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88-12-30 作者：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
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本月，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在北京召开了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中心是如何研究贯彻执行林彪在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八日提出的所谓“突出政治”的五项原则。在会议前后，林彪、康生利用广大人民群众崇敬领袖的感情，鼓吹毛泽东主席的话是“最高指示”、“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等等，竭力宣扬对毛泽东主席的神化。（据《中共党史大事年表》）
二日 中共中央中南局作出关于深入开展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的决定，《羊城晚报》发表社论《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顶峰》。
三日 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下称自治区党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在全区掀起群众性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高潮。（据区党委档案33卷）
二十五日 广西全区学习毛泽东著作推进三大革命运动积极分子代表会议在南宁召开，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二千五百七十多人。原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韦国清和自治区党委代理第一书记乔晓光，书记处书记贺希明、安平生，候补书记霍泛等出席会议，乔晓光在会上作了题为《进一步突出政治、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推进三大革命运动，为实现第三个五年计划而奋斗》的报告。强调学习毛著，雷打不动，树立毛泽东个人绝对权威。（据区党委档案33卷）
四日至二十六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十六日，会议通过由毛泽东主席主持制订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简称《五一六通知》。《通知》要求“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大革命的工作”。此《通知》是指导全国开展“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这次会议标志着“左”倾方针在党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据中共党史大事年表）
七日 毛泽东主席写给林彪的信（简称《五?七指示》）。毛泽东要求全国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一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也要批判资产阶级”，毛泽东还指出“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这个指示广为推行，在许多方面造成消极影响。（据中共党史大事年表）
同日 《解放军报》、《光明日报》联合刊登《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的材料摘编，每段都加上了骇人听闻的“编者按”，定了具体的“批判”口径。（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以上文章《广西日报》均给予转载。
十一、十三日 《广西日报》发表姚文元的《评三家村》，对邓拓、吴晗、廖沫沙进行错误的批判。十三日在一版《彻底搞掉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的通栏标题下，发表全区工人、部队、新闻工作者声讨邓拓的消息，以后连续发表了区内声讨邓拓的文章（据《广西日报》“文革”大事记）。
本月中旬，自治区党委对区内各大专院校布置。在学校党委领导下，按照江青、姚文元定的调子对邓拓、吴晗、廖沫沙写的《三家村札记》进行批判。当时，还是侧重在学术上的批判，学校半天上课半天停课开批判会，这标志着广西“文化大革命”首先在学校开展。（一九六六年四月十九日《广西日报》）
十九日 自治区党委通知：我区各大专院校每个院校派二名代表（有些机关也派了代表）到广州听取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关于中南局地区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动员报告。代表回来传达后，各大专院校即宣布由半天上课半天批判到全天停课搞“文化大革命”，把学校里的所谓反动学术权威揪出来批斗，使大批知名的学者、教授、讲师和知识分子遭到了残酷的迫害（据广西大学“文革”大事记）。
二日至五日 《广西日报》连续转载《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撕掉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遮羞布》、《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同时，还转发了聂元梓等七人攻击北京大学党委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的《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评论员文章，以及新华社电讯《中共中央改组北京市委》、《中共北京新市委改组北京大学党委》的消息。（据《广西日报》“文革”大事记、中共党史大事年表）
二日 自治区党委发出《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通知》，《通知》说：目前一个伟大历史意义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高潮，正在全国兴起，这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关系到世界革命的一件头等大事，不是批判几篇文章、几个电影、几个戏的打笔墨官司的小事，而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我区同全国一样，思想文化领域中的阶级斗争是严重的、尖锐的；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解放以来许多思想文化阵地的领导权问题还未解决，必须开展文化大革命，清除混进党、政、军和各界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通知》具体部署了我区“文化大革命”的开展：1、继续搞好四清运动；2、开展“文化大革命”；3、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做到以工农兵为主体，三个运动同时搞。（据区党委档案33卷）
同日 自治区党委根据《五?一六通知》精神，成立自治区党委文化革命小组。组长：伍晋南（区党委书记处书记）；副组长：贺亦然、侠静波、郭永昌、段远钟、段纯和、罗立斌等五人（据区党委组织部资料）。
五日 自治区党委文化革命小组召开区直机关“文化革命”动员大会。韦国清作动员报告。《报告》内容共四点：一、当前国内外大好的革命形势；二、“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意义；三、在“文化大革命”中要大学毛主席著作；四、开展“文化大革命”措施：1、加强领导；2、必须放手发动工农兵群众和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积极参加战斗组织和壮大左派队伍，开展一个真正的革命群众运动；3、在运动的布置上不论什么地区都要以学习毛主席著作为中心，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搞好“文化大革命”和四清运动；4、清理文化领导机关，调整充实文化部门的领导骨干，韦国清在报告中点了《广西日报》副刊问题严重。同时，自治区党委文化革命小组把《广西日报》定为文化革命的试点单位，并向报社派出文化革命工作队。不久，任命空七军军务处处长刘福生为队长，区党委宣传部副处长荆缦云为副队长。十二日伍晋南到《广西日报》社作开展文化革命的动员报告；工作队动员鸣放。当天《广西日报》社有人贴出大字报，攻击办报方针。“文化大革命”之火在《广西日报》社燃起（据区党委档案33卷、《广西日报》社“文革”大事记）。
同日 韦国清在自治区政协全体人员会议上作《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动员报告》。《报告》中提到原区民革主委、区交通厅副厅长吕集义的《缘珠唱和诗》是“大毒草”。 会后，区政协即开展对吕集义和马万里（著名画家，区文史馆馆长）的批判。区统战部副部长、战线文革领导小组组长梁华新，在会上宣布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同时进行，工作组进驻政协。组长黄惠民（区政协副主席）、副组长熊罗才（区统战部干部处处长），号召大家结合学习毛主席著作，开展大揭大批，狠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及一切牛鬼蛇神。六月二十六日，群众发现画家吕牧石（马万里的女婿）烧“四旧书画”，当天晚上便拉吕牧石来游斗，说他是“毁灭罪证”。吕被游斗后投河自杀。之后，又连续对吕集义进行批斗，吕集义的爱人石定康（原区民革会计）因见吕连遭批斗，思想害怕于九月七日上吊身亡（区政协“文革”大事记）。
同日 《广西日报》发表韦斌撰写的所谓《彻底批判“三家村”的修正主义办报路线——驳邓拓对〈桂林日报〉部分编委的谈话》的文章（据《广西日报》“文革”大事记）。
七日至十四日 玉林地区集训“文革”工作人员，传达中南局陶铸的讲话和韦国清在自治区直属机关作“文革”动员报告和伍晋南的总结（据玉林地区“文革”大事记）。
十三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鉴于目前大专学校和高中的文化大革命正在兴起，没有一定时间是不行的”。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必须彻底改革”，“决定一九六六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推迟半年进行”。通知下达后，全区各大专学校分别集会表示拥护改革的决定（据区计委“文革”大事记）。
十四日 自治区党委派出工作队进驻各大专院校、区直各化部门。《广西日报》社，进驻单位的工作队取代了单位党委领导“文化大革命”，旨在稳定局势。有的工作队进驻院校后重新放映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时的历史记录片，示意攻击党委的就是“右派”或是“右派”言行，也就是“反革命”。学生对此极为不满。桂林广西师范学院（现改为广西师范大学）少部分学生贴出了“炮轰桂林市委”的大字报（据区“处遗”材料——大事记表）。
十五日 《广西日报》发表自治区党委文化革命小组办公室组织撰写的《〈故人〉是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同时发表“编者按”，开始点名批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故人》的作者陆地。二十八日，《广西日报》公布自治区党委《撤销陆地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同时发表“编者按》，声称要把一切牛鬼蛇神统统揪出来，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到七月十九日止，《广西日报》连续用十八个专版批判陆地及其作品《美丽的南方》、《故人》、《瀑布》、《国庆节》、《中途》等（据《广西日报》“文革”大事记）。
十八日前后，玉林县三百六十八人的工作队分别进入一、二、三、四中、农校和部分机关单位，传达韦国清讲话，组织游行示威，揭露学校、机关“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牛鬼蛇神”。从十九至二十四日贴出大字报二万八千多张，把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张昭弘和教育、文化部门的一些领导干部、教师以“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邓拓黑帮”、“牛鬼蛇神”等罪名进行批斗。（据玉林地区“文革”大事记）
二十八日 《广西日报》发表黎福荣撰写诬蔑陆地的《国庆节》是一张“反革命传单”的文章，号召在批判“三家村”的同时，结合批判我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据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五日《广西日报》）
接着，各地、市纷纷揭批新闻、教育、文学艺术界中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及“三家村”在文化界中的代表者和赞赏者。在南宁市，把《南宁晚报》的曾东江（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南宁晚报》总编辑）、秦祖荫（《南宁晚报》副总编辑）、余凯（《南宁晚报》副刊组长）诬为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并对南宁市的艺苑、钦南等群众文艺团体打成所谓“三家村”黑诗社。在此期间，全南宁市被斗批的领导干部、知识分子一千余人，其中主要人物均为新闻、宣传、文化教育机关的领导者。一般的知识分子也难幸免。南宁五中工作队的成员说，教师是革命对象，领导者是大当权派，班主任是小当权派，一百零八名教职工中有七十人被批斗。（据南宁市“文革”大事记）
二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通知》，要求这些企业单位要在保证完成生产任务的条件下，结合四清运动，分期分批开展“文化大革命”。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工交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补充通知》，再次强调指出：“这次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文教部门和党政机关”。“在县以下单位、基本建设单位、设计单位以及科研单位，应把文化大革命和四清运动结合起来，分期分批进行”。（据中共党史大事年表）
三日 《广西日报》在《坚决清算陆地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把他彻底斗倒彻底斗垮彻底斗臭》的大幅标题下刊登对陆地的所谓批判文章。
同日 南宁市召开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大会，到会的三百多人表示坚决拥护自治区党委的决定，痛斥陆地“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
连日来全区各地、各族人民群众大量来信来电，表示坚决拥护自治区党委撤销陆地的一切职务的决定，严厉痛斥陆地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滔天罪行。
同日 韦国清、乔晓光、伍晋南、贺希明等分别到《广西日报》社、广西大学观看大字报，并对工人、干部、师生作了指示：号召他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打倒“反革命黑帮”，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并特指定《广西日报》工作队长刘福生到区直机关“介绍经验”。事后，驻《广西日报》工作队即叫在江滨医院治病的钟林回报社进行批斗。（据《广西日报》“文革”大事记）。
四日 自治区党委决定对张云莹（桂林师院院长、党委代理书记）、陆文中（院党委副书记）、吴元庆三人以镇压“文革”为名，停职反省。七月底，桂林师院出现《炮轰区党委》、《火烧伍晋南》、《火烧工作队》的大字报。二十八日，桂林市委召开全市各级领导干部和四清工作队长会议，介绍所谓“师院反右不彻底”等，并组织其参观师院大字报，引起了工农群众和师生之间的对立，把“文革”引向社会。二十九日，在桂林师院工作队的组织下，给反对工作队的学生扣上所谓“右派翻天”、“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反革命”、“小邓拓”、“政治野心家”等大字报，进一步加深了不同观点之间的对立情绪。（据桂林“文革”大事记）
七日 柳江县公办教师集训搞“文化大革命”。集训期间对小学校长黄林恩进行批判，黄进行驳斥和反抗，被以所谓“现行反革命”宣布开除党籍逮捕法办。历时二十天，集训共揭发“五种人”（即1、戴帽的伍类分子；2、三反分子；3、漏网的四类分子；4、特务、特嫌；5、严重违法乱纪分子）七十五人，重点批判二十二人，集训结束留下劳动九十六人。（据柳江县“文革”大事记）
十一日 《广西日报》文化革命工作队长刘福生代表自治区党委宣布撤销钟林总编辑职务。十二日，中南局文化革命小组办公室电话通知，同意撤销钟林职务和在报上公开点名批判。二十五日，自治区党委文化革命小组派人到《广西日报》社宣布中南局文化革命小组批准撤销钟林党内外一切职务。（据《广西日报》“文革”大事记）
十四日 自治区党委派驻区各大学工作队被迫撤出。广西大学师生要求进驻西大工作队队长尚持（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回学校作“关于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错误”的检讨；民族学院、医学院师生也要求驻学院的工作队回学校检讨。从此，自治区党委派驻各大专院校的工作队改为派联络员来指导学校的“文化大革命”。（据区党委“处遗”材料、“文革”大事记）
七、八月间，全区各地、市、县根据自治区党委的布置，利用学校放暑假期间对中、小学教师集训，开展“文化大革命”。玉林地区从七月十六日到八月二十三日把五十三所中学的一千四百二十一名教师，一百四十五名学生代表，一百五十一名四清工作队员集中到专区集训（小学教师到县集训）。集训中采用所谓大鸣大放大字报的办法，揭阶级斗争盖子，揪出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牛鬼蛇神及有严重问题的人共一百四十九人，列为重点批斗对象的十五人。北流县平政中学教师黄运球（四清时被划为地主分子），批斗后投河自杀。贵县木格中学校医梁厚联被批斗后服毒自杀，这是玉林地区“文化大革命”运动最早死人的事件。（据玉林地区“文革”大事记）
十八日 钦州地委书记林中在地委常委会上传达区党委领导人韦国清、伍晋南在区党委会议上的讲话指示：中小学教师要清理一部分，把最反动的清理出去。总之，地、富、反、坏、右要清理，有些要送回农村劳动改造，有些要法办。清理后力量不足，从农村知识分子中吸收，再就是从工作队的干部、劳动大学学生中抽一些。关于教师集训，地委集训中学教师，县委集训小学教师，时间一个月。集训中要求：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发现一批重点对象线索；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头面人物要斗一下。在集训中，所采取的批斗手段残忍、刑罚名目繁多：如挂牌戴高帽游斗，扛幡跪拜，丢塘浸水，烈日下暴晒，烫屁股，跪石子，针刺，拳打脚踢，假活埋等。全地区一万一千九百七十九名中、小学校教师在集训中，有一千四百九十五人被扣上地、富分子、修正主义分子以及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等帽子进行批斗。其中，有一百零八人被斗打致伤致残，有二百六十六人被逼死、打死；有二百三十一人受到不应有的党、政纪律处分；有五千六百六十八人被下放回原籍生产劳动。这场“文革”对教师迫害之惨、对文化教育摧残之深是历史上罕见的。（据 钦州地区“文革”大事记）
南宁地区宾阳、武鸣等十个县，集训了中、小学教师一万六千四百八十六人，集训中被批判的三千三百六十八人，占集训人数百分之二十。（据南宁地区“文革”大事记）
柳州地区集训中、小学教师九千六百人，被批斗的四百多人，其中百分之九十是一般教师。集训后，留下所谓有“严重问题”的教师五百零四人。等待处理。有的送到农场或生产基地去劳动，实行“小劳改”；有的把学校教师当犯人派公安人员看守。（据柳州地区“文革”大事记）
梧州市集训教师前，三中女教师梁士槐因受到大字报的围攻而跳楼自杀身亡。集训中，责令教师自我检查，人人过关，市教育局副局长尹远和梧州卫校副校长等一百多人作为重点对象进行批判斗争。（据梧州市“文革”大事记）
二十七日 驻《广西日报》社“文革”工作队长刘福生在区直机关“文革”战地练兵会上介绍《广西日报》社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所谓经验。伍晋南肯定了《广西日报》的“经验是成功的”，“做法是好的”。（据《广西日报》“文革”大事记）
一日至十二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十六条》规定：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意识形态”。“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又说“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后，传来了毛泽东主席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写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兵卫的一封信和八月五日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广西日报》在八月九日给予刊登。（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广西日报“文革”大事记）
一日 毛泽东主席写信支持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后，南宁市的红卫兵运动从八月至十二月，成立了名目繁多的红卫兵“总部”、“司令部”、“指挥部”、“联络站”、“战斗队”等二百多个组织及一千多个战斗队，红卫兵人数达一万多人，遍及全市各行业、各个单位。（据南宁市“文革”大事记）
本月上旬商业厅文革领导小组，对干部进行排队，对所谓属于四类干部进行批判，当时由工作队的白文普、王志春、厅党组的张沛然、唐子培、李英等研究决定。被批判的有厅党组成员李德，石油公司支书李文才、糖业公司支书王永信、五金公司副经理张玺玉等，强加给王永信的罪名是：反对挂毛主席像。（王永信说“毛主席像不要乱贴，乱贴不严肃，被当作反动言论）反对毛主席，反对突出无产阶级政治，重用坏人等十条之多。被划为四类干部、“三反分子”，批斗十次。于九月二十三日含冤逝世。（据区商业厅“文革”大事记）
五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撤销大、中学校文化革命工作组的决定》。根据中央决定精神，南宁市委发出通知，宣布撤销市委派驻各单位的“文化革命工作组”（到八月二十二日全部撤销）。广西师院“多数派”的部分学生贴出送瘟神的对联。另一派学生则强烈不满，为此引起两派学生斗殴，到七日打伤十多人，即所谓桂林“八?七”事件。（据广西日报、南宁市委、桂林市委“文革”大事记）
十日 桂林“八?七”事件发生后，广西师院学生派出代表赴京向中央告状，要求改组桂林市委，要求韦国清（当时在京参加八届十一中全会）到桂林处理问题。韦国清八月十三日从北京到桂林，召集乔晓光、伍晋南、贺希明、安平生、霍泛等到桂林，研究如何解决桂林问题。（据桂林市“文革”大事记）
十七日 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中央文革副组长王任重，给广西师院学生打来电报（开始用密码后来用明码，电报公开张贴在大街上），决定派韦国清全权解决桂林问题，并说韦国清是身经百战的老战士，又是中央委员，要求师院学生相信韦国清。韦国清得到这份电报后，便公开出面在桂林处理问题。同日《广西日报》发表赵群声所谓《揭批钟林“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必须彻底清算》的文章。十八日自治区党委代理第一书记乔晓光在师院礼堂公开宣布黄云、徐为楷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区党委决定并经中央批准，撤销黄云市委书记、徐为楷市委副书记兼“文革”组长的职务。当日，自治区党委还宣布撤销徐为楷驻广西师院工作队队长的职务，并任命王同连为桂林市委副书记。尽管这样，问题并未得到解决，学生继续受到围攻。广西师院学生文可义被划为“反革命”，“南下串连队”张铁锚、张顺喜被关押起来，全区各地喊抓黄赛阳。（据桂林市“文革”大事记）
同日 《广西日报》公布自治区党委关有撤销钟林《广西日报》总编辑职务的决定，定钟林为“三反分子”，大量报导全区广大工农兵群众、知识分子、革命干部等声讨所谓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钟林的滔天罪行。广西日报社职工也连日开会，声讨钟林的“反党罪行”。（据广西日报“文革”大事记）。
十八日至十一月二十六日 毛泽东主席在三个多月的时间中，在首都连续八次接见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一千一百多万红卫兵。林彪多次在大会上讲了话，一个以青少年学生为主体的红卫兵运动席卷全国。毛泽东主席的指示：“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震撼祖国大地。红卫兵在全国到处鼓动“造反”，揪斗所谓走资派，搞乱了地方的各级党委。
八月中旬，北京红卫兵串连队前后三批三百多人来到南宁进行“革命串连”，走上街头横扫“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到处鼓动“造反”，矛头直指自治区党政领导。南宁市的红卫兵组织相继成立了名目繁多的总部、司令部、指挥部、联络站等二百多个组织和一千多个战斗队，红卫兵发展到一万多人，开始走出学校，“杀”向社会。（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年表、南宁市“文革”大事记）
同日 广西师院和南下串连队的学生拉桂林市委副书记徐为楷戴高帽游街。当时引起地社会上级大的反响，街上到处出现围攻广西师院和南下串连队学生的情况。当晚，韦国清正在桂林主持自治区党委书记处（桂林市委领导同志参加）开会，认为学生这种过火行动是“右派”翻天，布置桂林全市加强警卫，这样对立情绪更加激化。（据桂林市“文革”大事记）
是日 首都百万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毛泽东主席出席大会，林彪在会上讲话，周恩来总理也讲了话。会后，百万群众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检阅。北京红卫兵走上街头破“四旧”。南宁市红卫兵连日来也走上街头，横扫“四旧”，南宁市很多主要街道和主要建筑物、商店都强令改名。有的改为兴无路、解放路、灭资路；有的改为朝阳楼、造反楼、长征楼等等。桂林、柳州、梧州等城市也同样出现这种情况。这样一改，弄得很多顾客找不到原来商店，而出现混乱。随着红卫兵的串连活动，破“四旧”运动迅速遍及全区城乡。（据区党委档案6卷、桂林市“文革”大事记）
二十日 梧州市由市文革小组从各中学挑选八十多名学生，在市委礼堂开会，宣布成立该市第一批红卫兵。（据梧州市“文革”大事记）
二十一日 南宁市红卫兵和各群众组织共六万人在区体育场集会，热烈庆祝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据南宁市“文革”大事记）
二十四日 中央决定免去韦国清广西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调任中南局任第二书记（韦实际上没有离开广西）；任命乔晓光为广西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据区党委组织部组织史）
同日 柳州市柳高、一、二、三、四、五、六中和柳铁一、二中学校五千多名红卫兵，走上街头，张贴标语，散发传单，进行破“四旧”立“四新”宣传。（据柳州市“文革”大事记）
二十五日 广西大学的红卫兵组织南宁市二、三、四、五、六中学和珠江子女学校等六所学校，成立了南宁市第一个红卫兵联合司令部，并召开成立大会。覃应机、伍晋南、霍泛、刘毅生（自治区党委秘书长）、南宁市委书记肖寒、市长韦纯束、副书记王恩厚等参加了大会。当晚，南宁市各界群众代表一千多人在朝阳广场集会，支持红卫兵大破“四旧”大立“四新”的革命行动。二十六日晚，朝阳广场七百多群众集会并游行，坚决支持学生的“革命”行动。（据南宁市“文革”大事记）
本月下旬至九月初，桂林市红卫兵群众组织开始分成两派。“工人赤卫队”、“红旗红卫队”为一方，桂林师院“多数派”即“老多”、“工人红卫兵”、“机关职干造反队”为一方，前者提出要“誓死保卫市委”，后者提出“要改组市委”。九月六日，桂林市二十六个大中学校红卫兵代表和“南下串连队”三十人向市委和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贺希明提出召开全市大会的“三点要求）大会由红卫兵主持，市委在会上公开引火“烧身”，黄云、徐为楷作为检查），以处理“八?七”事件的问题，未获同意。九月七日上午十一时广西师院学生二千多人在市委院内静坐，进行绝食斗争，抗议市委破坏“文革”。九日，静坐绝食的队伍扩大到七十六个单位，三千人，静坐达六十二小时。（据桂林市“文革”大事记）
三日 韦国清在广西大学贴出一张大字报：
《欢迎大家向我开炮——我的一张大字报》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你们向一切牛鬼蛇神大举进攻，我坚决支持你们这一切革命行动。与此同时，你们向区党委的领导同志也贴出了一些大字报，提出了批评和意见，我表示热烈的欢迎，并决心在今后的实际行动中坚决改正我的缺点和错误，但至今为止，你们向区党委（特别是我）贴出的大字报还不够多，火药味还不够浓，我再一次地向革命的师生员工同志诚恳地要求向我们开炮，炮轰司令部（区党委）。（据区党委档案6卷）
三日、五日 三日晚，广西农学院、北京国际关系学院等一千多名大专院校红卫兵冲进广西日报社，对该报八月九日刊登的《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没有套红色，以及《人民日报》社论《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一文晚发一天，提出强烈抗议，并诬陷为现行破坏活动，命令孙鸿泉、钟林、钟纪民等人到球场接受批判。总编辑孙鸿泉表示支持红卫兵的“革命”行动。五日，《广西日报》重新套红再次发表《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据广西日报“文革”大事记）
五日 中共中央通知：组织外地高等学校、中等学校师生代表和教职工代表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生活补助和交通费由国家财政开支。广西各高等学校和中等学校师生开始大串连，全国各地和区内红卫兵来南宁串连的近三万二千六百八十人，其中北京大专院校红卫兵来南宁串连的共九十一批，一千零八十二人。本市与外来红卫兵汇集一起，走上街头，横扫“四旧”。他们胸戴领袖像，臂佩红袖套，帽戴五角星，手拿“语录本”，口唱“语录”歌，高呼口号摇“语录”，斗争会上念“语录”，派性辩论用“语录”，墙壁上写“语录”（用红油漆大街小巷到处写，即当时所谓的“红海洋”）跳表“忠”舞拿“语录”，个人崇拜狂热达到登峰造极。更离奇的是在大破“四旧”中，古建筑、古书、古画、古戏、文物等均列为“四旧”，机关、学校的图书馆、资料室以及部分领导干部个人所存的古今中外精典著作、书画、古董等等，烧的烧，抢的抢，横遭破坏；甚至连妇女的长辫子、瘦裤子等也被剪。一时，打、砸、抢、抄、抓、剪、斗之风盛行。南宁市据十月底的不完全统计，红卫兵集中大抄的有六百七十多家；清理所谓“牛鬼蛇神”及其子女家属回原籍监督劳动的有五千多人；横扫水月庵一所、教堂二间；查抄所谓封、资、修的物品达十五万多件。贵县在破“四旧”中，把南山寺游览区全部毁坏，太平天国冀王亭、石达开的纪念塔和桂东南抗日起义的烈士碑均被严重破坏；防城县文物馆几千部古典文物、资料和档案全部烧毁。在破“四旧”中，大批文化遗产毁于一旦，造成了无可弥补的损失。（据区党委档案6卷、南宁县“文革”大事记）
八、九月之间，区直、地、市、县机关和街道纷纷成立红卫兵、“赤卫队”。任务是：“保护国家财产，维护社会秩序，阻止红卫兵冲击”。南宁市工交系统于九月六日成立工人赤卫队，有一千七百一十人，并在朝阳广场开会，市领导肖寒、韦纯束、潘体彩出席了大会。街道系统十一个公社的赤卫队也于同日宣布成立，人员二千多名。区直的农业厅、煤炭工业厅、石油工业厅等单位也先后成立了“赤卫队”。直到十一月，开始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遭批判而解散。（据南宁市“文革”大事记）
在南宁地区，“红卫兵”组织迅速普遍地建立起来。全地区（包括四清和面上各县）七十八间中学（包括十间耕读学校）先后建立了一百五十八个“红卫兵”和其他战斗队组织，共有红卫兵一万多人。他们实行革命大串连，到十月份，全地区中等以上学校有七千多名师生和“红卫兵”到北京、南宁市等地串连。仅大新县，从六六年九月至六七年三月中央下令停止串连时止，到北京串连的达二千六百多人，耗资十万多元。（据南宁地区“文革”大事记）
九日 桂林“老多”的请愿代表二十五人到达自治区党委大门前，被“赤卫队”阻拦在大门之外，双方开展辩论，消息传开，广西医学院、广西大学、南宁二中等十九所大中学校学生共两千多人到自治区党委门前表示支援“老多”代表，这些学生宣布就地参与静坐和绝食斗争。“赤卫队”和“盾牌”红卫兵对静坐的学生进行围攻，“老多”不断地增加红卫兵来参加静坐，在参加静坐绝食斗争的学生中，因从桂林赴邕长途消耗，绝食时有一位女学生叫“卫东”（齐断义）处在半昏迷状态中。韦国清出来探望，对静坐绝食的学生说：要吃饭闹革命，别这样，免得把身体搞坏了。韦国清摸一摸这位女学生的头，“卫东”即把韦国清的手推开，说韦国清没有阶级感情；另一位女同学则把韦国清的草帽抢夺扔在地上。韦国清说：干吗？要打人？不要打人嘛！在区党委大门口站岗的“赤卫队”就说这些静坐绝食的学生打韦国清，刹时间，全南宁市贴满声讨静坐学生殴打韦国清的大字报，说韦国清被打伤住院，要揪出殴打韦国清的凶手，这件事很快传遍了广西，全区各地来信来电，有的集会声讨静坐学生殴打韦国清，于是参加静坐的“老多”学生强烈要求韦国清出来澄清事实。韦国清于十月十八日晚在桂林剧院召开机关干部大会时解释说：“咱们还是实事求是，学生只打了我的手，并没有打伤我住院”。这就是当时轰动广西的“九?九”静坐事件。到九月中旬南宁各大中学校和外地学生纷纷北上串连，“九?九”静坐事件虽然很快平定下来了。但这一事件对后来形成广西的两大派组织起了较大的影响。（据桂林市“文革”大事记）
