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89-10-0 作者：中共武汉市委党史办公室
中共武汉市委党史办公室5月23日，中共武汉市委常委会根据中共中央《5．16通知》和正在中南局开会的宋侃夫两次来信(电)的意见，决定发出《高举文化革命大旗，深入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的通知，要求各战线，各区、局党委和社教分团、工作队党委，都必须根据中央《5．16通知》精神，密切注意“文化大革命”的发展趋势，加强领导，组织干部群众向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开火。由此，武汉工厂、企业、机关、生产队、学校连日纷纷集会，声讨所谓邓拓“反党集团”。
5月30日，中共武汉市委根据湖北省委通知，要求各区、局，各直属单位党委立即组织18级以上党员干部听《5．16通知》等5个文件①(5个文件除《5．16通知》外，还有《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议纪要》、《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关于陆定一同志和杨尚昆同志错误问题的说明》和《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的传达，要求做到“学习文件，认清形势，大鸣大放，清理思想，提高觉悟，投入战斗”。次日，又决定将传达扩大到车间党支部书记一级。5个文件的传达，在党员、干部中引起极大震惊。
6月1日至10日，《武汉晚报》转载《人民日报》发表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等一系列社论及中共中央改组中共北京市委的决定和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写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严重影响了武汉地区的形势。许多单位的群众，特别是青年学生强烈要求揪斗本单位的“牛鬼蛇神”和“黑帮”。中共武汉市委鉴于形势的发展，指示文教战线组织工作组，于6月10日以后陆续分赴各基层单位，加强对运动的领导。
6月13日，中共湖北省委错误地抛出武汉大学校长李达、前党委书记朱劭天、副校长何定华，作为武大的“三家村”，在全省范围内开展批判。数以万计的武汉地区职工、学生、干部络绎不绝地到武大看大字报并声讨“三家村”。
6月14日，中共武汉市委常委(扩大)会议根据省委领导指示，决定全市普遍发动群众贴大字报，内容不论正确与否，都不能限制与压制。同时决定“四清”运动要停下来，集中力量搞“文化大革命”。许多单位出现乱点名、乱揪斗的现象，致使逃跑、自杀、死亡事件接连发生。
6月17日，在武汉文化界“文化大革命”动员大会上，中共武汉市委把市文化局党委主要领导同志错误地宣布为“黑帮”，在文化界开展批判斗争。同时，共青团武汉市委和市学联召开学生代表会议，号召全市青年“积极投入斗争，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大破资本主义、封建主义、修正主义思想，把自己锻炼成为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7月上旬，《武汉晚报》发表市文化界所谓“黑帮”材料，全市组织了“批判”和“声讨”。
6月18日，中共武汉市委发出《关于文化大革命当前工作中几个问题的通知》。《通知》根据《人民日报》社论的精神，要求各行各业、各单位必须把“文化大革命”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放在各级党组织议事日程的首位；必须放手发动群众，放手实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在深入思想发动的基础上，对群众队伍进行“阶级分析”，“分清左、中、右”。《通知》同时提出，“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对于全国、全省、全市的斗争必须积极声援，但是主要的应参加本单位的运动”，“大字报应该放手，但不能贴到街上去，也不要贴到被批判对象的家里去”，“整个运动要强调摆事实，讲道理，开展说理斗争，严禁打、捆、跪、戴高帽子游行等非法斗争，需要拘留和搜查的，按法律手续办”；“各单位对运动、学习、工作、生活等要作出妥善安排”，保证第三个五年计划第一年任务圆满完成；以及保护各种建筑物、文物、古迹、无反动政治内容的商品商标图案等。
7月5日，武汉钢铁公司工人庞玉来因动手打伤贴他大字报的人，被判处死刑。据粗略统计，“文革”初期，全市以“反抗和破坏文革罪”被捕的达400余人。
7月8日、9日，中共武汉市委连日听取各系统的汇报，研究“文化大革命”的步骤和转入对“右派”进行全面反击的问题。
7月11日，经中共湖北省委批准，武汉市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成立。宋侃夫任组长，余英、余杰任副组长。至12月，又增加副组长21人。
7月14日，中共武汉市委完全同意并批准市经委《关于加强当前工业生产领导的意见》。《意见》提出加强对生产的领导，“克服当前出现的一些干部不敢领导生产的思想倾向”；“各局、各公司、各企业都要组织一个班子，专门抓生产工作”；“四清工作队、局、公司和工厂党委，每周要检查、讨论、安排一次生产工作”；“工人每天八小时的生产时间，必须抓紧，充分利用”，“业余活动时间，每周要有一次讨论生产问题”。9月，市委又提出“要敢于对生产加强领导”，“职工的文化革命，放在业余时间去搞”。
7月16日，毛泽东在武汉检阅全市第十一届横渡长江游泳大军，并再次畅游长江，从武昌大堤口至武汉钢铁公司附近，游程将近30华里。在游泳中，毛泽东说：“长江水深流急，可以锻炼身体，可以锻炼意志”。
8月2日，中共武汉市委根据省委指示，决定逐步撤出各单位的工作组(队)，并开门整队。要求各单位选举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革小组，接替工作组(队)领导各单位的“文化大革命”。本月下旬，武汉大、中学校相继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24日，中共湖北省委召开武汉地区大专院校文化革命委员会工作会议；27日，市委召开中等以上学校文化革命委员会联席会议。两次会议都强调“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
8月9日，《武汉晚报》刊载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14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传到武汉。15日，中共武汉市委根据形势发展和《十六条》精神，决定：一、工作队要坚决地撤；二、要组织干部学习《十六条》，并对照检查；三、各单位立即停止一切批判斗争，斗错了的要立即检讨；四、对全市以破坏和对抗“文化大革命”罪而被捕的学生和群众要逐个进行甄别，捕错了的要放。
8月19日，为庆祝毛泽东在天安门首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群众和红卫兵代表，中共武汉市委组织50万人参加集会和游行。武汉红卫兵走在游行队伍最前列。22日，市委常委会传达省委领导同志的指示，重点讨论“红卫兵”的建立问题。常委认为，“对建立红卫兵组织要主动；贯彻《十六条》不能怕乱，要准备乱它一、两个月。”
8月23日，武汉地区红卫兵仿效北京红卫兵的行动，开始上街扫“四旧”(即所谓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中共武汉市委为支持红卫兵的所谓革命行动，决定改换所谓具有“四旧”色彩的街道、学校、工厂、商店的名称。此时，抄家、游斗的浪潮开始泛滥。仅23日一天，长航机关便有104名干部、群众被戴上高帽，挂上黑牌游街示众。据事后不完全统计，红卫兵在武汉共查抄21000家，抄出黄金1110斤，白银1800斤，银元267000余块，现金与存款440万元。乱查抄、乱揪斗中计发生自杀案件112起，死亡62人，游斗折磨致死的32人。
8月25日，正在进行的中共武汉市委全委(扩大)会议，因为“文革”运动的猛烈发展决定休会。市委负责人指出：“这两天新高潮确实出现了”，“要教育干部认识这是正常秩序”，“根本问题还是敢字当头，打破常规”。
9月2日，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学生赵桂林等400多人在中共湖北省委文革办公室门口召开所谓揭发控诉湖北省委大会。4日，赵桂林等又组织游行，高喊“打倒湖北省委”、“打倒张体学”等口号。当晚，省委书记王树成发表广播讲话，向全省群众介绍赵桂林等在省委闹事的真相，武汉地区出现和南下部分学生大辩论的风潮，即所谓大抓“南下一小撮”。
9月20日，武汉市中等以上学校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委员、红卫兵负责人举行联席会议，中共武汉市委主要负责人在讲话中提出：“各校革命师生，当前应把主要精力用于搞好本校的斗批改；社会上的破‘四旧’，还要深入发展”。
10月，根据林彪“十?一”讲话及《红旗》杂志第13期社论的精神，武汉地区开展了向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的斗争。在中共中央批转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关于部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①(这个指示规定：“凡运动初期被党委和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假左派真右派的同志，应宣布一律无效，予以平反。个人被迫写的材料，交回本人；组织整的材料一律当众销毁”。中央批示：“这个文件很重要，对于全国县以上大、中学校都适用”。)下达之后，武汉同全国一样，刮起了追查“黑材料”，抢机要档案之风；特别是自10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①(在这次会议上，陈伯达作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报告，大肆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林彪攻击刘少奇、邓小平执行的是“一条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路线”，并说“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错误路线主要是刘、邓发起的”。)之后，各级党组织完全处于被批判的地位。15日、16日，武汉地区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分别召开誓师大会，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自此，省、市委受到严重的冲击。市委为能继续进行工作，不得不将常委会的活动移出市委大院，先后在胜利饭店、江汉饭店秘密办公。
10月21日，鉴于全国性大串连高潮的兴起，中共武汉市委成立接待委员会。伍能光为主任，王健、余杰、张建之为副主任。市委同时发出《积极做好外地来汉串连革命师生接待工作的紧急通知》，要求各城区成立接待办公室，分别承担接待任务。25日，市委、市人委又发出《关于做好外地革命师生徒步来汉的接待工作的紧急通知》，要求市、区各机关团体腾出一切可用的办公室和礼堂供给外地学生住宿；各机关团体、工厂企业，应保证供应伙食和茶水。据统计，到12月22日止，全市陆续接待外地学生共400万人。
11月3日至18日，中共武汉市委举行全委(扩大)会议，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市委提出对运动的要求：一、今后两个月的主要任务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动群众，集中目标对准市委；二、搞好平反工作；三、切实作检讨，诚诚恳恳接受批评；四、思想上要作好还要大乱一下的准备。在此之前，市委曾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专门研究传达、贯彻中央工作会议精神的办法。
12月上、中旬，中共武汉市委被迫批准一批基层领导干部停职反省。全市基层“文化革命委员会”、“文革小组”(被称为“旧文革”)也因“跟随党委执行‘资反路线’”。纷纷解体，各级党组织由被动应付走向半瘫痪或瘫痪状态。工、农、青、妇等群众团体和各民主党派也都停止了活动。
12月27日，《武汉晚报》毛主席路线战斗兵团强加给《武汉晚报》以“长期贩卖修正主义黑货，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的罪名，通令中共武汉市委必须于次日上午8时前，作出《武汉晚报》停刊的书面答复。28日，又向市委发出《最后通谍》，市委均未予答复。29日，“战斗兵团”强行使《武汉晚报》停刊。翌年1月21日，《长江日报》“新生号”出笼，党报的性质一度被改变。
1月1日、4日，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武汉地区工人(总部简称工总)、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二司)、毛泽东思想九?一三战斗兵团(简称九?一三)等组织在汉口新华路体育场召开号称10万人大会，连续批判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王任重。张体学、宋侃夫等也遭到揪斗。武汉地区各级党组织完全瘫痪，群众组织间所谓“革”与“保”的矛盾日趋激化。19日，武汉地区造反派发表《告全省人民书》，提出“一切权力归造反派”的口号，并责令省、市委内所谓“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回到原工作单位，接受“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众”的监督、批判和斗争。
1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根据中共中央《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左派群众的决定》，成立“支左指挥部”，孔庆德任指挥部办公室主任。军区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在地方各级党政机关处于瘫痪的情况下，对稳定当时局势起了积极的作用。
是日，武汉地区造反组织热烈欢呼《人民日报》22日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的发表，上海刮起的“一月风暴”席卷武汉，省、市党政机关及全市90％以上的基层单位迅速被夺权。
