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6-11-16 作者：张春桥
张春桥同志们，我们又见面了，这次见面，你们的心情和我的心情都有了变化，当然我这方面的变化不小，我下面再讲。我接受任务，由韩哲一同志讲到他是在怎样一个匆忙之下，讲了放行的话。这的确是谷牧同志作出的决定。后来中央知道这个决定，认为是不对的，怎能作出这样的决定呢？因为，那几天，同志们都知道毛主席连续检阅接见，头一天六十万，第二天一百七十万，中央的同志就是为这二百万革命师生的接见日日夜夜忙着，别的事情一点也没干，总理忙得几天都没有睡，所以，有的事情处理比较仓促，这个地方和那个地方，这个部门和那个部门，这个人和那个人都没有接头，仓促之间出了这样的错误，在那样的情况下决定派我来的，给我的任务也是非常仓促，拿我个人来说，我也没有来得及打个电话问问上海到底是怎么回事。伯达同志在那里写信，写了一夜，信确实是他自己写的，我看了一眼，我就去打电话，问飞机怎么样，因为飞机要临时调，班机没有。这样忙着出发，非常仓促，到了上海机场，也没有来得及，就急急忙忙向安亭去了。
同志们，这几天，在上海也好，昨天晚上也好，对我提出的批评，说我在安亭讲话不妥当，这个批评我是接受的，因为，我的精神准备没有这样的复杂，我是个共产党员，给了我任务马上要出发，可是，出发不是那么从容，不是那么从容地调查过，当时，同志们要知道为什么陈伯达写了那么一封信，讲了那么一番道理，现在说这封信是大毒草，是修正主义的，这些话我统统在电话中告诉了伯达同志，那时陈伯达同志匆匆忙忙写这封信是在什么客观环境下呢？我不是讲客观原因，而是要说明一下。
从八月十八日毛主席接见革命师生以来，铁路运输很紧张，而且一天比一天紧张，过去我认为上海南京路可能是世界上人最多的了，到星期天就走不过去，现在天安门广场就象星期天的南京路，随时开五十万人的大会，这要安装个喇叭就有这么多人。过去来北京的最高每天达十万人，到后来每天达二十万人，有一天达二十六万，火车载重到什么程度呢？车厢底下的弹簧有要断的危险，车厢厕所住了六七个人。中学本来是百分之十的，实际上那止百分之十，其他旅客车子停了，货也运不出去。这样的情况，就变成了好多反对文化大革命的人，好多不欢迎革命师生大串联的人攻击文化大革命的借口。他们一再向中央提出停止大串联，最好学生不要到北京去，交通太紧张了，这是普遍的，对我们的压力很重，我们是支持革命大串连的，希望有更多的人到北京，到全国各地，可是，我就抓住这个交通问题又来了，很糟糕呀，对中央文革小组讲，你看看，那攻击不知道有多少。这问题，不单单从生产看，还是从整个文化大革命形势来看，都是个焦点，好多道理，社论上反驳了，你们看就是这个交通问题从来没有写过社论，这问题是难说的，我们就是这种心情，很焦虑，伯达同志当时更焦急，我就带着这种感情跑到安亭，我的感情比你们的感情相差十万八千里，你们的遭遇，你们碰到的问题，听说以后，跟我想的完全是另一回事，我大概和韩哲一同志差不多，对问题没有估计那么复杂，当时文革小组只有我一个人，独立地一个人作出正确判断，这是困难的。所以我不是吗？当然，我反复想了同志们提出的意见，慢慢懂了，这个电报讲得不完全对题，不适合情况，因为那时满脑子交通、交通、交通，而对你们在文化大革命中遇到的问题不清楚，这方面写电报时确实没有多想，文革小组对这方面情况是没有来得及问。对文化革命来讲，当然是抓革命，文革小组对工厂生产问题是不管的，我们只是到时间问一下生产怎么样，因为唯恐我们自己工作有毛病，生产受影响，人家要攻击。我那天讲过这话，同志们应该记得。
阶级斗争一个方面之一看生产有成绩还是失败。如果生产质量下降了，那么骂娘的就多了，他不仅骂你一个工厂，他要说：“文化革命搞糟了，糟得很。”58年、59年上海轰轰烈烈大跃进，那是一场大革命，是一场思想革命，先有思想革命，然后带来文化革命，这样好的形势到60年后就下去了，就是因为自然灾害、苏修破坏，再加上我们工作中的错误，同志们应该记得，60年到64年，资产阶级攻击，三面红旗多厉害，什么话都说出来了，包括那么许多无耻的反动言论，什么“蒋介石不好，但是就是有大米饭，”那些话，同志们难道现在都忘了？这个我是永远忘不了的，后来，同志们，你们回想一下，人家就是抓了我们经济上困难，来攻击我们的革命，要资产阶级复辟，包产到户，解散人民公社，工厂里原来大跃进里破坏的制度，有很多都恢复了，不该恢复的，也恢复了。当时就是这样，所以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党中央竭力避免，在前次运动中出现的一些缺点和错误，文化革命小组在这方面为中央作参谋，也经常观察这个问题。
