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87-8-0 作者：中共桂林市委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
中共桂林市委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根据自治区党委整党办的部署，我们编写了《桂林市文革大事件》（下简称《大事件》）。
《大事件》是从《桂林市文革大事记》中选出十件影响较大，造成严重后果的事件。按当时的历史事实，客观地加以记述。为了说清问题，有的地方加了必要的评语。
《大事件》的材料，主要来源于市委“处遗办”的事件专题调查报告，市档案馆和参加市委“处遗”工作的一些老同志的提供。
《大事件》清楚地反映了桂林是广西“文革”起源之地，重灾区之一。在“文革”十年内乱中，全市（不含两县）非正常死亡达1128人（包括在武斗中打死的406人）。其中“七·三”布告前死亡289人，“七·三”布告后死亡839人；干部、工人556人；农民学生和居民群众572人。酿成冤假错案达11522起。《大事件》有力地表明，从1966年至1976年长达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而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造成严重灾难的内乱；使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是我们建国以来所遭受的最严重的一次损失。
1983年自治区党委决定处理广西“文革”遗留问题以来，全市对因各种罪名被诬陷和迫害的1128人平了反，给受害者及遗属补发工资，发给困难补助，进行了抚恤和安置，尽力愈合了“文革”的伤痕。同时追究了责任人与当事人中严重份子的责任。按照自治区党委桂发（1984）15号、（1985）54号文件精神，给予了在“文革”中犯有错误或罪行的人恰如其分的处理。全市立案审查的案件682起，定案处理668起。已结案处理1068人，其中判刑23人，给予党政纪处分621人；免于处分424人；（大多数是农民、居民）；转市外处理152人。
在《大事件》的编写过程中，得到了有关单位和熟悉情况的同志的积极协助，在此，谨表谢意。
由于时隔20多年，有的材料不齐全，因此对一些情况掌握不够充分。加之我们的水平有限，编写过程中难免有错漏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中共桂林市委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1987年8月
1966年6月4日，广西师院中文系部分学生在北大聂元梓等人第一张大字报的影响下，首先贴出了《李德韩副院长在文革中充当什么角色》的大字报，轰动了全院。
接着在师院党委的组织下，出现了一批反击大字报，开始产生了不同观点的对立。为了防止师院出乱子，自治区党委派徐为楷（桂林市委副书记、市“文革”领导小组组长）、申本田（区监委副书记、师院“文革”工作队队长）为首组成“文革”工作队进驻师院。不久市委又给市各中学和专科学校派了大批工作队，把当时正在掀起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压了一下。由于当时的形势，也没有办法压住。
7月4日，区党委作出决定，对张云莹（师院院长、代理院党委书记）、陆文中（院党委副书记）、吴元庆以镇压师院的“文革”运动令其停职反省，但事态继续扩大。7月下旬，师院出现了“火烧工作队”、“炮轰区党委”的大字报。
7月28日，市委召开了全市各级领导干部和“四清”工作队长会议，会议认为师院反右不彻底。故才又出现这样的事件，接着组织了大批的工农群众、“四清”工作队员、“四清”积极分子进师院参观大字报，目的是想通过参观，要求大家认清阶级斗争的形势。并借助社会的力量压下去，由此，引起了工农群众和师生之间的对立。
7月29日，在工作队的组织下，大批反击大字报出现了。给反工作队的师生扣上：“右派翻天”、“反革命”、“小邓拓”、“政治野心家”等政治帽子。市委和工作队的这种做法，不符合当时的党中央领导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要求。8月5日，党中央决定撤消大中学校的“文革”工作队。这一决定正好给师院多数派对市委和工作队的愤怒火上浇了油，于是他们贴出了“送瘟神”的对联。
8月18日下午，区党委第二书记乔晓光，在师院大礼堂召开的全院师生员工大会上，宣布了由区党委呈报中央批准的：关于撤销黄云市委书记和徐为楷副书记兼市“文革”组长的职务的决定。会后，师院多数派师生认为，黄云、徐为楷是镇压革命师生的“刽子手”。下午，刘振林（师院外语系学生）等师生，将徐为楷戴高帽游街。接着，刘振林又带了一帮学生到市委抓黄云游斗，黄云得知后，躲往梧州、未被游斗。由于师院“多数派”游斗徐为楷。在社会上影响极大，被社会上广大群众认为这是不能容忍的事件。从此，桂林市的主要街道，从叠彩山到阳桥头，到处发生围攻师院“多数派”师生及南下串连队的现象。
8月下旬至9月初，桂林市开始分成两大派：“工人赤卫队”、“红旗红卫兵”为一派，当时称为“保皇派”；师院多数派，即“老多”、“工人红卫兵”、“机关职干造反队”为一派，当时称为“造反派”。后者提出要改组市委，前者要誓死保卫市委。从此，桂林广大干部、群众就大规模地卷入了灾难性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由于两派的形成，以及激烈的斗争，给桂林人民的68年大灾难降下了一层可怕的阴影。
1967年1月5日，上海“一月风暴”、“全面夺权”事件发生后，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的社论，公开支持上海这一事件。紧接着在全国各地掀起了“革命造反派”夺取各级党、政领导权的恶浪。桂林这个广西“文革”的先起地不例外地发生了一月大夺权。
1966年12月18日，由“工人红卫兵总部”和“大中学校红卫兵总部”等群众组织发起，并正式成立了桂林市“革命造反联合指挥部”。
67年1月下旬，当中央广播电台、《人民日报》社论，大力赞扬上海“一月风暴”事件之后，桂林“革命造反联合指挥部”立即紧跟，于1月24日发布了第一号通令，由桂林市“工人红卫兵总指挥部”、“农民红卫兵革命造反团总司令部”、“教工井岗山总部”、“毛泽东思想文艺造反团”、“职工、干部革命造反团”、广西革命大学（即师院）“文革”临时领导小组、桂林市大中学校“红卫兵总部”、“遵义革命造反团”、“首都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第三司令部）野战队驻桂联络站”、“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驻桂联络站”、“清华大学井岗山驻桂联络站”、外地来桂“经风雨战斗队”等12个群众组织组成夺权行动委员会。于1967年1月24日晚8时到市党、政机关夺权，分别派出人员进驻桂林市委、人委、市“文革”办公室、公安局。并发布通令规定；中共桂林市委、人委、市“文革办”、公安局等党、政、财方面的工作，必须在夺权行动委员会人员监督下进行。并从进驻之日起，被进驻单位的公章，必须加盖夺权行动委员会的公章方能有效。在夺权行动委员会的公章未刻出之前，用桂林市“工人红卫兵总指挥部”公章代替进驻市委支队公章；用桂林市大中学校“红卫兵总部”公章代替进驻人委支队公章，用桂林市“教工井岗山总部”公章代替进驻桂林市“文革办”支队公章；用桂林市“职工、干部革命造反团”公章代替进驻桂林市公安局支队公章。
所进驻单位的原套人马应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消极怠工，固定资产、流动资金、有价证券等一切国家财产由夺权行动委员会监督使用，任何人不得随意动用、转移、破坏，如有违犯和破坏者，以破坏“文化革命”论处。
同年2月5日，在桂林驻军的支持下，桂林工农群众、干部、师生选出代表，成立桂林市“革命造反大军临时服务委员会”（简称“造反大军”），设有常委会、司令部、作战部、政治部、组织部、后勤部。
常委有：周兆祥（师院数学系学生）、杨福庭（师院中文系教师）、黄东红（医专学生）、李日明（师院中文系学生）、刘天偿（桂林汽车配件厂工人）、王寿德（市摊贩业职工）、申儒成（桂林印刷厂工人）、廖志海（市公安局干部）、阳水秀（市棉纺厂工人）、汤秋生（郊区农民）、韦水生（ ）、谢荣杰（师院数学系学生）等。
以师院多数派为中心组成的“造反大军”组织发展迅猛，“文革”初期，师院“老多”曾受过压制。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老多”认为韦国清是压制广西桂林“文革”的罪魁。因此，“造反大军”负责人刘振林等到南宁抓韦国清批斗，当时韦不在南宁，抓不着。
1967年1月10日，“造反大军”在桂林空军医院抓住韦，关押在广西师院外语系学生宿舍。1月19日，连续3天在桂林市体育场召开几万人大会，对韦国清进行批斗。批斗大会由黄沃南主持。批斗中给韦国清和桂林地、市领导干部挂了黑牌，戴了高帽、并强迫低头弯腰，反手捆绑，有的还被强迫跪着。被陪斗的有：区党委书记处书记贺希明，桂林市委书记黄云，副书记刘竹溪、徐为楷，桂林地委书记王祝光、副书记李云亭，区党委派来桂林市的“文革”顾问林中等一批领导干部。在批斗会上发言批判的有：师院师生谢荣杰、周兆祥、刘振林、甘恒彩、李宝雄等人。批斗完后，这些领导干部被押上数十辆汽车进行大游斗，还有的领导干部被押着走路。韦国清披着用“赤卫队”和“红旗红卫兵”的袖章缝制的衣服站在第一辆汽车上，沿着桂林的主要街道整整游斗了一个下午。
从此，对待韦国清的问题就成了“文革”中广西两大派斗争的焦点。
1967年8月初，桂林地、市“造反大军”在江青“文攻武卫”反动思想和武汉“七·二〇”事件的影响下，于8月10日发生了抢枪事件。
8月5日，桂林驻北京的“造反大军”代表杨福庭（师院中文系教师）、李日明（师院中文系学生）与六九五五部队政委张骥商量抢枪一事，张表示坚决支持，并保证在抢枪时，六九五五部队协助并保护好。杨福庭把这一消息电告了刘振林（师院外语系学生）。
8月6日“造反大军”总部负责周兆祥（师院数学系学生）、刘振林召集刘天偿（汽车修配厂工人）、谢荣杰（师院数学系学生）、黄东红（桂林医专学生）、宾国光（市烟酒公司干部）、黄鼎（市支行职工）、申儒成（桂林印刷厂工人）、唐玉星（桂林工具厂工人）、刘春华（市轻化机修厂工人）、邓井发（桂林地区干部）、诸国军（桂林地区干部）、梁连珍（桂中学生）等人开会研究关于“揪军内一小撮问题”。会议过程中，刘振林传达了杨福庭关于“立即抢枪的北京来电”，大家根据桂林的实际情况，分析并认为：军分区、武装部、公、检、法有枪。并责成“对外作战部”负责调查了解桂林枪支情况。桂林市委副书记王同连参加了这个会，并讲了话。当晚继续开会，会上刘振林说：“我已和杨福庭通了电话，杨福庭说：由刘天偿、周兆祥、谢荣杰、黄东红、刘振林5人组成‘抢枪领导小组’”。孙云魁到会介绍了军分区仓库的详细情况，并主动提出由他去找六九五五部队副政委赵保立、请赵保立去找军分区政委张耀青要求撤换仓库守卫人员，换上六九五五部队的人员守卫，确保抢枪不出问题。
8月7日，杨福庭、李日明又从北京再次来电说：“应抓紧时间行动”。
8月8日，周兆祥在师院办公室召开了专题研究抢枪问题的会议，会议根据王同连的意见决定了以下几个问题：
1、成立地、市“联合抢枪统一行动指挥部”，由周兆祥、刘天偿、谢荣杰、邓井发、刘振林、梁连珍、黄东红、廖祖亮、诸国军等人组成。
2、抢夺的所有武器先运回师院物理馆，然后再分配；由“七〇一”的“革联”和“三〇一”的“延安总部”负责押运。
3、划定了行动时戒严范围和具体分工。
4、成立“行动指挥部”的通讯班、负责守卫和联系工作。
5、派人将有枪的地方监视起来，以防对方将枪枝运走。
8月9日上午继续开会，会议研究决定以播放《东方红》歌曲为抢枪行动的口号，口令是“南疆”、“烈火”。集合地点是师院操场。戒严范围是阳桥以北、观音阁以南市区、戒严时间是抢枪的当晚等问题。8月9日晚周兆祥、刘天偿叫地、市“造反大军”的诸国军汇报地专的情况，诸说：地专“联指”准备把专区公安处的枪支转移到县里去，地专“造反大军”已派人把公安处围起来了。请地、市“抢枪统一行动指挥部”赶紧行动，“统一行动指挥部”听完汇报后，觉得形势逼人，不能再拖，最后决定8月10日抢枪。
