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8-5-30 作者：渔歌子, (何蜀), 编撰
渔歌子、(何蜀)、编撰【说明：本大事记主要参照了邓振新编著《贵州风云》、邓振新主编《折腾岁月》、《不灭的火焰——贵州四一一纪念文选》、张甦著《南下串联与贵州文革》（电子版），《当代贵州大事记》、《贵州通史（第五卷）》、《中国共产党贵州历史大事记》、《中共贵阳市历史文献选编》，贵阳、铜仁、遵义、兴义、安顺、都匀、凯里、毕节、修文等地的党史或党史大事记，贵州大学、贵州工学院（后为贵州工业大学）、贵州农学院、贵阳医学院、贵阳师范学院等高校的校史，及文革中有关文件、首长讲话等资料。因资料不全，所知有限，错漏之处难免，敬请指正。编写中得到王云生、杜应国、林洛诸君热心提供资料，谨致谢忱。】
1965年
11月21～25日 在文革导火线已悄悄点燃（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11月10日发表）之后，毫不知情的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到贵州视察工作，李富春、薄一波、李井泉、吕正操、程子华等同行。邓小平对贵州工作表示满意，对开发贵州煤炭资源表示支持，并对贵州今后的工作作了要搞好西煤东调，抓好农业和农林牧结合，以电、路（铁路）、粮为贵州建设三大任务等指示。
1966年
1月8～14日 中共贵州省委召开地、州、市委书记会议，讨论在全省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部署。
1月12日 中共贵州省委发出《关于不准私招乱雇生产队社员作临时工的指示》，其中规定：专门从事副业生产的农村“五匠”，县可以统一组织他们参加工业建设或其他建设，一律不得自由外出打工，任何单位都不准招收他们。
1月13日 中共贵州省委决定成立贵州省三线建设办公室。
1月15日 冶金工业部下达贵州水城钢铁厂设计任务书，决定在贵州省水城县青杠林场建设水城钢铁厂，年产50万吨，分两期建设。
1月20日 中共贵州省委发出《关于开展农村面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部署的意见》，认为农村当前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仍然是严重的，突出表现在方向、道路和所有制问题上。决定从公社以上各机关抽调3万干部组成面上社教工作队集中训练后入村。
1月27日 中共贵州省委决定成立省委基本建设政治部，分管全省基本建设系统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
2月1日 由中国科学院地质所的地球化学部分和中国科学院贵阳化学所、中国科学院地质所昆明工作站等单位合并在贵阳组成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简称地化所）。因该所与北京的联系，其中一些年轻研究人员在贵州文革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2月22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在都匀、安顺设市；六枝、盘县、水城、开阳、万山设立特区；并扩大遵义市郊区。
2月24日 在安龙、兴仁、贞丰三县结合部的龙头大山地区发生“百姓党反革命预谋暴乱”假案，株连群众数百人，有的被判重刑。1967年1月14日兴义城关“四清”分团负责人赵振东等致信地委提出对此案平反建议，23日，兴义地委发出对兴义县“百姓党”成员平反的通知。
3月4日 贵昆铁路接轨，该线全长639公里，在贵州境内303公里，设36个车站，7月1日正式通车。
4月3日 中共贵州省委常委会议决定成立中共贵州省委文化革命小组。
4月11日 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中共六盘水地区工业建设委员会和总指挥部，对这个地区的工业建设实行统一领导和统一指挥。
5月5日 中共贵州省委批转省委城市“四清”领导小组《关于今后城市“四清”运动的安排意见》，强调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5月 中共中央西南局作出《关于贯彻执行中央5月16日〈通知〉，坚决开展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要求“四川、云南、贵州、西藏和重庆市要在报上点名批判一、二个影响较大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每个大学也要公开批判两三个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每个系也要选择重点进行批判，“要对本省（区）、市报纸、广播、刊物、书籍、大中学校的讲义和历史语文课本、文艺作品、戏剧、曲艺、电影美术、音乐、舞蹈等，认真进行清理，发现毒草，彻底批判。”
6月1日 中央军委决定：全国公安部队归大军区、省军区建制，原中国人民公安部队番号撤销。据此，贵州省公安总队划归贵州省军区建制，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贵州省军区独立师。
6月1～8日 中共贵州省委召开第二届第七次全委扩大会议，学习、讨论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和5月16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研究制定《贵州文化大革命的工作的意见》，省委决定由贾启允为主组成文化革命小组。要求各地、州、市都设立文化革命小组。县委要有专人负责。
6月6日 《贵州日报》发表三个整版批判中共贵州省委常委、宣传部长汪小川的文章《坚决拔掉汪小川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旗》和编辑部文章《彻底揭露汪小川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本质》，老红军汪小川回忆长征艰苦历程时描写景色的“当空的太阳变得暗淡无光”、“像是挂在空中的一大块死马肉样的暗红的太阳，靠近西山口了”都被分析为“恶毒攻击我们心中的红太阳”。当天开始一些大、中学校师生到报社送大字报，指责报社批汪小川为“舍车保帅”，有学生称《贵州日报》上列举汪小川“罪行”第一部分的小标题“反对伟大的毛主席，反对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反对党中央”没有主语，是反动标语，要求邮局停止销售当天《贵州日报》，有的学生还到贵州日报社要求《贵州日报》停刊。
6月8日 学生围攻《贵州日报》到本日形成高潮，省委下午召开紧急会议，将学生围攻报社和质问省委等定性为“六六反革命事件”，决定进行追查和组织反击。贵州人民广播电台从晚八时起反复广播省委的反击决定。省委和各市、地委向各大中学校派出大批工作组，一些学校领导被打成“黑帮”，一些师生被定为“攻击党报的现行反革命”批斗，有的还被抓捕入狱。贵州大学的打击面占当时在校师生（不包括下乡“四清”尚未返校者）的50%以上；贵州工学院218名师生员工被打成“现行反革命”。
6月11日 经中共中央西南局批准，贵州省委文化革命小组成立，组长贾启允，副组长苗春亭。28日，经报请西南局批准，增补陈行庚为副组长。
6月12日 中共贵州省委发出关于贯彻执行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的通知。此后即在全省范围内开展文化大革命，各地纷纷效法揪出当地的“小三家村”、“小邓拓”，如都匀揪出了市委宣传部部长安家顺、县委宣传部部长盛田昌、县委统战部副部长王爱慎等。
6月22日 《贵州日报》公布中共贵州省委《关于改组贵阳师范学院党委，撤销黄辅忠党委书记的决定》，明确由文革工作队代行校党委职权。
6月23日 《贵州日报》发表批判贵阳师院附属中学校长何洪、代理党支部书记贾荣辅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罪行的文章。
6～7月 都匀市、县各单位揭发批判“牛鬼蛇神”463人，占职工总数的2.9%，被列为重点批判对象的干部（包括中小学教师）265人，列为“辩论式斗争”的50人。
7月1日 贵昆铁路全线交付营运。
7月6日 中共中央西南局向中央报送《关于当前文化革命若干问题的讨论纪要》，其中点名批判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张黎群（四川）、李孟北（云南）、汪小川（贵州）。中共中央7月20日批发全国（中发［66］368号）。
7月8日 中共兴义地委向贵州省委报告农村面上社教工作总结，称省地县三级共抽调4652人组成工作组，对兴义地区1456个分田单干和101个包产到组的生产队以及3422人侵占集体田土的行为进行了纠正。
7月10日 贵阳地区到本日止发生自杀事件189起（其中身亡107人）；拘捕206人。
7月12日 《贵州日报》发表文章批判省文化局长、省文联主席蹇先艾。
△都匀市开始集训中小学教师。
7月16日 贵阳医学院生物化学教师林敦英被迫投水自杀身亡，此前有基础部副主任朱清干自杀身亡。全院被批斗230余人，占教职工1448人的15.9%。
7月18日 驻贵州农学院工作组对学院党委书记时思文和党委委员、副院长杨泓光、院长助理邱觉心三人进行批斗。
7月20日 贵州省文革小组向西南局报告：贵州省八所院校共揭出反革命黑帮35个，牵涉校内人员198人，校外人员46人，还有17个反革命集团线索，有待查破。
7月21日 中共贵州省委转发省委城市“四清”领导小组《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以文化大革命为中心，紧密结合城市“四清”做好整党建党工作几点意见的报告》。
7月21日～8月底 遵义市15所公办小学和民办中学教职员工555人以集训方式开展文化大革命，一些人受到批斗，有的被迫自杀身亡。
8月22日 中共贵州省委第一书记贾启允到贵阳医学院参加群众大会，支持该校因“六六事件”受过迫害的师生组织了贵州第一个红卫兵组织“红卫兵·红旗战斗团”。
8月25日～9月4日 中共贵州省委召开扩大会议，传达贯彻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等精神，讨论《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会议从8月31日开始转为对省委提意见。各地党政领导开始有选择地抛出“走资派”进行批斗。
8月27日 贵阳医学院保校党委、反对省委书记贾启允的一派师生成立“工农红卫兵·红色尖兵”（简称“工尖兵”）。
8月28日 中共贵州省委、省人委发出《关于立即组织机关、学校、工厂、企业、事业单位开展农副业生产的决定》，提出为弥补今年严重干旱给粮食生产带来的损失，要求开展以粮为主的农副业生产运动，到1967年夏收前，每个职工、学生要做到生产两个月至少保证一个月的口粮，城市的成年居民，只要有可能，也要组织从事一些农业生产，自给一部分粮食。
△由北大、北京邮电学院、航空学院等校16个学生（多为从贵州考到北京上大学的学生）组成的首都南下串联二队抵达贵阳，在几所高校张贴了《六问贵州省委》的大字报，提出“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市委”的口号，要求为“六六事件”中被打成“反革命”的学生平反。大字报迅速被转抄贴上大街，引起轰动。随后被贵州省委加上批判按语后铅印下发供群众批判。
8月30日 修文县中学官办红卫兵在县城体育场焚烧抄家收缴的“四旧”书籍与物品，城关镇官方组织的“打虎队”抓“牛鬼蛇神”游街后，将其中3名职工和15名居民押到焚物火堆周围下跪，围观者千余人。当场烤死城关理发社工人罗家福和街道牙科医生舒文忠，曾当过巫婆的居民周德昌被烤伤后死亡，另有5人被烤成重伤。当晚县委组织各部门领导开会，布置组织机关干部学习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人民日报》社论《好得很！》和“十六条”等，要求认识群众运动“大方向正确”，“不要给群众泼冷水”。
8月下旬 几位在北京读书的安顺籍大学生组成南下串连队到达安顺，率先在其母校安顺一中、二中及安顺街头贴出“炮轰司令部，炮打司令官”的大标语。引发激烈的街头辩论，进而形成“炮轰派”与“保皇派”的对立。
8月底～9月上旬 各地县委按中央精神布置官办红卫兵在街道积极分子配合下“破四旧”，到居民家中收缴旧书画、罗汉观音像及古董瓷器，由公安人员押送交县委文革办公室，有的地方则集中销毁。都匀市区红卫兵规定妇女不准留长发，一律剪“三八式”齐耳短发，不准穿裙子和高跟鞋；男人不准穿牛仔裤，不准留“飞机头”等。
9月1日 中共大方县委按毕节地委监委指示召开万人大会批斗县委财办主任赵明英，并将大方一中“走资派”曾昭瑞、“资产阶级教育权威”罗安谦等揪到会场陪斗。大会由官办红卫兵代表主持，各校官办红卫兵自行将认定的“牛鬼蛇神”揪到台前陪斗示众。
9月5日 北京南下串联队和贵州省商校、省艺校、贵阳女中等学生3000余人到贵州省委大楼前要求贾启允接见回答问题，贾启允不露面学生就静坐示威。省文革组织贵阳市各企事业单位人员及街道居民12万人以“宣传十六条”为名对这些学生进行分割围攻、批斗。
9月7日 李井泉到贵阳，向贾启允、李再含等传达陶铸对贵州省委的评价：“贵州省委是‘四清’后的新省委，大方向是正确的。”
△中共贵州省委、省人委按照中央指示发出《关于组织高等学校革命学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到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的通知》。全省大中学校全部停课，开始大串联。
△中共贵州省委派出书记处书记张健民与北京南下串联二队学生座谈，学生要求省委就“九五”事件向中央报告并作出检查，最后由学生起草了电报稿，张健民交秘书拿去发给了国务院办公室。
9月8日 保省市委的“贵阳市大中专学校红卫兵总队”成立。继后又成立纠察大队。
9月11日 北京南下串联二队派出返京汇报团去向周恩来报告贵阳“九五”事件等情况。贵阳运输公司修理厂采购员李铁乃随车去北京上访，回来后组建了红卫军。
9月12日 贵州省军区副政委、省文革领导小组成员李再含从本日起连续致信省委第一书记贾启允，要求省委到群众中去解决问题，指责省委在八届十二中全会后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9月14日 贵州第一个工人造反组织“贵阳复员转业退伍军人战斗团”成立（后遵照中央关于复员转业退伍军人不宜单独成立组织的指示，更名为贵阳战斗团），主要负责人为新华印刷厂工人袁昌福。随后“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毛泽东思想工人红卫军”和“毛泽东思想红色工人战斗团”相继成立。
