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77-3-6 作者：[待确定]
五个月来，中央遵循毛主席教导的专门机关与广大群众相结合的方针，对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和王洪文的政治历史进行了认真的严肃的审查。王张江姚专案组坚持“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和“重证据而不轻信口供”的原则，对专案组搜集和群众揭发的“四人帮”的反动历史罪证，反复进行了调查核实。根据大量的确凿的证据，现已查明，张春桥是国民党特务分子，江青是叛徒，姚文元是阶级异己分子，王洪文是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在“四人帮”大量销毁罪证的情况下，这次审查工作所以能够在短期内迅速取得丰硕战果，是由于领导重视，全党动员，充份发动了群众，正确贯彻执行了毛主席的肃反工作路线。有关省市特别是上海市委、山东省委、江苏省委主动地积极地协助王张江姚专案组，做了很多工作。
《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二）》揭发的大量事实，是惊心动魄的。它告诉人们，蒋介石国民党的典型代表、地主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是怎样通过各种复杂的渠道，千方百计地打入中国共产党，他们又是怎样采取阴险狡诈、凶狠毒辣的手段掩盖自己反革命的真面目，钻进了党的领导核心。它还告诉人们，“四人帮”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扭转中国历史前进的方向，不是偶然的，是有着极为深刻的阶级根源和历史根源的。他们的社会基础是地富反坏和新老资产阶级。《材料之一》、《材料之二》令人信服地证明，我们党同“四人帮”斗争的性质，确实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们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继续，是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斗争的继续。
我们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揭露了一批以伪装出现的反革命分子，在斗争中不断地纯洁了我们党的队伍。这是基本的方面。但是，也确有极少数伪装得很巧妙，隐藏得很深的反革命分子，长期没有被我们识破。这种事实，过去有，今后也还会有。这反映了阶级斗争的长期、曲折性和复杂性。但是，不管反革命分子伪装得多么巧妙，隐藏得多么深，终将被我们党和人民群众揭露出来，这也是毫无疑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粉碎了刘少奇、林彪、王张江姚这三个反党集团，证明任何伪装的反革命要搞垮我们这个党都是痴心妄想，证明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的无比正确，证明毛主席缔造和培育的党是不可战胜的。
中央将在十届三中全会上作出关于王张江姚“四人帮”反党集团的政治结论和组织处理的决议。各级党委应大力做好《材料之二》的传达、宣讲工作，进一步发动群众，深入揭发批判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和王洪文的反革命面目和罪恶历史，为十届三中全会处理“四人帮”的问题作准备。报刊宣传上，在中央关于“四人帮”反党集团的决议公布以前，应由中央两报一刊根据《材料之二》先发表批判文章，有组织地公布材料。各地报刊的宣传，应与中央两报一刊的宣传口径一致，不得抢先发表《材料之二》的揭发交代材料。
本通知和《材料之二》的传达范围，与中央（1976）24号文件和《材料之一》的传达范围相同。
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要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最紧密地团结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将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
中共中央一九七七年三月六日
从事文化特务活动………………………………………………………（10）
叛变的罪恶历史………………………………………………………………………（103）
迫害知情人……………………………………………………………………………（104）
包庇姚文元……………………………………………………………………………（110）
罪行材料………………………………………………………………………………（112）
张春桥，山东省巨野县人，一九一七年出生于官僚、地主家庭。其父张开益是长期为国民党、日寇效劳的反动官僚、汉奸。一九三二年至三四年，张春桥在济南正谊中学读书期间，充当国民党特务，积极进行反共活动，密告领导反蒋抗日学生运动的负责人和积极分子。一九三二年春，国民党复兴社在济南建立法西斯蒂组织华蒂社，张春桥是华蒂社的发起人之一和“中坚”分子。一九三五年五月，张春桥到上海，在国民党复兴社特务崔万秋的指使下，从事拥蒋反共活动，疯狂反对鲁迅，积极参加国民党的反革命文化“围剿”。一九三七年九月，张春桥返回济南，在山东复兴社特务头子秦启荣指令下，由复兴社特务赵福成掩护，伺机潜入我根据地，一九三八年一月混入延安。张春桥隐瞒了他的国民党特务身份和反革命历史，隐瞒了他的地主家庭出身和他父亲的反动历史，于一九三八年八月混进党内。
张春桥一九三二年至三四年在济南正谊中学读书期间，充当国民党特务，监视和密告领导反蒋抗日学生运动的负责人和积极分子。由于他的一次告密，使六人遭到迫害，其中一人被捕判刑，牺牲在狱中。
我叫徐伯璞，又名徐宝琦、徐立椿。今年七十五岁。山东肥城县人。一九二四年参加国民党。担任过国民党中央驻绥远省党务特派员，山东省党部委员，中训团区党部委员，教育厅政治指导员，山东济南正谊中学校长，伪教育部科长等反动职务。追随Ｃ．Ｃ．特务头子陈立夫、陈果夫干了近二十年。
一九三二年我当济南正谊中学校长时，张春桥是我校五五级学生。他同我关系很好。当时，张在学生运动中，表面积极，暗中告密，是个两面派人物，经常同复兴社份子学校训育员黄僖棠、范贯三等接触。
一九三三年，正谊中学有一次举行周会时，有一部份学生散发传单，鼓动罢课，要求抗日。这时张春桥曾向我密告我校领导学生运动的程鸣汉、鹿效曾、郑庆拙等学生的情况。我将这几名学生的活动的表现，向伪教育厅作了报告。后来我以“煽动罢课、污辱师长”为借口，将张春桥告密的几个学生开除了，并将程鸣汉等人活动情况告诉了法院法官胡性孽，要他们严加惩处。不久，反动当局以共党分子名义，逮捕了程鸣汉，在审讯中严刑拷打，判处无期徒刑，死在狱中。
这件事，一九五二年我在南京判刑时，做过部份交代。
徐伯璞亲笔一九七七年二月七日
下面是我南京市军管会一九五二年对徐伯璞的判刑决定书。决定书中所说一九三三年国民党反动派开除、逮捕济南正谊中学领导反蒋抗日学生运动的负责人，就是张春桥告密的。
徐伯璞 男 四八 山东肥城 碑亭巷如意里廿一号 在押
蒋匪特派员、省党部委员、秘书、政治指导员、社教司科长、匪中训团区党部委员、华中同学通讯小组长、北京伪博物院顾问、民众读物审查委员会委员等。 一九二七年任绥远匪特派员时，勾结阎匪锡山，将中共党员路雨亭、刘志田二同志“强制离”归化至今下落不明。一九三三年春在正谊中学时，将领导学运的郑某等六人开除学籍。同年三月廿日勾结伪法官逮捕领导学运的程路汉非刑拷打并判无期徒刑，后程死狱中。与反革命分子叶敝梅勾结盗窃国家古物四十四样，二百八十五件，“三反”中订立攻守同盟。并经常的秘密集会，散布反动言论，挑拨团结煽动落后，在运动中有计划的打击领导。
根据惩治反革命条例第七条第三款及第十条第三款处徒刑十二年。
（一九五二年二月二日起算）
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四日主 任 粟裕副主任 唐亮
一九三三年春，张春桥伙同国民党复兴社分子李树慈和马吉峰等人在济南发起成立法西斯蒂组织华蒂社。由复兴社出资创办了《华蒂》月刊。“华蒂”，就是“中华法西斯蒂”的意思。张春桥是华蒂社的发起人之一和“中坚”分子，积极为华蒂社发展组织，撰写文章，进行反动宣传。
我是一九三三年在济南由黄僖棠介绍，参加“中华革命同志会”的，后改为复兴社。在山东省的国民党复兴社正副头目是秦启荣、黄僖棠。三三年春夏，黄僖棠授意我，以编文艺刊物为诱铒，收买拉拢一批青年学生，成立了“华蒂社”。这个组织是由我和张春桥、马吉峰等人发起的。刊物也以《华蒂》为名。“华蒂”，暗含“中华法西斯蒂”之意，以使这个反动组织的政治性质更加明确。我是“华蒂社”的负责人，也是刊物的主编。开始，在国民党报纸《历下新闻》副刊上出版《华蒂》周刊，后由黄僖棠向复兴社要求，批准每月三十元的印刷津贴，编印出版单行本的《华蒂》月刊，出版了三期，均由复兴社经营的午夜书店印刷、发行。《华蒂》周刊出版后，黄僖棠就叫我写一份“华蒂社”社员名单交给他，以便上报复兴社南京总部。名单中有张春桥、马吉峰等十余人。“华蒂社”的任务是为复兴社的反动政治服务的。其宗旨是：鼓吹所谓“民族主义文学”，反对以鲁迅为旗手的左翼文艺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强调“国家统一、民族统一”，拥蒋反共，配合反革命“围剿”。复兴社给我的任务是：利用编这个所谓文艺刊物，为国民党反动派跟共产党争夺青年，抵制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青年运动；通过份发、推销《华蒂》刊物，跟学生联系交往，探听共产党领导的学生运动情况，为复兴社提供情报。张春桥是“华蒂社”中坚分子，积极为“华蒂社”发展组织，介绍了陈庆璋参加“华蒂社”。张还摹仿被鲁迅一再痛斥的“第三种人”的情调，给《华蒂》刊物写了五、六篇稿子。他还拿着《华蒂》刊物到各学校去分发、推销。
李树慈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十三日
抗战前李树慈（束丝）、孙耀南（任生）组织“华蒂社”，是要把济南各学校的文艺团体统一起来，把济南各学校的爱好文艺的青年都集中在他们的领导下。这种情形是与山东济南的国民党反动派内部的“Ｃ．Ｃ．派”与“复兴社”的斗争有密切关系。因为当时国民党反动派的“复兴社”抬头了，它要把它的魔爪伸到各个角落去。“华蒂社”就是在这种目的下组织起来的。当时参加的正谊中学张春桥、第一师范的孙耀南等，济南高级中学的李束丝（树慈）、金灿然（欣声）等等。
金灿然（欣声）在“华蒂”快垮台时，大概是一九三三年，对我说：
“吉峰，你知道‘华蒂’是什么意思吗？”
“它不是what的译音吗？”
“你把它看得这末（么）简单了，华蒂，这是中华法西斯蒂的含义！”
“这成了复兴社的组织了！”
“这就是他们的组织，不的话，黄华棠、黄喜（僖）棠他们能出钱！”
上所供事实，完全属实。
罪犯马吉峰谨呈68.6.27
济南
华蒂社：成立于一九三三年春天。最初社友有二三十个人，如李树慈、金灿然、马峰、吴稚声、张春桥、孙任生等，都是发起的人。
华蒂社最发达的时候，社友达六十余人，出版了两个周刊，一个月刊。
从前有很久历史的“华蒂社”，曾一度兴盛过，曾出过三期的月刊，社员有五六十人。马吉峰、张春桥等，他们在从前都是华蒂社的中坚。
一九三三年济南出版的刊载有张春桥反动文章《银铃》、《秋》的《华蒂》月刊创刊号和第二期的封面、目次。
一九三五年五月，张春桥到上海后，在复兴社特务、反动报《大晚报》副刊《火炬》主编崔万秋的指使下，经常发表反动文章，疯狂反对鲁迅。
