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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春桥姚文元在广播事业的谈话

日期:1966-11-2 作者:张春桥, 姚文元

张春桥、姚文元

(1966年11月2日晚张春桥、姚文元在广播事业局处理原广播学院工作组整理的黑材料问题时的谈话)

说明:周总理、张春桥和姚文元同志的谈话,根据广播局秘书的两条记录和我们的记录,及当时参加会议的人的回忆,整理而成,未经本人审阅,如有出入,由我们负责,此谈话仅供大家参考。

前 言

十一月二日上午十点,我们“北京公社”二十三位师生到广播事业局,向原工作组要回他们在我院时整理革命师生的黑材料。一开始先找无线系和外语系工作组负责人韩庆余和向福两同志,同他们交涉到十一点多,虽然他们承认有这种材料,且在局里保存,但他们不肯交出。这样我们让他们把李哲夫找来,但直到下午三点,李哲夫(副局长,局政治部主任,原工作组组长)、王殿举(局政治部副主任,原工作组组长),周新武(副局长,广播学院院长),王寿仁(副局长)等人才来。当我们提出要他们交出黑材料时,他们推托说要等中央的补充规定下达后才能交。这样又同他交涉了一个小时,仍未有结果。

毛主席说:“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广播局这撮顽固地坚持错误路线的人,他们一再抗拒中央指示,这次他们又决心不交出这批黑材料(注:后来他们自己承认),坚持错误到底。看来对他们用“和平谈判”是不能解决问题了,只能再“造”他们的“反”了。于是我们就到五楼局政治部去搜查。

然而搜查未能顺利进行,受到了阻力,此时不少广播局干部把我们围起来,我们只好又与王殿举等人进行辩论,从下午四点一直到了总理关于如何处理材料问题的三点规定。(不是正式文件) 这三规定与我们的要求完全一致。我们仍要求李哲夫马上按照中央军委及总理的指示处理材料,可他们仍然不执行,推托说总理指示不是正式文件,恐怕有错。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退让了一步,提出我们只派一个代表,他们可以派十个、二十个或更多的代表,一块把材料封起来,贴临时文革的封条,仍由他们保存,并提出我们不检查材料内容,只贴一张封条就行。可是他们就连这个起码的要求都不答应,竟无理地说中央没有双方贴封条的规定。真是岂有此理。在这种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我们不能再等待了,必须采取行动。在晚上九点多。我们向他们发出最后通牒,到十点不答应这个最起码的要求,立即采取行动搜查政治部。

九点多,我院又来了二十三个同学,可被阻拦在铁门外,他们交涉了四十多分钟,仍不能进去,最后,他们只好冲了进来,同我们汇合在一起。此时已是晚上十点多一点。到这时我们还让李哲夫考虑我们的要求,在十点半答复,可他们还是不答应。对这撮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顽固地坚持错误路线的人,不在他们背上击一猛掌他们是不会向前走一步的。不“造”他们的“反”,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不可能贯彻下去的。他们不主动执行中央指示,不自觉交出,我们只好强迫他们执行中央指示,强迫他们交出。我们所以“抄”他们的家,是“逼上梁山”。在他们步步压迫下,到十点半,我们开始了行动,打开柜子搜查。刚动手,周总理打来电话,并派来了代表,同时中央文革的张春桥、姚文元同志也来了。于是我们停止了搜查,退出了办公室。张春桥、姚文元同志找了同学代表及李哲夫、王殿举及其它局领导,解决了这个问题,按照我们的要求,拿出了黑材料。

周总理在电话中对我们说:“支持你们的革命行动。”

在我们开始搜查时,我院又来了第三批同学(三个人),也一直被挡在门外。我们停止搜查后,都来到了下面,要求让这三个人进来。这时姚文元同志来到了门口,接见了我们。姚文元同志向大家说:“我们是来支持你们革命的。”还说:“广播学院的情况有所了解。……广播学院不仅是黑材料问题,还有别的问题。广播学院不是贴了我们的大字报,我们怎么不知道呢。不是有人说‘造’江青同志的‘反’吗?我们是要去的,不过现在没时间。”

