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7-3-26 作者：张春桥
张春桥刚才姚文元同志已经做了系统的讲话，他的讲话我们两个是商量过的，他的讲话写了稿子，这个稿子我们两个共同修改了五次，那么我今天就没有准备稿子啦，因为说好了，他的讲话算我们两个的。刚才在这儿坐着嘛，条子很多，还提了一些问题，我想还需要补充一点。从刚才姚文元同志讲话中间，同志们可以看到我们上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间存在着不少问题。那么出现这些问题，我们是有责任的，首先当然我有责任。因为有些事情政治思想工作我们抓得不紧，不深入，工作不深入，有些情况不大了解，或了解不准确，有些问题，我们感觉到了，但是，是在小范围谈的，找了很多人谈过话，开了会，但是因为我们的话没有直接和全市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派的同志们一块商量，一块谈，有些话传来传去，就不晓得传成什么样子啦！有的就传得就是完全相反啦！有的是我们根本没有讲过的话。我今天在这里没有办法一一地来讲，也不需要讲，总而言之我们有责任，这一方面的事情没有做好。就是我们话讲了，或者我们的意见还对，那也不一定就能解决问题。因为有许多事是阶级斗争的规律，这个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有一些人我帮他很多了，一再谈一再谈，但是无效，包括陈丕显、曹荻秋这些人，那我们谈过很多次话，毫无效果。我们革命派的同志们也有一些这样的情况。我们发表的这一些意见，包括姚文元同志讲的，有一些意见可能是正确的，也有一些意见可能不完全妥当，也可能是错误的，同志们可以同意，也可以不同意。为什么要说这个话呢？因为是整风嘛，整风就要敞开思想，把各种不同的意见都说出来，对我们的意见不同意，也可以提出批评，我们欢迎这种批评。我们两个人还有个共同的希望，我们还比较希望尖锐的批评，因为模棱两可的话，我们平常不大说，我们批评人也批评是尖锐的，我们也希望别人对我们如果是批评的话也是尖锐的。我们每天收到很多信，一天几百封信，从来信中间给我们提了很多很好的意见，也提了各种问题，我们当然不可能都答复，对我们都很有帮助。有的同志要求我们谈话，这个愿望我们到现在实在是无法满足，我们希望同志们不管给我们写信也好，或者谈也好，对我们可以提意见，也可以批评，这是同志之间的批评是正常的，这个不会混淆起来，就是不要在上海造成这样一种空气，好象张春桥和姚文元是不能批评的，那就糟糕啦！批评我们，决不等于炮打中央文革，也决不等于炮打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炮打中央文革，炮打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和善意的批评是两事。
在批评中间，毛主席所讲的，有两种，一种是敌对的，一种是人民内部的。这个人民群众也可以分得开，我们可以分得开，对同志的批评我们欢迎，对敌人的攻击，那我们当然有对付的方法。这是我想首先说的。
第二想说一下整风。我们发表的意见仅仅是我们的观察，我们的这些意见对不对，观察的正确不正确，刚才讲了。我们整风的时候，首先主要的是要靠学习毛主席著作，以毛主席著作为主要的学习文件。我们的讲话，只能作为辅助的，不是有的地方说吗，我们是市长，有毛泽东的思想作为武器来学一学，错误的思想，我们说得对不对，那还要同志们来判断。同志们自己也是要学习毛主席著作为主，以毛主席著作为主。姚文元同志讲话里已说了，有一个风气很不好，有些人是靠马路新闻过日子的，听到个风声，看到街上有张大字报，或者是北京传来的什么××首长讲话，他们也写。这个是不妥当的，要上当的。我们有我们的经验，中央同志讲话，好多大字报，我们都看过了，一看就知道，有的记录和原意根本不对头，不能靠那个。我们在这儿，在这一点上，我们可能对同志们有所帮助，我们能够比较准确的知道中央的意见，我们一定给同志们讲，但这个也要区别开，那一些是毛主席的意见，那一些是我们的意见，这还是要区别开。至于大家在整风里边学习，还是主要学习毛主席著作。我说有的同志要我讲的需要补充的问题，大概是这样一些问题，一个是有的同志要我讲讲形势，因为说是最近比较闭塞。这些马路新闻少了，街上大字报也少了。北京的同学又大部分回去了，消息不灵通了。我们现在形势究意好不好。我们说形势是大好的，我们看形势的时候，就应该遵照毛主席历来的教导，要看清什么是主流，什么是支流。因为现在当然还有一种逆流，逆流也是一种支流吧，我们要看全国的形势，看全世界的形势，世界形势现在第一个大形势就是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不只是决定今天的世界的形势，而且是决定全世界在今后多少年的形势，究竟向什么方向发展。那我们现在全国的文化大革命的形势，总的来看都是很好的，好不好，要看比较，我们可以和一年前比较一下，不要再和一年多了，因为昨天我们突然想到了，这个月的29号，再过三天，就是毛主席提出“打倒阎王解放小鬼“这个口号的一天，现在正是一周年，去年这个时候，主席到了上海（……）杨尚昆那时候住在上海，陆定一是三月八号还在上海，去年三月八号在这里，在我们上海的，彭真是二月在上海的，那时还是这些阎王飞来飞去很活跃的时候，是这么一个形势，全国那时在干什么呢？