我于一九三二年冬参加匪复兴社特务处（军统前身）后，便在特务处上海特区当交通联络员，崔万秋当时已参加了特务处，是特务处上海特区领导的直属通讯员，每月薪金八十元。上海特区有十多名直属通讯员，由区长直接领导，由交通联络员联系。我每月送薪金给他，并取回几次情报。他的情报相当多，还经常给他送去比他薪金多得多的“奖金”和“特别费”。我曾问过他，这么多钱用得完吗？他说还不够呢，常常得把自己的薪金贴一些进去，不然怎么会有这么多情报。我担任上海匪特区交通员两年左右的时间中，都由我约崔万秋与先后担任特务处书记长的唐纵、粱干乔和特务处情报科科长张炎元等见面，一九三三年冬天，特务头子戴笠还叫我约崔在上海四马路杏花楼菜馆吃饭，事后，他对那次和戴笠见面，感到非常高兴。
崔万秋当时是上海《大晚报》副刊《火炬》的主编，《火炬》上连载了一篇描述抗日活动的长篇小说《三根红线》我曾问他，为什么刊载这种小说？他笑着说，不刊登这些，怎么能表现出我倾向“进步”呢？崔万秋告诉我，他对副刊文章的选择很认真，他约了不少的所谓志同道合的人给他写稿和办专栏，对一般不相识的人来稿，如无特别能引起读者兴趣的东西，是不采用的。
沈醉一九七七年一月八日
我看了《人民日报》登载的《一个地地道道的老投降派》一文后，知道狄克就是张春桥，他的那篇反动文章《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就刊登在崔万秋主编的《大晚报》副刊《火炬》上。现在将我知道的崔万秋揭发如下：
崔万秋，现年七十多岁，人称“崔大麻”。早在卅年代，他在上海参加了蒋匪军统特务机构和反动青年党，为军统头子戴笠收买成为军统秘密情报人员，充当文艺界的密探，以中左姿态出现在上海文坛，利用其职业掩护，收集“左联”和地下党的情报，分裂、破坏进步文艺阵营，并发展运用人员，建立军统情报“内线”，是反对“左联”和迫害鲁迅先生的主要幕后人之一。上海失陷前夕，崔暗受军统头子戴笠、王新衡指示，由上海、南京到武汉，后到重庆，主编《时事新报》副刊《青光》继续进行特务活动。戴笠因崔万秋在上海、重庆文艺界从事秘密情报活动有功，派他为军统局“国际情报专家”、伪国际宣传处长、外事局长董显光充当副手，上海临解放前，董匪显光逃往台湾任匪外交部长，崔万秋随其逃到台湾。
陈兰荪1976.10.23
崔万秋 上海站直属员
反党分子张春桥三十年代在上海投靠反动文人崔万秋，是其反革命活动的一个侧面。张春桥所写攻击鲁迅的反动文章《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就是发表在崔万秋主编的《大晚报》副刊《火炬》上。《大晚报》是孔祥熙出资办的一个反革命舆论阵地。张春桥一到上海就结识了崔万秋，并且积极为《大晚报》效劳，是有其政治背景的。张春桥的《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发表后，他曾对我说，这篇东西写好后是交给崔万秋的，崔认为文章写得不错，提出文艺创作方面的重要问题，这些问题，可以展开争论。而当这篇文章受到鲁迅批判后，他又恶毒攻击鲁迅是“小题大作”，是划“小圈子”，“陷于宗派之中”等等。他还说，崔万秋也不同意鲁迅的做法。吹嘘“崔万秋为人是不错的。”张春桥这些反革命活动是得到崔万秋的支持的。
于黑丁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二日
一九四六年春，我在上海和崔万秋合编《笔》月刊时，曾改编小说《八月的乡村》为电影剧本，初稿写成后，我就送给崔看，要他同意。但崔万秋反对我改编为剧本和拍摄成电影。崔万秋对我说：“鲁迅作序的《八月的乡村》，是被国民党所反对的。在鲁迅作序的《八月的乡村》出版后，我当时在《大晚报》就组织狄克写《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的文章反对过鲁迅，鲁迅写了《三月的租界》来反击，引起了一场论战。我看见这部小说就有气，你拍它做什么！”
徐锡驹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一九三六年三月十五日张春桥化名狄克，在《大晚报》副刊《火炬》上发表《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的反动文章，恶毒攻击鲁迅为《八月的乡村》这部小说作的序言。鲁迅在同年四月十六日写了《三月的租界》一文，深刻地揭露了张春桥的反革命嘴脸。张春桥于四月下旬又给鲁迅写黑信，进行猖狂反扑。他写这一黑信时的通信地址是“大晚报火炬星期文坛编辑部”，这是张春桥以反动的《大晚报》副刊《火炬》编辑部为据点，在崔万秋的指使下，围攻鲁迅，从事文化特务活动的证据。
信，请寄大晚报火炬星期文坛编辑部转我吧！
狄克
鲁迅在世时，张春桥明枪暗箭攻击鲁迅，但在鲁迅逝世以后，他出于反革命的需要，摇身一变，在上海《大晚报》和《热风》上发表《鲁迅先生断片》、《速写红萝卜》等文章，竭力把自己打扮成鲁迅的“学生”，伪装进步，掩盖其特务面目。下面是张春桥写的《速写红萝卜》等文章。
一九三七年九月，张春桥离开上海，返回济南，奉山东省复兴社头子秦启荣之命，由复兴社特务赵福成掩护，伺机潜入我根据地，于一九三八年一月混入延安。
我叫赵福成，又名赵君弼，今年七十一岁，山东巨野县人，家庭地主。
一九三○年，在国民党北平警官高等学校毕业后去日本内务省警察讲习所留学，一九三一年回国，在济南山东警察教练所当教官，一九三六年去南京中央警官学校受训，同年底，回济南充任警察局东关分局长，总务科长，兼防空司令部总干事。日寇侵占济南后，我曾担任济南市警察局长，章邱县长，曹州道尹，山东省政府宣传处长，汪伪孙良诚部参议等汉奸职务。
一九三六年，我在南京中央警官学校受训时，由该校调查统计室主任王泰兴介绍参加了国民党复兴社特务组织，化名赵用明。回济南后，我的复兴社关系转到济南，由复兴社山东省负责人秦启荣领导，和我一同进行特务活动的复兴社份子有柏俊生等人。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不久，秦启荣曾委任我为冀鲁边区游击司令部警卫大队长。我参加复兴社后，回到济南进行特务活动的任务是：了解韩复榘政治动态；刺探日本人和共产党八路军的情报；以我家为据点，掩护复兴社在济工作人员和过往人员的活动并保障安全。后来我曾掩护过一些复兴社特务在济南的活动。还掩护过复兴社特务张春桥过往济南混入延安。
一九三七年九月中旬，我到复兴社特务柏俊生家，柏的大老婆赵氏转给我一封密信，内有两只密令。
第一只密令写：着警卫大队长赵福承留在济南，相机打入日伪组织，以资掩护而便工作，另有联络人员去取情报。
冀鲁边区游击司令秦启荣 （章）民国二十六年九月x日
第二只密令写：兹有张春桥去住你家，希一切关照，注意安全。
此致
赵福承秦启荣（章）民国二十六年九月x日
我看到密令，就明白张春桥也是复兴社特务。过了一个星期，张春桥到了我家，在我家住了两个多月。张春桥在济南是有家的，他有家不住，要到我家里住，这是秦启荣安排的，因为山东是韩复榘的地盘，蒋韩有矛盾，韩不允许蒋特活动，住在我家可以掩护他的活动，保障他的安全。
张春桥住在我家期间，不愿谈他的经历和他在济南的活动情况，他总是单独出去活动，从未带别人来过我家，也没有人到我家来找过他，行踪诡密。他曾向我打听过韩复榘的政治动向，我告诉他，日本松井大将曾来济勾结韩复榘。张春桥还分析日本人来后形势，他说：“日本人对在家礼（青帮）的，如能利用就利用，不能利用就铲除。”事后，我把张的这些话告诉了柏俊生。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初，日寇占领济南前夕，张春桥突然对我说，他要去延安，我因为知道他是复兴社的人所以对他说：“你去吧，我得留下来干。”张说：“你留下干吧，我到延安看看如何，如果干好了，就干下去，如果干不好，就回来再找你。”我听了张的这些话以后，就明白了他去延安是负有任务的。
张春桥去延安临走时，他说路上缺一件大衣，我就把自己穿的棉大衣脱给他穿走了。他还向我说：“我算是从山东走的。”他这样说的目的是为了迷人听闻，掩护其身份。他还托付我关照他父亲，后来我当警察局长时，就提拔他父亲张开益当了庶务主任。
赵福成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十三日
张春桥是同乡同事张君之少君，七七前在上海系左翼青年作家，来济图安全住我家，日寇占济南以前，张春桥去延安，临走，我曾送其大衣，那时我是复兴社，已受命留济待机打入敌伪工作，我知张，张不知我。
赵福成写一九五○年六月十六日
关于我一九五○年在济南劳改队写的交代材料中所提到的“我知张，张不知我”这句话的含意，现在我说明一下：
解放后1950年，我在济南劳改队写思想情况汇报时，我曾写过我与张春桥认识，写的词句中有这样的话：“我知张张不知我”。我这句话是指什么说的呢？就是说1937年9月，复兴社秦启荣密令我留下，准备打入日伪组织，同时还有个密件，通知我关照张春桥住我家，注意安全。一周之后，张春桥就果然去我家居住了。这年12月初张去延安了。复兴社山东负责人秦启荣秘密通知我关照张住我家，我当然就了解张也是复兴社份子。但张并不知我是复兴社，因为我没有告诉他，所以我写“我知张，张不知我”。
1950年我在济南劳改队，那时才交代了历史问题，尚不知如何判刑，不揭张又怕将来露了底，落个知情不举。揭了他又怕他不承认（我把复兴社给我的原信件当时烧了，手中无证据）反而弄成诬陷革命人员，罪上加罪，所以我只写我知张张不知我，等待将来再说吧，这是那时的想法。
赵福成1976年11月14日
一九三七年七月我经秦启荣介绍在济南参加国民党特务组织复兴社，充当机要交通员，经常为复兴社传送机要文件。一九三七年九、十月间，秦启荣在指挥巷十八号会客室，交给我两封密信，叫我给柏俊生送去。一封是给柏俊生的；另一封是叫柏俊生转给赵君弼（注：赵福成）的。秦启荣考虑到柏俊生文化低，怕他看不明白，还叫我嘱咐他：把他的人都留在济南，参加日伪工作，把留下人的名单，填好年月日，听候命令。我将这两封信都交给了柏俊生。柏将给赵的那封信收下后说：“我交给君弼吧！”然后，柏将秦启荣给他的那封信拆开看，这时，我就把秦嘱咐的那些话给柏说了一遍，柏答：“噢，知道了。”关于秦启荣给赵君弼的那封信，是什么内容，我不知道。
胡彰武（原名胡宪文）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日
一九三七年秋天，日寇侵入济南前，我为秦启荣转过一封信给君弼。信上写的什么我不知道。是赵君弼来我家时，我把这封信交给他的。
赵正平 口述（章）柏 良 整理（章）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廿六日
秦启荣于一九三七年九月密令赵福成相机打入日伪组织，掩护复兴社分子。抗日战争开始后，蒋介石同韩复榘之间的矛盾加剧，韩命令捕捉秦启荣。韩的这个命令，被柏俊生的把兄弟何冰如得知后密告给柏，柏即要他老婆赵正平通知秦启荣逃跑。秦逃离济南后给柏写了一封信，命令柏代他监督赵福成执行掩护复兴社特务的任务。下面是秦启荣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日给柏俊生的亲笔信。
俊生大哥鉴弟此次得能脱离济南悉我兄嫂所赐予兄以事既不能离济可在济作鉴护工作令赵君弼兄参加伪组织请大哥随时监督勿使其真心与敌伪效力并随时掩护在济秘密工作同志及过往济南之工作人员为要另有详件与君弼请代转匆此顺祝冬祺。
弟 启荣 （章） 十二．十．冰如兄处代为致意
有否参加过其他政治组织或政治活动？ 无
在其他党派及各界中有何重要关系？ 无
张春桥 男 36 汉 山东省巨野县
曾否参加反动党团、反动军队和迷信团体？担任过什么工作？现在有无关系？何人证明？ 没有。
张春桥 平原省巨野县 现年43岁
有何重要社会关系，姓名、职业、政治状况现在关系？ 没有
何时何地参加何种反动党团、军队、封建会道门？任何职务受过何种训练？何时脱离关系？何人证明？ 没有
张春桥一九三六年四月在上海参加了叛徒宋振鼎组织的一个冒充共产党的所谓“预备党员委员会”。这个组织的成员，不少是从国民党苏州反省院出来的自首叛变分子和脱党分子。不久，被当时上海党组织发现，由吴仲超同志代表党组织宣布予以解散，并责令宋振鼎通知了所有参加这个组织的人，也通知了张春桥。张为了掩盖他的反革命历史，一九三八年在延安混入党内以后，仍把参加这个组织冒充为参加共产党。
何时何地何人 一九三六年四月在上海经吴成志林福生介绍入党。
介绍入党候补
及转党年月 一九三八年八月在延安经顾光斗、雄飞介绍重新入党。39二月转正
