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77-11-5 作者：[待确定]
根据省委领导指示，现将省公安局张铁生专案组关于《新生反革命分子张铁生的主要罪行和“四人帮”在省委内的党羽、亲信袒护、包庇张铁生的罪恶材料》印发给你们，供组织广大干部、群众开展革命大批判之用。
中共辽宁省委办公厅1977年11月5日
（此件可根据需要自行印发到基层单位）
对新生反革命分子张铁生的专案清查工作，遵循毛主席教导的专门机关与广大群众相结合的方针，经过大量的内查外调，坚持“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和“重证据不轻信口供”的原则，对其主要罪行进行了反复查证、核实。
确凿的事实，充分证明：张铁生是“四人帮”死党毛远新一手炮制的假典型真右派。他死心塌地的积极追随“四人帮”，疯狂反对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恶毒攻击敬爱的周总理，恶毒攻击英明领袖华主席及中央领导同志。在“四人帮”及其死党、干将、党羽、亲信的策动下，疯狂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为“四人帮”篡党夺权，充当了罪恶的反革命打手。他罪行累累，是一个典型的新生反革命分子。现将《新生反革命分子张铁生的主要罪行和“四人帮”在省委内的党羽、亲信袒护、包庇张铁生的罪恶材料》送上，请阅。
为了充份利用这个反面教员，进一步揭露、批判“四人帮”的死党及其在省委内的党羽、亲信的罪行，彻底肃清他们的流毒和影响，建议将此件印发各地，供广大革命群众批判用。
妥否，请审定。
辽宁省公安局1977年9月13日
新生反革命分子张铁生是“四人帮”的死党毛远新一手炮制的假典型、真右派。他死心塌地的积极追随“四人帮”，在他们的策动下，疯狂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为“四人帮”篡党夺权，四处奔走狂吠，充当了凶恶的反革命打手。
张铁生，原名刘铁芳，男，1950年生，本人成份学生，家庭出身未划，原籍辽宁省兴城县人。其生父刘进炎，从1939年到1951年在兴城县开油房、杂货店，任经理12年。日寇侵占东北时，曾与日伪特务李彬密切勾结，“九三”后，又与蒋匪东北骑兵保安第一支队司令李树藩关系密切，刘铁芳生母病故后，由邻居张玉昌家抚养，刘家一直负担生活费用。1968年中学毕业，下乡前因刘家的名声不好，怕影响自己的前途，改姓换名张铁生。
张铁生下乡后，表现不好，群众管他叫“狗蹦子”、“臭嘎子”。在担任生产队长期间，对社员专横跋扈，曾私分生产队化肥，跑黑市卖粮食，卖布票，扩大自留地，一心想从农村“熬”出来。
1973年6月，我省根据国务院〔1973〕39号文件精神进行大学招考，张铁生在兴城县白塔公社考区参加高考，成绩低劣，语文得38分，数学61分，理化只答了第一题的三分之二，得6分。自知录取无望，便在考卷的背面写了谩骂别人，抬高自己，乞求“尊敬的领导”满足他上大学的“理想和要求”的信。“四人帮”死党毛远新得知张铁生的信后，如获至宝。一方面下令《辽宁日报》写按语准备发表，同时派其亲信温巨敏到兴城进行“调查”。温巨敏不顾当地群众意见，歪曲事实，做出了所谓“张铁生一贯表现很好，家庭成员和主要社会关系均未发现政治历史问题”的结论。毛远新对张铁生的信，亲自加工修改，删去了暴露这个投机钻营的大学迷思想本质的话，亲自改写了编者按，制造了一场反革命政治骗局，题为《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的报道先后在辽宁日报、人民日报上发表，大肆鼓吹，借以攻击党中央、国务院。毛远新声称：“这是一块有棱有角的石头。我要拿起这块石头打人了”。他们利用手中控制的舆论工具，弄虚作假，极力为张铁生涂脂抹粉，说他是什么“新生力量的代表、教育革命的闯将、向旧制度挑战的先进青年”。王洪文鼓吹“要锻炼一支张铁生式的‘反潮流’干部队伍”。张春桥赞扬张铁生“头上长角，身上长刺”，扬言要把那些“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送到中央，闹他个天翻地覆”。江青说：“张铁生真了不起，是个英雄，他敢反潮流”。姚文元肉麻地说：“要向张铁生这样的先进青年学习。学校就要培养张铁生那样的学生”。“四人帮”在辽宁省委内的党羽、“大总管”李伯秋，亲自窜到铁岭农学院，给张铁生打气说：“现在社会上有人反对你，你要顶住。我们支持你，省委也支持你”。在他们卵翼下，张铁生突然发迹，平步青云，上了大学，入了党，成了铁岭农学院党委副书记，又被塞进四届人大，当上了四届人大常委，并以“敢于反潮流的‘闯将’”、“先进知识青年代表”的身份参加中国青年访日代表团，出国访问，名噪一时。
