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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乐业县“文革”大事记

日期:1987-5-1 作者:中共乐业县委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

中共乐业县委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

前言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决议指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乐业县于1966年6月上旬,县委传达《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后,接着县成立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和办公室,开始文化大革命。起初,县委出面领导,先集中全县中、小学教师学习,批判《三家村札记》、《海瑞罢官》等书籍,同时联系实际,揭发教师队伍中所谓“攻击党、攻击‘三面红旗’、支持苏修、执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等问题,处分了所谓有上述罪行的黄梦飞等5名教师。在这情况下,再加上受到外地的影响,中学先后成立了红卫兵团,机关成立赤卫队。随后,从学校到机关、从厂矿到农村,群众组织风起云涌。县城学校红卫兵到外地串连,进机关、居民家去进行所谓破“四旧”大检查,抄走一批旧书籍、文物图像、打碎群众花瓶、香炉。

1966年12月上旬,北京红卫兵长征队路过乐业,他们煽动乐业中学红卫兵责令县委书记吕永山、县长黄钢上台检讨,开始对所谓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以下简称“走资派”)挂黑牌进行批判斗争。从这以后,学校、机关、厂场都揪斗所谓“走资派”,还有五类分子、有历史问题的人等,都被用大字报、开批判会等形式进行批斗。全县大小单位领导都受到批判斗争,靠边站。1967年2月11日,县委机关的造反派夺了县委领导大权,县区直、学校、厂矿单位也相继被夺权。从此,各级党委和基层党组织都停止活动,乐业便大乱起来了。67年3月10日,县成立“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仍指挥不灵。从67年到68年底这段时间,机关几乎停止办公,工厂生产极不正常,学校停课,农村也受到很大影响,造成党的工作和经济建设以及智力培养等方面受到严重损失。

乐业县的造反派,开始把矛头指向所谓“走资派”和五类分子等。后来在对待当地主要领导人的问题上意见不一致,形成了两大派:即支持县长黄钢打倒县委书记吕永山派(以下简称:支黄打吕派)和支持吕永山打倒黄钢派(以下简称:支吕打黄派)。“支黄打吕派”是支持自治区伍晋南,“支吕打黄派”是支持自治区韦国清。这两派都分别与地区、自治区的“四二二”派、“联指”派各有联系,后来又分别成立“四二二”、“联指”。产生两大派后,斗争日益激烈,两派都用大字报或口头日夜辩论,互相攻击,甚至殴打起来。特别是在67年9月3日黄钢死后,斗争更加激烈。“支黄派”说“打黄派”杀害黄钢,11月11日组织近千名民兵、群众武装进城,抓走县委机关7个“打黄派”到农村去关押,非法审讯了7天。经县武装部做工作才放回单位,这事称为“双11”事件。68年11月11日,“打黄派”反过来对“支黄派”进行迫害,用枪押“支黄派”去挖黄钢的坟墓,烧黄钢的尸体,这事称为第二个“双11”事件,影响很大。两派在斗争中,打死一些人,打伤打残大批人。

1968年3月18日,乐业县革委会成立。4月间又成立县革命大批判领导小组,对所谓的阶级敌人加倍迫害。除了继续对所谓“走资派”、坏人、五类分子斗打外,县革委还布置公检法军管会对所谓“反共救国团”进行大侦破、大逮捕,并枪杀了一些人。68年用吊打逼供手段,逼出19个所谓反革命组织,被诬害达300多人,其中有20人被打死、逼死,有40多人被关押,有37人被斗打致伤残。这是悲惨的一年,人心惶惶的一年。

1969年,县革委提出狠抓斗、批、改,开始清理阶级队伍。1970年7月26日,中国共产党乐业县委员会举行第二次代表大会,选举新的委员会。新的委员会提出把斗、批、改和“三反”运动进行到底。连续召开了几次公判大会,还开展了“二·五”运动,清査“5·16”和农业学大寨,割资本主义尾巴一系列运动,同样采用逼供等手段,很多人又受到迫害。从70年到73年又新挖出所谓隐藏较深的阶级敌人一批,破获各种“案件”数起,共批斗809人,处理所谓投机倒把1372人。

1974年1月2日,县成立批林批孔领导小组,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县委进一步肯定了“文革”。1975年10月9日,县委发出关于开展对“水浒”评论的通知,批判投降主义。1976年5月8日,县委、县革委作出关于“以阶级斗争为纲,办好农田基本建设专业队,把普及大寨县运动推向新高潮”的决定,并组织干部群众,投入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这一年,全县开了5300多场会,68000多人参加批判会,批斗197人,又处理所谓投机倒把107人,收回所谓扩大自留地524亩,处理所谓私荒4500多亩、圈地围园一千多亩,处理私人马车、手推车归生产队50多架,处理副业单干930多人,招回所谓野马副业(即外出搞副业)460多人,大打了一场所谓批修批资总体战,大割“资本主义尾巴”。

1976年10月6日,中共中央粉碎了王、张、江、姚“四人帮”反党集团,从此乐业广大群众跳出火坑,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走上建设四化的幸福大道。

1966年

6月上旬,县委召开各区党委书记和县直机关党员领导干部会议,县委书记吕永山在会上传达中央1966年5月16日发出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并作了开展乐业县“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动员讲话。(座谈会回忆)

7月上旬,乐业县成立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由县委副书记邹优杰、县长黄钢、县委宣传部副部长覃春明3人组成。下设办公室,县委工交部干事岑英恒担任办公室副主任,这标志着乐业县文化大革命的开始。(档案馆1全宗4卷164-165)

7月15日,县委召开会议,研究如何领导文化大革命运动问题。会议认定:乐业中学校长张桂岳领导不了运动,决定派县委宣传部副部长覃春明进驻学校领导运动。于是,覃春明、县委宣传部干事黄有炳等人进驻了乐业中学。(档案馆1全宗4卷00065页)

8月16至30日,县委集中了全县中、小学教师到县城集训,发动教师批判《三家村札记》、《海瑞罢官》。在集训期间,共写了大字报2万多张,除揭发批判这些书籍外,还联系实际,揭发教师队伍中所谓“攻击党、攻击‘三面红旗’、支持苏修、执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等问题,批斗了黄治统(逻沙小学教师)、黄梦飞(同乐小学教师)、蒙天作(雅长小学校长)、罗应够(武称小学教师)、窦永寿(同乐小学教师)等5人,县委给黄治统、罗应够、窦永寿3人戴上右派分子帽,开除回家,监督劳动的处分;给黄梦飞、蒙天作开除团籍,还撤销了蒙天作校长职务的处分。(档案馆1全宗4卷153-154页)

9月上旬,县委召开县直机关学校、厂矿干部职工、教师、学生大会,传达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16条)。县委书记吕永山在会上讲话,表示支持红卫兵运动,乐业中学红卫兵团负责人黄国芳也在会上讲话,百色高中学生杨光英当时回乡,也参加了会议。会上,红卫兵给县委、县人委领导献“红卫兵”袖章。会后,列队上街示威游行。(座谈会回忆)

9月中旬,县直机关成立赤卫队,保卫机关、保卫领导,并转抄大字报上街张贴。随后,县委“七·一”战斗队、县人委“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相继成立。(座谈会回忆)

10月间,乐业中学红卫兵团团长黄国芳(学生)带领一百多人到县委静坐,要求县委解决外出串连经费问题。第二天,他们在街上贴出批斗县委领导的海报。接着,在县大礼堂开大会,点名揪斗县委书记吕永山,县委副书记陵振学等县委领导人。第三天,乐业中学红卫兵团又强迫县委同意他们外出串连,串连经费开支6000多元。(座谈会回忆)

11月间,乐业中学红卫兵团总部提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组织了一百多名师生,到县直属各单位进行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大检查,到干部职工宿舍和三乐街群众家中翻箱倒柜,抢走了一批旧书籍、文物图像、打碎群众的花瓶、香炉等。(座谈会回忆)

12月上旬,北京红卫兵长征队经贵州到乐业(路过),第二天,他们在县大礼堂召开县中红卫兵、机关工厂干部职工大会,介绍外地文化大革命形势。煽动乐业中学红卫兵责令县委书记吕永山、县长黄钢上台作检讨,开始对所谓“走资派”进行批判,挂黑牌斗争,搞乱各级党委的正常工作。(座谈会回忆)

