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87-6-0 作者：中共百色市委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
中共百色市委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桂整办（1986）13号文件精神，为了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巩固处理“文化大革命”遗留问题（简称“处遗”）的成果，教育广大干部、群众和子孙后代，我市于1986年6月开始，以尊重历史、尊重事实，坚持“不唯书、不唯上、要唯实”的写史实录原则，按照事情的本来面目，客观地记述我市10年“文革”的大事记。
我市“文革”大事记资料的主要来源是：市档案馆、文化馆、公安局、纪律检查委员会、市委整党办、组织部等单位的档案、书刊、报纸、会议记录、电话记录等，并根据熟悉本县“文革”情况的一些老同志提供的情况，通过收集核实整理，反复修改充实，最后由市委审核定稿，作为历史资料保存。
我市“文革”的主要概貌是：1966年6月至1967年底组织“造反派”，夺领导干部的权，批斗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1968年元月至年底群众组织中的“联指”派和“4·22”派批斗“走资派”，而产生“唯我独革”，“唯我独左”的思潮，互相争权夺利，两派矛盾激化，打右头仗；1968年3月20日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后，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大斗争，继续批斗“走资派”，社会上揪斗“牛鬼蛇神””，在“抓革命、促生产”的幌子下，大批大斗“走资派”，清查和搜捕“反共救国军”、“5·16”反革命分子、“阶级异己分子”、“资产阶级分子”以及地富反坏右分子；1968年10月20日建立“5·7”干校后，集中276名干部职工搞“斗批改”，把未获得“解放”的干部职工和被认定参加“反共救国军”、“叛徒”，“假党员”等64人作为“非学员”继续审查、批斗、罚跪、踢打、干重活、脏活等。
1968年“7·3”布告下达后，在县武装部、公检法军管会策划、部署下，先后于7月10日在百色城内进行大搜查，抓捕了所谓“可疑人员”147人进行审查。7月31日在城内以及农村统一行动进行大搜查，一直持续到近年底，这段时间又抓捕所谓“反共救国军”等483人，其中：国家干部123人，工人45人，大小队干部29人，社员群众286人，造成大批冤、假、错案。
1968年元月至1970年底，全县被错批错斗的共达2531人，其中：国家干部550人（含科局长以上领导干部46人），工人138人，大小队干部280人，社员群众1563人。在这些人员中被迫害致死的共206人，其中：枪杀14人，打死22人，被斗打重伤后过一段时间死亡和被迫上吊、投河致死的170人；属于革委会成立后，枪杀、打死、逼死的166人，占被迫害致死206人的60.16％。
1969年元月至1976年底，主要是搞“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造大寨田、建大寨新村、评大寨工分（定期评议、自报公议），抽调大批干部下乡，“大割资本主义尾巴”，批判自留地商品化，社员群众大砍房前屋后的果树，直接影响了群众的收入；大打“批修批资总体战”，批修整风、批陈整风、批林整风、“批林批孔”、“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搞上挂下联，清查“5·16”、开展“一打三反”、搞清队等所谓政治运动等等。
中共百色市委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1987年6月
6月3日，在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通知后，县委研究成立“文革”领导小组，经地委审批同意，韩允普（副书记）任组长、熊桂榕（宣传部副部长）任副组长，组员伦日峰（副书记）、高鸣海（副县长、县委常委）、秦玉峰（工业局长），办公室负责人韦结友（组织部副部长）、邓超（财贸政治部干事）。
6月8日，县“文革”领导小组布置县直机关开始搞“文化大革命”，决定以医院、文化馆、文艺队、电影队为重点，并派伦日峰、高鸣海等人为工作组进驻上述单位。
6月25日，县“文革”领导小组布置县直机关开展大鸣、大放、大字报，提出内外有别，宣布四条纪律：（1）男女关系，政治历史问题，不得写大字报；（2）要保密，大字报不能外传外贴；（3）抄录大字报要经“文革”办公室批准；（4）对别单位的大字报要由“文革”办公室转送。30日，对如何搞“文革”运动，布置分四步走：（1）动员学习文件；（2）声讨“三家村”邓拓、吴晗、廖沫沙；（3）揭发本单位的问题，批判斗争；（4）学习毛泽东选集“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
7月13日，在地区“文革”领导小组布置暑假各中小学教师集训后，15日，全县中小学教师集中到地区医专搞“文革”运动。地、县、镇、区派出20多名干部组成工作组进驻，组长高鸣海。在集训中，3天时间就贴出4570张大字报，揭发了45人的所谓“问题”。7月18日，县“文革”领导小组宣市县直机关“文化大革命”暂停，高鸣海在会上解释暂停的理由：（1）生产大忙；（2）力量不足，派不出工作组；（3）领导分散，力量要集中搞“四清”运动。
8月25日，在教师集训中，批判北京的邓拓、吴晗、廖沫沙所谓“三家村”，负责人是高鸣海、熊桂榕等。
8月27日，百色城2万多干部群众冒雨举行集会，欢呼毛主席会见百万革命群众，拥护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和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镇党委（县级镇）书记高文林致开幕词，地委副书记韩开祥等讲话。大会结束后，举行庆祝游行，参加大会的地、县、镇领导韩开祥、韩允普、高文林等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头。
9月7日，县委、人委机关由伦日峰动员组织机关赤卫队，随后县直各单位相继组织赤卫队，由领导挂帅（县委伦日峰、人委高鸣海），全县约有5千多赤卫队员。9日，伦日峰到地委开会回来后，强调机关赤卫队要组织好，任务是对付南下红卫兵串连队的冲击，着重保护机关，保卫领导，机关院内派人日夜站岗放哨。
9月10日，在南下红卫兵串连队的影响下，全县各中学校学生相继成立了红卫兵组织，学校陆续停课“闹革命”，冲出校门，杀上社会，四出串连，鼓动“造反”、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立“四新”（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横扫神台、香炉、佛象、神木等等，搞乱社会秩序。县委机关黄文武（县委办干事）、罗绍强（监委监察员）、梁粹然（团县委干部）、李长寿（宣传部干事）、黄孟英（宣传部干事）、冼国标（通讯员）等成立“忠于毛泽东思想革命造反战斗队”（67年初改为“县委七一造反兵团”），黄文武为总负责人。县人委院内纷纷组成各“造反”战斗队（组），67年初以冼超凡（计委干部）、罗冠芝（统计科干部）、陆代沂、梁连桂（农业局干部）、泮荣华（林业局干部）、陆平春（人委办干部）等联合成立“县人委造反兵团”，冼超凡为政委，罗冠芝为团长，陈代沂为副团长。县直各单位相继组成“造反”战斗队（组），从而使党的各级组织普遍受到冲击，陷于瘫痪、半瘫痪的状态。这些“造反”战斗队（组）成立不久，就攻击赤卫队是“保皇派”，随后赤卫队自然地解散了。
9月11日，百色城“造反”派听信所谓区党委书记韦国清被北京南下红卫兵串连队等学生殴打重伤住院的谣传，就集会声讨北京科大学生黄赛阳及广西师院、广西大学，广西医学院部分学生的所谓“反革命罪行”。
9月，继地委8月设立“文化革命”接待站后，县委在县交通局设立“文化革命”接待站，由黄文武、罗绍强等人负责，接待来百色串连的红卫兵，解答红卫兵提出有关“文革”的问题。
9月18日，百色城成立“红卫兵指挥部”，负责人郑志武、农影乐等。当天上午在地区体育场召开红卫兵、干部、职工、群众6千多人庆祝大会，地、县、镇领导郑少东、覃展、伦日峰、高文林等参加大会，地区各县也派60多名红卫兵代表参加。郑少东和工人、农民、师生以及各县红卫兵代表分别在大会上讲话，表示祝贺。
10月29日，广西军区司令员欧致富在原百色中学体育场向百色城15000多人作学习毛主席著作讲用报告。
12月，在飞机场召开约有8千人的县四级干部会议，贯彻中央颁发《农村文化大革命“十条”》和部署来年的春耕生产。由于当时已经组织红卫兵，全县各“造反”战斗队（组）都派人参加，说大会封锁“文革”消息（因会议不在城内开），为此，会议只开到一半就中断，与会人员自动跑到街上看热闹（大字报已贴到街上，并在街头进行辩论）。机关红卫兵也纷纷向单位领导提出要到外地去串连，直接影响日常工作的进展。
元月3日，“县人委造反兵团”冼超凡写了一篇题为《打倒百色县的赫鲁晓夫——杜晶一》的大字报，诬蔑杜晶一是“大叛徒”、百色县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杜原任县委书记，后调田东）。
元月5日，百色镇饮食服务公司“造反”派头头章福莲（饮食服务公司干部）等在刘胡兰饭店楼上和大字报棚批斗所谓“地主分子”黄冰洁（饮食服务公司经理）多次后，经镇党委同意，便把黄冰洁遣送武鸣老家劳动改造达5年之久，于1979年平反，收回安排工作。