还是在贯彻执行彭真二月提纲，就是五人小组汇报提纲，一个修正主义的提纲，彭真的盖子还没有揭开，是这样一个形势。也就是去年的三月底，这个时候，毛主席就提出了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阎王，那时具体指的彭真，陆定一，小鬼是指的革命的青年，那时还是讲学校，文化界，因为那时文化大革命还是在准备阶段，是这样一个情况。那天主席所提出的任务，现在回过头来看，经过这一年，那天毛主席提出来要解散中宣部，中宣部已经解散了，陆定一的中宣部已经解散了，陶铸的中宣部已解散了，已经换了两个了。要解散北京市委还有个解散那个时候的文化小组，五人小组，这三个任务都解决了，只有一个现在还没有解决，就是要把国家机关精简，他给我们谈话，但是集中起来就是那么几句话：打倒阎王，解放小鬼，解散五人小组，解散中宣部，解散北京市委、精简机构。同志们想一想啊，这一年变化多大啊，不但是彭真、陆定一，这些人打倒了，再向下发展嘛，把刘、邓的问题也揭开了，文化大革命发展到今天，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发展到一月革命，开始了夺权，现在凡是夺了权的，而且经中央批准的，就是报上登的几个：上海、山西、贵州、黑龙江、山东，这都是中央已经批准了的，这些地方夺权以后的形势，虽然斗争很激烈，但都能够站得住了，山西的形势大概是这样；所有的专署地委级和市委级，比如大同市，阳泉市这些地方都夺下来了，县绝大部分夺下来了，还没有完全夺下来，贵州现在是这样，贵阳那里很好嘛，当然专署还没有完全夺下来，有些县没有夺下来，整个的形势有斗争，不要想没有斗争了，斗争都存在，但是形势都很好，别的地方也是这样，我们上海的形势同志们都看得到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力量在大发展，比一月革命的时候，我们的力量是强大了呢，还是减弱了呢？当然比一月革命的时候，上海的形势好得多了嘛，有一个同学写信给我，他到外地去，到另一个地方去，他说到了别的地方，那个地方还是没有夺权的地方，就感觉到在上海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天下，在这里过得挺舒服的，一天心情很愉快，到了另一个地方心情就感觉到不同了。我们希望我们上海永远是这样，一直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天下，每一个跟着毛主席走的人，在上海都能心情很舒畅，过得很愉快。当然我们愉快总有人不愉快嘛，你说上海一千万人都愉快啊，那就糟糕了，一定有人不愉快的。陈丕显现在愉快嘛？当然不愉快，曹荻秋也不能愉快。还有一些人，他们总是不舒服的，有舒服的人，如果他们愉快了，那我们大概今天这个会就开不成了，那就是说在座的如果你要坚持革命的话，那大概就要打成反革命。这是已经夺了权的，夺了权得到中央同意的，这些单位都是形势很好的，还有一些呢，是条件逐渐成熟，夺权的条件逐渐成熟，或者过去夺了权，夺得不太好，有各式各样的情况，或者还没有实行三结合，是单方面夺权，是一部分单位夺权，有的地方没有夺权，现在条件逐渐成熟了，同志们从报纸上可以看见北京的条件，那就逐渐成熟了嘛。北京大家可看到嘛，只要你把报纸仔细看一下，就可以看出来了，他们三结合的条件已经在报纸上可以看出来了，只是哪一天成立革命委员会了，因为革命领导干部的名单，后面已经有好几个了：吴德、刘建勋、高阳文、丁国珏，还有什么李清泉，市委书记处已经有五个人站出来了，因为他这个书记处跟上海书记处不一样，他是叫作北京新市委，北京新市委就是把彭真的市委推翻了，成立的新市委，新市委又犯了错误，是这样一个情况。他的军队的名单也已经有了，群众团体嘛。现在红代会了，工代会开了，贫下中农代表会也开了，主要的群众组织已经选派了代表参加市委革命委员会。所以他们的临时权力机构条件也比较成熟了。据我们知道天津的条件也比较成熟了，所以条件成熟的单位逐渐地增加，当然也有比较多的曲折的地方困难更大的地方，譬如我们最近的江浙两省现有条件都不成熟，所以全国发展是不平衡的，但是，大的方面来看都是好的，革命形势这样，生产的形势呢？也是好的，但我们比较担心的是究竟今年怎么样？我们现在看呢，全国的生产形势根据我们从各方面看到的材料总的方面很好，譬如最使得人担心的煤矿的产量下降，因为那一阵经济风刮得好多煤矿大批工人都不在井下，都上来了，上来了到处串联，那个煤炭生产就受了影响，从一月份开始下降二月份继续下降，那几天我们是相当担心，因为上海咱们这个地方又不出煤又不出铁，如果要是煤不来呀上海的威胁就大了。
