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78-7-0 作者：[待确定]
柳忠阳，男，1928年生，吉林省大安县人，家庭出身雇农，本人成份雇农。1947年8月参军，1948年3月入党。1958年9月转业到中国科学院，文化大革命前任院团委办公室副科长，行政19级。1970年任院党的核心小组成员、院办公室主任，1977年8月经中央批准，从院党的核心小组成员中除名。
在揭批“四人邦”的群众运动中，我院广大群众揭发了柳忠阳紧跟“四人邦”，在科学院结成以他为主要头目的资产阶级邦派体系，猖狂进行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大量罪行。华主席、党中央于1976年11月批准对柳忠阳办住宿学习班，实行隔离审查，1977年12月又批准了送卫戍区监护审查。一年多来，在院党组的领导下，经过群众揭发和专案组审查，已基本查清了柳忠阳紧跟“四人邦”篡党夺权的大量罪行。现将其主要罪行及定案处理意见报告如下：
1976年1月，敬爱的周总理逝世前后，“四人邦”猖狂向党反扑。他们围剿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攻击1975年9月26日国务院讨论《汇报提纲》的会议，把矛头指向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这是“四人邦”阴谋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的一个严重步骤。柳忠阳积极参与了这一反党阴谋活动，充当了“四人邦”围剿《汇报提纲》的凶恶打手。
1976年1月21日，迟群受“四人邦”的死党毛远新指使，向柳忠阳进行反党阴谋的布置。迟向柳授意说：对《汇报提纲》要从“下边发动群众批”，国务院领导的九·二六插话，“同《汇报提纲》是连在一起的”，“我们对上只批一个人，其他人都是听他的”。柳忠阳立即指挥其邦派骨干，与“四人邦”在辽宁、上海、“两校”以及新闻界的党羽紧密配合，在全国掀起了围剿《汇报提纲》的妖风。
1月22日上午，柳忠阳召开黑会，向李先惠、田炜、刘元明、赵云生、周信、胡欣、华亮明等人传达迟群黑话，制订行动计划。会上对组织力量写文章、贴大字报、搜集材料、制造舆论攻势、加紧夺院核心小组的领导权等等问题都进行了策划，并商定分头向没有参加黑会的邦派骨干传达通气。
1月23日上午，柳指使田炜给迟群送材料。据迟群、田炜交代，送去了中央领导同志的九·二六插话记录、《汇报提纲》以及胡耀邦、李昌同志的讲话等材料。此外，柳忠阳还通过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记者向“四人邦”的亲信鲁瑛、莫艾提供中央领导同志的九·二六插话记录。鲁瑛、莫艾看后立即复制。
2月26日，在柳忠阳等人策划下，召开了全院批判大会，把《汇报提纲》打成“妄图把科学院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纳入修正主义轨道的具体纲领”。2月29日“四人邦”控制的人民日报公开报导，第一次在报刊上点名围剿《汇报提纲》。
3月初，柳忠阳指使起草攻击《汇报提纲》的专题报告。为了搜集向党进攻的炮弹，3月9日，柳忠阳窜到国务院政研室，与“四人邦”的爪牙农伟雄串联，互相交换“材料”。3月底，柳忠阳等人背着院核心组多数成员，向毛主席、党中央上报了《关于胡耀邦、胡乔木、李昌在邓小平指挥下炮制〈汇报提纲〉的报告》。这个报告完全颠倒是非，诬蔑《汇报提纲》是一个“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妄图在科技界复辟资本主义的纲领”，“建议党报党刊，组织文章，进行批判”。报告中，还别有用心地点出了九·二六国务院会议，把矛头直接指向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