1月26日，湖北省、武汉市领导权被篡夺，省、市委被宣布为“黑省委”、“黑市委”。各造反组织间因在权力分配问题上意见分歧发生分裂和争斗。27日，工总等5个组织发表《联合声明》宣布“1．26夺权无效”。2月8日，工总等12个组织在《长江日报》上又发表《关于武汉地区当前局势的声明》(即《2．8声明》)。当日，工造总司(红色造反者武汉地区工人造反总司令部)等组织包围了《长江日报》社，阻止《2．8声明》的散发。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调动部队维持秩序，防止武斗。自此，全市围绕《2．8声明》开展了大辩论，群众组织划分为拥护《2．8声明》的“香花派”和反对《2．8声明》的“毒草派”。
2月1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部队发表严正声明，认定《2．8声明》的大方向错了，指出“这个所谓声明，是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精心策划的，是制造分裂，挑动群众斗群众，转移斗争大方向的”；表示武汉部队“坚决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
3月1日，武汉部队接管市电信局，对“工人总部电信分部”宣布罪状后予以解散。3日，武汉部队发表《给革命群众组织的公开信》，谴责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把矛头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号召广大受蒙蔽的群众擦亮眼睛，分辨是非，同他们划清界线。
3月6日，武汉市人民武装部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成立，宣布即日起开始办公。8日，召开郊区抓革命、促生产三级干部会议。10日，又发出紧急通知，召召全市人民立即行动起来，掀起生产建设新高潮，并提出全面贯彻执行“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各区、局和企、事业单位立即建立抓革命促生产的领导班子，坚持8小时工作制，坚守生产岗位和工作岗位，保证正常的生产秩序等项要求。
3月15日，武汉军区在新华路体育场召开抓革命促生产干部大会，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委钟汉华，副司令员韩东山等出席大会。会上，军区负责人对某些人蓄意破坏生产的行径进行了严厉的谴责。
3月17日，武汉军区逮捕“工总”头目朱鸿霞、胡厚民、夏邦银和各分部头目数百名。
3月21日，武汉军区发布通告，认定“工总”是反革命分子操纵的组织，立即予以解散。同日，武汉部队对市公安局、检察院、法院实行军管。武汉市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成立(原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撤销)。傅兆才任指挥长，刘惠农、伍能光等任副指挥长；巴方廷任政委，王德清、辛甫等任副政委。指挥部在市人民武装部党委直接领导下，作为全市“领导权力机构”负责指挥全市各条战线的生产和工作。各区也建立了相应的机构。
3月24日，武汉军区向各工厂企业单位派出大批军代表。在此之前，已先后向武汉大学、华中工学院、湖北大学等高等院校派出军训团，并向市一中派出支左小组。
4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正确对待革命小将》。这篇社论是根据武汉造反组织和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驻汉联络站提供的材料炮制的。社论提出要坚决回击所谓“社会上出现的一股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煽动造反组织翻案。社论发表以后，武汉“二司”、“新华工”(华中工学院红色造反司令部)和“工总”等组织的成员纷纷上街游行，矛头直指武汉军区。6日，中央军委下达《十条命令》①(中共中央军委十条命令经毛泽东批示同意下达全军，内容包括“不准随意捕人，更不准大批捕人”，“不准任意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对过去冲击过军事机关的群众，无论左、中、右概不追究”等。)，武汉出现“坚决为工总翻案”、“打倒陈再道”的标语口号。
4月9日，武汉部队撤出派往武大、华工、湖大等院校的军训团。10日，武汉市第一中学学生造反组织“新一中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新一中革司)勒令支左小组撤离该校，并于11日在市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办公室门口静坐绝食，要支左小组全部交出“整造反派的黑材料”。
4月13日，武汉军区根据中央军委《十条命令》，释放了“工总”的一部分被捕人员。前一天，“工总”武重兵团重新树旗；23日，“工总”全市联络站成立。
5月16日，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百万雄师联络站”(简称“百万雄师”)成立。
6月4日，武汉军区发表《公告》，肯定人民解放军支左的大方向是正确的，重申不得为“工总”翻案；同时检讨了支左工作中的某些缺点、错误，希望各群众组织求同存异，实行大联合。但这时武汉地区两派群众组织观点对立，冲突无法制止，武斗不断升级。本月，全市连续发生几起大规模的武斗流血事件，社会动乱不安，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受到严重威胁。28日，武汉军区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26日来电，发出制止武斗的通知，仍没有控制武斗局势的发展。
7月14日凌晨，周恩来从北京专程赶到武汉，为解决武汉问题做了大量工作。同日，谢富治、王力、余立金等作为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代表也由四川来到武汉。
7月13日晚，周恩来离汉返京。谢富治、王力在送走周恩来之后，由机场直奔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擅自向“二司”等组织公开宣布：“一、军区支左的大方向错了；二、要为工人总部平反；三、‘钢工总’、‘钢九?一三’、‘钢二司’、‘新华工’①(武汉华中工学院“新华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红色造反司令部”的简称。)、‘新湖大’②(湖北大学“新湖大革命造反临时委员会”的简称。)、‘新华农’③(武汉华中农学院“新华农东方红革命造反司令部”的简称。)‘三司革联’④(“武汉地区红卫兵第三司令部革命造反联络委员会”的简称。它是从“武汉地区红卫兵第三司令部”中分化出来的一个造反组织。)是革命左派；四、‘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19日，“三钢”、“三新”、“三司革联”在全市广播王力的所谓“四点指示”，顿时激起“百万雄师”群众和部队指战员的强烈不满，声讨王力的大字报、大标语贴满了武汉街头。
7月20日晨，部分“百万雄师”群众和武汉驻军独立师(8201部队)战士冲进谢富治、王力的住所，把王力揪到武汉军区大院，要他回答问题。全市爆发了连续数日反对王力的游行示威。这就是震撼全国的所谓“7．20事件”。22日，王力在武汉空军副司令员刘丰等人的护送下仓惶离开武汉。
7月23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从清晨5时20分起，整天反复播放谢富治、王力回到北京的消息。27日，林彪主持会议，以中央军委名义撤销陈再道、钟汉华的职务，任命曾思玉为武汉军区司令员，晋升刘丰为武汉军区第一政委。同日，公开广播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给武汉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信中提出要将所谓“党内一小撮、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百万雄师一小撮坏头头”作为斗争的主要对象，致使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受到更加严重的迫害，“百万雄师”联络站的负责人全部被捕，基层组织迅速解体，群众受难摧残。各级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也全部瘫痪，武汉地区再次陷入无政府状态，社会一片混乱。
7月3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批准武汉军区26日报请审查的《公告》。《公告》错误地认定“7．20事件是明目张胆地反对中央的叛变行动”，“军区领导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并要“立即为工总平”。
8月9日，林彪发表臭名昭著的“8?9讲话”，提出“好人打好人，误会；坏人打坏人，以毒攻毒；坏人打好人，阶级报复，好人打坏人，活该”的谬论。同日，陈伯达、康生、谢富治、王力等在接见武汉军区新领导人曾思玉、刘丰和武汉地区“造反派”头头时提出：“造反派要团结，要把革命群众武装起来，把枪枝发给左派；中央对武汉军区、人武部都是彻底解决的方针，对‘百万雄师’和公、检、法中一小撮坏头头及证据确凿的杀人凶手要实行专政。”在林彪、江青、陈伯达等人的煽动下，武汉地区公、检、法机关被砸烂，大批干部、解放军指战员和人民群众遭到残酷批斗。
8月14日，曾思玉、刘丰等出席武汉“钢二司”第二届代表大会。曾思玉在大会讲话中表示：“一定要贯彻中央关于武装左派的指示，使枪杆子牢牢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19日，曾思玉、刘丰出席人民解放军武汉警备区誓师大会。方铭任武汉警备区司令员，他表示：“坚决支持造反派，武装造反派”。在此前后，武汉地区各造反组织争相冲击、进驻军事机关，刮起抢枪乱军的歪风。
9月16日，《长江日报》第一版刊登毛泽东关于“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的指示。武汉警备区邀请“三钢”、“三新”等组织的头头学习、座谈毛泽东指示和《人民日报》14日题为《在革命的大批判中促进革命的大联合》的社论，方铭、张绪(武汉警备区副司令员)出席座谈会并要求造反组织联合起来。
10月8日，应毛泽东的邀请，谢胡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访问武汉。周恩来专程从北京到武汉迎接。9日，全市10万人举行欢迎集会，周恩来、谢胡发表长篇讲话。10日，周恩来送走阿党政代表团后，接见了武汉群众组织的代表及武汉部队黄继光生前所在连和上甘岭荣获特等功八连全体同志。他要求群众组织尽快实现大联合。
10月至11月，武汉市有许多工厂在军区和警备区的帮助下实现了“大联合”，且有一部分工厂、企业、机关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或革命领导小组。
1月15日、17日，武汉地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大中学校代表大会”(简称红代会)和武汉地区“革命工人代表大会”(简称工代会)先后正式成立。国务院、中央文革发来贺电。
1月18日，武汉军区临时党委批复了空降兵15军党委兼武汉警备区呈报的《关于建立武汉市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同意成立武汉市革命委员会，决定方铭、杨春亭、张昭剑、李长根、张绪、赵奋、刘文科、薛朴若、杨友山、张珉、王敏清、孙锡成、刘海江、阎超山、李全智及群众组织代表19名，机关干部代表2名，共36人为市革委会常务委员，由方铭任主任，杨春亭、张昭剑、李长根任副主任。20日，市革委会正式成立，全市举行50万人参加的成立和庆祝大会。市革委会成立后，宣布“一切党政财文大权统统归革命委员会，原市委、市人委以及所属部委、办、区、局的公章一律作废”。
1月22日，方铭在武汉市革委会全体会议上传达中央军委政工组关于《军队支左不支派的通知》；24日，市革委会召开了打倒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的大会。
2月8日，武汉市革委会作出《关于进一步广泛深入地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全面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的群众运动的决议》，这是市革委会成立后通过的第一个决议。9日，市革委会召开誓师大会，号召深入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运动，大办学习班，全面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
3月28日，武汉市革委会召开常委紧急会议，方铭传达林彪、江青制造的所谓“杨、余、傅事件”①(“杨、余、傅事件”是指3月22日，中共中央撤销解放军代总长杨成武、空军政委余立金、北京卫戊司令傅崇碧的职务，并将余立金逮捕。林彪、江青强加给他们的罪名是：“杨、余相勾结，要打倒吴法宪，篡夺空军的领导权；杨、傅相勾结，要打倒谢富治，夺北京市革委会的权”。江青等人提出：“目前从敌人来的干扰是右倾保守主义和右倾分裂主义”。从而在全国掀起了“三反一粉碎”(反右倾保守主义，反右倾分裂主义，反右倾投降主义，粉碎翻案复辟风)的恶浪。)。
4月5日，武汉市革委会召开“革命大批判”座谈会。会上提出“革命大批判要与反右倾、反分裂、反翻案、反复辟的斗争相结合”；“在革委会成立以后，阶级敌人公开把矛头指向‘三红’(红色政权、红色军队、红色司令部)，刮起了复辟、翻案风，我们一定要进行大反击、大进攻”。这次会议以前，武汉地区已经开始展开了所谓“三反一粉碎”斗争。
4月10日，《长江日报》转载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的最新指示。这条最新指示对武汉地区“三反一粉碎”斗争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所谓“三反一粉碎”中，一部分群众、干部，特别是一些领导干部遭到法西斯式的折磨。同时，派性恶性膨胀，“钢”、“新”两派全面内战，武斗事件不断发生。
5月3日，在中原机械厂，“钢”、“新”两派发生严重武斗事件，即所谓“新中原事件”，在这场武斗中双方都使用了手榴弹、步枪和机枪。4日，在武汉肉类联合加工厂，“钢”、“新”两派又发生武斗，双方占领制高点，用步枪、迫击炮等武器互相射击。
