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87-8-0 作者：中共桂林市委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撰
中共桂林市委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议》指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
为了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巩固“处遗”成果，教育广大干部、群众和子孙后代，我们根据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的精神，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按事物的本来面目，编写了这份《桂林市“文化大革命”大事记》。
《大事记》的材料来源：一方面取自市档案馆、师大“处遗”办及师大档案室、地委“处遗”办、市委组织部、市人民法院、电子工业学院、冶金地质学院、医专以及市“处遗”办等有关单位和部门的“文革”历史资料；另一方面，还找了一些知情人进行了个别访问调查。
桂林“文革”在全区开展最早，所发生的事件较多，对全区影响较大，是广西“文革”的重灾区。但限于篇幅，不可能一一罗列。现从1966年我市“四清”运动开始至1985年初“处遗”工作结束，按时间顺序，选择了53起影响较大的事件，客观地加以记载，作为史料存查备考。
由于事隔近20年，一些材料已经清理销毁，已不完整，查对工作较难，加上我们水平有限，在编写中，难免有错漏之处，敬希批评指正。
桂林市的“文化大革命”是在“四清”运动进行期间从原广西师范学院开始的（以下简称师院）。
1966年6月4日，师院中文系部分学生受北大聂元梓等人第一张大字报的影响，贴出了《李德韩副院长在“文革”中充当什么角色？》为题的第一张大字报，轰动了全院。此后在院党委组织下，出现了一批反击大字报，开始产生了不同意见的对立。6月20日，自治区党委派徐为楷（桂林市委副书记、市“文革”小组组长）、申本田（区监委副书记、师院“文革”工作队队长）为首组成“文革”工作队进驻师院。此后对全市各中学和专科学校亦派出工作队。
7月2日，经区党委批准正式成立了桂林“文革”小组。组长：徐为楷（后为王同连），副组长：苏玉山（副市长）、关尤励（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7月4日，区党委作出决定，对张云莹（师院院长、代党委书记）、陆文中（院党委副书记）、吴元庆3人以镇压“文革”为名，令其停职反省。到7月底院内出现《炮轰区党委》、《火烧伍晋南》（区党委书记处书记、区“文革”小组组长）、《火烧工作队》等大字报。同时也出现了少数反击上述观点的大字报。
7月28日，市委召开了全市各级领导干部和“四清”工作队队长会议。介绍所谓“师院反右不彻底”等阶级斗争情况，并组织工农群众、“四清”工作队员、积极分子进师院参观大字报，通过参观，分析“阶级斗争”形势，从此引起了工农群众和师生之间的对立，把“文革”引向社会。
7月29日，在工作队组织下，大批反击大字报出现了，给反对工作队的学生扣上所谓“右派翻天”、“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反革命”、“小邓拓”、“打着红旗反红旗”、“野心政治家”等政治帽子，加深了对立情绪。
1966年8月5日，党中央决定撤销大中学校的“文革”工作队，师院内部多数派中的部分学生贴出“送瘟神”的对联：“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另一派学生强烈不满，社会上前往参观这幅对联的人也越来越多。引起两派学生之间斗殴。至8月7日，共打伤十多人，当时称之为“八·七”事件。
1966年8月18日下午，区党委第二书记乔晓光在师院礼堂召开的全体师生员工动员大会上宣布：黄云、徐为楷犯了所谓方向路线错误，区党委决定并经中央批准，撤销黄云市委书记和徐为楷副书记兼“文革”组长的职务。会后师院刘振林（外语系学生）等师生，将徐为楷戴高帽游街示众。接着，刘又带了一帮学生到市委抓黄云，黄得知后，躲往梧州。由于师院学生“多数派”游斗徐为楷引起社会极大反响，大街上到处出现围攻师院“多数派”师生和“南下串连队”的现象。
8月下旬至9月初，开始分成两大派：“工人赤卫队”、“红旗红卫兵”为一方，师院“多数派”即“老多”、“工人红卫兵”、“机关职干造反队”为另一方。后者提出要改组市委，前者则要“誓死保卫市委”，并大造抓所谓“三小撮”（即“老多”、“工人红卫兵”、“南下串连队”中的一小撮）的舆论，到处围攻，收集材料，印发传单，揭露“三小撮”。
1966年9月6日，桂林市26所大中学校“红卫兵”代表和“南下串连队”30人向市委和区党委书记处书记贺希明提出召开全市群众大会的三点要求［（1）大会由“红卫兵”维持秩序；（2）市委在会上公开引火烧身；（3）黄云、徐为楷作检查］未获同意。于是从7日上午11时宣布在市委院内静坐绝食，抗议市委破坏“文革”。到9日静坐绝食的队伍扩大到76个单位，约3000多人，这次静坐共计62小时。
1966年9月10日，由于出现“南下串联队打人”、“韦国清同志被打”、“黄赛阳被捕”等事件。大批“工人赤卫队”、“四清工作队”、机关干部参与围攻“老多”师生和“南下串联队”。南北火车站被“工人赤卫队”封锁。当天抓了“南下串联队”的张铁锚和张顺喜。9月16日，又一批“南下串联队”来桂时，出现了“热烈欢迎南下串联队”和“南下串联队滚滚滚”等对立标语。9月20日，区、市“文化大革命”工作队正式撤出师院。
1966年9月29日，桂林市“工人红卫兵”总部及“大、中学校红卫兵”总部成立。
当时“工总”的主要负责人高桂英（邮电局职工），改组后，主要是刘天偿（汽车修配厂工人）等人；“红总”的主要负责人先后有师院师生黄沃南、杨福庭、周兆祥、甘恒彩、刘振林和桂中学生梁连珍，师大附中教工林翔艺，医专学生黄东红等人。
1966年10月14日，经市委决定，区党委同意，《桂林日报》头版头条以林同群的笔名发表文章，公布《桂林日报》总编室主任余国琨同志所谓“三反材料”。随后余被“赤卫队”押到十字街批斗。从此在整个“文革”中，余便成了两派的批斗对象。
1966年10月下旬至12月中旬，全市各群众组织分别召开大会批判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先后揪斗市领导冯邦瑞（市长）、刘竹溪（市委副书记）、苏玉山（副市长）和自治区驻桂“文革”顾问林中以及“四清总团”领导李隆（区统战部长）、段远钟（区工交部长）、王凤枝（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等，尔后“工人赤卫队”、“红旗红卫兵”、部分机关干部等也纷纷发表造反声明，起来造反。
桂林“市直机关干部、职工革命造反团”，1966年12月10日在师院礼堂由规划局、文馆会、物资局、房地局、工业局、广播站等6个单位的“造反派”成员发起成立。
主要负责人：
李国全（规划局干部）、张益贵（文馆会干部）、以光奎（手工业局干部）、陈体郁（房地局干部）等。
1966年至1968年武斗期间该组织演变为“造反大军市直总部”，骆少鹤（人委电工）是“市直总部”负责人之一。
桂林市“五四铁笔”（前身为“五四铁笔战斗队”）于1966年12月18日由街道厂工人张燕生、唐庾德、市染织厂工人廖继文、周彪等人发起成立。至1968年9月解散，参加“五四铁笔”的人员大多数是工厂企业单位的青年职工，发展到一千多人，机构设总部常委、组织部、宣传部、资料室、联络部，在桂林大武斗期间，又设立了作战部、后勤部、一个纵队、3个支队和一个炮兵团，总部负责人：张燕生、唐庾德、廖继文等。
1966年12月18日，由“工人红卫兵总部”和“大中学校红卫兵总部”等组织发起，正式成立桂林市“革命造反联合指挥部”。1967年1月24日，发布《第一号通令》，由桂林市“工人红卫兵总指挥部”、桂林市“大中学校红卫兵总部”、“教工井冈山总部”、“职工、干部革命造反团”和外地“驻桂联络站”等12个群众组织，组成“夺权行动委员会”。从1967年1月24日晚8时分别进驻桂林市委、人委、市“文革”办、公安局，并发出《通令》，规定中共桂林市委、人委、市“文革”办、公安局等党、政、财方面工作，必须在“夺权行动委员会”人员监督下进行。在夺权过程中，原“工总”负责人孙宝山（汽车总站干部）抢走市“文革”公章，并四处活动，串连反夺权（未成），后在群众要求下，市公安局以破坏“文革”为名，逮捕了孙宝山、刘有元等6人（后以无罪释放）。同年2月5日，在桂林驻军六九五五部队的支持下，由桂林“革命工、农、干部、师生”选出代表，成立桂林市“革命造反大军临时服务委员会”（简称“造反大军”）。常委有：周兆祥、杨福庭、黄东红、刘天偿、申儒成（桂林印刷厂工人）、鄷瑞华（市监委干部）等人。
12月25日，桂林市“大中学校红卫兵总部”、桂林市“教工井冈山总部”、“北航红旗驻桂联络站”、“首都红卫兵留桂联合造反团”、“清华井冈山驻桂联络站”等群众组织，于凌晨两点钟，联合封闭了《桂林日报》社，并规定封报后改为《今日新闻》。
1967年1月23日，报社的“造反派”头头赵东、王绍西与师院“红卫兵”正式宣布向报社夺了权，1月24日晚，宣布改《桂林日报》为《新桂林报》，革大（师院）“老多”派了几个老师到报社负责编辑、审稿，直至3月8日才撤出报社。
