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87-9-6 作者：邓力群
邓力群（1978年9月6日·根据记录整理）
铁道部党校的同志前一段学哲学，现在要开始学政治经济学。我讲的题目，和这两门科学都有点关系，同科学社会主义也有关系。
这个问题，在座的同志们有感性认识，也程度不同地有理性认识，按照自己认识，多年做工作，是有成绩的。林彪、“四人帮”把这个问题搞得混乱不堪。林彪所谓政治可以冲击其他，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那么多念念不忘，惟独把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共产党员要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忘得干干净净。“四人帮”全面攻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一些最基本的东西，特别是歪曲和篡改了毛主席一九七四、七五年间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对于毛主席的三项指示，他们是一不讲“安定团结”，二不讲“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一九七五年，先念同志建议《人民日报》写一篇社论：《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社论送到姚文元那里，被压了下来。他们只讲所谓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但是，他们讲的，根本不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他们编的语录，凡是讲到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任务、根本任务是要发展生产、不断满足人民生活需要的地方，就一律删掉，剩下的就是一个阶级斗争。到底同谁斗争，为什么要斗争呢？张春桥说，他只管上层建筑，对物质是没有兴趣的，八亿人民都要搞上层建筑，生活苦一点也没有关系。这种理论荒唐到顶点，就是所谓只要阶级斗争搞得好，颗粒无收也没有关系。他们把阶级斗争和物质利益割裂，对立起来，绝对化到这样的程度，颗粒无收了，就叫阶级斗争搞好了。全国如果按照他们这套理论办，只能搞到人民没有饭吃。你要发展生产，他说是“唯生产力论”；你要搞必要的规章制度，他说是“管卡压”，是“帝国主义大棒”；你要给职工提级、提工资，他说是“帝国主义的胡罗卜”，是培养工人贵族、分裂、腐蚀工人阶级队伍。总之，都是修正主义就是了。他们自己怎么样呢？盗窃国库、巧取豪夺，骄奢淫逸到了极点。许多地方揭露的材料证明，“四人帮。的骨干多数都同时是盗窃犯、贪污犯、投机倒把犯，即所谓“双料货”。这就是他们的“阶级斗争”，即维护一小撮反动分子的利益，向全国人民的利益进攻。这是彻头彻尾的法西斯主义的，吃人生番的“阶级斗争”。
在林彪、“四人帮”的干扰下，我们那些抓生产、关心人民生活的同志，被打成“走资派”。有些同志进行了斗争。有些同志也多少被弄糊涂了。现在，这个阶级斗争与物质利益的关系问题，还很有进一步澄清的必要。
今年五月，《人民日报》用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一篇关于按劳分配问题的文章。这篇文章，是根据华主席五届人大报告的精神写的，其中提出的具体措施，也是中央多次讨论决定的。先念同志看过。小平同志看过多次，几次提出修改意见。文章发表以后，有的同志说是错误的，而且提得相当高。文章提出实行奖金，某些部门实行计件。相当多的部门和单位，至今不敢实行。除了确有困难以外，原因之一，是怕执行以后，将来又有反复。
今天，我想按照中央的方针，把我们过去熟悉的马克思主义在这个问题上的基本观点，重新讲一讲。
我讲五个问题。
《共产党宣言》的一个很重要的观点是：“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262页）无产阶级、共产党所领导的运动，不是为少数人、而是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这是无产阶级的独立运动同以前的一切运动的根本区别。毛主席在《论联合政府》中，也论述了同样的观点。他说：“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党和革命军队的成员，“不是为着少数人的或狭隘集团的私利，而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全民族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的。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宗旨。” （《毛泽东选集》995页，940页）
但是，马克思和毛主席这里说到的对待阶级斗争的态度、究竟对不对呢？延安整风、特别是在文艺座谈会期间，是曾经有过争论的。一些文化人表示怀疑。他们主张为艺术而艺术，好象一讲利益，就是庸俗的，就沾污了艺术的高超。他们说，共产党为人民谋利益，是功利主义，很不以为然。毛主席对这种观点进行了批判。毛主席说：“唯物主义者并不一般地反对功利主义，但是反对封建阶级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功利主义，反对那种口头上反对功利主义，实际上抱着最自私最短视的功利主义的伪善者。世界上没有什么超功利主义，在阶级社会里，不是这一阶级的功利主义，就是那一阶级的功利主义。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我们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所以我们是以最广和最远为目标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而不是只看到局部和目前的狭隘的功利主义者。”（《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821页）