9月15日 毛泽东在北京第三次接见红卫兵，贵州许多大中学生得到接见。
△遵义县直机关将被打成“反革命”、“牛鬼蛇神”、“三反分子”的干部职工156人武装押送松林台鼓山监督劳动，后增至200人。
9月中下旬 安顺二中几位高三学生在南下串联队鼓动下成立“红旗战斗队”，成为与工作组和校文革操纵的学校“红卫兵大队”相对立的第一个校内造反派红卫兵组织。
9月25日 中共贵州省委发出《关于1966年农村面上社教运动的情况简报》，称发动了群众，揭开了农村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的盖子，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打击了农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9月27日 北京南下串联二队赴京汇报团在贵阳市邮电大楼前广场举行群众大会，介绍向周恩来汇报“九五”事件等情况。
9月29日 中共贵州省委发出《关于坚决贯彻〈十六条〉的决定在运动中不整学生的通知》，要求对错批错斗的要平反，戴错帽子的要摘掉，不应处分的要立即撤销。同时强调这个规定也适用于工人。
10月9日 “贵阳市大中学校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司令部”成立。
10月15日 保省市委的“工人纠察队联络站”成立。
10月 凯里县委文革领导小组将各部门揭发出来的机关干部、职工中的“牛鬼蛇神”进行分类排队，遣送到指定地点监督劳动改造。
11月2日 中共中央西南局同意调整贵州省委文化革命小组，免去苗春亭的副组长职务，增补陈璞如、张健民为副组长。
11月3日 中共贵州省委发出《关于坚决进行平反工作的紧急通知》。
△贵州省公安厅五处科长康岩中与二处处长张启民等联名写出批判省公安厅长宋子健的大字报《以宋子健为首的公安厅一小撮推行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随后成立“贵州省公安厅113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队”（简称“113总队”）。
11月4日～12月13日 中共贵州省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传达中共中央10月工作会议精神，集中揭发批判省委在文革中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问题。会议期间的11月11日，贾启允贴出《坚决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决裂》大字报。
11月5日 贾启允在贵阳群众大会上作检查。
11月6～17日 “贵州工人赴西南局造反团”到成都“炮轰西南局”，“打倒李井泉”。
11月15日 中共贵州省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检查前一段运动中的“方向、路线错误”，讨论贵阳地区的文革形势和问题。
△保省市委的“贵州省工人纠察队”成立（简称“工纠”）。
△安顺第一个工人造反组织安顺汽车运输公司“毛泽东思想红旗战斗团”成立。由复退军人、该公司保卫科干事吴兴龙任团长，派驻公司的税务员徐永春任政委。
11月27日 合同工、临时工组织“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简称“全红总”）贵州分部在贵阳成立。
11月28日 中共贵州省委作出改组贵州日报社编委会的决定。
11月底 贵阳造反派成立“统一行动指挥部”。
12月3日 中共中央西南局同意增补李立、李再含为贵州省委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
△“工纠”成员开的车在红卫军总部（省总工会大楼）门口压死红卫军2人，李再含认为公安局没有及时处理问题，宣布罢了公安局长的官，并以省文革小组名义通知贵阳市停产三天进行追悼，李铁乃将此车祸宣传为保守派制造的“惨案”。4日，造反派统一行动指挥部召开“烈士追悼大会”，李再含与贾启允联名送了花圈并致悼词，宣布追认2死者为“烈士”。李铁乃组织了六十辆大卡车的抬棺游行。自此李再含与李铁乃被并称“二李”。“工纠”对所加罪名不服，挟持李立上京告状，被造反派堵截抢回。
12月5日 贵州日报社五个战斗队刊登《重要启事》，宣布《贵州日报》和《贵州日报农村版》暂时停刊，改出《新闻报道》。
△红卫军到贵州日报社查抄“黑材料”，抄出很多材料运回其总部。李铁乃声称掌握了李再含的“钢鞭材料”，说“李再含比贾启允更坏”。贵州“二李”之间的造反同盟关系发生了变化。
12月13日 中共贵州省委、省人委发出《关于大中学校革命师生徒步串联试点暂行办法》，提出徒步串联主要在本省、本专区范围进行，全省再组织一万师生到省内外徒步串联，其中省内6000名，到省外4000名，发给徒步串联师生每人每月8元补助。
12月15日 本日前后，贵州工学院机械系65级学生张再兴写出大字报同时张贴在贵阳大十字闹市区和校内，列举其家乡湄潭县农村1959年开始的大饥荒中饿死人（其父母和侄儿饿死，全生产队饿死过半、死绝两户）的数据和名单，认为当时的贵州省委第一书记周林是贵州饿死人的罪魁祸首，应揪出来为贵州数以百万计的饿魂亡灵申冤。随后工学院以张再兴为首组织了调查遵义地区大饥荒饿死60万人情况的“遵义事件调查团”，后扩大为“贵州事件调查团”。
12月19日 贵州省水电厅厅长李苏波（三年大饥荒时任遵义地委书记、行署专员）到贵州工学院向“遵义事件调查团”详细介绍当年情况。此后陆续向调查团介绍所知情况和提供材料的当事人有原遵义行署副专员何林，当年的省委副书记苗春亭，省委常委、省农林办公室主任张玉环（大饥荒时任黔东南自治州委第一书记），省财办主任李庭桂，省监委副书记杨用信，省委委员、省高院院长、贵州工学院工作组组长叶谷霖，省粮食厅计统处长谢兆生，省供销社副主任杨绍荣（大饥荒时任遵义地委副书记），省人民银行副行长明跃忠（大饥荒时任遵义地委财贸部长），省人委秘书处工作人员欧阳元，贵阳市市长张一樵等。
12月27日 李再含找李铁乃和地化所造反派头头徐英年到省军区商量大联合问题，李再含让李铁乃把大联合后的领导权交给徐英年，被李铁乃拒绝。不久李铁乃就宣布退出“统一行动指挥部”，另行成立了“贵州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有红卫军、赤卫队等74个大小组织参加，并举行了针对地化所的“打倒折衷主义”大游行。
12月 遵义县境内发生脑脊髓膜炎，涉及全县16个区，发病1170例，死亡138人。
1967年
1月3日 因李铁乃赴北京告李再含的状并在京贴出“打倒李再含”标语、大字报，贵州红卫军中得到李再含支持的另一头头在贵阳成立了脱离李铁乃的红卫军造反联络站。
1月12日 贵州省六枝矿区建设指挥部六十五工程处在建设大用矿井过程中，发生煤与瓦斯突出（突出煤量约2000多吨，瓦斯量约130万立方米）的重大事故，死亡98人。
l月15日 贵阳矿山机器厂造反派在全省率先完成厂内夺权。
1月17日 贵阳医学院红卫兵·红旗战斗团在校内夺权，但未得到省军区承认，认为不是左派夺权。
l月16～19日 贵州省公安厅、贵阳市人民汽车公司、省文化局、贵阳棉纺厂、贵阳钢铁厂、贵阳造纸厂、林业厅汽车场、省建一公司等造反派夺了本单位的权。
1月17日 红卫军到省文革夺权因无人未遂，后发现有两士兵流动哨，红卫军认为是在保护旧文革，违背了中央军委有关军队不干预地方文革的指示，在与两士兵争执中夺走手枪一支、子弹24发和军大衣一件。红卫军打电话要求李再含处理，李再含未理睬。
1月19日 贵州日报社造反派夺权，改出《新贵州报》。
△贵州省长李立接见贵州工学院调查大饥荒贵州饿死人情况的“贵州事件调查团”联络员，打招呼说：作了结论的历史不要再翻了，再翻就要犯错误。
1月20日 李再含给解放军总政治部并中央文革小组电报，反映贵州红卫军李铁乃把斗争矛头指向军队，绑架战士并夺走武器弹药等，要求对其实行专政。毛泽东于21日将电报批示给周恩来：“总理：似应将李再含、军区司令员、省委个别革命干部及若干群众革命造反派的可靠领袖，共约十几人，找来北京，加以研究，确定政策，然后叫他们回去执行。请与文革小组商量决定。”红卫军主要负责人李铁乃当天即在北京被中央文革下令抓捕，押回贵阳批斗后一直关押在省公安厅看守所，文革结束之后1977年7月被贵州省最高法院以反革命、打砸抢等罪名判处无期徒刑，直到江青被判刑后才以“取保就医”名义释放。
1月24日 毕节军分区支持当地69个造反派组织夺了地、县委权。但在本月31日，军分区党委发表声明，宣布这次夺权无效，是“假夺权”，撤销支持这次夺权的决定。
1月24日 按毛泽东指示，周恩来派专机将李再含和贵州省军区司令员何光宇及造反派代表11人接到北京，向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汇报贵州造反夺权情况。地化所徐英年参加代表团赴京，孙昌德留贵阳参与指挥夺权。
1月25日 贵阳地区和外地共40个群众组织以“贵州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名义发布《通告》宣称接管原贵州省委、省人委、贵阳市委、市人委等党、政、财以及对文化大革命的一切领导权。省总指挥部设七人核心小组，组长李再含，成员有：耿铁（工人）、袁昌福（工人）、李承宗（学生）、蔡秀臣（地化所干部）、戚休（新华社驻贵州记者），农民代表暂缺。
1月25～30日 中央首长在京先后五次接见以李再含为首的贵州省代表团，周恩来参加了其中四次。30日晚代表团连夜乘专机飞回贵阳。
1月26日 贵州省军区宣布取缔红卫军和与之结盟的赤卫队等工人组织。
1月27日 因红卫军被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已被红卫军夺权的贵阳煤矿“工纠”进行反夺权，并捆绑红卫军54人。其他已被红卫军夺权的如贵阳钢铁厂、贵州水泥厂、七冶公司、九化公司、红星拖拉机厂、贵州柴油机厂、贵阳市邮局等单位均发生“工纠”反夺权事件。
1月28日 中央首长第三次接见贵州代表团时，江青讲话中说：“李铁乃是流氓！他想当西南王。情况我们搞不清楚，我们是根据李再含同志掌握的情况和电报决定逮捕的。”代表团中南下串联的北京红卫兵反映了红卫军在贵州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和26日以来被打成“反革命组织”的遭遇。江青说：“红卫军当然不是反革命组织。对广大群众，不能这样说。主要头头已经抓了。”
△贵州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发布第二号通告，限令原省委书记处书记、省委常委，自即日起三日内到省总指挥部报到，省、市各部、委、厅、局负责人分别到省、市造反总指挥部报到听候处理，不得违抗。各单位原负责干部，一切行动听指挥，不得擅离职守。凡未经批准，私自离开岗位者，将严肃处理。
1月30日 贵州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发布第三号通告《关于被社会上的牛鬼蛇神打入和篡夺领导权的群众组织的若干规定》，《人民日报》2月5日转载。这一《通告》成为许多地方打击造反派的“镇反”运动的指导性文件。
2月1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西南的春雷》，祝贺贵州夺权胜利，赞之为“西南地区在隆冬季节响彻云霄的第一声春雷”。同时发表贵州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的夺权《通告》。
2月2日 贵州省军区召开支持左派（造反派）誓师大会并举行武装游行。
2月3日 贵州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发布《十项通令》，提出对原领导干部实行抓、罢、提、留、调五字方针。2月15日周恩来对贵州造反派赴京代表的谈话中说：毛主席认为“你们区别对待是合乎党中央、毛主席的政策精神的，不要把所有的干部一棍子打死，不要把他们看得铁板一块。”“对他们区别对待，这一点主席很欣赏，当时林副主席也在场，也同意。”
△“贵阳大专院校联络站”（八大院校联络站）成立。
2月9日 贵州省总指挥部在《新贵州报》刊登 “2·9通令”，开除西南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贵州野战兵团（简称“西南贵野”），并勒令其主办的《主沉浮》小报停刊。“八大院校联络站”不同意这种作法。但已进入省革委领导班子的孙昌德、徐英年等人写出大字报，将“八大院校联络站”、“贵医红卫兵?红旗”和《主沉浮》列为“三股反革命逆流”。次日，《新贵州报》开始批判《主沉浮》刊登的杂文《理水拾遗》。
2月13日 “毛泽东思想贵州省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8月1日改名为贵州省革命委员会，贵州各基层革委会成立时均有“毛泽东思想”前缀，均于8月随同省革委一起取消前缀），主任李再含，副主任张明。
2月15日 中共安顺地委发出《关于安顺县小学教师平反的意见》，称去年小学教师集训是贯彻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春节前的集中平反是假平反，要求进行真平反，对受害教师一律平反恢复名誉并写出平反书。随后安顺县给1700名教师平反，其中民办教师800人。
2月17日 陈伯达将“毛泽东思想贵州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庆祝大会的报道稿和大会《给毛主席的致敬电》、《告全省人民书》、《贵州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夺权斗争的经验》等四份文件报毛泽东审阅，提议将权力机构简称为“贵州省革命委员会”。毛泽东20日批示：“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请你们在四份材料一律改过来。”这就是后来宣传的“革命委员会好”这一“最高指示”的来历。
△“毛泽东思想遵义地区革命委员会筹委会”宣布夺了遵义地委、行署和遵义市委、市人委的权。
2月21日 贵州省革命委员会派人到重庆，与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洽商后将关押于重大的李井泉于下午5时提往贵州批斗。
2月22日 贵阳召开10万人大会，对李井泉、贾启允等领导人进行批斗。
2月25日 中央文革小组《快报》1334号刊登驻贵州记者采写的《大联合中又一新形式/贵阳棉纺厂按行政系统联合效果好》。
2月26日 李再含和省总指挥部出动2000多人（其中军人三个连），深夜对贵阳医学院红旗战斗团进行打砸和反夺权。贵医红旗成立贵医“二二六兵团”，举办了遭到打砸的现场展览。
2月27日 毛泽东将刊登贵阳棉纺厂按行政系统大联合经验的《快报》批示给陈伯达和王力，其中说：“此件似可公开报道。”
