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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春桥姚文元对上海舞蹈学校部分师生的讲话

日期:1967-4-22 作者:张春桥, 姚文元

张春桥、姚文元

《丛中笑》战斗组的成员向张春桥、姚文元同志说:“我们曾经怀疑过你(张春桥同志),现在向你请罪。”张春桥同志说:“我干吗不能怀疑?可以怀疑,炮打嘛!”姚文元同志说:“用不着请罪嘛!”张春桥同志说:“不过这里面有个是非问题。我们没有离开主席去做坏事;炮打中央文革,不都是好人,也有坏人。”

《卫东到底》《井冈山》《小学生》等战斗组成员请张春桥同志谈谈关于芭蕾舞剧《白毛女》问题。

张春桥同志说:1964年,最初我没参加,我在搞京剧。搞芭剧《白毛女》中间那段时间找过我。《白毛女》电影始终没能搞到看。在改编芭剧《白毛女》过程中,我想看看电影和歌剧《白毛女》(以前曾经看过)两者都看,凭我自己的印象,民间的传说。我过去在晋察冀边区,《白毛女》传说也开始于晋察冀,一直到后来变成歌剧、电影。头脑中有印象,一直强调传记性的没必要了。传说《白毛女》最初不是人民创造的,而是地主阶级创造的,当时要搞减租减息,地主阶级用《白毛仙姑》来吓唬人民,后来人民将她变成革命的,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来,变成我们的。民主革命时期土地改革没有进行(没听清可能有差错)现在应该高一些,不仅土地改革过去了,而且到人民公社了。

把大春和喜儿之线削弱,我过去大概说了一次,要加强阶级斗争提高喜儿阶级斗争,提高限制还可以再提高,还可以再高。喜儿比以前高要承认。恐怕中国农民不知道《白毛女》的不多,基础浓。过去有人看了电影哭了,在民主革命时期起过作用。杨白老改了后(不是我改),林默涵看了后就反对。到了陈毅、周总理看了后,我同总理说:“林默涵不同意”,总理说:“我同意你的意见,我支持改”。去年春天,阶级斗争联系到喜儿、杨白老。武装斗争原戏看不到,想通过大春人物情节联系起来考虑,通过大春把八路军形象突出,党的领导我也提出。最初谈了这些话,看戏时也提了意见。最后喜儿同大春分手了,电影结束在劳动上,这是小农经济的劳动,让喜儿去参军吧,斗争未结束,喜儿自己解放了,没有真正解决农民问题,经过这么一场大斗争认识提高了。就提过这么一些意见,你要问我自己记不清。

这戏比原来电影、歌剧应该承认提高了,缺点吗,里面缺点还是有,在这个基础上再想想,还可以提高得多。人对事情的认识经过这么久,尤其是通过文化大革命对事情的认识的提高,可以提出许多设想,我听过观众的意见,说四场变来变去看不懂,可能有艺术上的问题,喜儿一个人在深山里怎么办?一个人总是难办的,有人说黑《修养》(开玩笑)一个人锻炼修养有没有办法增加一个人?增加一个人又出现问题,喜儿不会成为“白毛女”了。因为《白毛女》有个限制。芭蕾舞剧《白毛女》比电影改了许多,还可以改,不要否定一切。说大毒草,无论如何不妥当,否定得太多。如果这是大毒草,那电影、歌剧更是大毒草,把“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以后的成绩否定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以后,有一批文艺工作者作了很大努力,尽管后来有部分人变坏了,有的当时不好,现在也不好。今天看那时的有些作品,水平是不高的。譬如“小放牛”。当时有些作品水平不高,代表我们革命文艺初期的萌芽,而且我们也加过工。十七年彭真、刘少奇、邓小平的事,统统否定掉,每一件事人民在行动、创造的,包括你们总是愿意按照毛主席文艺路线,一方面成绩那么大,一方面问题又那么大。“不争朝夕”杨永直写的我提过意见的。他始终不改,我也没坚持不是非改不可,但提过(七场的似梦似醒)提过一些意见记不清楚了,不要否定一切,说大毒草是敌我矛盾,如果承认它的大方向,在这个前提下作彻底地修改没有问题的,闹翻天都可以。《智取威虎山》京剧同64年水平相比,64年水平不高,现在高得多,似乎×个人物改了,场次改了但并不等于64年戏是大毒草,我们经过思想水平提高,重新搞可以说大毒草就去掉了,就不能改。你们那时偏急得很 [某《卫东到底》成员说:“将古老芭蕾进行革命中央肯定了,对我们是最大的鼓舞和鞭策,不能骄傲和自满,另外我们要来开座谈会”] 春桥继续说:跟我们开可以,你们一块开也可以。在这个问题上可以看组织派别,只要不是恶意攻击,争论很激烈尖锐完全可以,你们要知道善意的也可批评得很尖锐啊!(某《小学生》成员说我们这儿有毒草,香花派。全场同志笑了。)发表不同意见反面意见受压力大。