8月10日凌晨1时30分。全市在《东方红》歌曲的信号指挥下，几十个单位万余人集中在师院大操场待命。
8月10日早上，周兆祥在师院办公楼大会议室主持召开地、市“造反大军”及其下属组织的头头几十人的简短会议，会上布置了大规模抢枪行动计划，具体分了工，同时宣布了“抢枪行动总指挥部”成员名单，总指挥周兆祥，副总指挥谢荣杰、刘天偿、林翔芝（桂林附中）、邓井发（地区干部）；王寿德（市摊贩业职工），为后勤部长；许瑞林（市交通学校教师）为办公室主任；刘振林为作战部长；李宝雄（师院数学系干部）为军械部长；甘恒彩（师院外语系干部）为政治部主任。当天下午，刘天偿指挥抢了军分区的枪，谢荣杰、黄沃南组织人力去搬运武器。
这次行动中被抢枪的单位：桂林军分区后勤部；桂林市武装部；桂林地区公、检、法军管会；灵川、临桂县人武部。
“八·一〇”行动共抢夺各种枪枝5450支，各种枪弹553万4200发；手榴弹3126枚，炮5门，炮弹565发；其它军用物资8件，还抢得一批炸药。
由于“八·一〇”抢枪行动，桂林郊区一社员和灵川县商业局职工石瑞荣被“造反大军”开枪打死。成了这次行动的无辜牺牲品。
“造反大军”抢得武器后，人多势大，一时占了上风。8月18日上午，地、市“造反大军”和六九五五部队全体指战员共7万多人在市人民体育场隆重集会，庆祝毛主席在首都天安门城楼首次接见百万“红卫兵”一周年大会。会后六九五五部队全体指战员及“造反大军”中的部分人员全副武装，开动了一百多辆军用汽车，沿主要街道游行示威。
当天下午，师院“红卫兵”中的“老多派”将桂林地、市领导干部黄云、徐为楷、陈秉德、李云亭等同志抓到师院做检讨，然后将他们戴上高帽，挂上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黑牌。押上汽车，沿桂林市主要街道游斗。从此以后，全市有些单位的“造反大军”派对本单位不同观点的干部和群众，采取坐猪笼、剪阴阳头、披麻包、挂黑牌、戴高帽、扣上“死不改悔走资派”、“铁杆保皇”等各种罪名，进行侮辱人格的批斗、游行。从此，各种野蛮行为不断升级，游斗党政领导干部事件也不断发生。
由于“造反大军”占了上风，“联指”的头面人物被迫逃离桂林，两派群众组织的对立情绪更为加剧。
1968年5月至8月，桂林地、市两大派群众组织，发生了对立的大规模的武斗，给国家和桂林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1967年“上海一月风暴”后，桂林“造反大军”夺了权，又得到六九五五部队的支持，同年“八·一〇”抢夺了大量武器，人多势大，处于优势。而当时地、市“联指”人不多力量小，处于受压处境。但是，“联指”头头不甘心受压的处境，纷纷撤出桂林市区，到“联指”势力雄厚的市郊和一些县活动，以图打回桂林，67年4月，桂林出现了支持韦国清和打倒韦国清的观点分歧。6月，这种分歧发展到了严重对立的局面。支韦的“联指”派得到驻桂的一〇四、空军、七〇一、三〇一等部队和桂林军分区、市人武部的支持，形势逐步对“联指”有利。到“八·一〇”造反大军夺枪后“联指”便又受挫，但不久又逐步恢复和发展起来。68年初，在支左部队做了工作后，虽然两派建立了大联合组织，但仍是貌合神离，你想搞垮我，我也想搞垮你，斗争日趋激烈。
68年4月，分别由桂林军分区和驻军组建的地、市革委会，在人选问题上，由于支持“造反大军”的六九五五部队副政委赵保立、市委副书记王同连、师院“老多”头头，刘振林都没能进革委会；在革委会的正副主任人选问题上……支持“造反大军”的领导干部少，支持“联指”的多。“联指”认为这样的革委会对自己有利，表示坚决拥护成立；“造反大军”清楚对自己很不利，便极力反对。4月14日，市革筹不考虑“造反大军”的意见，按原定人选成立市革委，市“造反大军”表示强烈不满。4月29日上午，地区在市体育场召开庆祝地区革委会成立大会。地、市“造反大军”未参加。“桂铁工总”负责人龚志明（桂林铁路工人）等，反对“桂铁东方红”（“联指观点”）不经“桂铁大联委”同意，单方面扛着“大联委”的旗子参加大会。到会场提抗议，与军分区王科长发生争执，被警司执勤人员抓到市公安局军管会扣押。当天下午，地区“造反大军延安总部”的阎振声、翁泰元等人到军分区门前写：“支持桂铁工总的一切革命行动”和“警司是镇压群众运动的北洋军阀”等标语，又和军分区执勤人员发生冲突，也被警司当场扣押。下午4时左右，“造反大军”的“延安总部”及“桂铁工总”等组织上街游行，并到警司门前静坐示威，对随意扣押人提出强烈抗议。地、市“造反大军”都参加了一行动。
桂林对立的两大派群众组织，为了一个“权”字，在反对和保卫革委会的问题上，矛盾越来越激化，已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5月3日，“联指”对“造反大军”静坐行动发出《公开信》、勒令“造反大军”静坐人员于5月4日中午撤离警司，否则将采取最坚决的行动。5月4日，“造反大军”仍未撤离。这时，“联指武斗人员”带着背包到市委大院集结（“联指”据点）。下午时，“联指”便占领市区一些据点。“联指”的“五四铁笔”、“拼刺刀”等组织占了榕城饭店（大联委所在地）；冶专的“山鹰”占领了食杂第六门市部；“联指武斗人员”占了中医院、东方红饭店、桂林饭店等制高点作为武斗的据点，还发布了《民兵师紧急动员令》，下午6时，又相继抢占了北门百货站办公大楼、地区农械厂、北门粮库等。
下午4时40分，“造反大军”代表刘振林等人到支左办公室找陈秉德反映“联指”占据点情况。陈秉德说：“你们占领了榕湖饭店人家不放心，怕你们打他们，所以人家才占据点嘛”。
5月5日，“联指”在“东方红”饭店据点设卡搜查行人，拦劫汽车。下午3时，“联指”武斗人员抢占了桂林印刷厂，剪断了“造反大军”军部的电话线，并在榕城饭店堆沙包、筑工事、架机枪。“造反大军”见此情形，又先后抢占了市革委、专署大楼、红星印刷厂等地作据点并修筑工事，拦截和搜查过路车辆和行人。从此，双方互相抓、打对方人员，互相攻打对方据点。“联指”先后发表了《关于桂林局势的紧急声明》、《紧急动员令》、《进驻大联委的声明》。“造反大军”也针锋相对，相继发表了《严正声明》和《五·一九紧急声明》。与此同时，两派的武斗组织也相继成立，都在作大武斗的准备，桂林的紧张局势更为加剧。
为了适应大武斗的需要，68年5月7日，“造反大军红卫师”成立。“红卫师”设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下辖炮兵、步兵各一个团。（具体人数不清）师长戴明德（铸造厂职工）6月6日在原榕城饭店武斗中被打死，唐兆瑄（市歌舞团接任师长）。师领导成员有：周兆祥、刘振林、唐兆瑄等。
“联指”为解决武斗急需的武器弹药，从5月10日起在李年生（市标准件厂副厂长）、曹铁军（市委宣传部理论教员）等人的指挥下，先后到一〇四、三〇一、警司、军分区、六九五五部队、空军场站、雷达站、市武装部、南站军管分队等处，夺了15次枪。共夺得各种枪支200余支，子弹25000多发，手榴弹500多枚和一批军用物资。夺枪中打伤解放军战士多人。地区“联指”也夺了9次枪。
从5月23日起，在刘天偿、周兆祥指挥下，“造反大军”又分别夺了北站火车皮上苏制TNT烈性炸药50吨和到北门护路部队及军分区仓库夺得各种枪支3410支，子弹269213发，手榴弹3400枚、各种火炮8门。
双方都为大规模的武斗准备武器弹药
5月12日，地区“联指”常委伊景春、唐延国及桂林市“联指”孙中禄（一建公司予制场职工）、张燕生（东风机修厂工人）等人，在荔浦县召开桂林地区十二县联合会议，会议由伊景春主持，唐延国、张燕生介绍了桂林的情况，呼吁各县行动起来，保卫地、市“革委会”，会议还决定，每个县先派十名代表到桂林向驻军和地、市“革委会”反映情况，并发表《联合声明》，大造农民进城“武斗有理”的舆论。
5月13日晚，“造反大军”负责人刘振林、周兆祥、孔宪才（齿轮厂干部）、戴明德等人在师院外语系刘振林的房间召开会议，会上大家分析了形势，确定了“针锋相对，文攻武卫、立足于打”的方针，并提出了：防御、相持、反攻三个阶段的“红色山城保卫战”的作战方案。
5月14至15日，周兆祥等在师院召开“工总”常委会，刘天偿说：“现在‘联指’占了那么多据点，我们只有打才有出路，只有打才能把主动权夺回来”，刘振林也说：“我们要先下手为强，在‘联指’没准备好之前，把他们干掉”。
当天下午，“造反大军”立即召开各武斗组织头头会议，刘振林、刘天偿在会上作了武斗动员，会议决定成立以总指挥刘天偿、副总指挥周兆祥和地区干部邓井发、关伯岩等为首的桂林地、市“造反大军文攻武卫总指挥部”。
5月17日，地区“联指”组织了十二县的86名代表抵达桂林、地、市“联指”的负责人李年生、曹铁军、伊景春等人在原东方红饭店接见了进城代表，并研究成立“桂林战场前线指挥部”。
5月19日晚，地、市革委会和驻军部分领导景伯承、吴新中、陈秉德、冯邦瑞等17人在榕湖饭店小礼堂接见了十二县代表，名曰接见，实则鼓动他们进城武斗。如：接见中，市革委副主任陈秉德对各县农民关心桂林“文革”表示感谢，革委副主任冯邦瑞发表不同意农民进城的意见而受到指责。
5月24日，地、市“联指”主要负责人伊景春、唐延国、轩凤欢、廖祖迪、李年生、曾明轩、曹铁军和地区干部徐孝治（地区中级法院院长）等在桂林饭店召开会议，研究迅速组织各县武斗人员进城和筹备枪支等问题。经过精心策划，在地区革委和桂林军分区部分领导支持下，从6月4日起，十二县人武部先后组织了约8000多名武斗人员（含各县人武部干部120多人）开进桂林，为便于对各县进城武斗人员的统一领导和指挥，6月5日晚，地、市“联指”头头在东方红饭店开会，研究成立了“桂林地区保卫革命委员会总指挥部”（以下简称“桂保总”）。总指挥曹铁军、副总指挥曾明轩（兼桂北武斗民兵师师长）、王荣（临桂）、董茂轩（荔浦）、郃连刚（阳朔）、李年生；总政委徐孝治，参谋长丁绚（桂林百货站党委书记）。同日发表了关于要《彻底消灭桂林地、市“造反大军”一切反革命武装，“造反大军”必须无条件地向“桂保总”缴械投降》的通令。
6月6日晚，“造反大军”刘振林、孔宪才等人在师院办公大楼召开“文攻武卫指挥部”成员会议，会上大家分析了形势，决定趁各县“联指”武斗人员立足未稳之时，打他个措手不及。
“工总”为了适应大武斗的需要，7月18日将原“工总”小分队扩编为“工总四野”。人员组成：司令员刘天偿，副司令员伍奕仟（交通局保修厂工人），政委唐玉星（市工具厂工人），副政委刘重喜（市公共汽车公司职工）等。
两派群众组织经过一个多月的周密策划，双方在组织人员和武器弹药等方面作都作了充分准备，拉开了野蛮武斗的序幕。
桂林武斗有以下几个主要回合。
1968年6月上旬，市区武斗激烈，市内交通中断，西郊的甲山公路成为南北运输的主要干道。“造反大军”负责人刘天偿得知“联指”的汽车频繁往返甲山公路输送人员、物资。
6月8日，“造反大军”刘天偿召开了有王德邦（齿轮厂动力科副科长、武斗连长）等人参加的作战会议，会议决定：为了配合北面战斗，派人伏击，同时具体指定由王德邦带队指挥，其任务是伏击过往汽车，炸毁公路桥梁。
6月9日凌晨，王德邦带领梁建才（桂林机械工业学校学生、“造反大军”守备人委班班长）、卢炳南（桂林园艺学校学生“造反大军”一班机枪手）、卢祖荣、刘登石等26名全付武装人员前往甲山招待所（方位）公路进行埋伏。当天上午9时许，一辆汽车经埋伏区，因下雨，个别伏击人员开枪未击中，汽车安全驶过，约十分钟后，驻东方红旅社据点的“联指”十多名成员，携带一支步枪、4枚手榴弹，乘一辆汽车到北门饲养场运猪。汽车进入伏击区后，王德邦首先打响第一枪，紧接着，卢炳南、梁建才等20多人用半自动步枪向汽车猛烈射击。因司机任来保（人民汽车队成员）被击中，汽车失去控制，侧翻在稻田里。此时，王德邦下令冲锋，并亲自用驳壳枪向倒在水田里的人员开枪。
这次伏击战，“联指”被打死11人，重伤4人。死者是：师院附中学生罗准生、周荣德；四局五公司三处的程翔、高广明、姜开富；设备厂工人李莲弟、王世忠、周永兴；人民汽车队司机任来保、李少坤；“五·七”中学学生董春生。伤者是：设备厂工人张国忠、彭静奎；人民汽车队李录全；电务段家属王希德。
武斗期间，市内交通中断后，榕湖饭店成了控制南北干道的重要关卡。这一重要关卡由桂林“造反大军”占据，对“联指”极为不利。
1968年6月11日，桂林“联指桂保总”总指挥曹铁军等人在桂林“五·一”饭店召开“桂保总”头头会议，会议决定攻打榕湖饭店。
