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87-8-0 作者：中共南宁市委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
中共南宁市委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曾经给我们带来过深重的灾难。为了让我们的子孙后代更好地认识这场灾难，不让这一历史悲剧重演，我们根据上级党委的布置，在区党委整党办公室的指导下和各有关单位的通力合作下，把南宁市十年“文革”中发生的影响较大的事情，按照历史的顺序编写整理成册。这本《大事记》无疑将对进一步清除“左”的思想影响，彻底否定“文革”，巩固“处遗”工作成果，发展我市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具有重大的意义。
在编写整理过程中，我们自始至终坚持党性，克服派性，力求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但由于水平和历史资料有限，《大事记》难免有错漏之处，恳请各级领导和同志们读后给我们提出宝贵意见。
《大事记》的资料来源主要是“文革”以来各级党委印发的有关文件、简报等及区、市档案部门现存的有关资料。
1987年4月28日
5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毛泽东主席主持起草的指导“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通知》提出一整套“左”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并号召向党、政、军、文各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猛烈开火。当时，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一伙出于结帮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需要，首先把斗争矛头指向文化学术界，把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人合写《三家村札记》和邓拓写《燕山夜话》等杂文的写作活动说成是“反党集团”活动，是“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并在全国有影响的报纸公开发表批判文章，叫嚷上揪“指使”、“支持”、“吹捧”者，下扫“三家村”和在新闻、教育、文艺、学术界中的“赞赏者和追随者”，在上揪下扫“三家村”、“四家店”、“邓拓黑帮”的一片叫嚣声中，南宁市的干部、工人、学生、居民、郊区农民等无一不被卷人这一场政治大迫害的腥风血雨中。南宁市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大动乱，正是在揭露、批判、声讨、痛斥所谓“邓拓黑帮”中闹腾起来的。
6月1日至16日，南宁市“党员三级干部会议”在市人委礼堂召开。
参加会议的有副县级以上党员干部508人，区级以下党员干部1171人，市委书记肖寒传达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和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群众运动的报告》；市委副书记、南宁市市长韦纯束代表市委作《关于南宁市开展文化革命运动的意见》的报告，对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问题进行了具体部署和安排，提出运动的重点是：“继续解决经过‘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运动未彻底解决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横扫一切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封建意识”。6月15日，区党委书记伍晋南到会讲了话，他说：“南宁市是在‘四清’的基础上搞文化大革命，这是‘四清’运动的发展”。他要求“要解决好钻进党内来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反动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以及一切牛鬼蛇神”。同时“还要参加批判全国、全区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6月16日，市委书记肖寒最后作了总结报告，他要求出席会议的代表，会议结束后回去要“高速度、高标准”把会议精神传达贯彻到群众中去。从此正式拉开了南宁市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市三级干部会议后，各系统、各基层单位纷纷成立文化革命小组，以领导本系统、本单位的“文化大革命”。
6月8日，经区党委批准，南宁市委文化革命小组正式成立。成员王恩厚、邵芳、李瑞祥等10人，并以南发〔66〕30号文件向下属单位发出通知。6月23日市委又根据区党委“文化革命小组成员不宜过多”的指示，对原市委文化革命小组重新作了调整，市委副书记王恩厚任组长，组员有邵芳（市委宣传部部长）、李瑞祥（市人民武装部政委）、李喜庆（市委组织部部长）等3人，组成为南宁市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指挥机构。
6月25日，南宁市委文化革命小组决定抽调270多名工作队员组成工作组分别到市管27所中学、4个剧团、4间小学、1个农场及《南宁晚报》社等单位领导“文化革命”运动。
6月29日，在所谓声讨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反党罪行，结合揭发本地区、本单位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活动中，市委派出进驻《南宁晚报》社的文化革命工作组，错误地把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南宁晚报》社总编辑曾东江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南宁晚报》社还公开发表了加编者按批判曾东江的文章。7月2日，市委作出撤销曾东江中共南宁市委候补委员、市科学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等党内外一切职务的错误决定（已平反）。此后，一些群众文化团体如“艺苑”、“钦南”诗社均被打成“三家村”黑诗社而受批斗。到10月底，据不完全统计，全市挨批斗的领导干部及知识分子有曾东江、秦祖荫（《南宁晚报》社副总编辑）、余凯（《南宁晚报》社副刊组长）、唐志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黄辉（市文化局局长）、叶惠明（市文化局副局长）等1000多人（均先后给予平反）。这是南宁市文化大革命迫害干部及知识分子的开端。
8月5日，根据中央《关于撤销大、中学校文化革命工作组的决定》的指示精神，南宁市委发出南发〔66〕41号文件宣布撤销市委派到各单位的“文化革命工作组”。至8月21日工作组全部撤回。
8月7日至9月10日，甫宁市委文化革命小组对全市小学教师进行集训搞文化大革命，目的是“纯洁教师队伍”。当时，参加集训的南宁市76间小学（公办33间、民办43间）1650名教职员工（其中小学党、政领导138人，教师1512人），分为7个点（民主、朝阳、华东、华西、华强、壮志二小、上国二小）进行。从8月7日开始至9月10日结束。方法是边学习边鸣放，边鸣放边斗争。集训中，聋哑学校教导主任李瑛、市壮志一小教导主任姚职业被戴帽游街；市安宁小学谢兰英老师因“不老实”交待，被戴高帽斗争，并被剪了半边头发；还有市华强小学被外来红卫兵勒令梁婉娜老师的家婆、李素贞老师的外婆回农村。在集训期间被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牛鬼蛇神”等莫须有的罪名而被斗争的68人，被批判的98人（同年给予平反）。
与此同时，南宁市郊区小学也利用暑假期间以公社为单位对教师进行集训。郊区77间小学668名教职员工参加了集训。集训期间“斗争”了46人（其中所谓“当权派”21人）、“批判”48人、“定案”处理被开除23人、“法办”1人、动员退职27人（后已给予平反）。
8月19日，南宁二中高三乙班成立“班级红卫兵组织”（全班同学参加）。成为南宁市第一个红卫兵组织。此后，南宁市的红卫兵运动从8月至12月，成立了名目繁多的红卫兵“总部”、“司令部”、“指挥部”、“联络站”等200多个组织及1000多个战斗队，红卫兵人数发展到10000多人，遍及全市。
8月中旬，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毛泽东同志在北京天安门城楼接连8次接见和检阅红卫兵，使以青少年学生为主体的红卫兵运动风靡全国。8月中旬北京红卫兵南下串连队前后三批共319人来到南宁市进行所谓“革命”串连，他们走上街头横扫“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到处鼓动“造反”和揪斗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简称“走资派”）等，把矛头指向区、市党、政机关及各级领导。此后，南宁市红卫兵开始走出学校，杀向社会，横扫“四旧”，并蔑视一切权威，冲击区、市各级领导机关，揪斗各级领导干部等等。各系统、各部门、各单位、各学校也竞相揪斗本单位的所谓“走资派”、“牛鬼蛇神”，给“牛鬼”戴高帽、剪头发、游街及“炮轰”、“打倒”“走资派”等，并不断升级。
8月23日晚上，南宁市召开市直机关干部大会，由市长韦纯束作“如何正确对待群众运动，热烈支持革命师生的革命行动”的报告，要求干部正确对待、热情支持红卫兵的“革命行动”。王恩厚也在会上讲了话。
8月25日上午，由南宁二中、三中、四中、六中、珠江子女学校和广西大学等6间学校的红卫兵，联合组织成立了南宁市第一个“南宁市红卫兵联合司令部”，并在南宁市红星大剧院召开成立大会。1000多人参加了大会，区党委覃应机、伍晋南、贺亦然、霍泛、刘毅生及市委肖寒、韦纯束、王恩厚、李瑞祥等人出席了大会。大会举行了红卫兵宣誓仪式，首都南下串连红卫兵向大会祝贺，《广西日报》、《南宁晚报》记者参加大会并进行采访。
红卫兵向大会提出“破四旧、立四新”（“四新”，即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的倡议。
同日晚上，南宁市各界群众代表1000多人在朝阳广场集会，表示支持红卫兵大破“四旧”大立“四新”的“革命”行动。市长韦纯束出席了大会。他代表市委、市人委对红卫兵的所谓“造反”精神表示支持，并要求到会代表把红卫兵的“革命”倡议带回单位去发动群众讨论作出决定，对带有“剥削阶级思想的名称和风俗习惯”来个大扫除。
第二天晚上，朝阳广场7万多群众又举行集会并游行，表示坚决支持学生“破四旧”、“立四新”的“革命”行动。
9月5日至10月31日，红卫兵全国大串连掀起高潮。这期间，南宁市上北京及全国各地和区内各地红卫兵来南宁串连的有32680多人。其中北京大专院校红卫兵来南宁市串连的有91批共1082人，串连红卫兵和本地区红卫兵汇集一起，走上街头，大破“四旧”，他们把古老刻绘的花纹建筑物、文物，商店陈列的印有花卉或古老图案的商品，机关、学校、干部、群众藏有的古、旧书，古董，甚至妇女留的长辫子等都列入“四旧”之列，进行砸（烂）、烧（毁）、封（存）、剪（掉）。许多文艺作品被禁阅、禁唱、禁演，他们随意冲击党、政机关，乱揪乱斗所谓“走资派”、“牛鬼蛇神”。如当时废品公司灭资路购销门市部指导员卢春生，被怀疑贪污就拉去斗争，剪发游街，斗到昏倒后仍绑在路旁的电灯杆上示众。市江宁初中私设牢房，将该校党支部书记兼校长钟耀国、教导主任阮进文、教师唐兴、陆建、黄正中等人拘留起来，随时拉去批斗殴打，每天早上在街边排队听候呼点牛鬼蛇神某某的名后，又拉进房内关押。
在此期间，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不断升级，“打、砸、抢、抄、抓”成风，红卫兵所到之处鸡犬不宁。据至10月底的不完全统计，红卫兵集中大抄家共670多家；清理所谓“牛鬼蛇神”及其“家属子女”回原籍监督劳动的约5000多人；横扫水月庵1所，教堂2间；查抄所谓“封、资、修”等一批物品15万件。区、市受冲击的领导干部有韦国清、伍晋南、肖寒、王恩厚、李瑞祥等人。开始搞乱了各级党组织和各级领导机构。
9月8日，南宁市直机关、市工交系统、街道系统及各基层单位先后成立“赤卫队”，以保护国家财产，维护社会秩序，阻止红卫兵的冲击。直至11月初，开始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赤卫队被红卫兵当作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而瓦解。
9月26日，南宁市中等学校红卫兵联络站在团市委礼堂举行成立大会，参加联络站的有48间学校，50多名红卫兵代表参加了大会。市党、政负责人肖寒、王恩厚、梁寂溪，市团委负责人崔伟航，北京联络站南下战斗队红卫兵等出席了会议。大会同意由王恩厚担任联络总站站长，梁寂溪、崔伟航为副站长，北京南下战斗队陈兴华和李洪勋为联络站辅导员。联络站设组织、接待、保卫、政宣、总务等五个组，并印发了总站成立的通告。
此后，“南宁市红卫兵联合司令部”、“南宁大专院校红卫兵联合司令部”、“南宁市红卫兵总部”、“南宁八三一红卫兵指挥部”、“南宁市八一八红卫兵革命造反总队”、“南宁市半工（农）半读红卫兵联合司令部”等组织相继成立。
10月19日，南宁市朝阳广场设立的大字报棚开始陆续张贴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字报，广西大学“八三一”红卫兵，在市朝阳灯光球场门前贴出“手段毒辣曾几何时”的大字报，主要内容说：“区党委在文化大革命中采用各种手段镇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镇压革命学生。”并指出其手段是“砸、违、压、封、攻、抗、调、保”；市文化系统红卫兵贴出“最坚决要求揪回林道行坦白交待问题”的大字报，内容说：“在他的支持、怂恿、包庇下，文化系统变成了修正主义、资本主义的老巢……，要求林道行向文化系统的群众交待问题”等等，此后，各红卫兵组织纷纷倡议，召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辩论会、批判会，并不断联合召开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的批判大会。在批判中，一些红卫兵组织由于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政策的不同理解以及对“走资派”、“当权派”的不同态度，一开始就出现了所谓“保皇”和“造反”的问题，但是各个组织之间的观点与对立还不十分明显和尖锐，“保”谁和“造”谁的反，有的组织和个人都还是摇摆不定。
10月22日上午9时，南宁市红卫兵总部等组织发起，在区体育场召开“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的誓师大会，参加大会约1万人，区党委伍晋南、覃应机、市委韦纯束、王恩厚等负责人、首都和区内各地来南宁市串连的红卫兵参加了大会。
10月26日上午，由南宁市“八·一八”红卫兵联合总部、市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联合司令部、市半工（农）半读红卫兵联合司令部等9个红卫兵组织发起的“揭发、批判和控诉以肖寒为首的南宁市委的资产级阶反动路线大会”在朝阳广场召开。
同日，由南宁大专院校红卫兵联合司令部和市红卫兵联合司令部共同发起的“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也于下午在区体育场召开，约18000多人参加了大会。会上有8个红卫兵代表（其中2个是北京南下串连红卫兵）发言。伍晋南和王恩厚参加大会并分别讲了话。