1967年

1月1日,县委书记吕永山、副书记陵振学、邹优杰、赖门赐、县长黄钢在县委写的《关于县委在文化大革命中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检讨书》上签名,由县委办公室印发到各区和县直各单位,表示支持文化大革命运动。

1月9日,乐业县成立“文革”接待站,由县委宣传部干事黄有炳、县总工会干事张廷爵、小学教师杨安茗、谢玉白组成,接待外地红卫兵来乐业串连,安置吃宿,吃饭不要钱,住宿不收费,据不完全统计,接待站花去3300多元。(县财政局帐本材料)

2月9日,县委农村部干事何仕英、宣传部干事潘源滨在县委楼上召开县委机关和县直各单位战斗队代表会,会议主要研究成立乐业县夺权临时行动委员会、夺县委领导权的问题。

乐业县夺权临时行动委员会成员有:县委副书记赖门赐、副县长林志干、县委办公室主任黄显馨,县直属党总支书记孙香廷,县医院医生何报权,农村部干事何仕英,县档案科副科长张剑,县总工会干事张廷爵、县法院干部苏振在,县商业局干部韦燮尧,宣传部干事黄友炳,县妇联干事邹林英,中学生代表李儒才、王功福、邹汉才、陈侃,驻军代表1人。(档案馆、“处遗”办、何仕英在“文革”中的错误024页)

2月10日晚,何仕英在县委楼上会议室主持召开县委委员和县级领导干部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县委副书记邹优杰、赖门赐,县长黄钢,副县长黄国恩、莫林,县委办公室主任黄显馨,县委组织部副部长杨胜田,宣传部副部长覃春明,农村部长黄星、副部长覃平,财贸部副部长李本高,计委副主任梁玉照,公安局长许臣干。何仕英向到会人员宣告:2月11日召开夺权大会,同时宣布县委书记吕永山的所谓政治罪恶:1、吕永山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2、吕永山鼓吹搞单干,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对吕永山进行批判斗争,监督劳动改造,令其交待问题。何仕英还说:对犯有严重错误的人,我们采取交待问题的办法,凡是愿意继续革命的人,立即振作起来,到群众中去和群众在一起,把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到会的人员,进行讨论,表示和群众一起,继续革命。

2月11日,夺权临时行动委员会在县委办公楼左侧的草坪上召开夺权大会。县委、县人委干部职工和县直群众组织代表200多人到会。何仕英在会上宣读夺权通令。宣布夺县委书记吕永山、副书记陵振学、邹优杰的领导权,县委副书记赖门赐代表县委讲话,并签字交出县委印章,县直群众组织代表也在会上讲话。会后,列队上街游行。乐业县委被夺权后,县直大小单位也先后被造反派夺权。从此,各级党委和基层党组织都停止了活动。

2月17日,是乐业县城赶街日,乐业中学红卫兵给本校校长张桂岳、教师李文海、林立人、黄天相、黄高龄、农业中学教师谢介才等戴髙帽、挂黑牌乘坐汽车在街上游斗。从此,县直各单位、各区直属单位都以乐业中学红卫兵团为榜样,也对本单位的所谓“走资派”进行挂牌斗争,掀起了大批大斗“走资派”高潮,大部分领导干部都受到了批判斗争。(座谈会回忆)

3月5日,乐业县人民武装部副政委张云桥在人武部召开的各区武装部长会议上发出号召:“全县民兵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揭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的罪行。”

3月10日,成立乐业县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以下简称抓促指)。人武部副政委张云桥任主任,人武部部长王孟选、副县长黄国恩任副主任。成员有:人武部科长刘四明、冯景惠、魏纯,人武部副政委李保奎、县委办公室主任黄显馨。当天县城举行庆祝大会,并上街游行欢呼。

5月10日,县“抓促指”在县大礼堂召开县直机关干部职工、师生大会,县人武部政委齐玉复在会上号召干部群众批深批透“阶级斗争熄灭论、三自一包”。之后在全县掀起了抓阶级斗争的高潮,“走资派”、“当权派”进一步被揪斗。

7月1日,县“抓促指”召开县直干部职工师生大会,县人武部政委齐玉复在会上作了“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的讲话,他指出: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争的矛头要指向“头号走资派”和本县本单位一小撮“走资派”。全县各级领导干部再次受到批判斗争。

9月3日,县长黄钢突然死亡(当时死因未查明)。县人武部领导怀疑副县长何佳宏与黄钢死亡有关,把何佳宏打成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后又内定何佳宏是“反共救国军”司令员,从1974年8月22日起至1975年5月25日止,将何佳宏关押在县粮食局进行隔离审查长达9个多月。在关押期间,张云桥还指使“三办室”人员黄忠福、雷广学、沈家荣等人对何佳宏轮流审讯。头两个月每星期一次,后7个月每两天审一次,使何佳宏长期受到精神折磨,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何佳宏据实力辩,审讯没有结果,后张云桥又组织县革委副主任黄国恩、县革委常委黄显馨等对何进行变相围政审讯。把何佳宏移送百朗水电站边工作边交待问题,直到82年才予以平反。(县“处遗”办关于张云桥在“文革”中的主要错误)

9月3日上午,发现县长黄钢在他宿舍床上死亡。当天,公检法军管会、“打黄派”代表、“支黄派”代表等几方代表到现场验尸,因派性干扰,对死因没有得出结论。

9月11日(黄钢死后第8天),县人委总务黄显清给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写了检举材料,说黄钢是被县委书记吕永山、县委副书记邹优杰、县直党总支书记孙香廷、县委宣传部干事农定虎等人杀害,要求自治区检察院派人调查处理,但自治区检察院没有派人处理这件事。

9月28日,“支黄派”组织上千名群众为黄钢开追悼会,他们抬着黄钢的遗体(已用福尔马林浸泡防腐)在街上游行示威之后,隆重安葬于从百色进入县城的公路旁(即现在的汽车站),坟墓(包括墓穴)用水泥沙浆砌成。造反派送了花圈。“打黄派”、公检法军管会、县人武部没有参加送葬。

10月12日,同乐区三乐街群众在三伏公社成立“农民造反总指挥部(以下简称农总)”,“支黄派”有几百人参加了“农总”的群众组织。当天,县人委总务黄显清给“农总”一封“密揭”信说:县委书记吕永山,副书记邹优杰、县直党总支书记孙香廷,县委宣传部干事农定虎是杀害黄钢的凶手,要“农总”追查他们的责任。

10月间,从学校毕业分配到乐业县工作的农业技术干部陆峰、农标兵、李雄立等组织了“征腐恶”战斗队,他们的观点是支持伍晋南站在“打吕支黄”派一边。通过同“支吕打黄”派多次辩论,把同观点的“支黄打吕”派联合起来,成立了乐业县“四·二二”红卫兵团(以下简称四·二二)。与此同时,“打黄派”也成立了乐业县无产阶级联合指挥部(以下简称联指),形成了对立的两大派群众组织,分别与地区、自治区的“四·二二”派、“联指”派各有联系。(座谈会回忆)

10月24日,乐业县“四·二二”约百多人到县人武部静坐,要求解决黄钢的死因和追查杀害黄钢的凶手。静坐连续5天,28日收队。

11月11日,县直机关和各区、公社的“支黄派”组织近千名民兵、干部、学生、群众武装围攻乐业县委办公楼,破门抓走了副县长林志干,县委宣传部干事潘源滨、农定虎、黄友炳,县直党总支书记孙香廷,县总工会干事张廷爵、县工交部副部长赵贞等7人,林志干等6人被民兵用枪押往武称公社平足屯,赵贞被押往上岗公社拉逢屯。他们对这7位同志进行非法审讯及人身摧残。7天后,经县人武部做工作,才放回原单位。这7个干部回原单位后,县委干部李先发、县委宣传部干事梁洪波、农定虎、潘源滨、黄友炳,县委组织部干事梁明寿、黄中楼,县直属党总支书记孙香廷,县总工会干事张廷爵等12人,连夜沿雅长小路跟红水河上田林县的百乐大队,然后从田林县到百色地区文革小组上访,要求解决乐业“支黄派”非法乱抓人的问题,但百色地区文革小组没有派人处理。(座谈会回忆)