1967年1月19日“造反大军”连续3天在桂林市体育场召开几万人大会批斗韦国清、黄云等一批区、市领导干部。批斗大会由黄沃南（师院学生）主持，在批斗中给韦国清和地市领导干部挂了黑牌，戴了高帽，有些被批斗者还令下跪。当时被批斗的还有：区党委书记处书记贺希明，桂林市委副书记刘竹溪、徐为楷，桂林地委书记王祝光、副书记李云亭，区党委派来桂林市的“文革”顾问林中等一批领导干部。在会上批斗发言的有师院学生谢荣杰、周兆祥、刘振林、甘恒彩、李宝雄等人。批斗后，数十辆载人汽车进行大游斗，韦国清同志还披着用“工人赤卫队”和“红旗红卫兵”的袖章缝制的衣服坐在第一辆汽车上。
根据毛主席的“人民解放军要支持革命左派”的指示。驻桂六九五五部队开始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于1967年2月5日与桂林“革命造反大军”一道召开“大联合、大夺权”誓师大会。会后举行了武装示威游行，表示支持桂林“老多”和“造反大军”。
1967年2月11日，桂林市“公安革命造反总部”写报告给公安局军管会，经军代表李庆荣批准，以所谓黄云1962年11月，在环湖会议室召开的机电系统书记、技术员会议上公开辱骂毛主席之罪名，于2月12日下午将其拘留，2月17日释放。
直至1982年6月，桂林市委对黄云同志拘留的问题进行了复查，认为对黄云同志拘留审讯是完全错误的，应予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1967年3月8日，由市“造反大军临时服务委员会”、解放军驻桂干部、“革命干部”三方面代表组成了“桂林市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主要负责人有：市人武部政委陈秉德、市长冯邦瑞等人。指挥部下设工交、财贸、基层3个办公室，负责指挥全市生产和经济建设工作。
1967年3月19日，桂林市“大中学校红卫兵总部”、《红卫兵》编辑部就南宁“文化大革命”局势发表严正声明，最先提出“打倒韦国清，解放全广西”的口号。
4月19日，自治区党委书记伍晋南、贺希明等认为韦国清在“文革”中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没有站出来支持“红卫兵”的“革命”，反而躲起来，让下级干部受冲击。于是他们发表了关于打倒韦国清的《四·一九声明》。
同月24日，桂林市委副书记王同连，监委副书记许正义，监委委员邵永清等30多名部、委、办、局以上领导干部先后发表了支持《四·一九声明》的《四·二四声明》。宣布打倒韦国清（《声明》写好后，寄往了南宁）。
5月18日，桂林市“五四铁笔”、“拼刺刀”等组织串联成立“桂林市红色革命造反司令部”。晚上在市灯光球场召开批判“刘、邓、陶”大会，提出“支持韦国清”的口号，得到一〇四、七〇一、三〇一、空军等驻桂部队和军分区、市人武部的支持。
“五四雄鹰兵团”（简称“五四雄鹰”），于1967年5月成立，1968年8月瓦解。原是桂林市一个不到300人的跨行业组织，后来发展为全区性组织，桂林设总团，并在市内设东、南、西、北、中区5个方面军，南宁设分团，柳州设支队，百色、玉林等地区设一个方面军，其领导人有：
总司令：邓铁桥（“八·二〇”时被收审，死在牯牛山监狱）。副司令：吕雄魁（秀峰区红旗五金厂工人，现下落不明），政委：阳正家（市雨具厂工人，1974年服毒自杀）等。
桂林市“无产阶级革命联合指挥部”（简称“联指”）由李年生（市标准件厂副厂长）、曹铁军（市委宣传部理论教员）、刘铎（街道工人）等人发起，于1967年5月底成立。其总部常委：曹铁军、曾明轩（五金站干部）、李年生等。
在驻军支持下，由“工人红卫兵”主要负责人高桂英，以及市直机关干部杨德广（公安局）、李建华（市经委）、柴俭（贫协）、汤秋生（郊区）等人发起“支持韦国清站出来闹革命”活动。组织“六·二九”联委，于1967年6月29日在市体育场召开有7万人参加的成立大会，由高桂英主持，黄沃南（桂林“老多”、师院学生）、驻军负责人及六九五五部队副政委赵保立等讲了话，这个组织一成立就遭到“造反大军”和“联指”的极力反对，部队也无能为力，不到一个星期就垮了。
桂林市市直机关“七·一”总部（前身为桂林“联指市直机关联合兵团”）于1967年7月13日成立。后于1967年11月底由刘德荣（机电局干部）、梁福余（劳动局干部）发起，改名为“桂林联指市直机关‘七·一’总部”。其主要负责人：曹铁军、王义杰（工交部干部）、刘德荣、梁福余等。
在江青“文攻武卫”反动口号和桂林“七·二〇”事件的影响下，1967年8月10日，桂林地、市“造反大军”在周兆祥、谢荣杰、刘天偿、刘振林、黄沃南等人的指挥下，当天下午夺了军分区武器库和桂林地区公检法军管会、桂林市武装部的枪。以后灵川、临桂县人武部的枪也相继被抢。据被抢枪单位统计，被抢走各种枪支5450支，各种枪弹5535200发，手榴弹3126枚，炮5门，炮弹556发，其他军用物资8件，同时还抢走了大批炸药。夺枪之后，“造反大军”对一些不同观点的群众、干部采取坐猪笼、剪头发、披麻包、挂黑牌、抄家等，进行侮辱人格的批斗、游斗。“联指”头面人物被迫逃离桂林，两派群众组织的对立情绪加剧。
为了搞到武器弹药，对付“造反大军”。逃离到外地的“联指”成员与鹿寨、临桂、柳州等地“联指”成员一千多人，于1967年8月13日突然包围封锁了二塘火车站和炸药库，并向炸药库发起攻击，打伤“造反大军”13人，炸翻铁路50多米。
桂林“联指”头头张燕生等11人在二塘抢炸药未得手，于8月15日拦截运粮汽车往龙胜方向行驶，至五通附近翻车，张受重伤，被“造反大军”的人抓获，18日送“一八一”医院治疗，于9月1日出院。
1967年8月18日上午，桂林地、市“造反大军”，师院“老多”及六九五五部队共7万多人，其中部队全体人员及部份“造反大军”人员荷枪实弹，全副武装，在市人民体育场集会，隆重庆祝毛主席在首都天安门城楼首次接见百万“红卫兵”一周年大会，会后举行了武装游行。
下午，师院“老多”将桂林地、市领导干部黄云、徐为楷、陈秉德、李云亭等同志戴上高帽，挂上“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黑牌，押上汽车，绕桂林市主要街道进行游斗。尔后，“抓促指挥部”多次开会，批判陈秉德，陈被迫检讨，表示支持“造反大军”。但“造反大军”夺枪后，为了进一步掌握财政大权，于9月20日印发了改组通知，由张永信（军代表）、冯邦瑞、王同连、潘文沅（总工会干部）等人组成新的领导小组，从而改组了“抓促指挥部”。
1967年8月30日下午，驻军六九五五部队与地、市“造反大军”举行所谓“拥军爱民”的武装游行，队伍中共有60门大炮，140辆汽车满载着全副武装人员，军民互相呼叫：向六九五五部队学习！致敬！向桂林地、市“造反大军”学习！向桂林“老多”学习！坚决支持、保卫桂林“老多”等口号，这次游行加深了两派对立和支左部队之间的分歧。
在揪军内一小撮的错误思想指导下，为了掌握军内某些领导的历史档案材料，1967年9月6日晚上8点多钟，桂林步校的孙凤山、第二外语学校的崔贵生、广西师院的刘振林、谢荣杰等人，组织了外语学校、广西师院及部分工厂、学校数百人，由刘天偿等人带队，借口“抓打人凶手”，乘坐汽车、吉普车、摩托车（有的步行），分几路冲进步校保密室、校政治部、训练部、校务部、第一、二、三大队部把保密室的机密文件抢劫一空。共劫走各种文件12449件。随后，他们将劫来的文件，用汽车分别运往第二外语学校和广西师院等处。被劫走的文件中，有绝密文件152份，机密文件11826份，内部文件47份。其中不少是属于党和国家、军队的核心机密。
抢得文件后，他们组织了包括军队和地方共几十人的队伍，有选择地进行了查阅、摘抄、拍照、复制，造成党和国家机密在社会上扩散。
1967年9月13日，桂林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贾洪起打电话给荔浦县人武部，要求流落到荔浦的桂林“联指”成员迅速回桂林“抓革命、促生产”；并通知荔浦县从9月14日起停止给桂林“联指”成员供应粮食等生活物资。桂林“联指”成员为了得到粮食等物，以解决生计问题，9月14日下午7时许，桂林、阳朔、荔浦、雁山的“联指”约400人，全副武装，分乘12辆大卡车，由荔浦、阳朔向雁山方向奔驰。
15日凌晨与“造反大军”驻守在雁山的下属组织发生了武装冲突，当场打死“造反大军”下属组织及雁山镇小孩各1人，打伤数人，并占领了植物研究所、劳动大学、粮店、食品公司、商店、战备物资仓库及邮电局等单位。
清晨7时5分，支持“造反大军”的六九五五部队闻讯赶去，“联指”撤退到白沙粮管所，部队继续追去，武装冲突开始后，雁山、荔浦、阳朔等地“联指”武斗人员陆续赶来支援，这是六九五五部队相继拉来了4门大炮，2辆坦克，增援了3个连的武装兵力。前后共出动汽车48辆（小吉普5辆、解放牌43辆）和摩托车十多辆。
下午6点，这些“联指”成员在当地“联指”人员的掩护下全部撤出了白沙。六九五五部队及“造反大军”也相继撤走，结束了这场武装冲突。
此次武装冲突事件，“联指”死7人，伤30人，解放军死1人，“造反大军”死1人，雁山镇死1小孩。
桂林市“联指”民兵师于1967年10月底由李年生，卢向平（市体委干部）发起成立，其成员约5000多人，均系由部队复员、转业军人组成。民兵师下设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5个团和一个独立营。师长孙忠禄（市一建工人）、政委袁国湘（综合电机厂工人）、参谋长卢向平。民兵师从成立至1968年“八·二〇”后解散，历经9个多月。