10月27日下午，由韦纯束主持召开的南宁市委常委会议，在听取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问题的反映后，韦纯束在会上提出要求：“‘干部不要与红卫兵、学生发生正面冲突’，并且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对南下串连红卫兵‘来者欢迎，去者欢送’”；韦纯束并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及“一些问题”谈了自己的认识和看法。
10月29日下午，南宁市委“文革”小组组长王恩厚召集派到中等学校担任工作组的正、副组长开会，总结前段开展“文化革命”的经验教训，并要求与会者对市委派工作组所犯的“方向、路线性错误”提意见。
11月1日，南宁市各中等学校师生开始陆续到市委接待站要求市委派出的“文化革命”工作组回校检讨和看大字报，开始对工作组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揭发批判。
11月4日，南宁市委书记肖寒在市总工会楼上，召开市委派出的“文化革命”工作组正、副组长会议，传达中央有关会议精神，鼓励他们要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中经得起考验。
10月5日晚上，由南宁市中等学校红卫兵联络站等10个单位在朝阳广场联合召开“南宁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辩论大会”。具体内容是：“问伍晋南为首的区‘文革’领导小组到底执行一条什么路线？”参加辩论大会的有36个单位约1万多人。原区党委“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组长伍晋南参加了辩论大会，并回答了红卫兵所提出的各种问题，会议开到深夜3时才结束。
11月22日晚上，南宁市“革命工人造反委员会总部”在区党委接待站召开成立大会，市委肖寒、王恩厚到会表示支持成立“工人革命造反总部”。
11月30日，南宁市委书记肖寒代表市委向直属机关作“机关开展‘文化大革命’动员报告”，市直机关“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此后，市直各部、委、办纷纷成立“文化革命”各种战斗队，起来造反，对市委、市委“文革”小组在前段“文化革命”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揭发和批判。
12月1日，南宁市红卫兵总部宣布于晚上8时至12时，在朝阳广场召开“辩论大会”与市红卫兵联合司令部迸行辩论，由于市红卫兵联合司令部拒绝参加，市红卫兵总部遂宣布改为批判市红卫兵联合司令部的“批判大会”，“总部”认为“联合司令部”是忠实执行区党委、南宁市委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工具，是“保皇派”的红卫兵联合司令部，从此引起双方的对立，这是南宁市群众组织之间产生矛盾后第一次分裂。
12月2日，南宁橡胶厂、标准件厂，汽车修理厂等6个工厂的工人造反派组织代表熊一军（橡胶厂）、梁柏松（市标准件厂工人）等20人，经过串连、筹备，于12月3日在朝阳广场宣布成立“南宁工人革命造反总部”。至1967年元月初，由于黎塘、百色等地纷纷建立“工人革命造反分部”组织，于是，原“南宁工人革命造反总部”改名为“广西工人革命造反总部”（简称“广西工总”）。
“广西工总”组织机构：
主任：陈朝春（橡胶厂工人）
副主任：施日兴（汽车修造厂工人）
下设组织、宣传、后勤三个部。
组织部：卢浩祖（水泥制品厂工人）、黄祯忠（汽修厂工人）、谢才源（橡胶厂工人）；
宣传部：熊一军、梁柏松；
后勤部：宣肇惠（民印厂工人）、盛文贵（百货公司干部）；
顾问：陈史夫（医专教师）
秘书：陈伯智（医学院学生）
12月8日上午11时，南宁市中等学校红卫兵联络站等27个红卫兵组织在区体育场召开揭露、批判区、市党委贯彻执行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参加大会的有区、市机关干部、工人、郊区农民、师生及区内来邕串连的红卫兵、南下串连队学生约15万人。大会由韦国清（后韦因病住院，由乔晓光代）代表区党委，肖寒代表南宁市委检查区、市党委犯的所谓“方向、路线错误”。区、市党委负责人出席会议的有：伍晋南、贺希明、安平生、霍泛、钟枫、傅雨田、段纯和、王恩厚等。
12月13日晚上，南宁市委召开市直机关干部大会，由肖寒、韦纯束、王恩厚等作“关于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所犯的方向、路线错误”的检讨。
12月25日上午，南宁市中等学校红卫兵联络站、市工人革命造反总部、市炊事员革命造反委员会、半工（农）半读红卫兵联合司令部等10个群众组织发起和支持，在区体育场召开南宁市全体师生、红卫兵、机关干部、职工群众大会，由肖寒代表南宁市委作第二次“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错误的检讨。区党委负责人乔晓光、伍晋南、李殷丹、钟枫和市委负责人韦纯束、王恩厚等出席了大会。
同日，南宁铁路工人革命造反总部在南宁铁路地区俱乐部也召开“南铁工人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的誓师大会”。
12月26日，南宁市郊区农民红卫兵总部在朝阳广场召开成立大会，区党委罗立斌、市郊区党委杨庆郁出席了会议。
同日，南宁铁路分局各群众组织也联合成立了“铁路联合司令部”（简称“铁司”）,主要负责人有：封金丁、吴锋杰、黄桂雅等，成为南宁市较有影响的群众组织之一。
12月底，由汽车总站、区二五车队、区粮食厅车队、区外贸车队、南宁市工交公司、市汽车运输公司等单位的群众组织联合成立了“广西汽车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汽司”）。负责人有：高延、甘爱遵、叶蔡、罗炳荣、欧根波、洗余庆等人。
1967年元旦，《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题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社论，宣布1967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一年”。在张春桥、姚文元策划指挥下，以王洪文为头目的上海市各造反组织刮起“夺权”妖风，篡夺了上海市的党政财文大权。“夺权”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赞许，《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相继发表社论肯定和支持上海的“夺权”，并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夺权”。从此，“夺权”之风蔓延全国。
元月23日，在上海“一月风暴”、“全面夺权”的反革命浪潮的影响和推动下，南宁市各造反派组织成立了以“广西工总”为核心，有26个群众组织参加的“广西革命造反大军夺权行动委员会”（以下简称“造反大军”）， 于1967年1月23日宣布向广西区党委、区公安厅、区广播电台、《广西日报》社及南宁市委、市公安局等单位的所谓“走资派”夺权。接着，各基层单位的造反派也纷纷起来向本部门、本单位的“走资派”展开了全面夺权。使各级党组织和各级领导班子开始处于混乱或瘫痪状态，搞乱了正常秩序。
同日，在以“工总”为主体的“造反大军”宣布夺市委的权的情况下，南宁市委“革命造反兵团”正式成立。“兵团”采用巴黎公社的做法选举出“兵团”服务员，梁明芝等人为“兵团”主要负责人。
元月26日晚上，广西红卫兵总部、南宁“八·一八”、广西医学院“革命造反兵团”、首都“三司”的主要负责人在医学院开会，交换对“造反大军”夺权以来的看法，广西军区应邀派宋长发出席。会上，有的认为“造反大军”在夺权期间干了不少坏事，成了运动的绊脚石，应“砸烂”或退出“造反大军”，重新联合。有的则认为“目前砸烂时机还不成熟，退出对‘革命’也不利”。最后一致意见：“造反大军内部进行整风”。
元月29日，“广西工总”及所属各分部，在南宁市组织对所谓“走资派”、“当权派”的大游斗。被戴高帽、挂牌游斗的区、市领导有伍晋南、霍泛、钟枫、贺亦然、谢王岗、陆地、肖寒等近百人。
元月，毛主席发出“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号召。此后，广西军区开始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实行“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
2月1日，南宁市内出现“广西工总”搞“打、砸、抢、抄、抓”的大字报传单。主要内容说：“工总”参加夺权以来吸收大批“牛鬼蛇神”、“中上层领导严重不纯”等等。
同日，由广西汽车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发起召开有60多个群众组织、自称有4万人参加的朝阳广场誓师大会，宣布正式成立“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广西联合司令部”（简称“无联”后来发展为“联指”）。
2月3日，原“赤卫队”和“盾牌”红卫兵联合在朝阳广场召开大会，自称有3万人，宣布成立“广西无产阶级红色造反者联合司令部”（简称“红联”），并发表联合宣言。
2月4日至8日，南下串连的首都“三司”散发《南宁文化大革命到了关键时刻》的传单，传单主要内容是指责“广西工总”“不坚持文斗搞武斗”，“高度运动群众”，“总部头头高高在上”，认为“造反大军”不理解“夺权意义”，“夺权不掌权”等等，引起各群众组织的强烈反响。7日，“广西工总”领导小组召开第一次会议，决定开门整风，并制定出整风方案。提出：1、开门整风；2、撤出在区、市机关的进驻小组；3、要求军区接管区党委、人委、公安厅；4、要安平生（区党委书记）出来抓生产。8日晚上，广西“红卫兵总部”与首都“三司”驻邕联络站在市工人文化宫召开辩论会。会上“三司”代表重申《南宁文化大革命到了关键时刻》一文的观点，广西“红总”代表曾春生则认为“三司”在对待广西南宁“文革”看法上犯了严重错误……。这场辩论说是“广西工总”熊一军挑起的。与此同时，南宁市各群众组织纷纷用大字报、传单散发“工总”和“造反大军”的问题，并出现“砸烂工总”、“造反大军必须大乱”等大幅标语。部分大标语、大字报、传单则是反对首都“三司”的观点，指责“三司”搞“折中主义”。围绕“砸烂”与“不砸烂”“工总”问题，开始了群众组织间观点不同的派别争论。
2月20日，“保卫文化大革命公安临时委员会”（简称“公安临委”）成立。
2月22日凌晨4点多钟，广西“无联”出动50多部汽车和数千人，抄了“工总”总部和“财贸分部”的“家”，抢走“工总”大旗和招牌，使群众组织之间的矛盾加深。
2月底，区直单位的区党委“群众接待站造反红团”首先发起，有区党委“天翻地覆”、区公安厅“红卫”等十多个群众组织参加，前后八次联合召开了对所谓“广西头、二号人物韦国清、乔晓光”进行大揭发、大批判的批斗大会，参加人数达五、六万人次。区直各厅局负责人起来参加揭发、批判的有56人。后来区党委“倒海翻江战斗兵团”为争夺领导权，提出要以自己为核心，于2月底发表声明退出联合批斗大会。这是继南宁市“红卫兵总部”与市“红卫兵联合司令部”产生的群众组织分裂以来又一次出现的部分群众组织之间的分裂。这些分裂为后来重新联合，逐步形成不同观点的对立的两大派群众组织打下了基础。
3月1日，“工总”所属的南宁市北郊、西乡塘、外贸三个分部在朝阳广场联合召开“砸烂工总”大会，大会指责“工总”自参加“一月风暴”夺权后，领导中混进了“少数坏人”，在强行进驻各单位后，执行了没有工作队的所谓“刘、邓路线”，重新把群众打成“反革命”，抓来斗争，戴高帽游街，引起群众不满等等，因而宣布起来“造反”，把“工总”砸烂。
3月14日，“公安临委”封闭“工总”办公处，使群众组织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
3月15日，南宁一中师生1700余人举行军政训练大会。军区司令部钟生栋副参谋长到会作了动员报告。广西军区还派出“三支两军”人员到广西医学院、南宁四中等院校，对红卫兵进行军事训练。
同日，南下串连的首都“三司”驻邕联络站共36人全部离开南宁返北京。
3月18日，南宁市“人武部”根据中央“关于各大军区、军区、军分区、县（市）武装部出来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决定建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人民武装部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以下简称“抓促”指挥部），指挥部下设“支左办公室”和“生产办公室”等若干机构，市各战线也相应建立起“抓促”分指挥部。
南宁市“抓促”指挥部的建立，在当时各级党委和各级领导机构都被搞乱的情况下，对稳定局面起了一定的作用。
3月23日，经广州军区批准，广西军区宣布对区公安厅、区广播电台、南宁市公安局和区、市银行、邮局等单位实行“军事管制”，并派出50名干部到“军管”单位执行“军管”任务。当天张贴了“军管”布告，出动20辆宣传车在南宁市区进行广泛宣传。
同日，南宁市委“造反兵团”发表《取缔反动组织“工总”，坚决镇压一小撮反革命头目》的大幅传单，对南宁市各群众组织震动很大。
3月25日晚上，“工总”、“广西一司”、“广西八·三一部队”、二中“井岗山”、“民院八·二四部队”、“西大狂飙”等群众组织约400余人在南宁市桂剧院门前联合召开“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革命复辟逆流誓师大会”。大会提出：“打倒韦国清，反对砸烂‘工总’，坚决砸烂保皇组织‘无联’、‘老赤’（即赤卫队），‘破盾’（即盾牌红卫兵）”等口号，会后进行了游行。从此，南宁市掀起所谓反击“二月逆流”的浪潮。（在2月前后，谭震林、陈毅、叶剑英等党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捍卫马列主义原则和坚持党的领导，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法提出了强烈的批评。后来被林彪、江青、康生、张春桥利用他们窃取的地位和权力，诬陷谭震林等同志是“二月逆流”，进行了残酷的、无情的迫害，炮制了一起震撼全国的大冤案，并在全国掀起反击所谓“二月逆流”的恶浪。）
3月29日，广西军区党委召开常委会议，由第三书记李仕才主持，会议分析了当前南宁市文化大革命的形势，研究了下一步工作。广州军区副政委陈洪发参加了会议并作了重要发言。当天，陈洪发还召集南宁市委“造反兵团”的6名机关干部座谈当前“文革”形势，与会者一致表示：“支持韦国清站出来闹革命”，认为“工总”阻碍运动，应采取相应措施。
同日晚上，原“工总”下属六个分部和西大“狂飙”、广西“八·三一部队”、“广西一司”、南宁“八·三一部队”、桂林“老多”等组织约5000余人，在朝阳广场召开“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誓师大会”。口号是：“打倒刘、邓、陶”、“打倒韦国清”、“打倒乔晓光”、“坚决砸烂‘工总’”等。
4月1日，广西军区发表“致南宁市工人、师生、干部的一封信”，号召：“坚决复课、归口闹革命，实现大联合，建立‘三结合’，坚持‘抓革命、促生产’，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等。
4月5日，南宁市红卫兵联络站、“工总”等134个群众组织共3000余人召开“打倒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誓师大会”。大会口号是：“坚决粉碎资本主义逆流复辟！”，“‘工总’是革命组织！”，“打倒韦（国清）、乔（晓光），支持伍晋南”。
4月初，部分造反派红卫兵组织就广西军区宣布对《广西日报》社实行军事管制后制造舆论说：“军区‘支左’犯了方向、路线性的错误”。南宁市街上也开始出现关于军区“支左”问题的大幅标语。广西红卫兵总部就《广西日报》的所谓“严重问题”向《广西日报》社发出第一号“勒令”，要求撤换报社的领导班子，并在报上刊载批判《广西日报》的文章。
