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83-4-25 作者：[待确定]
同意于会泳专案组对于会泳主要罪行和错误的审查报告。
现已查明：于会泳在十年动乱期间，积极参加了江青反革命集团，成为主要骨干、死党，是这个集团安插在文艺战线的主要代理人。他积极参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篡夺、控制文化部门领导权的阴谋活动；积极参与了他们诽谤、攻击周恩来总理、妄图打倒邓小平副主席和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的阴谋活动；他大造反革命舆论，无耻吹捧江青；他利用文艺工具，紧密配合江青反革命集团策动的企图颠覆政府的新动乱；他极力推行文化专制主义，肆意制造假案、冤案，诬陷迫害文艺界大量知名人士、干部和群众，严重破坏文艺事业。于会泳犯下的罪行和错误是极其严重的，民愤极大。“四人帮”被粉碎后，他坚持反动立场，抵制清查，畏罪自杀。
据此，对于会泳的问题作如下决定：
一、于会泳是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重要骨干、死党，属于敌我矛盾性质，本应依法起诉判刑，但因本人已自杀身死，故对他不予起诉；
二、撤销于会泳党内外一切职务，开除党籍(一九七七年九月已报请中央批准)。
中共文化部党组一九八三年四月二十五日
于会泳，男，一九二六年生，山东乳山县人，一九四六年九月参加工作，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入党。曾任山东省胶东文协文工团乐队队员，上海音乐学院讲师、民族音乐理论系副主任，高教九级。一九六五年开始投靠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四人帮”的包庇和重用，先后任上海音乐学院革委会副主任、上海市文化系统革筹负责人、上海市文化局党委书记、上海市革委会常委、中共上海市委委员，第九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成员，国务院文化组成员、副组长，十届中央委员，中共文化部核心小组组长、文化部长等职。
于会泳是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死党，是江青、张春桥安插在文艺战线进行罪恶活动的代理人。他伙同刘庆棠、浩亮、张维民等人，积极参与了江青一伙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犯下了一系列严重罪行。经中央批准，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二日对于会泳实行隔离审查。在审查期间，他坚持反动立场，抵制清查，于一九七七年八月二十八日畏罪自杀(八月三十一日身死)。
经查，于会泳的主要罪行有：
于会泳一九六五年就开始投靠江青。这年春天，于被借调到上海京剧团工作。为了投靠江青，他收集江青对京剧音乐的一些讲话，从中揣摹，于一九六五年三月二十八日、五月十七日在《文汇报》上发表两篇讨取江青欢心的文章，受到江青的另眼看待和多次破格接见。一九六六年他炮制江青“呕心沥血”、“精心培育”样板戏的鬼话，为江青捞取政治资本。“文化大革命”初期，于会泳因政治历史问题受到审查，江青、张春桥出面包庇。张春桥公开扬言：“我就是要保于会泳”，“要和江青一起保”。于会泳对江青、张春桥感恩不尽，多次写信表示忠心，声言要“誓死捍卫江青同志”。他对那些了解江青底细或对“四人帮”稍有不满的干部和群众，总要加以诬陷和迫害。一九六八年四月，于会泳给张春桥的一封告密信中陷害了十一人之多，有的人甚至被关押入狱。一九七四、一九七五年于会泳两次收缴基层单位发现的有关江青的材料，背着党中央，秘密送给江青。一九七六年大搞追查活动，凡是有揭露了江青问题的，于会泳都要在旁批道：“纯属阶级敌人造谣”、“纯属反革命谣言，要追查，防扩散。”(见附件1—18)