十五日 《广西日报》报道全国革命师生进行大串连的消息。
二十日 广西艺术学院音乐系师生写了《剥开“刘三姐”的画皮看伍晋南的修正主义面目》的大字报。《刘三姐》是好戏还是黑戏？当时争论很激烈。有的说《刘三姐》是“文艺黑线” 的代表作，伍晋南是《刘三姐》的黑后台。广西大学等八所大专院校轮流揪伍晋南到学校批斗，勒令伍晋南作检讨。从此，伍晋南成为众矢之的。（据广西艺术学院“文革”大事记）。
二十二日至二十五日 钦州地区第一批上北京接受毛泽东检阅的红卫兵先后出发，钦州一百多人、合浦四百多人、上思一百三十二人、灵山一百二十多人。（据钦州地区“文革”大事记）
二十六日 南宁市中等学校红卫兵联络站举行成立大会，市委副书记王恩厚任联络站总站长。（据南宁市“文革”大事记）
二十九日 桂林市“工人红卫兵总部”（简称“工总”）及“大中学校红卫兵总部”（简称“红总”）成立。十二月十日，桂林“市直机关干部、职工革命造反团”成立；十八日，“五四铁笔总部”成立；同日，“工总”和“红总”两群众组织发展为“革命造反大军联合指挥部”（简称“造反大军”）。以上群众组织在桂林市“文革”中是有影响的几个群众组织。（据桂林市“文革”大事记）
三日 广西日报》发表《红旗》杂志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文中提出“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八日，《广西日报》发表张化声批判周扬的长文《螳臂挡不住文化大革命的长轮》，对周扬进行恶毒的攻击。（据广西日报“文革”大事记）
同日 南宁市红卫兵总部发起召开南宁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辩论大会。内容是：以伍晋南为首的区文革领导小组到底执行一条什么路线？参加大会的七十六个单位，有万余人。（据南宁市“文革”大事记）
十月，区直、地、市直属机关出现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大鸣大放声势浩大，大字报铺天盖地，而且由机关院内推向街头，围观的人群熙熙攘攘。各行、各业、机关、学校、各种群众组织竟相揪斗本部门的所谓“走资派”（由于群众组织对领导干部的观点态度不同，产生了群众组织之间、个人与个人之间的矛盾）。南宁市朝阳广场设立的大字报棚，从十九日开始张贴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字报。广西大学“八?三一”红卫兵在大字报中指责“区党委在文化大革命中采用各种手段镇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镇压革命学生”。（据南宁市“文革”大事记）
十四日 桂林市委决定并经自治区党委同意，《桂林日报》头版头条发表“林同群”的文章，公布《桂林日报》总编室主任余国混的所谓“三反”材料。从此，在整个“文革”中，余便成为桂林市两派批斗的对象。
十月下旬至十二月中旬，桂林市各群众组织分别召开批判市委“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先后揪斗原市领导冯邦瑞（市长）、刘竹溪（市委副书记）、苏玉山（副市长）和自治区驻桂“文革”顾问林中以及四清总团领导李隆（区统战部长）、段远钟（区工交部长）、王凤枝（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等。“工人赤卫队”、“红旗红卫兵”部分机关干部也纷纷发表“造反”声明，起来造反。（桂林市“文革”大事记）
二十六日 南宁市工人革命造反总部等九个组织发起，在朝阳广场召开《揭发和控诉肖寒为首的南宁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
同日 百色医专“长征串连红卫队”三十三名学生徒步到南宁进行串连，开创了我地区徒步串连的先例。到十一月十四日统计，全地区上京和到外地串连的教师、学生有八千一百人。（据南宁市、百色地区“文革”大事记）
本月，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中，红卫兵群众组织，纷纷建立联合造反组织。十一月二十三日，南宁市“革命工人造反委员会总部成立，市委领导肖寒、王恩厚到会表示支持。十二月二十六日，南宁市郊区农民红卫兵总部在朝阳广场宣布成立，自治区党委罗立斌出席会议。同日，南宁铁路分局各群众组织也联合成立“铁路联合司令部”（简称“铁司”）。十二月底，由汽车总站、区二?五车队、区粮食厅车队、区外贸车队、南宁市工交公司、市汽车运输公司等单位的群众组织联合成立了“广西汽车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汽司”）。以上是南宁市“文革”中有影响的几个群众组织。（据南宁市“文革”大事记）
二日 《广西日报》刊登《红旗》杂志社论《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文中说“广大群众起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说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宣告破产”。（据广西日报“文革”大事记）
同日 全国各地红卫兵一批一批涌到梧州市，向市文化小组要串连费、要住宿、要吃饭、要冬衣、铺盖，稍为不顺其意，就要“砸烂当权派的狗头”。只得耗资在全市增设数十个接待站，免费接待红卫兵食宿、车船和一切日用什品，据不完全统计，一九六六年十一、十二两个月车船费、伙食费达四万一千三百一十五元。据市财政局长帐面可查的一九六六年六月至十二月，全市的“文革”费用，便开支了六十万元。（据梧州市“文革”大事记）
十一月中旬，自治区党委召开三级干部大会，传达中央批判刘少奇、邓小平同志的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据广西日报“文革”大事记）
二十三日 南宁市“革命工人造反委员会总部”在区党委接待站开成立大会，肖寒出席大会并表示支持。（据南宁市“文革”大事记）
二日，南宁市工人“革命造反”组织会同黎塘等地工人“革命造反”组织成立《广西工人革命造反总部》（简称广西“工总）后来发展成为全区性的工人“革命造反”组织。“工总”下设组织部、宣传部、后勤部，总部设在南宁市工人文化宫，“工总”在南宁市下属有十二个分部。（据南宁市“文革”大事记）
四日 《广西日报》刊登新华社电讯《首都举行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江青在会上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派工作队这个形式是错误的，他们的工作内容尤其是错误的。”当天，韦国清代表自治区党委检查犯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发书面检查）”。（据广西日报“文革”大事记）
九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规定》中说：“工人群众在文化大革命中有建立革命组织的权利”。工人群众和工人群众组织之间，“可以在业余时间，在本市革命串连”，“学生可以有计划地到厂矿，在工人业余时间进行串连，工人也可以派代表到本市学校进行革命串连”。这个文件下达，“文化大革命”正式扩及全国工交、财贸各部门的基层单位。（据中共党史大事年表）
由于受“反革命经济主义”的波及，柳州地区各县从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底到一九六七年元月就开支了一百二十多万元。大批干部、职工外出串连，影响了生产和工作。（据柳州地区“文革”大事记）
本月九日至一月十六日，桂林地委负责地区所属各县红卫兵串连的接待，共开支经费四十六万元。其中十二月二十日至元月十二日的二十四天中，支出经费二十三万元，动用尼龙薄膜三十吨，被子三千六百床，棉布十三万米，粮食九万多斤。（据桂林地区“文革”大事记）
十日 南宁地委办公室主任荣其光伙同祁连恭（地委办公室副科干部）、周诚（地委书记甘怀勋秘书）、邓绍业（地委副书记田春的秘书）等以及原地委办公室一些人，以长期在地委领导身边工作，了解情况的知情人的身份，一起拼凑捏造编写打倒南宁地区头号走资派甘怀勋的十二大“罪状”。并以地委办公室“毛泽东思想战斗队”名义贴出。与此同时地委常委组织部长武星与农办主任王文科贴出诬陷甘、田逼死南宁地区农村政治部主任张荣久（张的死因，当时已得出结论是落水死亡）。十二月十日地委副书记孟庆彦、董以法二人向自治区党委汇报，要求批准给甘怀勋停职反省。当晚孟庆彦召开没有甘怀勋参加的地委常委会，作出了“打倒地委书记甘怀勋”的决定，并给自治区党委写了关于“给予甘怀勋停职反省、并责令他向机关干部职工进行彻底交待，发动广大群众对他们进行彻底揭发、批判的斗争”的报告。同时由傅一平执笔写所谓“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甘怀勋”的大字报。孟庆彦、田春、石更（地委副书记）、董以法、孙朝相（专署专员）、刘耀华（专署副专员）、伏崇礼（专署副专员）、武星等均签名。十二日晚批判李景包庇甘怀勋害死张荣久的大会。孟庆彦、董以法、伏崇礼、孙朝相、傅一屏等参加大会并作批判发言。十三日晨孟庆彦、董以法、石更等和直属机关职工数百人去自治区党委请愿，要自治区党委立即表态罢甘怀勋的“官”。乔晓光即电话请示中南局。十三日中南局批准甘怀勋停职反省，地委工作由孟庆彦主持。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文革组长董以法代表地委向地专机关职工大会作《彻底清算甘怀勋的反革命罪行，彻底批判我们所犯方向路线错误》发言。诬陷甘怀勋亲自当主帅，我们一小撮结成了一个“反革命联盟”。此后甘被诬为南宁地区“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假党员”、“托派”、“甘、田、刘（洪涛）、李（景）反革命联盟的罪魁祸首”进行揭批。十二月十日至六七年三月二十三日地委办公室“毛泽东思想战斗队”，专区办公室“红尖兵”司令部等组织又印发所谓“甘怀勋罪状材料”十二件共六万六千九百六十份。六七年一月九日抄了甘的家并作为“修货”展览，地委文革小组并通知各县文革小组负责人及干部前来参观。不久又通知 各县县委书记来地区批斗甘怀勋和田春。（据南宁地区“文革”大事件）
十三日 自治区批准甘怀勋停职反省。甘自停职后，从十二月至七三年十月长期被批斗迫害，于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一日含冤逝世。（据南宁地区“文革”大事件）
十五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规定：“把四清运动纳入文化大革命中去。” “领导农村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机构，是贫下中农文化革命委员会，由贫下中农大会民主选举产生”。“在文化大革命中，建立和发展以贫下中农青少年为骨干的红卫兵”。“农村文化大革命，也要来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实行大民主。在队与队之间，社与社之间，可以利用生产的空闲时间，进行串连。还可以组织一批革命学生下乡串连”。（据中共党史大事年表）
二十五日 桂林市“大中学校红卫兵总部”、“教工井冈山总部”、“北航红旗驻桂联络站”、“首都红卫兵留桂联合造反团”、“清华井冈山驻桂联络站”等群众组织，联合封闭了《桂林日报》，并改名为《今日新闻》。（据桂林市“文革”大事记）
二十七日 广西民族学院一百多学生和红卫兵上午九时进入广西日报社开会。大会开到下午三点多钟。红卫兵宣布进驻广西日报社，并成立了广西革命造反临时指挥部，当晚进驻二十多人。孙鸿泉表示：“红卫兵到报社来造区党委的反、造《广西日报》的反、造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钟林的反，把报社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统统揪出来，坚决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是一个革命行动，我们坚决支持”。（据广西日报“文革”大事记）
一日 《广西日报》刊载《人民日报》、《红旗》杂志题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元旦社论，宣布“一九六七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号召“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在社论的影响下，广西继去年学生红卫兵大串连之后，大批干部、职工也纷纷“造反”，积极参加“四大”，脱离工作、生产单位，外出串连。仅桂林地区，各县来桂林市串连的就有八千多人。资源县有五百多县、区干部到外地串连。很多商店无人卖货，有的粮食部门人已走光，恭城县水利工地粮食供应不上，粮库的干部把钥匙交给粮食局长后就走了。桂林市郊区公安局被封，公安干部串连去了。在南宁，朝阳广场成为贴大字报、大鸣、大放、大辩论和进行造反集会的中心场所，“四大”的狂潮愈演愈烈，预示一场全面的大内战即将到来。（据区档案局“文革”材料21卷、南宁市“文革”大事记）
四日 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前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被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诬陷为“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而突然被打倒。这对中南各省（区）震动很大。（据中共党史办大事年表）
同日 荣其光等人贴出打倒甘怀勋的“十二大罪状”大字报后，接着他们又策划诬陷打倒南宁地区所谓第二号走资派田春的大字报。并铅印一万份散发各地。今天，地委副书记、“文革”小组组长董以法在地直机关干部大会上作所谓《彻底清算甘怀勋的反革命罪行，彻底批判他们所犯的方向路线错误》的报告，诬说：“地委已被甘怀勋为首的一小撮混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所把持”，“他们结成一个反革命联盟”，“甘充当主帅，甘、田（春）一唱一和，互相包庇，以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实行资本主义为最终目的”等。董的报告实为声讨甘、田的“檄文”铅印散发。为后来把甘（怀勋）、田（春）、刘（洪涛）、李（景）打成“反革命盟联”定下调子。七日董以法先后签发地委给区党委《关于给田春撤销一切职务的意见报告》和《关于给李景停职反省的意见报告》。在两份报告中诬陷“田春是一个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与甘怀勋狼狈为奸、做尽坏事”，诬陷“李景一九六O年以后就参加甘、田的反革命联盟”并诬李景为这个联盟的“参谋长”。同年五月五日地区政治联合战斗团写的《关于李景三反材料》诬陷李景参加反革命联盟，把甘、田、刘、李打成反革命联盟。使这些同志长期受到批斗、迫害。一九八三年在“处遗”中，所谓“甘、田、刘、李反革命联盟”一案，才得到彻底平反。（据南宁地区“文革”大事件）
六日 晚，广西民族学院红卫兵杨向阳等到《广西日报》社，以“封闭《广西日报》行动委员会”名义封闭《广西日报》。报社多数人不知怎么回事。当晚报社“风雷激战斗组”何家松到处游说。他说：桂林来了一批红卫兵，那些人很激烈，现在来封报这些人较温和，我们应该和这帮人一起行动，先下手为强。说服了部分工人，用“广西日报社革命职工主办”名义出版《每日电讯》。
七日 报社部分职工提出质问：何以用报社职工名义出版而多数人事前不知道。当天，何家松贴出谢王岗支持封《广西日报》出《每日电讯》的大字报。孙鸿泉等新编委也出来做工作，召开行政组长会进行说服，要求大家支持出《每日电讯》。新编委多数成员参加办《每日电讯》。《每日电讯》全发新华社电稿，但七日的《每日电讯》，刊登了“封闭《广西日报》行动委员会”的《封闭<广西日报>通告》。 《通告》说：九年来，以韦国清同志为首的区党委，把《广西日报》办成了向党、向社会主义、向毛泽东思想进攻的阵地，为资本主义复辟制造舆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广西日报》继续忠实地执行了区党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对抗，罪恶累累。《公告》宣称：“决定从元月七日起，改出《每日电讯》，由《广西日报》社革命职工主办”，全部发表新华电稿。（据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广西日报“文革”大事记）
八日 《每日电讯》转载《文汇报》一月六日题为《革命造反有理万岁》社论。（据广西日报“文革”大事记）
十二日 广西民族学院红卫兵杨向阳、和《广西日报》社“风雷激”何家松等同进驻《广西日报》社的红卫兵及《广西日报》社职工到南宁朝阳广场开了一个不到千人的大会，批判自治区党委所谓“抗拒毛主席关于办好党报罪行”，把霍泛和傅雨田拉到大会主席台上斗争。开到半途，另一派别红卫兵冲了会场，攻对方是“保”字号搞假批判。（据广西日报社“文革”大事记）
十三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简称《公安六条》），规定凡是“攻击诬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以后这一条又在实际上扩展到凡是对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稍有不满的，也被以现行反革命治罪，这个规定是造成“文化大革命”中大量冤、假、错案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广西，据查“文革”中因对林彪、江青等一伙稍有不满或说了刘少奇、邓小平好话的，而被当作现行反革命批斗或判刑的就有四百多人。
十五日 “区直机关造反总部”成立，并与“广西工总”、“广西建筑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广西建司”）“广西汽车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广西汽司”）、“广西红总”、“红卫兵南宁八?三一部队”（简称“南宁八三一”）、“区直机关造反联络站”等组织联合组成“广西革命造反大军”（下称“广西革命造反大军”）
以“工总”为主的二十五个群众组织成立“广西革命造反大军封管《广西日报》行动委员会”，并发表《封闭《广西日报》声明》说：一月七日“封闭《广西日报》行动委员会”盗用造反旗号，继续以新的形式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敢触动区党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大搞折衷主义、改良主义、温情主义。因此，“广西革命造反大军”决定从一月十五日起，重新封闭并立即接管《广西日报》。在新的《广西日报》诞生前，出版《新闻报道》。”
在封闭《广西日报》的同时，“工总”派杨远宏、胡冠莹进驻报社工作。
十六日 《新闻报道》出版由“造反大军”封闭《广西日报》行动委员会主办。（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同日 《每日电讯》、《新闻报道》刊登了《红旗》杂志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文内提出“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这是全国报刊第一次提出的口号。
十八日 《新闻报道》报道区直二百二十个单位组织参加的“区直革命造反总部”成立。（广西日报“文革”大事记）
十九日 桂林市“造反大军”在广西师范学院学生刘振林、黄沃南指挥下，连续三天，在桂林市体育场召开几万人的大会，批判区党委第一书记韦国清、桂林市委书记黄云等一批区、市领导干部。被陪斗的有区党委书记处书记贺希明、桂林市委副书记刘竹溪、徐为楷，桂林地委书记王祝光、副书记李云亭和区党委派到桂林市的“文革”顾问林中等一批领导干部。在批斗中，他们被挂黑牌，戴高帽；有些人被强迫下跪。
批斗大会由“老多”黄沃南主持。在会上批斗发言的有师院师生周兆祥、刘振林、甘恒彩、潘国球、李宝雄、谢荣杰等人。批斗后，数十辆汽车进行大游斗。“造反派”用所谓保皇组织“工人赤卫队”和“红旗红卫兵”的袖章缝制衣服，要韦国清披着，站在第一辆汽车上游街示众。被游斗者沿途被人掷石子、吐唾沫，受尽凌辱。（桂林地、市“文革”大事记）
本月中旬，在江青、陈伯达、康生一伙策划下，斗陶（铸）声浪甚嚣尘上。“广西革大（即广西师范学院）红卫兵总部”和北京、中南地区的三十个单位联合发起，成立“斗争大会筹备处”（后改为斗争陶铸筹备处）。（据桂林市“文革”大事记）
廿一日 晚上十二时，区党委书记安平生在南宁主持召开“西南会议”，传达区党委第一书记乔晓光的指示：区、市党委的屁股一定要坐在“造反大军”方面，一要支持“造反大军”封管《广西日报》的行动，二要支持“造反大军”夺权。傅雨田、江平秋、黄荣、肖寒、韦纯束等区、市一些领导干部参加这次会议。（据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同日 区文化局所属八个单位的十个群众组织，成立“接管文化局临时行动委员会”（简称监委）宣布对区文化局夺权，这是最早夺权的区直单位，但文化系统未参加夺权的部分群众，以候育中为首，又成立了“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委），于廿三日进行反夺权，宣布元月廿一日夺权不合法，并于卅一日进驻文化局。从此，“监委”、“联委”天天对吵，最后“监委”解散。（据区文联、区文化厅“文革”大事记）
同日 《广西日报》社部分群众组织联合组成的以何家松、李海强等为首的“革命造反战斗团”，在《新闻报道》上发表《为《广西日报》早日新生而努力》的文章，祝贺《新闻报道》诞生。同天，报社部分群众组织联合成立“红色革命造反兵团”，头头是梁宗常、薛克成、梁志文、黄忠安等人。这个兵团在《成立宣言》中表示：“坚决站在革命大军一边”，“大造刘、邓、陶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大造韦国清为首的区党委一小撮党内走资派的反，大造以钟林为首的前《广西日报》修正主义编委会的反，大造以孙鸿泉为首的新编委会的反，大造以刘福生为首的“文革”工作队和以覃振凤为首的“文革”筹委会的反”。
廿二日 《新闻报道》刊登《人民日报》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
当晚，首都“三司”驻邕联络站召集南宁各群众组织头头开会，策划夺权。会议决定并成立了以“工总”为主体的二十六个群众组织参加的“广西革命造反派夺权行动委员会”。（据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同日 “广西工总”、“广西红总”、“广西八?三一”和“广西艺总”等二十多个群众组织，组织南宁市首次大游斗。被游斗的领导干部有：伍晋南、钟枫（自治区人委副主席）、尚持（自治区党委组织部长）、陆地（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吴青光（区人委教育厅副厅长）、吕集义（交通厅副厅长）、郭铭（区文化局副局长）以及文艺界知名人士阳太阳等二十三人。他们被戴高帽，挂黑牌，分别装在十几辆大卡车上，在全市进行游斗。（区文化厅、区文联、广西日报社等单位的“文革”大事记）
廿三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布《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奉命“支左”只能是执行“文化大革命”总的错误方针，带来许多消极后果。（据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同日 “广西工总”陈朝春、梁柏松，“广西红总”曾春生、谭乃福，“广西八三一”何作然、石怀宇，“广西八?八红卫兵总部”雷激，首都“三司”驻邕联络站李翠英等，率领二十六个造反组织的夺权队伍，于凌晨三时进自治区党委，夺了各部委的一切大权。相继被夺权的单位还有自治区人委、区公安厅、高级法院、区广播电台、区教育厅、区劳动局和南宁市委、市人委、市广播站、《南宁晚报》等。当天，柳州铁路局也被夺权。
接着，桂林地、市、梧州地、市、柳州地、市，玉林、河池、百色等地区党政领导机关，也分别于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日先后被夺权。至二月上旬左右，全区上下，层层夺权，有的街道居民委员会和农村生产队的领导权，也被夺了。从此，各级党政组织陷于瘫痪，全区处于无政府的混乱局面。
以上各地“夺权”的消息《新闻报道》均给予报道。
很多单位被夺权后，被另一派群众组织指着为假夺权，从而进行反夺权，有的单位反复夺权两三次。不同观点的群众组织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深。（据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广西大学、各地、市、柳铁、广西日报“文革”大事记）
同日 南宁地区地专政法战线“革命造反派夺权行动委员会”夺了地区政法党组的权后，南宁军分区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左派群众的决定》，立即派出黄科精等八名“支左”人员对地区公、检、法三家实行军管。（据南宁地区“文革”大事记）
廿四日 广西军区遵照毛主席关于“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指示，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担任“三支”、“两军”工作（支工、支农、支左、军管、军训）各地区分区、市、县人武部和当地驻军，也分别在本月下旬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表态支持所谓“革命左派”。解放军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实行“三支两军”，对稳定当时因被夺权，党政机关处于瘫痪的混乱局面是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军队“支左”只能是执行“文化大革命”的总的错误方针，在严重派性的支配下，解放军在“三支两军”中只能是支一派压一派，所谓“支左”实为“支派”，从而带来许多消极后果。
这天晚上，广西军区代表朱敬之和少量解放军参加了“造反大军夺权行动委员会”在南宁朝阳广场召开的“夺权祝捷再战誓师大会”。参加大会的有一百四十六个单位四万多人。
同日 区水电勘测设计院“火种”兵团龙智铭、纪烈等，夺了该院党政大权后，宣布“院党委所属各支部要在‘火种’兵团监督下工作”。该兵团还联合电业局、电业公司的群众组织，抄党、团员积极分子的家，对所谓执行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十四名干部、群众，分别予以撤职、降职、开除党籍、团籍，取消预备党员资格等处分。（据区水电设计院“文革”大事记）
廿五日 《新闻报道》发表社论：《只准革命造反夺权》。
同日 南宁地委代书记孟庆彦和组织部长陆武星，就一九六六年八月田春、董以法、李景三人授意隆安县委书记杜易派人到屏山公社动员南宁专区水电局干部将其转抄贴在那里的毛主席的第一张大字报收回烧毁问题，给中央、中央文革和陈伯达写报告。报告说这种做法是极其错误的，主要责任是田春、董以法两人，应给予严肃处理等的错误报告。（南宁地区大事记）
本月在一次，玉林地委书记韦树辉、专员熊福芝的批斗会上，地委副书记魏益年、蒋昌永出于个人目的，进行“反戈一击”，带头挥手呼喊“打倒韦树辉！打倒熊福芝！”（玉林地区“文革”大事记）
本月下旬，地办等单位八个造反组织派出代表陈育诗、李寿仁、江基等人带着一份《坚决把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邹林打倒！斗垮！斗臭！》材料上报自治区党委。强烈要求自治区党委撤邹林和周秀英（邹林妻子，专区妇联主任）的职务。在造反派的压力下，自治区党委于一月二十六日作出《关于撤销邹林玉林地委秘书长职务》和《关于撤销周秀英的玉林专区妇联办事处主任的职务》的决定。此后，邹林、周秀英受到长期的残酷的批判斗争。（据玉林地区“文革”大事记）
廿六日 广西“红总”、“南宁八?三一”、“医学院造反兵团”、首都“三司”驻邕联络站等组织的主要头头在医学院开会，交换对广西“造反大军”夺权以来的看法。广西军区应邀派宋长发出席，“南宁八三一”代表认为，“造反大军”夺权后干了不少坏事，已成运动的绊脚石，主张退出“造反大军”，重新组合；“红总”代表说：“我们曾酝酿退出造反大军”，但意见尚不一致”。医学院“造反兵团”代表说，目前砸烂时机不成熟；首都“三司“代表说，在当前情况下退出“造反大军”对革命不利。最后一致意见：①由“工总”内部拉出一部分队伍，进行“革命造反”；②由参加会议的四个组织共抽调一百九十六人，分别到橡胶厂、罐头厂、反帝医院等单位，帮助“工总”整风。（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廿六日～廿八日 应“造反大军”要求，广西军区先后派出六个班、一个排、两个连，分别到区交通厅、区党委、区公安厅、南宁市委、汽车修配厂、罐头厂和“工总”财贸分部等单位支援“造反大军”。（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廿八日 中央军委命令八条颁布。（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廿九日 “工总”及其所属各分部，在南宁市组织大游斗。被戴高帽、挂黑牌游斗的，有伍晋南、霍泛、钟枫、贺亦然、谢王岗、陆地、肖寒等区、市和各厅、局、部委办领导干部近百人。（区档案局“文革”大事33卷）
同日 韦国清在区党委大院内贴出第二张“造反”大字报。《揭发刘少奇、邓小平的几个问题》，说刘少奇、邓小平是“潜藏在党内的危险人物，是两颗定时炸弹，过去背着毛主席和党中央干了很多坏事”等等（据“广西工交干校革命造反兵团翻印的区党委办公厅“天翻地覆”战斗兵团整理的材料）
卅日 区水电设计院“火种兵团”和文化局“捍卫队”游斗水电厅、文化局领导干部蔡勇为、张树本、何子健、朱守刚等。（区文联、区水电设计院“文革”大事记）
同日 《新闻报道》发表社论：《革命派就是能掌好权》。（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夺权后，生产领导机构瘫痪，工农业生产基本停顿。桂林市六十五个工厂，有四十二个完不成计划。桂林电表厂、 电机厂只完成计划的30～40%。桂林郊区农业生产和很多县的水利工程陷入停顿；有的县缺乏种子无法调拨；耕牛护理不好死亡；缺粮地区的群众生活无人安排：龙胜县平等区农民因缺粮发生浮肿；临桂县会仙区三人因无粮吃买酒槽充饥病死（区档案局“文革”材料21卷）
一日 《新闻报道》等三版转载《红卫战报》十九期答读者问的文章。文章为近日来的武斗、游街现象叫好，说：“这个街游得好！游得对！我们坚决支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同日 韦国清贴出第三张大字报——（揭发两面派陶铸）。说陶铸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代表人物，顽固执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党内外耍两面派，搞阴谋诡计，是个危险人物。（据“广西工交干校革命造反兵团”翻印的区党委办公厅“天翻地覆”战斗兵团整理的材料）
二日 中央文革记者站记者王荔到达南宁。当晚，受韦国清接见。
王荔来邕后，以中央文革记者身份，直接插手地方的活动，特别是参与搞乱广西区党委，制造两派对立情绪，支持武斗，支持冲击京西宾馆，对搞乱广西起了很坏的作用。（王荔专案材料）
同日 原“赤卫队”和“盾牌”红卫兵组成“广西无产阶级红色造反者联合司令部”，自称三万人，在朝阳广场召开成立大会，并发表联合宣言。（南宁市“文革”大事记）
四日 王荔到首都“碱司”驻邕“联络站”和区党委宣传部“倒海翻江”等组织了解夺权情况后，对“首都三司”负责人李翠英和“倒海翻江”头头刘德胜、秦朝泰等说，广西一月夺权没有成功，关键是没有结合领导干部，还需组织第二次夺权。王要刘等组织一些人做领导干部的工作。于是，刘德胜、秦朝泰、李鉴、农烈、陈经智、游建安等人成立了一个串连领导干部和整韦、乔材料的“尖刀班”。十四日后又扩大为“尖刀队”，增添了桂林“老多”张欣然和黄干才、刘义光、黄济丰、余济凡、韦玉卿、王杰华、曾纪均等人。（王荔专案材料）
同日 “首都三司”等十多个外地群众组织驻邕联络站座谈南宁形势。晚上，“首都三司”驻邕联络站散发《南宁文化大革命到了关键时刻》的传单，指出：“‘工总’必须开门整风”；“造反大军”不理解夺权的意义，夺权不争权，让当权派统统靠边站”；“不相信‘赤卫队’、‘盾牌’红卫兵的绝大多数是要革命的”，“不坚持文斗，搞武斗”；“总部头头高高在上，高度运动群众”等等。引起南宁市内强烈舆论。（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五日 韦国清在自治区党委院内，贴出第四张大字报《揭发王任重的几个问题》（据广西工交干校革命造反兵团翻印的区党委办公厅“天翻地覆”战斗兵团整理的材料）
同日 桂林市“革命造反大军临时服务委员会”成立。六九五五部队政委张骥、桂林军分区政委张耀青和“造反派”周兆祥、杨福庭、黄东红、刘天偿、申儒成、邓瑞华等十三人为常委。（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21卷）
同日 下午，桂林召开大联合大夺权誓师大会。六九五五部队和驻桂部队一千多人参加。会后并举行武装示威游行，表示支持“桂林老多”和“造反大军”。（桂林地、市“文革”大事记）
六日 “广西工总”决定：①开门整风；②撤出区、市机关的进驻小组；③要求军队接管区人委、公安厅（局）、广西日报社、广播站；④要求安平生出来抓革命，促生产。（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八日 刘德胜等人向王荔汇报成立“尖刀班”和揭批韦、乔的情况后，王荔说：在自治区党委书记中，揭批贺希明的大字报比较少，应当鼓励贺出来造反。段远钟、谢王岗、霍泛也不错，可以做他们的工作。为此，王荔同秦朝泰于九日亲自去找贺谈话，鼓励他出来“造反”，但贺起初表示自已有历史问题，有顾虑。十日晚，刘德胜、李鉴、秦朝泰等人串连了伍晋南之后，又串连贺希明等几个领导干部。贺表示：乔晓光“三反”言行多，可以打倒，对韦国清是否打倒拿不准。秦朝泰说，光是顽固推行反动路线这一条，就可以打倒。并给了贺希明一些关于揭发韦、乔的大字报和传单。（王荔专案档案）