元月24日，在上海“一月风暴”的影响下，当在晚上天将黑时，梁粹然在县委办公楼后门叫部、委、办以上领导干部排队，领队参加县委机关“造反”派在院内灯光球场召开誓师大会，由黄文武主持，强令张先赞（县委书记）等表态支持、承认“造反”派的合法权力，宣布从当天起县委的一切权力由“造反”派掌管，解散部、委、办领导组成的战斗队，然后责令部、委、办领导干部个个表态，并要张先赞、韩允普、梁炎（副书记）、黎明（县长、县委常委）、高鸣海等领导写检查，交待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等罪行、在县委院内搞卫生、冲厕所、扫地等。
元月27日，县委、人委“造反”派以黄文武、冼超凡为首召开县直单位“造反”派负责人会议，研究夺权事宜。会上，黄文武、罗冠芝等人提出夺广播站的权，先把宣传机器拿到手，控制广播阵地。同时，酝酿成立“县夺权行动委员会”。当晚由黄文武、冼超凡等召集县委、人委机关以及县直27个单位的“造反”派组织200多人大会、正式成立“县夺权行动委员会”，冼超凡为主席，黄文武、罗冠芝、陈代沂为副主席。紧接着就夺广播站的权，责令副站长陈日团交出公章，由周琼飞（团县委干部）向全县广播“夺权宣言”。
元月28日晚，县委、人委“造反”派黄文武、冼超凡、罗冠芝等人召开县直单位“造反”派全体成员大会，请县武装部政委张树芳到会讲话。他说：“当前革命形势发展很快，我们要尽快的联合起来，只有联合才能夺权。夺什么权？即夺党、政、财、文大权。夺谁的权？即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等等。
元月底，县公安局、检察院、法院的“造反”派集中在公安局院内开大会，县直各“造反”派也派人参加。大会由林志坚（公安局干部）主持。他在会上说：“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夺走资派的权”等等。接着，谭成珠（法院干部）宣布夺权仪式后，就夺了副局长勾永泰、黄卷义，教导员马鸿浩，检察院副检察长陈良臣，法院院长覃善堂、副院长农广丰的权。
2月15日，县直机关成立“革命造反联合总部”后，接着就成立“批判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筹备小组”。张树芳任组长，黄文武任副组长，组员白振武（武装部长）、冼超凡，罗绍强。4月23日，成立“县批判刘、邓、陶筹委会”，成员10人，张树芳为主任，白振武、黄文武为副主任。25日由白振武主持“筹委会”会议，研究批判“刘、邓、陶”如何上挂下联，结合批斗本县“当权派”，决定在5月11日至16日批斗张先赞、伦日峰、黎明、高鸣海、梁炎、韩允普等。
2月16、17日，县人委“造反”派冼超凡、罗冠芝、陈代沂等人组织对李慧（人委办秘书）进行批斗2个晚上和1个白天，诬蔑李慧强奸其嫂和迫害干部职工等。除勒令张先赞、黎明、高鸣海等陪斗外，连人委的委、办、局（科）领导也被挤到会场一角，并派人到地委找书记郑少东、副书记张平到场。17日晚深夜逼地、县领导表态决定将李慧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叫郑少东签字。郑不签，后由张平签字，批斗会一直开到天亮。
2月16日，经县直各单位“革命组织”协商，革命群众反复酝酿，选派代表参加选举，成立“县抓革命，促生产总指挥部”，成员13人，军队代表张树芳，领导干部代表黄冠佳（副县长），李荣廷（副县长）、韦造周（县委办副主任），“造反”派代表黄文武等9人。下设办公室（由县委办公室、农村政治部和人委农林办公室的班子组成），负责处理日常工作。23日周恩来总理作关于部队出来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后，于3月7日成立县武装部“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成员19人，主任委员张树芳，副主任委员韦炳超（武装部副政委）、和占洋（六九一一部队政治部副主任），黄冠佳、黄文武。下设总办公室和农林水、财贸、党群、工交、文教卫生、政法战线办公室。总办公室主任姚开发（武装部科长）、副主任梁宗祥（六九一一部队股长）。7月27日，县武装部“抓促指”进行充实和加强、调整。成员31人。张树芳任主任委员，姚开发、韩允普、黄文武、黄冠佳任副主任委员，常委陆建珍（武装部副科长）、冼超凡、林志坚，刘仕琼（粮食局干部）、杜寿森（供销社干部）、王连财（人民医院党支书）。下设办公室及农林水、计划工交、财贸、文教卫生、民兵工作领导小组。陆干（武装部助理员）任办公室主任、韦造周、左柏淮（六九一一部队）、冼新（农村政治部干事）任办公室副主任。下设秘书、农林政治生产、调查研究3个组。
2月21日，县委“造反”派黄文武、罗绍强等在县委“文化革命”接待站批斗韩允普，诬蔑为“大流氓”（强奸其小姨）和“三反分子”等，勒令郑少东、覃展（专署专员）前来陪斗，张先赞、黎明等到会表态和作证，连续批斗3天。
3月，从城市到农村，各“造反”组织都对所谓“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刘、邓、陶”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多次的批判，并到处搞大批判专栏。
4月26日，冼超凡主持“县人委造反兵团”主要成员会议，部队“支左”人员丁顺阳（六九一一指导员）、泮达荣等参加，决定由梁连桂、罗冠芝负责组织收集整理黎明、高鸣海的批斗材料。5月9日，冼超凡召集上述人员对批斗材料定稿，诬蔑黎是“刘少奇在百色的代理人、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苏修的鼓吹者、右派的勤务员”，高是“不学无术的高压线，强迫命令的能手”。
4月29日，百色城各“造反”派组织商量召开“批判《修养》”大会和参加拥军爱民大会问题，在发海报和主席台左、右座位安排问题上意见不一致，发生争吵。后在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口号是“支持韦国清，打倒伍晋南”还是“支持伍晋南，打倒韦国清”的问题上分裂成百色“联指”（多数派）和百色“4·22”（少数派）两大派。由于观点分歧发展到派性斗争。两派各自从派性出发，开展明争暗斗，矛盾日益尖锐。
5月5日，白振武主持“批判刘、邓、陶筹委会，研究主持批斗大会，动员报告、材料整理、个别攻心和人员分工。11日至16日，由“筹委会”成员轮流主持批斗大会，在县委礼堂先后批斗张先赞、黎明、韩允普、粱炎、高鸣海、伦日峰；在批斗会上黄文武、冼超凡、罗冠芝、陈代沂都上台批判发言。尔后又批斗廖祖扬（宣传部长）、马国钧（农业局长）、杨福（林业局长）、符文礼（镇委副书记）、王祝考（镇委副书记）、范志琳（林业局副局长）等人。各区直机关也相继批斗区委正、副书记、区公所正、副区长，各人都被批斗多次。其中：马国钧被批斗十多次，伦日峰被大、小会批斗（含陪斗）127次之多。在1968年5月间的一天下午伦刚从那毕区凡平公社回县委，晚饭后百色高中“兵委”（4·22派）三个红卫兵就闯进房间去，声称找伦去查对材料，把伦拉到原地委小招待所的“造反大军司令部”（422派）的驻地斗争，由黄克刚掌握会场。斗争开始就追问谁派你下乡去动员民兵进城搞武斗，伦说没有，立即被人用拳头打右眼角冒星光，接着挨踢下跪，用小布袋套头，被单车链条打后背身上10多次，连衬衣也破裂，一直折磨到深夜，凌晨1时才走回县医院。
5月24日，白振武在县直各单位“造反”派头头会上说：“（1）斗争本单位当权派，要与刘、邓、陶挂上钩；（2）斗争方法要短兵相接，一人揭多人攻”等等。随后，县人委以冼超凡为首于27日派了10多人去抄黎明的家，把抄得的一些衣物、生活用品展览示众，并作为批判的物证。县委“造反”派也派人抄梁炎的家。
6月4日，百色城两大派围绕广西日报被夺权问题展开派性斗争。百色“联指”派及郊区贫下中农1万多人在灯光球场召开支持广西日报军管小组，严正声明及强烈抗议南宁“4·22”非法夺军管广西日报的权的大会，会后举行游行。而百色“4·22”派则在大字报棚召开大会，支持南宁“4·22”夺军管广西日报的权，说：“南宁4·22指挥部夺军管广西日报是革命行动，好得很”。
6月27日至7月6日，县武装部“抓促指”召开县、镇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会暨三级干部会议。会中除讲用外，并对所谓“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的罪行进行声讨、批判，在张树芳带头揭发、批判后，有36人在大会和以区为单位的会议上进行揭发、控诉、批判。8月23日，又召开生产救灾会议，会中以一天时间由张树芳带头对所谓“中南地区走资派陶铸”进行批判。以后，又多次批判“刘、邓、陶”。
上半年，县武装部抓总后，以永乐区南乐大队社员林春、犯错误干部蒙世国（公安局干部）等为首，成立“水淹农民造反兵团”，先后进驻县人委楼上会议室、县壮校院内，串连澄碧河水库搬迁户每人捐款（几角、几元不等）上京告状，声言到国务院要搬迀费回来分，不捐款者没有份。并对原永乐农场党委书记王长清、场长谢福种、党委成员卢阳生、西北乐分场负责人莫荣光以及县搬迁委员会主任黎明分别在三合、西北乐、排洪等地进行多次斗争，着重围绕经济问题，提出要增加搬迁费、生产费、安家费之类的要求。后来搬迁户见到捐款没有着落，林春反而穿上新衣服、皮鞋等，感到上当受骗。“7·3”布告下达后，林春、蒙世国等受到批斗。
7月3日，县委、人委和部委局的领导张先赞、黎明、梁炎、伦日峰、高鸣海、廖祖扬、马国钧、杨福等，被指控为“走资派”，由关强寿（县委通讯员）送到那毕区七塘公社那楼生产队劳动改造40多天。
