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76-11-21 作者：徐景贤
徐景贤最近，我反复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批判“四人帮”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学习了华主席在中央打招呼会上的重要讲话和中央十六号文件，参加了上海区、县、局党员干部会议的大会、中会和小会，经过苏振华、倪志福、彭冲同志的多次耐心教育和挽救，经过同志们的揭发、批判和帮助，我深深受到了触动。“四人帮”罪恶滔天，我自己的罪行累累。对于同志们的揭发和批判，我表示诚恳的接受，并在这里向全市人民低头认罪。现在，我再补充揭发和交代“四人帮”和我自己的一些主要罪行。以后还将陆续交代。
“四人帮”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蓄谋已久，但是，他们觉得他们篡党夺权的最大障碍，就是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人民军队。他们极端仇视和害怕人民解放军，他们大搞反军、乱军，目的就是妄图篡夺军权。
一九七五年八月，“四人帮”王洪文在上海时，反复对马、徐、王造谣说：“军队不可靠。”他攻击说：“政治谣言都是从军委扩大会议以后传出来的。在军委扩大会议上，那些老家伙乱讲，发泄不满，特别是某某军区的某某某和某某军区的某某，跳得最高。”他议论和攻击某某总部和某某总部的领导，攻击好几个兵种的领导，攻击好几个大军区的领导。在王洪文眼里，军队的领导同志大多数是不好的。他的反动言论，对我起了极大的毒害作用。
王洪文在上海时，还流露出他要篡夺军权的野心。一九七五年八月一日，新华分社报道他在上海参加八一建军节庆祝晚会时，发出的稿子上写了他的职务是“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发到总社以后，被有的同志误加上了“中央军委副主席”的职务，后来到了凌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以前才被发现，临时作了更正，但国外的电讯已经传出去了。王洪文知道这个情况以后，通过他的秘书廖祖康传话给我们，说什么：“本来毛主席提过要王洪文当军委副主席的，后来不知道怎么又不提名了。”可见，王洪文对毛主席严肃批判了“四人帮”，又不让他窃取军委副主席的要职，他是咬牙切齿、怀恨在心的。他不但想篡夺党权，还野心勃勃地妄想篡夺军权。
张春桥是“四人帮”中摇鹅毛扇的，说话特别阴险。今年二月批邓打招呼会议时，他第一次来京西宾馆，对我们谈到军队的问题时，他恶毒地说：“部队，我们有处理林彪问题的经验。战士都是工农，干部也不愿意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是一段大黑话，张春桥说什么“我们有处理林彪问题的经验”，意思是“四人帮”要在上层、在中央把军队的领导同志象林彪一样地解决掉，然后妄图蒙蔽广大战士和干部跟着“四人帮”走，他的用心是十分险恶的。
张春桥当时身为总政治部主任，但却对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怕得要命，恨得要死。一九七六年四月，天安门广场事件以后，王洪文的秘书肖木来到上海，在谈到天安门广场事件时，肖木对我说：“在天安门广场最乱的那一天，春桥在人民大会堂里面往外看，他甚至想：假如军队把枪口都掉过来（就是对准“四人帮”），那怎么办？”肖木说，这是张春桥事后告诉他的。这句话撕下了张春桥的总政治部主任的假面具，暴露了这个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的真面目。我们的人民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这是保护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它当然也要保卫天安门广场和人民大会堂。只有象张春桥那样心怀鬼胎的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才会在我们人民军队的枪口面前感到恐惧和害怕，这是他反革命的阶级本性所决定的。
“四人帮”江青一贯攻击军队，今年批邓打招呼会议期间，二月二十一日晚上，江青对我们说：“部队搞成这个样子，怎么行啊？”她还攻击说：“现在军队的报纸、文化的领导权，意识形态的领导权，掌握在混进部队的、没有改造好的知识分子手里。”江青恨不得把这些领导权，统统窃取到她自己的手里。江青还狂叫：“等到部队搞好了，问题解决了，我再穿上军装，再戴上红星。”江青所叫嚣的“部队问题解决了”，就是要“四人帮”篡了党，篡了军，她才肯罢休。
“四人帮”姚文元，据我的了解是一贯乱军的，早在一九六七年上半年，他就伙同张春桥支持一些人冲某某军区。一九六七年，他又和张春桥一起到某某省，支持这个省的一部分人反对某某军区。姚文元有一条基本的理论：“军队就是保守派的后台”以后，他又伙同张春桥一起在军队中支一派，打一派，分裂军队，搞乱军队。实际上，张春桥、姚文元本身就是“揪军内一小撮”的罪魁祸首，一九六七年下半年，王、关、戚被打倒了，但张、姚却在江青的包庇下滑过去了。直到一九七五年七月姚文元来上海时，还当着马、徐、王的面攻击叶副主席。
正因为“四人帮”强烈地意识到军队是他们篡党夺权的主要障碍，所以他们就千方百计搞乱军队，篡夺军权。
王洪文自己就插手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等部门，又通过他的心腹民航总局的副局长、上海民航局的局长廖清纯插手民航和空军，目的是篡夺空军的领导权。
毛主席病重期间，“四人帮”更加加快了他们篡党篡军的步伐。今年六月，王洪文、张春桥跑到总政治部去开会，会上点名批判了某某部的一些领导同志以及某报的负责人，张春桥还气势汹汹地说什么：“某某部不可靠，不可信，不能用。”这个会以后，“四人帮”还准备对其他军事部门一个一个搞下去（这些情况，是今年六月底我的秘书到北京送医疗器械时，原来在上海文教组工作，现在总政保卫部的徐海涛来看他时对他说的。）“四人帮”这样做的目的，完全是要对军委所属的各总部、各军兵种一个一个开刀，妄图把军权全部篡夺到他们的手里。我不但整上面的，而且整下面的，某师的一个干事写了一句“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就在上海”，我看触痛了我的主子张春桥，就连续批了几次，连他回家结婚都不放过。整他的目的还是为了整警备区的领导。