春桥同志说:有一点压力没有关系,你们受到多少压力,要是你们发表意见没有反对有什么意思?热烈地赞成也是压力,说多少好,多少好将来就要摔下来,讲政治标准时,讲我们自己东西时,要有正确态度。这是你们有缺点。基本倾向好,说要爱护它不容易,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差一点就被打下去。《红色娘子军》是陶铸、王任重提的反对意见。原来海南岛《红色娘子军》最后全部被打垮,连长同指导员最后都叛变了。“琼花”的名字在海南岛这样的名字很多,有的说《红色娘子军》是歌颂叛徒的,你们总不是叛徒,后来我们反对陶铸的意见,为了避免那个将“琼花”改成“清华”。“琼花”在海南岛有好人坏人。总给我们作为一个榜样,作革命戏,要保护,尽管是这么大问题。那时他们陶铸等还没揭,我们还是没听,搞了这么久,艺术上独立了,将名字隔断了,那时要打下去很容易,说歌颂叛徒就完了。我觉得在这点上你们有缺点,把杨永直等搞得拉在一起,如真琼花和假琼花混在一起,他们派人去调查,我们也去调查,结论差不多。《白毛女》也是这样,这个剧去掉,电影、歌剧都要去掉。要爱护它。在这个前提下,你们闹翻天也没关系。姚文元同志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写六稿,七稿,争论激烈也没关系。当时你们改《白毛女》的时候(上海一月)也不看看社会环境怎样,人家在攻,你们也攻,我们当然是可以批评自己的东西的,但是敌人力量来攻我们时,就不能作自我批评了,那时就应说好。我们从来不回避自我批评,上海每个里弄写500字,那加起来缺点可写几十万字的一本,但是要看什么情况下。比如讲中国文化大革命,先讲中国文化大革命我们好得很,在苏修面前不能讲我们有缺点的。你们在一月份至少没有看清什么环境,人家攻(姚文元同志说:特别有人攻到江青同志、总理)什么周××,江×,这些在北京要挨打的,甚至抓起来,怎么能攻江青同志?再攻下去是毛主席了,你们攻江青不行,最多攻我。(大家齐回答:也不能攻你。)

姚文元同志说:“对戏的争论,怎么你们有同学说保卫毛主席重要,还是保卫江青重要?我说现在还不能相信。”(某《井冈山》成员说了这方面的情况。)

张春桥同志说:“还是叫陈×同学回来,住在这儿路费公家报销,还是应该叫他来,昨天我们中央文革小组同他们开个会。联动带个大口罩,夜里秘密活动干吗?给他们一间房子,挂个牌子‘联合行动委员会’,公开嘛。(姚文元同志说:工商联和民主党派不也让公开嘛)叫他们拿出政纲来,对联动是这样,何况陈×,陈×无非是提大毒草,叫他回来,这样可以教育大家,也可以教育他。”

你们双方经过争论有很大好处,在上海希望你们争起来,要是我们一讲话,就将你们压下去。(《卫东到底》,某成员说,具体问题还没真正开过辩论会。)

张春桥同志说:“你们可以开辩论会。”

(有人提到陈×首先刷标语之事)张春桥同志说:“你们可以批评他,他要刷你有什么办法,他也可以刷嘛”“陈×不象孩子干的事,这个青年……”

张春桥同志说:“我们对学生,我们始终相信绝大多数青年会跟毛主席走的,不会反对中央文革,不会反对我们的,我们不离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会被打倒。有的很猖狂,适应了资产阶级要求,在夺权的关键时刻阶级斗争就是这样的,象大水来了,卷进去了。”

(有人提到潘国平负责之事)

姚文元同志说“以后潘国平不要插手了,不管芭蕾舞的事”。

某《卫东到底》成员说:“我们对首长给《白毛女》指示都不清楚。”

张春桥同志说:“对你们我也有责任,一直没跟你们谈。”(问顾××同学)“你怀疑我几天?”