柳忠阳还组织所谓“院大批判组”，写文章、办“学习班”、组织“批判会”，与“四人邦”控制的报刊紧密配合，围剿《汇报提纲》。3月上旬，柳忠阳特意向人民日报鲁瑛一伙派来的记者透露了迟群“先从批《汇报提纲》入手”的黑话。人民日报记者写了一篇所谓报导科学院批《汇报提纲》的文章，经柳忠阳等人看过后，送给了姚文元。在柳忠阳的催促和鼓动下，“院大批判组”在报刊上公开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把《汇报提纲》与《“571”工程纪要》、《二月提纲》等相提并论，进行恶毒的攻击和诬蔑。
柳忠阳伙同乔林通过《科学实验动态》等内部刊物，向全国科技系统大量散发所谓批判材料；并在一些全国性会议上，大肆攻击《汇报提纲》，制造篡党夺权的舆论。
1976年7、8月，“四人邦”进一步掀起批判所谓“三株大毒草”的妖风。柳忠阳竭力宣扬和推行迟群一伙在清华搞的批判所谓“三株大毒草”的“部署意见”。柳忠阳还审定了批判《汇报提纲》所谓“歪曲、篡改毛主席指示”的文章，光明日报原定10月7日抛出，因“四人邦”被粉碎而未得逞。
早在“四人邦”公开批判《论总纲》之前，柳忠阳就攻击《论总纲》是所谓“赫鲁晓夫式的秘密报告”。并作了许多条批注，诬蔑《论总纲》“讲学习理论是假，搞反革命是真”，“以安定团结为名，打击镇压造反派”，“打着（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为名，搞唯生产力论”，集中反映了他紧跟“四人邦”的反党立场。
1975年，为了贯彻毛主席三项重要指示，党中央抓了各条战线的整顿。为了把科学研究搞上去，7月，毛主席、党中央委派胡耀邦、李昌等同志到科学院加强领导，进行整顿。9月26日国务院召开会议听取科学院的汇报，华国锋、邓小平、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在会上揭露了“四人邦”对科技工作的干扰破坏；批评了柳忠阳等人印发“杭州学上海材料”，搞“双突”，“手越伸越长”；指出了科学院整顿的必要性。当时，华国锋同志还亲自研究了科学院核心小组的人事调整，指示取消列席制度，停止柳忠阳等人在院属单位搞所谓“班子建设”等等。这些措施沉重地打击了柳忠阳及柳、肖、李、乔邦派体系篡党夺权的狂妄野心。
1975年12月20日，柳在核心小组扩大会上作了长篇发言，恶毒攻击执行中央指示的胡耀邦、李昌同志，把中央领导同志批评发“杭州学上海材料”、搞“双突”，以及取消列席制度，停止柳忠阳等人搞的“班子建设”等一系列整顿措施，诬蔑为“右倾翻案风”。
1976年2月13日晚，华国锋、纪登奎同志接见时，柳忠阳反动气焰极为嚣张，当面质问说：“全面整顿，就是全面复辟，不知华代总理、纪副总理对整顿问题怎么看？”华国锋、纪登奎同志当即给以严正批驳。柳蓄意对抗，继续散布“整顿问题要狠批，整顿就是搞复辟”。4月29日，柳忠阳在人民日报发表题为《邓小平的‘整顿’就是复辟》的黑文，公开攻击整顿。后柳又修改此文，亲自到电台播讲。
柳忠阳同一些邦派骨干人物，在背地里指名道姓地攻击中央领导同志的九·二六讲话。1975年秋，柳忠阳给华国锋同志几次写信，攻击整顿，华国锋同志未予理睬，柳忠阳怀恨在心。毛主席亲自提议华国锋同志任国务院代总理和主持中央工作之后，柳忠阳向人民日报记者作了长篇谈话，大讲给华国锋同志写信的情况，发泄心中的不满。
敬爱的周总理逝世后，“四人邦”加紧篡党夺权活动，接连制造事端，放肆地攻击周总理，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义愤。而柳忠阳竭力为“四人邦”的罪恶行径辩护，反诬革命干部和群众的议论、揭露为“政治谣言”。我院一期简报反映了群众对“四人邦”抛出《大辩论带来大变化》黑文的不满，柳忠阳竟横加扣压，向中央封锁群众的呼声。
