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78-7-0 作者：[待确定]
李先惠，男，1936年生于四川省渠县。家庭出身富裕中农，本人成份工人。1955年参军，1956年入党，1958年复员到中国科学院原科学仪器厂当工人。1967年7月，先后任院革委会常委、机关党委付书记，1974年10月窃取了院政治部常务付主任职务（1975年3月至11月在干校），1976年6月，柳、肖、李、乔非法改组政治部，李又重新窃据常务付主任兼机关党委书记职务，1977年2月，院党的核心小组宣布不予承认。
在揭批“四人邦”的群众运动中，揭露了李先惠和柳、肖、乔结成以他们为头目的资产阶级邦派体系，紧跟“四人邦”进行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犯下了严重的罪行。1977年2月，经院党的核心小组批准，对其实行专案审查。现将已查证落实的李先惠的主要罪行报告如下：
76年1月21日，迟群受毛远新派遣，同柳忠阳进行反党密谈，指使他围剿《中国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矛头指向国务院领导同志。柳立即同李先惠、田炜策划，于第二天召开了部分邦派骨干的黑会。会后，李先惠积极活动，根据柳忠阳的指使先后给他们在天文台的亲信余伟才及外事局一些人传播黑会精神。还在1月24日的政治部办公会上煽动说：清华、北大以至上海、辽宁都关注科技界，“要投入科技界反击右倾翻案风”，政治部“在这场斗争中要发挥作用”。
接着，李在2月7日全院大会上，对中央领导同志在《九·二六插话》中关于科研要走在生产建设的前面，要把科研搞上去等指示大肆攻击，说什么“在他们看来，‘搞上去’就是一切，一切都是为了‘搞上去’，这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谬论”，“按照你们那一套修正主义纲领来搞‘现代化’就是卫星上天，红旗落地……”。他还把邓付主席讲的“一不懂行，二不热心，三有派性，为什么留着”的话删去“三有派性”一句，加以攻击说：“对照当年资产阶级右派和三家村黑店老板们向党进攻的语言，是何等相似啊！”
“二·七”大会由于全院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抵制，会议开得七零七落。为了挽回影响，柳、李一伙又立即策划召开了院机关“动员大会”以及机关各支部书记会，进一步煽动追“风源”，围剿《汇报提纲》。李伙同柳忠阳等人把《汇报提纲》打成“科技界复辟资本主义的黑纲领”，以实现他们先打倒邓付主席，再打倒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反革命策略。
1975年夏，胡耀邦、李昌同志来院后按照党中央的部署以及中央领导同志要把科学院整顿好，要把科研工作搞上去等指示，积极开展整顿工作。李先惠在干校听到取消院核心组列席制度和整顿院政治部后，恶狠狠地攻击说：“现在让他们来干，等他们进了八宝山，我们再来干”。在1976年2月13日，华国锋同志、纪登奎同志当面对柳忠阳诬蔑“全面整顿就是全面复辟”的谰言进行严肃批驳之后，李先惠仍伙同柳忠阳等人蓄意对抗。1976年3月份，李先惠指使张XX炮制的《胡耀邦、李昌在我院推行修正主义干部路线的一些情况》黑报告中，攻击整顿和取消列席制度是“打击革命的新生力量”。李还胡说什么：胡耀邦“与邓小平串通一气，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同台演出全面整顿、全面复辟的丑剧”，“邓小平重新上台以后，大搞反攻倒算，所谓整顿就是复辟”，政治部的整顿“完全是按邓小平那一套整的”，等等。
周总理逝世以后，“四人邦”授意两校大批判组抛出《回击科技界的右倾翻案风》黑文，否定周总理关于科技界17年红线为主的正确估计，把矛头指向周总理。我院干部反映强烈，普遍认为《回击》黑文不符合周总理的估计。李先惠得知后，竞叫嚷“两校文章不是两校的问题，而是代表党中央的”，“是中央的声音和战略部署”。李先惠还搜集群众反对《回击》黑文的言论，向上反映，妄图予以镇压。