4月13日晚上，“广西工总”及其同一观点的红卫兵、机关干部等组织，在朝阳广场召开大会，宣布“新工总”临时指挥部成立。
4月16日下午2时30分，“新工总”成员自行启封原被“公安临委会”封闭的“原工总”办公室及物资，挂上“新工总”旗帜，开始办公。
同日，广西红卫兵总部又向《广西日报》社军管小组递交了第二号“勒令”书，要求“解散《广西日报》社领导小组”，“将报社大权交给报社内部革命造反派”等，遭到报社内不同观点群众组织拒绝及报社内高音喇叭扰乱。为此，几十个红卫兵冲进报社大门，强行拆除喇叭3个，砸烂1个，打伤报社2名工作人员。直至军管小组杨仲绪出来给双方宣传毛泽东思想后，红卫兵才相继离去。这就是第一次红卫兵冲击军管的《广西日报》社的“四·一六”事件。
4月19日，伍晋南、贺希明、霍泛三个领导干部在广西大学发表声明，表示坚决站在“革命造反派”一边，支持造反派红卫兵的“革命行动”。并表示决心要“深入群众，搬到广西大学数理系住宿，和造反派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这是广西文化大革命中著名的“四·一九”声明。这个声明在各群众组织、红卫兵中引起很大的反应。南宁市委副书记袁家柯、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谢王岗等九位领导干部发表声明表示支持“四·一九”声明，起来造“韦国清、乔晓光”的反。此后，持不同观点的各群众组织也纷纷集会表示支持或反对“四·一九”声明。出现了以人划线，各群众组织均以“保韦”还是“支伍”进行重新组合，并分裂为互相对立的两大派群众组织。
4月20日，“支韦”派427个群众组织在朝阳广场召开彻底批判“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反动路线大会。
同日20时30分，“广西红总”、“南宁小8”、“南宁市红卫兵联络站”、“新工总”等组织约1500人在南宁火车站广场召开大会，内容是：一是坚决支持“伍、贺、霍”三人的“四·一九”声明；二是坚决砸烂《广西日报》。至22时结束。会后进行了游行。当游行队伍游到报社门前时，造反派红卫兵向《广西日报》社军管小组提出三点要求：（1）撤销《广西日报》的领导班子；（2）撤销军管小组；（3）砸烂报社内“58112”群众组织。并限令36个小时内答复，否则静坐示威等。
4月22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晚上，广西“红总”、“南宁小8”、广西“红联”、“新工总”等组织在朝阳广场召开声势浩大的庆祝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和支持伍晋南等领导干部站出来闹革命的大会。桂林“老多”、清华“井岗山”等外地来邕学生组织参加大会并发表《联合声明》，大意是：（1）南宁自上而下的反革命逆流是韦国清炮制的；（2）《广西日报》打击革命造反派，扶植保守势力；（3）“四·一六”冲击军管《广西日报》社，大方向是正确的，好得很；（4）坚决支持伍晋南等三人的《声明》”。“打倒‘韦、乔’，气死‘老保’； （5）支持广西“一司”、广西“八·八”红卫兵、广西“红总”、“南宁小8”、区党委“倒海翻江”、区杂技团“井岗山”等造反派组织；彻底摧毁“天翻地覆”、“红色监察”、“区接待站造反兵团”、“南宁市委造反兵团”、“一摸三揪”、“汽司”、“红色公安”等保守组织。伍晋南、贺希明、霍泛等三人也参加了大会并由伍晋南代表讲话。伍表示“坚决与群众斗争、胜利在一起”等。会后，举行了示威游行。当“倒海翻江”、“红浪”、南宁市“红卫兵联络站”等群众组织游行到《广西日报》社门前示威时，向报社军管小组提出“六点”要求，军管小组认为，这些要求不合理，不能答复。遂于4月23日凌晨1时宣布静坐示威，并宣布成立静坐示威“南宁四·二二火线指挥部”（后来发展为广西“四·二二”指挥部）。
南宁“四·二二”火线指挥部主要负责人：
总指挥：曾春生（广西医学院学生）
副总指挥：李朝杰（南宁二中学生）
常委：金辉（农学院学生）
陆军（电厂工人）
何作然（西大学生）
陈时（公安局干部）
雷激（西大学生）
在静坐示威中，部份人员强行冲入报社，砸烂玻璃窗，强行拆除报社内喇叭，涂写“石勇滚蛋！”（石勇系军管小组长）等标语，静坐持续至4月底，直至当时“中央文革小组”给静坐和进驻《广西日报》社的红卫兵打电话，要他们撤出来时，才于5月2日撤离。
从此，《广西日报》成为“革”与“保”、“夺权”与“反夺权”的不同观点的两派群众组织争夺的舆论阵地。
5月4日，南宁一中、广西农院、“三·七”联络站、“八·三一”、“小8”等组织发起成立“大、中院校红卫兵联络站”，由25人组成，并从西大、艺院、农院、教育学院、中医学院、一中、四中、“八·三一”、“小8”各派出1人组成联络站领导核心小组。该站包括43所大、中院校，约2万人。
5月6日，由“红色监察”、区接待站“造反兵团”、南宁市委“造反兵团”、“红色公安”等21个群众组织成立“区、市直属机关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联络站”，成员约2100人，成立一个由7人组成的服务组，主要负责人是区接待站“造反兵团”廖炜雄、“红色监察”潘玉成、南宁市委“造反兵团”梁明芝等。
4月30日上午收到中央4月29日发出的“关于两派派代表到京汇报广西‘文革’问题的电报”。至5月3日，两派均选出代表组成代表团赴京。到京后，两派代表发生小冲突，“支伍派”撕了“支韦派”写的“揪伍”标语，并抢去广西“八·三一”红卫兵代表颜景堂的袖章。
同日（即30日），广西大学“革联”宣布对该校实行“兵管”，并发布《兵管布告》。
5月7日至8日，即7日16时到8日凌晨3时，桂林“老多”、广西“红总”、“新工总”、“卷巨澜”等组织约3000余人包围、袭击区教育学院，打伤135人（其中重伤13人，住院9人），抓走56人；砸烂、抢走物资一部份。后来称为区教育学院“五·七事件”。
同日，广西大学“革联”宣布自今日起至本月11日止，对全校“支伍派”师生实行“兵训”（所谓“兵训”，即红卫兵自己实行军政训练）。
5月10日，广西“红总”、“南宁小8”联合在“四·二二火线指挥部”实行“兵训”，为期3天。南宁43所大、中院校1876名红卫兵参加，编为36个连队开展军政训练。认为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
5月11日，同一观点的“支韦派”群众组织主要负责人召开会议决定成立“南宁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设常委15名，总指挥是“汽司”吕斌、副总指挥是广西大学“能闯”张峰。
5月12日，南宁二中“东方红”、民族学院“八·二四”、广西“八·三一”、广西“联野”、“八·八”红卫兵总部、桂林“老多”等30多个“支伍”观点的红卫兵组织200余人，到南宁市委实行“兵管”，强令市委书记肖寒签字，肖不肯，经辩论多数人已离去，只留下几十名进驻人员。
同日16时，桂林“老多”、“手工业局工总分部”、“倒海翻江”等组织六、七十人去区接待站生活组实行“兵管”，并要交出印章，被接待站拒绝。
13日21时，“四·二二”所属南宁市直机关联络站、“新工总”、“南宁小8”、二中“井岗山”等组织近千人，到市委声援“兵管”，喊“打倒韦纯束”、“揪出王恩厚”、“砸烂市委造反兵团”等口号。当时，市委“造反兵团”为了维护市委机关秩序，在外单位同观点群众组织的“声援”下，决定要赶走“兵管”进驻人员。开始是双方辩论、推扯，后来发展到打石头仗，把强驻市委的红卫兵全部赶出市委大院。发生的两次赶“兵管”的武斗，“双方均有些人受伤”。
5月20日，“支伍派’的群众组织约5000人在朝阳广场召开斗争肖寒大会，把肖捆到会场进行批斗。在批斗过程中，肖喊“打倒伍晋南”口号，被红卫兵将其反扭双手把头往下压。
5月25日，围绕《广西日报》“革”与“保”、“夺权”与“反夺权”的斗争，两派不同观点的群众组织的矛盾越来越尖锐，越演越烈。为此，同观点的“支韦派”的群众组织为了统一行动，统一指挥，便决定联合起来，于1967年5月25日在区人委大楼正式成立“五·二五联合行动指挥部”。指挥部的主要负责人有潘玉臣、高廷、廖炜雄、黄明发、覃树林、任树人、张峰、邓文亮、刘同华等。从此，不同观点的各群众组织便分别汇集在阵线分明的“四·二二革命行动火线临时指挥部”和“五·二五联合行动指挥部”下，两个指挥部展开了越来越尖锐、激烈的“派斗”。开始从“文斗”发展到“武斗”，并由原来只用石头、木棒、大刀、长矛等武器的一般武斗发展到使用枪、炮、坦克（土制）等现代武器进行的武斗，以致酿成了后来一系列的流血事件。
5月26日，“五·二五指挥部”一建立就为军管的《广西日报》社问题与“四·二二指挥部”针锋相对地进行“派斗”。26日上午7时，“五·二五指挥部”便组织“支韦”观点的群众千余人从《广西日报》社后门冲入，高呼“坚决保卫军管的《广西日报》”、“保证报纸正常出版”等口号，并把电台、印刷厂的“支伍派”赶走，后与“支伍派”争夺大楼。“支伍派”组织大队人马，以“新工总”、“卷巨澜”等组织为主力冲击《广西日报》社，引起双方武斗。武斗持续到16时左右因下大雨遂停止。这次武斗受伤百余人，其中住院43人（“支韦派”32人，“支伍派”11人）。另外，双方并互相抓人，“支韦派”被抓20人，“支伍派”被抓9人。
5月27日上午10时，“四·二二火线临时指挥部”宣布对《广西日报》社进行夺权。随后组织了千余名工人、学生冲进报社，进入电台、印刷厂；切断电源，不让报纸发行。后来“五·二五指挥部”发现军管的《广西日报》社被“四·二二”夺了权，指挥部即召开全委扩大会议，到会约40人左右，由李家海主持，会议决定组织力量，由李家海、吕斌、姜大麻子（花名）担任指挥，“支韦派”所属“财司”、“建司”、“市委兵团”等组织参加向“四·二二”夺回《广西日报》社的武斗（打石头仗）。武斗队伍把报社附近团团围住，严密封锁，并向《广西日报》社大门发起冲击，两边对打石头，砖石满天飞，在空中呼呼作响。由于“四·二二”闭门坚守，并使用硫酸、汽油燃烧瓶、大片石，使“支韦派”武斗人员不能靠近《广西日报》社办公大楼，持续大半天冲不破大门。“四·二二”增援队伍，李家海令队伍顶住，后来“支韦派”也增援队伍，双方以石头仗对打，武斗持续了7天左右。后周总理连续两次来电令“双方停止武斗”，这时解放军也赶到现场制止，武斗方止。
5月29日、30日，南宁警备区司令部、政治部（以下简称“警司”）发出《致“新工总”、“翻江倒海”负责人的忠告、警告书》、《致“四·二二”的通告书》，公开把斗争矛头指向一派群众组织。
6月1日，周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小礼堂第一次接见广西“两派”赴京代表团成员。
6月13日，南宁市一中发生“六·一三”武斗事件。这次武斗是由一中“红卫兵团”与一中“指点江山”两派不同观点的红卫兵组织的矛盾冲突爆发起来的。开始是在校内打石头仗，后来发展到校外，并扩大到社会上，参加这次武斗的还有工人、农民和干部等。
南宁一中的“红卫兵团”与“指点江山”的派性斗争，随后迅速扩展到“保韦派”和“支伍派”两大派的大规模武斗。当天，“五·二五指挥部”李家海、吕斌负责总指挥，铝厂、化工厂、橡胶厂、“建司”、“财司”和“区直兵团”等组织均派人参加。在校内设防，至晚上9时许，“四·二二指挥部”亦派出所属“航运工总”的工人约300人到达一中校门前摆开阵势，双方打石头仗。
6月14日，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小会议室第二次接见广西两派赴京代表团成员。
6月15日，又发生了南宁市公安局永宁公安分局事件。15日这一天，随着一中武斗的升级，“支韦派”组织力量把“四·二二”的武斗人员从一中门口压向云亭街、永宁街、壮志路及水街一带，在这一地段双方展开了石头对攻的“拉锯战”，武斗在永宁分局门前展开。这时“支韦派”武斗人员陆荣仕（市木器厂工人）等人被“四·二二”武斗人员追击，由于撤退不及，即退入永宁分局，分局的同志即将大门关闭，并顶门加固。陆荣仕等人当时都头戴安全帽，手拿木棒，左手臂扎有白手巾，有明显的派别标志。他们进入分局后，分局人员给予茶水，稀粥接待，从而触发了“四·二二”武斗人员对永宁分局的合围，导致永宁分局流血事件的发生，首先冲击分局的是“四·二二”所属永宁初中“8·18”红卫兵和几个九中学生及“航运工总”的几个人，他们要求分局交出“支韦派”的武斗人员，随后向分局投掷石头、瓦片。当时永宁分局的何绍芬、蒙玉明、颜植斌和其他人，会同进入分局的外单位的武斗人员上楼，用事先准备好的砖头向外还击。事发后，分局曾挂电话向市公检法军管会汇报，“红色公安”永宁战斗队负责人颜植斌还给一中“支韦派”挂电话请求援助，但未接通。此时“四·二二”一中前线临时“代总指挥”李仕伟鼓动何志民、梁振生等人爬上瓦顶砸窗，指挥人员撞大门，冲入永宁分局，分局的人员不得不冲出重围。结果，永宁分局干警余雄在大同街水排附近被打死，分局副局长李义平在民生码头被打致重伤，后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部分干警也不同程度受了伤，分局的部分档案、户口证明、户口册和部分公私财物被砸、抢、烧，造成严重的后果。
“永宁分局事件”发生后，南宁市公安局军管小组于1967年6月21日发表“严正声明”，称“永宁分局事件”为“骇人听闻的反革命惨案”，“是阶级敌人进行反革命复辟阴谋的大暴露”。
对“文革”期间发生的“永宁分局事件”，1984年7月4日南宁市公安局向市委报告了调查和处理意见：“认为‘事件’是在‘文革’特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一个不幸事件，原公安局军管小组对‘永宁事件’定为‘反革命惨案’是不正确的，应予否定”。
6月16日，两大派在市一中发生冲突（即六·一三事件）后，“五·二五联合行动指挥部”于6月14日在区人委礼堂楼上开群众组织头头会议，参加会议的领导干部有段纯和、刘泮江、阎光彩、安伦、杨亚陆等，南宁市的有范清涛和王恩厚。区、市在南宁的各大群众组织都有人参加：橡胶厂李家海、“汽司”吕斌、“建司”黄((、“独八红卫兵”覃拔玲、“小8红卫兵”(((、区直机关王文新、市委机关梁明芝等。潘玉臣主持会议。会议研究分析了“南宁的武斗形势，确定了方针和具体部署。……”6月15日中午，南宁市郊区造反派组织在明秀派出所召开各公社书记、武装部长会议，范清涛（市委副书记）、潘树彬坐吉普车到会部署了全市统一拔“四·二二”据点的行动计划。会议决定调动农民进城，由“郊区贫下中农4·30指挥部”派人到各公社协助动员和负责组织工作。同日下午，郊区8个公社动员组织了上千农民，由汽车总站、汽运公司出车将他们先接到汽车总站、望火楼和市人委大院集结待命。王恩厚在“汽司”与有关人员一起“研究攻打‘航运工总’问题”，“地上还画有一个北大港附近街道地形草图”。
6月16日早上5点多钟，郊区组织进城的2000多名农民分别围攻“航运工总”和文艺干校。一路由苏联基率部分农民队伍配合郊区“支韦派”机关干部攻打文艺干校 （“4·22”据点之一），直到上午7时多还攻不下。后由梁景初、王锋、黄有民等率领西津、南乡大队约200多人手持挑刀、棍棒的农民分乘几辆卡车来支援。由于人多，一下子便攻进“四·二二”的文艺干校据点。当时抓了40多名所谓“俘虏”，由陈辉胜用卡车押运到沙井公社西津大队（现亭子公社邕津大队）隐藏，在“俘虏”中，陈纪文（农学院“革联”学生）因被打破头颅而死亡。另一路由“支韦派”的“红色公安”、“一摸三揪”等组织与石埠、九龙、尧头、沙井等公社农民约600多人从北大路包围北大码头仓库大门，后来又增加到2000多人，与“支韦”观点的航运“红总”组织一起，至上午7时，开始对仓库进攻，双方用石头对打，至当天晚上10点钟，开始用汽车撞门，直至第二天（即17日）11点多钟，才攻进仓库。当时伤亡约200多人，航运“工总”工人缪云珊当场被打死（后已平反），仓库物资损失400万元。“工总”人员及家属撤离航运局到船上生活。南宁水运中断瘫痪。
这次武斗，动用了大量物资和数十辆汽车。据查证，在日杂经理部调用了一批锄头柄、安全帽，作为武斗之用，在百货站调用了大量水壶、毛巾、背心和布胶鞋等。区、市接待站支出了数十万元经费支持派性和武斗活动。区接待站仅8月29日和9月14日，就支付给日杂经理部中心店货款共15381元。事后，“联指”内部总结，大约一共开支了25万元（据原市清查“5·16”办公室资料）。武斗使“工厂停产，商店停业，航运停航”，给国家造成巨大损失。
6月6日，周总理、陈伯达、康生、戚本禹等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小礼堂第三次接见广西两派“赴京”代表团代表。