1976年1月下旬，“四人邦”抛出《回击》黑文，公然否定周总理关于科技界十七年红线为主的正确估计。柳忠阳大肆吹捧和宣扬《回击》黑文，在全院和全国性会议上鼓吹“科技阵地以往长期为剥削阶级所霸占”，“专业科研机构长期以来是资产阶级霸占的世袭领地”，“文化大革命前的科学院执行了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是资产阶级专政”。早在1975年3月，柳忠阳就攻击科学院是“四象”，“象欧洲、美国、象苏修、国民党的中央研究院，实际上是一象，象资产阶级”。
柳忠阳压制革命群众学习周总理光辉的革命事迹。1976年3月，我院半导体所等单位的革命群众自动组织起来，播放、学习周总理生平事迹的录音，半导体所的林玉兴、张凤君等人，向当时“四人邦”控制的人民日报告了黑状。柳忠阳按人民日报鲁瑛一伙的意图，对录音的内容、来源和播放情况进行了查问，并把有关情况告诉了人民日报记者，接着柳多次攻击革命群众播放、学习周总理生平事迹录音是为所谓反革命事件“造舆论”。
1976年3月26日，院团委印发了两本过去公开出版的周总理革命事迹回忆录，供团员和青年学习。柳忠阳以种种借口，强令收回，并攻击为“以悼念总理为名，干扰批邓大方向”，甚至叫嚷要追查所谓“幕后操纵人”。
柳忠阳站在“四人邦”的反革命立场上，对我院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邦”的革命群众，进行残酷的镇压。特别严重的是他与“四人邦”在公安部的党羽施义之相勾结，扣压中央批准的公安部5月28日通知中关于追谣转入公安机关日常工作的重要精神，继续向一些单位派出“工作组”，进一步大张旗鼓地“追查反革命”。柳忠阳在派工作组的所谓动员大会上煽动说：“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总是同党内资产阶级搞资本主义复辟密切相联的，走资派同反革命分子狼狈为奸，无恶不作”，“而在清明节前后，一些人确实忙得不亦乐乎，又是做花圈，又是写标语，又是拟诗词，又是出黑板报，真是搅尽了脑汁，施展了全部本领，用出了全部精力”，叫嚷要“积极行动起来，同走资派和反革命分子进行坚决斗争”。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经柳忠阳等人之手，以种种借口，采取公安局拘留审查、隔离审查、办学习班等各种措施的有40名以上，大搞白色恐怖，残酷镇压革命干部和群众。在柳忠阳的煽动和唆使下，有些单位，如一○九厂，被审查迫害的人达14％，图书进口公司的审查面达8％。
同时，柳忠阳还庇护反对周总理的坏人，压制、拖延对攻击周总理的现行反革命分子王积强的批斗和处理，包庇，支持有反对周总理言论的张凤君。
“四人邦”疯狂打击、诬陷邓付主席，是他们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1976年1月以后，柳忠阳按照毛远新、迟群的反革命部署，对邓付主席进行肆无忌惮的攻击，诬陷邓付主席搞“资产阶级司令部”、“阴谋集团”；诬蔑“他是头子”，妄图打倒邓付主席和一大批党政军负责同志。柳忠阳甚至疯狂叫嚣“这种人（注：指邓付主席）本应杀掉”，赤裸裸地暴露了他心毒手狠的法西斯狰狞面目。
柳忠阳伙同乔林指使人大量编印翻印诬陷邓付主席的所谓《言论摘录》，广为散发。这些材料以“两校”炮制的黑材料为依据，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把邓付主席全面地、准确地宣传和贯彻毛泽东思想，在各条战线开展整顿的一系列重要讲话，诬蔑为“右倾翻案言论”；把邓付主席讲话中引用的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也当作批判材料，甚至把毛主席关于“老九不能走”的指示诬蔑为“造谣”；此外，还采取张冠李戴的卑劣手法，把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一些重要讲话也编入邓付主席的所谓《言论摘录》进行批判。
