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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春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日期:1967-4-14 作者:张春桥

张春桥

〖时间:下午〗

我汇报一下上海的情况。

上海的形势比较好。革命群众的情绪很高,群众的心情比较舒畅。出现这样一个局面,我们看,主要是靠两条:一条是靠毛主席,再一条是靠群众。

毛主席对上海的工作,是非常非常关心的。在每一个关键时刻,毛主席都有指示。上海革命群众每一个新的创造,每一个新的倡议,都是首先得到毛主席的支持。《文汇报》的夺权,上海各革命造反派发表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都是毛主席首先支持的。上海体育学院东方红战斗队写的那篇《我们鲁迅兵团向何处去?》,也是毛主席先发现的,好多我们在上海还没有注意的事情,还没有抓到的事情,毛主席就抓到了。

毛主席说:我们这一场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对这样一句话,我们反复的思索过,它包括的内容很丰富。这场大革命收获这么大,代价那么小,重要的条件就是,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在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

有人说我们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只是讲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我觉得,这只能是证明在他们的心目中,根本不把毛主席的领导算作党的领导,不把党中央的决议算作党的领导。十六条明确规定了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路线,难道这也不算是党的领导?他们既不懂得革命,也不懂得群众,更不懂得我们这场革命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面的革命。

靠毛主席的领导,党的领导,上海的群众发动起来了。当然,还是不平衡的。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也不少。我们的临时最高权力机关,曾经命名为“上海人民公社”,就是一条影响大的错误。这是群众提出来的,我们同意了。毛主席发现以后,要我们重新考虑,建议把名字改一下,改为革命委员会。在这个过程中,毛主席对人民群众,对干部在革命过程中犯的错误,所采取的处理方法,深深地教育了我们。主席明确地指出这个名称不妥当,又考虑到上海革命群众的热情,考虑用什么样的方式解决好。主席反复教育我们,又要改变名称,又要不伤害群众的热情。由于毛主席的威望高,同时主席讲的理由非常充分,非常有说服力,我们回到上海很顺利地解决了。群众不但没有波动,而且情绪很高,说毛主席对这件事情这样关心,对群众的热情这样爱护,非常感动。

如何对待群众运动,这本来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问题。毛主席多次提出,多次教导我们的也是如何对待群众问题。我想举几件事来说明这个问题。

一件是对安亭事件的处理。

在上海一谈到工人运动,就会谈到安亭事件,去年十一月初,革命工人起来成立革命组织,上海市委不批准,两千多工人就上火车到北京告状,开车不久,铁道部命令,把他们甩在安亭、苏州、南京几个车站上,人数最多的在安亭,工人把这件事叫安亭事件。工人不干,造成上海、南京一线火车全部停开。

对待这件事,实际上有两条方针、两条路线。一条是镇压,一条是支持。

主张压下去的,代表人物就是陶铸和上海的陈丕显、曹荻秋。十一月十一日,我去安亭处理这件事,陶铸给的方针,就是把工人赶回上海,对他们的组织,不支持,不承认。我赶到安亭,同工人代表谈话,劝他们回上海,理由无非是生产要紧啦!铁路不能断啦!等等。这些大道理当然是正确的。但是,没有用。我就平心静气的听,听他讲,究竟是怎么回事。天亮以前,接着开群众大会,一直开到下午四点,干了十六个钟头,工人才答应回上海。

从这个谈判中,我才了解到。工厂里面好多工人被打成“反革命”,来的人大部分是被打成“反革命”的。他们为了造市委的反,就组织了一个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开成立大会请市委参加,市委不参加,开完了大会,要求市委接见一下他们的主席团也不接见。实在无可奈何了,才上火车到北京告状。而上火车之后,又把他们甩在这个小车站上,已经三天三夜了,市委一个人都不来。工人越来越愤怒。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按着陶铸那个方针做,工人根本不会回上海。要赶回去就要镇压。这一批人,已经被打成“反革命”,再加上这次“破坏了交通”,实行白色恐怖,实行镇压,不是理由很“充足”吗?是工人群众教育了我,是毛主席的教导支持了我,使我在重要关头没有犯大错误。我答应认真负责地解决他们的问题,才说服了他们回上海。十三日回到上海,同他们的代表继续谈。把情况弄清楚了,交通事故是现象,是结果,工人起来闹革命才是本质,才是根源。决定承认他们的组织是革命的组织,合法的组织,只是劝他们,火车中断是不好的,以后不要采取这种手段,没有过多的责备他们。这样处理,市委坚决反对,说我没有坚持原则。曹荻秋气势汹汹地给陶铸打电话,陶铸立刻支持他,我也给陈伯达同志打电话,请中央指示。陈丕显有了陶铸的支持,也气势汹汹的给陈伯达同志打电话,提出质问,为什么这样做?说中央不是规定工厂里头不成立造反组织,也不成立全市性的造反组织,为什么现在又承认了?你们给张春桥多大的权力?非常凶,接连问了好几个为什么?