从最近得到的材料都开始好转，三月下半月以后譬如说山西大同煤矿就同我们上海关系很大，因为他是全国最大煤矿之一！阳泉煤矿从夺权以后产量就回升了，所以一切问题还是革命问题还是政权问题，权不在无产阶级革命派手里，在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那你就没有办法，那个产量非要下降不可，这样一夺权，条件成熟了夺权生产就恢复，所以千万不要听那个话，好象生产下降是文化大革命搞的，恰恰相反，产量的下降证明必须搞文化大革命，是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搞的，这个责任落不到我们身上。我们上海的局面，谁要陈丕显、曹荻秋他们继续管下去呀，如果我们一月不发生夺权，那现在上海是什么样子？所以这个经济形势开始好转这是和革命形势的发展直接联系着的，这是主流方面。我们看到主流是这一方面，但是有逆流，有支流，支流就是说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内部有问题，随着斗争的发展，这个小团体主义，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这些东西发展，但这一个也是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支流，这也不是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主流，谁如果夸大了这一方面的情况来整我们，那就证明他立场错了。主流方面还是好的，这是讲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另外一方面我们的对立面资产阶级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他们呢？他们当然是不甘心下台的，同志们大概注意到了为什么周恩来同志在北京职工代表会议讲话里提出了那么几个绝对不许呢？周恩来同志说阶级斗争还在十分尖锐复杂的情况下进行着，我们希望亲爱的职工同志们一定要提高革命的警惕，要实行革命的大联合，坚持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坚决打退资本主义反革命的复辟逆流，下面就讲了四个绝不许，绝不许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复辟，绝不许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扑，绝不许四清运动中那些下了台的分子反攻倒算，绝不许地、富、反、坏、右和其他剥削阶级的反动分子乱说乱动，我们要坚决地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周恩来同志的讲话当然是有根据的，因为确实斗争还是非常激烈、非常尖锐，因为这一场斗争是生死斗争，这究竟是无产阶级在中国胜利，还是资产阶级在中国胜利？究竟是社会主义道路胜利，还是资本主义道路胜利？究竟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还是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胜利？这是关系着中国的命运、关系世界命运的问题，两个阶级都是下了决心的，我们下了决心，以毛主席为代表，代表我们全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代表全国的革命的群众下了这个决心，一定要把这一仗打胜，一定要战胜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呢？他们难道说甘心失败吗？甘心退出历史舞台吗？当然也不是，不会，决不会！刘邓没有死心，象陶铸那样的人也没有死心，那也还有群众面前没有充分暴露的人，因为资产阶级他总要找出代表人物，他们会起来搞复辟搞反扑，他们不投降，那么就用各种办法来搞复辟搞反扑，就是说有的地方打算利用大联合还可以搞复辟么，在大联合中间把领导权拿过去，名义上还在无产阶级革命派或者是造反派，实际上变了。没有经过批判斗争，没有经过检讨，群众也根本没通过，那里或者全同群众接受，这里要有一个三结合，这当然是少数的，也有的地方，利用无产阶级革命派整风，或者利用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工作里面犯了错误，就大整，抓人抓得很多，随便地宣布一个组织是反革命，这实际上是搞了白色恐怖，这样的情况下边，是姚文元同志刚才讲的话，要我们时刻警惕，是需要警惕，因为上海的形势特别好，我们就应该警惕。
我们要关心国家大事，刚才姚文元同志讲了，不要只是关心一个小团体，也不要关心一个厂，要关心我们全市的工作，我们要关心整个国家的命运。我们应该有这个决心看到上海的革命派肩上的担子很重，上海的同志我们对全国人民对党中央对毛主席我们是有义务的，不能推卸的义务，一定要把上海搞好，我们现在的局面决不允许什么人来破坏，一定这个地方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天下，什么反扑什么复辟在这个地方不能得逞。不但是这样，我们也可以下这样的决心，现在当然中央已经通知了停止大串联，各地方夺权嘛，我们也相信各个地方的革命派他们虽然遇到了困难，我们相信他们有力量能够转变这种局面，如果需要的话，我们上海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经过整风更加强大了，只要党中央毛主席要我们支持那个地方，我们立刻可以去。当然现在没有这个要求，要有这样的决心，要把上海搞好，我们一月革命搞得早么！而且毛主席给了我们那样多的支持，我们还不应该搞好！