是日 南宁市内出现大字报和传单，揭发“广西工总”和“造反大军”的问题，并出现“砸烂工总”、“造反大军必须大乱”等内容的大幅标语。（据南宁市“文革”大事记）
本月上旬，区农政、农办、贫协联合兵团出动二十辆汽车，拉农口的厅、局干部谢东来、徐麟村、冯寿天、陈任生、朱渭川、吴启增、阳雄飞、王斌吾等在南宁市游斗。（农业厅“文革”大事记）
十日 区文联办公室主任摄影学会主席陈惠被迫害身亡。
十一日 根据广州军区的指示，广西军区民兵办公室改为支持革命左派办公室。
同日 “造反大军”几个负责人走访广西军区首长，宣布“造反大军”进驻区直机关所属单位的代表全部撤出。（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十二日 “无联”在南宁朝阳广场开大会批判区、市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勒令韦国清、乔晓光、肖寒、韦纯束到会。韦、乔于十一日半夜出走，大会对肖寒、韦纯束批判一通结束。（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同日 桂林市公安局拘捕了中共桂林市委书记黄云。强加给他的罪名是：他在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在环湖会议室召开的机电系统书记、技术员会议上，所谓公开辱骂毛主席。同月十七日释放。（一九八二年六月，桂林市委对黄云同志被拘留问题进行了复查，认为拘留是完全错误的，应予彻底平反，恢复名誉）（据桂林市“文革”大事记）
十三日 自治区党委群众接待站“革命造反兵团”发起，“天翻地覆”、“倒海翻江”、区公安厅“红卫”、广西“红总”、广西“八?三一”等十多个组织参加，从二月十三日起，先后八次联合召开批斗韦国清、乔晓光大会，参加人数达五、六万人次，区直机关厅、局以上领导干部全部参加。在会上揭发韦、乔的厅、局干部有五十六人，主持会议的主要是廖炜雄。“广西红总”李耀增也主持一两次。（据南宁市“文革”大事记。廖炜雄专案材料）
十四日 上午，广西军区副政委韩世福根据“支左”领导小组十三日会议精神，向机关处以上干部和全体“支左”人员，进一步分析南宁文化大革命形势，认为“造反大军”夺权后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下午，在医学院召集“广西红总”、“南宁八?三一”、“医学院造反兵团”、“首都三司”驻邕联络站头头开会，表示承认这四个群众组织是“革命左派”，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十五日 广西军区司令员欧致富派“支左”办公室董坤去区党委群众接待站散发他一月二十八日“给国清、区党委常委并报广州军区党委”的信和揭发韦、乔、伍问题的材料。
欧致富在信中表示“军区部队必须支持和援助‘广西革命造反大军’，尽管他们遇到种种困难，甚至有多次反复，也毫不动摇地支持援助他们”。还说“区党委主要负责人表示同意把权交给‘革命造反大军’，但下面不愿意交权，下面的权看来是掌握在‘保守派’手中。”信件散发后，“工总”等组织大肆宣传，说军区欧司令支持他们；“无联”等组织则强烈不满，说军区和“造反大军”同流合污，是想帮助“造反大军”镇压其它“革命组织”。（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同日 韩世福在“支左”办公室各组组长和部分干部会上，分析南宁“文化大革命”形势说，南宁目前正处于夺权、退权、反夺权的酝酿准备时期，各群众组织正在大分化、大改组；“左派”和中间势力正在经受大考验，“右派”正在大暴露。“造反大军”首先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进行夺权斗争，大方向是正确的，军区作了原则上的支持，也是对的，但夺权准备不足，夺权后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十六日 上午，“无联”两万多人在朝阳广场开大会，批判区党委的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韦国清、乔晓光被拉到会。而“广西红总”、“南宁八三一”、“广西八˙八红卫兵”等组织认为，“无联”是“保字号”，他们开会是假批判，真保皇，为了捞“稻草”。他们组织二百多人，冲击会场。韦、乔被“无联”挟持并转移他处，至十七日六时放回。（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同日 王荔再次和秦朝泰找贺希明，反复劝说和鼓励他站出来“造反”，说骑墙是不行的，中间道路是没有的。还说，区党委接待站召开的揭批韦、乔大会开得好，揭开了区党委内部阶级斗争的盖子。赞赏贺希明在会上揭发韦、乔，造区党委的反的“革命行动”，王荔几次对贺的鼓励和支持，使贺下决心发表声明。（王荔专案材料）
十七日 柳州军分区发表“坚决支持柳州地专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联合战斗兵团‘一˙二五’夺权”的《声明》。声明号召批深批透、斗倒斗臭地专一小撮走资派。到同年四月止共揭发公布了六十七个当权派材料，揪出了王杞桓、张声震、朱渭川、金宝生等“走资派”批斗大会共开十次，战线批斗会共开三十八次，战斗队批斗会共开一百七十八次。（柳州地区“文革”大事记）
十八日 中央民族学院韦崇武、马振民等人在柳州专区电影公司召集柳州专区文工团“二六”战团况既的等人开会，针对柳州军分区十七日的表态，研究对策，决定组织力量反击军分区，炮轰分区政委郭鹏，向郭鹏发公开信，刷大标语：“舍得一身，敢把郭鹏拉下马”，“打倒地地道道的两面派郭鹏！”（柳州地区“文革”大事记）
十九日 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自治区人委副主席贺希明、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人委副主席李殷丹，自治区党委常委、工交政治部主任段远钟，自治区党委委员、自治区人委副秘书长闰光彩，自治区党委委员、财贸政治部主任段纯和，自治区党委候补委员、宣传部副部长谢王岗，自治区党委候补委员，公安厅厅长管世新，自治区党委工交政治部副主任刘泮江，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吴洪宁，自治区党委办公厅副主任孙立海、黄季权，自治区宣传副秘书长高信等十二名领导干部，发表《革命造反声明》（后称《二˙一九声明》），提出“砸烂区党委！打倒韦国清！打倒乔晓光！”此声明原稿经王荔和“尖力队”审阅同意，王荔还提了修改意见。（《声明》全文见附注七）“二?一九”声明发表后，伍晋南、霍泛发表声明支持“二?一九”声明。“二?一九”声明公布后，逐渐结束了广西“文革”全面开展后半年来各派组织群起造反，各据一方，争夺共产党的党、政、财、文大权的局面，演变为以人划线的全区分为两大派造反组织。两大派造反组织都企图争夺派天下的领导权，建立一派的政权而展开激烈斗争。解放军在“支左”中也公开亮相支持一派的造反组织，形成了两派群众造反组织在夺取共产党的党政财文大权中尖锐矛盾和斗争，以至武斗杀人搞乱广西局势。（王荔专案材料、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同日 六九五五部队派出团长张体成为首的十九名干部到原广西师范学院搞军训。军训期间，六九五五部队副部长郝忠云、政委张骥先后到该校做形势报告，军训于四月十二日结束。张体成等留校支左。（区档案局“文革”材料21卷）
廿日 区公安工作临时委员会成立，主任郝良才，副主任胡庆辉（广西革筹、军区于六八年六月公布的“反团”公布一文由胡组织人员书写的）。（区公安厅“文革”大事记）
同日 王荔要刘德胜等人整理关于中共广西区党委书记处成员的材料，（包括他们的情况，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和“造反派”对他们的意见，支持哪些人，打倒什么人等）。刘德胜根据王荔的意见，整了一份材料给他，继续提出打倒韦国清。（王荔专案材料）
廿一日 “倒海翻江”在区党委宣传部二楼小会议室，召集发表“二˙一九”声明的贺希明等十二名领导干部开会。主持人秦朝泰。研究成立区抓革命捉生产领导班子问题。强调各单位要由“造反派”掌权，以“造反派为主”，吸收领导干部参加抓革命，促生产。推选贺希明为区“抓促”负责人。（王荔专案材料）
廿二日 《广西日报》社“红色革命造反兵团”的傅余记和《光明日报》驻广西记者桂挺宫找“广西红总”头头曾春生和“倒海翻江”某头头联系，拉区党委第一书记韦国清、书记乔晓光到报社批斗。会上，要区党委候补书记霍泛、宣传部副部长谢王岗和《广西日报》副总编辑孙鸿泉等揭发韦、乔的问题。批斗会由红色革命造反兵团薛克诚主持。会后，该组织散发了《彻底清算韦国清、乔晓光利用党报复辟资本主义，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滔天罪行——《广西日报》社红色革命造反兵团组织斗争韦国清、乔晓光纪实》。（广西日报社“文革”大事记）
同日 凌晨四十五分，广西“无联”出动五十多部汽车，数千人突然袭击广西“工总”总部及其所属几个分部，打伤广西“工总”总指挥陈朝春，抓走熊一军等九人，有的不是广西“工总”成员也被误抓。并拉五汽车人埋伏于南宁市看守所周围防范“工总”袭击市看守所。天亮以后，熊一军被“造反大军”抢回，对被误抓的群众赔礼道歉后释放。
同日 广西“工总”在朝阳广场开大会，控诉“无联”抄家、打人、非法抓人，熊一军主持会场。“广西红卫兵总部”、“南宁八?三一部队”、“医学院造反兵团”、“首都三司”驻邕联络站参加了大会。军区对这个会既不表示支持也不反对。会后，广西“工总”给军区支左办公室电话，感谢军区不反对他们召开的控诉大会。（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廿四日 广西军区欧致富、韩世福、政治部主任孙磊、空七军副政委焦红光、政治部副主任张虎忱等接见“首都三司”代表，就当前南宁“文化大革命”形势交换意见。“三司”代表认为，“广西工总”是个大包袱，一定要把它踢开，南宁“文化大革命”才有出路。（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廿三日至廿五日 广西军区“支左”办公室派驻各工厂、学校、机关的联络员进行整训。整训期间，学习了中央有关文件和各兄弟部队“支左”的经验，听取了军区首长对当前南宁“文化大革命”形势的启发报告，进行讨论并一致认为：应该支持广西“工总”内部的革命群众起来“造反”，砸烂广西“工总”，消除坏人。（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廿六日 桂林地委在《关于如何处理“四清”地区在整顿小学教师队伍中问题的请示报告》中记述：我地区第一批“四清”的临桂、灵川，兴安三县在整顿小学教师队伍时，开除了一百四十三人，安排退职二百一十五人，辞退民办教师九十三人。（桂林地区“文革”大事记）
本月前后，一些领导干部被当作资产阶级典型，将他们的生活用品和住处进行展览。自治区副主席卢绍武、交通厅副厅长、民主人士吕集义，南宁地委书记甘怀勋、桂林地委书记王祝光、副书记任李新、李云亭、柳州市长孙芸生等住处，均被展览。（区档案局“文革”材料21卷）
本月下旬，驻桂部队召开全市部、局长以上会议，由桂林“造反大军”服务委员会常委、141师政委张骥作市内形势报告，肯定市委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要求干部到群众中去，把“‘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
到会干部揭发了桂林市委所谓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行。市长冯邦瑞大喊：“市委常委必须大乱！彻底打倒奴隶主义”物资局长王桂说：“头可断，血可流，造反定了。一定要揭开市委阶级斗争的盖子”。（区档案局“文革”材料21卷）
二月以来，南宁的“广西工总”、“八˙三一”、“火种兵团”“倒海翻江”和“桂林工人红卫兵”等群众组织进行整风。桂林的驻军派出部队和一些学生红卫兵，帮助“工人红卫兵”整风。（区档案局“文革”材料21、33卷）
广西军区和广西驻军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后，向十一个厅、局三个部委和十九个重点企业，派出支左人员一百九十八人。（据区档案局“文革”材料16卷）
二月底，广西军区“支左”办公室派出马文明、杨仲绪、江文华等到《广西日报》社调查群众组织情况，为对《广西日报》实行《广西日报》实行军事管制作准备。（据广西日报“文革”大事记）
三月间 自治区党委统战部长李隆、副部长莫（此处有一字不清）、梁华新、区政协副主席陆秀轩、黄惠良分别在统战部、政协大院被批判、李隆被批斗时，出现脑神经迹象。在红星电影院召开的统战战线批斗会上，区党委常委、区人委副主席李殷丹宣布区党委决定撤销莫矜党内外一切职务。（据统战部“文革”大事记）
一日 晚上，在广西军区支持下，“广西工总”所属外贸、北郊、西乡塘分部和“首都三司联络站”、“广西红总”、“南宁八?三一”等学生组织约六万余人，在朝阳广场集会，控诉“广西工总”罪行。指责“广西工总”自一月夺权以来，执行了没有工作队的“刘邓路线”，重新把群众打成反革命，因而宣布“造反”。封闭“广西工总”总部，并将“广西工总”主要负责人熊一军扭送公安机关拘留。（熊于同年八月获释）。（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三日 徐其海召集“广西工总”各分部负责人开会。会上分析了形势，阐明了军区观点，建议组织联络站，为成立新“工总”做筹备工作。（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四日 “造反大军”退出广西日报社。《新闻报道》改名《红色新闻》，由广西日报社职工主办。
同日 “广西汽车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汽司”）宣布退出“无联”。（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同日 桂林“老多”、“八八战斗兵团”、华东工学院驻邕联络站。上海同济大学“东方红”、“广西一司”等散发传单，不同意砸烂“广西工总”。（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六日 区直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工人革命造反联络站”“广西建筑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建司”）、“广西红总”、“南宁八?三一”、医学院“造反兵团”等二十一个组织，联合成立“联络总站”。（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六日 中共广西军区委员会发出《关于成立抓革命促生产指挥的通知》决定在军区党委领导下，成立广西军区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主任：欧致富（广西军区司令员），副主任：陈开路（广西军区副司令员）、徐其海（广西军区副司令员）、何纪云（广西军区副政委）、范迪波（空七军副军长）、魏德安（二O分部副部长）、贺希明（区党委书记处书记）、李殷丹（区人委副主席）。还有委员：张海波（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等十三人（包括军区各部门、自治区有关战线领导干部和造反派代表等十三人）
通知发出后，各地、市县也相继成立了以解放军为主的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
七日 毛主席发出复课闹革命的指示。
八日 贺希明等十二名领导干部在刘泮江家开会。贺希明主持。 提出要壮大力量，建立领导干部革命造反联络站。各人回各战线负责组织扩大串连。有人提出，请示军区一下为好，后决定段纯和向军区汇报请示。（王荔专案材料）
九日 以柳州地区文工团“二六”战团况既白、甘树仁为首组织地办工农队、桂林歌舞团“五敢”、“卫东彪”等部分红卫兵，把地委王杞桓等三位正副书记和赵增然等五位位部长，抓到地区文工团分别进行审讯、斗争。（据柳州地区“文革”大事记）
同日 柳州市、柳州地区、柳铁以及驻柳部队共六万多人，在人民广场集会，举行“抓革命，促生产”誓师大会。会上柳州军分区司令员王宪致开幕词，政委郭鹏讲话，市武装部政委宣读《中共中央给全国农村人民公社贫下中农和各级干部的信》。会后游行。（据柳州市“文革”大事记）
十日 段纯和、刘泮江、孙立海等到广西军区找副政委王希永和政治部主任孙磊，请示成立领导干部造反联络站问题。答复是：①领导干部应到群众中去，与本单位的群众一起闹革命，有错误就猛检讨；②你们应把几个书记好好了解一下，排排队，按照“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中的六条标准，看看哪个算“走资派”，哪个不算。
此后，段纯和、刘泮江、阎光彩感到十二人活动有问题，不再参加十二人活动。（王荔专案材料）
十一、十二日 “广西一司”、“南宁八˙三一”、西大“狂飙”头头和“八?八”战斗兵团、区体委“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上海同济大学“东方红”等组织代表，分别走访广西军区或空七军，表示不同意砸烂工总。（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十三日 周总理打电话给区党委第一书记韦国清，指示：广西地处援越抗美前线，要实行全面军管，你站出来当军管主任，黄永胜搞广东，你搞广西。韦国清讲：“现在搞得不像个样子，‘站不出’来了。”总理说：“我们做工作。”还指示军区给韦国清拿一套军装穿，并要空七军派专机把韦国清送到广州。（王荔专案材料）
十四日 广西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临时委员会封闭“工总”办公处。使群众组织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南宁市“文革”大事记）
十五日 南宁市一中师生一千七百余人举行军政训练大会，广西军区司令部钟生栋副参谋长到会作了动员报告。广西军区还派出“三支两军”人员到广西医学院、南宁四中等院校，对红卫兵进行军事训练。
同日 南下串联首都“三司”驻邕联络站共三十六人全部离开南宁返北京。（南宁市“文革”大事记、区党委“文革”材料33卷）
同日 “广西工总”所属二十三个分部的一百多名头头在南宁市文化宫开会，准备成立“新工总”，并散发“工总砸不烂，越砸越坚强”的传单。会议决定：①不撤销联络站②筹备成立“新工总”；③准备材料上京告状。（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同日 广西军区和驻邕部队六十多名干部组成军训团，到南宁市一中搞军训。孔竹任团长，李玉昌任政委。该校一派组织“指点江山”认为目前不是时机，不愿参加军训，因而离校活动。（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南宁市“文革”大事件材料）
十八日 按中央指示，广州军区副政委陈发洪率领工作组到广西军区筹备成立广西军管会，并做韦国清“站出来”的工作。（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十九日 桂林市大中学校红卫兵总部、《红卫兵》编辑部就南宁“文化大革命”局势发表严正声明，提出“打倒韦国清，解放全广西”的口号。（桂林市“文革”大事记）
二十日 广西军区支左办公室设机关、学校、工厂、各地军分区负责接待五个小组。王希永、孙磊负责机关，韩世福负责学校，徐其海分管工厂，副司令员吴华分管分区。二十三日又增设秘书组。（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本月上旬，在梧州市“大筹委”召开的市委、市人委当权派互相揭发大会，会上，曾提到还寄萍已下结论的历史问题。后又在一次群众大会上，市委书记梁成业揭发还寄萍，又将其历史问题抛出，会后，街上贴出“打倒叛徒还寄萍”的大标语和大字报。二十日凌晨，梧州市委副书记还寄萍含冤死亡（梧州市“文革”大事记）
本月中旬，秦朝泰、刘德胜等人向王荔汇报说：“军区支左办公室支‘保’不支‘左’，我们要打倒韦、乔，他们要保等等”。还说，现在揭发了不少的材料，如“三反”言行，独立师等问题。韦、乔是要打倒的，但伍晋南要站出来，贺希明、谢王岗也可以站出来。王荔说：“最近我要回京汇报，你们认为是对的就做，对军区、对当权派的情况，你们怎么看就怎么写，写好给我”。随后由游建安执笔把“韦国清是‘走资派’、‘三反’分子，要打倒”的材料，于当天下午交给王荔。
二十日 刘德胜又整理一份广西军区支“保”不支“左”，“造反派”受压的材料给王荔。（王荔专案材料）
二十一日 广西军区召开区直机关代表座谈会，座谈区党委领导干部谁能站出来的问题。参加座谈会的有区直机关“天翻地覆”和区杂技团“愚公移山”、话剧团“一反到底”等组织的代表17人。广州军区副政委陈发洪传达了中央对韦国清的看法，说韦支援越南是有功的，是好同志，要支持他站出来。代表们一致认为：韦国清不够“三反”分子，可以站出来亮相。广西军区司令员欧致富主持会议，政委李仕才、魏佑铸也参加座谈。会后“愚公移山”、“一反到底”等组织连夜讨论，于二十二日凌晨贴出了第一张“坚决支持韦国清同志勇敢的站出来和革命群众一道闹革命，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的大幅标语。接着，不久群众组织也陆续贴出同类内容的大幅标语。（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二十三日 经广州军区批准，广西军区宣告派出五十名干部，对区公安厅、银行、邮电局、广西日报社、外事办公室含交际处）、广播电台和市公安局等九个单位实行军事管制。（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广西日报》军管后，任命石勇为军管小组组长，马文明、杨仲绪、王笠夫为副组长。当天石勇在职工大会上讲话，提到广西的一月夺权是“右派势力夺报”。当天的《广西日报》以“广西日报社全体革命职工革命干部”名义发表告读者的表态文章，说“《广西日报》在相当长时间内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篡夺了领导权，使报纸变成了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阵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成为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御用工具。”又说“今年以来报社虽然经过两次夺取，报纸三次易名，但是，报社革命的‘三结合’尚未形成，领导瘫痪，使报社无力但负责报应负的战斗任务。”还表示要使“新生的《广西日报》真正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喉舌，成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有力武器。”
广西军区支左办公室在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后，错误地把群众组织分为左、中、右。当天的《广西日报》还发表几个被军区支左办和军管小组内定为“左派”的群众组织，如邓文光为头头的“广西建筑工人革命造反司部令”、廖炜雄为头头的“广西区党委群众接待站革命造反团”，颜景堂为头头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南宁八?三一部队”的文章。（据区档案局“文革”材料、广西日报“文革”大事记）
在此前后，军管小组在报社放林彪的一次录音讲话，职工第一次听到“拿枪的刘邓路线比不拿枪的刘邓路线‘更危险’”这一说法。（广西日报社‘文革’大事记）
同日 陈发洪召集广西大学、广西医学院、广西农学院、广西民族学院、广西教育学院、南宁医专等六个学校的红卫兵代表，座谈区党委领导干部谁能站出来的问题。大多数人认为伍晋南、贺希明二人可以站出来，只一人认为韦国清可以站出来。
同日 “南宁市委造反团”（简称“市委造反团”）发表“取缔反动组织‘广西工总’，坚决镇压一小撮反革命头目”的大幅传单，对南宁各派组织震动很大。（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廿四日 柳州军分区发布《关于取缔反革命组织“全国铁路革命造反兵团红铁军柳铁合同工造反司令部”的公告》，将廖志刚等十四人依法逮捕。这是支一派压一派的突出表现。同年八月廿四日，柳州军分区予以平反，释放了被捕人员。（柳铁“文革”大事记）
廿五日 王荔回京后的第二天，到钓鱼台向中央文革小组王力、关锋、戚本禹汇报。说：“韦国清是公安部副司令罗瑞卿的人”，广西有个林业大队，全是复员军人，是韦的“御林军”，准备和罗一起搞政变，还说“韦国清过去是跟陶铸跑的，文化大革命中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走资派、造反派主张打倒和批判。但广西军区保韦国清，压制造反派，支持保守派，继续执行旧区党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等等。王、关、戚表扬和鼓励王荔说：“你们前段工作是有成绩的”，“广州军区、广西军区支持‘保守派’，压制‘造反派’，你们站在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站在‘革命造反派’一边，是对的，方向是正确的，应该坚持”，“不能盲目跟着（军区）跑”等等。最后，王荔表示：“一定遵照首长（指王、关、戚）指示，不怕压力，坚定地站在革命左派一边，站在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王荔专案材料）
同日 晚上，“广西工总”、“广西一司”、“广西八?三一”等八个群众组织约四百余人，在南宁市桂剧院门前联合召开《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革命复辟逆流誓师大会》。会后游行高呼：“‘打倒韦国清’、”反对砸烂工总’！”“坚决砸烂‘保皇’‘无联’、‘老赤’（即赤卫队）‘破盾’”口号。
廿六日 陈发洪、魏佑铸召集区党委组织部“东方红”、统战部“革命锋火”、办公厅“四海翻腾”、粮食厅“五州震荡”、外贸局“反修”、物价局“红色”、财贸办公室“捍卫毛泽东思想”、供销社“延安”、农机局“红色”等十二个组织的十三名代表座谈。大家一致认为：韦国清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犯有错误，但按照毛主席的干部政策衡量，不属“三反”问题。从他的全部历史和一贯表现看，他是跟毛主席的，其本质是好的，是个好同志。他站出来是革命的需要，战备的需要。
一些学生组织说砸烂“工总”，压制“造反派”，扶植“保守势力”，出现“反革命复辟逆流”等，都是来自军区。（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同日 广西军区党委召开常委会议，由第三书记李仕才主持，会议分析了当前广西“文化大革命”形势，研究了下一步工作，广州军区副政委陈发洪参加了会议并作了重要发言。（南宁市“文革”大事记）
同日 陈发洪召集“南宁市委造反兵团”六名机关干部座谈当前“文化大革命”形势，会上一致表示支持韦国清站出来。认为“广西工总”对当前南宁市“文化大革命”阻碍很大，应采取相应措施。
当晚，“广西工总”下属六个分部和西大“狂飙”、“广西八˙三一”、“广西一司”、“南宁八˙三一”、桂林“老多”等组织五千余人，在南宁朝阳广场召开所谓“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誓师大会”，会后游行，口号是：“打倒刘、邓、陶！”“打倒韦国清！打倒乔晓光！”“坚决反对砸烂‘工总’！”
三十日 《广西日报》第一版发表了广西大学数理系实现大联合的报道和评论员文章《团结大多数，实现大联合》，引起强烈反响，很多群众和群众组织贴大字报，说这篇文章“抹杀路线斗争”，“提倡大凑合”。（广西日报“文革”大事记）
同日 凌晨二时，区直机关“红色监察”、区党校“遵义兵团”等组织三千余人举行示威游行。口号是：“坚决砸烂反革命组织‘工总’！”“给反革命组织‘工总’翻案没有好下场！”“欢迎韦国清站出来和革命群众一起闹革命！”
同日 晚上，“汽司”、“铁司”、“建司”工人组织在朝阳广场集会。内容是：欢迎韦国清同志站出来，坚决砸烂“工总”，会后游行。（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同日 区党委书记处书记伍晋南发表《我对韦国清同志站出来的态度》，全文如下：“韦国清同志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顽固地执行了刘、邓路线，其错误是极为严重的，他在广西工作近十年来也犯有这样或那样的错误。前段时间，革命群众对他的错误特别是对他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给予揭发、批判和斗争，是完全必要的。”“经过革命群众帮助后，韦国清同志曾经表示要坚决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根据毛主席指示，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又坚持不改和屡教不改的，就要允许他们改过，鼓励他们将功赎罪。同时，从韦国清同志的整个斗争历史来看，他参加革命三十多年来基本上是跟着毛主席走的。他的错误，还是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按照毛主席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政策，我希望韦国清同志站出来认真地检查和改正自己的错误，真正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与广大革命群众一起，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自治区“文革”大事件材料）
卅一日 下旬以来，一批群众组织和一些中上层领导干部，纷纷表态支持韦国清站出来，至本日止，共有区直“天翻地覆”、“尖刀”、“五湖四海”、“红海涛”，“东方红”等一百五十个群众组织和五十一名中上层领导干部，支持韦国清站出来。其中有候补书记霍泛、区党委办公厅副主任张俊桐、孙立海、黄季权、工交部主任段远钟、副主任刘泮江、许鸿翼、宣传部秘书长高信、区政协副主席陈秀轩、水电厅长蔡勇为、副厅长杜竟明、外贸局副局长张纯明等。
反对韦国清站出来的有区直“倒海翻江”、桂林“老多”、“广西一司”、“广西红总”、“南宁八?三一部队”、西大“狂飙”等四十五个群众组织。
晚上，“广西一司”、“广西八˙三一”、西大“狂飙”、二中“井岗山”、“东方红”等十六个组织和“广西红总”、“南宁八?三一部队”等约四百人，举行所谓粉碎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游行。游行队伍两次到区党委大院示威，曾与“红色监察”、“天翻地覆”等组织的成员发生冲突。当晚，街上出现“镇压学生运动没有好下场”的大帽标语。（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三月间 桂林军分区政委张耀青到广西军区开会期间，曾找王荔征求他对支持“老多”组织的意见。王荔说：“桂林的形势比南宁的好，广西师范学院‘老多’组织是个好造反派，造反精神强，你们支持对了，要坚定不移地支持下去。甘恒彩、杨福庭、李日明、刘振林这些人都不错，你们要好好帮助他们。”张耀青回桂林后，在思想行动上完全倒向“老多”一边，并积极宣传上述观点。（区档案局“文革”材料21卷）
二、三月间 南宁市委副书记袁家柯、区党委统战部长李隆、区党委监委干部王俊峰等在桂林回南宁前，曾先后两次找桂林军分区政委张耀青，对他说：“桂林形势很好，‘老多’是个好造反派；南宁形势不行，象一潭死水，还没搞起来。希望桂林驻军派四百名‘老多’去南宁作骨干，打开局面。南宁的革命搞好了，对全区有很大推动作用。”张耀青赞成这一建议，表示和一四一师政委张骥研究一下。不久，桂林‘造反大军’热烈欢送大批‘老多’外出串连。到南宁的“老多”约七、八百人。（区档案局“文革”材料21卷）
一日 《广西日报》转载戚本禹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不点名地点了刘少奇，诬蔑他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这天起到四月二十六日，军管《广西日报》共集中发表批判刘少奇及其《修养》的文章一百三十五篇，其中自行组织区内文章六十六篇，除用三十九个整版批判外还另发其他批判文章，并破例发了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中国赫鲁晓夫猛烈开炮》。与此同时还错误地组织批判周扬、陆定一、胡乔木和区教育厅吴青光、区文化局岳平。（见广西日报社“文革”大事记）
同日 广西军区发表《致南宁市工人、师生、干部的一封信》，号召复课、归口闹革命，实现“大联合”，建立“结合”和坚持抓革命促生产，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等。（见南宁市“文革”大事记）
三日 浦北县革委会向全县发出《关于浦北县当前工作的意见》（草案），要求全县继续全面开展夺权斗争，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所窃取的党、政、财、文大权夺回来。四月六日，浦北县革委会在小江菜市场召开批斗谢金榜（县委副书记）大会，陈光（夺权前的县委书记、群众组织的“革委”副主任）首先上台批斗，诬陷谢是“走资派”，声言要打倒谢。由此，谢被批斗长达四年之久，批斗二百四十多场次。在批斗中谢被踢打、跪沙子、戴高帽、站高台示众、挂牌游街并勒令逢人要念牌子上写的“罪名”，沿街下跪请罪等；他爱人也受株连，挂牌、罚跪、陪斗蒙受冤屈。一九八三年“处遗”时才给予谢金榜及其爱人彻底平反，而批斗者陈光却当上了广西农学院的党委书记。（浦北县“文革”大事记）
四日 伍晋南去“广西红卫兵总部”活动。（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三日、五日 两派群众组织分别召开坚决打倒“党内最大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誓师大会。（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五日 南宁市红卫兵联络站、“工总”等一百三十四个群众组织共三千余人召开“打倒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誓师大会”。大会口号是：“坚决粉碎资本主义复辟逆流！”“‘工总’是革命组织！”“打倒韦（国清）、乔（晓光）、支持伍晋南”。（见南宁市“文革”大事记、区党委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七日 广西军区副政委韩世福召集“广西红总”、“南宁八˙三一”、医学院“造反兵团”三组织二十名头头座谈南宁形势及对军区支左工作的意见。他们认为军区屁股坐歪了，支持保皇派打击左派，要把“工总”打成反革命，对“三结合”、“大联合”理解片面，不要原则，搞调和，搞折衷等。（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八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高举无产阶级的革命大批判旗帜》。把斗争矛头指向国家主席刘少奇，错误地提出要“把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倒、批深、批臭”，“彻底肃清十七年来以他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特别要深入批判他的欺人之谈的《修养》”（《修养》是《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简称）。
