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75-3-0 作者：江青
江青刚才几位同志都谈了不少，都是很重要的问题，关系到我们今后的外交工作、说起办外交我是外行，从头学起，如同学英文A、B、C开始，许多事要向大家学习。和外国人打交道，“解放”前在南京、重庆、上海、北京都有过，但不似今天那么广泛，成为我们党不可缺的一件事，而时时都要放在议事日程上来加以重视和完成。工作做不好，对世界都有影响，所以动一动不能不使我们考虑，我们所做的是符合全世界广大人民的利益。这些，同志们都很有经验，我不过是将自己向××学习得来的一点体会或者是由于主席工作很忙，尽自己一个党员的责任，传传口信。就算是上情下传，也有许多问题，自己水平有限，理解不对，甚至错误，请批评帮助。
这一年来形势变化很大，事实证明了主席在六十年代初期，所作的关于“现在正处在社会变革的伟大时代”的伟大预见是完全正确的，主席明确指出“世界矛盾的焦点在亚非两洲之间”不仅指出未来革命的方向，同时也指明了革命策略性问题。我们只要能在主席正确路线的指引下，敢于斗争，不怕围堵、封锁、敲诈威胁，来自明的暗的干扰、阴谋和破坏，善于斗争，有灵活性、能谈得来也能打得来。时时有两种思想准备。在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天下大乱中，围绕着革命原则，始终分清敌、我、友？团结谁？分化谁？瓦解谁？孤立谁？打击谁？以最大限度的团结，以最大限度的孤立和打击，长期坚持有团结有斗争的方针，我们就一定能立于完全不败之地。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毛主席思想的灵魂和脊髓，是坚持阶级斗争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革命的最终目的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实施共产主义社会。为实现革命的最终目标，又必须使革命分几个阶段来进行，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不仅要下决心不断革命，还要依据革命的不同阶段，在每一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内，制定不同的政策和策略，前者是目的，后者是手段。
在这个历史时期，根据这时期的特点，我们提出“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革命”的论点中心是人民革命。无产阶级的政权，只能建立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下，无产阶级的形成和政党的建立与壮大，是要建立在为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民族主义暴风雨式的群众革命运动中。我们支持国家独立、民族解放运动，帮助贫穷落后的国家，支持他们摆脱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政治控制、经济掠夺、文化侵略，因为这是发展民族经济、建立无产阶级队伍，进而建立领导着这个伟大阶级，进行革命的政党的必要手段。这是革命的初期阶段，而又必须经历的阶段。
殖民主义的崩溃，帝国主义的瓦解，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先声，而也是前夜。贫穷落后的国家可以摆脱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控制而独立。但不能摆脱本身由于社会不合理分配，所造成贫富不均带来的两极分化。而这种分化就孕育着无产阶级革命的火种。民族经济的发展就是建立无产阶级队伍的必要条件，也是点燃这星星之火的火源。不可设想离开国家独立和民族经济的发展，来达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最终胜利。我们有别于机会主义，就是在于这个问题上。我们始终坚持马列主义的不断革命论和革命的发展阶段论。从这个问题去理解这三句话（即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人民革命），对我们目前在外交上积极发展同第三世界的关系，道义上支持他们，经济上援助他们。他们正如主席对西哈诺亲王所说的“要军火，买，没有，送，可以。只有一个条件──就是革命”。我们是无代价支持民族解放运动，这是因为我们的社会制度决定了的我们国家的外交政策，要励行国际主义义务，促进社会主义革命在全世界的胜利。