张铁生自白说：“当时只是请求领导上录取时考虑考虑。没想到，一封信里边还有这么大的路线问题”。73年上大学后，他在给亲属和同学的信中说：“几年来，可以说是爬在他们脚底下，以着委曲求全，极大的毅力，为人们工作。象掉在井里一样，可怜已极，无人理睬。打击并没有使我堕落松套……”。“简直是非人的生活。凭着自己的思想基础，精神毅力和一百多斤，在人家的屁股下默默地作了三年努力奋斗。没有此信起的后果，仍然象个政治囚犯一样，苦辣酸甜尝尽了。”充分暴露了这个新生反革命分子的丑恶灵魂。
张铁生对“四人帮”及其死党、党羽、亲信的“栽培”，感恩戴德。他多次发誓效忠说：“远新政委从兴城乱石堆里拣来的石头，回击了修正主义回潮。今天，我要作一把钢刀，直刺修正主义，直刺走资派。”
张铁生疯狂反对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九大”、“十大”期间，毛主席两次在中央委员名单中，圈去了“四人帮”死党毛远新的名字。张铁生极为不满，恶毒地攻击说：“我就是不理解，在关键时刻毛主席投自己一票，现在为什么有的人（指毛远新）连中央委员都不叫做”？“真糊涂啊！”张铁生在传达四届人大情况时，多次攻击毛主席没有接见四届人大代表，是“给四届人大泼了冷水”。1976年4月毛主席亲自提议华国锋同志任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在铁岭农学院召开的庆祝大会上，张铁生却别有用心地攻击说：“这么大的事，也不和全国人民商量，就那么定了”，“缺少点巴黎公社”。他在讲话中给华主席提了“要克服澄清模糊观念，要当文化大革命的优秀领导人，要永当社会公仆”等一连串“十个要”。对毛主席安排华国锋同志为接班人，他恶毒攻击说“主席年龄大了，思维不够用了”。
他反对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叫嚷“我反对通读毛著，那是走形式”，“那玩艺没用”。攻击毛主席“《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已经30多年了，现在已不适用了”。
恶毒攻击敬爱的周总理。1975年四届人大期间，周总理带着重病参加大会，并作了重要报告，代表们深受教育和鼓舞，同时也为总理的健康担心。张铁生却丧心病狂地散布说，周总理作报告“念个头，念个尾，就走了”。75年12月，他授意现行反革命分子、东北石油学院教师李传英写黑文章，攻击周总理。李传英在黑文中恶毒攻击周总理是“最大的走资派”，“搞复辟倒退，扶植走资派上台，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张铁生对李传英的反革命叫嚣表示“完全支持”，并答应把李传英的黑文章尽快上交“四人帮”死党毛远新。76年3月他在北京工农兵医院住院期间，散布“人们都不希望周总理犯错误，这是人们的良好愿望。”
恶毒攻击英明领袖华主席。1976年1月，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提议，华国锋同志任国务院代总理。中央发了一号文件。张铁生疯狂攻击华主席“思想右，路线观念糊涂，担心成为右派翻案势力的代理人”。同年7、8月，张铁生到处散布“邓纳吉还有重新上台的可能”，“究竟是邓小平上台，还是张小平、李小平上台，大家走着瞧。”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逝世后，“四人帮”加紧了篡党夺权活动。张铁生更加疯狂，把攻击的矛头明目张胆地直接指向英明领袖华主席和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9月9日，他伙同现行反革命分子刘继业迫不及待地当夜赶来沈阳，到新华社辽宁分社寻风摸底。接着又窜到团省委，恶毒地攻击说：“我们的国家好象一个大家庭一样。父亲去世了。家里有老大、老二、老三，只能靠老大领着过日子。现在问题是，老大是不是可靠？”“华现在是第一号人物了，已经是很显赫了，但不知他到底干什么？他在计委会上的讲话，与王洪文讲的就不一样。”“这样一个思想路线是右的，满脑子是旧的东西，大搞唯生产力论的人，是不是在政治局也有些他这样的人，在支持、拥护他。”“现在这个班子不是社会前进的促进派，而是安分守己，求稳怕乱的班子”。9月10日清晨窜到省知青办，猖狂地攻击说：“我自己对新任总理是不放心的。这个人思想路线是右的，是糊涂的。对去年7、8、9月的言论是否认了账？是否划清了界限？我看是没有划清”。10月10日，张铁生在宣读铁岭农学院毕业生给中央的致敬信时，把原稿中的“敬爱的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和“永远跟党走”两句话，亲笔勾掉。在新华社辽宁分社记者采写的《张铁生的第三张答卷》（未发表）的原稿里，他也勾去了“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1976年10月12日，他看到人民日报刊载华主席、先念副主席接见巴布亚新几内亚贵宾的照片时说：“这老走资派又出来了。我看到他们就生气”，反动气焰极为嚣张。