共产党人为了人民的利益而进行夺取政权的斗争。夺取政权以后，这个“最高标准”或“唯一宗旨”也没有改变。十月革命以后，列宁提出“苏维埃加电气化”的口号。在列宁和斯大林领导下，苏联的社会生产力获得重大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指出，“人民的国家是保护人民的”，并且说，“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毛泽东选集》1365页，1369页），要求我们继续为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而不倦地工作。在我们的时代，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最大限度地解放生产力，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极大地维护和发展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这正如列宁说的：“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根据科学的见解来广泛推行和真正支配产品的社会生产和分配，也就是如何使全体劳动者过最美好、最幸福的生活。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实现这一点。我们知道社会主义应该实现这一点，而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困难和全部力量，也就在于了解这个真理。”（《在国民经济委员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列宁选集》第三卷571页）马克思认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乌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82页）可以说，没有一个阶级，不是为了争取自身的利益而生存、而斗争的。每个社会，包括没有阶级的社会和阶级社会，包括阶级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及其各种各样的剥削形式，它的一切经济关系，总是作为利益表现出来。经济关系，就是物质利益的关系。不能设想有什么离开物质利益的经济关系、离开物质利益的社会。列宁说，“根据俄国两次革命的经验特别深刻地知道，我国的内外政策归根结底是由我国统治阶级的经济利益和经济地位所决定的，这一原理是乌克思主义者整个世界观的基础”。（《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莫斯科苏维埃联席会议上关于对外政策的报告》，《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339页）请注意，列宁这里说的是“马克思主义者整个世界观的基础”。这就是说，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的原则，不是前有可无，也不是时断时续、零零碎碎或是只表现在个别的、局部的问题上。共产党人的一切活动、一切斗争，实际上都是在根据不同的客观条件，采取一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来争取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全部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全部《毛泽东选集》第一至第五卷，都象红线一样贯穿着这样的观点。
毛主席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中说：“我们的第一方面的工作并不是向人民要东西，而是给人民的东西”，就是组织人民领导人民帮助人民发展生产，增加他们的物质福利，你只知道向人民要这要那，什么粮呀，草呀，税呀，那么，你的头脑，就还没有变成“完全的共产主义者的头脑”。（《毛泽东选集》东北书店版，876页）拿这个标准衡量我们的某些同志，包括我在内，检查过去的工作，应该感到惭愧。
剥削阶级善于伪装，善于制造一些谬论来骗人。他们把自己的所作所为说成是合理的、道德的、高超的，似乎他们没有私利，他们是不要物质利益的“雅人”，只有“小人”、“俗人”才谈利益。从孔子开始，包括儒家和法家，剥削阶级及其思想家们，都有这样一套手法。列宁说：“当人们还不会从任何一种有关道德、宗教、政治和社会的言论、声明和诺言中揭示出这些或那些阶级的利益时，他们无论是过去或将来总是在政治上作受人欺骗和自己欺骗自己的愚蠢的牺牲品的。” （《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列宁选集》第二卷446页）必须撕破他们的假面具，揭穿他们的阶级实质。
《孟子》讲到，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董仲舒有两句名言，说君子“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他是反对功利主义的。毛主席曾经通过对他的批判，教育我们大家。毛主席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中说，我们的许多同志没有懂得经济工作的重要性。为什么呢？原因之一是中了董仲舒们所谓“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这些唯心的骗人的腐话之毒，毛主席指出，我们不是处在“学也禄在其中”的时代，我们不能饿着肚子去“正谊明道，），我们必须弄饭吃，我们必须注意经济工作。离开经济工作而谈“革命”，不过是革财政厅的命，革自己的命，敌人是丝毫不会被你伤着的。毛主席这段话，至今仍然对于我们有深刻的教育意义。
一九七五年，我们写那篇关于“总纲”的文章，引了毛主席的这段话。姚文元加了个批，说是什么恶毒攻击政治挂帅。你看，“四人帮”的“政治挂帅”，恰好是毛主席讲的离开经济工作谈“革命”，就是林彪那种“革革命”，向广大人民群众“革命”。