在“四人帮”的指使和毒害下，我也积极地插手军队，搞乱军队，破坏人民解放军的崇高威望。除了上次已交代的外，再补充交代几个罪行：
1．张春桥对上海警备区新来的领导同志，只要不听从他的指挥的，就要狠整。十届二中全会期间，他当着上海全体中委、候补中委的面，训斥周司令，他胡说周司令不说真心话，把周司令整得心脏病发作。某某某政委来上海时，张春桥也借部队里发生的一起事故，拍桌大骂某政委，我也跟着张春桥狠批某政委，充当了打手。批邓打招呼会议期间，张春桥对马、徐、王说：“新来的（指某某某政委）不一定比原来的好。”在他的煽动下，我在一次谈话时，狠批了某某某政委和某某某副司令，妄图压服他们服从“四人帮”的指挥。在批林批孔时，我们秉承张、王的黑旨意，联合召开市委常委和警备区常委会，我又在会上打击了好几位警备区领导同志，我还蛮横地责问某某副政委等说：“你们来警备区，究竟是谁派你们来的？带着什么任务、什么感情来的？”我这样做的目的，都是以“四人帮”张、王划线，搞拉一批、打一批，分裂军队。我对被我整过的这几位领导同志是有罪的，我向他们认真请罪。
2．在批邓打招呼会议期间，张春桥当着我们的面对李彬山副政委说什么：“所谓正面教育就是不批首长，至于批邓、批论点，当然可以批”，他还说什么部队“稳定不是不要搞批判”。他的用心是很险恶的，他反对毛主席、党中央决定的部队搞正面教育，他竭力主张搞批判，而且他说的什么“不批首长”完全是假话，如果按张春桥的指挥让部队“搞批判”“批论点”，就一定要上挂下联，打击一大片军队的各级领导同志，非把部队搞乱不可。所以我回上海以后，也是积极主张部队“搞批判”“批论点”的，而且我还到一个连队去煽动“揪军内一小撮”，我胡说什么：“讨论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这个问题对军队是否适用，不是头脑发热，而是头脑清醒。”我还煽动地说：“研究这个问题具有极大的尖锐性，对今后有长远的历史意义。”我的这个反动讲话，就是要打倒军队的一批领导同志，为“四人帮”篡党篡军的阴谋服务。我的讲话在上海部队流毒很广。应该彻底批判我的罪行，肃清我的流毒。
3．我在上海反对宣传长征。去年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四十周年，北京和各地都有很多宣传活动，开始时我要上海报纸转载了刘伯承同志等的文章。后来我看到《解放军报》登了一篇回忆录，里面几次提到“阿丕”、“阿丕”（即陈丕显同志），我就非常反感。以后，又看到邓小平关于话剧《万水千山》的一次讲话，里面说到张春桥自己讲没有参加过长征等等，我就认为这是邓小平一伙用长征来压“四人帮”。加上当时，我从文化部那里了解到：对长征四十周年，中央没有什么具体部署。因此，当北京演出《长征组歌》以后，上海乐团的同志也想演，我居然警告文化局某某同志说要头脑清醒些，胡说什么是部队在压文化部。在我的反对下，《长征组歌》没能在上海演出，严重打击了上海人民、广大的解放军战士和革命文艺战士对毛主席亲自领导的万里长征的深厚感情。今年批邓打招呼会议期间，二月二十二日，姚文元来到京西宾馆看我们时，他攻击说：“宣传长征的文章，是有他们（这里指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军队领导同志）的目的的，《红旗》没有登，他们就骂，他们是借此‘反左’，要新干部下去。一条修正主义路线在各方面要表现出来。”姚文元把宣传长征，竟然说成是修正主义路线的表现，这是猖狂地把矛头直接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但我听了，还认为自己不让演《长征组歌》做得很对，这说明我在反对宣传长征这一点上，完全是和“四人帮”一鼻孔出气的。
4．我秉承林彪一伙和“四人帮”的黑旨意，打击好几位老帅。九大前后，根据张春桥的授意，上海还整理过叶剑英等同志的黑材料。九大时，王洪文和我又根据林彪一伙和“四人帮”的指挥棒，组织上海出席九大的代表团的同志少投老帅的票，搞阴谋诡计。九大期间，我积极参预了狠整陈毅同志的活动。上海编了《某某同志反动言论》小册子，发给九大代表；在九大的上海大组、小组会上根据张春桥等的黑指示几次批陈毅同志，我都是最积极的发言人。我还跟着张春桥散布过攻击陈毅同志的话。陈毅同志逝世以后，市直干校的群众来信，是我转给张、姚、王的，以后他们批了下去，整了好几位为陈毅同志说过几句好话的老同志，我是负有严重罪责的，我在这里向他们请罪。
我一向以文人自居，但是这次却下了手令，调动民兵，调动军队，直接指挥起反革命武装暴乱来。最根本的原因，就是长期以来，我受着“四人帮”的毒害，认为军队不可靠，军队最危险。去年十一月，我见到江西一个人用左手写的信，信中说：“有文事者，必须以武略济之……，拥护文化大革命的先锋们，写出了好文章、好电影，然而，一旦有变，曹操打败了陈琳，就取消了他的发言权，好文章就成了笑料，颠倒过来的历史又被大刀火药颠倒过去，这种历史教训要引以为戒。”看了这一段，正好说出自己的心里话，我认为“四人帮”缺少的就是“大刀火药”，于是我把这封信加上按语要报社印成白头情况，报给“四人帮”，作为他们攻击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炮弹。（今年二月批邓打招呼会议时，毛远新告诉我，此件印发政治局的时候上面引的这一段被他删掉了，说明他做贼心虚。）特别是在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逝世前后，我更担心有人要搞军事政变，要打内战，其实是担心“四人帮”手中无兵，被人搞下台。我的这种反动思想，完全是和“四人帮”的反动立场一拍即合的，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篡党夺权、包括篡军乱军的阴谋，也一举粉碎了我们几个人所策划的反革命武装暴乱，真是英明及时。不然的话，“四人帮”和我们几个人要把上海民兵拖进反革命武装暴乱的血海，严重后果真是不堪设想。我们几个人搞的那里是什么巴黎公社，我们是巴黎公社的叛徒，我们是梯也尔，我们是要搞资产阶级的反攻倒算和资本主义复辟。“四人帮”上台，就是法西斯上台，就是希特勒上台。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这个阴谋。