8月22日，白振武、韦炳超在张树芳的授意下，召开“批判刘、邓、陶筹委会”研究再掀起批斗“走资派”的新高潮。白振武布置工作时说：“先用15天时间总结、鼓励，再用20天揭发批斗‘走资派’，然后用15天给干部站出来”。
10月24日，百色城“联指造反总部”在大字报棚召开批斗原地委书记杨烈（在区党委农村政治部工作）大会，并把地、县、镇直各单位大大小小的领导拉去陪斗。
11月20日，百色城2万多军民集会，欢呼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对广西问题的决定，军分区、六九一一部队、县武装部、“联指”、“4·22”代表分别在会上发言，表示拥护中央对广西问题的决定，坚决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会后上街游行。
12月17日，百色初中“4·22”红卫兵在大中学校大字报栏贴大字报，把“联指”红卫兵大字报复盖。“联指”红卫兵进行指责，“4·22”红卫兵不服，双方进行激烈辩论，以致发展到打石头仗。从下午3点到6点多钟，用石头、弹弓对射，“联指”红卫兵被打伤4人，“4·22”红卫兵被打伤休克1人。
12月23日，在军分区和驻军联合支“左”办公室的组织和主持下，百色城两大派举行“革命大联合”谈判，达成十条协议，成立两派“大联合筹委会”。26日，两派1万多人共同举行“百色两派革命大联合筹委会成立庆祝大会”。
12月27日，百色“4·22”派先后在县糖厂和百色高中开办学习班，勒令地、县、镇领导参加，县委张先赞、黎明、高鸣海等被拉去。尔后，县人委“造反”派陈代沂、罗冠芝等在楼上组织两次批斗黎明，逼黎明承认支持“4·22”派。
元月上旬，百色城“联指”和“4·22”两派群众组织，由于互相攻击，以致矛盾激化，武斗气氛紧张，竟以二码头为界（上段为“联指”，下段为“4·22”），各自先后占领据点，搬运石头、砖头、木棒等上楼。3日中午，“4·22”策划镇“财贸革联”由镇粮局迁到百色饭店，5日中午即由陈浩文（县石油站秘书）等带队冲击，占领百色饭店后，靠近河边的第一理发室至搬运站屋顶瓦片全揭开，隔墙全被打通作通道，从5日晚起就断断续续地互相打石头仗。特别严重的是10日下午一直持续打到11日中午，“4·22”从第一理发室等楼上用石头、砖头、弹弓等向专署物资局（“红色工交指挥部”所在地）射击，“联指”以牙还牙，双方互不相让，许多房屋玻璃窗、瓦片被打碎，使国家财产蒙受损失。仅百色饭店房屋维修费和家具损坏、丢失就达23000多元，其中财产损失占7540多元（停止营业4个多月的损失不包括在内）。在11日中午，军分区和驻军6911部队派员分别进驻说服，才制止事态的扩大。
2月12日，县“抓促指”召开电话会议，由张树芳着重讲当前农村形势和阶级斗争的情况。具体布置对农村阶级斗争的事宜。会后张树芳亲自到龙川区去抓阶级斗争的试点，准备迎接3月初召开县第二次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按照布置，龙川区“抓促指”领导小组长李万初（武装部长）、副组长罗金廷（区公所干部、“造反”派头头）等定于23日至25日召开两级干部会议，会上龙川公社干部提出回去要斗伪乡队副何仕辉、历史反革命吴主仪，平乐公社干部提出要斗伪村长杨玉新、懒汉黄汉成后，李万初同意，并布置25日晚在龙川公社联合平乐公社召开斗争试点大会，并强调与会人员定要参加，带头批斗。2月25日晚联合批斗会上，李万初讲话后，龙川公社就开始批斗何仕辉，洞好公社民兵营长罗玉明带头批斗，边批边用拳头打，周围的人也你一拳、我一棒，龙川公社民兵营长王日振用步枪口捅头部，区武装部干事韦善瑶用枪打头，把何打得头破血流，当场倒下不省人事。接着批斗吴主仪。平乐公社同时斗杨玉新、黄汉成，吴被打了几拳，杨被打重伤。何仕辉倒下后，公社干部就叫到会四类分子抬回家，未到家就断气死了，杨玉新抬回家不久也就丧命。这次批斗会，成为我县“文革”中打死、打伤人的先例。
3月15日，县“三支”、“两军”领导小组向广西革筹小组作了《关于成立百色县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17日，经自治区桂革筹发（68）56号批准同意由张先赞、张树芳、尹良玉(武装部副部长)、高鸣海等61名委员（暂缺12名）、15名常委（暂缺3名）组成百色县革命委员会，张先赞任主任、张树芳任第一副主任，尹良玉、高鸣海任副主任，常委韦炳超、雷炳琼（六九一一部队股长）、黄文武、冼超凡、陈平（县委办主任）、黎启遂（组织部长）、罗常桂（监委副书记）、杨炳生（交通局长）。19日区革筹小组又同意增补韩允普等7人为委员，韩担任常委。20日，百色城7万多军民隆重举行庆祝百色专区革命委员会暨百色县、镇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27日后区改称公社，相继成立革委会。
3月16日，县“三支”、“两军”领导小组、“大联合委员会”发出邀请书，决定于3月17日县工人、革命职工、贫下中农、红卫兵4个代表大会同时开幕。17日张树芳在县“四代会”上讲了话，表示祝贺等。5月14日，县革委会以革字（68）48号文件发出“关于建立四代会常设机构的通知”。工代会常委：黃安然、黄冬甫、蓝景芬、黄仕诚，由黄安然任主任，黄冬甫任副主任；农代会常委：黄孟清、卢元发、岑孝广、韦修仁、梁致护、钟晶隆、李孟林、罗金庭，由黄盂清任主任，李孟林任副主任；职代会常委：陈代沂、罗绍强、叶石明，由陈代沂任主任，罗绍强任副主任；红代会常委：邓德明、陈金柜、黄美树、陈月珍、黄建彬，由邓德民任主任，陈金柜任副主任。
4月2日，百色镇委、镇府“造反”派曾莲珠（财办室秘书）、以体强（宣传部干事）在镇革委礼堂召开机关干部大会，批斗符文礼、王祝考、梁祖平（镇长），诬蔑符为“日本汉奸”、王为“杀人魔王”、梁为“三反分子”等。6月3日，镇革委在百色医专召开首届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又把符、王、梁拉去斗争，主持人高文林、章福莲、高升（宣传部干事）等人，批斗后将被批斗者捆绑推上车游行示众。11日，镇“四代会”主持召开“向阶级敌人发动更加猛烈进攻”的万人誓师大会。8月23日，由以体强、卜功杨（部队支“左”人员）组织百色镇民兵一个班（约10人）抓符文礼、王祝考、梁祖平等13人挂牌游街，先后送到拉域大队、东坪、百岗农场交给民兵看管。监督劳动1个月左右。
4月6日，以龙川公社“农村造反司令部”政委韦延政（世加大队治保主任）为首，组织召开群众大会，批斗地主分子岑方田，当晚被斗打重伤，第二天早上死亡。过后还把岑的爱人及几个儿子捆绑到大队部关押。
5月5日，成立县“第三办公室”，主任张树芳兼，由揣仕敏（武装部副政委）、姚开发（武装部副政委）、罗常桂（县革委常委）具体抓。到70年元月5日，“三办室”成立临时党支部，罗绍强任支书，李景麟（公安局秘书）、黄耀铁（税务局副局长）任副支书，分别负责历史专案、集团案、清查地下党3个小组；7日，贯彻专区专案人员学习班的情况和本年专案工作方案时，决定由县革委常委韩允普、镇革委主任韦雄、副主任高文林、郜作胜、常委黄绍侯及罗绍强等负责审查定案。后来“三办室”又调整充实，党支委增加到7人，罗绍强仍任支书，宁绍光（镇革委办副主任）任副支书，李景麟仍为副支书，工作人员由10多人增加到33人。“三办室”成立后，共审查干部职工489人，其中：县级干部41人，区级干部142人、一般干部166人、教师116人、工人24人。至73年2月24日，“三办室”总结立案审查124件，后改为86件，结案73件，属人民内部矛盾给予解放（安排工作）56件；属敌我矛盾性质17件，其中：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10件，作敌我矛盾处理7件；尚未查清13件。在办案过程中，由于执行极“左”的路线，造成了不少冤假错案。73年8月30日地委以百发（1973）106号文件通知撤消“三办室”机构。
5月8日，县革委召开常委会议，会上黄文武、冼超凡提出杜晶一（原百色县委书记后调任田东县委书记）、谷洁心（杜的爱人，原任百色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在百色工作多年，干了不少坏事，群众有意见，要揪回百色批斗，以推动斗批改。得到张先赞、张树芳同意，叫陈代沂到专区革委要介绍信，6月7日派罗绍强、梁莲桂带20多人到田东县委押杜、谷回百色，在途中开车进田东合恒公社小龙屯和田阳县城游街示众。回到四塘公社时，罗即打电话给黄文武在家作好准备。车回到百胜街盐业站时，黄文武、陈代沂、罗冠芝等一帮人即令杜、谷下车，并哄跪下，强行把“大叛徒”的高帽戴在杜的头上，并把1米宽、10多公斤重的圆饭桌面作黑牌，用铁线挂在脖子上，双手被捆着。谷的胸前被挂上“阶级异己分子”的小黑牌，步行过街游斗到县革委后，令其两人坐在院内球场上让太阳暴晒，不但午饭不得吃，连开水也不给喝，还不准抬头和自由行动，任人踢打，派人轮流看守。当晚，百色镇“红色财贸”造反派章福莲就把谷拉到镇革委礼堂批斗，被捆绑、罚跪等。8日，陈代沂主持在原人委食堂内批斗杜、谷，陈说杜跪不好，即朝杜的腹部踢了两脚。并叫杜、谷跪在碎瓦片上。杜因膝盖痛跪不稳，又被陈踢一脚，杜喊了“妈”呀一声，后哀求说“同志，我不是敌人，不要把我当敌人嘛！请不要这样对待我”。晚上，县委、人委“造反兵团”在院内灯光球场又批斗杜到深夜，令其交待在百色工作期间所谓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逼杜交待历史问题等。参加县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的代表也参加了批斗大会。9日整天，又在大字报棚召开批斗杜晶一大会，县、镇机关、企事业单位干部职工及街道居民参加，这是我县“文革”中规模最大的一次，约有1万人参加。还勒令地、县、镇、公社尚未获得“解放”的“当权派”郑少东、覃展、黎明，梁炎、伦日峰、王祝考等以及县镇部、委、办、局领导参加，排列在主席台下的前面。而县、镇革委常委，批判“刘、邓、陶”筹委会成员、县“积代会”主席团成员30人坐在主席台上。黄文武、罗绍强、罗冠芝、陈代沂、梁莲桂、周琼飞、梁粹然是批斗杜的主要“骨干”，先后上台批判发言达30多人。将莫须有的罪名强加给杜晶一。会后，大大小小的“当权派”被押上街游斗。
