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87-5-0 作者：中共钟山县委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
中共钟山县委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根据自治区党委和地委整党办的部署，编辑《钟山县“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简称《“文革”大事记》。目的是使全县的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深刻的认识“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从而进行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教育。进一步巩固“处遗”的成果。
编辑《“文革”大事记》的原则是：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精神，尊重当时的历史与事实，按照事情的原来面目，客观地加以记述。为了说明历史事实，文中对事件条目加上必要的评论或按语。
《“文革”大事记》是根据县里藏档，县档案局、整党办、纪检会保存归档材料为主编写的， 也采用当时的小报刊、书籍，以及在“文化大革命”中亲临其境，深受其害，耳闻目睹事件发生的老同志座谈记录资料，条目标明资料来源。
《“文革”大事记》主要记录“文化大革命”中全县各地、各个领域发生的有重大影响的事情，写出初稿交县委讨论定稿。然后汇编成册、归档和上报地区、自治区整党办备案，不公开印发。
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县委办、政府办、组织部、纪委会、档案局等单位的大力支持和协助。黎志强、赵允文、兰慰林始终领导和组织编写。叶文远、李乐群、覃绍忠、廖美兆、卢世明等同志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意见。周炳才同志帮助审核了初稿，在此，谨对他们表示谢意。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编写的时间仓促。编写中难免有错误和错漏的地方，请阅读者给予批评指正。
中共钟山县委整党办《“文革”大事记、大事件》编写小组1987年5月
1966年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开始。起初在意识形态领域，对一些文艺作品、艺术观点和文学艺术界一些代表人物进行错误的批判，最后发展到全局性的大动乱、大浩劫、大崩溃，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钟山县也毫无例外地从始至终受到极“左”路线的影响，发生了一系列的灾难性事件，给钟山人民带来了政治创伤。
1966年2月至5月，中央先后发出《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和5月16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钟山县先后传达贯彻了这两个文件精神。到6月初，尚未进入“文化大革命”。6月中旬，传达“韦国清同志在自治区文化大革命动员大会上的讲话”后，全县“文化大革命”开始。
1966年5月钟山县委宣传部杨旭松同志和刘绍霖、崔达等同志去南宁，参加“自治区文化大革命动员大会”，会上听了区党委韦国清同志的动员讲话录音。回来后，钟山县成立了“钟山县委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简称“县委文革小组”。在县委的直接领导下，领导全县“文化革命”工作，由周怀仁、粟文杰、杨旭松等同志组成。县委副书记周怀仁同志为组长，之后，县直各单位也相继成立“文革”小组，县委机关“文革”小组组长王富文同志；人委机关“文革”小组组长廖恕卿同志。
1966年6月15日~6月18日县直机关单位和区先后向全县干部、职工、师生及农村社员，传达了《韦国清同志在自治区文化大革命动员大会上的讲话》。我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此开始，从“声讨邓拓、陆地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的罪行”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揭发批判“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理人”，继而大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而一场“声势浩大、规模广泛”的政治大迫害迅猛掀起。