敬爱的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这是一个有着伟大的历史意义的胜利，王、张、江、姚“四人帮”篡党篡军的阴谋彻底破产了，毛主席亲手缔造的中国共产党又有了自己的英明领袖华主席，毛主席亲自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又有了自己的统帅华主席。华主席是毛主席生前亲自选定的可靠接班人，是我党、我军和我国各族人民当之无愧的领袖。从此，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党指挥枪”的原则又有了最可靠的保证。
我坚决拥护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英明领袖华国锋主席，坚决拥护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同时，实在感到自己的罪行严重，把我抓起来、关起来，都是罪有应得的。现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上海市委的领导同志和广大干部和群众还这样挽救我，我的感激和沉痛的心情是难以形容的。
一九五七年七月二十五日，毛主席对影片《创业》作了光辉批示，“四人帮”千方百计进行封锁。八月初，文化部刘庆棠打电话给我，把毛主席的批示告诉了我，我问他如何传达，他说要请示中央。刘还告诉我，他们原来传达的十条（即“十大罪状”），也是上面（指张、江、姚）定的。八月十几号，上海市电影局在北京开会的同志听到了这一光辉批示，也送回了记录稿，我再次要电影局的同志请示文化部如何传达，刘庆棠又答复：“各地如何传达，还是要请示中央。”这个“中央”，实际上就是“四人帮”。这样我就以没有中央文件为理由，拒不让上海电影局的同志回来进行传达。我在上海伙同“四人帮”一起封锁毛主席的光辉批示。等到文化部开会向北京直属单位进行传达以后，上海广大革命文艺工作者提出了强烈要求，我才和马天水、王秀珍匆匆商量，被迫于八月二十二日由文教组出面让一个在北京听过文化部会议传达的同志在上海草草地进行了传达。当时，我和马、王商量的传达口径是：“原来关于《创业》的十条意见（即‘十大罪状）传达到什么范围的，这次毛主席的批示也传达到什么范围。”实质上还是在封锁、对抗毛主席的批示。即使这样，张春桥对我们还不满意。当时，上海广大革命文艺工作者和工农兵作者对毛主席批示热烈拥护，反映十分强烈。其他各条战线的各级党组织也希望能听到传达，并给市委打来了电话。张春桥在上海的秘书何秀文把电话记录送给了张春桥，张春桥立即打电话给马天水，大发雷霆地说：“谁叫你们进行传达的？你们有什么权利扩大传达范围？你要知道，这件事情关系到江青。”马天水接到电话，也大发脾气，打电话给文教组的一个负责人责问：“你们传达是什么用意？矛头指向谁？”完全把责任推给下面。同时，在一次会议上，各单位的同志要求传达毛主席的重要批示时，马天水竟说什么：“你们唯恐天下不乱！”
我一看此事触犯了张春桥和江青，而且姚文元七月底在上海时又和我谈过他对《创业》坚持的一条所谓“意见”，我觉得毛主席的批示批的就是“四人帮”，我就禁止上海的报社发文艺界讨论毛主席关于《创业》的光辉批示的情况反映。我看到上海京剧团简报上有讨论毛主席关于《创业》的批示的一句话，也毫不放过，把它删掉了。《人民日报》秉承“四人帮”的旨意，当时只发了一版不象样的评《创业》的文章，我因为知道了“四人帮”的意图，就比《人民日报》走得更远，我下达黑指示，要上海两报把原题目“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胜利万岁！──赞彩色故事片《创业》”砍掉，改成“在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指引下胜利前进”，不加副题。我这样做是别有用心的，我把赞扬《创业》的副题拿掉，又改了正题，这是我利用手中控制的舆论工具，顽固地跟着“四人帮”继续打击《创业》，对抗毛主席的批示，对抗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这完全是一种表面拥护、背后反对的反革命两面派行为和修正主义的阴谋手法。我又要报社在评论中只写学习英雄人物周挺杉的思想和精神，不要对影片本身作评论，而且对过去有争论的问题（即：“十大罪状”），如《国际歌》、华程等，都要一律避开。毛主席热情肯定了影片《创业》，我却下达黑指示不要对影片本身作评论；毛主席尖锐批判了四人帮“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我却下达黑指示要避开“十大罪状”。我还要报社准备紧跟《人民日报》发表较长的对《创业》“一分为二”的所谓评论，进行反扑（后来未发）。这充分说明我完全站在“四人帮”的立场上，负隅顽抗。我为了怕得罪我的主子“四人帮”，就紧跟他们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直接对抗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直接对抗伟大领袖毛主席，已经到了十分疯狂的程度。
毛主席关于《创业》的光辉批示的下达，是对“四人帮”蛮横扼杀革命文艺的沉重打击。当时，“四人帮”以及文化部某些人扼杀影片《海霞》的阴谋也遭到了彻底破产，这时，文化部刘庆棠和于会泳先后窜到上海，向马、徐、王传达江青的黑指示，什么张天民“告了刁状”，“谎报军情”，“影片《创业》不向国外发行”，“再要拍一个新的《创业》”等等，他们还竭力鼓吹江青的黑指示，胡说什么“影片无大错，还是有错误。”什么“文化部在《创业》问题上的错误不是路线问题，而是方法问题。”什么“对影片不能求全责备，对影片的意见（即‘十大罪状’）也不能求全责备”等等，这些反革命言论，每一条都是反对毛主席的光辉批示的。