柳忠阳疯狂迫害邓付主席的女儿、在我院半导体所工作的邓楠同志。天安门事件刚过几天，柳忠阳就造谣说“邓楠是出谋划策的”，“半导体所邓楠支配了一些人，直通邓小平”，硬是要把邓楠同志往天安门事件上挂，妄图为“四人邦”诬陷邓付主席是所谓“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提供“证据”。
1976年6月初，柳忠阳与“四人邦”在公安部的党羽施义之策划，往半导体所派遣了“工作组”。柳忠阳指使“工作组”“重点在邓楠（身）上下点功夫，在接近邓楠的人（身）上采（取）措施”，在半导体所打击迫害了许多革命同志。
柳忠阳等人紧密配合毛远新及其同伙，在1976年3月、5月、7月3次掀起推广大化“经验”的高潮。他支持大化所原党委书记刘时平等人，攻击华国锋同志亲自主持召开的“百家争鸣”座谈会是“大刮右倾翻案风的会”，叫嚷所谓“对着干”是从扣压“百家争鸣”座谈会简报上“接上火”的，宣扬所谓“与修正主义对着干”的8条“经验”，作为在科技界推行“四人邦”“全面专政”论的黑样板，煽动层层揪“走资派”，打击广大知识分子，妄图搞乱科技界，在乱中夺权。1976年7月，在大连召开的“全国开门办科研现场经验交流会”上，柳忠阳贩卖徐景贤的黑话，叫嚷“如果中国修正主义上台，科技战线会怎样？我们科技队伍中多数同志能不能起来抵制？”柳忠阳伙同乔林，指示刘元明、赵云生在会上以“介绍科学院运动”为名，猖狂攻击和诬陷胡耀邦、李昌等同志，并把矛头指向中央领导同志。
在1976年7月中央召开的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上，“四人邦”指使他们在辽宁、上海的党羽在会上发难，诬蔑1975年国务院召开的务虚会是所谓“右倾翻案风的风源”，妄图打倒华国锋同志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柳忠阳指使党文林、陆赐麟在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上“可以攻一攻计委”，配合了“四人邦”及其党羽向党进攻。
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后，柳忠阳紧跟“四人邦”叫嚷：“斗争还要有反复，斗争不小，准备长期斗”，“就要有不怕掉脑袋下来（的）精神”。柳忠阳针对华国锋同志拒绝他们改组院核心组，打着“老、中、青三结合”的幌子，攻击说：“我们几次力图去做都没有实现”。柳忠阳还叫嚷：“警惕阶级敌人、党内资产阶级的破坏”，要“狠抓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如有人制造政治谣言，说×××提出要审查张春桥）”等等，为“四人邦”篡党夺权制造舆论。
唐山地震发生后，华国锋同志及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一再指示国家地震局：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全心全意地、全力以赴地搞好地震预报工作，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首都、保卫京津唐张几千万人民的安全。中央领导同志还针对柳忠阳等人在地震局另搞一套、抢班夺权的罪恶行径，明确指出：科学院不要给地震局布置其它任何工作，必须搞好震前预报；并特别强调不要催着搞人事变动。当时柳在大连开会，听到电话向他传达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后，就指责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有问题”。回到北京，又叫嚷：“批邓还要不要搞？”