5月16日，“新华工敢死队”的鲁礼安等人，自命为“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成立“决派”组织，通过其喉舌《扬子江评论》，大肆叫嚷：要揪“中派”、“考派”，把矛头指向周恩来。他们还声言什么“中国共产党面临重新改造、重新建设、重新组织党的队伍的严重任务”，而他们一小撮则自封为“整顿后的中国共产党的基本队伍”，反动狂妄至极。
5月26日至28日，湖北全省“钢”、“新”两派同时进行大规模抢枪的非法活动。被抢的枪枝达10万枝，子弹约1000万发。双方各自加紧构筑工事，占领制高点，准备进一步扩大武斗。26日，武汉工造总司的“铁军”攻占“钢派”据点汉口景明大楼。
5月28日，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来电，要求“钢”、“新”两派立即停止抢枪，并要求军区坚决制止这种违法行为。
6月1日，武汉市革委会发出《关于立即停止鸣枪打炮、投掷爆炸物、抢劫车辆的通知》。26日，市革委会召开全体会议，方铭讲话要求“钢”、“新”两派立即把武器交出来，各方面的武斗集团一律解散，跨行业组织也要解散。
7月7日，湖北省、武汉市革委会召开誓师大会，进一步贯彻中央军委5月28日来电精神，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7．3布告》①(《7．3布告》的内容主要是严禁破坏交通、抢劫军用列车、冲击军事机关、杀伤解放军指战员等。)，动员“钢”、“新”两派迅速主动交枪。24日，中共中央等再次颁布《布告》，制止部分地区的武斗事件。即日，省、市革委会召开万人大会，方铭等讲话要求无条件上缴一切武器，解散一切武斗集团。此后，全市加快了收缴武器弹药的步伐。
8月22日，湖北省革委会宣布逮捕“决派”头目鲁礼安。
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派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的通知》。《通知》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实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由工人阶级领导”等两条最新指示。26日，武汉市革委会组织全市性的庆祝活动，庆祝毛泽东最新指示的发表。27日，省、市革委会首批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1000多人进驻武汉钢铁学院。至9月，第二批工宣队进驻华中工学院、华中师范学院、武汉测绘学院、华中农学院等大专院校。随后，全市中、小学校也都进驻了工宣队。据统计，本年全市中学在校教师8万余人，工宣队员达5万余人，占中学教师总数的70％。
9月6日，湖北省革委会作出《关于按照系统，按照行业，按照班级，实现革命大联合，彻底解决跨行业组织问题的决议》，规定所有群众组织要立即铲平“山头”，实现归口大联合；所有群众组织的总部、分部应立即撤销，停止活动，所属人员应立即返回单位生产或上课；所有群众组织，都要与外地、外单位的组织脱钩；立即坚决取缔一切武斗集团，撤除武斗据点和工事，全部上缴一切武器、弹药和武斗凶器等等。《决议》的贯彻，对消除武斗和实现“大联合”，起到了促进的作用。
9月13日、15日，武汉钢铁公司、武昌造船厂、武汉重型机床厂等企业分别举行“庆祝毛主席视察10周年”大会。全市更大规模地开展“三忠于”、“四无限”①(“三忠于”、“四无限”是林彪为实现个人野心制造个人迷信提出来的，即“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毛泽东要“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活动。在这项活动中，跳“忠”字舞，造“红海洋”②(“红海洋”，即在大街小巷的墙壁上，大面积地刷上红油漆，写上毛泽东语录或“三忠于、四无限”的标语，形成一种一片红的气氛。)，搞“早请示、晚汇报”，个人迷信达到极点。当时，全市制作毛泽东像章的式样已达300多种。到翌年4月中共“九大”召开，全市制作毛泽东像章竟达2560万枚。
10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黑龙江柳河“五?七干校”的经验，在编者按语中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的号召。武汉市革委会及各区、局革委会(革命领导小组)立即组织干部学习。21日，市革委会举行欢送大会。原市直机关干部4500人(约占市直机关干部总数的75％)按班、排、连组成6个大队到几个农场和郊区搞“斗、批、改”，开始了在机关干部中“全面清理阶级队伍”的阶段。至12月止，全市城区又有2492人下农场搞“斗、批、改”。26日，市革委会在写给省革委会的报告中，赞扬机关干部“下去便打响了清理阶级队伍的人民战争”，在短短的一个月，便清出了所谓“坏人”700多人，占下放干部总数的13．5％。
10月15日，武汉市革委会召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动员大会，上万名知识青年及其家长听取动员报告。11月25日，武汉市首批万余名中学毕业生上山下乡，市革委会组织了40万人夹道欢送。12月，毛泽东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发表以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在全市兴起。12月底，又有3万名知识青年到农村安家落户。
12月23日，武汉市革委会召开常委会，由市革委会副主任、“九·一三”组织的头头李湘玉检讨他在武钢破坏大联合和破坏生产的严重错误。
12月26日，武汉市革委会召开会议，根据毛泽东关于“对犯错误的好人，要多做教育工作，在他们有了觉悟的时候，及时解放他们”的指示，研究解放干部问题。这次会议审定：全市副局级干部325人，“已解放的占49．8％，正在接受批判的占32％，要打倒的占18．2％”。
1月2日，武汉市革委会常委连日学习中央两报一刊元旦社论《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这篇社论传达了毛泽东的“清理阶级队伍，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的指示。
1月15日至19日，武汉市革委会召开郊区农村“教育革命”工作会议。会议提出：“坚决依靠贫下中农，牢固地掌握农村教育革命的大权”；“抓紧清理阶级队伍和对知识分子进行再教育的工作，建立一支以贫下中农为主体的革命化的教师队伍”；“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继续深入批判刘少奇的所谓“一整套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学习元旦社论，“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做到五个“统一”(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
1月15日，武汉市革委会决定在原市委统战对象192人中开展“清理阶级队伍”。
2月20日，武汉市革委会连夜收听、学习、讨论《人民日报》社论《抓革命，促生产，夺取工业战线新胜利》。社论发表毛泽东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最新指示。当晚，市革委会即拟定了《关于学习、贯彻、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和＜人民日报＞重要社论的通知》。21日，市革委会负责人出席了湖北省革委会召开的“抓革命、促生产，夺取工业战线新胜利誓师大会”。
2月22日，武汉市革委会和武汉警备区负责人出席市直机关学习班召开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宽严处理大会，对5个本不该列为“清理”对象的人，作为进行所谓宽严不同处理的“样板”。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全市各级组织均召开了类似的宽严大会。
2月28日，武汉市革委会召开教育革命和上山下乡动员大会。孙锡成在会上要求“迅速把城市中、小学交给工厂、街道来办，农村中、小学交给公社、大队来办”，“立即动员流入城市的人员无条件地返回农村，动员城市闲散人口到农村去安家落户”，“那些原材料来自农村，产品销于农村，规模较小，易于搬迁的小型工厂，应有组织、有计划地搬到农村去”，“小商小贩、独劳人员，也要动员他们到农村安家落户，从事农业生产”。
3月6日，武汉市革委会召开常委会议，讨论加快解放干部的步伐和处理查抄物资的问题。
3月11日，湖北省、武汉市革委会召开大会，欢送工人、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财贸战线。《湖北日报》、《长江日报》发表题为《工人阶级必须领导财贸战线》的社论。
3月14日，湖北省、武汉市革委会连夜召开常委会，学习毛泽东“要总结经验”的最新指示和《红旗》杂志《关于总结经验》的社论。为了“用毛泽东思想总结执行政策的经验”，省、市革委会于本月中旬在华中师范学院召开了3000人参加的“落实政策经验现场交流会”，推广驻华师工宣队执行毛泽东一系列政策的“经验”；22日，又在武汉体育馆召开了7000人大会，总结推广汉阳木材防腐厂在“对敌斗争中，执行给出路政策的经验”。
4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九大”文件在会议期间陆续发表。湖北省、武汉市革委会先后组织规模宏大的庆祝集会和游行。庆祝活动持续到4月29日党的九届一中全会召开以后。在此期间，省、市革委会内的造反组织头头朱鸿霞、胡厚民、李湘玉、吴焱金等人发动了一场所谓“反复旧”运动，波及全省，影响极坏。“反复旧”的矛头，主要指向省、市革委会内一批重新工作的老干部。他们认为这些老干部解放出来重新工作，使省、市革委会“面临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
4月5日至9日，在朱鸿霞、李湘玉、吴焱金等人的操纵下，武汉工代会召开常委会，决定进一步在全市发动“反复旧”运动。9日晚，朱鸿霞、吴焱金在六渡桥闹市区演讲，煽动“反复旧”。11日晚，朱鸿霞、李湘玉、吴焱金合写的《人类解放我解放、洒尽热血为人民》的反动大字报在全市张贴和散发。大字报极力鼓吹“杀向社会反复旧”。23日至31日，武汉红代会召开常委扩大会议，支持“反复旧”运动。5月，全市街头集会演讲、火炬游行、静坐绝食、阻塞市内交通事件屡次发生，不明真相的群众擅离生产、工作岗位，纷纷冲向社会。
5月8日，在武汉市革委会常委会议上，反对“反复旧”与支持“反复旧”的常委之间发生激烈的争论。11日，武汉工代会全委会作出《关于湖北省武汉地区目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若干问题的决议》，错误估计形势，决定向市革委会派出“工人调查团”。16日，“工人调查团”发出公告，指责市革委会破坏“一元化领导”，“搞复旧”。17日，“工人调查团”进驻市革委会，要调查市革委会的工作和干部情况，企图批斗重新工作的反对他们错误行径的领导干部。
5月18日，武汉市革委会向市工代会发出通知，指出工代会的“工人调查团”进驻市革委会并发表公告和声明是错误的。
5月19日，周恩来等在北京接见湖北省、武汉市革委会部分常委和“九大”代表时指出：“5月11日武汉工代会《关于湖北省武汉地区目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若干问题的决议》把形势估计错了”，“17日工代会进驻市革委会是错误的”。
5月27日，中共中央转发《关于处理武汉反复旧问题》的文件。当晚，周恩来等再次接见湖北省、武汉市革委会部分常委和“九大”代表，要求他们对中央文件认真讨论，坚决贯彻执行。周恩来指出所谓“反复旧”运动，把矛头指向省、市革委会，人民解放军和革命干部，把工代会置于一切之上，是不符合毛泽东关于“革命大联合”、“三结合”和“一元化领导”的教导的。朱鸿霞等在中央领导人面前表示承认错误，改正错误。
6月1日至5日，武汉市革委会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处理武汉“反复旧”问题的重要文件。会后，市革委会常委分头下到各区、各单位，帮助传达贯彻中央文件，做好处理“反复旧”问题的工作。到9月，全市“反复旧”时另立的736个山头，已撤消638个；非法夺权的180个单位，已交回权力的125个；工农业生产已开始回升，扭转了4月份以来工农业生产逐月下降的形势。
7月23日，中共中央针对山西某些地区混进群众组织的坏人，挑动两派持续武斗，对抗中央历次发布的通令、命令、通告、布告的行为，再次发出《布告》，提出严厉措施，坚决制止武斗。8月1日，方铭向武汉市基层革委会干部作关于贯彻中央《7．23布告》的动员报告。他指出，武汉虽然没有出现武斗，但无政府主义，无故旷工、旷职，重拉队伍，另立山头的现象比较严重，必须加以解决。5日，武汉市革委会发出《关于广泛深入地宣传、贯彻、落实＜7．23布告＞的通知》。《通知》要求把贯彻落实《7．23布告》同贯彻“九大”精神结合起来，同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反复旧”问题的文件结合起来，同加强纪律性、反对无政府主义结合起来。市革委会共印发《7．23布告》110万份，组织宣传队40万人，接受宣传的群众达500万人次。
8月15日，武汉市革委会文教卫组提出《关于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中几个问题的报告》，对文教卫系统15844名知识分子的情况进行了不恰当的分析。并对190名高级知识分子按政治、业务情况错误地划分为6类，根据毛泽东提出的“团结、教育、改造”和“给出路”的方针，分别提出“留用”、“养起来”、“监督改造”、“做反面教员”等错误处理意见。
9月9日，武汉市革委会、武汉警备区召开迎接国庆20周年动员大会，号召全市群众积极行动起来，“狠抓革命，猛促生产，以革命和生产的丰硕成果向国庆献礼”。由于“反复旧”运动对生产的严重破坏，当时全市生活物资的生产和供应存在严重问题，煤、柴、猪肉、食糖、布匹等供应十分紧张，如牲猪计划应有120万头，实际只有39万头；布需要800万米，实际只有314万米；肥皂、火柴需要量大，而市场脱销，库存已空，居民凭票证买不到东西，中、小学生买不到抄本。
9月26日，方铭在武汉市革委会召开的整党建党座谈会上，就前段整党建党的准备和试点情况以及整党建党的指导思想、目的、步骤、方法等问题作了发言。全市原有党支部6766个，于去年10月开始，在382个支部中进行了整党建党的试点。这次座谈会以后，市革委会和武汉警备区根据毛泽东提出的“50字建党纲领”①(“50字建党纲领”即“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和“吐故纳新”的指示，制定了《关于全市整党建党工作规划》，安排尚未开展整党建党的单位大体分三批交叉进行，至次年5月底基本完成。这一规划实际上拖延至1971年底才基本完成。全市发展新党员8438名，开除党员100余名。