文化部刘庆棠来上海时，“四人帮”王洪文专门接见了他，请刘在王洪文住的一个招待所吃螃蟹，马、徐、王作陪。刘向王洪文汇报了“四人帮”其他人的黑指示，王洪文听了，马上跳出来表示呼应。王洪文在和市委常委会同志谈话和审查影片时，一再叫嚷说：《创业》“影片无大错，还是有错误”。“求全责备不对，不严格要求也不行”等等，把矛头直接指向毛主席。在“四人帮”的黑指示连续下达之后，我也公开跳出来放毒了，我在不同场合传播过刘庆棠带来的“四人帮”的黑话。我在审查影片《难忘的战斗》时说：什么“领导不求全责备，但作为创作人员来讲还要抓好政治艺术质量，要严格要求。”在审查影片《春苗》时我又紧跟王洪文说：“严格要求有好处”。我在谈论其他影片时，还影射攻击《创业》说：“把路线斗争和阶级斗争（暗藏敌人）合在一起写，不容易写得深刻”等等。我的这些反动言论，都是配合“四人帮”，直接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批示对着干的。
文化部于会泳等在北京与我通电话和窜来上海时，多次叫嚷文化部处境孤立、困难，说《创业》问题和《海霞》问题发生后，北影厂有些人不听文化部的，文化部司、局长和所属单位的很多人也不支持部领导，什么攻击中央领导的政治谣言（实际上是广大群众对“四人帮”的批判）愈来愈多，等等。他们还传达“四人帮”江青的黑指示说：在《海霞》问题上，“北影厂在文化部的帮助下取得了对文化部斗争的胜利”。这种黑话完全是直接反对毛主席的，因为毛主席关于《创业》的批示一下达，“四人帮”和文化部少数人感到处境困难，他们再要扼杀革命文艺作品办不到了，他们再要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文艺路线阻力极大，这是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胜利，是大好事。“四人帮”江青说什么“在文化部的帮助下取得了对文化部斗争的胜利”，完全是发泄对毛主席的仇恨。而我当时却对文化部的处境充满同情，我不断下达黑指示，要上海文化、电影、宣传等系统的领导更多地支持文化部，实际上就是支持“四人帮”一伙，我胡说什么“他们工作有缺点错误，但路线方向是正确的。”这说明我妄图把上海文化、电影、宣传等系统的一大批干部和群众拉到“四人帮”的修正主义路线上来，为“四人帮”一伙服务，跟着我去死保“四人帮”，跟着我去反对毛主席。直到今年二月参加批邓打招呼会议回来，我在会上直接听到“四人帮”江青说什么张天民告的是“谎状”，是“诬告”，江青还叫嚷“某省委应该再给毛主席写信！”诬蔑“张天民和邓小平有关系”等等，我回上海参加县、团级干部会议小组讨论时，又把江青的这些谣言和诬蔑散布给到会的同志，胡说什么是“邓小平逼毛主席表态”，继续放毒。文教系统的广大干部和群众，对于我在影片《创业》等一系列问题上的反动言行，是进行了抵制的，但我却一意孤行，完全跟着“四人帮”，亦步亦趋，封锁毛主席批示，疯狂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我的罪孽深重，应该受到彻底的揭发、批判和清算。
一九七五年五月，我听说新华总社某某某同志告诉上海分社的同志，毛主席有一个重要批示，过了几天，新华总社副社长某某某同志陪同外宾来上海，又给王秀珍传了毛主席的同一个批示，就是：“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
我知道以后，立刻敏感到这是对“四人帮”张春桥在总政的讲话和对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一文的批判。六月份，邓小平陪同外宾来上海，他给马天水以及市委常委也传达了毛主席的上述批示（我在医院听了其他常委的传达）。我站在“四人帮”的反动立场上，对毛主席的这一重要指示进行封锁，根本不往下传达。
七月份，姚文元受了毛主席的严肃批判后来到上海，绝口不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这一批示。马天水把邓小平传达毛主席批示的事，向姚文元报告了；我为了效忠于姚文元，也在七月底送他回北京时，在他临上飞机以前，我一边走一边向他告密，我说：“听说新华总社某某某向分社传了关于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的事。”当时因时间仓促，没有来得及细说，但姚文元回北京后，立即进行镇压、追查，而且还几次责令总社驻上海的记者检查所谓传小道的“错误”。
“四人帮”张春桥、姚文元疯狂反对毛主席的批示，对传了毛主席批示的同志恨之入骨，而我不但伙同张春桥、姚文元封锁毛主席的批示，而且和姚文元勾结起来迫害革命同志，这说明我死心塌地卖身投靠“四人帮”，直接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我的行为是十分卑鄙的。
王、张、江、姚反党集团假借反对“经验主义”大反敬爱的周总理，在我控制下的上海两报和电台也刮起一阵反对经验主义的妖风。一九七五年四月，市委召开的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重要指示的经验交流会的新闻稿，是经我和市委其他主要负责人审定的，某局某某同志关于批判经验主义的所谓典型发言，也是我们几个人一手炮制，并决定在报上公开发表的。当时，我在上海的新闻战线上紧锣密鼓地大反经验主义，就是篡改毛主席关于修正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的指示，就是配合“四人帮”大反我们敬爱的周总理。
毛主席关于《创业》和关于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的重要指示，我明知是真的，但我以没有文件为理由，拒不进行传达。其实这根本不是理由，因为“四人帮”的指示，哪里有什么文件，但是我传得特别快，特别卖力；几位政治局同志和副总理接见科学院的讲话，根本没有文件，是从某大学里一个人的笔记本上抄来的，我却抛了出去，大量印发。毛主席圈阅同意的姚文元关于《诗刊》复刊的一封信，虽然有一个文件，但不是正道来的，市委并没有收到过，是姚文元直接寄给写作组的，我却让朱永嘉在去年十月的上海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用记录速度宣读姚文元的信，我并大肆吹捧姚文元。