他还攻击敬爱的朱委员长，说“朱德是个牌位，就是那么个大胖墩，一百八十多斤的坨”，“那么大岁数了，老天巴地的，让给别人干得了”。
他还对叶剑英副主席、邓小平副主席、李先念副主席、纪登奎、王震副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进行过恶毒攻击，甚至用下流语言，进行人身攻击和谩骂。
张铁生卖力的兜售“四人帮”的“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革命政治纲领。1973年，张铁生入铁岭农学院后，即在“四人帮”死党毛远新及其在省委内的党羽、亲信刘盛田、温巨敏等人的策动下，残酷打击迫害原铁岭农学院党委的主要领导同志，对领导班子“动大手术”，篡夺了领导权。在铁农搞“上管改委员会”，凌驾于党委之上，取消了马列主义教研室，解散了基础部，打乱了教育秩序。他洋洋得意地说：“毛远新动‘大手术’的威力很大，革命性强，执行起来，立见功效”。此后，他得意忘形，到处贩卖，对领导班子“动大手术”的“经验”，恶毒攻击革命老干部，都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应当让他们“回家抱孩子去”。
1976年1月，他借参加铁岭农学院工农兵学员赴大寨参观团之机，在“四人帮”死党毛远新、黑干将迟群、谢静宜等人的策动下，在北京清华、北大、新华印刷厂及清华、北大农村分校和山西太原市、昔阳、文水等地，发表反革命演说，狂叫革命的老干部是“资产阶级民主派”，是“走资派”、“跑资派”，“走资派都是民主革命派的变种”，叫嚷老干部70％以上是民主派，攻击革命老干部“严格的讲，连苦劳都没有，有点徒劳、白劳，帮了倒忙”。杀气腾腾地叫嚷“要采取有力的组织手段，要动大手术，一动到底，决不留后遗症”，“不光是上层班子动，中层班子要动，下层班子也要动”，“用各种不同的处理方法，把大大小小的民主派、走资派赶出上层建筑机构”。叫嚣“只有清除垃圾，才能充实新鲜血液”。
张铁生恶毒攻击中国人民解放军。1976年8月29日在铁农应届毕业生学员大会上，恶毒攻击说：“军队没有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冲击，现在特别需要革命，那里边保守势力很强很强的，右倾翻案势力也是很大的，同情邓小平的也是很多的，资产阶级法权比地方还厉害”。1976年8月，他窜到沈阳军区某部通讯二营，在全营军人大会上狂叫：“咱们部队怎么样看呢？……上边有邓小平，中央军委有他们的代理人，还有些二老爷、三老爷、官僚主义者，也有一些旧军阀”。“军内资产阶级是当今世界上最腐朽的一个阶级，最堕落的一个阶级，最反动的一个阶级。”“部队存在的问题，特别令人担心，一旦风云变幻的时候，不知道他要跟那个阶级走，不知道看谁的眼色行事，不知道他的枪口对准谁？”妄图把我们军队搞乱，毁我长城。76年9月3日，他还向外散布：“现在最担心的是军队，枪杆子究竟在谁手里？听谁的指挥？”。
张铁生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怀有刻骨仇恨。1976年初，在北京、山西等地，到处发表反革命演说，恶毒攻击我们党“组织路线上仍然严重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导致党的思想路线不清，队伍不纯”，“文化教育领域里边到处布满了一个一个的资产阶级‘土围子’”。“党内有些人站在右倾机会主义的立场上，以四个现代化为背景，以发展国民经济为口号，用折衷的手法，全面推行修正主义路线”，“从思想、政治、组织上全面向旧社会倒退”。1976年9月9日，张铁生伙同现行反革命分子刘继业在团省委的反党讲话中恶狠狠地说：“国家机关就不是按巴黎公社精神去建立的，而是把党的一元化领导绝对化、神秘化、迷信化了”，“没有真正的民主”。“搞什么任命制，党委可以代替一切……，是反动的。”还在铁岭农学院散布说：“各级革委会政权机关有名无实，党、政不分开不利于揪党内走资派，也不利于群众监督当官的，特别是大官。”攻击诬蔑四届人大“让一些老走资派进了人大常委会”，“开的很不成功”，“很不好”，“人民代表大会是形式，没有什么权力，就是选举时举举手”。