6月12日下午3时，桂林“联指”武斗人员，“五、四铁笔”成员和荔浦县“联指”武斗人员，在曹铁军等人的指挥下，向榕湖饭店发起攻击。双方发生激战。“联指桂保总”办公室主任曾祥发用炸药包炸开了榕湖饭店的南围墙，企图打开缺口，冲进去，由于有伤亡，不敢冲。武斗于当天下午6时结束。
这次攻防战“联指”死2人，伤数人。还毁坏了一些建筑物。
“联指”头头不服气，决心攻下榕湖饭店。于是不顾及人员的死活，7月23日早上，重新组织了永福、平乐、龙胜三县的武斗人员及“五·四铁笔”部分武斗人员，由“联指桂保总”总政委徐孝治统一指挥，再次攻打桂师、榕湖饭店，武斗比上次更激烈。
“造反大军”头头刘振林、刘天偿等，为了拔掉“联指”在观音阁一带的据点，切断“联指”的南北联系，取得主动权，控制北门的市百货仓库，保障“造反大军”的武斗给养，于是决定争夺北门一带。
6月9日上午，“造反大军”刘振林派出部分武斗人员到北门贮木场附近的铁路叉口打伏击。伏击中，打翻“联指”武斗人员的汽车一辆，打死4人，伤多人。随后又由刘振林带队打虞山；刘天偿、伍奕仟（市交通局保修厂工人）、邓井发负责打观音山；周兆祥负责打北门。
6月13日凌晨，全州、灵川、兴安等县“联指”武斗人员，在曾明轩、蔡辉龙（全州）等头头的组织指挥下，向地区贮木场、气象站、外贸仓库、桂林北站、化工原料仓库等“造反大军”据点发起进攻，在炸药包，迫击炮的轰击下，炸死在防空洞内避武斗的群众5人，抓走从防空逃出的6名职工家属，押到地区林业局将其中5人活活打死。
因炮弹击中化工原料仓库，引起库房内的氯化汞、松节油、油漆等易燃物资起火，大火燃烧了两天两夜，国家损失数十万元。
6月14日，“造反大军”刘天偿、伍奕仟、汤其新（市政工程处职工）带领武斗人员从甲山村出发，偷袭并占领了机械厂、铸造厂、冷冻厂。
6月15日下午，刘天偿、汤其新在冷冻厂向负责搞定向爆破的曾祖华、甘绍荣、李文旭、李玉山等人交代向北货仓库发射炸药包的任务，并要求下午4时准发射。随后由汤其新、曾祖华带队去挖发射坑。下午4时半，汤其新传达了刘天偿“发射”的命令后，李文旭、李玉山等人开始点火，先后分4批向百货仓库发射十多捆炸药包。仓库被击中后，顿时爆炸起火。此时，公、检、法军管会宋印同志打电话与“造反大军”联系，准备派部队去灭火，刘天偿接电话口头答应，但没有往下通知，结果前去救火的部队被“造反大军”的关卡挡了回去，致使大火燃烧了三天三夜，烧毁库房5栋，百货物资一大批，国家损失661万6152元。
“联指”为了迅速消灭“造反大军”，保住自己的派性政权，决定实行南北夹击。
6月20日，“桂保总”在“五·一”饭店召开南北武斗指挥人员会议，会议由曹铁军、徐孝治主持，参加会议的有：曾明轩、唐延国、伊景春、廖祖迪（地区干部）、丁绚、李年生等及各县武斗负责人。会议主要研究了对“造反大军”实行南北夹击，缩小包围圈，迅速予以消灭的作战方案。
南片由曹铁军、徐孝治、丁绚等人亲自指挥首先打响。6月22日由市、临桂、平乐“联指”武斗人员组织突击队攻打桂师和榕湖饭店，双方打得激烈，先后争夺了3、4次。西山一带，双方也在抢占山头，反复激战。
北片由曾明轩、李年生、唐延国指挥桂北各县武斗人员。23日凌晨5点向北站、虞山庙、二级站等地点发起进攻，双方进行了反复的争夺，“联指”曾一度攻占了观音山和虞山庙等据点。
“造反大军”在北面丢失了一些据点后，于6月24日，召开了紧急会议，会议决定一定要夺回北门一带，解决粮食问题。
当晚，由刘天偿、伍奕仟等人带领“造反大军工总小分队”向观音山“联指”据点发起进攻。经过一天两夜的激战，最后在炮火的掩护下，攻下了观音山。唐兆瑄等人带领“造反大军红卫师”向虞山庙进攻，经过激战，于26日拂晓时占领了虞山庙和面粉厂。
6月27日，刘振林等人带领“红卫师”相继攻占了第一粮库和盐仓，共夺得粮食2000多万斤。
由于“联指”在北片打了败仗，丢了4个据点，伤亡又大（死亡101人）。于6月28日，全县退却到水电设备修造厂至灵川一带。南北夹击宣告失败。
桂林武斗期间，“联指”到兴安“四五三”国防仓库抢夺了大量的枪支弹药，自以为枪多弹足，于是“桂保总”头头们在芦笛岩附近的苗圃召集南北联合会议；会议由曹铁军、曾明轩、徐孝治等人主持；李年生、丁绚、“五四铁笔”负责人张燕生以及各县武斗人员负责人参加了会议。会议主要研究了丁绚提议的“南北佯攻，西线突击”的作战方案，经研究决定在西山一带组织一次大战，迅速消灭“造反大军”的有生力量。
7月13凌晨，各路“联指”武斗人员分别从西、南、北三面向“造反大军”发起总攻。在重点突击的西山一带，“联指”在炮兵的支援下，一度攻占了桥头山、雷劈山，后因遭到对方的猛烈反攻，被迫撤离雷劈山。
7月17日晚10时，“联指”向西山发起进攻，激战中打死“造反大军红卫师”3人，俘虏8人。
7月19日，“造反大军”下属组织出动了一个武装连，进攻并夺得了由恭城县武斗人员驻守的白岩山阵地。后来，在阳朔县武斗人员支援下，恭城又夺回丢失的阵地，并将对方武斗人员围困在半山腰进行围歼，对方除少数几个人逃脱外，其余40多人均被打死。
白岩山、癞子山被“联指”占领后，“造反大军”头头周兆祥等人觉得局势严重，如果“联指”在白岩山架起机枪，就可能把桂林控制住。于是决定下狠心夺取白岩山，把“联指”赶过桃花江以南去。
一天，周兆祥、廖祖亮、陈东来（师院数学系学生，“红卫师”副政委、政委）、唐兆瑄、孔宪才、周露、梁定国等人到西线察看地形、摸情况，侦察中得知一〇四部队礼堂驻有“联指”武斗人员，有碍他们进攻，决定拔掉这一障碍。19日，一〇四部队礼堂遭到从三中、丽狮路小学、隐山六洞方向的“八·五”榴弹炮，“六·〇”迫击炮和炸药包的袭击，致使一〇四部队的礼堂、通讯器材仓库、部分宿舍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一些军用物资和家具被炸坏，炸伤、压伤战士3人。
刘天偿、周兆祥、孔宪才等人，为了摧毁“联指”设在东方红玩具厂的拥有十来门火炮的炮兵阵地，把其炮团的两门“八·五”加浓炮调到隐山附近。然后，从狮子岩、隐山六洞先后用“六·〇”迫击炮、“八·五”加浓炮向对方阵地炮击。由于距离和方位没有测准，致使越校两次中弹，第一次中“六·〇”炮5发；第二次中“加浓炮”6发。由于炮击，严重威胁着该校师生的安全，越校负责人带着弹头、弹片到市革委提抗议，要求解决人身安全问题。7月20日，该校初中以下学生被迫离校。
7月21日至22日，“桂保总”总政委徐孝治、参谋长丁绚两人在乳胶厂宿舍区指挥荔浦县和市“联指”武斗人员，再次强攻雷劈山，双方进行激战。激战中，荔浦县“联指”武斗人员死4人；市“联指”武斗人员死8人，伤十多人；“造反大军红卫师”二连死5人，伤4人。
7月27日至8月3日，“联指”又以数连的兵力向“造反大军”占据的飞凤山、雷劈山、打靶场等地多次发起进攻，双方反复拼死激战。
此次西线战斗，从7月13日凌晨至8月3日结束。武斗中，双方进行了多次反复的争夺，手段比前几次更野蛮，更残酷，双方共死亡249人。
至此，“造反大军”已无法向南推进，在军事上采取以攻为守，只好隔榕杉湖炮击，固守阳桥、榕杉湖一带。
桂林的大武斗，参战人员之多（两派逾万人），时间之长（达两个月），牵涉面之广（十二县一市），均属罕见。
武斗期间，交通中断，工厂停工，学校停课，商店关门，机关无法办公，近郊的农民无法生产，人民不能正常生活，整个山城陷于一片混乱、瘫痪、恐怖之中。据不完全统计，仅桂林市死于武斗中的武斗人员和无辜群众406人；桂林地直和12个县的武斗人员198人；两项合计为604人（不含桂铁及外地在桂被打死的人数）。仅7月13日，平乐县“联指”武斗人员在攻打榕湖饭店时被打死12人，于是他们就到“联指”私设的监狱里拉出12个所谓“犯人”进行集体枪杀。此外，死于流弹之中的有137人，仅7月24日就有19人之多。
武斗期间，两派为了各自的武斗需要，置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而不顾，除消耗大量国家资财外，杀人放火，炸桥梁、烧仓库、摧毁建筑设施等等无所不作。此外，桂林的许多珍贵文物被毁被盗，如：伏波山唐代摩崖造像和七星岩清代李秉俊的兰竹石刻被破坏（武斗前已被破坏）；市文管会存放在榕湖饭店六号楼内的珍贵文物约40箱被盗一空。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
桂林大武斗期间，“联指”对“造反大军”的南北夹击行动失败后，“造反大军”头头们在一边欢呼“胜利”，“联指”头头们却老羞成怒，不断地找对策。
68年6月26日至28日，“联指”桂北武斗人员司令部成员曾明轩、李年生、唐廷国、廖祖迪、蒋怀谏、靳春兴、陈广开、唐贵才等人以及桂北五县武斗人员负责人，在灵川县委会议室开会，会上分析了失败的原因，谋划了新对策，经过研究他们认为，之所以失败的原因是：士气不高，武器不好，而武器不好又是主要的。会议最后决定到兴安“四五三”国防仓库去抢枪。并成立了“抢枪指挥部”，总指挥是曾明轩，指挥部成员还有伊景春、唐庭国、廖祖迪、李年生、唐贵才等。会议还规定大家在行动之前要保密。
会后，曾明轩布置伊景春准备车辆到兴安运武器，并派遣任国祥、赵节桢到兴安侦察好“四五三”枪库的地形和存放枪支的具体方位。地区的廖祖迪也两次布置人去侦察。会后兴安“联指”头头唐贵才，从灵川赶回兴安，召开县“联指”总部负责人会议，迅速传达了抢枪的行动任务，布置了抢枪的准备工作，29日把兴安县的武斗人员从灵川防地拉回兴安，作抢枪的准备。
抢枪行动开始后，“联指桂保总”总指挥曹铁军等人，在市“五·一”饭店召开武斗人员头头会，会上，布置郊区和桂南各县的武斗人员到兴安抢枪。曹铁军还派了粟森到兴安察看情况，粟森到兴安不久，就押运了三汽车子弹回桂林。
由于“抢枪指挥部”的积极组织和指挥，从6月30日上午9时50分至7月4日，先后有桂林地区12个县的武斗人员、桂林市“联指”和柳钢部份“联指”武斗人员，分别乘火车、汽车或步行到兴安国防武器库，这些武斗人员在曾明轩等人的指使下，连继对“四五三”国防仓库发起11次冲击，多时达一万多人，少时也有五六百人。每次冲击，都是桂林“联指”武斗人员和“五·四铁笔”武斗人员打头阵，他们有许多人腰插短枪、手持匕首、斧子、锤子、钳子、雷管、炸药等物，随时准备采取暴力行动。有的人对解放军战士动辄拳打脚踢，有的甚至开枪，因而造成114人负伤。在抢枪过程中“抢枪指挥部”的成员都亲临现场指挥。曹铁军也到过抢枪现场。在抢枪期间，兴安“四五三”国防仓库的领导，4次找他们谈判，规劝他们不要抢抢，不要干害国害民的活动，要保护部队的枪弹，均无效。他们中有的人蛮横的说：“抢枪是错误的，但我们是被迫的，等打下桂林，消灭国民党残渣余孽后，再去向毛主席请罪”，有的人还说：“我们决心已下，准备牺牲500人也要弄到武器”。李连生也说：“这个行动，我们一个月前就准备了，我们不但要解决桂林问题，还要解决南宁、柳州的问题。”
经过头头们的这番鼓动，其他群众更无法劝阻，抢枪活动更加恶劣。7月3日晚上，地区“联指”头头唐延国亲自带人到国防仓库抢回5卡车弹药。
兴安国防仓库夺枪事件发生后，中央和广州军区都来电指示，严肃批评“联指”抢国防仓库的枪是极为错误的，并要求立即归还已夺走的各种武器。“抢枪指挥部”的头头们对中央和广州军区的指示精神置若罔闻。他们不断地从“四五三”国防仓库抢走各种武器。据统计，仓库被他们抢走各种枪支5636支；各种弹药325万706发；各种手榴弹124428枚，爆破筒114根；各种军用物资和私人物资783件。
这次国防仓库被抢，不但暴露了国家的国防机密，而且还打伤了部队的一些干部战士。由于“联指”的抢枪，为桂林的派性大武斗提供了大量的武器弹药，给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带来更重的损失。
这次被抢走的枪弹，后来交枪时，很多是以旧代新，以坏充好，而且在当时还有13.6％的武器和63.1％的弹药收不回，隐患极大。
在“文革”大武斗前后，我市人民和许多无辜家庭蒙受了一场使人毛骨悚然的浩劫。当时在“狠抓阶级斗争”的极左路线指导下，在“向阶级敌人”刮12级台风中，让极少数坏人钻了空子，干尽了祸国殃民的事。全市被残酷打死的干部群众达956人；全市造成冤假错案11522起。
被害人中有的是被成批杀害的；有的被石头棍棒活活打死；有的被打得半死后，再补枪过枪瘾；有的被当作活靶子，用冲锋枪扫杀；有的用水灌入体内腹涨后，再用棍棒踩压致死等等。杀人手段极其野蛮残忍。