钟山中学作为全县面上“文化大革命”的重点，6月15日，学校召开传达、动员大会，并宣布停课全力投入“文化大革命”运动。17日，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向违反毛主席教育方针的歪风邪气开火！”（县档案局藏县委档案第153卷）
1966年7月13日原代县长黄文在县直机关全体干部职工大会上，对我县的“文化大革命”的纵向深入发展，做布置和动员，他说：“要迅速转入‘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揭发批判本县、本战线、本单位的‘牛鬼蛇神’，与‘资产阶级代理人’、‘牛鬼蛇神’作针锋相对的斗争”。“这个阶级斗争任务，主要是揭发批判、要积极写大字报”，从而大字报满城皆是，遍及全县每个角落，大批判接连不休。
（县档案局藏县委档案第153卷）
1966年8月由县委宣传部杨旭松同志带队，钟山县全体中学教师前往梧州，参加梧州专区中学教师集训学习，在以县分组学习会上，严维梠、刘绍霖、崔达同志受到错误批判。（据杨旭松、叶文远同志提供）
1966年9月初，钟山县参照北京清华大学附中成立“红卫兵”组织及各地的做法，在3所中学成立了“红卫兵”组织。当时各地“红卫兵冲击机关事件”时有发生。钟山“红卫兵”成立不久，机关也成立了“赤卫队”，以保卫机关，防止“红卫兵”冲击，县赤卫队长赵昌清。“红卫兵”运动最后发展到小学的“红小兵”，成为风云一时的群众组织。月末，经县委“文革”小组批准，县里组织“红卫兵”去北京串联，参加“国庆”接受毛主席的检阅。第一批去200多人，由罗仁康同志带队；第二批一百多人，曾继文同志带队。
（据叶文远、罗仁康、曾继文等同志提供）
1966年11月首次以“红卫兵”的名义出现大字报、贴出大幅标语要“揪牛鬼蛇神黄呈积”，成为钟山县第一个公开被揪的人。黄原是公安局西湾派出所民警，在西湾工作时犯了作风方面的错误，以后调城厢派出所，在红卫兵起哄大揪黄时，县“赤卫队”把黄看护起来，邱吉林在代表县委常委作关于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第二次（向造反派）检讨时说：“赤卫队把黄呈积看护起来，主要是怕黄被打，这是县委不相信红卫兵的一个错误。”
（县档案局藏县委档案第153卷邱吉林的第二次检讨和据叶文远同志提供）
1967年1月18日在红星广场召开的全县四级干部大会上，原县委书记邱吉林同志，第一次在全县性的公开场合被批斗。当时已起哄要揪“当权派”。会上，造反派要其出来检查，身兼武装部政委的邱平时很少穿军装，而那天下意识地穿起军装出场。以钟山中学何中平为首的红卫兵，令邱脱下军装，多数机关干部不同意这种做法，被说成为“保皇派”。会议僵持一阵，造反派请示武装部未获明确答复，最后强行脱下军装“暂时保管”，这次会议后，掀起层层揪斗当权派。运动步步深入，斗争愈加残酷，大批领导干部遭受迫害。
（县档案局藏县“处遗”办资料全宗6号目录2号第54卷和全宗6号目录5号第44卷，据叶文远同志提供）
1967年3月14日上海“一月风暴”的黑风吹到钟山后，“钟山县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行动委员会”（简称县“夺委”）成立，主任刘泉江，副主任周善立、黄文（后被清除出“夺委”）、陈应机，委员有黄绍华、莫宏坤、李启荣、程振缨、罗琳、钟凤兰、李云龙、粟秀、李乐群、莫勋林、杨春楷、刘忠山、何振飞。
3月14日上午，县“夺委”在红星广场召开大会，宣布“夺委”成立和夺县委“文革”的权。由部分“夺委”成员和红卫兵，冲进县委副书记周怀仁同志的家，强令其交出大印，周被迫捧着大印走上红星台当众交出。3月20日，县“夺委”发出《告全县人民书》，向全县人民“庄严宣布，钟山县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行动委员会，将行使我县文化大革命的一切权力，直到新的文革产生时为止”。至此，县“夺委”夺得全县党政领导权，直到县革委成立。
1967年3月19日根据中央指示，钟山县成立了以军队为主地方协助的“广西军区钟山县人民武装部‘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各区各单位也成立了“抓促”临时领导小组，负责领导“抓革命、促生产”的全面工作。
（县档案局藏县革委档案第101、103、104卷）