张铁生疯狂反对毛主席关于“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个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教育方针。毛主席在教育战线亲自树立的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和上海工人“七·二一”大学两个典型，是全国学习的榜样。张铁生竟狗胆包天地说：“教育革命在世界上没有先例，没有个标准”。1975年他给江西共大写信讽刺说：“教育革命越过江西，绕过西北，转到辽宁朝阳来了”。他攻击教育部是资产阶级“土围子”，“是资产阶级的一统天下”。疯狂叫喊“更乱一些，起码这乱，就是第一个胜利”。“现在的教育革命好象这杯水，是混的，往里对上多少清水也要混，要想清，必须把它完全倒掉，重新换上清水才能行”。狂叫“17年大专院校的领导，最起码70％以上的都犯了走资派错误，他们中间，还出现了人数不少的走资派、黑帮、资产阶级分子”。诬蔑教师队伍“很多人，大多数人，对待我国的教育革命新形势还不能适应，有的甚至格格不入”。“他们在什么朝代都凭知识混饭”，“谁统治中国，他们就喊谁万岁”。
猖狂攻击破坏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在国外大放厥词。1974年1月，张铁生参加中国青年访日代表团，在日本进行了一个月的参观访问。这个代表团的活动方针是：加强中日青年友谊，扩大友谊，贯彻落实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关于“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最大限度地孤立敌人”的教导和周总理提出的恢复中日邦交的“三原则”，中日两国人民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指示。这是经周总理圈阅批准的。张铁生恶毒攻击代表团的活动方针“支持左派的调子太低”。对代表团访问各界友好人士，竟说是“不支持革命”，他狂妄的主张“只同日本革命的青年交流”。代表团在日本访问各界友好人士时，他怒容满面，吊儿郎当，竟然在日本人民面前，诬蔑我代表团做地方当权派和各界人士的工作是“走上层路线”。在访问中，他不按中央指示的精神口径谈话，破坏外事活动纪律，随意表态，信口开河，胡言乱语，大放厥词。日本朋友问他“怎么看待教师？”他说：“没有一点好的，都是资产阶级那一套。”问他“怎么看待文化大革命前的毕业生？”他说：“他们都是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下培养出来的，全是资产阶级世界观，不能用”。在参观一座小学时，张铁生对夹道热情欢迎的师生说：“从你们学生的谈话中，可以看出他们没有理想”，使在场的日本朋友很难堪，影响极坏。他非常欣赏日本资产阶级的花花世界，欣赏日本的广告、凶杀报道、黄色新闻等电视节目。
张铁生吹捧反革命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江青“平易近人，生活俭朴”。无耻地说：“继承人问题，心愿张春桥当总理，洪文当第一副主席”。“远新应当进政治局”，“参加中央领导”。“作为我的主观愿望，远新当主席，我也不反对，是心愿”。吹捧“四人帮”的黑干将迟群、谢静宜“是执行正确路线的”，“体现了党的领导。”狂叫“他们应有更大的权力，掌握国家机器”。宣扬“四人帮”死党毛远新及其党羽、亲信控制下的“辽宁省委是信得过的”。吹捧“四人帮”在省委内的党羽刘盛田有“坚定的阶级立场，深厚的阶级感情，永恒的革命信念，豪迈的革命作风和忘我的工作精神”。恬不知耻地说：“在他们身上，集结着无产阶级的作风和形象”。发誓要跟“省委”干一辈子革命。
张铁生为“四人帮”篡党夺权大卖其力，大造反革命舆论，四处游说，疯狂进行反革命串连、破坏活动。初步统计，从1973年9月上大学开始，到1976年10月16日办班为止，仅仅3年多一点的时间，他外出作“讲演”、“报告”达87次之多。从省内到省外，从地方到部队，从学校到机关、厂矿，利用各种场合，到处讲话、作报告，为“四人帮”篡党夺权大造反革命舆论。1976年1月26日，他借到大寨学习参观之机，窜到北京、山西，与“四人帮”死党毛远新、黑干将迟群、谢静宜等人密谋，在他们的策动下，大肆进行反革命活动。迟、谢对在清华大学的亲信王自革讲：“对张铁生要破格接待，满足一切要求”，“对张铁生的接待，是对辽宁的态度问题。”张铁生对迟、谢说：“清华有迟、谢两位首长，辽宁有毛远新、刘盛田两位首长，真是感到清华、辽宁是一家”。张铁生等人在北京活动期间，迟、谢接见集体（参观团全体成员）谈话4次。迟、谢和张铁生等少数人接触密谈达7次以上。在接见与谈话中，迟、谢向张铁生大量灌输反革命毒素，进行反革命教唆，张铁生则俯首帖耳，言听计从。毛远新让他的秘书多次与张铁生接触密谈，传达毛远新的黑旨意。张铁生在京住院时，毛远新的秘书前去探望，并送给张铁生麦乳精、白糖、罐头、糖果等礼物。文化部的于会咏，为张铁生在文化部小影院放映了专场电影。于会咏和教育部薛玉珊、毛远新的秘书都出席作陪，并与张铁生进行了密谈。