陶、陈、曹等等,对学生运动是镇压的,对工人运动又是镇压。他们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无法理解:工人运动要起来,这是不可避免的。光是学生运动起来,没有工人运动起来,没有农民运动起来,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是不可能的。这是过去历次革命运动的规律。陶和陈、曹的方针当然没有得到中央的支持。中央文革、中央常委,最后向毛主席汇报,毛主席支持了上海的工人群众。

昨天看到一个材料,有一位副司令员同志,在当地谈话,破口大骂革命派,说革命派连土匪都不如。说:“不管你有几万、几十万,我一个命令就叫你完蛋。”我劝这位同志注意,在我们处理安亭事件的时候,工人革命造反派连几万人也没有,只有几千人,要镇压是可以镇压下去的。但是工人还会起来,把压他们的人打倒。我们决不能因为我们手里有权,就能压服群众。相反,我们共产党员,只能执行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支持革命群众的行动。今天上海的局面所以比较稳定,安亭事件处理得比较妥当,有很大的关系。现在,从安亭等地回去的这批人,已经成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派的主要骨干,主要领导人,就是这批人把上海的百万工人组织起来了。

市委依靠的是保守派。在他们支持下成立了“工人赤卫队”。因为是官办的,一个晚上就做了三十万个袖章。很多党团员参加进去了。到十二月中旬,工人造反派有五十万,“工人赤卫队”也有五十万,势均力敌。但是,经过几次大的较量,到今年一月初,“赤卫队”就垮台了。工人造反派成了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

上海的学生起来了,工人起来了,机关干部也起来了,农民也开始起来了,他们在革命的斗争中,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十二月二十五日,毛主席谈到这个形势时就讲:“上海很有希望” 。果然没有几天“一月革命”的风暴起来了。

全市的夺权,我们在精神上并没有准备。我和姚文元同志一月四日到上海的时候,是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调查员这样的身份去的。不管同工人说话也好,同学生谈话也好,别的什么话也谈不进去,就是谈市委的经济主义风刮得很凶。“赤卫队”的头头吵着要停电、停水、停交通,给造反派压力很大。这些情况我们来以前知道一些,但是百闻不如一见。火车站搞得很彻底啊!整个火车站没有人管了,车没有人开,连售票员、检票员都没有了。港口从每天装卸量十万吨下降到三万五千吨。外国轮船从平常停泊二十几艘,拥挤到一百二十几艘。有一些国家故意侮辱我们,把船上的中国国旗倒挂起来。工人也好,学生也好,谈起这些事情来,就非常愤怒,但是不知怎么办。这时市委已经完全瘫痪了,没有人管了。当时,我们就同车站、码头、水厂、电厂,还有其他的一些要害部门,例如电报局、邮政局、电话局等部门工人革命造反派的负责人一块商量,究竟该怎么办?最突出的问题是,造反派工人坚守岗位,有的已经两三天没有下班,实在支持不住了。而革命造反派的组织,发展很不平衡。有的单位包括一些要害部门,革命造反派很少,我们就商定重新调动队伍,把工人、学生调到要害部门去。象火车站,就是由铁路的革命造反派,再加同济大学六百多学生,把车站管起来了。码头也是这样,从各方面把革命造反派的队伍调到码头上去,把大、中学的学生动员到码头上去做装卸工。开始有些人担心,究竟能不能搞好?我们就鼓励他们,大胆地把责任担负起来。火车从来是你们开的,铁路局长找不到了,那有什么办法,我们自己管。

上海的工人阶级表现得非常好,学生表现得非常好,有力量、有智慧。我们作的工作很少,只是开开座谈会,给他们出一点主意。比如象《告上海全市人民书》、《紧急通告》这样的文件,完全是工人、学生自己起草的,我们一个字都没有给他们改。他们很快地把文化大革命的命运,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当中央的贺电来了以后,“一月革命”的说法才出来了。