我一九三二年九月被捕，一九三五年七月从苏州反省院出来后去上海。一九三六年四、五月间，我（化名吴成志）与原社联林福生（从苏州反省院出来的）、王德明等成立中国共产党上海预备党员委员会，曾经我介绍张春桥参加为预备党员。这个组织没有党的组织领导，是我们自己成立的。成立不久，上海党组织派吴仲超找我谈话，指出这个组织是非法的，叫立即解散。我们当即解散，并通知到所有参加的人，也通知了张春桥。此后，我再未介绍过张春桥入党。
宋振鼎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一九三六年在上海，宋振鼎同一些叛变自首、住过反省院和不三不四的人成立了一个预备党员委员会，这是个非法组织。由我通知宋振鼎，宣布取消了这个组织。
解放前我不认识张春桥，文化大革命中，从外调的小将们口中才知道那个委员会内有张春桥。
吴仲超一九七六年十月十八日
张春桥的家庭，祖辈三代都是山东省巨野县官僚、地主。巨野县解放以前的三年内，张家有土地八十五亩九分，全部出租，房屋二十二间，直到一九五五年其父张开益还收房租。张春桥在历次写的自传和履历表中，把家庭出身填写为“中农”、“城市小资产阶级”、“自由职业者”，将自己打扮成一个身世清白的“革命左派”，长期向党隐瞒了官僚、地主家庭。下面是张春桥亲笔填写的登记表、自传的节录。
我刚到延安填表时，在出身栏中，我写了中农。应填城市小资产阶级。
家庭经济情况，如同一般城市小资产阶级一样，靠薪金维持。
张春桥 男 56 汉 山东巨野 自由职业者 自由职业者
张协忠 漏网地主
现有经济情况：
有土房7间 瓦房6间
没收意见：
没收土房7间瓦房6间：没收此13间房子现在完（全）出租。
因此全部没收
三大街没收分配小组56.1.2号
同意以上没收意见
中国共产党巨野县城关区委员会章1.3
我在十三岁那年，因为受地主压迫，家里人口多，逃荒要饭，五千钱把我卖给恶霸地主张开益家当使用人。张家三代都在旧政府做官。进张家后没有几天，张开益就到一个县当信局子的局长，跟去的张开益的老婆和他的儿子张善宝（即张春桥），二儿子张红宝，还有我，共计五人。我在他们家里，整天让我端尿盆、端洗脸水、洗衣服、烧水、扫地、擦桌子、看孩子，起五更睡半夜，累得死去活来，哪一件做不好，就挨打挨骂，饭也不让吃饱。张开益在那里呆了一年半，又回到巨野老家，我仍给张家干那些活。有一年冬天下了约一尺多深的雪，他们叫我一个人从早到晚打扫一天，才把四进院子打扫完，我的手、脚都是那时冻坏的。最难忘的是那年善宝他娘硬赖我偷了三千钱，逼着我承认，让我跪在地下，拳打脚踢，一连跪了三个深夜。有一次让我去宗庄给善宝老娘家送东西，路过我家顺便看看娘，叫善宝他娘知道了，抓住我的头发，按倒地下，毒打一顿。我到十八岁，他们又逼我给善宝一个四十多岁的姑父当二房，经过一个长工的帮助，才使我逃出虎口。
贾莲阁 口述李文义 记录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一日
张春桥的父亲张开益，当过军阀张宗昌的县邮政局长，国民党少校军医、山东省会公安局栖流所长，日寇侵占山东后，任伪济南警察局卫生科庶务主任、山东保安三团军医主任，日本投降后，又当了国民党济南市戒烟院院长，是个长期为国民党、日寇效劳的反动官僚、汉奸。张春桥在他写的自传、履历表中把他父亲说成是“小职员”、“医生”，“一生不得志的知识分子”，长期隐瞒包庇。一九六一年，张春桥利用职权，把其父张开益弄到上海供养起来，逃避群众斗争。下面是张春桥亲笔填写的登记表、自传的节录。
张春桥
二十二
父：小职员，母 无业
我的父亲，在二十几岁时考上了邮务员，当了三等邮政局长。他是一个一生不得志的知识份子。
父亲一代是医生，近二十年来一直在国民党──日伪──国民党机关作医生。
张春桥的父亲张开益一九三七年任国民党山东省会公安局第二栖流所长的照片，和一九四七年任国民党济南市政府戒烟院院长的《调查表》
张春桥的老婆文静，原名李淑芳。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在晋察冀边区平山县郭苏区任区委宣传委员时，被日寇俘虏，自首叛变，充当日本特务。张春桥对她长期进行包庇。张春桥到北京工作后，欺骗中央，扬言要与文静离婚，实际上在政治上和生活上一直保持密切关系。在文化大革命中，还派她担任了重要职务，是上海市革委会专案工作和清查敌伪档案的负责人之一。后来她表面上不担任什么职务，但仍参与上海市委的领导。
1943年12月8日在晋察冀边区平山县郭苏区担任区委宣传委员，日寇大扫荡中被俘（在园坊村）负伤。由平山被压（押）到石家庄，先在石家庄日寇宪兵司令部，后解到日寇1417部队，在监狱中关了半年，后动摇自首，叛变了革命，为敌人作宣传工作，达半年之久。
我叫王晓初，河北平山县人。1943年投敌，1944年春被扣到日寇驻石家庄宪兵特别警备队番号甲第一四一七部队，与李淑芳关在一个木笼里。后来我们一起参加了宣传班，日本矢野中尉宣布李淑芳为班长，为敌搞反共宣传，积极编写宣传材料，记起的有“我们不再受骗”、“李老太太的悲哀”、“弃暗投明”、“玩火自焚”等。她还为敌出谋划策，搞策反宣传。李亲自讲演，宣扬“中日提携”、“共存共荣”，谩骂共产党、八路军，作过广播宣传，与日寇中西少尉秘密外出散发传单。她参加了日寇组织的“反共同盟”。她对日寇抓捕的我方工作人员，特别是年轻的女干部，她总是对日寇说这个是废物，说那个思想不良，而被关进木笼。由于她忠实为日寇效劳，受到三好大佐、矢野中尉、中西少尉的称赞，称她是“巾帼英雄”、“新派绅士”、“女中豪杰”、“东方的摩登女士”。给她的薪金多，待遇也高。
王晓初（汪雨菲）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廿六日
下面是张春桥亲笔填的部份干部履历表的节录。
爱人姓名：文静，爱人是否党员：是（注二）。
（注二）是一九四三年在北岳区党委认识的，但四三年反扫荡中文静受伤被俘，直到今年始回边区。她的组织问题，据称已经天津市委解决，但未经正式转来，现在解决中（目前是个别关系）。
文静本人则是学生，十七岁开始参加Ｃ．Ｙ（注：即共青团），中间失掉过关系。一九四二年来解放区，在分局党校学习，后至北岳区党委宣传部任干事。四三年反扫荡被俘。四五年六月逃出后，至今尚未恢复关系。
我和张春桥于一九四三年秋确定恋爱关系后调离工作，同年十二月反扫荡中，我被俘自首叛变。这段历史，我曾写信告诉张春桥，对他丝毫没有隐瞒，张与我于一九四六年结了婚。
一九六七年张曾提出离婚，但同时又说，你还可以好好工作，有事可以写信给我。一九六八年上海“炮打张春桥事件”以后，张春桥去北京回来，就不再提离婚问题，而是想办法把我包庇下来。后来，姚蓬子死了，张春桥找姚文元的老婆金英谈姚母的安置问题，他叫我一起听听。他说：还是接来，住在一起好，免得住在外面，被人家揪住更不好。我当时意识到对我也可能采取这个办法。有一次他又对我说：“也不会为这个问题打倒我。”在整党期间，张春桥又包庇我，叫我请假休息，逃避整党。有一次王洪文对我说：“你的问题拖着吧，反正没有开除党籍。”现在看来，“四人帮”都参与了这个问题。张、姚二人的直系亲属中都有叛徒问题，这对他们非常不利，所以就共同商讨对策。
文静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日
张春桥在京期间，与文静经常直接通信，还通过同其子女和秘书的来往信件保持密切联系。
张春桥一九七○年九月二十八日给文静的信中说：
“二十六日信收到。请代我向爸爸问候，就说我打电话来过。”
“如果发生问题，一切从简，不要惊动什么人。弟弟们可以通知一声，但是，要他们不要到上海来，此事，应由佩英通知。”
文静在她的女儿海娃一九七五年九月四日给张春桥的信上亲笔旁注：“市委在交流学习理论经验大会上口头通知的。”
流传的所谓“毛主席最新指示”（即“二十三条”），文静同志要我转送请你一阅。特送上。
此致
何秀文（1976）2.21
前天向你请示，到你那里去一次有一件事当面请示汇报，主要是趁你来上海向你请示一下关于文静同志的问题。
就是文静同志的工作问题，我有个想法：文静同志能否继续到市革会调研组工作。因为这些问题不便向春桥同志请示。对这个问题如何处理，请文元同志指示。
洪文6／1
上海市革委会成立后，由于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的包庇，文静先后在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材料组（后改为市革委会材料组、专案办）、市革委会办公室联络组（后称调研组）工作，她虽没有职称，实际上是这些组的负责人，并享受着相当于市委常委的政治待遇，发给她中共中央文件，市委、市革委会文件，市革委会各组办、报社和各区、县、局的情况报告、简报等重要文件、材料。有的不发给市革委会副主任的，而由徐景贤提出，经张春桥同意，也照发给她。一九六八年，文静的叛徒、特务问题被群众揭发后，王洪文、马天水、徐景贤等人，秉承张春桥的旨意，为了掩人耳目，让文静称病不工作，长期躲在家里，但仍照发给所有文件，由专人送到家里。直到一九七六年十月十四日，上海传达党中央关于粉碎“四人帮”的打招呼会议精神后，才停发。
多年来，市委召开党员负责干部会，文静有时坐在后台听，有时给她放会议录音，或者给她看会议文件。
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室工作人员秦根富一九七七年一月二十九日
准备了一个在全市批邓大会上的发言，看来既长又显得散了些，送上一份，请你抽时审看、指正！
祝
黄涛三月二十八晚
文静同志：
这几份材料是几位市委领导同志和朱永嘉同志准备在批邓大会上的讲话稿，已送春桥同志审阅，昨晚退回，现将春桥同志审阅的意见一并抄附，请阅。
致以
何秀文3.29
在反党分子张春桥的蓄意包庇下，张的老婆、叛徒特务文静，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先后担任过上海市革委会办公室、材料组、联络组等要害部门的负责人，管过专案，抓过全市动态等项工作。为此，我曾收到机关革命同志的来信，说文静历史上叛变自首，不应担任重要工作。我把信交给张春桥看，张看后即把信交还给我，根本不予置理。后来，从河北省来了外调人员，要调查抗战时期和文静一起关在日本宪兵队的另一个人的情况，并要了解她们为宪兵队工作的情形，也为张春桥所拒绝。
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二日，市革委会组织组有两位革命同志看了一下文静的档案，并说了几句怀疑张春桥的历史的话。在张春桥的指使下，王洪文、马天水、徐景贤、王少庸、王承龙等商量，由徐景贤等到组织组取走文静的全部档案，密封存在市革委会档案室，并由王洪文派金祖敏彻底改组了组织组，对两位革命同志进行残酷打击，整了八年之久。此后，张春桥表面上授意文静不再担任任何工作，但她实际上仍过问联络组的工作，并经常把当时专案办公室的负责人等找到家里出谋划策。在王洪文主持市委工作期间，王还常到文静家里去，以看望为名，商量工作。
一九七二年底，张春桥回沪时还和文静生活在一起。一九七三年，张扬言要与文静离婚，张要王洪文回沪时找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密谈。王洪文谈了文静的政治历史问题，并说张要和文静离婚，徵求马、徐、王的意见。但王洪文回京以后，文静仍通过子女继续和张保持密切联系。一九七五年六月反党分子姚文元来沪，王秀珍去问姚这件事，姚表示文静的历史不成问题了。同年八、九月间，反党分子王洪文来上海时，还专门设宴单独宴请了文静。
据马天水说，他早就看过文静写给江青的一封长信，交代文静自己的严重政治历史问题。但在马天水主持上海工作以后，继续让文静到市委保密室看绝密文件，享受常委、副主任的政治待遇；并让她听取市委召开的党员会议的重要传达等。对这些做法，我和王秀珍以及其他常委也都是同意的。市委办公室还一直给文静送文件。
王、张、江、姚和我们这些“四人帮”的余党，十年以来，长期包庇、窝藏文静这一叛徒、特务，犯下了滔天的反革命罪行。
徐景贤一九七七年二月七日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二日晚上，冯国柱、王少庸、张敬标、黄涛等召开所谓“兜情况”会议，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会上提出要出动民兵，在报纸、电台发表反革命的所谓“告人民书”等。最后，四个常委说要等去北京开会的几个书记回来后再定。