1968年5月间，桂林“联指”和“造反大军”都作了充分地武斗准备，形势处于弓张弩拔，一触即发的地步，由于双方都死了些人，都在寻机搞死对方的人。2月26至27日，桂林“联指”伙同灵川“联指”把灵川“造反大军”的大面墟据点拔掉，“造反大军”被“联指”打死7人，因重伤被俘2人，因此桂林“造反大军”对此事耿耿于怀，总想抓对立派的人进行报复。
1968年5月25日早上，市二建二〇三工区材料管理员冷发棉（“联指”成员）和工长韦守光两人从市页岩砖厂工地回本公司加工场催领建筑材料，至观音阁路口时，被本公司工人李习焰、李立福，马长龄点水，由“红卫师”武斗人员将冷发棉抓到师院据点关押。
上午9时左右，师院据点的武斗人员张选浩（市一建公司安装工人）、杨向东（桂林饮料厂工人）、陈应龙等人将冷拉到生物系化验室进行非法审讯，张选浩和杨向东审问，徐桂鸿记录，在场还有王以镇（宜山县桂剧团演员，“文革”来桂林）、徐克允（桂林市食品公司工人）、陆小榕（桂林制药厂工人）、赵安华（市机电工读学校学生）等人。审问中，追问冷在民兵师担任什么职务，这次进城的目的等。当冷回答不清他们的提问时，张选浩就要冷解开衣服，对冷进行搜身，当发现冷身穿有一条军用内裤时，就断定冷是民兵师的，并骂冷不老实，张脚穿皮鞋向冷的腹部猛踢，用拳头打胸部，在场的王以镇、陆小榕、徐克允等人都对冷猛打猛踢。一边审问一边拷打，下午4时许，冷已被打成重伤，不能动了，才将冷拖到楼下厕所内关押。晚上7时左右，张选浩、王以镇、徐克允等人又将冷从厕所拉出来再次非法押讯和毒打。徐克允、张选浩趁冷要喝水之机，使劲捏住冷的鼻子强行灌水，用烟头烧冷的肚脐眼和肩膀，张选浩扬言说：“我要为战友报仇，姓冷的小子莫想活，我打他用的是拳术法，肯定活不了了”。当晚12时左右，冷被这帮人活活打死。“红卫师”政委和后勤部长、刘振林、蒋仕珍决定要张选浩、王以镇、赵安华等人把冷拉到工人医院“抢救”，到工人医院时冷早已停止了呼吸。当时深夜，“红卫师”的王应璋、韦大国等人将冷的尸体丢在市三皇路口濠塘边。
1968年5月25日上午10时左右，桂林专区农械厂工人徐天才（“联指”成员）因事从农械厂沿甲山公路准备回市区，途径肖家村附近时被当天在那里打“埋伏”的“造反大军”成员张清、黄贤忠、曾泗勤等人以哄骗手段抓住，并押送回师院关在历史系楼上。下午4时左右，徐天才跳楼逃跑，被市食品公司殷弟发看见，殷大叫：“有人逃跑了，快抓住！”当时正在打扑克和睡觉的徐克允、陆小榕、周绍武等人跳窗而出将徐抓住。殷赶到后大骂：“打！打死他妈的顽固分子”，这时殷弟发、徐克允、周绍武、陆小榕、熊洁林、陈应龙等人就拳打脚踢并用石头砸徐。徐也从地上捡起半节砖准备反抗，陆小榕上前抢徐手中的砖头时被徐顺手抓住下阴、陆抢得砖头后用力向徐的头部太阳穴砸去，砸出一个窟窿，鲜血直流，徐被打昏倒地，殷说：“他装死，老人有句古话：‘装死的灌屎尿，没有屎尿灌水。’”徐克允立即打来一桶水灌徐，接着殷弟发等也灌了两桶。由于灌水过多，徐天才的肚涨起来了，殷弟发又说：“这人有两下，会武术、有气功，快拿东西来压。”徐克允马上从旁边的树底下拿来一根2~3米长，碗口粗的木头压在徐的肚子上，一人头踩，徐克允、殷弟发等人轮流压，压得徐口吐血泡，呼吸困难时，张选浩又上前踢了徐的肩膀两脚。最后由秦东东和食什店的李锦棉将木头滚到徐的脖子上，各人踩一头压了3——4分钟，徐就断气了。徐的尸体当天晚上由王应璋、韦大国等人丢在原地委党校旁边的鱼塘里。
张选浩，市一建公司安装队工人，在该案中是主要杀人凶手，鉴于张在清理阶级队伍时已被关押8年，不再提交司法机关处理。
徐克允，男，现年37岁，苏州市人，现在市食品公司工作，“文革”中参加“造反大军”组织，在该案中是凶手之一。鉴于武斗后被收审8年不再提交司法机关处理。
陆小榕，男，现年43岁，桂林市人，现在桂林市制药厂工作，“文革”中参加“造反大军”组织，在该案中是凶手之一，但鉴于1968年至76年被关押7年，不再交司法部门处理。
秦东东，曾用名何东生，男，现年43岁，桂林市人，现在桂林酱料厂工作，“文革”中参加“造反大军”组织，在该案中是凶手之一。鉴于1968年10月至76年6月被关押8年，不用提交司法机关处理。
周绍武，男，现在市冷冻厂工作，“文革”中参加“造反大军”组织，在该案中是凶手之一，鉴于1968年后被收审，不再提交司法机关处理。
李锦棉（已死）
王以镇，宜山县桂剧团演员，“文革”中来桂参加“造反大军”组织，搞过武斗，在该案中是凶手之一，“处遗”中建议行政记大过，免调82年工资一级。
赵安华，原系市机电工读学校学生，“文革”中参加“造反大军”组织，搞过武斗，在该案中是凶手之一，并因1972年5月参与轮奸妇女，被市法院判有期徒刑18年，79年8月改判11年。
杨向东，原系桂林饮料厂工人，“文革”中参加“造反大军”组织，在该案中与打死人有牵连，当时认为属一般性错误，未给什么处分。1984年转了干。
殷弟发，男，现年47岁，湖南衡阳市人，现在食品公司营业员，徐天才被打死，应负主要责任，鉴于1968年8月至76年元月关押7年多，不再提交司法机关处理。
1968年6月6日，“造反大军”成员医专学生黄东红、黄祖文、黄忠烈，把被枪弹打伤的“联指”成员罗强汉从榕城饭店抬去师院据点，黄东红与同伙策划，把罗强汉搞死，黄东红发现罗看了她一眼，说：“把他眼睛朦起来”，徐克允便拿毛巾朦住罗的眼睛。黄东红又说：“把他勒死”，接着把绳子交给徐克允，徐即把绳子在罗强汉的颈子上套了几圈，固定一头绳子，用手拉另一头绳子。随后，黄忠烈又把罗拉倒在地，徐克允又打罗的伤腿。
汤金强（“造反大军”成员）听黄东红说：“干脆给他吃花生米算了！”（即枪杀）于是拿“五·四”式手枪连打几枪，将罗打死。
1968年5月9日，桂林水厂工人，“联指”成员旦铭钦上街看大字报，途径阳桥头榕城饭店（“联指”据点）时与楼上的老乡打招呼，被饶荣（“造反大军”成员，力车厂工人）发现，饶认为旦铭钦是“联指”成员，即尾随跟踪至曙光被服社门口时，将此情况报告给“造反大军”曙光被服社据点的负责人刘桂华（桂林建设印刷厂工人）。当时旦铭钦还不知道有人盯梢他，当他行至人民电影院对面时被市雨具厂工人刘桂详等7人抓住。刘桂详、诸葛玉珍（雨具厂工人）一面派李承康到张永发绸布店（“工总”总部）报告，一面叫服务公司的职工颜永春打开红城冰室大门，刘桂详等人将旦铭钦推进大门后，蒙住其双眼，然后推上楼，经搜身后，进行审问拷打。当天上午11点左右被押进文化宫图书室大房。“造反大军”成员陈桂华（水泥厂工人）、唐德顺（造纸厂徒工）、唐学仁（水泥厂工人）、缪保成（五公司三处泥工）等人分别在大房的东西两侧对旦铭钦进行审问和拷打，追问旦是不是“联指”民兵师的？是否出来侦察情况的？是否参加了打大面墟？等等，当天下午两点钟左右被打死，尸体于次日晚运回水厂。
1968年6月11日，桂北大米厂工人，“联指”成员许克文回厂领工资，路过群建路城门口时，被“造反大军”武斗人员抓住，于14日押送到张永发绸布店（“工总”据点）的一个瓦棚里关押。
6月14日，桂林量具厂工人曾义德、刘作裕在本厂宿舍门口被本厂徒工“造反大军”“工总”小分队员马勇发现，于是对“小分队”说：曾、刘是“联指”的。小分队队长林国富等一伙人将曾义德、刘作裕抓到机械厂的武斗临时指挥部，上午将曾、刘蒙住双眼押送到张永发绸布店后院关押。
6月16日晚，“造反大军”在人民饭店举行所谓“庆功酒会”。会前，刘桂详向“造反大军”负责人刘天偿提出，这次我们二轻排死了两个人，尸体放在文化宫，“总部”没人管，死者家属都不知道，“总部”到底怎样处理。刘天偿说：“你们通知死者家属，明天开追悼会”！刘桂详又进一步要求说：“难道我们的人就这样白白的死了吗！？明天开追悼会时是不是拉3个‘俘虏’到文化宫为死者林国富等人带孝，让死者家属出气。”刘天偿说：“要找于文杰联系。”
刘天偿在“庆功”会上谈到其同伙死了3个人时说：“血债要用血来还，今后要多消灭‘联指’为死去的战友报仇！”在刘天偿的鼓动下，陈桂华、唐学仁、唐德顺等人也扬言要为林国富报仇！拿“联指”垫底。6月17日上午，刘桂详见到陈桂华时，又提出要拉3个“俘虏”为死者垫底的问题，陈桂华支持刘桂详的主张，并让刘去找于文杰，刘带领林国斌等人到张永发绸布店将刘作裕、曾义德、许克文三人拉出加绑后押到文化宫展览室强令跪在林国富的棺材前，刘桂详首先带头拳打脚踢，并骂道：“你们打死我们好多人，今天我们要报仇了，血债要用血来还”。紧接着其他人也打起来，有的用木棍打，有的用手榴弹敲，有的用枪托冲。当天，就这样将三人活活打死。18日晚，由陈桂华带队，梁桂荣开车，将曾义德、刘作裕、许克文3具尸体运到解放桥，丢入了漓江。
1968年7月，桂林两大对立派的武斗已发展到最激烈的阶段，中央“七·三”布告下达后，武斗的两大派组织仍然占据着武斗据点，武斗还集中在西山一带进行，武斗双方死伤都很严重。
1968年7月初，齿轮厂“联指”武斗人员进驻阀门厂，一天傍晚，武斗连长罗志文、副连长刘若忠等人在一起谈到本派人员在武斗中伤亡的情况，罗志文说：“象我厂霍冠南这样的国民党战犯也不是好人，当面不说，背后捣鬼。”接着大家议论认为霍是国民党少将，把他抓来搞掉算了。
1967年3月，霍冠南曾写了一封申诉信，说明他是国民党起义将领，要求正确看待他，信交给了当时“革命行动委员会”负责人汤章友，汤将此信转给了保卫科长王好玉（现在是汽车配件厂保卫科长），王好玉将此信复制了3份，一份交给了公安局，一份交给了驻军代表，一份在保卫科存，原件装在一个塑料袋里，埋在树下（已损坏）。1968年5月6日，齿轮厂“联指联合战斗兵团”根据此事写了《敌人并没有睡大觉》的传单，攻击党委书记王伟等人包庇重用坏人，搞反党、反社会主义勾当，并扬言：如不逮捕法办，“群众”就要自己处理。
7月9日，罗志文派武斗班长胡纯玉（现在是金属容器厂工人）带领武斗人员蒋延生带枪回厂，到热处理车间将正在劳动的霍冠南抓至据点，交给了罗志文、刘若忠，罗将霍关押在一个小房间内，下午由罗志文、刘若忠审问。
当霍冠南被抓入据点后，该厂领导邱玉山等及驻军代表曾到阀门厂要求把霍领回，并向罗志文、刘若忠指出，霍是起义将领，要注意政策。当时罗、刘表示懂得，不会乱来。王好玉也找到刘若忠要求领回霍冠南，刘说：“现在我们还没有审问，明早我们再送回”。
当天晚上，罗志文、刘若忠，将正在睡觉的全班武斗人员叫起来，要他们把霍冠南押至西门铁路桥上后，罗志文第一个开枪将霍冠南打下河，接着全班武斗人员都向霍开了枪，当时河中涨水，尸体被河水冲走。
7月14日凌晨，齿轮厂“联指”头头，该厂工人罗志文、刘若忠带领该厂武斗人员去偷袭邮电疗养所（“造反大军”据点），遭到“造反大军”武斗人员伏击，“联指”的罗志文、舒青来、蒋连生被打死。刘若忠回厂报告了这一消息。
3具尸体抢回后，停放在市玻璃厂。
当天上午8时左右全连武装人员，在莫敬详和连长刘若忠、指导员梁直友（现名梁谦，综合电机厂科长）组织下，向尸体宣誓报仇：“血债要用血来还”，并鸣枪致哀，随后该厂的部份干部工人、家属陆续到玻璃厂看尸体。而那些参加武斗的人员则回到住处（东方红旅社北楼二楼房间）开会研究杀人。参加会的有刘若忠、魏日勋等。刘若忠说：“我们的人死了，要拿厂里的‘四类份子’垫底、偿命”。
当时在本厂较难找到“4·22”派的人。经分析，该厂领导大多数在“文革”中卷入了派性斗争，或明或暗支持其中一派。
齿轮厂党委书记王伟、家庭成份富农，1941年5月参加工作，1945年入党，在“文革”初期写过大字报支持“4·22”派。该厂副厂长段明池、家庭成份伪官吏，湖南长沙市人，56年4月入党，在“文革”中属“四·二二”派。朱信元、家庭成份中农曾任伪少校连长，1958年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是该厂的施工员。
会上，一致同意杀掉这三人，会后，刘若忠还向魏日勋交待说：“回厂后要很好完成任务”，下楼后，梁观雄派出一辆南京牌卡车，魏日勋叫武斗人员上车回厂。这些人是：魏日勋、钟永田、高祖友、刘世刚、文生修、黄立民、阳海如、胡天源、余义发、周丙生、吴应阶、颜家生、袁世彬、舒德仕、罗教明、刘健等。回厂后，这些人除罗教明、袁世彬、舒德仕外，其余人都参加，以开会为由将王伟、段明池、朱信元押至热处理车间侧草坪。魏日勋叫王、段、朱站住，随后用冲锋枪对准王伟头部开枪，将王伟打死，同时钟永田用冲锋枪、文生修用机枪分别向段明池、朱信元射击，其他武斗人员也跟着补枪，使王、段、朱三人惨遭杀害。
齿轮厂锻工车间主任苏华详，家庭成份富农。“文革”中苏华详参加“四·二二”组织，但未参加武斗。
齿轮厂杀人案的主要谋划及凶手情况
刘若忠、齿轮厂“联指”头头，3起杀人案的谋划者之一，在“处遗”中被判刑7年。
魏日勋，枪杀王伟的主要凶手，参与研究杀人，杀人现场的指挥者，“处遗”中被判刑2年。