10月7日起，原由于“八·一〇”夺枪被压逃离在外的“联指”人员陆续回到桂林。
10月24日桂林“联指”和“革联”成立了“桂林市无产阶级革命大联合委员会”（简称“联委”）。主要负责人：曹铁军、李年生、柴俭、孙宝山，于11月18日占领市委机关院子为据点。
10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布《关于按国务院规定实现革命大联合的通知》后，各学校、企业单位，纷纷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斗私批修”，按系统、按行业、按班级搞大联合、“三结合”，成立“工代会”、“农代会”、“红代会”（基本上由“造反大军”一派组成），并着手筹备成立革委会。“三代会”于“八·二〇”行动后又进行了改组（基本上由“联指”一派组成）。
1967年11月22日，桂林“造反大军”共3万人，在市体育场召开了“强烈抗议桂林‘联指’破坏《十条协议》的大会”。会后举行示威游行，途径市委大院“联指”据点南面围墙边时，游行队伍中有数人被“联指”从墙内扔出的砖块打伤，顿时队伍起哄。一些人涌进了九九分队驻地，想通过九九分队翻墙冲进市委机关内。被九九分队武装人员阻拦。
游行队伍进入警戒线后，九九分队有的战士开枪射击，当场打死机床厂王占金、二运公司赵巧苟、毛巾厂刘锡光三人，打伤数人，游行队伍迅速撤离现场。
事件发生后，六九五五部队很快赶到现场，将九九分队人员撤到奇峰镇六九五五部队驻地办学习班，避免了事态的发展。
1967年11月28日，桂林地区12县“联指”观点的农民代表分乘47辆卡车，车上装着大肥猪、鸡、酒，携带几支七九步枪及少量子弹，敲锣打鼓，进入桂林市，绕市区转了一圈后开进了“联指”占据的市委院内。
桂林“老多”针锋相对，调动了几十辆装着高音喇叭的宣传车，绕市委院子进行宣传广播。谴责“联指”煽动农民进城，企图挑起武斗。
次日上午10点左右，农民代表全部撤离桂林市。
由于孙宝山想夺“联委”（即“联指”、“革联”联合组织）的领导权，加上孙宝山的打、砸、抢行为严重，支左部队认为孙宝山是桂林两派武斗的重要因素，于是军管会与“联指”负责人李年生、曹铁军、柴俭等人商定，由军管会出动一个连的兵力，于1967年12月28日抓捕孙宝山，将孙围困在市长冯邦瑞宿舍的地板下面三天三夜，12月30日凌晨5点孙露头外逃，被埋伏在周围的解放军战士用冲锋枪击中头部身亡。
1968年2月上旬，灵川县“联指”总部酝酿要武力拔除另一派群众组织占领的大面墟据点，并派人到桂林市“联指”总部联系求援。市“联指”主要负责人曹铁军、李年生、曾明轩答应派人支援。
2月26日下午，曹铁军等人带领市“联指”武装人员乘两辆汽车到达灵川，并参加该县“联指”总部召开的战前会议，会上决定由市“联指”主攻，县“联指”配合。
27日凌晨，各路战斗人员分别进入阵地，武斗至天亮前结束，“联指”攻占了大面墟据点。
这次武斗“造反大军”被打死7人，重伤2人，灵川县“联指”被打死一人。
1968年2月18日，桂林市“造反大军”和“联指”两大派群众组织负责人在驻军帮助下，在李家村举办学习班，组成了桂林市“革命大联合委员会”，3月5日下午，两派群众和驻军7万人在市体育场召开庆祝成立大会。
“大联委”由两派群众组织各以15名主要成员组成，双方派对等的工作人员。
“联指”参加“大联委”成员有：
李年生、曹铁军、柴俭、朱明武（邮电局报务员）、曾明轩、张燕生、伍华春（一建工人）等15人。
“造反大军”参加“大联委”成员有：
1968年4月14日，桂林市革命委员会成立。
革委会由支左部队、地方两派观点的干部、群众代表参加，共68人组成革委会。常委19人。
王斌、郝忠云、陈秉德、刘竹溪、季兴华、冯邦瑞、苏玉山、康凝、献庭、王汝保、宋印、袁枫、梁凯、云树林、苗正方、林晓、梁族、杨福庭、李年生。
革委会主任：王斌
革委会副主任：郝忠云、陈秉德、刘竹溪、季兴华、冯邦瑞、苏玉山。
1968年4月29日上午，地区革委会成立。在市体育场召开庆祝大会，地、市“造反大军”未参加。当天，“桂铁工总”负责人龚志明、地区“造反大军延安总部”阎振声、翁泰元等人与警司、军分区执勤人员发生冲突，被警司扣押。下午4时左右，“造反大军”的“地专延安总部”及“桂铁工总”等组织上街游行，到警司门前静坐示威，并提出抗议，地、市“造反大军”也参加了这一行动。
桂林两派围绕着一个“权”字，在反对和保卫革委会的问题上，矛盾越来越大。5月3日“联指”发出《公开信》勒令“造反大军”静坐人员于5月4日中午撤出警司，否则将采取最坚决的行动。5月4日“造反大军”未撤出警司，“联指”武斗人员便于当天带着背包集中于市委院内“联指”据点，并抢占东、南、北门的制高点，“造反大军”也相继占了市中心的制高点。
双方占据制高点后，堆沙包、筑工事，拦截和搜查过路车辆、行人，互相抓、打对方人员，互相攻打对方据点。“联指”武斗人员先后发表了《关于桂林局势的紧急声明》、《紧急动员令》、《进驻大联委的声明》。造反大军也相继发表了《严正声明》和“五·一九”《紧急声明》等。同时，两派的武斗组织也相继成立，双方都在作大武斗准备，并动员家属群众搬家。
1968年5月7日“造反大军红卫师”成立。“红卫师”设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一个步兵团和一个炮兵团。师长戴明德（铸造厂职工）于6月6日在原榕城饭店武斗被打死后，唐兆瑄（市歌舞团）任师长。师领导成员有：周兆祥、刘振林、唐兆瑄等。
桂林市“联指”为了解决武斗急需的武器弹药，从5月10日起在李年生、曹铁军等人的带领和指使下，先后到一〇四、三〇一、警司、军分区、六九五五部队、空军机场、雷达站、市武装部、南站军管分队等处，夺了15次枪，共抢得各种枪支200余支，子弹25000多发，手榴弹500多枚和一批军用物资，抢枪中打伤战士多人，地区“联指”也夺了9次枪。
从5月23日起，在刘天偿、周兆祥的组织下，“造反大军”分别夺了北站运往柳州二化厂的苏制TNT烈性炸药50吨和北门护路部队及军分区仓库的枪、炮以及弹药，总计各种枪支3410支，子弹269213发，手榴弹3400枚及各种炮8门。
双方夺枪，为大规模武斗作了武器准备。
1968年5月12日，地区“联指”常委伊景春、唐廷国及桂林市“联指”孙忠禄、张燕生等人在荔浦县召开12县联合会议，会议由伊景春主持，唐廷国、张燕生在会上介绍桂林情况，呼吁各县行动起来，保卫地、市革委会，会议决定，每个县先派十名代表到桂林向驻军和地、市革委“反映情况”，并发表“联合声明”，造农民武斗人员进城有理的舆论。
5月13日晚，“造反大军”负责人刘振林、周兆祥、孔宪才（齿轮厂干部）、戴明德等人在师院历史系刘振林的房间召开会议，会上分析了形势，确定了“针锋相对，文攻武卫，立足于打”的方针，并提出了分为：防御、相持、反攻三阶段的“红色山城保卫战”的作战方案。
5月14日至15日，周兆祥等在师院召开“工总”常委会，刘天偿说：“现在联指占了那么多据点，我们只有打才有出路，只有打才能把主动权夺回来”。刘振林说：“我们要先下手为强，在他们（指‘联指’）没有准备好之前，就把他们干掉。”
当天下午，“造反大军”立即召开各武斗组织的领队会议，刘振林、刘天偿在会上作了武斗动员，并成立了以总指挥刘天偿、副总指挥周兆祥、地区干部邓井发、关伯岩为首的桂林地、市“造反大军”文攻武卫总指挥部，刘振林是司令部成员。
5月17日，地区“联指”组织12县的86名代表到达桂林。地、市“联指”的负责人李年生、曹铁军、伊景春（地区干部）等人在东方红饭店接见了进城代表，并研究成立“桂林战场前线指挥部”。
5月19日晚，地、市革委会和驻军部分领导景伯承、吴新中、陈秉德、冯邦瑞等17人在榕湖饭店小礼堂接见了12县代表，接见中，市革委会副主任陈秉德对各县农民所谓关心桂林“文革”表示感谢。市革委会副主任冯邦瑞发表不同意农民进城的意见而受到指责。
5月24日，地、市“联指”的主要负责人伊景春、唐廷国、轩凤欢、廖祖迪、李年生、曾明轩、曹铁军和地区干部徐孝治在桂林饭店召开会议，研究组织各县民兵进城和筹集枪支问题。从6月4日起，在地区革委和桂林军分区的部分领导支持下，地区12县人武部先后组织了约8000多名武斗人员（含各县人武部干部120多人）进入桂林。为便于对各县进城武斗人员的统一领导和指挥，6月5日晚，地、市“联指”头头在东方红饭店开会，成立了“桂林地区保卫革命委员会总指挥部”（以下简称“桂保总”），总指挥：曹铁军，副总指挥：曾明轩（兼桂北民兵师师长）、王荣（临桂）、董茂轩（荔浦）、邰连刚（阳朔）、李年生等，总政委：徐孝治，参谋长：丁绚（桂林百货站党委书记）。同日发表了关于要“坚决消灭桂林地、市‘造反大军’一切‘反革命武装’，桂林‘造反大军’必须无条件地向‘桂保总’全部缴械投降”的通令。
6月6日，“造反大军”刘振林、孔宪才（齿轮厂干部）等人在师院办公大楼召开“文攻武卫指挥部”成员会议，分析作战形势，会议决定趁各县“联指”武斗人员刚刚进城立足未稳，打他个措手不及。
“工总”为了适应武斗的需要，于7月18日将原“工总”小分队扩编为“工总四野”，其领导班子：司令员刘天偿，副司令伍奕仟（交通局保修工人），政委唐玉星（工具厂工人），副政委刘重喜（市公共汽车公司职工）等。
桂林两派经过策划，在人员组织和武器上作好了准备，拉开了大武斗的序幕，武斗中大致有以下几个较大的行动。