5月11日，县革委研究决定成立革命大批判领导小组。成员7人，张先赞任组长，雷炳琼任副组长。并以革字（68）47号文件发出通知。
5月14日，张先赞、张树芳、高鸣海等带领县直单位部分干部、公社革委成员、大队民兵营长等100多人到田阳那满公社内江大队参观学习“三忠于”和“群众专政”的所谓经验后，县革委常委分工抓点，带宣传队下去协助公社“抓革命，促生产”。19日，张树芳带领宣传队到阶级斗争抓得不够好的四塘公社，和公社领导一起深入到富联、保安大队，张等人串到富联小学后，了解到学区抓阶级斗争不狠，有几个“坏人”还没有批斗，就找学区负责人，责令召开教师会议，抓、斗一些人，说你们学区不敢抓阶级斗争，我就去找大队，由大队革委来抓，张离开学校后，去找大队革委正副主任、民兵营长、治保主任布置开民兵班长以上骨干会议。张指责说：“你们对面河就是田阳，人家阶级斗争搞得轰轰烈烈，你们却冷冷清清，对阶级敌人要敢批、敢斗、敢管，不但抓你们的大队，连学区也由你们抓，要与学区配合，学区的问题很多，有“坏人”不抓、不批、不斗，他们不抓你们就抓嘛”。20日大队和学区开大会，全体教师、武装民兵及附近生产队社员共300人左右，批斗了几个教师，以包庇四类分子罪名，把潘育启教师连续批斗，严刑拷打。尔后又以参加“反共救国军”的罪名抓了唐奇珊、李德贤、颜映新、黄政才等8位教师，将其捆绑、批斗、挂牌、游村、审讯逼供，得不出名堂，就把他们关进生产队仓库吊打，其中唐奇珊、李德贤被打得遍体鳞伤，至今仍留有伤痕。潘育启被关了42天，黄政才由于害怕批斗吊打，被逼投河自尽。张亲自在大队办公室审讯潘育群，逼其交待历史问题，21日，潘从富联回保安学校途中，因被逼想不通，就进坡边的一个瓦窑里自尽身亡。
5月17日，龙川公社从田阳内江参观回来后，李万初召开公社革委常委以及在公社协助调查“社情”、“敌情”的县公检法军管会工作组农广丰等人参加的扩大会议，介绍田阳内江的经验后，农广丰汇报平乐、那合等大队有“反动言论”，覃世文（公安特派员）汇报“社情”、“敌情”的基本情况，认为敌情严重、嚣张，非要严打不可。在研究如何开展大批大斗，搞“群众专政”中，李万初说：“我们公社地处田阳、巴马、凌云三县的交界，地形复杂，县里定为‘三防’重点，我们要严加注意，狠抓阶级斗争，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看来对地富反坏右分子要打一场人民战争，来一个‘下马威’，不搞不得了，越快越好”。公社革委常委罗金庭提出龙川圩日是26日，是不是在那天开斗争大会？李万初同意。接着，罗又提出“打仗，不打无准备的仗，我看要请各大队先来开个预备会”，经研究后于23日召开大队党支书、民兵营长、治保主任、“造反”派负责人和社直各单位一名领导参加的预备会，传达常委决定26日召开公社“万人”斗争大会的重要性，必要性，并提出大会的开法和要求等。预备会后，各大队开会贯彻。李万初怕公社所在地龙川大队贯彻不深不透，就亲自到会参加。26日开“万人”批斗大会，由平乐大队民兵营长杨树朋主持，李作动员报告，农广丰也讲了话。然后，各大队就摆开战场批斗，主持世加大队会场的韦延政召集骨干布置批斗地主分子岑上楠，斗了约5分钟，韦就指使持枪民兵玉炳益、杨枝安开枪打死。集合大队斗争四类分子李有德时，被民兵用枪口捅头部、背部被打重伤，主持人黄中臣（大队文书）把李拉过一边，令其家属立即抬回家，到半路就死了。龙川大队批斗社员何文光所谓通奸、私藏枪弹，被人用石头、木棒打，当场打死。花红、竹凤两大队斗争富农分子祝传斌、严长江，亦被打得头肿，血流满面，身受重伤，其家人背回家治疗1年多才幸免死亡。另外，世加大队富农分子岑妈球与其哥岑上楠同时被斗，挨打重伤，散会后回家走到那归水沟边，又被人用石头砸死。当天的斗争大会枪杀1人，打死3人、重伤2人，造成了极坏的影响。27日，永乐公社武装部长卢毓衡（已病故）也在百练大队召开三级干部抓阶级斗争、大批大斗现场会，把下放干部李庭瑞、小学教师黄卓昭以参加“反共救国军”的罪名抓来捆绑、吊打，李先后受到27种刑法之多，致使右手挨打伤残废。全县由于大批大斗，搞“群众专政”后，共枪杀14人，打死22人、逼死170人，被打致伤、残563人，被抓来审讯146人。属于革委会成立后，枪杀、打死、逼死的166人，占被迫害致死206人的60.16％。
5月，群众性的“三忠于”（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活动在全县广泛开展，普遍进行“查忠”、“树忠”、“表忠”、“比忠”，干部群众争相购买、张贴毛主席像和语录，刺绣、粘贴、绘画毛主席像41000多幅（张），布置忠字环境，设宝书台11300多户，跳“表忠”舞，唱毛主席语录歌，背诵毛主席语录，早请示、晚汇报。百色地、县、镇革委会还联合举办“百色城各族人民永远忠于毛主席展览”，展出“表忠”作品800多件，参观人数达14600多人。助长了对毛主席个人崇拜的发展。
6月14日，县武装部召开8个公社武装部长、干事紧急会议，韦炳超作会议总结后当晚就给参加会议的公社分发子弹19700发并配给到会武装部长、干事每人1支加拿大手枪、子弹20发。
6月17日，龙川公社仁相大队发生围剿那桑屯青年李运报、李宝森和相邻的凌云县沙里公社的黄民强（均是地主家庭出身）事件。两李被诬参加“4·22”，受到批斗、捆绑、吊打，因而害怕，黄与两李为亲戚，也因其家里被批斗而跑到两李处避难，被诬互相勾结搞坏事，而拿去审讯，3人便一起跑上山去。大队一些干部及与李家历史上有仇恨的人互相串通，说他们上山为匪，提出清剿意见。革委主任韦建英（原大队长）打电话向公社武装部汇报，得到李万初同意，就组织100多名民兵，手持步枪、粉枪、柴刀、镰刀等，在大队部集中开会动员，分两路上山围捕，将其3人开枪打死。
6月18日晚上，龙川公社平乐大队浪里屯队委泮世荣与几个队干召开揪斗“反共救国军”群众会，把社员李荣芳抓来批斗罚跪，边斗边踢打，被人用石头砸，木棍、拳头打等，将李打致重伤奄奄一息，躺在地上，泮说李已死，叫其家属要棺材来，强令装棺抬上山去埋。当抬到半路，李苏醒用手脚敲棺材板，抬到山上后不敢埋，派人回来报告，泮等人不但不信，反而增派持枪民兵一起去责令埋掉。李的亲属得知后，要求第二天要去挖坟看，泮和民兵不给挖，不准看，并叫民兵守坟两天，李就这样被活埋了。
7月9日，在“7·3”布告下达后，县革委、武装部在镇革委礼堂召开县、镇革委委员、单位领导、“造反”派头头会议，部署次日零时以清理外来流窜人员为名对全城大搜查。白振武作动员，姚开发（军管会主任）作具体部署。同时，在大搜查前，就预先布置附近的东合、利元、拉域、七塘4个大队民兵入城在县武装部院内集中待命。当晚零时，以播放“下定决心”乐曲为信号，重点搜查了13个单位，把所谓“可疑人员”147人集中到地、县公检法军管会进行审查（其中外地人员96人、城内人员51人），14人被列为群众组织“坏头头”，10人被疑为“反共救国军”。经初步审查，决定拘留8人，收容29人，押回当地批斗22人，由单位领回和放回88人。这次大搜查，目标是对准“4·22”组织及其骨干的，“百色工总”、“百色造反大军”、“百色地区革联”等13个组织的活动据点全部被拆除，大小头目40多人均遭捆打和审查。10日晚，又由黄绍侯组织调动七塘大队民兵营长黄天伦带领10多人和拉域大队民兵，以所谓参加“反共救国军”的罪名，对人民电影院“4·22”派黄炳坤、蒙干超等4人进行先后两次抄家，一无所获。9月15日，县公检法军管会派黄梦祥（法院副庭长）等人把已经收容审查2个多月的凤山县13人挂牌押回凤山，到凤山汽车站下车时，被当地群众包围乱打，当场打死1名年仅14岁的中学生，其余12人分别被凤山县有关单位拉去批斗，后又有4人被打死。
7月17日，县革委发出“紧急行动起来，最最坚决的贯彻执行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示的中央“‘7·3’布告”的公告后，镇饮食服务公司章福莲，以落实“7·3”布告为名，安排人员抓本公司“4·22”派金翠兰、张达元、张达明、程洪超挂牌游斗、踢打，关在向阳旅社房内，白天写坦白交代，冲洗厕所、搬运煤渣倒垃圾、喂猪，晚上轮流批斗、审讯。
7月26日下午，在学习中央“7·24”布告中，尹良玉在公社革委主任、武装部长会上布置31日晚对全县进行第二次大搜查。在大搜查前，县公检法军管会先后派了6个组的观察员分别深入到一些社队和单位去摸底、分析，其中两个组在城内清查“5·16”。在31日晚的大搜查后，一直持续到近年底，在这段期间内，全县以参加“反共救国军”而被抓、被批斗、吊打，逼供讯等共483人，其中：国家干部123人、工人45人，大小队干部29人、社员群众286人，造成大批冤假错案。