1968年8月，桂林市两派武斗后期，“联指”派对“造反派”实行乱抓乱杀。二〇一工区革委成立前，该工区的李良佑（工人，中共党员、后调市污水处理公司基建科长），阳春挥（现在是市三中总务室工人），李友和（工人，中共党员、后调湖南株洲六〇一厂当工人）等人把持了该工区的领导权。
这帮人握有权力后，以该工区职工队伍中的“阶级成份复杂，国民党残渣余孽多”为借口，要在这里狠抓群众专政，他们对参加另一派的群众和有历史问题的人随意进行关押，游斗和拷打。他们还以“向一小撮阶级敌人进攻”为名，提出要杀几个本工区的所谓“跳得起”的另一派“坏头头”和所谓不守法的四类分子。
9月11日上午，李良佑、李友和组织“联指”成员，将关押的20多名“造反大军”成员拉出去游斗。游斗后，黄广依（本工区工人，后调湖南新田县汽车修理厂当工人）和李友和，随意将本工区职工朱开玉拉出去附近桥边枪杀了。
12日，由李良佑主持，在工区办公室召集李友和、杨春辉、黄广依、韦锦源（已死）、王日光（该工区工人，现为园林修建公司干部），蒋正文（工人）等人研究策划批斗和杀人问题，工区指导员于永江参加了这次会议。在研究会上蒋正文说：“临桂县四塘的地、富、反、坏都全部搞清楚了，我们就是右了，怕死。”还说：“这次要把锁成林、段微余这两个四类分子干掉！”黄广依说：“前几天市一建公司押了几个在环湖搞清楚了”，韦锦源紧接着说：“如果不搞掉他们，以后让他们翻转来，我们都别想活命，我们确实太怕了，要干掉几个才行。”阳春辉说：“不要放过肖菊生地主仔；王明均是劳改释放犯，武斗中给‘造反大军’修理枪支；粟定芬是伪军官；杨登岩是伪参议长、外逃地主，‘文革’中又参加了‘工总’”。经研究决定批斗枪杀：肖菊生，工区会计，男，39岁，是“造反派”头头。胡际生，男，民工，53岁，51年因吸毒被劳改两年半，段微余，男，板车工，44岁，一贯道点传师，戴反革命帽。李元禄，男，板车工，44岁，一贯道点传师，解放初参加土匪，52年被劳改3年，戴反革命帽。锁成林，男，板车工，45，伪军连长，戴坏分子帽。粟定芬，男，木工，53岁，伪军少校。马长龄，男，民工，“造反派”头头。杨登岩，男，民工，55岁，伪参议长，“造反派”成员。王明君，男，民工，53岁，“造反派”成员。这些被批斗人员由阳春辉收集、整理材料。李良佑最后决定：于13日下午在市乐群路小学操场召开《向一小撮阶级敌人猛烈进攻誓师大会》，要求全工区干部、职工都参加。指定阳春辉整好“罪行”材料后，在大会上宣读，要“工纠”队的李友和、王日光、黄广依、许汉生、韦锦源等人带武器参加大会，并负责押送、看管被批斗对象。还要工区指导员，支持“联指”派的于永江以“革命领导干部身份”作报告，当讨论这些人被批斗完后怎样处理时，李良佑说：“交给群众，打死打伤由群众”。
这时，公司保卫干事丁少荣（“联指”头头，后提为市中级法院副院长，又调市处纠办副主任）和公司党委副书记肖泽权（现为市劳动局副局长）到了二〇一工区，找李良佑了解批斗和准备杀人的情况，丁、肖对此事进行过劝阻。
9月13日下午，当群众到市乐群小学操场集合好后，由“工纠”武装人员将关押的9名批斗对象捆绑推入会场。大会由李良佑主持，领读“语录”后，由阳春辉上台宣读9人的“罪状”材料。这时李良佑又召集“工纠”武装人员李友和、韦锦源、黄广依、王日光、许汉生等人到教室里布置任务说：“批斗完后，我问群众，如有人说‘枪毙’，你们就拉出去，动作要快，不要手软”。阳春辉读完“罪状”后，李良佑立即上台发问说：“对这些人该怎么办？”群众中有些不明真相的人喊：“枪毙”，有的说：“打死他们。”就这样，肖菊生等8人被押出会场。马长龄属市军管会关押审查人员，被批斗后，送回看守所而免遭一死。被杀人员往外拉的时候，李良佑追出去告诉李友和、王日光说：“杨登岩、王明君还有些问题未查清，不能打死”，因而杨、王两人幸免。“陪斩”后放回家。韦锦源枪杀了肖菊生；李友和枪杀了段微余、李元禄；黄广依枪杀了锁成林、粟定芬、胡际生。王日光完成了维持杀人秩序后对6具尸体补了枪。当天深夜李良佑等人命令本工区被管制的人将6具尸体用板车拉到骝马山边埋掉。
此案主要策划者及凶手在“处遗”中的处理情况
李良佑，是该案的直接组织、指挥者被判刑12年。
阳春辉，该案的策划者之一，整理受害人的“罪行”材料，给予开除留用一年的处分。
李友和、黄广依是该案的策划者之一，枪杀朱开玉的主要凶手。李友和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黄广依被开除公职。
王日光，该案的凶手之一，被清除出党。
蒋正文，该案的积极参与者，被行政开除留用一年的处分。
1968年“八·二〇”事件后，桂林“联指”由于得到桂林军分区某些派性思想严重的领导人的支持，认为自己是执行了正确路线，对“造反大军”的人，实行乱抓乱杀。
1968年9月中、下旬，雁山公社“联指”把熊德喜（家庭出身中农，兴隆大队寿箴村人），熊满喜（贫农、寿箴村人），秦满次（贫农、寿箴村人），黎六弟（贫农，兴隆大队水源堡村），秦年喜（出身地主，尖山底村人），秦贵保（地主，寿箴村人），秦天息（地主，大板桥村人）等说成是参加了“反共救国团”而抓到兴隆大队部关押，熊瞻明（地主，解放前当过伪乡长，尖山底村人认为是反革命分子），被关押在大队部，葛先荣（贫农，罗安大队罗洪村人），因参加了“农民红卫兵”而被抓到罗安大队关押，熊绍海（下中农，兴隆大队窑头村人）也被说成是参加了“反共救国团”被雁山公社武斗人员抓到良丰马车队关押，后押到兴隆大队部关押。以上十人在关押期间，被“武斗指挥部”多次审讯和残酷拷打。
1968年9月下旬的一天，兴隆大队召开大队干部和各生产队长会议，会议由大队革委会主任秦贱贵主持，民办教师秦中豪负责记录。会议主要讨论了熊德喜等人的“罪状”，提出要将这些人拿到兴隆村旁枪杀，由于兴隆村的干部不同意在他们村旁杀人，要求拉到别的地方杀，因而这次会议没有统一意见，当晚，大队干部和武斗人员继续开会，参加会的有：秦贱贵、秦冬息（大队革委副主任）、熊连富（大队民兵营长）、秦子荣（大队会计）、莫息长（大队革委委员）、秦启养（大队委委员）、熊田三（大队武斗人员）、秦中豪。秦贱贵主持会议，秦中豪作记录。经研究，一致同意将其中9人枪杀，并决定第二天到良丰农场二队召开群众大会，同时还决定请罗安和枫林大队的干部、群众参加。
第二天上午，兴隆、罗安、枫林3个大队的干部和武斗人员押着本大队的“四类分子”和“二十一种人”到良丰农场二队集中。大会之前，兴隆大队的秦贱贵、罗安大队的葛连才、枫林大队的梁满苟、良丰农场的齐秀贵（良丰农场机务科副科长）在一起开了一个预备会，预备会决定除枪杀熊德喜等9人外，还增加杀罗安大队的葛先荣凑足十人，同时还布置了警戒和挑选了执行的枪手。
上午11时左右，宣判大会开始，秦贱贵主持会议，秦中豪宣读了熊德喜等9人的“罪状”。接着罗安大队葛连才讲话，并宣读了葛先荣的“罪状”。读完“罪状”后，秦贱贵派兴隆大队武装人员秦初贵、秦小石去执行枪杀，秦小石不愿去执行，秦冬息就训斥他说：“你当过兵，连这点还怕！”秦小石才去了，罗安大队当时的民兵营长刘春成指派罗安大队的武斗人员何连双、秦修义、秦胜喜、刘双华执行枪杀，秦修义说：“我连鸟都没有打过，怎么敢打人，我们不去”。刘春成将这一情况向齐秀贵汇报了。齐说：“不行！叫这个不去，叫那个不去，这些人还打不打，不去就不行！”这样被派的人才都去了。执行枪杀时由齐秀贵指挥，他将执行人员组织好，指定每人押一个到良丰农场二队猪场边，齐秀贵在后面压阵，要刘双华喊开枪口令，枪响后，齐秀贵发现枫林大队梁胜弟的枪没有打开保险，于是他就拿起梁的枪打开保险将其中一个人打死，执行枪杀人员打完3发子弹后，由齐秀贵、刘双华二人去逐个验尸，在验尸中齐秀贵打了18枪，刘双华补了17枪，致使熊德喜等10人惨遭杀害。
该案主要人员在“处遗”中的处理情况
秦贱贵，59岁，农民，1954年入党，“文革”中是兴隆大队革委主任，是该案的主要策划者和指挥者，被判刑10年。
秦冬息，45岁，农民，1969年入党，“文革”中是兴隆大队革委副主任，是该案的主要策划者之一，被清除出党。
齐秀贵，“文革”中是良丰农场的副科长，后任农机校副校长，是该案杀人的指挥者，凶手之一，开除除党籍、开除干籍、另行安排工作。
秦小石，“文革”中是兴隆大队武斗人员，现在是桂林机床铸造厂工人，是该案的凶手之一，给予行政记大过，取消1983年调资。
秦启养，64岁，1968年入党，“文革”时是兴隆大队革委委员，是该案的策划者之一，被清除出党。
葛连才，“文革”时是罗安大队党支书，后因强奸女知青，被判无期徒刑。
1968年，桂林两派大武斗爆发前，各地革委会即将成立。当时“联指”处于有利地位。“联指”头头正准备用武力打垮“造反大军”，同时为了向人们显示自己“革命”，对所谓地、富、反、坏、右分子和对立派的干部、群众乱抓、乱关。为了关押这些人员，“联指总部”在东方红旅社设立了“看守所”。
“看守所”位于桂林火车站东面，约150米处。是一座三层楼房，各层为9间房，三楼用于关人，一、二楼均为工作人员住宿和物件保管用。该楼西面为一板砖墙，外墙曾用于书写毛主席语录，人们称之为东方红语录牌。
1968年初，由“联指总部”常委张金甫负责，在东方红旅社南楼关押审查对立派群众。打伤人，打死人的事情经常发生。桂林大风山化工厂工人陈铁铮，1968年5月8日被抓进南楼，5月13日其尸体浮在南溪山河里。桂铁平山货站家属工黄菊英，1968年6月11日被抓进南楼，当晚被打死。“联指总部”为了“加强对被关押人员的管理”，抽调市直机关“懂政策”的干部王义杰（“联指”成员）等人，于1968年6月12日正式成立“看守所”（即桂林地、市保卫红色政权联合指挥政治部保卫处）。并将原关押在南楼的人转至“看守所”关押，该“看守所”先后关押了258人，其中被迫害致死的35人，致伤75人。
“看守所”由王义杰主持工作，下设3个组。
一、宣传教育组：组长刘寄民，成员有李锡球，边作卿、韦兴才、朱仕志、陈有郁、韦振庆、陈桂英、郑后珍、阳正明、钟大秀、马昌华，共12人。其任务是，根据抓人单位提供的材料进行审问，然后决定放还是继续关押，给释放人员签发释放证。
二、接收管理组：组长陈圣富，成员有唐智华、徐晓均、胡齐元、徐二年、唐继原共6人，主要任务是对被关押人员接收登记，物件保管，收缴伙食费等。
三、安全保卫组：组长谭启环、副组长龙云，成员有：王永华、曾祥发、袁仁栋、程振风、周中英、曾志新、徐世昌、王六生、付炳其、周运国、伍守生、李光前、罗正操、刘波、罗万技、吕玉意、阳光明、熊英、莫双养、陈富旺、李太生、阎宋英、石启富、邓玉清、罗春午、陈庚国、许翠珍、卢一平、陈世瑞、龙光久、彭立林、梁伟芳、唐玉仙、邹香碧、石维寿、钟广生、李新、孙克勤、赵绍桂、李兆珍、韦必忠共43人，主要任务是：对被关押人员看守，不许行凶、逃跑和自杀。
1968年7月13日凌晨，平乐县武斗人员在永福、临桂及市“五四铁笔”武斗人员配合下，攻打“造反大军”据点桂师和榕湖饭店。由于配合不好，平乐被打死10人，伤数人，“五四铁笔”被打死1人。平乐武斗人员眼见死伤如此严重，思想极为混乱，有的要求继续攻打，为死者报仇；有的要求抢回“战友”尸体；有的则要求回平乐。武斗人员伍学强、林海、李绍邦、廖昌辉等一大帮人向平乐“联指”常委，武斗前线副指挥廖德权提：“战友死了，怎么办？”“战友的血就这样白流吗？！”“要向‘四·二二’讨还血债！”“要到‘总部’抓‘四·二二’的人来杀！”廖德权当即说：“仇是要报的”。廖德权为了稳定“军心”，当天下午5点钟带其通讯员钟铭德前往阳江浴池“五四铁笔”总部，要求设法找回武斗被打死的尸体，并弄几个“俘虏”来杀。“五四铁笔”的一位负责人（是谁查不清）表示立即向“联指总部”请示，想法弄到“俘虏”。廖德权离开“五四铁笔”总部，回到平乐武斗人员驻地——市中医院，当晚，平乐“联指”头头朱秋麟、林秉刚、廖德权、张士旺等在中医院召开武斗连长以上干部会议，会上主要研究如何稳定“军心”等问题，同时决定廖德权再到“总部”联系拉“俘虏”来杀，会后，廖德权连夜到“五四铁笔”总部找到头头王光中，并一同到“联指总部”（市五一饭店）要求拉“俘虏”杀，廖德权对“总部”常委李年生等人说：“刚才我们指挥成员研究了，叫我来请示这个问题”，“总部”负责人说：“尸体问题，尽量设法找回，要杀‘俘虏’一事，我们研究一下”。
7月14日上午，被打死的尸体由驻榕湖饭店解放军拉出来，送至桂林玻璃厂停放。8时许，平乐“联指”头头组织武斗人员乘汽车到玻璃厂看尸，表示悼念，由于感情冲动，有的抱头大哭，有的高呼“血债要用血来还”一些人直奔“看守所”。9点钟左右，卢红光、林海、李绍邦等20多人，全副武装冲进“看守所”楼上，对被关押人员拳打脚踢，约十分钟后，卢红光等人才离去。市文化局副局长郭文刚等人被打得头破血流。查明，冲击“看守所”的平乐“联指”武斗人员有：卢红光、林海、李绍邦、廖昌辉、梁培芬、李志筠、刘家鸿、黎万常、雷振蕃、林闯、邱立仁、伍学强、钟铭德、余志强、宁水养、姜振兴、何美群、麻玉光、辛永福、余土生、朱达修、苏成义、简宝玉等23人。