“联指”在5月4日下午4时首先抢占了阳桥头原榕城饭店（“大联委”所在地）、食杂第六门市部、中医院、南面的东方红饭店、桂林饭店、北门的百货站办公大楼、地区农械厂、北门粮库、东面的桂林印刷厂。接着。“造反大军”也相继抢占了市人委（即市革委会所在地）、专署大楼、红星印刷厂等据点之后，并多次主动进攻“联指”据点。
5月16日晚，由戴明德率领70余人，乘夜暗潜入预定位置，先用炸药包将百货站办公大楼炸开了两个大洞，尔后向大楼发起冲击，“联指”成员何嘉荣、杜修柱、军管战士谭绍宏被打死，打伤多人。
5月24日早上6点许，“造反大军工总”武斗人员分别使用定向炸药包、轻重机枪、冲锋枪等武器向地区农械厂“联指”据点发起进攻，武斗中，双方各死2人，并打伤1名驻厂的解放军战士，炸毁厂内一些建筑物。
5月27日，刘天偿召集本派负责人在师院办公楼研究攻打房地局“联指”据点问题，并成立了前线指挥部，指挥部设在艺术馆，5月29日拂晓5点，在刘天偿等人指挥下，“工总”向房地局“联指”据点发起进攻，发射炸药包20个（炸响10个），炸毁民房一间，压死房内市民2人，炸伤3人，打死“联指”武斗人员1人，并占领了房地局据点。
6月5日，“造反大军红卫师”在刘振林、刘天偿的组织指挥下，向“联指山鹰”据点榕城食杂门市部和“五四铁笔”据点榕城饭店进攻。用炸药包炸塌了榕城饭店的一角，武斗中“联指”伤亡十多人，“造反大军红卫师”伤亡3人，师长戴德明被打死。
为切断“联指”的南北交通，“造反大军”刘天偿、谢荣杰、周兆祥、刘振林等人经过策划，在刘天偿、谢荣杰、孔宪才等的指挥下，于6月9日、10日、12日3次派唐品端（玻璃厂工人）等8人炸毁了德智桥和新桥。
6月上旬，桂林市区武斗日趋激烈，市内交通断绝，市西郊甲山公路成为南北运输的主要交通。“造反大军”负责人刘天偿获悉“联指”汽车频繁往返甲山公路运送人员、物资。为了配合“造反大军”北面武斗，决定派人前往伏击，伏击中，打翻汽车1辆，打死对方11人，重伤4人。
6月12日下午3时，桂林“联指”武斗人员、“五四铁笔”和荔浦“联指”武斗人员，在曹铁军、丁绚、孙忠禄等人的指挥下，向榕湖饭店发起攻击，于当天下午6时结束，武斗中打坏了一些建筑物，“联指”被打死3人。
7月13日，临桂、平乐、全州“联指”武斗人员再次攻打桂师和榕湖饭店，平乐县武斗人员被打死12人。
7月23日早上，永福、平乐、龙胜“联指”武斗人员及“五四铁笔”部分武斗人员，在徐孝治的指挥下，又一次攻打桂师、榕湖饭店，武斗中，永福死7人，龙胜死2人。
6月9日上午，“造反大军”刘振林派出部分武斗人员到北门贮木场附近的铁路叉口打伏击，打翻“联指”汽车一辆，打死4人、伤多人。随后又由刘振林带队打虞山，刘天偿、伍奕仟、邓井发负责打观音山，周兆祥指挥打北门。
6月13日，全州、灵川、兴安等地“联指”武斗人员，在曾明轩、蔡辉龙（全州）等人组织指挥下，向“造反大军桂铁工总”的北站据点发动进攻，在炸药包、迫击炮的轰击下，炸死在防空洞内躲武斗的群众5人，抓走从防空洞逃出的6名职工家属，到地区林业局后将其活活打死5人。
6月14日，“造反大军”刘天偿、伍奕仟、汤其新（市政工程处职工）带领武斗人员从甲山村出发，偷袭了机械厂、铸造厂和冷冻厂，占领后，刘天偿指挥用炸药包向三机床厂宿舍和百货仓库“联指”据点轰击，致使百货仓库爆炸起火，大火连烧3天，烧毁库房5栋，损失540余万元。双方激战后，7月13日凌晨，“桂北民兵师”的武斗人员向地区贮木场、气象站、外贸仓库、桂北铁路高站台、化工原料仓库等目标发起进攻，化工原料仓库内的氯化汞、松节油、松香、油漆等易燃物资被击中起火，大火燃烧了两天两夜，损失数十万元。
6月20日，“桂保总”在五一饭店召开南北武斗指挥人员会议，会议由曹铁军、徐孝治主持，参加会议的有：曾明轩、唐延国、伊景春、廖祖迪（地区干部）、丁绚、李年生等及各项武斗人员负责人，会议主要研究对“造反大军”进行南北夹击，缩小包围圈的作战布署。
6月22日，南片“联指”首先打响，曹铁军、徐孝治、丁绚亲自指挥市“联指”武斗人员，临桂、平乐县“联指”武斗人员攻打桂师和榕湖饭店，双方先后争夺了3、4次。另在西山一带，双方争夺山头，反复激战。
北片，由曾明轩、李年生、唐廷国指挥桂北各县武斗人员，于23日凌晨5点向北站、虞山庙和二级站等处发起进攻，双方进行了反复的争夺，“联指”一度占领了观音山和虞山庙等据点。
6月24日，“造反大军”召开了紧急会议，提出一定要夺回北门一带，解决粮食问题。当晚，由刘天偿、伍奕仟等人带领“造反大军工总”小分队向观音山“联指”据点发起进攻，经过一天两夜的激战，最后在炮火的掩护下，攻下了观音山。唐兆瑄等人带领“造反大军红卫师”向虞山庙发起进攻，于26日天亮时占领了虞山庙和面粉厂。
6月27日，刘振林等人带领“红卫师”相继攻占了第一粮库和盐仓，共夺得粮食2000多万斤。
北片“联指”由于打了败仗，丢了4个据点，伤亡较大（死亡101人），28日，全线退到水电设备修造厂至灵川县一带。
“联指”南北夹击失利后，1968年6月26日至28日，桂北武斗民兵师司令部成员曾明轩、李年生与地区“联指”头头唐廷国、廖祖迪、唐贵才（兴安）等人和桂北五县武斗组织的负责人，在灵川县委小会议室开会，分析失利的原因是：士气不高，武器不好，而武器不好是主要的，因此，决定到兴安“四五三”国防仓库去夺枪，并成立了“夺枪指挥部”，总指挥是曾明轩，成员有伊景春、唐廷国、廖祖迪、李年生、唐贵才等。
夺枪开始以后，市“联指”曹铁军等人在五一饭店，布置动员郊区和桂南各县的武斗人员前往兴安夺枪。
在夺枪指挥部的组织指挥下，从6月30日上午9时50分起至7月4日，先后有地区12个县武斗人员、桂林市“联指”、柳州部分“联指”成员，连续5天对“四五三”仓库发起11次冲击，最多时达一万多人，少时也有五、六百人，他们从“四五三”仓库夺走各种枪支5636支，各种弹药3250007发，各种手榴弹124428枚，爆破筒114根，各种军需物资和私人物资783件。
7、西线激战
兴安夺枪后，“联指”枪多弹足，“桂保总”在芦笛岩附近的苗圃召开南北联合会议，会议由曹铁军、曾明轩、徐孝治等人主持，李年生、丁绚、“五四铁笔”负责人张燕生以及各县武斗人员负责人参加了会议。会议讨论了丁绚提出的“南北佯攻、西线突击”的作战方案，决定在西山一带组织一次大打，向“造反大军”发起总攻。
7月13日凌晨，各路“联指”武斗人员分别从西、南、北三面向“造反大军”发起总攻。在重点突击的西山一带，在炮兵的支援下，“联指”一度占领了桥头山、雷劈山，后因遭到对方的猛烈反攻，被迫撤离雷劈山。
7月17日晚10时，“联指”向西山发起进攻，打死“造反大军”红卫师3人，俘虏8人。
7月19日，“造反大军”下属组织出动了一个武装连，进攻并夺取了恭城县武斗人员驻守的白岩山阵地。在阳朔武斗人员支援下，恭城又夺回丢失了的阵地，并将对方武斗人员围困在半山腰进行围歼，对方除少数几人侥幸逃脱外，其余40多人均被打死。
同日，“造反大军”为了夺回白岩山，因一〇四部队礼堂驻有“联指”武斗人员，无法通过，于是炮击一〇四部队礼堂。同时，为了摧毁“联指”设在东方红玩具厂的炮兵阵地，炮击中，由于方位，距离没测准，致使越校中弹。
7月21日至22日，“桂保总”徐孝治、丁绚在乳胶厂宿舍区指挥荔浦和市“联指”武斗人员，再次强攻雷劈山，激战中，荔浦“联指”死4人，市“联指”死8人，伤十多人，对方“红卫师”死5人，伤4人。
7月27日至8月3日，“联指”又以数连的兵力向“造反大军”据守的飞凤山、雷劈山、打靶场等地多次发起进攻，双方反复激战。
此时，“造反大军”已无法向南推进，在军事上采取以攻为守，隔榕杉湖炮击，固守阳桥、榕杉湖一带。
这次大武斗，参战人员之多（两派逾万人）时间之久（两个月）牵涉面之广（十二县一市），均属罕见。
武斗期间，交通中断，工厂停工，商店关门，学校停课，机关无法办公，近郊农民无法生产，人们不能正常生活，整个山城陷于一片混乱，恐怖之中，据不完全统计，桂林市死于这次武斗之中的武斗人员和无辜群众共406人，桂林地、市及12个县的武斗人员198人，两项合计为604人（不包括桂铁及外地在桂林被打死的人数）。
武斗期间，两派杀人，放火，炸桥梁，烧仓库，摧毁建筑设施，同时，还消耗了大量的物资和财力；此外，桂林的许多珍贵文物被毁被盗，如：伏波山唐代摩崖造像和七星岩清代李秉俊的兰竹石刻被破坏（武斗前已被破坏）；市文管会存放在榕湖饭店六号楼内的珍贵文物约40箱被盗一空，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
1968年5月30日，“造反大军”刘天偿、刘振林、甘恒彩等人，召开“文攻武卫总指挥”部会议研究夺银行军管权问题，与会者同意刘天偿的意见，要夺银行的权。
6月8日，刘天偿指使市银行干部吴广光、周以朴、黄鼎、黄培初等起草夺权通令，6月9日又由黄鼎起草了《关于桂林市人民银行支付现金的紧急一号通令》。经过地、市“文攻武卫指挥部”修改签发，夺了银行军管权，掌权70天。
6月中旬，桂林两派武斗激烈，桂林监狱周围的老人山、宝积山、马鞍山、观音山等制高点均被两派武斗组织所占领。
6月16人，“造反大军工总”的部分人员利用监狱生产车间机械设备修理枪支等武器，并成立了桂林“监狱接管委员会”，对监狱的办公大楼及生产车间实行了控制。组长封绍辉，副组长李祖佑（均系监狱干部）。“八·二〇”前后这一派性活动被错误定为“反革命事件”，该单位吴爱智、梁振才、封绍辉、李祖佑等78名干部、工人均以“冲监”的罪名被关押，其中有13人被判刑，57人被游斗，68人被抄家，技术员梁振才被批斗迫害致死，不少人被打伤致残。直至1983年5月“处遗”中，经市委批准，才从政治上给予公开的彻底平反。