马克思和恩格斯说：“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103页）“四人帮”在这个问题上出了很大的丑。我们的周总理走遍全国，密切联系群众，倾听群众的呼声，关心群众的利益。他的心和人民群众连在一起。总理逝世以后，亿万人民的悼念活动，就是对于“四人帮”不顾人民死活的罪行进行的一次群众性的、大规模的控诉和声讨。一九七五年，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在邓小平同志主持工作期间，要把生产搞上去，四个现代化的问题提上日程，开始制定十年规划，起草了二十条，还准备给职工提级、提工资。国务院务虚会、铁路会议、钢铁会议以后，全国生产面貌改观，四、五、六月，出现了很好的形势。到六月底，统计表上红字满篇。九、十月开第一次农业学大寨会议，华国锋同志做报告。小平同志说，形势大好，形势逼人，我们要发个誓，在我们这辈子实现四个现代化。这次会后，全国农业生产普遍出现高潮。一些在农村工作的同志说，有希望了，因为路线、方针、政策，得到了人民的拥护，反映了人民的利益。接着是“四人帮”猖狂反扑，说这是“回潮”、“复辟”、“右倾翻案”，都是“正在走的走资派”的罪行，一批就是十来个月。结果怎么样呢？“四人帮”越批越臭，邓小平同志越批越香。人民有了一个鲜明的比较，一个是七五年，一个七六年“四人帮”猖狂的那一段，对于什么是革命，什么是反革命，什么是前进，什么是倒退，有了更加清楚的认识。“四人帮”用自己的言行，从反面教育和动员人民反对他们，最后终于彻底垮台。
历史唯物论和历史唯心论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它从社会生活的各种领域中划分出经济领域来，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生产关系来，并把它当作决定其余一切关系的基本的原始的关系。人类必须首先能够生存，能够解决衣食住行的问题，然后才谈得上从事其他各项活动。在任何社会形态下，人们都是为了实际的经济利益，结成一定的关系。恩格斯讲到马克思的两大贡献，一是唯物史观，一是剩余价值，都是讲用辩证唯物主义来分析不同社会的经济关系和物质利益关系的。列宁说，马克思主义教导人们，“为了‘阐明’历史，不要在思想的社会关系中而要在物质的社会关系中去寻找基础”。（《什么是“人民之友”》，《列宁全集》第一卷130页）如果把什么神仙皇帝，把意识形态当作历史发展的基础，就是历史唯心论。
恩格斯说：“旧的、还没有被排除掉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不知道任何基于物质利益的阶级斗争，而且根本不知道任何物质利益”。（《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423页）马克思主义的任务，就在于表述并且从理论上说明我们眼前进行着的社会各阶级的斗争和经济利益的斗争，就在于具体地分析社会各阶级的地位和利益，看出阶级斗争是怎样围绕着一定的物质利益发生所进行的，就是要坚定地站在人民群众一边，阐明维护和发展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利益的有效途径。
“四人帮”在口头上标榜自己代表无产阶级。实际上，这些剥削阶级的代表，是把自己、把自己的反动观念，当作历史的动力和中心。他们是十足的历史唯心论者。
阶级斗争是由阶级间的互相对立引起的。但是，所谓阶级对立，其本来含义，不就是阶级利益的对立吗？马克思说：“如果说现代资产阶级的全体成员由于组成一个与另一个阶级相对立的阶级而有共同的利益，那末，由于他们互相对立，他们的利益又是对立的。对抗的。这种利益上的对立是由他们的资产阶级生活的经济条件产生的”。“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120页）恩格斯论述过阶级斗争的三方面，即理论方面、政治方面和经济方面及其相互关联的问题。这里的理论斗争和政治斗争，都是由经济斗争决定的，为经济斗争服务的。林彪不是也讲三种形式、三条战线吗？在他那里，政治斗争不仅与经济斗争毫无关系，不仅不是经济斗争的反映，而且是决定一切的。这可以说是林彪、“四人帮”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
那么，无产阶级究竟为什么要进行阶级斗争、为什么要革命呢？最终目的正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物质利益。《资本论》四千多页，中心问题是阐述剩余价值理论，就是讲，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资产阶级怎样占有生产资料和剥削工人阶级的剩余价值。它揭露了资本主义的全部秘密所在。无产阶级要挣脱剥削，成为生产资料和自己劳动成果的主人，就必须进行革命。
恩格斯说：“迄今所发生的一切革命，都是为了保护一种所有制以反对另一种所有制的革命。它们如果不侵犯另一种所有制，便不能保护这一种所有制。”“的确，一切所谓政治革命，从头一个起到末一个止，都是为保护一种财产而进行的，都是通过没收（或者也叫做盗窃）另一种财产而进行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110—111页），他又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及其斗争的起源和发展，是由于纯粹的经济原因，“土地占有制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正如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一样，首先是为了经济利益而进行的，政治权利不过是用来实现经济利益的手段”。（《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246页）
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无产阶级斗争和经济主义者所领导的斗争不同。列宁认为，二者的根本区别，不在于经济主义者不搞政治斗争，马克思主义者搞政治斗争，而在于经济主义者只在资产阶级统治允许的范围内搞政治斗争，要求增加工资、改善生活，但是不去进行推翻资产阶级政权的斗争，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无产阶级斗争，则超出资产阶级统治允许的范围，直接提出和实现夺取政权的任务。