全国的产业工人，数量最大的最集中的是在上海，我们上海的工人阶级难道不能够担负起这样的责任来吗？应该和可以的，我们过去做的工作有成绩，现在我们应该做得更有成绩，现在全国的革命和生产形势都是好的，但是有逆流，有人在那里想复辟，这也是我们预料中的事，你要革命，革命就有反革命，你要夺权就有反夺权，这才合乎辩证法，这没有什么奇怪，包括在上海我们都欢迎有些人出来要夺权 就夺权，要打倒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你就打倒好了！有些赤卫队的头头，改头换面搞组织，我说你有胆量最好是不要改头换面，你把旗子拿出来，戴着袖章出来。（鼓掌）我们进行光明磊落的正义斗争。你把你的胆量拿出来，到全市人民面前辩论，电视台可以让你发表电视演说。（鼓掌）陈丕显不是也是讲话了，为什么不可以给你：可以！我们相信上海的革命群众，会懂得如何答复你们的。我们上海一月革命以来，工作太顺利了！曲折太少了，这个不过瘾。（鼓掌）你们如果出来给大家一个机会，让我们战士多打几仗，使得我们锻炼得更强一点，我们非常感谢（鼓掌）。曲折只能锻炼我们，有复辟活动只能使得我们反对复辟的斗争搞得更彻底。使上海的革命更彻底，使得上海的资产阶级消灭得更干净一些！（鼓掌）这就是形势。
再讲一个问题，就是刚才姚文元同志讲了，坚持革命的大方向，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发表一点意见，同时答复几个问题。
我们的任务很重的，我们不仅要对上海人民应当担负责任，我们要对全国人民全世界人民担负责任。不管担子多么重，我们决心下了一定要担负起来。那么靠什么呢？靠群众，靠上海的几百万革命群众，进一步组织起来，实行大联合，我们由于有一小部分同志，好同志，但是这一个时期，的确里边风头主义，小团体主义，资产阶级思想多了，眼界就狭窄了，看不到我们的任务是多么重，看不到我们对全国全世界的责任，看不到我们还有敌人，有人还要搞复辟，不想这些事了，而结果死想着自己的小团体，那就忘记了我们今天的任务这么重我们靠什么人呢？我们的革命队伍究竟是多一点好呢，还是少一点好呢？参加革命的人多一点好呢，还是少一点好呢？我们究竟是要组织一个浩浩荡荡的大军，还是就这么几个小团体，这些事情想没想到？因为想的这些东西少了，有时候而不是讲任何时候，有的时候在处理有些问题的时候就迷失了方向，就不去担心大方向，有认为大方向搞错了，那个事情就是一个好同志也苦恼得很！我们现在还不是讲那些坏人，这样迷失了方向实在是非常痛苦的事，一切都颠倒了，方向一搞错，一切事情就颠倒了。我这个坐火车到北京，几十年前第一次到北京就迷失了方向，一到浦口我的方向全部错了，明明要上海到北京去，一过浦口铁路向北走吗！我总觉得向南走，从北京回来的时候，一到天津我就迷失方向，就东西颠倒过来了，南北全部错了，心里知道那里南那里北，你的感觉就不对！这都颠倒了，东西南北都弄错了，这不是坐火车，不管你迷失方向不迷失方向车子总把你带回上海来，革命就不是这样了，同志，革命坐在车子上，那个车子要转变的，要摔下来的，而且会把自己的同志当敌人打，把敌人当同志看。把资产阶级思想当作无产阶级思想。把无产阶级思想当作资产阶级思想，那就是否全弄颠倒，那就糟糕了，刚才听了念了几个信，都是宣传停止内战的，这个单位实在是内战就是不停，而双方争论得有的看不出来，原则分歧有那里，有的互相把对方打成“反革命”，你是反革命，发传单，另外一个组织他是反革命，那里有那么多的反革命。反革命总是有很少的人，还有大批的。这是个老保，那个是老保，这个是保皇组织，那是保皇组织，那有那么多保皇的。革命的群众总是多数嘛！当然觉悟有不同，有的在这个问题上有错误，有的是在那个问题上有错误，有的单位那个地方开会是难开的，我们了解过，因为什么呢？一批是保皇派不能发言，另外一批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又不能发言，还有新的炮打中央文革的人，这样一个学校里边都没有正确的了。那么你保过皇也好，执行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也好，你炮打中央文革也好，这里边总有区别嘛！有一个程度。性质严重不严重，程度深还是浅，还有一个人家改了没有，是头头还是一般群众，头头改了没有。对犯严重错误的人、领导干部，我们都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为什么一般的工人同志，一般的学生就不应该采取这个方针呢？如果说有责任的话，领导干部最最大嘛！因为领导干部，他领导的嘛！全国的责任是刘、邓，上海主要负责的是陈、曹。真正把大方向纠正过来。对于革命群众内部的问题，当然革命群众里边有坏人，而且常常是发生在武斗事件上。如果同志们出去看一看，这个地方不说 十个有十个，总有七、八个是有坏人挑动。我们革命委员会从成立以来，没有挑动群众斗群众，我们没有挑动过武斗。什么人在挑动呢？在工人与工人之间非要武斗不行，工人同志能接受这个意见吗，总是有人在挑动的，有人利用的。看来想搞他自己小团体的利益，有人想达到他自己的个人的某种目地。象头几天，心里气愤，突然间到中国福利会去，那里的群众告诉他说，这里是外国同志住的，不让人进去。偏偏要进去，到那里把人家钥匙拿走，把抽屉打开究竟是干什么？不对。这我不相信是革命群众。