，林述福又被叶捅倒。叶寿贵及石工队工人用铁水管和刀将苏家发、林述福、莫其佳打死。随后，一个脸膛稍黑、中等个子，身穿黑膠绸衫，约30多岁的人从医院爬墙入到三小，用手枪将叶打死，随即逃离。双方人员全部撤离三小，不少居民群众涌入三小围观苏、莫、林等3具尸体。
在东方红广场，“联指”总指挥石绍雄率领公安独立营、西塘民兵和工交一团、二团人员进攻“6·8”派的旧团委据点。6时40分，“联指”攻下了这个据点，驻守该据点的庞德仁、林海两名知青被俘后被黄嘉华用刺刀杀死。
随后，石绍雄、温世雄在保育院与陈清熙会合，陈告知石、温两人，说苏家发、莫其佳、林述福已被“6·8”派人员打死。不久，“联指”的高音喇叭便播出：“6·8”黑窝首先开枪打死我贫下中农苏家发！”“血债要用血来还！”“誓为贫下中农苏家发报仇！”
在文明路，“联指”人员开枪打死站在屋顶观战的四小学生葛德寿。
7时30分，陈继贤命令何超梅吹进军号，号声和“解放军进行曲”响过几遍之后，人民礼堂的“联指”人员向“6·8”据点电影院发射催泪弹。在陈善、陈锦衡、郭万安的指挥下，庞念卓开土坦克摧毁电影院面前的工事、电网（已停电）。推土机摧毁电影院至四小的围墙。消防车向“6·8”派喷氨水、氯化钴。随后，陈继贤命令“联指”开枪，苏春华用高机，陈广衡、卢剑雄等7、8个人用手枪向人民电影院、手工业大楼猛烈射击。水库民兵攻占旧团委后，回到人民礼堂楼上，也用轻机枪、步枪、手枪向电影、手工业大楼扫射。“红司”学生包孝芳、黄仁燊、傅长江、罗如英，手校吴家泰被打死。
9时左右，“联指”指挥部在礼堂召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石绍雄、温世雄、陈继贤、潘荫彪、陈善、陈铭廉等人。会议决定对“6·8”派全面开枪。
在中山东路，“联指”派人员开枪打死站在卫生宣教馆屋背的梁强。从东二巷进攻的“联指”派人员开枪打死站在新华旅社门口的蔡有。
“6·8”指挥部觉得局势越来越严重，派出谭泽洁到港务局找海军4405部队的张金昌，请求部队出面制止“联指”开枪事件，保护学生、工人和群欢。张金昌说武装部已打电话来说：“6·8”先开枪打死贫下中农，因此拒绝出面制止“联指”开枪。谭泽洁出到港务局门口就被“联指”俘去。
在电影院门口，温世雄、陈善带领公安独立营二连连长戴伟成、五连副连长林秀山和花志安、林炳佳等10多个人从售票处向电影院冲击。林秀山冲入一楼，陈善向驻守二楼开枪，花志安扛来梯子，林秀山冲上二楼、三楼，占领了电影院。
10时，李才进带领水库13名民兵到八小执行阻击任务，不让“6·8”人员从外沙桥面向建设路突围。
“6·8”指挥部眼看形势越来越危急，总指挥谢家才命令邮电局职工蔡培华接武装部的电话，请求武装部出面制止“联指”开枪，遭到祁法治的指责和拒绝。蔡培华又接马栏部队和海军4405部队的电话，请求均遭拒绝。10时多，“6·8”作战处韩明炫命令把放在海滨饭店冰室里的炸药装入瓮和茶壶，并把土地雷安放在海滨饭店、和平旅社。11时左右，税局屋上的“联指”人员开枪向海滨饭店扫射，打死“红司”学生朱觉云。
下午3时多，“联指”人员向手工业大楼据点内的“6·8”派成员发出最后通牒，限令5分钟内投降，否则用火箭炮轰击。后改为用火攻。公安独立营王中义提来10公斤汽油浇在手工业大楼的楼梯口的纸堆上，陈善用手枪打汽油着火。随后，“6·8”派吴玉郎挂出白衫投降。公安人员姚文光背着冲锋枪第一个从手工业饭堂竹梯上楼，把吴玉郎、孙伟旺等多人押下。将吴、孙送去给农民杀害，其余的送去“俘虏营”拘禁。
下午5时，“6·8”据点除海滨饭店、珠海楼、供销社大楼外，全部均被“联指”攻克。
“6·8”人员从当天晚上至8月3日凌晨3点，先后撤离海滨饭店。最后一批撤离的全能光把从战场上俘虏的高德公社翁山大队农民庞乃禄打死。
8月5日12时左右，刘远辉、苏春华、周国文、王宝才、韦奇才、刘洪书等带领“联指”人员进攻珠海楼。下午1时左右，“6·8”派据点珠海楼被“联指”派攻破。“联指”派开始全市大搜捕，逐家挨户把大批所谓“6·8”派的黑后台如伪军官、伪保长，下台干部及五类分子和居民群众共3000多人，跟武斗中“6·8”被俘人员一起分别关押在波楼、黑楼、工人文化宫、看守所、海关、东星、地角、下村、农丰、二小、市搬运大队、人委防空洞等12个“俘虏”营里。
上述事件表明，北海“8·2”武斗是资产阶级派性恶性发展的结果，也是北海武装部及支左部队没有采取强有力措施制止，而是放任、怂恿“联指”派所造成的。武装部副部长高步扬在武斗中虽然到高德设卡阻止农民进城，但那是做样子看的。他曾对温世雄说：“你叫郭栋带队出去时走弯几步脚，绕过车站就行拉，因为我在高德车站做制止农民进城工作，他们绕点路我好讲话。”在武斗中，“6·8”派曾多次要求武装部及支左部队出面制止“联指”开枪，都遭到拒绝。武装部和“支左”部队在北海军管和“支左”中，在“8·2”武斗问题上，是犯了一个严重错误的。
“联指”派在“8·2”武斗中，把“6·8”派镇压下去后，捕抓了对立的“6·8”派人员和无辜群众3000余人，分别关押在12个集中营里，进行刑讯逼供，千方百计要把对立派打成反革命组织。“联指”派指挥部分工陈继贤、周肇鹏负责处理“战俘”工作。“联指”指挥部一些主要头头，怀着对“6·8”派人员的刻骨仇恨，公开煽动或示意要杀害一批对立派被“俘”的人员。陈继贤曾到各“战俘”营鼓动说：“象高大炽这种人留他做什么？谁要拉出100去杀我都批，拉200我也批。”又说：“如果是在人少或晚上的话，可以一边眼开一边眼闭就开提取‘俘虏’的通行证把他们干掉！”石绍雄说：“捉到‘保伍狗’统统杀！”又在一次战团头头会议上说：“凡参加武斗杀人的五类分子，统统给我收拾他！”温世雄曾布置通知派出所收集上报“6·8”派参加武斗的五类分子和武斗中较凶的“坏家伙”的名单，以便选择时机杀掉一批。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他们从8月3日起，除加紧对所“俘”人员进行审讯逼供外，还煽动和组织对被“俘”人员进行血腥屠杀。从8月3日起至8月16日止，先后杀害“战俘”67人。现将较大的案件分述如下：
1967年8月6日下午，陈锦衡（“文革”中任公安局临委副主任、“联指”派政法战团团长兼公安独立营营长）在公安局局长室召集程昌友（“文革”中“联指”派公安独立营秘书）、曾德衍（“文革”中“联指”指挥部参谋）以及周肇鹏（“文革”中“联指”指挥部政宣部副部长、参谋）共同策划杀人名单。名单形成后，由周肇鹏持名单请示石绍雄（市公安局治保股长，“文革”中“联指”派指挥部总指挥）、温世雄（公安局干部，“文革”中“联指”派指挥部总参谋长）、余坤（市长，市抓促指挥部副总指挥）、陈清熙（市公安局副局长、“联指”派指挥部参谋、前线总指挥）。8月8日晚，陈锦衡、曾德衍又主持召开有陈昌友、刘石青、戴伟成、潘祐远、花志安和赖广英等人参加的，研究当晚执行杀害彭全兴等15人的会议。决定苏健辉与黄忠儒、周德源、许君远等人执行。当晚杀人未遂。8月9日晚上，由程昌友、周肇鹏组织，由黎普丰率领市委武装班的赖志道、陈秀庄、黄成威、廖绍英、张钦新、陆乾雄、冯明全，由徐业俊率领人委武装班的陈球、覃克权、袁天成、郑传尧、周朝华、沈雄华、黄际棣、郭芳铨、张冠叶、易康林、谢康才、邓炎琨、曾忠队、曾其良、陈益胜、黄嘉伟、梁子椿、张维珍、包贤才、黎志福，还有公安局的柯方甫、邓家进、许君远、李日培，以及到公安局接受任务的黄寿业、缪朝崇、叶才英，在程昌友的统一指挥下，缪朝仑带路，徐家威、李文辉开车，把彭全兴（党员）、吴利香（女）、薛健贤、潘静、陈星、苏美荣、李志光、李仕杰、邱耀坤、罗家龙、占应坤、杨道光、杨善鉴、花培廷、黄光燎等15人，押到东星大队变芦督林带内集体枪杀。8月11日，为了掩人耳目，混淆视听，余坤指示温世雄，把已杀掉的人和外逃的“6·8”派人员的名单混在一起，印发《通辑令》。到了10月，温世雄、石绍雄等人恐怕对立派群众发觉和找到尸体，先后两次秘密策划，移尸灭迹，最后将15具尸体从原埋葬的燥井中挖出沉入牛尾岭水库。
1967年8月7日，“联指”派参谋长温世雄和“联指”派的公安独立营秘书程昌友，策划决定杀害对立派的城镇石工队职工高大炽和西街船舶社职工丁茂珍两人。温世雄指派程昌友找城镇“捉鬼队”队长苏春华（城镇公社武装部长）和西街派出所所长李立良实施。晚上，程昌友联系好汽车，苏春华、李立良、马师烈、黄文丰、许家坤、卢成礼、冯玉剑、梁全兴、蔡寿、曾学鉴等10人乘车押送高、丁两人到外沙公社沙脚村海滩处，苏春华叫高、丁跪下，李立良即对他两人说：“往日同你无冤，今日同你无仇。”讲完后，举起日本军刀向高大积的颈部一刀砍下，当即尸首分离致死。接着又举刀向丁茂珍颈部一刀砍下，使丁喉断死亡，非常残忍。苏春华、许家坤、黄文丰3人将尸体掩埋。
参与策划杀害高、丁的温世雄、程昌友已结合其策划杀害彭全兴等15人案的罪行，给予判处了有期徒刑。苏春华，已死。凶手李立良在作案后和“处遗”中能坦白交代自己的罪行并揭发同案人，主动向遗属请罪认罪，寻找死者尸骨，悔改态度比较诚恳，取得遗属宽恕，免予追究刑事责任，已给予开除党籍、撤销干部资格，作工人安排的处分。对参与者黄文丰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许家昆已结合另案给予开除留用处分；蔡寿已给予行政记过处分；卢成礼结合另案给予行政记大过处分；马师烈已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北海市附件厂工人陈祖培（花名“牛皮”）、电机厂工人龙飞，参加“6·8”派组织，在1967年8月2日武斗中被打伤，被“俘”送高德医院治疗。8月8日，“联指”在东星管理“战俘”的马其泉、潘忠和高德派出所所长徐之光、高德武装部部长蔡德裕等人策划下，于晚上10时左右将陈袓培、龙飞从医院抬上汽车，徐之光、马其泉、蔡德裕、陈乃松、冯祥兴、冯东养等人押运到东星大队，交给东星大队民兵营长缪朝仑、陈乃松、包日珊、农邦荣、苏以权等民兵，用木棍毒打，然后缪朝仑用机枪将这两人杀害。
对参与策划杀害陈、龙的蔡德裕已结合另案判处有期徒刑，已对徐之光（结合另案）给予开除党籍、撤销行政职务的处分，给予马其泉（结合另案）清除出党、撤销干部资格、作工人安排的处分，给予潘忠（结合另案）开除公职，作临工安排的处分，缪朝仑已结合另案判处有期徒刑，给予陈乃松（结合另案）开除党籍等、撤职的处分。
1967年8月2日，“联指”派煽动农民进城武斗，用武力镇压对立派，大批杀害对立派被俘人员。区外贸北海办事处土畜产进出口支公司畜产仓库保管员郑乃明，趁“联指”派乱杀“俘虏”之机，怀着私人仇恨，于8月3日上午在北海中山公园杀害了区外贸办事处畜矿站领导、老干部陈琪同志。郑乃明原在陈琪领导下工作，郑对陈分配其在仓库工作不满，认为有意刁难他。郑有时因出差生活有些困难而又评不上奖，和“文革”初期群众贴了郑是兵痞的大字报，郑均认为是陈琪暗中搞他的鬼，对陈琪怀恨在心。“文革”初期，郑写了陈琪“十大罪状”的大字报，并亲手做高帽给陈琪戴。郑还趁批斗陈琪之机，多次推打陈，在游斗中把陈的手扭伤。陈琪不参加派性组织和派性活动，一直坚持工作。1968年8月1日陈出差从合浦回来，被郑乃明发觉，于8月3日上午7时郑乃明邀集本单位“联指”红色外贸战团的谢李有、谢永仁、凌玉光、黄留阁等人，一起到陈琪的住处，郑亲手将陈捆绑，押送到中山公园内、用钢管猛击致死。
1967年8月2日北海两派武斗。8月4日中午，机械厂工人谢剑英带路到新安里二巷江廖璋的住处，由干部董升德、黄大佑工人谢剑超、张玉楷等人，将江廖璋捉到“联指”工交后勤住地（现招待所）关押。下午3时，龙武、庞睿朝、谭以坤、黄熙贵、肖光龙等5人研究杀害江廖璋的计划。晚上8时，龙武等5人又碰头决定杀害江廖璋的行动。接着，庞睿朝、龙武到关押江廖璋的小屋叫江出来，由龙武、谭以坤、黄熙贵和肖光龙押从后门出来，最后由黄熙贵、肖光龙把江廖璋押到公园内用木棍打死。