9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文件(简称9．27指示)指出“在武汉出现的所谓‘北斗星学会’、‘决派’这类地下组织，幕后是由一小撮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假借名义、暗中操纵的大杂烩，必须坚决取缔”；“所谓《扬子江评论》，是一些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操纵的反动刊物，必须查封”。中央文件下达之前，湖北省公安机关军管会已逮捕中央点名的“北、决、扬”主要头目和《扬子江评论》主要编辑人员。
10月3日至28日，湖北省革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贯彻中共中央“9．27指示”。武汉市革委会、“三代会”(工代会、贫代会、红代会)中的党员都参加了会议。会议对“北、决、扬”进行了揭发和批判；同时对资产阶级派性也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会议指出，“北、决、扬”与“反复旧”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前者是敌我矛盾，后者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敌人利用了派性，派性掩护了敌人。10月4日，武汉市革委会召开有线广播大会，传达贯彻“9．27指示”精神。会后，全市掀起了学习、宣传、贯彻“9．27指示”的热潮。
11月30日，武汉市革委会负责人出席中共武汉食品厂委员会成立大会。这是自1966年底1967年初，全市党的基层组织相继瘫痪以来，成立门第一个党的基层委员会。
12月30日，武汉市革委会写出关于组织批斗王仁舟等人的情况报告。王仁舟是湖北省浠水县巴河造反组织的头头，曾组织煽动农民进武汉造反，抬尸游行，影响极坏。自11月28日至翌年2月27日，全市共组织批斗大会51场，参加批斗大会的达18万人次。
1月20日至2月3日，武汉市首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1400多人。53个单位和个人在大会上作了讲用发言。大会推选了出席全省首届积代会的代表260名，通过了《给全市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红卫兵小将的倡议书》。
1月21日，武汉市革委会召开大会，欢送8200多名机关干部、知识青年、城市居民、医务人员、文艺工作者、退休干部、退休工人和集体单位的职工去农村插队落户。这批人是在所谓“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口号下，被动员首批上山下乡的城市人口。
2月4日，武汉市革委会举行新建局成立大会，新建的18个局是：冶金工业局、机电工业局、无线电工业局，一轻工业局、二轻工业局、煤炭化学工业局、交通邮政管理局、物资局、城市建设局，建筑工程局、房地产管理局、商业局、粮食局、财政局、民政卫生局、文化教育局、劳动局、电信局。各局均成立“革命领导小组”，作为临时权力机构。
2月9日，武汉市革委会召开市、区、局全体干部和市、区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全体党员大会。10日，又召开全市基层革委会负责人和工宣队、贫宣队、军宣队全体成员大会，传达贯彻中共中央文件精神，动员开展“一打三反”(即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运动。随后，“一打三反”运动在全市较大规模地展开。经过所谓大学习、大宣传、大发动，大检举、大揭发、大清查，大批判，定案处理等四个阶段，至本年11月底止，共立案35461人，其中所谓通敌叛国、阴谋暴乱、刺探军情、盗窃机密、杀人行凶、纵火放毒、反革命、恶毒攻击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抢劫国家财产、破坏社会治安等“10种人”3428人，贪污盗窃、投机倒把3336人，落实金额10414262元。由于这场运动是在极“左”思想指导下进行的，加上敌我界限不清，致使抵制“文革”、反对林彪、江青等人的言行和流通领域的贩运、贩卖活动及其他人民内部矛盾性质的问题被当作主要打击对象，造成许多冤假错案。
4月1日，中共武汉市革委会核心小组成立。成员有方铭、张昭剑、韩宁夫、孙锡成、王克文、伍能光、李全智、张景禄、文祥等人。方铭任组长，张昭剑、韩宁夫任副组长。6月16日，增补张绪、刘文科为核心小组成员，张绪为副组长。
4月15日，中共武汉市革委会核心小组召开会议，审查批准各区革委会成立党的核心小组。之后，各局及县团级单位也相继成立了党的核心小组。
4月20日，武汉市革委会发出《关于开展四好运动的指示》①(“四好”即“政治思想好、三八作风好、军事训练好、生活管理好”。)，要求各单位“把毛泽东的建军思想、建军路线和林彪的政治建军的方针、原则运用于政权建设，走政治建厂、政治建队、政治建校和政治建一切单位的道路”。各部门、各单位由此进一步大搞班、排、连的建制，大讲“突出政治”，生产业务建设几乎成了禁区。
5月6日，《长江日报》以《沿着毛主席五·七指示的光辉道路前进》为通栏标题，介绍武汉市赵李桥五·七干校的情况。该校有学员4300余人，其中半数在赵李桥羊楼洞茶场，半数分布在蒲圻、阳新、崇阳、嘉鱼四个县集体插队落户。到10月份，干校学员近万人，遍布咸宁地区的8个县。
6月5日，武汉市革委会召开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动员大会，有1400多人参加，会外有5万多群众收听实况广播。大会提出“开展一个声势浩大的深入持久的群众性增产节约运动，创造出更优异的成绩，为毛主席争光，为社会主义祖国争光”。大会还强调“必须狠抓阶级斗争这个纲，始终把革命放在首位”。会后，职工群众在各级领导的动员下，一方面利用工余、业余时间献“忠字班”①(“忠字班”即加班加点不要报酬，表示“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一颗红心”。)，另一方面又唯恐触犯“用生产压革命”的禁忌，生产积极性仍受到很大抑制。
6月23日，湖北省、武汉市革委会文教局联合举办“革命样板戏”学习班。全省8个地区22个县的专业文艺团体共270人参加。由武汉市京剧团、市歌舞剧院负责辅导工作。本年，全市掀起普及“样板戏”的热潮。
6月24日、25日，中共武汉市革委会核心小组遵照毛泽东“一定要抓好典型”的指示，学习中央抓北京“六厂二校”的做法，组织7个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分别由张绪、韩宁夫、孙锡成、王克文、张景禄等领导干部带队，进驻国棉二厂、武汉柴油机厂、汉阳钢厂、无线电元件厂、磨山大队、武汉商场、武汉市第六中学等7个单位。以后，陆续在这些单位总结了一些贯彻落实党的方针政策方面的“典型经验”在全市推广。
7月3日，《长江日报》发表长篇通讯《无限忠于毛主席的好党员——李全洲》，介绍武汉部队某部特务连工兵排长李全洲，先后12次以英勇献身精神完成艰险任务，抢救阶级兄弟，最后在执行销毁爆炸物的任务中壮烈牺牲的事迹。6日，武汉市革委会发出《关于深入学习无限忠于毛主席的好党员——李全洲同志的通知》。9日，市革委会举办的李全洲事迹展览会开幕。
8月6日，《长江日报》报道：武汉市革委会召开卫生工作会议，贯彻落实毛泽东当年6月26日作的关于“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6．26指示”。会议提出要坚持“卫生工作面向工农兵、以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四项原则，掀起大学习、大宣传、大贯彻、大落实毛泽东“6．26指示”的新高潮。在贯彻落实“6．26指示”中，市卫生部门组织医务人员上山下乡插队落户，下乡下厂巡回医疗，发展中草医药，培养工人医生和赤脚医生，建立和巩固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在医疗普及方面取得一定的成效，但使市内各医院医疗质量明显下降，人民群众十分不满。
8月11日至22日，武汉市革委会召开全市“首次基层政治工作会议”，1200名从事基层政治工作的代表参加。会议以学习贯彻两个《决议》(1929年毛泽东主持制定的古田会议决议，1960年林彪主持制定的军委扩大会议决议)为中心内容，总结交流基层政治工作的经验。曾思玉到会讲了话，张绪宣讲了两个《决议》。会议最后讨论通过了《纪要》以及向全市基层单位的《倡议书》。会议提出全市各单位要做到“毛泽东思想红旗高举再高举，无产阶级政治突出再突出，掀起大学习、大宣传、大贯彻两个《决议》的热潮，要以解放军为榜样，更加广泛深入地开展‘四好’运动”。这次会议，是基层政治工作在“左”的轨道上继续前进的一个“加油站”。
8月25日至9月1日，武汉市革委会召开“教育革命”会议，进一步贯彻北京清华大学所谓教育革命的经验，提出“巩固工人阶级在教育阵地的领导权，把教育阵地改造和建设成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堡垒”。会议还提出“要从工农兵中培养和选拔优秀分子担任专职或兼职教师，作为新型教师队伍的骨干力量；对原有教师，除极少数坏人外，实行边改造、边使用，坚持在使用中进行改造”的极“左”政策。
9月中旬，全市组织学习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
10月6日，根据武汉市革委会的意图，《长江日报》发表题为《抓紧第四季度》的评论员文章；12日，又发表《扎扎实实抓落实——再谈抓紧第四季度》的评论员文章，动员广大群众为完成和超额完成全市国民经济计划和第三个五年计划，并打好第四个五年计划的基础而努力奋斗。本年，全市人民自觉或不自觉地抵制、排除“文化大革命”的干扰，生产情况出现好势头。全市全年工业总产值达到42．51亿元，比1969年增长49．3％，为解放以来最高水平；农业总产值达到59237万元，比1969年增长25％；财政收入达到86639万元，比1969年增长87％。
11月31日，武钢4号高炉建成出铁。湖北省、武汉市革委会负责人出席省钢铁会战指挥部举行的庆祝大会。
11月，武汉市革委会组织“活学活用毛主席哲学著作巡回讲用团”，深入基层讲用“在路线斗争中学哲学用哲学的经验”。11月至12月，《长江日报》用大量篇幅系统报道全市干部、群众“学哲学、用哲学的情况、经验和体会”等。这次学习活动广泛宣传了“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的片面观点，强调“在斗争中学，在斗争中用”。全市通过大办学习班，大搞讲用会，掀起了一阵所谓“学哲学”的热潮，发展了把学哲学、用哲学简单化、庸俗化的倾向。
12月6日，武汉市东西湖灭螺水利工程全面动工，5万多人上阵。这项工程完成后，不仅使东西湖变成无螺区，而且使渠道河港成网，40万亩农田旱涝保收，3万多亩钉螺孳生的荒地变为良田。
12月8日，根据中央关于组织工人、学生“拉练”的指示精神，中共武汉市革委会核心小组决定成立“武汉市野营指挥部”。孙锡成任指挥长。“拉练”的内容以政治为主，包括行军、访贫问苦、普及“样板戏”、助民劳动等。13日，指挥部正式办公。20日前后，武汉柴油机厂、第六中学等试点单位开始“拉练”。全市中学生利用寒假，工人分三批在春节前后全面展开“拉练”。
12月15日至29日，武汉市革委会召开全市第二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和首届四好单位、五好战士代表大会。大会期间，方铭作了《1970年全市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群众运动的基本总结》报告，张绪作了《关于认真学习毛主席哲学著作，不断提高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自觉性》的报告。90多个单位和个人作了口头或书面讲用发言，交流了“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经验”。市革委会作出决定，授予葛店化工厂等17个单位“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先进集体”和马学礼等29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的称号。
1月18日至20日，武汉市革委会召开农村工作会议，贯彻中央北方农业会议的精神。会议把学不学大寨提到执不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高度，狠批了所谓“生产第一”、“重副轻农”、“弃农经商”和“只抓粮、棉、油，不抓权、线、纲”的“倾向”，提出要“把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推向一个新的高潮”。市郊“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开展，强化了人为的阶级斗争，限制了多种经营和商品流通，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压抑。
1月20日至24日，中共武汉市江岸区第二次代表大会举行。大会选出了中共武汉市江岸区第二届委员会。这是自“文革”初期各区、局党委瘫痪后恢复建立起来的第一个区委。至6月，全市9个区委全部建立。
1月20日至2月10日，中共武汉市革委会核心小组进行开门整风。整风期间，核心小组召开了有市革委会三大组(政工组、生产指挥组、办事组)副组长以上干部，区、局和大单位负责人，已结合的上届市委委员参加的会议。会上，大家在肯定革委会成立后的成绩的同时，提出了“讲运动多了，讲生产少了”，“是否有单打一现象”的意见。这种正确意见受到会议的否定。
2月20日至23日，中共武汉市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到会代表705人。方铭代表市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作了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奋勇前进》的工作报告。经过酝酿、协商，选出55名委员和15名候补委员组成中共武汉市第五届委员会。23日，经第五届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选举并经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批准，市委常委会由14人组成，方铭任市委第一书记，张昭剑、田文、韩宁夫、王克文任市委书记。这次全委会还作出《关于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的决议》。这次党代会是在中共“九大”路线指导下召开的，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但自此全市党的活动得到全面恢复。