6月29日，周总理、康生、戚木禹等在首都人民大会堂安徽一厅第四次接见广西两派赴京代表团成员。这次接见，周总理给原“广西南宁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五·二五联合指挥部”易名为“广西联指”。
周总理对广西出现的越来越严重的武斗流血事件极为关注，对制止两派武斗作了重要指示。广西两派代表对周总理的指示表示坚决拥护、坚决照办。经过两派协商，双方就如何保证中央关于制止武斗的“六·二四”通知中的六条在广西各地实现，达成“十条协议”，并于1967年7月4日在北京签字。双方代表在协议书上签字的有：
广西“四·二二”赴京代表团：曾春生（广西红卫兵负责人）、龙智铭（“火种”兵团常委）、黄杰华（桂林“老多”）。
广西“联指”赴京代表团：颜景堂（南宁“八·三一”负责人）、黄明发（广西“汽司”负责人）、廖炜雄（广西区接待站“革命造反兵团”负责人）。
广西军区副政委王希永代表军区在协议上签字。
7月21日，周总理派遣首都赴邕医疗队来南宁。
7月26日，为了制正“联指”、“四·二二”之间武斗，成立了两派及军区代表组成的“监督小组”，至1968年3月撤销。
“监督小组”由军代表领导，负责人是胡庆辉，军代表（一般成员）还有苏定永、张(((6966部队）、张忠（104部队）、大老张（不知名，后曾到市公检法担任军代表）。
“联指”代表有覃树林（负责人）、王彤、杨禄、邓朝兴、王前进、黄矩、陈钢、周群等20多人。
“四·二二”代表有孙绍鹏、莫文（女，市粮食局）、黄干才、肖仁华（化工学校学生）、何家松（户西日报社）、宣肇惠（工总）、高广华（西大学生）。
此后，在“监督小组”的安排下，“两派”在原市人委门口交换了前阶段武斗中的被俘人。
8月13日，自“六·一三”一中事件后，两派武斗逐步升级。为了在“武力”上压倒对方，两派开始抢枪。8月13日下午5时左右，“联指”组织红卫兵包围广西军区警卫营，抢走步枪、冲锋枪300余支，轻机枪3挺，六○钢炮1门以及一批弹药。
同日，“联指”还到驻区党校分部的6984部队（野战军）夺枪。
15日，“联指”到南宁军分区、武鸣县武装部等处又“夺”得大批枪枝和弹药。
8月18日晚上约10点30分，“四·二二”所属组织“航运工总”、二中、三中“红革会”、“工总”直属队等一批人员分别乘西江259等三艘拖轮和两艘驳船到金鸡村火车站抢夺9023次军用列车的炮弹，抢得40箱“三七”炮弹，共800发，没有其它武器。除打去8发外，其余以后全部上缴。
8月20日凌晨1点，“四·二二”所属南宁三中、二中、五中、九中等几百名红卫兵乘南宁“航运工总”三条驳船去邕宁武装部抢枪。船到八尺江口时，由邕宁蒲庙初中学生曹树华、何显光做接应，带领红卫兵直冲武装部，抢走各种枪枝400多支、各种子弹13万余发。在返回途中被良庆区直武装民兵截击，后到青山塔至柳沙河段，又被广西“联指”炮艇袭击。据当时“联指”战报报道，“工总”船上被打死13人，伤40多人。
8月21日，从凌晨起，“联指”向“四·二二”据点中华电影院、民族电影院、东方红医院等处发起进攻。至下午2时，东方红医院、中华电影院、民族电影院被占领。
下午，南宁驻军和广西军区派出部队到“解放区”（即“四·二二”所占据的解放路一带）警戒。
同日起，“联指”在中山路、南环路荷枪实弹挨家挨户搜捕“四·二二”人员，抓走1000多人，关在区人委礼堂。
8月22日，两派开始抢枪后，武斗迅速发展成为动用枪炮的战斗。8月22日下午7时左右，发生火烧南宁航运船只事件。当天，南宁航运“14135”和“1404”号木驳船由六景装汽油运往百色田阳机场途中，船经过南宁时，因两派发生武斗而被迫停航。船停泊在距离邕江桥上游300米左右的江面上，船员均先后离船逃避枪弹。后油船被“联指”所发射的枪弹射中，“油船爆炸，火光冲天，油船缆绳烧断，顺流而下，满江通红”。
8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6984部队于当日下午7时30分进驻“四·二二”的据点“造反楼”、“反修楼”和展览馆。
8月24日，毛泽东主席于6日视察大江南北，发出“大联合”的号召以后，为了促进广西两派的大联合，制止武斗升级，周恩来总理、戚本禹等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小礼堂第五次接见广西军区及广西两派赴京代表团成员。参加接见的还有柳州军分区、6955部队、55军代表、区党委书记5人（韦国清因病缺席）。陪同接见的有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总理在回答两派提问时说：“‘四·二二’是造反派，‘广西联指’是群众组织。”周总理还严厉批评“联指”企图吃掉“四·二二”，指出“你们方向错了，你们根本不是什么支韦。你们进攻人家（指“四·二二”），‘四·二二’现在只剩下3个据点了”。“联指”代表团因此对周总理大为不满，不辞而别。
此后，“四·二二”则以响当当的造反派自居，乘机加强政治宣传攻势；而“联指”派则乱了阵脚，有的纷纷倒戈，有的发表声明退出；一些原来表态“支韦”的也发表改变观点的声明。
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不准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的命令》颁布。6日，“联指”和驻邕解放军广大指战员一起在朝阳广场举行集会热烈欢呼中央“九·五”命令的颁布，表示坚决贯彻执行中央“九·五”命令。会后，“联指”继8月26日、8月30日上交第一、二批枪枝弹药后，又一次把一批枪枝弹药上交给广西军区。
9月13日，周总理、戚本禹等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小礼堂第六次接见广西两派赴京代表团成员，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陪同接见。
根据周总理的指示，为了不折不扣地执行中央的“九·五”命令和两派所达成的“十条协议”。迅速有力地制止武斗，两派代表在广西军区和中央文革办事组广西联络组的组织下，就全面上交枪枝弹药问题达成“七条协议”：
一、双方保证9月25日零点以前将武器全部上交给军区（分区、武装部）、驻军联合收枪小组。
二、上交武器的范围：1、已夺解放军的枪枝弹药和其它装备；2、城市民兵用的枪枝、弹药；3、地方机关、厂、矿、企业的原自卫武器；4、体育运动用的枪枝、弹药、炮艇；5、自制的武器；
三、任何组织与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私藏、转移或拒交武器，如有违者，由本组织协同军区（军分区、武装部）、驻军一律强行没收，如有违抗者，以违犯国法论处；
四、在武器上交过程中和上交后（9月25日零点后），如发现仍有使用武器行凶杀人者，即以现行反革命论处，由本组织协助军区（军分区、武装部）、驻军对其坏头头及肇事者坚决镇压；
五、除了广西两大派以外的各组织和个人，外来广西人员按本协议办理；
六、上述协议自签订之日起生效；
七、本协议由“安全监督小组”协助军区、驻军监督执行。
双方代表于1967年9月16日在协议上签字。
广西“联指”赴京代表团： 广西“四·二二”赴京代表团：
任树人（签字） 农烈（签字）
黎度光（签字） 陆军（签字）
潘玉臣（签字） 雷激（签字）
郑国仰（柳州签字） 明在胜（柳州签字）
广西军区司令员欧致富代表军区在协议上签字。
9月22日，周总理、戚本禹等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小礼堂第七次接见广西两派赴京代表团成员，被同时接见的还有广西军区、军分区、55军负责人、区党委书记6人。陪同接见的有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8周年。南宁15万军民在朝阳广场隆重集会庆祝国庆。广西两大派组织联合欢度国庆节。这是两大派实现“革命大联合”的良好开端，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10月9日，“联指”在朝阳广场举行彻底清算所谓“刘、邓、陶伸向广西的黑手——伍晋南的滔天罪行”大会，说是有10万人参加。
10月12日，中共中央“十·七”《通知》转达了毛泽东主席“斗私，批修”的最新指示。1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全国都来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提出要“以‘斗私，批修’为纲，普遍地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把全国的工厂、农村、机关、学校、部队都办成为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同日，南宁市委“革命造反兵团”首先办起了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11月8日，毛泽东主席亲自批发了“中央关于处理广西问题的决定”、“广西两派大联合协议”、“成立广西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三个文件（简称“三个照办”）。11月19日，周总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安徽厅第八次接见广西两派赴京代表团成员。参加接见的还有广西军区、军分区和广西驻军在京的负责同志。周总理代表党中央向代表们对《关于广西问题的决定》逐段地进行说明。中央认为：“一是韦国清、伍晋南、安平生同志《在广西文化大革命中所犯方向、路线错误》的联名检查是好的，中央同意他们的检查；二是广西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三是中央决定建立由韦国清、欧致富、魏佑铸、孙凤章、焦红光、郝忠云、王彬、伍晋南、安平生同志以及有革命群众组织代表参加的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
“三个照办”公布后，广西两派均纷纷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以“斗私，批修”为纲，促进革命的“大联合”、“三结合”，两派的斗争短暂缓和。
11月28日，“联指”’保卫处正式成立。刘盛华、梁连兴、周延杰、黄文龙、卢德志、高祖贤等人为负责人。
12月18日，南宁市北岸砖瓦厂两派不同观点的群众组织在双方共同协商下实现了革命大联合，并签订了关于制止武斗的“六条协议”和实现大联合的“十条协议”。
北岸砖瓦厂是我市基层单位两派群众组织第一个实现按车间、班组成立革命大联合的厂，得到广西“区革筹”小组的重视和关怀。
19日下午3时半，“区革筹”小组成员韦国清、王斌、伍晋南、安平生以及驻军负责人王璞等到北岸砖瓦厂参加全厂职工大会。韦国清同志代表“区革筹”小组和广西军区与驻军在会上讲了话。对该厂两派职工实现革命大联合表示坚决支持和热烈祝贺。
12月22日，广西两派达成协议，决定成立革命大联合“筹委会”。
同日，南宁两大派和解放军指战员15万多人在朝阳广场集会，热烈庆祝广西两派“大联筹”成立。会上有南宁市首批实现革命大联合的75个单位向大会报喜。
此后，南宁两派工人组织，南宁财贸、南宁红卫兵、南宁市中小学系统、南宁市手工业局和南宁市委等系统和单位的两派，均纷纷达成协议成立大联筹，推动了南宁市各系统、各单位的革命大联合，使当时混乱的形势逐渐缓和。
1月30日，“联指”南宁“红色文教”司令部主编的《邕江怒吼》派性小报创刊。由蓝育生（南宁师范学校教师）等人主编。此刊物至同年8月26日共出版24期。前四期与“红水院”合编，五至二十四期“红色文教”单独主编。转载文章占67％。其中第五期刊登了一整版题为“彻底清算文教界女魔王邵芳的三反罪行”的文章。号召、煽动南宁市宣传、文教战线的干部，群众对邵芳进行批斗。此后，文化、教育系统都批斗了邵芳。
2月17日，南宁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以下简称“军管会”）正式成立，“军管会”由胡庆辉任主任，副主任由邢源、王国典、陆汝丰、刘益民担任。“军管会”下设政保组、秘书组、治安组、法检组、消防队、交通队、刑侦队、江宁分局、永宁分局、兴宁分局、郊区分局等机构。至1973年7月撤销。
3月13日，南宁市“三支”、“两军”领导小组会议决定成立“南宁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筹备委员会”，由梁中一、王崇光、沈如环、李克祥、阎春田、于连春等6人组成。梁中一任主任委员，王崇光、沈如环任副主任委员。经广州军区党委批准，于4月13日举行市革委会成立和庆祝大会。
4月13日，南宁市革委会成立。市革委会由81名委员组成。其中领导干部14名，军队干部11名，群众代表49名。留机动7名。
市革委会常委由韩世福（广西军区副政委）、张正安（独立二师政委）、肖寒（市委书记）、梁中一（市武装部部长）、李瑞祥（市武装部政委）、王恩厚（市委副书记）、李克祥（市武装部副部长）、邱树森（独立二师后勤部长）、吴占国（市经委主任）、李喜庆（市委组织部部长）、商庆生（市财贸办公室副主任）、范芳训（市妇联主任）、董天增（市郊区党委代理书记）、唐奇斌（四·二二“工总”头头）、吕斌（联指“汽司”头头）、卢全光（三塘公社社员）、李树年（大队贫协主席）、梁明芝（市监委监察员，联指“市委造反兵团”头头）、杨子振（四·二二南宁晚报头头）等19人组成。
主任：韩世福；副主任：张正安、肖寒、王恩厚、梁中一、李瑞祥。
韩世福在成立和庆祝大会上讲话，他说：南宁地处援越抗美前线，靠近东南亚，又是解放前国民党反动桂系军阀的巢穴，阶级斗争十分复杂，这里暗藏有帝修反的间谍、特务，残存有国民党桂系军阀的反动班底，有托派的残渣余孽，安插有中国赫鲁晓夫的徒子徒孙 ……。
4月中旬，南宁治安委员会（以下简称“治委会”）成立。治委会主任：李瑞祥；副主任：胡庆辉（市公检法军管会主任）、沈如环（南宁警备区副司令）、常庆云（南宁警备区科长）。委员有解放军代表6人，“四·二二”群众组织代表4人，“联指”群众组织代表3人，南宁“工代会”筹委会代表5人。7月“南宁工人纠察队”成立，挂两块牌子，一套人马。但多以“工纠”名义进行活动。
4月14日至23日，市革委会召开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讨论了领导班子革命化，为无产阶级掌好权，用好权，将全市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推向新的高潮等问题。会议期间参观了空军“三忠于”展览，还到市郊琅西大队学农劳动，访贫问苦，忆苦思甜。
4月21日，全会通过“市革委会领导班子革命化的决定”。一、必须不断地增强对毛主席的无比深厚的感情，把“三忠于”作为自己革命化的最高要求，把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热情宣传毛泽东思想，忠实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誓死捍卫毛主席，当作自己最神圣的职责。二、必须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摆在高于一切，大于一切，先于一切，重于一切的地位。三、必须突出政治，牢记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狠抓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
4月23日，全会通过“关于进一步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群众运动推向新高潮的决定”，提出：“首先要以林副主席为光辉榜样，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永远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4月27日，市革委会发出常委“关于学习毛主席最新指示，开展革命大批判的计划通知”。提出：“常委要集中开展对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及其在广西的代理人贺希明、霍泛、傅雨田、袁家柯之流的反革命阴谋的批判”，对“今日哥达纲领”、“邕江风雷”、“三·二九”声明、“狂人”等大毒草的批判，要求大家彻底揭发、围剿，批深批透，批倒批臭，肃清流毒……。
