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01-5-0 作者：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新闻研究所编
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新闻研究所编1月1日 一版刊登华东六省戏曲革命现代戏汇报演出在沪揭幕新闻。共有十五个剧种参加，演出二十三个优秀剧目，到4月2日结束。会演期间，本报除了登消息、文章、评论、照片外，还在“闻亦步”专栏发展杂谈十三篇，如《知难而进》、《站得高》、《不要小看小戏》、《突破旧框框》等。
1月4日 四版出“学习毛主席著作”专页。《编后记》中说：本报今后准备更多地刊登有关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文章。现在把原有的专栏“群众学哲学”改为“学习毛主席著作”，将经常发表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心得、体会文章；介绍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经验；提供辅导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文章或有关材料。
1月14日 一版刊登消息《倾听贫下中农意见改进农村学校教育工作》。编者按说，农村学校要办成什么样子?怎样才算好?贫下中农最有发言权。希望农村学校更好地听取贫下中农意见，认真改进工作。同日“文教战线见闻”专栏刊登本报记者周兴美去嘉定县马陆公社陈村大队调查研究后写的通讯《农村小学怎样才算办得好?》，文中回答：办得好不好，就是贫下中农孩子有没有书读，学得好不好，顶不顶用。
1月15日 一版头条刊登上海第二女中教师对学生两篇作文《茉莉花》和《当我上初三的时候》评价发生分歧的报道和上述两篇作文。教师们的分歧在于：有的重视作文的思想政治内容；有的讲究篇章结构和语言表达能力。编者按说，教师应当如何指导和评价学生的作文，在当前教学工作中是一个还没有解决的问题。本报决定在报上开展《如何指导和评价学生的作文》问题讨论。两个月内共收到参加讨论的信稿五千三百多篇，刊出专栏十二期，文章一百零六篇。
1月19日、20日 编辑部先后邀请复旦大学中文系教师、研究生和文艺界部分作者就本报一年来所发表的文艺理论文章举行座谈，并对今后的文艺问题讨论提出建议和要求。
1月28日 上海爱华沪剧团根据电影《自有后来人》改编的沪剧《红灯记》，几经修改，再度上演。本报为此发消息和社论《有志者事竟成》。
2月2日 上海京剧院从同名淮剧移植、改编的《海港的早晨》昨起公演。本报发表演出消息、社论《路子走对了》和童芷苓文章《到生活中去学习先进人物》。
2月18日 一版报道上海首批巡回医疗队昨日分赴市郊农村。配发短评《为工农服务是医务人员的光荣任务》。这批医疗队数月后归来，本报又邀请部分队员座谈下乡巡回医疗体会，并发消息。
3月9日 刊登中国京剧院来沪演出《红灯记》的消息、驻京记者写的通讯以及舞台速写。后又陆续推出《向京剧＜红灯记＞学习》专页和该剧主要演员文章。中国京剧院的《红灯记》，是根据上海爱华沪剧团的同名沪剧改编的，主题思想和人物形象都比原来有所提高。这次来沪演出，卖座连满一个月。
3月10日 本报刊登巴基斯坦阿尤布汗总统离沪的报道失实。宋庆龄副主席未到机场送行，而报道却说她去了(原因是记者未到现场，仅根据书面材料写报道)。报纸送到邮局尚未发出，全部收回改正重印。当天下午召开全社职工大会进行检查，吸取教训。
3月13日 上海科技大学工人班首届毕业。这是根据中共上海市委关于“建立一支工人阶级科技队伍”的指示，吸收革新能手王林鹤、于伟良等七十余名学生，编成的第一个工人班。编辑部邀请部分毕业生举行座谈，组织成套报道，既发消息、通讯、文章，又发社论《劳动人民一定要成为文化科学的主人》。
4月2日 报道全国科教电影工作会议讨论发展科教电影方针——帮助群众树立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更好地为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服务。配发社论《让科教电影发挥更大的战斗作用》和上海科影厂到农村、工厂进行调查访问的消息。
4月20日 编委会讨论修订《进一步实现文汇报的革命化而奋斗》的报告，确定总的方针任务是：面向思想文化战线的广大干部群众，宣传贯彻党的各项文教政策，为思想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运动服务。
5月2日 北京京剧团根据同名沪剧改编的《芦荡火种》，重排后改名《沙家浜》来沪公演。本报发消息、社论和专页等，进行一系列宣传。
同日 中央歌剧舞剧院芭蕾舞团在沪公演《红色娘子军》，本报今起接连发表消息、社论、舞台速写和演员文章，作了成套报道。
5月3日 报道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召开学习毛主席著作经验交流会。华东电力设计院、漕河泾税务所等单位和民主五号轮服务员杨怀远等分别介绍学习经验。本报发表社论《以更高热情学好毛主席著作》。
5月14日 第六届“上海之春”演出芭蕾舞剧《白毛女》。本报先是发消息和“闻亦步”杂谈，后又加大宣传力度，刊发社论和专页等。
5月25日 发表上海向明中学政治教师姚佩宽的《做革命的教育工作者》，这是记者深入该校帮助总结的一篇教学经验。同时配发社论《做教师就是干革命》。当天报纸增印五万多份。接着开辟《做教师就是干革命》专栏，连续七期发表几十篇读者来信和体会文章，就有些教师提出“桃李满天下”和培养无产阶级接班人之间有没有共同之点、课任老师要不要做学生的思想工作等问题，展开讨论，各抒己见。
6月1日 今天报纸加半张，用两个整版转载《红旗》杂志关于《新基本粒子观的对话》和编者按语。第二、第三天又分别邀请科学家苏步青、谢希德、张香桐、陈念贻等座谈这篇文章，并在《自然科学工作者要自觉地学习和运用唯物辩证法》通栏横幅下，发表他们的发言稿，阐述了自然科学理论无限发展的思想。
6月3日 报道上海街道里弄图书馆发展到四百多个，每天接纳读者近十万人。配发本报评论员文章《永远当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尖兵》。
6月16日 报社派出四十九人，先后到金山、松江、崇明参加农村“四清”运动。第一批今天出发。
6月21日 响应毛泽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上海首批赴新疆参加建设的青年今启程。本报发消息和社论《热烈欢送参加新疆建设的上海青年》。
7月4日 一版头条报道：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学院、上海财经学院等校文科三千多师生，去年9月起先后去农村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思想感情有了很大的变化。配发本报评论员文章《到火热斗争中去改造思想》。
8月3日 被称为文化战线红色轻骑兵的“乌兰牧骑”巡回演出队抵沪，本报今天发消息和评论员文章《欢迎“乌兰牧骑”学习“乌兰牧骑”》，后又连续宣传，发表各类稿件十多篇。
8月4日 开辟“学点唯物辩证法”专栏，引导人们把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应用到实际工作和日常生活中去。
8月11日 报道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在视察新疆建设兵团石河子垦区时，探望上海知识青年，勉励他们把毕生献给祖国边疆的建设。周总理还对在场的青年说：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和有复杂社会关系的人，都要看他现在的表现和立场，一个人出身不能选择，但前途是可以选择的。本报特地用黑体字把这段话标了出来。
8月30日 报道全市一百多个电影放映队活跃在农村第一线，热心为农民服务。配发短评《把革命电影送到生产大队去》。
8月31日 群众工作部试行《每月一信》办法，规定通讯员每月为报纸撰写一信，包括情况、新闻、文章、报道线索以及对报纸的建议、意见等。
9月14日 用显著地位刊登江苏省建湖县钟庄公社吴佑伯写给上海华山医院的一封信，表扬该院降低费用，简化手续，迅速治愈一个患胸椎结核的病孩。并发表本报评论员文章《实现医院革命化的重要关键》和该院办公室关于减轻病人经济负担的探讨文章。
9月20日 本报社长金仲华当选上海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总编辑陈虞孙为副主席。
9月24日 编辑部召开大会，传达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对本报意见：文汇报的主要任务是宣传“双百”方针，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现在报纸的宣传落后于实际，抓不出问题，思想性不够，事务性的东西多，有声有色有影响的重点报道少，尤其是贯彻“双百”方针不力，有消失文汇特色的危险等。
9月27日 报道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全面修订《十万个为什么》，该书累计发行数已达五百八十多万册。配发短评《好书要不断修订》和张伯文文章《为革命编书》。
10月3日 一版头条报道上海市半工半读工业大学教师试行半工半教取得初步成绩。配发社论《半工半教的道路无限宽广》。说这是教育改革深入进行的必然结果，也是实行半工半读、半农半读教育制度的产物。二版发本报记者张煦棠写的长篇通讯《既是先生，又是学生》。
10月8日 报道市农科院建立样板田开展综合研究，粮、棉、油菜、高粱全面稳产高产，带动了周围社队的大田生产，促进群众性科学实验的发展。配发短评《样板田里出科学》。
11月2日 用三整版的篇幅刊登烈士王杰日记摘抄。接着又发表周恩来、朱德、董必武等中央领导同志的题词和群众的来信来稿以及根据王杰事迹改编的连环画。副刊《笔会》也刊出了“颂王杰学王杰”诗文。王杰生前是济南部队装甲兵某部工兵一连班长，在一次执行公务中光荣献身。
11月3日 报道本市同济医院冲破国际文献的“极限”，抢救一名心跳停止十六分钟的工人复生，被认为是现代医学奇迹。本报为此配发社论《革命精神创奇迹》。
11月5日 总编室印发大公报关于文章“长与短”的问题讨论情况和本报的一篇长报道，组织全体编辑、记者进行讨论，以抑制长风，提倡短稿。
11月10日 刊登姚文元的长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姚文批判明史专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响应毛泽东号召写的剧本《海瑞罢官》，把《海瑞罢官》中写的明朝“退田”、“平冤狱”，同六十年代的所谓“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硬说“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是一株毒草”。
现在知道，《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是江青策划，在柯庆施支持下，伙同张春桥背着中央政治局多数常委，于极度保密的情况下，由姚文元写成，经毛泽东同意的。见报前夕，文汇报总编辑陈虞孙才从张春桥那里拿到已排印成大字本的底稿。张春桥以中共上海市委名义要文汇报对《海瑞罢官》问题进行讨论。陈虞孙和编辑部同仁都以为这是贯彻“双百”方针的学术讨论，积极执行。但在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操纵下，这场持续了半年的所谓讨论实际上是搞政治批判，共刊出五十多个版面，文章无限上纲，陷人于罪，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和导火线。
11月13日 一版在“关心学生全面发展促使学生健康成长”总标题下，刊登一组反映中小学校开展课外体育活动、采取措施增进学生健康、保证搭伙学生吃得好、做好预防近视眼工作的报道。《编后》中说：关心学生全面发展，关心学生健康是个重要方面，做好有关工作就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11月16日 开展关于《怎样使学生学得生动活泼、学得主动？》的讨论。这次讨论持续到第二年年初，共刊出二十四期，发表各类稿件百余篇。
11月29日 在《读者来信要求讨论＜海瑞罢官＞》通栏大标题下，发表复旦大学历史系、上海戏剧学院、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部分人员的署名来信。信前有个加框醒目的编者按，经张春桥反复修改，并指定报纸连登六次。按语说“我们发表姚文元同志的文章，正是为了开展百家争鸣，通过辩论，把《海瑞罢官》这出戏和它提出的一系列原则问题弄清楚，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昌盛”。实际情况是，姚文发表之前，张春桥已布置一些单位先组织讨论、听取反应。这四封来信就来自先行单位。
11月30日 二版第一次挂出锌版通栏标题《关于＜海瑞罢官＞问题的讨论》，刊登马捷批评姚文元的文章《也谈海瑞罢官》，同时重登张春桥改定的长篇编者按。
马捷，真名马以鑫，是敬业中学高中学生，他在文章中尖锐批评姚文元：“我们认为姚文元同志的许多观点是错误的，为了达到自己否定《海瑞罢官》的目的，不惜断章取义地引用他人文章”，“断章取义地分析作品，其卑鄙程度是令人诧异的。”
姚文发表后，张春桥指令文汇报广泛访问京沪等地的知识分子，了解情况。报社听到的是学术、理论、文化各界人士对姚文元一片斥责声，但没有人肯公开写批评文章。张春桥看到马捷自己寄来的批评文章后，立即指令陈虞孙了解作者的情况，定稿发表，意在“引蛇出洞”。随后又组织了几篇批评姚文的文章，制造争鸣的假象。
12月1日 报道全国各地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在京集会，立志做又会劳动又会创作的文艺战士。后又陆续选登与会代表漫谈创作体会的文章十多篇。副刊《笔会》推出青年作者作品选辑。文艺理论版开辟《喜读新人新作》专栏。
12月5日 报道本市长海医院心脏外科研究、制成人造心脏瓣膜并施行更换手术成功。解放军后勤总部授予集体一等功。
12月6日 《关于＜海瑞罢官＞问题的讨论》的锌版移到一版头条位置，发表综合报道，详细介绍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刊出后，各地报纸转载的情况，并转载几家报纸的编者按。其中，解放军报的按语说，“吴晗同志编了一本京剧《海瑞罢官》。这个戏，是一株大毒草。”北京日报的按语说，“《海瑞罢官》是一出影响较大的戏。过去本报和北京晚报发表过繁星、常谈、方三、史优等赞扬《海瑞罢官》的文章。几年来，学术界、文艺界对《海瑞罢官》这出戏和吴晗同志写的其他文章是有不同意见的。我们认为，有不同的意见应该展开讨论。”人民日报的按语说，“我们认为，对海瑞和《海瑞罢官》的评价，实际上牵涉到如何对待历史人物和历史剧的问题，用什么样的观点来研究历史和怎样用艺术形式来反映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问题。这个问题，在我国思想界中存在种种不同的意见，因为还没有系统地进行辩论，多年来没有得到正确的解决。”“我们希望，通过这次辩论，能够进一步发展各种意见之间的相互争论和相互批评。我们的方针是：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反批评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我们也采取说理的方法，实事求是，以理服人。”北京日报、人民日报的按语是分别由彭真、周恩来审定，旨在把这场讨论局限在学术探讨的范围内。但转载时张春桥特意指定把说《海瑞罢官》“是一株大毒草”的那篇编者按放在前面。
12月28日 报道彩色舞台艺术片——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在沪举行预映招待会，受到观众欢迎。后又发表作家魏巍、徐怀中、郭小川、贺敬之联合创作的《东方红》朗诵词。
12月 本报理论部、文艺部、教科部分别建立学术档案和作者档案(包括专长、著作等)。
1月4日 《关于＜海瑞罢官＞问题的讨论》专版转载人民日报文章：《＜海瑞罢官＞代表一种什么社会思潮?》。这是北京报刊为将讨论限制在学术问题争论范围之内所发表的文章之一，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主持写作，署名方求。
1月6日 《关于“清官”问题的讨论》专版，发表《拨开迷雾看“清官”》和《应该一分为二地看待“清官”和“贪官”》两篇文章。这一讨论是按照张春桥意图，在批判《海瑞罢官》的“主战场”之外开辟的“第二战场”，任务是“打援”，即从“清官”问题上击退同情吴晗的“援军”。至4月28日结束。
1月7日 《关于＜海瑞罢官＞问题的讨论》专版发表上海学术界人士座谈吴晗《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一文的纪要。在文汇报转载吴晗自我批评文章的当天，张春桥授意陈虞孙，通过党委系统邀集上海史学界、文艺界部分人士来文汇报进行座谈。参加座谈的有周予同、周谷城、蒋星煜、谭其骧、刘大杰、李俊民、束世澂、杨宽、魏建猷、张家驹、徐德嶙、陈向平、陈守实、李平心、朱金城等。多数人坦陈己见，认为吴晗认错不假，并就讨论中涉及的一些问题发表了各种不同的见解。
1月10日 以整版篇幅发表《怎样评价史可法——评中国历史小丛书＜史可法＞》。文章批判由吴晗主编、张习孔编写的《史可法》一书，是按照封建主义、资产阶级观点编写的；史可法是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由此引起的对史可法评价的争议，持续至5月21日，编辑部收到来稿数百件。
1月13日 理论版上发表《对“让步政策”的几点看法》、《从“教训”谈到“让步政策”——同严北溟等先生商榷》两文。这同样是与“《海瑞罢官》问题”相关联的讨论，延续至5月19日结束。
1月25日 报道中共上海市委作出决定：加强干部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领导，坚持在一切工作中用毛泽东思想挂帅，强调各级干部要带头学习，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同日转载解放日报社论《把毛泽东思想学得更好用得更好》。
1月28日 挂出《大讲革命故事，广传革命思想》通栏横幅，报道上海国棉十四厂开展故事活动的事迹，配发社论《积极开展工厂革命故事活动》。