那么，为什么要夺取政权呢？这是因为，只有夺取政权，才能使无产阶级的利益得到保证。列宁说：“一般说来，最重要的、‘有决定作用的’阶级利益只能用根本的政治改造来满足；例如，无产阶级的基本经济利益只能经过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治革命来满足。”（《怎么办？》《列宁选集》第一卷262页）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正是要“以生产资料和流通资料的公有制代替私有制，有计划地组织社会生产过程来保证社会全体成员的福利和全面发展”（《俄共（布）党纲草案》，《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79页）。才能说得上解放一切被压迫的人们，消灭阶级，消灭剥削，实现共产主义。这就是说，不是为了夺取政权而夺取政权，夺取政权的目的，是为了摧毁旧的所有制，确立新的所有制，以保护和发展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利益。夺取政权以后，用列宁的话来说，无产阶级的“最主要最根本的利益就是增加产品数量，大大提高社会生产力”，（《工会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作用和任务》，《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159页）它的“基本的和最重要的利益，就是恢复大工业和大工业的巩固的经济基础，有了这些，无产阶级才能巩固自己的专政，才能不顾一切政治和战争的困难，彻底实行专政”（《俄共（布）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402页）。毫无疑问，无产阶级必须镇压国内剥削阶级的反抗，击败侵略者的干涉。但是这些活动的目的，也还是为了使国民经济能够得到健康的、迅速的发展。
中国革命的历史证明，马克思主义关于任何革命都是围绕着一定的物质利益和所有制关系而进行的观点完全正确。中国人民为什么要革命？还不是因为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下活不下去，连衣食住行这样的起码的生存条件都不能保证？还不是为了用社会主义的所有制代替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所有制了老一代革命家和革命先烈含辛茹苦，英勇奋斗，直到牺牲生命，正是把自己的斗争，看作是为使劳动人民成为国家主人和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进行的斗争的一部分。我党领导的武装斗争，实质上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战争。土地革命时期，我们打土豪，分田地；抗日战争时期，我们搞减租减息；解放战争时期，搞大规模的土地改革，并在一九四七年制定了“在消灭封建性和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的原则下，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的《中国土地法大纲》。通过这些政策，广大农民成为土地的主人，紧密团结在无产阶级的周围，保证了革命战争的胜利。毛主席说：“中国的苏维埃与红军，是从土地革命中生长与发展起来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土地问题的解决，是支持长期战争的重大关节”。（《一九四五年的任务》，《毛泽东选集》东北书店版498页）如果不是给予各革命阶级、特别是给予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阶级以实际的物质利益，不是为了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利益而斗争，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设想的。
“四人帮”鼓吹一种似乎与任何经济利益都没有联系的、“超然物外”的“阶级斗争”。他们所谓“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不要“物质基础”。他们所谓“基本路线”，排除了四个现代化。我们进口一些成套化肥设备，他们明明知道这是毛主席亲自批准的，就是一股劲反对，攻击这是“洋奴哲学”。毛主席批准在大庆建一个化肥厂，他们说非拆掉不可。出口一点石油，他们说是转嫁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其实不过一千万吨，在国际贸易中占的比例不到百分之一，怎么就把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转嫁到中国身上了？一九七五年，石化部化一年功夫搞了任邱油田，他们又说这是为邓小平同志打退却战。还有什么要铁路晚点、田里长草，飞机厂以不出飞机为胜利，煤矿不出煤要挂红旗，哪个工厂冒烟就向那里冲，如此等等。总之，挖无产阶级专政的墙脚，搞垮社会主义，这就是他们的“阶级斗争”。它可是一点也不“超然物外”。这正是一小撮反动分子为着改变我国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复辟地主资产阶级所有制而进行的反革命活动，
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是历史唯物主义者。我们不相信那些停留在口头上的“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斗争”、“革命路线”之类的提法。我们是要看一看实际情况，来决定自己的态度的，对于错误的、反动的政治口号和思想观点，我们是要进行批判的。但是，像“四人帮”这样，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干反对马克思主义、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的勾当，则更加需要不为漂亮的词句所蒙蔽，识破真相，坚决斗争。列宁说，面对某种政治口号，必须看它“对谁有利”，在实际上是哪一阶级的物质利益的反映。我们必须把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自觉地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联系起来，使它真正成为为人民谋利益的手段。