同志们提出对伯达同志的批评，我刚才讲我已经告诉他了，在电话里交换了意见，他表示心里不安。他要我有机会的话告诉同志们，这封信写得太仓促了，伯达同志是一个很好的革命同志，是一个很虚心的同志。他说：“怎么办呢？想什么办法来弥补呢？”我讲：现在已经造成了这样结果，请你先想一想，既然那天很仓促，不要再弄一个仓促的事情了，伯达同志又说：“是不是写第三封信。”我说：你如果要写的话我赞成，再写一封信表示一下自己的观点，可以考虑一下，不要马上写，你想一下这个问题，索性把工厂文化革命问题能不能说得完全一些”因为他现在正忙于调查工厂文化大革命情况，中央呢，也正在考虑这个问题，对伯达同志的批评已转告了，今天我又听到了一些意见，我还要继续转告，我相信同志们会相信他，他一定能够采取必要措施把那封信所造成的不好影响能够纠正，我从安亭回去后，那一天没有来得及，因为回上海深夜了，也没法去找他。第二天回到上海的同志在文化广场等我，我本来上午想和上海市委同志了解情况。结果没有来得及赶到文化广场，到了文化广场和那里的同志交换了意见，继续了解情况。到最后在那里达成了五点协议，同志们可以了解，从在安亭一定要我表态，我一直没有表示，这是不是革命行动？是不是革命群众组织？到文化广场我明确地表示我的意见，这对我应该是一个进步吧。对这个问题认识比在安亭大进了一步。我也看到问题关键在什么地方，本质在什么地方，这次我可以下判断了。这样就是说用了二十四小时，我这个决心下得还很不慢吧。而且我组织手续并不完备，没有和华东局同志商量，也没有和市委同志商量，更没有和中央文革小组打电话，因为来不及，就下了决心。然后从文化广场回到我住处，才给陈伯达同志打电话，把同志们刚才对我，对陈伯达同志的批评告诉了他，他听了这样的话心里很不安，并且也把五条协议以及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报告给了他。
这样中央文革小组就讨论我在文化广场所讲的五条，到了晚上文革小组给我打电话来，认为我在文化广场对这个问题的判断，对这个问题的处理是完全正确的，是应该这样做的，对你们的组织，你们的行动作出了判断完全正确的，陈伯达同志、江青同志都参加了会议，他们认为我这样做是正确的，这样，我在这个过程里，包括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和陈伯达同志在最后就这个问题认识是有个过程的。那末，现在应该以最后为标准，最后那就是判断你们的行动是革命行动，你们的组织是革命的组织，对这样一个组织，应该加以支持，那我们前一阶段时期的错误现在就改过来了。我们共产党人在处理问题的过程中，不可能随时都判断那么准确，处理那么正确，问题就是在于在最后作出比较正确，比较科学的判断，所以有些刚才对我说，怀疑陈伯达同志，我就想作些说明。我刚才说，我从出发到今天，经过一个长时期，我们彼此更了解了，我们处理的过程中，工人同志的讲话，发言给了我很深的教育，同志们讲了很多我不知道的事情，表达了上海工人阶级那种热烈的热爱毛主席，热爱党中央，对革命事业那种无限忠诚，你们这样深厚的感情教育了我，感染了我，我想这一段时间内，时间虽然不长。但对你们每个人来说，也许能成为终身难忘的事情，对我来说，也会成为我永远忘记不了的事情，因为我们是在一个这样的环境里认识的，不是在一个平平静静的环境里认识的。
我们第一次是在安亭见面的，第二次见面跑到苏州来了。是在这样一个环境里，我们彼此谈论革命，谈论这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谈论如何把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好。很多同志说了很多宝贵的意见，所以，我现在的心情，和刚来的时候不同了，我现在主要是想什么呢？现在主要是想大家很快回到上海后，赶快召开座谈会，来谈一谈你们厂里的阶级斗争情况，你们感觉到文化革命要解决什么问题，你们觉得怎么解决，这一方面请同志们想一想，就是你们厂里的阶级斗争是些什么问题，是怎么样的问题，怎样的情况。工厂与学校不同，与农村不同，这些问题应该怎么解决，你们有些什么想法，我现在想知道这方面的意见，能够及快地把你们这一方面的呼声、愿望、要求，尽力报告中央文革小组，报告中央，因为中央正在讨论这个问题。