2月1日 报道上海国棉一厂布机挡车工杨富珍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先进事迹，配发社论《老老实实地学 认认真真地用》。从2月至4月，先后突出宣传的学习毛主席著作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还有：上海合成纤维研究所红雷青年小组、工人出身的电光源专家蔡祖泉、民主五号轮服务员杨怀远。
2月8日 发表新华社记者采写的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人民日报社论《向毛泽东同志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学习》。
2月9日 报道上海市召开“赶超世界科学技术先进水平”大会，市长曹荻秋号召科技战线为实现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新任务，为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而斗争。配发社论《发展科学技术要走自己的路》。
2月24日 报道上海首批医务人员下乡长期落户，配发社论《到农村去干一辈子革命——热烈欢送上海第一批医务人员到农村落户》。
2月 报社收到中共中央文件《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后，迅即组织编辑部有关人员，用半个月的时间认真学习，领会精神。大家对“提纲”中强调的在学术讨论中，“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要以理服人”，“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在报刊上的讨论不要局限于政治问题，要把涉及到的各种学术理论问题，充分地展开”等等，都十分拥护。还结合学习心得，对《海瑞罢官》问题讨论四个月的工作进行了小结。经过反复修改的“四个月小结”于3月中旬送给张春桥后，如石沉大海，没有任何反应。后来在送审一篇稿件时，张春桥对陈虞孙说了一句话：“还有大战、恶战在后面。”现在知道，当时，正忙于参加起草《五?一六通知》的张春桥对文汇报以《二月提纲》精神为指导思想的“四个月小结”很不满意，责成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另搞一个小结，并指定“中心思想”为：强调四五个月的战斗只是前哨战，更艰巨的战斗还在后面；还要总结历史经验。宣传部搞的这个小结几易其稿，经市委书记处会议专门进行讨论后定稿，拟“送中央并报主席”，但因张春桥去北京而被搁置，终未送出。
3月13日 一版挂出大字标题《听毛主席的话，走和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加编者按刊登上海越剧院演员徐玉兰和上海交响乐团独奏演员顾圣婴的下乡体会文章。这类反映各界知识分子下乡下厂锻炼心得的文章，陆续刊登至5月中旬。
3月15日 围绕工人出身的电光源专家蔡祖泉的成长道路问题，今起开展《无产阶级科学家应该是什么样子》的笔谈讨论。这一讨论持续近两个月，发表科学工作者的文章近二十篇，在高等学校师生、科研单位研究人员、工厂技术人员中间，引起较大反响。
3月 毛泽东同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人谈话时，批评了《二月提纲》。于是，全国各地报刊上批判文章的调子不断升级，涉及的面愈来愈广，文汇报不再是什么“主要战场”了。
4月3日 受命转载人民日报刊登的戚本禹的文章《＜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
4月4日 二版开辟“工农兵掌握理论的时代开始了”专栏，加编者按刊登上海卫海铁工厂干部、工人“学哲学、用哲学”文章一组。此后多次以整版篇幅刊登这一专栏的文章。
4月6日 受命转载《红旗》杂志发表的关锋、林杰的文章《＜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两株大毒草》。
4月7日至23日 相继刊登人民日报论“突出政治”的三篇社论：《突出政治是一切工作的根本》、《政治统帅业务》、《突出政治必须坚持毛泽东思想挂帅》。
4月13日 因文汇报发行数增长超过市里拨给的纸张供应定额，报社决定本市每天压缩零售报纸2000份，除北京、上海两地外，5月份起外埠一律停止接受新订户。
4月14日 二版刊登一组文章，批判影片《兵临城下》。至8月底，文汇报受命批判的“坏电影”还有《舞台姐妹》、《抓壮丁》、《红日》、《逆风千里》、《桃花扇》、《两家人》、《球迷》等。
4月30日 转载《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工农兵群众参加学术批判是划时代的大事》。
5月9日 受命在一版用突出字体转载解放军报发表的江青写作班子署名高炬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转载光明日报发表的关锋化名何明的文章《擦亮眼睛，辨别真伪》。两文都攻击中共北京市委机关刊物《前线》杂志和机关报北京日报及北京晚报，并点了中共北京市委书记邓拓和中共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廖沫沙的名。
同日 《关于＜海瑞罢官＞问题的讨论》刊出最后一个专版(第五十三期)。文汇报受命于1965年11月10开场、从而揭开“文化大革命”序幕的《海瑞罢官》问题讨论到此收场。
5月10日 和解放日报同时发表姚文元长文《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实质》。文章污蔑邓拓、吴晗、廖沫沙“合股开了黑店”，其攻击矛头直指中共北京市委。次日全国报纸奉命全文转载。
5月11日 二版今起挂出通栏横幅《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坚决搞掉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把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发表批判《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的文章。有的文章扬言要追击邓拓的后台。这是继“《海瑞罢官》问题讨论”之后，又一场有预谋的大批判，一直持续到8月中旬结束。
5月27日 转载解放日报5月26日刊登的方泽生文章《＜海瑞上疏＞必须继续批判》。批判《海瑞上疏》是从批判《海瑞罢官》引伸而来。这一批判至7月中旬结束。
6月2日 一版转载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刊登北京大学造反派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
6月3日 一版转载人民日报社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三版整版刊登《＜海瑞上疏＞是周信芳等一手制造的毒箭》等文章一组，公开点名批判周信芳。至8月上旬，还陆续点名批判了上海的所谓反动权威贺绿汀、瞿白音、李平心、李俊民、周予同、王西彦等文化学术界知名人士。以上七人是由中共上海市委批准的第一批点名批判对象。
6月4日 一版刊登中共中央改组北京市委的决定，以及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的社论《毛泽东思想的新胜利》。
6月11日 报道中共上海市委召开万人大会，号召更高举起毛泽东思想红旗，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彻底打倒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资产阶级“学者”“权威”。配发社论《更高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洪流中破浪前进!》。
6月13日 报社贴出由本报五名共产党员署名的第一张大字报，题为《揭发陈虞孙同志(副社长、总编辑)的错误言行》。大字报称：“文汇报1961年至1966年间，放出了大量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在这些毒草中，陈虞孙同志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另外五名共产党员随即贴出题为《两点质疑》的大字报，反对第一张大字报的观点。
同日 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通知报社党总支，宣布陈虞孙停职检查，由副总编辑陆灏主持报社工作。
7月6日 经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同意，报社成立以党总支书记、编委会委员周天国为组长的“文化革命小组”，领导报社的“文化革命运动”。
8月9日 刊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1966年8月8日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11日、12日转载《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的社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和《掌握文化大革命的思想武器》。
8月12日 一版突出报道在党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公布后，毛主席会见首都革命群众，向全国人民发出伟大号召：“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同时报道：上海市革命群众连日通宵达旦向中共上海市委送喜报表决心，欢呼党中央决定，誓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二版整版刊登本市工、农、兵、学等界群众表决心的文章。
8月15日 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蒋文焕来报社宣布中共上海市委决定：成立文汇报编辑工作小组，主持报社日常编辑工作，调解放日报副总编辑王景任编辑工作小组组长。蒋文焕向王景交代的任务是：现在文汇报的编委会烂掉了，必须把权夺过来，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文汇报在全国有影响，你要集中精力把报纸办好，至于报社内部运动，完全由周天国负责。同时，宣布接替陈虞孙主持报社工作的副总编辑陆灏和编委、编委办公室副主任全一毛停职检查。
8月19日 用一二两个整版报道毛主席在天安门首次接见来京进行大串连的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学生和教师。林彪在大会上讲话，说：“我们坚决地支持你们敢闯、敢干、敢革命、敢造反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我们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至11月26日，毛主席先后八次接见外地来京师生和红卫兵，本报同其他报纸一样，都突出地、大规模地作了宣传报道。
8月 报社编委会的九名成员和编辑部的部主任，除个别人外，都相继被加上种种罪名，受到大字报点名批判。陈虞孙、陆灏、全一毛还被斥责为“文汇报的‘三家村’”。在编辑工作小组取代编委会后，各部门领导班子随之进行改组，成立核心小组，规定原部主任在核心小组的集体领导、监督下工作。
8月 “横扫四旧”之风冲击到稿费制度，有人反对给作者付稿酬，说给报社写稿“是人民应尽的义务”。自本月起，本报同本市其他几家报社一样，不再给作者发稿费。
9月下旬 中共上海市委批准第二批在解放日报、文汇报上点名批判的重点对象名单。但当两报将准备好的批判稿件送审后，一直未见回音。所以，从9月至年底，文汇报除追随人民日报等继续批判周扬外，再没有点名批判上海地区内的所谓反动权威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此举被造反派指责为“严重错误”，“转移了文化大革命的斗争大方向”。
9月 报社成立由半工半读学生组成的红卫兵组织。
10月8日 报社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各部门成立“文化革命代表小组”。此后，报社运动由党总支和“文化革命委员会”共同领导，开始对陈虞孙、陆灏等原报社领导人进行批斗。
10月中旬 报社第一个造反组织“星星之火战斗队”宣布成立(后改名“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声称不受文汇报社党组织和中共上海市委的领导。
10月27日 “星星之火战斗队”成员贴出第一张矛头指向中共上海市委和市委宣传部负责人的大字报。
10月28日 报社首次召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会后，二十多个造反组织相继成立。
10月 复旦大学的“红革会”、“孙悟空”和同济大学的“东方红”、首都“三司红卫兵”、“新北大红卫兵”等造反组织相继派出小分队，进驻文汇报社，与报社造反组织串连行动。
11月8日 在造反派的压力下，王景在全社职工大会上宣布副总编辑刘火子和编委唐海、胡中瑾、艾玲、孙叔衡停止领导工作，靠边接受审查。至此，原编委会的九名领导成员，除一人之外，全部停职靠边。
11月14日 “星星之火战斗队”的七名骨干成员联名写信给江青。信中称中共上海市委和文汇报社领导阻止他们揭发市委的问题，要求中央文革小组派人来上海。并随信附送四份材料：《中共上海市委和报社领导阻止我们揭发市委问题的材料》、《市委对文汇报革命群众的“七点指示”》、《从上海报社看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关于石西民、杨西光、杨永直、白彦等反毛泽东思想的部分材料》。
11月25日 北京造反派头头聂元梓、蒯大富在上海红卫兵和北京南下红卫兵联合召开的大会上，煽动人们揭发中共上海市委的问题。参加会议的本报“星星之火战斗队”头头朱锡琪、周国荣要求聂元梓接见。29日，李醒尘代表聂元梓同朱、周谈话，支持他们造中共上海市委的反，并要求他们提供材料。
12月2日 由上海市新闻界造反派和上海市红卫兵组织的“向解放日报、文汇报贯彻市委资反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在文化广场召开，会上批斗了石西民、杨西光、杨永直、白彦、马达、王维、魏克明、田志强、杨瑛等中共上海市委和上海市新闻界的领导人。文汇报的造反派代表在大会上作长篇发言，揭发批判所谓陈虞孙、陆灏、全一毛“三家村”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
12月中旬 在同济大学“东方红小分队”、《红卫战报》编辑部等相继进驻本报之后，王洪文支持的“炮打司令部红卫兵团”和“红卫兵第四司令部”百余人，乘坐大卡车，带着“干粮”冲进报社，扬言“要通宵作战”，不让文汇报出版，闹到深夜才逐渐离去。
12月21日 “上海新闻界革命造反委员会”(简称“新革会”)宣告成立。会刊《新闻战士》由文汇报造反派策划编辑出版。
12月下旬 在造反派煽动“文汇报必须大乱”的态势下，报社编辑工作小组感到出报难以为继。组长王景为摆脱困境，起初设想了两种方案：一是与其让报社在乱中出错后被封门，不如主动暂时停刊；二是与同样处于困境的解放日报负责人商量两报出联合版。但是报社许多人都不同意这种或“停”或“并”的方案。王景犹豫再三之后，决定走一条“稳妥地造反”的路，即请造反派派代表参加编辑工作小组，一起办报。当他向各部门征求意见时，这种方案又通不过。无奈之下，王景只好主动找“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负责人朱锡琪，商量报纸如何办下去的问题。朱表示，关于报纸的问题，他们总部几个人要商议一下。其时，“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的骨干成员已多次密商“接管”办报大权的事，并派代表找李醒尘商量了夺权的行动计划。
1月1日 “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派邵传烈、周国荣火速飞往北京，向中央请示汇报“接管”文汇报的大事。邵传烈、周国荣携带文汇报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情况汇报材料一份，以及准备夺权后发表的《告读者书》和三篇批判中共上海市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社论稿样，当晚通过从解放日报社调往人民日报社的鲁瑛，找到人民日报总编辑唐平铸。唐平铸听取汇报、看过材料后表示支持，答应向中央文革小组报告。唐说：中央要求发扬首创精神，你们这样做，很好，是个创造。第二天中午，唐即叫人转告在京等候回音的邵、周二人：已向中央汇报。中央认为你们的大方向是对的，支持你们。你们可以回去了。如果有意见，将会打电话告诉你们。邵、周于1月2日回到上海。
1月2日 文汇报与解放日报出联合版。原定2日休刊，临时获知各报2日都要刊登毛主席和郭沫若诗词《满江红》的手迹，编辑工作小组经过讨论并征求各部门负责人意见后，与解放日报商议出联合版(以往逢年过节，两报有时也出联合版)。此事引起报社造反派的恐慌，以为出联合版是停刊的“信号”，便加紧了夺权的步伐。
1月3日 本报造反派宣布“接管”办报大权。“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在社外造反派的支持配合下，将王景、周天国分别看管起来后，先召开各部门负责人会议，讲他们的“接管”计划，鼓动中层干部支持夺权；接着召开全报社职工大会，宣布王景、周天国靠边审查，由造反派“接管”文汇报的领导权。至此，人们戏称的文汇报“百日王朝”(指1966年8月15日至12月掌权的编辑工作小组)解体。造反派在编排“接管”第一天的报纸版面时，人民日报社的陈听涛受命打来电话，传达三点意见：一、文化大革命中只有封报、停刊的做法，还没有“接管”的做法；二、刘(少奇)、邓(小平)与上海市委负责人的点名问题，要由中央决定；三、你们要慎重考虑自己的行为。朱锡琪、邵传烈、周国荣十分紧张，关起门来商量，认为自己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决定不理睬这个电话，仍按计划行动，“接管”文汇报，并将电话内容对外保密。后来知道，这个电话是张春桥要唐平铸叫人打来的。
同日 报社成立临时革命委员会。朱锡琪总负责，邵传烈管报纸宣传，周国荣管运动和行政。