这些事实说明，我对毛主席指示的态度，完全是以对“四人帮”是否有利为出发点的，有利的就传达，不利的就封锁。这是一种极其反动的实用主义的思想，是从根本上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的。
在我们敬爱的周总理逝世前后，“四人帮”利用批邓，加快了篡党夺权的步伐。我在上海和马、王也紧紧跟上。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份文化部于会冰、刘庆棠、浩亮等来上海，在马、徐、王面前透露了迟群告诉他们的政治局批邓的情况（前已交代），还攻击中央政治局的一位领导同志，污蔑说这位领导同志的女儿在清华大学念书，胡说什么刘冰攻击迟群的信就是这位领导同志要女儿带了口信去叫刘冰写的。
在十二月底的县、团级党员干部会上，马天水就在讲话中宣布：“不管是那位领导，有错误都可以批，名字只点到某某某。”我也在会上抛出几位政治局同志和副总理的材料，并在一次文教小组会上，当有关同志宣读这份接见科学院的讲话时，我当场批了这份材料中所谓的“马克思主义不能代替自然科学”的论点，实际上是点名批了前面提到的那位中央政治局的领导同志。
“四人帮”王洪文在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底或一月上旬和我通电话时，拚命给我们进行反革命的打气，他说什么：“上海的讨论情况是好的（指十二月份我们召开的县团级党员干部会议），前一阵右倾翻案风，上海的干部还是表现好的。”这实际上是鼓动我们几个人继续反对毛主席的战略部署。
他又说什么：“形势是好的。不过主席说了：历次路线斗争的头子，改也难。”他在电话里告诉我，他已经在揭民航总局的盖子了，他说：“民航总局我自己在抓，叫某某某他不来，我就叫某某来。”可见，“四人帮”根本不是在批邓，而是借批邓为名，要打倒一大批党政军的领导干部，王洪文当时以批邓为名亲自插手民航就是一个罪证。
紧接着，他又进行反革命煽动，说什么：“下次你们向中央发电报，可以点部老爷的名，可见右倾翻案风不是孤立的。”我把王洪文的电话告诉了马天水、王秀珍。
一九七六年的元旦社论，发表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我认为这是半公开的点邓小平的名了，因此大为活跃，还一心想揪邓小平以外的走资派。
一月八日下午，我跑到某大学的一个小组，就某省委负责人的一个讲话进行煽动，并布置常委的负责同志晚上带了这份材料到市委召开的座谈会上散发。晚上，马、徐召开座谈会，马天水点了有的部的领导同志的名，我对到会同志煽动地说什么：“你们的油印机难道一天二十四小时都没有空吗？”这实际上是布置各单位大量印刷这些非法材料。
当晚会议结束以后，十一时半左右，我听到马天水说了周总理逝世的沉痛消息，我当即赶回办公室，给王秀珍和部分常委打了电话。第二天，市委忙于讨论哀悼总理的事，我们根本没有想到要撤销八日晚上座谈会的布置。以至有的单位回去继续开大会传达和印材料。我们八日晚上会议的传达，直接打击和损害了广大群众对敬爱的周总理的沉痛哀悼的心情，我犯了严重的罪行。
从周总理逝世到召开追悼会这短短的几天里，“四人帮”出于对敬爱的周总理的刻骨仇恨和他们想要篡党夺权的迫切心情，他们加紧以批邓为名反对周总理，打击党中央的其他领导同志。在周总理讣告发表后的第二天（一月十日），“四人帮”就迫不及待地让新华总社发了北大批奇谈怪论的报道。过了两天，群众正在深切哀悼周总理时，“四人帮”突然又在十四日用头版头条的突出地位，发了清华大学《大辩论带来大变化》的长篇报道，而且用很大的字体加了编者按，通篇只字不提对敬爱的周总理的沉痛哀悼，而拚命强调“对右倾翻案风发动了猛烈攻击”，“四人帮”完全和全国人民处在对立的地位，他们在这个时机猖狂地反对周总理，激起了众怒。在周总理追悼大会的报道和悼词发表以后的第二天，一月十七日，《人民日报》又刊登了双头条，一条是北大回击右倾翻案风，一条是清华驳斥奇谈怪论，并用新华社电讯发至全国。从此以后，全国各地悼念周总理的文章全部被扼杀了。我在上海也砍掉了上海群众悼念周总理的大量的文章，我犯了大罪。
与时同时，“四人帮”王洪文还给我们下达了黑指示，周总理逝世以后，我们很想去北京一次和敬爱的周总理的遗体告别，王秀珍打电话给王洪文，这时，一贯反对周总理的王洪文回答：“你们不要来了，中央有规定。你们用批邓的实际行动悼念总理嘛！”周总理是一月八日逝世的，过了只有两三天，即一月十一日或十二日，王洪文立即又一次打电话给市委，要继续收集中央领导同志和各部的黑材料给“四人帮”送去。他们反对周总理已经到了丧心病狂的程度。
一向跟着“四人帮”的指挥棒转的我，这时紧密配合了他们加快篡党夺权的步伐，配合他们疯狂反对周总理和中央领导同志。我下达黑指示，要上海两报尽量多登北京两校的报道和文章，而且要求尽量把新华社发来的外地的电讯登在显著的比较醒目的地位，而宁可把上海的报道放到后面，我这样做是别有用心的，我要报纸把外地一些大学和工人大学等的新华社电讯放在显著地位，目的是想把那些地方发动起来，实际上是妄图让那些省、市跟着北京两校和上海转，把他们那里按毛主席部署进行的批邓活动纳入我们的完全错误的轨道。在广大群众沉痛哀悼周总理的时候，在我的策划和指使下，召开了某中学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现场经验交流会，我并授意在这个会上散发非法材料，压制和打击了广大群众对周总理的无比热爱和沉痛的心情。周总理追悼会刚开过，我就从上海解放日报的送审稿中，专门选了一篇上海某大学的报道，亲自修改后让新华分社发到总社去，配合北京两校的反革命舆论。结果，这篇报道果然被“四人帮”看中了，姚文元亲自作了修改，又送张春桥审阅后发至全国。我从新华总社知道这个消息后，居然还兴奋异常，亲自跑到这个大学去，胡说这篇报道的标题改得好。《风雷滚滚旌旗奋》，我说旌旗就是什么“战旗，指挥旗”，妄图使上海的两校完全跟着“四人帮”的指挥棒转。我那时跟着“四人帮”南呼北应，得意忘形，已经以指挥者自居了。这都是我的罪行，有关部门和大学、中学以及新闻单位的领导同志完全是受了我的毒害，他们是没有责任的。