十三日中午，反党分子张春桥老婆文静要她女儿打电话叫我和写作组的负责人朱永嘉去她家里谈一下。我们去后，文静说：“难道就这样完了吗？你们有没有什么办法？”朱说：“常委说要等去北京开会的几个书记回来后再定，没有办法。”文静竭力煽动说：“他们不搞你们可以搞嘛。可以组织写作组的一些人到下面去，搞串连、发动。我不相信群众起不来。”朱和我表示要等北京开会的回来后再说。
肖木一九七七年一月二十六日
江青，女，又名李云鹤、李鹤、李云古、蓝苹等，一九一四年生，原籍山东省诸城县，家庭出身地主。一九二六年江青到天津，在其姐夫奉系军阀部队军官王克铭家，仍过着剥削阶级生活。一九二九年春，在济南加入山东省实验剧院，深得该院院长国民党山东省党务指导委员会委员赵太侔的赏识。一九三一年春，由赵太侔资助进青岛大学当旁听生。一九三三年二月，江青在青岛由俞启威（黄敬）介绍加入共产党，同年七月俞启威被捕，她跑到上海，失去了党的关系。一九三三年秋，江青在上海加入“左翼教联”和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四年十月，江青被国民党特务机关逮捕，自首叛变，十二月出狱。不久与国民党特务崔万秋来往，关系密切，并在影剧界积极从事拥蒋活动，为国民党效劳。一九三七年七月，江青到西安，与叛徒徐明清订立攻守同盟后混入延安。同年十月，她隐瞒了自首叛变的历史，由徐明清出面作假证明，钻进党内。
江青一九三四年十月，在基督教上海女青年会沪西区小沙渡路女工夜校当教员期间，与共青团中央交通乐若在兆丰公园接头后，被国民党特务机关逮捕。入狱不久，就自首叛变出狱，成为可耻叛徒。
李云古，女，山东人，左翼文化组织成员。一九三四年下半年被国民党特工总部上海区逮捕，关押在伪上海市公安局看守所，由上海区训练股审讯组赵耀珊在伪公安局特务股楼上审问，我参加过劝降谈话。有一次赵耀珊迫使李云古自首，打李一个耳光，我以伪善面孔劝李自首，说：“你的问题很简单嘛，只要转变就好了。”当时，李表现很可怜的样子。以后李云古就自首了，由训练股长阎松年和赵耀珊经办了自首手续，李的自首登记表和保证书我审查过，其中写了反对共产主义、拥护三民主义等内容。自首登记表和保证书由我报送了南京特工总部。一九三四年间，自首的女性如张惠芬等人的自首手续，都是经我保送南京特工总部的。
先大启亲笔一九七七年一月十八日
还有个女的李云古，左翼文化方面的。被捕后我同他（她）谈过话。
先大启1958年5月19日
李云古被捕案件：李云古，山东人，女性，1935年初（注：应为1934年10月）被捕，经过不详，当时经匪上海区训练股审讯组长赵耀珊谈话，据赵谈李参加左翼文化组织。
先大启1968年2月20日
一九三五年四月我在上海被捕，三六年叛变出狱后去西安。三七年七月下旬，江青从上海到西安，住在我的宿舍。她说：“我不愿在上海住下去了，各方面的关系处得不好，生活很不愉快，这次来，不告而别，也没有带什么关系，反正有你在这里，好办。”并问：“要到延安去学习，能找关系进去吗？”我说：“我带你去八路军办事处找找熟人。”一天晚上，江青向我说：“你被捕出来的情况，我在上海听说过了。”我说：“真倒霉！我有两个叛徒对质，在杭州又有两个叛徒老乡，知道我一些情况，要出来，只好履行自首手续。”江说：“这有什么办法呢！我当时在狱中也写了个声明，说我没有参加过共产党，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以后也决不参加共产党，但这还不行，还得填写自首登记表，才叫保释。”八月初，江青由我介绍，经八路军办事处批准，去了延安。
三七年九月中旬，我也到了延安，住在中央组织部招待所。江青到招待所对我说：“在西安对你说的有关我在上海被捕后写声明和填表的事，你不要去对别人胡说。”并威胁我“你如果说出去，我可要找你算账，叫你吃不消。”接着又拉我“我好你也好嘛，你也光彩嘛。”那时我正在填写党员登记表，我只填写一九三五年在上海被捕后，经保释出狱，隐瞒了自首叛变的问题。我把登记表给江青看，江青看后说：“我的事只要你不胡说，你就照这样填吧，我也不管。”江青为了混进中央党校学习，还要我给她写一个假证明，说她是“九一八时的党员，在上海有党的组织关系”，我也照办了。三八年七、八月间，中央组织部的负责同志问我：“江青被捕有问题吗？”因为江青曾威胁过我，我不敢把她的自首叛变情况说出去，所以我回答：“没有听说江青有问题”，又一次欺骗了组织。
徐明清一九七七年一月八日
一九三四年十月间，樊伯滋（剧联成员）对我和郑毓秀说，李云古到上海失踪了，一定是被捕了。过了大约二十天，即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初，我和郑毓秀也被捕了，关押在伪上海市公安局拘留所。一九三五年一月，我在狱中听郑毓秀对我说：“李云古和她一起关在小监房（又称优待室）里。特务股的头头看李云古长得漂亮，夜里常常叫李去特务股陪那几个头头喝酒。”还说：“李虽漂亮，但有一只脚脚趾有缺陷。”（注：江青左脚趾确有缺陷）我因知道郑毓秀是叛徒，对她非常气愤，没有理她。
斯季英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日
一九三四年春，我在上海经我原来的丈夫高原（夏纬）的介绍认识了李鹤。当时我和李鹤都是上海“无名剧社”（后改名为“无名剧人协会”）的成员。我叫她阿姐，她叫我小净。这年秋后的一天，高原匆匆跑回家来对我说：“李鹤被捕了。”我们随即搬了家。
一九三四年冬，我和高原在福履路住所被捕，约两星期后，由法巡捕房“引渡”到伪上海市公安局看守所。特务不断提我上楼去审讯。这时，我心里很悲伤，整天哭哭啼啼。有一天，一个叫“黑大个”的特务问我：“你伤什么心？你不叫小净吗？有人惦念你呢，你阿姐是李鹤吧，她和我们谈起过你。”还说：“你看有的人有什么好结果，坐了老虎凳，还是搞到龙华监狱里去了，李鹤就不像他们。她在这里住了几天，就恢复自由了”，“她很乐观，很活泼，京戏唱的怪好听，还给我们唱过几段”，“临走还给我们一张剧照”。说完，这个特务给我看了一张二、三寸的照片，照片是戏装打扮的李鹤，好像是扮“打渔杀家”的肖桂英。
一九三五年春，我出狱以前，向特务供认了我认识的“无名剧社”的一些人，其中包括李鹤。
覃晓晴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八日
张春桥在国民党特务分子崔万秋指使下从事文化特务活动的时候，江青同崔万秋的关系也很密切。她自首叛变出狱后，结识了崔万秋，同崔来往频繁，关系很深。崔万秋主编的《大晚报》副刊经常发表文章，刊登剧照，大肆吹捧江青是什么“典型的北国女性”，山东戏剧运动的“功臣”。
崔万秋在上海主编《大晚报》副刊“火炬”时，认识了蓝苹。崔对我说过：蓝苹是从山东来的，他在报刊上替她宣传，捧她出名，她很感激他。从此，崔万秋同蓝苹的关系非常密切。崔万秋还对我说过：蓝苹三十年代在上海被国民党抓去过，写过悔过书，后被人保释出来。
徐锡驹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四日
江青在上海参加戏剧活动期间，积极和新闻界人士接触，结识了崔万秋。一九三五年四月，江青进电通影片公司以后，崔万秋在他主编的《大晚报》副刊《火炬》、《剪影》上，不遗余力地为江登文章，发消息，组织专访，登照片。江青与崔万秋的来往极为密切。
文化部文学艺术研究所顾问 马彦祥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廿一日
我三十年代在上海《晨报》当编辑，兼在联华影业公司任职。那时崔万秋利用《大晚报》副刊，多次发表“蓝苹”署名的文章，并组织《大晚报》记者对江青进行专访，发表吹捧江青的报导、剧评，刊登江青的照片。崔万秋知道江青的住址和电话号码。关系密切。后来我知道了崔万秋是国民党特务。
张常人一九七七年一月十八日
江青一九三四年十二月自首叛变出狱后，追随“四条汉子”，反对鲁迅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积极参加拥护“国防文学”的签名运动，大演“国防戏剧”、“国防电影”，向蒋介石献媚，为国民党效劳。
一九三六年，周扬等人执行王明路线，背着鲁迅解散“左联”，鼓吹“国防文学”，并发起签名运动，对抗鲁迅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革命口号。
当时“剧联”负责人曾拿一张关于“国防文学”口号的启事，要我们“上海业余剧人协会”的“知名之士”签名于上，我在签名时，我确凿记得江青也在上面签了名（签名蓝苹）。
《赛金花》的话剧本，是夏衍在反动的“国防文学”口号下出笼的一部宣扬卖国主义、投降主义的大毒草，当时即受到了鲁迅先生的严厉斥责：“作文已经有了‘最中心之主题’：连义和拳时代和德国统帅瓦德西睡了一些时候的赛金花，也早已封为九天护国娘娘了。” 一九三六年，“上海业余剧人协会”在四条汉子控制下，决定在第三次公演时，演出《赛金花》一剧。蓝苹当时十分醉心于赛金花这样一个反动腐朽的角色，自己拼命想演而又不出面，却让唐纳为她争演此角色。当时王莹也争演赛金花一角，双方争执不下，致使剧团闹分裂。最后在“左翼”领导人夏衍、章泯等人的主持下，让蓝苹演了《大雷雨》一剧的女主角，才算罢休。
赵丹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十四日
一九三六年九月，国民党反动派当局借蒋介石五十岁生日，发起“购机祝寿”运动。上海电影界在流氓头子黄金荣的组织下，搞了个“购机祝寿游艺大会”，所得票款献给蒋匪购买飞机，“以厚国防”。江青积极参加了这次活动，向蒋介石献媚。下面是《大晚报》刊载的“上海电影界购机祝寿游艺大会”江青准备演出独幕剧《求婚》的广告。
影片《狼山喋血记》被国民党反动派吹捧为“国产影片之中最有意义最杰出之作”，是“国防电影标本”。江青在这部影片中扮演第二女主角刘三的老婆。
左边是江青参加演出《狼山喋血记》的广告和剧照
《赛金花》这个卖国戏，受到鲁迅尖锐批判后，江青仍吹捧它是一部“很优秀的创作”。下面是江青一九三七年三月八日署名篮苹在《时事新报》发表的《三八妇女节》的文章
可是创作剧呢？不能说没有，如夏行（注：应为衍）先生的《赛金花》，《秋瑾》，曹禺先生的《雷雨》和《日出》，以及其他的独幕剧，这都是很有意义，很优秀的创作。但是我们还是觉得不够，不够！
一九三三年秋，江青在上海晨更工学团当教员时，就与当时“晨更”的负责人徐明清关系非常密切。后来两人先后被捕，自首叛变。她们一九三七年混入延安前就订立了攻守同盟，长期互相包庇。一九七二年农林部审查了徐明清的被捕叛变问题，定为叛徒。徐明清一九七三年多次写翻案信给江青，江为掩盖自己的罪恶历史，极力为徐翻案。
一九三五年四月，徐明清（当时叫徐一冰）在上海“教联”（全称“左翼教育工作者联盟”）作党的地下工作时，因叛徒莫仲侨出卖，在上海被蒋匪警察局逮捕，三个月后解押杭州蒋匪浙江反省院小车轿分院。徐在蒋匪反省院经不起敌人的威逼利诱，向敌人屈膝投降，写了“自白书”、“悔过书”，填写了“自首自新人登记表”及“同党线索表”，供认了参加“教联”活动和共青团员、共产党员的身分，据本人交代出卖了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革命群众九人（证明材料为五、六人），叛变了革命。
根据这次审查结果，徐被捕后，丧失革命气节，向敌人自首叛变，出卖组织，出卖同志，性质严重，应重作组织处理，为此，我们认为：应定为叛徒。
农林部党的核心小组（章）一九七二年九月一日
卅年代我在上海参加革命活动总的情况，想您是有印象的。我的一生所作所为，想您大体上是了解的。
徐明清1973.6.2
为了能够正确的解决我的政治生命问题，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向您请求帮助，请原谅。 徐明清
1973.6.19
去年九月一日农林部核心组对于我的历史结论和处理意见报告让我看，并要我签字，同时宣布在中央批示前，照此执行。我看到把我定为叛徒，清除出党。
向上一级组织反映或申诉，同样得不到注意和解决，这不知是什么原因？在我个人，在无可奈何之际，不得已向您罗嗦，希望您有机会时给予可能的帮助。