无产阶级是革命的领导阶级。这样，就发生了无产阶级怎样和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包括直接同盟军和间接同盟军，来同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问题。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马克思和恩格斯说：“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104页）列宁也说：“随着人们的历史创造活动的扩大和深入，作为自觉的历史活动家的人民群众在数量上也必须增多起来。”（《我们究竟拒绝什么遗产？》《列宁选集》第一卷146页）在人类历史上，没有任何革命，可以像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这样，团结如此众多的人民群众。这个问题，实际上是阶级斗争和物质利益的关系的另外一个侧面。
毛主席在《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中说：“领导的阶级和政党，要实现自己对于被领导的阶级、阶层、政党和人民团体的领导，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甲）率领被领导者（同盟者）向着共同敌人作坚决的斗争，并取得胜利；（乙）对被领导者给以物质福利，至少不损害其利益，同时对被领导者给以政治教育。没有这两个条件或两个条件缺一，就不能实现领导。”（《毛泽东选集》1168页）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不论在夺取政权以前和夺取政权以后，都是完全适用的。
解放战争时期，我在东北工作。一九四六年五月，我到榆树县，恰好长春撤下来，吕正操同志准备在松花江北岸设防，成立一个战地委员会，动员群众支援战争。我代表县委参加这个委员会。我那时在一个区蹲点，去双城的三岔河参加会，要走九十多里地。沿路看到两个现象，一是队伍一批一批往后撤，老百姓表示冷淡。一是大路口上放哨的老百姓一见我们走近，就吆喝起来，等我们进村，只剩几个老太太，其他人带着牲口、大车全跑了。一路上都是这样。看到这些情况，心里很难过。我们总还是一心一意帮助东北人民做好事的，为什么他们采取这个态度呢？后来看到毛主席关于巩固东北根据地的指示，就清楚了。我们刚到东北，群众不了解我们，我们也还没有用行动表明，自己是为人民谋利益的，从一九三一年到一九四五年，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北十四年，人民是渴望解放的。国民党进去了，共产党也进去了；究竟国民党好，还是共产党好？群众只能根据自己的切身利益来判断。毛主席指示，在一段时间里，“我党在东北的工作重心是群众工作”，“如果我们不从发动群众斗争、替群众解决问题、一切依靠群众这一点出发，并动员一切力量从事细心的群众工作，在一年之内，特别是在最近几个月的紧急时机内，打下初步的可靠的基础，那末，我们在东北就将陷于孤立，不能建立巩固根据地，不能战胜国民党的进攻，而有遭遇极大困难甚至失败的可能；反之，如果我们紧紧地依靠群众，我们就将战胜一切困难，一步一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我党必须给东北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群众才会拥护我们，反对国民党的进攻。”（《毛泽东选集》1076页）不久，中央又发出“五四”指示， 要求放手发动群众，进行土地改革，首先没收汉奸、大地主、大恶霸的土地，榆树县六十五万人，关里去的干部只有二十多个，有一个只有十七、八岁，都叫老干部。我们这二十来个人，吸收当地的先进分子，组成工作队，动员群众，斗汉奸、大地主、大恶霸，分他们的土地，大刀阔斧地干了三个月。尽管工作很粗，还不能说达到了中央的要求，情况却是完全改变了。叫参军，动员多少人就来多少人；抬担架、出大车，要多少来多少；部队到哪里，那里的群众就拿出最好的东西黄豆大酱和酸菜，有的还拿出肉来热情招待。群众很快组织起来，好像一股伟大的力量，从地底下迸射出来一样。
还有个国民党军队的俘虏兵的问题。这些俘虏，只要一诉苦，一两天功夫，甚至几天，马上掉转枪口，成为解放军战士。为什么呢？他们大多数是穷苦人民，被国民党抓去，强迫当兵的。经过我们的教育，而且实际地看到解放区地主阶级受到打击，贫下中农、中农的利益得到保护和发展，很容易理解，谁是正义的，谁是非正义的，枪口应当对准谁。
如果当时我们象“四人帮”鼓吹的那样，让人民生活再苦也没有关系，不顾人民死活，搞什么脱离人民的物质利益的“阶级斗争”，可以肯定，解放战争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正是因为执行了中央的正确的路线和政策，毛主席原来预计五年打倒蒋介石，结果三年半就打倒了。
战争时期是这样，建设时期更是这样。战争时期还要给人民看得见的物质利益，不打仗、搞建设了，倒要人民吃苦，什么“生活苦一点没有关系”，人民怎么能够通得过？一年、两年过去了，十年、八年都这样，人民起码要厌倦。