“一月革命”的夺权,开头是这样。后来各个工厂、机关、学校都夺了,有一些夺得不好,多数还是夺得好的。不过,那时候我们头脑里还没有“三结合”,主要是靠革命的大联合。如果回过头来看,那缺点多得很。最近,有的同志到上海去看了一下,说码头上还有这个那个问题没有解决,甚至责备工人们管得不好。我们向这些同志解释,你要看到这些工人是在什么情况下上马的。铁路局整个瘫痪了,就是九个工人组织了一个指挥部,抓起来的。他们本领够大的了。就这么九个普通工人,召集了上海、南京、蚌埠、南昌、杭州等全线的造反派代表会议,发动群众,把整个铁路线的秩序建立起来了。当然,你说这九个工人的水平有那么高,也不见得,毛病也不少。特别是当了权以后,私心杂念也多了,但他们的功勋是不能抹杀的。应当受到谴责的是市委的陈丕显、曹荻秋,是那些局长、党委书记,他们放弃了自己的职责,造成了这样大的损失。我们应当看大方向,看主流。

在上海,革命组织犯错误的也不少。就在上海革命委员会成立的前夕,一月中旬,上海有个最大的红卫兵组织,叫“红革会”(即红卫兵上海革命委员会)。突然发动了对我和姚文元同志的攻击。他们提出了所谓“摘桃子”问题,他们不是从这个阶级摘桃子,还是那个阶级摘桃子,这个政权究竟属于那个阶级方面提出问题,而是从个人,从小团体方面提出问题。二十二日同各个革命组织负责人商量,请他们提出新市委、市人委的名单,第二天,街上就出现标语,反对成立上海市委,并指名攻击我是陶铸、王任重式的两面派,是来摘桃子的。当时,我们商量过,让他们闹吧,不要管他。因为工人不支持他们,许多学生组织也不支持他们。闹了几天,越来越不象话。我和姚文元同志还是去参加他们的会,受了六个小时的围攻,我们还是耐心地劝他们以大局为重,团结对敌。他们不听,还要开“打倒张春桥”的群众大会。中央文革小组才决定发个电报批评他们。发这个电报以前,我们还反复地考虑了两天发不发?批评了他们以后,多数人接受了,少数人不接受,又闹了几天。在这个过程中,很多工人、学生组织要把“红革会”的头头抓起来,我们劝阻了,一个人也没抓。“红革会”战士起来造了他们头头的反,要开万人的请罪大会,我们明确表示不要开,战士们是没有罪的,头头们只要检讨了,把事实真相弄清楚了,也还是给他们出路。对“赤卫队”那样的保守组织,到现在革命委员会也没宣布它非法,也没有取缔,完全是靠群众斗争把他打垮的。革命委员会只抓了一个人,他是调度所的副主任,是“赤卫队”的一个头头,他利用职权放一列车“赤卫队”上北京,把整个铁路秩序打乱了,这是犯法的。还有些“赤卫队”头头,工人群众抓了送到公安局,留下了很少一部分,正在审查。