4月28日，崇左县革委会副主任林兴、常委祝元洪，在新华街邮电大楼后门看大字报，被该县流窜南宁参加武斗的陈在森（崇左县江洲区人，地主分子，已处决）、陈龙生（已处决）等人发现，便纠集四·二二“新工群”、“雄鹰”等群众组织部分坏人，把林、祝二人绑架到邕江照相院毒打后用电刑活活整死。
5月3日，“广西联指”负责人颜景堂在长征楼（现新民路“友谊商店”楼上）召开了联指常委扩大会。会上决定强行“启封”广西军区民兵武器、弹药仓库，并成立了以颜景堂为首的“九人核心小组”，统一领导这次活动。由颜景堂任总指挥，任树人是核心组成员，负责宣传工作。5月4日共出动卡车42辆，小汽车3辆，火车（客车）1列，到长堽岭武器仓库，拿到各种武器8000多件。当时任树人与联指常委九人核心小组成员张峰同坐小汽车前往参加要枪。南宁市联指群众组织也派人参加。为以后武斗提供了武器、弹药。
5月3日18点30分，“四·二二”所属一些群众组织去抢驻“联指”区体育场6936部队二营的武器装备。在“四·二二”抢枪时，6936部队一营奉命乘车前往宣传毛泽东思想，而“联指”指挥部就打电话通知沿途所属群众组织要“提高警惕，注意观察动态。随时准备应付突然情况”。23点，当6936部队一营汽车押着9名“四·二二”人员，经中华路、朝阳路一带返回警备区途中，“联指”所属群众组织误认为是“四·二二”抢枪返回因而射击，“汽司”用了一个班的武器进行射击，驻区总工会的“红色工人”总部和“大专院校指挥部”打了枪，驻朝阳三号楼的“后备军”打了15发子弹，投了2枚手榴弹，朝阳旅社打了2发高射机枪子弹，市轻工业楼也开了枪，“治安委员会”的摩托车执勤人员打了一个点射8发冲锋枪弹。车上31人被打伤，5人被打死。
5月4日上午，市直机关2000多人在工人文化宫举行“向阶级敌人发动持久的、猛烈的进攻誓师大会”，市革委会副主任张正安、肖寒、王恩厚及委员梁柏松等参加。大会表示：“紧握枪杆子、笔杆子，坚决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右倾投降主义，彻底粉碎右倾翻案妖风，把钻入革命队伍的一小撮走资派及隐藏的叛徒、特务、一切反革命分子统统挖出来，把他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
5月12日至14日，联指“沥血兵”把抓到“总部”（设在北大路建筑研究所）的林执真（区水电厅副处长）、张祖贵（区地质局处长）、黄海泉（钦州地区手工业经理部副经理）、谢卓夫（四·二二“雄鹰”群众组织成员）、孔祥兴、黄强、三耳（花名）、张飞、方少华、黎之竞等10人关在木笼里，搞“禽兽展览”。并在笼外挂上牌子，写上姓名、原所在单位的职务，在“四·二二”内任职及所谓“罪行”，放在院内露天展览，通知各单位来人参观，历时约2天。
5月20日上午9时30分左右，“四·二二”所属群众组织“青年近卫军”（简称“青近”）有几个人背着冲锋枪在华强粮店附近活动。被粮店旁边市测量队宿舍“联指”据点的驻守人员开枪射击，“青近”认为华强粮店驻有武装，于是组织力量进行反击。“青近”在还击中被打死2人，更为气愤，攻占了华强粮店一、二楼后，用炸药炸塌了三楼的一个房间，炸死了粮店职工钟乃泉及其妻女3人。他们上楼发现并没有“联指”武装人员，遂于当天下午6时撤离粮店。事后称为“五·二○华强粮店事件”。这次事件被打死、炸死5人。另外，在双方对打中还打死过路的外贸局矿山公司干部贝清光。
当时，南宁市革委会、南宁警备区司令部、政治部对这次事件，曾发出南革（通）字〔68〕第一号《通告》，指责这次事件是“极端严重的政治事件”，是“一小撮阶级敌人、党内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社会上牛鬼蛇神蒙蔽部份群众，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犯罪行为”。
5月21日，南宁市革委会发出撤销“原市委‘文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和‘文革’接待站”的通知，办公室及接待站所有事务统由市革委会办事组接管。
5月29至30日，“四·二二”派为了把自己所占的区展览馆、文化大院、水电厅设计院附近一带的据点连成一片，策划把林业厅“联指”据点的驻守武装人员的枪弹缴过来武装自己。于29日在展览馆西二楼召开常委会议，研究攻打林业厅大楼问题。到会有高兴学、骆伟洋、莫庆丰、黄达开、石怀宇、李朝杰、蒋志恭、朱锡根、詹广泰、章子洲等人。分工由蒋志恭任总指挥，阙家稳任前敌指挥，刘景任地面指挥。5月30日上午，阙家稳带领12名“四·二二”武装人员，化装成解放军，从正门进入林业厅大院。由于“联指”一方没有防备，不到10分钟就占领了大楼，当场打死“联指”驻守人员13人，夺得2挺机枪，十多支步枪。当其他“联指”据点发现林业厅大楼被占领后，便组织人员反攻。据守在大楼的“四·二二”武装人员刘锡荣便用炸药包把大楼炸毁，然后冲出来。这场武斗双方共死了15人（“联指”13人，“四·二二”2人）。
事后，南宁市革委会、南宁警备区司令部、政治部发出〔68〕南革（公）字第二号《公告》，指责“四·二二”派挑起这一武斗事件是“极端严重的反革命犯罪行为”。
6月11日晚，“联指”武装人员从消防队的望火楼用高射机枪曳光弹向西北饭店连续射击，引起火灾，共烧毁房屋13间。
6月17日，广西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向全区发出关于破获反革命集团“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的公告，宣称“这个反革命集团的一些骨干分子，混入某些群众组织，有的还当了头头”，“必须彻底追查”，号召“组织起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主动地、不停顿地向阶级敌人发动全面的、猛烈的进攻，把隐藏的一切反革命分子挖出来”。《公告》为后来武装消灭“四·二二”大造了舆论。
6月中旬末，“联指”在广西革筹小组的支持下，其指挥部头头颜景堂在区人委大楼几次召开常委及常委扩大会，策划攻打区水电设计院的“四·二二”所属群众组织“火种”据点。廖炜雄（区党委组织部组织员、“联指”常委）、潘玉臣（“红色监察”头头、“联指”常委）、李家海（橡胶厂“一摸三揪”头头，“联指”副总指挥）、颜景堂（西大“能闯万重关”头头，“联指”总指挥）、邓文光（“建总司”头头，“联指”副总指挥）、刘国华（“联指”常委）、张峰（西大“联指”头头）、覃树林（广西艺校学生，“联指”委员）、黄明发（“联指”委员）等人参加了会议。会上常委分工由廖炜雄、潘玉臣、刘国华、任树人负责造这次武斗的舆论，李家海负责武斗总指挥，其他人负责军事作战。参加攻打的“联指”所属群众组织有“沥血”红卫兵、独立“八·三一”、“汽司”、“联指”指挥部警卫排，“联指”保卫处和区水电局“红水电”等。
参加武斗指挥的还有何唯钦、高延、姜占海。武斗中，廖炜雄、颜景堂、潘玉臣、任树人等均到了现场。
20日上午9时，发起第三次攻击，“联指”把大楼西边炸了。下午4时在楼上的“四·二二”驻守据点人员举起了白旗，“联指”的武装队伍便冲上楼，攻占了大楼。下午5时左右，55名“四·二二”被俘人员全部被枪杀。当晚深夜，由何唯钦、任树人等负责处理尸体，命令易谨翰（花名三毛）带人把尸体搬上两辆解放牌卡车，运到凌铁水厂后面丢下邕江。
事后，“联指”报刊登广西革筹、广西军区6月17日关于清查“反团”的《公告》，并发表了“关于彻底摧毁蒋匪反革命集团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的《总攻击令》，号召“联指”人员“积极投入清查‘反团’的斗争”还发表“联指”报社论，说：“这些反革命分子，混进了‘四·二二’的据点展览馆，造反楼、解放路等”，“他们的黑手还伸进‘四·二二’所属的区水电厅‘火种’、区党校‘红浪’、区党委‘倒海翻江’、西大‘革联’、医学院‘闯野’等组织”。为武装彻底消灭“四·二二”派群众组织大造舆论。
6月24日中午至下午4时，“联指”所属群众组织航运“红联”武装攻打“四·二二”航运“工总”所控制的北大码头，打了几个小时攻不下来，即要求“联指”指挥部通知河南片“联指”给予炮火支援。“南塘”（南宁糖纸厂）炮连当即把一门三七炮拉到西园河边的淡村水泵房附近向“桂宏”号、“东风”号等船只开炮。接着，南宁化工厂也推来一门炮参加炮击。炮火击中“桂宏”、“东风”等船只，起火烧毁一批（约40多艘）船只。
7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针对广西2个月来连续出现的严重的武斗流血事件，发出“七、三”布告，毛泽东主席批示：照办。
“布告”下达后，南宁市革命委员会和警备区司令部、政治部发出了“关于立即恢复邕江大桥、朝阳路等全市交通公告”。
15日上午9时，南宁市在人民公园区体育场召开“南宁各界热烈欢呼、坚决贯彻、誓死捍卫毛主席亲自批示的‘七·三’布告大会”。河南片群众通过邕江大桥前往公园参加大会时，遭到“四·二二”群众组织开枪、开炮射击。当即打死群众2人、打伤8人，造成严重的流血事件。对此，南宁市革命委员会、南宁警司于17日发出了“关于一小撮阶级敌人对抗中央‘七·三’布告，破坏‘七·一五’大会的反革命事件公告”。
7月17日，“联指”又用炮火猛烈轰击“航运工总”所据守的“兴无”号和“反修”号等一批船只，全部被炮火击中烧毁。
从1967年至1968年期间，南宁航运船只先后三次被“联指”开枪开炮击中起火，被烧毁船只共166艘（其中钢质船64艘、木质船102艘）。烧毁船只及物资总共损失约1000多万元。
原“区清办”从1968年9月开始至1975年3月止，对三次“烧船”事件进行调查，认定是一起有组织、有计划的所谓“纵火烧船的反革命事件”，策划、指挥、纵火烧船作案人员共有38名，属交通系统25名（干部10名、工人15名），已死亡或下落不明的有10名，活着的15名。这15名被关押长的达8年之久，短则3年以上。
（1983年区交通局“处遗”领导小组对此案重新调查，认为原区党委“清办”认定的“纵火烧毁南宁航运公司船只反革命事件”是没有事实根据的，是一起“重大冤案”，应当给予彻底平反）。
7月中旬，“联指”派以贯彻、执行“七、三”布告为由，策划武装攻打“四·二二”一派群众组织，成立所谓“前线总指挥部”，由颜景堂任总指挥，姜占德、杨录任副总指挥。指挥部设在南宁饭店。
24日，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再次颁发“七·二四”布告，作出十六条规定，制止部分地区的武斗事件。
25日，南宁市革委会召开全委扩大会议，研究贯彻、宣传、执行“七·三”布告问题。
31日拂晓，由中国人民解放军6912部队两个连，广西军区警卫营两个连、南宁军分区独立营一个连为主力，加上广西军区从玉林、陆川、贵县、邕宁、武鸣、横县、上林、崇左等县和南宁市郊调来的民兵配合，对“四·二二”组织的据点区展览馆进行武装攻打。
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第642团1968年8月3日给区革筹、广西军区、南宁警司、广州军区炮司“关于强行收缴展览馆武器器材装备的报告”中提到：“7月30日21时，广西区革筹、广西军区命令：‘炮兵第642团高机炮一连、二连协同兄弟部队担任强行收缴展览馆一小撮阶级敌人抢夺的人民解放军武器器材装备的任务，主要负责火力压制和牵制展览馆正面火力，防止敌人从正面突围，掩护兄弟部队进馆’。这次武装进攻从7月31日15时开始到8月1日8时结束，计消耗冲（步）枪弹17672发，轻机枪弹1841发，四联高射炮弹690发，信号弹22发。损坏轻机枪2挺（小修），四联高射机弹一个管机匣被打坏，轻伤1人。”
在这次强行收缴武器中，死29人，伤57人（其中“四·二二”死23人，伤5人），活抓“四·二二”473人。
事后，广西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给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转韦国清同志的“关于强行收缴‘四·二二’展览馆据点的武器情况简报”中列举了展览馆“四·二二”群众组织的所谓“十条”罪状及“四·二二” 抗拒“七·三”布告的情况，并对强行进驻展览馆收缴武器，事前没向中央报告，承认错误是严重的，特向中央检讨。
7月底，“联指”用炸药包、土坦克、无后座力炮、火箭筒等武器攻打“四·二二”据点百货大楼。至8月1日攻占了百货大楼。
7月间，南宁市革委会治安委员会（简称“治委会”）在贯彻“七·三”布告时，曾多次进行“户口大清查”，把大批群众抓进“治委会”、“总部”关押审查。仅在1968年7月16日这一天，就抓了280余名群众到“治委会”。在被抓的人中，有的至今“生死不明”。在此期间，出现乱抓、乱杀的严重违法乱纪的事件14起，被害的无辜群众33名。
8月2日，广西区革筹、广西军区以“武装救火收缴武器”为名，调动6966、6936等部队及玉林、陆川等县和南宁市郊区武装民兵，在“联指”武装人员协同下，向解放路“四·二二”派最后一个据点进行武装攻打。总指挥是广西军区分管作战的常务副司令员焦玉山，军区的副参谋长张海波、景伯承、钟生栋，南宁警备区副司令员印玺、陈德华，市武装部副部长沈如环等领导干部亲临各片前线指挥，战斗延续至8月5日结束。
8月4日上午11时左右，部队和“联指”组织的武装人员向解放路攻击，解放路银行房顶被炮弹击中起火。当时，该银行干部高镜凤、黄长安、刘强、龙志标、雷祖佑、陈家富、钟甲正等人决定向“四·二二”中心片指挥所报告，后由指挥所的黄希立（市果菜公司干部、“四·二二”常委）带着“四·二二”保卫处的黄耀明、郑锋等数人到银行，用十字锄砸烂铁门并打开金库。由高镜凤、黄长安、刘强、李明军、雷祖佑、石正久等6人负责清点钞票，共有现金510430.6元（破币不计在内）。当时，“四·二二”常委熊一军当面给银行的人员写了收条，然后将钞票装入4个麻袋，由保卫处及银行的人员抬到保卫处二楼。后经“四·二二”中心指挥所常委讨论决定，于当晚8时许，将全部钞票抬至土产门市部后面球场焚烧。
同日中午，“四·二二”保卫处在解放路醒汉街口边枪决所谓“反团”首要分子陈阜东、覃雄、潘子焜、唐继能、陆绍禾、白景光。唐继能、陆绍禾、白景光3人枪杀未死。唐继能被打成重伤后被“俘”，送到文化大院“收容点”，后因伤势过重，在审讯中死亡。
据7月至8月5日的不完全统计，在武力攻打“四·二二”展览馆、百货大楼、解放路等据点武斗中，双方被打死用翻斗车运去二塘煤坑丢的尸体约680具；在解放路及附近街道就地火化的694具；在朝阳沟边就地掩埋的75具；从解放路俘出来的在途中被打死的52人；在攻打解放路时，“联指”群众组织被打死的60人；参战解放军被打死的26人；以上共计死亡1587人。此外，各区、县被俘人员交各县领回去在途中枪杀的2324人。还有一部分尸体随洪水漂流到朝阳沟和邕江的无法统计。
据当时南宁市革委会统计，因武斗有33条街道（巷）被烧毁，建筑面积达35万平方米，使5万多居民无家可归，折合经济损失价值6000万元以上。给国家和人民群众造成巨大损失。
8月5日早上，攻打解放路的战斗结束。在解放路一带的群众被解放军和“工纠”作为“俘虏”押出，路经水塔脚、新华街、朝阳路到市人委门口一带集中，等候送到各收容点审查。在此过程中，“联指”一派群众指认“俘虏”中有“四·二二”派的“坏头头”、“黑干将”、“黑五类”等等，被强拉出队伍，有的被捆绑、毒打，有的就地枪杀；仅在广州照相馆旁边的空地一处就有23至26具尸体（这些尸体其中市公安局干警6人：黄祖霖、钟敬仁、胡跃明、李国和、谢赤德、黄初庚；市废旧公司：唐光琰、廖洪基；市粮食局：韦质彬；南宁树木园5人）。杀害这些人的凶手在“处遗”中，除市粮食局杀害韦质彬的凶手陆应用（开除党籍）、蔡清茂（行政记大过）、庞忠（开除党籍）、兰健康（开除党籍）、冯灶根（行政记过处分）、韦庆堂（开除党籍，取消干部资格）已查清并作处理外，其余尚未查清。
8月5日下午，“联指”所属群众组织“财司”在打解放路之后，召开胜利庆功会，接着会餐。当晚5、6点钟，在朝阳小学会餐的王利（市饮食公司保卫干事）等人在楼上喝酒，王利提出要教训教训康兴（前市财贸办公室副主任、中共南宁市委第三届候补委员、南宁市历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场的吕继才和杨爱祥表示同意。于是三人便把康兴从关押的教室拉到球场，用木棍轮流毒打，康兴被打得躺在地上不能动弹，当晚6时半至7时左右，王利等人便把康兴抬上煤建公司的汽车（解放牌16——2433），三人坐上车后司机蒙日光把车开到望洲岭（现皮具厂荒地），把康兴抛下红薯地，由王利、杨爱祥先后开枪杀害。