3月8日至22日，中共武汉市委召开全委(扩大)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关于陈伯达问题的文件。会议着重揭批陈伯达反对毛泽东、反对毛泽东思想等罪行。3月29日至4月9日，市委对因故未能参加会议听中央文件传达的201名县团级以上干部进行补课。自此，全市共3302人参加了“批陈整风”的学习。大家一致反映：“这次学习，震动大，教育深，时间不长，收获不小”。本年，“批陈整风”运动成为全市的中心工作。“批陈整风”重点在批陈，其次才是整风。批判的重点是陈伯达鼓吹的“唯心论的先验论”等。但同时也批判了强加给刘少奇的“唯生产力论”、“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阶级斗争熄灭论”等。第一批参加学习批判的基层干部12093人。第二批从6月5日陆续开始，到7月11日全部结束，共有6046人参加。批陈整风中，部分干部表示了对“文化大革命”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怀疑、不满情绪。
4月1日，中共武汉市委常委会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建立“五·一六”、“北、决、扬”专案联合小组的决定》，正式建立武汉市“五·一六”、“北、决、扬”专案联合小组。清查“五·一六”和清查“北、决、扬”的工作自此全面展开。湖北省“两清”重点放在武汉。武汉“两清”重点是清查“北、决、扬”。这次大清查，造成了严重扩大化的错误。
5月14日至16日，武汉市革委会召开体制改革工作会议，总结所谓体制、机构、编制方面改革的经验，讨论今后的任务。据会议提供的资料，新成立的市革委会机关较原市委、市人委机关减少人员79％；市局由原35个合并为18个，局属公司由75个减少为36个；区级机关人员也减少46％；街道办事处改为一级政权机构，并将86条街调整为65条街。一年来，由市下放到区的工商、文教等单位1167个，职工97000余人，各区也下放部分工业、商业、小学、卫生所给街道。由于这种所谓改革是在“有利于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的指导方针下进行的，因而并没有触及过去管理体制中的弊端。
8月5日，韩宁夫向中共武汉市委常委会汇报参加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情况。常委会决定：8月15日起用两周左右的时间召开武汉市教育工作会议，传达、学习、贯彻《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①(这个纪要全盘否定了建国后17年的教育工作，作出了两个错误估计：即“文革”前17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市教育工作会议后，各校学习、宣传、贯彻《纪要》的结果，使教育领域里的“灾情”进一步加剧。
10月11日至14日，中共武汉市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传达中共中央有关文件，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叛党叛国的罪行。市委委员、候补委员、县团级党委常委共3683人参加了会议。14日起，市属各区、局、在汉大单位，用了3至4天时间向所辖支部书记、副书记24000人进行了传达。27日，市委召开区、局领导干部会议，布置向群众传达，并组织县、团级单位干部7952人到基层协助传达。至11月16日止，全市已有1475026人听了传达，占应传达人数1487646人的99．15％。
10月30日，曾思玉、刘丰、方铭、张体学等10人奉命进京开会，在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央领导人的指导和帮助下，清查、揭发林彪反革命集团插手武汉的罪行，重点解决曾思玉、刘丰与林彪及其死党的关系问题。会上，揭露了刘丰将毛泽东巡视外地的谈话密告李作鹏的罪恶勾当。
11月17日，曾思玉等10人向毛泽东、党中央写出《学习汇报》认为：“来京学习，经中央领导同志帮助，曾思玉的态度基本上是好的。检查自己上了贼船，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刘丰却躲躲闪闪，避重就轻，态度十分恶劣”。《学习汇报》还反映林彪“把武汉作为他反革命政变的重点，采取派进来、拉出去的办法，妄图控制这个地方”，“九届二中全会以来，林彪的死党江腾蛟、王飞、王维国、刘锦平等先后到武汉、郑州进行反革命串连”。
11月18日，刘丰服大量安眠药企图自杀未遂。
11月20日，毛泽东接见武汉地区曾思玉等9个领导人，教育曾思玉等“要跟党，跟路线，不要跟人，人是会变的”；“对人民不利的事情不要办，要保持晚节，继续革命”。曾思玉等表示：“一定坚决、彻底改正错误。用实际行动，永远跟毛主席，跟党，跟路线，决不辜负毛主席的殷切期望”。
12月7日至25日，中共武汉市委全委(扩大)会议与湖北省委全委(扩大)会议同时召开。会议传达武汉地区领导人去中央开会的情况，揭批刘丰的罪行，深入清查林彪死党在武汉的阴谋活动。会上，曾思玉、方铭对其所犯严重错误各自作了深刻检查，并交待与林彪死党的关系。会议对曾思玉、方铭进行了诚恳的批评和帮助，同时对张昭剑压制群众、捂盖子的问题进行了严肃批评。
1月1日，中共武汉市委常委集体学习中央两报一刊元旦社论《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重点讨论了社论传达的毛泽东关于“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的指示，提出在新的一年里，抓紧“路线这个纲”，去推动各项工作。
1月17日，中共武汉市委发出《关于扩大刘丰罪行传达范围的通知》，决定将刘丰罪行传达到党的支部。
同日，中共武汉市委向湖北省委上报了《关于中央部属，省属在汉企业、事业单位党政领导关系意见的报告》，决定对中央部属，省属在汉企、事业单位党政领导关系实行分级管理：地专级在汉单位党政关系由市直接领导，县团级在汉单位按业务归口由市有关局领导。省委批准了这个报告。4月28日，市委发出《关于中央部属、省局属在汉企、事业单位党政领导关系通知》，从此中央部属、省属在汉企、事业单位党政关系归武汉市领导，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才作调整。
1月25日，中共湖北省委决定：董明会为中共武汉市委委员、常委、书记。董明会原是武钢工人，“文化大革命”中造反起家。
3月5日至4月4日，中共武汉市委召开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1100人。会议学习了《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批判了林彪集团炮制的反革命政变纲领《571工程纪要》，传达了全国计划会议和省委工作会议精神；安排了全年工作。最后方铭代表市委作了总结。这次会议，在肯定市委工作成绩的基础上，检查了市委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主要是：“计划综合平衡工作抓得不好，基建战线过长，财政悬案多；斗、批、改抓得不紧，政策落实不够，在清查‘五·一六’、‘北、决、扬’的斗争中‘搞过了一点’；体制改革与革命生产的发展不相适应；党的一元化领导没有很好的形成，市委主要负责人发挥常委‘一班人’的集体领导作用不够”等。会议提出本年工作要把批判林陈反党集团的斗争作为头等大事来抓。会议以后，全市各级党委大力组织干部群众学习、讨论毛泽东的谈话纪要，揭批林陈反党集团的罪行。
5月6日，武汉市革委会召开工交战线“工业学大庆”经验交流会。会上，武汉印刷厂等十几个单位介绍了经验。这些经验都强调所谓路线教育，把工业建设、企业管理、产品质量等问题笼统地归结为所谓路线问题。大会批判林彪、陈伯达等政治骗子鼓吹的“不要计划，不要质量，不要检查，不要经济核算，不要规章制度”等妄图取消企业管理，破坏社会主义生产的罪行。同时也批判了“用经济的办法管理经济”的正确观点。本年，全市工交战线努力扭转不正常状态，建立正常的生产秩序。但由于是非界限不清，生产和工作仍难顺利进行。
5月12日，中共武汉市委决定，撤销市革委会生产指挥组，分别建立市革委会工交办公室、农业办公室、财贸办公室、城市建设办公室、科学技术委员会。
6月2日，武汉市革委会召开武汉地区提高工业产品质量的广播动员大会，参加大会和收听广播的达10万余人。大会号召武汉地区工交战线广大职工“立即行动起来，掀起一个优质、高产、多品种、低消耗的增产节约运动新高潮”，要求“把质量问题提高到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来认识”，放手发动群众，充分揭露产品质量中的问题；要求扎扎实实地抓好企业管理，按照《鞍钢宪法》的原则，结合斗、批、改的进程建立、健全管理制度；切实加强党的领导，一、二把手亲自抓产品质量，坚持不懈，一抓到底。会后，《长江日报》连续发表了一些有关提高产品质量的文章。但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管理制度的破坏和人们心理的创伤，已是“千疮百孔”，因此出现了“领导发动，听了想动，会后难动”的现象。
6月8日至20日，中共武汉市委召开政治工作会议，针对当时干部和群众反映“形势大好，问题不少，停电缺料，工作难搞”等看法，“统一对形势的认识”，并引导干部群众看形势主要看“政治形势”。又针对广大干部在“9．13”事件前，觉得“抓业务危险”；“9．13”事件后，又觉得“抓政治危险”的思想状况，批判“生产第一”和“政治可以冲击其他”的观点。还针对干部中存在的“路线难知”、“真假难辨”、“上当难免”的思想，强调读马列、毛泽东著作，坚持“三要三不要”①(“三要三不要”是“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这次会议并未达到预期目的，干部群众思想混乱状况依然严重，普遍感到无所适从。
6月25日，湖北剧场跑片员李郑生因向党中央和省市领导机关、报社投递题为《革命宣言》的油印传单，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李郑生在传单中提出“文化大革命死了那么多人，损失那么大，我认为犯了错误”，“如果再以这种形式搞一次文化大革命，群众肯定不答应”。他认为“‘顶峰论’是错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都是社会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因此都有历史的局限性，它们是不断向前发展的”。他反对制造现代迷信，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第一是最高的革命权威，唯物辩证法是最强有力的战斗武器”，要“打烂精神枷锁，面对革命实践”，还说“毛泽东思想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任何违背这个原则的都不能代表毛泽东思想”。1979年，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李郑生案进行复查，确认纯属冤案，报请上级批准，撤销原判，宣布李郑生无罪。1980年12月6日，在为李郑生召开的平反昭雪追悼会上，湖北省文化局团委追认李郑生为“坚持真理的模范共青团员”。
7月15日至8月11日，中共武汉市委为了贯彻中共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议精神，在湖北省委批林整风会议召开的同时，召开市委批林整风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县团以上党委主要负责人870人。会议着重学习了《毛主席致江青同志的信》。会议期间，全市基层党支部开始传达、阅读和讨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材料。
9月11日，中共武汉市委向湖北省委上报《解决清查“五·一六”、“北、决、扬”工作“搞过了一点”①(1971年11月20日毛泽东对曾思玉等说：“你那里有北决扬，要注意政策。我给你讲了，你不信，你又搞过了一点。还是要宽大为怀嘛；”)的问题的试点工作报告》。在11个试点单位中，被审查的对象448人，其中有91．8％不属于“五·一六”、“北、决、扬”问题，9个单位没有“五·一六”、“北、决、扬”组织。试点工作结束后，全市解决“搞过了一点”问题的工作全面展开。至翌年2月底基本结束。据当时统计，作为“五·一六”、“北、决、扬”问题进行审查的共33659人，经查证落实参加“北、决、扬”组织的177人。其他人都作了否定的结论。
9月15日，武汉市革委会政工组《关于贯彻党的干部政策的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对全市各级领导干部政策落实的情况作了分析：“全市原副处长以上干部1055名，已解放1021名，占96．8％；其中除因病和年老体弱不能分配工作外，已分配工作的有788名，占应分配工作的91．3％。原副局长以上干部315名，已解放298名，占94．7％；已分配工作的232名，占已解放人数的77．9％；其他年老多病的52人，待分配和进一步审查的14名。市、区干校学员原有14220人，已分配工作11376人，占原有学员总数的80％。”《报告》指出：“各级党组织在解放、使用干部的工作中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一、对各级领导干部的解放和使用抓得不够紧；二、还有一定数量的基层领导和一般干部未安排使用；三、对知识分子和技术干部注意发挥他们的作用不够。全市24645名技术干部，尚未使用的还有1609人”。
10月5日，武汉市“五·七”干校开始对在职干部进行轮训。首批参加轮训的区局机关干部共350余人。市委、市革委会主要负责人出席开学典礼，干校老学员介绍了走“五?七”道路的体会。12月27日，市革委会因干校老学员陆续走上工作岗位，决定将赵李桥羊楼洞茶场交回省革委会，就近选定东西湖走马岭为校址，作为轮训在职干部的场所。
10月14日，武汉市革委会召开进一步开展增产节约的动员大会，要求全市广大职工抓紧第4季度，努力完成本市国民经济计划。大会提出：“认真解决生产中的业务技术问题，特别是企业管理和产品质量问题”；“要把‘高产、优质、安全、多品种、低消耗’的增产节约运动的声势造得更大，工作做得更扎实”；“做好干部的解放工作，对已安排使用的干部、技术人员和老工人，从政治上帮助，工作上支持，生活上关心，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加强企业管理，迅速调整企业组织机构，建立统一的强有力的生产指挥系统”；“继续开展科学实验和群众性的技术革新运动”；“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深入生产第一线，切实转变领导作风”等。会后、各区、局，各部门向职工进行了传达，并在困难条件下做了一些工作，使生产和各方面工作有了转机。