李先惠伙同柳、肖、乔，紧跟“四人邦”，疯狂镇压我院广大干部群众悼念周总理的活动。他恶毒诬蔑悼念周总理的活动是“右派闹事”，叫嚷“搞一场声势浩大的镇反很有必要”，“要用铁的手腕”，“狠狠打击”。经李批准和参与打击的革命干部和群众十余人。如：
图书进口公司朱福铮同志，在76年清明节前，用中、法文写了“深切悼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周总理！”“周恩来总理精神万岁！”“总理，我们日日夜夜怀念您！”“总理，我们坚决执行您生前的一切指示！”四条充满革命激情的标语，积极参加悼念周总理的活动。李先惠等人竟给朱扣上“攻击中央领导同志重大嫌疑”的罪名，对他实行隔离审查，非法关进中关村派出所达两个半月之久。
国家地震局丁荣生同志，对“四人邦”镇压革命群众悼念周总理的活动表示忿/愤慨。76年4月21日晚，李先惠得知后，诬称丁荣生同志“传播反革命政治谣言”。第二天即与柳忠阳策划将丁隔离审查。李还说：“丁荣生是老红军的女儿，不是一般听信谣言传播谣言的问题，是有来源的，必须彻底追查”。李还定下“先不追来源，只让她交待讲了那些，下一步再追来源”的反革命策略。
周总理逝世以后，院团委把公开出版发行过的革命回忆录《随周恩来付主席长征》、《跟随周付主席十一年》编印成《团内学习文选》第5期，发给全院团员和青年学习。柳、李等大肆谴责，勒令收回。李先惠指责说：“当前回击右倾翻案风，你们印它要干什么？”
1976年2月3日，中央发出一号文件，根据毛主席亲自提议任命华国锋同志为国务院代总理。李攻击说：“我有我的看法，等着看吧，8位付总理在听取胡耀邦汇报时的插话，就有华国锋同志”。76年2月底3月初，当有人问到科学院谁主持工作时，他趁机对华国锋同志进行诬蔑说：“是王光伟呀！”“不过我们现在对王光伟的使用就象中央对华国锋一样”。
李先惠紧跟“四人邦”，攻击邓付主席是“谣言公司”、“翻案复辟集团”的“头子”。诬蔑邓付主席有“五虎上将”，还有“抬轿子吹喇叭的”，鼓吹“层层揪”。他伙同邦派骨干刘元明把谢静宜向柳忠阳提供的《邓小平、胡耀邦是怎样反对马克思主义青年运动路线的》材料，印发全院批判。
唐山大地震后，华国锋同志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指示国家地震局：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全心全意地、全力以赴地搞好地震预报工作，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首都，保卫京津唐张几千万人民的安全。中央领导同志还针对柳忠阳等人在地震局抢班夺权，干扰地震监测工作的罪恶行径，明确指出：科学院不要给地震局部署其它任何工作；并强调：不要催着搞人事变动。李先惠别有用心地歪曲：“地震工作可不要政治工作”，攻击中央的指示“有问题”，叫嚣：“地震局要进行批邓”。
五八一厂有几个青年工人，因受“四人邦”的影响，写了几张大字报稿，对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断章取义，攻击为“不以阶级斗争为纲”，还引用了“四人邦”授意炮制的《人民日报》8月12日的社论中的一段黑话：“每当出现严重自然灾害的时候，党内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总是妄图利用自然灾害造成的困难，扭转革命方向，复辟资本主义”。中央领导同志得知后，提出了批评。9月2日李先惠等人在柳忠阳指使下，窜到五八一厂，以“调查”为名，煽动写大字报的青年工人要“坚持真理”，“继续前进”。在柳忠阳授意下，由崔大复起草，李先惠审定的《调查报告》中，明目张胆地说：“大字报的基本观点没有原则错误”，“对领导同志有意见，并能大胆提出来，这种精神是可贵的。但应注意方式方法。领导同志应欢迎群众的批评和监督”，矛头直指中央领导同志。