1967年8月3日，“联指”派武斗获胜，机械厂工人李古治从据点出来到百货大楼向“联指”派“自首”，后被审讯。4日上午，李被押送到“联指”派前线指挥部（旧邮电局）。接着，外面进来1人，与“联指”派前线指挥部陈清熙、周国文等人接头后，对从外面进来的曲湾大队民兵煽动说：“这是‘6·8’坏头头，杀人凶手，拉出去干掉他，留他有什么用！”接着，民兵潘承伟、林炳仁、林先便捆绑李古治到中山公园内，用刺刀、铁棍打死。
此案的策划者尚未查实确认，因凶手当时没有懂得煽动者的姓名，经多方调查也无法弄清。
1967年8月2日，“联指”派的“‘714’部队”在东街逐户搜捕“6·8”派人员，把不参加派性活动的机械厂工人关钖福（厂公私合营时的资方代表，摘帽右派）两公婆从住家押到波楼“俘虏营”。第二天上午，由民兵押解关钖福到公园，交曲湾大队民兵梁苑康用大刀砍头杀害，手段残忍，他们称之为“斩蕉留皮”。
此案对策划者及从俘虏营押解关钖福到公园交给民兵的情节未查清，因目前找不到有关线索，凶手不认识押解人。据他们说：“押解人是城里的干部职工，但不认识这些人”。
在“处遗”和核查中，对策划组织杀害江廖璋的庞睿朝已给予开除党籍、撤销行政职务的处分，给予谭以坤行政警告处分，给予肖光龙行政记大过处分，给予黄熙贵行政记大过处分，给予龙武行政记过处分。
对杀害李古治的凶手林炳仁已给予清除出党的处分。
1967年8月3日，“联指”派陆续将搜捕对立派的110多人集中地角公社下村小学囚禁。在“联指”派坏头头的煽动下，在地角公社副书记蔡德仁（“联指”派地角战团副政委）、陈心美（“联指”地角战团参谋长）、冯瑶昌（“联指”地角战团副团长）、程华兴（地角派出所指导员，“联指”地角战团副总参谋长）等人具体策划下，于8月3日至7日，在地角下村“俘虏营”分批杀害了赖红光、石德福、秦文才、黄瑞隆、杨明良、钟廷兴等6人。在港务局张生久（“联指”派西线指挥部总指挥）、陈其发、田福贵、张文德（港务派出所所长、“联指”西线指挥部副政委）、于文江（港务局武装干事、“联指”西线指挥部副参谋长）等人的具体策划下，又成批杀害了港务局干部黄仲庚（党员）、工人黄明（党员）、陈茂楷、郑秀坤、黄福华等5人。
8月3日上午，船舶社工人赖红光、港务局工人石德福被“联指”派抓捕到地角小学。傍晚，陈心美、冯瑶昌、程华兴等人开会研究决定杀害赖、石二人。晚上，由符中华、黄成满、黄庆春、蒋文清、陈子文、林兆初等人，将赖、石押送到下村“俘虏营”，交由杨美林登记关押。约晚上10时左右，杨美林把赖、石两人交给蒋文清，由李振农、杨元华、陈有荣、陈囯泰、李就、陈乃文、陈振芳、杨桂林、蔡家益等9人，把赖、石两人捆绑后押到农丰大队沙沟尾用木棍活活打死，并就地挖坑掩埋。
8月6日，区外贸二仓指导员凌晃，到地角公社找陈心美汇报秦文才的坏处，并要求领秦文才回去干掉。陈心美征求冯瑶昌的意见后，写同意干掉的条子给凌晃带去下村“俘虏营”给程华兴。凌与程研究后，把秦文才领出交农丰大队民兵用绳子勒死。
8月6日上午，程华兴主持召开当时在下村“俘虏营”管理“俘虏”的人员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曹世智、潘光能、周孙富、何铭栋、黄德森、龙起达、龙起福、陈乃辉、黄宇文、周泽富、黄成满、钟传钦、庞林友等人。经过讨论、研究、复议，一致决定杀害捕捞公司工人黄瑞隆、水运公司工人杨明良、炮竹厂工人钟廷兴等3人。当天晚上10时左右，由蔡家益持程华兴写的纸条交给负责看管“俘虏”的杨美林，杨按纸条上的名单将钟、黄、杨三人叫出交给杨桂林。杨桂林即指挥李振农、王国清、蔡家益、陈国泰、陈有荣、钟法养、李就、蒋文标、杨元华等民兵把3人捆绑起来，并在这3人的颈上套着绳索，押往大墩海大队沙沟尾树林处，在杨桂林的指挥下，每人两头有一民兵手执绳索，象拔河一样往两边拉，绳索勒紧受害者的脖子，受害者喊不出声而拼命挣扎，其余的人用木棍、禾钎活活将他们3人打死，尸体就地挖坑埋在一起。
8月7日早上，港务局张生久、田福贵、于文江、张文德等人策划研究杀害本局干部黄仲庚（党员）、工人黄明（党员）、黄福华、陈茂楷、郑秀坤等5人。下午，陈其发拿名单到中医院请示温世雄，温同意后，陈其发吩咐张生久打电话给程华兴，由程具体处理。程华兴接到张生久的电话后，晚上，通知已事先布置集中的李振农、张冠雄、杨元华、陈乃文、王国清、李就、刘其盛、曾远光、钟传贵、梁永泰、钟全钦、蒋子英、钟国全、杨桂林、王兴、蔡家益、陈子文、陈振芳、蒋文标、李子良、蒋文清等20多人，将黄仲庚等5人押到下村小学对面海滩坡塘处，同时用绳勒脖子，棍打致死，并将尸体一起投入由陈有荣等人事先挖好的坑内掩埋。
对策划组织杀害赖、石二人的冯瑶昌（结合另案）已给予开除党籍处分，陈心美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对策划组织杀害秦文才的凌晃，已给予留党察看1年的处分。
对策划组织杀害钟廷兴、黄瑞隆、杨明良等3人的黄德森行政记大过处分，周孙富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何铭栋党内严重警告处分，曹世智留党察看2年处分，王国清（结合另案）行政开除留用2年处分。
对策划组织杀害港务局黄仲庚等5人的陈其发判处12年徒刑，张生久判处10年徒刑，对已调出外地的张文德、田福贵建议分到给予开除党籍的处分。
1967年8月3日，地角公社渔业中学试用教师陈广铃、小学教师劳珍、建筑队职工李本白、上寮大队社员陈毅等4人，被“联指”派人员抓获关押在海关波楼“俘虏营”。8月5日下午，“联指”地角战团副团长陈仁柏（原地角公社干部，后任外沙公社管委副主任）写条子给大队干部占和椿、民兵麦新贵等10多人到波楼“俘虏营”，经温世雄同意，领出陈广铃等4人，押往搬运大队住一晚。同日，公社武装部长梁朝荣对徐绍雄（公社“文革”主任，新海大队党支部书记）说：“争取在文件（指不准杀“俘虏”文件）下达之前将陈广铃、劳珍、陈毅、李本白等4人杀掉。”8月6日上午，徐绍雄、梁德俊、占炎、麦新贵等人从搬运大队把陈广铃等4人押往群和大队发宝村交给农民林述业、王永祺、王永合、林作廉、林述兆等人用刀、棍将4人杀害。4人被打死后，林作廉从死者李本白身上搜去10多元人民币。
在“处遗”中对策划组织杀害陈广铃等4人的温世雄、梁朝荣已合另案作判处徒刑处理。徐绍雄已被开除党籍。
1968年3月间，外地乱杀人的风声传到北海，社会上引起很多议论，一些党政领导人及“联指”派的一些头头，由于受极“左”思想的影响，也认为是一种“群众专政”，值得效法。于是，一些人便到邻县合浦参观，回来后大肆鼓吹这种严重违法乱纪的做法。3月中旬，“联指”派指挥部参谋长温世雄带领陈继贤、王由坤、马其泉、何忠强等人往合浦西场等地参观学习“刮风”杀人经验，回来后大肆宣扬合浦“刮风”杀人经验。温在公安局对人说：“刮12级台风，如果给我掌握，起码刮它三百”。还说：“北海武装部有计划刮四百”。石绍雄也多次公开散布说：“合浦沙岗，西场等地杀人很有办法，打三棍，一棍打头部，一棍打下阴，一棍打背，人就死了，不用开枪。”他还对学生组织“一○一”的头头宋光润、林前进说：“合浦街上学生组织一批人专搞牛鬼蛇神，审问要材料，并打得半死，挂上牌子拉到街上斗争，贫下中农出来见到是牛鬼蛇神，你一棍，我一锄，便打死了，你们应该到合浦参观一下，回来就干，怕什么！”
1968年4月1日，北海市武装部“抓捉指挥部”和“联指”派头头召开了市“打投”会议，会议名为传达地区打投会议精神，实际是一次布置“刮风”乱杀人的会议。会议由温世雄主持，余坤、符琪参加。参加会议的有郭栋、徐之光、蔡德裕、叶贞庆、林绍仪、梁朝荣、叶裕兴、蔡联平、莫元才、何忠良、林泽荣、廖怀成、黄正才、曹世智等等。会议先由市管会王福传达合浦打投会议情况。接着，温世雄介绍外地“刮风”杀人情况和经验。温世雄提出要学习合浦的经验，说他们搞得很秘密，要想找他们的头头是很困难的，都是交给群众来处理，这是群众专政。还说，军分区黄副参谋长对东兴、合浦、北海检查工作，表扬了他们，北海没有讲，实际批评北海。受表扬的几个县，“刮风”刮得很猛，北海不动。最后，温世雄提出表扬西塘公社关井大队搞得不错，收了几个人“米薄”，并鼓动说：“群众斗争打死几个五类分子算得什么，专政是群众专政专……。”余坤在会上读南方日报社论《把12级台风刮得更猛》和《横扫一切害人虫》等文章，并说，目前斗争很复杂，要抓阶级斗争，要注意阶级斗争动向，不让他们先下手，必要时要主动一点。最后，符琪讲话，说要围绕社论精神，各单位要很好贯彻，把“打投”工作搞好。会议印发东兴打投经验材料和《把12级台风刮得更猛》文章各500份发至各基层单位。
会后，各公社、各派出所均作了传达。有的公社还结合本公社、本大队情况，研究部署了批斗杀人。如高德公社郭栋、蔡德裕参加“打投”会议回公社后，便于下午向公社革委成员传达了会议精神，第二天向全体公社干部传达，并组织学习《把12级台风刮得更猛》等文章。4月15日，召开大队“文革”领导人、民兵营长和治保主任会议，传达“打投”会议精神，布置“刮风”乱杀人，组织参观高德大队“刮风”杀害冯甫良的现场。各大队还在会议期间研究了杀人名单。
市“打投”会议以后，各公社便陆续出现乱杀人，4月份形成高潮，1个月就杀了115人。从1968年3月至9月，全市先后乱杀人141人，(其中市革委会成立前杀害7人,革委会成立后杀害134人)。其中：农民74人，居民11人，工人（含集体工）22人，渔民28人，国家干部2人，医生3人，民办教师1人）。按受害者所在地分：高德公社37人，西塘公社26人，地角公社21人，外沙公社12人，咸田公社11人，涠洲公社10人，城镇公社4人，经委系统8人，建委系统6人，农林水3人，卫生系统3人。现将影响较大的、情节比较恶劣的成批杀人案件分述如下：
北海市“刮风”乱杀人的第一枪发生在西塘公社关井大队。1968年3月10日和22日，西塘公社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指挥长、武装部长林绍仪，副指挥长、公社党委副书记陈广衡等人在公社武装部先后两次召开全体公社各大队“文革”主任、民兵营长、治保主任会议和党支部书记会议，介绍外地对不服管制的五类分子进行处理（杀掉）的情况，布置“各大队挑选一些改造不好的五类分子到公社游斗，“对罪恶大、不服管制的五类分子必要时可以杀一些。”陈铭廉在一次会议上问关井大队民兵营长、治保主任林以香、张冠松：“你们关井大队的四类分子那个嚣张些？”林以香、张冠松回答说：陈宝田、吴家贵、王才其比较嚣张些。”陈铭廉便说：“如果这三个人嚣张就由你们大队处理（指杀掉）。”
3月23日上午，在公社的授意下，关井大队党支部书记周兆辉、代理大队长李光宗、民兵营长林以香、“文革”主任周甫良等人在关井大队禾沟村知青屋旁的屋角处，召开全体党员、生产队长、“文革组长会议，传达公社会议精神，征求大家对五类分子陈宝田、王才其、吴家贵的处理意见。会议决定召开群众斗争大会，是否杀掉由群众决定。下午，在禾沟村晒场召开了斗争陈宝田等三人大会。先斗争陈宝田，斗争约二、三十分钟后，林以香问：“大家认为该怎么办?”群众喊：“拉出去枪毙！”林以香便叫武装民兵冯芝、吴家满押陈宝田到会场南边约500米处的运河沟边开枪打死。接着，分别斗争王才其、吴家贵，同样征求群众意见，然后林以香命令武装民兵林受有等10多名民兵押两人去乱枪打死。
