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87-5-0 作者：中共梧州地委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 梧州地区档案馆编
中共梧州地委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 梧州地区档案馆编一、党中央《关于建国以来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所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由乱”。为了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让人们，特别是后代能从这一历史事件中得到教育，现根据上级党委的布置，编写《梧州地区“文化大革命”大事记》。
二、编写的原则，总的是贯彻党中央《关于建国以来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精神，尊重历史，尊重事实，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按照事件的本来面目客观地予以记述。
三、编写范围及年限。由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政治运动，因而记述的大事都是属于“文革”期间政治方面的，而且主要是在地直单位发生的，但影响或涉及全地区性的也包括在内，至于生产、经济建设等方面的问题，不列入编写范围。记述事件发生的时间，按中央划分的年限，从1966年5月起至1976年止。
四、编写方法。循着“文化大革命”的发展过程，按照时间顺序，逐年逐月记述。力求通过这些大事的记述，反映“文革”的全貌。但有的事件，为了使人有一个完整的印象，将其始末一次叙述清楚，因而有一定的时间跨度。
五、材料来源，主要是根据地区档案馆、整党办公室现存的有关档案资料，个别事件，也有其他部门提供的。
六、编写《梧州地区“文化大革命”大事记》是在地委领导下进行的，并得到其他一些同志的帮助、支持，但由于我们政治水平有限，加上“文革”期间的档案不全，某些事件叙述不够具体，因此，可能有错误和遗漏之处，敬请各领导及阅者指正。
中共梧州地委整党办公室梧州地区档案馆1987年3月
5月14日，区党委宣传部向地委宣传部发出“关于积极组织广大干部、工农兵群众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的电话通知后，地委即决定由地委宣传部电话转知各县委研究贯彻。5月18日，地委常委根据区党委宣传部的通知精神作了专门研究。会上决定，除由地委宣传部提出具体做法通知各县委宣传部外，还要求在地专机关干部中立即行动起来。5月20日，地委召开地直机关科局长以上干部会，由地委副书记赵唯理动员，号召各部门各单位领导带头积极投入文化大革命运动。21日起，组织地专机关干部学习各报刊登载有关揭露“邓拓黑帮”的材料。23日，以战线为单位，召开声讨“邓拓黑帮”罪行大会，由地委常委4人分头到各战线主持会议。到会共630多人，其中有144人发言。与此同时，还组织地专及各县工农兵先进人物写批判文章，到6月4日止，梧州日报共收到稿件956篇，其中发表了65篇。这是地专机关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开始。
5月27日至6月2日，地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传达贯彻中南局地、市委书记会议精神和区党委的指示，部署全地区群众性的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运动和开展文化大革命。共370人参加。会上，由地委书记张容林传达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和赵紫阳有关学习毛主席著作、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报告。并且还向县级以上党员干部传达中央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文件。根据上级党委要求，会上，地委提出文化大革命要把“斗争的锋芒指向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指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回思想文化阵地”；要“组织大家配合中央、自治区批判一些头面人物”；地、县委要成立文化革命小组。
6月13日，地委成立文化大革命小组，组长：赵唯理（地委副书记），副组长：傅享通（梧州军分区副政委），组员：邱培成（地委常委、地委秘书长）、张国志（地委常委，公安处长）、余明炎（区教育厅副厅长，区四清工作队负责人）、马文杰（地委宣传部副部长）、陆举崇（专署教育科长）。小组下设办公室，马文杰兼任办公室主任。7月，赵唯理调北京，地委决定由严敬义（地委常委、专署副专员）担任组长。
地委文革小组成立后，首先决定以专区文工团和梧州日报社为点，并派出工作组，于16日分别进驻这两个单位，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同时，组织“抗大”革命精神图片巡回展出，参观人数达10万人。
6月15日，地委、地区四清总团工委发出《关于传达贯彻区党委文化大革命工作会议精神的通知》，要求：1，彻底揭发、批判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2，彻底揭露、批判混进革命队伍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一切牛鬼蛇神；3，重新教育和整顿文化队伍，占领文化阵地；4，学习《老三篇》，解决世界观，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立“四新”（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并决定集训全专区中、小学教师。
7月4日至8月3日，地区集中全地区中、小学教师（包括专、县电影队）共750人在梧州集训，开展初步文化大革命。集训由专署副专员严敬义主持，地委宣传部和专署教育科负责具体组织。集训过程，首先采用大鸣、大放、大字报等形式进行揭发，然后在这基础上开展批判、斗争。据当时的统计，参加集训的750人，共写了9588张大字报，被揭发或被提意见的有488人，占参加集训总人数的66％，这使不少教师、学校领导，以至县教育科长受到错误批判，其中有36人被作为“牛鬼蛇神”、“反动学术权威”遭到大、小会的斗争。
8月21日，梧州地专机关和梧州市28000多干部、群众在市体育场举行集会，庆祝、欢呼毛主席于18日在北京和百万群众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市委书记梁成业、副书记还寄萍、王延福，专署副专员严敬义、市长黄德明、副市长唐杰、阎梦华、杨林参加了大会，王延福、黄德明、严敬义并在大会上分别讲了话。
9月1日上午，梧州地专机关干部、职工400多人，在地委书记张容林、副书记吴赞之、里林，专署副专员李墨林、严敬义带领下，到梧州市人民礼堂庆祝梧州市红卫兵组织成立。地委书记张容林在会上讲了话，表态支持。
9月4日上午，地委副书记里林召开各战线负责人会议，研究成立机关赤卫队问题。会议后各战线串连推选赤卫队队长、指导员。接着副专员李墨林于当晚召开会议，正式宣布成立地专机关赤卫队。地委大院推举张爱众（地监委委员）为教导员。同时明确赤卫队的任务主要是保卫机关、保卫文化大革命正常进行和保证机关工作秩序不乱。后因各种群众组织相继出现，加上当时全国开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赤卫队被视为“保皇”组织，因而这些机关赤卫队成立不久便逐步自行解散。
11月24日，地委召开常委会议，由地委书记张容林传达区党委三级干部会议精神，研究和部署文化大革命问题。28日，地委在外贸大楼召开副县级以上干部会，由张容林传达林彪、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和刘少奇、邓小平的检讨，以及区党委三级干部会精神，要求各级领导做好思想准备。积极投入文化大革命运动，接着，地委又根据区党委三级干部会的精神，于12月2日在地区礼堂召开地专机关干部大会，张容林在会上作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动员报告。会后，各单位干部群众即纷纷贴大字报，有的去外地进行串联活动，并相继成立战斗队、兵团等群众组织。
10月至1967年2月左右，为了适应当时各地红卫兵的串连活动，地委建立红卫兵接待站，由原地办副主任陈绍光负责，并抽调20多名干部具体处理接待事务。这段时间，共开支红卫兵、机关干部串连活动经费23万多元（其中包括专署搞“红海洋”活动的一些开支，机关干部串连借用的公款后来陆续扣回）。
元月4日，苍梧县造反派到梧州揪斗专员谭光（四清试点后期，谭任苍梧县四清分团书记）、财办副主任陈仁（原苍梧县长），要求地委罢免谭的官，地委书记张容林表态同意，但说要报区党委批准。从此，专区各地造反派即掀起一个罢官运动，要求各级党委罢免一批领导干部。
元月9日，专署拨出11万公尺布给各县红卫兵、红小兵和群众组织作红袖章、臂章之用。
元月13日，在造反派的要求下，地委常委讨论决定：撤销专区检察院副检察长贺维岐的职务，报区党委批准；18日讨论同意撤销财办副主任宫本华、工交部长肖抗利职务；接着又于21日讨论决定撤销地委农村部长晨光、财办副主任陈仁、税务局长候俊宝的职务。这是地专机关最早被罢免的部、委、办领导干部。
元月15日，梧州地、市造反派2万多人集会举行“欢庆中央给上海贺电发表，彻底粉碎地委、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誓师大会”，欢呼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市各造反团体的贺电，坚决响应上海市23个群众组织《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号召立即行动起来打退资产阶级反动思潮的进攻。大会通过给毛主席致敬电和全国各造反团体的通电。会后举行大游行。
元月中旬，由专署文化科、财政科、地区幼儿园等群众组织发起组成的“梧州地区革命造反联络总部”（简称“联总”）成立。这是地专机关第一个较大的群众造反联合组织。负责人最初是蔡波（专署文化科科员），后是秦亮超（专署文化科科员）。
元月21、23日，“梧州地区革命造反联络总部”等21个造反组织联合在专署礼堂召开批斗地委副书记吴赞之大会，共一千多人参加。会后，《革命战报》于27日以整版篇幅刊登了吴的所谓“三反罪行”（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从此，揭开了地专机关批斗地委、专署领导的序幕。
元月21日，由地直党群、工交、计委、农业等7个战线的59个造反战斗队、兵团联合组成的“广西梧州地专机关革命造反兵团联合司令部”（简称“联司”）成立。并且于24日在专署礼堂召开成立誓师大会。该组织负责人有黄肇森（地委工交政治部干事）、曾招连（地委财贸政治部干事）、麦天才（地委组织部干事）、唐忠民（专署人事科科员）。这是地专机关第二个较大的群众造反联合组织。此外，还有一些人数较少的联合组织也先后成立，如“专区政法红卫兵团”、“新闻兵团”、“文工团联合会”、“专医革命造反派”等。