1974年，“四人邦”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另搞一套，在我院大揪“孔老二的徒子徒孙们”。李先惠卖力紧跟，把矛头指向院核心组和院机关各单位的革命领导干部。他在机关党委会议上叫嚷：“我们强调通过局扩大会议，看核心组存在的问题”，妄图把核心组的同志打成“复辟派”、“翻案派”，为他们篡党夺权扫除障碍。8月，李先惠伙同柳忠阳，利用江青批示陈XX的诬告信的调查，插手外事局，乘机夺了我院外事工作的领导权。
在四届人大后，刘西尧、周荣鑫同志调离科学院，柳忠阳、李先惠等人妄图乘机夺取院核心组的领导权。李先惠叫嚷：“第二把手以下我们都有了”。1975年2月22日，在柳忠阳主持召开的院革委会会议上，李先惠与柳忠阳一唱一和，公然反对郭老当院核心组组长和院革委会主任，攻击院核心组其他领导同志都不做实际工作，妄图取而代之。
76年1月22日，柳、李等人在传达迟群黑话的黑会上，进行了篡夺院核心组领导权的阴谋策划。
李先惠在2月3日人民日报记者召集的座谈会上，攻击说：“要靠胡、李领导来回击他们的错误是不可能的，要加强科学院的领导”，叫嚷“报纸要进一步加强这方面的报导”。事后，人民日报鲁瑛一伙将这次座谈会的发言整理成《情况汇编清样》，送给了反动文痞姚文元。
1976年2月13日，华国锋同志针对柳忠阳提出要改组院核心组的企图，明确指示：组织问题运动后期解决。柳忠阳等人蓄意对抗，策划成立了由柳牵头，肖、李、乔等参加的所谓“运动领导小组”，由党文林牵头的“业务领导小组”，“运动领导小组”成员全部列席院党的核心小组会议，变相恢复了列席制度，实际上篡夺了院核心组的领导权。此后，李先惠伙同柳、乔等人，在院机关动员邦派骨干写大字报，公然提出要“改组核心组”，要胡、李两同志“停职检查”，要“柳忠阳领导运动”，大造篡党夺权的舆论。
1976年3月，以柳忠阳、李先惠两人名义，送给中组部的所谓《胡耀邦、李昌在我院推行修正主义干部路线的一些情况》中，诬蔑胡、李两同志“秉承党内不肯改悔的最大的走资派（指名攻击邓付主席）的旨意”，“打击革命的新生力量”，“请‘隐士’，举‘逸民’，网罗复辟势力”。
李先惠积极参与炮制诬陷胡、李两同志的5个所谓罪行报告。他们硬给胡耀邦、李昌同志加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和“反党”、“反革命”的罪名。76年3月，陈继祖向李先惠密告了胡耀邦同志支持所谓传播江青的“谣言”问题，李两次要陈写成书面材料，指使刘XX“调查”，强令胡耀邦同志“交待”，并作为打倒胡耀邦同志的炮弹，写进了《胡耀邦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的黑报告中，妄图把胡耀邦同志一棍子打死。
李先惠对胡耀邦同志实行残酷斗争，就是在胡耀邦同志因病住院时，他们也不放过。李先惠受柳忠阳指使去医院交涉，坚持要胡耀邦同志出院接受追查批斗。由于医生有抵制，李又催田炜给卫生部写报告，从上面向医院施加压力。
5月中、下旬，柳、肖、李、乔借口要学大化所层层搞“路线分析”的经验，又大造篡夺院党的核心小组领导权的舆论。这时李先惠伙同柳忠阳操纵机关党委，接连炮制了5期简报，假借群众名义，叫嚷：“院核心组必须尽快向党中央、国务院上报不肯改悔走资派胡耀邦、李昌的罪行材料，提出处理意见，将他们清除出院核心组”，要“调整和充实院核心组”，“当前突出的问题是要增加新生力量”。
5月26日，李先惠与潘XX等策划，召开所谓“有见解”的“积极分子”座谈会。李在会上煽动说：“学大化对领导班子进行路线分析”，“重点是核心组”，“胡耀邦、李昌推行修正主义路线，上面有根，下面有基础”。张济桥等人一起跟着叫嚷：“不能让胡、李占据领导岗位”，“要改组核心组，不然运动要夭折”。接着，李又强令机关各支部搞所谓“路线分析”。他说：“重点是核心组，其次是各局，党支部领导”，推行层层“分析”，实为层层夺权的反革命部署。
在李先惠等人的煽动和组织下，5月下旬，院机关大院又掀起一个要“改组核心组”的大字报高潮，点名攻击10位院核心组成员和院领导同志，妄图把他们打倒，由柳、肖、李、乔邦派体系取而代之。
1976年9月，经柳、肖、李、乔策划，召开了所谓“批邓汇报会”，抛出《九个月运动总结》的反党大毒草，发出了全面夺权的动员令。