1967年6月24日刘玉铭根据桂林“联指”来电，授意望高区公所武装部长姚良宽和邱水源等人，在望高汽车站把桂林“老多”派送传单到平桂“井岗山”总部的赵代年（桂林外贸出口公司办事处驻平桂矿产品验收员）拦劫下车，由望高送到立头乡收藏，平桂“井岗山”总部来人要求放人，双方互不相让，很有发生武斗的势头，赵被秘密地转移到同乐乡再转移川岩，死于转移川岩路上的川岩矿场湖塘内，后惧怕桂林“老多”前来闹事发生武斗，6月28日，以公检法军管会名义写出《关于赵代年畏罪自杀的情况报告》，以瞒对方，成为赵代年“逃脱”“畏罪”自杀事件。
（县档案局藏资料全宗6号目录3号第48卷、县纪检会存刘玉铭、高恩生案卷）
1967年6月29日钟山县革命大联合筹备委员会成立，主任钟瑞鹏，副主任莫宏坤、何中平、陈瑞棠，委员有刘金辉、黄绍华、陈运平、罗琳、韦成福、刘星波等18人。名为“革命大联合”实质是组成了更大一派的群众组织，与“造反大军”（“四·二二”派）组织形成了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开始了由观点对立发展到相互残杀的激烈斗争，最后以“联指”派人多势众并得到军方支持取“胜”，“四·二二”派寡不敌众败阵而告终。
1967年8月30日以刘泉江为首的大筹委一帮人，早在大筹委成立时，为要枪“武装”自己，人武部“支左”人员周善立煽动他们“去有枪的地方要”。为了夺枪夺得“有理”，他们制造舆论说“四·二二”派要来夺县公安局的枪。于1967年8月30日晚，“大筹委”在刘泉江等人的策划下，带领造反派冲进县公安局，与公安局“联指”派的人里应外合，有组织、有预谋、有计划地把枪“夺”走，然后制造抢枪假象，共夺去长短枪50支。
（县档案局藏资料全宗6号、目录2号、第44卷，关于钟山县1967年8月30日夺枪事件的调查报告）
1967年9月13日县直两派群众组织，一攻一守抢原代县长黄文。当时县委、人委主要领导邱吉林、周怀仁等同志被揪斗后靠边站。黄文成为两派一保一打的中心人物，两派群众组织派出人员外调，证实黄文有变节行为，以钟瑞鹏为首的“保黄派”（“大筹委”），把黄文看守在百货公司，“造反大军”就去冲，要抢黄文来批斗，当晚“大筹委”在红星台召开大会批斗黄文，后拉下红花及各区游斗。黄文原是县“夺委”副主任，10月9日县“夺委”决定清除黄文夺权委员会职务。黄文的问题由革命造反派处理。
（县档案局藏处遗办资料全宗6号目录5号第44卷，藏县夺委1967年档案资料，据叶文远、杨旭松同志提供）
1967年10月23日县人武部“支左”人员周善立、“大筹委”刘星波等人到石龙主办的《红农战报》，以“石龙区《卫东彪》野战兵团”的笔名（经“处遗”查实），发表了题为《石龙造反大军是土匪大军》的给贫下中农的一封公开信。挑拨说“钟山、石龙造反大军受反革命组织——‘五·一六’、‘反共救国军’的操纵，正在打枪磨刀、组织暗杀团，准备夺枪，挑起大规模武斗，对贫下中农、土改老根子和革命干部下毒手”。煽动要“行动起来，坚决和土匪大军决一死战”。为石龙、董家洞及钟山各地的两派相争推波助澜，制造紧张气氛，最后大批抓人杀人，结下了恶劣后果
（县档案局全宗6号目录2号第4卷，影印件《石龙造反大军是土匪大军》）
1967年11月3日石龙区回龙民兵五、六十人武装围攻回龙凤凰山村。东凤乡民兵营长蒋意彩闻报凤凰山村有少数派活动，向石龙区武装部长钟荣标汇报，钟指示“采取行动”。蒋即带领民兵带上炸药包、步枪去围攻。当场打死董甫长，抓获数人。
（县纪检会存蒋意彩违纪案卷）
1967年冬，湖南《湘江风雷》介绍杀人经验后，县里决定来一次主动向阶级敌人进攻，打击一批阶级敌人。11月8日，钟山镇城厢以“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庭”名义，公审陶苟弟、钟育栋，宣布其所谓“罪行”后公开杀害，并割下首级，在原电影院门前大樟树悬挂示众，成为钟山成批杀人的重大事件，钟山县“大筹委”即贴出“坚决支持贫下中农的革命行动”大幅标语，公开支持杀人，对造成钟山各地相继杀人有着极大极坏的影响。
（县档案局全宗6号目录2号第54卷，全宗6号目录3号第2卷，县纪检会存钟瑞鹏违纪案卷）
1968年1月钟山“联指”派和“四·二二”派，为大规模的武斗准备枪支弹药，双方非法大量制造武器。钟山“大筹委”在县农械厂生产武器，望高煤矿工人陈德振，在试验手榴弹时被炸死亡。试验“成功”后，钟山县“联指”又派出“技术人员”到富川支援富川“联指”生产武器。县综合厂工人莫春生，在富川试验手榴弹时被炸死亡。与此同时，钟山拖拉机站（“四·二二”派）也生产武器。
（县“处遗”办《钟山县“文革”中死亡人员登记表》）