在那里要搞辩论，这里有鬼。所以，什么武斗、内战、里面有很多问题，需要我们分析。当然也有两方面都是小团体主义，两方面都有错误的观点而武斗了。那我们也希望不要武斗。说过多少次不要砸，你砸他干什么呢？电话机是国家财产，它可以为无产阶级服务，也可以为资产阶级服务。通道说陈丕显用过的电话机，我们就不能再用了？我们可以用，为什么不可以用？把它砸了有什么好处？好，造反派有理，就把它砸了，这究竟谁吃亏呢？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吃亏。电话机、广播电台、凳子，什么都砸掉，你砸掉了，把房屋统统烧掉了，烧得光光的，资产阶级还是照样要复辟，他再盖一个比你的还漂亮，不触及灵魂，不作政治斗争，用这种方法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我们各个革命派之间的问题只能够协商解决。就是对反革命组织都应该是用正当的方法来进行斗争。因为政权在我们手里，你砸也砸不掉，解决不了问题。若不解决大方向的问题，不用毛泽东思想来统一我们的思想，那我们就不可能联合起来，也不可能搞三结合；而没有大联合、三结合，我们的政权是巩固不了的。
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夺权与反夺权的斗争，那就是看我们双方──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究竟谁把群众争取到自己这一边来。如果我们根据毛主席的思想，把尽可能多的人团结在自己周围，那资产阶级就不可能复辟。如果我们不团结，而是排斥，那当然我们这边是不利的。搞三结合也是这样，如果我们三结合搞得好，我们革命的力量就组织得更加好了，就能发挥无穷的力量。不搞三结合，不搞革命的三结合，那我们的工作是有困难。当然了，有的干部翘尾巴说：“你看，搞来搞去还是对我结合吧！”我在这里帮助他，你如果是好同志，就不该说这种话；你如果是一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就请你走开，不要你（鼓掌：呼口号）。我们要的是革命的三结合。我们执行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干部政策，有原则的，凡是愿意革命的，我们都应想一切办法帮助他们。但是你说你在那里还要摆个架子，好象离开你不行啦，放心吧！离开你我们照样革命的，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我知道有些人没有什么本事，他也不会开火车，不会开轮船，坐汽车还要别人开，有什么了不起（鼓掌）！但是我们这个话是要说给那里那些在那儿摆架子的人听的。另外一方面，我们的同志一定要懂得，我们对于所有的要革命的同志我们都要想一切办法尽最大的耐心去帮助他们。因为他们现在，根据我接触的情况来看，有些同志经过半年的斗争，而搞的有些昏头转向了，不知道怎么办，有些同志不知道怎么办。过去有些人谈话还满好的呢！过去谈话还蛮好的，还能谈，现在我看到有些同志，我就觉得有些同志变得木头了，什么意思也说不清楚了。他该检查，不知道怎么检讨了。我这里讲的是一些好同志，他们不是反对主席的方针，也不是摆架子，更不是反攻倒算，不是，而是不知道怎么办，而再加上我们一些同志对这些人总是不放心，就不敢去和他们谈话，就不敢下定决心，去和这个人结合。因此，只好去找一些错误还不大，办事也不大能办的人。那样的人，当然罗！对任何人都要给予出路，给以适当的工作，可是他来三结合，还是不能解决咱们的问题。老实说，如果一个人犯了错误，他真的肯改，真的认识了自己的错误，这样的人，我看三结合可能比没有犯过错误的人还好一点，为什么？他有经验。他对群众路线、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比我理解得还深刻，因为他自己有实践经验。在这个条件下他把别人打成反革命，在这个学校里面，这个学校怎么整的，如果他真正决心改，他以后就不能这样干，这个同志可能变成很好的同志。所以不要把这些人看死了，我们还是要想办法帮助他们，这个不叫资产阶级复辟，这个不叫复辟。那种匆匆忙忙，也不要检讨，连承认错误都没有，就把他和上来了，那个有点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复辟的味道，那个要警惕，要看我们现在这个搞法，我们搞得相当细致了，象陈琳瑚同志，王少庸同志，他们先先后后开了多少次会，面对面地同陈、曹进行斗争的啊！而且不是在一个小房间里吵架，而是在电视广播里面，在全市人民面前表示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划清界限。这样的同志，我们就应该信任他们。有一种思想很糟糕，他们误解，以为“三结合”这三个原则……（录音坏了）那到不见得。比如说他原来是当局长的，三结合的时候是不是一定要当局长，那就要看了。如果他确实原来的错误不很严重，检查得又好，他的能力和各方面都是恰当的，那当然也可以。有的就不一定，可以先做些思想工作。现在听说有的单位所以没有三结合，就是因为这个问题没有解决。那么我们就建议是不是过渡一下，他们不一定马上就恢复原来的工作，将来谁作第一把手，那再看嘛！不要把事情搞得那么死。