11月中旬,乐业中学发生武斗,“农总”组织数百人围攻学生宿舍,双方打石头仗,学校的玻璃窗被打烂,损失很大,但双方无人伤亡,从此乐业县两派斗争更为激烈,气氛紧张,人心惶惶。武斗的当晚,街道行人绝迹。(座谈会回忆)

1968年

2月24日,经百色地区公检法军管会批准,成立乐业县公检法军管会,县人武部副部长王德禄任主任,县人武部秘书庞镇福任副主任,其他成员有:县人武部干事农振田、公安局副教导员凌川。县公检法实行军管后,发表了声明,不参加社会上群众组织的派性活动。(68年公安局“工作总结情况汇报”卷0000068页)

3月上旬,乐业县“抓促指”在幼平区召开县、区、公社三级干部会议,会前,农业局干部陆峰、黄承刚,水电局工人雷鸣廷,农行干部黄炳林(均是四·二二派)针对这次会议在同乐区大利公社大挽屯(县党校)开会,黄承刚说:“幼平会议是县武装部部长王孟选组织召开的,肯定是大搞派性,我们要坚决抵制。”陆峰布置“四·二二”写大字报、大幅标语,公开发表言论,抵制幼平会议。陆又派“四·二二”成员朱大洪到幼平活动,朱大洪在幼平区达心公社后朝生产队、幼里公社的上里、那桂生产队煽动群众,说这次县武装部在幼平区召开的会议是搞大屠杀的,我们要做好思想准备,使部分群众害怕发生流血事件而上山躲避。仅上里屯就有200多人上山躲了7天7夜,还把粮食、猪油、腊肉搬进山上埋藏。(公安局现反卷000039页)

3月18日,经自治区革筹小组批准,成立乐业县革命委员会。成员由党政领导干部、群众代表、两派代表、军代表等10人组成。县武装部政委齐玉复任主任,县委副书记赖门赐任第一副主任,县人武部部长王孟选、副县长黄国恩任副主任,常委有:县人武部副部长王德禄、公安局副教导员凌川、县委宣传部副部长覃春明,干事何仕英,县农业局技术员、“四·二二”头头陆峰,县商业局干部、“联指”头头祝传杰,后增补县人武部科长刘四明为常委。(“处遗”、黄国恩检讨材料)

4月16日,乐业县成立革命大批判领导小组。县人武部政委、革委会主任齐玉复任组长,县人武部副政委张云桥、县革委会第一副主任赖门赐任副组长。成员是:县人武部科长魏纯、县革委会常委陆峰、县革委会政工组长岑英恒,县革委会委员马成芳、黄承刚、县委宣传部干事潘源滨等9人组成。

4月28日,县革委会发出通知,要各区革委会加强对革命大批判的领导,放手发动群众,广泛、深入地开展革命大批判的群众运动,批判贺、霍、傅、谢、袁同批判本县本区本单位的代理人结合起来。通知发出后,全县先后共批斗了1054人。

5月2日,县人武部召开各区人武部部长会议,县人武部副政委、县革命大批判领导小组副组长张云桥在会上说:“当前,我们要掌握好民兵教育,对要枪决的坏人要掌握好材料。我们对阶级敌人不能手软。”这次会议之后,出现了民兵用枪戳死人,开枪打死人的现象。(县“处遗”工作总结汇报009页)

5月19日,县革委会举行第三次扩大会议,到会委员29人,县直机关和各区革委会主任参加了会议,会议总结大批判成果,强调一定要克服右倾保守思想、坚决揭发批判、粉碎右倾分裂的反革命逆流。

5月28日,逻西区在街上召开群众大会,开展批斗,区武装部长罗有志主持会场,民兵罗永红、杨仁仲、黄卜德3人持枪押四类分子到会进行批斗。民兵罗永红用枪托打死社员黄景邦,民兵杨仁仲、黄卜德打死社员黄国民。民兵黄爱光、牙丰利打死社员马登高。在“处遗”中,对指挥打死人的罗有志开除党籍,逮捕关押8个月后释放回原单位留用察看。

6月3日,县革委召开县直干部职工、师生、群众大会,县革委第一副主任赖门赐在大会上号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誓把革命大批判进行到底。全县批斗所谓坏人的高潮又前进了一步,被批斗的人更多,范围不断扩大。

6月16日,县革委会发出通知,要各级革命委员会以《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作为重要的学习内容,要求所有单位的干部职工、人民群众“克服右倾保守思想、对照本地区、本单位对敌斗争的新特点,狠抓阶级斗争,因势利导,广泛深入、持久地开展革命大批判,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通知发出后,各级革委会对本单位的阶级斗争重新调整了部署,批斗形式更多,手段更凶残。

6月中旬,乐业县公检法军管会成员农振田到同乐区三伏公社街上召开群众大会,宣读《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发动群众揭发坏人坏事,号召一切所谓犯罪分子主动向政府投案自首,争取宽大处理。7月8日,宣传队又进驻街上宣传“七·三”布告。三乐街上第二生产队队长陈允华(原同乐区党委副书记,因有问题被开除回家),于7月12日向县人武部副科长苏德武投案自首。陈供说他在3月份多次参加“四·二二”钟智富、黄炳林为首组织“文攻武卫作战部”的重要会议,策划3月暴动。但发动不了群众,暴乱没有成功,还说在6月中旬,黄炳林、雷鸣廷、吴家贵3人在武称公社平足屯筹备力量蓄谋与凤山“廖世英匪”勾结,策划“6月反革命暴乱”并说主要成员有:干部钟智富、黄炳林、雷鸣廷、黄植刚、吴家贵、朱大洪、邹东明、大队支书王平良、社员龙永生、黄树丹、吴仁德、彭树宝等13人。公检法军管会根据陈允华供出的材料,先后逮捕了钟智富、黄炳林、雷鸣廷入狱,黄炳林被关押4年,钟智富被关押8个月,雷鸣廷被关押3个月。“处遗”中已予以平反。(公安局本局文件00101-00104页)

6月24日,乐业县革委会在县大礼堂召开向阶级敌人进攻誓师大会,县革委会主任齐玉复在会上发出“集中火力、开展大揭发,大检举、大斗争,把隐藏的反革命统统挖出来”的号令。

会后,全县从机关到农村到处大搞刑讯逼供,追查所谓“反革命组织”,导致乱杀人、打死人、逼死人。被民兵开枪打死的有:所谓“中苏英美日五红大同国红色党乐业红师游击队”成员:社员龙光烟、龙光凡、王志全;所谓“反共联苏联美战斗队”成员:社员黄满;所谓雅长“暗杀团”成员:社员郑玲忠,共5人。被民兵用石头、木棒打致伤而自杀的有:所谓“中苏美英日五红大同国红色党乐业红师游击队”政委谭世槐(社员);所谓“反共救国中苏联络站”成员:社员黄汉刚;所谓新谐“暗杀团”成员:干部陈奎芳等3人。被民兵迫害致死的有:所谓参加从香港回来的田阳县大资本家黄恒站之女为首组织的反革命集团成员:干部李明;所谓“反共救国军飞虎团暗杀战斗队”成员:幼平畜牧场工人王有信;所谓“九·一八反共救国军”作战部长、社员李卜康;所谓“联苏联美战斗队”副队长,生产队长杨秀玉、社员龙昌云;所谓“国民党先遣军百中暗杀团”成员:干部农必强等6人。受诬害的人员,“处遗”中均已予平反。(县“处遗”工作总结汇报009-010页)

7月6日,县革委会在新化区召开各区武装部、区革委会负责人,各公社党支书、民兵营长、治保主任三级干部会议,共314人到会,会议由县革委会副主任王孟选、县革委会常委刘四明主持。会议部署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在斗争中学、在斗争中用,掀起大批判高潮。会议期间,武装民兵组织批斗所谓“牛鬼蛇神”的社员蒋桂森、李先挑、李寿峻、罗玉刚,干部何佳宏、黄渤、黄国壮、李明。黄国壮当场被打得口吐鲜血、昏倒在地。(县“处遗”工作总结汇报010页)

7月7日,县革委会发出通知,要全县各单位坚决贯彻执行“七·三”布告,以布告为动力,进一步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和搞好清理阶级队伍,并组织了宣传队进驻各区、各公社。