迟群、谢静宜还向张铁生提供了《清华大学运动简报》、《清华大学大字报选编》等大量资料，并专门召集了有清华、北大两校主要负责人参加的座谈会，介绍两校“运动经验”、“教育革命的经验”，向张铁生灌输了一整套反革命思想，还为张铁生的反革命讲演吹路子，定调子。又让清华大学党委一个副书记和其他人对张铁生的报告进一步加工修改。迟、谢还亲自指示在报告中“要把运动意义讲好，要讲民主派必然变成走资派。讲走资派，要结合社会上的右倾翻案风”。在他们的密谋策动下张铁生等人在北京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新华印刷厂以及清华、北大农村分校做了反革命演说。随后又窜到山西太原、昔阳、文水等地做反革命演说，疯狂攻击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恶毒攻击英明领袖华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声嘶力竭地叫卖“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纲领，杀气腾腾地嚎叫“要动大手术，要一动到底，不留后遗症”，“不光上层班子要动，中层班子要动，基层班子也要动”，极力煽动“层层揪”。当山西省委封存了他的反革命讲演的录音，作出“不广播，不复制，不扩散”的正确决定后，他极为不满，猖狂的发表了“三点意见”，向山西省委施加压力，极力煽动，妄图挑起事端，把矛头指向山西省委和省委主要领导同志。同时，疯狂进行反革命串连、破坏活动，与山西地区一些现行反革命分子、思想反动分子、勾结串连，煽动他们“起来斗争”，“不斗争就不能胜利”，把问题“往外揭，揭出去就好办”“不但要注意下边的问题，而且要看到上面，看大人物。市里怎么样？省里怎么样？中央怎么样？要挖根子，看后台，看大的，矛头向上，抓大东西”。
在张铁生等人的反革命串连煽动下，山西地区一小撮反动分子，掀起了层层恶浪，以至发展到绑架、游斗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王谦同志和太原市委、太原铁路分局领导同志，骇人听闻的太原“八二三”反革命打砸抢事件，就是在他们的煽动、串连下发生的，给山西地区革命和生产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危害。
76年2月12日，张铁生返回北京。当日下午，迟群、谢静宜在北大“梁效”写作班子的小楼会见了他。张铁生汇报了他们在山西的情况，告了山西省委的黑状，说“山西运动冷冷清清。走资派还在走，革命派没有起来战斗。运动没有人抓。我的报告把那些老家伙吓坏了，没听完都走了。报告刚完就下了好多禁令。报告后广大革命群众行动起来了，火叫我给点起来了。”“太原铁路局是万里的点，也很严重。革命派受压。”等等。并说：“在山西惹祸了。”迟群说：“有啥了不起！只许他们州官放火，不许我们宣传马列主义走点火！”当张铁生讲到在太原车站临行前针对山西省委封存他的讲话录音发表了“三点意见”时，迟、谢给张铁生撑腰打气地说：“就是要斗”，并指示张铁生把山西情况“写成书面材料，要出简报或内参”。张铁生都一一照办。张铁生还为山西地区的一小撮反动分子牵线，与清华大学这个黑联络点、与迟、谢等人，建立了反动联系。据清华大学党委清查组初步统计，山西地区、太原铁路系统，经张铁生挂钩到清华串连的有一百多人，送交黑材料500多份。
张铁生的北京、山西之行，向毛远新的秘书和刘盛田做了详细汇报。刘盛田喜形于色，表示赞赏和支持。对张铁生关怀地说：“要注意身体。回去后，把铁农运动好好搞起来”。
张铁生回到铁岭后，继续与山西地区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思想反动分子和“四人帮”在北京的黑干将、迟、谢等人保持反革命联系，进行反革命串连。1976年4月16日，山西省机关团委的两个人，以学“朝农经验”为幌子，到铁岭农学院找张铁生进行串连。张铁生恶毒地煽动说：“邓小平是右倾翻案风的总根子，是毒根，把毒根挖掉了，各地毒瓜就完蛋了”。叫嚣“南方看上海，北方看辽宁，舆论看北京（指梁效）”。并向他们介绍了铁农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经验。临别赠送了《铁岭农学院大字报选编》、■辽宁省总工会翻印的《阶级关系新变化》等材料19份。他们带回山西后，大量翻印，广为散发，流毒很广。
1976年6月28日，山西师范学院一个人到铁农找张铁生谈他受“迫害”的情况，张铁生深表同情，给予支持，并给山西大学工委写了信。