于会泳对江青忠心耿耿，江青也视于会泳为心腹，加以精心培植，一手提拔。一九六九年初，江青把于塞进“九大”主席团。四月二十四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特地和于会泳以及刘庆棠、浩亮挽臂合影。合影后，江青向于、刘、浩授意：“你们有什么事，给我写信”，“他们不敢卡我的信”。以后她又多次对于、刘、浩等讲过：“我(要)是坐牢杀头，到时候你们也跑不了！”“我要是死了，你们去找张春桥、姚文元。”六人结下了反革命同盟。一九七○年五月，江青将于调任国务院文化组成员、副组长；一九七三年八月，又把于塞进“十大”，成为中央委员；一九七五年四届人大，江青更为于会泳“争”上了文化部长、文化部党的核心小组组长。之后，于会泳与江青、张春桥的勾结更加紧密。据不完全统计，一九七五年三月至一九七六年九月，于会泳仅与江青的电话联系就达177次，此外还有大量去钓鱼台与江、张直接勾结的活动。(见附件 19—31)
于会泳掌握文化部领导大权之后，立即按江青、张春桥的意图，拼凑了文化部党的核心小组并建立帮派体系。于会泳经与江青、张春桥、郭玉峰等合谋后，将刘庆棠、浩亮、张维民和袁水拍提名安排为文化部副部长、部核心小组成员，把积极为“四人帮”效力的侯再林和裘翠定也拉入部核心小组，建立起了控制文化部的帮派核心。一九七五年二月二日，于会泳向张春桥请示建部问题时，张春桥“指示”以“江青熟不熟、知道不知道”为标准选拔司局主要领导干部。据此，于提出自己的亲信吕韧敏、张伯凡等人是“江青同志知道”、“江青同志见过”的，任命他们为司局单位第一把手。二月二十五日，于在核心组会上说：“对建部的方针、原则，按春桥讲的精神办，最重要的是路线问题，组织路线要为政治路线服务。”之后，他又从上海将“江青同志提的，洪文同志选的”工人吴玉琴、宋智强，以及他“在上海培养的”肖志才等人调来文化部，突击提拔为厅局负责人，分别控制文化部各司局单位，建立起了为“四人帮”反革命政治路线服务的帮派领导体系。这就使得“四人帮”的种种阴谋活动，得以在文化部以公开、合法的方式进行。(见附件32—46)
1、“文化大革命”初期，于会泳受到江青、张春桥的包庇后，把上海音乐学院部分群众“火车站揪于会泳”一事定为“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革命事件”，宣布“反于会泳就是反江青、反中央文革、反无产阶级司令部”。一九六七年于任上海音乐学院革委会副主任，掌管运动大权，以保于和反于为划分革命与反革命的界限，对反对过于会泳的革命同志大搞反攻倒算，实行白色恐怖。残酷迫害一百多人。一九六七年至一九六八年，于会泳一手制造的所谓“李(江)戚(荣林)小集团”事件，逼死三人，逼疯四人，半疯四人，还逼死外单位二人，后果十分严重。(见附件47—54)
2、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山西省文艺创作干部赵云龙同志，仅因他提出江青的文艺谬论“欠妥当”，就被于会泳扣上“攻击江青同志”的罪名，在大会上点名批判。赵因此受到残酷迫害，含恨自缢身死。(见附件55—58)
3、著名歌剧演员王昆同志，自一九六八年开始受江青迫害。一九七四年三月底在江青授意下，于会泳伙同刘庆棠、浩亮再次给王昆办“学习班”，组织大规模批斗。周总理自一九七○年起多次指示“王昆没有什么问题”，“要解放王昆”。于等不仅不听，反而在一九七五年十月进一步升级，对王昆实行隔离审查。一九七六年十月七日，中央歌舞团甚至给王昆作出了“现行反革命”、“开除党籍”的决定。(见附件59—63)
4、一九七四年六月，于会泳诬陷诗人、作家郭小川同志进行创作活动是“修正主义分子的复辟活动”，并整理“材料”上报“四人帮”。江青看后批道：“从这篇文章看，他是十分猖狂”，要中央专案组立案调查，使郭小川同志遭到迫害。一九七四年八月，郭被隔离审查，到一九七五年十月才解除审查。一九七六年九月，于会泳等得知中央一些负责同志接见郭后，又认为郭是“通天人物”，叫嚷“要一追到底”，继续对郭进行迫害。郭小川同志身心备受摧残，于同年十月逝世。(见附件64—67)
5、一九七五年四月，原曲艺领导人陶钝同志，在曲艺调演期间探望了山东曲艺队李寿山等同志，听了几个节目，热心提了一些意见，竟被于会泳诬蔑为“争夺文艺界领导权的复辟活动”，是“十七年文艺黑线夺权”，“严重的政治事件”。他们以《修正主义黑线代表人物陶钝的复辟活动》为题，报告“四人帮”，同时把陶、李等同志隔离审查，进行迫害(见附件68—72)
6、一九七五年八月，中央音乐学院青年教师李春光同志贴出批判文化部的大字报，刺到了“四人帮”和于会泳一伙的痛处。于怀恨在心，经过反复策划，终于一九七六年七月不顾群众的强烈反对，将李隔离审查。(见附件73—78、167)
7、一九七六年，北京电影制片厂工人李升山同志到天安门送花圈悼念周总理，说了些不满“四人帮”的话，就被于、刘、浩、张等人扣上“现行反革命”帽子，组织全文化部的批斗，然后送进监狱，直到粉碎“四人帮”后才获释放。(见附件79—80)