7月15日,进驻新化区福乐公社的县委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发动群众揪斗所谓坏人。当天,民兵将社员杨序用进行批斗,放到公社林场劳动改造,杨伪装投河自杀,偷跑到凤山县他的堂妹家躲避,后来又被民兵抓回来斗争,杨序用乱供说:67年他与李明、黄渤等55人参加了黄恒站之女从香港回来组织的所谓反革命集团。1972年8月6日,公检法军管会否定了这个组织,“处遗”时对受害者已予平反。(公安局福乐“反共救国军”案卷报告1-3页)

7月19日上午8时到下午4时,公检法军管会以县革委会出面,组织数百民兵对县城各机关、街道居民进行大搜查。

这次大搜査的主要指挥者是:县革委会主任、人武部政委齐玉复,公检法军管会主任、人武部副部长王德禄,公检法军管会副主任、人武部秘书庞镇福。

公检法军管会成员、人武部助理农振田带领从各区调到县城的几百名武装民兵连夜进行戒严。全城分为5个搜查区,县革委搜查区的干部职工全部集中在原人委操场。“联指”层达严、马琼楼(干部)把“四·二二”的黄植刚、黄显清、谢家福(干部)进行捆绑,拳打脚踢。黄植刚、黄显清被打致伤。

三乐街搜查区,查缴郑世鸿等11户农民人民币15637元,5户米票3426斤,其他农户被搜走法光52块,粉枪31支,尖刀277把,长刀53把。(“处遗”办、政府办主任农振田材料)

7月23日,新化区连串公社召开贯彻“七·三”布告的群众大会,公社党支部书记黄国恒,社主任黄绍金布置廖永福、蒙天笑、冯朝昌、陈显极等10个民兵持枪将参加所谓“反革命武装集团”的社员黄景邦、罗志康押到发光屯红泥田河边开枪打死。开枪者:廖永福、冯朝昌、蒙天笑。“处遗”中对指挥杀人的黄国恒开除党籍,撤销党支书职务,对黄绍金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回家劳动。对死者的遗属发给埋葬费和抚恤费,并予以平反。

8月3日,县人武部召开各区人武部长会议,政委齐玉复在会上强调要进一步克服右倾思想,集中火力,集中目标,狠狠地向一小撮阶级敌人发起更猛烈的进攻,不获全胜,决不收兵。这次会议之后,全县又掀起乱抓乱打乱杀人的高潮。

8月间,幼平区百中公社治保主任王土生,诬蔑百中粮站干部农必强参加“反共救国军”,对农进行残酷斗打。王用枪戳打农,社员杨袍用铁钉打进农的头部穿两个窿,又用刀割农的手掌多处破裂,民兵趁机打断农的两根筋骨,后把农关进粮仓里,用打谷桶密盖,企图闷死农必强。次日,王土生又拿农必强来斗打,身负重伤后,晚上把农带回农的宿舍里,逼得农上吊自缢。王土生逼死人命,“处遗”中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逮捕。并给予农必强平反。(“处遗”办工作总结汇报060-061页)

8月7日,县革委办公室写情况给公检法军管会说:同乐区武称公社平茂屯有以干部吴家贵为首组织的“反共救国军”。成员有社员何国廷、陈允健、陈德谋、杨继才等4人。要公检法军管会组织力量侦破。(公安局武称“反共救国军”案卷00053页)

8月9日,县公检法军管会受理社员龙光均4月间的投机倒把案。调查后,还发现龙光均与同乐区三伏公社社员覃焕康,幼平区幼里街上社员王建强有来往。公检法军管会侦破组到同乐区板洪公社召开群众大会,宣传“七·三”布告时,该公社社员谭昌情在会上揭发社员谭世怀有一支手枪,谭世怀向侦破组交待问题时,说他的手枪被社员郭仁芳拿去了,还说郭仁芳有反革命活动的一些情况。

公检法军管会侦破组根据这一线索,组织民兵连夜把郭仁芳家包围起来。当晚正在郭仁芳家的社员龙光均、龙光炎、龙光利,公社支书杨再州,天亮时一起被民兵抓走,龙光环逃跑,被民兵当场开枪打死。

在审讯中,谭世怀供说:1968年初,龙光均在他家密谋成立一个反革命组织,叫做“中苏美英日五红大同国红色党乐业红师游击队”。武称公社社员何国良任师长,达存公社社员郭仁芳任副师长,夏福公社社员王建统任政委,板洪公社社员谭世怀任副政委,社员王丰盛任参谋长,陈德富任联络员,郭天良任通讯员。

县公检法军管会,先后逮捕了这个组织的主要成员,龙光均被判处死刑,于1970年12月27日执行;何国良判刑20年;郭世芳判刑15年;王建统受拘留关押;谭世怀被捆打关押放回家后7天死亡;陈德富戴反革命分子帽子;王志全被民兵营长陆廷恩开枪打死;李群怕捕怕斗跳岩洞自杀。1979年5月以后,何国良、陈德富多次向乐业县、百色地区、自治区法院、检察院申诉,说是冤案。1981年7月31日,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给百色地区中级人民法院的复查报告批复,认定龙光均、郭仁芳、谭世怀已构成组织反革命集团罪,但判刑过重,龙光均应判有期徒刑,属于错杀;郭仁芳改判8年。何国良、陈德富无罪,“处遗”时已予平反。陆廷恩杀人有罪,“处遗”时被开除党籍,政法机关依法逮捕法办。(公安局66年本局文件00027-00035页)

8月上旬,甘田区举办区直机关和各公社干部学习班,发动群众清理阶级队伍,学习期间,山洲公社干部杨必念和孙秀英,乱揭发本公社主任胡洪和与社员李代康勾结贩卖大烟,包庇地主分子张大,打击贫下中农。区革委组织参加学习班的干部对胡洪和批斗了两个晚上。8月9日,区公安员杨秀锦找胡谈话,胡见难于过关,便说他在山州公社与李代康、社员陈允禄组织了一个联苏反共组织,叫做“九九联苏反共战斗队”。成员还有:社员姚本学、姚元帽、黄秉栏、黄炳光、姚元茂、姚元原等16人。胡于8月12日逃跑,10月26日晚向县公检法军管会派去的侦破组投案自首。侦破组是由公检法军管会副主任庞镇福和该会成员凌川带队,他们根据胡洪和的交待和学习班的揭发,对逻沙小学教师唐成林进行逼供,唐成林说:以他为首组织了“联苏反共救国战斗队”,成员有小学教师陈锦玉、黄元清、黄治统、吴廷先、莫开扬,甘田营业所干部李民、社员莫开祥、莫开勤、张胜学、袁世怀,张发高等人。同时,还把参加“广西四·二二造反大军甘田斗私批修兵团”群众组织的梁伯康、黄忠廉两名干部和公社干部李绍杰、社员黄以坚、黄忠堂等13人列入“反革命”组织。被提到参加所谓“反革命组织”的人员,都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被非法斗争,被打伤打残。社员张大被民兵开枪打死。据统计,甘田区被斗、打致伤致残的有熊正庭、莫开勤等10名社员,被关押的干部、社员共230人,被开枪打、石头砸、刀刺、拳打脚踢致死的有社员黄任功等16人,被迫吊颈、跳河、服毒自杀的有社员姚本均、陆爱川、李高良等10人。(公安局仁龙,联苏反共救国军案卷1-6页)

8月13日,幼平区马三公社开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社员杨照对来参加学习的社员班胜龙说:“中里屯有人杀鸡饮血,但我怕讲,讲出来了怕他们暗杀我。”班做杨的工作后,杨把他听说的中里屯杀鸡饮血组织反革命的事讲了出来。8月15日,公社派民兵去抓有关人员黄家烈、罗松堂两个社员到学习班来挂黑牌批斗、捆打。黄家烈便乱说他在2月间,在社员韦显禄家杀鸡,在饮血中,社员王星文宣布成立“反共救国团飞虎军暗杀战斗队”,成员有:王星文、韦显禄、黄家烈、王明利、罗松海等18人。在连续批斗中,岑荣峰被韦正光、王功贤用绳勒死。幼平畜牧场工人王有信吊颈自杀。其他成员也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人身受到摧残,受害者在“处遗”中均予以平反。(公安局幼平“国民党先遣军反团”00065-00072页)