徐明清1973.11.16
江青的哥哥李干卿，充当过日伪和国民党的警长、巡官、局员，津浦铁路防奸组组员。一九三九年在日本宪兵队特务指挥下，李干卿两次写信对江青进行策反，是个有历史罪恶的特务、反革命分子。解放后，江青竭力包庇李干卿，要李隐瞒策反她的罪行，并通过叶群、王效禹提拔李当了干部，享受特殊照顾。
李干卿任国民党铁路警察巡官的登记表
一九三九年春，江青通过别人从香港先后寄来了四封信，每封信内有七十五元的旧法币。有一封信被日本宪兵队队长寺田扣压了。不几天，寺田和伍长石古、特务巡官张兴家把我抓到宪兵队，他们问我和江青的关系，开始我不承认，他们就打我，后来寺田拿出江青的照片来，我承认了江青是我妹妹，寺田就不打我了，对我说话也客气了。他叫我写信让江青回来，并说只要江青回来了，可让我当个省长、厅长。后来把我放了，还叫我定期到宪兵队去，有时寺田也到我家来，问我有没有来联系的人？江青有没有来信？过了一月左右的时间，我给江青写了第一封信，内容是以我、母亲和大妹妹的名义让江青回来。信交给了寺田，怎么发出的我不知道，过了一个时间，没有消息，寺田又叫我给江青写第二封信，内容和第一封相同。以后日本宪兵队每十天、半月找我一次，直到珍珠港事件发生后才停止。
李干卿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五日
解放后，我和江青有多次见面。我先后去北京两次，江青来济南五、六次。一九四九年江青来济南时，我对江青说：“因你从香港给我寄钱来，宪兵队把我找了去，打我，让我给你写了两封信，你收到了吗？”江青说：“我都知道了，以后不要再说这些事啦。”一九五七年我去北京，住了四十天，江青把我接到中南海谈话。同年秋，江青来济南，我向她谈了济南铁路局要审查我的历史问题。江青说：“你要稳住，不要害怕，还有上边嘛！”后来我又给江青写信，说有人找我的麻烦。一九六零年五月十二日江青回信说：“有人找你的麻烦，你完全可以不理。”一九七三年我第二次去北京，住了十六天，江青在人大会堂接见我，送我二斤茶叶，一架进口照相机。对我的生活也有一些照顾，一九六九年把我的工资由六十四元五角提到八十三元，住房有两间增加到六间，还免收房费。
李干卿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五日
你最近的来信收到了。
姐姐还在医院里，需要动一个手术，没有危险，请放心。
我有一年的样子没有给你信，一方面因为身体差和忙一些，另方面也没有什么事好告诉你。今天姐姐给我看了你以前的一封来信，你要求来北京，说有人找你的麻烦，你孤单，我认为应该和你谈谈。你不能来北京，因为找不到职业，你应好好地在目前的职位上工作，能够有工作有饭吃就是好的，至于有人找你的麻烦，你可以完全不理，去年在济南我就和你谈过，只要自己拿稳了，是不怕这个的，你若拿不稳，出了岔子，我完全不能负责任，希望你注意，不可因小失大。我们是劳苦家庭出身，应克苦生活、努力工作！你现在究竟做什么工作？一个月多少薪水？房子是否还是不出房租？在济南租一间房子一个月多少钱？以上这几个问题，请来信详细告诉我。祝你和嫂嫂
江青五月十二日
江青的哥哥李干卿，在国民党时期当伪警察局的巡官，解放后被济南铁路局留用，经有关部门调查，是一个有历史罪恶的反革命分子。江青为了让李干卿逃避群众的揭发和批判，千方百计地予以包庇。一九六九年春，江青通过叶群给王效禹打电话说：“江青的哥哥李干卿在济南，听说生活很困难，住的条件也很差，你们是不是安排一下。”先是安排李干卿住在省革委会生产指挥部大院内，由生产指挥部供给。后来江青又别有用心地打电话，叫李干卿搬家，不要住在机关，结果被迫又把他安排在济南军区第一招待所的宿舍居住，占用六间平房的一个独立院，工资由六十四元五角增加到八十三元，还享受着免收房费、生产补助、困难救济等特殊照顾。
张庆祥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廿七日
江青出身于地主家庭，一直过着剥削阶级的生活。江青长期欺骗党，说她家是“没落的小资产阶级的家庭”，父亲是“手工业工人”，过着“凄凉”的生活，隐瞒地主家庭。下面是江青填写的自传和表格的节录。
小传 江青
我是产生在一个已经走向没落的小资产阶级的家庭里，在我的记忆里童年的生活是充满了恐怖、凄凉的情调。
一九一四年生于山东省诸城县是一个破产的小资产阶级的家庭
姓名 江青
家庭出身 手工业工人
江青出身于山东省诸城县的一个地主家庭。其父李德文在城关经营旅店和木匠铺，有房屋十四间，敞棚六间，雇长工一人，还雇有两个盲人专为她家推磨，忙时雇有季节工若干人。后其父将店房出卖，典入本县大地主的土地一百二十亩，全部出租，每年收租一万多斤粮食，全家不劳动，以剥削为生，江青从小就过着寄生生活。
李德文娶两个老婆，江青是李的小老婆所生。
中共山东省委调查组（代章）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我叫徐怀，男，年七十五岁，贫农出身，俺老辈就给地主王练堂当佃户。我二十来岁那年，地主王练堂将求佳邻、葛合头等村的佃户租种他的老亩四十八亩地（合市亩一百二十亩）典给了城里东关李狼（李德文），从此俺又给李家当佃户，租他大亩地三亩八分（合市亩九亩半），每年交地租九百一十二斤，共租种了四年。到李家交地租时，只要麦子、谷子、大豆三种，晒不干，扬不净不收，逼着推回来晒乾扬净再交，对佃户进行残酷剥削。
山东省诸城县城关公社陈家林大队社员 徐怀口述李树义记录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我叫李发兰，女，年74岁，贫农出身，是齐沟大地主王练堂的佃户，租种了老亩二亩多地，后来王把这部份地典给东关李德文家，俺又给李家交租。每年交租三次，有麦子、大豆、谷子，一老亩每年交六斗粮食（合240斤），俺每年交给李家地租500斤。另外，每年一亩地还交地钱两吊伍，共交五吊多钱。打下粮食来，有时交晚了，李德文就亲自到俺家催，种这点地可把穷人祸害了，俺年年没吃的，都叫地主剥削去了。
山东省诸城县城关公社求佳邻大队社员 李发兰口述阎仲业记录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姚文元，浙江省诸暨县人，一九三一年出生于地主兼资本家家庭，是叛徒特务姚蓬子的儿子，国民党特务头子、中统局副局长徐恩曾的乾儿子。一九四八年姚文元混入党内。长期以来，姚文元隐瞒地主家庭出身和他的政治历史问题，利用窃取的权力，勾结王洪文、张春桥、江青，采取极其恶劣的手段，竭力包庇有严重历史罪恶的叛徒特务姚蓬子，并且在政治上同姚蓬子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姚文元顽固地坚持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采取反革命两面派手法，结帮营私，反对毛主席、党中央，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是个隐瞒在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
姚文元的父亲姚蓬子是个证据确凿、罪行严重的叛徒特务分子。姚文元早在入党时就隐瞒了姚蓬子的反革命历史，入党后又长期隐瞒包庇。在文化大革命中，姚文元为了掩盖他的政治历史问题，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合谋，千方百计地包庇姚蓬子，把姚蓬子秘密“保护”起来，逃避党和人民群众的审查。
姚蓬子，一九二七年加入共产党，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在天津被国民党特务机关逮捕，一九三四年四月叛党出狱，在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领导下充当文化特务，担任国民党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委员、国民党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委员等反动要职，长期进行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罪恶活动。
共产主义之路、在中国已经成为一条悲惨的绝路。
共产党所领导所发动的暴乱行为、直接的毁坏农村、毁坏仅有的民族工业、将中华民族抵抗帝国主义的力量减少到零度、结果客观上事实上完全成了帝国主义的别动队。
在忏悔过去的错误之余、我完全放弃过去的政治立场、脱离中国共产党、自后决定站在三民主义的旗帜之下、为复兴民族文化，尽我个人的力量。
第二天看守所长叫我到他房间里去，要我在那里写。我写同鲁迅、柔石、潘汉年、田汉、华汉、冯雪峰、郑伯奇、钱杏村等发起左翼作家联盟，并担任理事，还说以上的人都是左联的理事。我同鲁迅等办过萌芽月刊，同丁玲等办过北斗杂志，还自己编过文学月报。我加入党是潘汉年介绍的。
关于左联党组织的负责人，我说先是潘汉年，后是华汉。关于有那些党员，我说有冯雪峰、华汉、钱杏村等。
左联会员的住址，我说了冯雪峰、阳翰笙、钱杏村，都是他们以前住过的地方。我说和鲁迅先生见面是在内山书店，同柳亚子相熟，他的思想也很左倾，住在什么地方也写上了。 这以后，张道藩到狱中来过一次，是在法官的审判室中接见我的。他说已看到了我的叛党的自白书，不久就可以觅保释放。
我既已成为叛徒，而且拿着中统特务机关的津贴而成为它的一员。
到汉口以后，我先在中统的临时办事处看到徐恩曾，他说每月仍给我一百元津贴。
一九三九年，我在重庆国府路282号，匪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副局长徐恩曾家任他的私人秘书，约在五、六月的一天晚上，特务头子徐恩曾，交了三百元伪法币给我对我说：“姚蓬子明天来家，你把钱给他。”第二天上午十时左右，看门副官王积善上楼来对我说：“姚蓬子来见你，要不要见他？”我说：“叫他上来。”王引姚上楼来见我。我把徐交的钱给了他，他卑躬曲敬的样子对我说：“袁秘书，谢谢你。”在抗战这段时期，姚蓬子从汉口撤退到重庆，表面上仍打着左翼文化人的招牌在社会上闯，而暗里却单线直接和特务头子徐恩曾联系，供特务机关使用。
袁逸之一九七六年十月廿五日
姚蓬子早在抗日战争前，曾为中统前身特工总部所逮捕。不久，他便成了中统特务。他常在一些反动报刊发表文章，他自命为“文化人”，但实际上是以当时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为后台，受徐匪的领导、指挥搞反动活动。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年期间，在重庆川东师范匪局本部，曾几次碰到过姚蓬子。当时我任匪中统局第一组第二科长，曾受姚蓬子之托，代他向徐匪要到一笔津贴（数目记不清楚）。
张文一九七六年十月十八日
父亲个人的政治态度是一个“民主人士”，对党及政府拥护
父亲：姚蓬子，作家书屋经理，政治上拥护共产党。革命低潮时的脱党知识分子。
对姚蓬子的问题，我应向党明确表示态度：我和父亲在政治上没有任何联系，也没有任何隐瞒他政治行为的事。如果发现我有任何隐瞒，党可以给我最严厉的处份。
一九四八年姚文元在上海沪新中学理二班读书时，我在校内担任地下党支部书记。
那时姚文元标榜他父亲姚蓬子开设的“作家书屋”出售进步书籍，是与鲁迅一起参加“左联”的进步作家，并以此为荣，对党组织隐瞒了姚蓬子的地主、资本家、叛徒特务身份。蒙蔽了一些同志，因而于一九四八年十月混入党内。
冒金龙一九七七年一月八日
一九四八年，我在上海沪新中学高中理二甲班读书，与姚文元是同班同学，我在班级里担任地下党党小组长。当时为迎接上海解放，突击发展了一批党员。姚文元入党时对组织隐瞒了他的父亲姚蓬子的叛徒、特务反革命身份和地主、资产阶级家庭的真实情况，把他父亲说成是开设“作家书屋”的“进步作家”、“民主人士”。而那时我们也不了解姚文元的父亲和家庭的真实情况，因此，于一九四八年十月被姚文元混入党内。
孙 志 尚一九七七年一月八日
我们都是威海卫路林村的居民，与姚蓬子是邻居，亲眼目睹，姚文元与他的反动老子关系极为密切。