在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向地震局下属单位传达后，581厂有几个青年，由于受“四人邦”反革命舆论的影响，写了4张大字报稿，对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进行断章取义的批判。柳忠阳得悉后，一再进行反党煽动。9月1日晚在核心小组会上，柳忠阳等人叫嚷大字报观点“不能说错了”。
9月2日上午，地震局负责人传达了中央领导同志对大字报事件的批评。柳忠阳听后，气焰嚣张地说：“大字报底稿我看了，我觉得很有棱角，观点明确”。借着柳忠阳派李先惠等人去581厂，以“调查”为名，对几个青年进行煽动，表示支持；指使李先惠、田炜等人炮制《调查报告》、《处理意见》：不准地震局向下传达中央领导同志对大字报的批评意见。柳忠阳还公开叫嚷：“有人利用抗震救灾，破坏批邓，转移斗争大方向，……，这才是阶级斗争新动向”，矛头直指中央领导同志。
毛主席逝世后，柳忠阳伙同李先惠进一步利用大字报问题进行反党煽动。9月30日下午，柳找581厂两个青年谈话，怂恿他们写信对抗中央。在柳的煽动下，581厂几个青年联名给核心小组写了一封信，坚持大字报的错误观点，把矛头指向了中央领导同志。
1976年9月，柳忠阳、肖剑秋等人，策划召开了所谓“批邓汇报会”，背着核心小组多数成员，在会上抛出了所谓《中国科学院党的核心小组关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总结》，攻击由华国锋同志亲自研究、党中央正式任命的1975年8月院党的核心小组人员调整，是“文化大革命以来资产阶级篡夺科学院领导权的一个先例”；攻击华国锋同志指示取消院核心组列席制度，是“一刀砍掉了”“新生力量”；攻击华国锋同志指示停止柳忠阳等人搞的院属单位领导班子调整，是“右倾翻案风”，等等。这个《总结》疯狂打击诬陷邓付主席，并打击诬陷胡耀邦、李昌等同志，把院党的核心小组70％的成员打成“资产阶级”。他们还急如星火地把《运动总结》发至全院，制造篡党夺权的反革命舆论。
以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邦”，取得了历史性的伟大胜利。柳忠阳多方串连，进行议论攻击，说什么“搞不好又乱套了”，“要准备有反复”。10月8日下午，他纠集李先惠、刘元明、赵云生、田炜等开黑会，研究对策，并布置注意所谓“阶级斗争新动向”。院内几位领导同志反对提“同党内资产阶级长期作战”痛斥“四人邦”及柳、肖、李、乔一伙是野心家、阴谋家，柳忠阳通过他的邦派骨干搜集到这些情况，进行攻击诬蔑，作为“翻案”的“动向”写进简报上报。他还拼命压制群众揭批“四人邦”，不准提“四人邦”，“把黑手伸进了科学院”，却大肆散布“四人邦”“压制科学院批邓”的谬论，妄图把自己打扮成是受“四人邦”压制的。到了10月下旬，柳忠阳还和李先惠等人紧张地进行秘密串联，策划所谓“反击”。同时，柳忠阳为了掩盖罪行，还进行了一系列销毁、涂改和伪造罪证的活动。
在1974年3月下旬院党的核心小组扩大会上，柳忠阳攻击说：“武衡的克己复礼与刘西尧分不开”，“修正主义回潮在我院很严重的，首先打着基础理论的幌子搞三脱离”，把矛头指向多次提倡科学院应该加强基础理论研究的敬爱的周总理。柳忠阳还伙同李先惠、乔林等人，利用他们控制的院机关党委，插手院机关各单位。柳忠阳叫嚷：“政治部的火力不行”，“管理局要整顿”，“办公室也不是世外桃源”等等，在院机关一些单位打击老干部，为他们帮派体系上台扫清道路。
批林批孔前后，柳忠阳打着“四人帮”反“复旧回潮”的幌子，以“提拔新生力量”为名，把他们的帮派势力塞进了院机关各局和一些直属单位的领导岗位。