1967年10月县“大筹委”委员刘星波下乡到石龙，听人说石龙出现“反共救国军”组织，刘不加以调查则回县谎报。县人武部科长、“支左”人员周善立组织工作人员进驻石龙，对被诬为组织“反共救国军”的人进行轮番批斗，大搞刑讯逼供，屈打成招，被迫承认有“反共救国军”组织，要暗杀一批人，从而制造了石龙“反共救国军”假案，石龙“反共救国军”出现后，接着在全县范围内出现了一系列的所谓“反共救国军”、“抗民集团”、“暗杀团”等假案，然后进行抓人、打人、杀人，以参加“反共救国军”为名，伤害了大批革命干部、职工和群众。
（县档案局藏资料全宗第6号、目录第2号、第2卷、第11份《关于文革中钟山的几件重大事件简况》）
1968年4月10日钟山县革命委员会成立。由薛延和、粟文杰、蔡贤、孟凡久、李云龙、粟秀、谢国枝、曾凡标、刘玉铭、张文山、李昆、范珍、何品芬、刘泉江、钟瑞鹏、董慧先共16人担任常委。主任薛延和，副主任粟文杰、蔡贤、孟凡久、李云龙，委员有唐得富、周善立、梁福林、李启荣、林国冠、何中平等42人。
至此，全县10个区（镇）中已有9个成立了革委会，县直机关已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单位建立了革委会或革命领导小组。4月12日，薛延和主任主持召开了第一次全体会议，正式开始了钟山县革命委员会的工作。钟山县革委成为全县的核心领导机关，原钟山县委、县人委的一切党政领导权被其取而代之，一直延续到恢复县党委和81年县人民政府成立。
（县档案局藏县革委档案第112卷、108卷）
1968.4.22 钟山县革命委员会在县城红星广场召开镇压反革命大会，会上军管会依法处理了一批刑事犯罪分子，这是正确的。但是，把县区的所谓“当权派”连同各区扭送来的四类分子一起进行批斗示众，这是错误的。又宣布县直机关有“反共救国军”的“反革命组织”，宣布一些同志是所谓该组织成员，还当场把侯带群抓起来并进行毒打。会后，一些人还包抄了县拖拉机站和钟山中学，捆绑毒打了一些同志，这完全是错误的，钟山县委已于1981年10月22日，对在这一事件中被诬陷的同志给予平反，恢复名誉。
（钟发［1981］31号文件）
1968.5.16－18日 县、区组织民兵攻打金竹村。
1968年间，两派武斗日益剧增，金竹村靠近西湾、平桂，多数群众观点倾向平桂“井岗山”一边，成立了“8·27造反兵团”（即“四·二二”派组织），三县加地市攻打平桂前夕，县里把金竹作为打平桂的一个外围据点，决定先拿下金竹后打平桂。5月13日，由县人武部副部长李昆召开有关人员参加的攻打金竹会议，羊头区革委，在区革委主任唐德富主持下，召开区革委常委会和各乡、区直单位领导会议，部署攻打金竹。5月16日，羊头区民兵在区人武部长、前线总指挥李魁登带领下，进兵包围金竹村。县人武部长薛延和派何石佑、何清辉到龟石电站要来高射机枪前去破据点；林国冠、卢东盛分别带钟山镇、城厢区民兵前去增援；钟瑞鹏、刘泉江亲临战场。18日清早全村被打下。事后审讯、批斗、枪杀“俘虏”。“8·27兵团”总指挥李树扬，被人砍下头来，令其妹妹捧着游村示众，造成全村共死亡25人的大惨案。
（档案局藏资料全宗6号、目录2号、第2卷、第12份《关于攻打金竹村情况的调查报告》）。
1968.5.21 清塘区革委在清塘街戏台坪召开“向阶级敌人猛烈进攻”万人大会，当天活活打死韦聚良等15名无辜群众，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清塘区“万人大会”一天打死15人的惨案，后果极其严重。5月19日，清塘区革委在主任李凤林的主持下召开了“万人大会”预备会议，区人武部长何仕南传达县人武部会议精神，宣扬湖南杀人经验。5月21日，“万人大会”如期召开，李凤林等有关单位及群众组织负责人、代表在主席台就座，区革委常委、公安特派员邱继文主持大会，何仕南作报告，再次在群众中大力宣传湖南杀人经验，致使韦聚良等15人在大会分组批斗中被群众活活打死，对造成这一惨案的有关人员，有关部门已于1983年至85年分别给予了处理。
（县档案局藏资料，目录第4号、第32卷）
1968.5.24－7.7 以钟山革委先后组织民兵2000多人，参加三县加地市（贺、钟、富、梧州地市）“联指”派和平桂“联指”派围剿平桂“井岗山”总部（“四·二二”派组织）的大规模武斗，制造了重大流血事件。钟山县革委、武装部、“保红指”（保卫红色政权指挥部）的某些领导，负责人，或亲自参加“团剿”研究会；或亲自带队，临场指挥；或亲临战场，视察战果；或战场慰问，鼓动民兵。还派出人员到外地为武斗寻找、组织枪支弹药。从5月24日各县进兵，到7月7日打下黄花山止，武斗持续45天，伤亡惨重。双方对打死亡或被当作“战俘”枪杀，迫害致死的共398人。此间，西湾银行，粮所，商店被抢，国家钱财、粮食、物资损失一大批。7月14日，平桂“联指”和外来武装在西湾矿小召开万人“胜利大会”，杀害“井岗山”“战俘”17人。随后，各地大开杀戒，连续出现“胜利大会”、“追悼大会”枪杀“俘虏”事件。
（县档案局藏资料全宗6号、目录2号第44卷）