8月6日，南宁市革委会、南宁警司发出：“关于坚决肃清一小撮流窜的阶级敌人的紧急通知”。号召全市“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紧急行动起来，打一场围歼一小撮阶级敌人的人民战争，个个动手清查坏人，揭发坏人，捕捉坏人，为人民除害，为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立新功。”此后，出现乱杀人或成批杀人现象，6日凌晨5点多钟，“联指”所属群众组织“市民运联社兵团”头头兼前线指挥部武装混合连连长李锦庆，在镇北桥头被冷枪击中，后送往杭州路区中医学院二附院抢救无效死亡。消息传开后，当时驻守在镇北桥头的“民运兵团”武装班长黄立胜便带领部分武装人员回到华西大楼，从关押的“俘虏”中拉出8人到华东路口进行集体枪杀。枪杀后，又将华西大楼的“俘虏”押出去收尸。8具尸体抛入华强路西三里朝阳沟里。抛尸后，被押出收尸的“俘虏”没见押回。“处遗”中，对参与集体枪杀“俘虏”的有关人员作出处理：黄立胜判刑12年，何金才行政开除留用察看1年，利有广和黄日胜于“处遗”前已死亡，古明新、韦树参、周天云已经退休，其他有牵连的人员问题尚未查清。
8月11日至9月17日，“联指”上缴各种枪枝7890件，占抢走数90％；上缴各种弹药294万余发，军用手榴弹9525枚；自制武器869件，手榴弹1万余枚。收缴“四·二二”各种枪枝123件，占抢走数的45.2％；弹药25966发，军用手榴弹254枚，自制武器173种，手榴弹4397枚。
8月12日至10月20日，南宁市革委会和南宁警备区司令部、政治部在区展览馆联合举办所谓“反革命罪行展览”。展览分综合馆、现场馆、示众馆、群众观后馆，展出主要内容是：“盘踞在展览馆、解放路一带一小撮阶级敌人的反革命罪行”。其中第三馆示众馆即为“活人展览”，把在展览馆、解放路抓到的“四·二二”派的群众组织头头熊一军（“四·二二”常委）、许长友（“四·二二”常委）等26人拿来搞“活人展览”示众。展出时间历时52天。
8月16日，广西区革命委员会成立，50多万军民在南宁市隆重集会，庆祝区革委会诞生。会后举行了规模盛大的庆祝游行。
9月6日，南宁市收容集训审查领导小组的“收容审查情况的报告”中提到：“为了收容审查展览馆、解放路清理出来的人员，根据区革筹、广西军区领导的指示，在广西军区政治部孙(主任的领导下，成立了南宁市收容集训审查领导小组，组长由李瑞祥担任，下设办公室，市直机关各战线均派人参加。”
从7月31日至8月26日，先后共收容9845人。其中展览馆473人；解放路6445人；解放路居民2500人；赴京控诉团成员427人。先后分别关押在文化大院、区电业局，二中、四中、九中、天桃、当阳、五里亭等小学和南宁幼师、区交通学校，区、市看守所等地方。截至9月9日止，交各单位、专区带回去审查处理的7063人，拘捕246人，尚有2536人由南宁市审查处理。
9月上旬，南宁化工厂举办第八期学习班，将本厂50多名所谓有“反团”嫌疑的人员，分班集中住在旧水泥厂（即南化厂边），由“支左”解放军李元春负责专案组，成员有徐志蒙（现区石化局秘书）、李宋辉（现市化工局干部）、龙翔志（现南化教育科科长）等15人。一天，解放军“支左”小组长武伟召开被审查对象会议。在会上说：“南化‘反团’成员不是一个两个，八个十个，而是几个火车皮也装不完。”并说：“台北日报都有你们这些‘王八蛋’的姓名”。此后，被审查人员备受折磨，每天只给吃三两饭，六分钱菜。在学习班中，挂黑牌游厂区，还挨棍打鞭抽，拳打脚踢，绳捆；还搞“金鸡独立”（即站在放倒的方凳两个斜对角），许多人被捆打得哭爹叫娘，被迫“交待”、“揭发”别人。当时，李元春说：“这就是我的蘑菇战术。”在被折磨的人员中，六○三车间主任郭信不堪忍受非人折磨被逼服“苯”自杀身亡；被迫害至神经失常的有3人：陆恒嘉（天津大学毕业，神经失常了五、六年之久），周俊希、岳明铭（老工人，已残废）。被逼自杀（未遂）3人。
9月12日，南宁市革委会副主任肖寒、梁中一、王恩厚在自治区革委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做了总结汇报的联合发言。说：“我们以‘七·三’布告为武器，对阶级敌人进行了毁灭性的打击”，“我们所要镇压的不是什么‘造反派’，而是走资派、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是土匪，是国民党，是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不是什么进攻据点，而是捣毁反革命分子盘踞的巢穴”，“不是什么武斗，而是消灭一小撮阶级敌人”。此后，在市革委会领导下，召开了向“贺、霍、傅、谢、袁、张炎、杨德华、李丹、龙廷驹、邵芳、唐志敬、王福荣、郭开平、段友珍、盛文贵等人”发动猛攻的批斗大会，市革委会主任韩世福、副主任张正安、梁中一出席了批斗大会。大会批斗小组还把批斗对象拿来示众，并公布他们的所谓“罪行”。张正安在15日的批斗大会上总结发言说：“这几天我们批斗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谢王岗、袁家柯、杨德华等人的斗争仅仅是开始，更艰巨的批斗任务正等着我们，要通过艰苦奋战才能夺取最后胜利”。
9月16日，市革委会召开核心小组会议，韩世福、肖寒、张正安、王恩厚、沈如环、吴占国、阎春田等人参加。韩世福在会上说：“要认真搞好斗、批、改，一切围绕这个中心……”。
会议决定：“一、市革委会、南宁警司、市武装部、公检法军管会成立一个总指挥部；……依靠工人阶级和广大群众刮一场无产阶级专政的、清理阶级队伍的12级台风；二、清理、打击的对象主要是暗藏的叛徒、特务、地、富、反、坏、右分子、倒流人员、黑人黑户等；三、收缴武器弹药，要连续打几个战役。”并指定此次工作由张正安负责。
“台风”刮起后，在区展览馆、解放路的“四·二二”据点抓到的2621人的所谓“俘虏”，除送回原籍、原单位1250人外，其余的1371人（关押在区看守所269人、区交通学校711人、南宁幼儿师范学校441人）全部被当作杀人犯、纵火犯、四类分子、坏头头、国民党残渣余孽来审查处理。另外，在从收容所送回原单位的796人中，挨打的105人（死3人，伤14人），被挂黑牌批斗的184人，被剪头发的46人，扣工资的60人。此外，街道各公社配合南宁警备区刮“12级台风”，收容了外来人员60多名。
10月，南宁橡胶厂由厂“支左”解放军周敬宝（厂革委会副主任）负责抓清查“反团”专案工作。当时，周敬宝根据南宁园艺场所谓“反团”成员黄诚供认橡胶厂谢才源（原“四·二二”所属群众组织“工总”组织部长）参加“反团”的情况，把谢才源抓来进行逼供，在各种刑罚摧残下，谢供认出一批所谓“反团”名单约70余人，最后共搞出96名“反团”成员。后来，广西军区“支左”领导小组听了厂“支左”解放军汇报后，认为橡胶厂抓“反团”成绩大，战果辉煌，经验好。于是，在南宁橡胶厂召开有80多个单位100余人参加的所谓“经验交流”大会，推广橡胶厂抓“反团”的经验。会后，南宁市各单位的“联指”派的群众组织均以抓“反团”为名大整特整属“四·二二”观点的群众，使一些人受到无辜的迫害。在大抓所谓“反团”中，全市清查出“反团”成员2000多人。
11月10日，南宁市革委会举办市直属机关毛泽东思想学习班。1000多名市直机关和文化系统的干部、职工被集中到西乡塘机校，以所谓“提高干部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提高‘三忠于’思想境界”为由开展大揭、大批、大斗。学习班设立大队部，先后担任过大队部主任的有张正安、李瑞祥、胡庆辉，担任副主任的有曾昭钦、梁明芝、唐述溪。大队部下设政工组、审定组、行政组。学习班学员生活全部军事化，按部队建制设连、排、班。共9个连队：一连是市委机关各部、委、办干部和职工；二连是工会、共青团、妇联；三连是市人委各委、办；四连是计委、统计局、城建局、园林局、房产局、建材公司；五连财贸战线；六连是工交系统；七连是公检法；八连文化系统；九连郊区党委、区公所干部、职工。
在学习班中，被审查对象234人，定为叛徒的11人，特务6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1人，历史反革命8人，地富反坏右分子12人，阶级异己分子7人，三反分子2人。此外，还召开批斗韦纯束、阮洪川、林道行等市一级领导干部大会，使一部分老干部受到政治审查和迫害。原工商局干部郑杰被迫投河自杀；邕剧团演员陆金莲、劳动局干部童文龙、卫生局干部麦(等人被当作现行反革命分子逮捕法办。卫生局局长滕汉旭在批斗中脑溢血，瘫痪后死去；教育局副局长陈国材被批斗后至今下落不明，错整了一些同志。
12月，为了贯彻、落实毛主席的“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最新指示，南宁市革委会成立了“上山下乡领导小组”，由吴占国担任组长，饶二争、商庆生两人任副组长。领导小组下设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分配、安置办公室。办公室由文教办、计划小组、街道“三支”“两军”领导小组的负责人组成。各战线及街道、郊区也相应成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分配、安置小组，由专人负责。进驻各单位的解放军“三支”“两军”人员，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及各机关、工厂等都密切配合，大力支持这项工作。报纸、电台和文艺团体也大力宣传报道，掀起了“上山下乡”的热潮。
31日上午，第一批中学毕业生、街道闲散青年共3000余人被批准到南宁市郊区各个人民公社插队落户。
1月5日，市直机关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召开所谓“宽严”（即“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大会，把黄炎隆（南宁地区物资局副局长）、秦祖荫、陆金莲、童文龙等4人作为不同类型的宽严“样板”。黄炎隆定为“反革命分子”，判3年徒刑（79年6月市中级法院复查撤销原判），秦祖荫被定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交群众监督劳动改造（已平反），陆金莲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被判7年徒刑（79年3月市中级法院复查无罪撤销原判），童文龙被说是“一贯坚持反动立场，拒不交待罪恶，疯狂攻击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的从严对象，扭送专政机关审查处理（已平反）。“宽严”大会的当天晚上，学习班还组成所谓“战斗小组”，向被批斗的对象进行政策“攻心”，并把他们挂上“白布条”，放到“群众专政班”、“监护班”进行隔离审查。在受政治迫害后，有138人被迫分别坦白交待了所谓参加“反共救国团”、“特务组织”或“隐瞒历史”等问题。
1月8日至14日，南宁市革委会在第四会议室召开第五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到会委员37人。会上对所谓“刘少奇在广西南宁的‘代理人’贺希明、霍泛、傅雨田、谢王岗、袁家柯、杨子振、范芳训、陈枫、韦纯束、阮洪川、林道行、梁寂溪、张芷鹏等一批干部进行了错误的批判和斗争。会议还通过把从未到职并早已被专政机关逮捕的市革委会常委、“现行反革命分子唐奇斌”（后已平反）清洗出市革委会的决定。
2月中旬，原市直机关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对市一级领导袁家柯、陈枫、韦纯束、阮洪川、林道行、梁寂溪等人进行批斗。并组织“专案组”、“专门批斗小组”，负责包干进行批斗。梁明芝、曾昭钦等人是当时“专案组”负责人之一。小组人员由市“三办”统一管理。“批斗小组”以所谓批斗“叛徒”之名，召开对韦纯束的斗争大会，并把他和梁寂溪等人列入“专政班”审查，使这些老干部蒙受“叛徒”、“投降变节”等罪名而受到残酷迫害、无情打击，有的被抄家，亲属被株连。
2月24日至28日，南宁市革委会召开以“搞好整党建党工作为中心内容的组织工作会议”。会上传达、贯彻了自治区组织工作会议精神，交流了整党建党工作经验。组工会议后，在先行试点单位告一段落的基础上，整党建党工作在全市陆续铺开。各级革委会成立了整党建党领导小组，以领导整、建党工作。
3月10日，市直机关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在清理阶级队伍的基础上开始进行整党建党。期间，李瑞祥在学习班作了“斗私批修”的启发报告。
4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以下简称“九大”）在北京隆重开幕。当晚，南宁市40多万军民连夜汇集在“七·三”广场召开庆祝大会。
4月13日，南宁市革委会批准市直机关78名干部到“五七”干校进行政治建校、劳动建校、勤俭建校。
4月25日，南宁市8万群众集会游行欢呼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胜利闭幕。市革委会发出关于“认真学习、热情宣传、积极贯彻、全面落实‘九大’精神”的通知。全市还组织了1210个宣传队，有23900多人参加宣传“九大”公报，举办了（据不完全统计）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2267个，37万6700多人次参加学习。掀起了“大欢庆、大学习、大宣传、大落实”的活动高潮。
5月19日，南宁市革委会核心小组讨论决定建立“南宁市革命委员会第三办公室（以下简称“三办”）领导小组”，由李瑞祥担任组长，胡庆辉、商庆生任副组长，李义初、黄思建等人为组员。
6月14日，市整党建党领导小组批准成立市“三办”支部委员会，姚文斌、李义初、周赛坤、黄思建、梁建军、黄理毅、缪银海、周锡生等9人为支部委员（暂缺1名），姚文斌任支部书记，李义初、周赛坤任副书记。
7月22日至8月1日，市革委会召开第七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韩世福传达了区革委会第三次全体委员会议精神，全市各级革委会负责人、工宣队、军宣队、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等3000多人到会。肖寒传达了有关指示。“全委会”决定在11月召开“南宁市第二届工农兵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通过《关于在全市基层单位开展创造四好运动的决定》并发出了通知。
7月底，据统计，南宁市在斗、批、改运动中被划为批斗对象共3649人，其中被划为所谓“叛徒”、“特务”、“走资派”、“现行反革命”、“阶级异己分子”、“反动学术权威”等敌我矛盾性质的1509人；性质不清的472人；其他属人民内部矛盾。
另外，据市直机关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整党建党工作基本完成后统计：参加整党的793名党员，恢复组织生活的党员734人，暂缓过组织生活的59人，办理预备党员转正的83人，取消预备党员资格的10人，劝退出党的4人，给予党纪处分的25人。
8月份，南宁市革委会召开会议贯彻中央“七·三”布告，开展“五查三清”（查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查黑枪黑弹、查反动标语、查贪污盗窃、查投机倒把和清理户口、清理公共财物、清理倒流人员）的群众运动。紧接着又贯彻中央“八·二八”命令，至31日止，全市清交入库的各种枪枝416支，子弹87868发，手榴弹753枚，各种雷管引信371个，炸药85公斤，炮弹19发，各种刀、匕首77把。此外，还遣送当时称为“四类分子”回乡的44户共109人。
9月18日，南宁市革委会主要领导在市工交会议上作题为“深入持久地开展革命大批判、围歼无政府主义、坚决打退资产阶级在经济领域里的进攻”的报告，此后，一些单位将一些所谓有“问题”的人呈报市革委会批准，召开批斗大会进行批斗。
10月中旬，市革委会举办“干部去向学习班”，共1571人参加学习。至12月2日，公布去向名单，其中干校577人，加强中层基层的651人，市革委会四大组190人，在审的76人，老残34人，敌我矛盾作内部矛盾处理未定去向的43人。