1、制造批“无标题音乐”事件。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周总理等中央领导人批准对外友协邀请土耳其音乐家访华演出。“四人帮”蓄意制造事端，把友协报告附件中“这些乐曲大都没有什么深刻的社会内容”，一语篡改为“无标题音乐无社会内容”，诬蔑这个报告提出了错误的理论。在“四人帮”授意下，于会泳伙同刘庆棠、浩亮在天津召开了全国性的音乐座谈会，发表煽动性的讲话和文章，说批准外国人来华演出是“为外来渗透敞开大门”，“引狼入室”；进而在全国掀起批“无标题音乐”的恶浪，不仅株连镇压了全国音乐界，而且把矛头直接指向了周总理。(见附件81—93)
2、制造批“黑画”事件。一九七一年年底，周总理指示要搞好宾馆布置，指出：在宾馆布置中要做到朴素、大方，要反映出我国有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民族文化，要陈列中国画，从古到今，都要有一些。一九七二、七三年，有关部门组织了一批美术工作者创作了一批中国画。一九七四年初，于会泳在“四人帮”授意下，派人收集宾馆画二百多幅，列为“黑画”，举办“内部画展”。二月十五日，于会泳在审看画展时百般诬陷，一进门就指着那些画说：“这些画就挂在北京饭店？”“退后了一百年”，并当场下令“赶快组织起来批判！”三月二十五日于会泳给姚文元报送《坚持文艺革命，反对复辟倒退——反击美术领域文艺黑线回潮》的黑文，文中写到：“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反动政治倾向十分露骨的坏画竟然得到某些人的鼓励和支持，为之开绿灯。”于会泳等明知宾馆画是在周总理指示下组织绘制的，他们批判的矛头显然是针对周总理的。于通过批“黑画”，镇压了全国美术界。(见附件94—103)
3、制造批《三上桃峰》事件。一九七四年二月，华北地区文艺调演时，于会泳无中生有地给晋剧《三上桃峰》捏造了“为刘少奇翻案”、“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名，在全国范围内掀起反“黑线回潮”运动。短时期内，有二十八个省、市、自治区召开批判会，大批《三上桃峰》，大抓所谓“四上”、“五上”。山西省文化局负责人贾克等同志、晋剧院负责和该剧有关同志多人受到严重迫害，并直接扰乱了山西省委。一九七四年七月，于会泳又以国务院文化组文艺创作领导小组的名义向全国发出通知，要各地大抓“黑戏”、“坏作品”，制造了一系列文艺冤案，搞乱了戏剧界，使社会主义文苑一片凋零。(见附件 104—118)
4、制造批《园丁之歌》事件。一九七四年七月，于会泳在“四人帮”授意下，对湘剧影片《园丁之歌》发起了全国性的批判。于等按照“四人帮”定的调，诬陷该剧是对教育革命的“反攻倒算”，“为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招魂”。在“四人帮”和于会泳的策划、煽动下，很短时期内，全国各地发表了近百篇文章批判《园丁之歌》，严重地搞乱了教育界。同年十一月，毛主席对《园丁之歌》予以肯定后，于会泳还当作谣言加以追查。(见附件119一135)
5、制造《海霞》事件。一九七五年一月，于会泳在“四人帮”指使下，对周总理肯定的影片《海霞》横加指责，诬陷它“是黑线回潮的代表作”，下令把这部样片“马上要回来”，追查支持者。并向江青告黑状说：“关于《海霞》影片，情况很复杂，受到人的支持。在未改之前就肯定了。”同时于还向江青、张春桥建议，用总理审看过的样片公映，通过公映进行批判。阴险地将矛头指向了周总理。当于会泳听了刘庆棠传江青的话：“搞个片子就往邓颖超那个线上送，总理可支持啦！”后，他对“线上”这个提法特别重视，说：“提到线上啦，这很不一般啦！”此后，于会泳便伙同刘庆棠对北影厂施加了一系列压力，对导演谢铁骊、摄影钱江等进行迫害，把北影厂搞乱。一九七五年七月三十日，中央政治局决定上映《海霞》，于等极为不满，竟于一九七六年三月炮制批判《海霞》的文章，攻击周总理和邓小平同志，进一步镇压电影界。(见附件136—150)