元月22日前，梧州日报（原地委机关报）社造反派从北京串连回来后即要求地委拨款，由报社造反战斗队出版《革命战报》，向各地发行，该报于22日创刊，报社群众组织负责人张杰（报社记者）题写报头。创刊词称“该报是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进行多次斗争而创办起来的”。办报宗旨是：“大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大造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大造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反，大造一切牛鬼蛇神的反”，“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摇旗呐喊，大造舆论”。元月27，作为原梧州地委机关报的《梧州日报》被报社造反派查封，29日起停刊。两个多月后，于4月18日改为《梧州农民报》重新出版。1968年5月23日专区革委成立，该报成为“梧州专区革命委员会机关报”，至1970年6月1日停办。
元月24日，在上海“一月风暴”的影响下，专区政法战线造反派夺权行动委员会首先在地专机关夺取政法党组、专署公安处、专区检察分院、中级人民法院的权。紧接着，地委宣传部、农村政治部、工交政治部、地委办公室、专署经委、农林办公室、林业局的造反派，分别于25、26日夺取各自单位的党政大权，并向全专区发出通告。与此同时，贺县、岑溪、苍梧等县造反派也夺取县委、县人委大权。这些行动，《梧州日报》均作了报道。此后，地直和各县直属单位即掀起一个夺权高潮，使各级党政机关逐步瘫痪。
元月31日至2月1日，地专“联司”在专区礼堂主持召开大会批斗地委常委、专署副专员、地委文革组长严敬义，并且要求地委罢免严所有职务。2月1日中午，地委就此进行讨论，同意报区党委罢严文革组长的官，由地委书记张容林向造反派表态。17日，“联司”继续组织群众对严批斗，并于19日在《革命战报》以一版的篇幅刊登严的所谓“五大罪状”。
2月3日，梧州军分区根据毛主席“三支”（支工、支农、支左）“两军”（军管、军训）的指示，正式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运动，并且于7日至14日派出副政委、分区支左办公室主任傅享通主持召开第一次地专各群众造反组织负责人会议，商讨大联合及临时权力机构问题。
2月8日，地委书记张容林贴出《愿意把地委大权让给革命造反派掌握》的大字报。
2月13日，地委书记张容林、副书记里林、副专员李墨林邀集各造反联合组织的代表和梧州军分区代表开座谈会，商讨“抓革命、促生产”问题。会上决定成立一个临时性的抓生产领导班子，由军分区、地委、各造反派组织代表组成，共13人，其中分区1人，地委2人，“联司”3人，“联总”2人，“专区政法红卫兵团”、“四清联合总部”、“医院革命造反派”、“文工团联合会”、“新闻兵团”各1人。翌日（即14日），各方代表集中开会，经协商确定这一临时机构的名称为“梧州专区革命造反派抓革命促生产临时委员会”，同时推选军分区副司令员杨向荣为主任委员、地委副书记里林、造反组织代表黎启裔为副主任委员。成员有：李墨林（副专员）、李加尤（专区经委科员）、胡占元（财办干事）、张杰（梧州日报记者）、莫希扬（专区公安处办事员）、何干英（文工团演员）、吕培展（农业局技术员）、吴鸿（林业局技术员）、韦恩芳（地委农村政治部干事）、罗金康（专区医院医师）。该机构成立后，曾有过一些活动，如召开各县造反派代表、县领导干部开会研究生产问题等，但时间不长，在3月梧州军分区成立“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后即不存在。
2月中旬，由“梧州地区革命造反派联络总部”、“地专联司”、“专区新闻界造反兵团”、“地专四清工作队造反派联合总部”、“专区文工团造反者联合会”、“专区政法红卫兵团”、“专区人民医院文革筹委会”、电影公司“燎原战斗队”等造反派组织联合组成“专揪王祝光行动委员会筹备处”。该组织成立后，即宣告前地委书记王祝光为梧州地区特号走资派，并编印了所谓王祝光反毛泽东思想七大罪状，广为散发，为以后斗争王祝光大造舆论。
2月23日，在“梧州地区革命造反联络总部”等6个原来没有参加地专“联司”的造反组织倡议下，成立了“梧州地区毛泽东思想革命造反派大联合筹备处”（简称“大筹处”）。该组织成立开庆祝大会时，军分区副政委傅享通，政治部副主任魏连和出席了会，并讲了话，表示支持“大筹处”的一切革命行动。与此同时，原“联司”因向梧州军分区“支左”人员提了意见而被视为把矛头指向解放军，于3月11日被解体，“大筹处”则成为以后两大派之一的“联指”派前身。该组织历届主要负责人（主任），在1967年2月至4月是董宽贵（法院干事）；1967年4月至10月是林羽（公安处干事，11月后参加“四·二二”派）；1968年1月至4月是张杰（原梧州日报记者）。副主任有：霍培强（林业局干部）、陈维（地委办秘书）、杨福荣（原梧州日报记者）。“大筹处”先后任过“服务员”（相当于常委）的有：董宽贵、郭志斌、林羽、秦亮超、杨福荣、张杰、胡维权、莫志升（组织部干部）、陈维、霍培强、彭友珍（专区医院干事）、林芝翠（税务局干部）、杨家武、陈奕丽、刘余健（文化科干事）、黄长新、唐遗芳（原梧州日报社记者）、唐兆芳（粮食局干部）、黄远厚、陈敏生（手工业局干部）。
2月25日，地委副书记吴赞之再次被“梧州地区造反联络总部”和“专区政法兵团”作为梧州地区第二号走资派揪斗，以后，其他一些造反组织即相继对吴进行批斗。
2月下旬至3月中旬这段时间，地委虽然逐步开始瘫痪，但在地委书记张容林的主持下，仍多次召集地委常委及一些部委领导干部开会讨论揭批地委副书记吴赞之问题，并且把讨论意见通报有关造反派。3月13日，张容林曾主持召开常委会研究如何斗争吴赞之的问题。经和组织斗吴负责人交换意见后，又于15日再次召开常委会统一思想。16日，“大筹处”服务员张杰和组织斗吴负责人黄长新（专区法院审判员）、秦亮超等3人与地委常委开会，张、黄、秦提出要地委常委立场鲜明、起来斗争，主动亮相，揭发吴赞之，以取得群众信任。参加会议的常委和部分部、委领导，个个表示要按照造反派的要求，积极揭发批判吴赞之，“既要革自己的命，又要革别人的命”。
3月初，在地委、专署逐步开始瘫痪的情况下，地区成立了“梧州军分区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具体负责领导生产、经济工作。指挥部主任张耀先（军分区政委），副主任杨向荣（军分区副司令员）、傅享通（军分区副政委）、里林（地委副书记）、李墨林（副专员），委员高明远（初为军分区后勤部长，后为副司令员）、范克武、赵萍水、黎起裔、莫希扬、李嘉由、胡占元、韦恩芳、吕贵展、吴卓鸿、张杰、罗金康、何干英、常绍荣。在7月份，改由高明远任主任，并且经广西军区党委同意，张容林于7月19日增补为副主任。
指挥部下只设秘书组，组长叶鸿仪（军分区后勤部干事），工作人员约7、8名，分头负责处理农业、工交、财贸方面的日常事务。
3月11日，“梧州专区无产阶级专政临时委员会”成立，并于当天发表第1号通告。该会在通告中宣称：临时委员会是根据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公安工作若干规定和广西军区“抓革命、促生产”三级干部会议精神，经研究由军分区、专署公安处、专区检察院、法院领导干部和造反派组成。并称：在新的政法党组未建立前，专区政法、公安的一切权力归临时委员会，接替原夺权行动委员会，统一领导全地区公、检、法等政法工作，行使专政职能。
该委员会主任是傅享通，由军分区委派，副主任毛明日（公安处副科长）、黎启裔（公安处干事），由公、检、法造反派推举。
临时委员会从3月成立至当年10月17日撤销。
3月21日和26日，地委书记张容林违犯中央当时关于领导干部不参加群众组织活动的规定，两次召开原地委常委扩大会，要到会的同志表态支持刚成立不久的“大筹处”，把“联司”打成保守组织，事后带头贴出支持“大筹处”的大字报，表示坚决站在“大筹处”一边，和“大筹处”战斗在一起。以后，张容林和里林又多次参加“大筹处”组织的游行。
4月19日，由地专机关胡维权（地委组织部干事）、秦亮超、陈塔峰（地区政治干校干部）等人，开专车到桂林将原梧州地委书记王祝光（1965年调任桂林地委书记）揪回梧州，作为梧州地区头号走资派进行批斗。
4月20日，在军分区“支左”人员的支持下，由“大筹处”组成批斗王（祝光）、吴（赞之）主席团，具体负责组织批斗事宜和主持批斗大会。该主席团主要成员是黄长新、胡维权、林羽、黄建昌（地办秘书）、秦亮超等，陈维则以“大筹处”负责人身份参加斗王、吴主席团。
4月22日，由地专机关“批王批吴”主席团主持召开地直机关干部、职工大会，开始对原党委书记王祝光进行批斗。连续斗争3天后，又运用大小会结合的办法反复批判。每次大会斗争，主席团都用简报形式将斗争情况通报给各地，扩大影响。计到11月4日把王祝光同志送回桂林时止，总共对王批斗了51次，其中大会13次，小会38次。
王在梧州被批斗期间，住在一间过去存放杂物的，只有5、6个平方的单独小板房，有专人监督，出入要请假，行动失去自由。每天不是被拉去批斗，就是写检讨和劳动。这使王身心受到严重摧残。
4月27日，地委副书记里林在“大筹处”主办的《梧州革命之声》报第一期发表署名文章，公开表态支持“大筹处”，说要决心和“大筹处”站在一起把王祝光、吴赞之斗垮、斗臭，并且在5月里，还跟“大筹处”的宣传车上街参加搜抢南宁“4·22”造反派出版的《广西日报》和赶“桂林老多”造反派出梧州活动。
5月20日，地委书记张容林主持召开地直机关科局长以上领导干部会，动员大家参加“支持韦国清”签名活动。会上会后参加签名的有95人，每人交8角钱作印刷宣传费。5月22日，参加签名的人联合发表了“支持韦国清站出来闹革命”的声明。与此同时，傅享通也在地专机关召开的一些群众会上公开表态支持韦国清。这对加剧以后两大派别的对立产生一定影响。
在区党委副书记伍晋南等领导人于4月19日发表《“4·19”声明》后，南宁相继产生了“支韦（国清）”派和“支伍（晋南）”派。这两派的斗争影响全自治区。梧州地专机关的“大筹处”与梧州市的“大筹委”、“无产兵”、“红海军”等成为“支韦”派，即以后的“联指”派，而地专机关的“地专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东方红革命造反兵团”、“专医敢野战兵团”等则与梧州市的“红三司”、“二·七工总”、“航运工总”等成为“支伍打韦”派，即以后的“四·二二”派，与“联指”对立，逐步开展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
6月下旬，为了打倒王祝光、吴赞之等一批老干部，地专“大筹处”派原地办主任岑家荣和“大筹处”服务员张杰开专车到南宁区党校接该校组织处长、原平乐地委常委、组织部长许同耀到梧州作“活材料库”。许在梧住了7个多月（1967年7月至1968年3月）。这期间，他将在南宁带来的一批私藏的肃反、审干、反右等干部材料和有关干部工作文件、笔记、资料等，根据“大筹处”需要，提供给他们。“大筹处”指定岑家荣等人负责和许谈话、记录整理材料，张杰、谭金锡（地区公安处干事）负责安排生活和安全工作，张也经常参加谈话，他们拿许抛出的残缺不全、许多不实或组织早已结论的材料，对吴赞之和桂东地下党一些同志进行批斗，使吴赞之等一些老干部更受迫害。1968年11月，张杰还根据许提供的材料整理成一份418页的有关王祝光、吴赞之、周邦良（原地委副书记）和部委办的干部所谓问题的系统材料，造成很坏影响。
8月14日起，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提出“文攻武卫”、“打倒一切”，“全国内战”的口号煽动下，无政府主义思潮空前泛滥，资产阶级派性恶性膨胀，“支韦”、“支伍”两大派开始由文斗发展到武斗。在地市一些机关、工厂、街道修筑了工事，制造大刀匕首，准备了一批石头、棍棒、石灰、硫酸等武斗物资。