1968年6月10日、19日、26日、7月3日、24日，“联指”先后用高射机枪、迫击炮、无后座力炮轰击解放桥，打死30余人，打伤数十人，仅7月24日下午就打死泥湾街下河洗澡、洗衣服的群众22人，打伤数十人。
从5月6日至6月16日，“造反大军”下属组织先后抓走“联指”成员曾明轩（市革委委员、市“联指”常委）、旦铭钦（水厂工人）、严征旺（一建预制场工人）、许克文（桂北大米厂工人）、曾义德、刘作裕（桂林量具厂工人）、冷发棉（市二建工人）、徐天才（地区农械厂工人）、罗强汉（医专学生）、徐章凯（桂量工人）、刘义军、彭凯（塑料制品厂工人）等12人。除曾明轩、严征旺外，其余均被活活打死。如：6月11日“联指”成员许克文，回厂领工资，路上被“造反大军”抓住，6月14日，桂林量具厂工人曾义德、刘作裕二人在宿舍门口被“造反大军工总”分队抓住，以上3人均被蒙住眼睛押送张永发“工总”据点。6月13日，“造反大军”在一次武斗结束后，同月16日撤回到市区，当晚在人民饭店举行所谓“庆功”酒会，刘天偿在“庆功”会上谈到在武斗中该派死了3人时说：血债要用血来还，今后要多消灭“联指”，为死去的战士报仇。在刘天偿讲话后，陈桂华将刘作裕、许克文、曾义德于6月17日被活活打死。
6月12日，“联指桂保总”在南站对面东方红饭店语录牌楼建立了一个专门关押人的“看守所”（监狱），把抓到另一派群众组织的人员及一些所谓五类分子关押在“看守所”内，先后关押258人，其中被迫害致死35人，致伤75人。
平乐武斗人员先后攻打桂师、榕湖饭店时，被打死12人。
7月14日上午，将被打死的尸体运至桂林玻璃厂停放，平乐武斗人员前往悼念。9点钟左右，卢红光、林海、李绍邦等20多人，冲进“看守所”对被关押的人乱打一通，文化局副局长郭文刚等人被打得头破血流。
于同日中午，平乐武斗人员廖德权、伍学强、林海、廖昌辉、侯永成、唐桥生等24人冲上楼，将被关押人员唐跃武（桂林针织厂职工）、侯霉（插青）、李江（汽配厂职工）、白先德（棉纺厂职工）、马震鹏（桂林二中）、秦恩深（兽医站）等12人拉到桂林十一中对面的树林里，三人一群、五人一堆，先向他们拳打脚踢，用枪托猛击，用刺刀乱刺，然后被集体枪杀。
7月9日至15日，在齿轮厂的“联指”成员刘若忠（武斗副连长）、莫敬祥（“联指”总部常委）等策划组织下，先后由魏日勋等人枪杀了该厂党委书记王伟、副厂长段明池、施工员朱信元、车间主任苏华祥和霍冠南（国民党起义将领，特赦人员）。
68年6月份，自治区政协委员刘介和马车社社员蔡振华（“联指”成员）同住本市中山南路149号一栋楼。
6月20日左右，蔡振华养的一条小狗从二楼掉到楼下，蔡认为是黄剑珍（刘介的儿媳妇、刘忠汉之妻）有意将其狗丢下楼的，两人争吵起来，在旁的邻居李雄坤说：“一条小狗有什么了不起”，蔡说：“打狗就是欺主”，并咬定狗是剑珍丢下的，对黄、李怀恨在心。
7月23日，蔡振华以抓所谓国民党残渣余孽为名，指使申松华等人，将刘介、刘忠汉、黄剑珍、刘颂平（刘介之孙）、李雄坤抓走。
24日上午11时，蔡振华强行将刘介等5人拉到桂林造纸厂后面，用冲锋枪将他们杀害。
该犯长期逍遥法外，直至1979年才被捕。80年12月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报高院批为有期徒刑12年，最后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才判处死刑。
68年8月初，广州军区在湖南衡山开了会，会议由黄永胜主持，广西军区吴华、桂林市人武部陈秉德、警司的景伯承参加了会议。会议主要是落实“七·三”布告，研究要出动军队，武装解放据点问题。
8月17日，桂林军分区司令员景伯承在桂林步校主持召开了各县武斗民兵团负责人及县武装部第一把手会议。广西军区副司令员吴华出席了会议并讲了话，他说：“桂林问题肯定要解决。一小撮阶级敌人一定要搞干净。贯彻‘七·三’布告抓两个关键：1、收缴武器。2、清理外地人员，对抗拒不交武器的要采取军事行动强行收缴”。桂林军分区政委慕石起也讲了话，他说：“你们（指各县武斗人员）来桂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有很大的贡献，坏人、坏头头、走资派、叛徒一个也跑不了”。8月19日在“一〇四”驻地景伯承、慕石起主持召开了12县武斗民兵团负责人会议，具体布置了“八·二〇”行动，一〇四部队康凝副政委、地区革委常委张牧田等参加了会议。
8月20日，以桂林地、市革委会和桂林警备区司令部、政治部联合署名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全面落实中央七·三布告的公告》（简称“八·二〇”公告），借口以解除武斗据点、收缴武器、清理外来人员，组织大规模行动，行动前，收缴了“造反大军”的武器，绝大多数武斗据点已经解除，为对付“造反大军”，由市革委将“联指”武斗人员为主体组编了2000多人的“工人纠察队”（10月底一部分“工纠”改为城区人民纠察队）配备半自动等武器，纠察队主要负责人有市人武部科长王永清，工交部武装科干部郑国安等。“工纠”武装人员、各县武斗人员，其它“联指”成员以及反戈一击的“造反大军”部分成员等共一万多人组编为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于8月20日凌晨，进驻“造反大军”控制的地区，实行大规模的搜捕。从8月20日开始，接连好几天，除从据点抓人外，各单位“联指”也分别自行抓人。因“八·二〇”这个支一派压一派的错误行动，导致以后一段时间被抓、被打、被杀、被抄家、被错批错斗者约万余人。
8月29日，市人武部政委、市革委会副主任陈秉德在工人电影院召开的一次市直机关干部大会上公开号召全市人民行动起来，向一小撮阶级敌人发起猛烈进攻，刮12级台风。
8月30日举行了全市性的大游斗。
9月1日师院先后游斗了崔毅、周兆祥、谢荣杰、杨福庭、甘恒彩、李日明、黄沃南等院领导及不同观点的头头。
9月1日至20日，市革委会、师院驻军对地市“造反大军”中的邓铁桥、许瑞林、鲁鹤松、于文杰、张树枝、余有壬、邓井发（专署农委干部）、诸葛军（专署外贸局干部）等12人以混进群众组织里的“阶级敌人”罪名，在师院进行“活人展览”。
9月2日，“联指”市直机关“七·一”总部，对市直机关不同观点的另一派头头、群众和一些领导干部进行全市游斗。被游斗的有许正义（市监委副书记）、邵永清（监委委员）、王仁武（经委副主任）、蓝守贞（财政局长）、李新（市税务局长）、崔耀华（市财办副主任）、郭文刚（文化局副局长）等一百多人。以各种罪名，戴高帽、挂黑牌、反手捆绑，先是跪在盐业站院内，不少人被打，然后押上汽车，由“工纠”武装看押，沿街游斗，游斗途中许多同志被观看的所谓“革命群众”打得头破血流，鼻青脸肿，有的被打伤致残。
9月3日，广西著名演员黄婉秋被文艺界“联指”押至十字街，脖挂破鞋，身披麻袋，跪在烈日下进行围斗，遭非人性侮辱。
9月27日，地、市革委会在市体育场批斗了王同连、许正义、杨德华、吴腾芳、王祝光、陈基义、陆文中、崔耀华等一大批领导和另一派群众组织头头，给他们挂上“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坏头头”、“反革命”、“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反共老手”、“三反份子”、“国民党残渣余孽”、“牛鬼蛇神”、“翻天右派”、“地主分子”、“地主仔”、“资本家”、“地主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小爬虫”、“政治爬手”、“黑手”、“黑后台”、“黑高参”、“黑干将”、“牛鬼蛇神总后台”、“反革命两面派”、“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杀害贫下中农的刽子手”等各种罪名黑牌。
由“八·二〇”行动引起的抓、抄、游斗风持续一个多月，“八·二〇”以后，不仅搞了几次全市性的大游斗和批斗会，各系统、各单位也纷纷组织游斗和批斗会，有的人在游斗、批斗中被打伤致残或打死。如染织厂副厂长陈华、市体委教练汪成竹就是8月30日的全市性游斗时被活活打死。
9月4日，专区食品公司游斗车开到北门食杂仓库门口时遇上兴安县“卫革指挥部”组织来桂收尸（武斗时被打死的）一伙人，他们不问情由，手持棍棒、石头、鞋子等物，爬上汽车，乱打乱砸被游斗的同志，并边打边喊：“打死这些国民党残渣余孽”，“为亲人报仇”，“推下车打”，此时，兴安中学学生蒋孝生手持“五四”式手枪，朝着被推下车的游斗对象连续开枪射击，直至打完弹夹内7发子弹为止，将被游斗的“造反大军”成员林伟（公司业务员）、张少钧（统计员）、苏秋枫、王修澡（业务员）、马洪光（物价员）、黎光录（统计员）6人杀害。
凶手蒋孝生，当时20岁，广西灵川县甘棠公社灵保大队元村人，1970年应征入伍，1971年1月，因“文革”杀人问题暴露提前退役。1975年12月入党，后被提为灵保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大队长。
9月13日下午，市二建二〇一工区在乐群小学操场召开批斗大会，会议由“联指”头头李良佑（工区工人）主持，阳春辉（工区工人）宣布了肖菊生、锁成林、段辉余、李元禄、胡际生、粟定芬（均系该工区工人）等人的所谓“罪行”材料，然后由该公司武斗人员李友和（人保干部）、黄广依、韦锦沅、王日光、许汉生（均系工人），将肖菊生等6人押到染织厂门口桥边，由韦锦沅、李友和、李元禄等枪杀了。王日光完成了维持杀人现场秩序后，还对6具尸体补了枪。