要对干部不是一个办法处理，在这当中，有的是要罢官的，但是还有个别的极坏的甚至还要抓起来的，那不是一般的罢官；还有那些留在原来的单位上，用刚才那个说法就是要搬回原处了；有的要调动一下，现在不一定要调动，将来可以调动。比如说有一个县委书记在这个县里当县委书记，困难了，就是检查的好也有一些困难。双方都有一些困难，群众对他也有一点难办了，这样的人还是个革命同志，不过调到另外一个县还可以。有这样的事，革命嘛，在哪儿都一样革命，可以调动一下。有的需要提拔，有的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很好，需要提拔。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处理。并不是三结合就是按照原来那个班子，恢复原状，那不行。我们现在仅仅是这一点结构，我们现在主张不要大动，动多了不好，等到将来再动，等到斗、批、改的时候再动，这一段已经走了一些弯路，机构变来变去，结果秩序越来越乱。我们意见现在各个局，局的机构最好能够早一点实现三结合，把这个机器开动起来，使局、公司、厂这个指挥线不断。有个同志问，现在有这样的情况怎么办？厂里三结合了，但是公司没有三结合，局也没有三结合，市革命委员会不是有个规定吗？说要经过批准。我们说这样好不好，如果一个车间先三结合了，你就先干着嘛，只要群众批准了，这个事就不大，就怕我们批准了，群众不批准。群众只要批准了，我们革命委员会意见就不会多了。如果是厂里没有三结合，局也没有公司先三结合了，那怎么办？我们说你们也可以先工作起来，如果说你不批准我们没法工作，我看这话靠不住，你这三结合群众路线不够，群众路线够了，群众为什么不批准呢？群众批准了，你们可以工作啦。所以不要等 ，不管是厂也好，公司也好，局也好，县也好，包括区以下都是这样，能够大联合自己搞起来就搞，三结合能搞起来就好，不一定要等他批，但是我们还保留一个批准权。为什么要保留一个批准权呢？我们不是为了妨碍群众运动，不是为了把革命同志的手脚都捆起来，不是的，同志们，我们是为了防止假夺权。（口号）我们规定了这一条是为了防止假夺权。你们那个地方人家搞了个假的，群众没办法，推翻不了他，他如果势力很大，我们市革命委员会就掌握了一个否决权，到那个时候不承认，自上而下地支持群众。我们是为了这个，所以现在大家可以放手去工作，不要受到什么约束。凡是革命的行动都会得到党的支持，应该相信这一点。相反的，我们现在希望全市的同志们要发挥首创精神，不要照抄照搬。现在搞大联合、三结合都是照抄照搬，这个不好，因为各工厂、各单位情况不一样，不要抄那些，不要什么都照抄照搬嘛！连开个大会都照抄照搬。因为市里开会，人民公社成立的时候，发了个宣言，发了个第一号通令，还有一个给毛主席的致敬电，川沙成立县革命委员会也是照样告全县人民书，第一号通令，给毛主席的致敬电，都是一样。后来我们到黄浦去开会，拿文件审查，一看也是这三项。后来我们给黄浦区的同志建议，你们革命一下好不好，不要什么一号通令，因为根据我们的经验，上海市人民公社，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只发了个一号通令，二号通令也没有，你何必学那个形式。所以不要学那个形式，因为各个单位的情况不一样嘛！下一次你只要一个通告就可以，不要通告也可以，发个通知也可以，按你们的实际情况办事，也不要说因为黄浦区是某一个人做第一把手，我这里也照样找一个那个条件都不一样（似应为“都一样”──编者），你看人家是副局长也来三结合，我这里就不敢找个正局长。那怎么行呢？各个单位要很好地发挥创造性，来考虑自己的问题。我在这里顺便提两个问题让同志们考虑。现在我们手边的材料很少，到处问到底有没有一些单位不需要夺权，到底有没有？现在不需要你们回答，请你们回去想一想。现在好象是到处都要夺权，而实际上上海革命委员会那一个决议草案里写的是，要各个革命组织讨论一下，究竟哪些单位需要夺权。文章里还是讲吗？凡是需要夺权的地方如何如何。如果那个地方当权的同志或者多数同志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不是一定要夺权啊！我看就不需要。不夺权是不是也要发动群众啊？需要建立一些监督领导的机构，那倒需要。用什么形式，去发展创造。这是一个问题，请同志们考虑的。还有一个问题，现在各个部委、各个局、各个县、各个区、各个工厂、各个学校，等等这些单位，究竟有没有第一把手不需要打倒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市里开了一个电视大会，彻底清算陈丕显、曹荻秋的罪行。现在各个单位都在照搬。一个局就把局长和党委书记两个人狠斗一下，象这样，一个单位是不是都是打两个？那就恐怕不适当了吧？刚才姚文元同志讲话中念了几段话，我们对任何事情都要采取分析的态度，要分析你们那里的情况。也可能你们那个地方第一把手是好的，第二把手是坏的，也可能第一，第二把手都是好的，第三把手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可能是相反，第三把手是好的，第一把手最坏。情况怎么会是一样呢？要分析。（录音脱落）搞革命要有勇气。如果他确实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要有这个勇气不是啊呀，我说了，会不会被说成是保皇派（录音脱落）。