6、制造批《创业》事件。一九七五年二月起，于会泳按照江青的旨意，伙同刘庆棠、浩亮给影片《创业》罗织十大罪名，将《创业》一棍子打死，并且追查“后台”，责令吉林省委检查，迫害影片编剧张天民同志。七月二十五日，毛主席对张天民的来信作了批示：“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内的文艺政策。”于会泳对此极为不满，策划了一系列阴谋进行顽抗。如首先向毛主席写假检讨，以保护江青；同时，装病拒不出席传达毛主席批示大会；召集吉林省委负责人，长影厂党委负责人，《创业》作者、演员、导演等人来京追查向毛主席写信的背景、后台，进行威胁、恐吓、迫害；等等。在毛主席批示的鼓舞下，广大文艺工作者纷纷揭发批判了“四人帮”及于会泳一伙扼杀《创业》、压制文艺创作的罪行。八月五日，江青打电话给于会泳，撑腰打气说：“不能在这个时候垮下去。尤其不能在精神生活上被人击溃。”同日，江青又送给于会泳一本《枯树赋》，在封面上题字说：“天是塌不下来的，莫要杞人忧天倾！”在江青的支持下，于会泳更加有恃无恐。一九七五年九月，他在大寨配合江青围攻《创业》编剧张天民同志。江青骂张天民同志“告老娘的刁状”；于会泳则强令张再给毛主席写信，承认前信是“谎报军情”，妄图借张之手否定毛主席的批示。同时，在文化部广泛收集群众对他们的正确批评，诬之为“黑七论”、“右派言论”，准备进行反攻倒算。一九七六年又造谣攻击毛主席的批示是邓小平同志“将军将出来的！”妄图加罪于邓副主席。(见附件 151—179)
7、制造批“陶钝”事件。一九七五年四月，于会泳对陶钝、李寿山等同志横加罪名，诬为“复辟”、“夺权”(内容见第5页)之后，紧接着就发起了一个文化部的“第二战役”，在曲艺界大搞白色恐怖，追查与陶钝有关的同志约四、五十人，在全国大抓“陶钝式的人物”。这不仅迫害群众，镇压了曲艺界，还直接干扰了山东省委的领导。(见附件68—72)
1、无耻吹捧江青，把江青抬到领袖地位。
一九六八年春，于会泳组织了“歌颂江青、张春桥丰功伟绩宣传组”(后改为“颂江小组”)，亲自炮制宣讲稿，四出游说。他说：“要象铁梅听奶奶的话一样”，“对江青同志的每一指示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必须迅速扎实地执行，必须句句执行、字字执行。”同时，于还以“红长缨”为笔名，多次在报纸上发表长篇文章，编造材料，对江青竭尽吹捧之能事。同年，又指使宣传组的个别人编造了一份《无产阶级文艺革命大事记》，肉麻地吹捧江青是什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英勇旗手”，“早在三十年代就是象鲁迅那样的硬骨头”等等，为江青树碑立传。于会泳还多次用“您的学生、战士”的名义给“四人帮”写效忠信、效忠诗，用北斗星比喻“四人帮”。(见附件180—199)一九七四年三月，于会泳借修改张永枚的诗报告《西沙之战》，多处加上“大海”“峻岭”(皆江青笔名)的词句，露骨地把江青打扮成西沙之战的“统帅”，在报纸的突出位置上加以发表。他还在外事活动中，大肆渲染江青，为江青的女皇梦大造舆论。一次，于会泳和刘庆棠、浩亮去新闻电影制片厂审片，竟对该厂领导指示说：“江青同志会见外宾是代表主席的，要认识这个重大意义”，“要加江青的镜头”。一九七六年九月毛主席逝世后，于和刘、浩、张等人竟得意忘形地议论说：“首长(江青)不能管文艺了，要管大事了！”(见附件200—208)
2、策划炮制一系列文章，大造反革命舆论。
于会泳和刘、浩等人，按照“四人帮”的授意，组织文艺方面的专业写作班子，自一九七三年到一九七六年，以“初澜”、“江天”等笔名撰写文章267篇(发表173篇)。其中包括《中国革命历史的壮丽画卷——论革命样板戏的成就和意义》、《应当重视这场讨论》(批“无标题音乐”)、《京剧革命十年》、《评晋剧〈三上桃峰〉》、《为哪条教育路线唱赞歌》、《一部歌颂文化大革命的好影片——评〈春苗〉》、《坚持文艺革命，反击右倾翻案风》等毒素极大的反革命文章。这些文章，大都在全国地方报纸上被迫转载，成为镇压文艺界的信号。各地根据这些文章的论点，继续发表大量类似文章。如批判《三上桃峰》的有五百多篇，批判《园丁之歌》的将近一百篇，批判“无标题音乐”的有一百多篇，流毒全国，为“四人帮”篡党篡国制造了大量舆论。其中重点文章，都是在于会泳亲自掌握下炮制出笼的。(见附件209—214、90、105、130)
1、诽谤攻击周恩来总理。
“四人帮”一直视周总理为他们篡党篡国的主要障碍，必欲除之，曾多次煽动于会泳等人反周。早在一九六六年夏，江青就在十三陵水库向于会泳、刘庆棠、浩亮三人交底说：“文艺界大批判有个难题，一批就批到总理的头上，不批又肃不清流毒。”一九七四年，江青又在去天津、小靳庄的路上对他们说：“儒法斗争现在也是有的，党内就有大儒。”一九七六年夏，江青更进一步赤裸裸地攻击说：“总理才是个大两面派”。(见附件215—221)于会泳对江青的多次交底心领神会，自他被调至国务院文化组工作后，与“四人帮”密切配合，多次制造了反对周总理的反革命事件(内容见前第三部分1、2、5节)，犯下了许多罪行。