对策划组织杀害林以田等三人的周兆辉、林以香已开除党籍，周甫良清除出党，对杀人凶手冯芝清除出党。
地角公社传达市“打投”会议精神后，4月11日上午8时，公社武装部长梁朝荣、公社副书记蔡德仁、派出所指导员程华兴，武装干事花承辉及大队干部吴庆德、王国坤、丁继荣、龙起崇、王春礼等人在公社旧会议室开会，策划研究杀人问题。到会人员分別提出名单，最后决定杀害吴远宁、吴寿芝、占如春、梁益贵、何福珠（女）、林受坤、王锡标、余惠珍（女）、文永全、苏应隆、麦炳辉等11人。并研究了召开斗争大会和执行枪杀任务的分工。下午1时，在地角街北庙面前广场召开有130多人参加的“宣判”大会，丁继荣主持大会，吴庆德宣布11人的“罪状”，接着由民兵谢乃德、杨炳达、蒋兆高、梁德贵、杨宇流、庞建仁、李传志、谭大芬、陈国礼等人持枪押解到化肥厂运河桥边枪杀。在枪杀中，梁益贵、王锡标挣脱跑掉。公社武装部长梁朝荣便发动农丰、地角民兵及公社大队干部共100多人进行搜索，发现梁益贵时，由梁朝荣、花承辉、薛承德开枪将梁益贵打死。第二天，又从地角海军部队处领回王锡标，由謝乃德、王才春将王打死于地角风波岭。
对策划组织杀害吴远宁等11人的梁朝荣已判处有期徒刑12年，对蔡德仁给予党内严重警告的处分，花承辉开除党籍，吴庆德开除党籍、撤销行政职务，王才春行政记大过，薛承德留党察看1年，王春礼党内警告，龙起崇党内警告的处分。
1968年4月19日，骆裕昌（城镇医院大联筹主任、革委副主任）到“联指”总部找黄嘉华（“联指”工交二团团长，城镇“刮风”杀人组织者）密谋，策划杀害城镇医院医生王威远、罗传焯、王惠昌等3人。接着，黄嘉华将3人名单给陈继贤看，陈继贤表示同意，说：“刮就刮罗！留这些人有什么用。”尔后，黄嘉华分别通知“联指”的“七一四”和“一○一”部队的李有华、蒋修旭执行任务，并打电话给马栏大队张乃基转告大队民兵营长张冠贵派民兵执行任务。第二天下等3时多，黄嘉华带领“七一四”、“一○一”人员封住城镇医院解放路门诊部，叫“一○一”的红卫兵入去抓人，后由洪东强、吴德光、许雄本把王威远、罗传焯捆绑，经解放路押送到运河边交给预先守候的马栏大队民兵杀害。在文明路门诊部上班的医生王惠昌，由毛振权（城镇医院职工）带林炳富、陈传柏、许辉本三人到门诊部抓捕，押到中山公园时，由许辉本、林炳富、陈传柏对王进行搜身，搜去旧手表1块，然后捆绑再押到运河边，交给接应的马栏民兵蔡道聪等人枪杀。
参加此案作案的有25人。对策划组织杀害王威远等三人的黄嘉华（结合另案）判处有期徒刑15年，陈继贤（结合另案）判处有期徒刑12年，路裕昌有期徒刑12年。给予蒋修旭（结合另案）党内严重警告的处分。
1968年4月16日，由苏春华（城镇公社武装部长、“文革”中城镇“捉鬼队”队长）、卢桂珍（建筑社副主任兼治保主任）、石耀光（建筑社秘书上）等人策划，要杀害本单位的四类分子李俊山、林朱俊、王敬光、刘远章等。许家昆请示支部书记姚余忠时，姚表态支持杀害。然后，许家昆（建筑社民兵营长、革委副主任）跟黄嘉华商定，由黄嘉华通知“联指”“‘七一四’部队”的李有华和“‘一○一’部队”的蒋修旭执行任务。当晚，许家昆安排这4人开夜工运沙，“七一四”和“一○一”的人员埋伏等候。当4人运沙途经海滨公园时，埋伏人员冲出拦截，将4人捆绑到射击场，经搜身搜去人民币20多元。接着，李有华“宣判”说：“你们4人，解放前是血债累累的，我代表人民政府，今晚枪决你们。”李说话后，由黄嘉华、许家昆、陈业均。蒋修旭等人开枪把李俊山等4人杀害。
参与此案作案的有33人，对策划组织杀害李俊山等4人的卢桂珍开除党籍，撤销行政职务，许家昆行政开除留用察看2年。黄嘉华、蒋修旭已结合另案作了处理。姚余忠给予党内严重警告的处分。
曾传坦是市搬运公司工人，是原国民党部队的少将，特赦三级战犯。
1968年4月22日晚，黄嘉华按照温世雄的示意，通知“‘七一四’部队”的李有华和“‘一○一’部队”的蒋修旭组织人员去抓杀曾传坦，后来黄嘉华等人怕打草惊蛇抓不到，改期进行。第二天晚上7点多钟，李有华通知“七一四”人员分散隐蔽在西街派出所周围，熄灭街灯。由黄寿兴等9人到珠海西99号拍门，入屋抓曾传坦，捆绑后押解到现在银行海东办事处附近，由康仁芳等6人用木棍猛打曾的头部、腹部、阴部。约打了10多分钟，许辉本取来一瓶硫酸灌进曾的口內。曾死后，康仁芳提议把尸体倒吊起来，说让全市人民看看“6·8”派黑高参、战犯的下场。接着，康仁芳伙同潘正友、许辉本等人用绳绑住曾的脚，倒吊在树上。
参与此案的作案人员有35人。对策划组织杀害曾传坦的温世雄、黄嘉华已结合另案作了判处徒刑的处理。对康仁芳（结合另案）给予清除出党、行政开除留用察看1年，潘正友（结合另案）清除出党，黄寿兴开除出党，李有华（结合另案）清除出党、撤销集体干部资格的处分。
1968年4月28日，黄就恩（“文革”中“红岛兵团”司令、革委副主任）、叶炳新（“文革”中“红岛兵团”副政委、“抓促部”副指挥、革委副主任）等人在涠洲公社会议室召开有公社所属单位和群众组织头头参加的策划枪杀刘鉴泉、廖瑞灌的会议，参加会议的有陈绍棠、苏权贵、麦剑秀、邓程福、黄崇经、李成发、龚锦才、郑家豪、祝华生、刘让贤、石耀光、叶炳兴、赖宪忠、阮文基、蔡炳明、梁式勤等人。叶炳新在会上说“上次会议是动员‘刮风’”，“今天的会议是讲实际问题的”，“廖瑞灌、刘鉴泉是涠洲最坏的……不抹（杀）掉这两个人，都会影响我们的治安，妨碍生产的发展”黄就恩说：“不抹（杀）他们，涠洲的阶级斗争盖子揭不开，生产搞不好，这两个人留下来没什么用。”到会人员一致表示同意抹掉。最后，黄就恩、叶炳新共同决定4月30日上午召开“宣判”枪杀大会，并对大会召开作了具体布置。4月30日上午，由叶炳兴、蔡传光、戴昌明和百代寮大队民兵等10多人绑押刘鉴泉、廖端灌进“宣判”会场。陈绍棠、张润贵、叶炳兴分别代表贫下中农、工人、红卫兵讲话，石耀光宣读所谓《宣判书》，最后由苏权贵在大会上宣布对刘、廖执行枪决。当即由罗强国、叶炳兴、阮信声、张汝安、何瑞荣等人押刘、廖二人至龟岭下的海滩处集体枪杀。
1968年8月23日上午，黄就恩、叶炳新在涠洲公社会议室召开策划杀害陈兰芝、刘金辉的会议，参加会议的有郑家豪、杨有明、钟立强、邓程福、陈绍棠、苏权贵、龚锦才、李成发、杨德禄、张自兴、邓程兴、麦剑秀、杨毅、张润贵、陈广恩，李子俊、邓程喜、叶炳兴等人。黃就恩在会上说：“刘全辉过去是土匪、渔霸，现管分子，不服管制……”，“陈兰芝是土匪，是现管分子、不服管制……”，认为对这两人是应该杀的，问大家有什么意见，大家表态同意。最后黄就恩布置第二天召开批斗会，但要注意保密，名义上批斗杜剑英，实际是枪杀刘全辉、陈兰芝。并要求大家回去发动群众、红卫兵参如，押四类分子来陪斗。8月24日早上，黄就恩、叶炳新指派戴昌明主持批斗杜剑英大会，李祁、李英荣、陈先明、江湖海、张汝安等民兵维持会场秩序。批斗会进行中，叶炳新通知民兵邓启富、黄志荣、李英荣、李祁等人布置枪杀刘全辉（斜阳福）、陈兰芝的任务。批斗大会结束，在叶炳兴、戴昌明指挥下，杨有明、蔡传光、万明辉等红卫兵和全副武装的李英荣、李祁、陈先明、张汝安、蔡广保等民兵以游斗形式将杜剑英、叶子林、石登泰、刘全辉、陈兰芝、李学寿、李亚树、黄进格、邱荣章等一起押到大沙滩。这时，叶炳兴、戴昌明下令把陈兰芝、刘全辉押到队伍前头，并令其两人跪下，预先埋伏在树林里的李祁、黄志荣、邓启富、蔡广保、陈先明、江湖海等人即向陈兰芝、刘全辉开枪射击杀害。
对策划组织杀害刘鉴泉等4人的叶炳新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判处徒刑10年，给黄就恩开除公职、判处徒刑9年，给予蔡传光清除出党，李祁留党察看1年，蔡广保留党察看2年，梁式勤党内严重警告，祝华生党内警告，张润贵（结合另案）党内警告的处分。
1968年4月25日晚，咸田大队民兵营长林炳全在大队部召集大队干部陈湖球、高朝美、周凤鸣，民兵林绍安、梁琼发、蔡祥祚、蔡尚发、严其雄、郭长春等10多人参加的策划杀人会议。林炳全主持并讲话，煽动刮风杀人。会议决定杀陈日辉、范保棉、包以璠、杨钦甫、李文贵、林明兴等6人。林子森、梁琼和二人为陪杀。第二天上午8时，林炳全带领民兵林绍安、梁琼发、严其雄、蔡祥祚等人，提押陈日辉、杨钦甫、包以潘、范保棉、李文贵、梁琼和、林子森、林明兴等8人到咸田大队晒网坡，由林炳全主持召开批斗大会。接着，林炳全带领蔡祥祚、蔡尚发、严其雄、林绍安等武装民兵，将陈日辉等8人游村示众，押到大队田鲁岭猪栏处，林炳全亲自枪杀了杨钦甫、范保棉，民兵林绍安、蔡祥祚、严其雄、蔡尚发分别枪杀了陈日辉、包以璠、李明贵、林明兴。最后林炳全对被杀害者又逐个翻尸检验填枪。
对策划组织杀害杨钦甫等6人的林炳全已判处徒刑12年。给予蔡祥祚清除出党，高朝美留党察着1年，陈湖球党内严重警告，周凤鸣党内严重警告的处分。
1968年4月12日，参加高德公社大队干部训练班的马栏大队干部，听了公社传达市“打投”会议精神后，在高德公社楼上，由市革委委员、公社革委党委、大队“文革”主任蔡满和民兵营长张寇贵主持召开7人参加的干部会议，支部书记符志光参加会议。会议研究确定杀害群众蔡道发、蔡道光、冯光德，民师郭李尚荣，现管四类分子郑忠富、郑乃炎等6人。晚上9时左右，张冠贵指派冯时昌为组长，杨安瑞为副组长，带领民兵蔡道聪等11人把当天下午抓来的蔡道光、蔡道发、冯光德等3人押到区外贸三仓边的大马路旁枪杀。当天捉来大队囚禁的郭李尚荣由蔡满、张冠贵直接指挥在马栏大队天井处，由蔡发、张冠贵、蔡满等人用刀棍打死。4月13日上午9时左右，蔡满叫“文革”副主任蔡忠主持召开社员大会，蔡忠在大会上宣布郑乃炎、郑忠富死刑后，由全志英、蔡道聪等把郑两人押到三江岭驲马路处枪杀。
参与此案作案的有大队干部、群众21人。对策划组织杀害蔡道发等人的蔡满已给予开除党籍，李富清除出党，黄全志清除出党，陈志清除出党，蔡祺留党察看2年，蔡忠留党察看1年，花玉英党内严重警告，符志光留党察看2年、撤销行政职务的处分。
1968年开展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和1970年开展的“2·5”运动（“一打三反”运动），是“文革”中两次重大的政治运动，也是“文革”中批斗干部群众的两大高潮。由于当时北海市革委会主要领导人大搞阶级斗争扩大化和资产阶级派性，以及社会上无政府主义思潮和派性的影响，全市普遍出现了严重的残酷迫害老干部、乱批乱斗不同观点或历史上有些问题的干部、群众，造成了一批冤、假、错案，流血死人事件不断发生。据统计，两次运动共揪斗人数达3046人次，其中报市“一办”和“三办”批准，以叛徒、历史特务、走资派、历史反革命、地富分子、阶级异己分子、蜕化变质分子、假党员、坏分子等“罪名”立案审查揪斗的干部有660人。
其中：清除阶级队伍运动中，被揪斗的有1642人，这些被揪斗者中，所谓有政治历史问题的有853人，所谓违法乱纪的508人，其他问题的281人。
“2·5”运动中，被揪斗的共1404人，其中属政治问题的908人，经济问题的455人，刑事问题（严重违法乱纪）的41人。
在两次运动中，打击面广，手段残忍，后果严重，是从来没有过的。据统计，被批斗致死、致重伤后死亡和被迫自杀的共88人，其中国家干部、教师23人，工人23人，农渔民31人，居民11人。这是继武斗和“刮风”乱杀人后，广大干部和群众遭受的又一场灾难。