九日 《广西日报》发表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中国赫鲁晓夫猛烈开炮》。（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同日 “支韦派”各群众组织约三万人，在南宁朝阳广场召开所谓“打倒党内头号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彻底批判毒草《修养》大会”。
十一日 广西军区军管《广西日报》后，一些“造反派”组织说：“广西军区‘支左’犯了方向、路线性的错误”。南宁市内开始出现关于广西军区支左问题的大标语。“广西红卫兵总部”向广西日报发出一号“勒令”要求撤换领导班子，并在报上刊载批判《广西日报》的文章。（南宁市“文革”大事记）
十三日 “广西工总”及其同一观点的红卫兵、机关干部等组织在南宁朝阳广场开大会，宣布新工总临时指挥部成立。（见南宁市“文革”大事记）
十四日 伍晋南对一些红卫兵谈到所谓南宁市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的表现时，举例说：“如《广西日报》三月三十日的评论员文章是有错误的”。（见区党委“处遗”卷宗115卷）
同日 上午，霍泛骑自行车到西大活动。
同日 下午，“红卫兵联络站”在广西日报社门口贴了一张“勒令”（并向报社军管小组交一份），说军管的《广西日报》“坚持反动立场”，“射出一支又一支毒箭”，“为资产阶级服务”，“成为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的舆论工具”。并提出四条要求，要军管的广西日报社“请罪”，限在四十八小时内答复，否则采取“革命行动”等。军管小组拒绝了这个“勒令”。（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处遗”材料115卷）
十六日 下午二时三十分，“新工总”所属成员自行启封被公安临委会封闭的原工总办公室及物资，挂上“新工总”旗帜开始办公。（见南宁市“文革”大事记）
同日 广西“红卫兵总部”又向广西日报社军管小组递交了第二号“勒令”书，要求解散“广西日报社领导小组”，“将报社大权交给报社内部造反派”等。遭到报社内不同观点群众拒绝及报社内部高音喇叭对抗，双方发生冲突，经军管小组做工作，红卫兵离去。（见广西日报社、南宁市“文革”大事记）
十七日 伍晋南、贺希明、霍泛到广西大学五栋学生宿舍。（见广西大学“文革”大事记）
同日 南宁“红卫兵联络站”等组织到广西日报社门前游行示威，抗议军管《广西日报》的所谓方向路线错误。（见广西日报社“文革”大事记）
十八日 “支韦派”三百多个群众组织六万余人，在朝阳广场召开所谓“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叛徒哲学及揪出叛徒集团分子傅雨田大会”。傅雨田被“勒令”到会。（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同日 后来形成“联指”的一派，拉队进入报社，表示要和军管小组、“五八一一二”派团结、战斗在一起。军管小组成员对他们的声援表示欢迎和感谢。（见广西日报社“文革”大事记）
十九日 伍晋南、贺希明、霍泛在广西大学联合发表《我们的声明》（后称《四˙一九声明》）。全文如下：
二十日 “广西红总”、“南宁八˙三一”“红卫兵联络站”、“工总”等组织约一千五百多人在火车站广场集会，表示坚决支持伍、贺、霍等三人的《声明》，坚决砸烂《广西日报》。会后游行。游行到广西日报社门前，提出三点要求：①撤销广西日报社领导班子；②撤销军管小组；③砸烂广西日报社群众组织“五八一一二”，限令三十六小时内答复，否则静坐示威。（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同日 “支韦派”四百二十七个组织约四万人在南宁朝阳广场召开“彻底批判‘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反动路线大会”。南宁市委副书记王恩厚参加会议并发了言。（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南宁市“文革”大事记）
二十二日 晚，“广西红总”、“南宁八˙三一”、“广西八˙八”、“广西工总”等数十个组织，不同意《广西日报》报导有关广西大学数理系革命大联合的消息。集队到广西日报社同军管小组交涉、辩论、抗议、静坐，并成立“四?二二”指挥部。后改为“广西‘四˙二二’革命行动指挥部”（简称“广西四˙二二”），该校学生何作然、谭乃禧、石怀宇、曾东峰，先后充当了该指挥部的副总部挥和常委。（见广西大学“文革”大事记）
同日 晚，“广西红总”、“南宁小八”、“广西红联”、“新工总”等组织在南宁朝阳广场召开庆祝北京市革委会成立和支持伍晋南等领导干部站出来闹革命的大会。外地来邕学生组织参加大会并发表《联合声明》表示支持“四˙一六”冲击军管广西日报社，支持伍、贺、霍三人声明等。伍、贺、霍三人参加了大会，伍晋南讲了话表示“坚决与群众斗争在一起……”等。会后游行。（见南宁市“文革”大事记、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南宁市“文革”材料72卷）
同日 晚上 ，“南宁红卫兵联络站”头头张俊秋、李朝杰等，拉队伍到广西日报社门口静坐。并通知在朝阳广场开会的“广西红总”、“南宁八˙三一”等组织拉队伍来广西日报社门前静坐，抗议军管广西日报社，并提出六点要求：交出策划反革命逆流后台；军管广西日报社必须向毛主席请罪，公开检讨，承认错误；必须在报上刊登所谓真正革命造反派文章，不准刊登所谓“保”字号组织的文章，报社军管小组必须改组，办报必须依靠报社内部所谓革命造反派等等。军管小组认为这些要求不合理，不予答复。逐于四月二十三日凌晨一时宣布静坐示威，并宣布成立静坐示威“南宁‘四˙二二’火线指挥部”（后来发展为广西“四˙二二”指挥部）
二十三日 “支韦派”四百四十九个组织约四万人在朝阳广场集会，批判伍晋南等人的“四?一九”声明。区党委书记安平生、组织部副部长任国璋、公安厅厅长管世新、区党委财贸政治部主任段纯和等分别代表组织部、区党委办公厅、政法战线等九个单位的五十四名厅、处级干部和参加“二˙一九”声明的七名厅级干部，揭露“四˙一九”声明，说伍晋南等人搞个人野心，要夺韦国清的权，挑动群众斗群众，把矛头指向解放军等。（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二十四日 在北京，王力到中央文革记者站对外地回京学习的记者讲话。王荔为试探中央对韦国清的态度，和记者高世忠研究，写了一张条子问王力：对韦国清应该怎样看？王力在讲话中表示：韦国清没有什么问题，是中央保的。
王力在讲话中，攻击各地军区。因而王荔认为自己反对广西军区是对的，并散布这些流毒，挑拨广西驻军和广西军区的关系。他对五十五军副军长孙凤章说，广西军区不支持桂林成立革筹小组，野战军好，军区、军分区不好，等等。（见王荔专案材料）
同日 “四˙二二”派出汇报团赴北京。广西大学雷激为团长，张振剑、秦尚群为副团长，陈镇西、马秀英、杨福庭、陈寿宣为委员。雷激、张振剑回广西后，于六月十日改组。改组后的汇报团成员如下：团长：曹东峰；副团长：朱仁、陈镇西、秦尚群；各县代表：陈寿宣、唐忠、马秀英、李仕强、雷鸣等共十三人。汇报团长设四个勤务组：政宣组组长：朱仁；材料组组长：陈镇西；动态组组长；曹东峰；行政组组长：秦尚群。李淑英负责联络。清华大学团派和北京大学天、地派，都派有驻“四?二二”的联络员。（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18卷）
二十五日 伍晋南、贺希明、霍泛、谢王岗、袁家柯、黄其明、高仕克、梁宁、龙廷驹以及北京学生赵郁民和广西师范学院学生苏庆科等人，开会研究坚决静坐和逐步升级问题。会上，高仕克提出打持久战，引军区跳出来一整套办法，伍晋南表示完全同意。（见区党委“处遗”材料115卷）
同日 “广西大学革命造反联合指挥部”（简称“革联”）成立。成员近二千人。正副总指挥：甘祖强、于成武、华超杰、林闯；常委：石怀宇、曹东峰、沈明轩、黄德宽、徐佳斯（以上为学生）、梁应权、刘义光、李振祥（以上为教师）。九月改组后，学生黄寿建和于成武、华超杰为正副总指挥，教师梁应权、肖仁山、黎之焕为常委。（见广西大学“文革”大事记）
二十六日 下午，广西军区党委决定撤销贺希明担任的广西军区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副主任职务，并向群众公布。引起“四˙二二”群众组织的极大不满。
二十七日 上午，广西大学党委副书记高仕克召开“四˙二二”骨干会议，布置“目前火线工作”。伍晋南亲作指示：①斗争有困难，但必定完全胜利，这是一场决战。②采取持久战。斗久了，他们就跳出来，我们就抓住。目前冲击还不到时机，如果时机成熟了，就速战速决。③要宣传静坐的意义，调动社会力量，这是总的战略中的一个布置。（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处遗”材料115卷）
同日 晚上，“支韦派”五百四十个组织九万余人在朝阳广场召开“声讨印尼反华排华大会”。原“红卫兵南宁八˙三一部队”副总指挥张峰和从“南宁八˙三一部队”分化出来的“南宁八˙三一独立兵团”头头颜景堂严然以正确者的面目在会上发言，说什么：“‘南宁八˙三一部队’当前迷失了大方向，在一系列问题上犯了错误，希望他们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等等。（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二十九日 下午四时，南宁郊区百余人以贫下中农名义去广西大学揪伍晋南，要其参加三十日斗争乔晓光大会。广西大学“革联”将伍晋南抢走，并宣布“兵管单位，不许冲击”。“汽司”、“铁司”、“小八”等“支韦派”一千多人前往声援，于三十日凌晨四时到达，五时半离开。（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同日 广西“四˙二二”汇报团在北京第一次向中央文革代表汇报，并送材料八十八份。其中诬告韦国清的材料二十四份，诬告军区的材料十三份。他们从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逐月汇报了四个小时，汇报问题有：韦国清问题、军区问题、所谓二月逆流、三月黑风、砸“工总”问题等。（见王荔专案材料）
三十日 上午，广西军区收到中央二十九日发出的“关于两派代表到京汇报广西文化大革命问题的电报”。至五月三日，两派均选出代表组成代表团赴京。到京后，两派代表发生小冲突。“支伍”派撕了“支韦”派写“揪伍”标语并抢去“广西八˙三一”颜景堂的袖章。（见南宁市“文革”大事记、区党委“文革”材料33卷）
本月下旬，某天下午，经中央文革小组王力同意，韦国清在京西宾馆找王荔谈话。韦告诉王荔：总理指示，广西地处边疆不能乱，要实行军管，并要他当“军管”会主任。（见王荔专案材料）
本月下旬以来，经桂林军分区政委张耀青和一四一师政委张骥批准，广西师范学院文革领导小组派出四百多名“老多”成员，到各地、市、县进行打韦宣传活动，经费由本校包干，约十二万元。（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21卷）
本月底，在“斗陶筹备处”的串连影响下，广西师范学院“老多”成立了“斗陶联络站”，创办了《斗陶战报》，由中文系学生陈国团、生物系学生孙玉玲等人负责编辑。共出版十期，发表了《打倒南霸天陶铸》、《陶铸在桂林的“三反”言行》、《陶铸与黄云》、《斗陶必须打韦》、《韦、乔、贺与刘、邓、陶的黑线关系》等三十七篇文章诽毁、攻击陶铸和中央、区、市的领导。“斗陶联络站”于一九六七年底解散。（见广西师范学院“文革”大事记）
三十日、五月五日 王荔到北京西交民巷中央农业银行接待站广西“四˙二二”汇报团住处，章英、刘德胜、梁琨、张欣然、玉呈道、刘少平、史妙甫、李起林、陆成勋、都惠忠、谢家棣、沈明轩、秦大宁等人向他们汇报广西情况。
当桂林“老多”张欣然汇报说，同广西日报军管小组辩论，“军管”小组不够他们辩论时，王荔说：“广西‘文化大革命’形势比起其他省差半年，广西红卫兵没有造反精神，文质彬彬的。人家说你们广西是文斗的模范，我看有点像”。“造反派搞点打砸抢算不了什么，造反派哪有不搞打砸抢的？”还多次对他们说：“武汉钢‘二司’敢斗，开汽车到体育馆，冲上‘三司’斗争王任重大会的主席台上，抢了王任重就走，体育馆的门也搞坏了，汽车也开翻了，王任重摔成重伤，很有造反精神”，“这种精神值得学习”。还说：“这次会场打起来了，打伤了不少人，军区拿他们没办法，很怕‘二司’，表示要把王任重交给‘二司’斗争”。王荔这些话后来在“四˙二二”内部广为流传。起到了挑动武力和挑动群众斗群众的极坏作用。
王荔还煽动他们揪军区内带枪的刘、邓和赵永夫式的人物，要他们整军区负责人一级的材料和调查军内两派斗争情况。章英等整了一份《广西军区负责人言论摘录》给王荔，王荔赶通宵修改报中央。
本月下旬，广西“四˙二二”所属“广西红总”、“八˙八”三个红卫兵组织成立“广西三红总部”（简称“三红”）。广西大学学生谭乃禧、华超杰、何作然、石怀宇、雷激和教师梁琨先后充当头头。
“西大革联”所属红卫兵成立“广西大学红卫兵总部”，头头是学生林闯、曹东峰。（见广西大学“文革”大事记）
本月份，玉林专区机关造反派主办铅印的《风雷激》小报。主编有赖宗全等人。此报后来成为“联指”派的主要宣传喉舌。该报在批判刘少奇、邓小平、陶铸以及伍晋南、贺希明，诬陷地委、专署领导干部、宣传派性等方面推波助澜，影响恶劣。（见玉林地区“文革”大事记）
一日至十五日 广西军区支左办经调查，进一步将区直、南宁市的群众组织划分为所谓“左派”组织或“右派”组织，“四˙二二”所属组织多数被划为“右派”组织。（见广西日报社“文革”大事记）
一日 下午三时，广西军区收到中央文革小组四月三十日来电，全文如下：
进驻广西日报社的同学们，应当立即退出报社；在报社门前静坐的同学们，应当立即撤离。
一、必须保证《广西日报》正常出版，否则，对当前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不利。
二、要维护报社军管。革命造反派要支持解放军对报社的军管工作。报社军管小组成员可以作必要的调整，组织版面小组，吸收革命组织代表参加，协助军管小组搞好报纸。
三、有意见可向军管会提出，商量解决，不要采取静坐、强拉军管小组辩论的方法。应保证军管小组的正常工作。
四、对某篇文章有意见，可以进行批评，也可以在报上讨论、批判。（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同日 “支韦派”赴京代表十四人及区党委书记乔晓光、安平生乘六次特快火车赴京。（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三日 伍晋南、贺希明、霍泛及“四?二二”代表十二人乘火车去北京。“四˙二二”派成员多去了一、两百人。十七时二十分，广州军区转达周总理指示，责成贺希明说服多余人员全部返回。但未解决问题，经部队做工作部份人下车；但到达北京时，仍比中央指定名额多去七人，改乘其它车次到京的尚有数十人。（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同日 桂林“老多”赴邕“惩腐恶”兵团发表所谓关于四月黑风的声明，指责“以广西军区徐其海一小撮走资派为首的支左办公室成为我区文化大革命的绊脚石”，要“打倒韦国清，揪出徐其海，解放全广西！”（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四日 广西日报社军管小组发表第二号声明，说“军管广西日报大方向是正确的”。“四˙一六”、“四˙二二”、“四˙二七”一系列的勒令、抗议、静坐、进驻使报社革命秩序受到了干扰和破坏。并且调整了军管小组成员，关于组织版面小组和批评报纸上文章，将与“无产阶级革命派”及“红卫兵小将”交换意见。（见广西日报社“文革”大事记）
同日 南宁一中、广西农学院“三˙七联络站”、“八˙三一独立兵团”、“小八”等组织发起，成立大、中学校红卫兵联络站。联络站由二十五人组成，并由广西大学、广西艺术学院、广西农学院、广西教育学院、广西中医学院、南宁一中、南宁四中、“八˙三一独立兵团”、“小八”各派一人组成核心小组。该联络站包括四十三所大、中学校，约一万五千至二万人。（见南宁市“文革”大事记）
五日 支持伍晋南、贺希明、霍泛的五十九名厅、处级干部成立了区、市直机关革命领导干部造反联络站（简称干联站），并在区文联楼上召开第一次会议，决定为“工总”平反。参加者共五十九人。领导小组由谢王岗、袁家柯、黄其明、康兴、程曙天等五人组成。（见区文化厅“文革”大事记）
六日 王荔和一联络员到北京西苑旅社伍晋南等住处，征求他们对文化大革命的意见。伍晋南代表二人发言，重申“二˙一九”、“四˙一九”声明中反韦、反军区的观点，并提出要求中央负责同志接见。王荔表示，意见可以反映，现中央负责同志很忙，可用书面，他负责转达。王要了一份“四˙一九”声明印稿。
伍等在北京期间，王荔多次到他们房间。对他们讲：“广西问题一时解决不了，当前主要是军区支左问题，你们可着重反映这方面的情况”。贺等将攻击韦国清的材料《十几年来韦国清在广西执行了一系什么路线》和要求中央调离韦国清，另派人主持广西工作的报告，交给王荔转给中央。（见王荔专案材料）
同日 “支韦派”组织“红色监察”、“区接待站造反兵团”、“南宁市革命造反兵团”、“红色公安”等二十一个组织成立“区、市直属机关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联络站”，成员约二千一百人。并成立了一个七人组成的服务组。主要负责人是：廖炜雄、潘玉臣、梁明芝。（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七日 下午四时至八日凌晨三时，桂林“老多”、“广西红卫兵总部”、“新工总”、“卷巨澜”等组织三千余人，包围、袭击广西教育学院，打伤一百三十五人，其中重伤十三人（住院九人）抓走五十六人，砸烂、抢走物资一部份。称为“五?七”事件。（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八日 广西“四?二二”代表团在北京西苑旅社石怀宇住处，讨论如何向中央汇报的问题，王荔参加了会议。确定农烈整军区的材料：①军区支左后，造反派整风受压情况；②军区首长一级材料；③军区支“保”压“造反派”材料；④收集军区以小见大的问题的材料；⑤五次接见后“广西军区执行‘反动路线’材料”；⑥总理单独接见“四˙二二”代表团时口头汇报整理的军区材料。（王荔专案材料）
同日 新华社转发《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对刘少奇及其著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作了错误的批判。
九日 五˙一节韦国清上天安门城楼观礼一事，使“四˙二二”派大为震动，“四?二二”代表团内部思想有些混乱。刘德胜向王荔汇报了这个情况，并说：“韦国清虽然上了天安门，我们还要继续打”。王荔要刘德胜把大家的思想动态写一份材料。刘写好后交给王，王荔表示将材料转中央文革。（见王荔专案材料）
十日 “广西红总”、“南宁小八”联合在“四˙二二”火线指挥部搞“兵训”。有四十三所大、中学校的学生一千八百七十六人参加，编为三十六个连队开展军政训练。认为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见南宁市“文革”大事记）
同日 广西大学“支韦派”“能闯万重关野战军”（简称西大“能闯”）成立。军长是学生张锋，后为宾祖媛，政委是何武（政治辅导员），常委：学生龙飞、黄一鸣、干部唐儒连、程秉星。（见广西大学“文革”大事记）
十一日 “支韦派”工人、学生、机关干部主要组织的头头举行会议，决定成立“南宁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常委十五人，总指挥是“汽司”吕斌，副总指挥是广西大学“能闯万重关”的张锋。（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十二、十三日 “支韦派”学生和干部一千多人在区人委礼堂召开所谓“揭发批判伍晋南大会”。李殷丹、赵茂勋、尚持、段远钟、罗立斌、江平秋、何忌、申本田、梁华新、黄季权等厅局干部分别在会上发了言。（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十二日 “广西红总”、“南宁“八˙三一”、“八˙八红卫兵总部”、“南宁二日“红革会”等三十四个学生组织宣布成立大、中学校红卫兵筹委会。
同日 伍晋南、贺希明、霍泛自北京拍回《关于“工总”问题的声明》的电报，说“工总”是一支工人阶级的革命队伍，“他们和革命小将并肩作战，取得伟大胜利”，“大方向 始终是正确的”，“砸烂‘工总’是他们恶毒阴谋的一个组成部份”，“我们欢呼‘新工总’的诞生”等。（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十三日 二十时，“新工总”、“红卫兵联络站”、“南宁八˙三一”、“广西红总”等组织约七千人在朝阳广场集会，控诉所谓刘、邓路线和镇压“工总”。一些代表在发言中说：“砸烂‘工总’是党政军内一小撮‘走资派’干的”，“砸‘工总’的‘罪魁祸首’是徐其海，‘刽子手’是李树珍”，“‘工总’是响当当的革命造反派”等。二十一时，“南宁市直机关联络站”、“新工总”、南宁二中“井岗山”等近千人，到南宁市委声援“兵管”，高喊“打倒韦纯束”“揪出王恩厚！”“砸烂市委造反兵团！”“兵管好得很！”等口号，与市委“造反兵团”和前来支援人员发生摩擦后离去。（见南宁市“文革”大事记）
十六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军政训练好》。
十七日 章英、刘德胜在北京西苑旅社向王荔汇报广西日报社的问题，并提出要夺《广西日报》的权，请王荔指示。王说：“不要夺权背包袱，你让他军管会掌权，出了问题，当活靶子打，他们可以组织队伍送版面小组，七、八天冲一次，也可组织人写文章批判，这多主动”。六月二日，章英向王荔汇报“四˙二二”指挥部张俊等人不接受意见夺了军管《广西日报》的权后，王荔说：“夺了权也好，军区发了五?二五声明，就更暴露了”。（见王荔专案材料）
同日 柳州铁路局“工机联”总部的陶煦、王反修、张启文等人策划，由“联合战队”砸抄了柳州铁路局军管会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见柳铁“文革”大事记）
十七、十八日 “四˙二二”“全无敌加强团”集中精壮人员到话剧团“支韦派”“万里长征”挑衅，文化大院“支韦派”被迫撤离。（见区文化厅“文革”大事记）
十九日 由谢王岗主持，在广西艺术学院召开会议，介绍广州等地“造反派”冲击报社的情况，分析报纸“白纸黑字，好抓辫子”，研究了夺军管广西日报的权的问题。参加会议的有高信、史乃展、吴卓凡、谭流。（见“处遗”材料115卷）
本月中旬 王荔对刘德胜说：“中央原来以为韦国清问题简单，准备保韦国清的，看了你们的材料后，感到他有蛮多问题，不一定保了，主要看造反派的态度了”。刘德胜将王荔的意思告诉代表团后，大家认为要给毛主席、林彪、中央文革写信，把韦国清问题的严重讲清楚，并表示坚决打韦的态度，信写好后由刘德胜交给王荔送上去。王荔对韦国清的这些看法，刘德胜向下对一部分人作了传达。（见王荔专案材料）
二十日，“四˙二二”群众组织五千余人在南宁朝阳广场召开斗争肖寒大会，把肖寒扭来会场。斗争过程中，肖寒曾喊“打倒伍晋南”等口号。（见南宁市“文革”大事记）
本月中旬，“四˙二二”赴京代表团、汇报团先后在北京西苑旅社开了四次会，分别由章英、朱仁等主持，研究夺广西日报大权问题和动员“四?二二”部份骨干返邕，加强“南宁战场”等问题，提出“打倒韦国清，解放全广西”口号，迅速掀起打韦高潮，抵制中央对广西实行军管的部署等。会后，章英向伍、贺、霍作了汇报。随后，派张俊秋、高洪、 梁栋芳、林开智等回南宁。对广西日报采取行动。二十日左右，章英、玉呈道等人亦返南宁。（见区党委“处遗”材料115卷）
二十一日 “四˙二二”“广西艺总”组织约二千余人召开“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揭发韦国清在广西文艺界犯下滔天罪行大会”。伍晋南、贺希明、霍泛从北京拍来贺电。说“韦国清忠实地执行了刘少奇的路线，把我区文艺路线引向歧路上去”。（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区党委“处遗”材料76卷）
二十二、二十三、二十五日学生组织医学院“闯”、西大“革联”、一中“指点江山”、三中“血战到底”、七中“狂飙”等三批学生共约一千二百多人连续两晚强行冲入广西军区院内贴大字报和标语，主要内容是：“打倒韦国清”、“揪出徐其海”、“与拿枪的刘、邓路线决一死战”、“军区支左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等。（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二十三日 晚饭后，王荔到北京西苑旅社二号楼对刘德胜说：“去军管的京西宾馆揪韦国清，你们现在闲的没事干了，要找点事干，不要太规矩，你们不可以去京西宾馆找韦国清吗？韦国清对南宁西苑旅社每条标语都知道，他并不闲着，不要让他太舒服了”。又说：“武汉钢‘二司’在四月间到京西宾馆把陈再道揪出来了。当然，最好是找到宾馆内部的人配合，就容易揪到了”。
晚上，刘德胜在代表团会上讲了王荔的精神：“韦国清对我们每条标语都懂，还在管广西，应当去找他，我们可以组织上访人员到京西宾馆去静坐，要求韦国清出来接见，扩大影响，促使中央知道广西问题严重，早日接见，听取我们的汇报”。代表团采纳了这一意见。曾春生还说，我们已派人去侦察韦国清的住处了。（见王荔专案材料）
二十四日 早上，袁家柯、黄其明等去“四˙二二”火线指挥部召开会议，策划对军管广西日报采取行动问题。下午“红卫兵联络站”百余人以送大字报为名，强行冲入广西日报社内，到处涂写“石勇滚蛋”等标语，并对印刷厂、电台、办公大楼等进行侦察。（见区党委“处遗”材料115卷、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同日 凌晨四时，“四˙二二”派学生组织“联野”，“广西一司”、三中“血战到底”、“广西八˙三一”等约二百人，采取突然袭击手段，接连抄了“小八”、“八˙三一”独立兵团、“一O˙一八红卫兵”、“共青团红卫兵”、“广西一司”、“井岗山红卫兵野战军”等“支韦派”学生组织和民生路棉布店党支部办公室，抢去白纸、单车、喇叭、扩音器、衣物等公私物资和职工档案。（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二十五日 “四˙二二”指挥部在广西日报社门口开大会，又一次冲进报社，要求彻底改组军管小组（因军管小组只调换一个一般成员）。军管小组发表第三号声明，遣责冲击军管单位的行动。当天“四˙二二”指挥部组织大队人马强行冲上报社大楼，以要求不折不扣贯彻执行中央文革“四˙三O”来电为由，送所谓版面小组。中午，“四˙二二”派代表十一人与军管小组谈判。要求：“撤换军管小组负责人石勇、马文明、杨仲绪”；“版面小组吸收造反派”；“在《广西日报》上公开批判三月三十日评论员文章，不登保字号文章”。军管小组马文明、江文华与“四?二二”代表谈判，双方激烈辩论。当天傍晚，“五˙二五”指挥大队人马冲开铁门进入报社，两派激烈冲突，不少人受伤，第一天上午十时许，“广西建司”等组织带棍棒又从后门进入报社，冲上办公大楼二楼。“四˙二二”派人增援，“广西建司”等组织撤退。这天武斗升级；更多的人受伤。（见广西日报社“文革”大事记）
二十五日 后，“广西联指大中学校红卫兵总部”成立，广西大学学生黄立禧充当了总指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南宁八˙三一独立队”成立（简称“独八”），颜景堂、张锋、邝献盈、李如文先后充当了负责人。（见南宁市“文革”大事记）
同日 “支韦派”在区人委大楼成立了“五˙二五”革命行动指挥部（简称五˙二五指挥部），主要负责人：潘玉臣、廖炜雄、高炎、黄明发、覃树林、任树人、张峰、邓文光、刘国华等。
同日 在北京，“四˙二二”代表团、汇报团人员冲击京西宾馆。
中午，在北京西苑旅社二号楼前，王荔催促刘德胜，“去揪韦的事怎样了？”刘德胜说，上午，勤务组开了会，下午要开代表团会议。王荔说：“抓紧点，戚本禹讲过，广西造反派打韦国清不要受什么约束”。王荔还告诉刘德胜，韦国清住在京西宾馆五楼。
下午，曾春生主持召开代表团会议成员会议，刘德胜、龙智铭、何作然、盛国福、白鉴平等均参加。讨论决定晚上行动。成立了阵地勤务组，盛国福总负责，李日明、何作然、盛国福、白鉴平、李朝杰五人为勤务组成员。
会议决定后，刘德胜到王荔房间向王汇报，王荔做了如下指示：“①你们先去，我马上向中央反映，说你们去揪韦国清了，看看中央的态度怎样；②你们去后，等一会我也去现场看看；③你们可在会议室接待站静坐，不要堵大门 ，在外面搞宣传，造声势，把锣鼓打响点，这样时间可搞得长，比较主动，韦国清如不出来，中央就好说话了；④应当取得北京红代会的支持。
刘德胜向曾春生传达了王荔的精神后，晚饭后行动。
同日 上午，朱仁、曹东风动员广西赴京汇报团成员说：这次冲击京西宾馆揪斗韦国清，是关系到“四˙二二”命运的问题，关系到第五个回合胜负的大问题，我们必须立即采取行动。后决定秦尚群为冲击京西宾馆的队长，陈镇西、李仙严为副队长。下分四个冲击连：第一连为红卫兵，由他们打先锋，连长为李仙严；第二连由“工总”、“南宁市直革联”组成，连长李广；三、四连由各专、县人员组成。
晚上二十时左右，“四˙二二”代表团、汇报团人员统一行动。秦尚群、陈镇西、李仙严、李广等带头冲击京西宾馆，秦尚群用广播和口哨进行指挥。在京西宾馆，秦尚群不断接到朱仁藏在送来的东西中的指示，要他们“坚持到底，坚决抵制分化瓦解阴谋，无论如何都要顶住，绝不上当，绝不离开火线”等。王荔同另一记者罗安民到京西看了静坐情况，用手指韦国清住的房间，叫静坐队伍到韦国清房间的窗口下去闹。二十六日凌晨一、二点钟，两个解放军到京西宾馆向何作然、盛国福传达中央文革两点指示：①韦国清同志是中央请来商量工作的，不能揪，你们有什么问题可找中央解决；②京西宾馆是军管单位，不能冲击，你们应当守纪律，把队伍撤回去。何作然、盛国福说这二点指示是假的，顶了回去；刘德胜也赶回旅社问王荔，是否中央文革指示？王荔说可能是京西宾馆搞的，如是中央文革的指示，他为什么不知道等。这样，他们又继续静坐，直到五月三十日晚上，中央文革两个解放军来同何作然、盛国福接洽说：中央文革、中央首长马上要接见他们，并派汽车把静坐人员接回西苑旅社，他们才撤回。共静坐四天五夜，影响极坏。（见王荔专案材料、区档案局“文革”材料18卷）
二十七日 上午十时，“四?二二”大批人马冲进报社，除已占领报社大楼又包围进入工厂和电台，当天报纸被迫停印。下午动员职工支持办报。“四˙二二”指挥部又从民印厂找一些人修机器。当晚伍晋南、贺希明、霍泛从北京发来支持“五˙二五”行动的电报，谢王岗到报社看了机器设备情况。报社分工何家松任总管，负责全面工作，刘士昀、陈广旭任副总管。另外龙廷驹、张俊秋、张靖邦三人组成报社管理小组（龙到报社二次、张来到过报社，实际是张靖邦一人办事）
报社军管小组当天发出第四号声明说“非法宣布夺军管广西日报社权力的严重事件，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勾结社会上牛鬼蛇神蓄谋已久、精心策划的。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冲击和夺权的操纵者负完全的责任”。（见广西日报社“文革”大事记）
同日 “新工总”铁路分部、铁中、广西大学“革联”二百余人冲进“铁司”，抢走电话机等，并打死“铁司”成员、退休老工人、赴京谈判代表封丁之父封佐庭。当晚和次日，“铁司”和“支韦派”组织分别于火车站广场、朝阳广场召开控诉、抗议大会。（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二十八日 清晨，重重包围广西日报社工厂的“四˙二二”人马冲入车间，用暴力把被围困在压版车间的报社职工、干部和军管小组成员，赶出车间，随后将军管的报社出版的二十七日《广西日报》作废，另出该日报纸。
零时，广西日报军管小组发表第五号《声明》，宣布“四˙二二”火线指挥部出版的报纸是非法的。（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同日 广西军区派车将文化大院的“联指”派“愚公移山”、“万里长征”（该组织被“四˙二二”派“全无敌”赶出文化大院）接来军区招待后送往南宁市望火楼消防队和区人委礼堂、区党委群众接待站。从此文化大院成为“全无敌”的据点，区人委礼堂成为“愚公移山”等的据点；各直属剧团“联指”人员纷纷集中于区人委礼堂、军区驻文化大院联络人员亦来到区人委礼堂支左。接着正式建立了“红色文化战斗兵团”。从此“全无敌”、“红色文化”都在构筑工事为武斗作准备。（见区文化厅“文革”大事记）
同日 “四˙二二”火线指挥部开始发行夺权后出版的《广西日报》。当天刊登了夺权的《严正声明》（黄干才写）、《给毛主席致敬电》（西大学生唐宝泰写）、《告全区人民书》（陆颖星写），还转载《新桂林报》评论员文章，《这是推行什么路线——评《广西日报》三?三O日写《评论员文章》和广西大学数理系“文革”临时筹委会写的《为什么要搞假报导》，攻击三˙三O日关于大联合的评论和消息是“抹杀两条路线斗争，提倡‘合二而一’的大杂烩”。
此外，还刊登署名“向东”的文章：《彻底粉碎资本主义反革命逆流》，错误地把当时南宁出现的一些现象，说成是反革命逆流。（见广西日报社“文革”大事记、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二十九日 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给“广西红总”、“南宁八三一”组织来电：指出：1、不能冲击、不能夺军管广西日报的权，应退出报社；2、版面小组应吸收报社的“造反派”参加；3、报纸不能成为一个组织攻击另一个组织的工具。（见广西日报社“文革”大事记）
同日 当天以广西日报社“五八一一二”总部名义办的《炮声隆》报出版（根据二十九日王笠夫传达军区领导意见：不出《广西日报》了可以用“五八一一二”名义办报，办小报好，要怎么写都可以，在场人员决定战报取名“炮声隆”。第一期的报上登了《军管的广西日报好得很》一文中说“军管的广西日报支持革命造反派，压制保守派”。这里说的“造反派”是指“广西‘联指’”各个组织，保守派是“四?二二”所属组织）。（见广西日报社“文革”大事记）
三十日 南宁郊区贫下中农九千余人在朝阳广场召开“坚决粉碎夺广西日报大权的反革命行动誓师大会”，会后游行示威。上午数千农民包围报社，经过辩论，没有发生大冲突，后农民散去。（见广西日报社“文革”大事记）
三十一日 “四˙二二”夺权后出版的《广西日报》转载《新桂林报》的文章：《六九五五部队在“革大”是怎样支持“左派”搞好军训的》，并加编者按，赞扬这支部队“毫不含糊地支持从两条路线斗争中杀出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桂林‘老多’”，“这表明了解放军最坚决地支持革命‘左派’”。同天还发表了评论员文章：《坚决制止武斗》把近日来南宁不断发生的武斗说成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操纵御用保守组织干的”。（见广西日报社“文革”大事记）
一日 晚上十时至二日凌晨二时，周总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广西两派赴京谈判代表，陪同接见的有陈伯达、康生、肖华、王力、汪东兴等。被接见的还有韦国清、陈发洪、李仕才、王希永、徐其海、乔晓光、伍晋南、贺希明、安平生、霍泛。