8月26日晚，梧州地、市两派在市工人医院发生冲突，用石头互相攻击，“支伍打韦”派进驻该院，抓走医院“支韦”派职工4人，并于27日早晨用大刀押着游街，这是梧州市两派武斗的开始。地、市“支韦”派的“大筹处”、“大筹委”为报复“支伍”派这一行动，进一步做好武斗准备，他们于27日晚在市海员俱乐部召开会议研究对策，地专“大筹处”霍培强、谭金锡等出席参加，并在会后向所属地专各战线“支韦”群众造反组织头头进行具体部署。翌日，梧州地、市“支韦”派3000多人，头戴安全帽、手持刀棒，上街示威游行。
8月29日晨，地、市两派开始抢枪。市“支伍”派在凌晨3时30分，抢走为市人武部军械仓库的武器和梧州军分区军械库的部分武器。拂晓，地专“大筹处”所属造反组织则到驻守在地专政法大院的独立营抢了一批武器，并且把原民警大队和公安处存放在看守所的几百枝长短枪分发给地专“大筹处”的人和市“大筹委”部分人。接着于当天9时，又继续到梧州军分区，把分区收藏在地下、粪池、天花板的轻机枪、步枪、手枪及各种弹药扛走。同日上午9时，市“支伍”派攻占市公安局，也抢到一批武器，并打死干警1人，打伤13人。此后至9月1日，市两派又分别到苍梧河口军分区教导队和市武装部抢枪，地专“大筹处”再次到独立营要了两门火箭炮和3发炮弹。地专机关“支伍”派掌握的武器不多，只有部分军用手榴弹和土造手榴弹。
对两派的抢枪，开始，梧州军分区和市人武部都是反对的，都分别对两派做了不少工作，希望避免发生大规模的武斗，并且还将枪支转移收藏把枪机拆掉分开存放。但由于有一些军队干部、战士在观点上支持“支韦”派，他们通过一些在地方工作的军队干部家属，把“支伍”派抢枪的情况和部分枪枝收藏的地点透露给“支韦”派，因此，使“支韦”派把大部分的枪枝弹药抢到手。到武斗后期，一些军队干部认为“支伍”派（即后来的“4·22”派）“杀人放火”，已走向反面，于是就不掩饰地直接告诉地、市“支韦”派（即后来的“联指”派）到钱鉴拿市人武部转移收藏在那里的枪枝弹药。
8月31日，地专“大筹处”为了防止“支伍”派冲进地委大院，四处设岗。当日下午，市“支韦”派（“联指”）在外贸办事处帮运一车大米支援大院食堂，当车正准备开进大门时，站在对侧放哨的刘勇（专署办干部）和马运昌（专区农林办干事）误认为是“支伍”派用车进攻大院，于是开枪向车扫射。坐在车厢上押运的两名市医药站干部（均是参加“联指”派的）一个叫朱森才的被打致重伤，后抬至专区医院时死亡，另一个叫吴少林的被打伤。
在8月29日至9月1日地、市两派进行抢枪后，武斗气氛骤增。9月2日，地、市“支韦”派各大组织头头及一些参与派性活动的领导干部在梧州大厦（现地区招待所）召开了紧急会议，商讨武斗问题。会议由梧州市“大筹委”主任黄锋杰（梧高红卫兵）和地专“大筹处”副主任霍培强主持，梧州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魏连和也参加。会上通过成立“梧州地市联合作战指挥部”的决定，以统一行动，共同作战。3日，该部发表了《关于目前局势的严正声明》并公开宣布指挥部的成立。
指挥部设在梧州大厦。总指挥谭金锡，副总指挥霍培强、张杰、黄锋杰、张炳坤（航运局干部）、杜海楼（梧州外贸干部）、倪海青（市航运机械厂干部）。指挥部下设作战、政宣、后勤3个部。谭金锡负责作战部。另设参谋组，组长张国志（地委常委、公安处长）。副组长许安山（市外贸办事处领导干部）。组员有陈忠先（地委统战部副部长）、荣丕实（地区农业局副局长）、赵景春（地区政治干校副校长）、赵禄江（梧州外贸干部）、黄兴（市工人医院支书）。该指挥部从9月3日成立至1968年4月，曾统一指挥了梧州市的多次武斗，以后，地、市“支韦”派（地专“大筹处”、梧州市“大筹委”、梧州联指）各自成立指挥系统，原地、市联合指挥部即不再存在。
9月9日，“支伍”派在市工人医院据点向“支韦”派据点阜民路小学开枪，打死“支韦”派一人，重伤当时到该处制止武斗的解放军战士1人。9月18日，地市“支韦”派在联合指挥部的指挥下开始攻打工人医院，打死“支伍”派一人，但攻不下。以后又于当月21日、10月10日、1月29日发动进攻，但始终没有把该医院占领。最后“支伍”派自行撤走。
9月27日，地市“支韦”派联合指挥部开会决定攻打“支伍”派市人民礼堂据点。晚上由谭金锡、霍培强、许安山、黄锋杰带领武装人员前往时，因自己武器走火，暴露目标，进攻受阻，给对方打死1人。后自行撤回，没有达到攻打目的。
9月30日，由地专“支伍”派中的“地专机关革命造反派联络站”、“东方红革命造反兵团”、“专医敢野战兵团”等组织联合成立“广西4·22梧州地专机关革命造反大军”（简称“地专造反大军”），并发表宣言，宣布加入“广西4·22革命行动指挥部”，成为联结所有地专“支伍”组织的最高组织。“大军”总部初设市九坊路小学，后迁到专区食品公司。“大军”内实行常委制。先后担任常委的人有：李俊诚（粮食车队工人）、黄国伟（商业局干部）、巫育民（地委宣传部干事）、李承继（专署商业科干事）、孔宪春（地委组织部组织员）、农爱之（专区采购经理部办事员）、沈智君（专区医院检验士）、李鹤令（专区外贸局业务员）、张苍华（专区财政局办事员）、黄海涛（）、毛球连（）、卢洪（地委工交部干事）、桂德（专区财办科员）、张广林（地监委监察员）、禤雪萍（专区幼儿园教育员）等。
10月4日，地专“大筹处”成立专门斗争吴赞之主席团及办公室。主席团成员是：林羽、黄长新、胡维权、秦亮超、黄远厚（手工业局干事）、韦焕荣（林业局干事）、区廷宪（专区医院医生）、苏成坤（食品公司干部）、杨文卿（专区农机局干部）。办公室有贝朝探等人，陈维则以“大筹处”负责人身份参加开会研究和指挥。
斗吴主席团及办公室成立后，于11月17日至12月12日，先后编印了吴赞之“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罪行”材料之一至八，以及“吴赞之的‘三反’言论150例”。散发各地。
吴自1966年底被造反派列为梧州地区第二号走资派至1972年调南宁时止，长期受到迫害、折磨、凌辱，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他经常被拉去批斗、陪斗。有一次在地委车房被斗时，造反派还要他跪在铁链上，致使两膝红肿。1968年7月刮所谓12级台风时，被抄去存折、名贵古画、书籍等物，并在这时起，被赶出原住房，搬到办公楼地下小房，时值洪水上涨，小房被浸，吴在水中生活根本无人过问。1971年10月，吴一家又被迫搬到山顶上宿舍，6口人住一个12平方米的房间，天天睡地板，直至1972年9月调南宁。
10月30日，地专“大筹处”召开审查地委常委以上干部的专案会议，出席会议人员有林羽、陈维、胡维权、秦亮超、贝朝探（地监委办公室主任）及斗吴（赞之）办公室人员和外调人员共20人。会上，陈维把11名原地委常委的政治历史情况摆出来，并提出要审查的问题。以后分4个专案组分赴全国十多个省进行所谓调查，使常委的政历广为扩散，造成极坏的政治影响，为此，使一些同志长期遭到批斗迫害。
元月下旬，湖南“湘江风雷”造反组织派人到贺县策动该县“4·22”派（即“造反大军”）抢枪。他们以旧当铺为据点，贺县公安局“联指”组织攻打几次不下，要求梧州地市“支韦”派（“联指”）派人支援，于是，地专“大筹处”即派韦焕荣（专署林业局干部）、荣丕实（专署农业局副局长）带领90人到贺县参加攻打，29日晚攻下，“造反大军”被打死一人。
3月9日，地区林业局革命领导小组成立。这是地专机关根据毛主席“革命委员会好”的指示第一个重新组织的新领导班子。当日，地专机关领导干部、梧州驻军、梧州地市群众组织代表等一千多人在专区礼堂隆重庆祝。《梧州农民报》12日以特大新闻在第一版用整版篇幅进行了报道，并以“西江岸上一曲凯歌”为题发表评论，为推动各级“革委会”或“领导小组”成立造舆论。
3月20日，梧州军分区正式接管地区公、检、法三家，成立梧州地区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军分区副司令员李钱荣任主任、邹春修（军分区“支左”干部）任主任，并于当日地区公安处召开成立大会，举行军管仪式。
3月28日，富川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委员53人，其中常委9人。主任王凤岐（县委副书记），第一副主任：李景文（县武装部长），副主任：任现春（县委副书记）、孙举（县武装部政委）。
4月5日，岑溪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委员59人，其中常委8人。主任：郭景祥（县武装部政委），第一副主任：谢奕（县委书记），副主任：田久泰（县武装部长）、彭振洲（县委副书记）。
4月7日，贺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委员56人，其中常委9人。主任：罗雄（县委书记），第一副主任：杨康民（县武装部长），副主任：陈金岭（县武装部政委）、吴启明（副县长）、杨积良（县财办副主任）、于德江（副县长）。
同日，藤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委员58人，其中常委10人。主任：周会敏（县武装部政委），第一副主任：黄海源（县委副书记），副主任：宋熙顺（县武装部长）、张光裕（县委副书记）、麦展农（副县长）。
4月11日苍梧县和钟山县革命委员会同时成立。
苍梧县革委委员46人，其中常委8人。主任：温学义（县武装部长），第一副主任：李选殿（县长），副主任：时光（县武装部政委）。
钟山县革委委员57人，其中常委11人。主任：薛延和（县武装部长），副主任：粟文杰（县委组织部长），蔡贤（副县长）、孟凡久（县武装部副政委）、李云龙（县委农村政治部主任）。
4月13日，蒙山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委员43人，其中常委9人。主任：万梦章（县武装部政委），第一副主任：杨承良（县委副书记），副主任：李臣（县武装部长）、张朝德（副县长）。
4月15日，昭平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委员51人。其中常委9人。主任：冯振华（县委书记），第一副主任：孙开元（县武装部政委），副主任：常忠林（县武装部长）、许家政（县委副书记）、潘海梅（副县长）、张振清（县武装部副部长）。
梧州市“联指”和“造反大军”，在4月13日因游行发生冲突致双方各被打死一人并打伤和抓走一批人后，当天下午，“联指”、“造反大军”均分别到驻军6908部队、军分区、市武装部抢枪，双方再次进入武斗紧急战备状态。4月17日，梧州市“联指”进攻“造反大军”华安旅社、东中路小学据点。4月19日晚11时30分，南环路一带被火烧，两派均指责对方纵火，是“反革命”，随后，梧州市“联委”于当晚，地专“大筹处”于22日先后宣布参战，共同围剿“4·22造反大军”各据点。
4月14日下午，梧州专区工人、贫下中农、红卫兵、职工干部代表大会（简称“四代会”）在地区礼堂开幕，到会代表800多人。至17日止，历时4天。大会由大会主席团成员、梧州军分区司令员宋瀛洲致开幕词；主席团成员、军分区政委张耀先作报告。主席团成员、军分区副司令员杨向荣致闭幕词。这次大会，主要内容和任务是：以“斗私批修”为纲，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开展革命大批判，正确对待干部，“审查、帮助专区一级革命领导干部，支持他们站出来”。根据会议这一要求，最后经过酝酿讨论，选举产生了梧州专区的“三结合”临时权力机构——“梧州专区革命委员会”（成员名单在后另列）。
在这次会议期间，钟山县代表在地专大院看到该县望高公社新村大队农民刘新华上访回来，认为他乱告状企图翻案（公安局曾定为坏分子），因而群起把其殴打致重伤，次日死亡。这一事件，当时无人制止，也不追究，这在到会代表中造成很坏影响。