1月4日 造反派夺权后的第一张文汇报出版。报头“文汇报”用三个特大的黑体方块字取代了创刊以来一直沿用的谭泽闿手写体。一版套红，上半部通栏加框，用四号字体重登人民日报1957年7月1日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下面是“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的《告读者书》，宣布“接管”文汇报。《告读者书》中全盘否定文汇报解放后十七年的成绩，说文汇报“应该成为一张革命造反的报纸”，“为革命造反派擂鼓助威，摇旗呐喊”。
1月5日 一版通栏刊登《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急告全市人民书》。这是陈丕显按照周总理力求减少混乱、稳定局势的主张，为解决上海当时面临的严重问题，提议起草，并有11个群众组织签名的一份传单。由陈丕显签字同意，已于1月4日责成文汇报社印29万份在全市散发、张贴。
1月6日 一版发表夺权后的第一篇社论《革命造反有理万岁》，同时刊登报道和本报评论员文章，赞扬解放日报社“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接管解放日报的夺权行动。《红旗》杂志1967年第二期和人民日报1月19日先后转载这篇社论。
1月8日 晚上，人民日报社的鲁瑛打电话给本报造反派负责人，告知：毛泽东在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和唐平铸等人谈话中，充分肯定文汇报和解放日报的夺权行动。毛泽东说：“文汇报由左派夺权，这个方向是好的。”“文汇报5日的告全市人民书，可以转载、广播。”“这是一个大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大革命。这件大事对于整个华东，对于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必将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同日 一版头条与解放日报同时发表“本报记者述评”《上海革命造反派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总攻击》。
1月9日 一版套红刊登人民日报当日转载本报1月5日发表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即《急告全市人民书》)所加的编者按，二版重登《告上海全市人民书》。人民日报的按语中引用了毛泽东肯定文汇报、解放日报夺权行动的谈话。三版刊登由中共上海市委和“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三十二个群众组织共同搞出来的《紧急通告》，矛头指向“经济主义妖风”。毛泽东认为这个通告“很好”，人民日报于1月12日转载。
同日 张春桥、姚文元晚上来到本报，对造反派夺权表示“祝贺和支持”，自称“代表主席来看望”，说文汇、解放夺权的大方向是对的。在会见报社部分人员时，张春桥谈及办报的主要内容有：“你们要办好两张报纸，一张是新生的文汇报，一张是《文汇情况》。《文汇情况》要直接送中央文革。”“改造知识分子是新生后的文汇报的主要任务。”“你们造反了，放开工作，你们造反取得了很大的主动权，过去旧市委对你们的限制不起作用了，你们完全可以放开干。造反派报纸什么都可以写，将传单公开发表，把不便于公开的字眼删掉就可以了。现在希望你们办成造反派自己的报纸。”“你们是否考虑写些社论。人民日报讲话有点困难，你们造反了，你们先说嘛!你们比较好讲话。不要紧，有错误也不要紧，错了可以改。”
1月10日 一版刊登社论《打倒经济主义》，说“经济主义”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向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新反扑”。12日，转载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社论《反对经济主义，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重登新华社向全国播发的上海市的《紧急通告》。至月底，又连发反对“经济主义”的社论三篇。这一时期的报道和社论，把一些职工在江青等人煽动下强令领导干部为他们增加工资福利等现象，统统说成是“走资派”腐蚀、欺骗群众。
1月11日 文汇报与解放日报同时刊登上海造反派上街挂牌游斗副市长张承宗、宋季文的新闻和照片，在全国率先刮起“游斗风”。这是张春桥授意煽动的。1月9日，张春桥会见上海市各群众组织的代表，讲到反击“经济主义”时说：“找几个刮经济风最坏的局长、市长，到一个地方当众斗一斗，第二天在解放、文汇上刊登。”
同日 本报文艺副刊《笔会》今起改名《风雷激》。《告读者》中称：《风雷激》要“把革命的火药味搞得浓浓的，把革命造反精神鼓得足足的”。
同日 周恩来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康生、陈伯达、江青、王力等接见本报赴京代表朱锡琪、周金安，并介绍他们同北京的造反组织头头见面。
1月12日 发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此后，以两报夺权为开端的所谓上海“一月革命”风暴迅速刮向全国，引起连锁反应。
1月14日 一版发表社论《死了张屠夫 不吃混毛猪》，继续鼓吹把各方面的领导权，“坚持地毫不犹豫地”统统夺过来。人民日报于1月20日转载了这篇社论，将题目改为《沉舟侧畔千帆过》。
1月17日 开辟《革命造反派论坛》专页。一般每周一期，连续刊出了三个月。
1月19日 一版套红，发表新华社评述文汇报与解放日报夺权过程的长篇报道，题为《毛主席高度称赞这是一个大革命》，发表人民日报配发的社论《让毛泽东思想占领报纸阵地》。
同日 报社革命委员会邀请本市和各地驻沪造反派，举行“大家来办好新生的《文汇报》大会”。20日、23日又相继发表社论《戒骄戒躁造反到底》、《新生的＜文汇报＞要靠大家来办》，一再表明“文汇报应该成为一张革命造反的报纸”。
1月29日 一版刊登“上海戏曲学校革命造反派一战士”的大字报《文艺界何去何从?》，配发社论《文艺界赶快“杀”出来!》，鼓吹“文艺黑线专政论”，煽动文艺界人士走出文艺院、团，到工厂、农村，到社会上去造反。大字报和社论在文艺界引起混乱，赞成者认为这个问题“提得及时”，说文艺界是应该马上“杀”出去；反对者说社论“转移了斗争大方向”，“现在不是‘杀’出去的时候”。近千名反对者围攻报社，要“砸烂文汇报”。2月5日，又发表社论《再论文艺界赶快“杀”出来》，以及上海戏剧学院革命楼、首都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驻沪联络站等上海和外地造反组织的“告全国文艺界革命同志书”，称文艺界十七年来是“黑线”统治，文艺界必须“来一番彻底的革命”，“砸烂这条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文艺路线”。
2月5日 一版突出报道“上海人民公社今天宣告成立”。6日发表长篇社论《伟大的历史性的革命创举——欢呼上海人民公社诞生》；7日又用套红大字发表《上海人民公社宣言》。连续以大量篇幅刊登报道、文章，宣扬这一“创举”，直至月底。
同日 本报发表《制止斗里弄干部这股歪风》一组文章和编者按。当天，几百人涌到报社门前表示抗议。9日，又在一版突出刊登《里弄干部不是当权派》等文章和编者按。至月底，陆续发表文章、报道、编者按、评论、社论二十余篇，集中宣传“斗争里弄干部，大方向就是错了”。不久，传来毛泽东对张春桥、姚文元称赞文汇报的谈话：“文汇报搞得很好，很同意他们对斗争里弄干部的观点，我支持他们。”张春桥说：“文汇报压力很大。”毛泽东说：“要支持他们。”
2月6日 本报首次出上、下午版。上午版出两版，刊登“毛主席语录”和有关“庆祝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宣判旧市委死刑”的消息、通讯、宣言、致敬电、通令、讲话等。下午版出四版，刊登庆祝上海人民公社成立的照片、文章和社论。这种出上、下午版的做法，以后又用过几次。
2月13日 报道上海照相机二厂夺权后“抓革命、促生产”，配发社论《抓革命，促生产的一个范例——论夺权以后怎么办?》。人民日报转载了这篇社论。
2月15日 发社论《复课闹革命——致小学革命师生》。2月17日、3月11日又相继发表社论《中学革命师生赶快回校复课闹革命》和《回校闹革命夺取新胜利——致大专院校革命师生》。至年底，围绕“复课闹革命”问题，共发社论二十余篇。
2月18日 报道上海举行“欢迎干部起来造反”的市、区、县机关干部大会，配发社论《造反不分先后》，批驳排斥干部造反的论调，说革命有早有迟，造反有先有后。我们的态度是：不管革命迟早，不分造反先后，真革命、真造反，我们总是热忱欢迎的。2月27日，毛泽东在给陈伯达等人的一条批示中说：“《文汇报》有一篇题为《造反不分先后》的社论，略加修改后，似可在《人民日报》上转载。北京其他报纸早已转载了。人民日报的政治嗅觉，似不甚强。”实际情况是，人民日报已于2月20日转载，并将原题改为《革命不分先后》。
2月19日 首次在对开四版之外出《农村专页》两版。以后改为《农村版》，不定时出版。
3月1日 今起发行文汇报广州航空版。
3月25日 报社正式成立由十一人组成的革命委员会。被“结合”的原编委、北办主任艾玲任主任，朱锡琪、邵传烈、周国荣任副主任。不久，因艾玲任北京办事处主任常驻北京，朱锡琪调任市革会常委、政宣组组长，报社工作实际上由邵传烈、周国荣负责。
3月26日 加编者按发表长篇文章《彻底砸烂修正主义的文艺黑线——致上海文艺界革命派的一封公开信》。编者按说：上海文艺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取得了一定成绩，但远远落后于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议论文艺界朝何处去的问题，有助于把文艺界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搞深搞透。3月30日起，开辟“向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猛烈开火”的专栏，连续发表文章，推动上海文艺界“彻底搞掉那条与毛泽东思想相对立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文艺路线”。
3月28日 创办内刊《从群众中来》，刊登读者来信和来访记要。
4月1日 以两个多版面转载《红旗》杂志第五期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这是戚本禹按照毛泽东的意图写成，经毛泽东批准发表的，矛头指向以“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为代号的国家主席刘少奇。从此，全国掀起打倒刘少奇的狂澜。文汇报紧紧跟上，4月2日即发表社论《彻底挖掉修正主义的总根子》，鼓吹戚文的发表是“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的进军号”。人民日报随即转载这篇社论，将题目改为《彻底批判中国的赫鲁晓夫》。至月底，文汇报连篇累牍刊登大量不点名批判刘少奇的报道和文章，仅社论就发表了九篇。
同日 发行文汇报成都航空版。
4月3日 用整版篇幅发表上海市人委文教办公室革命造反队的文章《帮助领导干部在灵魂深处闹革命——我们是怎样促进陈琳瑚同志起来革命的》、上海市革委会文教卫生组负责人、原上海市人委文教办公室主任陈琳瑚的文章《从“我”突破，向“我”开刀》，配发社论《敢于保护革命干部》。这是毛泽东作出“必须足够重视革命干部在夺权斗争中的作用”指示后，本报抓的“典型”报道。此后又陆续发表《革命的“第一把手”要站出来革命》、《彻底肃清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敢于把革命干部扶上马》等关于“解决干部问题”的社论十余篇。
4月28日 报社革命委员会向中央文革小组打报告，要求调拨新闻卷筒纸和印报轮转机。理由是文汇报发行量急剧上升，已达四十九万三千份，比同年1月以前猛增两倍多。至6月1日，文汇报发行数又上升至六十五万份，因配给的新闻卷筒纸短缺，暂从6月份起限额发行。
5月1日 在《彻底批判文艺黑线的总后台》通栏横幅下，以整版篇幅刊登长文《重新挑起一场被压下去的辩论》，批判深受群众喜爱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编者按称：“《梁祝》是一只苦瓜，瓜有藤，藤有根。它的藤就是这条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文艺黑线；它的根就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抓住这只苦瓜，拉出它的黑藤，挖掉它的毒根，就能彻底肃清这个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在文艺领域内所散发的流毒。”
5月10日 发表江青1964年7月在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人员座谈会上的讲话，题为《谈京剧革命》。配发社论《把历史的颠倒再颠倒过来——热烈欢呼京剧革命的伟大胜利》。此后，陆续以大量篇幅宣扬“革命样板戏”。
5月11日 本报以“答读者问”形式刊登《革命群众组织不要大搞“半周年”庆祝活动》一文。文中说：如果离开革命的大联合去“重振”某一个组织的“军威”，就会助长山头主义、小团体主义。刊出这篇文章的背景是：上海工总司近日举行六十万人大会庆祝成立半周年，会场发生纠纷、武斗多起；许多工厂为参加集会游行全面停产，一些已经实行联合的两派又因争“功”而分道扬镳……工总司的头头们看到这个“答读者问”后火冒三丈，说文汇报同工总司唱对台戏，立即纠集几千人包围文汇报社兴师问罪。后经市革委会副主任徐景贤出面调解，文汇报头头与工总司头头王洪文等长时间谈判并答应“为工总司讲讲好话”，事态才得以平息。这就是文汇报5月28日刊登吹捧工总司的消息《工总司开门整风，表示一定要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奋勇前进革命到底》的由来。
5月16日 发表社论《彻底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并刊出整版批判文章，为教育战线的大批判推波助澜。社论说：“在教育战线上，一场彻底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激战，已经打响了。”
5月17日 发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66年5月16日的《通知》，即《五?一六通知》。18日发表《红旗》杂志编辑部、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伟大的历史文件》。文章指出：这个文件，提出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吹响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军的号角。
5月21日 一版发表张春桥授意撰写的社论《永远高举批判＜海瑞罢官＞的革命旗帜》。社论说，1965年11月10日，在毛主席“亲自发动”下，在江青的“直接指导”和张春桥的“具体帮助下”，本报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向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放出了第一枪，揭开了这场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雄伟的序幕”。鼓吹“要继续高举批判《海瑞罢官》的旗帜，抓住无产阶级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主要矛盾，打倒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5月25日至28日 一版连续套红刊登毛泽东关于文学艺术问题的五个文件：《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批示》。配发社论两篇：《从对＜武训传＞的批判中引出教训来》、《向革命的“小人物”致敬》。
5月29日 套红刊登《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配发社论《一个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文件》。
5月 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派出多人，持文汇报记者证，以文汇报驻北京办事处记者名义在北京活动，搜集情报，直接向张春桥、姚文元等人报告。
6月中旬 周恩来总理在上海视察工作，见到时任上海市革委会常委、政宣组组长的朱锡琪时，说文汇报“搞得好”。
6月21日 发表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性与小资产阶级摇摆性》。人民日报于6月25日加编者按转载了这篇社论，按语中用黑体字引用了毛泽东的一句话：“必须善于把我们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关键问题。”
6月30日 本报二版戏文广告内，“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中的“万寿”错成“无寿”，遭致工总司头头们亲自带领上万人包围文汇报社两天两夜。经查实，此错确是校对工作失误造成。为避免类似严重差错，本报随后想出了铸“连串字”的办法，即将一些重要词组的字连接铸在一起。这一防错办法很快为其他报社仿效。
7月2日 挂通栏横幅刊登整版文章批判“新闻黑线及其总后台”，发表社论《毛主席革命新闻路线的伟大胜利——纪念毛主席＜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发表十周年》。社论说：“解放以后，直至今年1月4日《文汇报》新生，在这张报纸上充满着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黑手”，“几度伸进旧《文汇报》”。
7月23日 “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与解放日报、《支部生活》的造反组织联合印发传单，题为《江青同志的重要讲话(七月二十二日凌晨在河南代表团会议上)》，在全国首次公开发表江青接见河南代表团时赞赏的“文攻武卫”口号。