1967年至68年间，在江青一伙炮制的“文攻武卫”的影响下，全国各地发生一系列的武斗事件。广西各地在“支韦（国清）打伍（晋南）”或“支伍打韦”问题上发生矛盾冲突（特别以区首府南宁市最为突出），由观点对立逐渐形成了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67年4月22日，南宁市产生了广西“四·二二”派和广西“联指”两大派后，各地群众公开观点入哪一派打哪一派，并成立了相应的派性组织，平桂一派于67年8月组成平桂“联指”，另一派则成立广西“四·二二”平桂“井岗山”总部。随着观点的对立，平桂两派冲突日益加剧，形成各抢占据点，分兵割据。邻县被“联指”派挤垮的“四·二二”派部份人员也投奔到西湾平桂。平桂成为“四·二二”的后盾基地，各县“联指”则把其视为眼中钉。由于军队“支左”人员支一派压一派，“联指”在梧州军分区（包括各县武装部）的支持下，于68年4月间，就密谋策划围攻平桂“井岗山”总部。
5月24日，各县武装进兵平桂，钟山先后集兵2000多人参加，并派林国冠为先遣，23日带队先期到达平桂摸情况，平桂“联指”的邹富金任前线总指挥，钟山的刘金辉任副总指挥，刘泉江、何清辉均为该部成员。钟山县人武部李昆、周善立曾亲自指挥战斗；县革委、人武部某些领导亲临战场，分析情况，视察战果，慰问民兵。李昆布置调龟石电站的两挺战备高射机枪支援，派刘玉铭、钟瑞鹏等人到荔浦、桂林一带组织枪支弹药（回来后战斗已结束）。7月7日打下西湾黄花山止，平桂“井岗山”全线被攻克，武斗持续45天之久。
7月14日，平桂“联指”和外来武装在西湾矿小召开万人“胜利大会”杀害“井岗山”“战俘”17人。各总部也大开杀戒，这一天西湾矿区杀了44人。随后，各地连续出现枪杀“俘虏”事件。
这次事件，在武斗中对打死亡或在一派胜利后被当作“战俘”拉去枪杀的，从家里、工作岗位上抓去枪杀的、被毒刑拷打后惨死的共398人。死于武斗中的101人。
在此期间，西湾银行被“井岗山”派与银行工作人员内外勾结，非法动用国家金库现金219000多元，在逃途中被“联指”及民兵拦截回收19万多元，但只有5万多元归还国库；西湾粮所被武斗双方抢粮，供武斗人员挥霍，损失大米80多万斤；西湾商店被抢，损失财物一批。总之，人民生命遭受巨大伤亡，国家财产受重大损失。
（县档案局藏资料全宗6号、目录2号第44卷）
1968.6.21 公安区革委在公安黄凤乡，为在西湾武斗中被打死的黄凤乡乡长梁彬生举行“追悼大会”将平桂选炼厂工程师周绍昌、选炼厂工程师、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陆毅谦夫妇，西湾马车社钟房富3人，拉到梁彬生墓前用大刀、长矛活活砍死。6月20日，区革委召开常委领导成员会议，研究杀害周绍昌等3人事宜，落实由陶经福主持“追悼会”，侯国雄致悼词，杨群良讲话，廖守凤宣布周绍昌等3人的所谓罪行。粉碎“四人帮”后，中央、自治区领导同志对两位工程师被害致死非常重视，对造成此惨案的有关人员、有关部门已分别给予严肃处理。
（县纪检会存廖守凤违纪案卷）
1968.6.26－29 钟山县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在县城召开，薛延和代表县革委、县人武部在大会上作报告，范珍作大会总结报告。这次会议，“总结了我县一年多来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群众运动的经验，评选出出席梧州专区积代会的代表，参观了‘三忠于’活动展览，向全县20多万人民发出了《倡议书》”。
1968.7.9 石龙区革委在回龙大猛岭举行“追悼大会”，“追悼”在围攻西湾武斗中死亡的回龙泉岭民兵董明朝，枪杀“俘虏”陶申臣，推到准备埋葬董明朝的坑边枪杀。
（县纪检会存潘瑞彬违纪案卷）
1968.7.11 红花区革委在红花墟场召开“追悼大会”，“追悼”参加围攻平桂踩响地雷被炸死亡的红花供销社干部董宗育。把西湾电厂采购员文笃章押到董宗育坟前，用大马刀活活砍死。区革委会副主任、武装部长刘锦辉，主持召开“追悼大会”的预备会并代表区革委在大会上讲话。其他部份革委成员和群众组织负责人，在预备会上分别落实好大会的分工。
（县纪检会存卢俊民违纪案卷）
1968.7.11－7.16 68年7月7日，三县一市一矿“联指”武装“围剿”西湾结束后，前线总指挥部又决定趁势解决珊瑚，组织钟山、贺县、昭平和珊瑚“联指”攻打珊瑚。战前的部署会议定由钟山石龙区武装部长钟荣标任前线总指挥。钟山出动石龙、同古、回龙区的民兵参加，并以石龙民兵作为主力攻打石灰山。11日凌晨开始攻打，16日早上，以攻克石灰山据点为标志，珊瑚被打下。7月20日，“胜利”者在珊瑚矿广场召开“胜利”大会，杀害“俘虏”李老三等7人表示“专政”，一千多人大会表示“庆贺”。这次战斗期间双方死10人，伤十多人，打下后乱抓乱杀共52人，又制造了一起流血大惨案。从68年初到7月，已是“三进兵”攻打珊瑚，原准备先拿下珊瑚后攻西湾，但前两次由火力不足，没有打下。