4月23日，地专“大筹处”改名为“梧州地专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简称“地专联指”）。改称后主要负责人是霍培强、陈维、郭志斌（公安处干部）等。
自4月17日地市“联指”派联合围攻“4·22造反大军”各据点后，由于“联指”派人多武器好。兵力占绝对优势，所以“造反大军”节节败退，到5月4日只剩下人民银行最后一个据点。当日晚上，地专政法兵团参加攻打，结果在5日晨“造反大军”被迫投降。至此，梧州地市两大对立派长期进行武斗的局面宣告结束。这次武斗，给梧州市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据统计，光被火烧掉的公私房屋约2000多间，共38万平方米，受损害群众3800多户，19211人。
5月6日，梧州市武斗结束后，地市“联指”派把在武斗中抓到对方的大部分人员送到市青年宫和钱鉴监狱关押起来，接着又四出搜捕所谓有问题的人。地专“联指”一些人分成几个小组，于5月10日晚从钱鉴开车到地委大院等地直单位，采取突然袭击的办法，非法把地专机关30多名干部、职工抓到钱鉴监狱关押。该监狱主要由梧州市“联指”派负责管理。关押人数，最高达700多人。地专“联指”头头陈维、霍培强、谭金锡等先后到过那里布置“工作”和了解情况。而“地专联指”派到监狱具体负责审理的有陆志琛（专区水电局技术员）、秦亮超、唐忠民等30多人。
被抓到钱鉴监狱关押的人，遭到非法审讯和人身摧残，其中被杀害的有50人。5月20日梧州“联指”开庆祝武斗胜利大会，一次便从监狱用汽车拉了12人到梧太公路8公里处枪杀。地专机关被关押在那里的人中，虽未有被杀害的，但有的却受到严刑拷打和折磨。
5月23日，经自治区革筹小组批准（4月24日下文），梧州专区革命委员会宣告正式成立。由79名委员组成。主任张耀先（梧州军分区政委），第一副主任张容林，副主任宋瀛洲（军分区司令员）、里林、谭光。常委23名：张耀先、张容林、宋瀛洲、里林、谭光、杨向荣、傅享通、张文卿（副专员）、李钱荣（军分区副司令员）、魏连木（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高明远（军分区副司令员）、洪贞（地区财贸政治部主任）、赵凯（地区计委主任）、赵萍水（地区工交办副主任）、霍培强（“联指”派代表）、杨家武（“联指”派代表）、张杰（“联指”派代表）、伍必柱（“4·22”派代表）、黄肇森（“4·22”派代表）。暂缺4名。
专区革委会成立当天，地专机关和梧州市干部、群众以及各县代表、武装民兵共4万人在地区招待所门前广场开会庆祝。与此同时，专区8个县也分别在各县县城举行庆祝大会，共18万人参加。
在专区召开的庆祝大会上，专区革委主任张耀先宣告：“从今天起，原梧州地委、梧州专署的党、政、财、文大权，统归梧州专区革命委员会！”
5月11日，梧州军分区成立“军分区第三办公室”（简称“三办”）。专区革委成立后改为“梧州专区革委第三办公室”。由军分区“支左”干部主管，工作至1973年11月结束，历时5年多。
该室下设定案组、外调组、清档组。其主要任务一方面是直接对一批所谓有政治历史问题的干部进行立案审查；二是布置、检查、指导各县“三办”和以后专区104干校专案组的业务，并审理他们上报的案件。据统计，在地、县“三办”成立期间，总共审查了各级干部3189人，其中厅级4人，处级34人，县级398人，一般干部2753人。这些被扣上各种莫须有罪名的干部。在受审期间，一般都被送往各县干校专设的“专政班”或“牛棚”边劳动，边受审，其中不少人在被审查过程中经常遭到游斗、捆绑、斗打、罚跪、捆晒、关押、秘密审讯等，受尽折磨。“三办”工作由军分区傅享通直接抓。具体负责人：军分区先是梁聚俊，后是尹殿臣；地方干部是林运华（地委组织部副科长）。
5月24日，座落在钟山、贺县的平桂矿务局两派对立局面还未结束，贺县、钟山、富川、昭平4个县和梧州地市“联指”派和民兵在军分区的支持和一些县人武部的策划下，前后组织了约一万人到平桂围剿“4·22”派。这场围剿，规模大，斗争残酷，伤亡大，持续时间长。从5月24日开始到7月17日，历时50多天，“联指”派把分散在新路矿、里松矿、西湾地区、珊瑚矿这4个矿区的“4·22”派逐个击溃。至此，在梧州地区各地武斗全面结束。据有关方面统计，这次围剿，双方共死亡400多人，平桂局有223人是被“联指”派抓到后打死的。
在这次武斗中，围剿里松、新路矿是由贺县武装部带领民兵进行，围剿珊瑚矿区是由钟山的石龙、迥龙、同古、贺县的公会、昭平的樟木、黄姚等公社民兵和珊瑚矿“联指”联合进行。西湾是由钟山、贺县、富川、梧州市、地区及平桂局“联指”派和民兵参加了围剿。并成立前线作战总指挥部。总指挥：邹富金（平桂局“联指”负责人）。副总指挥：刘金辉（钟山县保红负责人）、刘泉江（钟山县革委常委、“保红”负责人）、申恒亮（贺县“保红”委员）、钟兆新（贺县“保红”总指挥）、杜海楼（梧州市“联委”负责人）、张炳坤（梧州市“联指”负责人）、杨子明（平桂“联指”负责人）。军分区副政委傅享通在地区“联指”武装班出发平桂时，对韦焕荣作了3点指示：一、不要乱杀人，二要注意后方，不要太空虚，三要做好梧州“联委”和“联指”的思想工作，回来搞大联合。5月底傅享通在贺县主持召开的贺、富、钟三县武装部领导会议上，决定把广州军区存放在贺县的各种弹药等战备物资运到钟山。钟山县武装部即发给民兵。7月初，李钱荣（军分区参谋长，后为副司令员）、李昆（钟山武装部副部长）曾参加研究攻打西湾及黄花山的会议。地专“联指”谭金锡也参加了这次会议。西湾武斗结束后，为表彰所谓参战有功人员，地专“联指”还于7月25日在专区礼堂召开了约有一千人参加的庆功大会。“联指”头头霍培强、陈维、杨家武、谭金锡主持，并分别为参战人员戴大红花，发纪念品。会后上街游行。
5月25日至30日，专区革委召开第一次全会。其中一个主要内容是布置“深入持久地开展革命大批判，把公开和隐藏的阶级敌人挖出来”。革命大批判的具体内容“就是批判以中国赫鲁晓夫为代表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批判其在广西和梧州地区的代理人所散布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黑货……，批判《今日哥达纲领》和‘邕江风雷’的《三·二九》声明等等”。同时指出：革命大批判要抓好活靶子，要“顺藤摸瓜”、“更好地开展揪黑手、查坏人的工作”。
6月3日，地专“联指”为了给不同观点的干部群众定罪，把在1967年11月成立的地专及各县“反迫害联络站”定为反革命组织，他们写了一份（关于梧州地区反迫害联络站初步调查报告》分送广西革筹、广西军区、梧州专区革委、梧州军分区、公、检、法军管会以及各县人武部，要求查处。使在《报告》中被点名的30多人有些受到审查迫害。
6月5日，梧州市在全市范围内将在武斗中的所谓纵火犯进行大游斗。地专“联指”由霍培强、陈维等人主持，在地专大院灯光球场召开“主动地不停顿地向阶级敌人进攻誓师大会”。会后用4部汽车把吴赞之、张国志等26人押上街参加市的大游斗。其中吴赞之数人被捆绑殴打。
6月11日至7月1日，梧州专区革委会和军分区党委在苍梧县石桥公社石桥大队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参加人员，有地、县革委领导成员，地专各机关领导班子成员，地、市各县、区、社部分专职武装干部共200多人。举办这次学习班的目的，据专区革委会关于开办学习班的通知和《梧州农民报》报道：是为了提高各级领导班子的“路线斗争和阶级斗争觉悟、认清阶级斗争新形势、新特点、新动向，加强阶级斗争观点，以便带领群众向阶级敌人主动进攻。”深入持久开展斗、批、改，要把各县领导班子建设成为“三忠于”（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革命化领导班子。学习班举办了阶级斗争展览，开展忆苦教育和“三忠于”活动。
6月上旬，专区革委大批判领导小组成立。在专区革委会政治部领导下进行工作，领导小组人员有陈忠先、陈维等。22日，经革委常委讨论决定成立“梧州专区革委会斗批改办公室”。（即由原大批判领导小组改为斗批改办公室）。地专各战线相应成立了斗、批、改领导小组。
斗、批、改办公室由专区革委第一副主任张容林和革委常委、军分区副政委傅享通直接抓。斗、批、改的任务和内容主要是全面反击“三右一风”（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右倾保守主义，右倾翻案风）和开展“三查一清”（查走资派幕后“操纵”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查五类分子破坏活动。清理阶级队伍），查黑线，斩黑手，挖黑班子。方法是分别举办专政对象、中层干部、全体干部学习班，同时组织干部大会批斗所谓走资派。
6月初，专区革委会成立后不久即开始筹建“梧州地专保卫红色政权指挥部”（简称“保红指挥部”）。在一次酝酿成立的会议上，军分区副司令员、地区公检法军管会主任李钱荣说：“上面有文件指出，成立‘保红指挥部’，要推广广东经验，不但地直机关要成立，而且8个县也要成立”。7月6日，地区“保红指挥部”正式成立，指挥长霍培强，副指挥长杨家武，谭金锡是地区公检法军管会派到该组织的负责人。为了统一行动，便于梧州军分区领导，7月20日，地、市联合成立“梧州地区保卫红色政权指挥部”。并且于当天上午9时在北山中山纪念堂举行有数千人参加的成立大会。专区革委主任张耀先，副主任张容林出席，并宣读了指挥部负责人名单。指挥长霍培强，副指挥长张炳坤（航运局干部），政委张耀先，副政委张容林。指挥部下设政宣、保卫、武装、后勤部等，地点设市海员俱乐部。在此前后，专区各县均相继成立“保红指挥部”。
专区“保红指挥部”成立后进行了一系列的非法活动。他们私设监狱，关押所谓有问题的人，仅地专机关，被非法拘禁的便有33人。对这些人，“保红”除用办学习班的办法诱使他们供认“犯罪事实”外，有的还被刑讯逼供、游斗。
8月19日，根据军分区指示，地、市联合的“梧州地区保红指挥部”分开，各自负责自己地区的“对敌斗争任务”。12日，地区“保红指挥部”发表第一、第二号公告，并印刷3000份散发各地。号召向“阶级敌人”进攻。1969年初，地区、各县相继成立“一〇·四”干校或“五·七”干校后，干部集中干校搞斗批改，地区“保红指挥部”活动也就停止了。
7月初，地专农口战线“联指”造反派，与贯彻专区革委石桥“抓阶级斗争”学习班精神为理由，首先在地专机关刮起所谓12级台风。他们对地委副书记吴赞之、副专员严敬义、李墨林、农村政治部主任晨光、农办副主任范克武、王献忱等一批领导干部进行抄家、“展览”、游斗。接着，各战线也对一些领导干部采取同样行动。7月9日，在地专“联指”头头霍培强、陈维人的策划下，在地专大院球场召开了一个“不断地向阶级敌人发动猛烈进攻誓师大会”，他们将整个地专机关的所谓走资派、叛徒、特务、反革命、牛鬼蛇神、二月逆流黑干将、小爬虫等125人挂上黑牌。集中在球场示众、照像、游斗。时值洪水上街，部分人还被拉到礼堂东侧罚站在水中。
在这次集中游斗后，一方面，有的被抄斗的领导被赶出书记、部长宿舍，在其地方每户给一间房间挤住。同时每人每月只发12元生活费。另外，责令一部分领导干部自己请小船到各有关地专单位向“革命群众”认罪、请罪、接受批斗。原财办副主任陈仁。有一天到专区粮食局“请罪”，刚走进会议室，便被该单位的造反派用拳、棒乱打致昏迷，后将其推出水浸的街道，幸好被一船家救起才免于一死。
7月中旬的一天，平乐县参加“4·22”派的桂庚生逃到地区印刷厂一熟人处，被该厂“联指”造反派抓起送梧州大厦5楼关押。地区工交战线造反派头头黎朝铿闻知后，当即与印刷厂黎海南等到关押地方进行审讯和斗打。20日，平乐“联指”派得知桂在梧州被抓起，随即派专车到梧州与黎朝铿联系，在研究对桂移交和处理的意见时，黎同意平乐方面提出的就地把桂杀掉的意见。23日在黎朝铿派人派车护送下，他们把桂拉往市郊进行杀害。