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是有组织有领导地开展的，是在中央指示下进行的。但层层加码，处处添薪加油，使本来就“左”的政策更“左”，使阶级斗争扩大化。北海市革委会在1968年6月15日召开扩大会议，传达中央关于清理阶级队伍的文件，参加会议的有市革委会委员，各单位革委会（革命领导小组）正副主任，公、检、法军管负责同志。巿革委会主任王志毅同志在会上传达文件后说，要充分发动群众，最大限度地孤立敌人，稳准狠地打击阶级敌人。6月17日北海市革委会召开常委会议，决定成立市委、人委机关斗批改领导小组。市委机关领导小组由方永存、周国文等10人组成。人委机关领导小组由岳民安、傅嘉纲等6人组成。北海市斗批改领导小组由方永存负责，下设办公室，由莫根远、陈广衡负责。祁法治在6月17日市革委全委会上说：“要狠抓阶级斗争，北海阶级斗争盖子还未揭开，广西有小王力，我们北海有联系，有黑手，不是走资派，就是特务、叛徒、坏头头……”。祁法治又在“清队”动员大会上说：“要挖地三尺，把阶级敌人挖出来。运动中出现过火现象并不奇怪，打在阶级敌人的身上，却痛在一些人的心上。”由于进行了层层动员，授意不怕过火现象，要深挖阶级敌人。基层单位贯彻执行时，又层层加码，唯恐不能显露自己最最“革命”的面目，又在“左”的政策上加上一筹，使阶级斗争扩大化再扩大化，批斗运动越演越烈，从说理斗争 上升到斗打，摧残人身，手段残忍毒辣。现将一些单位清理阶级队伍中，批斗中的一些情况简述如下：
1、手工业系统在清理阶级队伍中斗批职工的情况
1968年7月手工业局革委会成立，马贵任主任，沈奇能任副主任，成员有潘荫雄、敖实昌等21人。革委会成立后有组织、有计划、有领导地对干部进行批斗、殴打和迫害。在整个斗批改期间，手工业局机关干部被揪斗的有8人，占当时局机关干部23人的34.74％，其中被斗打致死1人，被批斗折磨致死1人，被斗打重伤的4人，致死致伤的人数占批斗人数的75％。由于手工业局革委会推行极“左”路线，并在机关内搞残酷批斗，对下属厂、社单位影响极大，致使多数单位出现乱斗乱打的非法行为，造成严重后果。手工业系统基层厂、社单位38个，干部群众有144人被批斗，不少人被打伤打残，其中迫害致死1人（糖饼厂金承愈）。车缝社职工对该社主任林家恩同志没有批斗，马贵即点名批斗他，并派该局干部龙起华等下去督促，在批斗中拳打脚踢，滥施刑罚，把林打伤。
手工业局机关将8名干部加上种种罪名，进行残酷批斗。如把黄从祯同志定为走资派、大叛徒；把潘德远同志定为日本汉奸、特务；把已摘帽的右派郭瑞万同志定为右派分子；把苏炳棠同志定为伪军官；把马云川同志定为孝子贤孙、漏网右派；把冯心明同志定为地主阶级孝子贤孙；把杨启兴同志定为漏网资本家；把陈冠辉同志定为有历史问题的“6·8”坏头头。
对干部的批斗非常残酷，施以捆绑游街、晒太阳、弯腰、乌鸦晒翼、炒豆子、拳打脚踢等酷刑。由于严刑折磨，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如斗争苏炳棠同志，就是将其斗打折磨致死。苏炳棠同志是1965年华南艺术学院毕业生，分配在手工业局任美工技术干部。他在“文革”中没有参加过任何派性组织，只是在“斗批改”中抓住他的一般历史问题（在傅作义部队当过兵，已向组织交代），进行残酷批斗，在批斗会上拳打脚踢，象踢皮球似的，从这边踢过来，又踢到那边去，直到不能动弹才停止殴打。有一次，潘荫雄主持会场，马贵、沈奇能参加，斗争苏炳棠、郭瑞万2人。潘宣布：“苏炳棠牛鬼蛇神听着，今天你不老实交代问题就活不成了，你不说就打死你。”在局革委会的怂恿和潘的鼓动下，苏被从三楼打跌到二楼，拳拳脚脚都是向肝区等要害部位打去。马贵在场不加以制止，并说“活该”。苏炳棠被打致肝脏重伤，后虽进医院留医，但不久便出院。出院后又被迫下放农场参加重体力劳动，每天拉几百斤重粪车往返28公里，晚上经常要回机关接受批斗。在不断批斗折磨下，伤势日渐严重，最后肝坏死而于1969年2月11日含冤而死。
斗打迫害黄从祯（建国前参加工作的老干部）、潘德远、马云川、郭瑞万等人，也非常残忍，使黄从祯被折磨致死，其余致伤。
北海市通用机械社原是手工业局的一个下属单位，斗打人也很残酷。1968年7月11日下午7时30分，在革委会副主任莫兴量、委员徐万全、岑起瑶等人的策划下，在该社金工车间门口前召开斗争谭国琼大会，参加大会的有职工几十人。大会由莫兴量、徐万全、岑起瑶主持，肖锦昌维持会场秩序喊口号。斗争大会开始，肖锦昌、李仁甲押谭国琼、郑月森（陪斗者）进入会场，接着由徐万全、肖锦昌在大会上揭发追问谭国琼参加伪军官等政历问题。肖锦昌还对谭威吓说：“假如你不肯交待，用索来你就讲啦。”工人陈业珍拿来一条绳子把谭国琼绑了起来，并用力打了谭一拳，同时要谭跪在汽车齿轮上面，接着，社外几个青年围着谭国琼拳打脚踢，把谭打跌在地上，还用脚踩谭的腹部。此时，谭已被打得支持不了，一边在地上滚一边叫喊：“不打拉！干脆给我一粒花生米（意指枪杀我算了）”经过几十分钟的这样拳打脚踢和用脚踩腹部，谭已处于奄奄一息了，莫兴量、徐万全、岑起瑶等人既不制止，也不抢救。后来工人前往谭家通知谭的爱人文秀珍。谭的儿子、儿媳用胶轮车把谭囯琼拉回家。第二天早上送往医院抢救。由于伤势过重，抢救无效，谭于当天下午含冤而死。
对策划组织手工业局残酷批斗干部的马贵已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潘荫雄党内警告处分，沈奇能党内警告处分。
对策划组织斗打谭国琼致死的莫兴量已给予行政上开除留用察看1年的处分，徐万全留党察看1年的处分。
2、供销社系统在清队中斗批职工的情况
1968年5月份，供销社系统各单位相继建立了革委会。市供销社革委会主任是肖佩冠，副主任秦松宏，委员吕克宏、朱钦、卢健雄、黄禄生、巫建湖。1968年6月份，市里召开“三代会议”，布置“清队”工作。肖佩冠接受“三办”刘政新布置的揪沈名俊、苏显柳、刘继殷等三名“叛徒”的任务后，便召集秦松宏、廖奇、韩德焕、姜振学、吕克宏、朱钦等人开会研究，决定派人到“三办”要回沈等三人的历史资料，成立专案组，将旧文化馆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改为“毛泽东思想大学校”作为揪斗和关押被批斗对象的场所。
供销社“毛泽东思想大学校”（下简称“大学校”）集中关押批斗受害者是从1968年7月上旬开始，至11月中旬止，达4个多月。前后分4批共揪斗了41人。这41人中，有老干部4人，干部21名（党员干部3人），其余的是工人。其中属市社的3人，生资公司的3人，土产公司的12人，果菜公司的10人，合作管委的13人。在“大学校”批斗干部，多数是在晚上进行，有时分散到各公司分别批斗，有时是在“大学校”集中批斗。起初，在批斗中基本上是摆事实讲道理的，没有出现打人现象。每天批斗后，仍叫他们回家住宿。没过多久，批斗就逐步升级，被揪斗的人越来越多，打人现象也越来越严重，后来发展到逄斗必打。被批斗的41人中，除了沈名俊、郑继殷二人未挨打外，其余39人无一例外，或轻或重都挨过打，其中被打致伤的有邹良、甘作盛、谭立予、苏家俊、满振英、吕旗、许安华、宾光良等人。
供销社“大学校”批斗关押受害者共4个多月，其中1968年8、9、10月是批斗高潮，也是打人高潮，刑讯逼供，刑罚手段也越来越多。有几次批斗会还邀请外单位群众参加，打人现象也特别严重。如1968年8月25日这一天的批斗会，被批斗的有方森荣、满振英、谭立予、谭传富、甘作盛、邱富珍、陈元臻、李知良、朱守业、邓怀谨、黄振发、庞学荣、钟石章、庞英、陈焕通等15人。批斗会由吕克宏、黄耐特主持，肖佩冠、秦松宏、廖奇、姜振学、韩德焕、朱钦、梁鸿新、徐永广、李健、黄云秀、卢健雄、吴金光、李崇人、叶寿华、张大汉等人均参加，还有“101”组织“‘714’部队”和一些农民也参加批斗会。批斗会开始时，肖佩冠首先讲话，后由吕克宏、黄耐特点被批斗人员的名，每点到一个名字，就由楼上丢下一块事先准备好的牌子，给被点名的人挂到脖子上。点完名单挂好牌子后，突然间“101”、“714”和一些农民以及在场的一些人，一涌而上，对这些被批斗的人，拳打脚踢，大打出手。当即方森荣、甘作盛、满振英、谭传富、谭立予等人被打得头破血流，许多人被打后回到楼上呻吟不止。
1968年10月25日至28日这4天中，对甘作盛进行批斗时，施以各种酷刑、使其遭受了极大痛苦。施以的酷刑有：①坐直升飞机：10月25日晚，梁鸿新叫甘作盛到大树下交待所谓“罪恶”，不等他说上3句话，张大汉、陈军、黄耐特、杨杰生、吴金光等10多人围住推推打打，后用绳子把甘的两手缚住，由张大汉、陈军、吴金光、杨杰生等人用力扯到空中又放下到离地面1米左右空中，又对他拳打脚踢。陈秀芳用力一脚踢甘的肋骨，甘在空中左右摇摆。②挂半边猪：10月26日，用绳子一头缚住甘的一只脚跟，另一头缚住甘的一只手颈，由陈军、张大汉等人用力把甘作盛扯上空中。③空中投弹：10月27日用绳子缚住甘的两脚，用力把甘作盛扯上空中，头部向下，突然又放下，让他跌落，头撞地面，使甘当场昏迷休克。④耍杂技：10月27日、28日两晚，由廖奇、粱鸿新指挥，黄耐特、吴金光、李健、陈年、张大汉、徐永广、叶寿华等人在场，用绳子两头各缚8只大砖，挂在甘作盛的颈上，吊在胸前，还要甘跪在地上，再在他的肩上横担一条大木，把两手伸向两侧，缚在槌木上，又在甘的头上放上毛主席大石膏像，声言如果打碎石膏像就用香火烧他。这两晚通宵达旦施以这种刑罚，甘作盛1分钟没有得睡。⑤冷热处理：10月29日晚上10时，将甘作盛从“大学校”押解到珠海西15号土产公司办公室楼上批斗。廖奇在场，包以宪主持会场，梁鸿新指挥批斗，参加人员有吴金光、李健、陈军、张大汉等人。在批斗中，要甘作盛跪在四脚朝天的两只凳脚，在背上放一碗滚烫的开水，如果身子稍一摇动，开水便溅到烫着，这叫做热处理。甘跪了很久，开水没有溅出，达不到他们的目的，于是李健照着甘作盛的脸部用尽力气猛打一掌，使甘跌倒在地，当场昏迷不醒。接着，他们又用冷水将甘淋醒。毒打给甘作盛带来了长期流脓流血，耳膜破裂，左耳已聋的后遗症。
3、商业局在“清队”中批斗职工的情况
1968年4月，北海市商业局革委会成立，陈注本任主任，常委有陈注本、曾绪超、胡佩强、林岳、罗贤烈、蔡道雄、邹才逊等9人，委员有梁展霞、陈建祐、朱茂林、邹贞光、潘荫云、陈树屏、谢代仁、阳国成、关景禄、黄思材、覃克权、罗正明、庞大宽、凌德富、花全亮等18人。革委会下设专案组，负责整个商业系统专案工作，由罗贤烈负责。局革委会成立后，陈注本召集罗贤烈、梁展霞等人开会研究了清队批斗的工作。在清队中，全商业系统所属单位批斗的干部职工共83人，其中斗打致重伤的25人，致残1人，致残致死1人。局机关批斗了副局长欧阳新、老干部韦明惠和业务股长雷伟声，还批斗了钟秀珍、李子云等人，被批斗人数占局机关干部总人数的四分之一。在商业局召开系统职工批斗大会上，批斗了食品公司老干部韦国祚，还有黄道义等人。
商业局机关及商业系统职工批斗大会，批斗干部职工的手段非常残忍。这些批斗会多数是由陈注本主持，有些是梁展霞、罗贤烈、欧志明主持。陈注本对批斗会上出现打人现象不制止，当群众斗争情绪低落时，他便念“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等语录鼓动情绪，使打人现象愈演愈烈。1968年7月初，陈注本主持在商业局球场召开全系统职工参加的批斗韦国祚和黄道义的大会。在批斗中，韦囯祚跪在乒乓球球台上被打跌到台下，昏了过去。参加打韦的有蔡道雄、吴川湖等人。黄道义也被蔡道雄、吴川湖、姜维磷、李秋等人殴打，被打跌在地时，吴川湖穿着皮鞋朝黄道义身上猛踢猛踩，蔡道雄也在黄道义身上乱踩，致使黄道义当晚回家屙血尿。后送人民医院检查为右89后肋骨折，右肾挫伤。留医作右肾切除术引起尿毒症于1977年9月29日含冤死亡。
1968年8月，在商业局机关以“漏网地主分子”罪名批斗雷伟声。在一次批斗会上，陈注本主持批斗会。当雷伟声双手被反绑跪在地上时，欧志明把他踢翻在地，跌伤前额，流血很多。雷被打后，身体虚弱，经常得病。吴川湖等人也参加殴打雷伟声。