一月下旬，黄涛从北京开计划会议回来，在某饭店和马、徐、王密谈张春桥的黑指示，张春桥说：“清华已经点邓小平的名了，你们常委会要不要点，由你们考虑。”黄涛还说，王洪文偷偷地拿了几份清华大学的简报给他看，上面已经提到邓小平是右倾翻案风的总后台、总代表、总根子了，黄涛又说：“既然是后台，总还有前台；既然是总代表，那一定有其他代表。”这时，“四人帮”实际上已经篡夺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大权了，毛主席还没有下命令点名，“四人帮”却下命令点名了，张春桥迫不及待地想把总理的位置捞到手，已经凌驾于毛主席、党中央之上，直接出来指挥了。张春桥一声令下，我们就在春节期间开常委会，公开点了邓小平的名，在会上也点了其他一些领导同志的名。会后，由我起草向毛主席、党中央发了一个点名批邓小平的电报。
开会期间，迟群打电话给我，一方面要上海印某某某的书，另一方面就把清华、北大常委会点名和两校大批判组同时点名批判的情况通给了我，并告诉我《人民日报》要发清华的报道。我和马、王知道了这个消息非常高兴。
等到清华二月六日的报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一发表，我们决定再次召开县、团级党员干部会，公开点邓小平的名，马天水在会上的讲话等，都是事先请示“四人帮”张春桥批准的。那一段时间，我的头脑发热到了疯狂的程度，我的所作所为，都是直接和广大群众沉痛哀悼敬爱的周总理的深厚无产阶级感情对着干的。
在“四人帮”的策动下，我在悼念周总理的这个时期中，就干了好几件反对周总理的罪行。其中突出的罪行之一，就是我亲手砍掉了上海市舞蹈学校送审的简报中有一段悼念敬爱的周总理的感情十分深厚的文字。我是二月初收到简报的送审稿的，当时忙于配合“四人帮”搞篡党夺权的舆论，没有看，后来舞校又来催了两次，记得我是在二月十号以后才看这份简报的。我当时只听“四人帮”的，认为当时一切工作都应该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为中心，悼念周总理等活动早就被我抛在脑后了。在这以前，我还下过命令要上海两报“今后可以发或不发”关于群众悼念周总理的情况简报。所以，我在看舞校的简报送审稿时，认为二月六日清华大学的重要文章都发表了，报纸上国外来的唁电都停发了，这份简报中悼念周总理的文字已经过时了，所以就一刀砍掉了。我在这里砍掉的不是一段文字，我砍掉的是舞校和广大人民群众对敬爱的周总理的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
再从内心深处来检查，因为样板戏剧组的简报，是直接送“四人帮”张春桥、江青的，我怕得罪他们，我怕他们看了有意见，所以把悼念周总理的这段文字砍掉了。我为了迎合“四人帮”，连一个文艺单位要把广大群众对周总理的敬爱之情写上简报我都不容许，我的思想和立场是何等反动呀”我在这里以最沉痛的心情向舞校的全体同志请罪。
在这个时期里，我还删掉了报纸简报和稿件里关于敬爱的周总理的一些正确的提法，这都是怕得罪“四人帮”张春桥、姚文元。因为我知道他们看上海的报纸和情况反映是非常仔细的。张春桥、姚文元多次对我强调：“小报（指情况简报）有时候比大报更重要。”这是他们的黑话，他们企图通过情况简报来吹捧他们自己，同时打击其他的党政军领导同志。就在主席逝世以后，张春桥看到解放日报情况简报中一位老工人的话，说毛主席为我们挖尽了苦根，张春桥出于对毛主席的仇恨，立即抓住“挖尽苦根”这四个字大做文章，指责说什么“提法不妥，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等等。所以，我对报纸的情况简报和重要文章等，往往是用“四人帮”的眼光一字一句细扣的，凡是“四人帮”控制的《红旗》、《人民日报》等没有用过的提法，我就把它删去，结果在悼念周总理的简报中，我把群众反映中的一些完全正确的提法例如“以周总理为榜样”、“周总理最严于解剖自己”等都删掉了，而后来这些提法在《悼词》中都出现了，证明广大群众最热爱周总理，他们的提法是完全正确的，而我却跟着“四人帮”走，越走越远，走上了反对周总理的道路。
一九七六年三月五日，文汇报在发表新华总社电讯稿时，删掉了我们敬爱的周总理过去为雷锋同志的题词和其他的一些文字。当时，正是我们敬爱的周总理逝世不到三个月，广大群众怀着对周总理的无比崇敬和热爱的心情，对文汇报的这个删节表示气愤，提出疑问，这是完全合理的。而且，“四人帮”长期以来反对敬爱的周总理，把上海市委内马、徐、王这几个人作为他们反党篡权的黑基地，严密控制上海的舆论工具，对这一点，广大人民早已看在眼里，恨在心里了。
文汇报的革命同志，在三月十几日收到读者来信发现这个问题以后，心情都很沉重，他们把这一严重错误向市委作了报告和检讨，但作为分管新闻工作的市委书记的我，以删节稿发表前我未看过为理由，不但不主动承担这一严重错误的政治责任，反而把责任往下推，把文汇报的同志狠批了一顿。紧接着，马天水和王秀珍也对文汇报的同志狠批狠整。三月二十几号，我们把文汇报的检讨打印后送给“四人帮”王、张、姚，他们还没有来得及批复，又发生了文汇报三月二十五日事件，那知报纸上发表了某局的一篇新闻稿，提到：“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这段文字，非常容易使人发生误解，因为当时邓小平在公开报纸上的代名词全称是“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或“党内那个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而现在新闻稿的这种错误的写法，会使读者把后面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新闻稿上并未写明是单数还是复数）理解成是指邓小平，而不是指其他的走资派，至于前面的“党内那个走资派”，就会使读者联想到是暗指敬爱的周总理。加上文汇报又发生过三月五日删节周总理题词的事件，读者的义愤就更大了。那几天，对文汇报的来信、电话、电报大量涌到，大标语等也进入上海市区。