3月1日 《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经毛泽东批阅的《用毛泽东思想做大联合的灵魂！/贵阳棉纺厂按行政部门搞联合/组织纪律性大大加强，革命和生产出现新面貌》，并以《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好形式》为题发表社论。
△贵州省革委将批斗后的李井泉送回重庆交还给重大八一五战斗团。
3月初 孙昌德受李再含指派，到安顺地区支持夺权，3月9日听取汇报后决定为夺权扫清障碍，签字批准将安顺汽车运输公司“红旗”负责人工人徐永春、张瑛二人逮捕，徐被判刑十年（冤狱三年零七个月），张被判刑七年（冤狱一年零五个月）。
3月4～5日 合同工、临时工组织“全红总”贵州分部主要负责人全部被抓捕入狱。
3月5日 在省总指挥部召开、省军区负责人参加的大会上，宣布《主沉浮》小报是反夺权的舆论准备，“八大院校联络站”是反革命复辟的“组织准备”，贵医“二二六”是反革命复辟的“急先锋”。
3月7日 首都三司驻黔联络站在贵阳街头贴出两张大字报《大辩论、大联合——对贵州大专院校学生运动的看法》、《点把火——大学生必须大乱》，清华大学南下串联队贴出大字报《真正的反革命逆流来自何方》，引起两派意见大辩论。3月26日和30日，《新贵州报》先后发表两篇社论《评“大学生必须大乱”的口号》和《再评“大学生必须大乱”的口号》，将群众组织划分为“主乱派”和“主治派”。
3月8日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和都匀市、县造反派在军分区和人武部支持下宣布夺权。
3月9日 贵阳市革命委员会成立。
3月14日 都匀市、县革命委员会成立。
3月16日 安顺地区造反总指挥部在军分区支持下成立。
3月18日 在毕节军分区支持下，造反派组织再次夺权，成立了地、县两级革命委员会。
3月19日 凯里地区不承认此前1月26日夺权的部分造反派在支左部队支持下成立造反总指挥部，宣布夺了州委、州人委、县委、县人委的权，随后分别成立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和凯里县革命委员会。这次夺权得到省革委承认。
3月22日 安顺地区造反总指挥部夺地委、行署、市委、市人委的权，成立安顺地区和安顺市革命委员会，23日召开成立庆祝大会。
3月30日 贵州工学院革命委员会成立，李再含到会祝贺。但后来该校革委会成为“四一一”派，遭到李再含派人武装颠覆。
4月2～4日 贵州省革委、省军区联合召开全省贫下中农代表会议。补选三个农民代表为省革委委员。
4月3日 贵州省革委向中央请示在报刊上公开点名批判贾启允。
4月10日 兴义地区革命委员会成立。
4月10～20日 贵州省大中学校红卫兵代表会议在贵阳召开，到会代表2890人。因排斥贵医“二二六”，被贵医“二二六”、贵医“东方红”、贵阳六中“狙击兵”等持不同意见的学生组织冲击大会造反，参加大会的许多红卫兵组织提议暂时休会，遭到一心要成立全国第一个省红代会的李再含拒绝。
4月11日 要求红代会暂时休会的各高校红卫兵代表与省革委负责人协商无效，主张暂时休会的红卫兵组织冲击会场造反，随后拉出队伍游行到邮电大楼前广场，77个大中专学校的红卫兵组织5000多人召开大会，组建了“四一一联络站”，从而开始了群众抗争的“四一一”运动，贵州造反派分裂为支持红代会、支持“新生红色政权”的“支红”派和反对李再含错误的“四一一”派。
4月12日 《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同时以头版整版刊登贵州省军区政治部文章《贵州省军区部队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的体会》，文中称：“省军区副政治委员李再含同志，受省军区党委的委托，参加了省文革小组，与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作了坚决的斗争，紧密地和无产阶级革命派站在一起，同他们商量，给他们出主意想办法。他向省军区党委反映了很多情况，给军队支持左派作好了政治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
△要求省红代会休会的各校红卫兵上万人游行示威，高呼“红代会，大杂烩，不能开，快休会”，并再次冲击红代会会场。贵州工学院3000师生游行队伍中有五十多岁的校党委委员、土木工程教授、图书馆馆长熊胤笃。当晚，省革委组织军人、警察、机关干部、工人和居民举行了更大规模的支持红代会开下去的游行。
4月13日 贵阳师范学院率先成立了“支红串联会”，随即许多单位成立了以“支红”、“卫红”为名的组织，形成支持李再含为首的省革委的“支红”派。
4月15日 在北京参加北京市革委会成立大会的李再含打电话给贵州省革委，说“四一一”是以走资派为核心，以牛鬼蛇神为基础，以保守派为外围，与“四一一”的斗争是路线斗争，是左右派的较量。要求查清冲红代会的头头，拟定一个逮捕名单。
4月17、18日 按李再含揪出冲击红代会“黑后台”的指示，贵阳医学院“工尖兵”将院马列主义教研室教师李吉杰打成“黑后台”，开除其中共党籍，批斗后扭送省公安厅，关押三年零九个月，直到李再含下台后才无罪释放。
4月18日 贵州省革委发出关于贯彻落实中央停止大串联的通知，要求撤销大串联联络站，不再接待串联学生。
4月30日 到本日止，贵州全省7个专州和贵阳市、安顺市、遵义市、都匀市全部被夺权，省级各厅局也基本被夺权，82个县中有64个被夺权，中央和省属厂矿、企业、事业单位被夺权的占60%以上。
5月6日 贵州省革委发出通知，宣布从5月10日起停止办理省内外外出学生的食宿和返回原地的车旅费借支。
5月8日 本日出版的《红旗》第六期发表李再含署名的“支左”经验介绍文章《发扬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立新功》。
5月11日 新华社报道：反映贵州省夺权斗争的大型歌舞剧《西南的春雷》在贵阳公演。
5月12日 贵州省革委发出《关于做好夏季粮、油征购、分配工作的指示》其中规定，夏粮征购期间，小麦（包括面粉、面条）不准进入集市交易。夏季征购结束以后，集体需要出售的粮食，不许进入集市，必须卖给国家。社员个人需要出售的，以议价卖给国家。食用油、油料，不论集体或社员个人的，任何时候都不准进入集市，需要出售的必须卖给国家。
5月13日 17所学校的“四一一”代表200多人静坐贵州省公安厅，要求释放被打成“四一一黑后台”的贵阳医学院党员教师李吉杰。静坐行动在各界群众声援下持续了八十多天。
5月16日 贵州省革委发出《关于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通告》：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和地、富、反、坏、右分子，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不要武斗，禁止打、砸、抢、抄、抓；对破坏劳动纪律、不参加工作和生产、捣乱革命生产秩序的，一律不发工资，农村一律不记工分；坚决贯彻中央停止串联的指示，凡借“串联”或“调查”为名，实际上捣乱革命生产秩序的，要坚决反对；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派掌权的专政机关和要害部门，不准冲击，违者，其首恶分子根据情节轻重，依法惩办。
△铅印的《四一一战报》创刊号出版发行。
5月17日 安顺市革命委员会在东体育场召开成立大会，遭到以“中发[67]117号文件”命名的对立派“117部队”红卫兵冲击，爆发安顺文革第一次武斗。事后“117”派举行了抗议游行，并在大十字静坐示威。
5月18日 中央军委转发中共中央决定：任命李再含为昆明军区副政治委员兼贵州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免去贾启允贵州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的职务。
5月中旬 贵阳街头出现署名“地化所一兵”（即朱梅年，还有贵州省花灯剧团李少华参与）的大字报，称贵州夺权不是俄国“十月革命”，而是俄国“二月革命”。李再含称这是“四一一”的黑纲领。
5月19日 李再含在贵阳市中心邮电大楼前广场万人大会上讲话说要对“四一一”刮“十二级台风”，扬言在半月内将“四一一”摧垮。
5月22日 黔东南州和凯里县的“三一九”夺权派在支左部队支持下强占反对派“红色造反总指挥部”（简称“红总”）控制的县广播站，发生流血冲突。“红总”数百人到军分区静坐抗议，26日“红总”近百人赴贵阳、北京告状。
5月24日 贵州省军区和“支红”派的宣传车在贵阳街头开始宣传“‘四一一’所谓好，牛鬼蛇神跟着跑”的口号，并散布“走资派贾启允、陈璞如申请加入‘四一一’”，苗春亭操纵“四一一”等谣言。
5月26日 贵州省红代会宣布开除“四一一”观点的贵州大学红代会、贵州工学院红代会。贵阳医学院在军队武装保护下强行成立“支红”派一派掌权的革委会，引起激烈冲突，90多人受伤，3人重伤。
5月27日 贵阳师范学院在军队、警察等武力保护下强行成立“支红”派一派掌权的革委会，被“四一一”派造反，双方剧烈冲突。
5月28日 中共中央批复贵州省革委，同意在贵州省报刊上公开点名批判贾启允。并通知也可以在西南地区的地方报纸上公开点名批判李井泉。
△贵阳地区“支红”派217个组织联名发表批判“四一一”派的《形势分析》。
5月29日 贵州省革委颁布《贵州省农村集市贸易试行办法》，称农村集市是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的必要补充，但又有冲击计划市场、滋长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消极作用，必须严格控制在国家政策允许范围内。规定：粮食、棉花、油料和食用植物油脂，除国家指定的部门经营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插手经营，在完成统购任务后，社员个人需出售的粮食，应当先卖给国家，少量的允许到附近集市进行农民之间的品种调剂；社员如果出售自留地生产的粮食、油料、棉花，只能卖给国家，不能进入集市贸易。烤烟、茶叶、肥猪、生漆、贵重中药材等，国家实行派购或指定部门收购的，不准进入集市贸易；鸡蛋必须首先卖给国家，但允许生产者、消费者之间在集市上少量调剂，这类物资，严禁合作商店、合作小组私自经营。不属于以上两类物资的，允许在集市上调剂有无，但严禁转手倒卖和投机贩运。耕畜交易，不准商贩参加。竹木制品，在完成与国家订立的合同后，允许生产队和社员的零星小竹木制品进入集市贸易。凡是已建立国营蔬菜机构的地区，生产队的蔬菜只能卖给国家；社员自留地种的菜，允许进入市场出售，但一般不能高于国家牌价。
5月31日 《人民日报》发表贵州省话剧团“九·五”革命造反团《创作话剧〈西南的春雷〉的体会》，谈了“放手发动群众打‘人民战争’”，“开门创作”、“开门排练”等“经验”。
6月2日 贵州大学在军队、警察等武力保护下强行成立“支红”派一派掌权的革委会，遭到“四一一”派造反，发生剧烈冲突。
6月3日 贵州省革委发出《重要通知》，宣布从4日起将在《新贵州报》上公开点名批判“西南最大”的走资派李井泉和“贵州最大”的走资派贾启允。
△铜仁地区革命委员会成立。
6月4日 中共昆明军区委员会决定：李再含任贵州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
6月5日 贵州省军区发出通知：号召全军区各级机关、部队和民兵，与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起，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井泉、贾启允”斗倒斗臭。
6月6日 贵阳召开15万人大会，批斗中共贵州省委、省人委主要领导人贾启允、苗春亭、陈璞如等。
6月8日 冲击省红代会的大中学生组织成立贵阳地区“四一一兵团”，工人中的“四一一”派则成立了“支持四一一联络站”。
6月17日 到本日止，贵阳街头用于围剿“四一一”的宣传车已增至64部，高音喇叭增至172个。
6月19日 已在安顺汽车运输公司夺权的“红旗战斗团”为要求释放其头头徐永春、张瑛举行罢工，安顺地革委、军分区发出公开信，称罢工是走资派操纵的阴谋，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行为，要求受蒙蔽职工反戈一击。因罢工继续，28日再次发出第二封公开信。
6月26日 上午省总指挥部组织人员将省文革展览馆中的“四一一”派工作人员驱逐，遭到社会上广大群众反对，双方冲突中打伤7人。下午省革委组织3000人在展览馆外游行抗议“四一一”挑起武斗。当晚在医学院新教学楼和行政楼又发生武斗，打伤61人，国家财产遭到重大损失。
6月29日 贵阳师范学院“四一一”派文艺宣传队应邀去毕节参加“七一”庆祝演出，途中在大方县被省革委通知毕节地革委组织的农民阻拦围攻，断水断粮，砸烂汽车。贵阳“四一一”闻讯后派去解救的10辆公交车300名学生也在黔西县被农民围困，突围出去的人员在黔西县城组织了示威游行。
7月4日 贵州省革委全委会增选李立、孙昌德为副主任。
7月8日 晚8时，贵阳“四一一兵团”1300多人在大十字广场静坐绝食，要求省革委出面解除在大方对“四一一”派的围困，参与者多至5500人，省内外声援者达600多个单位。直到省军区派出汽车到大方将被围困的“四一一”300多人接回贵阳，绝食到12日凌晨2时结束，先后有409人昏倒送医院抢救。
7月11日 贵州省革委召开群众大会，请大方县“贫下中农”控诉“四一一”在大方犯下的“罪行”，被发现假冒“贫下中农”的是省革委秘书处姜德久，“四一一”人员将姜德久与同姜一起的省革委副主任孙昌德、康岩中等抓到工学院要求说清楚。省总指挥部发表《严正声明》，抗议“四一一”派绑架孙等。
7月13日 贵阳师院两派冲突，“支红”派占据印刷厂，“四一一”派占据了广播站，广播站遭到校外“支红”派围攻，校外“四一一”派闻讯赶来声援，双方上万人挤满校内外闹至次日。省总指挥部怀疑其核心组成员、省革委委员袁昌福暗通“四一一”，将其开除，袁遂公开站到“四一一”一边。
7月15日 安顺运输公司“红旗”罢工要求释放徐永春、张瑛无果，乃组织数十辆汽车和该组织大部分工人前往贵阳，在市中心喷水池静坐示威。
7月25～30日 贵阳地区“四一一”派在工学院召开“四一一兵团”总部扩大会议，作出《十项决议》，要派出赴京控告团争取中央的支持和调解，并作好自卫准备。
7月29日 李再含在省军区召开的拥军爱民座谈会上讲话中将贵州工学院党委副书记达昭、党委委员熊胤笃打成“四一一”的黑后台。
7月31日 贵州省革委常委中第四号人物（分管宣传口兼《新贵州报》革委会主任）、新华社驻贵州记者戚休被迫到“四一一”召开的万人大会上承认宣传“三股反动逆流”、“不打垮‘四一一’不是好汉”等是错误的。
8月1日 毛泽东思想贵州省革命委员会改名为贵州省革命委员会。随后贵州各地的“毛泽东思想革命委员会”均取掉“毛泽东思想”的前缀。
8月2日 李再含模仿北京欢迎谢富治、王力从武汉“光荣回到北京”那样组织10万人大会，欢迎孙昌德等“光荣回到省革委”。会后李再含亲率全副武装的部队示威游行，高呼“揪出四一一坏头头”、“揪出四一一黑后台”等口号。