特别是在太原“八·二三”反革命打砸抢事件发生之后，太原的几个人窜到北京和铁农。他们想通过迟群、谢静宜或毛远新见江青，告华国锋同志和山西省委、太原市委主要领导同志的黑状，幻想“四人帮”插手解决山西问题，以篡党夺权。他们带着攻击华主席和攻击太原市委的黑材料、太原市工宣队会议纪要（实际是篡党夺权纪要）及大字报底稿等，先到北京清华大学找到王自革，说他们“象《杜鹃山》中的雷刚，在山西三起三落，找不到真正的共产党，到清华来找个带路人”。他们未能见到迟、谢，9月2日到铁农找张铁生。铁农的几个人向他们介绍了“批邓运动经验”、“教育革命经验”、“对领导班子动大手术的经验”。9月3日晚，张铁生与他们进行了长时间的密谈。他们向张铁生汇报：“中央发了‘八·二六’指示，定‘八·二三’为反革命打砸抢事件。群众受压”。要求张铁生为他们做后台，并交出了他们已写好的攻击华主席、党中央的黑信。张铁生看后说：“没有讲透，不要说半截话”，要他们重新修改。当他们要求见毛远新时，张铁生说：“现在毛主席病重，远新政委在主席身边处理国家大事。这个话不要提前一分钟讲出去”。在谈到今后怎么办时，张铁生说：“南方看上海，北方看辽宁，舆论看北京，行动看辽宁，辽宁一般是先走一步。nn舆论工具在我们手里。最担心的是军队，枪杆子究竟在谁手里，听谁指挥？这是最担心的，必须注意军队。”还说：“江青抓‘梁效’班子，张春桥抓‘池恒’，毛远新在辽宁也抓一个班子。”“辽宁就是班子解决的早，组织措施采取的早，在批林批孔时就调整了县团以上的班子”，“邓如果上台，我们就上长白山打游击。”张铁生看了修改后更恶毒地攻击华主席的材料说：“你们那里是大老粗，快变成大老细了。”并说“要用我的信封转远新政委。”
9月9日毛主席逝世后，太原的几个人，曾两次写信给张铁生，诬告山西省委、太原市委领导同志，还说张铁生对他们讲的东西“已被实践所证明。”再次表示：“你们如果到长白山打游击的话，请给我们一个信，收下我们这个兵”。信中还引用烈士夏明翰的诗：“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自有后来人”，对张盟誓。反动气焰十分嚣张。
张铁生离京后，和迟、谢、王自革等人保持密切联系，书信往来，从76年4月到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前，仅6个月的时间内，已查获张铁生等经过王自革转给迟、谢的黑信、小报告达7次之多。信中无耻地吹捧迟、谢“是我们无产阶级的集体财产，”“希望照顾好他们的身体健康”，“注意安全”，“只要看一看这次全国反击右倾翻案风中两校所起的如此巨大的重要作用，就能知道那些修正主义分子，那些走资派们对我们应有多么的刻骨仇恨”，“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1976年6月在辽宁大厦召开的下乡知识青年会议，李伯秋亲自坐阵，煽动反革命分子张铁生、吴献忠等人“放炮”。张铁生等人在会上大讲同民主派、走资派斗争的“经验”，狂叫“从民主派到走资派，成为党内资产阶级，就是一条规律”。攻击在nnnn中招工就是破坏扎根农村干革命，就是右倾翻案在知青战线上的反映，把矛头直接指向党中央、国务院。张铁生等人在会议上张牙舞爪，反动气焰十分嚣张。始终坐阵主持会议的李伯秋煽动说：“这一课上的好！招工连吴献忠都要招走，这是招工中的修正主义路线，是拔根，是‘扒土’”。“你们要对着干，不然就是向走资派让步”。
1976年7月下旬，锦州知识青年会议上，市委做了报告后，现行反革命分子吴献忠等人诬蔑说：“市委报告是修正主义的，唯生产力论的”，要市委承认错误，借机挑起了一场反革命夺权事件。张铁生应邀前往，积极参与这一反革命事件。7月24日深夜窜到锦州，立即参加研究，策划破坏总结大会的阴谋。当有人对张铁生在大会上发言提出异议时，他从床上蹦到地上，恶狠狠地说：“我不是挎兜里揣来的，我是来参加战斗的，共同对准大官老爷嘛！”7月25日总结大会上，吴献忠等人在台上大哭大闹，张铁生虽未上台表演，但在台下传纸条，煽风点火。他指着市委一位领导同志说：“象这样的老干部，纯碎/粹是草包，下去把大门都不行。”他们破坏了这次大会。锦州市委领导同志为平息事态，接见知青代表时，张铁生写纸条，借别人之口，提出了所谓“三点意见”。一、印发冯辉书记的报告，供批判用。二、在26日大会上放25日吴献忠等人的哭诉录音。三、要求在锦州的曾绍山书记接见。刁难锦州市委，煽动群众继续闹事，竭力扩大事态。7月26日，张铁生等人到锦县建业公社中心大队参观时，在汽车上，他对现行反革命分子刘继业等人说：“如果右派上台，党内资产阶级复辟，我们就重上井岗山。”“辽宁是大本营。”7月2n日，锦州市召开庆祝工人阶级进驻上层建筑领域8周年大会，张铁生赤膊上阵，在会上发表讲话，疯狂叫嚣：“当前右倾翻案风在知青战线上出现了复辟”，“关键在共产党内”，“因之必须解剖锦州市委，拿锦州市委开刀。”“我们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重上井冈山，辽宁就是第二个井冈山，我们这次就是第二次辽沈战役”。因唐山、丰南一带发生强烈地震，打乱了他们的部署。但他们的祸心不死，提出“休会不休战”的反动口号。7月29日张铁生与现行反革命分子吴献忠等人分手时，张铁生恶毒地说：“邓纳吉还有重新上台的可能，要瞪大眼睛，警惕邓纳吉上台。