国庆节期间，李先惠与柳忠阳策划“解决核心组领导班子”问题。10月4日，肖剑秋与李先惠召开了政治部负责人会议，策划对核心组进行“路线分析”。肖说：“可冲一冲核心组”，李先惠接着说：“先在机关发动群众，核心组要下决心一个一个具体分析”。由肖剑秋指使，经李先惠直接布置，除胡、李两同志外，又整理了7位核心组和院领导同志的黑材料，为预谋召开的核心组“扩大会”提供炮弹。
10月4日晚，柳、李、乔等人在院机关党委会上，进一步策划“改组”核心组。李先惠在会上叫嚣：“对核心组成员也要分析分析”，“向中央报告，改组核心组”。10月5日下午，李先惠在院机关传达黑《总结》的大会上，进一步煽动“要对核心组进行路线分析”。散会后，李又到核心组学习会上叫嚷：核心组扩大会“定下来，我们政治部好做工作”。10月6日，李参加了柳、肖炮制“改组”院核心组方案的密商。这个方案撤掉了中央任命的4位院党的核心小组付组长和一位成员，塞进了李先惠、乔林、陆赐麟、刘继英、张魁三等人。10月7日，柳、肖等人，操纵核心组强行通过了改组方案，柳忠阳亲自提名让李先惠当核心小组付组长。
柳、肖、李、乔早就妄图篡夺院政治部的领导权，作为他们在院进行篡党夺权的重要步骤。1974年10月，由柳忠阳提名，李先惠窃取了政治部常务付主任的要职。
1975年9月，胡耀邦、李昌同志以及院政治部王屏等同志，根据中央指示精神，批判“杭州学上海材料”，批判派性，对院政治部进行了思想和组织上的整顿。柳、肖、李、乔怀恨在心。11月底，李先惠由干校回京，柳忠阳立即同李阴谋策划，攻击政治部的整顿“方向路线是错误的”。李先惠对《政治部整顿小结》作了许多批注，攻击政治部的整顿是“翻案复辟”。12月，李在机关党委会上叫嚷：“批判杭州材料是错误的”。
1976年5月，柳、肖、李根据王洪文在七机部抓班子建设的黑指示，利用京区“学大化”会议，于6月初非法改组了院政治部，夺了王屏等同志的权，李先惠再一次窃取了政治部常务付主任兼机关党委书记的职务。
1976年7月初，柳忠阳把毛主席病重的绝密电报透露给李先惠，并密谋策划加快夺权的步伐，严密控制各单位。
李先惠与柳、肖等合谋，把他们的亲信、“双突”典型崔大复等6人提为处长、付处长，把持院政治部的各个重要岗位，然后，在排斥了王屏同志以及曹冠群、崔玺等5位领导干部之后，继续打击排斥在75年整顿中表现积极的处级以下干部6名，强行调出政治部。李先惠极力网罗亲信，千方百计地把五二九厂一个“闹而优则仕”的小兄弟调进院机关，拟充当干部处处长。还积极设法把葛林（海淀公安分局的一般干部，在图书进口公司镇压群众悼念周总理的打手）调进我院，准备突击提拔为保卫处付处长。这样，院政治部就成为他们进一步在全院篡党夺权的重要工具。
自批林批孔以来，柳、李、乔一直把持利用机关党委，肆意践踏党的原则，把崔大复、张济桥等邦派势力，突击拉入党内。76年6月李先惠窃取机关党委书记后，进一步大搞“双突”，把紧跟他们的人，突击提拔为党委成员，或突击拉入党内，使机关成为柳、肖、李、乔在科学院推行“四人邦”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桥头堡。
李先惠利用窃取的权力，在院机关大搞结邦篡权，他与邦派骨干合谋，大肆提拔亲信，把持各重要岗位。把柳忠阳的亲信、写信告黑状伸手要官的刘XX调进人事局提为调配处长；和赵云生等策划提拔田炜等为院办公室付处长；与计划局的刘继英策划把特务张春桥的弟弟张济桥等提为付处长；与科技办的乔林、陆赐麟合谋提拔陈仲田等为组长（处级）；在外事局，把向江青写诬告信、效忠信和伸手要官的陈崇光等提为处长、付处长。在批林批孔前后“双突”的基础上，加上这一次补充，院机关基本上控制在他们的邦派手里。
1976年6月夺政治部权以后，李先惠直接插手院属各单位，进行篡党夺权活动。伙同柳、肖等人向全院推广古脊椎所用“路线分析”建立党委的“经验”。先后对半导体所、电子所、计算所、生物物理所、微生物所、一○九厂等单位主要领导干部18人进行了调整，把一些革命领导干部从领导班子中排挤出去。在物理所、生物物理所、化学所、一○九厂等单位提拔局（所）、处级干部和党委委员以上干部14人，有的是“闹而优则仕”的人物，有的是“卖身投靠”的所谓老干部。9月6日，李先惠召集“抓班子建设小组”开会，要进一步集中主要力量，重点解决在数学所、化学所、微生物所、图书进口公司等6个单位建立党委。这段期间，调整班子、调动干部涉及到16个单位，占全院直属单位总数的60％。李先惠还插手了两个国家局的抢班夺权活动。