8月初 孙昌德组织人撰写《给贵州工学院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一封信》并指示《新贵州报》刊登，省广播电台广播，将工学院党委副书记达昭和党委委员熊胤笃诬为“四一一”的“黑后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死敌”。
8月4日 李再含派出以李立为组长的五人小组赴京向王力汇报请示。18日起贵州大肆宣传王力三点指示：“四一一”的大方向是错误的；李再含是个好同志；新华社驻贵州记者凡支持“四一一”的一律撤回北京。
8月4～6日 铜仁地区“三红”派与“支红”派大规模武斗，打死21人，时称“八五武斗”。“三红”派败退，陈老清、姜应中等11人被抓捕入狱，后于1971年3月31日无罪释放。江口、印江两县武斗持续到9月中旬。
8月5～6日 遵义两派在遵义县城南郊长溪桥武斗，遵义地革委委员、国防厂矿的井冈山战斗兵团负责人王廷瑞在武斗中身亡，地革委在丁字口设灵堂，组织数万人悼念。18日遵义市革委、人武部作出《关于开展向王廷瑞烈士学习的决定》。两派矛盾更加激化。
8月8日 贵州省革委副主任孙昌德打电话给铜仁“支红”派，鼓励其乘胜追击，把“三红”派“一小撮坏蛋”彻底打垮。
8月14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转发贵州省革委批发的“全省市场管理会议纪要”。
△兴义县两派武斗并砸县人武部军械库抢夺武器，发生流血事件。
8月15日 安顺运输公司“红旗”在贵阳静坐一月无果，于14日撤回安顺，本日遭到安顺“支红”派组织武装围攻，其总部所在之医务大楼被攻占。这是安顺两大派第一场大规模武斗，伤数十人。
8月17日 李再含布置镇压反对他的贵州工学院革命委员会和“四一一”派师生，省军区参谋长王彦才和孙昌德等在省军区司令部大楼用电台指挥，抓捕200余人，打伤91人，打死在工学院参加“四一一”斗争史展览工作的九中高二学生俞昌宁。捣毁教学楼部分用具和实验设备，烧毁和流失的课桌椅及各种家具4000余件，价值近10力元。工学院被停水停电、中断粮油供应一个多月。随后，李再含从三线建设厂011系统、302厂、七冶公司、九化公司、贵州柴油机厂和贵州水泥厂等26个单位抽调3895人，组成省革委直接指挥的专业武斗组织“八一八兵团”。
8月19日 贵阳九中“四一一”派学生用车载俞昌宁遗体举行抗议游行。晚上消防队出动到市中心清除“四一一”派标语大字报，遭到群众以砖头石块围殴，消防队战士李光灿、黄旭柱2人被当场乱石砸死，后追认为烈士。
8月19～24日 李再含部署在贵阳市内对“四一一”派组织进行武装“踏平”，大批“四一一”人员被抓，被挂黑牌、含稻草游街、请罪。
8月21日 贵阳地区30万军民举行捍卫中央“六六通令”的集会游行。235个单位联合发出《关于立即制止武斗，维护无产阶级专政权威的紧急呼吁》，指抗暴者为“挑起武斗”，“踏平”者是“维护无产阶级专政权威”，称“对于敌视和破坏‘六六通令’，蓄意挑起武斗者，我们将发动文攻武卫的强大攻势，给予有力还击。”贵州农学院“卫红联络站”在校外“八一八兵团”支援下拨除了校内“四一一”派在综合大楼的据点，抓了“四一一”派的学生和教职工进行殴打、审问，并炮制了“四一一罪行展览”，组织校内外人员参观。
△遵义地革委、军分区组织“支红”派对“四一一”派突袭“踏平”，随后组建了专业武斗队“八二一兵团”。“四一一”派被抓捕、关押、游街批斗上万人，被打成重伤521人，活活打死工人农民3人。
8月22日 《新贵州报》发表社论《“文攻武卫”，制止武斗》。李再含组织的以三线厂工人为主的专业武斗队武装颠覆了贵州工学院革委会后，于本日正式成立“八一八兵团”，集中了贵阳地区26个单位的武斗人员3895人。在此前后全省被武装“踏平”达26万人，其中外逃6万人。
8月23日 遵义县革委会发动武装镇压对立派的“八二三”行动。
8月24日 省总指挥部诬称贵阳医学院“四一一”派职工汪建华、学生柯威堂（华侨）是武斗祸首，进行通缉，于本日抓捕入狱，关押一年零八个月，直到李再含下台才得以无罪释放。
8月26日 毕节县革委会晚上出动“文攻武卫”人员取缔对立的“四二”派设在城区的指挥部，抄砸该派在县城一些单位的办公室并抓捕人员。
9月初 黔东南州和凯里县革委会强制取缔反对派“红总”。
9月5日 从5月7日至本日止，贵州新华印刷厂奉命印制的批判“四一一”材料达548700本，占同期印刷品总印数80%以上。
9月16日 “四一一”赴京部分群众在京西宾馆前静坐要求揪出李再含，绝食5天。
10月17日 贵州省革委全委会增选刘安民、康岩中为副主任。
△贵州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宣布撤销。
10月18日 贵州省革委发出《关于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按照系统实行革命大联合的通知〉和中央军委〈重要通知〉的决定》。
11月13日 李再含发表关于解决兴义问题的讲话，认为兴义地区及各县是保守势力夺权，是死水一潭，提出对兴义地区已经建立的革委会要分别采取“改组、无效、否定、重建、接管”10字方针。此后该地区群众组织武斗升级。
11月22日 有昆明军区副政委职务的李再含对云南文革发表“要肃清薄一波的影响”（暗指昆明军区领导人李成芳原为薄一波老部下）的讲话，加剧了云南省军区与昆明军区的动乱。
11月26日 贵州“四一一”驻京联络站在清华大学王学文等学生大力支持下，印出了第一期油印小报《乌江评论》，共印400份。
12月10日 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杨成武、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接见“四一一”在京人员中的李树林、张国荃，询问所谓李再含参与“二月兵变”的材料，张称材料还藏在贵州不敢带出来。杨成武嘱尽快带来交给中央。不久因发生“杨余傅事件”，杨成武下台，此事被李再含指称杨成武是“四一一”的后台，让贵州省公安厅组织专案组进行追查，但因事涉邱会作，在李再含下台后公安厅这一专案工作被说成是“整无产阶级司令部黑材料”，直到林彪事件后邱会作也下台，此案才不了了之。
12月20日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电告贵州省革委，同意由李再含、张明、李立、孙昌德、刘安民、康岩中、徐英年等七人组成贵州省革委领导核心小组，李再含任组长。
12月26日 贵州省革委发出《关于在小学取消少先队，建立红小兵组织的决定》
△贵州外逃的“四一一”派代表二百多人在北京清华大学二教楼会议厅举行全省代表大会，会期12天。
1968年
1月6日 贵州“四一一”在北京清华大学召开的全省代表大会闭幕，成立贵州省“四一一”无产阶级革命派总司令部，袁昌福任司令员，邱富伦任政委，陈贤任参谋长（未到任前由耿铁任代参谋长）。研究确定以贵阳为中心，铜仁（东线）、毕节（西线）两地配合，分设三个“前线指挥部”。
1月12日～18日 贵州省革委生产领导小组召开全省知识青年下乡上山工作会议。会后发出一系列文件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1968年10月至1969年1月，仅贵阳市就有15000多高、初中毕业生和178名社会青年到农村落户。
1月14日 贵州省革委发出《关于夺取我省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初步意见》。
1月18日 兴义县群众大会上两派发生武斗，兴义军分区战士曹连贵为保护群众中弹牺牲。
1月23日 “四一一”派在贵阳师院集会庆祝贵州夺权一周年后举行了游行，在市中心受到许多群众欢迎。
1月24日 李再含于5个月前武装颠覆贵州工学院革委会后，扶植该校“支红”派观点不到7%的师生成立另一个“新贵工革委会”。
2月7日 凯里县格冲公社格冲大队与挂丁公社洞下大队200余人因山林纠纷武斗，双方共受伤16人，洞下大队3人当场被乱枪打死。
2月10日 贵州省革委决定，《新贵州报农村版》停刊。随即省贫下中农代表大会常设委员会主办的《贵州农民报》创刊。
2月10～15日 贵州省贫下中农代表会议在贵阳召开，成立了省贫下中农代表大会常设委员会。
2月11～20日 贵州省革委、省军区召开毛泽东著作出版工作会议，决定1968年出版《毛泽东选集》240万册，《毛主席语录》900万本，毛泽东像600万张。
2月17日 贵州“四一一”西线指挥部袁昌福等到达四川与贵州交界的叙永县城，潘少炎等先潜入毕节了解情况，认定形势恶劣，无法开展工作，决定转移。袁昌福在毕节跨省派到叙永的两卡车抓捕人员到达前两小时逃离。
2月19日 毕节地区革命委员会成立。
3月6日 贵州“四一一”总司令部政委、大专院校“四一一”负责人邱富伦从北京潜回贵阳后在华家山向大中学校“四一一”骨干传达北京召开的全省四一一代表大会情况，被事前得到情报的李再含调动“八一八兵团”包围，抓捕170多人。邱被捕后表示悔过，改名“邱自新”在《新贵州报》上发表了文章。
3月11日 陈贤组织孟关老知青和师院“四一一”派在贵阳市中心示威游行。省革委武斗队“八一八兵团”试图出来阻拦，遭到围观群众的袭击和围攻。
3月17日 贵州“四一一”总司令袁昌福主持在重庆召开会议，确定在政治上坚定不移把反对李再含的斗争进行到底；策略上一定要有理、有利、有节，尽量避免不必要的损失；组织上任命陈贤为代政委，全权领导贵阳“四一一”的斗争等五条意见。袁昌福和北大学生张甦将五条意见写好交由从贵州来的一“四一一”派初中男生带回贵阳面交陈贤。该男生是直属贵州省革委保卫部的省公安厅“113”总队动态组安插的“卧底”，回到贵阳后先将信交公安厅动态组拍照然后才送交陈贤。
3月19日 凯里县革委、人武部转发省《关于赠送全省贫下中农农户一本毛主席语录和一枚毛主席像章的决定》，规定赠送对象是贫农、下中农、中农，赠送时要以公社为单位举行隆重仪式。
3月中旬 贵州“四一一”总司令部副政委、西线指挥潘少炎离开毕节到贵阳途中在响水镇被“支红”派检查站查获，毒打（左耳打聋）后押回遵义批斗，再送到贵阳“八一八”学习班集中营。被抓进集中营的一些“四一一”骨干在毒刑拷打和精神折磨下均违心做了“检查”，还被登在《新贵州报》上。他们人人留下终身伤残，有的因而过早离世。
3月 “四一一”西线副司令何联栋（安顺二中教师）、安顺“117”派主要负责人之一梁作龙（安顺工校学生）等，被“支红”派抓获，五花大绑押到安顺大十字进行“战果展示”和批斗。
4月1日 《新贵州报》发表社论《深入开展大批判，粉碎右倾翻案风》，全省掀起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右倾投降主义，粉碎右倾翻案风的“三反一粉碎”高潮，两个多月中推翻了两个地区革委会、28个县革委会，使20多个县革委处于瘫痪状态，平坝县革委流亡在外，榕江县及区、公社37个革委会全被武装颠覆。
△贵阳市革委转发中国人民银行贵阳市支行革委会《关于冻结坏人储蓄存款的请示报告》，称在执行中共中央［68］31号文件第十条规定冻结坏人储蓄存款中，截至3月25日止，仅收到20个单位冻结坏人储蓄存款的通知，冻结115人的储蓄存款（包括家属9人）。还有不少部门未动，要求尽快将冻结名单上报。
4月初 陈贤逃到北京，成为在京“四一一”总司令部三人核心小组成员并代政委（在得知邱富伦被迫悔过后正式任政委）。跟随陈贤的初中男生是贵州省公安厅“113总队动态组”培训并发给活动经费及奖金的“卧底”，“四一一”的核心机密几乎全被李再含掌握。
4月14日 《新贵州报》头版套红宣布“贵州高原一片红”，欢呼贵州全省85个县市全部建立了革命委员会。15日省革委、省军区在贵阳召开大会，庆祝全省8个地、州、市革委会和85个县革委会全部成立，实现了全省“一片红”。
4月16日 贵州省革委发出《关于停发叛徒、特务、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工资的通知》，规定从4月份起，对叛徒、特务、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每月给本人发生活费用15元；如其全家总收入每人平均不足15元的，可从停发工资中提取补至15元。停发的工资由各单位革命组织交县以上财政部门暂存，任何个人和单位不得动用。对叛徒、特务、党内走资派，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反革命资产阶级分子和反革命知识分子在银行的储蓄存款实行冻结，不准提取。
4月20日 李再含对都匀市文革作批示，认为都匀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盖子没有揭开，阶级阵线不清”，“造反派受压”，“死水一潭，不乱一下不行”。
4月22日 贵州省革委、省军区联合发出《关于进一步做好清理阶级队伍工作的紧急通知》，提出要打一场清理阶级队伍的“人民战争”，“把暗藏的叛徒、特务、党内一小撮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和一切反革命分子统统挖出来”。
4月27日 贵州省革委成立揪叛徒领导小组，设立揪叛工作办事机构和清查敌伪档案小组。
△六盘水地区革命委员会成立，下设六枝、盘县、水城三个特区。
5月7日 由老知青为主组建的“四一一”农民造反司令部的骨干邓金生、黄金鑫去四川搞武器后带手榴弹和短枪回到贵阳，下火车即遭到盯梢跟踪，在市中心河东路桥上邓金生被一“八一八兵团”人员抓住时拉响手榴弹同归于尽，当场炸死3人，炸伤十余人。事件发生当晚至12日，“四一一”农民造反司令部遭到查抄搜捕，50多个知青与家属被拘押在贵州农学院，百余名知青被公社、大队管制办学习班，直到1970年底才获释。
5月15～22日 贵州省革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各地、州、市革委会及省革委各领导小组负责人参加。会后深入开展“三反一粉碎”运动。一大批已经“解放”的领导干部又被“回炉”、“补课”，重新批斗。据全省85个县统计，文革前有县级领导干部814人，“三反一粉碎”前已经结合进革委会的134名干部中，被“回炉”、“补课”和拉下来的86名，占“三结合”干部的64.2%。
5月23日 因贵州红卫军流亡北京的杨延昭声称当初抄贵州日报社时抄到了李再含参与“二月兵变”的材料，被同住于北大第二教学楼的“四一一”人员追索有关材料，杨称材料藏在省军区，还说材料牵涉“周老三”（周恩来），你们敢不敢要？引起众怒，将他看管起来准备次日押送公安部。24日晨杨跳楼自杀。
5月24日 下午贵州省革委保卫部赴京人员在北大校文革配合下诱捕了陈贤。随后新北大公社武斗队包围二教学楼，拿着名单一个个对照抓“四一一”头目。“四一一”在京人员转移到清华大学。
5月29日 铜仁地区革委会召开万人大会，宣布被打垮的铜仁“三红”派部分骨干5月中旬在湖南吉首召开的会议为“吉首黑会”，称“三红”派是“反动势力大杂烩”，决不允许死灰复燃。
6月15日 《新贵州报》发表社论《公检法要彻底革命》，称“彻底揭开公检法阶级斗争盖子，彻底砸烂公检法，是当前反翻案、反复辟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6月17日 都匀造反总指挥部召开万人大会批斗黔南州和都匀市、县各级各单位大批领导干部和群众中的“变色龙”、“小爬虫”，声称刮“红色台风”。