有同志算帐，说二十年中，工人每月增加×角钱，农民每年增加X角钱。按湘乡的算法，全国农民由于各种不合理的负担，每年受到的损失大约××多亿元，每人平均一年XX元。由于农产品价格太低，农民每年损失将近××亿元，也是每人每年平均××元。工业品、特别是支农工业品的价格太高。日本一台拖拉机三万斤粮食，我们十七万斤。他们大概一斤粮食可以买五、六斤化肥，我们买二、三斤。而且拖拉机质量不好，用老百姓的话来说，是“卖了活牛买铁牛，买了铁牛变死牛”。陕西有个材料。农民花十几万斤粮食买一台拖拉机，刚出厂门就开不动了。请修理修理吧？工厂说：货物出门，概不退换，不管。只得弄几辆大车，把这台死牛拉向去。这一笔账，全国每车也是××亿。农民给国家做贡献，斯大林起个名词，叫“贡纳”。几亿农民，每年每人平均“贡纳”××元，一共××亿。生产资料供应增加了，化肥增加了，可是粮食产量上得不快。产得多，你拿得多，还有什么积极性？所以，小平同志说，我们的规划很好，现在担心两个问题，一个农业拖后腿，一个管理水平低、技术水平低。要农业不拖后腿，最根本的是调动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农业方面，还有个生产队的自主权问题。随便调他的劳力、资金、牲口、农具，集体所有制岂不是名不符实？乔木同志最近说，我们这个集体所有制，实际上没有得到保证和承认。本来，所谓集体所有制，就是生产队农民集体占有生产资料，他们才有权共同决定生产队的资金的使用和劳力的调配。是不是真正承认和保证生产队的这种自主权，是农业能不能上去的一个重大问题。
农田基本建设，每年号称一亿劳动力上阵。我们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也干了不少无效劳动。一个“先进县”的同志讲，他们那里修水利，这个书记来了划一条线，让这样修；这个书记走了，第二个书记说这条线不行，平掉，再划一条线，又那样修；第三个书记来了，说这也不行，平掉，再修新的。山东的同志把这叫做“张书记挖，李书记平”。暂时困难时期，河南到处修水利，结果有的地方以邻为壑，该流的出不去，该来的来不了。到调整时期，国家只得花×个亿给他平掉。
“四人帮”倒台以后，形势开始改变。有几个省搞得很好。老百姓讲，“要吃粮，找紫阳，要吃米，找万里。”四川是两条，一是两造改一造，双季稻改种中稻，节省劳力、肥料、成本，比两季产量还高；一是避开水路走旱路，不搞无效的水利建设，水引不上去就种旱田。结果去年增产粮食五、六十亿斤，平均每人增加六十斤，等于两个月的口粮。去年安徽遭灾，由于省委坚决落实农村经济政策，产量上去了，农民的收入增加了。当然还有另外的情况。如山西运城关闭集市贸易，没收自留地，搞“穷过渡”，说这是“社会主义”，是“真学大寨”。中央一再指示，学大寨要学根本，至于具体做法，要看各地的具体情况而定。可是运城地委，还有另外一个同志，大讲不收自留地、不关闭集市贸易、不搞“过渡”，不搞大寨的标准工分，就是假学大寨，提出了真学大寨还是假学大寨的问题，砍红旗还是举红旗的问题，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提得很尖锐，纲上得很高。结果怎么样呢？老百姓吃苦，意见很大。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几次反映这个情况，下面的干部也不愿干这种违背群众意愿的事，地委直到现在还在坚持。
中央已经把调动农民社会主义积极性、改善农民生活的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湘乡经验作为文件下发，真正贯彻了，农民每人每年可以少损失××元。第二步，准备明年提高以粮食为中心的农产品价格。正在搞各种方案，算帐，明年实行。怎么降低工业品、特别是支农工业品的价格，提高质量，问题很大。这些问题解决了，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农业生产停滞的状况就能够改变。所有这些，归根到底都是物质利益问题。
对于民族资产阶级，我们是采取赎买政策，给定息，据说，到文化大革命为止，定息比原来核定的资产还要多。毛主席讲，一张选票，一个饭碗。我们给他一个位置，有的变成劳动者了。这也是照顾他们的物质利益。
再拿对敌对阶级来讲，官僚资产阶级，地主、富农，我们没收他们的财产，剥夺公民权，但是还给工作，给自食其力的劳动机会，实行同工同酬。对于反革命分子，也采取给出路的无产阶级政策。
我们要根据无产阶级的根本的、长远的利益，使人们各得其所，给人民以民主，对敌人实行专政。空话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对一小撮阶级敌人专政，也还是为了保证人民的物质利益。我们共产党人只能面对事实。应当承认，若干年来，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破坏，由于我们工作中的问题，不少党员、干部在群众中的威望降低了。现在，有些青年人的思想状况，和我们那时不大一样。我们那时看到许多党的干部不怕牺牲，勇敢战斗，努力向他们学习，热情地追求党、追求革命。现在呢？我遇到几个青年，他们说，前几年他们就不考虑入党问题；因为他们看到不少“四人帮”拉入党内的人，吹牛拍马、投机取巧，甚至跟着“四人帮”干坏事。人民只能根据事实来判断周围的事物，决定自己的态度。我们只有彻底揭批“四人帮”，树立好的作风，勤勤恳恳地为人民谋利益，才能取得他们的信任和支持。
希望同志们反复学习和领会我前面引过的毛主席在《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里的那段话，结合工作，考虑一下自己是否认真执行了毛主席的指示。现在，到了所有共产党员无条件地，无保留地在一切工作中坚决执行毛主席这个指示的时候了。如果掉以轻心，象列宁说的，认为社会可以按“长官的意志”（《什么是“人民之友”》，《列宁全集》第一卷122页）随便摆弄，不把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眼里，那么，四个现代化是搞不好的。
这个问题是讲人民内部几个方面的关系问题。
马克思和恩格斯说：“‘共同利益’在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是由作为‘私人’的个人造成的”。（《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275—276页）共同利益一旦形成，又同个人利益相区别。阶级的共同利益和阶级成员的个人利益之间，有时会发生矛盾。毛主席说：“我们的人民政府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但是这同人民群众之间也有一定的矛盾。这种矛盾包括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同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民主同集中的矛盾，领导同被领导之间的矛盾，国家机关某些工作人员的官僚主义作风同群众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也是人民内部的一个矛盾。一般说来，人民内部的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五卷364—365页）