顾××回答:“七天”。张春桥同志笑着说:“七天不要紧。”

张春桥同志对《小学生》《井冈山》《卫东到底》等战斗组同志说:“对喜儿的事你们可以考虑,喜儿被抢走,杨白老被打死。改好这个戏经过广大工农兵审查,把好的集中起来再加以分析看看那些可以接受。工农兵意见各式各样,他们的意见不一定都对,有的是萌芽,从细节带出许多问题来,希望你们一方面保证演出,另方面提意见,现在不可能马上改,江青同志现在很忙,不能马上开座谈会。江青同志她要想,如果要改戏就不能只看一遍,江青同志很忙,待上海秩序,上海文化大革命搞得好一些,请江青同志到上海去住。”(全体热烈鼓掌)

现在你们两派可以不存在了吧,不再坚持不再分了,如果个别同志要保留大毒草,那不成为派了。希望你们双方都接受教训,不要到什么时候又刮起来“北风吹”,被风一刮一会儿偏这儿,一方面偏哪儿,大水来了,我作个旁观者不行,双方要接受经验教训,两个月前你们讲接受不了,现在谈比较容易谈了。

(大伙儿谈到这次总理没来看戏)总理是看戏积极分子,现在还没回来(群答:已回来,赶上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还讲了话呢。)

姚文元同志说:“你们先保证演出,改的问题可以在内部酝酿,不一定等。江青同志已在考虑了。四月十八日看戏时已经发表了,她是内行,艺术上考虑,不一定在今天详细地谈。《白毛女》这个戏不是绝对地完美,世界上没有完美,越是好的作品越要修改,无非是从内容,形式方面考虑,想办法将阶级斗争,武装斗争怎么搞得更突出,喜儿的形象塑造,江青同志谈了形式上服装的设计,颜色太‘深’色调,颜色上要重新考虑。江青同志认为偏蓝偏紫,有些地方之色调不明朗。大春的绑腿太短,显得腿太短。绑腿高一点,显得腿长,如绑腿高动作起来不方便可以绑松一些。现在我看不一定急于去改,把它搞好。现在的京剧《海港的早晨》的背景变成‘一月革命’,但不能说以前的就是大毒草。”

张春桥同志对顾××说“你演喜儿的可以继续发表意见,”又说:“你们提出修改方案”。

有人提我们要批判黑《修养》,张春桥同志说:“等你们内部争论缓和点才能搞黑《修养》。你们时间安排一下,保证演出,还要保证一定的练功时间,舞蹈学校将来怎么办?一方面要接近工农兵,另方面有特殊性。”

《卫东到底》某成员说:“以前我们下乡才三星期,又挑中了农闲时分等等。报上宣传我们深入工农兵群众,和工农群众建立了深厚友谊等等,老吹牛。”张春桥同志笑了。……。将来都要考虑。

张春桥同志说:“文艺界的特殊性,同工农兵要结合,又要考虑特殊(练功)整个问题我没好好考虑,腿娇怎么办?象资本主义国家那样就不能接近工农兵,我们又要接近工农兵,又要练功,不练功不行。象京剧演员我看《智取威虎山》老担心翻不动,站不稳,这样非要出工伤事故不可。”

你们安排一下,广州还是要去的。

姚文元同志问:“你们这里共演几场?”

众答:“十几场。”

张春桥同志说:“希望你们不要象以前那样(指那次江青同志等中央首长上台来,我们拥上去)千万不要再拥了,否则以后有人来看的话,那时你们又要控制不住了。”

大家提出要求加入军委编制时。

姚文元同志说:“江青同志表示可以考虑(大家热烈鼓掌)。不过有个条件等到这段搞完,等文化大革命告一段落,搞完”。

春桥同志说:“你们要不愧于人民解放军,这次演出总理可能也看,不能象上次那样拥了。加入军队,我们回去再商量,可以考虑几个单位,经过整顿……”

有人说:“我们现在没有权威”。

张春桥同志说:“自己树立权威嘛,你们过去太听话,现在是向反面太不听话,再走回来可不要走到原来的位置,你们要有民主又要有集中,我们希望上海几个单位搞得好一点。”

张春桥同志问:“你们排过没有?”