我们可能有另方面的问题,即对于真正的反革命,由于种种原因,必须抓的,该抓的,抓得太少,我们正注意解决。

再讲一个对干部的问题。

干部问题比较大,几乎所有的部长、局长统统靠边了,甚至连处长,有些单位连科长在内。这当然是由于上海市委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造成的结果。市委在开头就利用上海市委过去几年工作的成绩,利用毛主席领导批判《海瑞罢官》时造成的好影响,迷惑了群众,迷惑了干部。又强调“组织纪律性”啊,“内外有别”啊,害了好多干部,好多党团员。机关干部到十二月中旬才起来造反,而且都是中下层干部,人数也不多,所以要实现“三结合”。我们就面临着怎样把大批干部解放出来的问题。解放这批干部的问题,是干部问题也是群众问题。究竟实行什么路线呢?能包办代替吗?如果不走群众路线,采取简单化的方式,几个人关在小房间里搞“三结合”,即使把干部搞出来,他们发号施令是没人听的。“三结合”,干部亮相,绝不只是“表态”,而是一个自我革命的过程,不搞触及灵魂的自我革命,那种亮相是没有用的。对群众来说,是重新识别干部,重新鉴定干部的过程。“三结合”,是革命的“三结合”,是革命的过程、斗争的过程,不能随随便便把干部拉在一块就算“三结合”了。特别是有一些人,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有比较严重的错误,不用革命的方法,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我们发动群众讨论这个问题。大家排了队,那些人要打倒,那些人还可以争取。有的想争取也很难。江青同志上次讲话中说到陈丕显,对陈丕显的争取实在很难啊!江青同志前天也谈到了,直到去年十月,中央开工作会议的时候,江青同志把他找来,对他做了那样多的工作,叫他回去把工作抓起来。江青同志还诚恳地对他说,我和春桥同志给你当参谋,必要时,伯达同志也可以去上海帮你。这不是对他的很大支持吗?这个人现在才把他看透了。他当着我的面对江青同志说:啊!前一段上海文化大革命是曹荻秋主持的,很多重要的事情都没有告诉我啊!其实,上海市委干的坏事,他没有不知道的。有的是他出的主意,有的是同他商量的。这个人搞两面派,专学旧政客一套。有人说他完全是个饶漱石。(江青同志:所谓请这位老兄,我也是给他出了不少主意的,叫他到群众中去,说几句就行了,说“我坚决站在你们那边,同你们闹革命”。本来这样就没有事了,但他就是不去,根本不理睬。)江渭清那时候完全可以出来的,因为他一开始接受了我们的意见,坚决地处理了匡亚明问题嘛,他可以很主动,但后来越陷越深,没办法,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要帮也帮不上。陈丕显也是这样的。我一月份到上海,给他谈话,而且把主席说他的话,都告诉了他。我说:“主席说可以火烧,烧一烧好嘛。希望他能经得住考验。”但不行。他这个人,我们过去也了解一点,但没有看到他的本质。他一直搞幕后操纵,从中央回去后他就搞平衡,今天接见革命派,明天接见保守派,后天接见革命派,再后天接见保守派,所以两派都觉得他不错,到最后一戳穿了,两边都反对他了。上海搞经济主义,罪魁祸首还是他,但他到处推,说这个是马天水搞的,那个是曹荻秋搞的。查来查去,还是他搞的。因为他有个基本的口号,就是:“经济上放宽点”。慷国家之慨,而且死不纠正。一月九日,已经发表了反经济主义的《紧急通告》。十一日党中央给上海的贺电发出来了,《紧急通告》写得清清楚楚,所有制可能改变,谁要违反要以反革命论处,但他在十一日还签字把老虎车改为国营。十六日他还给“红革会”签发一万块钱的经费。高级干部转移财产的恐怕不多吧?他和曹荻秋都转移了财产。把自己最心爱的表、金子等转移到主席住的那个地方去。这是犯罪行为。他到处藏,最后藏到那里,我给他打了电话,这个地方你不能住,你要惹大祸的。怕他不听,又请总理给他打了电话,他才搬的。他们一家吃饭,要大饭店送,每天早点花样不同。他怕传染病,只要有客人到他屋里去,包括我们在内,客人走了,门的把手要用紫外线消毒。这个人已经完全变了,完全资产阶级化了,总觉得他过去是红小鬼,是老同志,总想挽救他,对革命有利。但到现在毫无结果。

对能挽救的,我们尽量地做工作。比如象王少庸,他是市委候补书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执行得很厉害,但是他态度还好,而且还做了一些比较好的事,一部分群众对他还有好感。我们想从他这里摸一点经验,群众也认为他这个人还能争取,可以试一试看。

我们是这样搞的:首先由造反派一部分同志,给他开小会。因为以前都是开万人、几十万人的大会,有用处,但是不能细致。开小会,每一件都落实,那些是你做的?那些不是你做的?为什么要这样做?今天怎样认错?让他在小会上检查,造反派代表批评他,帮助他,慢慢的思想比较一致了,王少庸和造反派都有点信心了,然后叫他到他犯错误的单位去检讨。但是,一个人去检讨的时候,他只进行自我批评,在检讨中不好揭发别人。因此群众就怀疑他究竟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划清界限了没有?再就是检讨的时候,情绪总是不会很高的,说话的声调也比较低,群众就觉得这个人没有站出来。象他这个神气来领导我们,同我们革命造反派距离太大,结合不起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考虑,这些干部在斗争中亮相,不仅要进行自我批评,还要能够揭发别人,同刘少奇、邓小平、陈丕显、曹荻秋划清界限,应该使群众、干部都看得见。于是,由革命造反派组织联合召开了两百人左右的电视会,把上海所有的局长、部长、付部长,不管挂过牌子没有,戴过帽子没有,统统找来;工人、学生在家里看电视,搞了好多部电话,你有意见就打电话来。这样会场内外结合,成为一个揭发批判的会,也是陈丕显、曹荻秋检讨的会。先是他们检讨,后是干部揭发批判。这个会开得相当好,解决了好几个问题,给他个机会。但是他们的检讨实在不象样子,这就在全市群众面前彻底地暴露了,群众的电话就不断地打来,会场上的干部也批评他。同时给干部一个亮相的机会。群众就看到干部面对面地同陈、曹进行斗争,看到他们在那里同陈、曹作斗争中划清了界限。开了四个半天,群众就给他们排队,那个人表现好,那个人其次,那个人再其次,那个人表现最坏。排队的结果,第一是王少庸,其次是马天水。在这个基础上,再开一次大会,王少庸再作一次检讨,然后由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工人、学生、机关干部对他的检讨表示意见,最后由革命委员会宣布,批准他参加革命委员会的工作。对他一个人,我们做了近两个月的工作,比较细致。这样看起来好象很慢,但是有个最大的好处,是这种亮相比较可靠,他自己是真正触及了灵魂,进行了自我革命,群众在他的亮相过程中受到了教育,对他也进行了帮助,因此,他是真正站出来了。过了两天,开群众大会时,我们就试了一下,宣布说,今天的大会由王少庸同志主持,一宣布,全场一万多人鼓掌,欢迎他主持大会。他现在说话群众听了,说明群众承认了。马天水现在也站出来了,群众也批准了。将来会不会有反复,那是将来的事,但就这一段来看,这是实现革命的“三结合”的比较好的一种办法。不是和稀泥,不是凑合,不是关在小房间里指定几个人“三结合” ,而是发动广大群众,发动了广大干部。