同志们也知道，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总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解放生产力。就是使得人们思想革命化，然后推动我们整个经济建设向前发展，如果只抓生产不抓革命，那么，我们的生产可能大发展，但是，我们的国家就是改变颜色，我们工厂可以建设起来，在建设的时候是社会主义工厂，但是建设成了，他就变成了修正主义工厂，特别，我们上海的工厂，原来很多是帝国主义办的、买办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办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还有封建主义压迫并没有完全消除，在所有制方面是解决了，但是在制度方面各种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制度还有影响，从苏联学来的一套东西使我们工人的生产积极性受到了压制，工人阶级的创造性不能发挥，在这样情况下，我们就是要按毛泽东思想办工厂，把工厂真正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要办成社会主义的工厂企业是要经过斗争，经过文化革命，加以彻底改造，如果我们工人阶级不进一步革命化，不把那些阻碍工人实现革命化的障碍，阻碍工人生产积极性，阻碍发挥工人阶级创造性的东西，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甚至封建主义的，对这些东西彻底破除，不把毛泽东思想在工厂企业扎下根来，那我们的工厂企业搞不好，生产搞不好、但性质也变了，从社会主义变成修正主义了，所以，应该是抓革命促生产，抓革命就是把革命放在明确的地位，政治是统帅，思想要领先，不是不革命抓生产，也不是停革命抓生产，更不是压革命抓生产，当然也不能抓革命不管生产，这二个东西一定抓，在这里就是抓革命，促生产，这二个字是经过认真考虑的，抓生产促生产，那就不行了，只能是抓革命促生产，当然也不能把生产搞坏了，在革命的过程中，促生产受某些影响是可能的，但是，要竭力避免的，我想每一个工人都是热爱生产、热爱劳动的，不爱生产不爱劳动这是资产阶级思想，这是四旧，那是要破的，我很高兴，和同志们接触中间，看到同志们革命积极性是很高的，你们的革命热情非常高，我想你们可能成为上海工厂企业文化大革命中最活跃的分子，成为骨干，成为带头人，我和一些同志接触，从你们的谈话和发言中，我有这么个感觉，经过这几天我们彼此更了解了，我觉得上海文化大革命在工厂企业中同样好，同志们，你们肩上责任更重了。
要真正把革命担子挑起来，使我们的生产事业得到发展，使我们上海二百万工人阶级更加革命化，在革命斗争中学会革命，学会管理工厂，学会管理企业，想出各种办法，使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工厂不会改变颜色，这个重大担子就落到你们造反司令部身上，也落在你们每个成员身上，而且从这里开始，帮助更多人，使他们更好处理这个问题，把上海二百万工人阶级都发动起来，使上海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作出更好的贡献，上海在文化大革命中，应该成为全国的模范，成为全国的榜样，因为这里工人数量最多，最集中，历史最久，象这样的城市很少，只有几个，老工人比较多，因此上海工人阶级担负着责任特别重大，革命责任重大，生产责任重大，经过这几天的接触，我这方面的信心越来越强了，对你们的感情越来越深，我们更加相信了。同志们能够这样的担子，我也就把这样的情况报送中央文革小组，报告中央，我想关于一般问题就是这些。
现在我谈谈几个具体要求：
1．承认上海工人造反司令部是革命组织，从11月9日以来，特别是赴京控诉上海市委贯彻执行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行动是革命的，并立即颁发带有总部公章的袖章。这是第一条，一句话，你们的行动是革命的，你们的组织也是革命的，这个我在文化广场和你们总部的同志已经谈过，这也不存在同意不同意，现在我再重复一遍，同意第一条，不过在后面还要说一下今后再碰到类似的问题，中央建议派代表的方法，避免占用过多的时间过多的人力，派代表方法比较灵便，阻力较小，对于革命，对国家，对群众，对个人都比较方便。