7月24日，专区革委和梧州军分区在专署礼堂联合召开“捍卫、落实毛主席批发的《七·三布告》和‘七·一八’批示誓师大会”。地专机关干部和军分区干部、战士共2000多人参加。专区革委第一副主任张容林、军分区负责人傅享通出席并分别讲了话。会后，向毛主席发了表忠书，表示要誓死捍卫“七·一八”批示，全面落实《七·三布告》。接着第二天。地、市又在市体育场举行有3万多名军民参加的大会。会上军分区负责人傅享通、专区革委常委杨家武分别讲了话，动员广大群众要进一步落实《七·三布告》和毛主席“七·一八”批示。会后进行游行。
7月26日，梧州专区革委会和梧州军分区联合发布题为“无限忠于毛主席，坚决贯彻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示照办的中央《七·三布告》”。其内容主要是：以最坚决态度，最快速度，最有力的措施，大宣传、大学习、大贯彻，深入开展三查（查党内走资派幕后操纵，查叛徒、特务反革命、查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的破坏活动），清理阶级队伍和开展革命大批判，向阶级敌人发起猛烈进攻，严惩一小撮阶级敌人，支持“保红指挥部”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的一切革命行动，号召受蒙蔽群众反戈一击，等等。这对以后各地乱抓、乱批、乱斗、乱杀人有很大的影响。
7月下旬至9月下旬，专区粮食局残酷批斗该单位10名干部（占全局总人数的28％），其中3人在批斗中被毒打至重伤，折磨至死。
8月9日，梧州专区革委会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中心议题是：“把坚决贯彻，全面落实全国布告当作当前最大的政治，压倒一切的中心，全力以赴，大战8、9月。充分发动群众向阶级敌人发动更猛烈进攻，给一小撮阶级敌人毁灭性的打击，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为此，全会作出了“关于全力做好宣传贯彻伟大领袖毛主席即将批示颁发的全国布告的准备工作的决定”。号召各级革委会“立即行动起来，切实做好宣传贯彻的一切准备工作”；要求“继续抓紧全面落实中央《七·三布告》和《七·二四布告》。深入开展‘三查一清’运动，把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统统拉出来”。
会后，各地积极传达贯彻了全会这一决定（注：全国布告后来没有发下）。
8月28日，专区革委会以梧革发（68）21号文批转钟山县石龙区全面贯彻中央两个布告，主动向阶级敌人发动猛烈进攻的做法，使该区在“三查一清”中破获所谓暗杀集团，查地下黑班子，揪黑手，斗首恶分子等的派性斗争手段得以推广。这是贯彻《七·三布告》在梧州地区的具体化，是对专区革委第二次全会作出的“大战8、9月，充分发动群众向阶级敌人发动猛烈进攻”决定的具体实施，后果极其严重，大大助长了当时各地乱斗乱杀人事件的发展。
9月5日至18日，梧州专区革委会和梧州军分区在梧州联合召开首次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参加会议的代表约2000人。梧州专区革委主任、军分区政委张耀先，革委第一副主任张容林、军分区副政委傅享通、副司令员孙洪、杨向荣、革委副主任谭光以及梧州市革委副主任黄德明出席了开幕式。张容林致开幕词，张耀先作报告。
这次大会主要内容和任务是总结和检阅全地区“文革”以来两年中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实现“三忠于”、“两化”（革命化、军事化）的成绩和经验；大力开展颂忠、表忠、学忠、树忠活动，把“三忠于”的认识提高到新高度，向忠字化进军，攀登忠字高峰，把“三忠于”、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群众运动推向更新阶段。
会议期间，有32个单位代表进行了“讲用”，全体代表参观了专区革委举办的“三忠于”和“阶级斗争”展览馆。以及钟山县羊头区革委会举办的“宝书发行”展览馆。会议最后一致通过向毛主席发致敬电，并向全专区发出《向忠字化进军，攀登忠字高峰》的倡议书。
大会结束后，各级各地积极宣传、贯彻会议精神。至年底，全专区广泛开展了一个“三忠于”的群众运动。如各家各户设宝书台，朝请示、晚汇报，跳表忠舞等。
10月6日专区革委会发出《关于开办原地专机关各战线、单位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开展斗批改几个问题的决定》，对原地专机关斗批改工作，决定由专区革委会斗批改领导小组（斗批改领导小组成员：张容林、傅享通、卢洪贞、霍培强、伍必柱）负责，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具体管理斗批改工作，并从有关战线抽调人到办公室作工作人员，办公室由陈忠先、陈维负责。
10月19日，专区革委会根据毛主席关于工人阶级必须占领教育阵地的指示，组织首批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苍梧中学，行前，地直机关职工干部一千多人集会欢送。会上，专区革委常委霍培强讲了话，革委第一副主任张容林给工宣队赠送了纪念品。此后，地区及各县陆续分别组织70多支工宣队进驻文化教育单位，领导上层建筑的斗、批、改。
10月27日至29日，地区召开政治工作会议，研究落实毛主席关于教育革命的指示，开展农村教育革命问题。专区革委会副主任里林在会上讲话，她强调“要由贫下中农掌管教育大权”、“不能再由教育部门的同志去管”，否则“就会复旧，就跳不出老框框”。要给“小学教师再教育”、“要学石桥永安大队方法，办学习班，抓活靶子，开展革命大批判，批判中国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来改造教师思想。“教育领导机构要打破，统归区社革委领导，由贫下中农管理”。专区革委会第一副主任张容林在总结谈到课程改革时则说：“中心是上好毛泽东思想课，一个阶级教育课，一个劳动课，文化课要突出政治，要让贫下中农上课，把课堂搬田头、工地。老师学生要参加大队的政治运动，密切配合政治运动教育学生，不能关门办学。”
10月28日，根据毛主席“干部下放劳动”的指示，专区革委会决定在贺县信都成立“104”干校，首批170名干部29日出发前往进行筹建工作。为造声势，专区革委会于28日晚在大院灯光球场举行有一千多人参加的欢送大会，29日早出发时又列队敲锣打鼓欢送。
12月24日，地区革委会转发藤县金鸡公社新民大队红旗生产队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经验。说该队学校“对旧的教育制度和旧的教学方针、方法进行了彻底的改革”、“甩开了旧课本，把毛主席语录本，‘老三篇’和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当作主要的课本”、“阶级教育是这个学校经常进行的一门主课，参加劳动也是这个学校的一门重要课程”、“这个学校教育革命搞得比较出较出色，一条很重的经验就是贫下中农牢牢地掌握了教育大权，直接管理学校的斗批改”。
当时推广这些经验进行的“教育革命”，严重地影响了学校的正常教学，教育质量普遍下降。
元月5日，专区公、检、法军管会在专区招待所门前召开公审大会，以“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军”、“破坏革委会”等罪名，判处孔宪春（组织部组织员）、梁世华（工商物价科办事员）等4人3至7年有期徒刑，判处黄国伟（专区商业局办事员）管制3年。这是地专机关从派性出发造成的冤假错案，这些干部后全部宣告平反。
元月10日，地专机关干部除留下坚持日常工作的外，其余全部下放到“104”干校，共1080人（其中职工15人）。所有所谓走资派、牛鬼蛇神等被审查对象亦被押送到干校，编为专政班。学校以军队建制编为7个连队，下设班、排。另成立专案组，负责对下放在干校的“牛鬼蛇神”的审查工作。
干部在干校期间，除参加劳动外，主要是进行斗、批活动。专区革委第一副主任张容林、革委常委、军代表傅享通直接在校掌握斗、批、改。革委常委卢洪贞、霍培强、伍必柱也参与领导工作。
在干校凡被审查的对象，均入另册，住进“牛棚”，受专人看管，共198人。这些干部被扣上各种莫须有的罪名，经常遭到批斗和审讯，并在劳动中受到折磨。其中有21人曾作敌我矛盾定案处理，相当长的时间蒙受不白之冤。此外，有3人因经不起批斗而自杀。其中1人未死。
该校随着斗、批、改和整党任务的完成，从1969年8、9月起，在校干部逐步回到原单位或被分配到其他单位和县，为适应处理学校遗留问题和正常工作开展的需要，干校于9月成立校革委会，校革委主任董宽贵（专区法院审判员），第一副主任李金铭（地委组织部副部长），副主任叶上青（专区林业局副科长）、雷家煊（专区农业局副局长）。军代表有徐庆才（昭平县人武部副政委）、陈日新（苍梧县人武部参谋）。
以后由于各级、各单位的工作逐步恢复正常，在校干部又随之逐步被抽回机关。到1974年10月，干部分配工作全部结束，学校停办。
2月4日，根据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指示，专、市初、高中毕业生大批下到农村去插队。到7月止，专、市及各县包括“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后下去的，总计有11000多人。
3月25日，专、市革委会和军分区在市一中操场召开批斗贺希明（区党委书记处书记）、霍泛（区党委后补书记）、傅雨田（区人委副主席）、谢王岗（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袁家柯（南宁市委副书记）大会。参加人员除专、市干部群众外，还有昭平县贫下中农和专区各县代表，共11万人。大会把这5个领导干部作为“刘少奇复辟资本主义在广西的代理人，总祸根”，是“牛鬼蛇神的黑后台”来批判。为了上挂下联，大会还把地区吴赞之、张国志、肖抗利、梧州市梁成业、杨林、关照（市委宣传部长）拉来陪斗。在此前后的3月8、21、23、28、30日和4月7日，蒙山、岑溪、苍梧、藤县、贺县、昭平、富川等县也分别在各县城开大会对上述5人轮番批判。参加人数共40多万。同时各县在批斗时也和其他地方批斗那样，把各地的所谓走资派、叛徒、特务拉来上挂下联陪斗、亮相。
4月1日，党的“九大”召开，当日晚11时半，专、市4万多人举行游行和集会庆祝，专区8个县以及各公社、厂矿，也于当晚直至2日中午，分别在各县城，各墟镇游行庆祝。人数共达100万人。另外，各县还组织了14000多人宣传队到各公社、大队进行宣传大会公报。4月24日晚代表大会闭幕时，专、市干部、群众9万多人在当晚12时上街游行欢呼至25日凌晨2时，之后分别在梧州大厦广场和市体育场集会庆祝。
在这次党的九届大会上，我地区贺县黄石大队支部书记盘美英，被作为“文革中坚持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瑶族女代表选为九届中央候补委员。为提高这一“代表人物”的威望，专区革委会在1970年派了一个工作组到黄石大队蹲点，拟使这大队成为一个“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典型。
根据毛主席提出的“五十字”整党建党纲领和“吐故纳新”、开门整党等指示，地专机关于4月前后开始进行整建党。负责领导这一工作的是专区革委斗批改领导小组，有时也以专区革委整党建党领导小组名义，处理具体事宜的则是斗批改办公室。为了便于开展地直机关的整建党工作，在3月4日，经专区革委整建党领导小组决定，地直机关另成立整建党领导小组，组长何文普，副组长司徒绍光，成员有卢洪贞、刘玉阁（直属机关政工组组长）、林运华。