第三个问题，我们也不必那么匆忙。各个大学、中学的红卫兵能够多数的学校已经能够统一了，他们选出代表来开全市的红卫兵代表大会。如果中学先联合起来了，那中学先开也可以，不必定得那么死，大学的红卫兵如果先联合起来了，也可以，将来再开始全市性的嘛！如果时间差不多，那就等一等，开全市性的红卫兵代表大会，来选举全市的领导机构，这样比较合适。在这种情形之下，现有的第一级机构，有的已经宣布撤销了，我们觉得也可以。有些机构自己觉得还是保留好，我们也不勉强他们撤销，因为有关群众团体的事，我们不好作决定。最近大家看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决议草案吗？他们为什么说那段话呢？我是说过的（录音不清）。
还有一些组织，你要搞大联合，你的上级不答应，怎么办？我就在这个地方对工交系统的工人讲过，不理他，自己干。我说过这个话，因为不能妨碍群众的革命行动嘛！我们不管做那一级的领导工作，同志们要记得，永远跟革命群众站 在一起，不要站在对立面，要同革命的群众一块前进！群众总是要前进，人类总是要前进，而我们呢？也是要不保守。所以毛主席讲，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群众当然是要起来革命的，什么样的理由也不能压制群众。现在这个问题的分歧不太大了，不过我们还是要说。如果还有人要压制，那你就自己革命嘛！革命不要人批准，从来不要人批准。本来二司成立，根本用不着曹荻秋批准。要他批准干什么？不应该叫他批准。只要是革命，就不要人家批准，可以造 反，大家可以发挥创造性。从各个方面来看到新的形势，这是大联合的一些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讲讲生产。这个问题没有多少话好说，因为现在关键问题还是革命。抓革命，促生产，革命里面大联合，三结合问题，大联合，三结合 不解决，我们生产上不去，现在已经妨碍生产。好多单位就是在那里打内战，把生产打糟了。有些科研单位还说什么中共中央的信不适用科研单位。我不晓得你算哪 一派。你算是革命职工，革命干部，总有你的份吧！科研单位据说还没有坚持工作时间，一天到晚还在那里辩来辩去，把工作完全抛掉了。有的科研部门几个月没有干工作了，这是不适当的。同志们，你们要知道，我们希望我们国家科研发展得快一点，我们现在是同美帝国主义在那里争，争时间，抢速度，看我们能不能把它压倒（录音断）。
在业余时间闹革命，这是中央的方针。如果坚持不改，屡教不改，那怎么办？那就不应该再发工资嘛，这是天经地义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不劳动者不得食。你不劳动，为什么拿工资啊，现在崇明农场还是宝山的一些农场，还有一批人在市内逛，不回去。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就是要在市里分配工作，我今天再重复一次，上次我讲过，你死了心吗！你不回那里去，市里决不会分配工作的。
还有现在短途运行非常紧张，海港很多仓库的运载量都很大，有些运不出来，船上的东西运不下来。为什么，因为车子不够。车子到那里去了呢？今天到会的同志去想一想吧！我们占用的非生产的车子太多了，有些单位，凡是从生产单位要来的，统统退回原单位，为生产服务。有些不应该坐小汽车或吉普车的，好多机构都有车子。我们建议大家把车子送回去。你从那里来的，送到那里去。我们也建议公安局交通处把全市的汽车牌照都检查一次，重新搞。在街上如果发现了不是属于你们单位的车子，一律扣留。这样，对我们生产有好处，对我们革命的同志有好处。
还有一个问题，军队的同志现在参加地方的文化大革命，作出了很好的成绩，现在根据的指示，（脱落）我们解放军同志到各个单位，希望各个单位的革命同志们表示欢迎，第二要向解放军学习，这是向解放军学习的很好的机会；同时也要把本单位的情况如实地向解放军讲，不要隐瞒，不要歪曲，也不要夸大。但是，应该说上海单位太多了，工厂有八千个单位。学生是二百万。把我们警备部队和野战军统统分掉也分不过来，因为你一个地方不能去一个人，我们跟三军的同志商量，也跟南京地区的同志商量，先只能够来参加要害部门，最紧急的部门，比如交通部门，运输部门，这是关系到全市的，其余的地方就看了，不可能都去，所以上海的同志还是以自力更生为主，包括军训。军事训练也不能等着解放军来再军训，而且解放军也只能帮助你们一个短时间，不能老住在你们那里，所以基本上说以自力更生为主。你那里总还有民兵，基本民兵嘛，还有复员军人嘛！自己为什么不能搞军训呀！可以搞的。而且军训和政治训练配合作用，所以我们希望同志们去发挥创造性，自力更生，自己来想办法来帮助大家。（口号）今天到会的军队同志，我也是穿军装的，我想给军队的同志来说几句话，因为军队的同志有的在上海住了很久，有的不是，有的虽然在上海住了，但是现在与要到 的大单位并不熟悉，同时军队……（此处录音脱落约十分钟）领导之下，或者他们自发的，怎么不管他了，反正是斗了他们。斗了他们嘛，后来就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结果这些青年都变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了。