当三十多个同学上车准备返校时,姚文元同志对广播局的同志说:“你们要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嘛。”有一女同志说:“我们是支持的。”姚文元同志鼓掌握手送走三十多个同学。

此时,尚有小部分同学在三楼会议室,与广播局的革命同志交换意见,最后使之在革命利益一致的基础上团结起来。

此时,一部分代表正在与工作组谈判。

谈 判 纪 要

时间: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日二十三时到三日凌晨。

地点:广播局总编室。

开始,先到的同学与张春桥、姚文元同志,谈我们今天要材料的经过。随后张春桥同志(下简称张)问李哲夫(下简称李):你听到军委指示后怎么办的?你们几时传达的军委指示?

李:(含糊其辞)正式见文件是五日。是十月十几日传达的,哪一天我记不清了。是丁莱夫同志传达的。

张:什么时候传达的你记不清了……………又记不清了,你们记性怎么那么坏?

姚文元同志(下简称姚)说:你们有些事我们却记得很清楚。

接着李哲夫向张春桥、姚文元同志汇报了我们三次要黑材料的经过,中间姚文元同志出去接见在门口的同学。

张:你们的材料烧过没有?

李:没有。

同学:有,你们的组员有烧的。

李哲夫继续汇报。

张:传达晚了,你说是丁莱夫,那就由丁莱夫负责,你们订立执行方案没有?

李:没有。

张:你们到学院传达过军委指示没有?

李:没有。我们撤离后,就没管过。

张:军委指示来后,未去(学院)传达。你们研究过怎么办,按你理解怎么执行?研究过方案没有?传达后,你们应该研究,我这个工作组应该怎样执行。这个指示和你没关系吗?(这一连串问话,李哲夫等无言可答。)

姚:在九、十月份你们办些什么?和学院有联系吗?

李:没有。

同学:杨子毅找过×××。

张:怎么执行,党委讨论过没有?有无执行方案?

李:(吞吞吐吐)不知道。

张:你是党委委员吗?

李:我是。我参加的会,没有讨论过。我经常出去。

张春桥同志又问王寿仁同志(下称王),王赶忙从远处赶到这处结结巴巴地说:我们党委会学习过一次。

张:制定过执行的办法没有?

王:(结结巴巴)四个人参加了,领会文件不透。去问一下,对这件事不清楚。(说完出去了)

这时有一位女同学递条子给姚文元同志,条子上写:“我是受迫害者,我是被打的,希望首长不要听一面之词,全面了解情况。”此人出去后又讲来说:“我想跟首长谈一谈。”姚文元同志说:“时间不早了,我们是专门来解决材料问题的,明天还有事情,你写成书面材料好不好?”她坐下来,捍卫团的一男同志和一女同志递条子,上面写道:“张春桥、姚文元同志:广播局问题很严重,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希望中央领导同志调查。”姚文元同志很感兴趣,便和那女同志谈了起来,并将他们送上的两份文件拿走,说:“我们拿走,回去看一看。”

张春桥同志接着问:领会不透,你们向中央请示了没有?跟(学院)群众商量了没有?问问同学怎么办。

李哲夫同志哑口无言。

张:根据你们说的(指李哲夫),你们第一不报中央请示,第二不同群众商量。如感到没办法,一请示上级,二同群众商量,两头都不问,那算什么。

李:(急忙解释)我们向市委请示过。

张:你们什么时候才请示?他们找上门来才请示。

这个指示(指军委指示)是比较原则,不好贯彻。很多地方纷纷打电报来,说:“难以贯彻”。你们领会不透,也不上报中央。当时学生普遍感到有压力,反映这一条。我们写指示时想得比较简单,认为同学自己写的检查交给本人,其余的全部当众销毁,我们自己没当过工作组,没干过工作组的事,所以我们不知道整理过多少种材料,没想到这么复杂。后来我们发现有同(学)互相写的,比如我写了你的,你写了他的。如果不知道还好,知道后宽宏大量的还好。但是年轻人嘛,知道后就说:“你整我的材料,你是什么?”这样知道后,会引起群众斗群众,写材料的人大都属于对党对社会主义的爱护。这样解放了一批人,又有一批人背上了包袱。