一九七三年初，周总理批评电影太少，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四人帮”和于会泳一伙对此极为不满。于会泳公开谩骂：“近来有些人借现在没有电影向江青进攻，这是放屁。”这年十月，他控制的舆论工具“初澜”炮制《中国革命历史的壮丽画卷》一文，公然咒骂周总理的批评是“阶级敌人放出来的阴风”。一九七四年国庆前夕，于会泳又在写给江青的一首黑诗中说：“沃壤栽培甘露润，金风又报百花新；……万民皆喜空前况，气煞造谣喷血人！”恶毒攻击周总理。(见附件222—228)
周总理逝世前后，于会泳对周总理的诽谤诬陷也更加肆无忌惮。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四人帮”控制的《红旗》杂志发表了《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的反动文章，于会泳去上海告诉徐景贤说：“《红旗》批‘中学生直接上大学’这个观点，不光是批周荣鑫的，也是批总理的。”一九七六年一月五日于会泳以文化部核心组的名义炮制的文化部(76)1号文件中露骨地说；“周荣鑫、刘冰等人的这股右倾翻案风，如背后没有人支持和唆使，他们能够这么大胆吗？来势能够那么凶猛吗？……主张大学可以直接招高中生，……是文化大革命中批判过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死灰复燃。现在看清楚了，周荣鑫等人攻击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言论都是有出处的。”(见附件229—231)周总理逝世后，于会泳疯狂镇压群众的悼念活动。他咒骂哀悼的群众是“哭丧”，要艺术团体坚持排练演出，强令撤除周总理的生平照片，甚至阴险地说：“一个人连敌人也在称赞他，那又怎么说呢！”一月二十八日，于会泳公然称赞张维民为扼杀悼念周总理纪录片所提的四条“意见”，说：“提的完全对，就是要旗帜鲜明”。(见附件232—237)
2、参与“四人帮”反军乱军活动
一九七二年七月，于会泳、刘庆棠、浩亮以休养为名窜到山东海防前沿部队，无理要求参观机密设施，遭到解放军总参谋部的拒绝。于会泳回京后，向江青写一份“报告材料”告了部队的状。“四人帮”根据于会泳等人提供的“材料”，多次点名批评总参，一九七三年三月进而围攻总参。王洪文攻击说：“总参几位领导就是右”。张春桥攻击说：“总参内部有歪风邪气”，“许多问题没有鲜明的是非观点”，“应该把政治空气换一换”。他们多次压总参和作战部检讨，把矛头指向叶剑英副主席。(见附件238—247)
一九七四年三月五日，于会泳等人参加了江青召开的“三·五”黑会。江青在会上大骂军队负责同志是“大军阀”，唆使参加会议的原总政文化部副部长陈亚丁去夺总政的权，在军队里“放火烧荒”。除向部队传达了江青的讲话后，在部队里出现了“打倒大军阀”的大字报和大标语。江青反军乱军的阴谋败露后，于会泳竟出面做伪证，说：“我就坐在江青旁边，没有听到江青讲这些话，也不可能讲这些话。”欺骗党中央，为江青开脱罪责。事后，他又代表江青动员陈其通去说服陈亚丁写检讨，“自己承担责任”，舍卒保帅。(见附件248—252)
一九七六年上半年于会泳还借追查为名，派人追查解放军华楠同志以及成都军区、福建军区的一些领导同志，整成材料报给了张春桥。(见附件253—254)
1、疯狂打击诬陷邓小平同志。
周总理病重后，由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四人帮”在攻击周总理的同时，开始着重打击诬陷邓小平同志。一九七五年八月，江青对于、刘、浩说，邓小平同志是“邓记谣言公司”的“总经理”、“董事长”，还说：“现在好比五七年反右前夕的情况，现在先叫他们放，将来再说。”一九七五年九月，王洪文在上海召见刘庆棠时说：“我看有些老的还能活多久，斗争是长期的。”让刘转告于会泳和浩亮：“要吃得饱、睡得好、身体好才能斗争。”要“注意清华、北大的动向，那里有大事。”刘庆棠回京后立即在北海公园向于、浩作了传达。于得意地说：“邓小平要是有问题，那主持中央工作，按顺序就该王洪文了。”十月，于会泳对亲信肖志才(原文化部办公厅负责人)说：“在大寨，江青讲了宋江架空晁盖，宋江搞修正主义，这是有所指的，现在国务院是邓小平主持工作嘛！”