8月中旬,县、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幼平区扁利公社组织民兵对“可疑”分子进行搜查,民兵在农民麻华俭的家搜出县办的幼平畜牧场场长黄振忠给麻华俭的信,信中说:“麻华俭同志,3天承蒙招待,谢谢。黄振忠。”民兵抓麻到公社进行批斗,说麻包庇坏人,思想反动,一连斗了3天3晚,对麻捆绑、拳打脚踢,麻受不了,于8月19日写书面交待,乱编造黄振忠到他家曾说:共产党不久就要垮台,国民党不久就要回来……;还交代在4月14日,黄振忠叫他到畜牧场开会,会上黄振忠组织了“国民党先遣军”,黄振忠任参谋长,幼平卫生所副所长黄贵华任司令,粮所干部农必强任团长,畜牧场工人黄有信任营长,民办教师吴长久任连长,麻华俭任排长等所谓“国民党先遣军”反革命集团后,公社党支书黄学明组织民兵群众对黄振忠、麻华俭挂黑牌、捆打致伤。(公安局幼平“国民党先遣军”案卷)

8月25日,县公检法军管会侦破组给公检法军管会写的报告中说:社员龙珍益于1967年2月上旬在生产队长杨秀玉家成立“反共联苏联美战斗队”杨秀玉任队长,龙珍益任副队长,社员田维仁任秘书,百乐公社社员陈德品任宣传委员。其他成员还有:陈德清、朱文堂、朱文富等12个社员。同乐区干部李辅国参加这个组织活动。8月31日,杨秀玉怕斗争服毒自杀。(68年公安局板洪“联苏联美”卷内)

8月25日,是乐业县城赶街天,县直机关和附近公社造反派把所谓“走资派”的吕永山、陵振学等110多人,个个被挂上黑牌,人人被迫手拿烂脸盆或一块烂铜烂铁上街游斗。造反派强迫被游斗者边走边敲边喊:“我是走资派,我是牛鬼蛇神。”

8月下旬,新化区革委会组织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下队宣传“七·三”、“七·二四”布告。新化小学教师莫开欢带领一个宣传队到甲里公社长冲生产队,该队社员田心国(又名杨志才)害怕被斗,已于7月17日逃跑离队,8月25日才回家,在宣传队支持下,群众揪斗了田心国,逼他交待问题。田被斗被打受不了,便捏造说:2月间新化营业所副主任李明在黄渤房间召开了一次会议,他也参加了,会议主要成立“反共救国军”。社员姚胜斌任军长,黎永邦、吴再香、舒荣华任副军长,黎正业任团长,李保康任副团长,林磊柯任号兵,李明、黄渤任总指挥。社员覃春平、张秀廷、黄部忠等13人参加了这个组织。

田编造这情况后,李明多次被斗,被捆绑毒打,于8月4日上吊自杀。黄渤被斗打致伤;姚胜斌被斗打致重伤后,便装死,被民兵韦英灵当作死狗拖过街上,伤势很重,几天起不了床。(公安局,新化“反共救国军”案卷1-2页)

8月下旬,县武装部召开各区人武部长会议,部署开展大批大斗问题。县人武部副政委张云桥在讨论中说:“所谓大批大斗,就是将所有的批斗对象、四类分子集中起来,发动群众,进行批斗。”会议中的一天傍晚,张云桥叫逻西区武装部长罗有志到他房间作个别布置,张对罗说:“斗批改要搞出个名堂来,就要发动群众对过去有民愤、罪大恶极、文化大革命中跳出来,群众意见大的人进行狠狠批斗,懂不懂?同乐区已经搞掉了一个杨裕生(拉逢屯社员),这些人不严惩江山就难保了。”根据张云桥的布置,罗有志立即给逻西区革委会打电话,叫在家的领导把邮电所长罗玉堂、营业所副主任李辉毓、小学教师曾廷猛抓了起来。新化区人武部长梁日高也给在家的副部长黄贵友打电话,要黄干掉甲里公社孔怀屯百色髙中学生黎正业,但黄没有下手。

这次会议之后,全县6个区和县、区直机关的批斗对象,农村四类分子以及所谓坏人被集中到区进行大批大斗,逢圩日排队游斗,逢斗必打、必捆,甚至公开枪杀。全县被民兵开枪打死22人。用木棒石头、枪托、刺刀捅死11人,被迫害致死29人,共63人。1968年9月18日正值甘田街日,甘田区武装部副部长陆启让指使达福公社民兵营长王建端、夏福公社民兵龙永堂、四合公社民兵肖强,把甘田区农业技术推广站技术员黄忠廉、梁伯刚、朱袭祯3人押到推广站门前的河边集体枪杀。下午,陆启让还勒令甘田小学校长黄豹烈、教师邹定远、唐成林等8人用绳分别把死者的四肢捆在一起,用木条穿过中间,抬到岜阳湾的后面山丢下一个大约7、8尺深的自然坑里。当时,公检法军管会副主任庞镇福正在甘田,事后,庞回县向张云桥汇报了此事,张云桥不但没有批评庞,反而说:凤山、凌云打死那么多人,找谁去呀!3个人没有他们的零头呢。”(县“处遗”办工作总结汇报011-012页)

9月间,县革委第一副主任赖门赐和新化区党委书记罗邦文带领宣传队进驻仁里公社孔怀生产队。当时,该队队长、共产党员、县劳动模范黄氏谷织布染布卖,并对一孤儿的生活照顾,解决吃粮穿衣困难问题,还给这位孤儿娶了爱人,后来,那孤儿帮她家做些生产劳动,便说黄氏谷雇工剥削,走资本主义道路。他们发动群众对黄氏谷揭发批斗,整理材料上报,要划她为新地主。同时,没收了她家所有的布匹、新棉被等财物。1962年黄氏谷参加广西民族代表团上北京参加国庆活动时和中央领导刘少奇等人合影的照片也收缴。后来,县革委组织部派干部黄忠福下去核查,认为材料不符合,才不划为新地主,并把没收了的财物归还原主。

9月10日,县革委作了宣传贯彻落实“七·三”、“七·二四”布告小结会,提出对重点人斗争的4点意见:1、搞好调查,做出斗争计划。2、当机立断、敢于斗争。3、受蒙蔽者反戈一击。4、贯彻政策、开展攻心战。

9月12日,县革委主任齐玉复签发“关于贯彻‘七·三’布告的紧急通知”提出:哪里最乱、那里是“老大难”,那里就有国民党、那里就有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要组织宣传队进驻“老大难”单位,揪出敌人,狠狠地批斗、打击,掀起对敌斗争的高潮。接着县、区革委会从机关、农村抽调干部、贫下中农1200多人,组成66个宣传队进驻263个“老大难”单位,又揪斗366人。(县“处遗”办“齐玉复在文革”中主要错误卷)

10月11日,县革委会发出通知,办乐业县“五·七”劳动干校。校址设在甘田区久塘山上。县革委主任齐玉复任校长,县革委副主任黄国恩任副校长。10月25日,把全县斗批改对象或认为有问题的吕永山、陵振学和干部职工、教师等500多人集中到干校劳动改造。全校分为6个中队,设正、副中队长,班、组长,白天劳动近10小时,晚上集中搞斗批改。(“处遗”黄国恩第一次检讨材料内)

11月6日,县公检法军管会幼平侦破组向公检法军管会书面报告幼平“反共救国军幼平1071团”所谓反革命集团的情况。31日,公检法军管会逮捕这个所谓反革命集团的骨干王建强、王功庆等两位社员。12月1日划王建强为反革命分子释放回家,交群众监督劳动改造;王功庆因病释放后,保外就医死亡。被诬为参加这个组织的韦显英自杀。被牵连的其他25名社员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批判斗争。“处遗”中均予以平反。(公安局“反共救国军幼平1071”案卷3-4页)