6月26日 贵州省革委召开“彻底砸烂公检法”大会。
7月8日 因遵义地革委就当地“四一一”派要求解散“支红”派专业武斗组织“八二一兵团”和改组一派掌权的三代会问题报告请示，贵州省革委、省军区批复意见，肯定“八二一兵团”是革命群众组织，大方向是正确的，不能解散，可以整顿提高；三代会有右倾要反对，但不能否定其大方向。
7月11日 贵州省革委召开常委会议，决定把揪叛徒领导小组和清理阶级队伍领导小组等多方面力量统一使用，建立“对敌作战指挥部”，各专（州、市）、县要在7月20日左右把这个班子普遍建立起来。
7月12日 贵州省革委发出《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一九六八年城乡居民棉布定量的通知〉的通知》，规定今后不分城乡，统一按商业部核定贵州省每人基本棉布定量7.9尺安排，布票一次发放，不再分期。使用期限到本年12月底止。
7月13日 贵州省革委发出《关于成立“贵阳地区敬塑伟大领袖毛主席像筹建委员会”的通知》。
7月14日 北京航空学院在贵州小河电机厂实习的40多个学生经三个多月调查研究以“北航红旗”名义写出公开信，对贵州文革提出意见，为“四一一”翻案。
7月17日 全国十多个省市受压的造反派组织在京代表由广东“旗派”领袖武传斌召集在北京航空学院召开座谈会。贵州“四一一”派等参加了会议。会上因有人（辽宁“八三一”）提议建立一个“全国造反派联络站”以沟通情况，引起中央高度警觉，将之定性为“北航黑会”，并严加追查。
7月25日 贵州省革委召开毛主席像章制作座谈会，提出“制作像章是无限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无限忠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无限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重要体现，是一项极为严肃而光荣的政治任务”，要求制作像章所需要的材料，各有关部门必须保证优先供应。
7月27日 原住北大的贵州“四一一”人员被赶出北大后住到清华大学学生宿舍十号楼。“七二七”工人进校后遭到围攻时，袁昌福向攻楼的工人扔了一颗手榴弹教练弹，后为此遭到关押审查，曾被康生点名称为“四一一”中的坏人。
8月2日 针对铜仁地区江口、石阡、沿河等县两派夺权发生一系列武斗流血事件，贵州省革委、省军区作出决定，要求全面停止武斗，上交武器，放回互相抓扣人员，打死人的要偿命，罢工、停产的煽动者和幕后操纵者要负政治经济责任，应受到国家法律制裁。
8月22日 凯里县革委政工组报告：调查组建立的“红总”和“红总地下复仇军”档案及走资派反对新生红色政权的资料被盗走140份之多，现已追回122份，尚有部分而且是很有价值的档案未追回。县革委、人武部要求迅速查清。
8月23日 第一批工宣队5000人进驻贵阳80个大中学校和“老大难”单位。
9月1日 贵州省革委召开常委会议，决定《贵州日报》、贵州人民广播电台、新华社贵州分社要切实做好清理阶级队伍工作，各地州市在革委会领导下统一办好一种报纸，县以下一律不办小报和刊物，整顿全省小报。
△铜仁地区“支红”派“八县联军”开赴沿河县参加武斗。
9月16～18日 因兴义县支持省革委的一派失利，李再含擅自动用部队，由省革委副主任康岩中率省军区独立师一个连到兴义攻打安龙县龙广区对立派，17日在安龙普坪对射中战士死1人伤2人。李再含再调部队并调集贵阳“八一八兵团”和兴义、兴仁、安龙等县武斗人员参战，打死9人，逼死1人，重伤致残12（一说14）人。700多俘虏被关进所谓学习班，200多户贫下中农被抄家。
9月19日 安顺地革委发出《关于所属文艺单位演出问题的通知》，称地区所属文艺团体，除地革委指定演出任务外，原则上停止演出，集中搞清理阶级队伍，搞斗批改，各文艺团体外出演出，必须先报地革委政工组审批，外单位借用地区所属文艺单位演出人员，亦须经地革委政工组批准，地属各单位业余编排的节目，必须经单位革委申报地革委政工组批准后才能演出。
9月29日 贵州工学院新贵工革委会和军代表、工宣队组织了全院“政治大扫除”，抄家100余户。
11月21日 中央军委就“龙广事件”发出通报，批评李再含“更为严重的是……不请示，不报告，擅自将在兴义支左的部队调到安龙县龙广区向贫下中农开枪，造成了严重的流血事件，严重影响了军民关系。”李再含将责任推给在当地支左的7611部队。随后7611部队被调防云南，离贵州时几辆军车绕经贵阳市区高呼“打倒李再含”口号。
10月12～15日 贵州省革委召开工作会议，确定大办五七干校，把原党政机关大部分干部送到干校“改造”。
11月8～22日 中共贵州省革命委员会领导核心小组党员代表会议在贵阳召开。在排斥了广大党员、老干部和原省委绝大多数委员的情况下，产生了出席中共“九大”的18名代表。
11月15日 安顺老三届第一批下乡知青约五百多人，在地、市革委举行了隆重的欢送大会之后赴农村插队落户。
12月11日 遵义县人武部和县革委组建的专业武斗队“八二三兵团”调集一千多农民和一百多矿工武装攻打对立派占据的湘江电灌大楼。
12月15日 贵州省革委徐英年在兴义指使“支红”派攻打兴义县手管局办公楼（场坝街），群众和小孩4人中弹身亡，伤31人。
△赤水两派武斗，双方各死1人，此后两派武斗不断，到1969年2月9日止共死131人，2460人被抓扣毒打，其中打伤致残422人，数万群众流离失所，据不完全统计，群众在逃亡中生小孩120人，因环境恶劣死去的产妇、婴儿、老人、小孩30多人。国家经济损失288.41万元，损失粮食205.43万斤。
1969年
1月9日 贵州省革委批转省生产领导小组《关于上海市2万知识青年到我省农村安家落户安置意见的报告》。这批上海知青分配给黔东南州、黔南州、遵义地区各5000名，铜仁地区2000名，安顺地区3000名。
1月20～25日 贵州省革委召开全省清理阶级队伍工作会议，提出要集中领导、集中时间、集中精力、集中专案力量，力争在一季度把清队工作搞出结果。
2月6日 贵州农学院召开大会庆祝“夺权两周年”，因进驻农学院的前后两批工宣队分别来自贵阳红星拖拉机厂和水城铁路十三处，在院革委常委中各支持一部分人，形成对立，在大会上各喊各的口号，闹得乌烟瘴气。
2月18日 兴义地区册亨县革委会“邀请”兴义、兴仁、安龙等县武斗队到册亨围剿冗渡、巧马等地对立派群众组织，打死3人，重伤8人，许多人被俘后遭到毒打。时称“二月清乡”。
2月21日 贵州省革委、省军区召开电话会议，欢迎首批上海知识青年1000名来贵州农村落户。
2月24日 中央批准在北京召开解决贵州问题会议。
3月1日 安顺地区平坝县发生围打部分单位军宣队、工宣队事件。
3月11日 铁道部都匀桥梁厂爆发两派武斗，两天中死2人伤4人。
3月 在中央解决贵州问题会议上周恩来说：“李再含同志骄傲自满，沾沾自喜，站在一派很不好。”“对中央是报喜不报忧，甚至不请示不报告。……对的全是你的，不对的全是下边的。”“你的问题康老谈了，还是一批二保，担子还是你担。”李再含采取两面派手法，被迫释放了一些被关押的“四一一”成员。
3月27日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中央军委发出《对贵州省当前文化大革命的指示》和《给贵州部队的指示》（简称“两个红五条”），强调要坚决支持贵州省革命委员会，拥护新生的红色政权。
△大方县两派在六龙公社与五凤公社交界处武斗进入第三天，县城掌权派前去支援的人车遭到伏击死4人，将4具尸体运回县城中心大十字表示抗议。
4月8日 安顺市两派在市中心大十字武斗，开枪打伤前来制止武斗的解放军战士3人，打死过往群众2人。
4月19日 结束地下活动状态的贵阳地区“四一一”联席会议勤务组成立，驻紫林庵“黑大楼”。联席会议在汽车三场、建工大楼、黑大楼及郊外的清镇电厂、贵州水泥厂、贵阳钢铁厂、新添光学仪器厂等处建了集中活动的“据点”。
4月28日 因中央要求解散贵州跨行业的专业武斗组织“八一八兵团”，“八一八”被迫撤销，改头换面另成立“捍三红”。
4月 在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李再含成为候补中央委员。
5月4日 遵义市“四一一”派数百人游行示威，冲击市革委和人武部，市革委派人镇压，混乱中开枪打死1人。
5月9日 按中央“备战”和支援三线建设的方针，从文革前即已开始筹备的大连医学院南迁贵州遵义的教职工、家属和64、65两届学生共2636人，本日到达遵义，建立遵义医学院及附属医院。
5月16日 都匀市建筑公司以市建大楼为据点，与铁道部都匀桥梁厂等单位对立派展开攻防战，死1人伤数十人。
5月17日 普定县人武部军械库枪支弹药被抢。安顺地革委、军分区发出《通告》，要求抢走的武器弹药必须立即交回，否则按违犯国法论处。
5月23日 中共中央转发贵州省革委、省军区处理贵州问题的两个报告（[69]25号文件）。省革委的报告中说：“贵州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以来，工作成绩是主要的，但我们也确实存在一些缺点和错误。中央及时纠正了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是完全正确的，我们诚恳接受中央的批评教育，坚决检查，坚决改正。”
5月27～29日 外逃松桃苗族自治县的数百铜仁“三红”派人员在松桃武斗人员支援下打回铜仁，基本控制县城。武斗中双方死伤数十人。武斗停息后，松桃武斗人员枪杀了几个对方俘虏。
5月29日 遵义县三台供销社“革联指”（掌权派）刘立清4月16日在冲突中杀死对立派吴正明，杀伤2人，被公检法军管会拘捕，三台区“革联指”4月20日贴出“保卫红色政权有功，自卫反击无罪”大标语，经积极活动后于本日将刘立清从狱中接出并戴上大红花。直到12月10日解放军0276部队到遵义县支左后，才由公检法军管组将刘重新收监，后判处有期徒刑20年。
5月29日～6月1日 遵义地革委、军分区组织“支红”派围攻“四一一”派的聚集点遵义卫校，断水断电断粮，“四一一”派被迫转移到高桥军营。
6月3日 遵义市革委会调集郊区三个公社的民兵武装围攻已经撤入军营的“四一一”派群众。
6月4～5日 遵义县“群众专政指挥部”调集城郊民兵武装攻打“红联司”总部所在地湘江电灌大楼。“红联司”人员于4日夜撤离。“群专”于5日中午进占该楼。“红联司”派群众纷纷外逃避难。
6月7日 经中央批准，增补何光宇（省军区司令员）、张琦（0276部队政委）、刘金池（独立师师长）、张健民、罗锡康为贵州省革委副主任，并为省革委领导核心小组成员。
6月8～13日 李再含在贵阳花溪301小别墅召开“支红”派头目绝密交底会，确定了对“四一一”总体上承认，下边具体交基层革委会处理的方针。
6月9日 贵州农学院因几个小孩夜间潜入图书馆偷书，以火照明，引起火灾，烧毁图书五万多册，图书馆房屋遭到破坏。
6月10～11日 都匀市建公司与铁道部都匀桥梁厂两派再次在市建大楼展开攻防战，参战人员上千，持续19小时，死2人伤残多人。战后又有围观群众踩响楼前埋设的地雷，死1人伤4人。
6月19日 都匀县墨冲区人武部部长陈某在县人武部支持下调动区民兵，与县“支红”派头头杨某配合，清晨武装袭击对立派，打死4人，重伤多人。后陈某被拘留审查，开除党籍、工作籍，留用察看一年；杨某被开除党籍、工作籍，判刑劳改。
6月23日 遵义县革委、县人武部以“消灭反革命特务”名义调集鸭溪、泮水大批武装民兵配合县“群专”武装，围剿外逃西安公社中坪大队第六生产队避难的“红联司”派群众，开枪打死“红联司”派县革委副主任张道福和水利局干部李增孝，打残县计委干部黎风波，抓捕32名“红联司”群众在西安、泮水、鸭溪等地游街示众后关押刑讯。
6月27日 安顺“117”派的最后据点汽车运输公司被“支红”派围攻数月后陷落。“117”派许多工人和学生于26日深夜撤入与李再含对立的昆明军区派驻安顺某团驻地安顺北兵营内，避免了一场血腥武斗。此前“支红”派偷袭安运司外围山头堡垒龙井山的武斗中，安运司工人被打死1人。
6月28日 “捍三红”攻打并“踏平”“四一一”派控制的安顺运输公司。
6月29日 普定县“八三”兵团在安顺运输公司“红旗”、贵阳“四一一”、织金“捍红”等支援下攻占坪上区一派掌权的革委会。安顺地革委、军分区发出通报，称这是武装颠覆革委会的反革命政治事件。
7月9日 李再含背着核心组向工代会布置调动工人进城端掉“四一一”派据点，要求不能拖到8月。
7月17日 贵州省革委、省军区认为铜仁问题是军分区搞垮了革委会、“武装反夺权”，是“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政治事件”，以联席会议名义向铜仁派出80余人的军宣队进驻县城。铜仁军分区认为这样变相调动建制部队是违反中央军委规定的，并认为目前铜仁形势是好的，地革委、军分区有能力进一步稳定局势。只要省里迅速纠正在铜仁问题上的错误，铜仁必将更加稳定。
7月18日 铜仁军分区党委向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昆明军区党委发出紧急电报，称在上下级意见不统一的情况下就派出军宣队，必然造成军队打内战，敌人钻空子，激起群众间的武斗。未经中央批准而进驻铜仁的军宣队应该迅速撤离。几天后省里派来的军宣队撤走。
7月19日 修文县人武部和县革委会调集“支红”派农村民兵和工厂武斗队上千人凌晨开始攻打“五二五”派占据的县革委招待所大楼，射击枪弹1.7万多发，守楼者被迫投降，俘虏遭到拷打审问，有的被关进监狱。
7月23～25日 “捍三红”攻打清镇发电厂，“四一一”派据点被“踏平”，死6人，伤70余人，主厂房设备被炸坏。
7月29日 李再含以贯彻中央“七二三布告”为由擅自动用独立师一个连，又调动“捍三红”武斗队和省射击队等，在贵阳市中心延安路一带、紫林庵广场周围开枪射击“四一一”派各据点，打死54人，伤123人（一说打死55人，打伤108人），死者中除“四一一”派宣传车两位女中学生播音员田成琴、程明珠外，其他多是过路或看热闹的无辜群众，最小者是4岁幼儿。死者被草草埋进一大坑，被0276部队得知后把尸体全部挖出照相后将照片报送中央。
7月31日 普定县城内爆发文革以来安顺地区最严重的武斗，持续到8月中旬，双方死伤数十人，炸毁房屋多处，数百户被抄家。
8月1日 周恩来派新华社记者组乘专机赴贵阳调查“七二九”事件和铜仁武斗情况。
8月31日～10月18日 中央将贵州省革委、省军区及各地（州、市）革委会、军分区的负责人和部分群众组织负责人共87人集中到北京举办学习班解决贵州问题，对李再含等人的错误进行了揭发批判。周恩来在一次会议上斥责李再含：“你任意为所欲为，不能容忍，不能再等待了。”9月2日、20日周恩来两次接见贵州班全体学员。
9月24日 周恩来、陈伯达、康生给毛泽东呈报《关于解决贵州问题的请示报告》，其中说，由于李再含等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派性，对中央指示采取两面派态度，拒不执行中央指示，使贵州形势越来越严重，全省出现了较大的反复。由于李再含指导思想上的错误，使省军区领导人之间长期以来分成两派，41师和独立师、军分区、人武部内严重对立，各支一派，这是贵州问题长期未能解决的一个重要原因。报告对充实和调整贵州省领导班子等提出了具体意见。