9月15日，为纪念“白沙事件”一周年，雁山“联指”头头秦宗德（雁山机械厂工人，雁山地区“联指”总指挥）、文华钧（植物研究所研究实习生，“联指”宣传部长）、莫志文（雁山公社秘书、“联指”副总指挥）、李国荣（公社兽医站长、雁山“联指”总部常委）等人策划，经请示万春桥（雁山公社武装部长）同意，召开批斗会，会后在雁山农科所路口南侧集体枪杀了“造反大军”成员吴全仲（植物研究所食堂管理员）、腾秀山（植物研究所技术员）、马崇义（植物研究所研究实习员）、秦继诚（植物研究所工人）、孔庆柳（师院学生）、白胜山（桂林地区劳动大学学生）6人。
9月中旬的一天上午，雁山公社兴隆、罗安、枫林3个大队联合在良丰农场二队大草坪召开批斗大会，以熊德喜、熊绍海、秦悦次、黎六弟、秦贵保、熊悦喜、秦天忠（均为农民）、熊詹月（地主）9人参加“反共救国团”为由，决定对他们枪杀，另外还决定枪杀罗安大队的葛新荣（家庭出身地主）。会上秦贱贵（兴隆大队支部书记），葛连才（罗安大队支部书记）先后讲了话，尔后，由良丰农场机务科副科长齐秀贵和刘双发、刘春成、葛石保、葛秋生等（均为罗安大队民兵），在良丰农场二队猪场旁边，对以上10人执行枪杀。
据市革委会1968年10月5日向自治区的汇报中说：从“八·二〇”到“九·二〇”的一个月内，被当时的所谓群众专政，打死90多人。据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办公室调查统计，“八·二〇”以后至68年底，被乱抓乱杀死160人，批斗游斗死94人，自杀91人，总计为345人。至于各单位私设“公堂”，随意关押、拷打、批斗这种现象就延续得更长。
“八·二〇”以来，市革委中“造反大军”的22名委员，有19名被抓，而“联指”的委员，不论是策划和直接参与武斗，还是枪杀过人，不仅不追究，反以执行正确路线，保卫红色政权和“八·二〇”行动有功加官晋级。1968年至1978年10月间，市委、市革委的主要负责人虽然多次更换，但“联指”头头曾明轩、曹铁军、伍华春等，长期担任市委和市委要职，极力支持和依靠“联指”而被结合的某些领导干部一直被安排要职予以重用。
自治区离休干部杨德华因支持“造反大军”，在“八·二〇”行动中被抓，先后关押在桂林看守所和荔浦县监护所。
市委副书记王同连因支持“造反大军”，于1968年9月初，市革委会派人从上海抓回桂林，以“刘少奇在桂林的代理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罪，监禁到1970年8月，后又以“五·一六”反革命罪监禁7年，先后关押在桂林看守所和灵川县监护所。
以上两位同志，直至1977年6月29日才解除监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逐步落实政策给予平反。
桂林市市长冯邦瑞因支持“造反大军”和对“八·二〇”行动有意见，从1968年10月至1978年初先后被市革委以所谓“反革命罪行”受到批斗和审查。
1978年1月3日，市委关于冯邦瑞所犯“反党罪行”的处理意见向区党委的报告中说，冯在“文革”中犯了严重错误和罪行，“批林批孔”中又犯了一系列新的反党罪行，建议定为敌我矛盾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开除党籍，每月发给生活费80元（最后未定）。
直至1983年7月20日，区党委下达了桂干334号文件，才使冯邦瑞同志得到彻底平反。
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委会批斗小组，桂林市工代会、农代会、红代会批斗小组，1969年元月19日至21日先后4次，在市体育场和广西师院操场举行11万多人参加的批斗大会，斗争所谓“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刘少奇及其在广西的代理人贺希明、霍泛、傅雨田、谢王岗、袁家柯，同时被揪斗的还有自治区离休老干部杨德华和桂林地、市、师院的领导干部吴腾芳、王祝光、李云亭、王同连、许正义、陈基毅、陆文中、钟镇静，以及地、市“造反大军”头头等，在批斗中他们被挂上各种罪名的黑牌，遭受种种体罚。
1968年9月13日至10月底，桂林市安置办公室和郊区安置办公室，在桂专幼儿园举办“知青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在学习班负责工作的有：军代表李爽侠等3人和地方干部刘世民（市安置办副主任）等5人。参加学习班的有香冲岭、朝阳、皎霞农场、二塘、尧山茶场及在二塘公社插队的知青共637人。在学习班的大小批斗会上先后活活打死知青吴爽、蒙永明、林国非3人，另一知青被批斗后自杀。学习班结束回场后，二塘茶场又打死知青金启忠、杨谦颂两人。朱名鉴、戴新华、俸继伦、马毓龙以“反革命”罪判处徒刑，学习班造成了蒋学锋、王小春、马兴等108人的冤案，至“三中”全会以后才陆续平反。
1968年11月至1969年8月，市人委、市委机关，除少数人抽到市委会各部门工作外，其余人员分别到七星幼儿园、民师和冶专集中食宿，被分期办了两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这两期学习班均成立了领导小组，由电表厂、齿轮厂的工宣队队长蒋刚福、支左部队肖先明、陈朝龙和地方干部边作卿、曹铁军等人组成。
学习班的主要内容是发动群众，清理阶级队伍，深挖“阶级敌人”，抓“叛徒”、“特务”、“走资派”等。
学习班对黄云、冯邦瑞、徐为楷、邵永清、鲁文（文化局长）、郭文纲、王仁武、杨国英（组织部长）等一大批领导干部进行审查、批斗，有的人被扣上各种政治帽子。如市外贸局干部申飞雄（“现行反革命”）市长冯邦瑞、轻化局刘广发、城建局副局长周绍文、市总工会劳保部长吴瑞林（“叛徒”）、劳动局干部梁福余（“富农分子”）、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施尔（“假党员”）。结束时，绝大多数干部转到“五·七”干校。
学习班结束后，市革委会还成立了一个专案连，对一些所谓属于敌我矛盾的几十名干部继续审查。后来，都一一给他们平了反，落实了政策。
1968年底至1969年11月，桂林市公、检、法机关，先后办了两期学习班，1969年12月20日在雁山举办为期一年的第三期学习班。
1969年11月进驻桂林市公、检、法机关，解放军0523部队某部副团长白德玉到公、检、法军管会不到一个月时间，在向市革委常委汇报中说：公、检、法队伍不纯，思想混乱，风气不正，作风散漫，工作促不上去，36个处、科级干部只有5个是好的，老公、检、法机关的人员80％需要调出，需要再办一期学习班，彻底揭开公、检、法的阶级斗争盖子，深挖隐藏在公、检、法内部一小撮“阶级敌人”。于是就集中了大部分干警共214人，在雁山举办为期一年的第三期学习班。
学习班的批斗会采取拳打脚踢、车轮战、疲劳战，致使3人被迫害致死，1人致残。胡宗明等3人被错定为“现行反革命”；办公室副主任刘建辉、科员魏梅仙被定为“阶级异己分子”；7人被列为特嫌。开除党籍的2人，劝其退党的2人，党内处分的4人，行政处分的1人。胡宗明、魏梅仙、李德富、黄维民四同志被关押长达3年。17人被隔离审查数月之久。214名干警中就有155人被再作书面结论，占总人数的71％。学习结束时，80％以上的干警被调出公、检、法机关。在这些同志的档案里都写着“不可重用”、“不可做政治工作”。分配那天，事先不通知本人去向，而在上车时才宣布名单，还宣布“三不准跳”，即：宣布名单不准跳，上车不准跳，到新单位不准跳。被分配到“五·七”干校的最后宣布，白德玉说：你们是“三种人”，一是根本不能用，有严重问题；二是有问题待审查；三是现在不能用，需要去改造。
办班期间，学员有病不准治疗，不准请假，不准回家，来往信件要通过检查，家属、亲友来看望时派人监视，被隔离、关押的同志吃饭、上厕所手举白旗，后面有人跟着。
办班期间，召开“讲用会”，请来一个被判死缓2年的反革命分子舒道南向学员作“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报告”，并号召广大干部“向舒道南学习”，干警反映很强烈，感到是极大耻辱。
1969年5月至10月，市革委会以“斗、批、改”的名义，将民主党派、工商联、政协干部和社会上层人士共81人，在妇幼保健院集中食宿，举办党外人士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领导小组由市革委常委李年生等人组成。
81名成员中，年龄70岁以上的31人，80岁以上的5人，其中包括长期与我党合作共事的副市长、市政协副主席81岁的魏继昌同志，91岁的张心。
学习中对一部分人员进行隔离审查，特别是对“重点审查”人员，进行批斗和强迫交待自己的“问题”。在批斗中被扣上“历史反革命”、“特务”、“汉奸”等各种政治帽子，使他们身心受到严重的摧残，蒋元同志（市政协常委、副秘书长）被迫害致死。
市革委会第三办公室于1968年底成立，到1974年3月底撤销。办公室下设秘书组、定案组、专案组、清理敌伪档案资料组。办公室负责人：朱兆福、刘保生（军代表）、李建华（地方干部）等。