姚文元参加工作后，我们经常看到他在节、假日到家中来，一九五八年姚文元与金英结婚以后生第一个小孩时就搬到他父亲家三楼住了很长一段时间，还雇了保姆伺候他们，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姚文元夫妇更是经常来他父亲那里享受高价食品，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在一九六六年十月、一九六七年春节、一九六八年姚蓬子病重时我们都亲眼看到姚文元来过。姚蓬子夫妇也经常到姚文元家里去。姚文元的大女儿小红，是从小就放在姚蓬子家里抚养长大的。一九六九年姚蓬子病死以后，姚文元的母亲周修文将书藉（籍）、家俱满满装了一卡车搬到康平路姚文元家里去了。
华业里委朱学芳 顾大伟王秀月 冯翠英吕月英 王 燕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日
姚文元的父亲姚蓬子与胡风等反革命分子关系极为密切，经常在一起攻击我党。姚文元对胡风等在他家里攻击、谩骂我们党的罪行不报告、不揭发，反而吹捧胡风是“进步”的。在反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姚文元耍反革命两面派，掩盖他同胡风分子的关系。
姚（文元）的父亲与胡风、彭柏山、潘汉年关系均很好，并有往来，姚文元也见过面；但这些情况姚一直未交代过，而且一直强调自己与家庭关系恶劣，但不正面提出，又不向组织汇报，这次反胡风斗争开始，姚从未把这种具体情况进行揭发。
解放后姚文元在他自己家里见过胡风并从他父亲口里听到胡风对党不满，骂我们党的文艺领导同志，而在解放前姚也见过胡风。同时在家里也见过胡风分子梅林也从他父亲口里听到梅林发牢骚，对解放后的现状不满，但这些问题姚从未揭发过，也未向组织汇报过。
解放前，姚经常阅读与研究过胡风的书，如希望、泥土、蚂蚁等出版的书籍杂志。解放后姚文元同样买了很多胡风的书籍。如胡风的“论现实主义的路”，“逆流的日子”等，但从未批判过，反胡风斗争开展后姚文元和（还）把胡风等书籍放到外面公开的书架上。
姚文元同样认为胡风是进步的，路翎写文章很有“才华”。对一九四七年、一九四八年，胡风侮蔑香港党的文艺领导同志是“逃兵”来反攻党对他的批评，姚文元也认为是对的。
调查人 朱振芳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二十日
在一九五五年肃反运动中，组织上对姚文元同志父亲的政治历史情况和社会关系进行了调查，由区委审干办公室朱振芳同志写了上述调查报告。
中共上海市卢湾区委组织部（章）一九六六年二月二十日
反党分子姚文元窃踞据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以后，他的叛徒、特务父亲姚蓬子于一九六六年底纠集了国民党中校、伪三青团区队长等一些有政治历史问题的人，蒙蔽了一些群众，以姚文元“劲松”的笔名，成立了一个“劲松战斗组”。姚蓬子自任组长，标榜自己是“资反路线的受害者”，叫嚣“搞我就是搞姚文元”，“现在是受压迫最深的人最革命”。他还主持召开所谓中文系教工平反大会，他在会上恶毒的辱骂共产党员是“拿着鞭子的人”、“国民党”、“特务”、“狗腿子”，煽动有政治历史问题的人起来反攻倒算，蛊惑有的人殴打党员干部，破坏文化大革命。
一九六七年二月，姚蓬子混入“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造反队后，群众意见很大。当时的工总司组织组组长丁德发向王洪文汇报了此情况，王竟说：“姚文元父亲参加造反队倒蛮好，这样，工总司就更硬了。”二月二十三日在锦江饭店，丁又向张春桥汇报，说姚蓬子参加造反队不合适，张听后板着面孔把丁撵走，并责令丁写检查。王洪文知道丁收回了姚蓬子的造反队袖章后，大为恼火，训斥丁：“给工总司闯了大祸！”“得罪了姚文元，谁担当得起责任！”
上海师范大学教师 顾汉松 殷海国上海五一电机厂工人 丁德发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日
一九六七年底，全国正掀起了揪叛徒的高潮，上海师院也刷出了要叛徒姚蓬子交代罪行的大标语，有的群众组织勒令姚蓬子报到受审，同时通过姚蓬子了解情况的也比较多，这时“四人帮”之一的张春桥，还有王少庸慌了手脚，要上海市革委会专案办公室出面将姚蓬子保护起来。提出了几条保护保密措施：有关姚蓬子问题的材料不准泄露，一律交专办；通知上海师院革委会，不准任何群众组织成立姚蓬子专案组，不准批斗；不准上海师院革委会、上海作协的组织组接待外调人员，不准外调人员直接找姚蓬子谈话，调查提纲要经市专案办公室审批后方能叫姚蓬子写证明材料；对通过姚蓬子了解情况的单位人员要注意，要详细登记，严防有人搞炮打姚文元的材料，发现问题要马上报告市专办处理。并要姚蓬子家的所属华业里弄党组织做好对姚蓬子的安全保卫工作，有人问姚蓬子家住在什么地方，回答不知道，发现有人要通过姚蓬子了解情况要报告市专办等等。一九六八年六月十日又规定，凡通过姚蓬子了解情况的一律不接待，非调查不可的要经中央文革批准。
上海师范大学 沈舟根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二日
姚文元一九三六年在南京拜国民党特务头子、中统局副局长徐恩曾和徐的小老婆费侠为“干爹”“干娘”。姚文元同徐、费的关系十分密切，一直保持到徐、费逃台湾。姚文元始终向党隐瞒了这一重大政治历史问题。
一九三六年五月，国民党特工总部总务科长周伯良，在南京新街口中央商场附近开设水果店，楼上设西餐部，请徐恩曾（国民党特工总部主任，一九三八年任中统局副局长）及其姘妇费侠（叛徒）去参观并摆酒席招待。徐、费通知姚蓬子、卜道明和我及我的妻子傅伯群一起参加宴会。席间，费侠夸赞姚蓬子的儿子姚文元好。徐恩曾说：蓬子的儿子长大一定会像蓬子一样，成为一个文学家。卜道明说：那就把姚文元给费侠吧。徐恩曾说：做乾儿子好。并问蓬子是否同意？姚蓬子回答：那可太好了。徐说：我们可成了乾亲家啦！于是大家祝酒，祝贺徐恩曾和费侠有了乾儿子姚文元。后来，徐、费常到苜蓿园新村姚蓬子家，更加喜欢姚文元。
袁孟超一九七七年一月七日
一九三六年到一九三七年，姚蓬子住在南京市石鼓路，我常到姚家去。第一次去是同中统局副局长徐恩曾的小老婆费侠（后任蒋匪帮立法委员）一起去的。姚文元当时约五、六岁，叫费侠为寄娘。姚蓬子也向我介绍说：“费侠是文元的过房娘。”费侠和姚蓬子一直来往甚密，经常要姚蓬子修改文章，有时就叫姚蓬子写了以费侠名义发表。一九三七年底到一九三八年夏，我在武汉常看到费侠带着姚文元去看电影和文艺演出。一九四一年夏，田汉在重庆凯歌归酒家宴请，出席的人很多，我和姚蓬子都去了，姚文元是由费侠带去的。
黄理文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日
姚蓬子和徐恩曾的关系是很密切的，姚蓬子出狱以后，住在南京苜蓿园期间，徐恩曾和费侠经常到我家去。这时徐恩曾经过卜道明每月给我家送一百元钱，直到我家离开南京。费侠很喜欢姚文元，到我家时，费侠要姚文元叫她妈妈，我也要姚文元叫，姚文元也就叫她妈妈。
到重庆以后还是经常来往，姚文元还是叫费侠妈妈。
周修文1977.1.7
姚文元出身于地主兼资本家家庭。他家在浙江、上海、北京有大量的土地和房产，长期出租土地、房屋，放高利贷，雇工剥削。姚文元一直向党隐瞒了地主家庭成份。
姚文元 高中三 资本家 参加革命时有父亲、母亲及一个妹妹，无不动产。动产有书籍（开书店）。经济来源是书店的利润
家庭经济情况：过去（1943年前）苦，经济来源靠父亲做编辑写文章
姚文元 浙江诸暨 资产阶级 学生 49.7 48.10
姚文元的家五辈都是大地主。父亲姚蓬子全部继承了祖父的财产。解放前，他家有田一百一十亩，楼房九间，平房三间，是下村二十户地主中最大的一户。土地除每年自己种二十至三十亩外全部出租，每亩每年收租三石左右。雇有长工一人，短工五至七人不一，对长短工很苛刻。收租的斗特别大，群众有这样的口谣：蓬子老爷的斗，是毒蛇的牙齿，恶狼的嘴。同时还放高利贷，残酷剥削贫苦农民。
姚蓬子在土改前夕就搞破坏活动，将家里的主要财产全部转移到上海等地，只剩下了不能搬走的房子和一些破家具、农具。一九四九年十月还托姚寿章将一间店屋以十六石大米卖给陈阿毛，后被农会发觉追回。
姚江公社下村大队党支部书记姚法苗（章）76年12.20号
我是土改时担任姚公埠下村农会委员，负责文书工作。在土改时，我们下村划上地主的有姚蓬子、姚乃定、姚文灿等共二十户。其中算姚蓬子财产土地最多，占有土地一百余亩，分布在钱池、泮家、俞家、姚家、全家、姚公埠三村。解放前除自己雇一个长工种20──30亩外，其余全部出租。按照土改法规定定为地主成份。
土改前夕，姚蓬子将浮财全部转移到本县青塔大队和上海等地，留下的只有一些旧家具、农具及房屋土地，已全部份配给贫下中农。
姚长庆（章）76.12.20
我是湄池公社下陈大队贫农社员，今年六十一岁。一九四○年，我给姚文元家做长工，讲明工资一年六十元。一次挑重担中，我脚被戳破，仍逼我下水干活，弄得化脓溃烂。地主婆冯雅琴（姚文元祖母），看我不能干活了，就诬我偷他家一百元钱，把我赶了出来。我回家后，腿越烂越严重，不能劳动，老婆和我离了婚，最后锯掉了一条腿，成了终身残疾。
茅 龙 泉 （章）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日
《材料之一》提供了王洪文与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结成“四人帮”，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大量罪证。《材料之二》的这一部份，着重揭发了王洪文利用窃取的职权，贪污盗窃，侵吞、挥霍国家财物，生活腐朽糜烂的罪恶事实。这些材料证明，王洪文是一个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正在走的走资派，吸工人血的新生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
王洪文堕落成新生资产阶级分子，是有其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的。他虽出身劳动人民家庭，但参加革命以后，不读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不改造世界观，资产阶级思想不断发展。现据广大工农兵群众特别是上海市工人群众的揭发，王洪文在部队就不是一个好战士，复员后在工厂也不是一个好工人、不是一个好干部。王洪文在文化大革命中，特别是当他同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勾结到一起之后，资产阶级个人野心恶性膨胀，终于走上了反党反人民反革命的道路。
王洪文为给自己树碑立传，把他在上棉十七厂的办公室专门保留下来展览，王秀珍多次带领“小兄弟”们到这个办公室，进行所谓“传统教育”，培养对“四人帮”的感情。同时，他还亲自策划炮制了所谓《上棉十七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长达三万余言，捏造事实，歪曲历史，把自己打扮成“工人领袖”。
王洪文为了给他自己树碑立传，他混进市革会以后，经常在我们面前吹嘘自己所谓“造反史”，念念不忘他在十七棉的办公室，他说：“这个办公室是有意义的，要保留下来。”由于王洪文经常放毒，我对这个办公室也有了反革命的感情。在“十大”以前，我曾把王洪文要保留这个办公室的考虑，告诉了十七棉党委负责人。他们照办了，连王洪文在文革前的选民证和他用过的桌椅都照原样保留着。
一九七五年二月初和二月十五日我曾两次带领“小兄弟”去这个办公室开会，以增强对王洪文的“感情”，效忠王洪文。第一次带了叶昌明、陈阿大、黄金海、马振龙、王日初、金祖敏。我和金祖敏传达王洪文、张春桥对黄金海、戴立清的“指示”，目的是使我和这帮小兄弟更加抱成一团，效忠王洪文，为王洪文争气等。第二次是王洪文要马天水和我多关心新选进的中委和候补中委，给他们补上文化大革命这一课。当祝家耀（已去公安部工作）一次回上海要返京前的一个晚上，我借这个机会带祝家耀、周宏宝、张国权、陈佩珍等在上海的中委和候补中委去十七棉进行所谓文化大革命的“教育”，我介绍了所谓王洪文的“造反史”。我还要他们不要忘记这些“历史”，要为王洪文争气，为“四人帮”效忠。