9月份，主要批斗欧阳新、韦明惠、李子云、钟秀珍等人。9月1日，以“日本汉奸”的罪名批斗欧阳新。罗贤烈等叫人用单车箱板做成一个枷，在批斗时加在欧阳新的脖子上，由批斗的人推拉，用手轮转，致使欧的颈部被磨烂。有一次，批斗者用条绳子的一头绑在木枷上，另一头扎在椅子上，让批斗的人随意拉踩绳子，磨得欧的颈部血肉模糊。参加踩绳子的有欧志明、吴川湖、罗贤烈等人。有一次，用一根18号细铁线吊着一块写着“牛鬼蛇神”的大木牌挂在欧的颈上，用红、黑墨水将欧的脸涂成阴阳脸，然后拉欧游街，从东游到石油站，从西游到水产冷库，用尽丑化侮辱的手段。由梁展霞主持召开的一次批斗欧阳新的会上，钟秀珍也因派性问题被迫陪斗。梁展霞威迫钟秀珍讲欧阳新曾讲过黄熙和和她的关系的坏话，钟秀珍回答说“没有讲过，只是讲见黄熙和给一包东西给梁展霞”。钟刚讲完，梁展霞便用凉鞋抽打欧阳新的脸和嘴巴。黄熙和也动手打了欧。他们把欧打得全身发抖。
在批斗韦明惠、钟秀珍时，也非常线忍。有一次在商业局办公室批斗韦明惠时，韦跪在地上，欧志明用力推韦，韦明惠当即跌倒，跌断三颗牙齿，血流满脸，昏迷过去。后批斗者抬去用冷水泼淋，再抬到球场晒太阳。
在“处遗”和核查中，对策划组织残酷批斗职工造成严重后果的陈注本已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给予蔡道雄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给予吴川湖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给予欧志明党内警告处分，给予梁展霞党内警告处分。
4、粮食局在“清队”中批斗职工情况
1969年5月，粮食局革委会成立，于生财任主任，副主任是蔡克平。在“清队”中，由蔡克平负责“清队”工作，兼专案组副组长，康仁芳是专案组负责人。在“清队”中，粮食局私设公堂，刑讯迫供，以各种“罪名”批斗了老干部冯玉波、黄德业，干部、工人有罗申烈、宁德芳、蔡道椿、黄桂庄、林锡光、陈纯业、吴玉堂、梁国柳、陈永红、苏璜、庞四、曾秀英等14人。在批斗中施以多种刑罚摧残人身。如该局副局长、老干部冯玉波以“走资派”罪名被揪斗，白天进行重体力劳动，晚上斗打，使其身心受到严重摧残，病情加重，于1982年病逝。蔡道椿被诬为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帝国主义走狗，关进“牛栏”长达6个月之久。蔡克平亲自对蔡道椿审讯逼供。在批斗中，罚蔡乌鸦晒翼跪在粗砂上，把他双手分开，绑在扁担上，两头吊上红砖，并用红砖压脚。在一次批斗中，要蔡头顶木凳，上面加放红砖，红砖掉下来，又放上盛水的木盆，并拳打脚踢，边打边审。致使蔡被打得浑身青肿，屙血尿。蔡被打伤后，不让家属接回医治，还强迫其在车间进行重体力劳动。
陈有芳被诬为现行反革命分子、“6·8”坏头头，非法关禁达11个月之久，并单独关在黑房49天、防空洞11天。在此期间，蔡克平亲自审讯逼供、残酷斗打。在斗争中，斗打者轮番拳打脚踢。还将陈有芳绑吊在树上毒打，迫得陈有芳苦苦哀求：“蔡股长救救我呀！”
黄桂庄被诬为地主分子、“参加武斗干将”非法关进“牛栏”10个月之久。在批斗中，同样是刑讯逼供，残酷斗打，将黄打昏了，再泼冷水让其清醒过来。黄因多次毒打致重伤。黄要求看病，却得不到批准。蔡克平说：“你有这么多病，要天天去。你得挂上牌子才能去医院看病。”黄请求到医院留医，蔡在批条上写黄是地主分子医院不给留医。
庞四（中共党员），被加上“工贼”罪名关押在粮库旧防化室56天。关押期间，房于窗门紧闭，不准外出，连解大小便也都在房内。在批斗中、蔡克平用水烟筒打庞的腿部。其他打手又用扁担将庞的双手分别绑在扁担的两边，吊上红砖，然后又轮番对庞殴打，竹棍打断了，又用红砖朝庞的背部打，一直打到红砖破碎。
罗申烈被诬为“地主分子”，非法关进“牛棚”两个月。批斗期间，不准家属送饭送水，高血压病发作，也不准治疗休息。由于遭受多次游斗，陪斗和被殴打，身心受到严重摧残，致使神经失常，生活不能自理，丧失工作能力。
在“处遗”和核查中，对策划组织残酷批斗职工的蔡克平（结合另案），已给予开除党籍、撤销行政职务的处分，给予康仁芳（结合另案）清除出党、行政开除留用察看1年的处分。给予潘正友（结合另案）清除出党的处分。
5、北海市人民银行在“清队”中批斗职工情况
1968年6月，北海市人民银行革委会成立，王守贵任主任，张子华任副主任。6月21日，王守贵、张子华主持召开革委成员会议，参加会议的委员有黄作贵、陈睿锦、陈均洛、刘瑞宣、李元。会议根据市革委会关于清理阶级队伍的部署，研究了银行工作的做法，会议决定：1、王守贵负责对职工进行清队工作的思想发动，要求职工大胆揭发检举；2、成立由黄作贵负责，陈睿锦、刘瑞宣、黄广超、李春秀、陈兆贵参加的专案组，对钟乃光、金辉先、刘沛连、李伯鸿、张文耀、秦如珍、曾宪全进行专案审查。7月27日，王守贵又主持召开革委会成员会议，根据专案组调查和群众的检举材料，决定把钟乃光作为走资派，金辉先、刘沛连、李伯鸿作为漏网地主分子，张文耀作为历史反革命分子，秦如珍、曾宪全作为没有改造好的右派分子，进行批斗。
从1968年8月初开始，先后在银行二楼会议室、银行三楼、银一村饭堂等处，召开批斗会议，由黄作贵、黄广超、曾汉等人主持，王守贵、张子华分别有时到会坐镇。在批斗中，钟乃光、金辉先、刘沛连、李伯鸿等人都被殴打。金辉先曾被捆绑，被踢跪在地上。
1968年8月间，在黄广超、曾汉的具体组织下，由刘大山、许永猛、陈兰香、刘瑞宣等人押送，先后3次将钟乃光、金辉先、李伯鸿、张文耀、秦如珍等5人挂牌游街。游街时，每人都挂着写有“罪名”的牌子，要一边行动一边喊自己的“罪名”，每到十字路口都要下跪10多分钟。钟乃光等人在游街途中，曾遭到张子华的儿子张宪文、陈均洛的儿子用竹鞭抽打。有一次游到西街储蓄所附近时，李伯鸿被高德公社开江大队信用社会计拳打脚踢。
被批斗对象李伯鸿，遭到残酷迫害之后，于1968年8月25日凌晨含冤上吊身亡。李留下一条纸条，写着“不堪受打，死何惧？忍痛弃亲，含泪别。谢谢许永猛的拳头。”李死后，王守贵、张子华组织召开革委会，认为李是畏罪自杀的阶级敌人，不但不按规定发给丧葬费和抚恤金，而且还向市革委会写了报告，对李进行诬陷。李伯鸿被迫死后，革委会王守贵、张子华、黄作贵等人研究，以监护为名，将被斗对象钟乃光、金辉先、刘沛连、，张文耀、秦如珍、曾宪全分别监禁在银行会议室和楼梯底，派陈兰香、刘大山、李元等人看管。被监禁期间，被关人员成天要写交代材料，随时接受批斗，不准外出，不准与亲人见面。一次，钟乃光在挂牌行到百货公楼外边街上被人打伤，其爱人送来药物，张子华不准他们夫妻见面，不准给药治疗。被关禁的人大小便也要报告，吃饭时要挂着黑牌到饭堂，看管人员跟着押解。后来，被批斗对象钟乃光、金辉先、刘沛连、张文耀、秦如珍、曾宪全又被送往西塘大队三合口生产队，交给贫下中农管制劳动，继续进行迫害。
1968年11月，北海市人民银行革委会怀疑临时工李智华参加反动组织，决定对李进行关押审查达3个月之久。关押期间，不准与亲人见面。最后将李踢出银行，致使李在政治上蒙受冤屈，生活上遇到不少困难。
1970年4月，王守贵、张子华、黄作贵等人，怀疑郑礼芳用印有毛主席头像的报纸作大便用，决定对郑隔离审查，把郑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曾多次召开全行干部、家属大会，对郑进行批斗。在银行会计出纳人员批斗郑礼芳时，林炳安、邓克武等人将郑殴打致伤，1970年4月17日晚上，黄作贵、曾汉、李显棠等人非法对郑家进行搜查，抄走郑正在服用的咳喘药及一些物品。
在“处遗”和核查中，对策划组织残酷批斗干部工人的王守贵给予党内警告处分，给予张子华党内严重警告处分，黄作贵党内严重警告，曾汉党内警告处分。
6、水产公司在“清队”中批斗职工情况
1968年5月3日，水产公司革委会成立，蔡道森任主任，秦灿章任副主任，常委有陈祖武、何成华、罗波等人。革委会成立后，主要工作是抓斗批改，开展清理阶级队伍。6月19日，蔡道森主持召开革委扩大会议，组织学习“北京新华印刷厂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6月22日从毒打朱冠球开始打响“清队”第一炮。“7·3”布告公布后，水产公司进入第一个揪斗高潮。7月6日，决定揪斗刘凤刚、陈朝民、蔡联忠三人，接着又批斗周贻成、潘德远。8月23日，蔡道森、秦灿章、陈祖武、罗波、庞正伟、陈绍进、潘耀辉等7人组成斗批改领导小组。1970年2月又成立了以蔡道森、秦灿章、陈组武、苏礼盈为主要成员的“2·5”运动领导小组。使斗批运动有领导的开展。水产公司在“清队”和“2·5”运动中，先后以莫须有的罪名批斗了闭育义、周贻成、刘凤刚、李志才、陈才（上述5人是老干部）等38人。残酷斗打了老干部周贻成、刘凤刚、李志才和朱冠球、朱元发、陈朝民等13人，还打了陪斗家属2人，以监护为名非法关禁刘凤刚、周贻成、李志才等11人。“清队”中，全公司所谓群众揭发有各种问题的共280人，占职工总数37％；“一打三反”运动中揭发有各种问题的人名234名，占职工总数30％，打击面之宽，达到骇人听闻的程度。
在揪斗中，以各种刑罚摧残迫害干部群众，如跪“梅花桩”，绳索捆绑，拳打脚踢，关押监禁，戴高帽，穿龙袍（硬壳纸做的）和挂黑牌和丑化（化装成反动派，猪八戒等）游街，以及强迫劳动等。
1968年6月20日以“6·8”坏头头、摘帽右派的罪名批斗朱冠球同志。水产公司革委会组织职工吃忆苦餐后，派人用单车把朱冠球搭来会场，职代会主任陈绍进说：“我们旧社会吃的是这些东西（番薯叶等），解放了，我们过上了好日子，现在又有人企图把我们拉回旧社会吃两遍苦受二遍罪，朱冠球就是这种人”话完，麦运光、全汝富、包镇等人蜂涌而上，大打出手，拳打脚踢，将朱从台上打到台下，朱双手捧腹倒在地上不能动弹。会议由罗波主持，蔡道森、秦灿章、陈祖武等都在场，均无动于衷。群众目不忍睹，干部邹锦兴同志上台高呼“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口号。朱被打得如此惨重后，陈祖武、罗波等人还押解朱游街，他艰难地从水产加工厂行到搬运公司处，再也不能动弹，跌倒在马路上，斗打者说他装死，陈祖武、罗波等人上前用脚又踢又踩，最后将他挟持着在地上拖。据斗批记录记载，到10月30日止，揪斗朱冠球达4个多月。朱被斗打得头浮脚肿，气息奄奄，这被关禁在加工厂监督劳动，在其爱人两次要求下，才同意回家就医。朱原患有风湿性心脏病和肺气肿疾病，由于长期斗打折磨，导致吐血和屙血，两次入院留医，于1969年6月24日含冤死于医院。朱惨死后，遗下寡妇及孤儿二人，生活无着落，又被迫搬出水产公司宿舍，流落街道，迫得在破窑洞（现建设银行附近）栖身3年。
1947年参加工作的周贻成同志，也被以“6.8”坏头头、假党员、阶级异己分子、工农政府主要成员的罪名进行批斗。从1968年8月至10月，大小会斗打29次。有一次，麦运光把周贻成推倒在球台边上，将周贻成压住，用拳头照周的腹部猛击，把周打致内伤屙血。由于对周长期监禁、强迫其从事繁重的劳动，严重摧残周的身体。
原水产公司经理、南下老干部刘凤刚，老干部李志才，同样受到残酷斗打，关禁、强迫劳动。受到残酷斗打，致伤致残的还有朱元发同志、林昭信同志。
在“处遗”和核查中，对策划组织残酷批斗职工的蔡道森已给予撤销党内外职务的处分，给予罗波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给予陈祖武党内警告处分，麦运光党内警告处分。