7月，在学习贯彻落实“7·3”、“7·24”布告，深挖和揪斗阶级敌人中，永乐公社有个社员在西北乐大队白沙坡公路旁捡得一张所谓“反共救国军”传单，送到公社给卢毓衡（“联指”头头）、黄中强（公社干部）后，就认为是“4·22”蓝相荣（粮所干部）、黄肇英、黄成圣（西北乐小学教师）所为。于是，黄中强就在社直机关召开批斗蓝的大会，说蓝参加“反共救国军”，要他交待罪行。蓝无法说，就被黄等人吊打，进行审讯逼供，蓝在遭到毒打的情况下，乱讲黄活强（县电影队干部）是军长后，又追问谁是参谋长等，蓝又乱供韦伟（县水电局干部）、邱大圣、余国平、刘瑞沾（县农业局干部）、曾桂明（县兽医站干部）、黄电（县农械厂工人）等人的“职务”。批斗后，卢毓衡、黄中强向县武装部、“县人委造反兵团”汇报。县革委、县武装部、县公检法军管会开会研究后，张树芳就坐车前往永乐找卢、黄并打电话找军管会叫冯维荣（公安局干部）去。“县人委造反兵团”也相继派梁连桂、陆平春去了解情况，张树芳又打电话到七塘大队（武装部的点）找黄天伦去永乐向他汇报打听消息，七塘有没有人参加，黄天伦从永乐回来后，就抓本大队“4·22”的林翠德、吴国文、农有才、蒙世国等人，分別进行审讯逼供、吊打、关押。梁连桂、陆平春从永乐回来后，在办公室召开“县人委造反兵团”紧急秘密会议，梁、陆分别作了汇报，梁说我们县发现有“反共救国军”反动组织，陈代沂说农业局几只“老鼠”（指邱、曾、刘、余）都参加了，我们“造反兵团”全体成员立即行动起来。冼超凡问：抓人是不是去武装部联系一下后才行动？陈说不用问啦，我已到专区联系过，他们答复说专政是“群众专政”，怕什么。因而，就先后把余、邱、曾、刘抓了，黄活强、黄电亦被抓送到县人委，分别关押起来。尔后，陈代沂、罗冠芝等人轮流逐一审讯逼供，邱被罗用皮带鞭打，全身皮肤露出血斑，陈用皮鞋踢黄电几次，并把手扭过背后。韦伟也在水电局被抓来批斗，由“造反”派头头周绍发（后调到龙川公社，因乱搞两性关系，抓变压器触电自尽）、叶超荣等人，压头、罚跪在烂砖头、烂瓦片上，两膝盖烂出血，后又拿到县革委院内的旧县委农村部办公室关押，用铁链锁脚后踢打。黄中强还要细竹枝揪打韦伟直到把竹枝打到熔烂，日夜派人看守。
8月10日，县酒厂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在厂革委主任毕永祥、“造反派”头头刘汉初的组织下，批斗“4·22”派的班艳珠、黄建文。两人被捆绑、罚跪、吊打等，还用铁枝开电焊机紧锁黄的双手，班由于受不了毒打的折磨，被逼外逃失踪，生死不明。黄后来跑回南宁老家躲藏不归。
9月20日，县革委生产指挥部就召开“农业学大寨”四级干部会议情况给专区革委生产指挥部报告中说：在中央“7·3”、“7·24”两个布告指引下，据不完全统计，全县已“反戈一击”的有1449人。据会上统计，全县共揪斗了2346人，破获“反革命”案件161起，408人，缴获各种枪支652支，手榴弹4个，炸药70斤，雷管222个，导火线41丈，刀叉3357把，法光1653块，大烟5斤等。
10月20日，县革委开会研究决定办“5·7”干校，由张树芳、丁顺阳、冼超凡、周琼飞和已“解放”的杨福、廖凡基（水土保持站长）等7人组成领导小组，张任校长兼政委、丁任副政委、冼任副校长。校部设3个组，冼新任政工组长、罗冠芝任生产建设组长、肖北泉（供销社干部）任后勤组长，干校分为3个连，各设正、副连长，正、副指导员1名。24日在大字报棚开大会，宣布到干校去搞“斗、批、改”的名单276人，其中：学员212人、“非学员”64人（即所谓“叛徒”、“假党员”、“走资派”、“反共救国军”、“阶级异己分子”、“可疑分子”等）。初到干校时，“非学员”就被挂牌游村批斗，饭前排队在饭堂前跪下，有一次廖祖扬、泮盛英（粮局副局长）、唐廷琨（教育科长）、韦囯梓（劳动科长）、韦冠邦（统计科副科长）、李荣庭（副县长、瑶族）、吴侃民（壮校校长）、曾桂明等十多人就被罚跪在饭堂前的烂泥巴地上，韦国梓挨人用竹枝打，有的挨踢等，冼超凡在场把头扭过一边，也不制止。12月间，冼超凡、罗冠芝主持一次校务会议，决定“非学员”每次上山打柴要比学员多砍一份挑回，让其多干重活、脏活、养猪、种菜、搞卫生及用手推车到10多公里的县城拉米等。黎明于9月间被批斗后，令其养猪，在挑猪潲因路滑倒在水沟边，右脚关节骨折、伤肿，还在百色医治，也被拿到干校去，冼、罗等人组织全校批斗两次，后交各连批斗多次，走不得路就责令个子大的“非学员”梁炎、廖祖扬等用手推车接送，有次挨淋雨拉去批斗。韦国梓有次不肯下跪，就被二连副连长韦延胜（税局干部）大喊叫跪下。在办校1年多中，对“非学员”进行逐个审核材料，列举罪名签字上报县革委，然后批斗才予过关，使其在身心上不同程度地遭到摧残。百色镇在22日成立“5·7”干校，主要负责人黄绍侯、章福莲等，把符文礼、王祝考、梁祖平、范志琳、黄统权（蔬菜办干部）等40多名干部安排去百岗农场劳动、批斗。
12月，成立县整党建党领导小组（注：后来取代党的核心小组），办公室与“斗批改”办公室合并。3日，就派出整党建党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那毕公社七塘大队进行整党建党试点，到25日结束，成立了第一个党支部。直到69年4月全县基本结束整党建党任务。70年4月9日，专区革委以革政字（70）100号文件增补韦雄、韩允普为县整党建党领导小组成员。韦雄为副组长。
12月24日，县革委以百革字（68）66号文件发出《关于认真学习、全面落实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指示的通知》，动员干部职工中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和圩镇脱离劳动的干部家属、居民，说服他们到农村去安家落户。尔后，百色城内首批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就被放到生产队，有的到西林、乐业等县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元月1日，毛主席关于“清理阶级队伍，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的指示发表，和百色城向阳路毛主席巨幅画像落成，百色城2万军民集会庆祝。
元月5日，由张先赞（后调到地区农委任主任、已病故）主持县革委常委会议，韩允普汇报去大寨参观的情况。会后分工，带领干部到各公社、大队去大力宣传、组织群众学习大寨的“经验”，据统计，全县先后组织了140多名社、队干部前往大寨和广西的大寨——钦州飞跃大队参观、学习。6日成立“学大寨”办公室。
元月6日，自治区革委会敬送全区工人、贫下中农的毛主席像章运到百色时，百色城近万名群众举行欢呼大会。
2月1日至13日，县革委、武装部召开工农兵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由高鸣海致开幕词，张树芳作“三忠于”报告和总结。在大会期间，代表们还参加了百色、田阳、田林三县在百色召开的10万军民批判所谓“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刘少奇在广西的代理人贺希明（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霍泛（区党委候补书记）、傅雨田（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任）、谢王岗（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袁家柯（自治区机械局长）的大会。同时，批斗所谓刘少奇在百色的代理人、死不悔改的“走资派”黎明，大肆进行丑化。
2月21日，县革委发出学习、宣传、落实毛主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斗、批、改阶段，要认真注意政策”的通知，要求结合学习广西日报2月17日社论，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九大”，各社队要开好欢呼大会，居住比较集中的大队开大会，边远的队（屯）派宣传队下去。4月，党的“九大”召开的消息传到百色后，城乡到处举行集会欢呼，百色城军民连日来进行大规模的集会、游行。
2月26日，按照毛主席关于“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指示，地、县、镇革委会同有关厂矿、学校研究，决定从六七二厂、县农械厂等10多个厂矿抽人组成“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分别进驻百色城15所大中小学校实行“工人阶级领导学校”。
3月4日，自治区革委将天津市下放来广西的医务人员安排到百色安家落户，分配到我县的有医务人员31人，卫生行政人员1人，随迁在职家属15人等集中下放到阳圩、四塘两个公社、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3月8日，县“三支”、“两军”领导小组，县革委在“解放”干部中指出：全县县、公社领导干部共有115人，其中属敌我矛盾不能“解放”的15人，属犯错误的好人应该“解放”的100人。到目前为止，已“解放”的有78人，其中参加“三结合”领导班子的有41人。属犯错误的好人还未“解放”的22人，现在正在结合机关整党，积极热情进行教育帮助，打算通过整党“解放”他们。到12月30日，县革委在建设一个革命化的革委会又指出：到目前为止，全县干部1382人，“文革”中被批判斗争的489人，已“解放”的有419人，团结了干部的95.4％。
3月18日，县革委常委向全体委员会议工作汇报指出：按照毛主席关于“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指示，全县发动了528名贫下中农组成138个“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374所中小学校。和组织了大中专毕业生142人到生产队插队，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3月26日，自治区革委安排来百色专区农村插队落户的南宁市知识青年首批800多人到达百色，受到百色城1万多人的热烈欢迎。