10点多钟，伍学强、潘炳祥、文中华等24人，一窝蜂冲上楼，迅速将唐跃武、候霉、李江、秦启雄、谢作锡、白先德、马震鹏、黄启明、秦思深、诸和春等12人（其中还有两人的姓名未查清）捆绑蒙眼、塞咀，拉出“看守所”，分别押上事先准备好的汽车，由莫瑞元、麻玉光、杨舍才开车，将以上12人运到桂林市十一中对面的树林里，三人一群，五人一堆，先对各个“俘虏”拳打脚踢，用枪托猛击，用刺刀乱刺，然后被集体枪杀。
“看守所”主要责任者在“处遗”中的处理情况
王义杰，男，桂林市工交办公室政治部干事，现任广西区人大常委会法律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文革”中参加“联指”组织并为“七一总部”负责人之一，1968年6月12日，任“桂保总”政治部保卫处主要负责人，他在桂林期间，被关押人员受各种手段迫害致死14人，死因不明6人，伤数人，王义杰应负领导责任。
刘德荣，男，桂林工具厂副厂长。“文革”中参加“联指”组织，并为“七·一总部”负责人之一，后又担任市“联指总部”常委办公室副主任，代理主任。
陈付旺，男，桂林毛纺织厂工人，“文革”中是“看守所”保卫组成员。1968年7月的一天晚上，参与从“看守所”捆几个人押至八一桥大头山下进行枪杀，认错态度不好。至今未得到处理。
陈圣富，男，桂林市园林局职工，“文革”中任“看守所”接收管理组组长，曾奉命抓人、捆人、审问，还殴打车荣英，据揭发1968年7月的一天在南路二塘飞机场杀了一个人，但因证据不足，至今未作出处理，在84年提了干。
刘寄民（市委宣传部）、边作卿（市纪委）、李锡球（市经委）、陈有郁（现任市商业局副局长）、韦兴才、韦振庆、谭启环等人予以解脱。
1968年“八·二〇”以前，“联指”还不敢大胆地乱杀人，但秘密杀人时有发生。
在这种形势下，刘介一家四口及邻居李雄坤被板车社“联指”头头蔡振华等人杀害。
被害者是：刘介，区政协委员，自治区文史馆负责人，“文革”中未参加派别。
刘忠汉，男，45岁，刘介之子，“文革”中是马车社社员，未参加派别。
黄剑珍，女，刘忠汉之妻，48岁，居民，“文革”中未参加派别。
刘颂平，男，学生，16岁，刘介的孙子，刘忠汉之子。
李雄坤，男，59岁，“文革”中是马车社社员，未参加派别。
1968年6月初，蔡振华与刘忠汉同住一栋楼（市中山南路149号）。6月20日左右的一天，刘介的孙子刘熙平（4岁）等几个人在玩耍，蔡振华养的一条狗从二楼掉下汪汪叫，蔡认为是黄剑珍有意将其狗丢下楼的，两人当场争吵之际，在旁的李雄坤讲公道话说：“一条小狗有什么了不起的”。蔡说：“打狗就是欺主！”并咬定狗是黄剑珍丢下去的，从而对黄剑珍、李雄坤怀恨在心。事后，蔡振华伙同申松华多次向陈德昌，钱永发了解刘介，刘忠汉等5人的历史和现实问题。
7月23日，蔡振华以抓所谓国民党残渣余孽为名，指使申松华等人，携带武器进市马车社宿舍区将刘介、刘忠汉、黄剑珍、刘颂平、李雄坤5人抓走。下午7时，蔡振华决定将刘介等5人拉去郊区拓木公社。拉到拓木公社驻地后，蔡唆使公社干部派民兵把这5人杀掉。公社干部当即感到此事不好办，而以不同意在本地杀人为由推脱了。此时蔡振华气汹汹地将刘介等5人交给拓本/木公社，并责令关押一夜，待明天处理。
24日上午8时许，公社干部罗武健得知刘介是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委员，区文史馆负责人等情况，认为事关重大，立即打电话给当时的“联指”总部，报告了蔡振华一伙要杀害刘介等5人的情况，要求派人来把刘介等5人拉回桂林。“联指”总部派陈圣富等人赶到拓木公社要求把人拉回桂林时蔡振华知道了此事，立即伙同申松华等人开汽车赶到拓木公社。此时，陈圣富向蔡振华汇报了“联指”总部及拓木公社不准杀害刘介等5人的决定，并说：“总部”派我们来把这5人带回去，不能这么搞。这时蔡振华根本不听别人劝阻，并凶恶地说：你们怕死，我们干，反正我们要枪杀掉。他拒绝把刘介等5人交给陈圣富等。11时左右，蔡振华伙同申松华等人强行把刘介等5个推上汽车，拉到桂林造纸厂后面的下坂路附近，用冲锋枪将刘介等5人杀害。
蔡振华，申松华将刘介等5人杀害后，于同年9月1日下午7时左右，背着冲锋枪窜到刘忠汉已出嫁的女儿刘莉莉家威胁刘莉莉，追问刘介的其他亲属的姓名、地址，同时拿走了3张刘的亲属的照片。临走时，蔡振华以命令的口气要刘莉莉不要报仇，报得不好，就全家死完。
该案主要凶犯的处理情况
蔡振华，男，49岁，汉族、初中文化，广东揭阳县人，桂林市装卸社副主任，“文革”中是“联指”派头头，是该案的主谋和主要凶手。该犯长期逍遥法外，直到1979年才被捕。1980年12月市中级法院判处蔡死刑，但当时高级人民法院仅批准为有期徒刑12年，1982年4月24日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为死刑。
申松华，男，38岁，汉族，初中文化，湖南邵东县人，桂林市二运公司车间副主任。“文革”中是“联指”成员，是该案的积极参与者，被判刑。
1968年9月15日，雁山的“联指”组织在雁山墟举行所谓纪念“九·一五”事件一周年大会，游斗了雁山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及附近农村大队的数十名对立派的“头头”、四类分子。游斗后，在雁山街公路往农科所路口南侧约一百米处集体枪杀了吴全仲等6人，死者情况如下：
吴全仲，男，30岁，广西桂平县人，初中文化，1956年3月参军，1959年3月入党。系广西植物研究所食堂管理员。“文革”中参加桂林“造反大军”，任作战部副部长兼“红卫师”副市长，赴京谈判代表。
滕秀山，男，30岁，广西平果县人，大专文化，1962年7月参加工作，1965年5月入团，广西植物研究所技术员。“文革”中是雁山“造反总部”主要负责人，本所“造反派”的负责人之一。
马崇义，男，33岁，大学文化，1961年9月参加工作，广西植物研究所实习研究员，“文革”中参加该所“造反派”组织。
秦继诚，男，29岁，高中文化，1959年10月参加工作，广西植物研究所工人。“文革”中是该所“造反”组织负责人之一。
孔庆柳，男，29岁，大学文化、共青团员，广西师范学院数学系六二级一班学生。“文革”中是桂林市“造反大军”驻郊区联络员。
白胜山，男，24岁，中专文化，中共党员，桂林地区劳动大学（现为桂林农校）学生，“文革”中参加该校“造反派”组织。
1967年9月13日，桂林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贾洪起打电话给荔浦县人武部，要求流落到荔浦的桂林“联指”成员迅速回桂林“抓革命、促生产”，并通知荔浦县从9月14日起停止供应桂林“联指”在荔浦人员的粮食及生活物资。桂林“联指”为了弄到粮食，9月14日下午7时许，桂林、阳朔、荔浦、雁山的“联指”成员约400人，分乘12辆大卡车向雁山方向奔驰。
15日凌晨与“造反大军”驻守在雁山的下属组织发生了武斗。“联指”占领了植物研究所、劳动大学、粮店、食品公司、商店、战备物资仓库、邮电局等单位。清晨7时零5分，支持“造反大军”的六九五五部队赶去支援，这时“联指”撤退到白沙粮馆所，部队继续追去。雁山、荔浦、阳朔等地“联指”观点的民兵陆续赶来支援“联指”，此时，六九五五部队又增援了4门大炮，两辆坦克，增加了3个连的兵力，出动了48辆汽车（小吉普5辆，解放牌43辆）、十多辆摩托。
下午6点各派相继撤走，武斗结束。这次武斗“联指”死7人，伤30人，解放军死1人，“造反大军”死1人，雁山镇死一小孩。
事后，“造反大军”的吴全仲等，对雁山“联指”的张学友、刘汉璧、吴康等人抓到广西植物研究所关押、批斗、罚跪、斗打，刘汉璧、吴康两个女同志被剪了阴阳头。张学友还被送到广西师院、公安看守所等地关押了一个多月。
1968年8月20日后，“联指”在全市范围内对另一派人搞批斗、游斗活动。9月中旬的一天，雁山公社革委会负责人文风初（市革委委员、郊区和雁山“联指”总部常委、赴京谈判代表）介绍了两派赴京谈判和桂林游斗等情况，批斗了于长发（雁山农民红卫兵负责人，赴京谈判代表）。接着，公社革委副主任，武装部长万春桥讲了本公社阶级斗争新动向，要求各大队，各机关单位根据情况，该斗的就斗，该批的就批。在他煽动下，雁山各机关、大队就掀起了批斗“坏头头、四类分子”的高潮。
9月14日上午，雁山“联指”头头秦宗德在广西植物研究所新大楼召开了雁山“联指”总部常委和各兵团负责人扩大会议。参加人员，秦宗德（雁山农械厂工人、雁山“联指”总指挥），文华钧（广西植物研究所实习研究员、雁山“联指”总部宣传部长）、陈龙九（雁山税务所干部，雁山“联指”总部与郊区“联指”总部联络员，已死），文风初（市革委委员、郊区和雁山“联指”总部常委，赴京谈判代表），张学友（雁山供销社指导员，“联指”成员），莫志文（雁山公社秘书、雁山“联指”总部副总指挥），李国荣（雁山公社兽医站站长、雁山“联指”总部常委），李明喜（雁山供销社会计、雁山“联指”总部组织部长），李木养（雁山基建队工人、雁山“联指”总部常委），熊显达（雁山税所干部、雁山“联指”总部常委），谢宁（桂林地区劳大“联指”负责人之一），刘玉凤（桂林地区农试站工人、雁山“联指”常委），秦启贤（雁山“五·七”中学老师，该校“联指”负责人，已死）。会议由秦宗德主持，陈龙九传达了市郊区总部的指示；要在9月15日召开纪念头年的“九·一五”事件的大会；还说：“吴全仲打死市‘联指’总部广播员，白胜山头年‘九·一五’打死谢龙次的仔怎么办？！”文凤初在会上宣扬了市游斗情况，张学友发言说：“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过去受害，去年我被‘造反大军’打得九死一生，今天我们革命派取得了胜利，一定要灭他们的威风，要长自己的志气，血债一定要用血来还，为‘联指’战士报仇，吴全仲、白胜山一定要杀掉”。经到会人员讨论，同意在9月15日这天召集大会纪念头年的“九·一五”事件，并同意杀掉吴、白二人，秦宗德表示要请示上面才能最后定。然后，讨论了“九·一五”游斗的路线和人员的分工问题，会议决定：由秦宗德任总指挥，陈龙九、张学友、李国荣负责喊口号，文华钧、周松鹤负责宣传，写标语，李木养负责带领民兵维持秩序。还决定了游斗对象由各单位带往雁山邮电支局门前集中。当天下午4时左右，秦宗德到万春桥家，把会上提出杀吴全仲、白胜山的事向万作了汇报，万说：“群众专政，打掉就打掉嘛！”晚饭后，文华钧串到秦宗德家对秦说：“我们所的坏头头是不是多干掉几个。这样，我才能在所里站得住脚，便于今后开展工作，除干掉吴全仲外，再增加滕秀山、马宗义、秦继诚”。其理由：滕秀山是雁山“造反派”总指挥。“白沙事件”时阻止“联指”战士进桂林。马宗义写了文华钧企图往上爬的大字报贴在街上。秦继诚在头年带人抓过文华钧。文离开秦宗德家后，怕秦的态度不坚决，又跑到秦宗德的干叔李息恩（雁山街居民）家，找李帮忙去找秦宗德再说说，文华钧走后不久，李息恩到秦宗德那里说：你要帮文华钧的忙（指文向秦提出杀滕秀山等3人一事），李走后，秦宗德再次到万春桥家汇报了文华钧提出的杀滕秀山等三人及杀的理由。万说：“这样也好，群众专政嘛”。并说：“你们明天游斗时，把孔庆柳、于长发一起干掉，但你们头头不要出面”。事后，秦宗德把经万批准的被杀人员名单告诉了李木养，并布置了他那个武装班负责执行这个任务。
9月15日上午，参加游斗的队伍陆续到雁山邮电支局门前集中，孔庆柳、于长发、白胜山由公社武斗人员从公社小学押到集合点。秦宗德发现广西植物研究所的队伍未到，当即派张学友到该所去叫，张学友带李木养、刘克礼、周松鹤等人去植物研究所内，遇到该所的邓立杰，和他一起把关押在单身宿舍的吴全仲、滕秀山、秦继诚等游斗对象押出，同时集合了该所的队伍赶到集合点，开始，游斗总指挥秦宗德对被游斗人员训话，规定了游斗时的哨音讯号。
游斗队伍从雁山邮电支局出发，绕墟场游斗了两圈，游到大樟树底时，秦宗德、陈龙九、张学友、李国荣等人将被枪杀的对象从游斗队伍中分出来，排到最前面，此时，于长发被苏顺泰、莫龙保从队伍的前面拉走，然后，李木养对群众喊：这些坏头头该怎么办？！人群中有人说：“枪毙！”于是，秦宗德叫李木养等杀人凶手将吴全仲、滕秀山、马崇义、秦继诚、孔庆柳、白胜山推到杀人场地，由李木养、刘运喜、洪沛露等人执行枪杀，刘兆宽持枪在现场执勤，刘岩生借刘兆宽的枪开了枪。其余被游斗人员被押回邮电支局门前，秦宗德训话后解散。此案的主谋者，凶手在“处遗”中的处理情况。