7月27日 发表社论《上海支持你们》。文中三次宣扬“揪军内一小撮”，说要“击退一切大大小小的党内、军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新反扑”。在武汉发生所谓搞“兵变”的“七?二○”事件之后，本报紧跟中央文革反军乱军的部署，大造“揪军内一小撮”的舆论，从7月下旬至8月4日的十多天内，每天都以大量篇幅刊登有关的报道和言论。
8月25日 人民日报发表文汇报革命委员会的文章：《从＜文汇报＞两次资本主义复辟中引出教训》。文中将文汇报在1956年和1961年前后，积极贯彻党的“双百”方针，版面上两度出现思想活跃、百花齐放的局面，一概斥之为“资本主义复辟”。毛泽东看过此文后说：有复辟，就有反复辟斗争，不信请看文汇报。
8月31日 一版发表社论《无产阶级的党性与小资产阶级的派性》。张春桥当天打电话给报社负责人，赞扬了这篇社论，并交代再写一篇评“以我为核心”的社论，见报前送他过目。经张看定的社论《评“以我为核心”——再论无产阶级的党性与小资产阶级的派性》于9月14日刊出。夺权后的文汇报社论送审，就从这篇“再论”开始。上述两篇社论都被人民日报转载。
9月8日 用三个整版发表新华社播发的姚文元文章《评陶铸的两本书》，配发社论《打倒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社论说姚文的发表，“是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毛主席和党中央目前指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方针”，是“革命大批判新的高潮兴起来了”。
9月11日 徐景贤批复本报革委会的报告，同意将虎丘路五十号(原外贸仓库)调拨本报，用于安装市革委会调拨的两台六十四寸轮转机。
9月中旬 在毛泽东视察上海市“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后，张春桥召开上海市造反派负责人会议，他对参加会议的周国荣说：毛主席在上海时，对交大的杨小兵(红卫兵头头)作了“无条件大联合”的指示，文汇报可以先发布。毛泽东的话当即由张口述，徐景贤记录，再由张春桥和姚文元过目改定后交周国荣。9月25日，文汇报特意打通二三版，突出刊登毛泽东的最新指示：“革命的红卫兵和革命学生组织要实现联合，两派是革命群众组织，要无条件实现革命大联合。”27日，又发社论《革命的群众组织要无条件联合》和《毛主席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干》等红卫兵表态文章。一个星期后，张春桥却批评文汇报的头头：你们抢先发布“无条件联合”的指示，说明你们中徐铸成资产阶级办报思想的毒太深了，对徐铸成就是没批透。周国荣等只好立即送上检查报告认错。实际情况是，张春桥擅作主张叫文汇报“先发”，受了批评。
10月17日 本报三版挂出通栏横幅《打倒陈丕显!打倒曹荻秋!打倒杨西光!》刊登整版造反派文章，首次公开点名批判中共上海市委的主要领导成员陈丕显、曹荻秋、杨西光。此后，连篇累牍刊登批判文章和报道，持续达半年之久。
11月19日 加编者按发表“革命群众来信”《不要被“炮轰南京路”之类问题转移了我们当前斗争的大方向》。来信反映的情况是：南京路上出现《炮轰南京路》的大字报，主张“砍掉”名店、大店、特色店，彻底改革南京路商业网点设置，而且有人正学样策划搞“炮轰淮海路”之类的“革命活动”。本报20日又发表社论《我们应把炮口对向哪里?——从＜炮轰南京路＞的大字报谈斗争大方向》，强调要抓住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斗争这个“主要矛盾”。这一宣传的主旨是集中力量抓“走资派”，但也确实使南京路、淮海路等处避免了一场被“砍”、“砸”的灾难。
11月 按照张春桥“要清理阶级队伍”的指示，报社成立由周国荣分管的“运动办公室”，开始搞“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在这一运动中，除对已经靠边劳动检查的原报社领导成员陈虞孙、陆灏、刘火子、唐海、全一毛等“立案审查”外，还将许多干部和工人在历次运动中已作结论的问题翻出来“旧账新算”，把年龄在四十岁以上、工资在八十元以上、职务是中层干部以上的人，都当作“可疑对象”。“文革”前的九名编委和十二名正副部主任，除两人外全都被关进“牛棚”，分别加上了“叛徒”、“特务”、“反动权威”、“封建文人”、“反动军官”、“漏划右派”、“反革命”、“走资派”等等罪名，其中陈虞孙、周天国、胡中瑾、全一毛、郑心永、唐振常等六人及文艺部记者赵戈今，还被开除党籍。粉碎“四人帮”后，经过复查，全部是冤假错案。
11月12日 报社造反派召开全社职工大会，将年过六旬的前总编辑徐铸成从出版系统“揪”来批斗。本报“靠边审查”的对象近百人被全部“勒令”到会“陪斗”。几个小时的批判呵斥和揿头推搡，使徐铸成浑身发抖，冷汗湿衣。第二天，还在报纸上发表消息《本报革命群众愤怒揪斗大右派徐铸成》，配发社论《从徐铸成混入革命队伍引出教训来》。
12月16日 以整版篇幅发表《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内的反革命别动队——揭穿“抗敌演剧宣传九队”的反动真面目》一文，并配发社论《向阶级敌人放火，开炮!——再论在批判中树立革命文艺队伍》。张春桥曾在上海文艺界的一次会议上说，演剧九队“是由国民党特务张道藩控制的产物”。文章就是根据这一讲话组织撰写的。当日凌晨，“北办”传来江青的讲话，说文艺队伍里隐藏着一大批叛徒、特务、反革命，“要向阶级敌人放火开炮”。又临时决定突击赶写社论，捅出江青的“指示”。文章和社论在全国、尤其是京、津、沪读者中引起震动，为江青一伙残酷迫害文艺工作者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12月 报社按照中央文件《关于整顿、恢复、重建党的组织的意见和问题》的要求，恢复党的组织生活。除正在“审查”的十八名共产党员外，其余一百十二名共产党员被分成九个小组过组织生活。造反派中二十三名非共产党员的骨干成员与共产党员一起“过组织生活”。
1月1日 发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的元旦社论《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1月12日 发表社论《论派性的反动性》，历数派性的“十大罪状”。14日，新华社向全国播发这篇社论。16日，人民日报刊登“发动群众围剿派性”的报道，并加编者按，号召“打倒派性”。
1月 北京办事处传来林彪赞扬文汇报的谈话。他说，“文汇报办得很好，在全国影响很大，震动很大。文汇报的社论，全国很多报纸都转载”。文汇报的文章“很突出，很鲜明，很尖锐，有创造性，有群众的语言，有群众的思想，群众的感情。群众中的问题，思想苗头的动向，一出来就抓住了，所以写出来的文章就是好，走在前面，起领导作用……解放军报要学文汇报”等等。解放军报社随即派出两名领导成员来向本报“学习、取经”。本市和外地的许多新闻单位，也纷纷登门访问。林彪的吹捧使文汇报更加名震全国。
3月上旬 上海用煤供应大户淮南煤矿因打派仗产量锐减，致使上海用煤吃紧。按照国务院领导李富春的指示，上海派慰问团赶赴淮南煤矿。本报和解放日报、工人造反报都派记者随团慰问采访。本报从3月6日至22日，多次刊登消息、通讯和文章，反映淮南煤矿“狠抓阶级斗争大力围剿派性，革命生产形势大好”。
4月3日 著名新闻工作者、上海市副市长兼文汇报社社长金仲华，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残酷迫害下，于寓所含愤自尽。
4月12日 上海爆发大规模反对张春桥的事件，后被称为“四?一二”炮打事件。本报一部分造反派骨干成员认为已有多种征兆说明张春桥“出了问题”，带头掀起了这场漩涡。朱锡琪、周国荣为首组成的“为什么战斗队”，拟定针对张春桥的“十个为什么”战斗宣言，并印成传单广为散发。当天报纸的第三版，上半版刊登用特大号黑体字制成的五条标语牌：“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林副主席!”“誓死保卫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誓死保卫中央文革!”“誓死保卫江青同志！”下半版是“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为什么战斗队”的十条战斗宣言，以及张春桥、徐景贤不同意转载的北京日报社论《彻底粉碎“二月逆流”的新反扑》。报纸和传单发出后引起轰动。4月13日的华东各省报都转载了这天的文汇报三版版面。因为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保护了张春桥，“炮打”很快失败。朱锡琪、周国荣因此被撤销一切职务。报社工作由邵传烈主持。
5月1日 刊登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的社论《乘胜前进——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社论指出：“要坚决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右倾投降主义，粉碎右倾翻案风。”
5月20日 按照张春桥的指令，转载解放日报于19日首先发难、点名批判谭震林的文章：《谭震林的垮台是历史的必然》。文汇报从此刮起一股批判所谓“二月逆流”、“谭震林之流”的黑风。在长达七个多月的时间里，不时挂出“打倒刘少奇，打倒谭震林”的通栏横幅，并用特大九行黑体做标题，发表有关文章十多篇。12月底，张春桥还直接向文汇报、解放日报的负责人交代，要两报联合发一篇社论，并对社论的题目和提纲，作了周密的指点，要求把歌颂“一月革命”的胜利和批判“二月逆流”联系起来，说“一月革命”风暴席卷全国，于是马上出现了“二月逆流”，“二月逆流”是对“一月革命”的反动。他还要求在社论题目中点出“一月革命”和“二月逆流”的字样。社论初稿出来后，先由徐景贤等逐段逐句修改，最后经张春桥审改定稿。1969年1月16日，两报都在一版加框、以特大号字做标题，抛出了这篇题为《一月革命的胜利与二月逆流的破产》的社论。
5月23日 发表于会咏的文章《让文艺舞台永远成为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阵地》，第一次公开鼓吹江青提出的“三突出”创作模式。即：要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在主要人物中，突出最主要的中心人物。
6月4日 发表社论《必须抓紧对毒草书刊、影片的批判》。从6月18日起，到1969年12月止，相继被批判的所谓“反动小说”有：《家》、《风雷》、《红日》、《上海的早晨》、《战斗的青春》、《东风化雨》、《小城春秋》；被批判的所谓“反动影片”是：《燎原》、《战上海》、《不夜城》。
7月22日 用第一、第二两个整版，发表本报记者和新华社记者共同采写的调查报告《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以及人民日报为此加的编者按语。编者按中引用了毛泽东关于“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的批示。调查报告和编者按经新华社播发，全国各大报都于同日发表。
当年5月，本报采访部门了解到工程技术人员被批斗下放车间以后，工厂企业的技术工作一片混乱，特派记者深入到拥有六百六十九名工程技术人员的上海机床厂蹲点调查。7月上旬，发“内参”《上海机床厂工程技术人员队伍的情况和问题》。这个“内参”的第三部分专门讲了该厂职工技术学校培养的技术人员在车间发挥作用的情况，毛泽东看到这里，作出“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批示。几天后，新华社给上海分社传来姚文元的话：文汇报记者写了个上海机床厂的内部情况，中央领导要上海分社派人和文汇报记者一起，在这个材料的基础上，专门就“从工人中培养出来的技术人员的状况”写一个调查报告。上述调查报告就是这样写出来的。此后，各地纷纷办起以毛泽东批示公开播发时间7月21日命名的“七?二一”大学。
7月29日 一版发表本报评论员文章《卑贱者最聪明》。30日起又辟“卑贱者最聪明”专栏，连续刊登介绍工人、农民中涌现的生产能手、革新闯将、专家等模范事迹的短文，以此批判“什么学问也没有的反动资产阶级权威”。8月3日起，专栏名称改为“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
8月23日 深夜传来毛泽东对本报《关于试办工农兵通讯员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报告》的批示：“学习班这个办法很好，北京各报刊可以试照仿办。”报社曾于当年一月起举办通讯员学习班，二至三个月一期，以参加采访写作实践为主，叫做“请工农兵群众来报社参加办报”。至1974年10月止，总共办了十八期。毛泽东是在看到第四期通讯员学习班的总结报告后，作出批示的。批示传来后，报社革委会立即决定，从第五期通讯员学习班开始，每期都安排学员代表参加报社革委会和各部核心组的领导工作。
9月1日 一版刊登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文章《把新闻战线的大革命进行到底——批判中国赫鲁晓夫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新闻路线》。文中披露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不应当关门办报，应面向群众，又要有大方向，又要新鲜活泼。”四版整版刊登“本报工农兵通讯员”的文章，不指名批判刘少奇的《对华北记者团的讲话》。2日至10日，本报连续发表文章、报道、座谈纪要等多篇，大造批判所谓中国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新闻路线的声势。
9月5日 转载《红旗》杂志发表的上海市的调查报告《从上海机械学院两条路线斗争看理工科大学的教育革命》和毛泽东为它写的编者按：“这是上海市的又一个调查报告，现发表，供参考。全国各大、中、小工业城市所属各工厂的工程技术干部情况如何，各理工科高等、中等学校教育革命的情况如何，希望各地革命委员会组织一些人做些典型的调查，报告中央，本刊将择要予以发表。这里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对过去大量的高等及中等学校毕业生早已从事工作及现正从事工作的人们，要注意对他们进行再教育，使他们与工农结合起来。其中必有结合得好的并有所发明创造的，应予以报道，以资鼓励。实在不行的，即所谓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及资产阶级技术权威，民愤很大需要打倒的，只是极少数。就是对于这些人，也要给出路，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上述各项政策，无论对于文科、理科新旧知识分子，都应是如此。”这个先由《红旗》杂志发表的调查报告，是由文汇报记者采写的。就在关于上海机床厂的调查报告发表后不久，张春桥便向文汇报负责人下达任务，要求继续搞出一批调查报告来。报社为此组织力量，几路出兵，陆续写出多份调查报告。
9月7日 一版刊登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的社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热烈欢呼全国(除台湾外)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全部成立》，号召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胜利完成斗、批、改的伟大历史任务”。
9月13日 报社革委会贯彻张春桥、姚文元关于“既办好报纸，又清理新闻队伍”的指示，划分大、小两套班子，进行“机构改革”，宣布大、小班子人员名单。全报社四百六十四名职工，被划入“小班子”的三百六十一人，其余一百零三人划入“大班子”。“小班子”专门办报，“大班子”专门搞斗、批、改。报社原来的领导干部、大部分中层干部，及编辑部人员、行政管理人员和老工人中被列为“审查对象”的，都划归“大班子”。“大班子”中的多数人实际上是靠边劳动，接受审查。
9月14日 转载《红旗》杂志发表的上海市的调查报告《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这个调查报告同样是在张春桥下达任务后，由文汇报记者搞出来的。毛泽东审阅这一调查报告后，同意在《红旗》杂志上发表，并将原来的标题改成现在见报的题目，还写了下面一段话：“这个从城里下到农村的医生证明，从旧学校培养的学生，多数或大多数是能够同工农兵相结合的，有些人并有所发明、创造，不过要在正确路线领导之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彻底改变旧思想。这样的知识分子，工农兵是欢迎的。不信，请看上海川沙县江镇公社的那个医生。”
9月21日 报道工宣队进驻上海思想文化领域各部门。本市文化、电影、新闻、出版以及科研单位掀起斗、批、改新高潮。一版配发长篇社论：《工人阶级要占领一切思想文化阵地——热烈欢呼工人宣传队进驻文化、电影、新闻、出版单位》。
9月26日 首批工宣队、军宣队进驻报社“大班子”，领导“斗、批、改”。在极左思潮指导下，工、军宣队同报社造反派一起，进一步迫害“大班子”的干部和知识分子。先是把他们集中到上港三区，强迫和搬运工人一起干重体力劳动，连年老体弱者也不放过。一些受审查的对象被关进“牛棚”，接受进一步的审查。“大班子”清队负责人还以“牛鬼操”、“牛斗牛”的形式搞逼供信；审查对象病重也不准就医，使他们在精神上和肉体上备受折磨。原文艺部记者张忱、资料研究部主任徐里平，都因不堪忍受轮翻批斗和重病的折磨，分别于1968年10月和1969年1月含冤自尽。
10月11日 报社首批九名“赤脚记者”出发，分赴七个工厂和两个人民公社，一边参加生产劳动，一边进行调查研究，并物色和培养通讯员，为期三个月。以后又有多批记者以“赤脚记者”名义下厂下乡，时间一个月到三个月不等。这一制度延续至1976年结束。
10月22日 中央文革办事组突然来电，查问“北办”采编的《情况汇报》发送范围，并通知以后的《情况汇报》只送中央文革四份，其他停送。
11月7日 文汇报北京办事处奉命停止业务活动，艾玲等十四名记者、职工全部调回上海。经张春桥同意，“北办”回沪全体人员去上海柴油机厂劳动和调查。
12月5日 工、军宣队进驻“小班子”，主管报社运动。工、军宣队一进驻就大张旗鼓动员群众议论“阶级斗争新动向”，“深挖细找阶级敌人”，说要“束束知识分子的骨头”。