文汇报的两次事件造成了严重的政治后果，当时已近三月底，马、徐、王慌了手脚，赶紧向毛主席、党中央发电报。我在起草电报时，强调客观理由，根本不检讨自己所分管的报纸出了这样大的错误，严重损害了敬爱的周总理的光辉形象，严重损伤了广大群众无比热爱周总理的深厚感情，不反映文汇报同志的沉重的心情，同时也不检讨我自己应该承担什么罪责。不但如此，当我们发去电报以后，马天水又给张春桥打电话报告这件事，张春桥出于他长期以来一贯反对敬爱的周总理的反动本性，不但不批评我们，也不批评文汇报，反而轻描淡写地说什么：“不要再训斥文汇报了，今后内部总结总结经验教训就可以了。”另外，他对马天水下令：“把所有对文汇报事件的来信、来电和大标语整理成情况后约我送来。”紧接着，四月一日，王洪文又给马天水打了电话，王洪文同样是恶毒地反对敬爱的周总理的，他在电话中也一再说不要再批评报纸了，编辑还是可以删稿子的，同时他还把一个中央电话通知的内容，抢先全部通给了马天水。
在“四人帮”的怂恿和指使下，马、徐、王的腰杆子就硬了。四月一日，市委召开了常委会，会上马天水讲了话，向全市传达，说什么“现有人以文汇报三月五日、三月二十五日报纸大作文章，……我们不要受他们干扰”等。我还跑到文教系统领导干部会上去大讲什么“要提高警惕，要追查政治谣言”等等。紧接着，我又窜到文汇报社召开会议，秉承张春桥、王洪文的黑旨意，不但不作自我检查，也不要文汇报作检讨，反而对夜班编辑表示慰问，胡说什么“向你们致敬”，轻描淡写地要文汇报在“内部”总结经验教训就可以了。过了一段时间，王洪文的秘书肖木来到上海，又窜到文汇报去传达王洪文、姚文元的黑指示，说什么删掉周总理题词是“屁大的事”，“编辑还是有权删稿子”等等，妄图进一步煽动反对周总理的反革命情绪。“四人帮”刻骨仇恨周总理，利用他们手中控制舆论工具作了大量坏事，我紧跟“四人帮”，打击了广大读者对周总理的无比热爱和崇敬的感情，挑拨了上海和外地的关系。我在“四人帮”的指使下反对周总理，罪行极其严重，请求广大群众彻底批判我。
我反对周总理的罪行还很多，例如批判某某某同志的关于加强基础理论的文章，批判周总理肯定过的某某某，把文化大革命前周总理多次看过并作了肯定的纪录片《大庆战歌》打入冷宫，禁映周总理亲自关怀和修改的故事片《年青一代》等等，都是我跟着“四人帮”干的，都是把矛头对准周总理的。这些罪行一定要一笔一笔加以清算。
我过去一直标榜自己是热爱毛主席、热爱周总理的，但现在领导和群众揭发出了大量的严重问题，说明我长期跟着“四人帮”，立场错了，路线错了，不可能听毛主席的话，不可能热爱周总理，也不会真正拥护华主席。我终于跟着“四人帮”一起走上了反党的道路。
我和“四人帮”特别是张春桥、姚文元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密切联系，而且我的内心深处有着很多肮脏的见不得人的东西。
一九六六年底，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我起来造旧市委的反，得到了张春桥、姚文元的支持。十二月底，姚文元直接打电话给我，传达了毛主席关怀和支持上海机关革命同志起来造反的指示，我对姚感激涕零。从此，我不是步步紧跟毛主席，而是步步紧跟张、姚。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张、姚来到上海，把我负责的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实际上当成了他们的工作机构，我感到脸上十分光彩。一九六七年的一·二八事件，我认为是他们保了我，我把他们看作是救命恩人。某某某同志来上海，应群众要求在文化广场绕场一周，就是我向张、姚报告的，后来张、姚狠整了这位领导同志。我对领导同志犯了罪。一九六七年底，机关造反派中有分成两派的危险，我的处境很困难，张春桥又提名把我作为上海市党章起草小组的负责人之一。我认为他在困难中支持了我，以后我就用死保张春桥来报答他。一九六八年四月，当时在市革委会组织组工作的某某、某某某同志，就是因为怀疑了一下张春桥和他的臭老婆的历史，就由我发难，对他们进行审查，以后又在市直干校整了他们达八年之久，残酷打击了革命同志，对此我是有严重的罪责的。一九六九年初，我把写作组几个人找来，编了《一月革命大事记》，并把张、姚在一九六七年初的讲话都收集排印出来，目的是替他们树碑立传，并送给张、姚一份。他们看后觉得我的做法太露骨，赶紧下令不准印发。一九六九年九大以后，我当上了中央委员，我认为是张、姚的提拔，对他们感恩戴德。我知道张、姚是经江青提名后到中央去工作的，因此我也紧跟和吹捧江青。一九七零年在庐山九届二中全会上，我保张有功，同时会上发的六号简报也是我先看到后送去的，因此到一九七一年初的上海党代会上，他又提名我任市委书记。以后，我和王洪文发生了一些矛盾，张春桥也是明的批评我，暗中往往支持我。我内心很是感激他。一九七四年起，我无意在几件事情上触犯了他，一件是批林批孔初期《文汇报》根据我的一次讲话发了一篇评论，另外两件是我处理《朝霞》和《学习与批判》的问题时未向他请示，他虽然很凶地批我几次，并要朱永嘉传话给我，叫我“私心不要太重”，实际上是警告我要对他们俯首贴耳，不要背叛他们。我在受了批评以后，马上向他们写信检讨，表示效忠。长期来，我思想上总是认为，张、姚最了解我，最信任我，他们批评我也是爱护我。他们是我能够站住、得以高升的大后台、大靠山，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在我的思想中是抽象的，而张、姚却是实在的。因此，我是完全自觉地为他们的那条修正主义路线卖命。特别是在批邓运动中，由于我特别卖力，符合了“四人帮”要打倒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同志的反革命愿望，在一九七六年二月我们去北京开批邓打招呼会议时，张对我很热情，一句也没有批评我。我内心觉得这是他对我的奖励。
张在二月二十六日找马、徐、王谈话时，提出要我们替他找两个秘书。我回来后积极替他物色了两个男同志，整理成两份材料给马天水、王秀珍看后寄给了张。到了三月份，张给我寄来了一封亲收信，此信共两页，根据我的回忆，第一页的大意是说，他收到某、某两同志的材料后，觉得他们去了以后，可能没有太多的事情，还不如在外面多干一些事情为好。第二页是张春桥单独写给徐景贤的，信的大意是：老实说，我要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秘书，而是想找个伴。关于我的情况，你是知道的。这几年来，有时想，反正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杀头了，何必去想这些事情呢？但有时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于是又想起了这件事。你看，有没有合适的人呢？信的末尾写明：上一页可以给其他同志看，这一页请阅后烧掉，免得引起不愉快的事。