2．绝对保障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成员的政治人身安全、经济保证。这一条上海市委已发出通知，不准给你们扣帽子，故意刁难，你们回去后，应该受到欢迎，在这时期工资照发，这个问题应该，这样我完全同意。
3．要曹荻秋同志检查，并且把我们领回上海，并用公用大轿车送回家。曹荻秋同志不是来检查了吗？当然这个检查是初步的，将来还会要继续检查，他来了和大家见了面，这一条已经实现了，至于送回家去，这也不成问题，你们提出先集中一下再分开，这些细节问题就不修改了，我就同意这一点。
4．要开动除了广播和报纸以外的一切宣传工具，对前一段的谣言进行辟谣。再不许出现恶劣攻击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的谣言，否则，概列于非法。这个谣言是应该辟的，这一条可以同意。不过我觉得，同志们应该有这种精神准备，干革命那有不受攻击的，没有攻击那还称什么革命呢？你要干革命就一定有人攻击，你说他是非法的，咱就把这写上是非法的，甚至说要抓起来。只要是革命的组织越是革命，越是正确人家就越要攻击你，如果你是那么正确，他反驳不倒你，他摆事实讲道理讲不过你，于是他就造谣，对一个组织是这样，对一个人也是这样。当前全世界共产党，受攻击，听到谣言最多的是中国共产党，正因为中国共产党是革命、光荣的。我们毛主席的一生就是在人家的攻击、造谣中，一直到现在还是受到攻击、造谣，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国内外反动派都攻击他，主席不是讲过吗？被敌人攻击的是好事不是坏事；这句话就是主席从他亲身体会中得来的，我们的心胸应该放宽一些，你讲你的，我干我的。因为，有辟不胜辟的谣言，有些无头案还不知从那里刮了出来，你没有办法辟谣。你看攻击中国共产党这么多谣言，中央从来没辟过谣，毛主席的辟谣，人民日报总要登吧，你看见什么时候毛主席辟过谣。就这些事情要看得开就没有什么了不起，当然如果十分需要澄清的事，那也可以。我是同意写这么一条的，但又有一个建议：不在乎。
5．对上次上北京控诉上海市委贯彻执行一条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所造成的一切后果由华东局、上海市委负责。这一条那天我完全同意过的，今天我还是同意。
同志们，你们提出的五条刚才我同韩哲一、曹荻秋交换了意见，我们完全同意，而且我还希望同志们除了这几点以外还可以提，因为，你们还要干革命，就这么五条我觉得太少了，咱们这里有五百几十个人，我在这里也是一条，我希望你们每人给我提出一条，就是对文化大革命有什么要求，那我就可以收到五百几十条，那我的收获就太大了。如果每人写上十条，文化革命要注意什么，有些什么问题，应该怎样解决，这样就可得到许多条，有的我可以在上海解决，有的可以当作研究的资料，留作中央考虑问题的材料，你们共同要求的东西可以把它集中起来，并且希望你们把与你们不同的意见也写给我，那就更好了，可能车间里，工段里，生产小组里对文化革命有各种不同意见，都告诉我，那就更好。那我就不但满足了你们的要求，而且我又得到了几千条意见，那我非常感谢同志们了。我再说一遍，非常感谢同志们这几天对我的教育，对我的帮助，还希望同志们今后对我继续进行帮助，如果有错误，你们随时可以向我提出来，不管我在上海期间，还是在北京期间，或者到其他地方去，只要我是中国共产党员，我随时准备听同志们的批评，接受同志们的意见。我讲就讲到这一些。同志们你们都很辛苦了，要把身体搞好，因为我们搞革命搞生产都需要把身体搞好。同志们，我就讲这些，没有了。
来源：一九六六年十月中央教育部八•一八红卫兵总部编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期间中央及有关负责同志讲话（选编 ）》（第四集）；《大字报选 第二集》（北京：一院大字报选编小组，196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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