12月23日 文汇报发行数不断增长，纸张供应矛盾突出，为再次采取限额发行措施，报社革委会向市革委会送出《关于文汇报1969年计划发行的请示报告》。报告中说：1968年9月起，撤销了广州、成都的航空版，并采取按比例缩减外地发行量的措施，目前发行总数七十四万六千余份，比压缩前减少近十万份。将1969年的发行总数限额为八十二万到八十五万份。
1月8日 “小班子”首次召开“继续清队”动员大会。工宣队负责人在大会上说：文汇报社内已经揪出六十多人，但清队工作不是差不多了，而是还很不彻底。我们决心把“叛徒”、“特务”、“走资派”、“反动权威”等八类分子统统揪出来!工、军宣队对全体办报人员再次进行排队后，又列出三十三人“有问题”，要“进行审查”。在其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除“大班子”人员专门搞运动外，“小班子”也举办“对敌斗争学习班”十一期，参加者达六百二十八人次，同时召开了大小规模的批斗会数十次。
4月 报社革委会主任艾玲被指定为上海市新闻出版界的代表，出席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6月 毛泽东要求上海搞一个对民族资产阶级落实政策的调查材料。张春桥将这个任务交给了文汇报社。本报随即派出由两名记者组成的调查组，到上海市革委会选定的“试点”单位上海轮胎二厂蹲点调查。该厂按照上级要求，发动全厂职工，围绕“如何划定成份”(资本家或小资产阶级)、“如何加强监督改造”两方面问题，对厂内原来拿股息的旧职员逐一过堂讨论。本报以“内参”形式，上送《轮胎二厂落实对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策的试点情况》九期。
7月8日 转载《红旗》杂志刊登的署名“上海革命大批判小组”文章《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在七、八两个月中，本报发表有关批判文章和评论近三十篇。文中声称这一“体系”是“反动的资产阶级艺术‘体系’”，批判它，是在思想文化战线上继续革命、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一件大事，要将它“一棍子打死”。
7月12日 转载人民日报发表的丁学雷文章《为刘少奇复辟资本主义鸣锣开道的大毒草——评＜上海的早晨＞》。丁文攻击的矛头指向曾在上海工作过的陈毅、谭震林等老一辈革命家，污蔑他们在上海领导的“三反”、“五反”运动“只讲团结，不讲斗争”，“向资产阶级屈膝投降”，等等。一个多月后，报社收到上海煤气公司管线所青年助理技术员桑伟川寄来的一篇反驳文章，题为《评＜上海的早晨＞——与丁学雷商榷》。作者还随稿附信说明自己的写作意图。报社将桑伟川的文章和附信摘发“内参”上送。张春桥见后立即批示：要抓住这个活靶子不放，批深批透，要有准备地打好这一仗。报社按照张春桥的意图，赶紧了解有关桑伟川的情况，拟出深入批判《上海的早晨》的发稿计划，着手炮制一批批判文章，送张春桥过目。经过几番策划和周密的准备，11月20日，用整版篇幅加编者按发表桑伟川的文章和他给编辑部的来信。经张春桥改定的编者按称“桑文是新长出来的毒草”，并煽动公开反击批判。在其后的两个月中，本报共发“内参”二十三期，用十八个版面，发表大小批判文章近四十篇，编者按四则，在全市掀起了批判《上海的早晨》和桑伟川的恶浪。其间，桑伟川被游斗二百九十余次，他仍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到1970年3月，张春桥竟下令将桑伟川拘留审查，并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七年有期徒刑，投入监狱。桑伟川在残酷的折磨下精神失常，他的冤案直至粉碎“四人帮”后才得以平反昭雪。
7月15日 一版头条发表一封不满三百字、署名“上海市龙门路第三小学一红小兵”的来信，题为《一篇生气勃勃的大批判文章——红小兵来信批评教师教唱＜松花江上＞》。加框配发短评《推荐一封红小兵的来信》。这本是一封读者自发来信，批评音乐教师在发生“珍宝岛事件”后，不教唱“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等毛主席语录歌，而教唱“叫人伤感”的《松花江上》。报社一字未改发“内参”上送。张春桥见后批示公开发表，突出处理。报社按照张春桥意图配发短评，鼓吹坚决抵制“国防文学”、“国防戏剧、“国防电影”、“国防歌曲”。
9月 上海动员机关干部和知识分子“四个面向”：到农村、到工矿、到基层、到边疆去。后又动员到工厂去“战高温”。本报“大班子”中的编辑、记者、行政管理人员和工人近四十人，多数被安排到工厂从事体力劳动(其中九人去南京梅山炼铁厂)；有的去市内文教单位；还有三人去黑龙江插队落户，做知青的领队。
10月 艾玲奉命从上海柴油机厂回到报社主持工作。
11月19日 一版突出报道上海县梅陇公社牌楼大队十一生产队实现“菜农不吃商品粮”，并配发社论《赞“菜农不吃商品粮”》。这是按照张春桥意图安排的版面。报社事先将牌楼大队十一生产队的“经验”发“内参”。张春桥批示公开见报，并将报社送审的评论员文章升格为社论。社论竭力鼓吹种菜的都要学牌楼大队十一生产队的做法，说“他们能够做到不吃商品粮，市郊不少条件和他们相仿的生产队，为什么不能这样做呢”?结果，市郊大批菜田和不少西瓜田被改种水稻，致使上海的蔬菜供应一度紧缺。“菜农不吃商品粮”这一极左口号还流毒全国，影响了一些地区的蔬菜生产和市场供应。有的地方还提出“茶农不吃商品粮”的口号，砍掉茶树种粮食，造成严重后果。鼓吹“菜农不吃商品粮”的宣传受到了国务院领导周恩来、李先念的严厉批评。
12月22日 报社“内参”反映农村故事员洪富江在上海县北桥公社灯塔大队的联欢会上讲《智取威虎山》故事时，丑化了杨子荣的英雄形象。张春桥抓住这件事大做文章。他要报社立即派记者详细调查此事，后将《关于上海县、金山县有人借讲革命故事为名，破坏革命样板戏的情况调查》加上批语印发各单位，郊县一直发到生产大队。他在批语中说：“对这些所谓艺人，特别是支持者要狠批。”本报按照张春桥的意图，为这场批判推波助澜，于1970年1月28日发表评论员文章《保卫革命样板戏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1月30日，又在思想评论《重视当前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中说，市郊有人打着“讲革命故事”、“宣传样板戏”的旗号，在讲台上歪曲革命样板戏。这样一来，故事员洪富江成了“破坏革命样板戏”的“现行反革命”，三个月中被轮番批斗两百次，造成亲人离异、家庭破碎的惨痛后果。
1月17日 三版挂出《批倒批臭“四条汉子”》的通栏横幅，刊登整版文章批判周扬。1月初，市革委会负责人提出批判周扬等“四条汉子”的“战斗任务”后，全市又一次掀起批判“全民文艺”和“四条汉子”的浪潮。直至10月，本报连篇累牍发表文章，轮番公开点名批判周扬、夏衍、田汉和阳翰笙。
1月22日 一版刊登题为《坚持农村两条路线斗争的一面旗帜——号上大队》的调查报告，并发表文汇报、解放日报合写的社论《还要努力作战——论像号上大队那样坚持两条道路斗争》，竭力宣扬上海县七一公社号上大队“向资本主义势力打进攻战”的“经验”。23日至25日，又连续三天用大量篇幅刊登“向号上大队学习”的报道和文章。这也是按照张春桥、徐景贤的意图抓的典型。
1月 艾玲被任命为上海市革委会常务委员。
同月 在工、军宣队领导下，“大班子”人员被安排到上海市郊奉贤县境内的上海市新闻出版“五·七”干校，边劳动，边搞运动。
2月4日 一版发表本报评论员文章《各条战线都要狠抓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随后又以此题目挂出横幅，连续发表来信、座谈纪要和文章，并加编者按称：“四旧”有所抬头，需要再来一次破“四旧”、立“四新”的革命群众运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要“天天抓”。
3月4日 报社接张春桥指示：报纸、内部情况和简报，不要把阴暗面说得太多、太重。徐景贤接着作出批示：“关于情况反映只讲阴暗面的问题，春桥、文元已批评过多次，但报纸的负责同志及编情况的同志总是不认真执行，值得很好的检查改进。”本报一二月间的“内参”将近三分之二的篇数，反映了本市工厂、农村、学校、医院等系统存在的种种问题。如“教师倒霉论”、“文化工作危险论”又有所抬头，部分单位贪污浪费情况严重，竹、木、铁小商品严重脱销，机械行业产品质量下降，农村早婚现象十分严重，一些公社透支情况严重，医院批判“资产阶级医疗作风”遇到阻力，等等。将上海的阴暗面大量曝光，当然要引起张春桥等人的不满。他们的指示下达后，本报“内参”立即改变面孔，同报纸一样，竭力歌功颂德。
3月27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江青、张春桥说，要在文汇报“四?一二”炮打事件中查出“五?一六”分子。在报社靠边劳动的朱锡琪随即被隔离审查，1971年2月又被下放到新闻出版“五?七”干校监督劳动。一个多月后，再升格为“拘留审查”近半年。
3月 报社搞“群众整党”。“重点检查”的对象，除革委会中的党员干部艾玲、邵传烈、朱文良和党支部委员外，过去对工、军宣队提出意见、对造反派夺权有看法的知识分子党员，一般都要在群众会议上三番五次作检查，才能“通过”。
7月22日 转载《红旗》杂志发表的驻清华大学工、军宣队的长文《为创办社会主义理工科大学而奋斗》。这篇经陈伯达、姚文元审改的文章，是“左”倾教育路线的纲领性文件。6月初，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召开理工科大学教育革命座谈会。本报于7月23日发表张、姚定稿的座谈会纪要，配发社论。并对上海和全国各地学习清华文章和上海座谈会纪要作连续报道。
8月19日 一版刊登本报记者、解放日报记者联合采写的长篇通讯：《英雄的业绩——颂九四二四厂一号高炉焦炉高速度建成》。这是上海市在南京梅山建设的大型炼铁厂。上海各大报都对此作了突出的连续报道。
9月7日 本报理论副刊《学习》创刊。《编者的话》中说，试办《学习》副刊，将交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心得体会，选登工农兵学哲学用哲学的文章。
1月3日 挂通栏横幅开展《关于地方戏曲移植革命样板戏的讨论》，编者按称：“地方戏曲移植革命样板戏是一场革命。”这一讨论历时三个半月，至4月21日结束。
1月6日 二版以整版篇幅发表署名蔡康成的文章《路线、政权和世界观》，引出一场闹剧。这篇文章是报社理论部根据毛泽东关于“思想上路线上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批示议定题目，约请一名工人作者撰写的。作者依据“路线决定一切”的论断和群众中“路线不可知”的议论，拼凑几个观点写成。文章见报后，反响异常强烈，全国多家报纸转载，不少人认为它是“有来头的”，是正在召开的上海市第四次党代会的“精神”。张春桥、姚文元对此十分关注，一面要人调查作者的政治、写作背景，一面责怪文汇报“标新立异”，“放出一棵大毒草”，要编辑部作检查。还在市党代会上说“文汇报捅了漏子”，“发表了一篇有严重错误的文章”等。经过一番紧张而又精心的策划后，3月15日，徐景贤派人将早已暗中组织力量写成的反驳文章《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署名“方岩梁”)送到报社，指定必须用发表《路线、政权和世界观》一文同样的地位和字体，在3月16日见报。方文主要批判蔡文把路线与政权对立起来的观点，并未批判当时传言的所谓蔡文观点的来源——林立果《讲用报告》的观点。但在林彪自我爆炸后，徐景贤等人到处吹嘘说：“方岩梁批判蔡康成，就是批林，我们是全国最早批林的。”1972年1月，中央下发的林彪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中，有死党李伟信的笔供，说林立果同他“谈了上海文汇报3月16日发表的文章，林立果认为，这篇文章是有来头的。既然有来头，就应该看成是信号，是舆论准备”。“四人帮”又借此供词大做文章，以“批林英雄”在全国人民面前招摇。
1月11日 报道复旦、同济和华东师大等大学首届二千六百余名“工农兵大学生”入学，在一版配发文汇报、解放日报合写的社论《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热烈欢呼工农兵学员跨进新型的社会主义大学》。
3月1日 报社成立“出早报”调查组，拟定《关于提早出报时间的初步措施》。“文革”以来，由于经常有“最新指示”、“重大新闻”，加上新华社截稿迟、版面安排要紧跟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等原因，作为日报的文汇报常常成了晚报，有时还迟至第二天才送到读者手里。这既使夜班编辑人员深受其苦，又招致读者和邮递人员的强烈不满，“出早报”便成为共同的呼声。
3月15日 徐景贤在本市报刊负责人会议上，谈到文汇报和解放日报的分工问题，他说：文汇报的宣传重点应放在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会后，报社据此拟出改版设想，并将编辑部人员作了相应调整。
3月20日 工、军宣队宣布本报开展“深挖‘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运动。
3月22日 艾玲被“四人帮”以清查“五?一六”问题为由隔离审查。邵传烈于同日被宣布一边检查、一边工作。当日凌晨二时许，刚从报社宿舍起床上夜班的艾玲和尚未下班的邵传烈，由军宣队负责人余克颐、工宣队负责人高明源陪同，驱车去康平路市革委会办公处“开会”。到了指定地点，只见徐景贤、王洪文、王维国等人在场，并无“开会”的样子，而是由王洪文、徐景贤分别谈话。徐景贤指出邵传烈参与“四?一二”炮打等错误，宣布“一边检查、一边工作”的决定后，叫邵先回去。随后关照余克颐，报社的全面工作由他负责。王洪文对艾玲说：“你的问题拖了很久，一直没处理，现在正在批陈(伯达)整风，你好好交代同陈伯达与王、关、戚等人的关系，给你找个清静的地方，好好交代。”未等艾玲申辩，早已守候在旁的卫兵就将她架上吉普车，开到地处漕河泾的原“少教所”，关进了铁门紧闭的房间。直到1975年7月15日，历经四年多，查无任何实据，才由中共上海市委批示“先放出来参加劳动，结论慢一步做”。为艾玲平反、恢复名誉，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1979年3月。
3月23日 已回报社工作的原北京办事处工作人员李根蒂、吴尔祥、周俊全、关崇恩、石志军、伊龙宝、于沛华、施宣园、周学忠、吴闻、王荫萱、沈玲珍等人，被送进位于外白渡桥桥堍的市“文攻武卫指挥部”的地下室隔离。市专案办公室派人责令他们交代、揭发艾玲的问题及她的后台。直到7月初才解除隔离，他们被关了整整一百天。
3月 报社开展“一打三反”(打击反革命分子、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运动。除艾玲、朱锡琪被关押外，周国荣也被隔离审查。由王秀珍主持的“市二专办”，派来二十余名专案人员，再次清查“四?一二”炮打事件。
同月 采访部负责人沈国祥被市革委会任命为报社领导成员，同“一边检查，一边工作”的邵传烈一起，全面负责报纸宣传工作。
4月 中共上海市委作出《关于加强报刊工作的决定》。《决定》中说：“市委也深感报刊过多，不易管好。经过反复酝酿，市委决定《支部生活》、《工人造反报》自四月中旬起停刊。集中力量办好《文汇报》和《解放日报》。”
7月30日 徐景贤来报社召开工宣队、军宣队、革委会“三结合”会议宣布：要发动群众揭发批判艾玲的问题；邵传烈曾参与“四?一二”炮打事件，不可靠，要停职检查，接受群众批判。市里决定，派原工人造反报负责人王成龙到文汇报社任“第二把手”，与沈国祥共同负责报纸工作。
8月12日 刊出题为《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画刊，破例整版转载《人民画报》、《解放军画报》合刊上发表的江青(署名“峻岭”)“摄影艺术作品”六张。这是按徐景贤授意安排的。他吹嘘江青“用摄影艺术这个武器，捍卫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定文汇报、解放日报同日突出发表江青拍摄的照片。9月中旬，徐景贤又要文汇报找一些业余摄影工作者座谈、评论，继续宣传江青的“摄影艺术作品”，其中包括江青拍摄的林彪摆足架势、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照片《聚精会神》，并给座谈、评论定下了颂扬林彪“活学活用”、“为党和国家有这样好的副统帅高兴”的基调。当报社将座谈发言综合成《阅尽人间春风——向峻岭同志摄影作品学习》的一篇文章，送徐景贤审阅时，徐已得知林彪自我爆炸的消息，才删去了文中吹捧林彪的话语。文章却仍送回报社，于10月6日发表。
9月 报社按照市革委会“关于加强战备紧急会议”的部署，在市郊青浦县境内建立“战备车间”。同时将全报社三百八十五人，内部排列为三套人马：第一套约一百人，准备战时到战备车间坚持出版；第二套四十余人，战时留守报社；第三套二百四十人，为战时的疏散对象。
10月19日 受命负责报社全面工作的军宣队负责人余克颐，因在林彪自我爆炸之前，曾受林彪亲信王维国指使，在报社搜集有关张春桥等人的材料，被隔离审查。
1月6日 报纸以整版篇幅，发表新闻和文章，宣传上海实验小学、比乐中学、江湾公社部分小学等开设外语课，自力更生解决师资教材问题、努力提高外语教学质量的经验，以及一支工人外语教师队伍“改造外语教学阵地”的做法。并配发思想评论《为革命勤奋学习外语》。评论指出：“大力培养外语人才，已成为一项十分迫切的任务。”周恩来总理曾于去年11月同北京外国语学院、北京大学等外语院系师生代表座谈外语教育问题，着重讲了培养又红又专外语人才，以适应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以上版面安排是为了贯彻周恩来这一讲话精神。
1月12日 《文汇情况》刊发《对陈毅同志逝世追悼会的反应》一文。文中说，本市广大干部、群众对陈毅同志逝世和毛泽东主席参加陈毅同志追悼会的消息，“都很关心，议论很多”等等。13日，市政府办公室传来“领导意图”：“关于陈毅逝世的情况反应，不要再搞了。”并告知：解放日报当日发出的这类情况反应，因为“有些话不妥”，要“收回”。
1月14日 报社参加“三结合”领导会议的成员名单确定：高明源(工宣队)、潘凤兰(工宣队)、乐和兴(工宣队)、李瑞莹(军宣队)、沈国祥、王成龙、周金安、任洪、朱文良、洪作鹏。
3月1日 徐景贤电告报社负责人：《文汇情况》数量不要多，无把握的要先送来看看，有的可登“白头情况”(即不挂《文汇情况》刊名，印数很少，只送少数相关的领导人)。记者写的专供上级领导了解下情的“内参”也要送审，即由此开始。
3月6日 为宣传京剧样板戏，报社组织一批美术工作者，先后创作了连环画《智取威虎山》和油画《红色娘子军》。当天接徐景贤批示：文汇报组织美术工作者创作的油画《红色娘子军》，可于4月在上海美术展览馆展出。4月17日，徐景贤即陪于会咏、刘庆棠去美术展览馆看《红色娘子军》油画预展。