十七棉为王洪文树碑立传在编写大事记，我是积极支持的，交待他们要搞好。
王秀珍一九七七年二月四日
王洪文为了篡党夺权，亲自策划编写了《上棉十七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为自己树碑立传。
一九七四年一月九日，他在北京接见厂党委副书记董秋芳时，一再夸耀自己对十七厂文化大革命所起的作用。并说他“一有空就回忆这些事情”，要董“把十七厂的文化大革命好好总结一下。”董回沪后，即将王洪文的黑旨意向厂党委作了传达。同年十二月，经王洪文同意，抽人着手编写《大事记》。一九七五年八月，王洪文来上海时，又催促此事。十月底初稿完成，即送王审查。王看了以后，第二天立即召集董秋芳等人，一开始就说“我昨天一连看了二遍，很受教育。”接着他又提出：“《大事记》中人名不要太多，一般人只要一般提一下就可以了”。可是他自己的名字出现了近二百处却一声不响。还提出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九日他在保卫科同厂党委发生冲突“要详细记载对今后是有好处的”。又说“十七厂夺权应比一月革命早。”要把十七厂夺权日期由六七年一月二十九日篡改为六六年十一月四日，捏造十七厂是全国最早的夺权单位，拼命为把他自己塑造成“一月革命”夺权最早发起人制造“依据”。他还作贼心虚地交待：搞《大事记》的事“千万不要传出去，要保密”。
王洪文在这个《大事记》中把自己打扮成所谓的“革命左派”、“优秀的共产党员”，把他写的大字报吹成是“马列主义的大字报”，推动了十七厂“群众运动轰轰烈烈的开展起来。”《大事记》中说什么“王洪文的一席话，使得同志们增强了斗争的信心，觉得眼前的道路又宽又亮了。”还说王洪文到了三十棉纺厂一次，这个“三十厂的文化革命形势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等等。王洪文甚至编造了自己“为了迎接更大的斗争风暴，更加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样一来，这个不学无术的政治流氓一下子就变成了所谓的“工人领袖”。
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王洪文一手策划的《大事记》也就成了他反革命政治野心的罪证。
上海第十七棉纺厂 高顺兴 王树理 曾勇77.2.4
王洪文利用窃取的职权，巧立名目，采取种种手段大量贪污盗窃，挥霍国家财物，吃喝玩乐，生活腐朽糜烂，是一个吸工人血的新生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
反党分子王洪文到北京后，生活上已有补贴，但他还每年数次向上海大量要钱，每次三百、五百甚至上千元。他还经常以试戴、试用、试看、试听、试尝等名义，巧取豪夺，无偿地从上海窃取高级手表、电视机、电影放映机、照相机、录音机、收音机、打火机等新产品，以及大量名烟、名酒和其他高级食品。他要来的钱和物品，除供他本人穷奢极欲，挥霍享受以外，还用来大搞请客送礼，进行政治交易。
王洪文经常用请吃、请喝、看电影、送东西的手段，拉拢腐蚀干部，特别是对上海来京的头头，都要设宴，大吃大喝，进行反党宗派活动。一九七五年、七六年，在全国计划会议召开前后，王洪文多次利用吃喝的时候，向他的心腹黄涛面授机宜，策划黄在会上放炮、发难，向华国锋同志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猖狂进攻。
王洪文的小兄弟，一来北京，他立即要人用专车接到他的住地吃喝、密谈，这已成了惯例。对安插在北京的小兄弟，也经常用请客送礼等手段，进行阴谋活动。王洪文在住地请客，用的都是高级酒、菜、烟、茶，但他感到还不阔气，就到大饭店设宴招待，中国菜吃腻了，还要做外国菜。他这些小兄弟经常比谁被请的次数多，吃得高级，谁最受王的信任。可见吃吃喝喝已成了反党分子王洪文和他的同党衡量政治关系的标志。
沈 少 良一九七七年二月七日
王洪文非法攫取大量国家财物。在他窃踞了领导职务后，串通市轻工业局的马振龙，利用职权，以“硬性索取”、“授意试制”等手法，窃取了大型彩色电视机、红旗牌高级照相机、高级汽手枪、高级手表、石英电子手表、太阳能打火机、高级香烟、啤酒、糖果等大量轻工产品。就以食品一类来说，一次就拿高级雪茄烟三十五条，酒芯巧克力糖六十盒，酱菜罐头二十多瓶。
王洪文为了打猎，硬要给他仿制美国“奇异牌”的聚光搜索灯。工厂只好停止部份正常生产，日夜赶制，突击一周，造出二十只，王仅选去二只，耗费国家资金一万多元。又如，为王洪文专门精制五块高级占（钻）石牌双日历手表，调动了七个工厂、一个商店的四十余名技术人员，化费国家资金一万一千多元。王洪文用的保温杯，也要给他特制，加工单位仅为制杯盖，化了半个多月时间，专门制了两套模具，这一项就耗费国家资金一千六百多元。
上海市轻工业局工作人员韩仁和 刘思仁 吴行慎一九七七年二月五日
反党分子王洪文不仅在政治上极端发动，生活上也是极端糜烂的。他一人在北京、上海就占用了九辆汽车。他到外地坐飞机，三叉戟还嫌小，一定要坐波音707。王洪文的住地，本来已安排得很好，但仍不满意，大发牢骚说：厨师不给好的，理发椅子型号不对，枕头不好，床单不好，台灯不好，给的桔子也是皮厚、不甜。他为了图舒服，差不多每天都要大夫给他推拿一两个小时。他一起床，就得喝一杯浓咖啡，或者吃兴奋剂，睡前要喝一杯西洋参汤。一日三餐，顿顿是鸡、鸭、鱼、肉，还嫌不够，又提出要吃燕窝。经常吃烤蛤蜊，有时还吃炸牛排、牛尾汤等法国名菜。他喝的是“茅台”、“人参”、“三鞭”等名酒。他不读书，不看报，经常要秘书廖祖康代他划圈批文件，他把绝大部份时间和精力用来玩牌、下棋、钓鱼、打猎、打鸟、看电影，为了打猎，甚至不参加会议，不接电话。他钓鱼有时从早上四、五点钟一直钓到九、十点钟，从下午三点一直钓到晚上八、九点钟。他用的钓鱼杆，有的是从外国进口的，一根一百多元，他用的钓饵还要放香油、茅台酒。他以战备为名，从部队弄来吉普车，装上专用灯光，经常深更半夜带人驱车到郊外打野兔子。白天还经常打野鸭子，要工作人员为他赶鸭子。他还经常在住地周围打鸟玩。他共有猎枪、鸟枪十二支。他下棋一下就是四、五个小时，打扑克有时长达十几小时。王洪文有时竟摔手表玩，一边摔一边说什么：反正戴手表不花钱，摔坏了再到上海去拿。去年，王洪文从国家体委要了一辆“佳娃”牌摩托车，一日数次骑着玩。王洪文这种糜烂透顶的生活，比大地主大资本家有过之而无不及。
王 爱 清一九七七年二月五日
王洪文，一九七五年夏天窜来上海三个半月，一家五口住在高级别墅，整天过着花天酒地的资产阶级生活。几乎每餐都要喝名酒，经常要吃山珍海味，名菜佳肴，新鲜水果，时新蔬菜。什么鱼唇、鲍鱼、干贝、海参、蛤蜊、鹌鹑、野味……，他想啥就要吃啥，而且要求苛刻，非要弄到不可。一次，要吃田螺，就要农村动员贫下中农下水摸，要吃小豆苗，到生产队组织人采摘，他要吃鲜荔枝、香蕉、菠萝，由广州用飞机带来。儿子要吃石榴，也专人到苏州去买。此外，到南通搞过蛤蜊，到宁波搞过青蟹，派人到处去买。王洪文经常设宴请他的余党、亲信吃喝，三个多月就请了二十多次。他以视察为名到工厂，到农村，到部队时，事先派人安排吃喝，要人家准备名酒名菜，每到一处都大吃大喝，常常喝得酩酊大醉，丑态百出。
王洪文几乎整天吃喝玩乐，钓鱼、打鸟、下棋、玩牌、打弹子、看电影，成了他每天主要活动。一百多天之内，看了八十多部电影。他还常常硬拉着工作人员打扑克、下军棋，玩通宵。他不仅白天去打猎，有时晚上也去打，专门让人特制了聚光搜索灯。他钓鱼，让工作人员用麻油、茅台酒和面粉作鱼饵。钓不到鱼，他就挖空心思要工作人员做两只木框浮在水面，框里放上青草，引鱼上钩。王洪文一贯作威作福，钓鱼时，不仅要为他准备烟、茶、水果、桔子汁，还要工作人员把烟递到他嘴里，为他点烟，拾鱼，装鱼饵，擦汗，煽扇子。
他在上海三个半月，穷奢极欲挥霍，据不完全统计，就化了二万余元。真是比地主、资本家还厉害。
上海市委招待处工作人员 何关明 葛 健 陈世章朱友生 王 钰1977.2.5
反党分子王洪文在北京住的一所房子已经很好，但他不满足，又到郊区霸占了另一座楼房。他住了两次，仍不满意，又从军队要了一幢更好的房子，还要总参管理局给他扩建一个供他玩乐的“活动场所”。为了建造这个“活动场所”，花几千元做了一个模型，他看后觉得灯光不新颖，要仿照上海友谊电影院里的灯光。为此，专门派人到该电影院实地考察。王洪文的这幢房子在原来的基础上改了一下，增加了一个“活动场所”，就花了几十万元。后来他又对室内的布置不满意，要有关部门仿照某地休息室的地毯、沙发进行布置。有些工作人员看到王洪文的这幢房子说：“林彪过去造这样的房子，现在王洪文也造这样的房子。”王洪文听到后恶狠狠地说：“这是右倾翻案风”。
王爱清 沈少良 贾德祥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王洪文打猎专用的吉普车、特制的聚光灯
王洪文在北京打猎用的枪支和子弹
王洪文骑着玩的进口摩托车
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唯恐他们的特务、叛徒、阶级异己分子的反革命面目被揭露，千方百计地掩盖他们的罪恶历史。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背着毛主席、党中央，利用他们窃取的权力，与林彪、陈伯达、吴法宪、叶群一夥相勾结，派人查找有关他们历史问题的材料，秘密转移销毁。他们还在上海、苏州秘密组织人，伪装红卫兵，以“扫四旧”为名，查抄知情人的家，收缴、销毁有关他们政治历史问题的各种材料。对了解他们历史情况的某些人，以种种莫须有的罪名，私立专案，秘密逮捕，长期关押，残酷迫害，杀人灭口。
金祖敏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五日从上海秘密送给姚文元四件材料，其中三件是一九五五、五六年上海市委组织部审查张春桥参加复兴社问题和党籍问题的重要材料；另一件是反映文静有重大政治历史问题的材料。金祖敏给姚文元送材料的信说：“最近我们在考虑备战工作清理资料和旧市委的审干档案中，发现中央有关同志的材料，清理同志清到即密封起来，准备送少庸同志，并略告了我一下，我感到这个材料不宜转市其他同志，特与吴定君同志联系速转给您，请您阅知。另外在我们组织组整理资料中也整理到一份文静同志材料我想也转给您为宜，至于这些材料没有扩散过，从整理中，我们整理同志一发现即转交给我。特一起送上请您阅。”姚文元拆阅了这些材料，不报告毛主席、党中央，作贼心虚地批注：“内件未拆，不知内容，请报告春桥同志、王洪文同志。按中央规定处理。”实际上姚文元把这些材料密藏了达七年之久，一九七六年十月姚文元被隔离审查后，才从他的住地查出。这是“四人帮”互相包庇的一个铁证。
一九六七年五月，我们在审查本校前党委书记的政治历史问题时，发现宋振鼎于一九三二年被捕叛变，一九三五年到上海，非法成立了一个“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委员会”，宋亲自介绍张春桥加入了这个组织。我们把这个问题写了一个调查报告，上报中央文革和上海市革委会，结果材料落入张春桥的老婆、叛徒特务文静之手。于是张春桥、王洪文及其在上海的黑干将，以“整中央领导同志的黑材料”、“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等罪名，设立专案，进行变相抄家，大搞逼供信，大搞精神折磨和身心迫害，长达八年之久，有的被隔离或拘留，硬是要把我们打成“现行反革命”。更有甚者，他们怀着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罪恶目的，蛊惑人心地提出要搞出一条“黑线”，妄图打倒中央领导同志，实现其篡党夺权的野心。
上海市化工七·二一大学陈美痕 徐嘉然 陈效宗严 中 王奇峰 熊自强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日
市专案办三月二十六日来报告，请示如何处理工农兵印刷厂资本家胡伯洲处抄来的防扩散照片、画报和一些其他照片、画报等。这些东西，文化革命初期群众抄家，市专案办同志于七○年十二月廿日去拿来，照片三万多张，画报若干。