整建党的具体做法和过程：3月25日，专区革委斗批改领导小组发出整党建党计划，之后，分别向在“104”干校劳动和留守机关的党员、干部动员，组织学习有关文件，开展大批判，批所谓“黑修养”、“黑六论”。5月1日，以“104”干校连队为单位，成立各战线整建党领导小组，以干校为中心集中进行。
在4月7日动员整党的全体干部大会上，张容林强调要把毛主席建党路线交给广大群众掌握，号召“广大党外同志要主动投入整党建党中去，不要以为整党与己无关，是党内的事”。要实行开门整党，“共同学习毛主席建党路线，共同批判刘少奇的建党路线，共同批斗混进党内的敌人，共同讨论吐故纳新，共同研究整党建党工作”。
在整党过程中，“104”干校各连队首先对能否恢复过组织生活的党员进行审查，能恢复的，可以参加正常的整党建党活动，不能恢复或暂不能恢复的只有受审、受批而不能过组织生活。据统计，当时集中在干校参加整党的党员有441名，而其中暂不能参加过组织生活的便有116名。
经过一段时间的整党，专区革委整党建党领导小组根据“九大”通过的新党章，于1969年8月4日批准吸收了地直单位26人为正式党员。
与地专机关整党建党的同时，各县县直单位也采用同样的做法进行整建党。但农村和一些企事业基层单位的整建党则较前，1968年9月已开始试点，1969年2月陆续铺开，到10月初统计，全专区2065个支部，有1534个已经结束整党，其中农村支部1289个，结束1096个，占农村支部85％。对于整建党较早的支部，党的“九大”以后，地、县、社各级革委会整建党领导小组根据“九大”通过的新党章和毛主席对整建党的一系列指示进行了检查补课。
6月19日和7月2日，专区革委下文通知，把地直单位的宋朝友、谭西林、黄明贞等27名干部定为历史反革命、叛徒、特务、阶级异己分子、坏分子，作敌我矛盾处理，造成一批错案。后逐步平反。
10月12日至16日，专区革委会召开革命大批判工作会议，参加人员有各县、区直厂矿革委会负责人和县、社蹲点干部，会议主要内容是学习毛主席和林彪有关革命大批判指示，学习“两报一刊”的《抓紧革命大批判》、《为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社论；交流大批判经验，部署在农村、机关、学校各个领域开展革命大批判的内容与做法。其中特别强调要把大批判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抓好机关这个薄弱环节。会后发了会议纪要，各级也分别召开会议贯彻。
10月25日，专区革委会将区革委发下的238万5800枚毛主席像章及毛主席语录章分发各县，赠送给贫下中农。
2月5日，毛主席批发的中共中央中发（1970）四、五、六号文件（即中共中央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通知，因这3个文件是2月5日批发的，故总称“二·五”文件）下达后，专区革委根据自治区革委的部署，发出了关于贯彻执行中央“二·五”指示的意见，号召“上挂下联，批判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批判资本主义倾向，批判资产阶级生活作风。彻底肃清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余毒”。各级领导闻风而动，层层成立领导小组，组织宣传队深入开展大宣传、大动员、大学习。据统计，全地区有194万人听了中央文件的传达，占应听人数90％以上；到3月中旬止，全地区共举办了45000多期学习班，参加学习有130多万人（次）；与此同时，全地区印发了典型案例一百多个，发动了158万多人开展讨论；3月12日，全地区分作200多个点统一召开公判大会，计有130多万人参加。通过以上活动，接着掀起一个大检举、大揭发、大批判、大清理高潮。到3月底，按当时政策界限统计，全地区共破各种案件559件，挖出阶级敌人1517名，其中现行反革命分子413名，历史反革命分子598名；揭出犯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行为的人14,342名，金额达322万多元，其中1000元以上的518名，5000元以上的22名，10000元以上的16名。此外，在3月27日晚，全地区统一行动，全面进行户口大清查，总共查出无证或假证明的外来人员1401名，缴获长短枪12枝，粉枪142枝，子弹650发，炸药87公斤，雷管187个，并当场破获各种案件118起，查出贪污、盗窃赃物一批。
为了进一步把“一打三反”运动搞深搞透，处理好各种案件，专区革委“二·五”领导小组于4月4日召开了各县、矿、校、专直机关革委领导和“二·五”办公室负责人会议。会前参加了苍梧县革委召开的宽严大会，会上分析了运动形势，总结经验，找差距，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
2月24日，专区第一个按“九大”通过的新党章建立起来的公社党委——岑溪县水汶公社党委成立。当天，该社16000多人集会庆祝。此后至1971年3月，全专区公社一级党委全部重新成立。
4月，根据中央关于清查“五·一六”的“三·二七”指示和在自治区清查“五·一六”领导小组的部署下，梧州专、市首先在内部联合成立了专、市清查“五·一六”领导小组。组长张基（梧州军分区政委、专区革委会主任张耀先调走后继任专区革委会主任），副组长高洪俊（军分区司令员）、傅享通（军分区副政委），成员有高明远（军分区副司令员）、周树忠（军分区副司令员）、李钱荣（军分区副司令员）。
该组织的主要任务是，把在“文革”期间一些群众组织干过的一些错事当作“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罪行进行清查。为便于清查工作的开展，1971年3月20日，专、市分别成立领导小组。专区领导小组组长张基，副组长张容林，成员高明远、李钱荣、李臣、孙开元。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李钱荣兼任主任。对外称“专区革委三办二组”。各县相应成立清查办公室。全专区共抽调233人组成专案队伍，其中有军队“支左”干部参加。清查时间共3年多，共清查出所谓的大小事件34起，其中列为重点的10起，涉及干部、群众数百人。被立案审查的有72人，内有干部45人，教师7人，工人6人，学生13人。这些被审查的对象，受到非法虐待。在地直被立案审查的33人中，有23人被秘密逮捕关押，并被抄家，有10人被隔离审查。受关押的人中，被关押一年半至2年的12人，半年至一年半的8人，3个月至半年的2人。这些被关押的人在关押期间，有的被捆绑斗打，有的被饿饭、吃臭饭，还经常遭到日夜的轮番逼、供、信。关押的房间，门窗封死，不透风，不见光，大小便在里面。有的受不了这种折磨，其中3人精神一度失常，欲自杀未遂的4人，老婆离婚的1人，昏迷1人。
6月1日，作为梧州专区革委会机关报的《梧州农民报》停刊。该报5月31日刊登的停刊通告称：这是根据区革委关于集中力量办好《广西日报》的指示而停刊的。
7月10日经自治区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批准，专区革委会成立党的核心小组，小组组长张基，副组长张容林，成员有：高洪俊、何文普（军分区副政委）、杜竟明（专区革委副主任）、高明远。在小组成立前，整党建党事宜由专区整党建党核心组行使党委职能。
10月13日，富川县召开第二次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新县委会。正式委员22名，候补委员3名。县委书记王凤岐（县委书记），副书记李景文（县武装部长）、任现春（县委副书记）。
10月15日，岑溪县召开第四次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新县委会。正式委员27名，候补委员5名。县委书记郭景祥（县武装部政委），副书记吴亦平（县委副书记）。
12月6日，昭平县召开第四次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新县委会。正式委员26名，候补委员3名。县委书记冯振华（县委书记），副书记张振清（县武装部部长）。
12月10日，蒙山县召开第四次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新县委会。正式委员22名，候补委员3名。县委书记万梦章（县武装部政委），副书记李选殿（苍梧县长、革委第一副主任）。
12月31日，苍梧县召开第四次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新县委会，正式委员30名，候补委员5名。县委书记李坤（县武装部长）。副书记孙殿臣（副县长）。
元月初，苍梧县夏郢公社以一平二调的方法，采用人海战术，集中全社14000多劳动力在该社天鹅山大战17天，开辟了57个山头，造田造地1800多亩。《广西日报》于2月9日，以“反骄破满学大寨，天鹅山上绘新图”的通栏标题和横贯头版的大幅照片报导了这一件事，轰动了全地区以至全自治区，吸引了各级不少干部前往参观。之后，各县社即以夏郢为样版，不从实际出发，不因地制宜，不讲效果，组织群众开山辟岭，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极大浪费。
元月11日，藤县召开第四次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新县委会。正式委员28名，候补委员5名。县委书记周会敏（县武装部政委），副书记黄海源（县委副书记）。
元月14日，贺县召开第四次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新县委会。正式委员27名，候补委员5名。县委书记陈金岭（县武装部政委），副书记孟占川（苍梧县委书记）。
4月7日，钟山县召开第四次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新县委会。正式委员26名，候补委员3名。县委书记王建民（县武装部长），副书记晨光（地委农村部长）。
4月29日至5月18日，地区革委党的核心党小组根据毛主席“批陈整风”（陈伯达）的指示，在梧州召开有各县、各地直单位党员领导干部参加的“批陈整风”会议，到会270人。接着，又于5月28日至6月12日召开同样的会议内容主要是批判陈伯达反党言论。地区党员干部会议结束后，各县和各地直厂、矿也根据区党委关于扩大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逐级召开党员干部会开展“批陈整风”。
5月15日至19日，专区革委党的核心小组召开扩大会议。根据自治区的部署，核心小组对清查“五·一六”、清理阶级队伍作了具体布置。会议强调清理重点是地直单位；要办好专政对象学习班，做好专案审查工作，开展政策攻心。要通过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把“五·一六”分子挖出来，消除派性，等等。
5月29日至6月2日，梧州地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在梧州召开。出席会议代表605人。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共梧州地区第一届委员会（区党委6月7日下文批准）。委员共56人。其中正式委员47人，候补委员9人，并且在6月3日举行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选举产生了常委会和正副书记。常委10名：张基（梧州军分区政委、专区革委主任）、张容林（党委书记、区革委第一副主任）、高洪俊（军分区司令员）、何文普（军分区副政委）、杜竟明（副专员、专区革委副主任）、高明远（军分区副司令员）、谭光（专员）、里林（女，地委副书记）、李钱荣（军分区副司令员）、岑国荣（地办主任，原名岑家荣，“文革”初期改为岑国荣，以后又改回岑家荣）。地委书记张基，副书记张容林。