这次接见主要听取两派的意见。柳州造反大军代表明在胜在发言中，要求澄清关于“毛主席讲过韦国清是好同志，好党员”的说法，康生承认这话是他讲了的。（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9卷）
二日 南宁警备司令部、政治部发出《致四?二二火线指挥部通知书》，指责“在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和叛徒操纵下”，“非法夺取军管广西日报的权”。要求他们撤出广西日报社，停止武斗，并掌握斗争大方向。“四?二二”谭某念完《通告书》后当即对送信的解放军说：“我代表火线指挥部拒绝接受”（同年九月二十六日，南宁警备司令部、政治部撤销了《通告书》，并向“四?二二”道歉）。（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18、33卷）
同日 袁家柯在区展览馆召开的“四˙二二”常委会上说：“我们下一步的作法是痛打广西军区”，“我们在广西日报上打了他们一下，他跳了上来，如果我们狠狠地打，他必然跳得更高，这样我们就越打越主动了。”（见“处遗”材料76卷）
同日 “四˙二二”派两千余人召开“声讨南宁警备司令部、政治部镇压革命造反派罪行大会”，高呼“给我人身自由”，“还我言论自由”，“还我四大民主”，“四˙二二”火线指挥部是无产阶级的司令部”，“‘广西工总’和‘倒海翻江’是响当当的革命造反组织”，“坚决砸烂反动的五˙二五指挥部”等口号。（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同日 章英、秦朝泰、胡隆镁、玉呈道等人在区党校理论研究室会议室开会，王荔参加（五月下旬，王荔二次来邕）。章英、玉呈道等汇报冲广西日报后，军区发表《五?二五声明》等问题后，王荔说，现中央正在解决广西问题，军区这个时候来这一手是很笨的，他要搞反动路线，必须组织和扶植保守势力，来压造反派。他要章英等尽快整出以下材料汇报中央；①南宁保守势力是怎样扶植起来的；②革命领导干部是怎样受迫害的；③农民是怎样进城的；④武斗是怎样发展起来的；⑤收集诬陷“四˙二二”的政治谣言。章英按照王荔的旨意，组织胡隆镁、玉呈道、蒋锦真等人分专题写，都要与军区挂上勾，点出军区是后台。他们写好后交章英修改定稿，于六月八日交新华社广西分社龚成华转王荔。（见王荔专案材料）
本月初，上林县人武部“抓促生产指挥部”与军管会共同布置一次所谓反击“牛鬼蛇神”破坏“文革”的运动；二十五日前后，白墟、三里、大丰等区把五类分子戴高帽、挂黑牌游街斗争。二十八日“联指”派召开一次全县性声讨“四?二二”罪行大会。当晚，南宁军分区参谋长邱金山在大丰中心校召开全县区委书记以上干部和“联指”派的县、区头头会议（白墟区“联指”观点的乡支书也参加），邱在会议上作“就是群众搞武斗，问题也不大的”等煽动性演说。到六月底各区“联指”派组织把“五类分子”和不同观点的群众等一千五百四十五人戴高帽游街批斗。其中地、富、反、坏右分子七百零七人，“五类分子”子女二百一十七人，“土匪”劳改释放犯、原国民党的党政军警人员和惯偷分子共二百九十八人，不同观点群众、干部、师生二百七十六人。“联指”把此行动称为“六月红风暴”，“四˙二二”派则称为“六月黑风暴”，由此引起了“六月红风暴”和“六月黑风暴”的论战，两派强迫各级领导表态，互相揪斗双方观点的领导、干部、职工、加深了对立，局势进一步混乱。
（原编者按：以上数字是“联指”派统计。“四˙二二”派统计在六月风暴中全月受害二千三百二十九人，其中贫下中农群众一千七百九十七人）（见上林县“文革”大事记）
自本月份开始，玉林军分区和各县（镇）人民武装部公开表态支持“联指”。由于“联指”得到军队的支持，组织得到扩大。全专区持“联指”观点的人数约占持派性观点人数的百分之七十，持“四˙二二”观点的约占百分之三十。（见玉林地区“文革”大事记）
四月 柳州市“联指”五百七十多个组织约七万人集会，表示坚决打倒伍晋南，支持韦国清站出来闹革命，并庆祝柳州市红卫兵革命造反总指挥部成立。驻柳部队亦参加了大会，会后游行。（见柳州市“文革”大事记）
同日 二十四时三十分，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对广西军区指示：要稳住阵脚，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不开枪，要文斗。（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七日 “联指”头头廖炜雄从北京给南宁的潘玉臣打电话，以“北京来电”的形式，把诬陷霍泛是叛徒的材料传到南宁。“联指”组织连夜翻印、散发，造成严重后果。（见廖炜雄专案材料）
同日 北流县武装部代表北流驻军表态“支韦”，并动员全县“支韦”，六月三十日，武装部政委雷锋又在县城干部群众大会上再次表态支韦，说：“支韦与打韦是两条路线斗争，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分界线”。七月九日又以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名义，召开全县电话会议，申明全县要支韦，对打韦派要辩论、围攻、驱逐出境。七月十四日以县委会、县人委科局长以上领导干部四十三人，发表《坚决支持韦国清同志站出来和群众一道闹革命，坚决打倒伍、贺、霍，彻底粉碎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声明，“亮相”支持“北流‘联指’”。（见北流县“文革”大事记）
八日 南宁“四˙二二”派的班济民等八人到北海市推销夺权后出版的《广西日报》，被“联指”观点群众围攻，“四˙二二”数千人到北海市武装部门前静坐，并建立“六˙八”指挥部。静坐人数增至两、三千人。历时三十四天，最后因武斗气氛紧张而撤退。（见钦州地区“文革”大事记）
十一日，从凭祥到北京的六次特快列车程振民机班带夺权后出版的《广西日报》在伶俐站被“联指”群众拦截。发生争吵，致使列车在伶俐、黎塘停留十八小时，十二日，列车到柳州站后，柳州“四˙二二”况既白等又拦截列车造成六次特快在柳州站停留八十?二十九小时的事故。在总理直接干预下，十五日九时三十分，列车才从柳州站开出。（详见柳铁“文革”大事记）
一日至十二日 “四˙二二”派组织大批人马，第六次冲击广西军区，强行进入军区院内贴大字报，涂写反军区标语，提出改组广西日报军管小组，撤销致“新工总”、“倒海翻江”忠告、警告书，“工总”平反等七点要求；并进驻军区，四次封闭军区支左办公室群众接待站；打伤警卫战士，并在军区大门口和院内，集会和示威游行，控诉所谓“党政军内一小撮的罪行”，表演污蔑解放军和韦国清的节目等。
同一期间，“联指”派组织约六万人次，先后六次到军区院外周围示威游行，抗议“四˙二二”冲击、进驻军区和冲击军管广西日报。双方发生袭击、绑架事件。（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十三日 南宁市一中发生“六˙一三”武斗事件，这次武斗是由一中“红卫兵团”与一中“指点江山”两派不同观点的红卫兵组织的矛盾冲突爆发起来的，开始是在校内打石斗仗，后来发展到校外，并扩大到社会上。参加这次武斗的还有工人、农民和干部等。
南宁一中的“红卫兵团”与“指点江山”的派性斗争，随后迅速扩展到“保韦派”和“支伍派”两大派的大规模武斗。当天，“五˙二五指挥部”李家海、吕斌负责总指挥，铝厂、化工厂、橡胶厂、“建司”、“财司”和“区直兵团”等组织均派人参加。在校内设防，至晚上九时许，“四˙二二”指挥部亦派出所属“航运工总”的工人约三百人到达一中校门前摆开阵势，双方打石头仗。
这次武斗，使一中校门街道两旁的居民房天盖全部毁坏，一中数学仪器房等被毁坏，教室的阶砖大部分被撬烂，折合经济损失约五万多元，双方受伤者难计其数，武斗一直持续到十五日结束。“六˙一三”武斗事件，是南宁两派武斗的开端，为后来的武斗升级“揭开了序幕”，导致了两派矛盾进一步激化，仇恨进一步加深。（据南宁市“文革”大事记、“文革”大事件）
这次接见主要解决：柳州国际列车停运问题。总理批评“四˙二二”不开车是不对的；还把车开到道叉上，使别的车不能开，是破坏行为。批评“联指”上火车抢报纸，并检查国际列车邮件也是不对的。
报纸问题。周总理批评了“四˙二二”说：“冲军管是不对的”。“办的《广西日报》是派别报纸”；同时也指出：“如果军管了，只登一派声音也是错误的”。还指出，“在问题没有解决前，不要办成派别报纸，不登本地消息，只登中央电讯”。“为了传达毛主席及党中央的声音，先登北京消息”。周总理这个指示，十五日传到南宁（总理关于报纸问题的讲话摘自广西日报社“文革”大事记）。（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9卷）
同日 “‘五˙二五’联合行动指挥部”在自治区人委礼堂楼上召开群众组织头头会议。参加会议的领导干部有自治区的段纯和、刘泮江、阎光彩、安伦、杨亚陆等，南宁市的有范清涛、王恩厚。区、市在南宁市的各大群众组织都有人参加：橡胶厂李家海，“汽司”吕斌、“建司”黄××、“独八红卫兵”覃拨玲、“小八红卫兵”×××、区直机关王文新、市委机关梁明芝等。潘玉臣主持会议。会议分析研究了“南宁的武斗形势，确定了方针和具体布置。……十五日中午，南宁市郊区造反组织在明秀派出所召开各公社书记、武装部长会议，范清涛（市委副书记）、潘树斌坐吉普车到会部署了全市统一拨“四˙二二”据点的行动计划。会议决定调动农民进城，由“郊区贫下中农‘四?三O’指挥部”派人到各公社协助动员和负责组织工作，同日下午，郊区八个公社动员组织了上千农民，由汽车总站、汽运公司将他们先接到汽车总站、望火楼和市人委大院集结待命。王恩厚（市委副书记）在“汽司”与有关人员在一起“研究攻打‘航运工总’问题”，“地上还划有一个北大港附近街道地形草图”。（见南宁市“文革”大事记）
十四日至十六日 柳州造反大军“一卅战团”、桂林“老多”等数十人，认为“部队支派不支左”。“要求部队不偏不倚，公道正派”为由，于是，冲击柳州警备区司令部，并砸烂司令部、政治部木制牌子。不久，柳钢“联指”群众组织，做了两块钢制的牌子送给柳警司。（见柳州市“文革”大事记）
十五日 周总理第三次接见广西两派代表。陈伯达、戚本禹陪同接见。同时被接见的还有：韦国清、陈发洪、王希永、徐其海、乔晓光、伍晋南、贺希明、安平生、霍泛等。
接见中，“联指”代表廖炜雄抛出了诬蔑霍泛是叛徒的材料，并说：“伍、贺、霍组成反革命联盟”；“‘走资派’、‘牛鬼蛇神’、纷纷投靠”等。当说到谢王岗时，康生说：“他三九年在合浦县委，组织被破坏，是个特务破坏的，谢与特务杨福有关系”。于是，霍泛、谢王岗被诬为“叛徒”、“特务”而遭到迫害。
同日 发生了南宁市公安局永宁公安分局事件。当日，随着一中武斗升级，“四˙二二”武斗人员退向永宁街一带，武斗在永宁分局门前一带展开。“支韦派”一武斗人员退入永宁分局，“四˙二二”人员冲入分局，永宁分局人员冲出包围。结果，永宁分局干警余雄在大同水排附近被打死，分局副局长李义平在民生码头被打致重伤，后来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同日 广西军区转发中央军委一九六七年六月二日发出的《关于民兵武器管理的规定》及《总参关于贯彻军委六月二日指示的通知》。《规定》中规定：“城市院校、厂矿、企业和机关等单位的民兵武器，由各该单位的武装部集中保管。爆炸物品，由市或区人民武装部统一保管”。“农村（包括城市郊区）的民兵武器，由原民兵分散保管的，仍应由民兵自行保管；原是集中保管的，枪弹一定要分开保存，并派政治上可靠的民兵专门看守”。“所有民兵武器，未经县、市以上军事机关批准，不得动用。任何群众组织和个人都不准查封，不准接管，更不准动用”。“民兵不得携带武器参与文化大革命运动”等。（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16卷）
十六日 上午五点多钟，郊区进城的农民二千多人分别围攻“航运”和“文艺干校”。一路由苏联基率部份农民队伍配合郊区“支韦派”机关干部攻打文艺干校（“四˙二二”据点之一）。抓了所谓四十多名俘虏送至沙井公社西津大队隐藏。在俘虏中陈纪文（农学院学生）因被打破头而死。另一路由“支韦派”的“红色公安”、“一摸三揪”等组织在石埠、九龙、尧头、沙井等公社农民约六百多人从北大路包围北大码头仓库大门，后增至二千多人与“支韦派”的“航运工总”组织一起，上午七时开始进攻，晚上十时用汽车撞门。第二天十一时攻进仓库。当时伤亡约二百多人。“航运工总”工人缪云珊当场被打死（后平反）。仓库物资损失四百万元，“工总”人员及其家属撤离航运局到船上生活。南宁水运中断瘫痪。
这次武斗，动用了大量物资和数十辆汽车。在日杂经理部调用了一批锄头柄、安全帽，在百货站调用了大量水壶、毛巾、背心和布胶鞋等。区市接待站仅八月二十九日和九月十四日就支付给日杂经理部中心店货款一万五千三百八十一元（事后“联指”内部总结，大约一共开支了二十五万元）。武斗使“工厂停产，商店停业，航运停航”，给国家造成巨大损失。（据清查“五˙一六”办公室资料，南宁市“文革”大事记）
同日 广西大学“革联”数十人用石头、弹弓攻打西大“能闯”军部，冲上办公楼，打伤十多人。随后，西大“能闯”撤离西大，住进区党委大院。（见广西大学“文革”大事记）
同日 水电设计院“四˙二二”派“火种”、“青先军”抢占院办公大楼后，积极修筑武斗工事。“青先军”还抓了水电厅长蔡勇为和院党委书记李景亭做人质。二十一日，蔡勇为被“联指”派“红旗团”和“天翻地覆”、“红革联”救出。（见区水电设计院“文革”大事记）
十八、二十一日 “联指”召开常委和各兵团负责人会议，作了反击“四˙二二”的武斗动员和布置，准备攻打文化大院。（见区文化厅“文革”大事记）
十八至二十四日 柳州地委召开部份县委书记会议，揭发王杞桓、张声震等地委常委的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并用专栏和传单公布所谓“张声震的八条罪行”。参加会议的有：县委书记于子明、何长寿、孙廷国、韦日荣、莫国祥、莫崇贤等。（见柳州地区“文革”大事记）
本月中旬，颜景堂、潘玉臣主持召开地、市、县“联指”常委及系统司令部兵团负责人座谈会，研究如何加强团结，迎接区革委会的诞生。南宁地区参加会议的县“联指”负责人传达贯彻，讲了全区形势，号召加强团结，坚定“支韦”信念。（见南宁地区“文革”大事记）
二十四日 横县抓促指挥部召开四级干部会，到会八千多人，贯彻军区抓促会议精神。下乡干部要表态“支韦”、“打倒伍晋南”，会议中举行“支韦”、“打伍”游行示威，会后向全县发出“支韦打伍”宣言书。（见横县“文革”大事记）
同日 “五˙二五指挥部”调动工人及郊区农民包围“火种”大楼，“火种”常委候立民带领二十余名工人“投降”。设计院材料员被用钢叉打死。二十六日清晨，大楼被攻下，“四˙二二”骨干纪烈、于贤富、马秀英、罗福灌、朱锡根等六人被关押挨打，大楼上被洗劫一空。（见区水电设计院“文革”大事记）
二十五日至七月一日 平南县召开抓促三级干部活学活用毛著讲用大会，有一千四百四十八人参加。人武部副政委葛立志在大会上作报告。他在报告中说韦国清是好同志，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指责诋毁伍晋南，说他是刘、邓伸向广西的黑手，是大右派，说“支伍”的都是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对现实不满的人……。（见平南县“文革”大事记）
二十五日 “四˙二二”组织上千人进攻林业厅，蜂拥而入，把该厅公私财物洗劫一空。当日下午“联指”对“全无敌”开展宣传攻势，到林业厅院内抢夺物资，指责“全无敌”抢夺国家财产，挑动武斗。五时许，“联指”派上千人三面包围文化大院，并用推土机推倒部分围墙，攻进了京剧、桂剧、木偶三团住地。王梧龙和住在该团的二十多名红卫兵负伤，“全无敌”退守新礼堂及文联大楼。（见区文化厅“文革”大事记）
同日 “联指”发表所谓“自卫还击”的严正声明，下午三时包围广西日报社，冲入报社大院，攻打报社工厂区和报社大楼。双方均有人受伤。（见广西日报社“文革”大事记）
同日至二十九日 合浦县人武部召开“抓促”三级干部会第三次会议。主要是传达贯彻自治区“抓促”会议精神，人武部部长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进一步贯彻“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方针，夺取革命、生产双胜利》的报告。人武部副政委陆卓环作会议总结，强调更广泛、深入、全面地把批判最大的“走资派”同本单位的斗、批、改结合起来，要把矛头对准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和本报的代理人，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向他们发动总攻击。（见合浦县“文革”大事记）
同日，六时许，“联指”从粮食厅方向攻入文联大楼。“四˙二二”派六百余人全部被俘，并被押解至区物资局院内。部分人被捆绑、蒙眼、审讯，有些还遭毒打。除“全无敌”骨干人员被押送区人委礼堂和市粮食局“联指”据点外，大部份人获释。
本月，荔浦县两派在斗争中，出现查封“红影”（群众组织）、“五州”拦截汽车、砸城西生产队等事件。“造反大军”组织中有人多次发表声明要求县人武部执行中央“六˙六通令”，制止武斗，惩办打人凶手和幕后指挥者，未达目的，于八月十日下午有人到人武部内静坐绝食。（见荔浦县“文革”大事记）
二十九日 周总理第四次接见广西两派代表，陪同接见的有康生、戚本禹。周总理对广西出现的越来越严重的武斗流血事件极为关切、对制止两派武斗作了重要指示。广西两派对周总理指示表示坚决拥护，坚决照办、经办两派协商，双方就如何保证中央关于制止武斗的“六?二四”通知中的六条在广西各地实现，达成十条协议；并于一九六七年七月四日在北京签字。（详见南宁市“文革”大事记）
同日 桂林市，原“工人红卫兵”主要负责人高桂英，以及市直属机关干部杨德广（市公安局）、李建华（市经委）、柴俭（市贫协）、汤秋生（市郊区）等人发起“支持韦国清站出来闹革命”活动；组织“六˙二九”联委。于二十九日在市体育场召开有七万人参加的成立大会，由高桂英主持，黄沃南（“老多”学生）、驻军负责人及六九五五部队副政委赵保立等讲了话。这个组织一成立就遭到“造反大军”和“联指”的极力反对。部队也无能为力，不到一个星期就垮了。（见桂林市“文革”大事记）
三十日 钦州军分区支左办公室发表声明，坚决支持韦国清站出来闹革命，但错误地写到“伍晋南、贺希明和霍泛等，他们是什么人？大家都很清楚，他们的问题很大，很严重。这三个人搞了一个‘四˙一九’声明，犯下了滔天罪行。所谓两派斗争就是这个声明形成的。广大革命群众对这些人，进行了彻底的揭露，坚决地斗争，揭得对，斗得好”。后来军分区曾俊德司令员在少数派一次的干部会议上检查支一派压一派的问题时说：钦州分成支韦、支伍两派，我是倾向支韦的，认为“四˙二二”打韦是大方向立场问题，特别是打南宁永宁派出所，我不支持他们；结果就同意支左办“六˙三O”声明。
同日 晚，钦州县犀牛角队武术教师黄鸿飞因参加造反派被县粮食局副局长王斌等人以教“四˙二二”群众学武术为由，把黄拉到田螺岭水利沟边由王斌亲自指挥并参与用棍打死。（见钦州市“文革”大事记）
本月底，王荔回北京前，对章英说不宜撤出展览馆，“队伍可以集中，指挥部就不一定撤到新华路去。展览馆是‘四?二二’起家的地方，是‘四˙二二’一面旗帜，撤出去旗一倒，队伍就散了”。七月初，王荔回到北京后，又向“四˙二二”代表团煽动坚守展览馆，因而，“四˙二二”指挥部始终未撤离展览馆据点。（见王荔专案材料）
一日 南宁两派分别集会，除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六周年外，各有自己派的内容：“四˙二二”庆祝“四˙二二”为“造反派”的“伟大胜利”，喊“打倒韦国清、打倒徐其海、支持伍晋南”的口号外，还呼“打倒贺希明、打倒霍泛”的口号；“联指”则庆祝“无产阶级革命派”在京谈判的“胜利”，说贺希明、霍泛被打倒，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无产阶级在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据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同日 百色“联指”主办的《右江怒涛》创刊。共出版四十三期，于六八年三月九日停刊。该报鼓吹大造“党内走资派”的反，大造资产阶级的反，大造一切牛鬼蛇神的反，仅刊登诬陷杨烈、郑少东等老干部的文章就达六十篇。在全地区起了很坏的影响。（据百色地区“文革”大事记）
本月初，根据周总理第四次接见广西两派代表时的指示意见，成立“中央文革广西联络站”，王荔任联络组组长。
本月上旬，一天，王荔叫广西联络组副组长周枫拿着联络组写给戚本禹并经戚本禹批示的《关于增加偏保组织柳州“联指”代表的报告给王希永看，报告肯定“四˙二二”是造反派，“联指”是偏保组织。戚本禹嘱：不必增加代表了，将来正式谈判时，做为列席代表听听就行了。（据王荔专案材料）
二日 广西军区召开支左办公室全体人员、各战线、工厂、学校、军管单位联络员组长会议，副政委周绍明传达中央首长接见双方代表有关情况，要大家正确对待周恩来总理指出的“四˙二二”是“造反派”的问题。（据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同日 在北京王荔找广西“四?二二”赴京代表刘德胜、农烈谈话，说六月三十日下午中央首长接见两派代表时，不批评韦国清，但戚本禹批得很厉害。戚说韦国清如果不改，他也要打倒韦国清。刘德胜将王荔的意思告诉游建安，游分析当前打韦最主要的是抓住韦在广西树自己权威的材料，刘支持写这个材料，后来写成了《广西大树特树土皇帝韦国清权威的反动逆流》一文，由刘德胜交给王荔。（据王荔专案材料）
同日 上午，广西军区收到中央文革《关于节约闹革命，防止铺张浪费的通知》的电报，魏佑铸指示由广西军区党委印发全区。
三、四日 广西军区领导欧致富、魏佑铸、周绍明、韩世福分别先后召集“联指”上、中层头头、一些红卫兵组织头头和王恩厚等数名领导干部开会，座谈对“四˙二二”是“造反派”的认识和研究如何贯彻执行中央《六?二四通知》和制止武斗等问题。
同日 周绍明、孙磊召集“联指”、“四˙二二”双方代表进行第六次谈判，继续讨论如何贯彻中央《六˙二四通知》，制止武斗等问题。（据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四日 广西赴京两派在京达成《十条协议》，周恩来总理指示：“立即发给广西来京全体代表并请两派和军区以明电和电话打回转告全区照办”。《十条协议》主要内容是：
1、坚决贯彻六ˊ六通令和六˙二四通知。
2、不准抓人，不准私设公堂、毒打、逼供对方人员；
3、坚决响应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号召，工人、农民、干部必须坚定生产（工作）岗位；
4、不准以任何借口动员农民进城，拦路、拦车，参加武斗；
5、坚决维护交通运输秩序，保证铁路、公路、轮船运输畅通无阻；
6、所有在外单位的人员在一星期内撤回原处；
7、坚决文斗，不要武斗；
8、不准夺枪、开枪，各单位现有枪支，由军区派员监督收回或封存；
9、由当地驻军派员召集双方派出对等代表共同组成监督小组，监督执行；
10、本协议自七月四日起生效。
在协议上签名的：广西“四˙二二”代表：曾春生、龙智铭、黄杰华；广西“联指”代表：廖炜雄、黄明发、颜景堂；广西军区：王希永。（据区档案局“文革”材料9、16卷）
七日 上午，周绍明召集西大“能闯”、医学院“星火燎原”、“南宁八˙三一独立兵团”等学生组织的头头座谈。学生们在座谈中提出：①武斗不是我们挑起的，我们是自卫反击；②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说“四?二二”是“造反派”还可以理解，但根据中央历次指示是不可理解的；③“四˙二二”受“走资派”操纵，勾结“牛鬼蛇神”，矛头指向解放军，大搞打、砸、抢，我们认为“四˙二二”是反动的；④“联指”单方面撤离据点，是右倾情绪。
同日 广西军区派黄文棣同“四˙二二”、“联指”协商组成监督小组问题。（据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八日 梧州市“红三司”贴出“炮轰军分区支左办公室”、“揪出军分区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巨幅标语。（据梧州市“文革”大事记）
十一日 凌晨一时多，“四?二二”谈判代表五人乘车从广西军区返“四˙二二”据点，在工人文化宫前，被“联指”二、三十人拦截，并将他们蒙上眼睛，开车在南宁市内兜数圈后放回。十二日广西军区召开“四˙二二”、“联指”监督小组预备会时，“四˙二二”代表就此事提出抗议，发表第三号声明。“联指”代表当场承认错误，表示道歉。（据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十二日 “四?二二”三十余人乘车，手持凶器到文化大院护送文化局副局长岳平和文联创作员谭流到火车站搭车。“联指”人员则到火车站将岳、谭抓到话剧团审讯、毒打。（据区文联“文革”大事记）
同于 广西日报社“五八一一二”组织（“联指派”）致电中央文革、周恩来总理，要求“四˙二二”执行广西两派达成的十条协议，撤离报社。（据广西日报“文革”大事记）
同日 广西军区党委向各分区（市武装部）、师、各边境工作总站转发“关于开展对中南地区最大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陶铸大批判、大斗争计划”的电报。（据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同日 北海市发生武斗。社员民兵围攻前去支援“双夏”的“六八”派学生（属于“四˙二二”派），于是学生在市内开大会控诉北海市走资派“破坏支援双夏的罪行”。“联指”派出面反对，造成双方严重对立发生武斗。“联指”派调动民兵和其所属成员共三千多人，于十三日围攻“六˙八”指挥部和北海中学“红司总部”。双方用木棍、石头等对打，共有一百多人受伤，其中重伤三十六人。十八日中午，军分区司令员苏桐卿到“六˙八”据点视察。二十六日晚军分区政治部主任滕世舜、北海驻军七六分队有关人员，还有军医等到“六?八”指挥部对“六?八”两个伤员验伤。二十七日下午军分区一副科长、市人武部一科长和驻军人员等同往“六?八”指挥部视察。二十七日晚，广西军区副政委周礼成、钦州军分区政委王晓峰、副司令员苏桐卿、政治部主任滕世舜和驻军、市人武部等领导人在北海市召开市“联指”领导成员和作战指挥员会议。会上周礼成说“联指大方向是对的，‘六?八’专搞那些坏事；他们冲，我们就自卫还击。”（据北海市“文革”大事记）
十三日 广西军区副政委周绍明主持召开“联指”大中学校组织头头座谈会，讨论如何开展批判陶铸问题。（据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十四、十五日 南宁地专“联指”抢了南宁军分区枪支九百零六支，子弹八十万发。在划策抢枪的会议上有人说：军分区暗示，军分区的枪地专“联指”不去抢，外面的人何能来抢。（据南宁地区“文革”大事记）
十五日 上午，广西军区领导魏佑铸、周绍明召集“联指”部分头头开会，座谈南宁当前形势和执行两派达成的《十条协议》等问题。
同日 下午，广西军区召开常委会议，由党委第二书记欧致富主持，研究成立广西地区领导小组和贯彻中央制止农民进城参加武斗问题。
同日 晚八时，广西军区召开电话会议（各分区、县武装部参加）、由副政委周绍明传达中央关于禁止农民进城参加武斗的通知，及军区贯彻这一通知的意见。（据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十六日 在北京，广西“四?二二”赴京代表团开会，讨论处理韦国清问题的三个方案。晚上，代表团便通过了给戚本禹的信。（据王荔专案材料）
同日 上午，广西军区副政委韩世福召集“四˙二二”常委开会，“南宁八˙三一”、“八˙八红卫兵”、“倒海翻江”三个组织的代表到会，对两派联合批陶问题进行了座谈。
同日 下午，魏佑铸、周绍明接见区党委部、办负责人阎光彩、段纯和、刘泮江、任国璋等，就南宁文化大革命形势和如防止武斗问题进行了座谈。
同日 下午，韩世福召开桂林“老多”骨干座谈会，就归口闹革命问题进行座谈，动员他们尽快回本单位搞好本地区、本校的斗、批、改。
同日 下午，“四˙二二”近千人在南宁朝阳广场召开所谓“痛打落水狗——刘少奇大会”，广西军区支左办公室苏大伦等四人参加并讲了话。
同日 广西军区成立了“批陶”领导小组。由广州军区副政委陈发洪、广西军区司令员欧致富、政委李仕才、魏佑铸、副司令员焦玉山、副政委周绍明、政治部主任孙磊、空七军政治部副主任张虎忱、二O分部部长王斌等组成。陈发洪任组长。下设办公室，办公室下设部队组、革命群众组、写批判文章组。
十七日 王荔看了广西军区给周恩来总理的关于支左中所犯错误的检讨报告后，用原“中央文革”记者站派驻广西记者的名义，给戚本禹写信，对军区的检查逐条反驳，为戚本禹反党乱军提供炮弹。由中央文革记者站负责人徐学增转交戚本禹。王荔说：“要争取把信早一点送上去，争取在戚本禹看到报告不久看到信”。此信王荔故意叫“四?二二”头头刘德胜来抄，以示自己在为广西“造反派”出力。这封信《对军区支左检查的一点看法》，经戚本禹批示，登在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八日的中央文革办事组的《每日动态》上。（据王荔专案材料）
十八日 平乐县“联指”武装追捕不同观点的群众。“联指”常委全政（工人）带四十多名武装人员，到棺汀村，把村庄包围，开枪射击，抓获平乐搬运社“工总”工人桂炳生，当场打死，无人追究责任。平乐县从此开了杀戒。（据平乐县“文革”大事记）
同日 “四˙二二”夺权后出版的《广西日报》在头版刊登了新华社南宁十六日电稿《六九五五部队帮助广西师院军政训练好得很，坚决支持热情帮助革命左派桂林“老多”》的消息，二版又刊登了新华社南宁十六日电署名新华社记者、新华社通讯员的通讯《我们的团长——记军训团长张体成帮助广西师范学院革命师生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事迹》。“联指”认为此稿失实，于凌晨三时许，西大“能闯”、区党校“遵义”和广西日报“五八一一二”组织二百多人冲进新华社内，对总社播发此稿提出抗议，并强行进入电话室与总社通话三小时左右，还推、拉、打了新华分社的人。新华分社认为，这是对分社的严重政治迫害，要求广西军区采取有效措施，保障正常工作条件和人身安全。
同日，新华总社给广西分社电报，要分社转告南宁各革命群众组织。桂林革大军训经验是六九五五部队供稿。由新华总社处理的，有问题由总社负责。
同日 上午，“联指”约十万人在南宁朝阳广场召开所谓“痛打落水狗——刘少奇誓师大会”。广西军区宋长发、空七军马处长等十二人代表南宁驻军参加了大会。马处长讲了话。
同日 下午，欧致富主持召开广西军区党委常委会议，讨论研究做好“联指”工作，要区广播电台转播新华社发来的六九五五部队的军训经验，还研究了毛泽东主席伟大革命实践图片展览问题。（据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十八日 在北京，王荔以广西联络组的名义，给戚本禹写信，要求戚本禹单独接见广西“四˙二二”代表团，听取对韦国清问题的汇报。并附有告韦国清的所谓八份材料：《反对毛主席、中央文革》、《在每一个关键时刻都站在刘、邓路线一边》、《韦国清是五七年漏网大右派》、《大搞独立王国，搞黑军队》、《是搞反满产、惨杀三十几万农民的刽子手》、《是镇压广西文化大革命、屠杀造反派的罪魁祸首》、《是杀害韦拔群的主谋》、《同刘、邓、陶、罗、薄关系不正常》等问题的材料。
其中诬陷韦国清谋害韦拔群的材料，是“桂林老多”头头之一的潘国球、谢荣杰等指使王祥俊等人到百色搜集整理后，派“老多”成员广西师范学院学生覃腾礼、曾德光将材料专程送到北京交给广西“四˙二二”代表团团长杨福庭。杨福庭和石怀宇等将这些材料整理为韦国清的八大疑案之一、之二交给王荔转中央。（据王荔专案材料）
同日 “四˙二二”约二千余人在“造反楼”门前，召开“热烈欢呼六九五五部队帮助广西师院军事训练大会”。发言者指责广西军区支左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指责“联指”冲击新华分社和向总社提意见等，高呼“打倒韦、乔、贺、霍”、“打倒欧致富、徐其海”等口号。
同日 晚，南宁驻军四千余人在广西军区大院召开所谓“声讨中南地区党内最大走资派陶铸罪行大会”，魏佑铸作了所谓“批陶问题”的动员报告，各部队代表纷纷发言，声讨陶铸的“罪行”。
十九日 晚十一时，广州军区支左办公室给广西军区来电话，就北海武斗问题指示如下：①已通知南海舰队，派海军出面协同武装部处理；②广西军区、钦州军分区各派一名领导干部到北海共同处理。实际上，北海武斗无人去处理，打死一些人，财产损失严重并杀了大批俘虏，地方党、政、军人员也卷进了。
同日 上午，广西军区召集“联指”、“四˙二二”代表就成立监督小组问题举行第七次谈判，双方争吵，未达成协议。
二十日 武汉发生“七˙二O”事件。
同日 “四?二二”办的《广西日报》刊登新华社电稿《解放军领导机关和驻京三军指战员决心完成毛主席交给的伟大历史任务》，第一次提出，人民解放军“始终把全歼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军内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当作是头等重要的伟大历史任务”。二十五日，该报又刊登新华社关于武汉“七˙二O”事件报导，消息提出“把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全部揪出来”的口号。从这时起至七月三十一日止，《广西日报》刊载的中央两报一刊社论，连续不断地提出“揪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据《广西日报》社“文革”大事记）
二十日左右 中央文革广西联络组长王荔，到广西“四˙二二”赴京代表团住处（西苑饭店323号房），对刘德胜等说：“不要以为中央讲了话，军区就会支持你们了”。主要刘等搜集广西军区一些以小见大的材料报中央。并举例说：“如《人民画报》有航运工总的画面，但军管后的邮电局扣压这一期不发，《人民日报》报道六九五五部队的文章，军区接待员说这是毒草。这些材料很说明军区的问题”。后来，由雷激搜集整理这些材料，交给了王荔。（据王荔专案材料）
同日 柳州铁路局“革命造反联合战队《痞子战报》编辑部”发表文章。提出所谓“打倒拿枪的刘、邓路线，揪军内一小撮”等口号。
二十八日，由铁一中学生龙炳宏、黄玉梅主持，开夺军权大会。局军管会副主任张志臣被揪到会上批斗。会后，张志臣被揪到铁一中关押批斗一个多月。八月一日，又将公安处副处长张珍揪到铁一中批斗。（据柳铁“文革”大事记）
二十一日 周恩来总理派遣首都医疗队来南宁。（据南宁市“文革”大事记）
二十三日 南宁举行所谓“声讨武汉七˙二O反革命事件大会”。广西军区、南宁驻军代表苏大伦、赵维学在会上发言。说“反革命分子陈再道、钟汉华及其操纵的‘百万雄狮’一小撮坏蛋，在武汉围攻殴打谢副总理和王力，制造反革命事件，把矛头指向党中央和中央文革，就是反对党中央，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表示“要把反革命分子陈再道、钟汉华坚决、彻底打倒，再踏上一只脚，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据区档案局“文革”材料16卷）
二十四日 根据两派达成的《十条协议》，双方在京代表就组织南宁地区监督小组问题达成协议。双方同意各派代表十九名，由广西军区召集组成监督小组。（据区档案局“文革”材料9卷）
二十六日 由军代表和两派组成的监督小组成立（一九六八年三月撤销）。监督小组由军代表领导。负责人是解放军胡庆辉、苏定永、张忠等，“联指”代表是：覃树林、王彤、杨禄、邓朝兴、王前进、黄矩、陈钢、周群等20多人。“四˙二二”代表是：孙绍鹏、莫文（女）、黄干才、肖仁华、何家松、宣肇惠、高广华等。
此后，在监督小组安排下，两派在原南宁市人委门前，交换了前段武斗中被俘人员。（据南宁市“文革”大事记）
三十日 晚上，桂林地、市造反大军六万余人，在桂林市体育场联合召开“打倒韦国清誓师大会”。（据桂林市“文革”大事记）