柳忠阳在1974年6月间，搞到一份“四人帮”党羽炮制的“杭州学上海材料”。这个材料宣扬“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余党大搞突击入党、突击提干、篡党夺权的所谓“经验”。柳忠阳如获至宝，立即主持召开院革委会进行宣读。并指使院政治部于1975年7月5日转发全院。
在柳忠阳的策划下，把李先惠、刘元明、刘继英、赵云生、胡欣、华亮明、董效舒等人提拔为局级干部，把持院机关相当大的一部权利。柳忠阳还拉拢陆赐麟等人，扩大他们的邦派势力。
柳忠阳等人为了维护他们的资产阶级邦派体系，进行了一系列互相包庇的罪恶勾当。柳忠阳道德败坏，生活糜烂，群众早有揭发，都被肖剑秋等人包庇下来。邦派骨干周信，生活腐化，屡犯错误。周信所在三局党支部提出给周信以党内严重警告处分，柳忠阳一直拖着不处理，还一再给周信张罗恢复工作，直到1975年柳忠阳得知三局同志向国务院领导告发，才急忙开机关党委会，给周信警告处分，以掩盖自己包庇周信的罪责。
1975年2月，柳忠阳上书周总理伸手要官，并在院革委会会议上一再攻击郭老和其他核心小组付组长，甚至在公开场合扬言要和当时主持院日常工作的核心小组付组长王建中同志“换过个”，迫不及待地妄想窃取院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职务。
1976年初，柳忠阳以为时机已到，同他的邦派亲信密谋：“这一次，要接受过去的教训，组织问题一起解决”，妄图全面篡夺科学院的党政领导权。
1月下旬，柳多次与“四人邦”控制的人民日报记者谈话，攻击中央和科学院的领导同志，提出：“造成运动阻力的主要原因是让有错误的人领导批判他们的错误”，“真正积极的同志不处于主要领导岗位”，“建议改组核心组”。“四人邦”在人民日报的党羽积极支持柳忠阳的篡党夺权活动。他们在直送姚文元，并经姚审定后印发中央政治局的《情况汇编清样》中，为柳忠阳夺权大造舆论，说什么“运动的领导是关键，科学院不调整、充实、加强、阻力很难克服”等等。
2月13日，华国锋同志针对柳忠阳提出的改组院党的核心小组、回复列席制度、对胡耀邦、李昌两同志采取组织措施等无理要求，明确指示：组织问题，运动后期解决。柳忠阳蓄意对抗，第二天就签发了题为《建议改组核心组》的简报，向中央施加压力。
2月16日，柳忠阳、肖剑秋等人在王光伟同志的同意下，操纵院核心组，成立了以柳忠阳为首的“运动领导小组”和以党文林为首的“业务领导小组”。柳忠阳让邦派头目及骨干人物李先惠、乔林、刘元明、赵云生、胡欣、查志远、陆赐麟等人，以“运动领导小组”成员的身份，列席院核心小组会议，实际篡夺了院党的核心小组的领导权。
柳忠阳在1976年春夏召开的许多会议上，大肆宣扬“四人邦”的“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革命政治纲领，多次提出要“弄清走资派是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关系变化的产物”，“资产阶级民主派是怎样变成走资派的”。
在柳忠阳的指使下，由肖剑秋主持，刘元明具体组织，于1976年7月召开了全院的理论讨论会。在这次会上，把谢静宜控制的“北京市委宣传组第三次理论讨论会”的小册子作为学习的重点文件，把“资产阶级民主派是怎样变成走资派的”列为重点讨论题目，把邓小平同志以及胡耀邦同志、李昌同志作为“民主派到走资派”的剖析对象，大肆兜售“四人邦”的反革命政治纲领，制造篡党夺权的舆论。
1976年，“四人邦”在一些地方和部门的党羽，对胡耀邦、李昌同志大肆围攻，其矛头是指向中央领导同志的。柳忠阳充当了打击诬陷胡耀邦、李昌同志的急先锋。
1976年3月至9月，柳忠阳组织人进行所谓调查，先后写了5个打击诬陷胡、李两同志的报告。柳忠阳等人背着核心组多数成员，将前3个报告上报毛主席、党中央。后两个报告，因“四人邦”被粉碎没有来得及送出。在这些报告中，他们捏造事实，颠倒黑白，罗织罪名，给胡、李两同志戴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帽子，把胡、李两同志同“四人帮”干扰破坏科学事业作斗争的讲话，当作所谓“右倾翻案”的罪行，甚至诬蔑胡耀邦同志“是反党、反革命性质”。在未送出的两个报告中，还提出要撤销胡、李一切职务，送去劳动，等等。