11月11日,县革委会常委“打黄派”祝传杰、同乐武装部长姚胜学,三伏公社民兵营长补家德指挥民兵姚廷贵、冉启明等17人枪押“支黄派”社员龙永生、吴仁德、何秀群等人带钢钎、锄头挖黄钢坟墓。由于坟墓是用石头加水泥浆砌成,不易挖开,民兵又押“支黄派”干部陆宏达,小学教师梁建国、干部吴兆月、工人文俊明等人一起挖,抬出尸体后,补家德强令龙永生、文俊明轮流睡入棺材内,令吴兆月、何秀群跪在棺井旁,陆宏达站入棺井内。又令吴仁德、蒙永林、龙永生、关永杰4人用手抬尸体到离原坟墓约400米远的黄泥堡(地名)用柴火加火油焚尸,尸体两腿收缩,不易烧化,补家德又令关永杰用斧头砍断两腿再烧,直到化灰为止。

事件发生后,县人武部领导发给“打黄派”武器弹药,到公安局内设立据点,筑武斗工事,准备对付“支黄派”。

“处遗”时补家德被开除党籍,逮捕法办;姚胜学受到党内严重警告;祝传杰已调回凌云县,凌云县给祝留党察看的处分。

11月17日,县革委发出通知,把地区革委分配到乐业县插队的150名知识青年安排到同乐25人,甘田27人,新化30人,幼平20人,逻西23人,雅长23人。后来陆续被招工、招干,到1979年已全部离开农村。

12月1日,县革委在甘田召开四级干部大会,与会干部、学生、代表共583人,会议讨论革命大批判、大联合、三结合、抓革命促生产等问题。

12月6日,百色地区革委会在乐业县同乐区大利公社大挽屯召开清理阶级队伍现场会。县革委主任齐玉复在大挽搞试点,把“支黄派”的群众组织成员、公社党支书王平良划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交由群众管制劳动。现场会推广了这个经验。(县“处遗”工作总结汇报008页)

12月9日,县革委会贯彻十二中全会公报,全县共处理社员开私荒891亩,私人养牛24头、私人养马34匹。还处理所谓投机倒把金额6079元,处理副业单干33个生产队,金额1933元。揪斗所谓叛徒1人,走资派11人,历史反革命27人,现行反革命分子28人,坏头头18人,五类分子67人,坚持反动立场的五属子女17人,投机倒把13人,其他74人,共336人。

1969年

3月18日,县革委会召开县直机关干部职工大会,庆祝县革委会成立一周年。县革委会第一副主任赖门赐在会上发表讲话,提出:当前以突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运动为中心,抓好斗、批、改,搞好领导班子革命化建设,开展“四好”运动。

4月1日,县城和全县6个公社49个大队所在地都举行庆祝“九大”胜利召开大会。到8日统计,全县先后举行庆祝大会61次,69100多人参加。在这期间,县革委组织1074人的宣传队,到850个生产队进行宣传“九大”公报精神,还举办2060期落实“九大”学习班,参加学习达86900多人次。在学习班中,有不少人家设红宝书台。举行早请示,晚汇报,饭前饭后祝愿,跳表忠舞遍及每个机关家庭、农户,上街走路出工人人挂毛主席像章,读毛主席语录。

4月6日,县革委召开县直机关干部、群众、师生大会。会上县革委主任齐玉复讲话,他说:在庆祝“九大”召开的节日里,我们保证:一定要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一定要以林副主席为光辉榜样,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永远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更加坚决地响应林副主席“关于进一步在全国开展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的伟大号召,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推向更新阶段。一定要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发扬“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彻底革命精神,全面落实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认真总结经验,坚决落实党的各项政策,加速搞好“斗、批、改”的步伐,以最优异的革命和生产成绩向伟大领袖毛主席表忠,向“九大”献礼。(69年档案馆全宗9案卷11、30页)

4月9日,县革委会召开县直机关干部、工人、师生大会,县革委第一副主任赖门赐在大会上宣布:有所谓贪污和反动言论的县银行干部王五月、县土产公司干部覃仕楼、同乐粮所干部莫秀荣等5人隔离反省;同乐公社干部李补国、甘田中学教师凌启林、县商业局干部岑秀华等9人给予以警告。(69年公安局、工作总结卷00094页)

4月26日,县革委作出关于学习宣传贯彻落实“九大”精神的意见:一、要认真地踏踏实实地宣传、学习“九大”精神,深刻领会精神实质,加速思想革命化;二、以“九大”精神为武器,狠抓落实“九大”所提出的各项任务,落实毛主席提出的阶级政策,推动各项工作全面跃进;三、以“九大”精神为动力,认真改进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69年档案馆全宗9案卷13,1-5页)

11月间,县革委组织干部职工、社员群众和县“五·七”干校学员共约一千人步行到凌云县玉洪公社参加批斗自治区领导人贺希明、霍泛、傅雨田、谢王岗、袁家柯大会。我县把所谓“叛徒”的税务局局长黄徐碧上台陪斗。

1970年

4月9日,县革委会在县体育场召开干部职工、师生、群众大会,公布大批判“战果”。全县共挖出所谓隐藏较深的阶级敌人13人,破获各种案件6起,盗窃、投机倒把1372人,金额125974元,当场退赔41954元。(70年公安局“二·五”运动情况汇报00009页)

7月26日,中国共产党乐业县委员会举行第二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新的委员会:书记:张云桥。副书记:黄国恩。常委:张云桥、黄国恩、王立成、陵振学、邹优杰、刘四明。委员:23人。候补委员:3人。

8月11日,百色地区统一召开第二次公判宽严大会。乐业县在县城和各公社设立10个分会场,收听点194个,到会34388人。当天,地区开完会后,乐业县革委会接着开会宣布判处3名所谓犯罪分子,宣布从宽处理17人。摆开战场83个,批斗102人,有58人新坦白交待贪污盗窃款6081元,3人交待投机倒把款438元,新揭发铺张浪费10945元,有77人当场赔退3227元、马两匹,衣车一架,棉被一床,布票44尺,粮票92斤,法光30块,伪币44633张,子弹24发。

10月30日,县城举行庆祝新县委成立大会。县委常委刘四明在大会上讲话,他说:县委成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抓阶级斗争,当前的任务就是要把斗批改和“三反”运动进行到底。会后,全县的斗批改、“三反”、“二·五”运动又掀起了新的高潮。(县档案卷2,82-88页)

12月9日,县革委会召开第五次公判宽严大会,主会场设在县城灯光球场,在各公社设立8个分会场,29个收听点,共批斗了117人。

12月27日,县革委会召开第六次公判宽严大会,大会主会场设在县体育场,各公社设分会场15个,收听点336个,到会人数39586人,摆开战场96个,斗争了143人,其中所谓四类分子96人,伪人员4人,其子女16人,贪污盗窃、投机倒把7人,其他28人。

这次大会之后,到71年1月5日止,全县又共批斗了453人。(公安局70年贯彻会议情况汇报00152-00156页)

1971年

4月27日,县委成立“一打三反”、“清查5·16”领导小组。

组长:县委书记、武装部政委张云桥。

副组长:县委副书记黄国恩。

成员:县委常委陵振学、县委常委、武装部副部长刘四明,武装部副政委李保奎、韦明亮,武装部副科长、公检法军管会负责人陈秉林7人。

4月29日,领导小组召开各公社党委书记、保卫干事,县直厂、场、站、机关学校、大队党支部书记和公检法干部共96人的会议。对各单位逐个分类排队,摸清对象。

5月4日,县委召开县直机关、学校、厂矿干部职工大会,5月5日即开展清查工作。甘田公社夏福大队平流屯社员陆启春在清查中吊颈自杀被发现抢救才没有死。(县档案卷2,46-50页)

8月10日至15日,县委召开第三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提出继续开展批修整风、狠抓阶级斗争、深入开展“一打三反”运动,清理好阶级队伍。

11月19日,县委作出关于查找和搜集文化大革命所谓一小撮阶级敌人物证的决定,把文化大革命期间所形成的原始材料、会议记录、走访本、笔记本、简报等进行清查。实际上以此当作深挖所谓一小撮阶级敌人的一种手段,对所谓的坏人进一步追査。(县档案馆案卷2,61-62页)

1972年

9月上旬,县委抽了191名干部组成工作队,深入社队传达贯彻中央批林整风文件精神。全县听文件传达的有45464人。在传达文件中,工作组发动群众揭发批判林彪反党罪行的同时,打击了阶级敌人的现行破坏活动。幼平公社批斗了所谓现行破坏的四类分子7人,新化公社永福大队批判资本主义倾向,没收了社员开荒地320亩。(72年档案馆全宗1案卷22、56页)