9月 中国人民解放军486部队进驻铜仁支左，协助军分区、人武部搞好两派联合，对各级革委会进行补台。1971年底完成任务后离开。
10月18日 解决贵州问题学习班结束，中央领导人深夜至次日凌晨接见贵州代表时，周恩来讲话中说，贵州问题根子在领导，在省革委，主要在李再含同志。严厉批评省革委核心组对抗毛主席，对抗中央，这种对抗是两面派式的，李再含同志就是个典型。并说：你过去反对李井泉、贾启允还有点功劳，但你尾巴翘到天上了，那么霸道，一次讲话，插话，就搞掉18个县革委。我们听了毛骨悚然！康生斥责李再含说，你到时候了，说你是小太阳，这个太阳落下去了，有人把你说成“大树底下好乘凉”，林副主席讲过，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大树底下好乘凉。你不要说大树了，连稻草都不如。
10月26日 中共中央下发对贵州省核心领导小组《关于解决贵州当前若干问题的报告》的批示（[l969]71号文件），李再含留北京检查学习，调昆明军区副政委蓝亦农兼贵州省军区第一政委、代理省核心领导小组组长，主持贵州工作；调四十三军军长张荣森任贵州省核心领导小组副组长，并统一领导全省驻军支左工作。何光宇、石新安、李立、张明、罗锡康、张健民、刘兴胜、鲍德金、张琦、朱德兰、刘绍贤、徐英年等12人为核心小组成员。调6908部队进驻贵州担任支左工作。贵州省革委的报告中具体列举了一些革委会需要补台的情况，如两派长期严重对立甚至发生武斗的印江、织金、威宁、水城各县，一个地区、一个单位先后两次组织革命委员会的平坝、镇宁、安龙、册亨、贞丰、普安、盘县、兴仁、兴义、望谟、晴隆、三都、瓮安、福泉、铜仁、石阡、赤水各县和兴义地革委、铜仁地革委，一个地区、一个单位革命委员会出现了分裂的如从江、榕江、剑河、松桃、江口、沿河、普定各县等等，都要进行补台。
11月13～24日 贵州省革委召开县以上干部2202人开会，按照中央[l969]71号文件精神揭发批判李再含等人的严重错误，同时决定组织宣传队分赴各地各单位宣讲中央指示精神。
11月20日～1970年1月20日 中共贵州省革委核心领导小组、贵州驻军支左领导小组，集中兴义地区和26个县的革委会成员、群众组织代表、军代表及各军分区负责人共1034人办学习班，揭发批判李再含的错误，解决派性矛盾等问题。
11月25日～1970年4月17日 中共中央调集贵州省革委办事机构工作人员，省军区、军分区、人武部部分干部，省工代会、三线建设部分重要厂矿、各大学两派部分头头，各地州市和部分县与基层单位两派头头等共2019人到北京办学习班。
12月27日 周恩来在接见四川省革委、成都军区赴京学习全体同志时讲话中谈到原五十四军政委蓝亦农已调贵州任领导、贵州工作有起色时说：“春雷”又响了。“西南的春雷”嘛。开始响了，后来打闷了。现在春雷又响了。
12月 中共贵州省核心领导小组、省驻军支左领导小组对全省53个县、269个单位进行了首批“补台”工作。
1970年
1月5日 贵州省革委批转省人民防空领导小组《关于我省1970年人民防空工作意见的报告》，其中第一步是清查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把他们遣送原籍监督劳动。有关城市人口疏散计划中将贵阳、遵义、安顺、都匀定为人口疏散重点市。
1月16日 遵义市革委生产领导小组转发地区生产领导小组关于食盐计划供应的《电报》，称全省目前食盐库存较少，运力较紧，从1月15日起全省实行食盐定量供应，每人每月在8两至1斤2两内各地自行确定，2月1日起，每人每月食盐供应由1月份的0.65公斤改为0.60公斤。
2月3日 中央军委决定增派700多名军队干部赴黔支左。
2月10日 贵州省革委发出《关于对城市中的几种人进行清查处理的通知》，规定遣送对象为：①明确了地、富、反、坏、右身份的（包括摘帽子后继续进行破坏活动的）；②查有确实证据漏划的地、富、反、坏、右分子；③在文革中清查出来，按照规定手续定了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和反革命分子；④坚持反动立场的敌伪军（连长以上）、政（保长以上）、警（警长以上）、宪（宪兵）、特（特务）分子和反动党团骨干分子；⑤有现行反革命活动和反动会道门中的小道首以上和职业办道分子；⑥品质恶劣、流氓成性，政治骗子，盗窃、投机倒把、招摇撞骗、为非作歹、屡教不改的分子；⑦刑满释放、解除劳动教养和解除管制后查有实据的仍在进行破坏活动的分子；⑧在土改、镇反、社会主义改造和文化大革命中被杀、被关、被斗的阶级敌人的亲属，心怀不满、坚持反动立场、有现行破坏活动的分子。凡被遣送人员的户口粮食关系要随同本人迁走，依靠被遣送人员生活的家属、子女，政治上是疏散人员的待遇，要动员他们随同遣送人员疏散离去。同时批转的省人民防空领导小组《关于进行城市人口疏散的请示报告》中规定了对无正式职业的街道居民，退休和离职休养的干部、职工和无正式职业的家属子女，大专院校、中专学校和无演出任务的文艺单位等九种需要疏散的人员和单位。随后，全省开始了大规模的疏散工作。至l970年12月底，全省共疏散下放城镇闲散人口和遣送所谓“五类”分子共107350人。
3月20日 安顺知青出于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热情自发组织的“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被打成“现行反革命集团”，案涉四个知青、四个农民（最小者12岁）。为首者高守亚（初中六八届知青）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刑三年，1979年获得平反。
5月10日 贵阳市建筑一公司女技术员马绵征因认定江青、林彪是毛泽东身边的两颗“定时炸弹”，在群众大会上公开呼喊“打倒江青！打倒林彪！”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在贵阳市“一打三反”万人大会上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五花大绑、钢牙套堵嘴押在卡车上游街示众后枪决，终年30岁。1979年得到平反昭雪，被中共贵阳市委追认为中共正式党员，贵州省革委批准为革命烈士。
5月～7月 铜仁县革委会按照省里疏散人口部署，遣送住在城镇的“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等530余人，526户，并将其无正式职业的家属子女随同下放农村，还规定下放后不得安置在公路沿线，厂矿附近和“三防”（防空、防特、防匪）地区。
7月27日 中共贵州省核心领导小组发出〈关于建立县以上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领导小组的通知〉。此后全省县以上革委会党的核心领导小组陆续建立。
8月3日 贵州省石阡县中学教师曾庆华，因反对文革的一整套作法，于1970年2月7日专程到刘少奇家乡湖南省宁乡县花明楼，提出要“参观刘主席故居”，被当地逮捕。押回石阡后遭到残酷批斗、吊打、游街。在狱中曾绝食九天。本日全县召开公判大会，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其死刑立即执行。1980年获得平反，被追认为革命烈士，遗骨迁葬石阡县烈士陵园。
9月6日 根据国务院、中央军委批转的《湘黔、枝柳铁路建设会议纪要》精神，贵州省革委、省军区发布《关于动员民兵参加湘黔铁路会战的命令》，在全省分两批共组织30万民兵配合专业铁路施工队伍参加湘黔铁路会战。
9月7日 17点30分，上海至重庆的32次旅客列车行进在龙里至老罗堡之间的铁路桥上时发生翻车事故，死37人，伤133人。
8月4～13日 贵州省农村工作会议在遵义召开，提出《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倡议书》。
9月22日 三线厂011系统试制的第一架歼6―Ⅲ飞机试飞成功。
10月14日 贵州省革委决定：撤销原贵阳半工半读师范专科学校、贵阳业余工学院、贵阳半农半读师范专科学校、贵州函授学院，保留贵州大学、贵州工学院、贵州农学院、贵阳医学院、贵阳中医学院、贵阳师范学院、遵义医学院。
12月2日 国务院、中央军委同意撤销西南煤炭建设指挥部，建立六盘水地区革命委员会。
12月21日 贵州省革委转发贵阳市革委《关于处理被冻结在银行的储蓄存款的请示报告》，主要内容有：①确属“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现行反革命分子”等在银行的储蓄存款实行冻结；②属于尚未定性的被审查人员冻结在银行的储蓄存款，应待问题查清后，按情况进行处理。如他们生活确有困难，经上级批准，可准予提用少量存款；③凡不属上述人员被冻结在银行的储蓄存款，由所在单位革委会作出决定，由相当县一级机关通知银行予以解冻。
12月 安顺地革委统计，本年开展“一打三反”运动以来，全地区共揭发政治案件12631起，已查证落实8157起，经济案件30341起，已查证落实27135起；追赃退赔总金额1216万元。
△都匀市、县在“一打三反”中揭发各种案件4120件，查证落实3414件，判死刑1人，有期徒刑101人，戴“反革命分子”帽子74人，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237人，追缴赃款79.03万元。不少冤假错案到1978年后陆续平反。
1971年
1月5～13日 贵州省整党建党工作座谈会在贵阳召开。
2月3日 贵州省革委发出《关于省革命委员会补台协商代表会议工作方案》，承认现省革委基本上是一派掌权，提出了对省革委成员的撤、免、增补原则和调整意见以及补台的方法、步骤。
1月18日 遵义市革委劳动工资局在1970年招收新职工的总结中称，1970年国家下达招工的46个单位，计划招收3436人，其中全民所有制2976人，集体所有制460人，由于全市四年多没有招工，到年初社会上等待工作的达2万多人，文革前全市等待工作的和招工人数比例是2.5比1（两个半人招一个），1971年是7比1。
2月18日～4月1日 贵州省第二十次公安会议在贵阳召开，传达学习中央有关文件和周恩来在全国第十五次公安会议上的讲话。
3月4日～4月3日 中共贵州省核心领导小组进行整风，点名批判了李再含。结束时蓝亦农作总结报告。
5月 毛泽东批准贵州省关于召开第三次党代表大会的请示报告，称李再含曾经同陈伯达、王、关、戚勾结在一起，进行了反党、乱军、篡权的阴谋活动。批准撤销李再含在贵州的党内外一切职务。
5月7～14日 中共贵州省第三次代表大会在遵义举行，出席会议代表812人，蓝亦农代表中共贵州省核心领导小组向大会作工作报告，会议产生中共贵州省第三届委员会。经中共中央批准，蓝亦农为第一书记，张荣森为第二书记，贾庭三、李立、何光宇为副书记，马扶增等16人为省委常委。
5月17～22日 贵州省革委举行补台协商会议，省革委委员由原来的109人调整至205人。5月23日，中共中央批准贵州省革委补台意见；同意蓝亦农等205人为贵州省革委会委员，同意蓝亦农、张荣森等34人为贵州省革委常委，同意蓝亦农为贵州省革委主任；同意撤销李再含贵州省革委党的核心小组组长、省革委主任职务，免去刘安民、刘金池、康岩中省革委副主任职务，免去李再含等8人的省革委常委职务，免去李再含等44人的省革委委员职务。补台协商会议期间的5月20日，中央军委发出命令，撤销李再含昆明军区副政治委员、贵州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的职务。
7月15日 贵州省革委通知省属企事业单位下放给地方领导，要求原主管局与接收地区充分协商，切实帮助地区做好下放企业的产供销衔接工作。
7月29日～8月7日 中共贵州省军区第五次代表大会在贵阳召开，建立了蓝亦农为第一书记、张荣森为第二书记的新的军区党委。
8月6日 贵州省革委发出《关于贯彻执行国务院［1971］51号文件精神认真做好我省计划生育工作的通知》，指出贵州计划生育工作开展得不好，1970年全省人口自然增长率高达31.8‰，有的地方高达42‰。
8月～9月 贵州省公安厅军管会在7578部队龙洞堡柏腊山教导大队驻地举办清查李再含当政时期省公安厅113总队“四一一”专案组及其直属动态组的“反革命罪行”学习班，清查的重大问题主要有两条：①借追查贵州“四一一”与所谓“杨余傅”（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反党集团的关系之名，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②采取拉出去、打进来的特务手段，残酷镇压不同观点的革命群众组织（甚至让未成年的初中学生以谈恋爱方式去刺探情报，一长相漂亮的初中女生因执行这一“光荣任务”与另一男生发生感情纠葛遭泼硫酸毁容）。清查重点对象是原113总队“四一一”专案组负责人高蟾光及下属“动态组”负责人刘祖鑫。因李再含下台后有关人员已将重要材料销毁，清查难于突破。到9月下旬准备开始对康岩中进行重点清查时，却因突发“九一三”事件，学习班宣布撤销。
9月10日～10月15日 贵州省革委政治部召开全省教育工作会议，贯彻《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中提出的“两个估计”的精神。
9月26日 贵州省最大的双曲拱桥——绥阳县太白村险峰桥建成通车，该桥全长120米，宽7米，空跨88米。
10月3～9日 中共贵州省委召开省直机关和地、州、市委以及省军区、军分区领导干部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关于揭露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的通知。
10月7日 贵州省革委批转省革委办公室外事组《关于增加开放参观点的报告》，同意开放遵义市，还提出贵阳、遵义两市开放的工厂、农村、医院名单。
11月16日～12月1日 中共贵州省委召开全省农村工作会议，制定了1972年全省农业生产、林业生产和外贸计划以及农业机械化规划。
11月27日 贵阳地区原“四一一”负责人及骨干自蓝亦农主政以来第一次聚会，由补台进入省革委任副主任的田子明通报：蓝亦农、张荣森已在十次路线斗争中犯错误，上了林彪反党集团的贼船，中央将再次解决贵州问题，“支红”派的康岩中等已经抢先行动去北京告状，说贵州在蓝、张主持下是“四一一”一派掌权。“四一一”必须赶紧行动。决定由省文联伍律执笔起草了以贵阳地区“四一一”省市革委会成员名义给毛主席、党中央的汇报材料。
1972年
1月25～31日 中共贵州省委召开扩大会议，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印发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纲领《“571工程”纪要》的通知（［1972］4号文件），部署在全省深入开展“批林整风”。
1月31日 中共贵州省委发出《关于传达中共中央［1972］4号文件的意见》，规定第一步在干部中传达，第二步向群众传达，除地、富、反、坏、右和反动资本家外，均可阅读中央4号文件。