好，那么那一批牛鬼蛇神或是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就自己站出说自己解放自己。我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把那批青年同志关进牛棚。我说就是不正常的现象，这究竟是一个什么问题，我希望文艺界的同志们你们自己想一想。我建议把牛棚撤消，不要搞牛棚，让那些青年出来说话，让他们有错误自己检讨，关在那里有什么用处呢？关在牛棚里他又不变成牛，还是个人，他们的思想问题根本解决不了，而且可能把好人关在里面。我建议文艺界的同志，如果对别的单位有牛棚，我赞成你们不要搞牛棚，不要关起来，有道理辩论嘛！我们跟陈丕显、曹荻秋辩就辩嘛，有什么好怕？真理在我们手里，不要用这种办法。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党的问题，我上一次传达，24号传达的时候讲过，毛主席说过，我们总要有一个党，现在这样的状况只是一种暂时的，没有党是不行的，各个革命造反派组织怎么能代替党？！革命委员会也不能代替党。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党，没有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毛泽东思想的党，我们的革命是没有法前进的。有些人说现在不要党了，看到党员就骂。我说，这种人至少感情上有点问题，有的就说：“你们这个党就是刘邓的党”那里是？我们党中央的主席是毛主席嘛，我们没有一个党是不行的。关于青年团的问题究竟怎么解决中央没有最后决定。讨论过，无非是几种想法：一种是保留青年团，一种是用红卫兵改造青年团，一种是用红卫兵代表青年团。究竟用哪一个方针中央没有定。当然，现在的团员还是团员，现在的党员还是党员，那些群众大会上开除党籍一律无效，群众大会怎么能开除共产党的党籍啊？有的强迫叫某一个组织把某一个党员开除啦，那当然无效，有的非党员接管党支部，而且封自己是支部书记，这当然是无效的。有的新发展了非党员自己封自己是党员，又发展新党员了，这个当然都不能承认的，我们认为上海市委是垮了，它的权革命委员会夺了，新的市委还没有建立，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向中央请示过，问过毛主席，这种情况之下，党的问题怎么办？毛主席的意见这个问题先放一放，因为你们现在抽不出手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今天就是把这个问题向同志们说一下，同时我们想说：希望所有党员，不要忘记是一个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在任何时候都应该不愧于我们这个称号，就是我们一个人，也应该按照共产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已经参加革命造反派组织的共产党员应该在里面起模范作用。用这样一种标准要求自己，那末等到党中央对这个问题有了明确指示以后我们再详细地讨论这个事情，现在只能这样说：应该做模范，应该象一个共产党员的样子，象一个共青团员的样子来工作。我们相信绝大多数的党员同志和团员同志，你们是不会忘记自己是党员是团员的。如果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错误，那就快点改，如同我们对别的人一样，还是有错误就改，也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最后，我想说几句这样的话，就是我们上海（脱）……成为执行党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的模范，成为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作斗争的模范，成为实现革命大联合的模范，成为反对小团体主义，反对无政府主义，反对宗派主义，反对经济主义，反对自私自利的模范。我觉得这个话对我们上海所有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所有的革命群众，所有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所有的红卫兵，所有的解放军的战士，指战员，所有的干部，都是非常适合的，我们应该尽一切的努力来成为这样的模范，使我们上海不辜负毛主席和党中央对我们的期望，不辜负全国人民对我们的期望，使得上海成为无产阶级最强大的堡垒，成为资产阶级没有容身之地的最好的城市，是我们毛主席的城市，是中国共产党的城市，是我们全国的模范。
我今天就讲这些，完了。
刊载于《中央首长讲话》（3），北京玻璃总厂红卫兵联络站编，1967年4月。
来源：刊载于《中央首长讲话》（3），北京玻璃总厂红卫兵联络站编，1967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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