9月11日,县委召开各公社党委书记、县委各大组领导、各局负责人会议,部署批林整风运动。会后,全县共培训3242人为批林整风骨干,进一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72年档案馆全宗案卷)

1973年

9月5日,县清查“5·16”办公室给县革委写了关于刘光明(大学生)的审查报告,认定刘积极策划并参加反党乱军夺权,建立凤山“反革命基地”,对刘光明进行隔离审查,后拘留。1973年9月21日,县革委划刘光明为现行反革命分子,遣送回家,交群众监督劳动改造。

被诬为“5·16”反革命集团的还有县气象站干部梁栋芳,农业局干部黄承刚、陆峰。黄承刚被软禁在县税局几个月后,县委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开除干部资格,监督劳动改造;陆峰被撤销县革委常委职务。

刘光明、黄承刚、陆峰在“处遗”前后均给予平反。

10月5日,县委召开四级干部大会,传达党的“十大”精神,参加会议有县直单位领导干部、各公社党委书记、副书记,大队党支书、生产队政工员等2621人。县委书记黄大儒作传达“十大”精神的报告。黄并在会议总结报告中提出3项工作任务:即一:要把学习“十大”文件、贯彻“十大”精神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来抓,掀起学习、宣传、贯彻“十大”精神的热潮。二、以“十大”精神为动力,深入批林批孔,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狠狠打击坏人破坏活动,批判资本主义倾向,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三、进一步掀起农业学大寨新高潮。(73年档案馆全宗1案卷6,188-212页)

1974年

1月2日,县委给各公社党委发出通知,成立乐业县批孔领导小组。

组长:县委副书记邹优杰。

副组长: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黄云梯。

成员:县革委政工干部黄友炳。

县文化局副局长黄延满。

县妇联主任吴国榕。

团县委书记钟杰峰。

黄友炳任办公室主任。教育局干部农盛刚任副主任。

后来,各公社也相应成立了批孔领导小组和办公室。

2月20日,县革委副主任黄显馨、宣传部副部长黄云梯到乐业中学协助学校领导,发动师生开展批林批孔运动。经过工作,学校掀起革命大批判高潮,全校8个班450多名师生投入批判孔老二和学校所谓的阶级敌人。

2月21日,县委办公室印发县委常委关于开展批孔的方案。方案以《林彪与孔孟之道》8个专题逐条批判:即一、批判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二、批判林彪鼓吹“生而知之”的天才论,阴谋篡党夺权的罪行;三、批判林彪宣扬“上智下愚”的唯心史观,恶毒攻击、诬蔑劳动人民的罪行;四、批判林彪宣传“克己复礼”,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的罪行。五、批判林彪贩卖“中庸之道”,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的罪行;六、批判林彪用孔孟之道的反动处世哲学、结党营私,大搞阴谋诡计的罪行;七、批判林彪鼓吹“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剥削阶级思想,攻击“五·七”道路的罪行。八、批判林彪教子尊孔读经、梦想建立林家世袭王朝的罪行。批判要理论联系实际,批林结合批孔,以批林批孔带动各项工作。(县委办关于批林批孔的通知17-24页)

5月30日,县委办公室给各公社发出通知,要求各公社组织干部群众学好中央(74)17号文件精神,继续发动群众批深批透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和孔孟之道,揭深批透韦祖珍。在批判中,联系本单位当前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的实际,批判毁林开荒、副业单干、自由种植、反对科学种田等资本主义倾向,把基层批林批孔运动不断引向深入。(县委办关于批林批孔卷26-27页)

1975年

7月31日,山西省昔阳县工作组乔洪喜、张立锁两人到乐业来传授“农业学大寨”的经验。8月3日,县委在礼堂召开县直机关干部和附近大队的群众大会。乔洪喜在会上作了“搬掉右倾拦路虎,前进路上迈大步”的报告,介绍他所在的南红大队8年学大寨,走大寨路,狠抓一个“斗”字,突出一个“批”字,促进一个“干”字,出现一个“变”字的经验。“斗”就是长期同修正主义路线斗,同阶级敌人斗,同形形色色的资本主义倾向斗,同反动没落阶级的意识形态孔孟之道斗,同小农经济右倾保守思想斗,同天斗同地斗。摧毁了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

乔洪喜、张立锁在乐业活动4天,先后到武称大队、百朗电站听取这些单位学大寨抓阶级斗争的汇报,8月4日离开乐业。(1975年档案馆全宗一号13卷122-133页)

6月12日,县委召开县城机关学校、厂场干部职工师生和附近大队群众大会。县委书记黄大儒在会上传达赴大寨参观的报告,对照乐业县学大寨存在的问题,提出今后开展学大寨赶昔阳群众运动的初步设想,下半年的工作安排。(1975年档案馆全宗12卷001-008页)

10月6日晚,县委召开各公社电话会议,部署学习贯彻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号召全县广大干部、群众立即行动起来,掀起学大寨的新髙潮,会上表扬了38个大队召开群众大会,斗争51人,批判了有“资本主义”倾向的48人,以此来推动农业学大寨的开展。(1975年档案馆1全宗13卷105-1182页)

10月9日,县委发出关于“开展对《水浒》评论”的通知,要全县各族人民积极投入评论《水浒》的运动和农业学大寨运动结合起来,突出揭露和批判《水浒》宣扬的投降主义路线同开展学大寨必须对资本主义年年斗、月月斗、天天斗,一时一刻也不能放松,促进学习运动的深入开展,深入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实现普及大寨式的单位。(1987年档案馆1全宗7卷62-65页)

11月1日至7日,县委召开贯彻全国农业学大寨四级干部大会,到会的党员干部共3727人。会议提出:全党动员,苦战5年,力争3年,把乐业建成大寨县而奋斗。任务是:增加保水田5000亩,砌墙平土3000亩,搞园田化1000亩,造田造地1000亩,深耕改土5000亩,海棉田2000亩,造成水库13座,容水量847立方米。水库渠道130公里。实行群众性大突击和事业队常年施工相结合,拿出10%到15%的劳动力搞农田基本建设专业队,开展大规模的农业学大寨运动。(75年档案馆1全宗12卷79-89页)

11月6日,县委作出关于“全党动员大办农业,苦战5年,力争3年把乐业建成大寨县的决定”。决定中提出: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要联系斗争实际,同大批判结合起来,大打批修批资总体战,处理乱开私荒、扩大自留地、饲料地4000亩。批判圈地围园、圈地建房、私人养马,留自留人、自由种植、自由经营,工分挂帅,物质刺激等资本主义倾向,大批“中庸之道”的封建宗族观念,天命论,在政治上搞臭,经济上搞垮。建立贫下中农管理市场委员会,彻底堵住资本主义活动,分期分批,社社队队办成大寨式的单位。(75年档案馆1全宗13卷67-83页)

11月7日,县委制定建成大寨式单位的规划,全县共有924个生产队,计划76年建成大寨式的生产队410个,77年350个,78年138个,79年21个,80年5个。80年实现大寨县。

12月15日,县委抽调干部,组成普及大寨县宣传队,第一批40个队190个人,第二批12个队127人,这些宣传队遍及全县79个大队。县委领导和部委办的领导干部也分别下去抓普及大寨县的工作。(75年档案馆1全宗14卷1-17页)

1976年

5月8日,县委、县革委作出关于以阶级斗争为纲,办好农田基本建设专业队,把普及大寨县运动推向新高潮的决定。要各公社党委、各单位认真组织干部群众投入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集中火力深入批判邓小平的“三项指示为纲”及其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批判邓小平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帐,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歪曲学大寨的根本经验,妄图把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引向邪路的罪行,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行到底。(县委办卷12号38-42页)

7月5日,县委召开三级干部大会,县委书记黄大儒在大会上总结一年来的工作时说:全县开了大小批判会5329次,有68072人参加,899个单位办大字报专栏1256处,写出35048篇批判文章,批斗197人,揭发贪污盗窃303人,金额37585元,赔退201人,19526元,处理投机倒把107人,金额12946元,赔退83人,金额8517元,收回扩大自留地524亩,处理私荒4566亩,圈地围园1001亩,处理私人马车、手推车归队51架,处理副业单干934个队,26688元,清理超支欠款3825户,159969元,招回外出搞“野马”副业462人。学大寨要学根本,各级党组织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批判邓小平“三项指示为纲”,掀起大打批修批资总体战高潮。(76年1全宗14卷61页)