“三办”成立后，用了5年多的时间，集中一百多工作人员，派出外调人员995人次，进行内查外调，专案对象4000名，后减少到2327名。立案审查的944人，定案184人。定性为敌我矛盾的77人，其中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47人，作敌我矛盾处理的30人。他们当中，有的定为地主分子、逃亡地主、叛徒、特务、历史特务、反革命、历史反革命、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右派、阶级异己分子等。有的被撤职、降薪、开除公职、党籍、干籍，戴上帽子，交群众监督改造或送农村监督劳动。
全市在“文革”期间先后被立案审查的1173名干部，虽然多年来不断地进行复查、落实、改正、平反和恢复名誉，但使其精神上受到创伤。伤害了大批老干部，子女家属长期受株连，在群众中造成了极坏影响。
（四十六）“二·五”运动大抄家
根据1970年2月5日毛主席亲自批示的中共中央关于“开展‘一打三反’运动”的文件精神和上级统一部署，1970年4月16日晚，桂林市开展了大搜查活动。在查抄中，市委常委召开紧急会议，市革委副主任、军代表曹杰提出“乘胜前进，扩大线索，跟踪追击，挖地三尺，大杀回马枪”的错误主张。这次运动，全市共组织了31000多名骨干，对8389名对象进行抄家搜查，导致运动中83人自杀，后果极为严重。
5月10日，医药站军宣队负责人赵宪和主要办案人王明贵严重违犯党的政策，在运动中把彼此之间没有联系的“丢失一对鹿茸角、一条人命案、一条反标、一次枪声、一次黑电话”的所谓“五个一”作为重要线索，对该站袁水娟、张景清、谢玉莲、秦秀英、邓玉娟5名干部、职工列为所谓反革命杀人集团，进行刑讯逼供，点供诱供，采用千斤杠、走人桥、拔头发、打、跪、罗汉反手坐等50多种刑罚。赵宪长期不请示汇报，个人决定问题，致使上述五人被隔离审查长达2年多，身心受到摧残，家属子女受株连。直至1972年7月1日，才得到彻底平反。
在全国性清查“五·一六”运动中，桂林市于1970年3月成立清查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秘书组、大事件组、专案组、清资组。至1974年底结束。领导小组组长于学海（当时的市革委会主任），副组长：史清盛（以上均为市革委副主任）。
除市里成立清查“五·一六”办公室外，全市各单位都成立了领导小组办公室，培训了骨干，配备了专案人员210多人。
清查的事件主要是“造反大军”一派的“八·一〇”夺枪、“九·六”劫密、夺“抓促指挥部”的权，“颠覆革命委员会”、“攻打百货站办公大楼”、“炸德智桥和新桥”、“炮击一〇四部队”、“炮击越校”、“冲击监狱”、“火烧百货仓”、“甲山伏击战”等。全市清查对象165人，也主要是“造反大军”的头头和支持“造反大军”的领导干部，其中王同连、杨德华、冯邦瑞、刘振林、刘天偿、杨福庭、李日明、谢荣杰、周兆祥等70人被立案重点隔离审查。全市开展专案斗争的有师院、医专、冶专、机专、漓江机械厂、百货站、棉纺厂、市“五·七”干校、附中、桂中、杉湖路小学等20多个单位。
此案纯属一大冤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给予了彻底平反。
1972年11月8日，桂林市委在南宁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历时20天。参加会议的有市常委于学海、曹杰、王汝保、刘竹溪、钟秀琛、苏玉山、姜凤林、董正华、鲍德福以及有关人员杨远发（印刷厂工人、市委委员）、王凤枝（市革委群工组长）、吴怀礼（工交小组副组长）、李年生（市革委常委）、曾明轩（市五金站党委书记）、曹铁军（市革委宣传小组副组长）、胡松鹤（政工组副组长）、孟兆德（组织小组组长）、王义杰（办公室副主任）共18人。
区党委韦国清、韦祖珍、刘重桂、安平生等领导同志参加了会议。
会议对市委某些主要领导同志在执行政策中所犯的错误提出了批评。特别是对曹杰同志在“一打三反”运动的“四·一六”大清查中，犯有扩大化严重错误提出了批评。但对地方一些派性较重的人的派性活动，没有给予应有的批评和帮助。会后一些人对军队的个别同志在工作中的某些缺点、错误揪住不放，影响了革命团结，使一些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
1974年初，全国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在运动中张雄飞等人公开反对“八·二〇”行动和韦国清等区、市领导。对他们的活动，由市委报请区党委批准，定为“反革命案件”。并由区党委主管，报公安部备案，区公安厅派人参加，市委书记钟枫同志挂帅，市革委副主任、市委副书记分管政法工作的潘树彬同志具体负责，市公安局副局长吴务群协助。下设材料组、专案组、接待组，区公安厅三处处长李良参加材料组工作。市公安局的刘祉高、苏忠民、罗旺生、刘根生等同志组成专案组。每个专案对象配备3至5名专案人员，分工负责。
1975年7月4日，先后拘捕了彭富森、许瑞林、龚志明、黄锦祥、李和平、周述耀、张雄飞、李新、刘玉生、赖东荣、潘文沅、陈体郁、牛建农、杨炎玲、杨德华、鲁鹤松、刘重喜、张树枝、唐兆瑄、莫汝、阳文生、汤其新、孔宪才23人。对龚志明、张雄飞、许瑞林、黄锦祥等8人分别判处死缓、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并在全市轮流批斗，还印发了“张雄飞等一伙反革命分子”、“桂林几个反革命分子”的所谓罪证材料。
1976年，把张雄飞等人说成是“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和依靠力量”。1977年又说是“四人帮”反党集团的组成部分，是“四人帮”的别动队。
1977年区党委发出的三号文件中说：“在批林批孔运动期间发生的桂林那几个‘反革命分子’挑起事端，是‘四人帮’插手广西的严重‘反革命’事件，是‘四人帮’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阴谋的一个组成部分”，并在《广西日报》上登载了批判文章。
1984年元月5日，中共桂林市委作出关于为所谓《桂林几个反革命分子平反的决定》。同年3月23日，区党委转发了桂林市委《关于为所谓桂林几个反革命分子平反的决定》的通知，予以彻底平反。
在全国、全区的统一部署下，1975年9月，由市委直接领导，市“批林批孔”办公室具体负责的“批资批修”总体战，在全市展开。其主要内容是制定了以“堵资本主义的路，迈社会主义的步”为中心的12条规定，并组织工作队，分别下到各系统、各基层抓“三分之一”开展运动。
1976年4月“天安门事件”后，在全国全区统一部署下，更明确地提出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内容要求。曹铁军等人亲自组织全市理论骨干务虚会，宣扬“资产阶级就在党内”“民主派——走资派”等错误论调。强调要联系桂林实际，深入“批邓”。6月17日至19日，市委召开了3天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市、郊两级常委（钟枫和龚建文同志在区党委参加县委书记会议未出席）、农口科局长以上干部，市委驻郊区宣传队正副队长以及市委办、组织部、工商局的有关同志列席了会议。
会议把梁继光同志作为我市党内“走资派”的典型，对其所谓包庇、重用贪污分子和有严重错误问题的人，滥用权力挥霍、乱批国家物资，吃吃喝喝等问题进行了批判，并给予撤销市委常委、市革委会副主任职务的处分。尔后，梁继光同志在郊区、市艺术馆等处又多次遭到批判。在“批资批修”总体战和“反击右倾翻案风”中，一批城乡基层领导干部也遭到打击。大河公社新民大队大队长李良埗等被迫自杀，市养殖场支书谢虹等被拘留审查、逮捕法办，还有的受到党纪、政纪处分，扩大了打击面，造成了严重后果。直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梁继光等同志才陆续给予了平反。
粉碎“四人帮”后，在全国开展了深入揭批“四人帮”的运动。桂林市委根据区党委1977年三号文件的指示，在全市范围内进行所谓“三清查”，即清查与“四人帮”、冯邦瑞和张雄飞等几个“反革命分子”有牵连的人和事。一大批同志受到株连。并要全市人民对“八·二〇”行动个个表态，人人过关。非承认“八·二〇”行动是百分之百的革命行动不可，否则不能过关。市委宣传部理论教育科副科长张泽湘同志，平时对“八·二〇”无休止表态一事很反感，因此，在1月召开的科局长学习班的小组会上说：“八·二〇”的主流是好的，但也存在不足的支流问题，这些问题留待各级领导党委逐步落实就行了。这段话被市委副书记徐为楷概括为：张要对“八·二〇”搞一分为二，向市委常委作了汇报。在学习班的总结会上，市委副书记区镇说：“要对‘八·二〇’搞‘一分为二’是大右派的言论，若不及早改正，就要犯大错误”。
2月24日至3月7日，在甲山召开了十四次市革委会全体委员（扩大）会议。
会议由市革委副主任陈秉德主持，市革委会委员，部、委、办、局和部分委员所在单位的领导同志共97人参加。
会议主要是联系桂林张雄飞几个所谓“反革命分子”以及市革委几个委员的问题，对市革委会常委王建耕、委员申儒成、肖庆万、梁莲珍、曾广贵、唐玉星、陈敏、韦水生等同志进行了揭发斗争。
同年4月，市委、市革委的负责人陈秉德、曾明轩、伍华春及副秘书长胡松鹤、宣传部副部长曹铁军等，极力主张再办科局长学习班，以进一步解决对“八·二〇”行动的不同看法问题，被当时市委书记钟枫同志抵制未能实现。