毛主席逝世后，李先惠加快篡党夺权，制造种种借口，打击诬陷革命干部。叫嚷：“这回咱们可有办法啦”，“我们也可以收拾他一批”。借口天文台党委书记肖光甲同志因病未能参加台内悼念毛主席的活动，伙同肖剑秋等，给肖光甲同志留党察看、撤职、降4级处分。李先惠还伙同柳忠阳强令收缴揭发柳忠阳一伙的人民来信，叫嚷要追查、批判。76年10月1日，李亲去天文台将沙河站党支部付书记梁学增同志写给胡耀邦、李昌同志的两封信交余伟才，并提出：“这样的人靠不住，不能做支部书记”。梁因此被打成漏网的“走资派”，撤销职务。
在李先惠直接“抓班子”的过程中，与柳、肖加紧密谋策划，仅1976年6月19日至9月28日的100天之内，他们就提拔、任免、调动和处理了处级以上和党委委员以上干部95名，李先惠声称：“以前这一切只是小调整”，以后还要进行大调整。
华主席继承毛主席的遗志，一举粉碎“四人邦”后，李先惠立即与柳忠阳等人密谋对策。10月8日下午，柳、李召集刘元明、赵云生、田炜等人开黑会，统一口径，研究对策。并在机关党委召集的会上威胁说：“不要错误地估计形势”，“要注意阶级斗争动向”。10月中旬，肖、李在政治部紧张活动，召开所谓政治部负责人“谈心会”，两人一唱一和，肖讲：“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政治部要稳得住 ”，李说：“政治部要搞好，不能乱了”。李还在政治部党小组长、处级以上干部会上煽动说：“不要人云亦云”，“现在有些人忘乎所以，要跳，要否定科学院的批邓运动，这是一种新动向”，“要站稳立场，不要犯新的错误”，妄图稳住机关这块阵地。
李先惠还叫嚷“现在的形势，有点象去年（指75年）7、8、9月的形势”，影射攻击粉碎“四人邦”是所谓“右倾翻案”。李还诬蔑邓付主席与“四人邦”和刘少奇、林彪是“一丘之貉”。攻击揭批“四人邦”运动是“层层揪”，矛头直指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并疯狂叫嚣“我也是百十来斤，谁要是给我十棒子，我也可以还他三、四棒子”，伺机反扑。
当揭批“四人邦”运动在我院深入开展，李先惠加紧进行反革命串联，还指使崔大复等人到处散布“贴柳忠阳等人大字报不是大方向”，“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的反动舆论，煽动写干扰运动的大字报。
李先惠犯下的反党罪行，是有其阶级根源和历史根源的。解放前李先惠家里雇用长工、短工，经营酢坊（烧酒）和租种土地，家庭主要生活来源靠剥削。土改时由于其兄混入村政权而低划为富裕中农成份。李先惠长期隐瞒家庭雇工剥削的情况，冒充是“出身在贫苦农民家庭”的“苦孩子”。并伪造其兄是“共产党员”、“县联社经理”，编造自己是52年参加革命工作的经历，混入部队，混进党内，长期招摇撞骗。在审查期间仍继续隐瞒，编造“兄弟分家”的假情况，进行欺骗。
综上所述，李先惠在党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中，与柳、肖、乔结成资产阶级邦派体系，紧跟“四人邦”的反革命部署，卖力推行“四人邦”的反革命政治纲领。他反对敬爱的周总理，攻击华国锋同志，打击陷害邓小平同志。他是柳、肖、李、乔资产阶级邦派体系篡党夺权的凶恶打手，是一个权欲薰心的反党分子。揭批“四人邦”运动以来，李先惠不思悔改，继续对抗。虽经多次批判斗争，仍不老实交待篡党夺权的严重罪行和阴谋活动，在事实面前狡辩抵赖，避重就轻，态度恶劣。
根据党的“抗拒从严，悔改从宽”的政策，建议定李先惠为反党分子，属敌我矛盾。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清除出党，交群众监督劳动改造。
李先惠专案组1978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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