11月6日，南宁市革委会批准“市农代会第二届委员会”成立。由曾志英任主任委员，张日新、张柳初任副主任委员，常委会由主任、副主任委员等13人组成。
11月20日，南宁市革委会核心小组研究同意张新、韦世经、高延、陈启品等15人为南宁工人阶级第二届常务委员会。由张新任主任、韦世经、高延、陈启品等任副主任。
12月，据统计，南宁市534个基层党支部，已进行整党建党的有459个。全市5713名党员，在整党建党中被处理的党员分别有：定为“五种人”的6人，开除的10人，留党察看11人，严重警告2人，警告2人，取消预备党员资格的51人，劝退16人。
12月底，为了贯彻毛主席关于“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指示，南宁市50所中学、139所小学全部由所派出的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或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贫宣队”）进驻管理。
1月23日至31日，南宁市革委会召开“第二届工农兵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代表共1136人。区革委会、广西军区领导人韦国清、赵欣然、刘重桂、魏佑铸、安平生等到会。
2月9日，南宁市成立“一打三反”（即打击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领导小组。由韩世福、肖寒、王恩厚、宋本洛，王国典、王明楷等6人组成。韩世福任组长，肖寒任副组长。领导小组下设由蔡显忠（原市革委会生产指挥组副组长）任主任，王明楷（原市革委会办事组第二秘书小组组长）任副主任的33人办公室。统称“二·五”运动办公室。至12月下旬撤销。
2月11日，市革委会核心组研究确定，市财贸供销、工厂、郊区、街道等四个系统为“二·五”运动的重点单位。并在财贸系统选择果菜经理部等5个单位作先行点，市里组织了150人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财贸系统加强对“运动”的领导。
2月16日至18日，市革委会召开常委扩大会，进一步认真学习中央“二·五”指示，传达贯彻区革委会扩大会议精神。会议最后在1300多人参加的领导干部大会上，对南宁市的“二·五”运动的开展作了全面规划和统一部署。
2月2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南宁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以下简称“军管会”）在区体育场召开有14万多人参加的公判反革命分子大会，依法判决“反共救国团”匪首梁汉忠、杨德标、韦国书，匪首骨干覃飞、梁干隆、朱锡金、宁文波死刑，立即执行；判处廖钧朗等13名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有期徒刑（其中有3人经市中级法院复查属无罪）。
3月2日上午，南宁市革委会在区体育馆召开有各级革委会成员，党员及骨干分子约2万多人参加的“开展‘一打三反’运动”的动员大会，韩世福在会上作动员报告。会后全市掀起开展“四大”（大揭发、大检举、大清理、大整顿）高潮。运动期间，市“二·五”运动办公室还在市工宣站（现工人文化宫）举办了“展览会”。截至10月的不完全统计，全市还遣送当时所谓“五类分子”978人回原籍。
3月4日至12日，市革委会召开“市政治工作座谈会”，韩世福作关于“突出政治的报告”。
3月12日，市“五·七”干校革命领导小组成立。由郑殿举、潘体彩、匡岩、姚宜禄等4人组成。郑殿举任组长，潘体彩任副组长。18日成立中共南宁市委“五·七”干校留守处支部委员会。由刘世盟、刘光明、陆志3人组成，刘世盟任支部书记。
4月20日，南宁市革委会决定抓“三分之一”，抽调800多人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90多个单位。并召开全市“抓三分之一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讲用会”，介绍他们的经验。
同日，市革委会还拟定“南宁市革委会机关报——《新南宁报》从5月1日复刊。
6月23日，南宁市革委会成立“市增产节约办公室”，王恩厚任办公室主任，邱树森、吴占国、李葆丰任副主任。办公室下设四个小组。增产节约运动是“二·五”运动的继续。
8月21日，经自治区革委会核心小组批准，南宁市革委会核心小组由韩世福、肖寒、许世淮、李文轩、王恩厚等5人组成，韩世福任组长，肖寒任副组长。
11月25日，南宁市革委会核心小组决定成立“南宁市革委会核心小组案件审批小组”，负责审批市“三办”审理的区级以下干部的案件，刘祥任组长，陆儒丰任副组长，商庆生、梁明芝、黄思建为组员。
12月12日至24日，南宁市革委会在西乡塘原机械学校召开南宁市“农业学大寨”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市郊区四级干部及农场、农机站、工交、财贸、街道系统等代表共833人。
3月，市革委会清查“五·一六”领导小组成立。肖寒任组长。下设办公室，商庆生任主任。办公室设专案组和运动指导小组。工作人员72人。
4月，到市二中搞试点。6月，先后有69个基层单位展开“清查”工作。10月，组织了50多人成立7个“大事件”组，对“破坏区、市‘革委会’的成立”、“纵火烧毁街道、民房、商店”、“封闭广西军区支左办公室”、“‘八·一九’金鸡村抢劫援越抗美军用物资”、“夺军管市银行解放路办事处的权”、“‘六·一三’一中事件”、“民管民训”等7个事件进行“清查”。到12月30日止，共立案审查938人，结案128人。其中：干部80人，工人33人，农民1人，学生14人。定犯一般政治错误40人，受处分1人；定犯严重政治错误69人，受处分48人；定敌我矛盾、反革命分子、“五·一六”分子11人；转送法院处理1人。清查“五·一六”运动从1971年开始到1976年止，持续6年之久。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受害者陆续得到平反。
3月29日，市第四次“党代会”开幕。出席开幕式的有区党委书记韦祖珍、副书记安平生、常委赵茂勋，还有广西军区、七三三二部队和驻军某部负责人郑玛、吕芳、刘德章。肖寒主持开幕式，韩世福致开幕词，安平生讲话。会议期间讨论了韩世福的工作报告，学习毛主席“一·八”指示，加深对“反骄破满”意义的理解，会上有31位代表发言。
4月3日下午，选举了中共南宁市第四届委员会正式委员48名，候补委员14名，新市委产生。
3月30日，发生了轰动全市的“反革命大字报”事件。大字报共8张，8000多字，用黄色标语纸、墨水毛笔写成。有大小标题6个，贴在七·三灯光球场靠高峰路的大门右侧墙壁上。当天下午4时，韩世福、肖寒亲赴现场处理。5时，拘留了当事人韦燕（市机床厂卫生室医生）、肖立人（市第二机床厂临时工），连夜进行审讯。还审问了参与张贴“大字报”的韦莲珍（南宁地区医院临时工）、韦燕的儿子何伯弘（12岁）。3月31日上午，韩世福主持召开会议，研究韦燕“反革命大字报”事件。认为是“有组织、有计划、有准备的反革命破坏活动”。5月4日，市“一打三反”办公室发出《狠狠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彻底批判韦燕的反革命罪行》的通知，把韦燕的所谓“反动家史”、“反革命大字报”、“反动信件”摘录印发到各单位。有组织、有领导地向广大群众宣读，把韦燕当做活靶子，掀起打击反革命的“四大”高潮。5月6日召开批斗韦燕大会。6月26日又行文《关于以韦燕为活靶子，开展一个声势浩大的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情况报告》。派出340多人的宣传队，深入到39个点。11月23日，韦燕被以“反革命罪”判处20年徒刑。“同案犯”肖立人被以“反革命罪”判3年徒刑，监外执行。1979年4月，区公安厅、区高级法院、市中级法院联合对此案复查，认为韦燕、肖立人属错判。于1980年平反。
4月27日，市委召开党员干部会议，开展“批陈（伯达）整风”。到会680人，会期18天。
5月26日上午，市委召开“批陈整风”动员大会。到会党员干部2200多人。出席大会的有韩世福、肖寒、许世淮。许世淮宣读了中央关于“批陈整风”的《通知》，并作了动员报告。韩世福讲了话。从5月26日起到7月4日止，分两批召开基层党员干部会议。第一批2154人，第二批169人。会上传达了毛主席《我的一点意见》及“批陈整风”有关精神，批判了陈伯达的反党罪行及“四人谬论”。
8月，市革委会政工组《学习资料》第三十二期印发为林彪大造反革命舆论的《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讲话》,共印2万多册，另外也有一些单位印了同类性质的材料。
8、9月间，林立果的“讲用报告”通过各种渠道传到我市，共132本。其中0771部队“支左”办公室赵丰林送来68本，二六三八部队“支左”办公室赖宝书送来32本，三八五五部队发来27本，从广空和民航局拿来5本。
9月21日，林彪摔死后第8天，市新华书店收到从福建订购林彪死党周赤萍《东北解放战争时期的林彪》黑书5000本，先后出售4433本。直至中央〔1971〕77号文件下达后才停止出售。这些黑书都是为林彪搞反革命武装政变作舆论准备的。
另外，我市还举办了所谓“路线教育展览”。先后到10个工厂进行展出。在文化宫的展览因“九·一三”事件发生没有展出。展览内容都是吹棒林彪的。
10月12日，市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会期3天，到会党员干部195人。会议传达了中央“关于林彪叛国投敌”的57、65号等五个文件。区党委副书记安平生参加了会议。
10月16日至22日，市委又召开党支部书记、副书记和区级以上党员干部会议。到会3270人，会上传达了上述中央文件。
11月1日至3日，市委在各系统、各大厂矿、郊区各公社共53个点，举办了传达贯彻中央文件的骨干学习班，参加人数17967人。11月5日至15日在全市铺开传达，听传达的群众达223428人。
元月24日，市委召开常委会研究反无政府主义的措施。出席会议的有韩世福、许世淮、兰启生，各系统抓运动的负责同志于连春、徐桐宝以及政工组黄镇崇、王璋甫等同志。会议决定运动分四步走：第一步思想准备、发动阶段；第二步搞大鸣大放、大字报，把问题排队；第三步开展大批判，上挂下联；第四步改变不合理的规章制度。郊区主要批资本主义倾向。
2月4日至12日，市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到会有各级领导、基层单位负责同志、市直机关干部共1569人。会上学习中央〔1972〕4号文件和〔1971〕77号文件，批判了林彪《“5·71工程”纪要》,肖寒、王恩厚和市委常委，各局、基层单位负责同志共28人在会上发了言。韩世福作大会总结。
2月18日，市委根据区党委桂发〔1972〕20号文件《关于在城市、县城街道铺开社会清队工作意见》的精神，批转市保卫组《关于开展社会清队工作的意见》一文，成立市清队办公室，由市委常委、市革委会副主任刘祥主管社会清队。市保卫组、市警备区和街道局抽调10名干部到清队办公室工作。办公室主任刘益民，副主任刘金波、黄宝明。办公室设材料内勤、运动指导两个组，地点在市街道局。还组织了122人的宣传队。潘甘同志任队长，王林成、曹之英、凌俊生同志担任副队长，刘金波任指导员，王育安、伊培礼、古国华同志任副指导员。队部设三至五人办公室，以下居委会及社办厂（组）为单位，编成小组，设组长、副组长、材料员。社会清队分三批进行：第一批从4月1日起至9月。清队的单位35个（居委会19个、社办厂队16个），占街道应进行“社清”175个单位的20％，以没有搞过“四清”运动的中山公社为重点。第二批清队从11月1日起，在84个单位进行，占应清队单位总数47.4％，剩下的放在第三批。社会清队到73年结束。
3月4日，市委常委会研究传达贯彻中央12号文件的措施，决定分三步走：第一步召开全市党支部书记以上的党员干部大会，从3月5日开始到31日结束；第二步全体党员、干部、教师，从4月3日开始每天下午学习半天，到8月告一段落；第三步向群众传达，从4月10日开始到21日结束。4月22日，到郊区传达，4月底结束。要求反复领会毛主席谈话纪要的精神实质，即理解“三要三不要”三个基本原则。
8月9日，市委四届三次全委（扩大）会议召开，1588名代表参加。会议传达贯彻党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议和区党委三届四次全委（扩大）会议精神，进一步深入揭发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罪行，搞好批林整风。会上还学习了《毛主席致江青同志的信》等中央文件。
9月15日，市委召开常委会研究传达贯彻中央34号文件，作出学习部署。第一步召开全市干部会议进行传达；第二步培训宣传队，搞好先行点。从9月18日至20日，以局为单位组织培训宣传队员共1686人。同时还抽调市直机关干部36人到橡胶厂、百货大楼、郊区万秀大队、二中和自力路居委会共五个单位抓点；第三步向群众传达。全市听传达22万多人。
12月15日市委召开常委会，传达区党委扩大会议精神。17日至24日召开市第四届全委扩大会议，传达中央指示和区党委扩大会议《纪要》，韩世福就如何贯彻执行作了部署，并组织宣传队贯彻落实《纪要》精神，开展批判资本主义倾向的群众运动。市委决定设立运动办公室。从机关四大组抽调45名干部，南宁警备区抽调13名干部，组成宣传队。由3名正副书记、4名常委分别带领工作队到工业、商业、郊区、街道、学校等9个单位，帮助、指导批判资本主义倾向。
2月12日，市委举办党员干部学习班，参加人数1010人，编成19个大组，77个小组。韩世福在学习班上作报告，明确新的一年的头等大事是“批林整风”，要求深入开展对“林彪反党集团”的批判，贯彻“首先是批林，其次才是整风”的方针。
9月7日，市委召开全委扩大会议。研究学习和贯彻“十大”文件精神，从19日起，我市出席“十大”代表韦忠均、林纯波和中央候补委员郭耀卿直接同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见面，亲自传达“十大”精神，市委常委和各级党组织领导干部及从局以上机关抽出的215名干部，分别到工矿、郊区、商店、学校、街道等基层，宣传“十大”精神。到9月29日止，全市听传达的群众达23万多人。其中直接听“十大”代表和中央候补员传达的有28000多人。在传达中，先党内后党外，先骨干后群众，并培训了大批骨干，仅郊区就培训了3897人。还采取大会、小会和个别登门补课等办法，在全市掀起一个宣传、学习“十大”文件的群众运动。
10月6日，市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对全市深人贯彻“十大”精神，进行“社教”运动作了部署。为了加强领导，成立了“社教运动办公室”，商庆生为主任，施宗河、李葆丰、王璋甫为副主任，并从机关抽调58名干部组成宣传队，由市委常委和各部门负责同志带队，分别到南宁农机厂、橡胶厂、耐火材料厂、平垌煤矿、灭资路纺织商店、郊区那洪公社先锋大队、群益大队、街道中山公社五金厂和永胜下居委会等7个单位抓点。各局还抽调473人在本系统抓62个点。
10月18日，市委就贯彻“十大”精神开展“社教”运动作了部署，根据区党委指示，结合我市情况，从10月到春节前，在全市深入贯彻“十大”精神，开展“社教”运动。运动分三个阶段：学习文件，深入批林整风，时间安排1个月；开展“四查”，进行“社教”，时间一个半月；整顿改造基层党委，加强党的建设，时间一个半月；10月19日市委又召开七个点宣传队负责人会议，交流情况。10月27日召开16个大厂党委书记会议，由南宁农机厂宣传队介绍初步经验。
11月10日，召开全市贯彻“十大”精神、忆苦批林、打击阶级敌人现行破坏活动和“社教”经验交流会，由南宁农机厂、南宁机械厂等8个单位介绍经验。使运动由点到面，逐步发展。经过举办学习班，全市共培训骨干17800多人。
11月15日，市警备区副政委魏连和在市委常委会上汇报了参观上海民兵工作经验交流会精神。12月12日和14日市委分别召开办公会研究南宁市民兵工作，李文轩宣读《南宁市贯彻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学习上海经验，加强城市建设的意见》，广州军区首先在我市搞试点，限3个月搞出成绩。市委对此作出部署，市民兵指挥部定员70人左右，警备区出37人，下设小分队，每个小分队7人。西郊片搞2个小分队；百货大楼对面小楼进驻1个小分队；延安路、红星路一片（主要保卫军区、区党委）设1个小分队；南宁橡胶厂、药厂设1个小分队；北大片以小分队为主，各厂联防，日夜巡逻；南塘、冶矿分别设1个小分队。其任务是集中教养对象，即屡教不改的青年，以思想教育为主，劳动改造为辅，指挥部在市工会办公，总指挥是郭耀卿和政委魏连和，副政委是沈如环、吕斌、陈应品。