3月16日 徐景贤批复本报《关于到“五?七”干校接受教育和锻炼的请示报告》：“拟同意，‘五?七’干校要继续办好。”本报首批去市郊文教“五?七”干校轮训的六十三人，于4月8日出发。每批轮训三至四个月。全报社职工分数批先后去干校轮训，至1976年9月终止。
4月25日 转载人民日报按照周恩来意见撰写的社论《惩前毖后 治病救人》。社论针对“文化大革命”中老干部遭受打击迫害，冤、假、错案遍及全国的事实，重申了党的干部政策。同日，本报发表本市普陀区中心医院认真落实“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进一步调动干部积极性的报道。接着，又在一版相继发表上钢一厂、上海重型机器厂、上海市毛巾被单工业公司、上海市嘉定县等单位重视发挥老干部作用的报道，并配发本报评论员文章《重视发挥老干部的骨干作用》。5月29日朱永嘉电告沈国祥：对宣传老干部骨干作用要适当控制一下。于是有关干部问题的宣传重点转到了“培养新干部”上面。
6月5日 《工农兵学员怎样搞好上、管、改》讨论开始。在一版发表复旦大学物理系微电子专业部分工农兵学员的文章《发扬无产阶级革命精神，进一步搞好“上、管、改”——致战友们的一封信》。文前加编者按说，开展这场讨论的目的“在于推动和促进工农兵学员继续发挥无产阶级革命精神，认真搞好“上、管、改”(即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这场讨论延续至1973年2月结束。
6月10日 邀请本市教育界人士座谈，议论当前中小学在提高学生知识质量方面所取得的经验和存在的问题，会后整理成《本学期来中小学普遍重视文化课教学》一文，刊于当天发出的《文汇情况》上。此后，又相继召开了漫画工作者座谈会，联系当时报刊上基本不刊登漫画的实际，议论“漫画还要不要”的问题；召开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座谈会，议论如何进一步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问题；召开美术工作者座谈会，讨论连环画创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等等。这些座谈内容都整理成文，刊于《文汇情况》上送。
6月11日、21日 在《文汇情况》上相继刊登两个调查报告：《市郊农业劳动生产率的一些情况》、《目前在部分青年中出现不钻研业务不学习技术的倾向》。前者反映上海市郊“近年来农本提高”，以致“净产值略低于1965年”。这两份揭示阴暗面的材料，是本报首期工农兵理论工作者读书班学员、第十六期工农兵通讯员学习班学员分别进行广泛的调查后写成的。本报随后于8月29日起开辟《革命青年必须努力做到又红又专》专栏。本市与外地读者立即来信来稿，说在报上辟此专栏“很有必要”。又于9月8日起挂牌讨论《怎样把农业进一步搞上去?》。
7月4日 发表思想评论《划清发挥专门家作用与“专家路线”的界限》。文章说，担心“弄得不好又会重犯‘专家路线’的错误”，这是一种“糊涂观念”。
7月10日 应日中文化交流协会和朝日新闻社的邀请，以张平化为团长的中国上海舞剧团到日本进行访问演出。本报记者关崇恩作为随团记者同行。
7月24日 报社召开编辑部大会，传达毛主席关于文风问题的批示：报纸上的许多文章太长，谁看?必须要改一下。同时传达张春桥谈文风问题的一封信。他把败坏文风的责任推给刘少奇，说“文风被刘少奇、特别是近几年被林彪一伙搞坏了，应照主席指示整顿一下”。31日，上海的两报一台(文汇、解放、广播电台)联合召开通讯员大会，徐景贤作传达，动员改进文风。
8月9日 经徐景贤同意，本报和解放日报自今日起，将放在一版右首的报头与放在左首的“语录”位置对调，以方便邮递员分发报纸。
同日 三版发表杨宽与郭沫若商榷的文章：《“自上而下变革”说的商榷——关于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编者按说：“毛主席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本报遵照毛主席的这一方针，发表杨宽同志这一文章。”此前，本报已就《红旗》杂志发表郭沫若的《中国古代史的分期问题》在本市历史学界引起强烈反应发过“内参”，其中特别提到“郭老的文章对学术界是很大的鼓舞”，杨宽、陈望道、谭其骧、蒋大忻、方诗铭等，都想写文章参加学术讨论。报社随后便收到杨宽、谭其骧、陈望道等人的文章。杨宽与郭沫若商榷的文章见报当天，本报零售额猛增几千份。报社两周收到信稿四十五件。不少大学教师议论：“看来学术讨论又要在报刊上开展了。”报社又于8月29日发出题为《读者欢迎在报上开展学术讨论》的“内参”。但此后杳无声息，报上不再提及开展“学术讨论”之事。
8月25日 上海市革委会批复本报《关于原北京办事处人员情况和今后工作安排情况的报告》。批文如下：一、同意撤销北京办事处；二、本人及家属户口均在京的，拟请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安排工作；三、房屋不要作价处理，移交给北京市革委会；四、书籍与家具同意就地处理或运回上海。报社立即按此办理。(注：1973年6月，又传来张春桥对此事的说法：“几个人的安排，不要使北京为难。”)
9月7日 本报记者就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和培养科技工作接班人的问题，访问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原副院长、一级工程师童村和雷兴翰，并召开科研人员座谈会，听取意见。被访者一致的愿望是：希望发挥中老年科技人员的作用；增配青年技术人员，同中老年科技人员一起搞科研；研究工作不能随意变动，要有相对的稳定性。这些意见和愿望反映了当时科技界的普遍状况，以及科研人员的共同心声。报社将记者写出的文章刊登于“内参”上送。
10月1日 一版转载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的社论《夺取新的胜利——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三周年》。社论提出：“要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继续落实毛主席的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经济政策等各项无产阶级政策”；“要提倡又红又专，在无产阶级政治统帅下，为革命学业务、文化和技术”。社论表达了周恩来总理关于批判极左思潮，恢复党的正确路线和方针的意图。
11月1日 报社召开干部大会，传达中共上海市委的决定：任命原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台长田志强担任文汇报社的主要领导工作。沈国祥传达张春桥、徐景贤的有关讲话。张春桥说：“报社是市委的一个工作部门。因此，对上海的报纸要加强党的领导。”徐景贤说：“市委根据这个精神，决定派田志强同志去文汇报社加强领导工作。周天国同志也经市委同意，从黑龙江回到报社，参加领导工作。”
11月4日 奉张春桥、姚文元之命，《文汇情况》刊登《部分工人对＜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一文提出不同看法》，反对人民日报批判极左思潮。后来得知其背景是，从1971年底至1972年，周恩来曾先后几次强调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重要性。在一次谈话中，还批评人民日报等没有把极左思潮批透，尖锐地指出：“左”的不批透，右的还会来。而张春桥、姚文元随即找人民日报负责人谈话强调：批极左思潮“不要过头”。人民日报对张、姚的讲话很反感，就趁他们不在北京时，发表了龙岩的《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学习笔记》等三篇文章，批判无政府主义，反对“左”倾思潮。一直主张批右、反对批极左的张春桥、姚文元，看过人民日报的文章后，立即密令文汇报组织一个“工人座谈会”，盗用工人名义发难。上述攻击龙岩文章、矛头指向周恩来的“工人座谈会纪要”，就是这样炮制出笼的。24日，《文汇情况》又把龙岩文章发表后一些报纸上的正确提法，作为反面论点列出。
11月5日 发表江青写作班子署名初澜的文章《为繁荣社会主义的文艺创作做出新贡献》。文中鼓吹：“要发展社会主义的文艺创作，必须根据革命样板戏的经验，对各种体裁的文艺形式进行推陈出新。”
11月12日 发表杂文《九斤老太的哲学》，批判“不合时宜”的“‘一代不如一代’的调子”。接着又于19日发表杂文《用的是什么秤?》12月3日发表杂文《是坚持革命，还是要倒退?——也驳“一代不如一代”论》。接连发表这些批判所谓“倒退论”的杂文，是因为张春桥曾在一次教育座谈会上说：现在有一股“复辟回潮逆流”。他还引用鲁迅小说《风波》来攻击所谓“复辟回潮风”。12月3日发表的那篇杂文，是徐景贤亲自授意自己的秘书写成的，化名“姚青新”，直接送给报社的负责人。文中点名骂章士钊“主张复古，到头来被革命前进的车轮抛到了后面”，实为影射攻击周恩来。夜班编辑看大样时，认为此文“不妥”。当班的王成龙却说：“你们不要提了，此文有来头。”以上三篇杂文见报后，陆续收到批评信稿近三百件。读者斥责这些文章宣扬错误思想，说《人民画报》刊登章士钊的照片是鼓励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文汇报却骂章士钊是“复辟派”。有的读者还愤慨地将这些杂文斥之为毒草。
11月14日 三版开辟“文艺创作问题的讨论”专栏，刊登华昆仑的文章，谈长篇小说《虹南作战史》中英雄人物洪雷生形象塑造的缺点，讨论开始一个多月后，报社收到自发来稿三百二十四篇，其中竟无一篇上海文艺工作者写的文章。记者去本市文艺界组稿，也没有人愿意写，原因是：领导已定调，说这本书“基本上是好的”。讨论至1973年2月21日收场。
11月19日至22日 在一版或二版挂通栏横幅《认真搞好批修整风》，连续发表三篇“本报评论员”文章，三论“不断提高革命大批判水平”，首次明确表示反对批“左”，主张批右。
11月22日至12月下旬 相继发表《马克思主义是最基础的理论》、《这样提出问题是否妥当——对＜怎样编好基础课教材?＞一文的质疑》、《打什么基础理论》、《到实践中去求真知——桑毛虫皮炎调查的体会》、《显微镜下看不到的广阔天地》等文章和报道十余篇，攻击关于加强基础理论教学和研究的论述。这是针对光明日报10月6日发表的周培源文章《对综合大学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的。周培源原是根据周恩来关于要重视自然科学理论的批示，应人民日报之约写成这篇文章；但张春桥、姚文元不准在人民日报刊登，后改由光明日报发表。周文见报后，张春桥即向文汇报下达指示：“周培源有后台，不管他的后台多大多硬，就是要批!”文汇报便接连发表文章围攻周培源，把矛头指向周恩来。王成龙曾透露内情说：中央(指“四人帮”——编者)不同意周的文章，但周自以为有后台，一定要发表。上海可以批，批他的论点，不点名。
11月27日 报纸受命用两个整版篇幅，以消息、通讯、照片、评论等多种形式，大张旗鼓宣传上海培光中学“用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学生”的“经验”。在培光中学初步总结“用毛主席的哲学思想做好青少年思想教育工作”的体会时，“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亲信，正在策划借批“基础理论”、批“回潮风”来影射周恩来。他们发现培光中学的经验可以利用，就专门派写作组人员来到文汇报社传达旨意，布置任务，出主意，定主题，并要求以空前的规模、较快的速度在报上连续宣传。在报道推上版面的前后，马天水、徐景贤还先后跑到培光中学“视察”。徐景贤说：“这次市委要在报上发表你们的经验，这不是你们的工作做得好，而是斗争的需要，形势的需要。”12月3日起，本报又受命用大量篇幅突出宣传上海第六棉纺厂“用马克思主义武装青年工作”的“经验”。12月8日，徐景贤电告报社负责人：培光中学和上棉六厂两个典型，可继续搞些报道，交叉发表。关于两个典型的情况，已向中央报告。从11月27日至12月20日，文汇报花了近二十个版面，来宣传这两个“典型”。
3月10日 一版突出发表上海手表厂加强企业管理的调查报告，配发本报与解放日报合写的社论《搞好企业管理要依靠工人群众》。此后十余天，又以几个版面发表报道、文章、大字报等，大张旗鼓地宣传这个“典型”。后来查明，这是“四人帮”用以对抗全国计划会议关于建立岗位责任制等加强企业管理的十条措施的。国家计委曾草拟《关于坚持统一计划，加强经济管理的规定》，提交全国计划会议讨论。这个《规定》的起草是对极左思潮的尖锐斗争。周恩来听取了国家计委的有关汇报。当这个文件拿到全国计划会议讨论时，二十八个省、市、自治区赞成，唯有上海反对。张春桥说，这是“拿多数压我们，我坚决反对。我们是光荣的孤立”。并强令把这一文件收回。马天水称文件中的十条规定是“十条王法”，竭力反对，因此抓住上海手表厂“依靠工人群众加强企业管理”大做文章。
3月16日 发表长篇通讯《小夏在黄陵》。这是市委写作组的头头利用本市黄陵中学《上好阶级斗争这门主课》的调查报告炮制的。他授意本报负责人：“发表后讨论”，“可做很多文章”。这场“要震动全市”的讨论，围绕“学校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这个主题展开，持续达三个多月。“讨论”的实质是篡改学校的培养目标，另立所谓培养“小老虎”的标准。不少中小学教师对报纸大肆宣传学生的“造反精神”深感不安，认为这样一来，教师就更难当了。
5月10日 一版突出发表长篇通讯《贫下中农的好儿女——记云南勐腊县勐仑公社上海知识青年朱克家》，其后几天又作连续报道。后查明报道内容浮夸失实。当年3月，去过云南的上海慰问团写了一个关于在云南的上海知青朱克家的材料。本报未经核实就发了“内参”。姚文元看到“内参”后，立即授意上海市委写作组和文汇报派人去采访朱克家的事迹，并约他为《红旗》杂志写稿。
8月2日 一版转载辽宁日报发表的在高考中交白卷的张铁生的来信和编者按，题为《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编者按称：这封信提出了教育战线上的两条路线、两种思想斗争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确实发人深思。徐景贤不仅指令文汇报予以转载，还指出：“各条战线上的同志都来议论一下，这不单是大学入学考试问题，而是一次生动的路线教育。”
8月4日 开展《选什么样的人上大学?》的讨论。由交白卷的张铁生来信引出的这场讨论，是贯彻徐景贤的意图，反对国务院强调高校招生要“进行必要的文化考查”等规定。讨论至9月18日收场，刊登文章五十三篇，其内容主要是批判所谓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反对文化考查。
8月9日 奉命转载人民日报于7月7日发表的由毛泽东签发的广东中山大学教授杨荣国的文章：《孔子——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后又陆续发表各类批孔文章多篇。
8月 本报经过整党、恢复党员的组织生活后，开始建党工作，发展“文革”以来第一个中共新党员。
8月24日至28日 报道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会议批判了林彪反党集团。江青一伙在中央领导机构中取得了更多的权力。
9月5日 本报今起挂出“愤怒声讨林彪反党集团滔天罪行”的通栏横幅，开始公开点名批判林彪。
9月 本报“内参”中反映上海高桥化工厂不重视废气回收利用，既浪费资源，又危害农田。李先念见后批评了高桥化工厂，但却引起“四人帮”极大反感。马天水等硬说记者采访不深入，反映不符事实，除责成记者检查外，还强令报纸对高桥化工厂作出正面报道，以掩人耳目。22日，本报即发通讯《变害为利——记上海高桥化工厂消灭黑烟和“火炬”的战斗》。
10月26日 发表署名石仑的《论尊儒反法》一文。此文原载《学习与批判》杂志创刊号上，由上海市委写作组按姚文元意图写成，宣扬“在无产阶级革命的进程中，要不要批判尊儒反法思潮，也是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重要内容”。此文发表后，在全国还造成一种印象：上海在批林批孔中是领先的。本报连篇累牍，发表了大量批判孔子、批林批孔的文章，直至1975年底。
11月15日 奉命转载罗思鼎发表于《红旗》杂志的文章《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兼论儒法斗争的社会基础》。文章用秦国的所谓“三次复辟”影射中共党内的九、十、十一次路线斗争，别有用心地把批林批孔运动说成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要揪当代的“宰相儒”。
11月21日 发表刘丽华谈话记录，掀起以批判“智育第一”、批判“资产阶级习惯势力”为中心的“讨论”。刘丽华系上海师范大学毕业生、工农兵学员，因在校时忙于“上、管、改”，搞大批判，读书少，文化学习成绩较差。她在离校前夕向市有关部门工作人员的谈话中，把学校加强基础理论教育，要求学生掌握必需的科学文化知识，择优培养和选拔人才等做法，说成是“‘智育第一’的精神枷锁尚未彻底摧毁”。徐景贤从“简报”上看到这份谈话记录十分赞赏，在请示张春桥、姚文元后，指令文汇报、解放日报刊登并亲自写编者按。按语中说：刘丽华的谈话“揭露了修正主义路线流毒的若干表现，说明了资产阶级习惯势力的顽固性”，“要注意文教战线两条路线、两种思想斗争的长期性”。他还将讨论的大题目定为《要重视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见报时的刘丽华“谈话记录”，实际上是由徐景贤根据需要“反复修改、多处增删”，交张春桥最后审定的。这场讨论持续三个月，发表文章一百七十篇，涉及领域除教育外，还有文艺、卫生、科技、体育等方面，集中火力批判“智育第一”、“业务挂帅”、“技术至上”、“锦标主义”等等。
11月 张春桥、姚文元对文汇报和解放日报的“内参”发送范围作出如下规定：“由于上海两报的内部情况分送范围很广，以后有些涉及外地的情况，似可只印或先印清样送市委同志加以斟酌，再定分送范围。”
12月23日 发表《老谱袭用，旧调重弹——剖析一种音乐理论》、《正确理解非标题音乐的表现内容》两篇文章，在全国首先发难批判无标题音乐。两个月前，我国对外文委就邀请外国音乐团体来华演奏西洋曲目问题打报告请示中央。周恩来等圈阅同意。同样在报告上划圈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却又借端生事，说这份报告宣扬“无标题音乐无社会内容”，并发起对无标题音乐的批判。“四人帮”通过于会咏授意上海组织文章，在文汇、解放两报同时刊登，揭开全国批判无标题音乐的序幕。12月25日，国务院文化组在天津召开各省、市文化部门的有关负责人会议，传达江青等人的指示，部署批判无标题音乐。此后，全国报刊都发表了这方面的批判文章。