众答:“没有。”

现在《红色娘子军》去广州演出了,如学不到,可以派人来排。北京芭蕾舞剧团编导,最近打得落花流水。

当大家谈到文汇报三战士写的文章,姚文元同志说:“是刘××,戴××等写,胡××没有写。可以争论社论,跟萧望东连不上,完全可以争论。”

张春桥同志说:“我们跟你们等社论登到报上才看到。各单位,剧团,学校情况不一样。一方面文艺界搞文化大革命,另反面还得出去一下,(到工农兵中去)什么时候去可讨论。”

姚文元同志说:“你们还要有点雄心壮志,上海的纺织女工,我们为什么不能搞呢?”

张春桥同志说:“找个比较好的小说,找个已经承认的,观众已经熟了,搞个芭蕾舞剧,要培养我们自己的编剧。”

《小学生》《井冈山》提搞《刘胡兰》一剧。

张春桥同志说:“今天不定这个好吗,现在搞一个社会主义现实的,如再搞一个民主革命时期的作品,无论如何要碰到《白毛女》的问题,《白毛女》同“雷锋”同样品质,可以同雷锋同样高,但观众看了,无论如何认为《白毛女》不高,《白毛女》品质高,但没表现地方感觉离群众远。”

选择题材有的适合电影,有的适合歌剧,各剧种有长处和短处。《卫东到底》某成员说:“过去宣传《白毛女》多,超过《红色娘子军》”。

张春桥同志说:“多吗?那和我有关系,京剧《智取威虎山》《海港的早晨》我有意压低一点(京剧会演推迟到十月,文化革命推迟……没听清)宣传多,宣传怎么怎么,观众看不过如此,再猛攻一下我们就很被动。人家说上海怎么怎么好,我们自己少说一点,那时有意不多宣传,(京剧)那时对《白毛女》我也说过不要多宣传,宣传多我有点不放心。因为中央负责同志,江青同志都没看。”

《卫东到底》某成员说:“某本舞蹈杂志里登的六六年四月十八日纪要,未提《白毛女》是样板戏,但里面是《白毛女》,里面内容又是说《白毛女》好的文章,好象在那里围攻江青同志”。

张春桥同志说:“他们围攻也影响不到江青同志。”又说:“原来写记要(一九六六年,四,十八解放军报社论)将《白毛女》写上去可能有这个想法。纪要写的时候,去年二月还改。(刚刚立起来)原来说《白毛女》就不要写上去了,江青同志那时也没看过。”

有人提到原来报上余晋元写的一篇有关《白毛女》文章,问“元”是否姚文元同志。

姚文元同志说:“不是我,但这件事我知道的,好象抽几个人去搞,登在人民日报上。”

有人说:“你们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以后拍照就不拍嘛。”

姚文元同志说:“你们要真正学好毛主席著作。”

某《卫东到底》成员说:“喜儿现在是一种自发反抗。”

张春桥同志说:“是啊!”另外还说:“那时写部队纪要名单(样板戏)考虑到江青同志没有,原来先要写后来我说不要写吧,江青同志没看过,江青同志说过“白毛女”她支持过,她提过意见,柯老也支持(这段没听清)江青同志是同上海恽迎世谈的。”

石西民最初对“白毛女”不赞成,不太欣赏,反对加伴唱,“白毛女”这么大的音乐基础难。《红色娘子军》音乐没过关,搞好一个作品难,想办法逐步提高。芭蕾舞剧《白毛女》黑帮利用是一回事,不要黑帮那一条线,将舞剧同电影,歌剧比较,想办法创作今天工农兵的舞剧,《红色娘子军》反映的是兵,《白毛女》反映的是民,如果搞新的创作考虑纺织工。外国芭蕾舞男演员少一点,我们的芭蕾舞不是一个完全不变的。

希望男演员努力一点(笑)

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说:“行了吧,走了!”

握手,再见!

来源:

1967年5月北京玻璃总厂红卫兵联络站编《中央首长讲话(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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