天安门事件后，柳忠阳指使刘元明炮制的《关于清查有关天安门广场事件的情况报告》和柳上书中央的两个材料中，硬把胡、李两同志同天安门广场事件挂上，妄图一棍子打死。
柳忠阳指使人编印《胡耀邦、李昌右倾翻案言论摘录》，上报中央，下发全院，而且散发全国。
柳忠阳主动找谢静宜挂勾，索取“材料”。在谢静宜的指使下，团十大筹备组把在文化大革命中已经澄清否定了的胡耀邦同志的材料翻出来，送给柳忠阳。柳忠阳立即下令“批判”。柳忠阳也把他们整理的诬陷胡耀邦同志的“材料”送给团十大筹备组，为他们“批邓联胡”提供炮弹。
1975年11月李昌同志正确处理了我院计算所一精神病患者投递反动信件事。柳忠阳却伙同海淀公安分局的葛林和田炜，诬告李昌同志“对反革命分子漠然置之”，欺骗伟大领袖毛主席。
柳忠阳利用邦派势力提供的不实之词，上书毛主席，诬告李昌同志，把“对科技不要实行专政”篡改为“科技战线不要提无产阶级专政”。“四人邦”利用柳忠阳提供的重型炮弹，大肆攻击，把矛头直指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同志。
1976年1月下旬，胡耀邦同志病重住院。柳忠阳指使人不断去医院批斗追查。3月下旬，柳忠阳不顾医生的意见，硬把胡耀邦同志拉出医院批斗追问，每周两次，每次长达4小时。为了排除医生的阻拦，柳还指使人写信向卫生部刘湘屏告医院的状。刘湘屏支持柳忠阳，大骂医院“包庇走资派”。
1976年7月，柳忠阳不请示国务院，擅自把胡、李两同志拉到大连，在“全国开门办科研现场经验交流会”上批斗。胡耀邦同志在大连时严重腹泻，柳忠阳不顾医生意见，硬要胡去参加批斗大会。
1976年5月下旬，柳忠阳伙同肖剑秋等人策划召开了“京区学大化会”，兜售大化所所谓“路线分析”的“经验”，在院内层层搞“路线分析”，为层层夺权制造舆论。柳忠阳首先把矛头指向院核心组，强迫院核心组成员“分析分析自己，是走资派，还是投降派”。柳忠阳伙同李先惠、乔林等人，把院核心组多数成员分析为“代表资产阶级”，叫嚷要“改组核心组”。5月26日，柳忠阳还向国务院打电话说什么“科学院领导班子成员大部分病休，目前能够工作的只有柳忠阳和党文林两同志，工作受到影响”，“想充实一下领导班子”，等等。狼子野心，昭然若揭。
借着，柳忠阳非法改组了院政治部。柳忠阳等人在王光伟同志同意下，操纵院核心组，把1975年夏秋，胡耀邦、李昌等同志经过请示华国锋同志，对政治部进行的整顿和改组全部推倒，赶走中央任命的王屏等同志，由肖剑秋、李先惠等邦派骨干窃取政治部的领导岗位，把政治部变成他们在全院进一步篡党夺权的工具。柳忠阳在得知毛主席病重消息后，立即把这一绝密情况透露给李先惠，后又透露给乔林，并一再要肖、李等人赶快抓“班子”。在柳的指挥下，仅1976年6月19日至9月28日的100天之内，他们就提拔、任免、调动和处理了处级以上干部95名。
1976年9月，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江青点名让柳忠阳进治丧委员会，柳忠阳篡党夺权的野心更为膨胀，他对抗中央领导同志要他在地震局值班的指示，一再闹着要回科学院主持工作。柳忠阳回院后，立即伙同肖剑秋提出“要不失时机地调整、充实和加强各级领导班子，使之成为能够带领群众与走资派作斗争的坚强的战斗指挥部”。
国庆期间，柳忠阳积极策划改组院党的核心小组。10月4日晚，他在院机关党委会上明确提出“改组核心组，先充实，给中央写报告”。
10月5日下午，他在王光伟同志同意下，操纵院核心小组学习会，确定由柳、肖以及党文林等人提出院核心组的■■■日，柳、肖抛出了所谓“改组”方案，要从核心组中撤掉胡耀邦、李昌、武衡、王建中4位付组长和成员胡克实同志，增加李先惠、乔林、陆赐麟、刘继英、张魁三等6人，并由柳忠阳任核心组第一付组长，李先惠任付组长。