本月 全区各地两派开始抢枪武斗升级。仅宜山县造反大军（“四˙二二”派）就抢了县武装部全部武器弹药计：重机枪十枝、轻轻枪六枝、长枪一百八十三枝、手枪二十六枝，子弹五万二千六百零二发，手榴弹三千三百三十五枚；宜山县“联指”同时夺县公、检、法和九岩驻军的所有枪枝弹药，又到梧州、钦州、南宁抢回山炮、迫击炮各一门，高机枪二挺及大批枪弹。于二十八日拉开宜山县城历时两月之久的一次大规模武斗。双方武斗中死数十人（不包括杀俘虏）。居民房屋被烧，造成四百四十多人无家可居。这场武斗策划指挥者是宜山“联指”谢焕臣（物资局干部“联指”总指挥、黄强（县农行干部“联指”副总指挥）；宜县“四˙二二”陈光明（宜高学生“造反大军”司令）、苏佩华（工人“造反大军”副司令）。（见河池地区“文革”大事记）
一日 在中央文革康生宣布贺希明是“历史反革命”，霍泛是“叛徒”后，广西“联指”赴京代表团邓文光、颜景堂、肖岳安和部份红卫兵策划把架、霍押回南宁批斗。在贺、霍乘坐的飞机起飞后，他们才用电报向总理报告。邓文光和西大学生李国清、王筠英等三人负责押送。到广州时，周总理电告把贺、霍送回北京，他们不听，仍把贺、霍押回南宁批斗。二日，“联指”派七十部汽车武装游行，游斗贺、霍。在总理一再追问下。令“联指”限期将贺、霍安全送京，“联指”才于八月十一日把他们送回北京。（见“处遗”材料76卷，广西大学、区文联“文革”大事记）
二日 北海市发生大规模武斗（即“八˙二”武斗事件）。经北海市“联指”头头石维雄（北海市公安局治保股长，“联指”总指挥）、温世雄（北海市公安局干部，“联指”总指挥部总参谋长）、陈清熙（北海市公安局局长，“联指”指挥部参谋，前线总指挥）和徐坤（北海市市长、市抓促指挥部副指挥）等的策划、部署，调动武装农民一千多人，进攻北海市“六˙八”（“四˙二二”派）指挥部据点。在石维雄等人的带领指挥下，于早上七点三十分，向电影院“六?八”据点等发射催泪弹，并用土坦克、推土机摧毁围墙，用消防车喷氨水、氯化钴，随后用机、步枪向“六˙八”据点扫射。“六˙八”指挥部看形势危急，便先后派人和打电话向市武装部、北海驻军和海军四四O五部队联系，要求制止“联指”武装进攻，但均遭拒绝。于是，“六˙八”据点：电影院、手工业大、海珠楼等先后于二日、五日被“联指”攻占，“六˙八”人员被俘。
这次武斗，在武斗中打死三十六人，“六˙八”人员被俘后，在陈锦衡（市公安局临委副主任、政法战团团长、公安独立营营长）、石维雄、温世雄、余坤等人策划下，先后被枪杀六十七人，其中一次是十五人被集体枪杀。（详见北海市“文革”大事件）
本月，扶绥县人武部在县委东楼会议室召开五十多名“联指”头头的会议。县人武部葛宝珍，科长贾荣等到会，并说：“现在南宁‘四?二二’就要来抢枪了，你们怎么办？我们解放军有三不准（即不准还手、不准还口、不准还枪），你们去抢好了”。又说“东门林场形势也很紧张，‘四˙二二’扬言要抢枪，还有金鸡火车站抗美援越炮弹也被‘四˙二二’抢夺了”。“联指”头头怕抢来枪难以保管，出了事难以负责，表示不想抢。会后葛宝珍又通过有关人员鼓动“联指”抢枪。十七日晚，“联指”组织民兵冲入军武库“抢枪”，抢枪时贾荣假惺惺地拦阻。在此之前人武部授意县水电局“革命派”拿去一批武器：轻机一挺、冲锋枪七枝、步枪五枝、手榴弹五箱。十八日晚，“联指”共抢得重机二挺、步枪二百多枝、驳壳枪五枝、手榴弹五箱。“四˙二二”即出大字报评击“联指”抢枪，谴责武装部“假抢枪，真送枪”。从此派斗争日益加剧。（见扶绥县“文革”大事记）
二日 广西大学“革联”指挥部派人闯进西大武装部、保卫科，强行夺取武装部各种步枪、冲锋枪一百六十五枝、轻机枪六挺、火箭炮十三门，封闭了保卫科的档案，武装押送武装部，保卫科干部出校门。西大武装部、保卫科发表声明，指责西大“革联”指挥部这样做是非法的。（见广西大学“文革”大事记）
四日 “联指”指挥部调动上万武装队伍，到广西日报社进行反夺权，并围攻区文化大院和展览馆等“四˙二二”据点。邓文光、廖炜雄、李家海、颜景堂等亲临指挥。先头部队从民主路小学破围墙冲进报社工厂区，占领工厂，接着围攻办公大楼。“四˙二二”驻报社人员坚决还击。这次武斗，使用钢叉、长矛、石头、高压水龙、硫酸、土装甲车、推土机等，双方有伤亡。颜景堂后来承认当时恨不得把对方全部消灭。（见广西日报社“文革”大事记）
本月上旬左右，周总理要伍晋南转变态度，与韦国清合作，搞好关系，以便解决广西问题，王荔便和伍晋南去京西宾馆找韦国清。伍晋南和韦国清谈话回来后，对广西“四˙二二”代表团成员说：对韦国清不要抱希望了，变不好了；并向代表团表示：他就是丢了官也要坚决打倒韦国清。并叫“四˙二二”代表再去找韦国清辩论广西问题。（见王荔专案材料）
六日至八日 北海市“联指”在打走北海市“六˙八”派后又在海滨饭店举办尸体展览。展出“六˙八”派成员尸体九具和有关实物、照片等供人参观。同时也为上京告状作准备（八月八日由石绍雄带队赴京告状）；并就地举行各县联防代表会议，商讨“文攻武卫”的联防措施。（见钦州地区“文革”大事记）
七日 “联指”派发出“通辑令”，“通辑”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谢王岗，诬蔑他是“国民党大特务”。（见区文联“文革”大事记）
八日 在北京，王荔到广西“四˙二二”赴京代表团住处（北京西苑旅社三二四号房），对刘德胜、杨福庭、李日明等说，戚本禹讲了王力在外交口讲话精神，就是中央放手让“造反派”搞斗争。广西“造反派”应当去揪韦国清， 走在中央解决广西问题的前面。（见王荔专案材料）
同日 柳州“联指”用长矛、大刀、弹弓、石头等攻打柳州“造反大军”据点柳江旅社、互相抓走对方数人。坚持一天一夜，揭开了柳州武斗的序幕。（见柳州市“文革”大事记）
九日 柳州“联指”工交兵团一分团前来支援柳江旅社武斗，路经柳州贮木场，遭到柳州“造反大军‘柳北战团’”阻击，双方用鸟枪、长矛、大刀和石块对打。工交一兵团用改装的推土机作坦克，推倒贮木场礼堂和几间房屋，烧毁一些建筑物。廖斯祥被打死，打伤十多人。（见柳州市“文革”大事记）
同日 桂林地、市“造反大军”头头集中在广西师范学院办公楼开会，策划在全市范围内“抢枪”。会议由周兆祥、刘天偿主持。会上，地专“造反大军”一头头说：地专“联指”准备把地专公安处的枪支转移到县里去，地专“造反大军”派人把公安处包围起来了，请求地、市“造反大军”赶紧采取行动。与会人员觉得形势迫人，不能再拖，决定第二天（八月十日）抢枪。（见桂林地、市“文革”大事记）
本月初，广西“四?二二”赴京代表团长、桂林市“造反大军”代表杨福庭和“老多”代表李日明，多次从北京打电话给桂林“造反大军”头头谢荣杰等人，谈及“文攻武卫”问题和外省反军、抢枪等情况，并传达王荔叫桂林“造反派”抢枪的“指示”。桂林市“造反大军”头头周兆祥、刘振林、刘天偿、谢荣杰等人，几次召开会议，策划抢枪事宜。（见桂林地、市“文革”大事记）
九、十日 在北京，广西“四˙二二”赴京代表纠集广西“四二二”汇报团和北京红代会人员二百多人，再次冲击京西宾馆，打伤韦国清。上午，曾春生、石怀宇、李跃增、雷激、何作然等人去京西宾馆找王希永，以攻击“联指”围攻广西日报社为借口，要王希永把韦国清找出来解决广西武斗问题。王希永同意了。下午二时，广西“四˙二二”代表团团长杨福庭在三二四号房主持代表团全体会议，讨论去京西揪韦国清问题。会上决定：一、由曾春生带五个学生去找王希永，由王希永将韦国清骗出来；二、其他成员第二批去，红代会、汇报团第三批去（红代会由龙智铭同北京地质学院联系来人来车）；三、把韦国清揪到地质学院或西苑旅社扣押起来，要挟中央同意打倒韦国清。做法是：先向韦提出四点要求，要韦签字，韦如果不同意签字，就以此为借口把他揪走（四点要求是：①承认广西报社武斗是军区支持“联指”搞起来的；②立即停止武斗；③给伤病员治疗；④给“四˙二二”各据点送粮食）。上述决定通过后，刘德胜在三二四号房打电话请示王荔，王问了讨论情况和做法，说了二点：1、你们决定、研究了就快去吧！2、等一会我也去京西宾馆看看。刘德胜向代表团传达了王的“指示”，统一了认识，决定晚上行动。晚饭后，曾春生、何作然、石怀宇、李跃增、雷激第一批到京西宾馆。不久，李跃增、何作然先后打电话给刘德胜，说韦国清出来了，催他们快去。十时左右，杨福庭便率领第二批人赶到（其中有刘德胜、李日明）。接见地点在东门接待室，门外停放两台准备揪走韦国清的汽车。接见人除韦国清外，还有王希永、徐其海、陈发洪和一四一师政委张骥等人。杨福庭等赶到后，便拿出四点要求，要韦国清签字，韦不签，但王希永马上签了，大家对韦更不满。这时，北京红代会的人已经来了，有人在门外打手势，示意要揪走韦，韦见势不对，说要出去小便，想从小门离开。北京红代会黄赛阳和广西“四˙二二”汇报团一伙人乘机要抢韦上汽车，京西宾馆的警卫战士、工作人员和厨师等闻讯赶来保护韦，并把他们隔开，但黄赛阳等一伙人冲进去，扯掉韦国清的领章，卡住他的脖子，把他推倒在地上踢打，韦的小腿、腰部、眼角、面部均受伤，流血不止，昏迷过去（后警卫战士将他送回房间）。保护韦的警卫战士，有的门牙被打落，有的被打得脑震荡，有的肝损伤（伤势重的留下后遗症，退伍后生活有困难，还不断到京找韦国清解决问题）。当时在会议室的“工总”成员，也围攻、辱骂、推打了徐其海副司令员，并撕了他的领章和帽徵，抢走了他的军帽。
零时左右，在京的广西军区支左办保卫干事董坤等，分别打电话给总理办公室和广西联络组。王荔假惺惺地和副组长周枫、组员罗安民赶到京西。当时事已平息，周枫向广西军区同志了解情况后向总理值班室周家鼎报告。周家鼎传达总理指示：要“四˙二二”马上离开京西，如果再这样做，中央就要考虑你们是不是造反派了。周枫向“四?二二”几个主要头头口头传达，劝说他们回去，才散了。
王荔到京西后，则叫杨福庭把四点要求写给他，他拿进大楼对韦国清、陈发洪、徐其海、王希永说：“‘四˙二二’ 提出这四点要求是合理的”，要他们四人签字。韦国清一直未在要求上签字。但王荔出来时对龙智铭等说：“韦国清同意用四人的名义把四点要求发回南宁。他们即印成传单，说韦国清等四人签了字，造成南宁更大混乱。天亮前，王荔还到西苑旅社刘德胜房间，对刘德胜、杨福庭、曾春生等煽动性地说：“韦国清这人也怪，不打不签字，打了他就签字了。”（见王荔专案材料）
十日 桂林市“造反大军”头头周兆祥在广西师院办公楼会议室，召集地、市“造反大军”各总部头头会议，决定当天下午在全市范围内“抢枪”。参加者：刘振林、刘天偿、谢荣杰、林祥艺、邓开发、诸葛军、路达先、张学山等五、六十人，抢枪地点是：陈公祠、市人武部、临桂县人武部、公安局、游泳池、新桂林报社、专署公安处、专署交通局、郊区人武部等。
会议决定成立桂林地、市造反大军“八?一O”革命行动指挥部，统一指挥抢枪行动。周兆祥任总指挥，刘天偿、谢荣杰、林祥艺、邓开发等任副总指挥。下设作战部、政工组（刘振林负责）、后勤组（甘恒彩负责）、军械组等。抢枪的前线指挥：刘振林、诸葛军；后线指挥：周兆祥、路达先等。指挥部设在师院办公楼，并确定联络电话为六一一三和四七二三。会后又对抢枪作了具体分工：市公安局由谢荣杰、梁连珍、杨李培、赵永祥、黄仁仪负责；临桂县人武部由刘天偿负责；市人武部由洪善春负责；陈公祠由刘振林、林祥艺负责；专署公安处由邓开发、诸葛军、黄东红、陈东来负责；专署交通局由张学山负责；郊区人武部由汤秋生负责；新桂林报社和游泳池由潘文源负责。从十至十九日，先后抢夺了桂林军分区仓库、灵川县、临桂县、桂林市、市郊区人武部、桂林地区公检法军管会、市公检法、市体委、独立二师一营一连等单位各种枪支四千三百三十七支，各种弹药二百九十二万二千八百一十七发，各种炮二十门，炮弹一千一百九十发，小口径步枪二百三十支，子弹二十二万发，手榴弹一万四千八百五十五枚，其他军用物资八件和大批炸药。“造反大军”夺枪后，“联指”头面人物被迫撤离桂林市。（见桂林地、市“文革”大事记）
同日 广西“四˙二二”攻打南宁工农兵饭店。广西大学土木系教师杨朝海参加策划和指挥。（见广西大学“文革”大事记）
同日 署名广西无产阶级革命派主办的《广西日报》第一期发表了“广西联指红卫兵南宁大中学校指挥部”《给毛主席的致敬电》、《致革命读者》，文内说：“广西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煽动和蒙骗不明真象的群众，于五月二十七日夺了军管《广西日报》的权，并盗用《广西日报》名义非法出版报纸，为维护军管尊严把夺去的报纸大权‘夺回来’”“在正式恢复军管之前，《广西日报》暂由‘广西无产阶级革命派’主办。还发表了报社批陶小组写的所谓《陶铸是资产阶级保皇派的总司令》。（见广西日报社“文革”大事记）
本月上旬，驻桂林一四一师政委张骥也做王希永的工作，要他支持“四˙二二”和“老多”。中旬的一天，王荔又积极做王希永的工作。后来，王希永谈了“四˙二二”是“左派”，“联指”是“保守”组织，以“四?二二”为主，联合“联指”的观点，并说“‘四?二二’是‘造反派’没有问题了。但陈（发洪）政委是带队的，他通不过不行。军区党委不说话不行”。王荔进一步煽动他反对军区党委，说：“现在是文化大革命，要打破常规。过去我们认为对的，现在就不一定对，有些事党委通过的，也不一定对；没有通过的也不一定不对。山西刘格平夺权，军区党委研究不支持，所有的委员都不同意，就是张日清一人支持，结果张日清是对的”。王荔还挑拨说：“有的党委里边，是不是都是好人，那也不一定，也得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检验。有些事不一定经过党委的名义，有看法以个人名义也可以表态”。
王希永回京西宾馆不久，王荔即用保密电话对王希永说：“兰州军区冼政委用写信的方法向中央文革报告，请示问题很快，你是否把你的意见，用写信的办法，请参考”。之后，王荔又对王希永讲：“那天当面没好意思说，你走后从保密电话上告诉你，用写信的办法很快，可直接送到中央首长那里。如你写信，保证送到”。
在王荔的煽动下，王希永草拟了一封表态信。内容主要说：“四˙二二”是“造反派”。过去觉悟低，认识迟，今后要坚决支持他们；“联指”是保守组织，今后要做他们的转化工作，要以“四˙二二”为主，联合“联指”等。此信王荔看后，叫王希永“带回去研究一下，能以军区名义更好，否则以个人名义也可以”。还列举张日清、冼恒汉就是以个人名义向中央报告的。后来，此信由王荔交给戚本禹的秘书，因而在周总理五次接见广西两派赴京代表时，戚本禹表扬说：“王希永的态度比较好”。（见王荔专案材料）
十一日 凌晨，周总理来电，要求围攻广西日报社大楼的“联指”人员撤离。当天中午，“联指”总部通知其在报社工厂办报人员撤离工厂区。同时从工厂搬走部份机器、铜模、纸张、铅字。包围大楼的“联指”武装人员也后撤一段距离。下午五时，“四˙二二”数百人冲入报社大楼增援，并运进粮食和副食品。（见广西日报社“文革”大事记）
同日 梧州市“造反大军”举行“向梧州军分区‘走资派’猛烈开火誓师大会”。（见梧州市“文革”大事记）
十一至十九日 “百色高中兵委”、“百色医专红卫兵”集队游行到军分区门口静坐，要求军分区调查靖西县“八?九事件”。揪出凶手和幕后操纵者；说“靖西县城八月九日‘四?二二’造反派的人被抓被打，是军分区有人幕后操纵”。（见百色地区“文革”大事记）
十二日 原南宁市委副书记袁家柯到“四?二二”航运“工总”桂宏号船上，与航运“工总”头头赵郁民、邱振贻、苏庆科、梁宅翠等人策划抢军用武器装备。袁家柯说：“夺军火列车的武器这条门路很好，这是夺取大量武器的一条重要门路。一车皮就解决了问题。”会后，袁叫邱振贻上岸联系，要争取时间，赶快下手。邱当天即到新华街向“广西工总”总部的杨朝海、蔡玉华、陆军等人传达袁的“指示”，要求马上想办法去抢一次军用列车。杨等人立即表态，要同展览馆的“四二二”指挥部头头章英等人商量。
十三日凌晨，章英从展览馆来到新华街，杨朝海、蔡玉华等把袁要搞军用火车的想法告诉章英，章立即表示赞同，随后纠集杨朝海、农烈、周志明、黄卓正、谢云璋等人多次开会，统一思想，统一布置。最后确定：在金鸡村附近抢劫援越抗美的军火列车。章英负责全面指挥；“南铁工总”谢云璋等人负责提供军用列车运行情报和组织拦车；杨朝海负责组织队伍。会后，章英派张权到南宁航运“工总”通知梁宅翠备船待命。（据南宁市“文革”大事件材料）
十三日 鹿寨、临桂、柳州和在桂林市外的“联指”人员一千多人突然包围封锁了二塘火车站和炸药库，打伤“造反大军”十三人，撬翻铁路五十多米。（见桂林地、市“文革”大事记）
同日 广西“联指”组织红卫兵到广西军区警卫营抢枪，抢走步枪、冲锋枪三百余支、轻机枪三挺、六O钢炮一门和一批弹药。同日还到区党校分部抢六九八四部队的枪。（见南宁市“文革”大事记）
十六日 晚，南宁“联指”所属“汽司”和“小八”等组织共三百多人，乘七辆汽车到武鸣县人武部夺枪，惊动全城。抢得枪弹搬上车后未得开走，人武部向南宁联系，并同枪抢者协商后，把所抢得的枪弹交给武鸣县“联指”保管。当晚，武鸣县“联指”懂得武装部的枪支未夺完，立即派人到人武部把未夺走的枪弹全部搬到县人委。过后把所夺得的枪弹分发到县委、人委等有关单位的“联指”组织使用。（见武鸣县“文革”大事记）
十八日 晚上八时，“四˙二二”头头章英接到铁路谢云璋派廖荣光送来的九O二三次军用列车运行情报后，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布置行动。当晚十一时左右，以章英为总指挥，杨朝海、黄卓正、农烈为副总指挥，纠集了三百余人急速登船出发。十九日凌晨三时五十分到达金鸡村。在八O八点五公里处抢劫军用列车。首先封锁断绝列车和车站的联系，随即把铁路旁的水泥标杆拔起，横放在铁轧上设置障碍，同时由一个叫凌卫文的人打红色停车讯号，强迫司机停车。车停下后，把机车上的全部工作人员扣押，并看管随车实习的越南司机黎红香。接着，刘家仁、黄仲民等人用大斧头、撬棍劈开车厢门。押运的解放军再三说明，车上是抗美援越的炮弹，不能枪。但黄卓正、农烈等人不听，当即抢去各种高炮、高机弹共四千三百二十三发。
八月二十日，中央文革来电责令“四˙二二”如数交还抢去的炮弹，广西军也做了工作，他们交回了四千三百零三发炮弹，尚有二十发一直未交。（见南宁市“文革”大事件）
同日 下午，广西师范学院“老多”红卫兵将桂林地、市领导干部黄云、徐为楷、陈秉德、李云亭等戴高帽、挂黑牌押上汽车绕桂林主要街道游斗。尔后，多次开会批判市抓促指挥部主任陈秉德，陈被迫检讨，表示支持“造反大军”。但“造反大军”夺权后，为进一步掌握财政大权，于九月二十日改组桂林市抓促指挥部，由张永信（军代表）、冯邦瑞、王同连、潘文源（总工会干部），组成新的领导小组。（见桂林市“文革”大事记）
十九日 王希永当着王荔的面，按照自己的观点（即“四˙二二”是“造反派”，“联指”是保守组织的观点），私自篡改了广西军区党委起草准备上报中央的对两派表态报告的主要内容，而后由王荔转送中央。（见王荔专案材料）
同日 邓开发、诸葛军等人带领桂林地专“造反大军”，参加灵川县“八˙一九”夺枪，夺走灵川县人武部的各种枪支和炮一百二十六支（门），子弹、炮弹五万七千七百五十九发。夺枪后返回桂林途中，打死前往阻拦夺枪的灵川“联指”人员、商业局通讯员石瑞荣。（见桂林地区“文革”大事记）
二十日 为了压垮对方，采取嫁祸栽赃的方法，富川县“联指”派的“水电红司”头头冯德臻等用“四?二二”的名义，写了两张内容十分反动的大字报在凌晨贴到大街。当天是墟日，农民一见大字报是号召四类分子向贫下中农反攻倒算，要回土地房屋，就纷纷去“四?二二”总部，要“四˙二二”总部的幕后指挥者黄秀出来辩论。何展兴（“四˙二二”主要成员）等当场挨了打。县公检法临时专政委员会当即立案作反革命宣传煽动侦查。“四˙二二”一些头目因此而逃出富川。二十三日，县联合总部（“联指”）发出通辑令，通辑所谓书写反动大字报的阶级敌人——“四˙二二”黄秀等人。使两派矛盾进一步激化。对制造这一事件的冯德臻，在案情公布后拘留一个多月无罪释放。（见富川县“文革”大事记）
同日 凌晨一时，“四˙二二”所属南宁三中、二中、五中、九中等几百名红卫兵乘南宁“航运工总”三条驳船，去邕宁县武装部抢枪。船到八尺江口时，由邕宁蒲庙初中学生曹树华、何显光接应，带领红卫兵直冲武装部，抢走各种枪支四百多支，各种子弹十三万余发。邕宁县“联指”组织力量在良庆江面拦截，在青山塔至柳沙河段又被“联指”炮艇袭击（据当时“联指”战报报导，“工总”船上被打死十三人、伤四十多人）。（见南宁市“文革”大事记）
同日 广西“四˙二二”“南疆烈火”剧组从桂林到北京参加“全国‘造反派’文艺会演”。（见区文联“文革”大事记初稿）
二十一日 凌晨起，“联指”调集三、四百人攻打“四˙二二”据点中华电影院、民族电影院、东方红医院等。广西“联指”头头李家海为总指挥。区农垦局葛礼带领“联指”红星片队伍攻打东方红医院；杨定勋指挥区农业厅“联指”人员在附近理发店楼上用机枪围攻；区党委组织部“东方红”王文新等，也把民兵武器高射机枪拉去参战。
下午二时，东方红医院、中华电影院、民族电影院被“联指”占领。
攻占东方红医院武斗中，医院被严重破坏，打死十人（“联指”死一人，“四˙二二”死九人）。还有些“四?二二”人员，被当作俘虏押走 后，在别处惨遭杀害。如区百货公司李永亮因胃出血住东方红医院治疗，被押走后毒打，二十日上午在区人委礼堂旁边发现李的尸体。武斗结束后，“联指”把这十具死尸和原医院死尸一具，共十一具，当作本派被“四˙二二”杀害的罪状 ，现场陈尸展览。大造舆论。（见区农垦局、农业厅、商业厅、区党委组织部、南宁地区等单位的“文革”大事记）
同日 下午，南宁驻军和广西军区派出部队在“四?二二”所占领的解放路一带警戒。同日起，“联指”在中山路、南环路荷枪实弹挨家挨户搜捕“四˙二二”人员，抓走一千多人，关在区人委礼堂。（见南宁市“文革”大事记）
二十二日 玉林专区“联指”实施抢枪计划，晚上十二时开始行动。由张平、李雄带领三百多人进入独立营。“四˙二二”发现“联指”抢枪后，即鸣锣集中人员冲入独立营。并与“联指”警戒人员发生殴斗。由于得到军分区的默许，专区“联指”仅用了二个小时就完成了抢枪计划，运走独立营三百多支枪和一批弹药。与此同时，玉林县“联指”也抢走县武装部仓库的武器弹药。（据玉林地区“文革”大事记）
二十三日 下午七时三十分，中国人民解放军六九八四部队进驻“四˙二二”据点“造反楼”、“反修楼”和展览馆。（见南宁市“文革”大事记）
同日 《广西联指报》开刊， 总负责人黄英勤，创刊词宣称：《广西联指派》系：掌握斗争大方向，把斗争矛头始终对准党内、军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对准中南最大的走资派陶铸，对准他们在广西的代理人“伍、贺、霍、傅、谢、袁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同日社论《坚决打倒刘贼在军内代理人》，提出在军队内部也有一小撮混进军内代表人物，并表示：“我们无产阶级革命要把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批深批透批倒批臭”。到一九六八年十月五日终刊共出版七十三期对开版，散发全区各地，它大造派性舆论，宣扬极左思潮，特别是宣扬追查所谓“反共救国团”，起了更恶劣的作用。广西大学教师李文光一直充当该报编辑。一九六八年四月以后，还负责该报编辑出版工作。（见广西大学、广西日报社“文革”大事记）
同日 北流县麻洞地区发生黄、李两姓宗派械斗。（详见北流县“文革”大事记）
同日 北流县发生大武斗。该县“联指”头目黄乃丰、宁培琳、许武林、李雁、曹建纲等策划，调动工人、农民约三千人向“四?二二”据点进攻，把“四˙二二”据点全部扫光，把其据点人员俘去。当日全城戒严、进行搜捕。“四˙二二”被杀九人（其中杀俘三人，搜捕杀六人）。回城的县直下乡工作队“联指”派，被突围出去的“四˙二二”刺死一人，工作队人员钟积鸿等十多人被押到丛义村白须岭烤烟炉监禁（“处遗”时，黄乃丰等有关人员受到处分）。（见北流县“文革”大事记）
接见中，总理批评“联指”代表说：“‘联指’越搞越不象话了，老进攻人家，越走越远了”。又说：“你们批判资产阶级路线是不能抹煞的，支韦是可以的，打倒贺、霍是对的，但不能压人家，压人家就不对”。并对“四˙二二”代表说：“‘联指’过去压你们不对；你们抢援越物资不对；你们到京西宾馆去，韦国清接见你们，把他打伤了，这就不对了”。“过去你们受压，现在不能再反过来压别人”。“中心问题是搞好与解放军的合作。军区过去支一派压一派，现在军区要支持你们，你们是造反派，军区要端正态度，积极支持你们，也帮助他们（指“联指”）”。并说：“军区错了，能改，就要拥护。提出一小撮口号，主要是指党内，对军队不能用这个口号。……如果不是这样，就要犯错误。你们对韦过火了，对贺、霍上当了”。“你们要把矛头对准党内一小撮‘走资派’，通过大批判，实现大联合”。
接见中，总理还指示：恢复“工总”；马上释放熊一军，丁友仪；任何地方，任何人，都不准攻占铁路；一派占优势的地方，对另一派不要压；“四?二二”占的展览馆，造反大楼，医学院，广西大学没有粮，军区给送去，但你们（指“四?二二”）不能抢；“联指”扣医疗队的人，要立即送交军区，保证他们的活动自由和人身安全；广西军区要教育各分区改正错误；对公检法要一分为二。政法部门必须深入地方进行斗批改，等等。
最后，“联指”红卫兵张小秀问：“我们是什么组织？”总理答：“是群众组织。继续革命还是革命组织”。“联指”代表团因此对周总理大为不满，不辞而去。总理五次接见两派代表后，“四˙二二”派以响当当的“造反派”自居，乘机加强政治宣传攻势，压“联指”；“联指”派则乱了阵脚，有的“倒戈”，有的发表声明退出“联指”组织；一些原表态“支韦”的领导干部有的也改变观点，发表支持“四˙二二”的声明。“联指”部份人对广西军区某些领导人当时的态度不满，冲击了军区。（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9卷，南宁市、广西日报社“文革”大事记）
“八˙二四”总理五次接见两派后，总理把广西联络组长王荔、副组长周枫找去（黄永胜、戚本禹在场），要他们做“四˙二二”的工作。说：好几个省的经验证明，一宣布他们为“造反派”。也就是他们犯错误的开始。要他们不要去压“联指”，不要骄傲。黄永胜说：“‘四?二二’对军区还有怀疑”。戚本禹说：“你们把军区那个检讨报告给他们念一念”。戚还对王荔说：“我知道，你在‘四˙二二’说话算数，你要多作他们的工作”。（见王荔专案材料）
同日 驻柳五十五军等部队发表声明，支持柳州“造反大军”。（见柳州市“文革”大事记）
同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柳州军分区决定：为“红铁军”彻底平反，被捕人员一律释放，恢复名誉（注：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四日，柳州军分区发布《关于取缔反革命组织全国铁路革命造反兵团红铁军柳铁合同工造反司令部的公告》，决定将廖志刚等十四人依法逮捕）。（见柳铁“文革”大事记）
同日至二十八日 桂林军分区开了两次电话会议（二十四晚一次，二十八日晚一次），要各县武装部支持“造反大军”派组织，“对‘联指’一律不支持”。说“南宁‘四˙二二’、‘桂林老多’组织，是中央认定了的革命造反派，凡是站在他们对立面的，象南宁‘联指’这类组织，就不是革命造反派”。“桂林‘联指’是个保守组织”。要“各县必须和桂林‘联指’划清界限”，“并责令他们限期离开各县返回桂林抓革命促生产”。
同日 柳江县武装部政委宋吉月在“联战”（属“四˙二二”派）驻地县完中表态支持“联战”。二十五日“百万雄师”（属“联指”派）把原来县人武部授给他们的队旗退还武装部。二十六日“联指”游行。呼喊“打倒宋吉月”的口号。（见柳江县“文革”大事记）
二十六日 张耀青还用桂林军分区党委的名义，给荔浦县武装部党委写信，要荔浦县武装部支持“造反大军”组织，不支持原来所支持的“工农兵司令部”。同日，在经“老多”修改定稿编印的《学习》文件前言中，说“桂林‘老多’是最坚定的革命左派，他们的斗争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桂林‘联指’是一个保守组织”。
为了使各县武装部倒向“四˙二二”一边，张耀青除亲自代替资源、灵川县表态支持“五?一五”和“八?一”造反大军组织外，还调“老多”指名的八个县的武装部领导干部，来分区解决所谓“调屁股”问题。这些领导干部一下车，两人被“漓江风暴”成员抓去挂牌游斗，五人被拔掉领章、帽徽，三人被送到“老多”组织接受所谓“教育”，软硬兼施，从而达到支持“老多”组织，不支持“联指”的目的。结果，七个县的武装部领导被迫公开表态支持“老多”，压制“联指”，引进严重后果。
五次接见后，桂林军分区景伯承司令员传来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三条指示：“联指”组织“革与保”都对了，他们是拥军的，抓革命，促生产好……。政委张耀青不传达也不执行。
广州军区副政委陈发洪曾指示过张耀青：“‘老多’组织打倒韦国清的观点不能支持，‘联指’组织支持韦国清出来闹革命这一点应该支持。”张耀青也不照办。他在实际工作中，谁打韦他支持，谁支韦他反对。（见“文革”材料10、21卷）
同日 梧州市工人医院两派发生冲突，互斥对方制造武斗工具准备武斗，居于少数地位的“大军”人员在冲突中受伤。“大军”一派人手持刀、矛、棍冲进工人医院抓“打人凶手”，抓走了“大筹委”派几个人，挂上打人凶手的牌游街示众，留医病人被逼赶走，“大军”乘势占了该院做据点。（见梧州市“文革”大事记）
同日 广西两派达成《立即停止武斗协议》，并成立监督小组。
总理五次接见后，“联指”成立揪叛徒联络站。联络站负责人王传舜、于知本、周锡权等到北京搞霍泛的材料，又从解放前的旧报纸上查出“一˙一五事件的七十七人叛徒集团”。这些材料刊登于十一月十八日《广西联指报》。（见广西日报社“文革”大事记）
二十五日至三十一日 平乐县的“造反大军”、“联指”两派发生武斗。在武斗中双方死伤三十五人，其中死十三人，伤二十二人（“造反大军”死十一人，伤十八人），造成了严重后果。（见平乐县“文革”大事记）
二十九日 富川人武部发出《最最严正声明》，表明支持富川联合总部，指责“四˙二二”。少数派更加反对革委会和人武部。（见富川县“文革”大事记）
同日 广西两派在北京达成《关于立即停止武斗的协议》。在《协议》上签名的是：广西“联指”赴京代表团：任树人（南宁八?一八红卫兵革命造反总部）、封金丁（广西铁路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潘立英（区党委群众接待站革命造反团）；广西“四?二二”赴京代表团：石怀宇（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南宁八˙三一部队）、骆伟洋（广西“工总”）、刘德胜（区党委机关“倒海翻江”）；广西军区王希永。（区档案局“文革”材料9卷）
同日 柳州地专“联司”的唐彪、胡文治、刘小洛等，到柳州军分区批了政委郭鹏，拉到柳州专区礼堂批斗。（见柳州地区“文革”大事记）
三十日 桂林军分区政治部主任毕可周到北京参加学习，到京次日即邀广西军区支左办公室保卫干事、韦国清的警卫董坤到王荔处，请示汇报桂林军分区“调屁股”三点意见：①“调屁股”支持“四˙二二”；②对造反派进行武装保护；③要进行调查研究，摸摸情况。王荔当时表示要分区自己研究，实际上同意了分区的意见。毕可周还将“老多”整理的桂林军分区第二次电话会议记录材料给王荔看，王表示满意，认为很好，还说要把此稿给中央首长看一看。（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10卷）
同日 桂林驻军六九五五部队与桂林地、市造反大军举行所谓“拥军爱民”武装游行。六九五五部队出动六十门大炮、一百四十辆汽车，满载全副武装人员参加游行。这次游行加深了桂林两派的对立和支左部队之间的分歧。（见桂林市“文革”大事记）
同日 广西“四?二二”南宁地专“革联”给南宁军分区广大指战员公开信，指责南宁军分区某些负责人乘承广西军区的意图，打着支左旗号，推行一条所谓“拿枪的刘、邓路线”，扶持“保守势力”，瓦解“革命造反派”组织，借抬韦国清之名。干镇压“革命造反派”之事，等等。（南宁地区“文革”大事记）
三十一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发布[67]第二号命令：任命孙风章为柳州铁路局军管会主任，王国端、张丰昌为副主任。金文秀为南宁分局军管会主任，黄世卿、翟元勋为副主任，曹银忠为柳州分局军管会主任，王洪均为副主任，华庆国为都匀分局军管会主任，程振堂、李观明为副主任。（见柳铁“文革”大事记）
本月 钦州县“抓促指挥部”部署开展对国务院副总理陶铸的大批判、大揭发、大斗争。（见钦州市“文革”大事记）
本月下旬，王荔去找“四˙二二”头头刘德胜和广西“四?二二”赴京代表团团长杨福庭，告诉他们，中央不久将解决广西问题，你们对韦国清要有几手打算，现在只有一种打倒韦国清的打算，到时候被动，要早一点把自己的几种打算写给中央，供参考。根据王荔的意见，召开了代表团成员会议，由刘德胜和杨福执笔，写了一个给中央的报告，对韦国清的问题提了几种打算：一是坚决打倒；二是调出广西；三是靠边站；四是不能当广西第一把手。刘德胜将此材料拿到王荔住处，交王荔转中央。
在他们给中央的报告中，以及杨德华通过李刚所写并转中央首长的声明中，要求王荔到广西当革筹第二组长、副组长和革委会副主任。刘德胜、杨福庭还分别向王荔提出，要他到广西工作。王厚颜无耻地说：“广西情况已熟悉，认识不少人，我是愿意到广西工作的”。（见王荔专案材料）
本月，区农垦局“革命造反兵团”和“革命造反纵队”在广西“联指”总指挥部的组织下，由葛礼带队，到长岗岭民兵仓库和六九六六部队抢枪。（见区农垦局“文革”大事记）
本月，广西“联指”召开“反对武斗，制止武斗大会”，广西军区南宁驻军代表在会上讲话，说召开这个大会“是革命行动，好得很”，说“武斗歪风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煽动起来的，是他们在背后操纵策划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要坚决捍卫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坚决捍卫执行十六条和毛主席‘要用文斗不用武斗’的指示。切实贯彻执行中央六?六通令和广西两派达成的‘十点协议’，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把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一小撮走资派斗垮、斗臭。（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16卷）
本月下旬，北流县成立“纠察队”，负责执行人武部和“联指”分配的执勤、站岗放哨、巡逻和抓人、禁闭人的任务。队长王有志（地区水泥厂副厂长）。（见北流县“文革”大事记）
本月，梧州地、市两派群众组织均进行了抢枪、武斗。双方人员均有伤亡。（详见梧州地、市“文革”大事记）
二日 南宁地区“政法兵团”召开政法口各战斗队头头开会，研究决定砸烂公检法，把地区公安处、地区人民检察院、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三家牌子劈烂，宣布砸烂公检法。（见南宁地区“文革”大事记）
三日 乐业县黄钢突然死亡。双方都怀疑是对立派杀的，都以黄钢死亡事件为借口攻击对方。“支黄派”举行追悼会。拾着遗体示威游行。“支黄派”抓了“打黄派”七名干部所谓“杀人凶手”关押了七天。“打黄派”祝传杰（县革委常委）、姚胜学（公社武装部长，已逮捕）派民兵强迫“支黄派”挖开黄钢坟墓，把黄钢尸体砍断焚烧，影响极坏。一九六九年乐业县委决定黄钢本应划为历史反革命分子，鉴于黄已死不划不戴。一九八五年三月重新调查核实，认定黄纯属急病突然逝世；对在“文革”期间强加给黄钢“叛徒”、“历史反革命分子”、“走资派”等罪名均予彻底推倒，公开平反。（见乐业县“文革”大事记）
四日 融安县“造反大军”常委、“红革联”红卫兵头头赖培新、罗振元等带领一伙人，到融安县武装部抢枪。（详见融安县“文革”大事记）
同日 梧州市“造反大军”“兵管”了五坊路、南环路、大南路、河堤路、小南路，并在抚河口浮桥加岗设哨，限制来往行人自由出入，梧州市大筹委于八月二十八日集结于梧州地专机关大院、外贸大院之后与梧州地专“大筹处”配合。专区公安处长、外贸政治部副主任、茶叶公司副经理、市副检察长、卫生局副局长等活动于其中，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科长出出进进。市人委大楼成为市“大筹委”核心据点。市物价局副局长刘宝兴参与了武斗的指挥活动。王渔舟、张昕之在市“抓促”，支一派，压一派，利用工作之便在经费上支持武斗。市经委主任孙波去公路总段“避难”帮助总段“大筹委”配备武器弹药，还帮助据点搞联络工作。（见梧州市“文革”大事记）