11月30日，中共武汉市委召开“抓革命促生产”动员大会，提出克服“歇口气”的思想和部分单位存在的畏难情绪，把生产搞上去。本年，全市工业总产值为50．80亿元，比上年增长3．2％；财政收入107767万元，为解放以来最高水平。
11月，经中共湖北省委批准，武汉市委调整市委、市革委会机构：撤销市革委会办事组、政工组、政法组，新建市委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办公室等13个部、室机构。
1月6日，中共武汉市委举行欢送会，欢送575名“三支两军”(支工、支农、支左，军管、军训)人员回部队工作。至7月底，全市陆续回部队的“三支两军”人员共1232人。年底，部队人员基本归队。翌年2月，武汉警备区三支两军办公室撤销。
1月28日，中共湖北省委通知：中共中央任命中共湖北省委常委王克文兼中共武汉市委第一书记、武汉市革委会主任；免去方铭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委会主任职务，回部队工作。
2月14日至17日，中共武汉市委召开全体委员(扩大)会议，研究部署深入开展批林整风和进一步落实省五级干部会议精神，搞好工业支农等问题。会后，市委发出《关于深入批林整风的意见》，要求抓住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实质，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还指出林彪推行的路线是“一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不是什么极“左”，而是“右得不可再右了”。自此，全市对林彪路线“极右实质”的批判全面铺开，窒息了上年以来思想上、政治上因批“左”而出现的一点生机。
2月22日，中共武汉市委召开市直部、室、委、各区、局、大单位负责人会议，由市委负责人宣讲社会动态。当时，少数帮派思想比较严重的人，趁市委解决清查“五?一六”、“北、决、扬”工作“搞过了一点”的问题之机，否定武汉批林整风的方向。他们以朱鸿霞、吴焱金等人为首，提出“走河南道路，达上海目的”的口号，即组织大字报上街，组织队伍游行，迫使省、市委承认犯方向、路线错误；要求省、市委有造反派席位，像上海造反派一样有政权、有党权；还收集材料，准备进京上访。经过省、市委耐心的工作，特别是中央的指示，制止了这次企图制造大反复的错误行为。
3月27日至4月2日，召开共青团武汉市第六次代表大会。王克文等出席大会。汤有元代表第六次团代会筹备小组作《为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而奋斗》的工作报告。大会通过了《积极投入批修整风，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决议，选举产生了共青团武汉市第六届委员会。经第六届第一次全体委员会选举和中共武汉市委批准，汤有元、韩美珍(女)为团市委书记。代表大会之前，各区、局团委相继建立，全市基层团组织的活动基本恢复。
4月3日，中共湖北省委通知，同意宋侃夫恢复党的组织生活。
4月18日，中共武汉市委批准市委统战部《关于处理资本家被查抄财物的试点工作情况和意见的报告》，要求各区、局、大单位党委，市直各部、室、委参照执行。统战部的试点是在江岸区蔡锷路居委会等三个单位进行的。由于试点是在批“极右”和肯定“红卫兵的丰功伟绩”的指导思想下进行的，在处理意见上有不少“左”的规定。因此，无法切实落实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
5月7日至12日，武汉市第四次妇女代表大会召开。925名妇女代表出席大会。李友华代表大会筹备小组作《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充分发挥妇女在三大革命斗争中的作用》的工作报告。大会通过了《鼓干劲，争上游，充分发挥妇女在三大革命斗争中的作用的决议》。大会号召：“各级妇女组织要增强党的观念，把妇女工作自觉地置于党的一元化领导之下，紧密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开展妇女工作”。大会选举产生了武汉市妇女联合会第四届委员会。经第四届一次全体委员会选举和中共武汉市委批准，李友华为市妇联主任。到此，全市妇联组织恢复建立。
5月26日至31日，武汉市总工会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出席大会的有1036名代表。董明会代表大会筹备小组作了《高举“九大”团结胜利的旗帜，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奋斗》的报告。大会选举产生了武汉市总工会第五届委员会。经第五届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选举和中共武汉市委批准，董明会为市总工会主任。
6月5日，中共武汉市委常委会议讨论出席中共“十大”代表名单。8日，市委五届十一次全委(扩大)会议通过代表名单。武汉市出席“十大”的代表8人，为武汉市出席历届全国党代会代表人数最多的一次。
6月11日，中共武汉市委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强党对招生工作的领导，建立和健全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和办事机构的指示精神，决定成立湖北省武汉市高等、中专和技工学校招生工作领导小组。这年，武汉市同全国各兄弟省、市一样，恢复了招生的文化考查。由于“四人帮”借张铁生在高考中交白卷事件大作文章，因此，1974年起，招生又重新废除对文化课的考查，采取“群众推荐”的办法。由此，“读书无用论”在广大青少年中进一步泛滥。
6月18日至24日，中共武汉市委召开第五届第十二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中央工作会议和中央文件以及省委扩大会议精神，迎接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会议批判了林彪、叶群的反动笔记，讨论了全市如何继续深入批林整风和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问题。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指出：“必须把仇恨集中到林贼身上，把斗争的矛头始终对准林彪反党集团及其在湖北的代理人刘丰，决不能纠缠历史旧账，纠缠内部是非。”会议认为武汉地方工业已有一定基础，潜力很大。但全市工业的经济技术指标还比较低，劳动生产率比1966年还低20．2％。会议要求：“一定要加强党的领导，坚持政治挂帅，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切实搞好企业管理，努力实现高产、优质、安全、多品种、低消耗，尽快的改变我市工业生产的落后面貌。”
7月21日，中共武汉市委召开批林整风经验交流会。会上，葛店化工厂、463工厂、江汉区前进街等3个单位交流了整风的经验，王克文讲了话。这次会议，旨在推动全市在批林基础上的整风，使一批只批林而没有进行整风的单位对整风作了安排。会议明确了整风的重点，即抓住思想上、作风上的主要问题，“提到世界观和路线的高度加以总结”。
8月23日，武汉市房地产管理局上报《关于处理文化大革命初期无偿接受私人住房问题的报告》，提出了处理私房问题的原则：“地、富、反、坏、右、反动资本家和属于敌我矛盾的人，其自住和出租房屋暂不处理；劳动人民的全部退还”。
9月6日至15日，中共武汉市委全体委员及各区、局、大单位，市直部、室、委的负责人共183人参加省委全委(扩大)会议，听取中共“十大”精神的传达、学习“十大”文件。自此，全市掀起了传达、学习“十大”精神的热潮。11日，市委召开县级以上单位负责人，市直机关副处长以上干部大会，由王克文等传达“十大”盛况。18日至24日，市出席“十大”代表和区、局、大单位的负责人，分头下到基层，向广大党员、群众传达“十大”精神。
9月26日，中共武汉市委宣传部根据市委常委会决定，向各区、局、大单位党委宣传部长(科长)传达中共中央关于批孔的精神，提出批孔是批林的一个重要方面，要求各单位迅速做好批孔的准备。28日，市委常委会再次研究批孔问题，提出“不能把批孔单纯地看作是学术讨论和教育部门的事，应当看作是贯彻‘十大’精神的具体步骤，是深入批林的重要方面，是上层建筑领域革命的重要内容，是党中央、毛主席战略部署。必须发动群众，造成声势，认真抓好”。此后，各单位成立批孔的专门班子，有的单位贴出了“打倒复辟倒退的祖师爷——孔老二”的巨幅标语。10月初起，《长江日报》发表了大批批孔文章，报道各单位批孔动态。16日至17日，中共湖北省委请广东中山大学教授杨荣国来汉作批孔的报告，武汉市设9个分会场，1万多人参加听讲，批孔出现高潮。
9月5日至13日，武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召开。据统计，自1968年以来，武汉下乡知识青年共有28万人，除招工、参军、升学者外，在农村的尚有12万多人，他们在生活、学习、劳动等方面问题成堆。10月12日至15日，中共武汉市委召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检查工作组会议，研究落实毛泽东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统筹解决”的意见。会议仍然强调“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防修反修，逐步消灭三大差别的一项战略措施”。会后，检查组100多人分赴市郊、农场、茶场，检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情况。
10月27日，中共武汉市委召开基层党支部书记以上干部参加的万人动员大会，动员全市人民响应“十大”提出的“务必加强反侵略战争的准备”的战斗号召，增强战备观念，加强人民防空建设。
11月20日至28日，武汉市第三次贫下中农代表大会召开。大会号召市郊广大社员、农工“认真学习‘十大’文件，深入批林整风，实现省委关于‘苦战一、二、三年时间，办成全省先进的单位之一’的号召，为把武汉市郊区迅速建成大寨式郊区而奋斗。”大会选举产生了武汉市贫下中农协会第三届委员会。经第三届第一次全体委员会选举和中共武汉市委批准，曾运英为市贫协主任。至此，武汉市工、青、妇、农等群众组织全部恢复建立。
11月29日，中共武汉市委成立江汉二桥建设指挥部。谢滋群任指挥长。12月25日，经过长期筹备，国家建委、湖北省委批准，江汉二桥破土动工。
12月1日，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思想指导下，中共武汉市委决定建立市委工交政治部、城建政治部、财贸政治部、农村政治部等组织机构，造成机构重叠、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并由此增加管理体制上的许多弊端。
12月，武汉市场寒冬季节煤炭供应紧张。当时，湖北省下达调进煤炭指标为825660吨，实际完成558095吨。由于货源不足，江汉、硚口、武昌等区的蜂窝煤和煤球的生产已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直接影响人民群众的生活。为此，武汉市革委会在湖北省革委会的支持下，大力组织货源，在确保调入计划完成外，增拨煤炭5万吨，以缓解市场供需矛盾。
1月1日，中共武汉市委常委集中学习中央两报一刊《元旦社论》。这篇社论提出“要开展对尊儒反法思想的批判”，“批孔是批林的一个组成部分”等。这是江青反革命集团掀起的以篡党夺权为目的的评法批儒、批林批孔运动的动员令。2日，市委转发省委《关于认真学习元旦社论的通知》。
1月24日至2月2日，中共武汉市委先后向基层传达中共中央有关批林批孔的文件。2月，《长江日报》转载《人民日报》社论《把批林批孔的斗争进行到底》，并从这天开始陆续开辟专栏，连篇累牍地发表和转载批林批孔的消息和文章。批林批孔在全市掀起高潮，政治、经济局势又开始出现动荡。
2月上、中旬，《长江日报》连续发表署名常江的评论文章，提出“只有紧密联系实际，才能深入批林批孔，才能清除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而联系实际，就“要紧密结合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实际”。自此，社会上出现了把矛头指向省、市委的大字报，为胡厚民、李湘玉等人彻底平反的叫嚷声甚嚣尘上。
2月10日至13日，湖北省、武汉市总工会，共青团湖北省委暨武汉市委，湖北省暨武汉市贫下中农协会先后联合召开批林批孔大会，动员工人、青少年、农民投入批林批孔斗争。
3月2日，湖北省、武汉市公安机关根据省、市委指示，释放了在押的胡厚民、李湘玉等人。3日，社会上举行万人大会，欢迎胡厚民等人出狱，会后百余辆汽车游行示威。围绕省、市委在“两清”(清查“五?一六”，清查“北、决、扬”)问题上的大方向是否正确，广大群众迅速形成了对立的两种观点。连日来，省、市委受到不同观点群众的冲击。
3月16日，中共湖北省委《关于湖北“两清”工作中的错误问题》(征求意见稿)①(这个征求意见稿，承认省委在“两清”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还点名批评了因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已离开武汉军区的曾思玉。)传达到武汉市县、团级党委。许多基层党委怕再犯“文革”初期执行“资反路线”的错误，纷纷发表《造反公告》，表示站在革命群众一边，“坚决支持革命的新生力量”，“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群众之间、领导之间、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矛盾趋向激化，武汉局势出现混乱。
3月2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针对武汉地区一部分群众抓走正在武钢作报告的中共湖北省委书记赵辛初等人的举动和汉口武圣路街头发生的侮辱妇女的事件作出三点指示：“一、随便抓走赵辛初等人是完全错误的；二、“七?二○”事件不能翻案；三、流氓在街上侮辱妇女要认真严肃处理”。
3月25日，经中共湖北省委批准，恢复李湘玉的武汉市革委会委员、常委、副主任，武钢革委会委员、常委的职务。李湘玉于1968年2月担任市革委会副主任。1970年6月被撤职。
3月28日，中共武汉市委根据武汉形势、向各区、局、大单位发出通知，指出：“任何冲击、进驻公安司法机关，围攻和带走公安局、法院的干部和工作人员，强迫和限制时间答复问题的作法都是错误的”。