自己写的检讨退还本人。还有些材料,如工作组长讲话,也交给大家。其余材料先封存,以后烧掉好,免得引起新的纠纷,以后再也别搞这些,同学间有意见,可以正常进行批评。

同学:有人还整理材料,扬言“后会有期”。

张:这是工作组的遗毒,不要矛头指向那一派。你们一直叫,少数派就不光荣了,当你们孤立时我们支持你们的,当形势变化了,你们应从少数派变为多数派,对那些同学要做工作,存在分岐不是一天,青年学生处在变动。如跟着跑就坏了。你们更容易受外界影响,还要与工农兵结合,我们比你们年岁大一点,也是这样,有个时候,全国各地来电报都是说:“红卫兵尽干坏事,打人,闹事。”我听了,也考虑两天,要是不坚定,有一点动摇,就会犯错误。

姚:同学们和我们座谈,讲有人要秋后算账,这样有人担心被打成反革命,到现在也不敢说一句话。

张:这是一个祸根,军委指示就是为了清除祸根,使大家能解放出来,共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开始我们想的简单了,后来,后来就(决)定发一个补充的,但认为用中央的名义,就不能匆匆忙忙地发,发了补充,再来个补充,所以一直没有发。关于工作组做的公开报告,有利于批判反动路线,拿出来批,其余的封起来,烧掉,免得以后再斗起来,这是初步想法。

……(同学说话很多)

张:我们一直想到你们那里去。

姚:你们有个陈应隆跳楼的怎么回事。他们斗了这个人?

李:我不知道。

姚:你们干的什么事我都知道。

同学:有人让中央文革小组到我院检查。

张春桥、姚文元同志笑了。

姚:我是准备要去的,贴了我们的大字报,我们已经看到了。广播学院的情况我们有所了解,广播学院不仅是黑材料问题,还有别的问题。贴了我们大字报,我们怎么不知道,不是有人还“造”江青同志的“反”吗?我们是要去的,不过现在没时间。

同学:《红旗》十三期社论发表后,出现了第三种意见,一手打倒临革会,一手打倒“代表大会”。

张春桥、姚文元同志又笑了。

张:其实还是两派。

同学:现在过来的人逐渐增多了。

姚:现在动荡很大,你们还要准备他们还动荡回去。

…………

张春桥同志又把话题转到材料问题上来:你们(指李哲夫等)在广播学院执行了什么路线,要好好检查。我们早就想找你们,我们感到你们有问题,我们实在抽不出时间来找你们。我们很想把丁莱夫同志……你们党委,找到我们那里开个会。你们的事很奇怪。

这个事,第一你们没有认真讨论,第二没有一个执行方案。你们急不急?局党委不急,你是工作组的人,你为什么不急?也不请示市委,也不请示中央,也不与群众商量,这些事你们都没做。我的话是否符合事实?我根据他(李哲夫)讲的,我没做另外调查。你们广播局是消息灵通机关,没有认真对待中央指示,你们同意不同意这些话?这三点是否符合事实?十月六日在第三司令部大会上,我宣读的已是正式文件,不是发言稿,全国都知道了,你们不知道,到十几日才知道,不理解不请示,态度是不对的,才发展到今天,现在是不是这样?你们要保证材料不能转移,不能私自销毁,可以把现有的封存起来。可以去查一查那些是同学的个人检讨,拿出来,其余的双方(指同学、工作组)派代表,封起来。如果中央下狠心烧毁,再到广院当众烧毁。这几天我们有些焦虑,同学们弄材料时间多了。你们要早一些主动解决,就不会为这一件事纠缠。消毒是很不容易的,这一个月的时间没有很好地消毒,大会是能壮声势,真正能说通一个人不容易,特别是影响大的人。