2月4日 中共贵州省委批转省公安机关军管会、人民保卫部《关于继续深入开展“一打三反”运动的请示报告》，称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仍然嚣张，隐藏的阶级敌人还搞得不彻底，经济领域的阶级斗争仍很激烈，全省的“一打三反”、清理阶级队伍必须继续开展，决不能半途而废。
2月23日～3月1日 中共贵州省委组织有各地、州（市）主管农业的负责人和省级有关单位的负责人参加的省委农业学大寨检查团一行34人，到全省各地检查农业学大寨情况。
3月15日 中共贵州省委、省革委决定在全省开展铁路、水路、公路联合运输，并成立省交通运输领导小组，对全省运输实行统一领导，统一指挥。
3月25日 《贵州日报》报道：我省7所高等院校开始招生，省外55所高校亦同时在我省招生，我省第一批工农兵学员入学。1972年全省招生3800人。
4月10日 中共遵义市委提出对“一打三反”运动的意见，决定恢复“一打三反”办公室，使运动在原有基础上逐步深入，称目前全市共揭出政治、经济案件线索3152起，查证落实2169起，定案处理1561人，经济退赔33.79万元，但运动发展不平衡，还有20%的死角，要求突破“老大难”和死角单位。
6月12日 中共贵州省委批转省革委政治部《贵州省农村广播网经验交流会纪要》，称目前所有县、市都有广播站，区、社广播站建立1100个，61%的大队和57%的生产队都通了广播，近40%的农户安上了喇叭，有17个县基本普及了农村广播网。个别县实现了由县到公社的广播载波化。
6月25～30日 贵州省参加中共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的蓝亦农、张荣森、贾庭三、石新安、吴向必五人留京参加贵州工作会议，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针对蓝亦农等人的态度指出，贵州的揭批林彪反党集团斗争出现了很大阻力，阻碍了运动深入发展。
7月1～10日 全省林业工作会议在锦屏县召开，制定了全省林业发展规划，提出“扎扎实实奋战十年，基本绿化贵州高原”，因地制宜发展桐、茶、漆、核桃、竹子等经济林木。
8月4日～9月25日 中共贵州省委召开全省地、师级干部批林整风汇报会议，传达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议和在京召开的贵州工作会议精神。会议期间的9月3日，蓝亦农、张荣森、贾庭三、李立等十三人被中央召到北京汇报会议情况，由张春桥、纪登奎、李德生、王洪文、周兴主持，对蓝亦农等问题进行揭发批判。
8月14日 中共贵州省委发出《关于扩大传达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议文件的通知》，要求传达到工农兵广大群众，除地、富、反、坏、右和反动资本家外，均可听取传达。
9月15日 经毛泽东批示“同意”，中央下发《中共中央同意〈贵州省地、师级干部批林整风汇报会议总结提纲〉的通知》（中发[1972]38号文件），称“在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和以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激烈斗争中，在我党第十次路线斗争的重要关头，蓝亦农、张荣森同志都是站在林彪反党集团一边，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和宗派主义错误。蓝亦农同志的错误更严重。”对批林整风中批判了蓝亦农后贵州有人为李再含翻案一事指出：“对李再含的错误，中央早从政治上和组织上作了结论，他的案是翻不了的。”对造成大量冤案的“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运动，则认定：“‘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是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成绩是主要的。由于林彪及其死党的干扰破坏和蓝、张错误的影响，某些地方和单位也发生了扩大化和逼、供、信的现象。”同日，中央决定派昆明军区副司令员、中共云南省委书记鲁瑞林和中共云南省委副书记郭超（曾任贵州省委组织部长）率工作组到贵州“帮助工作”。
10月12～29日 全国排球区赛（贵阳赛区）在贵阳新体育场举行。这是文革以来的第一次分区排球比赛。400多名来自上海、辽宁、河南、山东、广西、云南、贵州的运动员参加了比赛。贵州省、贵阳市的党政军领导人出席了开幕式和闭幕式。
10月13日 湘黔铁路在贵州施秉县翁塘车站接轨通车。湘黔铁路全长902公里，东与株洲至上海的铁路相接，西与贵阳至昆明的铁路联通，在中国南方构成与陇海线平行、横贯东西的第二条铁路大干线。1975年1月1日全线交付营运。
11月7～14日 贵州省革委政治部召开全省青年工作座谈会，决定成立省、地、县各级团代会的筹备机构，在基层整团建团的基础上，逐步召开各级团代会，成立各级团委。
12月30日 中共贵州省委发出《关于整顿城镇粮食统销工作的指示》，要求全省所有城镇和机关、厂矿、学校、企事业单位等，要对户口和吃粮人口，各种补助粮、饲料粮和行业用粮的使用情况，进行一次普查，根据存在的问题，分别情况，妥善处理。工商行业用粮要坚持专粮专用，严格管理；饲料用粮必须经过粮食部门核实后，实行发证、定点供应；压缩吃商品粮人口。提倡有啥吃啥，粗细兼吃，推广代用品；改进菜农粮食供应，严格纪律、制度。
1973年
1月14日 《贵州日报》报道，乌江航道整治工作成绩显著，省内航线延伸到268公里，能行驶60吨机动客货轮。
△民航成都管理局伊尔14型644号客机在贵阳磊庄机场着陆时撞山失事，机上7名机组人员和22名旅客全部遇难。
2月13日 贵州省革委批准《贵州省试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工商税条例（草案）〉征收办法（草案）》和《贵州省农村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征收工商税试行办法（草案）》。
2月17日 安顺地革委发出《关于文革以来发生的非正常死亡者的家属可给予抚恤照顾的问题的意见》，称文革以来的非正常死亡不定为叛党或畏罪自杀的，可按意外死亡按有关规定对家属抚恤或补助；对确属畏罪自杀或叛党自杀的，对其家属不予抚恤，但要加强教育争取工作；对错被拘捕致死的农民或其他劳动人民，经济损失应先从冤狱费中解决，解决不了的可从社会救济费中酌予照顾。
2月23日 贵州省革委批转省建委《关于加强对集体所有制建筑队伍管理的报告》，称要动员盲目流入城市的建筑副业队回原籍参加农业生产，坚决取缔地下包工队，清除混进建筑队伍中的坏人。同时批转省建委《关于清理外省在我省的集体所有制建筑队和农村建筑副业队的报告》，从1973年4月1日起，凡未经批准而使用省外集体所有制建筑队和农村副业队施工的，银行拒绝拨款。
2月26日 中共贵州省委决定撤销贵州省革委政治部、生产指挥部、人民保卫部，陆续恢复省委办公厅、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和对台工作领导小组。至此，省委和省革委工作机构分署办公，设立省革委农林、财贸、工交、政法、科教等办公室。
2月28日 贵州省革委发出《关于进一步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通知》，提出力争1973年全省人口自然增长率降到23‰左右，力争1975年城镇降到10‰左右，农村降到15‰以下。
4月13日 中共安顺地委通报全地区农村社员生活情况：缺粮队占总队数的57%；缺粮农户占总户数的32.7%；全区已供应返销粮2143万斤，发放无息贷款115万元，救济款226万元。
4月15～17日 陈永贵受中共中央指派，经四川到贵州推动农业学大寨运动，先后在遵义、铜仁、贵阳作报告。在贵阳召开省地县三级干部大会时，原“四一一”派领袖袁昌福与张甦（北大中文系贵州籍学生，已毕业分配到贵州橡胶总厂子弟中学任教）商量后由张以“贵州革命群众”名义起草了反映贵州问题的大字报《致陈永贵同志的公开信》，称贵州批林整风运动没有抓住要害，要害就是蓝亦农、张荣森忠实执行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企图否定文化大革命，复辟资本主义；蓝、张批“资产阶级派性”就是批无产阶级革命派，目的就是反对文化大革命；蓝、张借“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运动打击革命群众，制造的众多冤假错案至今许多没有平反。大字报要求陈永贵把上述意见带给毛主席、党中央。大字报于中午贴到贵阳市中心喷水池百货公司旁。
4月27日～5月2日 共青团贵州省委第五次代表大会在贵阳召开，选出新的团省委领导班子，原“四一一”派领袖、老知青陈贤成为团省委副书记。
5月17日 中共贵州省委、省革委、省军区发出《关于贯彻执行〈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三支两军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的通知》，“三支两军”人员陆续撤回部队。
5月 中共中央决定派曾被中央宣布为“中国赫鲁晓夫在安徽的代理人”的李葆华到贵州工作。
6月2～22日 中共贵州省委召开扩大会议，按照安排“选出”鲁瑞林、李葆华等17名出席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
6月16日 中共安顺地委呈报《关于要求增加二三季度粮食调拨计划的紧急请示报告》，称预计到9月底粮食库存仅为1019万斤，仅为近年最低库存数的五分之一，绝大多数供应点将脱销。为确保军需民用，要求省委将安顺地区粮食调入计划增为1.3亿斤。
6月23日 贵州省革委批准1973年招收中专、技工学校学生16720人。随后陆续恢复或新建了省邮电学校、省体育学校、省冶金学校、省工业管理学校等中专学校和贵阳矿山机器厂技校等技工学校。
7月11日 凯里县委工作组调查受灾严重粮食歉收的旁海、凯棠两公社6个大队30个生产队人员外流情况，这些队1451户外流1024户，占总户数的72.5%，外流劳动力1140人（成年人），占总劳动力2969人的38.4%。对这些队给予了相当数量的口粮供应和无偿救济。
7月 水城原“四一一”派头头吴成福、宫新华带领几十人到贵阳上访，要求省委落实政策。
8月27日～9月8日 全省科技工作会议召开。会议决定将省、州、市、地、县各级科技管理机构改建为科学技术委员会。
9月2日 中共遵义地委转发遵义市委《关于整顿社会治安的报告》，称林彪反党集团被揭露以后，阶级敌人不甘心失败，反革命案件不断发生，刑事犯罪活动日益猖獗，要求力争社会治安情况尽快好转。
9月10日 中共中央决定：鲁瑞林任中共贵州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主任，李葆华任贵州省委第二书记、省革委副主任，张荣森、吴向必任省委书记，贾庭三、李立、何光宇任省委副书记，马扶增、石新安、刘兴胜、、陈行庚、李庭桂、张明、张琦、张玉环、张健民、韩风、傅爱农任省委常委。
9月21日～10月4日 贵州省革委召开第十三次全体会议。确定了出席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
9月30日 中共安顺地委批转清镇县委《关于我县部分农村妇女与城镇居民和厂矿职工结婚后所在生产队不让其参加生产劳动和分配的情况和处理意见的报告》，要求各县（市）委检查解决。
9月 中共“十大”结束之后，在上海造反派头头王洪文当上中共中央副主席和毛泽东提倡“反潮流”精神的鼓舞下，贵阳街头又开始出现原两派头头或骨干的大字报。
10月13日 中共贵州省委转发省革委城市人口疏散下放办公室《关于疏散下放的干部职工落实政策中几个问题的处理意见（试行草案）》，提出，对于《中共中央转发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布告》所列的“十种人”，原已遣送或已疏散下放农村落户的，不准返回城市，倒流城市的，应立即返回，接受贫下中农监督改造；年老病残，不能单独生活，农村无依靠，城市又有人赡养，以及个别有其他特殊情况的，可以迁回城市落户。对于不属于“十种人”的人员，原有工作的，可由原单位收回或就地适当安排工作，战备疏散中辞退或解雇的合同工、临时工，不能收回复工。原疏散下放的干部、职工，符合国务院退休规定的，可改为退休。
11月7日 鲁瑞林等贵州领导人到北京向中央汇报贵州批林整风和工农商业情况。中央领导人讲话中指出，贵州的教训之一，就是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动不动就整广大群众和干部，贵州不能再“翻烧饼”了。1974年12月25日省委办公厅翻印下发了这次《中央负责同志关于贵州问题的谈话要点》。
11月30日～12月4日 贵州省第三次妇代会召开，原“四一一”播音员高筑花当上省妇联副主任。
12月19～28日 贵州总工会第五次代表大会在贵阳召开。原“支红”派罗锡康任省总工会主任，原“四一一”派领袖袁昌福当上省总工会常委。
1974年
1月3日 铜仁县瓦屋公社大寨黄生产队发生回乡女知青黄久玉被家族逼婚事件，被漾头区委得知后前去制止，事后县委发出通报，对以家族名义进行逼婚、抢婚的为首者进行了批评教育和处分。
1月9日 中共贵州省委召开全省农村工作会议，讨论进一步落实农村各项政策、搞好基层领导班子建设等问题。
1月27日～2月4日 中共贵州省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中共中央关于批林批孔的文件和《人民日报》社论《把批林批孔的斗争进行到底》。省委决定在全省范围内迅速掀起批林批孔的新高潮。其间2月2日省委在贵阳召开“批林批孔”动员大会
2月5日 中共铜仁县委批转县委宣传部《关于城乡意识形态领域里阶级斗争的调查报告》，将《封神榜》、《西厢记》、《包公案》、《镜花缘》、《万年历》等列为坏书，不准看；将《月儿弯弯照九州》、《天仙配》、《四季歌》、《梁山伯与祝英台》、《孟姜女》、《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等列为坏歌，不准唱。
3月4日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要求，中共贵州省委发出《重要通知》，决定要全省范围内清查黄色小说《少女之心》，狠狠打击主犯。
3月初 袁昌福为首成立“贵州省无产阶级革命派批林批孔总司令部”并在总工会挂牌办公，在闹市区贴出《成立宣言》。但许多原头头和骨干都拒绝参加。
4月4～6日 中共贵州省委召开地师级以上干部深入批林批孔动员会，袁昌福率原“四一一”派数百人，杨世才（贵阳钢铁厂电工）率原“支红”派数百人到省军区礼堂冲进会场，经在主席台上与省委第一书记鲁瑞林谈判，鲁与省委其他领导人商量后同意“听取群众意见”，让袁等相继上台做了长篇发言。。
4月10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批林批孔运动几个问题的通知》，第一条就规定：“批林批孔运动在党委统一领导下进行，不要成立战斗队一类群众组织，也不要搞跨行业、跨地区一类的串联。”次日袁昌福得知后撤销了“批林批孔总司令部”。