7、教育战线“清队”中批斗教师的情况
教育战线在清队中，除了各校组织批斗教师外，主要是采取集中办班形式，对教师进行残酷批斗。北海市革委会于1968年7月31日至9月5日在党校举办第五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市区中小学教师380多人参加。学习班的领导人是祁法治、方永存、韦奇才、黄志钦。具体主持人是人武部副科长龙绍福及党校教员林乃光。学习班编为7个学习班：北海中学组，组长：吕丛、周孟奎；一中组，组长：包耀微、黄汝曹；二中组，组长：潘荫强、谭永进、麦运康；三中，劳动大学、海联中学组，组长陈振琪、庞盛荣、钟福忠、熊武。小学的分东、中、西片组成三个组，组长是三小的庞国英，冯全能、翟成新；四小的王新儒；六小的梁日兰、张庆成；一小的周永登、张愈策、欧美霞。
第五期学习班实际上是一次批斗、迫害教师的恶性事件。学习班以开展大批判，查黑枪黑弹，清理阶级队伍为内容，共批斗了108名教师，占参加学习班教师人数28.5％。凡政治上有问题的或参加“6·8”派的教师都被打成叛徒、特务、走资派、地富反坏右分子和坏头头，进行批判斗争。学习班于8月13日集中全体教师在人民礼堂批斗了四小教师陈伟棠（部分教师陪斗）后，整个学习班批斗教师形成高潮。
学习班中的批斗是“文革”中对教师最残酷、打击面最广，后果最严重的一次。在批斗中，手段残忍，刑罚名目繁多。如集中所谓“牛鬼蛇神”游斗，武装部派人跟着拍照片；在烈日下暴晒，烫屁股，赤脚游街；跪石子及大头针；挂牌戴高帽，担幡跪拜；假活埋等。拳打脚踢是批斗会的普遍现象。有的人忍受不了侮辱和残酷斗打而含冤自杀。二中教师陈裕泰，因参加“6’8”派而被游斗，游斗途中被殴打。还强迫他多次坐在炽热的柏油路上烫屁股起了血泡。他忍受不了，被迫含冤上吊自杀死亡。一中女教师叶吉坤在批斗中，遭毒打后，被迫寻短见，跳井自杀，后救起未死。六小教师朱尚武被打成“坏头头”，押去游街、游村批斗。游斗时戴着高头帽，帽上缠着一条死蛇。还强迫他担幡跪拜，每天要6次到“6·8”派指挥部和家门口三跪九拜，受尽侮辱。三中教师关叔平，由于参加“6·8”派，怀疑他收藏黑枪黑弹，在批斗中，以“活埋”进行威吓，进行逼供。由于关不承认有枪弹，被打致昏迷过去，10多天卧床不起。一小在周永登、张愈策组织下，对陈达中进行每天24小时的不间断的轮番批斗，把陈斗打致重伤。在批斗一小校长钟秀英时，不但批斗了钟秀英同志，还恐吓钟的女儿钟强，致使钟强神经失常无法医治而死亡。
在学习班中，被残酷殴打致重伤的还有北海中学的谭华田、罗贞烈、王普远、任志强，一中的王大武、严咸友，二中的潘荫德，三中的蔡昭豪，一小的陈永寿、曾宪文、三小的罗传昆、黄慧■；四小的何贞，十小的凌素娟等同志。
在“处遗”和核查中，各学校对残酷批斗教师的策划者、组织者，已给予党纪、政纪的处分。给予一中包耀微党内警告处分，黄汝曹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三小庞国英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三中陈振琪留党察看1年处分，原二中的潘荫强党内警告处分。
8、卫生系统“清队”中批斗医务人员的情况
卫生系统残酷批斗医务人员也是很严重的，而中医院则是卫生系统的重灾区。早在“文革”初期的1966年6月就迫害老中医苏健今、苏立民和其孙苏铭永，制造了“苏家村”冤案。在“清队”中又批斗大批医务人员。
1968年6月4日，北海市中医院成立了革委会，主任是吕俊才，副主任是张少林，委员有宫锡杭、郑国富、徐业瑞、招卓亨、徐富仪等5人。院革委会成立后，在吕俊才、张少林两同志主持工作期间，尤其是1968年8月初由宫锡杭同志负责全面工作后，中医院的“清理阶级队伍”、“斗批改”和“2·5”运动，声势搞得较大。这期间，该院有5人被关禁，有22人被批斗。其中有5人被斗打致伤，有1人斗打迫害后逃跑自杀未遂导致伤残。
1968年7月30日晚，吕俊才主持批斗老干部、主治中医师李梓明同志。8月初吕俊才病休，张少林分娩，由宫锡杭负责中医院的全面工作。8月6日、7日晚上，又以“叛徒”罪名批斗李梓明，参加批斗的有郑国富、徐业瑞、黄国智、王永丰、窦绍坤（已死）、李宗荣、黎燕、林雅等人。在批斗中，宫锡杭用手压李的头，拍李背部，李宗荣等人拳打脚踢，王永丰用粉笔划圈让李站圈，稍有移动便遭其竹棍猛击脚背、双腿和上身。黄国智用手抓李胸前底领，压头，拳打脚踢。这两晚斗打得李伤痕多处，疼痛难忍。李忍受不了侮辱和斗打，于8月8日凌晨2时爬墙出走。在出走后的8月20日早上，李在南康被民兵抓获送当地派出所关押。李感到悲观失望于20日上午自杀，后经抢救未死。接着，中医院派人接回人民医院监督治疗。到8月27日，由黄国智、主永丰两人押回中医院关禁，并扣发外逃12天工资37.44元，救护车费、出诊费30.05元。李被接回中医院关禁后，又先后被斗打13次。并被监督在院内体罚劳动，至1973年才被解除监管，恢复工作。
中医院革委会以“军统特务”罪名批判高惕危（曾任国民党军队排长，已作交代）。从1968年8月19至9月9日大小会批斗9次，多次被打。有的用手压头，打背部，拳打脚踢；有的用竹棍打双腿和背部；有的揪头发、抓衣领、扭耳朵等。高的耳朵被撕裂，现仍留下疤痕。经多次残酷批斗后，高于1968年11月才被下放到农场劳动，直至1972年才回医院工作。
中医院还以“6·8”黑窝成员、贪污公款、搞女人等“罪名”批斗临时工郑均华。郑在批斗中同样遭到斗打致伤，并在批斗后于1968年10月中旬解除工作。被斗打致伤的还有陈文辉和老中医吴家坤。
城镇医院批斗医务人员的情况也是被残酷的。
在“处遗”和核查中，对策划组织残酷批斗医务人员的宫锡杭（结合另案）已给予留党察看2年、撤销行政职务的处分，给予黄国智党内警告处分。
1970年3月，北海市革委会贯彻中央“2·5”文件，开展了“打击现行反革命、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的“一打三反”运动（2·5运动）。这次运动的实质是“清理阶级队伍”的进一步发展。打击面之大，手段之残忍比“清队”运功有过之而无不及，乱批乱斗乱打人达到高峰，令人发指。原钦州地区革委会副主任林中亲自坐镇北海，指挥了这场“大战役”。
林中一到北海，听到北海市革委会领导的汇报没有“万字号”（即贪污万元以上的案件），就批评北海右倾，说：“合浦进展快，北海是帝国主义数国驻过的复杂地方，我就不信没有问题！”林中在3月6日全市革委扩大会议上，3月10日在城镇战地会上，在4月18日市革委扩大会议上，都批评北海的领导对运动认识不足，对敌人打击不力，“要案、大案一个没有破，经济上过万元的案还没有，大检查中黑枪黑弹没有搞出来，揭发出来的线索弄清落实的很少。”
在林中的指挥下，北海市革会多次研究全市的运动。在1970年3月6日的全市领导干部会议后，城镇公社行动迅速，仅几天时间就揭出问题108宗，连续两晚批斗了17人。于是北海市革委会在3月10日下午在城镇公社召开了“2·5”运动的战地会议。由林中和王志毅然主持，参加会议的有全市各公社、单位领导小组负责人，军管、军宣、工宣及其他宣传队的负责同志，共170多人。城镇公社、百货分站、电机厂负责同志在会上介绍了他们掀起“四大高潮”的做法。林中和王志毅在会上讲了话，肯定了这些单位的经验。林中强调说：“这次运动是一场严肃的政治运动，对于各级领导干部是个严重的考验，是立场问题，站队问题，大敌当前，避也避不了，各级领导要赶快下决心……向阶级敌人进攻，打一场人民战争。”
针对部分单位还没有行动，运动声势不大，火力不猛的情况，北海市革委会于3月23日在人民礼堂召开了全市干部动员大会，王志毅在会上作了《关于进一步贯彻毛主席批示“三个”文件精神，全面围歼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动员报告，提出“要在10天内狠狠打击现行反革命的破坏活动，目标对准8个：1、反革命标语（包括过去发现的）要在10天内破案；2、收听反动电台，一般群众有收听的也要批判；3、有偷越国境行为或正准备的；4：严重破坏生产事故；5、历史杀人放火案件；6、历史上可疑的人；7、散布帝修反、反革命言论；8、在清理阶级队伍中揭发出的有问题未有清理的要重新清理。作为这个战役的目标，不管新的或旧的问题一起来。”
动员大会后，群众性批斗普遍形成。1970年4月9日，北海市革委会召开了各战线领导会议，研究决定召开万人大会，批斗和宣布逮捕一批违法犯。王志毅主持会议，方永存、黄志钦、梁景、韦奇才等人参加会议。在会上，各战线提出了打击对象和拟捕名单。林中在会上强调打击对象中要有对抗“一抓三促”破坏生产，例如象北海化肥厂陈玉永那样的现行反革命（注：陈是一般的生产责任事故）；要有收听反动电台，书写反动标语方面的以及教唆犯、贪污盗窃等多方面的典型事例。各战线提出的拟捕名单几十个人，林中表态要捕的对象13名，并说要快办。王志毅则表态抓紧办理报军管会。根据林中的要求，市革委保卫组、市公安局在所提出名单中挑选了4名认为较有把握的材料，报给林中，就是陈玉永、张振国、潘志田、冯国富。林中亲签逮捕这4人。4月11日开全市万人批斗大会，全上宣布逮捕上述4人。4人被捕后，经审讯和复查，认定均属错捕（公安局已作平反）。
全市的批斗高潮已经形成，但林中认为成绩不显著，声势还不够大，于是，北海市革委会在4月18日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召开全市宽严大会。林中主张宽严大会要搞通宵，目标三个：一破特务案；二破“万字号”；三查黑枪黑弹。王志毅强调宽严大会前后要搞战前练兵，宽严会后掀起新的高潮，重点突破一批案件，解决一批人的问题。经过一番筹划和组织准备，全市公判、宽严、坦白检举大会于5月4至5日召开。从4日上早8时连续至5日下午6时，通宵达旦地进行批斗。残酷批斗达到了高峰。会场分设中山公园、北海中学、工人文化宫，共66000多人参加大会。设收听点404个，16000多人参加收听大会实况广播，这是解放以来一次规模最大的大会。大会分两段进行，用半天搞公判和宽严处理，对8名现行反革命和刑事犯罪分子，分别判处死刑和有期徒刑，对4名坦白交代、积极退赔的并能检举揭发别人的宣布从宽处理，免予刑事处分，对抗拒交代的，组织批斗，当场扣留。用一天多时间分13个地区，摆开大小战场533个，设立检举登记站404个，展大检举、大揭发、大清查、大批判，经过两天批斗，有582人坦白交代问题，其中交代政治问题253人，交代经济问题329人，交代出各种政治案件253宗，交代贪污、盗窃、投机倒把总金额36425，当场退赔6407元。检举揭发632人，揭出各种敌人145人，各种政治案件51宗，揭出贪污盗窃投机倒把286人，金额30940元：坦白交代和揭发出历史反革命90人，现行反革命90人，叛徒5人，特务19人，漏划五类分子13人，书写反动标语9人，反革命纠合15人，破坏生产的23人，贪污356人，盗窃135人，投机倒把124人。宽严大会使500多名干部和群众蒙受了不白之冤，伤、残、死亡事件不断发生。而林中在召集各战线、公社领导汇报宽严大会“战果”时，说：“二天一夜有的单位超过2个月的成绩，……更进一步分化和孤立了敌人，具体表现在对敌斗争触动面更大更宽了。从城市到农村，从政治到经济，突破了一批老案，挖出了一批新的敌人。”
在“2·5”运动中，召开了4次“宽严”大会，残酷的批斗无休止地进行，受到批斗的干部群众灾难接踵而来。