4月5日，中共武汉市委批转市中级法院临时党委《关于复查处理运动案件意见的报告》。《报告》说：“随着批林批孔运动的发展，市、区法院军管以来所判处的运动案件处理申诉的任务剧增，要求很急”。为了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加速进行复查处理，加快落实政策的步伐，提出在市委领导下，组成复查处理案件领导小组；各区在区委领导下，同时组成领导小组或相应的专门班子。
4月7日，中共武汉市委提出严肃处理和打击各种违法犯罪活动。由于“批林批孔”运动造成的社会动乱，本年全市发生流氓当街侮辱妇女案件24起(受害妇女32人)，斗殴凶杀案103起(死3人，伤91人)，拦路抢劫案28起(死2人，伤8人)，其气焰之嚣张，性质之恶劣，都是解放以来没有过的。对此，人民群众呼声强烈。10日，市委召开大会，动员开展维护社会治安，打击流氓犯罪活动的斗争。26日，市中级人民法院召开公判大会，分别判处6名刑事犯罪分子死刑、死缓和有期徒刑。流氓犯罪活动受到震慑，有所收敛。
4月15日，中共武汉市委决定加强对公共交通秩序的管理。批林批孔以来，全市交通秩序混乱，交通事故增多，殴打司机、售票员的事件经常发生。甚至售票员不敢查票。电车由上年度同期的日收款6500元下降到1000元；汽车由24000元，下降到约10000元。
同日，中共武汉市委向各区、局党委传达中共中央关于“批林批孔运动在党委统一领导下进行，不要成立战斗队一类群众组织，也不要搞跨行业、跨地区一类串连”的指示。自此，全市各级党组织根据中央指示精神，提高认识，统一思想，努力扭转局势。
5月5日至8日，中共武汉市委召开“抓革命、促生产”座谈会。会议提出“贯彻中央指示精神，排除各种干扰，把批林批孔运动抓好，把生产促上去”。
6月上旬，中共武汉市委组织传达、学习、宣传、贯彻《中央领导同志关于湖北问题的指示要点》。中央指示要点的主要精神是：批林批孔要把矛头集中指向林彪、孔老二的“克己复礼”的反动纲领，指向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联系湖北实际，揭发批判林彪死党刘丰的反革命罪行，肃清其流毒；刘丰是林彪的死党，曾思玉是好人犯错误，应严格加以区别：湖北省的“两清”犯扩大化错误，错误的根子在刘丰，省委也有责任，下面的同志是认识问题，不能责怪他们；全省人民要增强无产阶级党性，克服资产阶级派性，要把仇恨集中到林彪及其死党身上；不同观点的群众之间，要提倡别人的缺点错误让人家自己讲，各自多做自我批评，自己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不要互相攻击，不要纠缠历史旧账；批林批孔运动一定要在各级党委统一领导下进行，要立即撤销一切山头，说服离开生产岗位的人员回本单位搞好批林批孔，坚持抓革命促生产。全市各级党委广泛印发中央指示要点，组织群众学习、讨论、贯彻执行。自此，干部、群众在“两清”问题上的思想混乱有所澄清，各单位脱离党委领导成立的批林批孔组织开始撤销，设在闹市区的广播站逐步拆除，杀向社会的人员在各单位党委耐心劝说和群众的欢迎下，陆续回到生产、工作岗位，武汉地区混乱局面出现转机。
6月17日，中共武汉市委对1974年14万应安排到农村的高、初中应届毕业生，作出“从今年秋季起，改变过去以学校为单位进行下放，实行按战线下放、厂社挂钩的办法进行动员安置”的决定。这一决定贯彻的结果，大大减轻了学校的负担，下乡知识青年的生活、教育也有显著的改善。
7月15日至16日，中共武汉市委召开区、局和直属大单位党委书记会议，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文件精神，动员“千方百计完成或超额完成今年国家计划”。由于批林批孔运动的影响，全市上半年工业生产仅完成计划的31．1％，比去年同期下降了25％。这次会议之后，各级党委大力组织学习贯彻中央文件精神。市委专门抽调一批机关干部组成40多个宣传队，到一些重点工厂企业蹲点，协助抓好生产。还召开了全市工交战线“抓革命促生产”经验交流会，采取一系列措施狠抓生产计划的落实。但由于“左”的错误干扰，且帮派势力暗地活动频繁，人心涣散，积重难返，生产形势也不可能根本好转。据年底统计，本年全市工业总产值仅达到42．76亿元，比上年下降24．3％，低于1971年和1972年的水平。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均有下降，其中钢产量比上年下降58．5％，生铁产量比上年下降51．4％，钢材产量比上年下降56．6％，发电量比上年下降32％，水泥产量比上年下降35％。
7月16日，中共武汉市委发出《关于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的通知》。《通知》要求基层党组织，“对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涌现出的一批革命大批判的积极分子，热情支持和培养，并从中挑选出路线觉悟比较高，抓革命促生产比较好，肯钻研学习，能联系群众，有一定表达和写作能力的工人、贫下中农，不断加强和壮大现有的理论队伍”。根据《通知》精神，全市基层单位相继成立了许多“理论小组”。
7月17日，中共武汉市委上报《关于继续纠正“两清”扩大化错误落实政策的几个问题请示报告》。《报告》提出，对“两清”中确实曾作为“五·一六”、“北、决、扬”审查，现在查清否定其问题的，单位领导人要与本人谈话，代表组织表示赔礼道歉，要认真退还和销毁有关材料，原则上应恢复其职务，等等。
9月7日，武钢一米七轧机工程破土动工，中共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负责人出席开工誓师大会。
9月11日，中共武汉市委提出向省财政暂借款1000万元，以解决全市财政资金周转的严重困难。1至8月份，武汉市财政收入31000万元，只完成省下达全年任务91800万元的33．8％，比去年同期下降42％。根据收入上缴90％，市留10％的规定，市财政留用资金为3100万元，而财政支出已达9000万元，财政困难极大。至10月28日，市委批转市财政局党委关于努力增收节支，积极平衡预算的报告，提出“加强党对财政财务工作的领导，严格经济核算、财政制度和财政纪律，充分挖掘潜力，增加生产，厉行节约，努力做到增收节支”。本年，全市财政收入仅达到58286万元，完成全年计划的63％，比上年下降24．3％。
9月18日至23日，中共武汉市委召开全市理论宣传工作会议。会议传达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几个人在中央法家著作注释出版规划座谈会上的讲话和省委理论工作会议精神，着重讨论了“抓好上层建筑领域革命的重要性”。会议决定：“迅速掀起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的新高潮，进一步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继续把批林批孔运动普及、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从各个角落扫除孔孟之道”。会后，全市各单位组织干部、群众学习《哥达纲领批判》、《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马列和毛泽东著作，普遍举办《儒法斗争史》讲座，开展评法批儒活动。在社会动乱稍有转机之时，思想、文化方面的混乱情况却进一步加剧。
10月25日至30日，中共武汉市委召开工宣队(贫管会)工作会议，研究“如何进一步加强党对工宣队的领导，更好地发挥工宣队的政治作用”的问题。会议在“左”的思想影响下，继续强调工人阶级对教育阵地“长期占领”、“彻底改造”的所谓深远意义，强调“抓大事、抓路线，充分发挥政治作用”和“继续抓紧对原有教师的再教育”等错误做法。会后，工宣队派出单位认为派出人员是额外负担的想法仍然存在，教师的积极性仍受到压抑，学校教学质量下降的问题仍得不到解决。
11月2日，遵照毛泽东关于“必须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的指示，在学习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的经验之后，武汉地区党政军负责人带领机关干部、解放军指战员，分别下到车站、码头同工人一起劳动，疏散积压物资，同时向工人宣传党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在他们的带动下，市属各区、局、中央在汉大单位的负责人也深入生产第一线参加劳动。
12月14日，中共武汉市委召开干部大会，由市委派出的工业学大庆学习团传达大庆的经验，动员全市人民“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继续搞好批林批孔，掀起工业学大庆的新高潮，努力在两、三年内使我市工业有个根本性的变化”。26日，市委第五届第十五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继续搞好批林批孔，深入开展工业学大庆群众运动的决定》，发至各基层单位贯彻执行。虽然大庆的经验和学习大庆的活动受到“左”的思潮的歪曲和干扰，但大庆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三老四严”的作风及“大干社会主义有理、大干社会主义有功、大干社会主义光荣”的口号，却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干部和群众的生产、工作的热情。
1月17日至20日，连续四天晚上，中共武汉市委常委、市革委会党员副主任集中收听、讨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公报》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新闻公报》及有关四届人大重要文件。党的十届二中全会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在四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三届人大提出的“把我国建设成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宏伟目标，使广大干部、群众受到鼓舞。
1月24日，中共武汉市委召开各战线、各城区负责人会议，传达十届二中全会综合简报、吴德在四届人大召集人会议上的讲话和李先念等中央领导人接见武汉朱鸿霞等4人时的谈话纪要。中央领导人在谈话中要求朱鸿霞等人贯彻安定团结的方针，在省委领导下多做团结工作，多为人民做一些有益的事情；回去后，要公开发表个声明，和原来的派一刀两断，免得和武汉少数还在闹事的人有牵连的嫌疑；要带头下去，到基层锻炼，学一点真才实学。并指出：武汉有的人不批林，不批孔，不批刘丰，把矛头指向省委；还有几个人不批林，不批孔，不安定，不团结，不生产，不劳动，闹派性，搞串连，拉山头，进驻饭店，扰乱秩序，希望他们立即改正错误。会上，市委决定将这些内容尽快地传达到机关党员干部和基层负责干部中去。
2月25日，中共武汉市委召开各区、局、大单位负责人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印发的毛泽东关于“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讲话。27日起，市委常委，市革委会党员副主任，市直部、委、办，区、局、大单位的负责人分批集中学习毛泽东的讲话和《人民日报》发表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的语录(33条)。3月3日，市委召开全市干部大会，进行动员和部署。市委宣传部发文规定了学习制度，要求结合学习进行理论队伍的建设，组成理论学习的辅导网，以保证学习任务的落实。于是，全市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活动全面展开。
3月7日，中共武汉市委将中共中央对《湖北省革命委员会通告》的批复印发给各级党委。自2月13日起，武汉市少数人在个别坏人操纵下，抢占汉口中南旅社，在六渡桥闹市中心设置路障，堵塞交通，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破坏安定团结，破坏生产。对此，中央同意省革委会采取果断措施的决定。市委要求各部门及时向群众传达这个批复。武汉市革委会同时向全市发出通告：限通告下达的当天，立即拆除路障，恢复交通，退出旅社，交出抢走的一切公共财物；策划和指挥这次事件的为首分子，应立即到市公安部门检查、交代自己的违法行为；这个事件的参与者，多数是上当受骗，应立即检举揭发为首分子的罪行，立即回原单位抓革命、促生产；违反上述通告者，由公安部门拘留审查，根据其情节轻重，依法惩处。
3月14日，应中共湖北省委、湖北省革委会邀请，大庆报告团到达武汉，举行报告会，介绍经验。全市先后有3万多人直接听了报告，有30多万人听了有线广播。大庆报告团在武汉的活动，对武汉地区的生产起了促进作用。
3月17日，中共武汉市委发出《关于认真执行毛主席重要指示，搞好当前各项工作的通知》。各级党组织根据《通知》要求，大力宣传、贯彻毛泽东关于安定团结、学习理论、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三项指示和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中央领导同志在全国工业书记会议上的讲话，进一步动员群众开展“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努力搞好生产。同时，抓紧整顿交通秩序和社会秩序，加强港、站、码头工作，使市内交通和铁路、航道运输畅通无阻。对闹资产阶级派性的人，则采取坚决措施，制止他们的派性活动。各单位着手建立和健全制度，整顿和加强劳动纪律；工厂企业还强调岗位责任制，加强企业管理，全市出现了整顿的好势头。
3月17日，中共武汉市委批转市计委《关于武汉市1975年国民经济地划的报告》；4月23日，市委批转市财政局党委《关于贯彻中央、省财政会议精神，努力实现1975年财政预算任务的报告》。市委要求各级党委立即部署本年度的生产建设工作，并发动群众充分讨论，制定措施，加强管理，努力增收节支，积极挖潜堵漏，扭亏增盈。同时，要求坚决打击刑事犯罪分子、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及一切破坏革命和生产的犯罪活动，确保生产大上快上。上述文件的贯彻，使全市工交财贸等战线出现了新局面。
4月28日，中共武汉市委发出《关于坚持精兵简政的通知》，解决全市各级行政机关总编制超过“文革”前的问题，要求各级党组织严格控制编制，积极处理超编人员，对超编人员逐步减下来，充实基层，加强生产第一线；各级机关要克服“五多”，面向基层，等等。这一《通知》的贯彻，使“文革”中任意扩编、增设机构的现象一度有所遏制。