3月～5月 康岩中等原省公安厅“113总队”被撤职、调离、处分的数十人要求“落实政策”翻案，日夜纠缠围攻新上任的贵州省公安局（原公安厅被“砸烂”后新建的省公安局）局长贾贯之连续两个多月，致贾被逼致死。
5月9～15日 凯里县委在大风洞召开批林批孔搞好春耕现场会，“联系实际”对包产到户的193个队纠正了68个队，分田分土到户的86个队纠正了67个队，副业大包干的402个队纠正了150个队。
5月25日 中共遵义市委成立清查领导小组，重点清查黄色小说《少女之心》，同时取缔坏书、坏戏、坏画、坏歌曲、地下俱乐部、私营茶馆及迷信活动。
5月 袁昌福发起批判上任不到一年的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主任鲁瑞林。
6月9日 兴义地区八县知青（主要是原“四一一”派成员）100多人到兴义游行集会，要求地革委释放在1972年判刑20年的兴义一中“四一一”派学生领袖罗安义，遭到镇压。与会的贵阳十七中下乡知青杨兴祥被警察开枪打死。知青们以车载尸体到贵阳上访，13日到达安顺七眼桥时遭兴义地革委副主任李明带领的一百多名警察拦阻，安顺原“四一一”派几百人声援知青，驱散警察并将李明连人带小车一同带往贵阳。15日兴义知青车队在贵阳市大十字遭到警察阻拦，群众和警察发生冲突，兴义知青索性停尸大十字示威。7月7日省委第二书记李葆华接见兴义知青代表，明确表态将派出联合调查组处理相关事件。兴义知青才将尸体撤走，前后共27天。
6月18日 都匀汽车运输公司一驾驶员对交通违章处理不服，众驾驶员以百余辆汽车从晨8时起阻塞市区交通要道，罢工6天并围攻交警、冲砸公安局。
6月30日 中共贵州省委发出《关于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认真做好落实政策工作的意见》。提出首先集中解决在清队、整党、“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革委会补台中，凡是人民内部矛盾当成敌我矛盾处理的，在政治上要平反。
6月26日～7月2日 中共贵州省委在开阳县召开全省生猪生产现场会，要求坚决执行种植业与畜牧业并重的方针。
10月10日 中共贵州省委发出《关于办好医疗和加强赤脚医生队伍建设的通知》。
12月25日 贵州省委办公厅翻印下发《中央负责同志关于贵州问题的谈话要点》。
1975年
1月1日 湘黔铁路全线交付营运。
1月8日 遵义市10万人集会游行纪念“遵义会议”40周年。“纪念遵义会议40周年摄影展览”同时在贵阳、遵义举行。
2月初 安顺几个喜欢读书、志趣相投的青年（有工人、职员、临时工等），在安顺师范学校教师钱理群（即后来著名的北大教授）的小屋里讨论“李一哲”的大字报《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献给毛主席和四届人大》手抄稿。手抄稿由时在广州中山大学当“工农兵学员”的一位安顺女青年带回。此后这个朋友圈增至十数人，经常聚在钱理群身边交流文学、哲学、历史、马列主义理论等方面的学习心得和进行讨论，逐渐形成当时已遍布全国的“民间思想村落”或“民间文化沙龙”之一。
2月14日 贵州省革委发出通知，贵州大学、贵阳师范学院首届工农兵大学生570余人完成学习任务毕业。各地要按中央有关“学员毕业后一般返回原地区、原单位工作”的分配原则，做好毕业生接收工作。
3月13～15日 中共贵州省委常委召开扩大紧急会议，提出了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的意见。
5月初 中共安顺地委在关于灾情和群众生活安排的报告中提到，由于去年粮食大减产，今年到4月底止，全区10个县都遭不同程度的雹、水、风灾，目前农村缺粮面50%左右，有的社员断炊，有的讨饭外流，有的出卖衣物，甚至出现少数卖孩子现象，不正常死亡情况也很严重。作出了有关检查、慰问等安排。
7月30日～8月8日 中共贵州省委、省革委联合召开全省计划生育工作会议。为了迅速扭转全省计划生育落后于全国的局面，会议提出了具体措施和要求。
8月11日 贵州省革委印发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普及小学五年教育的请示报告》的通知，要求结合贵州实际，切实解决少数民族和边远山区在普及小学教育工作中的困难和问题。
8月22日 中共贵州省委发出《关于开展计划生育工作的决定》，指出1974年全省人口自然增长率为29.35‰，属全国最高，有40多个县基本上没有开展计划生育工作。要求在“五五”期间把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10‰以内，“六五”期间控制在9‰以内。
△中共黔东南州委向贵州省委报告：台江县和黎平县发现人口外流和人员消瘦、浮肿情况，台江县台江、东风两区发现消瘦、浮肿的2200多人，外出要饭的4000多人，黎平县尚重区缺粮的有270个队，外流人员最多时达4000多人，消瘦、浮肿的2000多人。州委已拨给台江县贸易粮20万斤，黎平县尚重区30万斤，同时还分别拨给部分白糖、黄豆、药物等，并已抽调干部组成工作组和医疗队深入以上地区帮助工作，开展生产自救。
8月27日～9月3日 中共贵州省委召开州、市、地、县（市、特区、市辖区）委书记会议，制定了把钢铁生产搞上去、全面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国民经济计划、坚决反对资产阶级派性、建立健全严格的规章制度的措施。
11月14日 中共贵州省委转发省军区党委《关于撤回在省、地（州）、县（市）领导班子中军队干部的几点意见》。
12月16日 中共贵州省委召开地、州、市委书记会议，传达学习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打招呼会议精神，要求通过教育革命大辩论，批判否定教育革命的奇谈怪论，反击右倾翻案风。
1976年
1月7日 凯里县委因受灾缺粮给州委的报告称：旁海区先后有300多人外流到湖南晃县等地讨饭，炉山区少数人员浮肿，外流和断粮户数在发展。
1月22日 中共安顺地委办公室在《情况反映》中报告：开阳、息烽、修文等部分地区，特别是乌江沿岸社队，由于遭灾严重减产，农户缺粮断炊渐多，个别社队出现浮肿、干瘦病人，甚至出现人畜非正常死亡现象。
1月24日 贵州省革委批转省释放安置领导小组《关于对宽大释放和转业人员进行安置的请示》，按中共中央统战部、最高法院、公安部《关于宽大释放在押的原国民党县团级以上党政军特人员的实施方案》精神，全省在押的236名原国民党县团级以上党政军特人员一律宽大释放，对服刑期满后留在劳改单位就业的937名这类人员宣布予以转业，都给予公民权，对这些人员的安置，原则上是有家的回家，凡有劳动能力和一定技能的要安排适当的生产劳动或其他工作，无家可归又丧失劳动能力，家庭赡养有困难或确实无力赡养的，由当地民政部门给予补助或养起来。愿意回台湾的，经本人申请，由地、州、市释放安置领导小组及时整理材料报省转报公安部和中共中央统战部。
2月15日 安顺地区开始进行整顿基层领导班子、树立贫下中农阶级优势、斗敌批资刹歪风为主要内容的党的基本路线教育，派出“普及大寨县”工作队7566人，批斗地富反坏分子1014人、新的资产阶级分子200人，批判了人民内部搞资本主义的典型人物或边缘人物2182人，制止了所有制倒退现象。
3月9日 深夜，贵阳制药厂李洪刚、郭成望、王大卫、陈明云，贵阳无线电厂叶忠源，贵阳永恒精密电表厂黄维鸣，贵阳黔灵印刷厂卢炎7位青年工人经多日讨论写成对抗当时官方宣传的“主旋律”观点，提出调整战略重心，把主要精力放到发展社会生产力方面来的长达八十余页的大字报《对目前形势和新的历史任务的几点看法——给毛主席、党中央和全国人民的信》，张贴到贵阳市中心紫林庵墙上，同时派出2人到外地张贴和寄发给各大报社、大学。10日晨“七人大字报”迅速引来许多人围观、抄录。也有几个自认为是“忠于毛主席路线”的人跑到贵阳制药厂去要求揪斗李洪刚等人。3月16日，上海《学习与批判》收到贵阳“七人大字报”油印件后，将其中与官方宣传相违背的主要论点摘抄上报，张春桥次日批示：“看来修正主义已后继有人。”
3月18日 凯里县委紧急报告州委，称因缺粮而浮肿和外流的人越来越多，已外流一千余人，请州委再拨救济粮300万斤。
3月22日 安顺地区局部农村农民生活困难，平坝县十字区已发现患浮肿病12人，清镇永乐公社也有发生；清镇卫城区还发现以小孩换粮食，一个小孩换120斤包谷的情况。
3月25日 凯里县发生里禾大队农民反对当地修水库而围攻毒打测量队人员、抢走测量仪器事件，县委决定对打人凶手2人拘留审查，党支部书记停职反省，党支部其他成员到公社集中学习检讨。
3月29日 中共贵州省委第二书记李葆华，省委副书记李立、罗锡康、张荣森等到省总工会开会听取对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意见，上午会议刚开始就被原两派人员30多人闯入，要求向省委领导反映意见。李葆华表示欢迎。反映意见的核心问题是要求省委为去年整顿中原两派人员被诬召开过恶毒攻击周总理、批判中央九号文件的“三月黑会”假案平反。省委领导都作了很好表态。有关讲话被原两派人员连夜整理成会议《纪要》并抄成大字报，第二天在喷水池百货二楼旁大墙上贴出，还刻印成传单广为散发。
4月7日 贵阳市中心喷水池省粮食局的高墙上出现一幅大字标语：“坚决声援首都人民的革命壮举！”署名“后盾”。同时贵州省革委、省军区也收到了署名“后盾”的油印传单《纪念周恩来总理逝世三周月口号十条》，其中有“坚决声援首都人民的革命壮举”、“打倒口红心黑的野心家、阴谋家”等。省公安厅上报后，被公安部定为全国的“特大反革命案件”，要求尽快侦破。
4月8日 北京天安门事件被中央定性为“反革命暴乱”镇压之后，贵阳“七人大字报”也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大字报”遭到覆盖，七位青年工人作者都被公安局传讯，追查“后台”，七人都声明无后台。
4月8日～5月24日 贵州省革委在花溪招待所召开常委会议。会议期间的4月9日，省委、省革委按照中央要求在春雷广场（今筑城广场南区）召开30万人参加的“声讨北京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暴乱”大会。一些原两派代表赶到花溪招待所，闯入省革委常委会议要求解决“落实政策”等问题。因张荣森对前去纠缠的一些原造反派态度傲慢，拒不回答问题，被袁昌福要求去省总工会“听取工人意见”，张坐在沙发上不理睬，袁叫人将其连人带沙发一起带到省总工会扣留多日，最后张被迫向群众作出了“转弯子”的检查表态。
4月12日 贵阳“七人大字报”的作者们联名给省委写信，说明大字报是自己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一些体会，完全由自己负责，没有什么“后台”。
5月7日 中共安顺地委办公室统计，4月中、下旬，全区安顺、平坝、开阳、关岭、紫云、息烽、清镇、普定、修文、镇守10个县78个公社、291个大队、1403个生产队先后不同程度遭受雹灾，打死7人，伤56人，打伤耕牛13头，猪1头，打垮房屋948间，打断树木1200株。
5月13日 中共贵州省委发出《关于充分发动群众深入批邓、坚决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通知》，要求追查“反革命政治谣言”。
5月19日 经一个多月的侦破，署名“后盾”的所谓“反革命标语、口号”作者贵阳市头桥街道办事处38岁的残疾人办事员张以祥和27岁的头桥街道民办小学教师赵超被捕，并被押到万人大会上批斗、游街。
5月25日 中共贵州省委将贵阳“七人大字报”定性为“宣传阶级斗争熄灭论、唯生产力论、折中主义诡辩论”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大字报”，要求对七人进行批判。此案1978年平反。
7月28日 铜仁地区赴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参观团参观后去河北省遵化县参观途中，在唐山市遭遇地震，铜仁地委副书记张仁龙等243人遇难，16人幸存。
8月15日至17日 原“四一一”派在贵阳召开包括专州县头头会议，由袁昌福作全省“批邓、反右”斗争形势报告，张甦作贵州各派政治力量分析报告，还有人介绍了“斗争经验”。
8月18日 上午原贵州两派人员在省政府大礼堂自行召开“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大会，重点批判省委工交办主任陈璞如忠实执行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在工交系统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会后出动二十多辆汽车游行。
8月底 贵阳中级法院女审判员吴精娴在法院党组支持下，将“‘后盾’反革命标语口号案”作出“不是以反革命为目的”、“不以反革命论处”的结论上报。
9月4日 中共贵州省委决定支援唐山人民救灾物资杂竹20万斤，小规格木材200立方米，楠竹3000根。
9月9日 毛泽东逝世。18日，中共贵州省委、省革委在贵阳春雷广场举行了40万人参加的追悼大会。
9月13日 下午4点40分左右，贵州省安顺、毕节、六盘水、兴义等地区的18个县（市）降了一场陨石雨。省委21日发出通知，部署对这场陨石雨进行科学调查。
9月24日 贵州省革委决定恢复执行1963年《国务院关于从社会上招用职工的审批手续的通知》，第三项的规定，职工退休或退职时，可以吸收其符合用工条件的子女一人顶替工作。
10月16～17日 中共贵州省委召开地、州、市委书记会议，传达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在中央召开的打招呼会议上的讲话，并进行学习讨论，会议一致拥护中共中央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采取的英明果断措施，愤怒声讨“四人帮”反党篡权的阴谋活动，决心肃清其流毒，同时深入批邓，继续反击右倾翻案风。
10月18日 安顺地区药检所副所长高敏四将其于当年5月所写的《思考题》抄成大字报，以“群言堂”笔名贴到市中心大十字新华书店一侧。大字报以追问形式，质疑当时官媒鼓吹的各种极左论调，在小城引起轰动。不久作者又以真实署名接连写出《唯心史观的破产——评林彪、江青两个反党集团的垮台》（之一、之二）两篇长文，对已经倒台的“四人帮”集团进行批判。但在随之而来的“揭、批、查”运动中竟被以“帮派分子”罪名抓捕，直至1979年春节（除夕之夜）才被释放并平反。
11月30日～12月12日 中共贵州省委召开扩大会议，揭发批判“四人帮”的罪行和他们插手贵州的阴谋活动。
来源：转自大陆网络刊物《昨天》第1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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