（县档案局藏资料全宗6号、目录2号第2卷、第44卷、46卷，县纪检会存潘瑞彬、梁宗益违纪案卷）
1968.7.21 钟山县革委会在县城红星广场，为参加围攻平桂中战亡的城厢区武装干事黄国崇、钟山镇民兵周秀运等人举行“追悼大会”。县直干部职工和各区派代表参加。平桂选炼厂、电厂、机厂等一派群众组织也派人前来参加。县革委常委钟瑞鹏主持大会，革委副主任粟文杰致悼词，副主任蔡贤代表县革委向死者家属发“烈士证”和抚恤金。会后由县革委组织声势浩大的送葬队伍，拉着棺材到跃进门旁边土坡（现交通局的地方）埋葬。过后还在坟地建起一座烈士纪念塔。原准备在会上要杀一批人垫棺材底，平桂机厂“联指”派的人已从平桂拉来5个人给大会处理，人武部李昆考虑在大会上杀影响不好，则会上未杀成。但会后由原来押送的人借口押这5个人回平桂，途中行至通坪桥即把这5人枪杀。这次大会，对继后各区的“追悼大会”杀人，引起极大的影响，酿成恶劣的后果。
（县档案局藏资料全宗6号目录2号第2卷）
1968.7.23 燕塘区革委在燕塘街为带领民兵参加平桂武斗中死去的区革委第一副主任、区人武部长韦兴隆举行“追悼大会”，会后，把从平桂要回的“俘虏”周奕君等3人枪杀。大会由区革委委员廖德祥主持，革委副主任廖继兴悼词，革委常委韦京金讲话，在此之前，7月19日至21日，由区革委主任游文光主持，先后召开3次革委会和一次革委全会，研究部署“追悼会”事宜。
（县档案馆藏资料目录第4号、第36卷《关于原燕塘区成批杀害“俘虏”的情况调查报告》）。
同日，清塘区以“保卫红色政权指挥部（简称‘保红部’）”名义在包文桂等人的“追悼大会”上，枪杀平桂机厂诸葛芦、许鹤、颜受明3人（实际4人，黄少宁被从清塘押到大同，乘隙跳跑抓回后枪杀）。区革委常委邱发森主持“宣判”大会，何义民致悼词，区革委常委、人武部长何仕南讲话；清塘区贫协主任何一管，以“贫下中农最高法庭”名义，“宣判”诸葛芦等3人死刑；区革委委员、武装部干事李吉生指挥民兵把诸葛芦等3人押赴“刑场”执行。事前，区革委召开了预备会。
（县纪检会李凤林违纪案卷）
1968.8 钟山县革委和一部份群众组织的头头，执行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毫无根据地追查所谓“地下黑县委”问题。他们置上级的指示而不顾，擅自决定对刚当选的县革委副主任李云龙同志和常委谢国枝同志进行残酷的揪斗。所谓“地下黑县委”的核心人物何显仁、常智理、陶增友等同志也遭到了批斗。成为钟山县的大冤案之一。此案株连了包括原县委副书记周怀仁同志在内的一批领导同志和革命干部47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钟山县委认真落实党的政策，于1981年、1983年，给因“地下黑县委”问题遭到批判和株连的同志彻底平反，为这些同志恢复名誉。
（县委钟发［1981］30号文件、县档案局藏资料全宗6号目录2号第76卷）
1968.8.26－10.18 由于人武部某些领导偏听偏信公安出现“反共救国军”，然后，指派军管会莫裕礼、龚惠忠、苏配球下公安“联合群众”侦破。办案人员则捕风捉影、大搞指供、诱供、严重刑讯逼供，造成了公安“反共救国军”大假案。此案殃及了2个县4个区、7个大队23个机关单位的国家干部职工、教师、学生、社员群众共123人（被关押隔离审讯23人）。拘留了原县委书记邱吉林、公安中学教师任效良等5人到看守所，宣布缺席拘留原公安区委代表苏海华（因自杀未死，在医院抢救）。造成4人自杀（死亡1人，经抢救幸免死亡3人）、3人致残的严重后果。由于是明显的冤假案，干部职工群众意见很大，10月2日才开始释放被关押在公安的人。10月18日释放被拘留在县看守所的所谓“主犯”，但又不宣布是假案。直到69年5月，军管会派人下去复查，证实不存在所谓“反共救国军”，至此，这一假案才不了了之。
1968.9.1－9.23 钟山县革委在钟山中学举办所谓“县直造反大军观点群众的学习班”。参加的有县直机关公开参加“造反大军”的群众283人。实质是将围攻平桂的“俘虏”和“造反大军”的群众及所谓有问题的人押解去实行“集中营”。孟凡久、周善立等人主持，还抽调所谓“骨干”33人“参加学习班的领导”。学习班武装看守，警备森严；圈地为牢，不许互相接触交谈，大小便由武装人员押去。对“学习”人员无端批斗，非法审讯，严刑毒打，还搞假枪毙。对周怀仁、李云龙同志诬以“造反大军黑后台”进行残酷批斗。残酷批斗常智理、陶增友、白锡洪等所谓“造反大军的坏头头”。常智理、白锡洪、程振缨、毛明辉、蔡小平、钟育享7同志被批斗后，被无辜扭送看守所非法关押。钟山中学学生黄乐星，被何中平、陈应机等人拉到学校背后山枪杀。中共钟山县委于1983年9月29日作出决定，给在“学习班”的全体受害者平反。