12月26日，市委在橡胶厂召开“结合社教、学习上海民兵工作经验、整顿民兵组织现场会”，部分局和厂矿、企业的领导及专、兼职武装干部，“社教”宣传队的领导共200多人参加。广西军区和市委、警备区领导韩世福、候超、肖寒、王恩厚、魏连和、沈如环等出席了会议。橡胶厂党委书记王希有介绍了他们《在“社教”运动中学习上海民兵工作经验，整顿民兵组织的几点做法》，韩世福、肖寒分别讲了话。沈如环作了整顿武装基干民兵的部署。12月27日在朝阳广场召开民兵团成立大会。会上，魏连和讲了话，肖寒宣读区党委决定，民兵代表发言，空军及其他单位也派员参加。大会还举行授旗、授牌仪式。
元月2日，市委召开常委会。肖寒、王恩厚、郭耀卿、李文轩、范清涛、刘祥等13人到会。会上宣读了警备区《关于组织民兵参加社会阶级斗争的请示报告》，决定春节前后抽调500名工人到民兵指挥部，由军区发给1500条枪，在市东、西、南、北区域搞四个团，每个中心片搞一个营。于元月15日晚至18日共用3个晚上2个早上，进入各街道搞“政治大扫除”（刮台风），主要是查户口（查倒流城市人员、外流人员）。仅3个晚上，就收容了50人。从此后，民兵小分队经常出入街道。
元月12日，市委常委会决定于2月20日左右，召开民兵工作现场会，搞两个演习。一是防空袭小分队表演；二是高炮打靶表演。这些民兵活动都是从“学上海经验”（四人帮”搞第一武装）而来的。
（1977年4月10日市委召开常委会，决定撤销民兵指挥部，但小分队仍然保留，改名为武装执勤民兵，由警备区领导。）
元月28日，市委接到中央关于批林批孔的〔1974〕1号文件后，立即召开常委会学习。1月30日组织6000多人听韦国清的动员报告。31日上午召开各部、委、办、局负责同志和13个试点单位的宣传队负责同志会议。市委副书记王恩厚在会上讲话。
2月初，市里成立批林批孔办公室，主要负责人有肖寒、王恩厚、施宗河、王璋甫等。办公室编印了《批林批孔专刊》，至1976年11月止，共印发102期。运动分三个阶段进行：年初运用讲“四史”（家史、村史、厂史、个人成长史）的方法，批判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3月中旬，运用“三对比”的方法，围绕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深批“克己复礼”和“林彪的反党罪行”，并“清查与他们的阴谋活动有关的人和事”；7月总结儒法斗争和阶级斗争历史经验，批判《三字经》、《增广贤文》等书。到9月份，已有18545人的儒法斗争理论队伍，业余理论学习小组发展到2698个，74537人。编写儒法斗争讲稿2764篇，批林批孔故事2244则，写诗文19268篇。82个单位研究了法家人物及其代表著作，向群众作儒法斗争史报告2000多场，听众达24万9700多人次，连七、八岁的小学生也上台讲儒法斗争史故事，一个小学就有73人的小故事员。市里还举办了批林批孔展览，参观人数达20多万人。运动之深入、广泛是空前的，可谓家喻户晓，但是，这些频繁紧张的政治运动，却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不堪设想的危害。
4月16日，市委、市革委会在市礼堂召开深入揭批“上了林彪贼船的那个区党委原负责人的反党罪行”大会，对韦祖珍进行不点名的批判，并列出所谓“五大罪状”。市直属机关、南宁警备区以及各基层单位的干部、群众和“五·七”干校学员共1500多人参加大会，市委副书记李文轩主持会议，副书记范清涛、王恩厚分别发了言。随之，市总工会、团市委、市妇联、民兵指挥部及市属各战线、各局也纷纷召开各种不同类型的批判会。
6月15日，市委又召开市直机关揭批“林彪反党集团及其重要成员韦祖珍反党罪行”大会，对韦祖珍进行公开点名批判。
12月23日，陈永贵、郭凤莲、赵二苟来广西视察，参加了区第二次贫下中农代表大会。陈永贵作了有关“农业学大寨，批资本主义倾向”的讲话。陈、郭、赵的到来，对广西的农业学大寨运动产生很大影响。南宁市郊区掀起了批判资本主义倾向的运动，其间开展了刹“野马”副业和投机倒把风，不准农民上集市贸易，市场上只有国营肉店和菜店。
2月10日，市委召开常委扩大会。出席会议的有肖寒、王恩厚、郭耀卿及部委办局的领导。会上郭耀卿传达区党委扩大会议《纪要》，学习《人民日报》社论，把学理论、批判资本主义倾向作为全年的工作中心。
6月14日，韦纯束在市委常委会上传达了区党委有关“在全区继续大张旗鼓地向资本主义全面进攻，打‘总体战’特别是打击现行反革命的破坏活动”的会议精神。
6月19日，区党委又召开电话会议，传达中共中央13号文件和中央领导讲话精神，市委组织5万人收听。21日市委常委研究贯彻中央13号文件的措施，要求全市人民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批判“资本主义倾向”。
7月6日，市委颁布了《加强农村集市贸易管理布告》。7月21日，又颁布了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十条”规定。
8月13日，南宁市召开“学理论，打好批资批修总体战”的万人大会。
10月25日，市委派出宣传队到各基层抓点：第一批208人，第二批203人。市委一位副书记和四个常委以及市委办公室马俊卿、卢业兴、韩振芳等带队，抽100人到郊区抓点，时间1年。
在学理论中，市委各级领导带头上辅导课。机关还印发学习资料28万册，先后在市铸造厂等单位召开经验交流会。当时全市工农兵理论队伍发展到24000多人。他们先后上辅导课5000多场，听辅导课的人数达90多万人次。业余马列自学小组发展到2700多个，7万多人。专政机关在工人民兵小分队配合下大搞群众专政。于2、3月间，组织群众批斗了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的廖欢荣、冷坚等罪犯，巡回批斗了140多场。参加批斗达20多万人。4、5月份又巡回批斗了7名罪犯，共90多场、参加批斗的群众达9万多人。声势浩大的“一学三批”总体战，挖出教唆犯22名，清出“暴发户”12个，捣毁“黑窝”29处，收缴坏书339本。城乡清理野马副业人员1800多人，郊区收回超过规定的自留地、开荒地1300多亩，收回历年超支欠款37万多元，说是有力地煞住了资本主义歪风。在这期间，全市还先后宣判234名罪犯。
这次“学理论”、“总体战”扩大了打击面，不少人蒙冤受屈。75年错判而79年以后平反的有14人（其中错判反革命分子12人：韦布新、吴秀明、杨柳眉、梁春华、张怀春、刘大、李明泰、梁维贤、潘寿东、任广生、刘殿富、唐盛风。其它2人：冷坚、邓彬南），市包装公司被打成“土围子”，公司生产组副组长卢云中被隔离审查，开除党籍，逮捕法办（1980年2月改为留党察看1年处分，恢复党员权力，免于行政处分）。市郊心圩公社振兴大队的陈彩生、陈振坤被错定为：“逼死人命”罪，被逮捕法办（1978年4月市中级法院审理此案时，发现有出入。8月，市委派员调查后，认定是假案，予以平反）。在农村则把社会主义现阶段的政策上允许存在的东西，当作资本主义来批判，挫伤了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如：错误地批判了所谓自留地“商品化”，不准自留地产品上市；错误地把社员屋前屋后的零星果树、竹木收归集体，把生产队的鱼塘收归大队所有；错误地把定额管理，评工记分当作“工分挂帅”、“物质刺激”来批判，生搬硬套大寨式评工记分法。
2月17日，市委根据中央的精神和区党委的部署，召开有1300多人参加的市委扩大会议。市委领导带头批判所谓“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3月份从党内到党外开始“批邓”。随之“反击右倾翻案风”在全市展开。区、市宣传队首先在二中搞点，教育界开展大辩论，并将所谓经验推广到科技界及其它战线。中央“两项决议”公布后，全市党政军先后30多万人集会游行，拥护“决议”，“批邓”进一步深入。
5月7日，市委召开常委会。研究、贯彻区党委所谓《关于彻底追查所谓总理遗言的反革命政治谣言通知》和公安部〔1976〕的12号文件。市委成立追查所谓总理遗言的反革命谣言领导小组。由郭耀卿、刘祥、刘起泉、魏连和、李绪春5人组成，办公室设在公安局。
这次追查活动，制造了不少冤案。如：南宁麻纺厂的“反革命纠合案”，姚欣渝、于允常、刘子牧、刘富强、程河林被逮捕，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80年平反）。“工农兵饭店事件”当事人原木森，因说了几句为邓小平同志鸣不平的话，被逮捕，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以制造反革命谣言为由，判处无期徒刑（79年平反），周骥勋（市糖烟公司），也因为邓小平同志说了几句好话，被判处20年徒刑（78年平反）。仅1年时间，错判为反革命分子后来平反的就有16人。
10月份，市委传达中共中央〔1976〕15、16号文件和中央打招呼会议精神。全市几十万军民集会游行，庆祝华国锋任主席和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的胜利。各单位普遍举办了各种类型学习班1100多期，5万人参加。全市掀起了愤怒声讨、揭发、批判“四人帮”的滔天罪行，全市共召开各种大小批判会6800多场（次），有53万人（次）参加。出了大批判专栏、墙报、黑板报5000多期，写了批判“四人帮”大字报、批判文章19000多篇，漫画1800幅。
南宁市《“文革”大事记》表明，十年“文化大革命”给我市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全市（含两县）“文革”期间被打死、迫害致死以及失踪后作死亡结论的共5,086人（其中南宁市1,503人）。特别是在1968年8月5、6日两天攻打驻解放路“四·二二”群众组织时，有的把“俘虏”押到大街上“示众”；有的将“俘虏”枪决后丢进邕江或朝阳沟里；有的将“俘虏”押回原单位时，在路上或在“批斗”时，乱棍打死、大石砸死，杀害“俘虏”的手段之残忍，令人发指！
1974年，因“四人帮”还在台上，当时所谓“落实政策”只是给这些受害者作出“非正常死亡”的结论。粉碎“四人帮”后至三中全会前，由于上有“两个凡是”的束缚、下有原区党委坚持的一条所谓“正确路线”，我区的“处遗”工作一直没有很好地开展起来。1979年，原区党委下达的25号文件，因带有派性色彩。“文革”中造成的冤假错案仍然得不到平反。当时对受害者只是笼统地下了“不幸去世”、“迫害致死”之类的结论。因而，遗属继续上访上告，影响了我市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1983年4月，新的区党委诞生，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在中央工作组的指导下，广西全面开展了“处遗”工作。区党委先后下达了桂发〔1983〕54、55号和〔1984〕15号文件，市委成立了处理“文化大革命”遗留问题领导小组和办公室。随即，我市“处遗”工作全面铺开，参加“处遗”的干部从1983年的783人增加到1984年的1,093人。
在“处遗”工作中，各级党组织和“处遗”工作人员主要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做好愈合工作和经济善后工作
在“处遗”中，各级党组织和“处遗”工作人员对受害者进行了专案调查，并促使当事人向遗属请罪。与此同时，还对5,080名死者作了正确的结论：含冤而死的给予平反昭雪，发了死亡平反证书，按政策办了抚恤；对受株连的5,722名死者家属进行了安抚。
自治区拨给南宁市的经济善后工作费用共2,529,400元，其中南宁市654,300元，已支出2,410,714元；“三孤”（孤老、孤幼、孤残）定补323人，金额95,203元（1984年民政部续发），生活、生产困难补助7,445人（户）共311,238元；修理970户危房2,022间，建房170间共28,188元；“文革”中被迫害致残一次性困补484人，共48,935元，企业自费开支454人的经济善后经费237,968元；安置遗属子女共729人，并给其中尚在校读书的51人发了优先安置证；安置农民、居民遗属子女28人；为投亲靠友的“三孤”及改嫁城市人口的死者遗属办农转非户口71户，163人。
“处遗”以来，还办理国家干部职工复工复职587人，收回办理退职退休的360人；补发工资905人，金额1,582,127.16元；困难补助111人，金额92,800元。
从1985年1月起，全市查清处理了“文革”被查抄财务1,114户，被抄财物折价补偿款205,609.87元。连同84年前处理的746户，清退财物折价款384,697.33元。这样，全市总共处理清退“文革”被抄户1,857户，财物折款清退590,904.20元。
（二）对“文革”中犯有各种错误的人进行了查处
在“处遗”中，根据有关政策定性结案处理的4,323人（自治区另交办6人），其中定“三种人”的3人；定犯严重错误的1,172人；定犯错误的891人；定犯一般错误的519人；定严重违法乱纪（杀人、打死人）的1,549人；查无错误的178人，尚有11人未结案。
在上述结案的4,323人中：
1、受党纪处分的1,989人，其中开除党籍1,276 人，留党察看585人；撤销党内职务的5人；受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的269人；受警告处分的417人。
2、受政纪处分的417人。其中开除干部资格降为工人使用的26人；开除留用的158人；撤销行政职务7人；记大过处分101人；记过处分7人；其他处分119人。
3、逮捕法办的125人。
此外，本着实事求是的办案精神，在“处遗”后期，市里对一部分案件又进行了复核复议，其中158人改变了原处分决定。
（三）平反各种冤假错案
“处遗”以来，全市平反各种冤假错案共4,270人。其中：错划为“反共救国团”的l,717人；错划为“5·16”反革命集团成员的107人，其他冤假错案2,446人。
按桂政发〔1984〕133号文件精神，“文革”期间因错案或派性被遣送，下放辞退的计划内合同工、临时工收回办理转正的69人。其中复工复职的53人；办退休的16人；另被错退后在国营或县以上大集体企业工作，给予办理连续工龄的16人。
1986年3月，中央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出了中办发6号文件，要求各级党委在1987年十三大召开以前基本完成六个方面落实政策的任务。市委于86年7月份召开了全市落实政策会议。提出了实行“战线负责、归口落实”的责任制，一级抓一级的要求。全市有落实政策任务的单位，相继成立了由党委主要领导负责的落实政策领导小组，充实了办案力量。市整党办增设了落实政策小组，全市共有112人办案，组织部、统战部、法院、公安局都有专人负责。
统战部负责审查的“文革”中的案件251件，已复查249件，还有2件待查。
组织部门负责审查的“文革”中的案件865件，已复查完毕。
市中级法院需复查的289件案件，已复查278件，还有11件待查。
公安部门需复查的427件，除39件无档案可查和个别难度大的外，其余已复查完毕。
民主人士、高级知识分子、华侨、归侨、侨眷和台属、台胞等，需要复查的“文革”中的案件251件，绝大部分已经复查重新作结论，尚有数件未复查。在已复查的案件中，也有数件事主仍有意见，现仍来信来访，要求再次复查。
“文革”中被挤占的房屋，已由房产部门处理了435间，尚有20多户未处理。
“文革”中被挤占的佛道教团体和僧道教管理的寺观共35处，已处理33处，尚有2处未处理。
我市通过彻底否定“文革”教育和“处遗”工作，特别是通过这次整党，使广大党员提高了觉悟，消除了派性，增加了党性，各项政策进一步得到落实，从而有力地促进了安定团结，促进了改革和各项工作，发展了大好形势。
来源：《广西“文革”档案资料》（第十三册），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1987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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