万春桥，男，49岁，湖南邵东县人，高小文化，“文革”中是雁山公社武装部长，“九·一五”事件前，亲自指名，批准枪杀以上六人，由市中级法院判刑15年。
秦宗德，男，44岁，雁山公社人，初中文化，“文革”中是雁山公社农械工人，雁山“联指”总指挥，在“九·一五”事件中直接指挥杀人，由市级人民法院判刑10年。
文华钧，男，52岁，湖南来阳县人，大学文化，“文革”中是植物研究所革委会副主任，雁山“联指”总部常委，宣传部长，“九·一五”事件中是杀害滕秀山、马崇义、秦继诚的主谋，本人拒不认罪，民愤极大，被市中级法院判刑5年。
张学友，男，55岁，黑龙江清岗县人，初小文化，“文革”中是市商业局牛奶场场长，在“九·一五”事件中积极抓人，打人，并到现场参与指挥杀人。开除党籍、撤销行政职务，作一般干部安排。
李木养，男，42岁，雁山公社人，高小文化，公社基建队工人，“文革”中是雁山“联指”总部常委，“九·一五”事件中参与谋划并亲自开枪杀人。经多次教育尚能认错，能自愿扶助遗属生活费300元，免予处分。
李国荣，男，52岁，雁山公社人，文盲，“文革”中是雁山公社兽医站站长，雁山“联指”总部常委，在“九·一五”事件，参与杀人予谋会，并到杀人现场指挥杀人。开除党籍，撤销职务。
莫志文，男，46岁，灵川县潭下公社人，中专文化，“文革”中是雁山公社“联指”负责人，后为二塘公社党委副书记，管委主任。“九·一五”事件中参与杀人研究会，布置游斗人，认错态度不好，清除出党、开除干籍，另行安排工作。
洪沛露，男，42岁，雁山公社人，高中文化，“文革”中是雁山“联指”成员，雁山初中教师，“九·一五”事件中开枪杀人，给予行政记大过，调离教师队伍。另行安排工作。
桂林的“八·二〇”事件，是在两派武斗已基本结束，“联指”以贯彻“七·三”布告为名。为彻底吃掉对立派，巩固和扩大他们的“胜利”所采取的使人毛骨悚然的重大措施。
中央的“七·三”布告下达后，广西（包括我市）武斗的双方代表到北京谈判和办学习班，7月25日，中央领导接见了两派代表。在周恩来总理和桂林驻军的干预下，桂林“联指”和“造反大军”代表已签署了停火协议。
8月8日，桂林地、市革委会和驻军领导小组发布了《关于坚决落实“七·三”布告立即全面收交武器装备的紧急通告》。《通告》要求任何组织和个人（包括外来人员）必须无条件的将所抢的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包括各种枪枝、弹药、火炮、炸药、刺刀、匕首、车辆等一切军用物资）和自制的一切杀人武器上交，到8月16日止。“造反大军”，已交枪3719支、子弹157万发，（“造反大军”在“八·一〇”行动中抢得枪5450支、子弹553万4200发）。而“联指”只交了185支，子弹1万发。（“联指”仅在兴安就抢得枪5636支，子弹325万7发）。
区革筹办公室副主任，广西军区副司令员吴华代表区革筹来桂处理桂林问题，于8月17日接见桂林两派赴京回桂的6名代表时，过分地指责了“造反大军”。把“造反大军”定为敌人所控制的组织，说“工总”的上层人物没有一个是好的，强令“造反大军”一枪一弹都要交，而要求“联指”只交长枪、破的，不会影响战斗力的武器。
8月初，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主持召开了南岳会议，广西军区副司令员吴华、桂林市武装部政委陈秉德、桂林军分区司令员景伯承参加了会议。会议内容是落实“七·三”布告，研究出动军队武装解除据点问题。
为了贯彻会议精神，8月17日，景伯承在桂林步校主持召开了各县“联指”武斗民兵团负责人及县武装部第一把手会议，吴华出席了会议，并讲了话，他说：桂林问题肯定要解决，一小撮阶级敌人一定要搞干净。贯彻“七·三”布告抓两个关键：1、收缴武器；2、清理外地人员，对抗拒不交武器的要采取军事行动强迫收缴。桂林军分区政委慕石起也讲了话，他说：你们（指各县武斗人员）来桂林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有很大的贡献。坏人、坏头头、走资派、判/叛徒一个也跑不了。
8月19日在一〇四部队，景伯承、慕石起主持召开了十二县武斗民兵团负责人会议。具体布置了“八·二〇”行动。一〇四部队康凝副政委、地区革委会常委张牧田等参加了会议。8月20日。桂林地、市革委会和桂林警备司令部、政治部联合署名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全面落实中央“七·三”布告的公告》（简称《八·二〇公告》）。
《公告》说最近3个多月来，在桂林地区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最大一小撮走资派及其在广西和桂林的代理人，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贺、霍、付、谢、袁、王同连、吴腾芳、杨德华。桂林地市“造反大军”中的一小撮坏人，纠合社会上牛鬼蛇神和国民党残渣余孽操纵“造反大军”中的一些组织，蒙蔽和欺骗一部份群众，制造了一系列的反革命事件。
《公告》对两派武斗中发生的一些事件，只指责了“造反大军”，《公告》强调要采取暴力手段，说“谁反对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就是现行反革命，如果有少数人不听劝阻，坚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继续顽抗就要歼灭”。显然这个《公告》是派性的产物。
行动前。由市革委将“联指”武斗人员为主体组编为2000多人的“工人纠察队”（11月底一部份“工纠”改称为城区人民纠察队）配有半自动步枪等武器。“工纠”设立指挥部，并按各系统编有工纠连，由桂林警备司令部直接指挥。主要负责人有市武装部科长王永清、工交部武装科干部郑国安等。“工纠”武斗人员和各县来桂武斗人员以及“造反大军”中反戈一击的少数成员等一万多人组编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于8月20日凌晨进驻“造反大军”控制的地区，实行大规模的搜捕，除从据点抓人外，各单位“联指”也分别自行抓人。当时被抓的主要对象：1、“造反大军”的大小头目和所谓骨干；2、“工总四野”及“红卫师”的武斗人员；3、不支持“联指”的当权派；4、所谓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或国民党的残渣余孽；5、支持“老多”观点而所谓成分不好，历史有问题的群众。因“八·二〇”的过激行动而导致以后一段时间被抓、被打、被抄家、被错批错斗者约万余人，其中，在市七中（当时革委收容所）就关押过7000多人。
市人武部政委，市革委副主任陈秉德于8月29日在工人电影院召开的一次市直机关干部大会上公开号召全市“人民”行动起来，刮12级台风，向一小撮阶级敌人发起猛烈进攻。
9月1日师院先后游斗了崔毅、周兆祥、谢荣杰、杨富庭、甘恒彩、李日明、黄沃南等院领导及“造反派”骨干。9月1日至20日，市革委会和师院驻军对地、市“造反大军”中的邓铁桥、许瑞林、鲁鹤松、余文杰、张树枝、余有壬、邓井发、诸葛军等12人以混进群众组织的“阶级敌人”罪名，在师院进行活人展览。
9月2日“联指”市直机关“七·一”总部对市直机关的另一派群众组织的头头和市直机关的一些领导干部进行游斗，被游斗的有市监委副书记许正义，监委委员邹永清和王仁武（经委副主任）、兰守真（财政局局长）、李新（税务局局长）、崔耀华（财办副主任）、郭文刚（文化局副局长）等一百多人，以各种罪名戴高帽、挂黑牌、反手捆绑，先是集中跪在盐业站院内，不少人被打，然后押上汽车，由“工纠”武装看押，沿街游斗，游斗途中，许多同志被观看的一些所谓革命群众打得头破血流，鼻青脸肿，有的被打伤致残。9月3日，广西著名演员黄婉秋被文艺界“联指”押至十字街脖挂破鞋，身披麻袋，跪在烈日下进行围斗，遭非人性的侮辱。
9月26日，地、市革委在市体育场批斗王同连、许正义、崔耀华、杨德华（自治区离休干部）、吴腾芳（地区行署专员）、王祝光（地委书记）、陈基义（地区副专员）、陆文忠（师院领导）等一大批领导干部和另一派群众组织头头。给他们挂上“叛徒”、“特务”、“反革命”、“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反共老手”、“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坏头头”、“三反份子”、“国民党残渣余孽”、“牛鬼蛇神”、“翻天右派”、“地主份子”、“地主仔”、“资本家”、“地主资产阶级孝子贤孙”、“小爬虫”、“政治扒手”、“黑手”、“黑高参”、“黑干将”、“牛鬼蛇神总后台”、“反革命两面派”、“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杀害贫下中农的刽子手”等各种罪名的黑牌。
由“八·二〇”行动，引起的抓、抄、游斗风持续一个多月，“八·二〇”以后，不仅搞了几次全市性的大游斗和批斗会，各系统、各单位也纷纷组织游斗和批判会，有的人在游斗、批斗中被打伤致残或打死，如染织厂副厂长陈华，市体委教练汪成竹就是8月30日的全市性游斗时被活活打死。9月5日地区食品公司6名被游斗的干部、群众在北门区物资局二级站门口，被兴安县“联指”武斗人员拉下车惨遭枪杀。汽配门市部工人熊超等2人被用石头活活砸死。二建二〇一工区在一次批斗后，就集体枪杀了6人。9月15日“联指”以纪念白沙“战斗”一周年的名义，把被其关押在植物研究所的6名干部群众拉出来进行集体枪杀。
9月中旬，雁山公社的兴隆、罗安、枫林3个大队联合在良丰农场二队召开批斗大会，将另一派观点的十多名群众以参加“反共救国团”（并无此事）为由，批斗后枪杀。据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办公室调查统计“八·二〇”以后至1968年底，全市（未含两县）被乱打死乱枪杀160人，批斗、游斗打死94人，自杀91人。总计为345人。各单位私设公堂，随意关押、拷打、批斗这种现象就延续更长。
“八·二〇”后，市革委中“造反大军”的22名委员，有19名被抓，而“联指”的委员或策划参与武斗，或枪杀人，不仅不追究，反以执行“正确路线”。保卫“红色政权”有功而加官晋级，1968年至1978年十年间，市委、市革委的主要负责人虽然多次更换，但“联指”头头曾明轩、曹铁军、伍华春、李连生等则长期担任要职。此外，原区党委某些领导一直把“八·二〇”事件列为禁区，《广西日报》还连续发表了《八·二〇铁案不能翻》等评论文章，坚持不能“一分为二”，不许人们议论其缺点、错误，成为全市人民的精神枷锁。只要有人涉入了他们的禁区，他们就设法围攻。
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中，张雄飞等人公开反对桂林1968年的“八·二〇”事件，当时的市委报请区党委批准，对张雄飞等人反对“八·二〇”事件定为反革命事件。事后，张雄飞案由区党委主管，并报公安部备案，区公安厅派人参加，桂林市委书记钟枫挂帅，市委副书记、市革委副主任、分管政法工作的潘树彬具体负责。市公安局副局长吴务群协助，设材料组、专案组、接待组。公安厅三处处长李良等参加材料组。一共抽调了一百多人来审查张雄飞事件。
1975年7月，先后拘捕了彭富森、许瑞林、龚志明、黄锦祥、李和平、周述耀、张雄飞等23人。其中龚志明、张雄飞、许瑞林、黄锦祥等8人分别被判处死缓、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并在全市范围内轮流批斗，印发了《张雄飞等一伙反革命分子的罪行材料》到处公布，张雄飞等人1975年以来，几乎每次运动都被上挂下联，1976年“四人帮”被打倒前，他们被说成是“×××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和依靠力量”，1977年又说是“四人帮”反党集团的组成部分。是“四人帮”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阴谋的一个组成部分。《广西日报》也发表了批判张雄飞的文章。