我收到信后，想起一九七四年王洪文来上海时专门和马、徐、王谈了张要和他的老婆文静离婚的事，理由是文静有历史问题。我觉得这是张春桥的一块心病。但不知道他要找的对象是什么条件，想有机会去北京时和他面谈，因此耽搁了一段时间。后来我根据我的了解物色了政治上较好又有一定文化程度的对象，想当面征求张的意见是否合适后再和女方谈。一直到九月二十一日我去北京卫生部开会后见到张，我向他介绍了对象的情况，他当时听了说：以后再讲吧！到了十月一日，他忽然在我写去的关于电影《反击》问题的一封信上，批了一句话：你上次提到的某某单位的那位同志的材料，能否送来一阅。于是我就积极把材料在十月六日寄去了。对于他这种极其丑恶、肮脏的灵魂，我不但不觉得可耻，反而认为他把我当作亲信，我也努力为他效劳。
最近我进一步认识到，这不仅是张春桥的一般生活问题，而是“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整个计划的环节之一。张的第一封信写于三月份，正在他写《二月三日有感》之后，他刻骨仇恨毛主席，他想取华国锋同志而代之。因此这个野心家在信里流露了一种极端仇恨和阴暗的心理。他声称“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杀头了”，正是这个反革命分子对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华国锋同志充满仇恨的自供。张的第二次批语，写于十月一日，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日子。九月二十一日晚上江青大闹，张春桥居然对华国锋同志说：你要考虑江青的工作。九月二十九日江青又为毛远新的事大闹，把政治局的同志统统赶走，只留下“四人帮”和华国锋同志。紧接着，张春桥又对华国锋同志说：毛远新不能回去，要他准备在三中全会上起草报告。这说明“四人帮”以为时机已到，无所顾忌，更猖狂地向党进攻，他们已经下手了。十月一日张春桥给我的批语，是有着反革命的政治考虑的。在这个时刻他提出要我送对象的材料，说明他准备在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时，可以避免给他人抓住把柄，他装着撇开原来和他关系一直十分密切的叛徒老婆文静，另找一个老婆，这样他自己就可以体面地粉墨登场了。
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反党集团的阴谋，也粉碎了张春桥的黄粱美梦，把这个老叛徒、阴谋家、野心家、伪君子的丑恶嘴脸暴露于世，遗臭万年。
九月二十一日我见到张春桥时，还向他汇报了我所知道的军队的一些重要情况，以及马、徐、王给民兵发了枪等情况，都得到了他的默许和支持，他还当面传授了要争取团结某某人等反革命策略。回上海以后我跟马天水、王秀珍都说了（这些情况我在十月二十九日向华主席和党中央写了专题揭发交代）。因此，这一次的反革命武装暴乱，完全是在张春桥的支持和怂恿之下搞起来的，而我，在这次把矛头指向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反革命武装暴乱中打头阵，完全是为“四人帮”卖命，也是长期和张春桥、姚文元等勾结在一起的必然恶果。
我把“四人帮”张、姚等看作是我的恩人，我口头上也感谢毛主席，但内心深处却是感谢“四人帮”，感谢他们把我从一个普通的支部书记提拔到这么重要的岗位上来。我完全辜负了毛主席和党中央长期来对我进行的教育，我完全辜负了劳动人民对我的哺育和期望，我感到痛心万分！很久以来，我用“四人帮”的立场来分析形势，用“四人帮”的眼光来观察问题，其实质就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向无产阶级进攻，站在修正主义路线上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最后沦为与人民为敌的极右派。我痛恨“四人帮”，我痛恨我所干的一切坏事。经过这次粉碎“四人帮”的伟大的群众运动的教育，经过这一时期以来党中央和市委领导同志的亲切教育和挽救，经过大会、中会、小会上同志们充满无产阶级义愤的揭发和批判，我才真正的开始清醒起来。我决心“竹筒倒豆子”，把我和“四人帮”的黑关系以及自己内心深处的见不得人的东西统统倒出来。我一定要割断和“四人帮”长期来盘根错节的一切联系，和他们彻底决裂，划清界限，转变立场，痛改前非。
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继承毛主席的遗志，英明果断地解决了“四人帮”这一大祸害，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也挽救了象我这样犯有严重罪行的人。现在我对“四人帮”罪行的揭发还是初步的，我一定还要继续揭发；我对自己所犯罪行的交代也是初步的，我愿意继续交代。我积极推行“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在文教战线以及其他战线，都犯下了大量的罪行。我一定到群众中去，接受广大干部和群众对我揭发和批判。
我决心要在敬爱的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重新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脱胎换骨，重新做人，争取早日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
以上是我的补充揭发、交代，请同志们审查、批判。
来源：上海市区、县。局党员负责干部会议秘书组1976年11月25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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