4月22日，张树芳主持县革委常委会议，研究对敌斗争的情况，经过讨论，认为过去打杀人是属于阶级义愤所致，不予追究责任。
8月15日，县革委在阳圩公社召开放手发动群众，狠狠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会议张树芳在会上说：“我们要放手发动群众，狠狠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替群众撑腰”等等。并由阳圩公社革委介绍他们以抓“反共救国军”为名，上山追捕六丰大队社员杨振山，最后被民兵用枪打死。
10月12日，韩允普在县革委、武装部工农兵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讲用会上的报告指出：最近，根据毛主席关于“面上的工作要先抓好三分之一”等的指示，县革委派出第一批“三分之一毛泽东思想宣传队”150名县、社干部，由县革委7名常委分头带队深入到社队、单位去贯彻中央“7·23”布告和“8·28”命令（关于加强国防），检查帮助落实政策，搞好斗批改。以“7·23”布告和“8·28”命令为武器，狠抓阶级斗争，共揪斗了有现行破坏的反革命分子85人。此后几年，县革委还陆续派出多批“三分之一宣传队”。
元月21日，县革委常委开会，研究关于增补常委伦日峰、梁力忠、黄艳新；委员黄乃泉、卢伟、农安成、陆树根、黄英、覃有岁、苏桂松、黄氏平人选的问题。
3月25日，在打击现行反革命分子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反对铺张浪费，反对投机倒把的“2·5”运动中，张树芳给专区革委并苏毅坚汇报龙川供销社阶级斗争的专题调查报告：“在毛主席亲自批示的中央3个文件的指引下，广大革命群众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揭穿阶级敌人的阴谋活动……，认真进行斗私批修，自觉革命，放下包袱，轻装上阵，掀起了大检举、大揭发、大批判、大清理的高潮，揭露了阶级敌人，提供了大量的线索，‘四大’仅开展几天，就有7人交待贪污855元，有杀父之仇的欧阳来短款2千多元，开始一口咬定没有贪污行为，但在群众揭发围攻下，不得不承认贪污581元”。此后，全县掀起了“一打三反”运动热潮。
4月5日，镇革委在大字报棚召开“宽严大会”，把五金公司黄振海等人点名并推上台“亮相”，宣布黄“贪污盗窃、乱搞两性关系、开地下工厂”等，逼得黄于次日（6日）晚上8时45分到公园旁的树上吊颈自尽。12日，张树芳召开县革委常委传达关于组织人到桂林学习开“宽严大会”的精神，1、明确指导思想，对敌斗争要有力；2、“公判大会”要做哪些准备工作等。27日，地、县、镇在地区体育场召开“公判、坦白、检举大会”，就地以单位摆开战场，对有问题的人进行批斗，百货公司搞到半夜三更才收兵。
10月1日，成立县清查“5·16”领导小组，张树芳任组长，姚开发任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成员韩允普，韦雄（县革委副主任）。办公室工作人员周念全（武装部副科长）等，专案组长李其宽（解放派出所副所长）等。在清查“5·16”中，张、姚亲自布置整有关人员的材料，提供调查的线索等，使一些干部职工、群众受到打击。仅在公安局备案，作为“5·16”分子的重点清查对象是杨树森（陶瓷厂工人）、黄美都（女、棉纺厂工人）、凌咸书（二建公司工人）、黄敏技、熊守清（二中教师）、梁鹰（文艺队干部）、李科广、黄建文（酒厂工人）、梁国扬（百高教师）、苏金碧（海外侨胞）等10人。清查工作持续到73年4月才结束，先后进行了隔离审查、刑讯逼供，在70年12月的一晚，办公室安排林子国（实验小学教师）等人到陶瓷厂审讯杨树森，前后长达2年零2个月，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交由原单位监督劳动改造，每月发给25元生活费，到79年3月给予平反。71年5月24日，由陈德俊带领工人纠察队把凌咸书抓到县总工会（工纠队住地）进行隔离审查，时间长达2年零2个月，定为政治性错误，交由原单位监督劳动改造，73年6月12日县革委常委会同意免予刑事处理。72年元月3月11日，在四塘的百色华侨农场青年学生苏金碧被带到县法院进行隔离审查，并安排何世强暗中监视其动向，不予苏自由活动。72年2月5日，办公室通知二中对黄敏技进行隔离审查。办公室专案组参与和支持县文艺队梁鹰专案组的工作，姚开发还与专案组亲自出马对杨树森等人的审讯、追逼，常常是到深夜甚至通宵达旦。杨由于受到精神上的长期折磨，精神失常，有时日夜胡言乱语，大喊大叫，被认为是装模作样，杨上街时还派人把其抓回来。
10月16日，在地委党校召开县党代会，选举第四届委员会。同时还讨论：1、继续深入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群众运动，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人、改造人；2、狠抓阶级斗争，继续认真搞好斗批改，深入持久地开展革命大批判，肃清所谓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余毒。对“一打三反”运动进行一次全面的检查；3、认真地继续完成整党建党任务，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4、进一步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把我县办成大寨式的县等。24日选举产生新的县委。26日，经中共广西革委会核心小组批准，中共百色县第四届委员会由下列同志组成：张树芳、韩允普、张振德、韦雄、姚开发、罗常桂等24名委员和4名候补委员。书记张树芳，副书记韩允普、张振德，常委韦雄、姚开发、罗常桂。27日举行庆祝新县委胜利诞生大会。
11月21日，专区革委以百革字（70）89号文发出《关于遣送百色镇四类分子到农村监督劳动的通知》：经研究，把百色镇一部分四类分子清理遣送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监督改造。同时，也动员其家属随迁农村安家落户。经研究确定，遣送到百色县的四类分子25人（户），随迁家属77人；遣送到田林县的四类分子33人（户），随迁家属53人。以实现清一色的城镇。许多人变卖了房子。73年后落实党的政策，这批人员才陆续返回城镇。
从1968年元月至1970年底，全县被错批错斗的共达2531人，其中国家干部550人（含科局长以上领导干部46人在内）、工人138人、大小队干部280人、社员群众1563人。
元月7至12日，县委召开落实党的政策经验交流座谈会，反复学习毛主席一系列指示，学习中央两报一刊元旦社论、“北京六厂二校”的先进经验和刘重桂在自治区保卫、专案工作会议的总结报告，传达专区革委12月中旬靖西会议精神后，大摆阶级斗争新动向。会议指出：经过近一年的斗争，全县共揭发落实贪污盗窃、投机倒把1421人，金额达217330多元，已赔退的有1028人，退赔款共79970多元，占36.5％；破获74起历史积案，深挖74个隐藏较深的阶级敌人等。为了体现党的政策，根据他们坦白的好坏、认罪的态度，通过“四定”给予其中422人从宽处理；对个别坚持反动立场，抗拒交待，死心踏地以人民为敌的反革命分子，依法予以从严处理10人。
5月8日，县委以百字（71）08号文件发出《关于我县继续深入开展“一打三反”运动和搞好社会清队工作的安排意见》，决定由张树芳、韩允普任“一打三反”运动领导小组正副组长，张振德（武装部副部长）、韦雄（县委副书记）、姚开发、黄文祯（县革委副主任）、韩克洲（武装部副部长）为成员，下设办公室。并由韦雄、黄文祯率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18人分别进驻糖厂、农械厂、巴平供销分社、那毕公社东怀大队，明确规定以“一打三反”、清查“5·16”反革命阴谋集团和清队为主要任务。
6月8至11日，县委召开四届五次全委（扩大）会议，由韩允普主持，张树芳作《开门整风，进一步加强党委两化建设》的报告后，学习毛主席1月8日的重要批示和中央3号文件，以及自治区关于认真学习、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批示“照发”的中央3号文件的通知。在极“左”思想指导下，开展反对骄傲自满，提倡谦虚谨慎的自我教育运动，进行开门整风，帮助县委常委背对背、面对面的提出6个方面问题的意见323条。此后，按照自治区革委政工组关于参加批修整风的党员干部条件的规定，分期分批举办县、社相当于公社党委副书记以上党员干部“批修整风学习班”，对中央政治局委员陈伯达的反党罪行进行了揭发批判。
8月13至20日，县委召开四届六次全委（扩大）会议，在总结上半年的工作后，布置下半年的工作：一、狠抓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决定成立路线教育领导小组，张树芳、韩允普为正副组长，下设办公室。二、继续深入开展“一打三反”运动，认真搞好清队等等。据统计，全县从成立革委会以来，共揪出所谓坏人3508人，其中：叛徒18人、特务6人、“走资派”44人、历史反革命分子138人、现行反革命分子18人、坏头头65人、漏网地主70人、富农42人等。
9月，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武装政变被彻底粉碎后，县委根据上级党委的指示，层层向党员、干部进行传达，揭批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罪行。