9月13日林彪事件后，地委根据区党委的布置，召开了各级各种会议进行传达中央有关文件，开展“批林整风”。
10月12日至14日，地委召开常委扩大会，参加人员有各县委、各县人武部、地直各单位领导干部，共113人。会议内容主要是传达中央（71）57号文（关于林彪事件）。紧接着，各县于16日至22日召开县委扩大会传达，大队支部书记以上干部参加，全地区共7574人。
中央（71）68号文件发下后（即毛主席批示照办的7个文件），10月31日地委召开了三级干部大会传达。会后各县于11月2日至6日，采用训干形式组织基层干部学习。参加人数全地区共83075人。训干结束，6日至15日向群众传达，听众全地区达1588575人。
12月11日，中央接着发出了（71）77号文件（即林彪反党集团材料之一），地县收到后，根据区党委的部署，先党内后党外，先干部后群众分别传达，全地区共有1544752人参加了学习文件。
2月3日开始，在全地区范围内逐级传达中央（72）4号文件，批判林彪反革命政变纲领《571工程纪要》。3日至12日，各县、厂矿分别召开三级干部会，时间8至10天，全地区6300多人参加。接着在18日至25日，以公社为单位训干。2月23日至3月5日，各地先后向群众传达，听众达1615503人。为了组织群众批判这一反革命纲领，地、县、社三级抽调了4762人组成宣传队分别深入大队、生产队。
3月8日，地区革委会在保留原政工、生产、办事、保卫四大组的情况下，逐步恢复地区一级的各职能局。4月，县一级也相继恢复建立。
3月31日，富川县共青团委成立，这是我地区经过“文革”动乱后第一个恢复的县一级共青团员组织。此后4至9月，苍梧、藤县、岑溪、贺县、昭平、钟山、蒙山也相继召开团代会，选举产生共青团县委。
8月14日至9月4日，地、县委及各大厂、矿分别召开支部书记以上干部会议，贯彻中央“批林整风”会议精神，学习毛主席写给江青的信等。以后至11月15日，地、县抽调了公社以上国家干部2900多人深入大队、生产队，向广大基层干部、群众传达并组织学习，再度掀起“批林整风”高潮，前后历时60天。
这次传达和学习的重点是毛主席给江青的信，其中关于“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过7、8年又来一次”，“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以及“7、8年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今后还要多次扫除”等的所谓阶级斗争规律理论。使广大干部、群众在思想上又造成一次混乱。
10月21日至12月24日，藤县、蒙山、昭平、贺县妇女联合会先后恢复成立。
元月4日至14日，岑溪、富川、钟山、苍梧县妇女联合会恢复成立。
4月22日，共青团在梧州召开了建国以来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议选举产生了共青团梧州地委，后经区党委批准于5月5日正式成立。
7月6日，梧州地区妇联在梧州召开了建国以来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新的地区妇女联合会。后经区党委批准于7月27日正式成立。
9月中、下旬，地区及各县革委会撤销办事、政工、生产、保卫四大组。按“文革”前党政的机构建制重新成立地、县党委和政府（革委）的部、委、办。并任命一批在“文革”中“靠边站”的老干部担任领导职务。
9月12日至10月27日，地区所属8个县的总工会重新成立。
9月中旬，地、县委开始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10月25日至28日，地委召开工作会议布置，全面铺开，要求认真贯彻“十大”精神，深入开展社教运动，要组织干部学好“十大”文件，城乡配合，上下结合，打击资本主义势力，堵塞资本主义漏洞。
11月2日至12月19日，藤县、岑溪、钟山、贺县、苍梧、蒙山、富川等7个县，通过召开贫下中农代表大会，产生并经地委批准成立县贫下中农协会。昭平县则于74年元月7日成立。
2月2日至8日，地委召开四级干部大会。这次大会，原定内容是学习大寨的，但适逢毛主席批发的中共中央中发（1974）1号文件（即《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要立即贯彻。因此，改为“批林批孔”四级干部大会。会后各级党组织及时向广大干部、群众传达中央1974年一号和二、三、四号文件，发动干部、群众采用大字报和会议形式。“口诛笔伐”，开展群众性的“批林批孔”运动。
3月16日至21日地委召开有各县县委书记、县人武部政委（或部长）、地直厂矿党委书记和地直部、委、办领导参加的扩大会议，布置深入开展“批林批孔”。5月下旬地委召开农村“批林批孔”经验交流会，县、社党委书记、人武部长、部分大队党支部书记和地直各部委办负责人共207人参加。5月31日地委副书记孙立海在会议总结布置工作时要求要紧紧抓住“批林批孔”这个中心，正确联系阶级斗争实际，进一步解决农业方向道路问题。要继续深揭深批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罪行，深揭深批林彪反党集团重要成员韦祖珍（区党委第二书记）的反党罪行（按；区党委已于1981年7月13日发出桂发（81）46号文给韦平反）。深揭深批林彪反党集团阴谋活动有关的人和事。要着重联系解决3个问题：1、揭露和批判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2、批判资本主义倾向。抓各地突出的资本主义倾向，如旱地作物包产到组到户，副业单干等。3、批判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反动思潮，热情支持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指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合作医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和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典型等）。9月上旬开工交战线“批林批孔”经验交流会。
5月9日至15日和7月19日至24日，地委召开有部、委、室以上领导参加的常委扩大会议，开展“批林批孔”，会议要求贯彻中央12号文件和区党委104号文件精神，联系地区实际，批判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揭批韦祖珍的反党罪行，揭批修正主义路线回潮现象，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3月区党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后，地委研究了贯彻落实的办法和措施。地委成立落实政策领导小组，地委常委孙开元任组长，地区公安局长兰威任副组长。各县、厂矿成立了相应组织，进行处理干部、职工在“文革”中的非正常死亡问题。当时全地区曾对2860名干部、职工作了政治结论及经济处理，对农村群众的非正常死亡也进行了摸底调查，但由于受“左”的路线影响还未肃清，加上工作量大，这次处理很不彻底。
2月17日至20日，梧州地区第一次贫下中农代表大会在梧州召开。出席大会代表共1425人。会议选举并经区党委批准后成立梧州地区第一届贫下中农协会。委员72名，常委18名。张朝德为主任，黄汉芬为副主任，潘容仁、谢永兴、陆德枝为兼职副主任。该协会成立后，曾召开过第二届代表大会。1982年8月7日，为了把贫协发展成为农会，地委决定成立地区筹备委员会，孟占川（地委副书记）任主任，古石金、秦仑岚任副主任。1983年5月撤销。
9月中央召开全国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后，地、县、社分别召开了会议贯彻，使过去在“左”的路线影响下的一套“左”的做法继续在农业战线推行。根据区党委的部署，主要是开展了一场大打批资批修的总体战，把多层次的各种经营方式视为资本主义倾向。“割资本主义尾巴”，不准集体产品上市，不准自留地生产商品，限制农贸市场，收“野马副业”等等。苍梧县还提出要象大寨那样，取消自留地，并进行了试点，说什么“宁愿吃社会主义的盐，也不吃资本主义的菜”。由于这些“左”的做法，导致广大农村有粮无钱，农民增产不增收。有的县市场副食品奇缺，给群众生活带来许多困难。
根据区党委的要求：为了把“总体战”打好，并持续下去，以达到“普及大寨县”的目的，在继续开展学大寨运动中，各级党委首先在党内和领导班子内开展整风。学习“资产阶级就在党内”、“走资派还在走”等论断，批党内、批领导班子内各种资本主义倾向，为使学、批深透，地区还印发了82个与资产阶级，与资本主义作斗争的先进典型材料和一些犯有资本主义错误的案例供学习，使大家在这些所谓正反面的教材中得到教育。全地区一年多来，通过整党，共集训了农村党员54227名，占农村全部党员80.7％。其次，在广大群众中，一方面在思想上开展批资批修，另一方面在组织上对犯有“资本主义行为”的人进行处理。据统计，在一年多的批资批修总体战中，全地区共处理各种案件7998起，n433人，收回外出搞“野马副业人员”15153人。
12月18日至19日，地委常委开会学习和研究贯彻中央（75）23、24、26号文件（即毛主席批发的“打招呼讲话要点”等）。接着于21日至23日，地委召开各县委正副书记、平桂局、东南金矿书记、军分区部以上和地直部、委、办领导干部会议传达，部署反击右倾翻案风。
元月9日，人民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逝世。我地区各级党组织和革委会原准备召开追悼会和进行吊唁活动，后于14日接区党委办公厅转来周恩来治丧委员会办公室13日的通知：“对周恩来逝世各地不组织吊唁、开追悼会、戴黑纱活动”。这样，在“四人帮”的干扰和阻止下，使原计划不能顺利进行，但他们的倒行逆施，并未能压抑广大干部、群众对周总理的崇敬与悲痛，很多地方仍设灵堂，送花圈，并戴黑纱进行吊唁。地直单位在原地委第一会议室设灵举行小型吊唁仪式。接着又在地区礼堂举行追悼会，戴黑纱、奏哀乐典、献花圈。事后，各单位还在地委大院出墙报、写诗悼念。
4月7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中共中央两个决议（即中央任命华国锋为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和广播了镇压所谓天安门反革命事件后，我地区从城镇到农村，从机关到学校，从厂矿到农建工地，广大干部、群众连夜进行讨论和贴大字报，表示热烈拥护。接着地委发了拥护两个决议的通知。8、9日，地市联合举行有45000多人和8万多人参加的两次群众大会。8日至11日，地区8个县和平桂局、东南金矿以及许多公社、大队也分别举行共约有40多万人参加的群众集会和游行，一方面拥护中央两个决议，另方面则声讨所谓邓小平的反动罪行和“天安门反革命事件”。在各县召开的大会上地委、地区革委领导分别到各县参加。
5月8日，地委根据区党委的布置，发出了《关于彻底追查所谓总理遗言等反革命谣言》的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负责人亲自抓这件事，并要在各基层单位成立追查领导小组，组织群众学习公安部（76）12号文件。地直单位由地办具体部署。这一行动没有获得什么结果不了了之。