可以这样说，支援从来是具有相互作用的，我们支援了正在争取民族独立的国家，反过来，他们的斗争也支援了我们。南非的反种族歧视游击战争，中东的反霸权斗争，拉丁美洲的民族独立。民族解放斗争，东欧为摆脱苏联控制的革命斗争，印度支那的解放斗争都已连成一气。从东到西，从南到北，把套在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脖子上的绞索拉紧。使美帝苏修及其仆从无法抽手来对付我们。不仅使我们能得到一个和平环境高速建设我们的国家工业、农业、整个国民经济生产事业，同时也使我们能顺利完成政治战线、思想战线和文化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揪出刘少奇、林彪一小撮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横扫社会一切牛鬼蛇神，巩固了无产阶级政权，增强了国防力量。在此同时，由于民族、民主运动的高涨，而我们又把外交重心放在“黑朋友”、“小朋友”、“穷朋友”的身上，他们感激我们报答我们，我们虽然没有“白朋友”、“大朋友”、“富朋友”，可是我们并没有孤立。在我们进联合国问题上表决时，虽然大国声大势威，但无奈小朋友势众声亮，最后我们还是进了联合国，接着大国也登门来访。
几十年来我们都在学习主席的“矛盾论”和“实践论”，大家知道，认识与实践是相依存，而矛盾的对立和统一始终是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内部。世界没有矛盾，世界就止步不前，“乱”是矛盾的激化，“治”是矛盾的暂时在对立中的统一。“乱而治之”，不乱从何而治？世界不乱反动阶级就有可能维持局面，残酷的贪得无厌的压榨和剥削劳动人民。而无产阶级也不可能起来，无产阶级政党就会在无声无息中不是被分化、瓦解、收买、利用，便是变质，以致灭亡，这是反动阶级所希望的，而我们所不愿见的。
尼克松访华，主席和他见面时，用大部份的时间在谈哲学问题，季辛格和总理几次见面，除谈中国和世界上的大事外，也谈到哲学问题。他们和我们看法上不同是不奇怪的。季辛格在谈话中流露出美国有意放弃亚太地区的看法，对这问题应该一分为二来看。我们认为季辛格始终脱不了资产阶级政治家的范畴。他的基本观点有受它所维护的阶级利益的限制。因此他不可能理解也不可能解决当前国际上新的复杂形势下所出现的各种矛盾。季辛格同历代反动阶级的政治家一样只是一个冒险主义，而又是失败主义。尼克松和季辛格承认美国以往的政策，在二次世界大战后所奉行的实力政策，在今天行不通，美国应该回到现实世界里，而不应继续涉足于干涉他国的主权和利益。季辛格本身提出保持势力均衡的论点，实际上是一种承认矛盾而又不积极寻求用斗争方式使矛盾在新条件下得到解决。相反的是用回避的态度来对待矛盾，其实这还是舵鸟政策。用回避矛盾来掩盖矛盾的存在。难道今天矛盾的存在只有在殖民地和被占领的土地上存在吗？而美国本身逃避得了吗？但从另一方面来说，美国的退却和整个新老殖民地主义的崩溃是形势所倾，非指望靠一两个政治家能扭转。因此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能够在这个时候抓紧时机，在不断揭露新老殖民主义的同时，坚持统一战线，包括对敌人内部的瓦解工作；坚持武装斗争，相信枪杆子出政权的伟大真理。坚持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广泛开展群众运动，一定可以弱国打败强国小国打败大国。最终取得政权，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我们都是做外交工作，我们一定要向全世界人民宣传革命的道理，同时又要明确表明我们的态度，只要革命，我们一定支持到底。中国人说话算数，绝不会像美帝和苏修，丢掉患难与共的朋友，绝不会为自身利益与超级大国搞幕后交易，出卖朋友，更不会欺骗、敲诈、阴谋利用朋友，把朋友当替死鬼，换取自己不可告人的利益。
毛主席对印度支那的形势看得很清楚，对越南南方胜利解放后的形势也看得很清楚，主席说：“越南是一个庙堂四个方丈，施帛施粥是施主”。主席让越南大使告诉孙德胜、黎笋、范文同和武元甲，还有阮友寿、黄晋发，主席说：“反帝不反修，最后还要第二次革命”。这点他们能不能理解呢？很难说。大家一说起越南，总认为胡志明死后越南总是不行，这点主席一再说清楚了。越南同志是革命的，他们有苦衷要理解，别老说人家不革命，他们抗拒世界上号称最强的美帝国主义，付出民族牺牲，精神可钦，至于胜利以后，看发展再说。