12月29日 一版刊登新华社电讯稿：北京红小兵黄帅破除师道尊严、提倡反潮流精神的来信和日记摘抄，以及人民日报、北京日报为此撰写的编者按语。随后连续报道这一“典型”在本市中小学校引起反响，掀起“向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开火”、“批判师道尊严”的新浪潮。本市中小学校也跟着出现“要做小闯将，不做小绵羊”的黄帅式反潮流人物。
1月1日 转载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元旦献词》。社论指出：“要继续开展对尊孔反法思想的批判”，“批孔是批林的一个组成部分”。
1月5日 上海根据毛泽东关于要出题目考教授的谈话，紧随北京之后，对本市十八所高等院校的教授、副教授共六百五十人，进行突然袭击，出题目考数理化。考教授的前一天，徐景贤通过秘书电告本报“抓情况反应”。报社于考试当天派出记者多名了解情况，连夜编印“情况”六份送出。“情况”的基本倾向是赞成“考教授”的，但也可从中看出教授们对此做法的不满和愤慨。
1月14日 一版用大号字、以整版篇幅刊登上海港务局第五装卸区工人的一张大字报，题为《要当码头的主人，不做吨位的奴隶》。1973年底，周恩来针对全国各港口严重压船、影响进出口正常业务的现状，提出“三年改变港口面貌”的要求。上港五区工人受到鼓舞，当年各项经济指标都完成得较好。一些工人出于加快港口建设的愿望，在年终总结时，贴出大字报批评装卸区领导工作中的不足之处。马天水从市革委会简报《工交情况》上看到《要当码头的主人，不做吨位的奴隶》这张大字报后，立即批示，要在文汇、解放两报上发表。姚文元又加写一个很大的“快”字。这张大字报在报上发表时，有九处被删改，如原稿中“我们是一个装卸队的工人，看到的只是局部的情况”一句，被一笔勾掉。与大字报同时发表的本报记者《调查附记》，竭力鼓吹“狠批唯生产力论”，说上港五区领导抓吨位就是“唯生产力论的流毒”。人民日报随后也刊登了这张大字报，并为此加编者按，说这张大字报“抓住了当前企业管理中的要害问题，具有普遍的现实意义”。这在全国引起连锁反应，出现了“不做平方米的奴隶”、“不做产品的奴隶”等等口号，港口压船现象再度严重。首当其冲的上港五区，生产效率立即下降。
2月中旬 本市骊山中学教师胡祖丰、刘正龙在给学校党支部写的思想汇报中，对教育革命提出了一些与“四人帮”不同的看法。王洪文知道后，批示要批判这两位教师的“右派言论”，同时要在上海揪“胡祖丰式”的人物。徐景贤授意本报立即发报道和文章进行批判。本报于15日用一个多版面，发表七篇报道和文章，宣传骊山中学“联系教育战线实际深入批孔”的“经验”，又一次在全市教育战线掀起批判“复辟回潮”的浪头。
3月1日 奉命转载人民日报发表的初澜文章《评晋剧＜三上桃峰＞》。此文大肆鼓吹击退“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回潮”，经姚文元修改，江青、张春桥定稿。所谓《三上桃峰》事件，是“四人帮”在华北地区文艺调演期间，制造的震惊全国的事件。王光美曾在河北省抚宁县桃园大队搞过社教，而该剧内容又恰是反映发生在抚宁县的事情。“四人帮”便无中生有，诬蔑晋剧《三上桃峰》是吹捧王光美的“桃园经验”、为刘少奇翻案的大毒草。一时间，全国各地大搞影射、罗织莫须有罪名成风，对文艺界又进行了一次大洗劫。文汇报转载初澜文章后，又连篇累牍发表有关批判文章和报道近三十篇，两个半月后才收场。
3月2日 开始挂出《批林批孔，把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进行到底》的通栏横幅，出“批林批孔”专版。编者按称：要在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实行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这一专版出至8月结束，长达半年，刊登报道、文章约一百四十篇，批判的矛头指向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
3月12日 受命转载《红旗》杂志刊登的康立文章《孔子与林彪都是政治骗子》。此文由上海市委写作组根据姚文元的谈话内容写成。文章用一连串历史故事来讲儒家人物的“两面派嘴脸”，特意点到汉代第一个位至宰相的儒生公孙弘，影射攻击周恩来。
3月20日 发表《一本地地道道的“复礼”、翻案的画册——评＜中国画＞》一文，卷起了批判所谓“黑画”的旋风。本报参与这场批“黑画”的闹剧，到5月收场。所有批判文章的选题计划与版面安排，都由王成龙看定后，再送徐景贤审定。后来查明，周恩来曾指出：出口工艺美术品只要不是反动的、丑恶的、黄色的东西，都可以组织出口和生产。又说，风景画不能叫“四旧”。由上海外贸系统编辑出版的《中国画》册，所刊作品均属周恩来所指范围。张春桥、姚文元、徐景贤等事先也都点头通过，却又指使有关人员专门从出口工艺美术品、出口画和宾馆的装饰画中搜集材料，先后在北京、上海、陕西等地办起所谓“黑画”展，把攻击矛头指向周恩来。
6月1日 开辟“选读一点法家著作和文章”专栏，刊文介绍韩非的《五蠹》。开辟专栏或出专版，集中刊登相关文章以造声势，是文汇报这一时期紧跟批林批孔、尊法反儒形势的一大特色。从6月至12月。先后开辟的这类专栏，还有“儒法斗争史讲座”、“历史上的儒法斗争”、“自然科学领域中儒法斗争史话”、“研究文艺领域儒法斗争史札记”等。
7月6日 转载《红旗》杂志发表的初澜文章《京剧革命十年》。文章鼓吹“第一批八个革命样板戏的诞生”宣告了“中国社会主义文艺的新纪元已经到来”，说过去的十年，可以说是“无产阶级文艺的创业期”。
7月27日、30日 挂通栏横幅《用马克思主义研究秦王朝‘二世而亡’的历史经验》，相继刊登两个整版的文章。这是王成龙在获悉“四人帮”要狠抓“儒法斗争”而策划组织的版面。文中按“梁效”所发资料与文章的口径，批秦宰相李斯“动摇妥协”，影射攻击周恩来。
8月2日 挂出大字横幅《把中小学的批林批孔运动抓紧抓好》，加编者按发表上海第六十一中学一个班的理论学习小组批林批孔的报道，以及他们编写的儒家教育思想的“批注”。在其后的一个多月中，还刊登大量有关中小学批林批孔的报道和文章。这是贯彻江青对北京一中学批林批孔情况的批示：“大学，甚至小学的批林批孔都应抓紧些。”
8月3日、5日 相继转载人民日报刊登的《评湘剧＜园丁之歌＞》和初澜写的《为哪条教育路线唱赞歌?——评湘剧＜园丁之歌＞》，参加对后来被毛泽东鼓掌称赞“是出好戏”的《园丁之歌》的围剿，为批判“智育第一”推波助澜。
8月17日 辟专栏开展《秦末汉初农民起义和儒法斗争》的讨论。这是江青交代的任务，是“四人帮”在上海的亲信直接控制策划的一场影射史学闹剧。7月上旬至8月上旬，法家著作注释出版规划座谈会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实际上是贯彻“四人帮”利用“批林批孔”之机，大搞影射，吹“女皇”、批“宰相”、批“现代大儒”的意图。上海如法炮制，随即于8月召开同类的座谈会。朱永嘉在会上传达江青谈开展法家问题讨论的“指示”。江青说：“我建议在光明日报、文汇报上开个专栏，展开争鸣，要不然人家不知道。”本报开展这一讨论的计划报经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划圈同意。每周出一期，一共出了四十一期，发表各类文章一百三十多篇，历时一年有余，直至1975年8月30日才收场。刊登的大多数文章，都是跟着梁效、罗思鼎的调子转，为“四人帮”篡党夺权制造舆论。
10月9日 一版突出报道上海江南造船厂设计制造的万吨货轮“风庆”号首次远航返沪。交通部远洋局曾担心国产主机和雷达等设备性能不适应远航，为安全起见，规定“风庆”轮跑近海。“四人帮”起初也没有支持“风庆”轮远航。但“风庆”轮远航归来后，他们便借端生事，大批所谓“代表儒家卖国主义路线的崇洋媚外思想”，攻击国务院领导。9月29日，“风庆”轮抵达吴淞口，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上海的亲信，组织新华社、文汇报、解放日报等的二十余名记者连夜登船采访。本报记者在采访时收到由北京远洋总公司派到轮上的政委李国堂的《航海日记》，客观真实地反映了“风庆”轮远航中的事实。但本报记者采写的长篇通讯和李国堂的《航海日记》都不准刊登，规定都用由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通过新华社统发的通讯稿，即10月12日在一版刊登的长篇通讯《在大风大浪中前进——记“风庆”轮首航远洋胜利归来》。“四人帮”在上海的亲信对文汇、解放两报一再叮嘱：“风庆”轮要很好宣传，这不只是一条船，而是路线问题，是针锋相对，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和崇洋媚外的斗争。不只发一条消息，要写评论，要抓住这个典型作连续报道，抓连锁反应，用十八般武艺把文章做足。于是，文汇报从9日至月底，不仅发了整整九个版面的报道、评论和文章，副刊《风雷激》也配合发了一个由散文、杂文和诗歌等组成的专版。
10月14日 发表《红星闪闪放光彩——赞彩色故事影片＜闪闪的红星＞》一文，开始对《闪闪的红星》作突出宣传。至1975年3月，陆续发表了十多个整版的文章。署名方耘的《坚持“三突出”原则 为“儿童团”唱赞歌》一文中，再次鼓吹“三突出”的原则是指导一切文艺创作的根本原则。
12月3日 一版刊登新华社播发的调查报告《农大毕业当农民好——辽宁朝阳农学院实行“社来社去”的调查》及人民日报为此加的编者按。12月下旬，国务院科教组、农林部和中共辽宁省委联合召开学习朝阳农学院教育革命经验现场会。迟群和毛远新在会上鼓吹朝阳农学院经验具有“战略意义”。会后，全国掀起宣传、学习“朝农”经验的浪潮。文汇报从1975年1月至7月，挂出《学习朝阳农学院教育革命经验》的牌子，发表上海教育界学习“朝农”经验的报道、文章达七十余篇。
1月18日 一版套红发表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公报。于1月8日至10日召开的这次会议追认邓小平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议还讨论了于1月13日至17日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当天晚上，文汇报、解放日报联合出号外，庆祝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于昨天胜利闭幕。
2月9日 转载人民日报社论《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传达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22日，又以一至四版整张报纸的版面刊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部分论述。这些论述是由张春桥、姚文元策划摘编的。摘编多处断章取义，如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任务，只摘录坚持阶级斗争的内容，而舍弃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必须逐步把重点放在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论述。全国很快搞起了“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本报一直用大量篇幅刊登有关报道和文章，直至1976年8月。
3月27日 受命转载原刊于《朝霞》杂志的上海市委写作组的文章《走出“彼得堡”!——读列宁一九一九年七月致高尔基的信有感》。这篇由张春桥、朱永嘉授意炮制的文章，歪曲和篡改列宁关于走出“彼得堡”的原意，把我国解放后的文艺队伍说得一团漆黑，宣扬了“四人帮”的“改朝换代”论。
3月31日 刊登《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助手——学习＜实践论＞的体会》一文。此文由王成龙授意组织力量写成。文章东抄西摘，将经验主义的危害凑满十条，适应了“四人帮”借反经验主义之名攻击周恩来和其他有丰富经验的老一辈革命家，加紧篡党夺权的需要。在此前后，本报还在一版发表报道、文章七八篇，突出宣扬“反对经验主义”，鼓吹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散布的经验主义是“主要危险”的论调。
5月21日 一版发表本市培光中学一年级全体教师的来信。信中说的是，该校教师对一个学生是否够条件加入红卫兵和共青团组织有不同看法。编者按称：来信“提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即“用什么尺子衡量学生”。接着就开展“用什么尺子衡量学生”的讨论，强调学校各方面都有“用什么尺子”的问题，鼓吹要支持和发扬学生的反潮流精神，要批判“智育第一”，要把学校办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等等。讨论持续近半年，至11月3日收场。
8月20日 王成龙调离文汇报社，去上海市革委会文教组任职。
8月22日 一版头条刊登长篇通讯，报道上海石化总厂建成投产：《前进啊，金山工程!——记上海石油化工总厂建设新事》，配发短评《中国工人阶级的风格——赞金山工程》。四版是照片专页《千军万马战金山——飞跃建设中的上海石油化工总厂》。这是邓小平复出后，上海工人阶级加速建成的一项重大工程。本报从22日至月底，又用多个整版篇幅，从多个侧面记录了高速优质建设这项工程中的故事。
8月25日 刊出文艺专版，评价彩色故事片《创业》，发表《无产阶级千秋大业是靠“斗”出来的——赞彩色故事影片＜创业＞》等六篇文章。如此突出宣传《创业》的背景是：江青曾在2月指责《创业》“在政治上、艺术上都有严重问题”，并授意于会咏等人捏造了《创业》的十大罪状。长春电影制片厂张天民分别给毛泽东和邓小平写信，对批评提出不同看法，并建议重新上映。7月25日，毛泽东在信上批示：“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的文艺政策。”此后，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邓小平，批准解放了一批被江青一伙作为“毒草”而禁锢的影片。
9月1日 一版转载《红旗》杂志短评《重视对＜水浒＞的评论》。4日，又在一版转载人民日报社论《开展对＜水浒＞的评论》。社论明确提出：评论《水浒》“是我国政治思想战线上的又一次重大斗争，是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重要指示的组成部分”。评论《水浒》的主题就是要批判“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投降派”。接着，本报以毛泽东最新指示“用《水浒》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作通栏横幅，大量刊登评《水浒》、批“投降派”的文章，直至1976年3月30日收场。
10月17日 三版以整版篇幅刊登《顶着风雨长 挺拔更坚强——赞彩色故事影片＜春苗＞中田春苗的典型形象》等文章，吹捧在“四人帮”直接控制下摄制的第一部描写与“走资派”斗争、也是第一次正面表现和颂扬“文化大革命”的故事影片《春苗》。11月13日，又刊登该影片剧照。
10月 本报和东海舰队后勤部联合，在本市西体育会路五号原本报简易仓库，改建六层楼职工住房一幢，面积约五千多平方米。这是报社首次自建职工住房。
11月10日 转载《朝霞》杂志刊登的小小说《长在屋里的竹笋》，同时刊登两篇对此作品持异议的文章，开展讨论。这是按照徐景贤的意图办的。但只出三期，发表了十二篇文章，就草草收场了。
1月1日 刊登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的元旦社论《世上无难事 只要肯登攀》。社论指出：“怎样看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集中反映。”
1月6日 开始连续发表报道和文章，批判教育界的所谓“奇谈怪论”，反击“右倾翻案风”。这是贯彻徐景贤日前转告的“上面的精神”：凡是教育方面的奇谈怪论都可以进行批判。
1月 周恩来总理于1月8日逝世后，本报许多记者、编辑怀着沉痛的心情，采编大量文稿，反映本市各界人民群众对周恩来总理的颂扬与悼念之情，但遭到“四人帮”亲信的严密控制和扼杀。七万多字的《文汇情况》送审稿，竟被徐景贤扣压和删去三万多字；送审的陈望道的怀念文章《巨大的鼓舞》，文中“周恩来总理”字句也被删去。徐景贤还特意关照沈国祥“注意”他把周恩来名字删掉的“口径”，规定对周恩来的宣传“只能低，不能高”。本报违背民意，积极贯彻“四人帮”的意图，扣压了记者采写和组织的许多悼念周恩来的报道和文章。
2月2日 发表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和冶金研究所部分干部和科研人员的座谈纪要，题为《痛击科技界的右倾翻案风》。此后，本报即按照《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文章的调子，大批科技界的“奇谈怪论”，把邓小平对科技界的整顿诬蔑为“右倾翻案风”，连续批了三个月。
2月3日 新辟《科技战线》专刊。《告读者》中说：《科技战线》“以阶级斗争为纲，回击科技界的右倾翻案风”，“宣传科技战线的新成就，总结新经验”。起初每周一期，后来一月出二期或一期，9月终刊。
2月18日 转载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要害是复辟资本主义》。文中首次公开批判邓小平提出的以“三项指示为纲”(即学习理论、反修防修；要安定团结；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本报随后按照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文章的调子，连续发表《评“三项指示为纲”》、《“一切为了现代化”的背后》、《一切为了资本主义的代名词——评走资派的所谓“现代化”》等等文章，公开批判“三项指示为纲”，公开批判“四个现代化”，矛头指向邓小平。
3月5日 本报要闻部夜班编辑组于凌晨二时许，收到新华社播发的沈阳部队指战员学习雷锋的消息和通讯稿两篇。此时四个版面的稿件已基本排定。夜班值班负责人经请示领导同意：将上述两稿交国际版(四版)编辑处理刊登，如太长放不下，可删节。有关编辑将消息删掉四处共二百五十字，其中一处为“不少部队还培训了雷锋故事讲解员，结合各项政治运动和部队工作，向干部和战士介绍雷锋同志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引导大家走雷锋成长的道路，做雷锋式的共产主义新人”。这段话中包含了周恩来关于学习雷锋的题词内容。报纸出版后，许多读者纷纷给编辑部打电话、写信，指责报纸故意删去周恩来题词。