9月9日，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当天下午，全地区广大干部、群众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的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国务院、中央军委《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并立即进行座谈讨论。
11日至13日，地区各级党、政、军、企、事业单位、人民公社均举行隆重的吊唁活动，参加吊唁有102万1000多人。
18日，全地区各级举行追悼会。参加追悼大会人数达204万多人。梧州地、市联合召开的追悼会会场设在市一中操场，参加大会的8万多干部、解放军指战员、职工、群众，从上午6时开始进场，下午4时才结束。大会由地委书记张容林主持，梧州市委书记王恩厚在大会收听中央广播电台广播首都群众追悼大会实况后致悼词。
19日，参加地、市追悼会的地委、地区革委委员、候补委员，继续学习《告人民书》和华国锋在首都举行追悼会上所致的悼词。
10月16日，地委在贺县召开学习毛泽东思想、深入批邓经验交流会。参加人员有地、县、社队及各厂矿代表。会议开始，由地委副书记冯振华作报告，会议期间，有26个代表在大会上作专题发言，主要内容是批判邓小平《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的所谓“三株大毒草”。会议最后，地委副书记孙立海作了总结。
打倒“四人帮”后，地市于10月24日上午在市体育场联合举行隆重的庆祝大会，热烈庆祝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的伟大胜利。
参加大会的干部、群众共8万多人，地、市、军分区领导全部出席。大会由地委书记张容林主持，市委书记王恩厚讲话，还有各方面的代表在会上发了言。会后举行浩大的庆祝游行。
10月23日后，地委、地区革委、军分区以及地区8个县的县委、县革委、县人武部，分别联合向党中央和华国锋发了致敬电，一致表示坚决拥护中央的决定。
11月16日上午，地直机关在地区礼堂召开声讨、批判“四人帮”反党集团罪行大会。地区党委、革委及地直各单位领导、干部、职工共800多人参加。会上地委副书记冯振华讲了话，地办等十个单位代表作了批判发言。
11月22日，地委召开常委扩大会，部署开展批判“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参加人员有地直各部、委、办领导、各县委5名常委，平桂矿务局、东南金矿党委书记。
12月16日至19日，梧州地区第一次工人代表会在梧州召开。出席代表506人。大会选举产生并经上级党委批准成立梧州地区总工会第一届委员会。霍培强任主任，杨治清、张延年、钟家育、陈燕芳任副主任。
打倒“四人帮”后，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根据党中央的有关方针、政策，地、县委在各方面进行了大量的“拨乱反正”工作，但由于“左”的错误影响，因而在一段时间内，在贯彻中央的一些重大决策上曾经历了一个逐步认识的过程。这主要反映在下面两个问题上。
1979年冬，为了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两个决议，一些规模过大的生产队要求分队，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但当时各级不少领导却认为：生产队分得过多过小难于管理，不利于巩固和发展集体经济，因此，县、社即划框框，下达控制数。如在1980年5月1日至3日地委召开县委书记贯彻区党委会议精神时，就把分队作为一个重点问题进行研究。会议认为当时（到4月底止）全地区的生产队已由原来的21016个增至29745个，接近“文革”前31338个的规模，不宜再分。
与各地分小生产队的同时，在全国其他地方试行生产责任制的影响下，我地区一些生产队也推行了这一做法。首先是昭平县黄姚公社有几十个生产队这样做了。据统计，到1980年4月底，全地区把水田包产到户、到劳动力的便有1070个生产队。由于部分领导思想没有跟上形势的发展，在5月1日至3日地委召开的扩大会议上，有些同志仍认为包产到户到劳是单干，要刹住。
1980年9月，中央（1980）75号《关于进一步进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下达，这是农村开始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纲领性文件，各级党委均于10月召开二级或三级干部会议传达，并组织广大农民学习。但在传达、学习过程中，对中央提出3种责任制形式，领导思想仍然是倾向在我地区只能在维护生产队统一的基础上实行包产到组的“四定一奖”（定任务、定工分报酬、定质量要求、定完成时间、超额奖励）责任制，认为“双包”（包产到户、大包干）这种责任制只适合在分散山区或未解决温饱问题的地区推行，不宜普遍推广。
1981年春，在全国各地普遍推行“双包”这种责任制的再次影响下，昭平县全面推行了“双包”责任制，地区各地也有不少生产队冲破了各种阻力，自发地实行了这种责任制。这时，地委派出调查组总结了昭平经验，区党委主要领导接着也来昭平，了解情况，肯定了昭平的做法。其后不久，地委集中公社书记以上领导到地委党校再次学习中央指示，总结推广了昭平经验，从此，“双包”责任制全面推开。
1974年 月，地、县委按照自治区党委3月召开的常委扩大会议布置，曾先后成立地、县委落实政策领导小组和办公室处理“文革”中的非正常死亡问题，并取得一定效果。打倒“四人帮”后，根据党中央和区党委的有关指示，1980年9、10月间，地、县委成立落实政策领导小组，进一步对“文革”中的一些冤假错案进行纠正和平反，但由于“左”的思想和派性未肃清，因而多次处理都很不彻底。1981年4月，区党委召开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工作会议，地、县、社各级党委在通过学习会议精神提高认识的基础上，开始认真贯彻中央和区党委有关清理“三种人”和处理“文革”遗留问题上的决定、政策，并且把这一工作当作首要任务来抓，决心认真进行拨乱反正。经过1983年和1984年两年的时间，在区党委直接领导和区党委工作组的帮助下，我地区的“处遗”工作取得较好成绩，达到了中央和区党委提出的要求，妥善地处理了“文化大革命”遗下的问题。
具体做法和效果：
（一）地、县、社三级党委成立处理“文革”遗留问题领导小组。
地委领导小组于1983年3月5日成立。组长张文卿（地委副书记、专员），副组长陈仁（地委副书记）。成员有汪天铭（地区公安处长）、汪懋功（地区法院院长）、陈祖泽（地区纪检会副书记）。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负责处理日常工作。原地委落实政策办公室同时撤销。
1983年5月21日，为加强对“处遗”工作的领导，地委领导小组补充兰如青（地委宣传部长）为副组长，虞福涛（地区农办主任）、吴翔（地区计委副主任）为成员，并由陈祖泽兼任办公室主任（7月后改为吴翔负责）。
1984年初地委新班子成立后，地委“处遗”领导小组于6月25日作了相应调整。彭贵康（地委副书记）任组长，吴翔（行署副专员）、兰如青、虞福涛（纪委书记）、范克武（纪委副书记）任副组长，成员有汪天铭、汪懋功、钟庆坤（地区检察院长）、迟永山（组织部副部长）、李德杰（司法处副处长）、彭汉荣（纪委副书记）。严敬义（原副专员）任顾问。
（二）组织一支“处遗”工作队伍。
全地区共抽调1170名干部具体进行“处遗”工作，时间为两年。
（三）组织党员、干部、群众学习，提高认识。
“处遗”过程中，各级党组织反复组织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认真学习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文化大革命”部份，以及中央、区党委关于“处遗”的一系列指示、政策。并且联系实际，深入开展“广西和梧州地区的‘文革’运动是不是一场灾难，广西是否有一条正确路线”的大讨论，从而提高大家对彻底否定“文革”的认识。清理“左”的思想和派性，分清大是大非，为搞好“文革”处遗工作和巩固“处遗”成果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四）平反各种冤假错案，做好愈合伤痕工作和经济善后工作。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给党和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我地区一些县死人较多，造成冤假错案也不少，为了消除隐患，促进安定团结，地委根据中央提出团结一致向前看，一心一意搞“四化”的方针，一方面平反冤假错案，另方面努力做好伤痕愈合工作。
1、根据统计，全地区在“文革”期间被迫害致死的有5379人，其中地直单位21人。被迫害致伤致残的4410人（根据发补助款统计人数）。针对这一情况，全地区抽调了656名干部组成203个慰问组，分头做好思想工作，动员凶手和责任人上门对家属或受害者本人认罪，赔礼道歉。如全地区与死人有牵连的5984人中，有4893人上门认罪，其中4835人取得了遗属的宽恕和谅解。
2、全地区在“文革”中造成的冤假错案共1180件（其中地直380件），已全部得到平反。为了做好其他一些善后工作，全地区共补发和退赔给遗属以及受害者经费2994416.87元，（含企业单位自筹资金486568.74元），其中地直58200.72元，（含企业单位自筹资金38873.98元）；安置遗属子女在国营单位共532人，其中地直单位25人，另集体单位32人；回收合同工、临时工39人，其中地直6人。
（五）处理了“文革”中犯错误的人和清理了“三种人”。
全地区（苍梧县已拨归梧州市，不算在内）因在“文革”中犯错误而受审查的共6696人，其中地直单位233人。到1986年底统计，各种人的处理情况分别见下表。
1、地直立案数是总立案数的其中数，不属“其中”各栏目数。
2、被捕判和“三种人”已开除党籍的不包括在开除党籍栏数内。
来源：《广西“文革”档案资料（第十一册）》，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1987年11月。
****** 总计 其中 在总立案数中地直 国家干部 集体干部 工人 农民 共立案 6696 3899 83 467 2247 233 共结案 6690 3893 83 467 2247 233 捕判 182 78 2 8 94 4 三种人 17 17 x x x 3 开除党籍 1931 366 37 128 1400 24 开除公职 50 17 3 30 x x 开除留用 126 51 3 72 x 1 留党察看 648 264 11 23 350 19 撤销党内外职务 38 30 1 x 7 3 党内严重警告 540 339 7 14 180 10 党内警告 552 420 5 12 115 29 其他处分 305 208 1 96 x 19 记大过 119 119 x x x 免处 2058 1879 13 84 82 121 查无问题 124 105 x x 19 待处 6 6 x x x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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