六日 灌阳县到十月六日止有七个区五十四个乡成立了“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庭”。杀害了一百五十八人。其中九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七日灌阳人武部召开了全县政法、武装干部会议和抓促领导班子会议。人武部政委原绍文在会上说：“群众自觉起来镇压五类分子是好事，是革命行动，干部不要泼冷水”。“公安干部不要出点子，不要插手”等话。会后共杀了一百零二人。这段时间是全县杀人最多时期。十月二十六日县公、检、法军管会在上报题为《我县贫下中农处决五类分子的情况报告》中，说杀人的原因是：①已被打倒了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派，他们为挽救最后命运的挣扎，千方百计勾结社会上地、富、反、坏、右和一切牛、鬼、蛇、神，趁机进行各种阴谋破坏活动；②贫下中农对阶级敌人实行专政，先发制人；③政法公安部门过去片面地强调了宽大政策，在某些地方放纵了敌人。引起群众不满；④湖南道江县、永县成批处决五类分子的影响。报告把乱杀人罪行错误地说成是什么“就地处决、先发制敌革命行动……”。
在此期间，县一群众组织先后发表了“十评”，大造杀人舆论，说“贫下中农处决五类分子是革命行动”，“是群众专政”，“是好事”、“群众拍手称快”，“为四类分子翻案的人决没有好下场”等。十一月三十日至十二月七日在灌阳县人武部支持下，该群众组织了有各区及部分代表四十二人参加的灌阳县贫下中农代表团，由该群众组织负责人王化贡等带队，上访了军分区、广西军区和广西革筹小组，为乱杀人辩护。回县后继续为乱杀人辩护。
在乱杀人中，灌阳县一些领导干部、群众作了坚决抵制，但遭到了不同程度的迫害。原县委副书记彭川，将杀人情况报告了广西军区，结果被关押五十多天，后又被人武部政委原绍文宣布为现行“反革命”；县供销社干部陈玉良，将杀人情况反映到中央，又被当地将陈玉良投入监狱；一些杀人主谋、策划者、凶手，却因抓“阶级斗争”有功，有的入党升官，有的被提为县、区、社领导干部。（见灌阳县“文革”大事记）
五日 柳州“造反大军”的“二˙七风暴”，“柳江红总”乘四部汽车约一百二十多人，与来宾县“革联”一百多人汇合到来宾县武装部抢枪，武装部宣讲“九˙五”命令，抢枪人员不理，抢走高机六挺、重机十五挺、轻机十挺、冲锋枪十八支、步枪一百五十支、小口径步枪十五支。六日柳州冷冻厂来二辆汽车（属“造反大军）第二次抢枪，不听劝阻，不听“九˙五”命令，抢走一部份零星枪支零件、弹药，抢走个人保管的手枪零件。柳州“造反大军”二十多人抢走一些擦枪布、枪架及高枪子弹。（见来宾县“文革”大事记）
六日 柳铁“工机联”、“柳江风雷”六十多人乘四部汽车至来宾武装部，龙德源宣传“九˙五”命令不听，冲入大门。一副科长被反剪双手，搞喷气式，鸣枪警告不听反而向解放军开枪，打死二人。解放军被迫还击，打死十四人（自炸死一人），伤三人，八人被俘，在逃跑途中争车坐互打，打死群众一人，一人小孩负伤。（见来宾县“文革”大事记）
同日 广西“联指”和驻邕解放军在朝阳广场举行集会，欢呼中央“九˙五”命令的颁布，表示坚决贯彻、执行“九˙五”命令。会后，“联指”继八月二十六日、三十日上交第一、二批枪支弹药后，又一次把一批枪支弹药上交给广西军区。（见南宁市“文革”大事记）
同日 横县“四˙二二”、莲塘“革联”、西津“工总”、横州镇“联总”、横县“工总”、拉浪“工总”和南宁“雄鹰”等三百多人，武装冲进横县莲塘区公所及区属各机关单位，对莲塘地区实行“兵管”、“兵训”。绑架机关干部、区武装部干事韦森等三十多人，抢去区武装部各种枪支四十二支，子弹三千多发。从此“四?二二”在莲塘区实行“兵管”，在区公所周围拉上电线，制造武器，挑起武斗。冒充“联指”人员枪杀甘世成、石昌帮（“联指”观点），直至一九六八年三月被横县“联指”打散时止，除抢枪、打死人外，抢走粮食八十二万多斤，以及其他公私财物价值三十四万五千五百多元。（见横县“文革”大事记）
八日 姚文元的文章《评陶铸的两本书》发表。文章对陶铸同志进行了攻击和诬陷。
同日 广西“四˙二二”革命行动指挥部发布《关于贯彻执行中央“九˙五”命令的命令》。（见区文联“文革”大事记）
同日 三江县“造反大军”、当地红卫兵组织、龙城“湘江风暴”研究以红卫兵为主，于当日晚包围公、检、法大院，进院后砸门、撬锁，得六十五支坏手枪和一些子弹（武器已转移埋藏，人员也无撤离），这就是三江第一次抢枪事件。（见三江县“文革”大事记）
九日 三江“造反大军”举行武装游行，并将武装部领导全部押去游街。当晚，“联指”人员基本撤离县城，到三角渡的流送站集中。（见三江县“文革”大事记）
十日 南宁警备区司令部、政治部发表关于撤销南宁警备区司令部、政治部《致“新工总”、“倒海翻江”等组织负责人的忠告、警告书》的公告。承认“这个《忠告、警告书》是错误的”，“抓住革命造反派的某些缺点错误，随便上纲，压制打击革命造反派，加深了军队和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决定将《忠告、警告书》撤销。（见广西日报社“文革”大事记）
十二日 容县黎村区“联指”在头头覃绍桕等的策划下，调集四个排民兵，向“支多阵线”据点四维、温泉等地进攻。“联指”吃了败仗，被打死两人。（见容县“文革”大事件）
十三日 以赖新为首的融中“红革联”红卫兵，在融安的车渡码头拉劫由柳州开往十号信箱的三辆汽车炸药雷管。一辆开往大娄给“大军”；另一辆开往大巷给大巷“农总”；剩下一车由“红革联”红卫兵处理。后来“造反大军”将这批炸药雷管做了手榴弹、地雷和所谓“二O二炮炮弹”。（见融安县“文革”大事记）
同日 周总理第六次接见广西两派代表。按军区记录：“四˙二二”提出广西日报社印刷机器有些零件被“联指”拿走（“联指”代表说，“是被民族印刷厂‘工总’拿走”），总理说这个问题“由军区负责调查研究解决”。另据“四?二二”记录：“周总理在所‘四?二二’汇报后说，油印的《广西日报》是不可想像的，从来没见过一张油印的省报，这样再不能继续下去了，我们委托省军区把机器搞起来……”。九月十五日“四˙二二”代表开始和军区就恢复军管《广西日报》出版问题进行谈判，并要求军区按总理指示负责把报社机器搞起来。此后连续多次谈判。（见广西日报社“文革”大事记）
十四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在革命的大批判中大力促进革命的大联合》，公布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
十五日 凌晨，桂林“联指”武斗人员与驻守在雁山的“造反大军”的下属组织发生了冲突，当场打死“大军”和当地小孩各一人，打伤数人，并占领了植物研究所、劳动大学、粮店、食品公司、商店、战备物资仓库及邮电局等。凌晨七时五分，支持“大军”的六九五五部队闻讯赶来，“联指”撤至白沙粮所，部队继续追击，武装冲突开始后，六九五五部队拉来四门炮、二辆坦克，增加三个连的武装力量前后共出动汽车四十八辆和十多辆摩托车。下午六时，“联指”在当地“联指”支援下撤出了白沙。“大军”和六九五五部队也相继撤出，冲突结束。此次“联指”死七人、伤十三人，解放军死一人，“大军”死一人，群众死一人。（见桂林市“文革”大事记）
十五日 南宁“联指”延安片总指挥、农垦兵团头头葛礼同金光农场“联指”头头策划，抢夺金光农场民兵武器。由南宁“红色公安”甘世棣按葛礼交给的夺枪联络图，带领八十多名武斗骨干，乘坐两辆汽车前往。共抢得各种枪支一百三十五支（挺），各种子弹五千三百九十四发。（见区农垦局“文革”大事记）
同日 柳州“造反大军”头头白鉴平率领“工总”百余人，“兵管”柳州市公安局一科，抢走香港年卷三本，公安部发的敌特资料三本，业务卡片五十至六十张，海外挂钩案件资料二件。（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20卷）
十六日 广西两派达成《关于全面上交枪支弹药的七条协议》：
一、双方保证九月二十五日零点以前，将武器全部上交给军区（分区、武装部）、驻军联合收枪小组；
二、上交武器的范围：①已夺解放军的枪支弹药和其它装备；②城市民兵用的枪支、弹药；③地方机关、厂矿、企业的原自卫武器；④体育运动用的枪支、弹药、炮艇；⑤自制的武器；
三、任何组织与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由私藏、转移或拒交武器。如有违者，由本组织同军区（军分区、武装部）、驻军一律强行没收。如有违抗者，以违犯国法论处；
四、在武器上交过程中和上交后（九月二十五日零点后），如发现仍有使用武器行凶杀人者，即以现行反革命论处，由本组织协助军区（军分区、武装部）、驻军对其坏头头及肇事者坚决镇压；
五、除了广西两大派以外的各种和个人，外来广西人员按本协议办理；
六、上述协议自签订之日起生效；
七、本协议由“安全监督小组”协助军区、驻军监督执行。
在协议上签字的有：广西“联指”赴京代表团：任树人、黎度光、潘玉臣、郑国仰（柳州）。广西“四˙二二”赴京代表团：农烈、陆军、雷激、明在胜（柳州）。广西军区司令员：欧致富。（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9卷）
十八日 上午十时，广西军区黄文棣从北京来电话，传达欧致富司令员指示：总理六次接见，指示“桂林老多”协助部队搞好铁路运输，请转告在家首长，通知铁路沿线武装部和驻军，搞好铁路工作。（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11卷）
十九日 广西师院“老多”六百余人，分赴全州、柳州、都匀等地维护铁路交通秩序。十一月五日回校，历时四十余天。（见广西师范学院“文革”大事记）
二十日 桂林地、市“造反大军”发出通知，改组桂林市抓促指挥部，由冯永信（军代表）、冯邦瑞、王同连、潘文源（市总工会干部）等人组成新的抓促指挥部。（见桂林市“文革”大事记）
同日 柳州“造反大军”、柳铁“工机联”、柳州“地专总部”等群众组织和驻柳六九七五、六九八四、一O四八等部队共一万多人在鹅山体育场集会，进行军民联欢。五十五军孙凤章在大会讲话，他说：“我们坚决支持你们，保护你们……我们誓作为你们的后盾，用武装保卫你们，与你们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见柳州市“文革”大事记）
三十一日 柳州“造反大军”、柳铁、柳州地区一些群众组织及驻柳部队空军教导团、支左办公室、柳州军分区、武装部等军民五万多人，在柳州人民广场集会，声讨、揭批刘、邓、陶的所谓“罪行”。与会部队领导讲了话。（见柳州市“文革”大事记）
二十二日 周总理第七次接见广西两派代表。按军区记录：（“‘四˙二二’代表提出解决广西日报问题三条建议：第一、军区检讨在广西日报上的错误；第二、改组军管小组，撤换石勇；第三、军区负责把零件找回来，争取十月一日出版新华电讯。‘联指’代表提出外部驻报社人员应该撤出。‘四˙二二’代表即说以上三条做到，我们可以撤出”。（周总理听后说：“是啊！报社内部要联合起来。军管小组不称心可以换一个嘛。缺少铅字可以互助和调剂嘛”。（见广西日报社“文革”大事记）
二十三日 梧州军分区宣传车上街宣传、散发“九˙五”命令、“九˙一三”通知和军分区呼吁书，在梧州市大东酒家门前，被梧州“造反大军”围攻，汽车被毁坏，车上宣传品全部被烧毁。中午，在街上值勤的解放军巡逻队，也被“造反大军”围攻。（见梧州市“文革”大事记）
同日 柳铁“工机联”代表楚树庭、陈晓明，“钢联指”代表王永红、石赛伟，南宁“红色铁路”代表曾永敢，南铁“工总”代表李世德，广西师院“老多”代表李日明、广西军区副政委王希永，六九五五部队政委张骥，六九七七部队参谋刘翔甘，在北京签订了“关于保证广西境内铁路运输畅通的协议”（共八条）。（见柳州“文革”大事记）
二十六日 由于容县黎村两派武斗逐步升级，容县人武部组织两派谈判，解决封存武器弹药问题。但“支多阵线”不仅拒绝出席谈判，而且派武斗人员韦成东、韦世先、韦世安、韦德谭、江文芳等人埋伏在同和公社榄塘坳处，袭击“联指”赴县谈判代表，并当场把带队去谈判的区武装部干部马耀炎，“联指”谈判代表梁英棋以及同行的六振乡干部植庆业、植付业等四人打死，另一谈判代表林理华被打伤。
同日 横县陶墟区“四˙二二”黄扬参、刘增全带领三百多人到芦村区石塘墟，和石塘墟“四˙二二”共四百多人举行“兵训”大会后，攻打税所、供销社和邮电所。芦村区武装部长韦凤甘等带领武装民兵班将“四?二二”包围，晚上，又增调武装民兵六百多人，在石塘公社周围继续搜捕。黄扬参、刘增金被打伤，陶墟一百多“四˙二二”群众被抓，逐一审讯后释放。（见横县“文革”大事记）
二十七日 广西军区政治部发出《关于协助“桂林老多”执行任务的通知》。（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16卷）
二十八日 广西军区召开“为工总恢复名誉大会”。广西军区党委在会上作检查，说“砸原‘工总’是军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突出表现，是军区在支左工作中所犯的一个严重错误”，“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并表示对“广西工总”广大群众公开道歉，再一次宣布恢复“工总”名誉，坚决支持“工总”和“四˙二二”的一切革命行动。（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16卷）
三十日 玉林“联指”派红卫兵操练被“四˙二二”派“州佩战斗队”殴打，打伤一百多人，重伤十人。（见容县“文革”大事记）
一日 南宁市十五万军民在朝阳广场隆重集会庆祝国庆。广西两大派组织联合欢度国庆，这是两大派实现“革命大联合”的良好开端。迈出了可贵的一步。（见南宁市“文革”大事记）
二至四日 全州县东山公社民兵营长黄天辉召集大队会计黄天爱和“联指”组织负责人刘性林、黄有生等人策划杀地、富问题。黄介绍了湖南道县杀地富情况，提出“我们也要动手，先下手为强”，“要铲草除根一扫光”，还宣布“不准通风报信，谁走漏消息就和地主一样”。最后决定采取坑杀的办法，即将人推下黄瓜冲山洞，并按村分配抓地、富的任务，各村自报名单，由杨隆义登记。会后，黄天辉连夜带民兵去抓人，抓到人后立即押送黄瓜冲洞，强迫被害者跳坑。有的不愿跳，被黄用棍打后推下坑。地主出身的刘香元在坑口向黄求情，请求留一个小孩给贫农出身的爱人，说“天辉，我两个仔，到政府去判我也得一个，我老婆也有一个，我抱一个跳下去，留一个给我老婆”。黄说：“不行”。结果刘被迫抱着两个小孩（大的三岁，小的一岁）跳下坑去。
从十月三日凌晨三时至下午三时，被黄天辉带队坑杀的地、富及其子女蒋佐卿、将其能等共七十四人。四日又坑杀二人，共七十六人。被坑杀的七十六人中，最大的六十五岁，最小的不足一岁，七岁以下的十人，最多一户被杀九人（一九八三年“处遗”时，黄天辉被依法处决）。（见全州县“文革”大事记）
三日 都安县城发生轰动全县的武斗流血事件。在支左人员支持下，“联指”调动民兵进城攻打“四˙二二”据点。此次武斗死五人（其中二人在武斗时被打死，二人被俘后枪杀，均系“四˙二二”派），民房炸烂九间。攻下据点后抓了一些少数派的人。“处遗”时对策划人员进行了处理。（详见都安县“文革”大事件）
同日 全州县石塘“造反大军”游行，理由是：大军抢的石塘区武装部的枪又被“联指”抢去，并捉了他们的几个人。游行队伍与对立派发生冲突，“联指”下令用枪打，于是当地打死游行者和群众八人，伤十七人。指挥打击者“处遗”中已被判刑。（见全州县“文革”大事记）
六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斗私，批修〉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根本方针》。社论公布了毛主席最新指示：“要斗私，批修”。十二日，又发表社论《全国都来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提出要“以‘斗私、批修’为纲，普遍地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当天，南宁市委“革命造反兵团”首先办起了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见南宁地区“文革”大事记）
同日 驻靖西县支左人员伍祥胜、曾克昭，盗用“四˙二二”靖西“造反大军”名义，由曾克昭执笔写了一封信寄给黄小林（靖西县委书记），要黄站到“四˙二二”一边支持靖西“造反大军”。此后，“联指”派便以此信为借口，诬陷黄小林参加派性活动，大造舆论，说什么黄小林是靖西“造反大军”的总后台、总指挥。从而激发了对黄小林的愤恨，以致将黄活活打死。（见靖西县“文革”大事记、黄小林被杀调查报告）
七日 从本日起，被迫逃离在外的桂林“联指”人员陆续回桂林。（见桂林市“文革”大事记）
八日 梧州市的“联委”（实际是同一派的“大筹委”与“无产兵”联合组成，得到军分区支持）当日上午游行，队伍到大东酒家门前被“大军”阻塞，双方摩擦。中午“联委”二百多人用二辆汽车开路，以抗议“大军”打伤战友为名，在汽车上向“大军”据点掷砖头、酒瓶，“大军”还以石头、瓦片，发展到开枪造成伤损，解放军前来制止，缴了“联委”六支手枪还有手榴弹、匕首、子弹。晚上“大军”代表七人至军分区要求处理开枪杀人事件。答复深夜不办公，不予接见。（见梧州市“文革”大事记）
九日 广西“四˙二二”召开“欢送一中‘指点江山’红卫兵回校复课闹革命大会”。广西军区、南宁驻军代表和六九八四部队一排长在会上发了言。（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16卷）
八日 融安“造反大军”包围河勒，夺民兵的枪（河勒民兵排当时是柳州军分区的重点，配备武器精良，有四十支新式步枪，四支冲锋枪、三挺轻机枪），河勒民兵进行了还击。武斗从八日晚打到九日早上六时。河勒民兵排退到小洲驻扎防守。（详见融安县“文革”大事件）
十一日 凌晨三时，以李剑光“四˙二二”大军“农总”为主，伙同大将、板榄、雅瑶、长安“四˙二二”大军武装约一个连沿河勒、凤凰村公路沿线向小洲逼围，在小洲地界受到了阻击。战斗到四时停止。双方各死二人。“四˙二二”大军在撤退中被俘六人。“联指”民兵把被俘人员交武装部。由融安“四?二二”大军“农总”代表领回。（详见融安县“文革”大事件）
十二日 柳州军分区高副参谋长带四人到融安处理这一事件。到后，融安造反大军“围攻”县武装部，要求：制止武斗；给死者安葬费；并提出“大军”不能交枪。十三日，“大军”还要武装部参加追悼会，并打伤县长和会计，逼要埋葬费五百元（后人委会计批了）。
柳州军分区为此请示广西军区，是否可抽调五十五军负责制止武斗的一个连或两个班，去融安制止武斗，协助收缴“大军”武器。
十四日 广西军区吴副司令员对融安问题，指示柳州军分区：
1、告诉大军，去农村夺民兵武器，首先进攻人家，是违反“九˙五”命令和“六˙六”通令的，武斗的责任应由挑起者负责。他们要求军分区和武装部制止武斗，自己首先应停止武斗，交出武器，坚决执行“九˙五”命令和“六˙六”通令。
2、回县城搞革命，不要去农村干涉，要遵守农村十条，死者安葬者自己负责。
3、召集两派谈判，做好思想工作，解决问题，不要轻易动用部队；如果确实需要部队，请分区和五十五军商量解决。（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19卷）
十六日 融水等五个县的“造反大军”在柳州专区文工团建立“柳州地区造反大军联络站”，后又把联络站改为“广西‘四˙二二’柳州专区各县革命群众组织革命大联合筹备处”。有融安、武宣、柳城、忻城、环江、罗城、三江等县的人参加。
“联筹”中的核心成员有：融安涂世馨、武宣谭恕证、忻城胡镇兴、环江谭驹，以及柳州地、市“造反大军”的黄加尤、王家齐、高寿仪和白鉴平。（见柳州地区“文革”大事记）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十月七日《关于按国务院规定实现革命大联合的通知》，桂林各学校，企业单位纷纷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斗私批修”，按系统、按行业、按班级搞大联合、“三结合”，成立“工代会”、“农代会”、“红代会”（基本上由“造反大军”一派组成），并着手筹备成立革委会。“三代会”于一九六八年“八˙二O”行动后又进行改组（基本上由“联指”一派组成）。（见桂林市“文革”大事记）
十六、十七日 崇左县召开全县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大会。会上是“联指”曾多次组织批斗了县委方芝栋的所谓“假党员”问题，并强迫其承认和写出交待。十九日，发现方芝栋死在左江河边。
（方芝栋是否“假党员”问题。在方死后，县人武部、地区组织部及有关部门组成调查组进行核查。结果证实方芝栋不是假党员。崇左县革委会于一九七O年十一月作出了为方芝栋彻底平反昭雪，恢复正式党员的名誉，并召开了追悼会，表彰了他的生平事迹。）（见崇左县“文革”大事件、南宁地区“文革”大事记）
十八日 柳州“联指”组织和驻柳部队、柳警备司令部、市武装部等近万人在人民广场开会，表示响应中央号召，按系统实行革命大联合。（见柳州市“文革”大事记）
十九日 百色“联指”罗杨梓、刘托聪、卢伟等人研究，派梁向前等三人到南宁，把原百色地委书记、区党委农村政治部副主任杨烈揪回百色批斗。十九日中午，杨烈被带到百色，住在地委院内。“四?二二”派认为“联指”对杨是明批暗保，即把杨烈抢走，拉到百色高中批斗。批斗中拳打脚踢，晚上睡在教室盖麻袋过夜。“联指”抗议“四?二二”抢走杨烈。后双方达成协议，轮流批斗。二十四日，“联指”在灯光球场召开万人大会批斗杨烈。区党委农村政治部、区农办和区贫协筹备联合兵团也派人到会参加批斗。二十九日，“四?二二”派在百高批斗杨烈。（见百色地区“文革”大事记）
同日 “造反大军”的“五敢”、“铁拳”六百多人冲进警司责问警司支派不支左等问题并打伤数名战士，抓走政治部副主任刘英山，抢去手枪二支，子弹四十发。（见柳州市“文革”大事记）
二十二日 柳州“造反大军”的“红总”、“政治联总”等五千多人在地区礼堂开会，提出“坚决砸烂旧公检法”。（见柳州市“文革”大事记）
过了两天，柳州“联指”群众约六万人在人民广场集会，提出“坚决打倒伍晋南，彻底砸烂旧市委、旧公检法”。（见柳州市“文革”大事记）
二十三日 恭城县“联指”总部，总结所谓“成绩”，印发了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的“罪行”材料共九集七千七百份；印发了县委“走资派”的“罪行”材料十集五千余份；批斗县直当权派五十六人。（见恭城县“文革”大事记）
同日 钟山县人武部支左人员周善立、“大筹委”（六月二十九日钟山革命大联合筹备委员会成立，简称“大筹委”，名为大联合实质是一派的群众组织）刘星波等人到石龙主办的《经农战报》，以石龙区《卫东彪》“野战军兵团”的名义（经“处遗”查实），发表了题为《石龙造反大军是土匪大军》的给贫下中农的一封公开信。挑拨说“钟山石龙造反大军受反革命组织——‘五?一六’、‘反共救国军’的操纵，正在造枪、磨刀、组织暗杀团，准备夺枪，挑起大规模武斗，对贫下中农、土改老根子、革命干部下毒手”。煽动要行动起来，坚决和土匪大军决一死战。为石龙、董家洞及钟山各地的两派相争推波助澜，制造紧张气氛，结下恶劣后果。（见钟山县“文革”大事记）
二十四日 桂林“联指”和“革联”成立了“桂林市无产阶级革命大联合委员会”（简称“联委”），主要负责人：曹铁军、李年生、柴俭、孙宝山，于十一月十八日占领市委机关院子为据点。（见桂林市“文革”大事记）
二十四日至二十五日 靖西县委机关《一月革命》兵团组织对黄小林批斗大会（共二次），斗争黄小林十多年来一贯“反对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罪行。十一月二十六日《一月革命》兵团又编发所谓《黄小林反对毛泽东思想一百例罪状》。影响极坏。（见靖西县“文革”大事记）
二十五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大、中、小学都要复课闹革命》。
二十六日 柳州两派群众组织代表和驻柳部队代表，在北京达成《实现革命大联合八条协议》。在协议上签字的有：驻柳部队支左领导小组孙凤章、军分区政治部主任才世杰、柳州支左办公室副主任刘祥、柳州“造反大军”代表白鉴平、明在胜；柳州“联指”代表王克明、纪刚。（见柳州市“文革”大事记）
二十八日 北京来电话传达总理指示：参加护路的桂林“老多”要回校复课闹革命，不参加护路。
三十一日 广西“联指”发出《关于坚决打倒假党员、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伍晋南紧急动员令》。（见区文联“文革”大事记）
民兵师成立至一九六八年“八˙二O”后解散，历时九个多月。（见桂林市“文革”大事记）
本月下旬，“广西工农兵业余文艺造反总部”接受“天津业总”、“上海工总司”、“湘江风雷”等组织的邀请，指派梁宝光（南宁船厂工人）、雷群策（市郊社员）、赵永茂（南化工人）去天津参加“全国工农兵业余文艺战士座谈会”。后因会议未准备好，只参加一个预备会即返邕（一九六八年二月江青等人把这个未开成的会，定为“黑会”，《新时代的狂人》定为“黑戏”，广西又把《南疆烈火》打成“黑戏”，“国际共画廊”列为“黑画”）。后来魏佑铸在南宁三代会委员会上说“黑会”、“黑戏”是严重的反革命事件。梁宝光等三人被关入监牢。（见区文化厅“文革”大事记）
本月，桂林地区的全州、灌阳、平乐县和玉林地区的容县、平南、博白等县，出现了所谓“贫下中农最高法庭”和“贫下中农镇反委员会”等非法组织，乱杀四类分子及其子女，手段残忍，后果严重。仅桂林地区的全州、灌阳等县，从九至十二月，共杀死地、富及其子女四百四十人，其中杀人最多的灌阳县杀了一百七十四人，次为全州县，杀了一百二十七人（详见全州县、灌阳县“文革”大事记）
本月间，平乐县源头区源头乡首先成立“贫下中农镇反委员会”。在成立大会上杀五人。接着同安等区的乡成立“贫下中农镇反委员会”。乱抓、乱杀人之风四起。一群众组织写出：“贫下中农镇反委员会就是好”的大幅标语，以示支持。（见平乐县“文革”大事记）
十月至本月，富川一些左思潮严重的人和个别不纯分子煽动杀人。其中古城区杀七人，自杀一人；福利区在斗争中打死十八人，丢入岩洞淹死十人，失踪二人，自杀十八人；枣岭区杀十九人；朝东区杀掉六人，自杀五人；富阳区打死一人，自杀二人。全县合法杀死、打死、丢岩洞淹死共六十一人、失踪二人、自杀二十六人，总共八十九人。对有关人员分别给予党纪、政纪处分，个别人受刑事处分。麦岭区把死者家中鸡鸭捉杀全村吃“太平酒”，麦岭区巩塘村红卫兵政委唐吉学召开人民法庭大会，将五户地、富十三人判处死刑杀掉。十三岁的唐吉全没有被砍死，半夜爬到县公检法军管会，唐吉学又从军管会要回杀死（“处遗”时判刑）。（详见富川县“文革”大事记）
一日 钦州县“联指”根据广西“联指”的布置，成立了“钦州县贫下中农联合指挥部”（简称“贫联”）。县“贫联”成立后，全县各公社也相继成立“贫联”。县、社“贫联”的成立，为钦州的武斗，为全县乱杀人风的泛滥，起到了组织和力量的准备作用。（见钦州市“文革”大事记）
同日 柳铁两派联合召开了庆祝“大联筹”成立大会。大会给毛主席发了致敬电，通过筹委会通告，气氛很好。（见柳铁“文革”大事记）
本月初，柳州“造反大军”地专总部在地区电影公司召开了一次常委会。黄万星在会上说：“戴春涛建议我们‘地总’常委研究吸收一些地专领导干部参加‘地总’各组当参谋”。会上讨论通过任命了刘兴民为参谋组组长，李一峰为副组长，林海、夏玉清、沙君涛、梁仲彬、崔志军、李彬等为参谋组成员。他们的主要任务是：给“地总”五人核心小组（即核心常委高寿仪、戴世鹤、黄万星、陈能荣、陶显）当参谋。（见柳州地区“文革”大事记）
月初，中央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历时三个月，一九六八年元月二十六日结束回桂。参加学习班的有广西两派代表、“三支”“两军”解放军和各级地方领导干部。（见南宁地区“文革”大事记）
二日 钦州“四˙二二”抢走副专员阎庆身，不给他上北京学习。（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19卷）
三、四日 玉林“四˙二二”的“红工总”到容县黎村和联粮站，强行把和联粮所的十六万斤粮食运到黎村（仓库）。由黎村“支多阵线”陈锦绵、梁福可指挥，带领“支多阵线”民兵分三路进入和联，武装保护运粮。黎村“联指”发觉后，派周达昭带民兵拦截，截住两辆汽车，并把司机扣留。（见玉林地区“文革”大事记、容县黎村武斗事件）
五日 黎村“联指”头头孔令炽带领一个民兵排，攻打黎村，被“支多阵线”击溃，孔本人被杀害。
六日 黎村“联指”全面进攻花果山，死二十五人，被俘五十一人。七日晚，“支多阵线”把被俘的天堂林场工人劳卓南杀死，并活埋学生关立华、黄志成（黄未死，后逃脱）。其余人员游斗后释放。
当天，黎村“支多阵线”又诬黎村乡山根二队队员、共产党员、劳动模范区振才“窝匪”（指“联指”）和“收藏枪枝”，把他抓去关押、审讯、批斗。十三日，被杨奕芳、程桂庭、姚达彩等用大刀、长矛、木棍活活打死。（见容县“文革”大事记、容县黎村武斗事件）
同日 区直召开批判“刘三姐”大会。“联指”文艺批判联络站主持。（见区文联“文革”大事记）
七日 容县“联指”召开全县各区武装部长及“联指”头头会议，重新布置武力解决黎村“支多阵线”问题。韦聚贤主持会议，彭昭南在会上讲话。会议决定从石寨等六个区抽调五百多民兵进城，以防黎村“支多阵线”来犯。（见容县黎村武斗事件）
八日 广西军区作出《在支左中所犯方向路线错误的检查报告》。《检查报告》说：“我们的错误对反对韦国清的‘四?二二’接近少、支持少，实际没有给予支持”，“对他们一些错误看得过重，且在政治上压制了他们。突出地表现在五月二十九日南宁警备司令部、政治部发出《致新“工总”、“倒海翻江”某些负责人的忠告、警告书》和六月二日发出的《致“四?二二”火线指挥部的通告书》”，“我们已正式声明《忠告书、警告书》、《通告书》是错误的，应予作废”。《检查报告》又说，“在执行军管任务中，我们对群众态度有错误”，“例如军管的《广西日报》有的文章有缺点错误”，“小将们对此和军管《广西日报》的工作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和抗议，我们没有虚心听取他们的善意的批评，认真地、及时地检查错误，承认错误，相反对小将们却采取了一些指责、谴责等错误做法，同小将们对立”。“在对待群众态度上，我们犯了严重错误，以致使《广西日报》的问题长期未得到解决，我们负有严重责任”。“由于我们在支左工作中，支一派压一派的错误做法，激化了两派之间的矛盾，使南宁市和广西各地的斗、批、改受到了影响”。
当天“四˙二二”派上千人到广西日报社，用三天时间，突击修复武斗破坏的围墙、厂房及机器。
在此前后，“联指”及“四˙二二”均先后到报社工厂、仓库拿去纸和其他物资。（见广西日报社“文革”大事记）
同日 广西两派在北京达成关于《广西两派促进革命大联合的十条协议》。（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9卷）
同日 毛泽东亲自批发了《中央关于处理广西问题的决定》、《广西两派大联合协议》、《成立广西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三个文件（简称“三个照办”）。十一月十九日，周总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安徽厅第八次接见广西两派赴京代表的负责同志。周总理代表中央向代表们对《关于广西问题的决定》逐段地进行说明。中央认为：“一是韦国清、伍晋南、安平生同志《在广西文化大革命中所犯方向路线错误》的联名检查是好的，中央同意他们的检查；二是广西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三是中央决定建立由韦国清、欧致富、魏佑铸、孙凤章、焦红光、郝忠云、王斌、伍晋南、安平生同志以及有革命群众组织代表参加的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见南宁市“文革”大事记）
九日 二十三时至十日凌晨一时，周总理接见柳州铁路局两派代表及铁道部军管会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全体同志。陪同接见的还有李富春、李先念副总理和铁道部军管会主任苏静、副主任杨杰等。（见柳铁“文革”大事记）
十二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对《关于广西两派促进革命大联合十条协议》加了批语。毛主席指示：照办。（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9卷）
同日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转批韦国清在广西文化大革命中所犯方向路线错误的检讨。毛主席批示：照办。（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9卷）
十三日 全州县“联指”的负责人蔡辉龙在全州县城开大会，枪杀了工人蒋伟雄。在全州县造成严重后果。蔡辉龙是全州县派往桂林市武斗的民兵团团长、桂北民兵师长；在桂林武斗中全州民兵团死十八人、伤二十一人。蔡是自治区革委委员、全州县“联总”的司令。“处遗”时蔡被判处徒刑。（见全州县“文革”大事记）
同日 “四˙二二”广西工人革命造反总部、广西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红色工人革命联合总部，达成《关于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促进和实现两派工人组织革命联合的协议》。在《协议》上签名的有：“四?二二”广西工人革命造反总部：秦裕坚、葛元祚、周康、冯鑫娟、石兆斌；广西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红色工人革命联合总部：韦世经、徐德明、郑池礼、周月明、谢景星；广西军工和驻军代表：宋长发。（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9卷）
同日 晚，玉林县福绵公社“四˙二二”“兵管”了福绵街，并缴去福绵“联指”民兵枪六支，子弹四十发，县武装部政委王振锋连夜调南江、仁东、新桥、樟木、成均等公社和六万林场民兵千多人，配合福绵“联指”民兵，对“四˙二二”派的福绵、福东、福西三大队据点进行包围。县武装部派王吉增督战。总指挥苏明槐，副总指挥钟耀光，主要策划者周垂堂。十六日攻占全部据点。这次事件共死二十一人，搜查抓去群众一百多人，其中搜查时抓到就地枪杀的十一人。抓到关押审讯后枪杀的六人。事件主要策划、参与者苏明槐、钟耀光、周垂堂等，在一九八四年“处遗”时均受到法律制裁。（见玉林地区“文革”大事记）
十四日 容县杨梅区召开抓促会议，传达县“联指”会议石寨区介绍的破获“反共救国团”和实行“群众专政”经验。该区于十四日召开群众专政大会，当场打死十六人。该区民兵营长李超文将周恒志押送回家至周家后奸污其妹周惠英。事后又借“群众专政”之机将周惠英之兄和父杀死。十一月二十日晚李超文又强奸了周惠英。以后周家又多次被抄家劫走财物、拆去房屋；周惠英的母亲被迫投河自杀。一九八五年区最高人民法院判处李超文死刑。（见容县“文革”大事记）
同日 下午七时半，毛主席、周总理、陈伯达、康生、李富春、江青等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了正在北京学习的军队干部和在北京开会的一些省、区的军队干部和一些省、区赴京汇报文化革命的两派代表团。广西两派赴京代表团全体代表、军区、军分区来京的同志也参加了接见。（见区文联“文革”大事记初稿、区档案局“文革”材料16卷）
本月中旬容县自良区召开抓促会议，介绍“专政”经验。于十六日召开批斗大会打死三人。该区二十日前后又采用类似方法打死十人，二十二日，容城镇东乡召开群众大会打死十人，彭昭南、韦浩芝策划在容中大操场开万人大会杀死五人。（见容县“文革”大事记）
十九日至二十六日 平南县大安区武装部长杨明，“联指”头头谭潮东，用召开“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坚决拥护中央表态支持韦国清同志站出来闹革命誓师大会”的名义，组织武装民兵和社员一千多人在大安镇集会示威游行，沿途拆除“四?二二”的武斗工事——街道栅闸等，“四˙二二”派的人丢两个自制手榴弹，杨明开了枪，幸未伤人。二十二日下午，人武部就调动丹竹、镇隆等区的一百多武装民兵到大安。二十三日早，由杜玉杰（县人武部负责人）、杨明带领各区武装干事和民兵视察大安圩地形，部署兵力。下午五时，由杜玉杰等指挥“爆破造反大军总部”大门，进入“大军总部”后逐家搜捕，捉到“四˙二二”头头拉出门外就杀，其余的关到旧区委会的监牢去。二十五日晚，搜捕到大军头头宾仲生，把宾打死。后来在区公所开会决定枪杀李大东、莫雨涛等八个俘虏。这场武斗共打死和枪杀二十二人，伤约二十多人，吃去国家大米四万五千斤，猪肉一万四千斤，损失总值达三万元以上。（详见平南县“文革”大事记）