1968.9.5－11 钟山县“农业学大寨”三级干部会议在县城召开。会议传达区革委、广西军区“农业学大寨”三级干部会议精神。县革委主任薛延和作大会报告和总结发言。会议要求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联系实际，把革命大批判进行到底，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在这次会议上，谢国枝、粟秀、李云龙、常智理、何显仁、罗元彬、高慰心7同志受到无辜批判斗争。还把何显仁、罗元彬、高慰心三同志定为“小爬虫”，挂着写有“小爬虫”的牌子，学着“爬”的样子，从原电影院门口“爬”到主席台上。这是对革命干部的侮辱和政治迫害。1983年9月29日，中共钟山县委作出平反决定，为在这次会上被批斗的同志恢复名誉。
（县档案局藏资料全宗6号目录3号第76卷、存县革委档案第111卷）
1968.9－10.5 钟山县革委在县城召开全县党员代表会议，传达广西区革委党员代表会议精神。在这次会议上，大批革命干部受到丑化，对谢国枝、粟秀、曾凡标同志进行批斗，公开亮相，人身侮辱。谢国枝同志被丑化成“钟山的伍晋南”。这是对领导干部在政治上的迫害。1983年9月29日，中共钟山县委决定，为在这次会上被批斗和丑化的同志平反。
（县档案局存资料全宗6号目录3号第76卷）
1968.10－11 县革委批准成立了县“五·七”劳动大学（后称“五·七”干校）革委会。主任李昆，副主任刘泉江、王富文，委员陈瑞棠、廖同山等。10月23日，县革委公布了第一批干部下放“五·七”劳动大学的名单300多人。把一大批没有被结合的干部和所谓“有问题”的人送到“劳动大学”学习，搞“小劳改”。一部份所谓“积极分子”骨干也以下放的名义派到学校参加“管理”。在此期间，一批革命老干部、老同志被无辜批斗，受政治迫害、人身摧残。造反派把莫若珍同志批斗后，寒风刺骨的大雪天推下水池浸泡，使其身染重病。把李云龙同志批斗后拉去搞假枪毙。通过学习、“劳动改造”，逐步“解放”干部，直到72年有的同志还未获“解放”。
1968.11.24 钟山县制定了“关于清理阶级队伍几个问题的意见”。清理所谓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蜕化变质分子；其他阶级异己分子和托派分子；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国民党敌伪分子和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现行反革命。使一批党的地下工作者，民主革命人士、革命干部和无辜群众，被扣上种种莫须有的罪名，被“清理”。
（县档案局藏县革委档案第113卷）
1968.11－69.6 钟山县开展整党建党工作。成立了钟山县革命委员会整党建党领导小组，各级也成立了相应的机构。68年11月搞整党建党试点工作，69年3月全面铺开，6月底结束。这次整党，由于在思想上、组织上、方法上存在着严重错误，不仅不可能在任何意义上起到整顿作风、纯洁组织的目的，而且使一批真正为党的事业鞠躬尽瘁的党员同志受到打击陷害；一些投机钻营分子混进党内来。党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受到严重破坏。
1969.4.5 钟山县革委在县城红星广场召开一次声势浩大的“万人批斗大会”，这是我县规模最大的一次大会。批斗自治区拉来我县游斗的贺（希明）、霍（泛）、付（雨田）、谢（王岗）、袁（家柯）所谓“伍修集团”的同志。会上，钟山县革委把原县委书记邱吉林、副书记周怀仁、代县长黄文同志，作为“伍修集团”在钟山的代理人，将他们推上红星台一起陪斗。这是对老同志、老干部政治上的迫害，人格上的侮辱。所谓“伍修集团”纯属广西区革委一手炮制的一大冤案。
（县档案局存资料全宗6号、目录3号第76卷）
1969.9.10－19 钟山县革命委员会、钟山县人民武装部第二届工农兵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和抓革命促生产三级干部会议在县城同会举行。1800余人参加，是我县“规模较大、人数较多、历史空前的一次代表大会”。县人武部政委樊生员作大会开幕词，革委副主任蔡贤传达自治区工农业生产三级干部会议精神，革委主任薛延和作报告。