同年5月，钟枫同志被调离，6月郭鹏同志接任，到职不久的郭鹏同志决定于8月16日举办科局长学习班。办班不久，郭鹏同志到区党委开会，学习班为曾明轩、曹铁军、伍华春等人所掌握，王建耕、李明义（卫生局长）、王义杰、张泽湘、邵永清、崔耀华6位同志，被列为学习班的清查重点。他们对所谓反对“八·二〇”的错误言行分别在小组和大会上进行轮番批斗，还发动机关干部往学习班送大字报，6位同志被迫作了违心的检查。在此同时，一些干部只要与冯邦瑞有过接触的都要“交待”“讲清楚”。
学习班结束后，通过会议精神的逐级传达，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全面清查、政治排队和“讲清楚”等活动，使很多对“八·二〇”有不同看法的干部和群众受到更深地压抑。不少同志在入团、入党、转干、提拔、调资以及子女安排、就业、就学等方面都受到极大地歧视和排斥。
郭鹏同志在同年11月的一次在市人民礼堂召开的机关干部整风总结大会上，提出要对搞非组织活动的少数几个人进行帮助，话音刚落，全场掌声雷动，经久不息，受到全市干部的热烈拥护。但区党委78年4月14日下达的十四号文件却认为郭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干扰了揭批“四人帮”斗争的大方向，并将其调离桂林。
1986年6月，区党委作出决定，宣布为郭鹏同志彻底平反。
1978年9月至10月，市委在雁山召开学习讨论会，会议是区党委主要领导指定由当时的市委副书记梁成业、曾明轩（常委）、组织部长刘景祝组成领导小组。
参加会议人员有部分部、委、办、局、科以上的干部，约40多人。其中，主要是以坚持“八·二〇”不能“一分为二”的同志为骨干，以及部分认为可以“争取”的同志参加。会议期间，市委常委的其他同志曾两次集体听取大会发言。
这次讨论会，主要是落实区党委1978年4月14日发出的十四号文件精神。通过讨论，帮助大家对桂林市“文革”中一些重大问题，特别是对“八·二〇”行动的重要性、必要性统一认识。根据区党委的指示，经过一些同志的精心研究，以《纪要》的形式草拟了一份《关于桂林市两条路线斗争若干问题》（草稿），想把大家的思想统一到十四号文件上来。由于《若干问题》对前两任市委书记钟枫、郭鹏同志的工作问题无限上纲地指责，把郭鹏同志曾经提出要批评帮助的那几个人说成是历次路线斗争的“正确代表”。不少与会同志认为这种说法和做法不妥，如果拿到干部中去不仅难通过，而且会引起新的争论。因此，决定销毁，既不上报，也不下发。
十年“文革”动乱，桂林非正常死亡达1128人，其中：干部、工人556人，群众572人。全市冤假错案11522起，平反11333起，完成98.35％。“文革”中被抄家要求清退的2573户，已清退2400户，财产损失据不完全统计约3000万元（以上数据均不含两县）。
三中全会前后一段时间，由于“两个凡是”的束缚，原区党委又坚持广西有“一条正确路线”，这一派性精神支柱，严重禁锢着人们的思想。1978年区党委十四号文件，仍禁止人们谈论“八·二〇”行动的问题。
1979年，原区党委下达的二十五号“处遗”文件带有派性框框，政策是非界线含糊不清，台上“三种人”仍大权在握，“文革”中打、砸、抢、抄、杀的“功臣”不但没有受到应有的处理，反而入团、入党、提拔重用，受害苦主照样受压制、受歧视，冤假错案未能平反。由于原区党委思想不够解放，拨乱反正行动缓慢，“文革”遗留问题迟迟难以解决，伤痕难以弥合，“三种人”难以清除，安定团结的局面难以实现。
直至1983年4月，新的区党委产生，在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先后下达了五十四、五十五号“处遗”文件，才打开了我市“处遗”工作的局面。在“处遗”中排除了“冷风”和派性的干扰，经过一年零四个月的努力，清理了“三种人”，挽救了大批干部，成千上万的受害苦主得以安抚，平反了冤假错案，无辜死者得以昭雪，广大干部群众在彻底否定“文革”教育中，提高了觉悟，统一了认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得以形成，促进了两个文明建设的健康发展。
（一）市行政班子 王彬△ 市革委主任 68年3月至69年11月 广州军区后勤部二〇分部部长。现在广州部队 郝忠云 副主任 68年3月至69年11月 141师副师长。已回部队 陈秉德 副主任 68年3月至71年 市人武部政委。现在南宁军分区（已离休） 刘竹溪 副主任 68年3月至73年5月 市委副书记。现在柳州市已离休 季兴华 副主任 68年3月至69年11月 桂林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现已回部队 冯邦瑞 副主任 68年3月至75年6月 桂林市市长。现住桂林66号信箱（已离休） 苏玉山 副主任 68年3月至78年4月 桂林市副市长。现住桂林66号信箱（已离休） 王程明△ 市革委主任 69年2月至69年11月 47军副政委。已回部队 曹杰 第一副主任 69年11月至73年6月 123师副政委。已回部队 王汝保 副主任 69年11月至 二〇分部113兵站副站长。现已离休 钟秀琛 副主任 69年11月至78年4月 区财贸学校政委。现离休在桂林66号信箱 于海学△ 主任 70年12月至73年5月 41军副军长。已回部队 姜凤林 副主任 71年4月至 市人武部部长。已回部队 区镇 副主任 72年2月至78年4月 从自治区调来。现已调回区直机关 潘树彬 副主任 72年2月至78年4月 柳州市革委会副主任 徐为楷 副主任 72年6月至76年6月 市委副书记。现在区外经委 钟枫△ 主任 73年5月至77年4月 自治区副主席。现是自治区人大常委副主任 张化明 副主任 73年4月至74年1月 部队干部。已回部队 崔金才 副主任 74年1月至80年11月 现是桂林市人大常委主任 曾明轩 副主任 74年1月至80年11月 市五金站干部。现在区五金公司 伍华春 副主任后为市委常委组织部副部长 74年1月至79年6月 市一建公司工人。现在南宁绢纺厂 梁继光 副主任 74年1月至75年 现是桂林市人大副主任 李吉禄 副主任 75年11月至78年4月 现是区银行行长 郭鹏△ 主任 77年5月至78年4月 区党委常委、广西军区副政委。现在广州军区后勤部（已离休） 梁成业△ 主任 78年4月至79年4月 现是自治区政府顾问 韩秉文 副主任 78年4月至80年11月 现是南宁地委书记 赵顺先 副主任 78年4月至80年11月 现在是桂林市委调研员 谢奕 副主任 78年4月至80年11月 现在桂林（离休） 梁继光 副主任 80年9月至80年11月 现是桂林市人大副主任 梁山△ 市长 80年11月至83年12月 现在桂林（离休） 韩秉文 副市长 80年11月至83年12月 - 崔金才 副市长 80年11月至 - 谢奕 副市长 80年11月至83年 - 梁继光 副市长 80年11月至 - 李健和 副市长 80年11月至 现是桂林市人大副主任 尚怀穑 副市长 80年11月至84年12月 现是桂林市政府顾问 王仁武 副市长 80年11月至83年12月 现任柳州市委书记 郑义△ 市长 83年10月至今 自治区副主席。市委副书记 罗德良 副市长 84年6月至今 市委常委 袁凤兰 副市长 84年8月至今 - 崔国忠 副市长 85年2月至今 现是桂林市政府顾问 李树民 副市长 85年2月至今 市委常委 雷熹平 副市长 85年2月至今 -
姓名 职务 任职起止年月 备注 阎寿湖△ 核心小组组长 70年8月至70年12月 - 于海学△ 书记 71年4月至73年5月 - 曹杰 副书记 71年4月至73年6月 - 史清盛 副书记 71年4月至71年11月 - 区镇 副书记 72年2月至78年4月 - 钟枫△ 书记 73年5月至77年6月 - 陈秉德 副书记 73年8月至77年7月 - 李吉禄 副书记 75年11月至78年4月 - 郭鹏△ 书记 77年6月至78年4月 - 李吉禄 书记 78年4月至79年 - 梁成业 副书记 78年4月至79年12月 - 韩秉文 副书记 78年4月至80年8月 - 赵顺先 副书记 78年4月至80年8月 - 梁成业△ 书记 79年12月至80年8月 - 梁山 副书记 79年12月至80年8月 - 潘树彬 副书记 77年6月至78年4月 - 曾明轩 副书记 77年6月至80年8月 - 梁成业△ 书记 80年8月至83年3月 - 梁山 副书记 80年8月至84年11月 - 韩秉文 副书记 80年8月至83年12月 - 赵顺先 副书记 80年8月至83年3月 现在是桂林市委调研员 梁山 代理书记 83年3月至83年11月 - 梁山△ 书记 83年12月至84年11月 - 郑义 副书记 83年12月至今 - 王仁武 副书记 83年12月至84年11月 - 王仁武△ 书记 84年11月至87年3月 现任柳州市委书记 许俊珍 副书记 84年11月至87年3月 - 秦洪 副书记 85年至今 -
注：“△”符号为市领导班子换届的主要领导
来源：《广西“文革”档案资料（第十一册）》，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1987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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