10月6日中共中央公布粉碎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反党集团,消息传到乐业县后,县委举行干部群众大会,热烈欢呼这一历史性的伟大胜利。

10月18日,中共中央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发出通知,县委遵照中央的指示精神,把“四人帮”反党集团事件向县直广大干部职工公布,全县从机关到农村,从干部到群众,愤怒声讨“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滔天罪行,形成拥护党中央的战略决策,批判“四人帮”的群众运动。(76年1全宗1卷030-033页)

编后记

十年“文化大革命”这场浩劫,给乐业县各族人民带来了严重的灾难和严重的精神创伤。据不完全统计,全县有1735人(其中县、社干部207人,农村社员1528人)被列为敌我矛盾,挨批挨斗,捆绑毒打,长期受到折磨,身心受到严重摧残,甚至死亡。这些人占当时总人口2.3%(69年人口是75599人)其中被打死和被逼死的干部群众95人,占总人口0.13%。被打致伤致残的194人(其中致伤150人,致残44人),被关押的487人(县公检法军管会93人,甘田区230人,同乐区14人,新化区12人,逻西区111人,幼平区21人,雅长6人),害怕斗争而逃跑的87人,有两人失踪。打死人的手段是十分残忍的,有的被拳打脚踢而死,有的用石头砸死,有的用木棒敲死,有的用枪托打死,有的开枪打死,有的用刀刺死。在这期间,花人民的钱去搞“红色海洋”、外出串连、搭大字报棚、设串连接待站等用去人民币10万多元,损坏国家财产无法统计。

受迫害的人多,死亡的人也多,其原因主要是由于不少人被诬为参加了所谓“反共救国团”。据“处遗”中查明,被逼供讯供出的所谓反革命组织就有:

同乐区板洪大队的“反共联苏联美战斗队”;武称大队的“中苏联络站”;武称大队平茂生产队的“反共救国军”。

甘田区山洲大队的“九九反共联苏联美”;达福大队的“除暴安民”;逻沙小学的“七〇二〇反共救国军”;四合大队的“地下军”、“地下运输队”。

新化区福乐大队的“中国人民反共救国军凌云独立纵队逻楼支部”;甲里大队的“九一八反共救国军”。

幼平区百中大队的“国民党先遣军”;马三大队的“反共救国军飞虎团暗杀战斗队”;幼里大队的“反共救国1071团”。

雅长区的“中华民族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乐业纵队雅长六中队”;雅长营业所的“暗杀集团”。

县直机关乐业中学的“反共救国团67125番号”;农业局的“中国青年党”、“青年近卫军”。

全县逼供出共18个所谓“反革命”组织,被诬为反革命集团的人达300多。其次是对“五类”分子进行大围剿,随便杀害。再是进行私人报复,打击和杀害无辜群众。

1983年,在党中央领导下,广西全面开展处理“文化大革命”遗留问题,自治区党委先后下达了桂发(1983)54、55号和(1984)15号文件,根据这些文件精神,乐业县于1983年4月组织“处遗”队伍,成立中共乐业县委处理“文革”遗留问题领导小组,由县委副书记黄荣阶、人大常委主任莫林、副县长张桂岳等组成,陆学成为“处遗”办公室主任并抽调干部组成“处遗”工作队,开展“处遗”工作,对在“文革”中的受害者进行调查,对打死人、乱杀人的罪犯进行专案查处,对属一般问题的做好双方的愈合工作,赔礼道歉。对受害者县委逐个作出平反结论,通知到本人。发给死者丧葬费63人,5020元;抚恤费59人,6360元;被打死者遗属孤老12人,每人每月发给12元,孤儿16人每人每月发12元;给予危房补助43人,13310元;生活困难补助38人,2880元;慰问被打伤打残的253人,给予补助8458元(其中干部工人50人,人民币938元,农民203人,人民币7520元);受冤假错案生活困难的农村基层干部补助78人,2585元;在“文革”中因冤假错案而降、停、减工资的46人,补发工资57274元。

全县与打死人有牵连的154人,立案审查处理115人,给各种纪律处分42人(其中党员干部26人,工人1人,农民15人),判刑的3人,开除公职4人,留用察看2人,开除党籍28人,党内严重警告5人,警告7人,免予处分20人。经过两年的“处遗”工作,犯了错误的人得到了清理,杀人者和策划者受到了应得的处理,冤假错案得到了平反,恢复了名誉,无辜受害的死者家属得到了安抚,稳定了局势,达到了长治久安的目的,共同搞好四化建设。

根据中央的部署,为了在政治上、思想上彻底否定“文革”,巩固“处遗”成果,教育干部群众和子孙后代牢记这一惨痛的历史教训,不让“文革”这一历史灾难重演,我们编写了《乐业县“文革”大事记》。

在编写《乐业县“文革”大事记》中,我们坚持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尊重历史,尊重事实,“不唯书,不唯上,要唯实”的写史原则,绝大部分的材料是从县档案馆、县公安局档案室保存下来的档案搜集整理,也有少量根据懂内情的同志回忆提供,进行各方面的考证、核实,去伪存真,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实写下来的。

因为我县“文革”中档案不够齐全,在收集整理中带来不少困难,加上我们水平低,在编写中难免有错漏,敬请熟悉当时情况的同志们批评指正。

中共乐业县委整党办公室1987年2月

附一:

乐业县在“处遗”中对在“文革”中犯错误犯法的人处理情况:

1、被判刑:陆廷恩 补家德 王建端

2、开除公职:黄寿功 陆廷恩 黄绍金 黄吉心

3、开除党籍:黄寿功 陆廷恩 杨昌德 覃国光 王功贤 申承均 梁祥当 黄绍金 吴先甫 黄吉心 补家德 王土生 黄国恒 罗有志 王光德 黄官保 田维扒 罗焕新 王功异 王桂生 王福来 罗会森 罗建仁 韦燕昌 周丹成 王建端 杨仁仲

4、取销党员预备期:黄泽涵 韦明灵

5、受党内严重警告:潘仕兴 何日高 郑登睦 姚胜学 韦英灵

6、受党内警告:黄国三 岑勋嵩 廖展模 凌平河 韦廷礼 何仕英

附二:

乐业县“文革”前后领导班子情况

1965年

县委书记:黄友生 副书记:吕永山

县人民政府县长:黄钢

副县长:阮贤均 黄振光

1976年

县委书记:吕永山

副书记:邹优杰 赖门赐 陵振学

县人民政府县长:黄钢

副县长:黄振光 何佳宏 莫林 黄国恩

1968年

县革委主任:齐玉复

第一副主任:赖门赐

副主任:王孟选 黄国恩

县革委常委:齐玉复 赖门赐等17人。

县革委委员:齐玉复 赖门赐等55人。

1971年

县委书记:张云桥(武装部政委)

副书记:黄国恩

县委常委:张云桥 黄国恩 邹优杰等7人

县革委主任:张云桥

副主任:黄国恩 邹优杰 陵振学 黄大儒

1973年

县委书记:黄大儒

副书记:黄国恩 张云桥 邹优杰

县委常委:陵振学 杨殿荣等9人。

委员:李徽典 凌川等27人。

1974年

县委书记:黄大儒

副书记:黄国恩 邹优杰 黄荣阶 陵振学 李徽典

委员:黄大儒 黄国恩等21人。

县革委主任:黄大儒

副主任:黄国恩 邹优杰 黄荣阶 李徽典 陵振学 黄显馨 王文会 张云桥 杨殿荣

县革委常委:黄大儒 黄国恩等16人。

委员:罗邦文 马琼楼等24人。

1976年

县委书记:黄大儒

副书记:黄国恩 黄荣阶

县革委主任:黄大儒

副主任:陵振学 黄显馨 王文会

1979年

县委书记:黄大儒

副书记:陶爱英 黄荣阶 黄国恩 陵振学

县委常委:黄大儒 陶爱英等11人。

委员:黄大儒 陶爱英等24人。

候补委员:黎开乾 万再邦等8人。

黄荣阶为县纪检会书记。

黄明升为县纪检会副书记。

来源:《广西“文革”档案资料》(第十五册),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1987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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