电视大会,我们准备将来一个月开那么一两次。每次都给陈丕显、曹荻秋检讨的机会。这对他们有好处,对干部亮相有好处,对群众也有好处。这就是使他们不至于忘记了斗争的大方向,斗争刘、邓,斗争陈、曹,斗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个大方向。

看来上海的局面虽然比较好,我们在思想上还是准备有大的反复。夺权以后,也还可能走资本主义道路。如何对待群众的问题,如何把这个革命造反派的队伍带好,是个大问题。这个队伍是个好队伍,是经过斗争考验的。它里边的基本骨干是左派,但是还有大量的中间派。队伍大了,和初期不一样了,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很容易在队伍内部滋长起来。里边也还有个别的坏人。如果不采取正确态度,肯定一切,否定一切,都要犯错误。需要认真地来引导他们,边战斗,边整风,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他们。

要帮助他们,那就有一个感情问题,有一个对他们的态度问题。我和上海的警备部队的一些战士交换过意见。问他们,你们对造反派究竟是讨厌还是喜欢?他们说,从前是比较讨厌的。因为他们长期不介入,红卫兵的传单不敢看,是上级规定的嘛,红卫兵给他们一张传单,回去马上交给指导员。红卫兵、工人革命造反派有些事,如砸啊抢啊,甚至发生武斗啊,里边包含那些阶级斗争的内容,他无法理解。上级也从来没有进行教育啊!什么时候才开始变的?他们说,是一月十一日,中央不是给上海发了个贺电吗?那个贺电是四个单位署名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战士们一看那中央军委都署名了,中央军委都支持造反派啊,那我也支持。感情就变了。感情变不变,确实是大事。以前,只看保守派党团员多,成份好,就是喜欢。弄清楚真象,看着造反派可爱了,许多事就好办了。最大的问题还是到群众中去,真正和造反派混一混,一熟,也就懂了。这是不太难的。我们自己也还要继续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到群众里面去。改造自己。

最后,提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很多地方已经成立或者将要成立革命委员会。军管,也要准备为成立革命委员会创造条件。如何使得革命委员会真正成为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机关,需要我们做很多工作,全力地支持他们。现在的革命委员会,他们的领导成员,一般的说原来的职位都是比较低的,在社会上原来是不出名的。上海工人运动这么蓬蓬勃勃,作为一个集体的力量,工人造反队是非常厉害的。但是,真正政治水平比较高,工作能力比较强的领袖人物,还没有。如何帮助他们提高政治思想水平,这是关系能不能培养出接班人的大问题。非常重要。一个地方只要建立革命委员会,这个地方的最高权力机关就是革命委员会了。军队也好,外来的同志也好,上级也好,都要想办法来支持它,树立它的威信。这样,它才能把革命抓起来,把生产抓起来,把文化大革命推向前进。

上海的工作没有系统总结过,就我们碰到的问题中,主要讲了一个对待群众的问题,不对的地方,请同志们批评。

来源:

《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册)》(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1988年10月);《资料选编(中央首长讲话专辑)》(青海八•一八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宣传组编印,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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