你(李哲夫)是说死话,还是说活话?现在允许你说活话。我相信他们(指同学)也同意你说活话。

李:我们整了六个人的材料已经给他们了。

同学:别人的也整了,有人看见有的组员已经销毁了。六个人的材料你们交出来还后悔呢!

李:我们再让组员找一找,交出来。

张:以后查出来的,再找他们一块查看,再封起来,说我们又找来一批。开个目录,写上都是什么材料,谁的多少。

同学:人保科我们信不着,他们尽干坏事,我们已经把档案封上了,怎么办?

张:学院你们管不管?

李:不管。

张:各个学校分别各部管,不行的话找那个副总理管,现在总理很忙,我们担心他身体支持不了。你们再问一问中央。你们应该勇敢担起来。错就检讨,改正可以成好干部,这样不改就成问题,改不改?头一条就看看平反。《红旗》十四期社论讲的很清楚,区别改正错误和坚持错误的标志,是对群众态度,是否公开向群众承认执行了错误路线,是否给被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假左派真右派”的革命群众,认真平反。公开给他们恢复名誉,并且支持革命群众的革命行动。如果你是真正的共产党员,就勇于改正,同学们会欢迎你改正错误。广播局党委也应督促他们把材料搞好。(王寿仁连忙点头,不迭声地说:“是,是,是!”)同同学们一块学习,过去说了那些错话,要给同学批判。

你们(指李哲夫)帮查一查档案。不能把材料往档案里塞,凡是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从六月二日开始算起吧,塞进档案的都不好,一是个人写的,或别人写的,一块取出。

李哲夫同志向张春桥同志汇报他们执行的具体办法。

张:别这样详细地说了吧,我们很忙,封材料的事,你们双方解决吧!我们就不参加了。

这时王寿仁同志献殷勤地忙说:还有什么指示?你就下吧!我们坚决执行。

张:我们不是来下指示的,我们是来督促你们执行中央指示的。

同学:广播局对我们少数派不平等。

张:在组织上、经济上应该平等。

李:是,是。

张:至于在政治上嘛,倾向于谁,我就不好说了,你们自己决定。我们彼此之间是很了解的。

接着张春桥同志把我们叫到一块说:我们一点也不责备你们,我们怕你们上当,怕你们吃亏,我听到后立即就来了。

姚:有人故意把材料从保险柜里拿出来,然后引同学翻,这样污蔑同学抢档案,我们怕你们被动。

我们同张春桥、姚文元同志边说着边往外走。走到门口,那位递条子的“受害者”和一位干部,要求首长一定到五楼干部处看现场。

张:不去了,时间很晚了。

但那位女同志仍不放:希望首长去看看。

姚:好吧,我们不去看,你们下不了台。

张春桥同志生气地说:去,去。

张春桥、姚文元同志连忙转身往上面走。这时王寿仁、王殿举等同志连忙挡着去路,齐声说:不要去了,不要去了,首长没时间。

张春桥、姚文元同志就同大家一块下楼,坐着汽车回去了。

周恩来的电话

同学问:丁莱夫是您亲自派到广播局的吗?

周总理:不是,不是,我一个人怎么能决定派谁呢?

同学问:是谁派的?是罗瑞卿派丁莱夫到广播局的吗?

周总理:这个我不太清楚,是中央决定派人,具体是总政治部干部派来的。派谁由他们管。

同学问:您是什么时候认识丁莱夫的?

周总理:他到广播局后,我才认识他的。

来源:

周良霄、顾菊英编《疯狂、扭曲与堕落的年代》之二——《十年文革中首长讲话传信录》,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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