在“2·5”运动中揪斗了1404人，其中属政治问题的908人，经济问题的455人，刑事方面（严重违法乱纪）的41人。打击面广、手段毒辣，后果严重。在批斗中，不少单位逄斗必打，私设刑堂，非法关押。斗争手段、刑罚名目繁多，有罚跪石子，跪大头针，烈日暴晒，冷热处理，车轮战术，蜘蛛牵丝（手脚被绳绑住，周围人将其拉来扯去），倒吊鞭打，捉活蛇放入衫内，黄蜂放入裤内，拜夜山（即假枪毙、假活埋），赤脚游热街挂牌加囚，……，有的单位要被斗者扳/披麻戴孝、担幡跪拜，戴高帽，穿纸衣，剃阴阳头，化装游行等，用尽各种侮辱人格手段，被斗者忍辱受屈，有的被迫自杀。据统计，被批斗致死、致重伤后死亡和被迫自杀的共88人，其中国家干部、教师23人，工人23人，渔农民31人，居民11人。
在“2·5”运动期间，北海市革委会保卫组在1970年4月8日晚上，组织部分机关干部、宣传队、民兵查黑枪黑弹、反动证件、反动书籍为由，对城镇9个街道395户居民进行抄家搜查。在搜查中翻箱倒柜，不让主人接近，不属上述黑枪黑弹反动证件、反动书籍的不少财物也被抄走。一共抄走黄金26.21两，大银372块，银器184件，玉器262件，珍珠16粒，手表15块，农物108件，粮票1601.5斤，现金8646.89元，以及各种书籍4029册和其他物品。连房屋契证、家庭照片等也抄去。
在“文革”的斗批改中，极“左”思潮登峰造极。一些人为了到某种目的，或者为了更大规模地打击干部、群众，以显示其抓阶级斗争得力、紧跟，他们有的伪造事实和“罪证”，栽到被害者的头上，制造冤案；有的根据捕风捉影得来的材料，加以改造、扩大，制造假案；有的根据一些人政治历史的问题或一些片言只语，抓住不放，屈打成招，造成错案。北海市在“文革”中有6宗集体性的冤假错案，1宗“文革”初期的“苏家村”冤案，受害者380多人。有的被扣留监禁，有的被开除公职，有的被打，致伤致残，有的被迫致疯致死。他们在政治上受到迫害，精神上受到打击，身体上受到摧残，其家属受到株连，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
1968年4月，北海市印刷厂工人黄英传，参加广“4·22”控诉团赴京。同年8月，北海市人民武装部派钟日芳到北京把黄英传、陈振武、庞乔先、唐明炫等4人接回北海。印刷厂革委主任、党支书林色耀同该厂黎志强、刘子发前住/往武装部领黄英传回厂。林色耀同革委副主任卜交等人研究，决定把黄监禁审查。在审讯中搜出其笔记本一本和上京控诉书一份。笔记本上抄录有“北京动态”三则：（大意）①几大将军上书毛主席，建议重新考虑林彪接班人问题；②中央文革小组及江青权力过大，要取销中央文革小组；③刘少奇的是非功过应七三开，功大于过，七分成绩，不应打倒。林色耀看了笔记本写的三条后，转给黎子强、刘子发、林本和及市印制“毛著”办公室驻该厂干部杨月轮看，一致认为此三条动态是极端反动的，要以此为证据对黄狠狠斗争，追查清楚。接着，由林色耀主持召开了全厂职工大会，林公布黄的笔记本的三条动态，并质问黄把这些东西带回来的目的。黄讲：“我认为刘少奇的成绩是主要的，所犯的错误不应由他个人全部负责，不应打倒。”黄这么一说，便被认为是为“叛徒、工贼、内奸”刘少奇翻案、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因而遭到残酷斗打。林色耀认为下一歩应转入小会追查，由黎志强、刘子发、林本和、黄鼎全、曾宗仪等人组成与案组，不分昼夜审讯逼供。逼其交待抄录北京动态的目的。到外地和北京搞了些什么活动，以至追其上京前“ 6·8”派在1968年召开“2月会议”的情况，是否成立“反动组织”的问题。审讯期间，黄遭到罚跪、挂大牌、乱踢乱打。在吊打其他人时，还叫黄到现场观看，进行威吓。9月中旬某日，林色耀也参加专案组一起审讯。在威吓、诱供、逼供的高压手段下，黄被迫交代了假情况，说1968年2月17日在北海中学“造反楼”召开秘密会议，研究成立“中华民国北海市工农政府”，及计划安排的市长、局长名单。同月21日又在同一地址召开秘密会议，研究成立“中华民国北海市工农党”，及书记、部长名单。同月24日、27日，又在“6·8”指挥部召开秘密会议，研究成立“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北海分部”及机构设置与人员名单。
经过逼供出这些所谓反革命集团案后，由林色耀、卜交、黎子强、刘子发、林本和分别向市人武部政委祁法治、市革委第三办公室副支书蔡福仁作了专题汇报。接着，北海市革委会第三办公室接过这一“案件”，进行调查，并布置“三代会”印发材料，发动所供出的对象所在单位开展揪斗、追查，使案情不断扩大。1969年1月，又将“案件”移交公检法军管会追查，并拘留了李惠章、黄英传、占宗伦等人。后经专案组人员内查外调，反复调查也无法核实，没发现他们什么问题，才将他们释放。
此案从1968年9月初由黄英传供出至1969年3月初，历时6个月，共涉及全市48个单位，诬陷75人，其中干部24人，医生6人，教师4人，居民1人，工人33人，学生8人。揪斗了51人，单位监护审查（包括在看守所）50人，由“三办”统一布置，单位立案审查23人，拘留入看守所的有占宗伦、黄英传、李惠章、谭泽洁4人，其中3人没有扣留手续。被监禁审查、揪斗的人，大多数遭到残酷迫害，刑讯逼供，有的被打致残，有的被开除公职，有的被扣发工资，被抄家，家属也受到株连，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最后，因查无实据，便不了了之，没有给审查对象作出任何结论。
在“处遗”中，已查清此案是假案，中共北海市委员会1983年10月31日作出决定，对因此案受到打击迫害和受株连的干部、工人、家属、群众给予彻底平反，恢复政治名誉，强加给他们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予以彻底推倒。
对泡制这一假案有重大责任的林色耀已给予党内严重警告的处分。
1970年4月，北海市委成立清查“5·16”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祁法治任组长，梁万仙任专组负责人。清查期间，认为学生戚兆刚写的《论时局斗争DE任务》的大字报，是攻击新生的红色的政权的一株大毒草，并当作“反革命”事件进行追查。同时审查了一派群众组织参与有关事件的主要关系人。同时对分配我市工作的大专院校毕业生进行普遍调查。对所谓参与这些“事件”的及“文革”中“跳得高、冲得猛、跑得远、起左右形势作用”的一些干部和学生，定为“5·16”嫌疑对象。把干部、教师、学生黄人绍、戚兆刚、吕世昌、黄安甲、陈国团、石和生等60多人定为审查对象，进行立案隔离审查。同时，根据广西师院提供的材料，伙同广西师院派来的专案人员，对师院毕业分配我市任教的一些人员也隔离审查。审查時间达3年4个月；于1973年8月作出定性结论，定为属犯严重政治错误的2人，一般政治错误的2人，不属政治错误的1人，交市保卫组处理的1人。这些同志在被隔离审查期间，有的被停发工资，有的被抄家，有的亲属受到株连，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
在“处遗”中，此案已查清，北海市根本不存在什么“5·16”反革命阴谋集团，学生戚兆刚写的《论时局斗争DE任务》也不是什么“大毒草”。当时北海市委清查“5·16”办公室把“文革”期间一派群众组织及干部群众，当作“5·16”反革命阴谋集团和“5·16”分子进行清查，是完全错误的。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虽然对被清查的同志进行了复查，作出了结论，但留有尾巴，没有进行彻底平反，这也是不对的。中共北海市委员会于1983年12月17日决定，对北海“文革”期间“5·16”反革命阴谋集团给予平反，对被错划为“5·16”嫌疑对象的同志，以及受到打击迫害和株连的同志，一律彻底平反，恢复政治名誉，一切诬蔑不实之词，予以彻底推倒。
1967年，因“文革”中造成的影响及美帝飞机、兵舰在北部湾公海上骚拢，造成渔业大幅度减产，社员收入也大幅度下降。1968年春节前，外沙大队社员代表大会在讨论1967年年终分配时、要求把大队借支的108元伙食费作为分配。当时市“抓促部”某些领导人，错误地认为外沙这一决定是搞“反革命经济主义”，并由外沙公社整理出“反革命经济主义”的“十大罪状”。
1968年8月20日，北海市革委会传达地区水产会议精神之后，市革委常委决定举办第六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贯彻地区会议精神，狠抓阶级斗争，批判北海渔业战线上的所谓“反革命经济生义”妖风。第六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从9月2日至25日在市党校举办，历时24天。参加人员有各渔业公社社队干部和水产战线人所属单位干部共300多人。办班前，多次召开预备会议，收集材料，确定批斗对象。学习班由市革委会副主任方永存作动员报告，龙绍福宣布学习计划，符琪作形势报告。结束时由龙绍福作总结，方永存作指示。
在学习班中，大搞阶级斗争扩大化，施行残酷斗争，批斗了一大批干部和群众，把一些领导干部诬陷为“特务”、“叛徒”、“反革命”、“黑后台”、“黑干将”，把当时分管渔业工作的副市长姚歧厚等同志打成“反革命经济主义”的“总后台”，为迫害姚歧厚同志，在学习班上还泡制所谓“大墩海”“4·22反共救国团”的假案。学习班还残酷批斗了覃强邦、庞显超等一些同志，使他们蒙受不白之冤。
在学习班斗打极其残酷，手段十分毒辣，施以挂牌子、吊石子、跪凳横、炒豆子、坐飞机、拳打脚踢以及挂牌游街等酷刑，逄斗必打，逄打必伤。如斗争庞显超时，主持斗争会的庞承烈用木猛击庞显超的头部，并用脚盘踩要害部位。咸田公社的干部见庞显超被惨打，十分恼火，立即退出会场。陈铭阅因没有材料斗不成，拉其陪斗，最后被送到电建砖厂劳动折磨，达半年之久。
因“反革命经济主义”一案受批斗、株连的干部、群众共29人，其中县团级老干部2人，公社书记、社长3人，一般干部4人，大队干部7人，社员群众13人，被打致残的3人，致伤7人。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
在“处遗”中，已查清渔业战线“反革命经济主义”一案及学习班习中造成的“大墩海”“4·22”“反共救国团”案，是一起冤假错案。中共北海市委员会于1983年12月15日决定给予平反，因此案而受打击迫害和株连的同志，一律彻底平反，恢复政治名誉，强加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予以彻底推倒。