5月16日，中共武汉市委召开全市县级以上单位党委建设经验交流大会。会上交流了“用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建设党委的经验”，提出了加强各级党委建设的具体要求。大会是在“左”的理论指导下进行的，市委提出的要求也带有较深的“左”的痕迹。但是，要求加强党委“一班人”的团结，坚定执行安定团结的方针，坚决克服派性、宗派情绪等不利于团结的因素，正确对待职务、地位和物质生活条件，不“走后门”，不搞特殊化等等，则是符合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
6月1日至2日，中共武汉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研究贯彻全国钢铁工业座谈会的精神。市委常委提出，全国钢铁工业座谈会精神具有普遍意义，应同贯彻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结合起来，作为一场运动来抓。3日，市委组织干部、群众收听省委召开的传达全国钢铁工业座谈会精神的有线广播大会。4日至6日，市委召开各区、局、大单位党委负责干部会议，学习、讨论全国钢铁工业座谈会的精神。会上，市委提出“以毛泽东‘三项指示’为纲，大力抓好中央文件精神的贯彻，克服领导班子软、懒、散现象，同资产阶级派性作针锋相对的斗争”。8日，市委召开全市动员大会。会后，各单位围绕解决领导班子软、懒、散和克服资产阶级派性两个问题，层层发动群众，举办学习班，摆情况，揭矛盾，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克服派性，加强团结，促使武汉局势进一步稳定。9日至15日，市委常委先后到武汉重型机床厂、武汉锅炉厂等工厂同厂、车间、科室领导干部直接见面，检查贯彻中央文件精神的情况，给各厂干部和职工以有力的支持，使生产情况进一步好转。6月份，市工业生产创历史同期最高水平，工业总产值比5月份提高13．7％，武昌造船厂、武汉冶炼厂、长江汽车制造厂等800多个企业实现“时间过半，完成任务过半”。
7月3日，中共武汉市委批转市教育局、团市委等单位《关于加强青少年校外教育工作的请示报告》。11日，市委又在汉阳召开了全市青少年校外教育工作现场会，交流汉阳区委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加强青少年校外教育工作的经验。会议要求各级党组织加强对校外教育工作的领导，做到动员千百万，教育千百万，把校外教育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7月23日，中共武汉市委发出《关于认真传达贯彻中央17号文件的通知》，中央17号文件强调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市委在《通知》中提出切实整顿和加强生产管理，进一步促进安定团结，促进大上快上。随后，各级党委认真贯彻中央17号文件精神，发动群众搞好安定团结，战高温，夺高产，大战三季度，使生产水平不断提高。全市7月份工业总产值实现“三超”，即超过6月，超过月度计划，超过历史同期最高水平。8月，全市开展学大庆，赶襄樊和沙市，赶全国先进水平的活动，进一步加快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步伐，市属工业在“三超”的基础上，创造了历史月产最高记录。
9月1日，中共武汉市委发出通知，要求推广学习北京市新桥街工作经验，办好社会主义向阳大院(大楼)，积极搞好三站(红医站、综合服务站、校外辅导站)，二代(代销店、代营食堂)，一所(托儿所)的试点工作。街道工作有所加强。
9月3日，中共武汉市委批转市工交办公室《关于扭转企业亏损的情况及今后意见的报告》。7月中旬以来，市工交办公室根据市委限期改变企业亏损的指示，曾召开会议，对重点亏损企业进行检查落实，对提高干部思想，挖掘内部潜力，加强企业管理，组织生产大上快上起了促进作用。市委批转这个报告，是为了进一步推动各级党组织深入开展“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认真执行《鞍钢宪法》，切实整顿和加强企业管理，为扭亏增盈创造条件。
9月4日，《长江日报》刊载《人民日报》社论《开展对＜水浒＞的评论》。社论转述了毛泽东关于《水浒》的指示。于是，中共武汉市委领导全市人民开展对《水浒》的评论，并把这一活动作为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10月，全市开展一学(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三批(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本主义倾向”、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五大讲(讲路线、讲党性、讲大局、讲团结、讲纪律)活动。同时，许多领导干部深入生产第一线，努力开展革新、改造、挖潜活动，并以提高产品质量为重点，狠抓各项经济技术指标的完成，生产形势进一步好转。
11月1日至2日，中共武汉市委召开全委会议，贯彻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全会号召全市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革命干部和人民群众动员起来，积极响应党中央关于“全党动员，大办农业，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的号召，为尽快普及大寨县和1980年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贡献力量。会后，掀起了学习、贯彻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的热潮。但由于大寨这一典型指导思想上的失误，学习大寨的热情难以持久，收效甚微。
12月18日，中共武汉市委向各区、局、大单位党委负责人传达中共中央批转的《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大辩论情况报告》。《报告》中提出了“走资派还在走”的荒谬绝伦的观点并点了教育部部长周荣鑫的名，中央文件的传达，预示着又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
12月，经国务院批准，湖北省武昌县、汉阳县分别从咸宁地区和孝感地区划归武汉市领导。
本年，全市工业总产值达到58．63亿元，比上年度增长37．1％，创解放以来历史最高水平，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比上年度都有大幅度增长；财政总收入达到95670万元，比上年度增长64％，其中企业收入比上年增长2倍多；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度略有下降。
1月1日，中共武汉市委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委组织干部和群众认真学习中央两报一刊元旦社论《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社论传达了毛泽东关于“阶级斗争是纲”的指示，实际上是对邓小平提出的“三项指示为纲”的否定，是整个形势将要发生逆转的又一信号。
2月29日至3月2日，中共武汉市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根据中共中央文件精神，批判邓小平执行的所谓“修正主义路线及纲领——‘三项指示为纲’”。
3月8日，中共武汉市委向各区、县、局党委传达中共中央转发的毛泽东自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多次谈话(简称“重要指示”)以及华国锋在各省、市、自治区和大军区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的谈话否定“三项指示为纲”，指责邓小平1975年主持中央工作所进行的全面整顿，并提出了“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错误论断；华国锋的讲话则提出“批邓”，并要各级领导“转好弯子”。自此，“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在全市铺开，刚刚好转的形势又出现反复，各项整顿活动遭到破坏。
3月中、下旬，以化名“寒城牛”为代表的武汉人民开展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活动，他们把大量花圈、挽联、诗文送到长江大桥武昌桥头，成为全国人民反暴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与此同时，所谓“反革命政治谣言”和“总理遗言”在全市流传，前者反映了人民群众对江青反革命集团倒行逆施的强烈不满，后者道出了广大群众希望邓小平接任国家总理的迫切愿望。4月，根据中共中央电话通知，全市进行追查，共收缴各种版本的“政治谣言”2156份，其中“总理遗言”1935份。
4月7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北京“天安门事件”的报道以及《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和《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中共武汉市委组织常委集体收听并立即进行了讨论。9日，根据中共中央电话通知，中共湖北省委、武汉部队、武汉市委召开湖北省暨武汉市“坚决拥护”中共中央两个决议，“愤怒声讨”邓小平“罪行”大会。会后举行了所谓示威游行。
5月10日至14日，中共武汉市委宣传部召开理论讨论会，讨论“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问题。参加这次讨论会的有“工农兵理论骨干”、专业理论工作者和基层领导干部的代表200多人。市委常委和区局以上领导干部读书班的同志出席并听了大会讨论发言。会议对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和阶级关系的变化进行了错误的分析，对所谓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革命的对象是资产阶级，重点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错误论点进行宣传和阐释，并提出识别所谓“走资派”的标准问题等。
6月26日，武汉市一部分坚持正义的工人代表到《长江日报》社评报。《长江日报》在帮派分子的控制下，一度成为江青反革命集团在武汉地区篡党夺权的舆论工具。它大量刊发毒草文章，极力宣扬江青集团的反革命政治纲领，疯狂攻击敬爱的周总理和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引起全市广大干部、群众的无比愤慨。工人代表到报社评报，强烈要求省、市委改组报社。武汉夏、朱、胡及报社的帮派骨干分子却颠倒是非，诬陷评报代表“搞反革命打砸抢”，并借机扩大事端，向江青集团告状，制造了《长江日报》停刊4天的事件，向省、市委施加压力。为此，中共武汉市委在帮派分子压力下作出对评报的刘长安等5人进行拘留、治安裁决和传讯的错误决定。
7月28日，河北省唐山地区发生强烈地震。29日，武汉市卫生部门在3小时内组织起190名医务工作者参加的医疗队开赴抗震救灾第一线。8月4日，中共武汉市委召开支援抗震救灾动员大会，并成立抗震救灾指挥部及办公室。随后，全市各条战线、各个部门也层层动员，形成支援抗震救灾的热潮。
7月29日，武汉市赴新疆学习慰问团，前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慰问1964年至1966年支援边疆建设的武汉知识青年。慰问团在新疆两个多月，辗转8个地、州、市的180多个国营农、牧场和工矿企业，向5000多名武汉知青转达了中共武汉市委、武汉市革委会以及全市人民的关怀和慰问并赠送慰问品。8月24日，湖北省、武汉市又有59名知识青年到新疆插队落户。
8月10日，中共武汉市委召开全市县以上单位负责人会议。王克文代表市委常委作了《继续认真学习毛主席重要指示，进一步深入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报告。《报告》根据毛泽东《重要指示》，检查了市委在所谓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影响下所犯的“错误”，违心地否定了全市去年贯彻中央文件，进行整顿所取得的成绩。
9月9日，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逝世。11日至23日，中共武汉市委召开全委(扩大)会议。会议作出《化悲痛为力量，继承毛主席遗志，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的决议，要求全市党员、干部和人民迅速掀起学习马列著作的新高潮，掀起“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新高潮，夺取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更大胜利。18日，省、市在中山公园前面广场举行“湖北、武汉地区党政军民极其悲痛地悼念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大会”，80万工农兵群众参加大会。
10月8日下午到9日凌晨，武汉部队司令员杨得志，政委王平，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赵辛初，书记赵修参加了中央政治局分批召开的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主要负责人会议。会议宣布了中央于6日一举粉碎“四人帮”的情况，揭露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罪行。13日，中共武汉市委将这一特大喜讯传达到全体党员。22日，湖北省、武汉部队、武汉市130万军民举行盛大集会和游行，欢呼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群众性的庆祝活动持续数日。“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到此结束。全市从此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
来源：《中共武汉党史大事记》，武汉大学出版社，198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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