这次大会，“进一步贯彻执行全面落实‘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横贯着“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念念不忘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在两个阶段、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中，抓紧革命大批判，不断增强政权观念”。会议对当时我县的工农业生产作了一些部署。通过了给全县工农兵群众的倡议书，选出了出席自治区积代会的代表。
（县档案局藏资料第116卷，第2、3份，樊生员的开幕词、薛延和的总结报告）
1969.9 钟山县革委在原电影院召开“定性”大会。以县革委名义宣布一些同志的政治死刑，受株连30多人。邱吉林被定为里通外国三反分子，周怀仁同志定为假党员，杨旭松定为阶级异己分子，等等。还有一部份同志被定“罪”后开除回家。这纯属钟山县革委和造反派头头们对这些同志的政治陷害。
（县档案局藏县处遗办资料全宗6号目录5号第44卷）
1970年至1972年，中共中央，中发［1971］13号文件《中央关于建立五·一六专案联合小组的决定》下发前后，我县开始了清查所谓“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工作，成立了以军队（县人武部）为主的清查“5·16”领导机构，错被列为清查“5·16”对象的程振缨、莫明吉、郭北有、刘克烈、毛明辉5同志，被关押隔离审查，审查时间短则1年多，长达3年零2个月之久，使这些同志的政治名誉受到损害身体受到摧残。
（县档案局藏资料全宗第6号、目录第1号第29卷）
1971.2.25－4.1 1971年2月，原凤翔公社民间兽医钟世步，针对某些领导的工作作风和缺点错误书写和印发匿名信。2月25日，凤翔公社收到了匿名信。4月1日，凤翔公社及江亚等几个大队收到了同样内容的油印件。当时正值县第四届党代会筹备和召开，由于受极左思潮的影响，县委领导认为是：“扰乱县党代会召开”的“反革命信件、传单”，被错误地宣布为“反革命行为”，并派出公安干警立案侦察。在追查过程中，错误地把有些同志隔离、审查、批斗，甚至绑打、监督劳动。前后搞了近5个月之久，被认定这些信件、传单属“反革命性质”；是“反革命组织”有组织、有领导、有步骤、有目的地进行的。使一些同志蒙冤受屈。钟山县委已于1981年8月8日作出平反决定：钟世步同志的匿名信并非反革命行为，因此案受株连的同志与匿名信无关，亦不是反革命，宣布恢复政治名誉。
（钟发［1981］21号、［1981］22号文件）
1971.4.3－4.7 中共钟山县第四次代表大会在县城召开。出席代表470名，代表着全县5178名党员。
王建民同志在代表县革委整党领导小组作的工作报告中，总结我县“文革”以来所执行的一系列错误路线和错误做法为“伟大成就”：继续强调“在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进一步落实和继续完成党的‘九大’以来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
这次代表大会，由于是在党内民主生活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召开的，不但没有使党内民主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而且使一部份“文革”中造反起家的人，打、砸、抢分子，主谋杀人犯混进县委领导班子里来。“新筹建”的“新县委”委员26名：王建民（军队）、晨光（县革委）、樊生员（军队）、林运华（干部）、孟凡久（军队）、蔡贤（县革委）、何品芬（军队）、于延恩（军队）、谢国枝（县革委）、曾凡标（县革委）、潘瑞彬（公社书记，“处遗”时受处分，下同）、李魁登（公社武装部，受处分）、刘锦辉（公社武装部、受法办）、梁元添（县革委，受处分）、周佩凤（农民）、张世应（农民，受法办保释）、唐烈佐（民兵营长，受法办）、唐建连（农民）、卢周保（农民）、邓永荣（农民）、覃登月（工人，受处分）、黄秀英（农民）、钟华文（复员军人）、周祥奇（民兵营长）、陶增美（民兵，受处分）、钟杏琼（插青）：候补委员3名：杨兴吉（工人，受法办）、陶凤英（农民）、黄荣光（农民）；由王建民、晨光、樊生员、林运华、孟凡久、蔡贤、何品芬7人担任常委；王建民任书记、晨光任副书记。
（县档案局藏县委档案第159卷第21、27、28、65、66份）
来源：《广西“文革”档案资料（第十一册）》，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1987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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