2月4至10日，县召开三级干部会议，深入揭发批判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的滔天罪行。经过认真学习中央（1972）4号文件和（1971）77号文件后，重点批判林彪一伙炮制的《“5·71”工程纪要》反革命政变纲领。会上县委副书记韩允普、孙玉川、常委伦日峰、县革委副主任鄂辉、武装部副政委姚开发以及社队、机关干部等59人，发言声讨、揭发和批判林彪和陈伯达。会议结束后，县、社立即组织宣传队到各大队去协助训干，传达贯彻中央4号文件到群众，批判《“5·71”工程纪要》和林陈反党集团的罪行，同时上挂下联，结合斗争阶级敌人46人。
4月17至19日，县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学习中央12号文件《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传达区党委和地委常委扩大会议精神，揭批林陈反党集团的滔天罪行。并布置公社召开两级干部会议，大队召开骨干会议进行学习讨论，生产队原原本本、反复多次向群众宣读，根据中央和自治区提出的重点，认真讨论，上挂下联，掀起批判林陈反党集团罪行的新高潮。
5月17日，在5月8至13日地委召开县委书记会议后，县召开三级干部会议。会上张树芳指出：今年以来，我县各级党组织、革委会遵照毛主席关于“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的教导，认真贯彻毛主席亲自批示的中央（1972）4号和12号文件，广泛发动群众，深入批判林陈反党集团的滔天罪行。在批判过程中，同本地的阶级斗争相结合，破获反革命案8起，各种刑事案件12起，逮捕犯罪分子7人，判刑6人，斗争了一批有现行破坏活动的五类分子。同时，开展清队，深挖现行反革命分子2人，历史反革命分子26人，狠狠打击了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
8月16至30日，县委召开四届七次全委（扩大）会议，开展批林整风运动，传达区党委三届四次全委（扩大）会议和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议精神，认真学习《毛主席致江青的信》。张树芳传达后，16至22日学习讨论。武装部长冯景惠在大会上揭发林彪及其死党搞反革命政变的罪行。23至27日开展革命大批判，以林彪的反党罪行为靶子，人人动手、个个动口进行批判。28至30日总结提高，进行自我教育，自我革命，用一分为二的观点解剖自己，触及灵魂。
2月26至28日，县委召开两级干部会议，传达区党委的指示精神，研究深入开展批林整风。26日由书记孙玉川传达韦国清关于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的讲话，张树芳传达地委常委扩大会议精神后，进行讨论，领会精神实质。28日，在孙玉川作关于批林整风问题的发言后，张树芳作总结，强调要进一步认识批林整风的长期性和艰巨性、重要性，明确批林整风和工作重点等。此后，开展批林整风运动。
8月26日晚，在家的县委常委张树芳、孙玉川、黄文祯、伦日峰、鄂辉等研究欢送“三支”、“两军”人员问题，随后“三支”、“两军”人员陆续返回部队。
8月30日，县委召开常委会议，学习党的“十大”新闻公报，一致表示拥护“十大”选出新的中央委员会，拥护中央关于永远开除林彪，陈伯达等党籍的决议。与此同时，县、社党委每次收听广播后，当晚都进行学习和讨论。在“十大”新闻公报发表前，根据上级党委指示精神，县委，县革委召开有关会议研究和布置，通知各公社、各单位作好收听的准备。在“十大”新闻公报发表后，孙玉川、张树芳亲自召开干部会，进行学习动员、辅导，组织宣传队深入各大队宣传，声讨和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滔天罪行，搞上挂下联，全县批斗有破坏活动的阶级敌人253人。9月18日晚和19日上午，县委召开常委和武装部领导会议，孙玉川传达区党委三届六次全委（扩大）会议精神后，议定成立贯彻“十大”精神和抓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领导小组。由孙玉川、韩允普、伦日峰（副书记）、黄文祯、宋富忠（武装部副政委）、陆义芳（县革委副主任）、梁炎等组成。下设办公室，梁炎兼主任。陆建珍（武装部科长）、孙亚洪（武装部秘书）为副主任。从10月10日起，县、镇党委举办160人的“十大”文件学习班16天，把学习“十大”文件与学习马列主义和毛主席著作相结合，与批判林彪反革命罪行相结合，与总结三大革命斗争经验和教训相结合。
11月17至22日，县委召开有公社党委书记、县、社（镇）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参加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铺开训干会议，部署运动分为三步走：1、以批林整风为纲，深入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打击阶级敌人的被坏活动；2、以阶级斗争为纲，批判资本主义倾向，检查落实党的各项政策，纠正不正之风；3、在批林的基础上，进行整风，改选领导班子，搞好组织整顿和建设。
11月26至30日，县委召开贫下中农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县贫下中农协会第二届委员会。地委以百发（1973）211号文件批准我县成立贫下中农协会委员会，由孙玉川任主席，韩允普、翟生、玉兰姣、黄儒任副主席，卢阳生、蒙海珠、任树荣、农广丰、林色姨、黄昕彤、黄华英、王美英、阮中新、陆岩森、龙碧音、谭石生为常委。
2月初，县委、县革委召开公社党委书记、县社宣传队及大队党支书、学校负责人深入开展“批林批孔”（即“四人帮”发动的所谓“批林批孔”运动，实质上矛头是指向周恩来总理）传达动员大会，由孙玉川宣读中央1、2、3号文件和传达苏毅坚在地区的动员报告。与会同志反复学习讨论，农益家（县革委副主任）作总结后，各公社、各单位认真贯彻毛主席亲自批示的中央1号文件，反复学习毛主席关于“批林批孔”的一系列指示，学习马列主义和毛主席著作。召开公社三级干部会议传达后，在重点批判林彪“克己复礼”反动纲领的同时，联系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实际，批斗了59名阶级敌人，打击了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批判资本主义倾向。
3月13日，韩允普在公社书记、宣传队紧急会议上，贯彻地委召开的县委书记会议精神后说：1个多月来，全县抓紧“批林批孔”这件头等大事，先后有四批宣传队623名干部深入基层。通过“批林批孔”，狠狠地打击了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批斗了阶级敌人47人。29日，陆义芳在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上说：我县教育战线在批林整风的基础上，从去年9月就开始“批孔”，今年2月传达中央1、2、3和5号文件之后，学校的“批林批孔”运动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
3月15日，县委召开常委会议，学习韦国清、安平生、刘重桂等在区党委常委会的报告内容：1、关于非正常死亡人员的调查结论问题。2、关于做好清队和“一打三反”中的有关问题。3、关于进一步做好清查“5·16”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问题。4、关于1966年以来被开除、退职人员处理（不包括“四清”处理的干部）的问题。
4月25日，在中央12号文件下达后，县委常委用两天时间学习马列著作，请宣传部理论教员进行辅导，学习中央12号文件。27日，县委召开县直机关干部职工大会，孙玉川在大会上反复三次原原本本的宣读中央12号文件后，带头揭发批到所谓上了林彪反党集团贼船的原区党委书记韦祖珍的反党罪行，相继有5名副书记、副主任、常委也作了批判发言。大会后，县委、县革委机关掀起学习中央12号文件，深入“批林批孔”，批判上了林彪反党集团贼船的韦祖珍反党罪行的热潮，人人口诛笔伐。在十多天内，机关6个党支部就出了批判专栏12期。30日，孙玉川在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上作“认真贯彻中央12号文件，把‘批林批孔’运动不断引向深入的总结报告”，他说：这次会议，主要是贯彻地委常委扩大会议精神，认真学习中央12号文件，学习韦国清的指示，学习《广西日报》4月27日的社论《紧密联系实际，彻底揭发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会中还参加了县直机关干部职工“批林批孔”大会，狠批所谓上了林彪反党集团贼船，直接参与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政变阴谋活动，积极进行反革命串连，猖狂向党进攻，妄图篡党夺权的那个区党委原负责人韦祖珍的滔天罪行。当晚，在家的6名常委带头写大字报到深夜1点钟，贴出来后才休息。5、6月，县革委召开第一届第六次全会和县委常委两次扩大会议，根据中央关于“把各级领导机关的‘批林批孔’作为重点，认真搞好”的指示，深揭深批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深揭深批林彪反党集团的所谓重要成员韦袓珍的反革命罪行。深揭深批和查清同林彪反党集团有关的人和事，揭发和批判韦祖珍1971年5月29日窜到我县所散布的“反动谬论”。会中，县委常委农益家还到阳圩公社召开座谈会，揭批韦袓珍在阳圩所谓犯下的罪行和散布的反动谬论等等。