3月25日 本报一版发表的《走资派还在走，我们就要同他斗》一稿，又引起读者的抗议。此稿报道市仪表局党委中心组学习人民日报3月10日社论《翻案不得人心》，剖析所谓走资派还在走的根源，由记者按照报社领导布置的报道意图，约请通讯员写成。当时“四人帮”还未敢公开点邓小平的名，通讯员来稿谈到“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是孔孟之道的忠实信徒”时，是按照《红旗》杂志文章口径，特指邓小平的。而后在谈到“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时，则把“至今不肯改悔”几字省略了，实际上前者是指邓小平，后者是指周荣鑫等老干部。在那种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紧要关头的日子里，人民群众对早已成为“四人帮”舆论工具，发表了大量将攻击矛头指向周恩来和邓小平文章的文汇报，保持着高度的政治警觉性，因此，在3月5日发生删去周恩来题词内容的事件后，又见3月25日的报道中有“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一说，就认为这是再次把矛头指向周恩来。而且认定这是“四人帮”发出的一个严重信号。于是抗议的电话、信件和电报，连珠炮般地投向本报。编辑部十几天就收到抗议信四百二十件，质问电话上千次。人民群众强烈要求清查文汇报上发生的“三?五”、“三?二五”事件。粉碎“四人帮”后，经过查核，才弄清了上述事实真相。
3月13日 奉命转载《学习与批判》杂志第三期上的一篇文章《由赵七爷的辫子想到阿Q小D的小辫子兼论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大辫子》。后来查明此文的背景是：张春桥说阿Q和小D相互揪小辫子，是闹派性，其实是赵太爷挑动的结果，应当联合起来揪赵太爷的大辫子。还攻击邓小平说自己是维吾尔族姑娘的辫子，这是化大为小，化整为零。文章由市委写作组按张春桥谈话的意思写成后，朱永嘉为扩大影响，指令文汇报不等刊物出版就转载，而且指定放在二版上方。文汇报奉命首先发表或转载“四人帮”搞阴谋政治而炮制的文章，这种现象在1976年3月以后尤其突出。
4月1日 徐景贤、朱永嘉、王成龙来到报社，在干部会议上宣布中共上海市委决定：派市委写作组成员吴瑞武、郑世瑶到报社参加党委工作，进一步加强对文汇报的领导。29日，王成龙又来报社，宣读市委对文汇报“关于增补党委成员的报告”的批复，任命吴瑞武、方咏南为文汇报党委委员、副书记，郑世瑶、朱宏才、何倩为党委委员。
4月8日 发表新华社电讯稿：《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的决议》、《中共中央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人民日报的报道《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人民群众在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声讨“四人帮”的正义之举，被定为“反革命政治事件”；邓小平被公开点名批判。本报紧紧跟上，发表了大量声讨、攻击邓小平的报道和文章。
4月 报社出版的内刊《红色通讯员》受命全文发表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编写的《匈牙利事件资料》。此文是朱永嘉授意市委写作组突击编成。这份资料先在市委写作组控制的《教育实践》杂志上发了摘要。随后，朱永嘉在指定文汇报发表市委写作组写的《匈牙利事件的教训值得注意》一文的同时，又授意在本报内刊《红色通讯员》上全文发表了这份资料。
5月11日 刊出《新曲谱不完 赞歌唱不尽》专页，吹捧“朝霞”丛书中的《序曲》一书。江青说这本集子中的每一篇都可以拍成电影。本报便据此组织文章，出了这个专页。
5月14日 发表《两个提纲一条黑线——从＜二月提纲＞到＜汇报提纲＞》一文。此文按照《学习与批判》杂志所刊文章的口径写成后，恶意诽谤观点正确的《汇报提纲》(即《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被“四人帮”看中，收入三本小册子(即根据江青等人意图，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北大、清华大批判组编辑的《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评＜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成为他们手里的一根棍子，流毒全国。中共中央(1977)37号文件《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三)》中点到了此事。
5月19日 发表《论党内资产阶级》一文，此文由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写成，经徐景贤、朱永嘉过目。文章断章取义摘录邓小平的一些言论作为“靶子”，——驳“老革命”，二驳“多劳多得”，三驳“所有制问题”，把一批南征北战的老一辈革命家都诬蔑为“党内资产阶级”。
5月21日 发表本报记者采写的《朝农学习访问报告》。6月7日，又发表一整版经朱永嘉看定的“学习朝农体会”文章。是年3月，马天水授意组织一个以上海机床厂为主的“上海学习小组”，去朝阳农学院学习，本报派记者随组采访。此举为毛远新树碑立传，迎合了“四人帮”所谓“南北呼应”的需要。
5月29日 发表《要重视研究阶级关系的变化》一文。张春桥曾说，对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关系“不甚了了”，不懂得阶级关系的变化，就提不起阶级斗争这个纲。他指使亲信进行“阶级关系变化”的调查。此文就是根据张春桥这一意图组织的。文中着力鼓吹“张春桥思想”，强调所谓“党内资产阶级”是“革命的主要对象”，煽动层层揪“走资派”。
6月15日 发表评论文章《同修正主义路线对着干好得很——评声乐协奏曲＜春苗＞》。文中鼓吹音乐创作领域也要反映“与走资派斗争”，说声乐协奏曲《春苗》是继影片《春苗》之后，“射向邓小平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一发炮弹”。此文由王成龙一手炮制。
6月26日 新辟《文艺创作笔谈》专栏，意在鼓动多写“与走资派斗争”的作品。发表《在同走资派的斗争中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形象》、《努力反映无产阶级战胜走资派的革命斗争》、《揭露走资派要深到骨子里》等几篇文章后，于8月16日收场。
6月至8月 本报参与由朱永嘉挂帅的人民公社“过渡”问题调查，提供有关“过渡”问题的“情况”数十份。朱永嘉指令文汇、解放两报分别编辑、整理调查人员所写的调查材料，用“白头情况”的形式编印上报。这一调查历时三个多月。在此期间，本报共编发“情况”四十四期。朱永嘉曾按照张春桥的意图，对一些调查人员说：“我们要将两报所发的‘过渡’情况编成一本书，要像毛主席编《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那样，每篇都写个按语，口气要大一点。”还说，“合作化高潮”一书，是“落在群众的后头”，我们这次编书是“走在群众的前头”。粉碎“四人帮”后查明：张春桥暗中布置亲信在上海郊县人民公社搞三级所有向两级所有过渡的调查和试点，是为“张春桥思想”搜集材料。
7月17日 以整版篇幅发表《药方只贩古时丹》等文章，批判所谓“实业救国论”，诋毁“四个现代化”，污蔑搞“四个现代化”是“崇洋媚外”。安排这样的版面，目的是配合上海市革委会工交组负责人在全国计划会议上发难：污蔑邓小平去年主持的经济工作“务虚会”是“名曰规划国民经济，实为策划右倾翻案”，“经济领域里右倾翻案的风源，盖出于此”。了解“四人帮”意图的吴瑞武，曾特意关照有关编辑，把上述版面赶在发难前一天见报。这一攻击“四个现代化”的版面，也被中共中央下发的“四人帮”罪证《材料之三》点到。
7月27日 本报奉命派出记者参与马天水、朱永嘉直接抓的“外贸清仓查库调查”。“四人帮”在上海的亲信借外贸系统清仓大做文章，一方面指示上海外贸系统给外贸部送大字报，点李强、姚依林的名；同时授意报社先发“内参”，再在报上发文章，攻击外贸部和国务院领导。本报从7月27日至10月7日共发相关“内参”二十二期，9月9日在报上刊登外贸战线的大批判文章一组，集中攻击外贸部、国务院搞所谓“条条专政”。
8月3日 今天起，发表《努力揭示阶级关系的新变化——兼谈彩色故事片＜欢腾的小凉河＞》、《用的是什么尺子?》、《文学是战斗的》等影评、来信和文艺短论一组，为“四人帮”炮制的《欢腾的小凉河》评功摆好，鼓吹“反映无产阶级同走资派的斗争是当前文艺创作中的一项崭新任务”。
8月7日至19日 连续发表工厂批判《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简称《条例》)的新闻和工人“选批”这一《条例》的文章，说它是邓小平授意炮制的一个“加快资本主义复辟的工业管理条例”。张春桥“关心”上海工人批所谓“三株大毒草”的动向，朱永嘉要报纸把这方面的文章“做足”，报社负责人便按照上面的意图，盗用工人的名义，炮制“选批”，并在编者按中提出，各个领域、各条战线、各个单位都要批“三株大毒草”(指邓小平抓整顿时的三个文件未定稿：《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至8月31日，本报共发表这类批判文章和新闻近四十篇。
9月10日 刊登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宣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名誉主席毛泽东同志，于1976年9月9日零时十分在北京逝世。随后又报道：从9月11日开始举行为期七天的吊唁仪式，三十多万干部群众瞻仰了毛主席遗容；9月18日举行极其隆重的追悼大会。
10月6日 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四人帮”在上海的亲信负隅顽抗。徐景贤、朱永嘉等于8日召集各方面的负责人举行紧急会议，妄图进行武装叛乱。会后，本报负责人表示：“听市委的，按既定方针办。”深夜，朱永嘉来到报社，透露在北京的王、张、姚“可能出事”的消息，布置在版面上“多加几个‘按既定方针办’”，“如果他们发表‘某某反党集团’的话，我们不登”，“另登‘告全国人民书’”。沈国祥和吴瑞武随即商定第二天的版面。
10月9日 报纸刊登题为《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按既定方针办》的画刊专辑。选用《北京日报》已刊用的《重上井冈山》木刻画，还有从上海美术展览会中精选的《红卫兵宣誓》水墨画。画刊充满了“上山打游击”，要“宣誓”，要“造反”的顽抗意图。
10月10日至12日 版面上继续宣传“按既定方针办”。在10月9日至12日的四天里，文汇报上出现“按既定方针办”有十五处之多。10日的文艺副刊上，刊登诗歌《迎着“风波”去战斗》。诗中说“走资派要复辟，革命派要战斗”，“迎上去，不怕‘风波’一路险”。
10月12日 报纸第三版以整版篇幅刊登批判《论总纲》、《汇报提纲》和《条例》“三株大毒草”的文章。编者在前言中说：“通过批判，更加看清了邓小平一类党内走资派是如何反对毛泽东思想、背叛马克思主义、篡改毛主席指示的。”
10月14日 一版头条刊登新华社电，报道首都工人阶级掀起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新高潮时，第一次在副标题中标出：“决心坚持‘三要三不要’的基本原则，同一切背叛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篡改毛主席的指示，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人作坚决斗争。”
10月21日 今日起连续报道上海工人阶级和各界群众举行声势浩大的集会游行，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愤怒声讨“四人帮”反党集团的滔天罪行，决心最紧密地团结在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在21日至24日的四天中，接连发表编辑部文章《向反党篡权的阴谋家、野心家猛烈开火》，及《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前进!》等四篇社论。
10月22日 报纸一版以整版篇幅刊出新华社播发的消息：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首都一百五十万人举行声势浩大的庆祝游行。同日发表庆祝这一伟大胜利的本报评论员文章。
10月26日 中央派来上海的工作组成员车文仪等来到报社，听取报社负责人关于报纸宣传和运动情况的汇报。下午，党委召开扩大会传达中央工作组对本报宣传与运动的意见和要求。
10月30日 报道中共上海市委召开党员干部会议，宣布党中央的决定：苏振华兼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委会主任，倪志福兼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市革委会第一副主任，彭冲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三书记、市革委会第二副主任；撤销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上海的党内外一切职务。
11月1日 本报发表编辑部文章《“四人帮”是一伙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右派》。
同日 报社在粉碎“四人帮”后首次召开全体职工大会，揭批“四人帮”及其余党妄图发动反革命暴乱的罪行。中央工作组车文仪、陈柱深、杜中伟等三人参加会议。
11月4日 今起陆续刊登揭批“四人帮”扼杀电影《创业》的文章。13日刊登人民日报编者按《围绕电影＜创业＞展开的一场严重斗争》。16日用大字全文刊登毛泽东批评“四人帮”责难影片《创业》所作的批示：“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内的文艺政策”。
11月10日 今日起用大量篇幅刊登报道、文章、座谈纪要等，集中批判“四人帮”扼杀湘剧《园丁之歌》的罪行。
11月12日 刊登题为《“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宣言书——评反党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一文，批判曾在各报发表的署名梁效的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
11月14日 加编者按刊登上海越剧院朱锦多的来信，题为《愤怒控诉“四人帮”镇压革命群众的滔天罪行》。朱锦多从1973年7月至1975年8月曾先后三次写信给毛主席、党中央，揭发张春桥、江青的罪恶行径。“四人帮”将他打成“反革命”。
11月15日 刊登题为《评“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一文。19日又刊登《一个篡党夺权的政治纲领——再评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的极右实质》。此后，本报陆续发表报道和文章，分别批判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
11月24日 在“打一场深揭猛批“四人帮”的人民战争”横幅下，刊登上海电影制片厂《欢腾的小凉河》摄制组的文章：《为“四人帮”篡党夺权制造反革命舆论的代表作——影片＜欢腾的小凉河＞炮制出笼经过》。
11月27日 今日起，连续召开全报社大会，由沈国祥、吴瑞武分别揭发“四人帮”利用文汇报搞篡党夺权阴谋的反革命罪行。中央工作组车文仪、陈柱深等参加大会并讲话。
11月28日 加编者按刊登上海电影制片厂《盛大的节日》摄制组的文章：《为篡党夺权制造反革命舆论的大毒草——揭露“四人帮”炮制反动影片＜盛大的节日＞的罪恶阴谋》。
11月 王素之任组长的中央工作组进驻报社，领导报纸工作，着力抓清查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
12月1日 刊登《彻底清算“四人帮”在教育界的滔天罪行》等文。今日起陆续发表文章，集中批判“四人帮”在1973年制造的张铁生“交白卷”典型、刘丽华《谈话记录》讨论等搞乱教育的罪行。
12月2日 报纸出错，将“华国锋”错成“华锋国”，损失报纸70多万份，经查，主要责任是校对人员工作失误。
12月5日 加编者按刊登《她得到了解放——揭发批判“四人帮”压制上海第二十七织布厂女工毛信贤的罪行》一文。
12月6日 报社党委在扩大会上宣布成立两个工作班子：一是抓运动的“调查研究组”，一是抓报纸工作的“大批判组”。
12月7日至29日 继续刊登一批揭露“四人帮”在文艺界所犯罪行的文章：《从＜智取威虎山＞的修改看“四人帮”的罪恶行径》，《一个篡党夺权的政治大阴谋——戳穿“四人帮”鼓吹“写与走资派作斗争的作品”的反动实质》，《砸烂了“四人帮”，解放了＜白毛女＞——彻底清算“四人帮”破坏革命现代舞剧＜白毛女＞创作演出的罪行》，等等。
12月11日 报道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在北京隆重举行，刊登人民日报社论《更高地举起农业学大寨的红旗——热烈祝贺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开幕》。至月底，每天以大量篇幅刊登有关农业学大寨会议的报道，以及揭批“四人帮”有关罪行的文章。
12月17日 刊登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灭亡前的猖狂一跳——揭穿“四人帮”伪造“临终嘱咐”的大阴谋》。
12月26日 全文刊登新华社播发的毛泽东于1956年4月25日撰写的《论十大关系》。29日，刊登文汇报、解放日报编辑部文章《光辉的文献 强大的武器》，论述《论十大关系》公开发表的重大意义。
摘自《文汇报六十年大事记1938——1998》，内部出版，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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