“四人帮”把人民内部的个人利益和共同利益的矛盾，说成是绝对不相容的东西，似乎要阶级的共同利益，就一定要全面否定个人利益，要个人利益，就一定要全面否定共同利益。这是一种根本违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和反人民的观点。
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的共同利益，是个人利益的集中，是高于个人利益的。无产阶级政党，坚决反对那种放弃阶级的长远利益，只顾个人的或小集团的眼前利益的经济主义的立场。在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时候，我们总是引导他们正确地处理个人利益和阶级的共同利益之间的关系，在二者发生矛盾的时候，自觉地使个人利益服从共同利益，甚至牺牲个人利益。在某种情况下牺牲个人利益，是为了维护和发展共同利益，也是为了更好地实现个人利益。既然共同利益是由个人利益造成的，那么离开共同利益固然谈不上个人利益，离开个人利益也就无所谓共同利益了。阶级的共同利益，最后总是不能不体现为阶级成员的个人利益。无产阶级的解放，是无产者个人解放的前提。阶级不解放，个人怎么解放？但是，无产阶级的解放，又只能具体地表现为它的阶级成员的个人的解放。离开这种个人的解放，所谓阶级的解放，就成了空话。社会主义用于满足共同需要的产品，比如扩大再生产的产品，最后还要转化为满足劳动者个人需要的产品。否则，扩大再生产就没有意义了。拿积累和消费来讲。消费是个人利益，积累是集体利益、国家利益。有了积累，才能盖工厂、办国营农场，发展国民经济。但是，产品产量的增加和质量的提高，整个国家经济水平的提高，也还是为了满足劳动者不断增长的需要。这就是说，否定了劳动者的个人利益，也就否定了劳动者的共同利益。这样做的结果，实际上只能是维护少数人的个人利益，维护剥削阶级的共同利益。
在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早期，资产者已经惊慌失措，纷纷责难共产党人要消灭私有制。马克思和恩格斯回答他们说：“但是，在你们的现存社会里，私有财产对十分之九的社会成员来说已经被消灭了；这种私有制之所以存在正是因为私有财产对十分之九的成员来说已经不存在。可见，你们责备我们，原来是说我们要消灭那种以社会上的绝大多数人没有财产为必要条件的所有制。”“共产主义并不剥夺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权利，它只剥夺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利。”（《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267页）他们明确地指出，“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只是扩大、丰富和提高工人生活的一种手段。”（同上，266页）十月革命以后，列宁说，“必须把国民经济的一切大部门建立在个人利益的关心上面。共同讨论，专人负责。由于不会实行这个原则，我们每一步都吃到苦头。”（《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教育局的任务》，《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51页）斯大林认为，“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并不否认个人利益，而是把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结合起来。社会主义是不能撇开个人利益的。只有社会主义社会才能给这种个人利益以最充分的满足”，“社会主义社会是保护个人利益的唯一牢固的保证”。（《和英国作家赫·乔·威尔斯的谈话》）毛主席也说：“我们历来提倡艰苦奋斗，反对把个人物质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同时我们也历来提倡关心群众生活，反对不关心群众痛痒的官僚主义。”（《论十大关系》，《毛泽东选集》第五卷272页）我们提倡“以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相结合的原则为一切言论行动的标准的社会主义精神”（《（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按语》，《毛泽东选集》第五卷244页）。
违背这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把国家的和集体的利益，变成同劳动者个人利益相对抗的东西，必然会使劳动者失去发展社会生产、增加共同利益的积极性，使社会主义经济受到破坏。只有遵照这些原则，才能保证劳动者个人的利益和国家的、集体的利益都得到发展。
先念同志在务虚会上说，他当过多年财政部长。每次遇到增加工资，财政部门的干部就顾虑很多，说增加支出，会不会影响财政收支的平衡呀？据他的经验，实际上哪年增加工资，哪年财政部就发大财。类似的材料很多。鞍钢有个轧钢车间，设备能力不能充分发挥，原因是加温车间卡脖子。“四人帮”倒台以后，他们实行小奖金，支付一万多元，国家增加收入二十多万元。鞍钢出铁炉，过去炉渣没人管。实行奖金，清除炉渣，支付九千多元，国家增加收入三十九万元。上海多年来鱼供应紧张，吃不到鲜鱼。今年开始实行奖金，国家支付一万元，增加收入四十二万元，市上有了活鱼，供应缓和了。过去，火车司机有节约奖、超轴满载五百公里的综合奖，每月多二、三十元收入。后来取消了，有些司机要求调动工作。只要工资、奖金制度合理，这个问题是容易解决的。刚才郭副部长说，铁路已经实行节煤奖了；奖金占十分之一，国家收入增加十分之九。当然，目前在具体工作中，也还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奖金的办法限制太死；只有综合奖，没有单项奖；奖金的幅度是否合理；有些老工人取消附加工资后，收入反而降低了。有的同志，已经在务虚会上提出这些问题。