十月下旬，于会泳即与刘、浩、张到清华大学迟群那里“取经”。迟说：“邓小平只是个代表，除邓小平外，还有一层人。”这之后，于会泳多次与退群、徐景贤等人互相交流他们编造的诬陷、攻击邓小平等同志的材料。(见附件255—266)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中旬，于会泳从上海带回《邓小平同志在南方十二省省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同志接见参加钢铁工业座谈会代表的讲话》、《国务院领导同志在听取胡耀邦同志汇报时插话》、《邓小平同志在地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等四份材料，向司局及样板团中的亲信印发批判。他接连两次主持召开司局级干部会议，在会上带头攻击邓小平同志，并煽动说：“难道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就只有一个人吗？”使文化部成为打击诬陷邓小平等同志的急先锋。之后，于又伙同刘、浩、张以核心组名义炮制了一个综合报告(即文化部一九七六年一号文件)密报“四人帮”，其中写道：“风从何处来？树由何处生？必须追根寻源。”王洪文看后夸于等是“胆大妄为”，并要他们“借目前的好形势，多做一点团结人的工作”。(见附件267—275)一九七六年二、三月，江青向于、刘、浩当面布置：“把邓小平在外事方面的问题搞个材料”。三人研究炮制后，向江青写了《揭发材料之二》，诬陷“邓小平为他在社会上刮起的否定文艺革命的右倾翻案风火上加油”，“企图搞垮文化部，分裂党中央”。(见附件276—278)一九七六年二月以后，于会泳开始大肆制造打倒邓小平同志的舆论，成立“文化部宣讲团”，把从迟群、徐景贤等处收集的诬陷材料抛给宣讲团，强调：“不要讲邓是人民内部矛盾”，“邓是‘还乡团头子’，‘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改也难。”接着，宣讲团到各单位去放毒，造成了恶劣的影响。于还多次在各种会上给邓小平同志捏造什么“逼宫”夺权、“有血债”、“专搞阴谋”等耸人听闻的“罪行”材料，还指示：“核心组的同志也要到大会小会上讲，进行宣传。”三月二十三日，于会泳就窜到上海钟表元件厂进行“宣讲”，大肆攻击、诬陷邓小平同志。四月四日，于会泳先于“四人帮”栽诬天安门“有一小撮反革命闹事”，攻击邓小平同志是“后台指挥”，是“中国纳吉”。一九七六年二至八月，于会泳指使“初澜”，“江天”连续发表《坚持文艺革命，反击右倾翻案风》等十篇黑文，攻击邓小平同志。唐山地震后，于不顾当时中央关于抗震救灾的紧急动员，竟“担心地震冲淡了批邓”，安排了“放排炮”计划，于八月十二日在中国京剧团的梨园召开了文化部“放排炮”大会。会上，于朗诵反革命黑诗。“梨园批邓，排炮齐轰，虽有地震，其乐无穷。”(见附件279—299)
2、大搞特务情报活动，积极为“四人帮”诬陷迫害大批党政军负责干部提供材料。
于会泳从一九七三年起就以反映“动态”为名，向“四人帮”提供情报。他要文化部的创作办公室“搞个通讯网，象新华社在各地都有通讯员一样。”周总理逝世前后，“四人帮”加快篡党夺权的步伐。江青对于会泳一伙说：“你们不要只知道文化部的事，别的地方也很复杂，你们要注意了解。”于等立即加紧了收集情报的活动。一九七五年十月，他多次强调说。“首长那(指“四人帮”)催着要材料，要赶快搞、赶快送”。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二日又对张维民说：“要对口打开关系”收集情报。一九七五年十二月，成立办公厅调查研究组，于会泳三次布置调研组“要注意阶段斗争、路线斗争的动向，多到社会上跑一跑，了解社会上各部门运动的动态，要及时反映”，“要新闻，不是旧闻，不能是过了时的消息”，“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对了解来的情况“不一定去核实，道听途说的消息也可以参考。”同时，“要广泛接触人，左、中、右各方面的人都接触，以便广泛打探消息。”“要给人家一些方便，送点戏票，联络感情”，采取卑鄙的手段去刺探情报。调研组在半年多的时间里编写了手抄的《动态》二十四期，还有大量的专题报告，给“四人帮”提供了大量诬陷中央和地方部门领导人的“材料”。(见附件300—312)