6月24日，县委召开常委会议，主要研究：一、“领导班子就是政权”问题；二、给四类分子脱帽的问题；三、对破坏“农业学大寨”的处理问题。
元月9日，县、镇党委常委开会，学习陈永贵副总理视察广西武鸣等县的指示和区党委常委对南宁地、市委负责同志的讲话以及郭凤莲的讲话等。研究建成大寨县及帮助大楞公社大干快上的有关事宜。
5月19日，地委书记郑少东带领县委书记孙玉川等到山西省大寨、昔阳参观，历时1个多月。回来后，在全县掀起“农业学大寨”，建设大寨式的县的新高潮。学习推广大寨“左”的做法，大打“批修批资总体战”，“割资本主义尾巴”，伤害了大批干部，挫伤了群众的积性极，严重破坏了农村经济，造成了政治、思想、组织、政策上的极大混乱。
10月30日至11月5日，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结束后，县委召开四级干部会议，传达贯彻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制订大干快上的计划、措施。县、社直属机关抽调362人（其中县委常委8人、部委室领导8人、科局长18人、公社党委常委16人）组成宣传队下去帮助基层贯彻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同时抽调县、社干部116人到水利工地传达。
11月28日，县委召开常委会议，研究抽调人员113人组成宣传队，到基层开展“批修批资”，推动“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
2月21日，县委召开常委会议，孙玉川传达区党委常委扩大会议安平生和地委常委扩大会议郑少东的讲话精神，即所谓“回击右倾翻案风”的问题，指名批判至今不肯改悔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在讨论中，地区宣传队长蒋龙（后任县委副书记。排第一）带头批判，参加常委会的8人也逐个发言批判。最后孙玉川说：区党委、地委扩大会议很重要，表示拥护。区党委扩大会议建议中央在适当的时机公开点名批判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我也拥护。接着研究县委常委扩大会议的开法，决定开2天，23日上午集中学习中央26号文件和梁效写的文章《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下午传达，晚上大会批判发言。24日整天讨论，采取批判性的发言。这次会议实际开了3天，25日学习人民日报社论《抓阶级斗争，促春耕生产》，结合实际，谈体会和回去的做法。3月24至27日，县委召开四届十次全委扩大会议，学习毛主席的重要指示，批判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修正主义路线，研究如何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行到底。会中还参加了百色城工人、民兵批判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修正主义路线大会。27日总结，孙玉州布置回去后各单位召开支委会、支部会、群众会等“反击右倾翻案风”。4月26日，地委李英武向县委常委传达地委电话会议精神及把“反击右倾翻案风”和“农业学大寨”运动引向深入的指示。5月3日，县委召开常委会议，讨论研究“批邓”和春插事宜。9月29日，县委总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经验，提出深入批判邓小平授意炮制的《论总纲》、《汇报提纲》、《工业七十条》等三株所谓反马克思主义的大毒草。
4月，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的决议》和《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发表后，百色城举行群众集会，表示热烈拥护，对镇压“天安门反革命事件”（实际上是悼念周恩来总理，反对“四人帮”的抗议运动）表示拥护。
8月，孙玉川、张树芳向县直机关干部职工贯彻区党委关于“大打批修批资总体战”和“大割资本主义尾巴”的精神。会后派人到那毕渡口封锁农副产品上市流通，批自留地商品化。社员群众随之大砍房前屋后的果树，一度造成市场蔬菜、水果供应紧张。
9月18日，百色城召开党政军民6万多人大会，沉痛悼念毛泽东主席逝世。
10月6日，中央政治局采取断然措施，粉碎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反党集团，“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到此结束。21日深夜，县委常委、武装部领导和县委、革委、部委办领导学习中央16号文件。23日，百色城在地区体育场举行3万多军民的隆重集会，会后游行，热烈庆祝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和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
《百色县“文化大革命”大事记》的编写，是根据上级党委指示精神，以1966年6月至1976年10月“文革”10年动乱的内容汇编而成。正如党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所指出的：这场“文化大革命”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是一场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1983年5月至1986年底，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为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全市用2年多的时间，抽调200名左右的干部，对在“文革”中积极参与打、砸、抢活动，严重违法乱纪分子进行了大量的内查外调工作，处理了一批违纪的党员、干部、职工和社员群众。国家干部职工（下同）受到清除出党、开除党籍的20人，在这20人中，开除公职3人（后收回2人），撤销行政职务2人，撤职3人，行政开除留用察看1年1人、2年3人，取消干部资格当工人2人。留党察看1年11人，其中：撤职降为区级干部1人，撤职2人，降为一般干部1人。留党察看2年的8人，其中：撤销副县级作区级干部1人，降为区级干部1人，撤职降为一般干部2人，当工人1人，行政开除留用察看1年1人。党内警告15人。党内严重警告16人，其中：免职2人。受到行政处分的14人，其中：撤销行政职务1人，取消干部资格当工人1人，行政开除留用察看1年2人、2年3人，记过4人，记大过3人。集体干部受到开除党籍、撤销行政职务1人，留党察看1年1人，留党察看2年、撤销行政职务1人。农村党员受到清除出党、开除党籍的19人，留党察看1年的5人，留党察看2年的4人，党内严重警告7人。在处理“文革”遗留问题中，开支“处遗”经费共131200元（含公杂费1万元）。
编写《百色县“文革”大事记》，由于资料欠全，1977年和1980年、82年先后几次把“文革”的资料烧毁了，有些个人保存的资料也不肯交出或交不完全，给编写工作带来很大困难。但在地委、市委的直接领导和有关部门的大力协助以及各级领导和老同志们的支持帮助下，取得了不少资料和宝贵意见，使我们比较顺利地完成了编写工作。
附：1966年至76年县委、人委、革命委员会领导班子名单于后。
编者1987年6月
1、县委（1966年）
书记：张先赞
副书记：韩允普、梁炎、伦日峰
常委：黎明、高鸣海、张树芳、黎启遂
2、县人民委员会（1966年）
县长：黎明
副县长：高鸣海、黄冠佳、李荣廷、邓家培
书记：张树芳（70年）、孙玉川（73年）
副书记：韩允普、张振德（70年）、韦雄（71年）、孙玉川（72年）、韦绍益、伦日峰、张树芳（73年）、陆义芳（74年）、蒋龙、廖升、梁名就（76年）
常委：韦雄、姚开发、罗常桂（70年）、孙玉川、黄文祯、伦日峰、鄂辉（71年）、刘托聪、农益家（72年）、林色姨、黄昕彤、苏积辉、黎明、陆义芳、冯景惠（73年）、梁名就（74年）、陆树根、黄建基、廖升（75年）、何继扬、梁炎、黄芳玉（76年）
主任：张先赞（68年）、张树芳（72年）、孙玉川（73年）
副主任：张树芳、尹良玉、高鸣海（68年）、韦雄（69年）、孙玉川、黄文祯（70年）、刘托聪、农益家（72年）、韩允普、韦绍益、伦日峰、张树芳、鄂辉、苏积辉、黎明、陆义芳、林色姨（73年）、梁名就（74年）、毋法孔、陆树根、黄建基、廖升（75年）、蒋龙、何继扬、梁炎、黄芳玉（76年）
常委：韦炳超、雷炳琼、黄文武、冼超凡、陈平、黎启遂、罗常桂、杨炳生、韩允普（68年）、姚开发、韩克洲、邹振隆（72年）
来源：《广西“文革”档案资料》（第十五册），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1987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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