专案办的报告已转维国、少庸同志。
送来的照片、画报已退游曾专案组史培元同志。史培元同志提出：这些东西拟暂放，有些东西可能还要清理一次，特别是对照片的底片和“反动照片”有好多“吃不准”，建议清档组一起帮助清理，有些可能还有用处，这样做，不知是否妥当？
廖 祖 康（一九七一年）四月五日
您好。几个月没见了，很想念您。从报纸照片上看，你的身体好，才放心一些。
另外，从一个反革命家里搜查到您的一张照片，还有一本反革命刊物，一并送上。
请您多多保重身体。
敬礼
春 桥四月一日
大约一九六七年春天的一个晚上，叶群突然打电话给我，要我立即叫江腾蛟到北京来一趟，她有要事和江腾蛟谈。要江腾蛟到达后直接去叶群家。
这次我没有见江腾蛟也不知道叶群交代什么事，江腾蛟接受任务后就回上海去了。
大约过了两三天，江腾蛟乘夜航来到北京，住在东交民巷空军招待所，江腾蛟告诉我他到了北京，要我去空军招待所见他一下。我当即到了东交民巷空军招待所，见了江腾蛟和张彪（当时空四军政治部文化部长）两人。江腾蛟告诉我，江青、叶群告诉他去组织上海空四军的一些干部子弟充当红卫兵查抄一些文艺黑帮的家，江腾蛟说，查抄了很多家，抄了一麻袋材料。江腾蛟打开给我看了一下，其中有书和笔记本子，照片，信的底稿，谈话的记录，但江腾蛟 没有给我看具体内容。不一会叶群进来了，江腾蛟又给叶群看了一下，叶群说：“不要看了，你交给我，我给她送去，江青正等着。”于是叶群就立即把材料拿走了。
吴 法 宪一九七七年一月二十二日
文化革命初，一天下午，江腾蛟把我找去，对我说：吴司令（吴法宪）要找几个人办一件事。“上面”有人有一些材料散失在三十年代一些文艺界人的家里，不能扩散出去，要组织人抄来，这件事一定要办好。第二天，江召集我、袭著显、刘世英、陶崇义等策划，决定由我和刘世英等侦察住址，由袭著显、陶崇义等组织人。几天后在晚上，由江腾蛟负责，分五个小组，分别抄了一些人的家，后来把抄来的有关江青的文件、书信装进一个麻袋，由江和我乘飞机送到北京，交给了叶群、吴法宪。一九六六年十月中下旬，组织一些人冒充红卫兵到苏州抄了一个人的家，将抄来的东西装成一个小皮箱，由江腾蛟派人送到北京。一九六八年三月，我还伙同北京来的一个人在上海抄了秦桂贞的家。抄来的东西，当晚由北京来的人乘飞机带回北京。
张 彪一九七七年一月二十二日
一九六六年十月，江青勾结林彪、叶群，指使他们在上海的死党，组织一些人，冒充红卫兵，抄了一些三十年代文艺界人士的家，片纸不留。十一月初，叶群让我把抄来的一大口袋文件、书信、笔记本、旧报纸杂志、照片、剧照等，拿到他的办公室，由她亲自整理编目。叶群对这些东西很感兴趣，对我说：“这些材料是很重要的，是江青同志交代要搞的，要密封放在最保险的地方。”六七年一月十日左右，叶群对我说：“你去把后院的火炉子捅开，要把那些材料销毁，你先不要拆封。”过了一会，江青来了，叶群把她领到后院，由江青亲自监督，把那些材料全部销毁了。
赵 根 生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廿五日
江青为了掩盖她的丑恶历史，文化大革命以来，多次偷偷地销毁她的历史罪证。每次销毁罪证材料时，都要把门紧紧关上，烧完了还要把纸灰捣碎。一九六九年上半年，有一次她抱着一堆材料，还有许多她自己保存的她在三十年代的照片，到十楼一个小房间去销毁。她让杨银禄同志去拿火柴，并作贼心虚的对杨说：“这是一堆没有用的东西，他们整我的黑材料真是挖空心思啊！你去吧，我自己烧！”江青关上门，烧了一个多小时，弄得满屋子乌烟瘴气。江青还经常对我们说：“有人整我的黑材料，谁也整不出个名堂来。”
江青自己保存五个保险柜，保险柜的钥匙她自己随身携带，从不离身，洗澡时都要带到浴室。一九六七年以来，她清理了五次，每次清理时她自己都要销毁一些材料。
周金铭 杨银禄 刘玉庭 刘 真一九七七年一月廿九日
大约在六八年或六九年时，有一次江青发疯似的大怒，说有人整她黑材料，并说已被她拿到手。她说：“谁想整我，什么都别想抓住”。她把许多材料和照片都拿到十一楼楼上的一个房间全部销毁了。不许我们任何人进，烧的满屋子都是烟。江青为了掩盖其丑恶历史，私自销毁许多材料。
周淑英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日
赵耀珊是一九三四年直接审讯江青的中统特务，是江青自首叛变的重要人证。文化大革命中，江青指令饶漱石专案组查找赵耀珊的下落，妄图掩盖自己的罪恶历史。
关于黑大汉的情况，已查明：黑原名赵耀珊，又名赵立人、郑玉龙、老韩、安徽人。一九三三年春任江苏省委书记，同年六月二十六日被捕，当即叛变，当了特务。解放后我政府逮捕，一九五四年四月三日被处决。档案存上海市公安局或苏北劳改农场。
与黑同时被捕的有省委交通叶蓁，又名李文碧、无锡阿妹，叛变后同赵同居。现住上海欧阳路一三一号。
饶漱石专案组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日
一九六七年一月，我到上海，才知道林立果也在上海。我问他在干什么？他开始不说，并叫我不要跟他住在一起，江腾蛟就安排我在另一住处。后来我又再一次追问林立果在干什么，他向我吹嘘说：江青、叶群给他一个“任务”，借“除四旧”、“查黑帮”，同江腾蛟的女儿、周建平的女儿等，抄三十年代跟江青在一起的一些人的家，把凡有文字的东西，全部搜集起来，装了一麻袋。二月份，我回北京后，在毛家湾见叶群、林立果连夜清查麻袋里的东西，听见叶群说，江青这么多化名，除了“蓝苹”这个名字外，不知哪些是有关她的，还是交给她去处理吧。
约于一九六七年，我听叶群对林立果说：江青要逮捕孙维世，说这个人是“特务”。叶说江青要叶群派人到大庆去抓这个人，江对叶说：“现在趁乱的时候，你给我去抓了这个仇人，你有什么仇人，我也替你去抓。”叶群说孙维世是个老演员，知道江的老底。后来我曾问过叶，孙维世怎样了？叶讲“听说死在监狱里了。”江青杀人灭口、蛇蝎之心，何其毒也！
林立衡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三日
一九六四年反党分子江青在上海停留期间，曾对我说过，她一九三五年左右，在上海南市区接头时被巡捕房扣留过，问我公安局有没有她被捕的指纹档案，要我查找送给她看。
一九六六年我还听说，江青要警卫处处长王济普同志去查过她过去在上海被捕的档案材料，这是江青企图销毁她被捕叛变罪证。可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她害怕自己的问题被揭露，反咬一口，捏造说我们搞了她的“黑材料”，伙同张春桥把我们逮捕关押，进行残酷迫害，使王济普同志致病身亡。
黄 赤 波一九七七年二月四日
有件事，我考虑了很久，没有敢讲出来，就是66年的四五月间女客人要我到市局档案处查过一次材料，去前她同我谈了一下经过情况及大体时间，当时敌人是误捕了人。
王 济 普68.2.13
秦 桂 贞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三十日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江青和叶群、戚本禹等人在京西宾馆，布置我们四个人到上海调取饶、潘、扬反革命集团的档案材料，当时指定陈虹同志为组长，我为副组长。我们在上海接收档案的过程中，市公安局管档案的同志说，有一部份“通天”材料，让我们最好也带回北京。当时经请示，江青批准我们把材料全部带回来。我们把材料运回北京后，江青要我们看看这部份材料是些什么内容，并写一报告。我们看了以后才知道，这是上海市公安局侦破一个案件的材料，内有三十年代上海出版的杂志、报刊资料等。报告江青后，她说这些材料没有保存的必要，可以写个报告销毁。我们根据江青说的内容，以陈虹和我二人的名义写了一个报告，经过江青反复修改，上送批准以后，这些材料就全部销毁了。
到了一九六八年，江青却反咬一口，说我们搜集她的黑材料，搞她的黑专案，对我们搞逼供，把陈虹同志关进监狱六年多。江青之所以不择手段地对我们进行迫害，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她三十年代的一点丑闻，欲置我们于死地。
王 育 民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六日
总政秘书处胡剑英一九七四年三月十九日给江青写信，说总政保存一包涉及叛徒特务姚蓬子的材料，并诬告李德生同志。江青、王洪文、张春桥立即指派徐海涛、李汉荣把材料取走，交给了王洪文。他们作贼心虚，在取材料的收条上不敢写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和姚蓬子的名字，只写“遵照中央领导同志的批示”，取走了“一包材料”。
请设法把这些材料取来。
江青 19/3 1974
您好！为了彻底揭开总政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盖子，查清十次路线斗争中的一切问题，揭露总政头子罪行，我向您报告一件事。
我是总政秘书处保密员。曾在原军委办事组政工室管过文件。大约在一九六九年下半年，由政工室的梁文魁同志交给我一包密封材料叫我保存，什么内容没告诉我。上面有宋奇光、党作积、梁文魁三同志签的名。一九六九年底，总政新组建时，这包材料同政工室的其它文件一起移存到了总政保密室。
一九七二年一月，为了揭发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彻底清查与林彪反党集团有牵连的人和事，我曾向领导建议查阅这包材料，经请示李德生、田维新批准后，领导指定秘书处卢云典、赵仲起同志和我三人启封进行了查阅。内容是：军委办事组派宋奇光等三人调查了解李伟专案中涉及到姚文元同志父亲姚蓬子的一些情况。查后，即向李德生、田维新写了报告，并建议将材料上报中央。但一直未得到答复。这包材料至今仍存在总政保密室。
从一些材料看，黄永胜有不少批示，几次是直接批给叶群的，叶群看后又退给了黄永胜。我认为，这里面黄吴叶李邱一定搞了鬼。而李德生、田维新又为什么批准查阅不提出任何处理意见？是否将此事报告了中央也未得而知。
特此报告。并建议将材料直接上交中央。
致 以
总政秘书处 胡剑英1974.3.19
遵照中央领导同志的批示，原军委办事组政工室宋奇光、党作积，干部室梁文魁三人密封了的一包材料，上缴中央。
移交人 胡剑英接收人 徐海涛李汉荣一九七四年三月廿三日
遵照你和春桥、江青同志的指示，昨晚我和李汉荣同志去总政将胡剑英同志保存的一包材料取回。同时取回了胡剑英同志关于经口头请示李、田批准曾启封这包材料的说明，以及李、田批准中央二办查看这包材料启封日期的批件。
现将以上材料送上。
徐海涛三月二十三日
何秀文同志存，勿扩散。
春桥十一月十日
十一月九日静安区公检法军管组，送来有关姚蓬子的材料一袋共两本。现送上请查收。
致以
上海市公检法军管会（章）1968.11.9
最近，我室十四组在清理防扩散材料过程中，发现一份姚蓬子于六七年八月十八日写的材料。这份材料是这样形成的：在六七年七、八月份，红卫兵小将配合刘少文专案组调查刘少文历史问题过程中，通过姚蓬子了介（解）刘少文的有关方面问题，做了笔录，姚蓬子亲手写了这份材料（详见附件）。现请示这份材料如何处理。
市革委会专案办公室（章）一九七三年五月十五日
天水、景贤、秀珍同志，此件拟销毁，妥否？是否需报洪文同志并请阅示。
王少庸五.十六.
原上海师范学院姚蓬子专案组在结束专案审查时曾将姚蓬子的有关材料移交给我室文艺专案组（即当时的卅年代文艺黑线专案组），最近该组在全面清理专案材料时，对这部份材料提出要求处理，鉴于去年我室十四组清理出有关姚的材料已报请市委领导同志批示同意销毁，因此对这批材料，我们意见也予以销毁。
当否，请审批。
市革委会专案办公室（章）一九七四年七月廿六日
拟同意。请天水、秀珍同志阅批。
王少庸七月廿八日
注：以上材料除备注中注明系摘抄材料外其余均系本人亲笔交代材料。
中 共 中 央 办 公 厅一九七七年三月六日发出
来源：根据中央文件原件打印，原题为：中共中央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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