此外，于会泳等人还利用全国文艺调演、专题调查、外出观摩、体验生活、来信来访等方式，广泛收集各地情报，上报“四人帮”。如，云南省委召开地委书记会议和省委内部的转弯情况，河南省委(76)豫发12号文件是给运动定调子，湖北武昌街上贴了赵辛初的大字报，四川省赵紫阳同志大搞“反派性”抓了很多造反派头头，河北定县没有一张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字报，十六军党委组织创作《中原突破》是“为邓小平歌功颂德”，等等。(见附件313一327)
3、大搞追查活动，为“四人帮”诬陷迫害党和国家的领导干部提供材料。
一九七六年春，张春桥指令于会泳“要抓紧彻底追查一切与邓小平有关系的问题”。于会泳便搞起了大规模的追查活动，把那些与中央领导同志有过一些接触的于海燕、王昆、张玉萍等同志列为追查的“重点的重点”，企图诬陷叶剑英、邓小平、胡耀邦、李德生等同志。于会泳强调：“要重点突破，搞尖刀班”“不管涉及到谁，都要追查下去。”“不管多大的官，揭发的材料都可以上报。”对所谓“通天人物”要“一追到底”。他甚至把周总理接见过的同志列为“关键人物”，在一次核心组会上说：“对一些关键人物(周总理和中央领导接见过的同志)做做工作，先找他们谈，然后叫他们写材料，了解他们去年听到些什么。”九月底，于等得知王震同志接见了郭小川同志，便立即下令：“郭是通天人物，要一追到底。”(见附件328—344、66、67)一九七六年春，于会泳还派人收集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上外贸出口工艺品的情况，收集李先念同志的材料，六月，在报送给“四人帮”的《文化动态》增刊(一)中，引用周总理关于工艺品“只要不是反动的、黄色的、丑恶的都可以组织出口”的原话，竟说这是“造成了‘四旧’又有回潮”的原因，把矛头又指向了周总理。(见附件345—351)
据不完全统计，被于会泳一伙攻击、整过材料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十二人，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三人，国务院副总理二人，中央国家机关领导同志二十二人，以及省、市、自治区和人民解放军的领导同志几十人。在一次会上，有人反映“文化部简直成了公安部”，于会泳竟得意地说：“就是要把文化部建成上层建筑领域的公安部。”(见附件352—354)
一九七六年一月，敬爱的周总理逝世后，“四人帮”加紧了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抛出了“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革命政治纲领，妄图打倒一大批党的老干部。于会泳利用文艺，不遗余力地推行这个反革命政治纲领，为“四人帮”最终颠覆政府而策动的新动乱制造舆论。
1、一九七六年一月下旬，于会泳按照“四人帮”的旨意，布置将影片《春苗》、《第二个春天》、《战船台》、《决裂》改编为“斗走资派”的反党戏剧。二月四日，于会泳下令“这四个戏今年要演出，最好是八月份……不能迟过国庆节。”并亲自奔走于京、鲁、沪之间，直接督战。(见附件355—361)
一九七六年二月六日，张春桥向于会泳布置“文艺作品要写与走资派作斗争”，于会泳积极进行组织，要文化部“作为一项主要工作来抓”。多次在会上叫嚣“写走资派”，“不要怕”，煽动“写县委、市委的党委书记搞复辟”，“可以写县、市、省、部”，要求“在文学、电影、戏剧等方面贯彻下去”，把文学艺术创作全面纳入写“走资派”的反革命轨道上。三月三十一日于会泳以核心小组的名义给张春桥写信，表示了“要象‘十八棵青松’一样，‘顶风劈浪迎头上，拼死拼活干到底’”的反革命决心，制定了二十部“写走资派作品”的创作规划，规划中写到中央有关部门一级或省一级的“走资派”有八部，写到地、县一级(包括工厂)的“走资派”有十二部，并规定年内完成十七部。(见附件362一372)
2、编造“写走资派”的反革命理论。于会泳多次在各种会议上叫嚣：“反映和走资派作斗争作品，是时代的要求，也是革命的要求，对反修防修具有重要意义。”胡说：“走资派有欺骗性、危险性、反动性、顽固性，这些东西在‘五类分子’身上也有”，“要敢于写较高级干部中的走资派，因为走资派越是职位高，权力大，它的危害性就越大。”还多次强调要写出“深度和广度”，说：“作品概括的面越大，就越要反映出更高一层的斗争，例如由写公社一级的走资派提到写中央部一级的走资派，也就越要使作品达到相应的深度。”甚至露骨地说：“这不仅是个艺术问题，首先是从政治上来考虑的。”(见附件373—379)