1970年5月，广西军区派出军宣队近百名同志进驻区外贸办事处、北海港务局、北海航运分公司、北海海关、北海卫生检疫所等5个涉外单位，开展“整顿边境口岸运动”。“整顿边境口岸运动”是在中共北海“整顿口岸”临时党委领导下进行，临时党委书记王守学（合浦独立二师政治部副主任），副书记杨益茂。运动是以“四清四查”为内容进行，即清政治、查坏人坏事；清经济，查贪污盗窃；清制度，查漏洞；清问题，查过去和现在发生的一切问题，对广大干部工人进行全面审查。被审查的人员分期分批参加学习班，开展大鸣大放大批判。北海航运分局就先后举办了革委成员、老工人、党员骨干、革命知识分子、家属小孩、复退军人、退休老工人、家属对象学习班28期，共811人次。在学习班内不能随便离开，有专人日夜看管，失去人身自由，并以大会小会进行批斗，不少人遭受拳打脚踢、罚跪、坐飞机等多种刑罚，他们在肉体上、精神上遭受严重摧残。1970年5月19日，军宣队派人把因病住院的航运分局革委会常委、政工组长黄子彬同志揪回隔离审查，把他诬陷为“黄子彬宗派反党集团”头子，把群众揭发的一些问题无限上纲，进行逼供信，在无情打击和逼害之下，黄心情忧郁，悲观失望，被迫于1970年5月30日中午含恨跳楼自杀身亡。黄子彬死后，军宣队派人连夜埋葬尸体，不准亲人接近和送葬、家属不知尸骨的下落。还派人抄了黄的家。并在街道居委会上宣布黄子彬是叛党分子，逐个点名，叫其家属站起来示众，其亲属也受到株连。“整顿口岸”临时党委还定黄子彬为“畏罪自杀”的“叛党分子”，宣布开除党籍。而同黄子彬案件有关的人员，被定为“黄子彬宗派反党集团”成员，诬陷这个集团有“三虎一豹七爪牙”，进行审查。自治区外贸局北海办事处的汤广华，被诬陷为“现行反革命”逼致精神失常以后，仍遭残酷斗争，严刑拷打，脖子上被套上绳子，象牛马—样拉着大园木，惨遭非人待遇。
在“整顿边境口岸”运动中，被立案审查批斗的干部、工人共125人，其中县级干部2人，区级干部17人，一般干部48人。被扣留审查的2人，非法抄家的12人，被打成现行反革命4人。被认为不适宜在口岸涉外单位工作而下放“5·7”干校后调出外单位的60人。后果相当严重。
在“处遗”中，查清这是一起冤假错案，给党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带来了严重的后果。中共广西区党委已于年 月 日批复给予平反，对受迫害的同志给予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对被迫害致死的同志给予平反昭雪。
北海地下党在建国后的多年来，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屡遭迫害。早在建国初期的审干、整风、肃反等政治运动中，一些同志被诬为“土匪”、“特务”、“反党分子”、“叛徒”、“窝匪”、“通匪”等，受到审查、批斗，遭到残酷打击。在1957年11月至1958年3月的“反地方主义”运动中，一些同志被诬为“排挤外来干部”、“搞地方主义”，有48人被戴上“地方主义分子”帽子遭受迫害。尔后，反右斗争扩大化，一些地下党员被错划为“右派分子”，也遭受迫害。
在“文革”期间，北海地下党的同志受迫害的情况尤为严重。1968年11月2日，北海人武部第三办公室向钦州军分区第三办公室上报《关于清理我市地下党工作计划的报告》，然后根据自治区革委会、钦州地区革委会的安排和所制订的计划，开展了长达3年的所谓“清理地下党”工作，对北海地下党进行全面“清理”和审查，重点对1947年北海地下党遭受敌人破坏的“廖铎事件”进行调查。经过3年多时间的“清理”审查了地下党员及与地下党有联系的干部、群众几十人，其中立案审查了18人。许多地下党员被扣上“叛徒”、“特务”、“假党员”等罪名，被关禁、揪斗，遭受严重迫害。有的被斗打致伤残，有的受到不应有的党、政纪处分，长期未受任用；个别的无辜被害致死。1938年受上级委派重建北海地下党组织的赵世尧同志在外地被诬为“假党员”、“真特务”，被迫害致死（1979年广东省委已为赵世尧同志进行彻底平反）。经查，1947年北海地下党被破坏，是个别党员被捕叛变的结果，对于这次事件的始末，组织上早已作过调查，下了结论，对其中叛徒作了处理。但是，北海市“三办”，尤其是钦州地区“三办”的负责人，却轻信诬告，认为这次事件是党内内奸与敌特勾结，里应外合破坏所致，不惜耗费人力物力，反复内查外调，深挖细查所谓“内奸”。钦州地区革委“三办”于1969年冬在合浦县举办清查“四七事件”（廖铎事件）的学习班，指名北海的包若瑜（国民党特务）和冯宗魁、张月秋、陈继芳等三位同志参加，并列为专案对象进行审查，从而造成了一批冤假错案。据查，北海市革委会“三办”以“叛徒”、“特务”、“假党员”、“自首分子”审查的有18人。
在“处遗”中，此案已查清。北海地下党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组成部分。自1926年建立以来，在党中央、南方局、南路特委、合浦县委的领导下，在大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都进行了艰苦的地下斗争，为人民作出卓越贡献。同时，北海地下党不断发展壮大，培养了一大批优秀干部，许多同志为革命作出了显著成绩，不少同志为党的事业献出了生命。中共北海市委员会1984年3月29日决定，为北海地下党遭受迫害的问题给予平反。对在“文革”中，受到北海市革委会全面审查、清理、迫害北海地下党所造成的一切冤假错案给予彻底平反，对强加给北海地下党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一律予以推倒。对在“文革”中，一些地下党员被诬为叛徒”、“特务”、“假党员”，予以彻底平反，恢复政治名誉，对被迫害致死的同志予以昭雪。
1968年8月27日上午，涠洲公社革委会副主任黄就恩、叶炳新在公社会议室主持各大队，单位有关人员参加的策划“牛鬼蛇神大演习”会议。参加会议的有郑家豪、张润贵、李耀保、杨有明、何廷章、李成发、阮文基、杨德六、黄稀琼、邓程喜、莫振光、杨毅、陈绍棠、施永俱、麦剑秀等人。黄就恩在会上说：“大陆有“6·8”冲击各单位抢东西的活动，我们涠洲“6·8”也有预谋，准备占领公社，冲击水产、粮所，抢枪、抢粮，冲击各大队，想夺我们的权，我们要提高警惕，不能无动于衷，不能让坏人钻空子，因此我们先给“6·8”来个下马威，搞一次“牛鬼蛇神大演习”，找四类分子出来作为大演习的表演对象，他们是什么人，我们就把他们扮演什么角色拉出来示众。又说：“杨郁年是“6·8”观点，是“6·8”后台，准备找这些人表演表演，打击他们的嚣张气焰，大灭坏人威风，使他们的丑恶面目公开在光天化日之下，各单位回去后要进行准备。”黄就恩又布置说：“他们向你们进攻，你们要做好防御的准备。”叶炳新在会议作总结时说：“这次演习要按6·8的意图去做，大家还击时不要手软。演习是假的，但要当真的去做，有攻必有防，可用沙、用水，用石灰还击，一切行动听指挥”。还说：“演习过程打残了都不要紧，但不要打死人。”会议研究了具体做法和分工之后，确定演习队伍由红卫兵负责组织，由叶炳新、杨有明、蔡传光负责指挥。
1968年9月5日上午8时30分左右，在红卫兵头头叶炳兴、杨有明、蔡传光等人的指挥下，强迫出身不好的、不同派性观点的干部、教师、群众等74人，打扮成各类反面人物，还强迫杨郁年扮成牛鬼蛇神的总指挥，黄庆春为副指挥，然后集中在南■小学球场。经叶炳兴、杨毅训话后，在叶炳兴、杨有明、蔡传光、戴昌明、万明辉等红卫兵和李祁、李英荣、莫俊光等40多人押解下，迫使杨郁年、黄庆春等74人，以牛鬼蛇神联合进攻涠洲岛，抢夺枪支、粮食、夺取政权的形式进行所谓“牛鬼蛇神大演习”。先后强迫冲击了南■渔业大队、百代寮大队、城仔大队、水产站、粮所、百货总店、派出所及卫生院等单位。当这些扮成演习队伍人员到达上述各点时，都受到事前布置在各点的防御人员用准备好的石块、牛粪、臭鱼汁、石灰的撒泼，受到棍棒的殴打，绳鞭的鞭打。其中吴秀连和王师万头部被打重伤流血不止，被打重伤的还有劳家泽、招金龙、黄克妹等人。其余人员的身心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折磨和摧残。石宗歧因受折磨后，于当晚自杀身亡。造成的后果非常严重。
在“处遗”中，此案已查清，涠洲公社“牛鬼蛇神大演习”是由黄就恩、叶炳新等人泡制的一起冤案，是前所未有的奇闻，是对一大批干部、群众进行残酷的污辱迫害，打伤多人，造成死亡，后果严重，影响极坏，此冤案已于1983年彻底平反，对于受害者已分别由有关单位给予彻底平反，恢复政治名誉，对被迫害致死的同志予以昭雪。
北海市中医院党支部根据市委“文革”领导小组的指示，于1966年6月28日成立了“文革”核心小组，组长吕俊才（党支部书记），成员有张少林、郑国富、黎燕、黄绍良、宫锡杭、徐瑞业等人。“文革”核心小组成立后，便发动全院职工批判“苏家村”，把矛头指向老中医苏健今（苏系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生，原任市中医院副院长，历任广西区卫协会执委，北海市中医学会主任，市人大代表，市人委委员，市政协委员、副主席，农工民主党北海支部筹委召集人）、苏立民（中医主治医师）、中医学徒苏铭永（苏立民之孙，当年21岁），制造了一起以他们为主体的“苏家村”冤案。
当时，张少林同志抛出“文革”前原文卫党总支内定的苏健今、苏立民为地主分子的档案材料，把苏健今、苏立民定为“文革”的主要揪斗对象。接着，又贴出把《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苏铭永揪出来》的大字报，鼓动群众向苏氏三人开火。接着，群众大字报四起，矛头直指向苏氏三人，并把他们定为中医院的“三家村”，进行批判。从1966年7月初开始，中医院“文革”小组在白天要苏健今、苏立民写书面交待材料，晚上接受大小会批斗。这样的批斗持续了3个月，直到10月11日才停止。在此期间，王文丰与社会上的红卫兵共3次抄苏健今的家和办公室，抄去大量珍贵的书籍。
中医院“文革”小组组织对三人批斗后，便由张少林组织郑国富、徐业瑞同志收集整理材料，然后开会研究决定进行处理。决定作出“给苏健今先撤职务后斗争，降3级，重新戴上地主分子帽子，在院内管制劳动”，“给苏立民撤销一切职务，后开除”，“苏铭永先斗争，后开除，送回农村劳动改造”的处理意见。这个处理意见第一次上报市“文革”小组，市“文革”小组批复不同意。中医院“文革”小组又于1966年7月22日再次召开会议研究，决定继续整理材料上报，后经卫生局、人事局、劳动局签署同意的意见，并于10月9日市人委批复同意。10月10日晚，张少林同志在全院职工大会上宣布批文，通知郑国富、陈文辉两同志于10月11日负责将苏健今、苏立民、苏铭永和苏健今之妻遣送回乡。
苏健今在银行有定期存款13笔，共2510元，已被中医院“文革”小组通知银行冻结。苏健今之子苏彻中考虑在父亲回乡需要生活费，叫其妹妹苏湛中到储蓄所取款，但因未到期，存款取不出。苏彻中同志便叫中医院出具证明，并同意出存款中的800元献给家乡的乾江大队。可是中医院的领导吕俊才与张少林商量，认为献款太少，最少要拿出一半。最后只好拿出1200元献给乾江大队，苏氏三人遣送回乡后，苏健今、苏立民同志分别于1969年3月和1973年5月含冤病亡。
苏氏三人被批斗、处理前后，他们的子女、亲属均受到株连。苏健今之女苏淑中（中医学徒）、苏湛中（出师学徒）被中医院“文革”小组定为“地主阶级孝子贤孙”、“立场反动”放在院内监督劳动，最后解除苏淑中、苏湛中的见习医生和学徒资格，将他们赶出中医院，苏堪中的爱人杨均培同志被调离海关。苏彻中同志被下放到西塘公社关井大队。
在“处遗”中，对中医院“苏家村”的冤案已进行平反，对受迫害致死的同志已进行平反昭雪，对受迫害、受株连的同志也给予了彻底平反，恢复政治名誉。
来源：《广西“文革”档案资料》（第六册），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1987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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