由于张雄飞等反对“八·二〇”行动，列为专案清查同时又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三清查”即查与“四人帮”；冯邦瑞；张雄飞等有牵连的人和事，使大批人受株连。当时，要全市广大群众对“八·二〇”进行表态，人人过关，不承认“八·二〇”行动是百分之百的革命行动就不能过关，有的人认为对“八·二〇”应该“一分为二”就受到批判斗争，排斥打击。甚至影响入团、入党、提干、调资。而那些整人的人反而升官晋级，提工资。
张雄飞案抽调了几百人用了几年时间的审查，结果还是一件错案。直至“处遗”开始后，1984年桂林市委才给这一案件作出平反改正的决定。
“八·二〇”行动以及“八·二〇”所引起的张雄飞等人案，都是很错误的。它是派性在桂林的突出表现，给桂林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害。
尽管如此，因当时的区党委某些派性思想严重的领导作怪，对桂林的一系列派性活动，不但不指出或制止，反而多次发文指示，坚决支持。1977年原区党委发了3号文件，文件中把张雄飞等人反对“八·二〇”事件，说成是“四人帮”插手广西的严重反革命事件，是“四人帮”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阴谋的一个组成部份。1978年原区党委又发了14号文件，把错误的“八·二〇”行动进一步支持和肯定，文件指出：“八·二〇”是捍卫“七·三”布告的具体有力措施，是革命行动，不容任何人怀疑和否定。指示“八·二〇”不但不能反对，也不能对其“一分为二”。要求把斗争矛头指向张雄飞等几个反革命分子和冯邦瑞，狠揭猛批张雄飞等几个反革命分子和冯邦瑞的罪行，彻底查清与张雄飞、冯邦瑞反革命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由于有上面的支持，桂林的派性人物活动更为猖獗。
1977年4月，市委、市革委的派性人物陈秉德、曾明轩、伍华春、曹铁军，极力主张再办科局长学习班，进一步解决对“八·二〇”行动的不同看法问题。由于当时的市委书记钟枫同志抵制未能实现。钟枫也因而受到排挤。5月，钟枫被原区党委调离桂林。
6月，郭鹏接任，到职不久的郭鹏决定办科局长学习班，办班不久，郭鹏到区党委开会，学习班为派性人物曾明轩、曹铁军所掌握，这次学习班，对那些对“八·二〇”持有不同看法的同志进行了打击，在大小会上轮番批斗。
11月，郭鹏在一次机关干部整风总结大会上提出要对搞非组织活动的少数学几个人进行批判。受到全市干部的热烈拥护。但原区党委在78年的14号文件中却认为是：“不恰当地提出批‘几个人’的问题。造成一些思想混乱，干扰了揭批‘四人帮’斗争大方向”。并将郭调离桂林。
1974年，正是全国开展批林、批孔运动的高潮时期，而在“四人帮”严密控制的地区却在搞什么批林批孔批周公。“四人帮”及其各地的不乏走狗们，唯恐天下不乱，急于在乱中夺权，他们把矛头指向周恩来总理。
桂林由于“联指”打垮了“造反大军”，而掌握了桂林市的权，在开展批林批孔运动的同时，另外增加了一项“新内容”，即肯定“八·二〇”行动的“运动”。“联指”的掌权者们，利用各种大小会议，要求各级大小领导表态、承认“八·二〇”是百分之百的革命行动。决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方式，对“八·二〇”行动讲个不字。如果有谁对“八·二〇”行动提出反质疑，他们就把棍棒指向谁。
张雄飞等人就在这种形势下，便在桂林的十字街头张贴大字报，大字报的内容有批林批孔的；有把矛头影射周总理的；有反对“八·二〇”行动的。由于张雄飞公开反对“八·二〇”行动，涉入了“联指”政权的禁区，所以当时的桂林市革委会，用了很大力气向这伙“反革命势力”实行专政。
张雄飞等人的大字报出现以后，由市委运动办公室，紧紧抓住张雄飞等人反对“八·二〇”行动这一事实，向市委报告，市委报请区党委批准把张雄飞等人反对“八·二〇”事件，定为反革命案件来审查。
这个案件由区党委主管，并报公安部备案，区公安厅派人参加审查这一案件，由桂林市委书记挂帅，市革委副主任、市委副书记分管政法工作的潘树彬具体负责，市公安局副局长协助。为此，专门设立了材料组、专案组、接待组。区公安厅三处处长李良参加材料组。每个被审查对象配备3至5名专案人员，分工负责，如刘祉高等人负责张雄飞；苏忠民等人负责李新；罗旺生等人负责彭富森；刘根生等人负责潘文源。一共抽调了一百多人来审查张雄飞事件。
1975年7月，先后拘捕彭富森、许瑞林、龚志明、黄锦祥、李和平、周述耀、张雄飞、李新、刘玉生、赖东荣、潘文源、陈体郁、牛建农、杨炎玲、杨德华、鲁鹤松、刘重喜、张树枝、唐兆瑄、莫汝、阳文生、汤其新、孔宪才等23人。其中龚志明、张雄飞、许瑞林、黄锦祥等8人分别被判处死缓、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并在全市范围内轮流批斗，印发了《张雄飞等一伙反革命分子的罪证材料》到处公布。张雄飞等人75年以来，几乎每次运动都被整。1976年，他们被说成是“×××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和依靠力量”1977年又被说成是：“四人帮”反党集团的组成部分，是“四人帮”的别动队。是“四人帮”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阴谋的一个组成部分。《广西日报》也出现了批判张雄飞的文章。
由于张雄飞反对“八·二〇”行动，导致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三清查”即清查与“四人帮”、冯邦瑞、张雄飞有牵连的人和事，使一大批人受株连。当时，要全市人民对“八·二〇”行动表态，人人过关，不承认“八·二〇”行动是百分之百的革命行动就不能过关。有的人认为对“八·二〇”应该“一分为二”就受到批判斗争、排斥打击，甚至影响入团、入党、提干、调资。而那些整人的人反而升官、晋级、提工资。
“七·四”专案抽调了百余人用了几年时间的审查，结果还是一件错案。1984年桂林市委才给这一错案作出了平反改正的决定。
何谓“七·四”专案？据说1974年7月4日是于桑向华国锋汇报的日子，故取名为“七·四”专案。
为了打击所谓“反革命破坏活动”、“深挖一小撮阶级敌人”，1970年2月5日毛主席亲自批示了中共中央关于开展“一打三反”运动的文件。根据这一精神，广西又有所创造，为“清理黑人黑户和收缴赃款赃物”，当时的区党要求广西各地学习梧州的“先进经验”。1970年4月16日，桂林市开展了一次大搜查活动。
在这之后，市委常委召开紧急会议，会上，市革委副主任、支左办曹杰提出：“乘胜前进，扩大线索，跟踪追击，挖地三尺，大杀回马枪”的错误主张。
全市组织了31000多名“骨干”，于4月17日凌晨2时至拂晓，对市区及郊区的8389名对象进行了抄家搜查。
这次大抄家，查获各种所谓“反革命罪证”12069件，其中包括组织名册5本，日记302本，地契1492件，长短枪4支，各种土炮、小口径步枪55支，手榴弹27枚，子弹2956发，炸药110公斤，雷管231个，匕首、大刀、长矛529把，通信器材43件，军用地图35张，军用服装、棉被、雨衣共1038件，抄出黄金364两，白银13两，银元7230块。
抄家时，曹杰在“工纠”警司坐镇指挥，各级领导亲自挂帅。在抄家时，就有人对曹杰说：“这种做法是错误的”，但受到压制，受到严厉指责和批评。
由于这次搜查不仅范围大，被搜查的人多和扩大了打击面，而且造成88人自杀，有6人材料不全，其余男性68人，女性14人。其中郊区自杀了34人。
“八·二〇”行动是否正确，广大群众早就有不同的看法。而对“八·二〇”“一分为二”的说法则开始于1977年的1月。因此，对那些要给“八·二〇”行动“一分为二”的人的批判也从此开始。
1977年1月的科局长学习班，是按原区党委当年的第一号文件精神举办的，主要目的是统一对“八·二〇”行动不能“一分为二”的问题。当时市委宣传部理论教育科原副科长张泽湘，平时对无休止地要硬对“八·二〇”行动表态一事很反感。因此，在学习班的小组讨论会上发言说：“八·一二·〇”的主流是好的，但也存在支流不足的问题，这些问题留待各级党委作逐步落实就行了。这些话被市委副书记徐为楷听到后则认为：张泽湘要对“八·二〇”搞“一分为一/二”。在总结会上市委副书记区镇说：要对“八·二〇”搞“一分为二”是大右派言论，若不及早改正，就要犯大错误。从此，“八·二〇”行动被划为禁区，不允许任何人对“八·二〇”进行“一分为二”。
1977年7月，市革委第十四次扩大会议在甲山招待所礼堂举行，主要目的是再次统一对“八·二〇”行动不能“一分为二”的问题。由于市革委常委，市工交办主任王建耕，曾先后在1968年9月和1974年5月，分别向市革委副主任季兴华、市委副书记陈秉德提出过：“八·二〇”行动抓人、打人、杀人较多，应加以注意。这些话，被这次会视为是“恶毒攻击‘八·二〇’的革命行动”并把其作为会议重点批判的对象。
1977年8月16日由市委、市革委直接组织和领导，在市革委招待所举办市直机关副科长和各局副局长以上领导干部学习班，为期15天。
这次学习班，原拟在4月份举行，其目的仍然是进一步统一对“八·二〇”行动不能“一分为二”的认识问题，由于当时的市委负责人钟枫不同意而流产。同年5月，钟枫被调离桂林，6月郭鹏接任。由于不了解情况和区党委某些派性人物的催促，并在市内帮派人物曹铁军、曾明轩等人的挟持下，到职仅3个月的郭鹏同意举办这期学习班。学习班一开始，郭鹏在讲话中指出：这次学习班的指导思想仍然是清查“三牵连”和端正对“八·二〇”的认识。开班不久，郭鹏因到区党委开会，学习班由市里那些帮派人物曹铁军等人操纵，由于这些帮派人物经过长期的谋划和准备，因此这次会议来势很猛。王建耕、李明义、王义杰、张泽湘、邵永清、崔跃华被列为这次学习班清查和批斗的重点对象，对他们所谓反对“八·二〇”的错误言行，分别在小组会、中型会和大会上进行轮番批斗。此外各小组还有自己批判斗争的重点，为了做到会内会外相结合，学习班的某些派性人物发动机关干部纷纷往学习班送来很多的揭发大字报，形成了内外夹攻的局面，以上6位同志被迫作了检查。为了从理论上对“八·二〇”搞“一分为二”的观点作彻底批判，在总结会上，市委副书记作了题为《高举毛主席伟大旗帜，捍卫和发展“八·二〇”革命措施的胜利成果》的长篇报告。报告以落实中央“七·三”布告的需要论述了采取“八·二〇”行动的重要性。报告还指出：如何对待“八·二〇”行动是关系到是否高举、捍卫毛主席伟大旗帜的重大原则问题；否定“八·二〇”的一切思想和行动都是反革命行为，而对“八·二〇”要搞“一分为二”也是一个立场上的错误。报告还号召大家应象马克思歌颂巴黎公社那样，象毛主席歌颂湖南农民运动那样来歌颂“八·二〇”革命行为。
这次学习班的后果是严重的，一方面表现在与会的不少同志受到极大打击；另一方面通过会议精神的逐级传达，致使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全面清查、排队和对“八·二〇”行动要“讲清楚”等活动，使很多对“八·二〇”有不同看法的干部群众受到打击，有的人在入团、入党、参军、转干、提拔、调资以及子女安排就学就业等方面都受到极大的歧视和排斥、如何看待“八·二〇”行动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成了桂林市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精神枷锁。
这期学习班是郭鹏同意举办的，但当他看到很多同志被无情地批斗、思想上受到震动，初步觉察到帮派势力的用心。经过几个月的实践，他在机关整风会上对几个搞派性活动比较突击的人曹铁军、曾明轩等不点名的作了批评、引起了他们的严重不满，并遭到反击。区党委派性思想严重的领导人，支持了桂林这些帮派人物。于77年下达了14号文件，说郭鹏批了几个人，犯了错误，被调离桂林。
来源：《广西“文革”档案资料》（第六册），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1987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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