二十二日 桂林“造反大军”三万多人在市体育场召开“强烈抗议桂林‘联指’破坏《十条协议》的大会”。会后举行示威游行，途经市委大院“联指”据点南面围墙边时，游行队伍中有数人被“联指”从墙内扔出的砖块打伤，顿时队伍起哄。一些人涌进了九九分队驻地，想通过九九分队翻墙冲进市委机关内，被九九分队武装人员阻拦。
游行队伍进入警戒线后，九九分队有的战士开枪射击，当场打死机床厂工人王占金、工运公司赵巧荀、毛巾厂刘锡光三人，打伤数人，游行队伍迅速撤离现场。
事件发生后，六九五五部队很快赶到现场，将九九分队人员撤到奇峰镇六九五五驻地办学习班。避免了事态的发展。（见桂林市“文革”大事记）
同日 资源县中峰乡成立了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宣判地主子弟二人以“乱搞男女关系，污蔑毛主席等罪行”判死刑，实行枪杀。从此资源农村开始乱杀人。十二月底至一九六八年初，在梅溪区、里公区杀了二十多名地富及其子女。（见资源县“文革”大事记）
二十三日 一时三十分至二时三十分，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广西革筹小组和广西两派代表团核心小组成员（陪同接见的有戚本禹、余立金）。谈八个问题：（1）关于两派问题；（2）关于贯彻《十条协议》搞大联合问题；（3）关于《广西日报》问题；（4）关于军区的检查报告问题；（5）关于干部问题：（6）关于桂林市武装部九九分队开枪问题；（7）关于柳州造反大军抢夺修筑国防公路的炸药问题；（8）关于外地人员来南宁问题。（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9卷）
同日 巴马罗皮公社支书蓝昌才布置民兵将黄彩良杀害并告诉民兵“回到公社汇报就说他在路上抢民兵的枪才把他杀掉的就成了。”这是巴马杀人的第一枪。（见巴马县“文革”大事记）
二十四日 柳州市“造反大军”“捍武”“卫东”等为营救战友，近百人到警司、分区要求释放原手工业局“捍武卫东”头头（胡登星）进行静坐坚持到二十八日下午离去。（见柳州市“文革”大事记）
二十五日 合浦县康州中学等校“四?二二”学生到县人武部门口静坐（多时达二千多人，少时有数百人）。要求县人武部采取措施：全面封存枪枝，为“四?二二”派的韩满初平反（当时韩被公安局拘留），实现两派在北京签订的协议，撤销原公安局长李登复于六月二十八日签发的《当前“支伍”派活动的一些情况和意见》（《意见》中说：合浦地区“支伍”派勾结社会上牛鬼蛇神，煽动群众不交公粮，进行反革命活动等）。（见合浦县“文革”大事记）
同日 十九时三十分，革筹小组开会研究当前工作安排问题。（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二十六日 凌晨，革筹小组成员郝忠云被来南宁的桂林“联指”和广西“联指”的部份群众拉到“建司”。后经军区派人前去劝说，约二时后送回。二十七日中午，郝忠云返回桂林。（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同日 十五时，革筹小组韦国清等七人在军区礼堂接见南宁“三支两军”全体人员和军区机关干部，魏佑铸宣读了中央《关于广西问题的决定》。
同日 “工农兵业余文艺造反总部”接受“天津业总”、“上海工总司”、“湘江风雷”等组织的邀请，指派梁宝光、雷群策、赵永茂（南宁）等三人去天津参加方纪、孙振、白桦召开的“全国工农兵业余文艺战士座谈会”。他们在天津十天左右，参加了一个准备会便返邕。（见区直文化系统“文革”大事记）
二十七日 下午和晚上，革筹小组韦国清等六人开会，研究当前工作安排。出席会议的有：韦国清、欧致富、魏佑铸、焦红光、孙凤章、王斌。晚上并有孙磊、陈开路、赵维学、焦玉山列席会议。
会议商定：坚决贯彻《十条》、《六˙六通令》、《九˙五》命令和《七条》，不搞派性宣传；各县、市没有成立监督小组的迅速成立；两派到各县去的人回来，农民来城的回去；主张武斗的由本组自己抓；广西日报仍要军管；不承认犯方向路线错误。石勇可以换，但不是撤职；要诚心诚意支持伍晋南站出来等。（见区革筹材料6-1卷）
同日 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发出贺电，祝贺柳州市两派红卫兵实现大联合。（见广西革筹材料2卷）
同日 梧州市“大军”举行抗议“广西‘联指’非法绑架广西革筹成员郝忠云”大会。队伍行经市人委大楼门前时，遭到枪击。大军的傅贻球（外贸干部）被击毙，其内弟陈庆恒上前抢救时被打伤。（见梧州市“文革”大事记）
同日 荔浦县“工农兵司令部”所属修仁总部头头沈石光等人带领福旺、大榕、木山、三浩、横水、四育和武陵等七个公社的部份农民及少数武装民兵，以抓打人凶手曾国强（当时是现管四类分子）等人为名同，包围修仁“农总”（“造反大军”观点），双方发生冲突，福旺公社民兵被“农总”缴去步枪九支、子弹数十发。（见荔浦县“文革”大事记）
二十八日 桂林地区十二个县“联指”观点的农民代表，分乘四十七辆卡车，装着大肥猪、鸡、酒等，携带几支七九步枪及少量子弹，敲锣打鼓“慰问”桂林“联指”，绕市区一圈后开进“联指”占据的市委院内。桂林“老多”针锋相对，调动了几十辆载着高音喇叭的宣传车，绕市委大院进行广播，谴责“联指”煽动农民进城，企图挑动武斗。经部队分别做工作后，次日晚十时前，农民代表全部撤离桂林市。（见桂林市“文革”大事记）
同日 欧司令员、魏政委指示，今晚立即给桂林地区的荔浦、阳朔、恭城、全州等县武装部打电话：武装部要坚决说服、劝阻各县的人不要到桂林，要在原单位抓革命促生产，桂林市的问题由桂林驻军与两派协商解决。（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16卷）
柳州“造反大军”多次到军分区抢枪。进住市武装部七昼夜。二十九日下午七时多至晚上十一时多，三百多人四次冲击市武装部，占领办公楼，打伤武装部二人，抢去手枪二十一支，半自动步枪一支、手榴弹一枚、五六式子弹二千六百发、七˙六二子弹五百发。保密室已被打开，见人就打，电话全部被切断。（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19卷）
二十三至二十九日 平南县南河、武林、新儒、寺面公社的所谓“农民法庭”，乱抓人杀人，仅十多天，杀害二十四人。（见玉林地区“文革”大事记）
二十九日 容县抓促指挥部发出不准乱捕、乱杀人的电话通知。（见容县“文革”大事记）
同日 容县人委“虎穴追踪”兵团头头韦芝浩策划打死技术干部周吴旦，灵山区打死三人，十一月三十日石头区打死五人，十一月下旬杨村区打死十一人，十二月八日松山中学副校长、党支部书记苏尚湘被该校学生用刀活活杀死……。抓促指挥部通知不准乱杀人的电话发出后，杀人的事继续发生，不见采取任何措施，到了十二月份县武装部、 抓促指挥部、县“联指”等组织负责人召开会议调动民兵进行大规模武斗，使杀人事件规模更大，组织和指挥更统一。
同日 欧致富、焦红光、王斌、魏佑铸、孙凤章，分别接见“联指”、“四˙二二”部份常委，做关于伍晋南、安平生回南宁的工作。（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三十日 晚上，革筹小组韦国清、欧致富、魏佑铸、焦红光、孙凤章、王斌等六人开会（列席：孙磊、赵维学）。首先由孙凤章汇报“四˙二二”的一些反映和意见，尔后听得柳州军分区副参谋长刘祥关于柳州市武斗问题的汇报。对柳州市武斗问题，经研究采取了以下措施：
（1）驻军、军分区、市武装部召开会议，统一认识，组织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坚决制止武斗。
（2）找两派负责人个别谈话。说服其所属人员离开军事机关。
（3）军队不准开枪，市人武部不能离开驻地。
同日 梧州“造反大军”“兵管”医药站，抢医药品制造爆炸品，还抢剧毒药品和战备剧毒麻醉药品等。抓了医药站四人，职工不能上班，十二月三十日，该站外逃八十多人，每科室只有一、二人。全市一百三十多个单位无法工作。（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15卷）
同日 钦州县“联指”人委前卫兵团头头陈绍炎等策划，派江志瑞等人把“四˙二二”派“敢闯”战斗队头头张振超（县委干部）抓往人委大楼，拳打脚踢，刑讯逼供，致重伤，当天死去。（见钦州地区“文革”大事记）
本月下旬，在广西军区作了“在支左工作中所犯方向路线错误的检查报告”后，广西“联指”集队冲进军区大院，要揪“出卖原则”的军区负责人。“西大能闯”参与这一行动。（见广西大学“文革”大事记）
一日 上午和下午，区革筹小组在邕全体成员，分别接见广西两派常委，做伍晋南回来的工作。并听取对当前工作的意见。
被接见的“联指”常委：有颜景堂、廖炜雄、任树人。同时被接见的、还有柳铁“钢联指”的两名代表；被接见的“四˙二二”常委：林福文、曾春生、章英、李朝杰等十三人。同时接见的还有柳铁“工机联”的两名代表。（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二日 区革筹小组发出《关于制止武斗的五点意见》。内容如下：
一、大力宣传中央“六˙六”通令、“七˙一三”通知、“九?五”命令和广西两派达成的《十条》、《七条》协议，抓紧上交武器、弹药工作，做好劝止农民进城的工作。
二、各革命群众组织和革命群众要百倍提高警惕，加强敌情观念，严防黑手，克服派胜。
三、地方领导干部要坚决执行中央《关于广西问题的决定》和两派达成的“十条”协议，不能支一派，压一派，不准参与支持和挑动武斗；
四、各革命群众组织要掌握斗争大方向，搞好本单位斗、批、改，实现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
五、军队必须高举“拥军爱民”旗帜，做爱民模范不能支一派压一派。（见广西革筹材料12卷）
本月初，桂林地区“联指”在荔浦召开会议，并组织与会的代表到修仁区参观“联指”用武力攻克“造反大军”派观点的“农总”据点后，成批杀害“俘虏”的“造反大军”人员的现场会。恭城县“联指总部”吴树珍、兰来（公安干部）参加了会议，回县后在文庙召开了战斗队队长以上人员会议，进行传达介绍。激起了派性仇恨，加剧了派性斗争。（见恭城县“文革”大事记）
本月一日“四˙二二”派人到樟村县物资局炸药仓库，抢走黄色、白色、黑色炸药共四千五百一十公斤。鸟枪黑粉四百六十九公斤，雷管六千六百零二只，导火索三千三百一十四米，步枪二支。“联指”称之为“一二˙一”反革命事件。
二日，县人武部召开科长以上干部会，县“抓促”副主任冯祖茂（县委副书记）也参加了会议。（1）会议决定调民兵进城，封锁沿江两岸；（2）人武部组织双方谈判，限期交回炸药；（3）谈判不成即用武力解决。向“四˙二二”要求交出炸药。谈判无结果，“联指”总部、“抓促”指挥部，即通过电话和派人下去联系，调动了十二个公社（镇）的民兵二千一百一十五名进入桂平县城。
八日早六时“联指”攻入工农高中“四˙二二”人员大部已于七日晚逃走余下百多人，赤手空拳走出来成了俘虏。这些“俘虏”被枪杀二十一人（其中有农林局副局长王宝鉴、农业局局长李卓才等）
武斗结果双方共死三十人（包括杀“俘虏”二十一人在内）。其中“四˙二二”派二十五人，“联指”一人，没有参加群众组织的三人，两派都不认识不知姓名的一人。杀后尸抛黔江，说是“免费去广州”，双方共伤二十二人。“四˙二二”派伤十人，“联指”派伤十二人。
事件结束后两派继续论战。“联指”发出《一二?一抢劫国家炸药现行反革命的真象》，又用三代会名义发表《一二?反革命事件的调查综合材料》，把事件的罪责推给对方。“四?二二”发表《桂平反革命大屠杀汇报材料》，公布“联指”对“四˙二二”采取血腥镇压的手段。
“一二˙一——一二˙八”事件结束，新木、江口等公社成立“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公开出布告，宣布他们有权力镇压未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及社会上的一切牛鬼蛇神的破坏活动。（见桂产县“文革”大事记、大事件）
二日 藤县象棋区贫下中农对敌专政委员会召开大会，把诬蔑为参加“反共救国造反大军”的九人打死。尔后河柳 等乡也以“反共救国军”的罪名在不同地点分别召开“群众专政”大会，杀死二十八人。十二日岭景区“抓促”主任等人策划召开“贫下中农对敌专政”大会，打死五人。尔后皇村等乡皆召开“专政”大会，以“反共造反大军”罪名杀死二十二人（在“处遗”中对受害者平反、抚恤）。
三至七日 荔浦县工农兵司令部常委尹瑞云、两江区武装部长叶光林带领四十多人，到修仁贴大字报，被“农总”围攻。当晚，“工农兵司令部”常委董茂轩召开各总部头头、各区武装部干部及公安局部份干部参加的会议，成立所谓“平息修仁反革命夺枪暴乱指挥部”（简称前线指挥部），董茂轩为总指挥，叶光林、莫高林（青山区武装部长）、罗传英（社莫区武装干部）为副总指挥。决定组织各区民兵连夜开赴修仁。四日凌晨，民兵与“农总”发生武斗，至七日凌晨结束。“前线指挥部”死四人，伤七人；“农总”死二人，百余人被抓，被抓人员除被施行吊打，灌屎尿、剖脚肚放土等刑外，后在“前线指挥部”的董茂轩、尹瑞云、李时宾的授意下，黄代明、邱天球、黎明吉、陆永和、李祥英、周高龙、郭荣天等人将被抓的刘元清等二十四人杀死。
七日，又召开所谓“荔浦县修仁镇压反革命夺枪胜利大会”。将吴宣业等十四人杀死，大会群众在混乱中走开。
武斗期间，桂林地区十二县和鹿寨、钟山、蒙山，以及南宁市共十七个县、市的“联指”在荔浦召开会议。七日，与会人员并参加了所谓“荔浦县修仁镇压反革命夺枪胜利大会”。（见荔浦县“文革”大事记）
三日 钦州县“联指”用电话向全县各公社发布《紧急动员起来，坚决制止反革命暴乱》的动员令。（见钦州市“文革”大事记）
同日 “四˙二二”十万多人在朝阳广场集会，庆祝“广西工总”成立一周年。（见区文联“文革”大事记）
同日 柳州“造反大军”“联总”、“二?七风暴”等群众组织六十多人，到黄村军分区军械库夺枪，解放军战士宣传“九?五”命令劝阻无效，打死“造反大军”四人，打伤二人。激起“造反大军”群众不满，把尸体抬到军分区礼堂，要求解决问题，陈尸半月之久。最后经军分区做工作，才处理清楚。（见柳州市“文革”大事记）
四日 十八时，伍晋南、安平生从北京乘飞机回到南宁。革筹小组成员魏佑铸、王斌及驻军、两派代表百余人到机场欢迎。（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同日 桂林“联指”头头李连生等十一人，上访区革筹小组，反映六九五五部队支一派，压一派和桂林“造反大军”包围“联指”据点等情况，提出六点要求：（1）给桂林“联指”解决经费问题，发放工资；（2）立即释放桂林“联指”被抓人员（约四十人左右）；（3）保证四大民主；（4）责令六九五五部队收缴“造反大军”武器；（5）惩办打人凶手；（6）保证通讯自由。革筹成员、广西军区欧致富司令员接见了他们，并作答复：八次接见周总理已讲清楚，就按周总理指示办；同桂林地区支左部队研究解决，同革筹小组成员郝忠云商量；工资应发，参加武斗的不发；扣押的人员要释放；四大自由要保证；“老多”应当交枪；惩办凶手以后再说，由各革命群众组织自己抓人，现在不好办；对六九五五部队有意见，可以写出来，我们可以转中央，但不能抓人、冲击军事机关；“联指”要掌握大方向，争取合法地位，紧跟部署，搞好联合；我们反对武斗，反对“老多”搞武斗，也反对你们搞武斗。（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15卷）
五日 桂平县江口人武部召集“联指”头头开会，对攻打“九˙七”作了具体部署（“九˙七”是江口镇的属于“四˙二二”派的一个组织）。七日上午顺利地占领了“九?七”指挥部，没有搜出任何武器和炸药。“联指”武装人员挨户抓了“四˙二二”派的八人；释放二人，其余六名处决。当晚十二时把六人拉至浔江河边枪杀，因天黑跑了三人，一人跑回江苏老家、一人在一九六八年刮“十二级台风”时被打死尸抛浔江，一人逃住瑶族山乡于十二月八日被江口“联指”民兵押回枪杀在马河。（见桂平县“文革”大事记）
七日 永福县“联指”常委于锡连带一些人参加荔浦修仁所谓“群众专政镇压反革命暴乱”杀人现场会。回县后开常委扩大会、战斗队干部会、“联指”全体成员大会。传达修仁杀人现场会议精神，大讲“造反大军已走向反面，准备搞反革命暴乱”。提出“只能一派得胜，不能两派共存”的口号，为彻底搞垮对方大造舆论。接着“造反大军”成员被“联指”民兵打伤，有的机构被砸，据点被围攻。（见永福县“文革”大事记）
同日 广西“四?二二”指挥部发表声明，就全面贯彻周总理的指示提出六条要求：（1）军区必须承认在《广西日报》犯方向路线错误；（2）撤销广西日报社军管小组的五点声明；（3）全面调整军管小组；（4）革筹加强领导，促进报社两派早日达成协议；（5）实现上述要求，立即撤出外单位人员；（6）在达成协议前，则暂由“四?二二”出报。（见广西日报社“文革”大事记）
八日 魏佑铸代表革筹小组召集广西日报社两派谈判，提出解决《广西日报》问题的四点意见：（1）广西日报社两派联合起来，在军管小组的领导下共同出版，可先出电讯，也可以考虑发表两派同意的文章和革筹小组指定的文章；（2）进驻广西日报社的外单位人员要撤出，广西日报社内部人员要回来；（3）军管小组成员，可作必要调整；（4）《广西日报》军管期间有错误，是什么性质的错误呢？我们认为不是方向路线的错误。主要是对群众态度，可以按军区向中央检查调子检查，但分歧意见很大未达到协议。（见广西日报社“文革”大事记）
九日 钦州小董驻军撤走时将驻地应德娄交小董“四?二二”接管。当晚小董“联指”派马绍良（公社武装部副部长）、沈升权（小董公社副社长）等头头在公社召开有十六个大队支部书记和机关、学校、街道负责人参加的会议，决定调动各大队民兵以武力解决驻军住地。十日八时，马维良组织民兵一千多人，包围小董镇，用刀枪、石灰、禾叉等为武器攻打据点（“四?二二”从驻军接管的）应德娄等处。“四?二二”派人少，不敢抵抗，大部分人闻风而逃。武斗中打死“四˙二二”九人（被俘后打死的六人），捉拿群众七百多人；放火烧房屋二间，炸毁房屋一间，损失公私财物约计十多万元。（见钦州市“文革”大事记）
十日 广西革筹小组第二次召集广西日报社两派代表谈判恢复军管办报问题。
同日 上午，区革筹小组开会，研究桂林“五四雄鹰”抢师院“造反大军”的枪问题。决定给一四一师打电话：（1）不准开枪，不准抓人；（2）派干部进行劝阻；（3）枪支接管、转移。
下午继续开会，研究东罗煤矿事件等问题。该煤矿去年处理四百多临时工，今年要求复工，最近有几十人静坐绝食。两派都支持，“四?二二”五百多人陪坐。二十多人前来反映情况，广西军区副司令员徐其海接见，作五点指示：（1）静坐绝食不对；（2）处理的工人中央已有规定；（3）陪静坐不上班，不生产是不对的；（4）病员医院没有条件抢救，已告知卫生厅去人抢救；（5）要求立即停止绝食。（见区革筹材料6卷）
十二日 晚上，区革筹成员欧致富、安平生接见“联指”常委颜景堂、潘玉臣。柳州“联指”李立光也参加会议，听取他们对柳州出现反动派标语的处理意见。
随后又接见了“红色铁路”的代表，听取他们对桂林“老多”阻碍铁路交通的反映。（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同日 两派达成《关于联合开办第二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协议》。学习班从十二月八日至三十日。协议规定：对方按照系统、单位，本着对口、对等的原则，各选派六十名学员参加学习。（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9卷）
同日 广西“联指”发表关于《广西日报》问题的严正声明，重申“四˙二二”必须立即撤出进驻报社的外单位人员；支持革筹四点意见；“四˙二二”夺军管大权犯方向路线错误；伍晋南勾结贺、霍、谢、袁指使“四˙二二”坏头头蒙蔽群众进行夺权，必须低头认罪。（见广西日报社“文革”大事记）
同日 “联指”在区人委礼堂召开“坚决贯彻毛主席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批示，彻底砸烂广西‘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大会”。“红色文化”代表在会上攻击诬蔑所谓“文艺黑线”的总后台，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大搞所谓封、资、修、大、洋、古、高、精、尖等。（见区文联“文革”大事记）
十三日 区革筹小组以明码电报转发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六日《对监狱和劳改单位的三点指示》：1、任何群众组织，不准以任何借口冲击监狱和劳改单位，不和在押犯人、劳改犯人联系；2、监狱和劳改单位目前坚持正面教育，不搞“四大”；3、在押犯人和劳改犯人，只能规规矩矩地服从监管、改造，不许乱说乱动，违者严厉制裁。（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15卷）
十五日 广西两派赴京学习代表黄冬、张念祖、熊绍辉、刘国富、杨庆才等给广西革筹小组转南宁市两派革命群众组织喜信，报告在毛主席身边学习的广西两派全体代表，实现了大联合。（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9卷）
同日 零点四十五分，柳州“联指”工交兵团在解放南路的工交兵团联络站，被用烈性炸药炸毁，几间房屋倒塌，当场炸死朱其辉，重伤八人，轻伤二十九人。
相隔四、五小时，“联指”派为了报复，便在附近的“造反大军”的“城中战团”据点内抓走市委副部长卓克明、工交政治部主任乔仁卿、法院院长、档案局长等七人。档案局长陈君承被弄死，其他人员被打或被打伤，以后放出被劫人员。（见柳州市“文革”大事记）
同日 广西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发出《紧急动员起来，立即制止武斗，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十项命令：一、军分区、人武部、驻军、三支两军人员和各革命群众组织、广大革命群众，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坚决执行中央“六?六”通令、“九˙五”命令、“七˙一三”和“九˙一三”通知，牢牢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二、立即停止武斗，消除一切武斗因素；三、不准抢夺武器，坚决收缴枪枝、弹药；四、群众组织不准随便抓人、打人、杀人，已抓的人一律释放；五、农民不准进城武斗，城市和墟镇的人也不要到农村串连；六、民兵不准参加武斗，更不准动用民兵武器进行武斗；七、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惩治坏人；八、军分区、人武部、驻军要支左不支派，做爱民的模范等。（见区革筹“文革”材料2卷）
同日 柳州两派达成《关于柳州两派就立即制止武斗歪风的紧急措施》。签字的有：王本明、王伟民、张麦生、孟宪升、金喜珍、杨家驹、赵从江、韦才山。驻军代表孙凤章、王宪、田圃。（见柳州市“文革”大事记）
十九日 凌晨，梧州、荔浦、贺县、桂平、鹿寨、容县、罗城、玉林、钦州、博白等市、县“造反大军”赴邕“反屠杀控诉团”二百余人，到军区静坐游行，强烈要求革筹小组和军区制止武斗，严惩杀人凶手。（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同日 “四?二二”各县“反屠杀委员会”向革筹小组、军区发出公开信，提出五点要求：（1）立即制止农民进城参加武斗，解除各地武装民兵和“联指”对“四˙二二”的围攻；（2）立即派野战军到上述地区制止武斗，收缴武器；（3）立即下令取缔“贫下中农最高法院”等反动组织；（4）立即解决各地受迫害来邕去桂的造反派和革命群众的生活问题；（5）韦国清、广西军区要立即到群众中公开检查改正错误。（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同日 南宁市北岸砖瓦厂实现革命大联合，召开大会庆祝。韦国清、王斌、伍晋南、安平生、王璞等参加大会。韦国清代表区革筹、军区、驻军讲了话。（见南宁市“文革”大事记）
二十日 魏佑铸和欧致富接见外地来的十五人。他们提出五点要求：（1）立即召开分区、人武部电话会议，解除民兵“联指”武装；（2）玉林、平南等县要立即派作战部队去；按总理指示，立即取消贫下中农最高法院；（3）解决外地受迫害人员的吃住问题；（4）大量印发中共批示的三个“照办”，并到群众中公开检查。
二十一日 南宁召开欢迎在京学习同志派回汇报团大会。韦国清在大会上讲了话。接着汇报团成员分赴各地区、市，向两派群众组织汇报。对促进各地两派大联合，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见广西革筹材料3卷）
二十二日 在毛主席“斗私，批修”的号召下，和广西两派在京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推动下，广西两派达成协议，成立革命大联合筹备委员会。下午，南宁两大派和解放军指战员十五万多人在朝阳广场集会热烈庆祝。南宁市首批实现革命大联合的七十五个单位向大会报喜。
此后，南宁两派工人组织、财贸系统组织、手工业实现组织和大中小学红卫兵组织、区、市机关两派组织等，也纷纷达成协议，成立了大联筹，促进了各系统、各单位的革命大联合。使当时混乱局面暂时缓和。（见南宁市“文革”大事记）
同日 二十三时，欧致富接见“联指”常委颜景堂、李家海商谈制止交通厅、水电厅武斗问题。（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二十三日 晚上，革筹小组举行会议，研究如何巩固和发展革命大联合问题，对水电厅、交通厅武斗问题的处理，确定了五条原则：（1）外单位人员一律撤出；（2）武器由军区负责收缴；（3）不准打架，不准动武，不准进行人身侮辱；（4）保障四大正常开展，保障人身安全；（5）被抓的人立即释放。（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同日 南宁地区两派联合召开庆祝大会。南宁地区十四个县市的两派代表（各派十五人，共五百八十人）今天全部到达。宾阳、崇左、武鸣、马山、凭祥等县（市）两派代表，实现了大联合。下午，区革筹小组接见了南宁地区全部代表。（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17卷）
同日 驻柳部队、柳州军分区、柳州市人武部孙凤章等，在柳警司院内召开有两派代表参加的“促进革命大联合座谈会”，讨论通过关于实行大联合的六条，会后公布了六条。（见柳州市“文革”大事记）
二十四日 经中央批准同意，革筹小组和军区联合发布了《取消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等组织的紧急通知》。指出“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贫下中农镇反委员会”和“贫下中农肃反委员会”等组织是非法的，必须立即取消，停止活动，今后不得再成立类似组织，更不得以任何名义、任何借口私设法庭，随意杀人、捕人，如有违抗者，严加追查，依法惩办。（见广西革筹材料2卷）
同日 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电告钦州两派革命群众组织，命令立即停火，双方抓的人立即释放，参与武斗的农民立即撤回。（见广西革筹材料2卷）
同日 下午，革筹小组成员韦国清、魏佑铸、王斌、伍晋南、安平生到南宁专区参加机关所属的十三个县成立“大联筹”庆祝大会。魏佑铸、伍晋南分别在大会上讲了话。（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本月中旬，容县“联指”再次开会策划用武力解决黎村“支多阵线”问题。彭昭南主持。县人武部部长王惠卿、政委郭世松及县抓促指挥部、县“联指”头头潘建中、韦聚贤等十多人参加。会议决定财物由县负责，组织杨村、杨梅、灵山、石寨等区民兵攻打黎村“支多阵线”（“四?二二”据点），由张洪顺、彭永义任正副总指挥。
二十四日，县武装部调来灵山等区（镇）民兵四百多人，在张洪顺、彭永义的率领下，武装部肖文斌亲临督战下，开始攻打黎村“支多阵线”（玉林军分区一个武装排驻杨村区公所监视。车队从县武装部运弹药作武斗使用）。激战三天，于二十七日攻下黎村。“支多阵线”被打死三人，其余千多人外逃广东信宜和梧州等地。武斗中经济损失计吃去粮食三万六千多斤，财政开支一万八千多元。
武斗结束后，为了扩大对“支多阵线”在黎村的罪恶。彭昭南、韦聚贤、韦芝浩等人举办“支多阵线”搞武斗的战壕、工事、蒋介石像、伪币、封建迷信等罪行大型展览。经过这一系列宣传，到一九六八年清队时该区被打致死一百四十五人的恶果。（见容县“文革”大事件）
二十五日 南宁两派红卫兵“大联筹”成立，韦国清等出席了成立大会，欧致富在会上讲话。
晚上，广西“大联筹”召开会议，革筹小组魏佑铸、王斌、伍晋南、安平生参加会议。研究：（1）成立“大联筹”办公室；（2）派联合工作组到钦州地区制止武斗等问题。（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同日 柳州地专“总部”和“联司”两派代表，就两派大联合进行座谈，达成六条协议。协议中说“要坚决拥护和贯彻执行柳州两派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发表的‘促进革命大联合公报’”，“决定在当月二十六日成立‘柳州地专革命联合筹备委员会’”。两派参加座谈的代表共二十九人，柳州军分区代表三人共三十二人。（见柳州地区“文革”大事记）
二十六日 柳州两派群众、驻军六万余人庆祝柳州两派群众成立“大联筹”，实现革命大联合。两派代表表了态，驻军代表孙凤章讲了话。会后，公布了实现大联合的九条措施。（见柳州市“文革”大事记）
同日 十三时二十分，“四˙二二”各县“反屠杀委员会”组织两千人到广西军区礼堂门前开大会，强烈要求革筹小组和军区制止各地大屠杀。伍晋南接见并讲了话。（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四˙二二”还成立了“一二?二六指挥部”约有七百人进驻军区礼堂和群众接待站，安装了高音喇叭，发布了“一二?二六”声明，重申“反屠杀指挥部”提出的五点要求。（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同日 十九时三十分，革筹小组举行会议，研究如何做好对进驻军区的群众的工作问题。（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二十七日 凌晨，梧州“联委”攻打“造反大军”红三司六一七公社据点一幼，“造反大军”陆永雄等三人被打死，十七人被打伤，赴京代表郭坚左臂中弹受伤。次日，梧州军分区刘文举副政委和周树忠副参谋长等人到“造反大军”军 部做工作，被围攻和殴打，周被扣留，第二天才放回。（见梧州市“文革”大事记）
二十八日 桂林市“联委”（即“联指”、“革联”联合组织）成员孙宝山想夺“联委”的领导权，加上孙宝山打、砸、抢行为严重，支左部队认为，孙宝山是桂林两派武斗的重要因素，经军管会与“联指”负责人李年生、曹铁军、柴俭等人商定，由军管会出动一个连兵力，抓捕孙宝山。本月三十日凌晨五点，孙被解放军战士用冲锋枪击中头部身亡。（见桂林市“文革”大事记）
同日 南宁市北岸砖瓦厂两派群众组织，第一个按车间、班组实现大联合。双方签订了关于制止武斗的《六条协议》和实现大联合的《十条协议》。二十九日下午三时半，区革筹小组成员韦国清、王斌、伍晋南、安平生以及驻军负责人王璞等到该厂参加全厂职工大会，韦国清和广西军区和驻军代表在会上讲了话，以该厂实现革命大联合表示坚决支持和祝贺。（见南宁市“文革”大事记）
二十九日 九时至十六时五十分，“四˙二二”在军区院内召开支持各地反迫害、反屠杀的万人大会，还有近二百人提出要求解决工资问题，进入军区作战办公楼静坐长达十四小时。直至一九六八年元旦才全部撤出。（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二十时，王斌、安平生参加大联筹会，研究两派合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等问题。（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同日 孙凤章主持召开柳州市第一次“大联筹”成员会议，强调两派群众务必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按照九条措施去办。并最后提出三点要求：“1、号召两派群众组织，拆除所有武斗工事；2、上交武器，停止武斗；3、整顿市容，干干净净迎新年。”（见柳州市“文革”大事记）
同日 区革筹、就广西军区就玉林、梧州、钦州地区发生武斗的问题发出制止武斗的三条命令：1、双方立即停火，不准进攻对方；2、双方所抓人员立即无条件释放，不得以任何借口加以伤害；3、凡因武斗而进城的农民及其他人员 ，要立即返回原单位抓革命，促生产，否则由挑起者负责。（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同日 广西大学“能闯”向区党委书记、区革筹小组成员伍晋南发出“勒令”文告，限令他在一九六八年元月五日十二时前交出所谓“认罪书”，否则凘针采取最强硬的措施。（见广西大学“文革”大事记）
三十一日 十八时三十分至二十一时，韦国清、魏佑铸、王斌、伍晋南等接见“四˙二二”进驻军区的一千多名群众。韦国清、魏佑铸根据他们的要求，分别在会上讲的话。（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33卷）
本月，驻柳四支队七十辆汽车去湖南运粮，被以程靖球为首的融安县“青年近卫军”拦截。在长安镇河东八天，不准他们过河。扣留十五台车和解放军。抢走押运部队队冲锋枪十五支，子弹九百发，炸伤押车战士三人。车队返程时，又被抢去茶油二十六桶共九千斤。（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20卷）
本月间，老干部张进煊强加给莫须有罪名，遭受迫害。张于一九三八年初受中共广东省委派遣回合浦重建地下党组织，是合浦县第一县委书记，是合浦党组织者之一，一九五八年被错定为“反党分子”、“地方主义分子”受处分。一九六一年重新安排工作。在“文革”中又被本单位“文革”组织强加给“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叛党分子”和“反党、反人民”等莫须有罪名，进行政治上的迫害。于一九六八年二月十一日在合浦医院含冤逝世。（见合浦县“文革”大事记）
本月底，广西日报社“五八一一二”编印出版派性小册子：《还我长城——彻底清算伍家村修正主义集团窃夺军报〈广西日报〉大权的滔天罪行》。其中《军管〈广西日报〉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一文明确指出：“军管《广西日报》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组织革命派（按：指“联指”组织）和革命的工农兵办报，大量刊登革命派的文章……。在军管《广西日报》上从不刊登为党内走资派所操纵的保守派（按：指“四?二二”组织）的活动和文章”。编发了《在军管〈广西日报〉问题上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见广西日报社“文革”大事记）
本月底，柳州“造反大军”“钢青近”抓了“联指”斗批改组织一女同志到小南路日杂经理部彭大陆住处，审讯、用电刑后，由刘和明、彭大陆等人进行轮奸。（见区档案局“文革”材料10卷）
来源：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广西“文革”档案资料（第十八册）》，一九八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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