事实证明，在社会主义阶段，如果不切实贯彻按劳分配原则，不充分考虑劳动者的个人利益，那么，集体的、国家的共同利益就会落空。在这方面，我们有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四人帮”倒台以后，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下决心解决这个问题，使得整个经济工作的面貌迅速改观。我们力量的源泉在人民群众中间。只要真正使国家、集体的利益和个人的利益结合起来，使人民群众实际认识和感受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们就无往而不胜。
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政治挂帅至少应当包括两个内容。一个是消灭资本主义，使资本主义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绝种，发展社会主义。挂帅是否挂得起来，应当看实际上削弱了资本主义还是发展了资本主义，或者说损害了社会主义还是巩固了社会主义。“四人帮”那种“政治挂帅”，使资本主义大肆泛滥，社会主义遭到破坏，同我们无产阶级要求的政治挂帅，是根本对立的。另一个是保证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个人利益的结合。这里涉及到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的关系问题。我们反对把对个人物质利益的关心绝对化起来。我们的总的原则，是个人服从集体，局部服从全局，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在每一个问题、每一项工作上，要处理好这些关系，需要认真研究具体情况，真正使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结合起来。比如兴修水利。有些同志瞎指挥，平调生产队的劳力和资金。这些同志中间，多数、甚至绝大多数不是存心要干坏事，问题就出在不相信群众，不认真搞调查研究。结果，既损害了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又损害了劳动者个人的利益。这还说什么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呢？所以，政治挂帅问题，归根到底，也是个物质利益问题。
毛主席说，价值规律也好，经济核算也好，就是要学会算账。一九五九年，先念同志在一篇文章中说：“经济核算是管理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方法，不注意经济核算就不能最合理最有效地管理经济，以最小的消耗，取得最大的经济效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年财政的伟大成就》，见《辉煌的十年》357页）所谓算账，就是计算物质利益，计算不同阶级的利益，计算人民内部国家、集体、个人之间的利益。工业、农业各种措施实施的结果，产品的产理和数理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成本是高了还是低了？赢利是多了还是少了？劳动者的福利是改善了还是降低了？你给农民讲基本经济规律，他听不懂。但是你问他，你们公社今年修水利，花了多少工，当年能不能见效，合算不合算，工分值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社员家庭的收支情况怎么样？他们是很清楚的。只要认真地向周围群众做些调查，是可以找出确实可靠、用于决定政策的材料来的。
多年以来，流传着一种说法：只要算政治账，不要算经济账，或者认为政治账是重要的，经济账不都么重要。盖工厂浪费几亿、几十亿，算的结果，说政治上是成功的，经济上的浪费算不了什么。这种算账的方法，我看需要彻底打破，搞它个干干净净。我们要算政治账，也要算经济账，而且要把算经济账作为算政治账的基础。从根本上说来，首先要算经济帐。天天陶醉于你政治挂帅挂得好，就是不去考虑经济是上去了还是下来了，不去考虑国家、集体和劳动者个人的物质利益问题，不去考虑怎样使它们很好地结合起来，不断地增长，怎么实现四个现代化呢？
我们应该树立一个深刻的观念，就是一切路线、方针、政策、措施、方案、计划，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归根到底应当用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来进行检验，看看它实施的结果，国民经济是发展了，还是停滞甚至倒退了，人民生活是提高了还是降低了。
今天，围绕阶级斗争和物质利益的关系问题，和大家一道重温了一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若干基本观点。华主席在十一大的政治报告中指出：“对于广大人民群众，在思想教育上大力提倡共产主义劳动态度，在经济政策上则要坚持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并且逐步扩大集体福利。要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生活。”只要我们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遵循党的十一大路线，把这些基本观点和自己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我们的工作一定可以搞好。
来源：《三十年来阶级和阶级斗争论文选集》第三集（上册）（1976.10-1979.9）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图书资料室
来源：《三十年来阶级和阶级斗争论文选集》第三集（上册）（1976.10-1979.9）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图书资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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