我们要准备走曲折的路，甚至做好牺牲的准备，一旦复辟，我们就用这种形式反复辟。”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逝世后，张铁生的反革命气焰更加嚣张。公然叫嚣要“上天安门”，冲“中南海”。阴谋策划上山打游击，搞武装斗争。早在1976年7月，张铁生就给兴城县武装部写信，要枪枝弹药，妄图搞反革命第二武装。他在信中说：“走资派还在走，翻案派还要翻，反革命的右派暴乱，也是非常可能的。尤其主席百年之后，我们不仅要做好防修反修、上层建筑革命的长期作战准备，还要做好残酷的内战的战争准备”。又说：“天下大乱的局势，抓好民兵工作，意义是重大的”。“能否在枣山搞个民兵工作点，准备起一个小小部队，精悍一些”。9月27日，张铁生窜回兴城县枣山大队。在社员大会上，恶毒地说：“主席逝世了。中央有可能邓纳吉上台，搞翻案，搞复辟，不仅有邓小平，还有张小平、李小平”，叫嚣“一旦出了修正主义，铁良（大队副书记）你带枣山800口人上天安门游行示威，我去中南海。”妄图煽动群众起来闹事。1976年10月9日，张铁生对铁农的XX说：“一旦邓纳吉上台，我这样的小人物也会被推上历史的断头台。我们要把问题看严重些，要把辽宁变成根据地、井冈山，准备上山打游击。”
经查证，张铁生与省内知识青年中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吴献忠、刘继业等人，以及“四人帮”在云南省的党羽朱克家、东北石油学院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李传英等人都有密切的反动联系。他们在敬爱的周总理逝世后，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前后，函电交驰，互通声气，密谋策划反革命破坏活动。
1976年10月16日在兴城县为他办学习班。当他听了中央打招呼会议精神后，疯狂地跳了起来，连续4天，以极其恶毒的语言，疯狂攻击英明领袖华主席和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猖狂攻击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的伟大斗争。狂叫：“这是远新政委在主席身边发出的指示被证实了。右派翻案了、复辟了。右派上台了，政变了。”“看了一些反特小说，写得多逼真。华国锋掌握公安部，做这些事是很容易的。”“先念的讲话，华国锋的讲话，不能一听到就好。”“叶帅讲话没有水平，不科学。”为“四人帮”及其死党鸣冤叫屈，恬不知耻地说：“对4个人处理得这样轻率。这些人不是保守派，不是走资派，有历史功绩。”“搞除‘四害’，远新也不放过，这是除根。”“是不是采取大鸣大放、百家争鸣的办法，‘■人帮’的同志发表自己的见解，在人大申诉他们的理由，阐述他们的观点。”他还建议省委“最好别传达，要保持独立见解。”疯狂叫嚣“要树立五不怕的精神。不怕开除党籍，不怕没收人大代表证，开除人籍更高兴。”“现在需要拿枪就拿枪，不给就抢，夺走资派的权，无所畏惧”，“要搞第三次革命”。反动气焰嚣张已极。
阴险狡猾的李伯秋，看到张铁生伙同现行反革命分子刘继业9月9日的反革命讲话（整理材料）之后，于9月下旬在陆军总院住院时散布说：“张铁生的讲话有积极因素，要一分为二”。背后，却于10月7日把省知青办主任召到他的办公室，诡秘地说：“你们送来的材料，我都锁在柜子里了。张铁生的问题很严重。你们不要再扩散了。将来两条路线斗争展开，人家会抓住这个问题，向省委搂耙子的。”李伯秋还不放心，又以张铁生讲话恶毒，团省委不宜保存原稿为借口，指令办公厅向团省委索要张铁生“九九”讲话原始记录稿，妄图隐匿罪证。
更为严重的是，李伯秋竟背着省委常委的大多数，在两条路线激烈搏斗的关键时刻，把张铁生的反革命讲话，作为攻击华主席和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炮弹，送给了毛远新。9月10日，魏秉奎诡秘地对张铁生说：“你的讲话，有的地方要好好推敲推敲。”他们为了抬高这个反革命分子的政治身价，继续为他们做反革命打手，李伯秋、魏秉奎、刘盛田等人合谋，还把张铁生这个反革命小丑，以先进知识青年代表的身份，拉到沈阳南站，参加欢送奔赴西藏建设社会主义的大学生行列。魏秉奎、刘盛田生怕张铁生不能显露头角，特意从人群里拉张铁生朝前站，让记者拍照。10月9日，“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已被彻底粉碎，在铁农还为张铁生举行盛大的毕业欢送大会。省和铁岭地区有关部门都派负责人参加祝贺。《光明日报》、北京电视台、新闻电影制片厂、新华社辽宁分社、《辽宁日报》、《锦州日报》、《铁岭日报》、辽宁电影制片厂派来大批记者，尾随采访。