外交战线因为所负的任务与其他战线不同，一些外交人员比较长时间都在国外工作，因此不能和国内的广大人民一样的要求和搞法，你总不能公开跑到纽约或巴黎的大街上去贴大使或外交部长的大字报，更不能干涉人家的内政，向外国的总统和部长提意见或重炮猛轰。因此，只能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具体处理。前一段时间外交部采取“回国取经，出国推广”、“自学为主，相互为帅”、“近传远教，巡回传经”、“适当集中，广为交流”等办法都取得很好的效果。今后要把不好的加以改进，把好的坚持下去。
今来只想对几个主要的问题，向大家做一个概要的说明，提出一些要求，是否得当，大家考虑一下：
一、进一步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中国古时候有这样一句话“将在外不受君命”，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君王之类的封建统治者，当然也不存在将在外受不受君命的事，但作为外交人员是不是因为在国外，就可以削弱或脱离党领导一元化的轨道呢？当然不行，何况今天不同数百年前，电报、电话、无线电传真、太空电讯、必要时飞机一搭，几个小时就回来，方便得很，何乐不用之呢？但在我们的同志中，却有一些思想上不这样想，他们强调工作的特殊性，而否定其普遍性。有的大使馆、领事馆、商业办事处，天天有电报，两天有信件电话来，谈的都是业务。党的干部醉心于业务，辨外交、做生意，比资产阶级外交家垄断资本家更热心。说起政治学习，搞运动好像是事不关已，高高挂起。特别是东非、中非一些国家的使馆，有的甚至半年不学习，没有一份学习汇报，运动情况报告都没有。主席以往都强调过：“多请示、汇报、不要怕麻烦，必要可以回北京”。这不是单指工作上的联系，主要使我们的外交人员保持和中央连络，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并使广大外交人员跟上全国的步伐，在国外也一样投身到运动中去，提高觉悟，反帝防修，成为一个名符其实的红色外交人员。
前一段我们认为非洲国家的使馆建立的历史较长，基础较好，因此把重点放在欧美国家地区新建交国家的使馆人员的领导和教育，现在看来非全面抓好不可，否则抓而不紧等于不抓。说抓又由谁来抓呢？这就要加强党对运动的一元化领导，中联部、外交部要抓，每一个大使、使馆党书记要抓，层层抓，贯到底。使馆要和国内各条战线各个单位一样，书记要过问，专人要负责，制定计划、成立领导小组、加强学习、经常汇报这四件事一起抓好、抓活、抓实。党组书记、首长再不肯抓，推责任，中联部中宣部请示中央派人代管，总之“外交有成绩，运动屈后进”的现象要立刻改变。这是作为今年外交战线头等大事来抓。
二、学习内容和运动的办法，中央七二年二月已有具体的规定，要坚持四不、五可、六要。不搞揪斗，不搞摆官，不贴大字报，不串连搞派性组织。可以送小字报，可以越级写检举信回国，可以面对面向首长提意见建议，可以互通学习心得联名提意见或越级汇报。重大问题可以打报告要求回国汇报，但对外要一致，遇事要注意调查，要服从指挥，要顾全整体利益，要维护国家尊严，要维护党的一元化领导。不能闹意气用事，求大同，存小异，千万别做出任何“亲者痛，仇者快”的事。同时又要在特殊环境里理解到一些同志的工作处境和身份，不能因大使为统战工作出席资本家的宴会，也当作受到资产阶级腐蚀来看。你们都是站在反帝反修斗争的第一线，要接触各式各样的人，要提高革命警戒性，警惕敌人的糖衣炮弹和策反阴谋。白相国革了几十年的命，没有给美蒋的炮弹打垮，却经不起化成美女的毒蛇，这是教训。当然白相国不单这问题，我们也希望他改正，也要希望他能继续工作，但关键在他自己。
我们派到国外的大使等负责人，大多数都经过几十年革命经验。经验丰富，责任重大，他们是代表主席、总理、朱老、代表中央，代表全国人民在国外和帝、修、反斗争，和世界革命人民一起闹革命，他们的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错误一经提出是会改正的，所以大家提意见要从善意出发，要允许人家有认识过程。这点是很重要的。我们运动的最终目的是教育人不是整死人，这一点要明确。
陈楚的一份报告，大家都看了，从这报告中大家可以看出，首长们革命的劲头不弱，他提的那一句话很好，“身居闹市面对帝、修、反，我胸怀朝阳永远跟着党”。
最后谈谈办学习班的事，外交部和中宣部办了一个外交人员学习班，很有效果，几个驻西欧大使馆也办了学习班。外交部门办学习班，是把“批林批孔”运动进一步推向前的好办法，也是一个理论联系实际，运动和业务两兼顾的办法，法国使馆提出“忙时自学为主，松时集中学习，领导定期有总结，辅导自学相辅”，这办法可以在学习班中加以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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