这是，柳忠阳还加紧策划召开所谓核心组扩大会议，要对核心组多数成员进行“分析”、批判，为夺权扫清道路。为此，柳忠阳伙同肖剑秋、李先惠，私整了除胡、李两同志以外的核心组付组长和成员以及付秘书长等7人的黑材料，准备在核心组扩大会议上抛出。
从1974年批林批孔时，柳就趁机在一些直属单位中，排挤老干部，把邦派骨干扶上台。1975年夏，胡耀邦、李昌等同志来院后，根据华国锋同志指示，停止了各单位正在进行的所谓“班子调整”，着手整顿科学院。柳忠阳对此多次攻击。1976年当他们非法改组了政治部以后，急忙照着王洪文在七机部搞的“班子成熟一个，解决一个”的办法，有计划有组织地层层搞“路线分析”，层层揪“走资派”，打倒一批老干部，改组成他们的邦派骨干控制的“班子”。
例如：地理所的班子就是柳忠阳亲自策划的。他趁批林批孔之机，把老干部排挤走，培植起以邦派势力为第一把手的所谓“青年班子的典型”，到处宣扬。1976年他伙同肖剑秋、李先惠又抓住古脊椎所的在“路线分析”基础上成立“班子”的黑典型，大肆宣扬推广。其他如物理所、天文台、遗传所、生物物理所、半导体所、科学出版社、图书进口公司等都是柳忠阳插手很深的单位，搞得领导班子瘫痪，邦派势力猖獗，知识分子受到迫害，科研生产无法进行。
1974年，柳忠阳把他的亲信胡欣派到标准计量局，窃取了领导小组付组长的职务。胡欣去后，大力推行“杭州学上海材料”，进行结邦篡权活动。
1976年2月，经柳忠阳提名，把地震局的查志远和标准计量局的胡欣拉进“院运动领导小组”，列席院核心组会议。查、胡两人就拼命在这两个国家局推行柳忠阳那一套层层搞“路线分析”，层层揪“走资派”的夺权伎俩。
柳忠阳在几次全院性大会上点名攻击当时地震局领导小组组长胡克实同志是“正在走的走资派”。当他得知江青对胡克实同志到地震局工作进行责难之后，就马上给胡克实同志扣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帽子，进行打击诬陷。从1976年5月起，就让胡克实同志靠边站。同时指使查志元等人在地震局搞大换班。柳曾和查密谋，将胡克实、苏展、卫一清3同志免职，增补查志元等人为领导小组付组长。唐山大震前，在柳忠阳等人的指使下，查志元等人在地震局加紧篡权活动，搅乱了人们的思想，严重干扰破坏震情的监视工作，造成唐山大震的漏报，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柳忠阳自1971年以来，同有夫之妇，以及未婚女青年数人乱搞两性关系，情节十分恶劣。
柳忠阳是“四人邦”在科学院的资产阶级邦派体系的主要头目。他积极追随“四人邦”，疯狂进行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反对华主席，打击诬陷邓付主席，推行“四人邦”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使科学院成为深受“四人邦”干扰、破坏的“重灾区”。他是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和新生资产阶级分子。他违法乱纪，作恶多端，生活糜烂，民愤很大。自审查以来，经过群众的批判斗争，尚肯认罪。根据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建议对柳忠阳免予刑事处分，定为敌我矛盾，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清除出党，实行群众监督劳动改造。
柳忠阳专案组1978年7月
来源：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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