“四人帮”被粉碎以后，广大群众纷纷起来，强烈要求批斗新生反革命分子张铁生。他们唯恐暴露马脚，施展种种鬼蜮伎俩，千方百计地包庇张铁生。他们竟敢公开对抗，当面撒谎，欺骗以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1976年11月，中央转发的宣传工作会议34份材料中，就有张铁生的反革命“九九”讲话。李伯秋明知中央的态度，却狗胆包天地说：“张铁生是思想反动，还是思想反动分子，需要审查以后定。”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预备会议上，陈永贵副总理问刘盛田：“张铁生抓起来没有？”刘盛田欺骗陈副总理说：“抓起来了。”随后电告李伯秋“要赶快处理”。大会正式开始后，陈副总理在接见辽宁代表时又问：“张铁生这狗日的不是好鬼，弄起来没有？”刘盛田又撒谎说：“弄起来了”。一再欺骗中央领导。尤其不能令人容忍的是，英明领袖华主席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明确地点了新生反革命分子张铁生的名，但李伯秋等人，仍顽固坚持反动立场，疯狂压制群众，继续死保张铁生。
中央打招呼会议精神传达后，广大群众怒不可遏，强烈要求批斗张铁生。李伯秋等人唯恐从张铁生问题上打开缺口，打乱他们的反革命阵脚，置群众的正义要求于不顾，千方百计地把张铁生这个反革命小丑保护起来。10月16日，李伯秋、魏秉奎等人密谋策划，指定由尹灿贞负责，窜到兴城，给张铁生办所谓“学习班”，做“转弯子”工作。行前，尹灿贞交底说：“对张铁生要惩前毖后，允许犯错误，也允许改正错误。对办了错事，犯了错误的，要耐心帮助”。给张铁生的问题定了调子。他们避开锦州市委、兴城县委，到兴城后，把张铁生从枣山大队秘密地接到兴城驻军一二〇师干部招待所，向张铁生传达中央打招呼会议精神。张铁生听后疯狂地跳了起来，毒汁四溅地进行恶毒攻击和谩骂。给他办班的人竟然温情脉脉地说：“慢慢来！小伙子火气大，到外面走一走。”“伯秋政委让我们来，省委对你寄予很大希望。”在他们的纵恿下，张铁生反革命气焰越来越嚣张。10月下旬，他们又把张铁生从兴城弄到沈阳军区的高级招待所（三所）保护起来。到三所的第二天，尹灿贞亲自出面接见，热情握手，问寒问暖，并向张铁生说：“毛远新的问题，我们不希望陷得很深。你对毛远新感情深，我们深不深？一起呆了这么多年。”“你的话是向组织讲的，没和群众说，这是可以理解的。”还进一步鼓励说：“你监视右倾翻案风活动的精神，一点也不能减少。”尹灿贞不仅给这个凶恶的反革命分子打气、壮胆，在生活上也关怀备至，亲自安排了高级房间，规定每天8角钱的伙食，待为上宾。告诉他“可以散散步、打打球，看看电视”。仅一个月的时间，竟挥霍国家资金1800多元。他们为了欺骗群众，掩人耳目，11月下旬，又把张铁生转移到另一个地方保护起来。12月初，省直机关广大干部和沈阳大专院校广大师生，强烈要求批斗张铁生。李伯秋、尹灿贞等人，唯恐“蚁穴溃堤”，又把张铁生秘密转移到铁岭，逃避了省直广大干部的批斗。
省公安局根据广大群众的要求，多次提出逮捕这个罪大恶极的新生反革命分子。“四人帮”在党委内的党羽、亲信，利用手中窃取的权力，无视公安机关和广大群众的要求，横加阻拦。尹灿贞说什么“毛远新的问题比他的问题严重的多，还在部队呢！张铁生是人大常委，捕处他需要请示中央批准。”使这个反革命分子长期逍遥法外。直到12月初，在群众强大舆论的压力下，他们才迫不得已，不得不把张铁生交给公安机关拘留。
新生反革命分子张铁生交公安机关拘押之后，李伯秋、尹灿贞等人，唯恐把他们包庇袒护的罪行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设置重重障碍，顽固阻挠、破坏专案清查工作。当时由他们把持的省清查组，极力破坏清查工作。他们把与张铁生反革命活动有牵连的人塞进清查组，不向专案组介绍给张铁生办“学习班”的情况，拒不交出张铁生反革命言论的原始记录罪证材料。对专案组提出的清查意见，拟定的调查提纲，长期扣押，对需要找省委常委查证的问题，他们横加阻拦，说：“张铁生专案组只清查张铁生本人的问题。查省委的问题，要省委批准。”还蛮横地说：“叫你们查就查，不叫你们查就不查。”等等。千方百计地进行阻挠破坏。他们之所以这样肆无忌惮地袒护包庇新生反革命分子张铁生，是因为张铁生就是在他们的豢养、扶植下起家发迹的。新生反革命分子张铁生的累累罪行，就是在他们的唆使策动下干的。新生反革命分子张铁生的伏法之日，也就是他们的罪恶阴谋败露之时。
辽宁省公安局张铁生专案组1977年9月8日
中共辽宁省委办公厅
1977年11月10日印发
中共沈阳市委办公厅
1977年11月19日翻印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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