8、一九七六年二月经于会泳、浩亮审阅发出了全国美展的《补充通知》强调“特别要注意抓好”与“走资派”作斗争的美术作品。在《补充通知》的煽动下，各地绘制了一批“与走资派作斗争”的毒草画，恶毒攻击、丑化革命老干部。然后，他们搜集了二百多幅“与走资派作斗争”的画，准备举行全国美展。在于会泳的“农业学大寨题材的调演也要反映(“与走资派作斗争”)这一内容”的旨意下，改变调演计划，把准备参加调演的四十五个节目中的二十六个节目(占总数百分之五十七)改成“斗走资派”的戏。于、刘、浩。张还派出各种名义的调查组，到二十三个省、市、自治区去调查创作“与走资派作斗争”作品中的“阻力”情况，向江青、张春桥密报，并积极准备进行镇压。(见附件380一393)
4、积极炮制反革命影片《反击》、《盛大的节日》，把炮制这两部反革命影片列为文化部的重要工作，要求“全力以赴抓好”，“抓不好就对不起中央(指“四人帮”)。亲自组织讨论，对《盛大的节日》剧本(由上海组织创作)提供十八条意见，并要上海的“四人帮”党羽徐景贤“重视和支持这个剧本”；对《反击》(由迟群主持创作)，于会泳“担心他们搞不好，弄成个活报剧”，怕“放一阵、演一阵，也就给人家丢掉了”，因此，派出艺术把关小组参加工作，并亲自审查剧本，向迟群提供四点修改意见。一九七六年七月，他在一次会上叫嚣：“(《盛大的节日》)主题思想要明确，就是讲夺权。结尾也要结在夺权胜利上。”九月下旬，于迫不及待地要抛出《反击》，说：“这部影片一旦放映，将对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起很大推动作用。所以一定要改好。”指令摄制组立即修剪，尽快报“四人帮”。上述作品虽未正式出笼，但在全国已经产生了恶劣的影响，有的地方一些人甚至据以闹事，如河南三门峡有人将《反击》剧本散发，叫喊：“中央叫我们夺权了，我们还不夺？”(见附件394—406、293、294)
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十月八日，于会泳对刘、浩、张说：“我估计四位首长(指“四人帮”)出事了，这问题严重了，要变天了。这是要把毛主席身边的人都打下去，搞复辟，彻底翻文化大革命的案。都是那些对文化大革命不满的人，想趁主席去世之机，先把革命的左派搞掉，再算文化大革命的帐，这不是右派翻天又是什么？”还说：“到这种时候是枪杆子决定一切了。……有枪的话还能对付一下，现在只能等着被抓。”他和刘庆棠、浩亮、张维民等人紧张地分析形势，研究对策，同江青、张春桥、王洪文、毛远新的秘书，以及“四人帮”的同党祝家耀、鲁瑛、解力夫，还有京西宾馆、钓鱼台等处多方联系，探听虚实。当晚十时左右，徐景贤自上海来电话摸底，于会泳让刘庆棠对徐说：“文化部有病情，我们也病了。”这个话，成了“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搞反革命武装暴乱的触发剂。(见附件407—411)
与此同时，于会泳还与刘庆棠、浩亮订立攻守同盟，统一口径，妄图负隅顽抗。十月九日，于对刘、浩说：“反正我没有见到过江青直接反对毛主席的事情，所以我揭不出来。”刘、浩表示：“我们也没有见到过，也没有东西可揭。”于又说。“没见到，就是怎么的我也不能胡说。”十月十五日、十九日又两次告诉刘庆棠，对江青攻击周总理的罪行“不说，不说！”“忘了，记不住了，一点印象都没有了。”于会泳还把江青的题字、书信，以及他同“四人帮”一起活动的照片等进行涂改、销毁。于会泳几年来的笔记本一本也没有交出，估计是在粉碎“四人帮”后的最初几天被他销毁了。据张维民交待，于会泳还采取应变措施，布置张接他的班。(见附件412—417)
以上事实说明，于会泳积极投靠江青反革命集团，纂夺了文化部门的领导权，把文化部变成了江青反革命集团诽谤诬陷党政军领导同志、迫害文化人士、制造文艺冤案的重要基地，后果严重。于会泳是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重要成员、死党，应当受到党纪国法的制裁。
文化部于会泳专案组一九八三年二月
根据文化部文件原件翻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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